《沉重的翅膀》

作者：張潔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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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沉重的翅膀》以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國高層領導──重工業部正、副部長間圍繞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展開的一場「鏖戰」為主線，自上而下地表現該部、部屬曙光汽車製造廠及其基層班組的整頓、改革︒筆觸所及，從人物的世界觀到方法論，人物間的政治關係至婚姻家庭關係，從政治、經濟領域至哲學、倫理學、民俗學、文學藝術等領域內的種種問題，同時，還顧及到方興未艾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形勢。在如此縱橫揮灑的藝術描寫中，小說成功地塑造了力主改革的重工業部副部長鄭子雲、曙光汽車製造廠廠長陳詠明及其對立面，重工業部部長田守誠等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了「蟬蛻時的痛苦」這一富有哲理意味的題旨。

基於對生活現實、改革進程的感受和認識，作者重彩濃墨地描繪鄭子雲、陳詠明等人為整頓、改革而進行的悲壯鬥爭，著力表現他們的進攻與招架、邁越與受挫、歡欣與憂憤，揭示他們不僅不向直接的對立面妥協，而且還敢於在舊習慣、舊觀念的包圍中高高舉起標新立異的旗幟，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精神。尤其是鄭子雲，這是新時期文學中較早出現的具有豐滿性格的改革家、政治家形象，當代中國脊梁式的人物。作為優秀的高層領導幹部，鄭子雲既有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又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雖然年老多病，但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憂患意識又驅使他勇敢地投入改革的洪流，力圖從政治思想工作的改革入手，為企業管理探索新路。小說將他放在與對立面人物──田守誠的激烈較量中，放在新舊意識猛烈的碰撞中，揭示他「不安分」的性格和時感疲憊、寂寞的內心，敘說他那悲壯的鬥爭歷程。

田守誠和鄭子雲的對立，具有強烈的政治鬥爭色彩。他長期混跡官場，老謀深算，善弄權術，慣於見風使舵。對鄭子雲順應時代潮流的改革努力，不僅冷眼旁觀，而且處心積慮地找岔子、鑽孔子，無孔而不入；他悉心保養身體而靜候多病的鄭子雲不戰自垮；他不擇手段地要將鄭子雲十二大代表資格「弄下來」，因為憑他的政治嗅覺，鄭子雲會成為「改革派」中的「亡命徒」。這場發生在黨的十二大之前的兩個政府部長間的「鏖戰」，實際上，是我國當時阻遏改革與力主改革兩種社會勢力較量的縮影。

與此同時，小說還著力表現鄭子雲、陳詠明們始終須面對的傳統意識、「左」傾思想、庸人哲學、惰性心理，世俗觀念等「慣性勢力」的嚴重挑戰，在一張「無形的網」中左衝右突的情狀。副部長孔祥、局長宋克、鄭子雲秘書紀恒全等人跟鄭子雲、陳詠明的矛盾對立，典型地顯示了這類新舊觀念的衝突。孔祥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左」的觀念，宋克的偏狹和嫉護，紀恒全的世俗眼光和奴態心理，勢必要驅使他們走向改革者的對立面。

. 作者簡介

張潔，一九三七年生於北京，遼寧撫順人。一九六○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美國文學藝術院榮譽院士。一九七八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無字》，長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中短篇小說集《方舟》、《祖母綠》，小說集《來點兒蔥、來點兒蒜、來點兒芝麻鹽》，小說散文集《愛，是不能忘記的》等。

一

令人饞涎欲滴的紅菜湯的香味，從廚房裡飄送過來。砧板上，還響著切菜刀輕快的節奏。

也許因為身體已經恢復了健康，葉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融著太陽的暖意。

發了幾天燒，身子軟軟的，嘴裡老有一股苦味，什麼也吃不下去。

廚房裡送過來的香味，誘發著葉知秋的食慾。她跟許多善良的人一樣，一點兒順心的小事，都會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樂趣。

比方說，一個好天氣；一封盼望已久的來信；看了一部好電影；電車上有個吊兒郎當的小青年給老太太讓了座……現在呢，只是因為這晴朗的天；病後的好胃口；莫征周到而又不露形跡的關切。

多虧莫征。如果沒有他，誰能這樣細心地照料她呢？抓藥、煎藥、變著法兒地調換著伙食的花樣……但這番感慨莫征是不要聽的，他會拿眼睛翻她，還會不屑地從鼻子裡往外噴冷氣兒，好像她是賣梨膏糖的。

她高興。不由得想說兩句無傷大雅的廢話──你叫它耍貧嘴也行，或是唱機嗓子。她試著咕咕嚕嚕地哼了幾句，不行，嗓子是嘶啞的，還帶著齄齄的鼻音，兩個鼻管裡仍舊塞滿了沒有打掃乾淨的濁物。

她索然地發了一會兒呆，便收起了心。真的，一個人，即使在自己家裡，也不能太過放肆。這種放縱自己的行為，如果成為一種習慣，然後不知不覺地帶到辦公室，或者是帶到公共場合裡去，就會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責或非議。何況她在別人眼裡，已經是個行為荒誕、不合時宜的人物。

她愣怔了一會兒，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記的法文，不禁高聲地問了一句：「今天中午吃什麼？」

莫征在廚房用法文嚷道：「紅菜湯、臘腸和麵包。」

這孩子真不賴，竟然沒有忘記。這當然因為他自小生活在一個有教養的家庭。

有教養的家庭？──他現在什麼也沒有了，真正地成了一個孤兒，就像她一樣。

可教養又是什麼呢？在那幾年，它是一種容不得的奢侈品，是資產階級這個詞彙的同義語。

人類真是一群瘋狂的傻瓜，為什麼要創造文明呢？要是還停留在洪荒時代，或是還用四肢在地上爬行，一切大概會簡單得多。

莫征的父母，曾是一所名牌大學的法文教授。五十年代中期，葉知秋做過他們的學生。那時，莫征只有三歲多，很像英國電影《霧都孤兒》裡那個可愛的小男孩奧利佛爾。穿著一套淺藍色的法蘭絨衣服，黑黑的眼珠，像兩顆滾動著的黑寶石。每次開飯以前，他總是把兩隻洗得乾乾淨淨的小手，平放在桌子上讓媽媽檢查，然後有禮貌地用法文問道：「我可以吃飯了嗎？」每每葉知秋到莫教授家裡做客，總是戲謔地管莫征叫奧利佛爾。當時，葉知秋絕沒想到，他以後的命運，竟是孤兒奧利佛爾的翻版。為這，葉知秋總覺得有點兒對不起莫征。沒想到她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個巫婆的咒語，不然，何以會應驗得如此準確呢？「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雙雙死於非命之後，莫征成了靠偷竊過日子的小賊，像一隻流落在街頭的野狗。葉知秋第一次把他從派出所領回之後，他甚至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在她家裡來了一次捲逃。這也許是每一條野狗的經驗，躲著那些伸過來的手，再不就咬它一口。別相信它會撫摸你，它要麼給你一頓毒打，要麼就勒死你。

葉知秋再一次把他從派出所領了回來。她也弄不清自己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也許因為她自小也是一個孤兒，飽嘗過世態的炎涼和寄人籬下的痛苦？它們像一條天生的紐帶，把她和莫征聯在一起。

也許因為這一生她將永遠無法實現自己的母愛，像一切女人一樣，頑強地需要一個表現這種天性的機會。

對於一個女人來說，醜陋真是一種不幸。

說不出葉知秋臉上的哪個部件究竟有什麼明顯的缺陷，可是這些部件湊在一起，毫不誇張地說，幾乎使她成了一千個女人裡也難以遇到的一個頂醜的女人。

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頭髮，又粗、又多、又硬，頭髮的式樣也非常古怪。她又不肯讓理髮師剪個稍稍時髦一點的髮型，稍稍地削薄一點。於是，又短又厚的頭髮，像放射線一樣向四處支稜著，遠遠看去，活像頭上戴了一頂士兵的鋼盔。

渾身上下看不到一點兒女性的曲線和魅力。肩膀方方正正，就像伐木人用斧子砍倒的一棵老樹的樹樁。

沒有一個神經正常的男人，會娶這樣一個女人做妻子。

菜飯端進來了。

莫征像飯店裡老練的服務員，右手端著騰著熱氣的紅菜湯，左手拿著兩個分盛著臘腸和麵包的盤子。兩個盤子上還摞著一個小小的果醬盤子。

臘腸切得很薄，一片片錯落有致地向著一個方面，順著盤子繞成環形，斜躺在盤底。麵包切得很均勻，每片麵包的厚度一樣，簡直像用尺子比著、量著切出來的。

每每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鍋碗瓢勺在廚房裡做飯，或是帶著一種猜不透含義的微笑，像飯館裡的大師傅那樣，用勺子在炒鍋底上俏皮地敲兩下的時候，葉知秋的心裡，總泛起一種說不出是悲涼還是欣喜的複雜情緒。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們這一代人強。比如，直到現在她還不會做飯燒菜，如果沒有莫征，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單調透頂的食堂。奇怪，食堂裡燒的東西，別管是紅燒肉還是黃燜雞，永遠是一個味兒，你就分不清它們到底有什麼不同。她喜歡吃口味好的菜，可是要她為那種事分心她又捨不得時間，就算下個狠心抽出時間，她也不會做。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塗……

不，生存能力！當然她指的不是這個，實際上她想得更多的是，只要他願意，他可以幹好任何一件事情，別管是做飯、彈鋼琴、或是法文……可是他為什麼一副樂天知命的樣子端著這幾個盤子呢？不，也不是說端盤子有什麼不好，她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而是什麼呢？她的思緒飄移開去……

湯大概很燙，放在桌子上之後，莫征立刻吹著自己的手指頭尖。

那應該是一雙藝術家的手。手指粗而長，手掌厚而寬，指關節和橈腕關節都生得十分結實。小的時候他學過幾年鋼琴，小小的人兒，腳還夠不著踏板，卻會在一片琴鍵的轟鳴中忘記了玩耍和吃飯……可現在，當葉知秋心血來潮，在那架落滿塵土的鋼琴上，用僵硬的、不聽使喚的手指勉強彈上一曲的時候，他呢，卻遠遠地躲進自己房間的一個角落，彷彿那琴聲裡有什麼讓他感到害怕的東西……

什麼叫做應該是呢？莫征早已不是那個穿著一套淺藍色法蘭絨衣服的小男孩。他已經變成又高又大的青年，穿著一件軍綠色的棉布上衣，那是部隊上的處理物資。衣服皺皺巴巴，原先的扣子早已掉光，現在的五個扣子是有深有淺，大小不一。又肥又長的勞動布褲子，像沒有盛滿東西的口袋，掛在他那又瘦又長的腿上，褲腳上還有一個沒有補綴的三角口子。他所有的褲腳上幾乎都有這樣的口子，這大半和他幹的工種有關係。整天和樹枝、灌木叢打交道，灌水、剪枝、噴藥……一不小心，就會被樹枝刮破。即使這樣，他仍然是個讓姑娘們一見傾心的人物──假如她們不知道他的過去的話──方方的下巴，稜角清晰的大嘴巴，黑而柔軟的頭髮鬆鬆地披向腦後，彷彿修剪過的、不寬不窄的眉毛，整齊地、直直地伸向太陽穴，只是在眉梢有那麼幾根，微微地往上翹著，這使他在不動聲色的時候，也給人一種神采飛揚的感覺。也許因為黑眼珠比平常的稍大了一些，目光總顯得凝重、遲緩，還有點兒淡漠。

莫征用腳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在那張搖搖晃晃的凳子上坐下，凳子立刻吱吱嘎嘎地呻吟起來，彷彿因為這突然增加的負荷而感到極大的痛苦。

這聲音總讓葉知秋感到不放心。她不知說過多少次，要麼趕快拿去修理，要麼就丟掉它，不然，早晚有一天會摔壞人。而莫征總是懶懶地說：「沒事兒，只要您記著別坐它就行了。」葉知秋只好隨他。不過每每他往那個凳子上坐下去的時候，她的眼睛總會不由得對那凳子瞟上幾眼。這會兒，她的眼睛也還是那麼不放心地瞟著。

唉，太愛操心了。

莫征裝出沒有察覺的樣子，隨口問道：「怎麼樣？味道還可以吧？」

葉知秋這才低頭吹著湯勺裡滾燙的湯，匆匆地呷了一口，笑了，滿意地稱許著：「不錯，挺道地，像你的法文發音一樣。」

莫征的湯勺在半路上停住了。啊，為什麼要提起那與舊日的生活有關聯的事呢？莫征不願意回憶它。但只要有一點光亮，它就會像影子一樣地出現，緊緊地跟隨著他，糾纏著他，不肯和他分離，憑空地給他增添了許多的煩惱。他張開嘴巴，帶著一種差不多是發狠的樣子，嚥下了那勺菜湯，好像要把那煩惱和菜湯一起咽進肚子裡去。牽動他眉頭的那根神經不安地跳動起來。接著，他又用那副白而堅實的牙齒撕下一塊麵包。

「哐噹」一聲。葉知秋一愣，一時以為莫征到底坐翻了凳子。

不，那聲音是從天花板上傳來的。一定是樓上有人碰翻了什麼。

隨之而來的是小壯嚎啕的哭聲、雜沓的腳步聲和小壯的媽媽劉玉英極力壓抑著的啜泣聲。

莫征的臉上閃過一絲冷冷的微笑，說道：「高爾基筆下的生活。」

葉知秋停止了吃飯。

莫征，還是帶著那淡淡的、冷冷的微笑問道：「怎麼啦？」

葉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在比她似乎還老於世故、不易動情的莫征面前，她有時倒像個幼稚的、容易感情衝動的小女孩：「在別人的哭聲裡，我覺得難以下嚥……」

「你簡直像個基督教徒。」

她發脾氣了。她覺得他褻瀆了自己的感情：「莫征！」然後站起身來，往外走去。莫征把他長長的腿往她面前一橫，那弓著的腿，活像一個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欄：「您還是歇會兒吧，您管得了嗎？過不了兩天還得打。」

他說的是真話。樓上這一家，總是孩子哭大人罵的。那兩口子都不是潑皮式的人物，兩個孩子也都懂事聽話，可是，他們的生活為什麼過得那麼狼狽啊。

莫征和解地勸慰著她：「您還是再吃點兒吧，一會兒該涼了。」

葉知秋已經沒有了胃口，飯前那陣美妙的情緒不知為什麼已經消散得無影無蹤。她搖搖頭。

她無言地在寫字檯前坐下，順手翻動著因為生病沒有細讀過的那些報紙。習慣性地注意著哪些工程已經竣工投產、哪些企業已經超額完成今年的生產計劃……這些報導都給她一種年終將近的氣氛。還有一個多月，一九七九年就要過去了。她立即想起病前就應寫完的那篇報導，便在寫字檯上尋找她已經擬好的那份寫作提綱。

奇怪，那份提綱哪兒去了呢？她明明記得放在這一摞稿紙上嘛。沒有，也許放在抽屜裡了？她依次拉開每一個抽屜，每個抽屜都是同樣的雜亂無章：日記本、信札、郵票、裝著鈔票的信封或錢包、工作證、眼鏡盒（有好幾個）、藥瓶子（空的或是裝著藥的）……要是沒有極大的耐心，誰也別想在這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裡找到一件要找的東西。偏偏葉知秋就是一個頂缺乏耐心的人。每當她急急地在抽屜裡尋找什麼東西的時候，她都會下定最大的決心，什麼時候一定要清理一下抽屜，沒用的就把它扔掉。這裡有很多沒用的東西：這些舊信，瞧，還有這個空藥瓶子。「砰」的一聲，她順手把那空藥瓶子扔到牆角裡去。

可是，等到這陣騷亂一過，她便會忘掉自己的決心，那些廢物便依舊安然無恙地躺在抽屜裡。再說，那些舊信她也捨不得丟掉。

它們好像是她生活的記錄：失敗的，然而卻是昂揚的。

因為她是記者；因為她對每一個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持著由衷的同情；因為她對一切醜惡現象的義憤──在那些年，這些事情遍及每個角落──她採訪過的那些工人、基層幹部，把她當做了以心相托的朋友。她不自量力地干預了多少工作份外的事情喲！那些事情，照例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每當她像個沒頭蒼蠅，亂碰一氣，精疲力竭地回來，坐在桌前翻動這些信件的時候，她總是感到內疚，好像她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們。難哪。

遠方的客人往往會突如其來地光臨：站在門口，一個勁兒地搓著一雙骨節粗大的手，羞澀地微笑著，微微地漲紅了臉，然後，牢騷一發就是大半夜，鬧得莫征的房間簡直像個客店。

這兩年，信件的內容有了明顯的轉變：誰誰家的，被誰誰的後門擠掉了大學報考名額的兒子，終於考上了大學；誰誰的所謂叛徒問題終於澄清，恢復了工作；誰誰再也不穿小鞋了，因為那個靠幫派勢力上台的黨委書記被撤了職……這些信，怎麼捨得丟掉呢？但是，提綱總得找到。

「莫征，看見我放在桌上的一張紙了嗎？」她沒有說什麼提綱不提綱，那對找到或找不到完全沒有一點兒幫助。這孩子對她的工作總像不大看得上，從來不會朝她寫過的那些東西看上一眼。

「什麼紙？我沒在您桌子上拿過什麼紙。」

「一張稿紙，上面寫了字的。」

莫征這才想了起來：「噢──前天小壯來玩兒，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張廢紙給他包糖來著。」

葉知秋痛心了：「哎呀呀，那是我寫的報導今年工業完成情況的提綱，怎麼是廢紙？」

「我怎麼知道那是提綱。」莫征的語調裡竟沒有一點兒不安或歉意。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我寫過字的紙，不要亂動，不要亂動，你全當成耳邊風！」

莫征終於顯出一副懊悔的模樣。葉知秋那副氣急敗壞的樣子，令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誠心誠意地表示著自己的悔過：「有那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急什麼呢？那些報導什麼的，不過是些冠冕堂皇的官話。有人看嗎？又有人信嗎？」

「你怎麼能這麼說話？我看你腦子裡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越來越多了！」葉知秋拍了桌子。

莫征不再說話，只顧低著頭不緊不慢地吃著。房間裡只有湯勺磕著碗盞，以及莫征那輕輕的有節奏的嚼東西的聲音。

他們經常發生爭論，但讓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願意惹她生氣。在他那荒漠似的心裡，竟還有一片濃密的綠蔭，因為她是這個世界上他唯一信賴的、給他溫暖的、不記著他的過去的人。

最堅強的心，也許是最脆弱的心。對於在各種逆境中備受作踐、蹂躪、摧殘……從而變得殘酷、冷漠的心來說，再沒有什麼比「溫暖」這種東西更強大、更能征服它了。因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時他不能理解，他們之間不過差了二十個年頭，在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上，卻有這樣懸殊的差異。簡直莫名其妙！難道她們那一代人全是這個樣子嗎？唉，她們那一代，是多麼善良、多麼輕信、多麼純潔而又多麼頑固地堅守著那些陳腐觀念的一代啊！這種局面，讓葉知秋打心眼兒裡感到委屈，她覺得她終歸不是一個沒有頭腦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鮮的，感覺是敏銳的。她並不陳腐。陳腐這種印象是莫征這一代人強加在她頭上的。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有些年紀的人，大半是老朽的。

一九五六年大學畢業後，她在新聞戰線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

這工作使她的接觸面十分廣泛，對真實情況瞭解得多一點、深一點。她對許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雖然她感到無可奈何。她總在心裡告誡自己，葉知秋喲，不管你報導什麼，千萬不要有半點虛假，可不能愚弄養活我們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來說，她寧肯耍賴不寫，也不肯跟著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理論家們吹喇叭。她明白，這絕不是因為勇敢，而是因為她幸好不搞理論。相反，她是懦弱的。但這能怪她嗎？那是一個時代的懦弱。

她接觸過不少基層工業部門的同志。那是些實打實的人和實打實的工作。一般人覺得乾巴巴的數字，在她眼睛裡卻是一張張熟悉的臉、出爐的鋼水、轉動的機床、血管一樣輸送電流的送變電線路……每每想起這些，她總是感到安慰，畢竟還有人在腳踏實地地幹著。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腳踏實地的工作。可是，聽聽莫征在說什麼？「冠冕堂皇的官話」！她愈想愈氣，連下巴都有點兒哆嗦。她伸出長長的脖子，拿眼睛瞪著莫征，她的眼鏡也好像發了脾氣，恨不得從鼻梁上跳下來，在莫征面前跺上幾腳才解氣。

莫征不吃了，她顯然誤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臉上那種淡漠的冷笑，神情變得嚴肅起來。他說：「我不是說您的工作，我是說那些沒完沒了的數字。好些人都以為那些數字，是從基層到上面，一級一級按著統計表格的要求，個、十、百、千、萬，一個算盤子兒一個算盤子兒地扒拉出來的。實際呢，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偽造的，就連『最高指示』也在內。報紙上總在寫工業生產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額完成百分之幾，今年又比去年超額完成百分之幾。扯淡！有什麼意思。我並不是說這些數字全是假的，我是說它沒有意思。

「就拿咱們樓上老吳這個工人來說，他們家的生活狀況到底如何？應該有人寫一篇若干年來，這些流臭汗、出苦力、腳踏實地地為我們這個社會創造財富、並且使我們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以及農民生活改善情況的真實報導。這才能真實地反映我們的生產發展了沒有，發展得怎麼樣。要是老百姓的生活還不如資本主義國家，咱們的優越性還表現在哪兒呢？老百姓還擁護你嗎？您說那些數字有什麼用？您想過沒有？！」這回，倒是莫征難得地動了肝火，他越說越快，最後還使勁兒地把湯盤往前一推。菜湯灑了出來，向四周漾開，順著桌子一角淌了下來，淌了莫征一褲腿。他掏出揉成一團、髒得看不清到底是什麼顏色的手帕，擦著濕了的褲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

莫征的話，雖然帶著孩子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從五六年以後到三中全會前經濟政策上的那些問題。

如果不來回折騰，而是像現在這樣，有一個講求經濟效果的明確目標，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會大不一樣了。但無論如何現在比解放前還是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勁地說：「這些數字至少說明了我們的國民經濟年年都在發展，比起解放前……」

莫征立刻停止擦褲腿，打斷她的話說：「我就知道您又該這麼比了。老這麼比也不行呀，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你不是社會主義嗎？那是舊社會，沒有可比基數嘛。要是這麼比、這麼知足，早就應該停留在奴隸社會別往前進了。要知道奴隸社會比原始社會還進步一大截呢。」他露出一臉不屑再說下去的神氣，把手帕當成了抹布使勁兒往剩下的菜湯裡一摔，站起身來，拾掇起桌子上的碗盞向廚房走去。到了門口，又回轉身來，滿懷真情地對葉知秋說：「真的，您還是想想老吳一家子為什麼老是打架吧！」那真情的語調出自莫征的嘴巴，更有一種動人肺腑的力量。

因為他很少流露感情。

老吳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鄰居了。葉知秋還清楚地記得吳國棟曾是一個對妻子那麼體貼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劉玉英懷第一個孩子的時候，這棟樓裡的住戶，沒有一個不拿吳國棟那種過分的體貼開過玩笑。二樓的王奶奶經常說：「小吳啊，沒事兒，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雞下個蛋一樣，別那麼緊張，看嚇著小劉哇。」說歸說，葉知秋相信，只要沒有人看見，他一定會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劉捧在手裡，倒好像小劉是個剛下的雞蛋，而不是準備下蛋的母雞。小劉呢，又曾是一個多麼嬌美的小媳婦啊。不過是十幾年的時間，這一切全都哪兒去了呢？怎麼完全變成了另一副模樣？吳國棟怎麼變得那麼粗暴，兩個鬢角也過早地禿了上去；而小劉的額上怎麼也那麼快地添上了許多皺紋呢？難道物質生活的貧乏，真會這樣影響人們的精神生活嗎？話又說回來，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缺了哪一樣能行呢？她不能用自己的思想、生活標準，去評斷吳國棟家的事情。莫征首先就會說：「別飽漢不知餓漢饑。」她和莫征都是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中國有多少人像她這樣生活呢？他們大多有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兒女、生活、就業、升學、住房等一大堆需要考慮的問題。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以物質形式出現的，有什麼辦法呢？難道我們真是那麼窮嗎？說到哪兒，葉知秋也不肯相信。她總覺得窮並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們不知在什麼地方卡了殼。

問題到底在哪兒呢？她真想請個懂行的人，給她說個明白。

她恍恍惚惚地走去穿大衣。「您上哪兒去？」莫征問。

「我去打個電話。」

「帶上圍巾吧，您剛好，別又著涼。」莫征提醒她。

電話好不容易才打通，對方還沒有好氣兒地問著：「我是賀家彬，你是誰呀？」他老是那麼不耐煩。

「我是葉知秋。」

「我怎麼沒聽出來。」賀家彬一改那種拒人千里的口氣，「有什麼事要我辦的嗎？」

平時葉知秋很少和賀家彬聯繫。她太忙，他也忙。除非有什麼事需要他幫忙，她才打電話。他們是老同學了，用不著客氣。所以葉知秋一打電話，賀家彬就以為她遇到了什麼難題。

「不，沒什麼。我是想約你陪我去訪問一下你們的那位副部長鄭子雲。」

賀家彬那邊好久沒有搭腔，葉知秋以為電話線路斷了，趕緊問：「喂，喂，你聽見了嗎？」

「別喂喂，我耳朵沒聾。」賀家彬佯做不解地問：「你想幹什麼？」

「咦，不是你老向我吹噓他嗎？說他工作有魄力，是個幹事、不是混事的人，政治堅定，原則性強，對經濟體制改革、對如何把生產搞上去，都有一套積極的想法。還有什麼什麼的……你還建議我給他寫篇報告文學呢，怎麼忘了。」

「哼哼──」賀家彬的這兩聲哼哼，不知是笑，還是一種無言的警告。

「怎麼樣，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賀家彬斬釘截鐵地說。

「你怎麼出爾反爾呀？」

「我從來也沒說過要陪你一塊去。」

葉知秋一時語塞。確實，他從未說過陪她一起去採訪鄭子雲。

那麼，他當初又何必鼓動她呢？「你為什麼不去？」

「我──我受不了他那位太太。不論誰上他家，都像去求他們賞點好處。我是看那種臉子的人嗎？再說──」他本來想說，部裡的情況挺複雜，鬧不好就會捲進兩種力量的矛盾中去。你要是支持鄭子雲的主張，就是反對田守誠部長。你說你沒參與？沒門兒，那時你想擇也擇不乾淨。田守誠那張網可是大得很哪，別以為你不在工業系統，人家照樣可以收拾你。什麼老戰友啊，老首長啊，橫裡、豎裡，關係多得很，你一個小小的記者，吃得消嗎？！可是一回頭，看見石全清進了辦公室，便收住了話頭，改口說：「反正我不去。」

「你這個人真是──好吧，那你把鄭子雲的地址告訴我，我自己去。」

「我勸你也別去。」

「那你就別管了。」

賀家彬的心軟了。說歸說，他能看著她隻身一人深一腳、淺一腳地瞎蹬嗎？

二

頭髮的確燙得不錯，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個方向，很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派。她上了年紀，不能再像年輕的婦女那樣弄得滿頭小卷。再說那也很俗氣，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階層的婦女，好不容易燙次頭髮，不弄得滿頭是死死的小花，頂好一年不用再燙，就像虧了本似的。

她對著前後的鏡子，從從容容地打量了額前、腦後、兩側的頭髮，滿意地微笑著，向站在她身後、舉著另一面鏡子的劉玉英點點頭。

她想：這理髮員的手藝不錯，難怪人家向自己推薦。只是她的眼神為什麼顯得那麼愁苦？年紀不大嘛，怎麼這麼一副消沉的樣子。讓人看了心裡挺沉悶的。

夏竹筠輕輕地舒了一口氣，等著理髮員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銀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份量很輕，是用上好的毛料縫製的。提包的式樣也很少見，扁扁的，很寬，面上有壓製出來的花紋。那是鄭子雲去年到英國考察給她帶回來的禮物。

這是老規矩，不管老頭子上哪兒出差，總得帶些禮物給她。逢到這時，她的臉上就會浮起皇后接受藩邦進貢時的那種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頭子在杭州給她買龍井茶葉的時候，帶著怎樣一種揶揄的口氣，學得保定府的口音對人說：「送給我『耐』（愛）人的。」她一定不會這麼笑了。

劉玉英站在一旁，看著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輕輕地蒙上頭巾──小心不要壓壞了剛才做好的髮式──又慢慢地打開包。這種緩慢，絕不是有意做出來的。這是那種有個有地位的丈夫，又長年地過著優裕的生活，受慣了人們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緩慢。她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哪怕是掉了一張化妝品的使用說明，也會讓人把急著要辦的事情扔在一邊，耐著性兒，畢恭畢敬地守候在她的身邊，隨時聽候著她的派遣。

夏竹筠從提包裡拿出一個精緻的羊皮錢夾，淺黃的皮革上，燙著咖啡色的花紋，配著兩個金黃色的金屬按鈕。

皮夾裡至少有五六張十元錢一張的鈔票，那幾乎是劉玉英一個月的工資，也許還要多。劉玉英只有發工資的那一天，身上才會帶著這麼多錢。平時，能拿出來的，不會超過一元。

夏竹筠從錢夾裡抽出一張鈔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這麼一捻，還能捻出來一張，然後遞給了劉玉英。

在櫃檯前交帳的時候，小古覺得劉玉英的面容，因為愁苦顯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數著零錢，一面匆匆地看了看牆上的掛鐘，對劉玉英說：「五點半，你該下班了。」

劉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沒有說話，心裡想，下班又怎樣呢？還不是一大堆煩心的事在等著她。

錢很髒，揉得皺皺巴巴，特別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惡地用手指頭尖兒輕輕地捏著，不過在裝進錢夾之前，並沒有忘記清點一下應當找回的數目，然後合上錢夾。錢夾上，那兩個金屬按鈕，清脆地「咔嗒」一響。

夏竹筠再次向鏡子裡瞥了一眼，然後向理髮店門口走去。劉玉英在她身後，輕聲地說了句：「再見！」夏竹筠趕緊回過頭去補了一句：「再見！」想不到一個理髮員，還挺懂得規矩，倒顯得她好沒教養。她心裡有些不快。這理髮員，服務態度是不是有些好得過了勁兒？走出理髮店大門，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錶看了一眼。嗯，四個多小時又打發過去了。夏竹筠並不在乎時間，她愁的是如何打發時間。洗衣服、收拾房間、做飯有阿姨管著。跟前剩下的這個女兒也大了，已經參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個攝影記者。唯一操心的是，得給她找一個稱心如意、門當戶對的丈夫。

心裡高興的時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時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著睡覺哇。織毛衣吧，幾年也織不好一件。老頭子笑著說：「等你這件毛衣織好了，我的鬍子都該綠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種消遣。

當然，她還可以看書、看報。鄭子雲給她訂了許多雜誌、報紙，每天幾乎有一大半時間在看書，看雜誌，看報紙。她和有些高幹夫人可不一樣，她上過大學，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她並不能理解或是記住書上、雜誌上、報紙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頭子在部裡開會，女兒在外面有活動，會客室幾張大沙發上就她一個人，守著一台二十英吋的彩色電視機。說她在看，又分明瞇著眼睛，似睡非睡；說她沒看，又明明對著電視機坐著。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著了。於是，便會找點事情來想。她用不著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願意睡到幾點就睡到幾點，不必急著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兒的婚事：王副司令員的老二還沒有對象，不過那孩子吊兒郎當，沒什麼正經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兒子，可那孩子身體不好，別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兒；又想起田守誠的老三，長相不錯，人也聰明，是個翻譯，不知有沒有對象了……

鄭子雲堅決反對，說：「這叫什麼？你想搞政治聯姻？我看不慣這一套。假如一個部，或一個單位的黨、政領導，都照你這種辦法搭上親家，還怎麼工作呢？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嗎？要是大家坐在一起開會，誰能說清那是研究工作，還是在走親家。別忘了，咱們還是共產黨員。搞什麼名堂！」

夏竹筠撇嘴。共產黨員怎麼啦，黨章上也沒寫著幹部子女不能通婚。現在和外國人還能通婚呢，中國人和中國人結婚倒成了問題。真是豈有此理。

當然，在她這樣的年齡，花這樣多的時間去裝扮自己，已不是為了討什麼人的歡喜，而是她這個身份的習慣使然。她那位忙著上班、忙著開會、忙著深入基層、忙著打電話的鄭子雲，從來沒有時間欣賞她的衣著和髮式。他的電話那麼多，惹得她經常埋怨：「整天給你接電話。」他卻說：「誰讓你那麼愛接呢。」不讓她接電話，那可不行。那是顯示女主人的權力以及監督丈夫的重要一環。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著鄭子雲去北京飯店參加了一次舞會，第二天，她問：「你覺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適嗎？」

鄭子雲認真地想了想，說：「不錯，淺黃色很配你的皮膚。」

聽了他那經過認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陣。

然後，她氣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該不會突然患了色盲症吧？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紅色的縐綢旗袍啊。」

他聽了之後，卻哈哈大笑：「那麼，你再做一件淺黃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淺黃色的綢襯衣穿給他看的時候，他早已忘記了自己說過淺黃色很配她膚色的這件事，卻說：「淺黃色？你穿起來好像不怎麼合適。」

除此之外，他沒有什麼可挑剔的。年輕的時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風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許多女人羨慕得眼紅。而且他很忠實，對任何女人都沒有興趣，就連她，也好像是他房間裡一件可有可無的擺設。他們早就不住在一個房間裡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當初不該弄個老婆來麻煩自己？或許他們結婚的時候，他錯把青年人的衝動當成了愛情？他是不是從來沒有愛過她，以致他把自己沒有實現的熱情全部獻給了工作？有時她埋怨他：總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這個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張羅，小女兒能到那麼一個理想的單位去工作？攝影記者，這工作又體面又輕鬆，接近的是上層人物，見識的是大場面。當然，還得張羅一套好房子，老頭子恢復工作的時候，部裡的房子一時緊張──怪事，部裡年年蓋房子，偏偏想不到給部長級的幹部蓋一些──只好在這套房子裡住下了，這哪裡像個副部長的房子？五個房間，還是四層樓。瞧瞧別的副部長，有誰住這樣的房子？又不是讓部裡專門給蓋一套，換一套合適的，還是合情合理的吧？這事靠鄭子雲算是白靠，還得由她出面。

顧客一走，好像把劉玉英撐著的那點勁兒也帶走了，她覺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沒有合眼，早上連飯也沒吃就出來了，中飯也沒嚥下去幾口，一口氣堵在嗓子眼裡，使她難以下嚥。

想起來她就傷心，可是她不願意坐下來歇著。她必須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淚立刻會流出來。她拿起掃帚，打掃散落在地上的頭髮。

長這麼大，不論爹，不論娘，別說碰自己一手指頭，就連一聲申斥也沒有過。昨天，她卻挨了一個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連命都捨給他的丈夫。為什麼？不過是因為小壯打碎了一個暖水瓶。吳國棟也不問問孩子是不是燙著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說了一句：「不就是一個瓶膽嘛，一元來錢的事兒，幹嗎打孩子。」

聽聽吳國棟說的是什麼喲：「聽你說這話，好像你是個部長太太！一元來錢，你有幾個一元來錢？」

一元來錢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來錢，也要顛過來、倒過去地盤算好幾遍呢。誰要是沒過過那種日子，誰就體會不到一元來錢是怎樣牽動著一個家庭主婦的心。

自從吳國棟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後，每個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資，也就是五十幾元，她自己，加上輔助工資頂多五十多元錢。

四口人，每個月還要給吳國棟老家裡的父母寄十五元錢。吳國棟有病，需要加強營養，再有，能讓兩個孩子眼巴巴地看著嗎？吳國棟也嚥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日子還能過得去。只不過劉玉英要使出渾身的勁兒才行。

為了省幾分錢，她從來不買切麵或掛麵，哪怕在理髮店裡站一天，腳背腫得多高，回到家裡，也要自己擀。

為了省幾分錢，她從來沒有買過新鮮的時菜，總是到地攤上去買一角錢一堆的「處理菜」。大姐從新疆來信說，那裡的青菜很貴。

這麼一比，北京還是不錯，什麼都有處理的賣：菜啦，魚啦，布啦，鞋啦……劉玉英很熟悉在哪幾個商場可以買到這樣的便宜貨。

為了省點洗衣粉，她充分地顯示了她在計劃方面的才能：先洗淺色的衣服，後洗深色的，然後再刷兩個兒子的鞋，最後還用這不起沫的黑湯洗拖把。

她把一個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來打發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當姑娘的時候，她哪過過這種日子，受過這種罪。不過，那時候情況不同呀。她懷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時候，家家的日子過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後，這日子一天天地就難起來了。

難，可是她還怕爹媽知道。一是怕他們惦記，二是他們自己的日子也不寬裕。爹從廠子裡退了休，弟弟也添了個小閨女。何必讓他們揪心呢！每次回娘家看看，劉玉英總是盡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齊一點，還帶上一盒子點心，不過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這一切苦心都逃不過慈母的一雙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計地找個藉口，總要添補添補閨女。老大、老二過生日啦，逢年過節啦，還琢磨著怎麼才能不讓女婿看出來，免得傷了女婿的自尊心。

這還不算，劉玉英放棄了女人天性裡對於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來，她很喜歡一塊駝色的，上面有綠色和藍色小麻點兒的棉的確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來塊錢。

她下不了決心，在櫃檯前頭轉了幾個來回，最後，還是買了塊布的。

想來想去，還不如用那些錢給吳國棟買些營養品，再說，兩個兒子也該添棉鞋了……

這一切勞苦，全像她一個人應該受的。沒有一句體貼的、知情的話，卻遭到這樣的搶白，這樣的奚落。這也罷了，憑什麼還要拿孩子撒氣呢？不是一次、兩次了。孩子有什麼罪！要是你沒能耐撐住一個家，你就別結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撐住它，那才叫個男人。要是你只會怨天怨地，打孩子罵老婆，拿他們撒氣，你還叫男人嗎，那叫窩囊廢！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氣，就說了一句更讓吳國棟火上澆油的話：「誰讓你不是部長。」

「你當初怎麼不找個部長嫁去。」

誰也不饒誰，誰都覺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誰都覺得對方不憐惜自己。於是，你一刀、我一槍，話趕著話，越吵越厲害。自然，小壯又成了借題發揮的對象，吳國棟往死裡打，劉玉英就堅決不讓。本來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著打著，吳國棟往劉玉英臉上來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為嚇懵了。他這是怎麼啦。

劉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著他，傻了一樣。

這幾年，他們經常吵架，卻從來沒發生過動手的事情。這究竟是怎麼搞的，又應該怪誰啊？這一巴掌倒好像把吳國棟自己打清醒了，他這才感到，劉玉英是家裡的功臣，要是沒有她，這個家怎麼撐得下去呢？他問過她憑著那點收入，怎麼把日子過下來的嗎？沒有。他想過她有什麼小小的需要嗎？沒有。她，毫無怨尤地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無言地、堅忍地擔著這副力不勝任的擔子。

女人，也許比男人更為堅忍，更為頑強，更富於自我犧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麼邪，卻不能立即說出一句贖罪的話。

而在那一瞬間，劉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過，不如立刻死掉，讓吳國棟後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誰來管呢？也許他們會攤上一個苛刻的後娘。她想起小時候聽過的，那許多後娘虐待前房孩子的淒慘故事，眼淚止不住地淌了下來，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過，和吳國棟離婚。可離婚像什麼話，那會讓人覺得她不正經，好像她幹了什麼丟臉的事兒。不是嗎？人們不就是用那種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離過婚的婦女嗎？不行，她決不能讓人家指自己的脊樑背。她想過，一捲鋪蓋捲回娘家去。不行，家裡哪有地方讓她住。再說，兩位老人又該多麼地著急……想來想去，從早上到現在，也沒有想出什麼好辦法來懲罰吳國棟。

天哪，她想：為什麼她的命是這樣的苦啊。比起剛才那位顧客，她們的生活該有多麼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樂。她的男人，別說不會打她，就連一句重話也不會說啊。

想到這裡，眼淚又湧了上來，她生怕別人瞅見，趕緊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潔白的、輕飄飄的雪花，在寒風裡歡快地飛舞著，這是今年的第一場雪。這讓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時的生活，也是這麼輕盈、這麼新鮮、這麼清涼涼的。多好啊！從外面又進來一男一女兩個青年。姑娘的臉蛋被冷風吹得緋紅，越發顯得眼睛亮晶晶、活潑潑的。

小伙子手裡拎著兩個很大的提包，裡面滿塞著印有各個商場名稱的紙包。一進門就站在那裡，傻傻地笑著，並非有什麼可笑的事情，只是因為他覺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劉玉英接待過各式各樣的顧客，她知道，眼前這兩人，是準備辦喜事的一對兒。

姑娘對劉玉英說：「同志，我想找這裡的劉師傅……」

「你找她有什麼事呢？」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約是為了使人注意，他將要談到的事情，是多麼重要：「我們想請她給燙個頭，聽說她的手藝頂好！」

開票的小古插嘴說：「找誰燙不行，我們這裡的師傅，手藝都不錯。」她覺得劉玉英今天的臉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病了也不休息一下。這人太要強，心也太好，只要顧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沒有不答應的。

小伙子窘了。打這樣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當然還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樣才能讓人們明白，這件事對他，對他未來的妻子有多麼重要：「是這樣……」他找不到恰當的語言了。

劉玉英明白，現在，對他來說，一切與他未來的妻子有關的，哪怕是頂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頂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煩，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氣的勁頭裡，有一種動人的東西。她不由得說：「我姓劉。」

小古說：「好吧，好吧，那就開票吧。」然後小聲地埋怨劉玉英：「瞧瞧你的臉都腫了。」

姑娘把錢遞給小古：「冷燙。」

小古立刻把錢塞了回去，看看牆上的掛鐘說：「喲，冷燙可來不及了。」

那兩個被幸福衝擊得有點昏頭昏腦的小傻瓜，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並不都以他們那個點為中心。他們面面相覷地站著，不知道該怎麼好。

姑娘說：「明天哪兒還能抽出時間來呢？來不及了……」

劉玉英朝小古使了個眼色。小古像發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給你們開個票就是。你們可得好好謝謝這位劉師傅。」

姑娘站在掛著各種髮型的鏡框面前，看了一會兒，帶著茫然的微笑，回過頭去問小伙子：「燙個什麼式樣的好呢？」

小伙子也帶著同樣的微笑，鸚鵡學舌似的重複著：「燙個什麼式樣的好呢？」然後，像是忽然來了做丈夫的靈感：「劉師傅，您看吧，您看哪個式樣合適那就準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對，準行。」

劉玉英說：「好吧，既是你們相信我，我就看著辦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辮，剛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雖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著她手裡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卻分明不在這裡，而是在盡力地分辨著、捕捉著什麼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東西。

他在想什麼？也許他在想，辮子，辮子，剪了這辮子，她就要跨進另一個門坎。這種時候，是不是應該由他牽著她來邁過這門坎兒呢？劉玉英停住手，對小伙子說：「也許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適。」

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心裡還朦朧著的、沒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卻被這個眼神愁苦、面目浮腫、也許還沒有多少文化的婦女，勾勒得那麼清楚、那麼貼切。她怎麼會有這樣的能力呢？這當然不在於人的文化水平，而在於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顆專為體會美好事物的心。光憑這樣一顆心，就應該得到人們的尊敬。

小伙子幾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數的人，在看到一朵美麗的花，而又不得不親自把它摘下的時候，都會產生這種矛盾的心情吧？他拿著兩條剪下來的辮子看了很久，然後小心翼翼地裝進了一個塑料口袋。這一切情景，劉玉英覺得都像十幾年前她和吳國棟經歷過的一樣。

劉玉英拿著吹風機，最後再把那姑娘的髮式修飾一下。

鏡子裡映出的，是兩張多麼不同的面孔。在那張緋紅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邊，她的面孔更顯得蒼老、灰暗。她也曾有過這樣緋紅的面孔和這樣亮晶晶的眼睛。看著眼前這張年輕而美麗的面孔，劉玉英心裡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願：「哦，姑娘，希望你永遠這樣美麗，這樣新鮮啊。」

吹風機嗡嗡地響著，劉玉英用手托著姑娘耳後的頭髮，於是兩個髮捲繞過耳後，往臉頰前面彎了過去，給那姑娘的臉上添了一種少婦的嫵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著鏡子裡那個顯得陌生了的面龐，羞澀地微笑著。她還不習慣自己的這個新形象。

兩個年輕人不知怎麼都意識到了，婚前的這個晚上，他們在這個理髮店裡所經過的一切，以及遇見的這個並不奇特的理髮師傅，將會在他們未來的生活中，發生一種長遠的影響。

小伙子在一陣激動和慌亂之中，從提包裡掏出一個紙袋，遞給劉玉英：「劉師傅，請您收下，這是──這是我們的喜糖。」

劉玉英執意不肯接受：「哪能這樣，我心領了。」

推來推去，盛情難卻。劉玉英只好打開紙袋，挑了兩塊包著紅色箔紙、印有「囍」字的奶糖，然後又把紙袋塞進他們的提包，送他們出了理髮店。

路上行人已見稀落，地上的雪也積了薄薄的一層。劉玉英站在雪地裡，久久地望著他們遠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裡默祝那姑娘：「願你永遠這樣美麗。」

直到他們的背影消失在夜色裡，她才掉轉頭來，她看見，在理髮店門口的一棵樹幹上，靠著吳國棟。他一定在那裡站了很久，舊棉帽上、肩膀頭上、圍巾上全都積了一層薄薄的雪花。劉玉英用力攥住手裡的兩塊喜糖，看著吳國棟一步步地向她走來。

三

賀家彬嚴厲地、甚至還有點幸災樂禍地看著他面前那張胖得幾乎汪出油來的大臉。那張臉真大，差不多比一張普通的臉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聲彩，用舊戲園子裡那種怪聲怪氣的調門兒來一聲：「好臉，好大的臉！」再不，就來一聲：「好大的面子！」

那張油臉的主人，年紀並不很大。但脂肪卻過早地在他的腮幫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積下來。那是長期沒有節制地吃喝的結果。

賀家彬心裡想：「著急了？活該！也該讓你著著急，那些脂肪也許會消下去一些。」

賀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著急呢。他不過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樣子罷了。他幹了採購員這一行，整年在外頭走南闖北，知道該用哪一種態度對待哪一種人。臉上的表情，如同京戲裡的臉譜，根據不同的觀眾的胃口，決定演哪一折，畫哪一副。賀家彬這種人，頂好對付。他不過是個經辦人，當然首先要通過他，這叫敬酒。實在不行，可以甩開他，去找馮局長。馮局長是地委書記的老戰友，他們這個發電站配套用的全部機械、電器設備就是走馮局長的後門解決的。眼下這點小事，不在話下。但也不能為了屁大的事，動不動就找局長。利用關係，也是一門學問，要看時機，看火候。這就好像一筆存款，總有用光取完的時候，你得抻著點兒，不到關鍵的時候不能隨便亂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還要不斷地再往存折上加一點。

那人堆著一臉謙卑的微笑，說：「是不是麻煩您再向生產廠打個招呼，把電壓等級改一下，我們填寫訂貨卡片的時候，時間太緊，沒有顧得上再複查一下。」

「笑話！這麼普通的常識，怎麼還會搞錯？這種規格型號的風機，配套電機的電壓等級就應該是六千伏，怎麼會寫成三百八十伏？也許填卡片的人當時喝醉了吧？這是業務工作，不是阿貓阿狗都可以擠進來混飯吃的。」他氣惱地拍了拍那張攤在桌上，揉得皺皺巴巴的訂貨卡片，「再說，這事兒我也管不著，你們這個發電廠，是今年國家計劃外的，根本就不應該通過我們這個渠道訂貨。我們這個渠道，只保證國家計劃內基本建設項目的需要。我真納悶兒，你們是通過什麼辦法把機電設備弄到手的。」

賀家彬連挖苦帶損地發洩著自己的怒氣。他常常感慨現在的工作簡直不好幹。要麼不幹，只要幹，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比方眼前這個人，據他所知，早先是他們縣供銷社的售貨員。

他要好好幹他的售貨員，也許是塊挺好的材料──也難說，就憑他這油滑勁兒，要不貪污才叫見鬼──可偏偏要當什麼採購員。有些人，準把採購員當成售貨員了，以為那不過是和賣針、賣線、賣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兒，而且還可以借著這個差事遍遊名山大川。為什麼？無非因為他是那個電廠廠長的小舅子。正因為如此，才鬧出這種驢唇不對馬嘴的笑話。鬧了這樣的笑話，賠了公家的錢都算不了什麼，反正不會從自己腰包裡往外掏一分錢。

這種夾塞兒、走門子的事，他見得太多了，何足為奇！別說這麼一個小小的發電站，就是大的又怎麼樣？那一年，某位首長，不就是塞進來一個十二萬五千千瓦的大機組嘛！因為那個電廠的基本建設指揮長，戰爭時期是那位首長的警衛員，不必經過什麼手續可以直入首長府，話就好說多了嘛。賀家彬在重工業部待了這麼多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哪年沒有幾個頭頭腦腦說上就上的建設項目呢。計劃內沒有？算不了什麼，可以增補計劃嘛。那計劃的嚴肅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戰線過長，沒法兒不長。制訂得好端端的計劃（這計劃是否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還可以進一步總結），誰想往上加一個就加一個。五個人吃的飯十個人吃，誰也別想吃飽。還要強詞奪理，叫做「有飯大家吃」。

往下砍吧，壓縮一下吧，你砍誰的？誰的後臺都挺硬。於是就這麼湊合著，誰也別想快，一個大中型的建設項目，搞個十年八年完不成誰也不著急，反正離自己的心、肝、肺還遠著呢。

就拿這位小舅子來說，雖然沒給哪位首長當過警衛員，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兒。前不久，運來了不少核桃、紅棗、雞蛋，還有名酒……處裡大家分了。當然，給錢了。誰能不要呢？外頭買不著哇！而且價錢還便宜得多。就連賀家彬也買了十斤雞蛋。他是單身漢，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個副食供應本，每月憑本還可以供應兩斤。

他們這裡什麼都不缺。黃花（註：金針花）、木耳、花生米、人蔘……全國哪一個省不需要建設電站呢？又有哪一個省沒有土特產呢？當地的管電的又有什麼弄不到手呢？需要什麼，只要張張嘴，不想辦法送來，就拉你的閘，停你的電！哪個單位能離了電呢？就連土特產公司也不能例外。建電站的單位，要想很快把電站建設起來，除了要為投資以及木材、鋼材、水泥……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機電設備能不能及時地、按質按量地拿到手也是關鍵哪。要想按質按量把設備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這些設備的人們的關係。人熟好辦事嘛。到時候，可給可不給的，也許就給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貨的，也能順順當當地提前了。

事情就是這麼進行的，就像人體某個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長了一個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會影響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進行這種畸形的循環，把養料不斷地送進那累贅的瘤子裡去，養肥那多餘的細胞，任它長大、膨脹，慢慢地侵吞著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

而且，據說這麼一個縣辦的小電站，就派了五六個人在北京坐跑投資（只靠縣裡自籌資金根本不夠，還是得靠國家貼補）、材料和設備。在招待所裡包了一間房子，一包就是幾個月，進出都是出租小汽車。光小汽車一項開支幾個月下來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縣農民的血汗錢哪。如果能辦事，倒也說得過去。可是，就像這風機卡片一樣，電壓等級六千伏寫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Ｚ也可以寫成阿拉伯數碼２。這是哪兒和哪兒啊。

賀家彬知道，他生氣也好，說刻薄話也好，不過是耍小孩子脾氣。這種事，他管得了嗎。再說，這傢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馮局長，馮局長可以找何處長。賀家彬不願意幹，何處長可以找個辦事靈活的同志辦，反正又不是計劃內的項目，沒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讓石全清去辦。石全清正巴不得有這麼個機會來踩賀家彬。

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說，要支援農業建設啊──這個電站，打的不就是這塊招牌嗎？──這是對農業現代化的態度問題啊。不想出這樣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處長、馮局長那裡匯報點什麼呢？他不是要爭取入黨嗎？石全清確實在密切地注意著賀家彬的一舉一動，但他從不流露出注意的樣子。他正在看《參考消息》。不要以為他看《參考消息》是裝樣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觀六路，又可耳聽八方，四下裡全不耽誤。

在石全清看來，賀家彬的行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賀家彬共事多年了，在這許多年裡，他眼見過賀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頭，碰過一次又一次的釘子。他能夠清楚地看見橫在賀家彬面前，並且注定要把他絆個大跟頭的每一塊石頭，但他從來不提醒賀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賀家彬這樣折騰下去。因為，人在跌跤的時候，很容易丟掉自己的金錶或錢包。偷別人的金錶和錢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撿，而且還不會被丟東西的人發現，因為，那會兒，他正疼得難忍呢。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這樣奇妙地平衡著。一種生物常會攀附在另一種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蘚類、蔓藤類的植物攀附在老樹的周身。它們不像菌類，只在死亡的樹幹上依存，它們是在活活地掠奪著、吸吮著老樹的生命。

賀家彬現在的這些言行，雖然還不值得石全清立即採取什麼行動，但是，先放在那裡，總有用處的。

辦公室的門，先是無聲地開了一道小縫，然後「吱呀」一聲大大地敞開。從何婷處長比往日越發顯得威嚴的步態上，從她臉上那種大驚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態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賀家彬的。

她走到賀家彬的辦公桌前，剛要對他說些什麼，電話鈴卻響了起來。

那一定是長途電話，鈴聲急促而持續。

賀家彬拿起話筒：「喂，哪裡？」

「我是長途臺，找賀家彬講話。」

「我是賀家彬，請講吧。」

「喂，喂，你是老賀嗎？我是洮江水電站的老蔡呀。」

「你有什麼事呀？」

「喂，喂──喂，喂──」

「你老喂喂什麼，有話就講嘛，什麼毛病！這是長途，你這喂喂就喂了一分鐘，要算錢的。」

「是這麼回事，我們的水輪機是在奧地利訂貨的──」

「這我知道。」

「最近奧地利才把主機的技術數據寄來，上次訂貨會議上訂的機電設備，有很多不符合主機技術數據的要求。我們要求退貨呀。」

嗬，說得倒輕巧，重工業部好像是個皮鞋店，鞋子選得不合適說退就能退。賀家彬立刻大吼起來：「我早就跟你們說過，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機技術數據來了之後再訂配套設備，你們就是不聽。現在都什麼時候了？生產廠早已經投料了，你退貨，生產廠怎麼辦？」

老蔡滿腹牢騷地申辯著：「你老說等一等、等一等，我怎麼個等法？訂貨會議一年才一次，這趟班車一誤就是一年。到時候外國人的主機到了，國內的配套設備還沒訂上怎麼辦？只能先這樣估摸著訂上貨再說。這是你們自己訂的制度嘛。人家國外都是用戶隨時訂貨，生產廠隨時接。有買賣就幹，哪有一年只許訂一次貨的，人家要是也這麼幹，工廠早關門了。你們把這套辦法改改行不行？讓我們參加訂貨會，也是上頭的安排嘛，我們不訂貨行嗎？到時候說我們耽誤了工程進度，我們受得了嗎？我們是按國家計劃辦事嘛，怎麼能怪我們呢？」

老蔡說得對，能光怪他們嗎？多年來，計劃工作成了這麼一個模式。每年先開材料訂貨會，也是過時不候，班車一過就是一年。這種僵硬不合理的體制，生產廠也同樣受不了。因為設備訂貨會開在材料訂貨會之後，生產廠訂材料時還不知道用戶要訂的設備是什麼，也只好先估摸著訂一批鋼鐵、有色金屬材料。等到用戶需要的設備訂貨下來，生產廠原先訂的材料和加工這批設備需要的材料滿擰。然後，只好再想辦法去串換材料。又沒有交易市場，弄得材料庫存積壓量很大。每年只好再開幾次材料調劑會，說是調劑了庫存多少噸。領導一看，好像成績很大，其實都是自己多出來的事。這能怪企業嗎？難道不能有一個更靈活的、使材料供應和生產需要相結合的市場嗎？老蔡埋怨他們，他們埋怨別人。實際上這都是經濟體制上的大問題，需要認真地改革。什麼時候工業經濟也能像農業一樣，有條放寬的政策，真正搞活起來，這才是解決材料積壓，加速資金周轉的根本辦法。

而一些合理的規章制度，又不那麼認真執行，比方上面規定，每個基本建設項目，都要嚴格地按照基本建設程序辦事。要有設計批准書，設計任務書，設計審批文件，全部的設計資料、圖紙，主、副機及配套設備的技術數據……并在列入國家計劃後才能參加訂貨。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訂貨會議上，光是賀家彬分管的幾個省，就有三個不按基建程序辦事的電站參加了訂貨。一個連主機究竟進口還是由國內生產還未落實；一個連廠址還沒有確定，究竟燒油還是燒煤也不知道，不用說，主機根本也就無從設計；再一個就是老蔡他們這個水電站。剛和奧地利簽訂了協議，還不是正式合同，主機技術數據還沒有拿到，就敢拍腦袋，憑著想當然提出配套設備。

那麼以後，還要這基本建設程序有什麼用呢？想到這裡，賀家彬也只有無可奈何地說：「造成的浪費誰負責？」這不是廢話嗎，誰負責？誰也不會負責。還是說句實在的吧：「你們賠償不賠償生產廠的損失？」

老蔡真是老油子，立刻痛快地說：「賠償！」

賀家彬心頭一動：「這樣吧，也不能隨隨便便說退貨就退貨，你們是不是把事情的經過寫個書面情況，我們也好向生產廠做工作。」

「那好吧，就這麼辦。」

「就這麼辦。」

賀家彬放下了電話筒，心裡盤算著，他一定要向國務院寫一封信，反映一下國家計劃和基本建設方面存在的這些問題。「四人幫」沒垮臺的時候，出了問題，責任當然是「四人幫」的。現在「四人幫」垮臺了，經濟建設中如果還出現這種混亂，怎麼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用在刀口上呢？又如何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呢？當他還在抹著額頭上因為大聲嚷嚷冒出來的汗珠，思緒還留在計劃、基建程序等等問題上的時候，何婷不耐煩地用手指頭敲了敲他的桌子。賀家彬這才注意到她有話要對他說，但他並不主動問她。她從來看他不順眼，對他也很刻薄，要是他好心好意地主動問她，沒準還會被她搶白一頓。

「聽你們科長說，你個人學大慶的總結還沒有交？」

「我不是早說過了，我壓根兒就沒有寫個人學大慶的規劃。」

何婷像在牌桌上甩出一張「小王」似的說：「那好吧，馮局長請你去一下。」

那油臉的漢子立即顯出一副解恨的模樣。

而石全清連忙垂下眼瞼，擋住眼睛裡滿得快要淌出來的快意。

何婷原來和賀家彬的關係還過得去，但自從去年支部改選以後，便每況愈下了。

如果真是因為郭宏才工作能力差，宣傳委員的工作做得不大好，讓老羅上，也不是說不過去。可是，見鬼喲。這一套全是擺在明處讓人看的樣子貨。實際是因為郭宏才在支委裡，總是一個唱反調的角色，是何婷和羅海濤的眼中釘。他們處處想找岔子整整郭宏才，可是他又沒有什麼小辮子可供人揪。支部裡不團結，鬧得群眾也分成了兩派，團結總是搞不好。為這，賀家彬多次向何婷提過意見：應該開個生活會，大家交換一下意見。自從何婷到電力處領導工作，總有幾年沒開過生活會了，實在說不過去。

何婷這才下了大決心，全處開了一次生活會。平時，羅海濤對郭宏才意見大極了，總在何婷面前說三道四，會上卻一言不發。等到散了大會，回到科裡分小組繼續開時，卻哇啦哇啦地說個不停。

賀家彬實在看不下去，石全清卻在一旁煽動說：「說話小心，當心有人傳閒話，影響團結。」

賀家彬本來不想理他們，可石全清這一悶棍是朝他打來的。

賀家彬能不挺身而出嗎？他說：「這些話，你們剛才為什麼不當著郭宏才同志的面，拿到桌面上說呢？非得背地裡說見不得人的話。因為別人不願意和你們同流合污，就甩閒話。你去打聽打聽，我在局裡工作這麼多年，什麼時候幹過撥弄是非的事？究竟誰在鬧不團結？」

石全清接著說：「我沒有說你，我是說王夢云。」

「說誰也不對，何況王夢云早就調出我們處了，和這些事情根本無關。搞什麼名堂！」

羅海濤的臉，陰沉得像個判官：「我們是當著全科室的人講的，怎麼叫背地講人壞話。」

這是無賴漢的詭辯。「背著當事人講，就是背後講。作為一個黨員科長，你不但慫恿石全清講那些誹謗和誣陷郭宏才同志的話，自己還參與了這種活動，這是錯誤的。這種會議，我拒絕參加。」說著，賀家彬就站了起來。

羅海濤知道賀家彬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物，於是轉了彎子，軟了下來：「你這麼一來，把這個會全攪亂了，還怎麼開下去？」

「這個會開不成，倒是對你的一個挽救，否則越開下去，你的錯誤就越大。」

這種事傳得很快，不過不是賀家彬傳出去的。局黨委很快就知道了電力處處長和科長、科長和科長之間的不團結的情況。馮效先找幾個群眾了解情況。自然，也找到了賀家彬。賀家彬把處裡存在的問題，全面地作了一次匯報。

但是，這位主管政治、人事工作的局長，在與何婷談話時，把賀家彬幾個人反映的問題，一字不漏地告訴了何婷。如果說，在一個政治生活正常的單位，又有一個政治水平比較高的領導，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什麼不好的後果。但客觀上是，賀家彬幾乎就要拿到支部大會上討論的組織問題，被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理由是他還有許多非無產階級意識，有待進一步改造。而多年不抓政治學習的何婷，把幾位向馮局長反映過問題的同志組織起來，學習了一週毛主席關於反對自由主義的論述。

人們不得不對永遠關閉著的２１３房間懷著一種神秘感和敬畏感。因為，人們的命運常常是由這裡決定的。從這扇門裡，不斷發布出這樣或那樣的命令：某某人提拔處長、科長職務；某某人長工資、提級；某某人發展入黨；給某某人處分；調動某某人的工作……

在去２１３房間的路上，賀家彬把這些方面的情況都思量了一遍，除了調動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似乎都不和他沾邊兒。調動工作？！現在他還能幹什麼呢？快五十歲的人了，在這個崗位上消磨了二十多年，什麼成績也沒幹出來。他原是學物理的，如果大學畢業時，就分配到一個專業對口的單位，也許會做出點兒什麼。

唉，還提當初幹什麼。這裡當然也用得上一點物理學方面的常識，不過，再照現在這個辦法組織基本建設工作，就是一個中專畢業生幹起來也綽綽有餘。二十多年就這麼混過去了，別說世界上，就連國內物理學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什麼水平，他也不甚了了。學過的那點東西，也差不多全都忘光了。他懷著虛度年華的無限感慨，走進了二一三房間──馮效先的辦公室。

「馮局長，您找我有事？」

馮效先從一大摞文件上抬起他那思想家才有的、碩大的頭顱。

也許他的思緒還停留在眼前的文件上，他的眼睛視而不見地把賀家彬看了很久：「啊？我找你？誰通知你的？老何？」他有些想起來了。「哦，對了，我想找你談談，請坐，坐。」

馮效先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一點，摘下自己那副從地攤上買來的花鏡，拿在手裡把玩著。

從穿著打扮來看，馮效先似乎和剛進城時差不多。沒有穿過皮鞋，腳上老是一雙小圓口的千層底布鞋。一套中山裝，原先是灰布的，而後是藍卡嘰的，再後是藍滌卡的，當然，也有藍色毛嘩嘰的。

夏天，他喜歡敞開襯衣扣子，把裡面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窩底下。一雙手掌，像洗澡時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絨絨的胸脯上搓來搓去，於是，便有細細的泥卷掉落下來。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褲腿兒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雙毛絨絨的腿。到了冬天，這一切活動都變得不大方便的時候，他就脫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帶子的鞋他不喜歡，穿脫起來都很麻煩──搓腳趾頭縫，好在天冷，他才沒脫襪子。這些習慣，在開會的時候，尤其顯得突出。好像小學生做不出算術題就咬鉛筆桿。

賀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慮措詞，還是壓根兒忘記了為什麼把他找來。

不，馮效先不過正在記憶裡搜索，把與賀家彬有關的印象連綴起來，然後決定用什麼分寸和賀家彬談話。這個人不是學大慶的標兵，也不是先進工作者，喜歡提意見，而且提得很尖刻。愛發奇談怪論，愛吵架抬槓。有點理論水平，張口馬克思，閉口恩格斯。

他還到方文煊那裡反映過家鄉為感謝自己對當地興建電站的支援，送來過「土特產」。幸虧我讓何婷去處理了那些東西，並且一再聲明我什麼也不要。核桃和竹葉青酒是何婷給送到家裡去的，我付了錢。雖然那是個象徵性的價錢。這是何婷的不慎，這種事怎麼搞了個滿城風雨？什麼事要給人留下把柄，就是頂大的笨蛋。

老方不是抓住了這一點嘛，在黨委會上提出什麼不能把國家計劃內的物資，分配給計劃外的建設單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響呀，等等。哼，大驚小怪，裝模作樣。馮效先當即作了一個文不對題的、調子很高的發言：「是啊，我們應該保持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過去我們經歷過多少困難？！比現在難不難？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抗美援朝，還有三年困難時期，天災人禍都抗過去了。那是為什麼？黨的威信高啊。黨的威信是通過黨的各級幹部和黨員群眾來體現的。現在，有些幹部把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丟掉了，脫離群眾，違法亂紀。這樣下去，會影響我們的事業。」

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與會的人誰也搞不清楚他要說的是什麼問題。

他犯不著當面和老方頂撞，逢到他們的矛盾趨向表面化的當兒，馮效先總是顯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樣子。暗地裡，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在方文煊周圍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但會有人及時匯報給他，就連方文煊還在腦子裡想著的事情，也會有人加以分析，然後具體化、形象化地反映給他。

這個方文煊，有什麼能力？又有多少資歷？四一年參加革命，比自己還晚兩年，竟然當了正局長。憑什麼？無非肚子裡有那麼點文化水。有點文化水也許是壞事，淨愛想點邪門歪道的事兒。

不知為什麼，他覺得眼前這個賀家彬和方文煊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想到這一點，他好像有了譜，便開始了迂迴的包圍：「你最近怎麼樣啊？」

這種問題讓人怎麼回答？「什麼怎麼樣？」

馮效先皺了一下眉頭。這叫什麼答覆？跟領導談話，怎麼能用這種態度呢？太不尊重領導了。不過他並不表現出來，還是耐心地解釋著：「哦，這個，比如說，思想、工作、生活……」

賀家彬明白，沒有哪個政工幹部是因為沒事好幹，忽然會關心起一個無聲無息的人物。他猜錯了，根本不是什麼調動工作的問題。從剛才何婷的話茬兒分析，這場談話也許和他既不做個人學大慶的規劃、又不寫年終學大慶的總結有關。馮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聰明呢？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對付馮效先含混的問話：「沒什麼，一般還過得去。」

得，還是讓他逮著了。

「過得去可不行啊，按照我們局的規劃，兩年達到大慶式的單位嘛，這就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按大慶的標準來指導我們的工作……」

賀家彬心裡想：來了，就是這麼回事。

「你學大慶的個人規劃執行得怎麼樣啊？」賀家彬想，他明明知道自己沒有寫學大慶的規劃，也沒有寫學大慶的總結，何婷早就向他匯報過了，何必還這麼假模假式地繞彎子呢？要是方局長，絕不這麼幹，他一定張口就說：「賀家彬同志，你怎麼不做學大慶的規劃，也不寫學大慶的總結呢？」

而這，就是他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沒有做過學大慶規劃。」

「為什麼不做呢，這可是個原則性的問題。」

「我並不認為這是什麼原則性的問題。」賀家彬心中暗笑，要是他告訴馮效先，處裡有些人學大慶的規劃，是以某同志的規劃為藍本，互相傳抄的，他會怎樣呢？馮效先把花鏡戴上，對著賀家彬直愣愣地看了好一陣子，好像賀家彬頃刻之間變成了動物園裡的四不像，需要認真地看個仔細。

他一時找不出合適的話來對付賀家彬。扣個帽子？不行，那玩意兒現在已不大時興，而且人們對扣帽子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誰也不再拿它當回事兒了，對賀家彬這種人，就尤其不管事兒。再說，一時也找不到一頂合適的，過去用過的那些帽子，規格品種還不齊全。

那麼，批評他？一時還搞不清他真正的意思，如何批評？但是，他對學大慶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至少可以說是一個值得警惕的苗頭。他既然是分工管人事、政工的副局長，就更加感到這個問題的分量。大慶，是老人家樹的旗幟，從沒見過有人持不同意見，怎麼這個天字第一號的人物就出在他主管的單位？這還了得？而且這個人不分場合，到處都敢亂放炮。張揚出去，對他本人怎樣暫且不說，對他這個主管政工、人事的副局長卻極為不利。怎麼辦呢？首先，他想到的是立刻表明自己的態度。

「你這種觀點，我是不能同意的，發展下去是危險的。」

「我還沒有說過我是什麼觀點呢。」

知識分子就是這樣善於詭辯。但是，老弟，搞政治，你那兩下子不行，還差著點兒呢。

「那麼你不妨說說你的觀點嘛，不做規劃，不寫總結，總得說出個道理來嘛。」

「我沒有什麼觀點。只是有個朋友的妹妹在大慶的一個女子採油隊工作，那年她回家探親，我碰到她。隨便閒聊的時候，我問過她：

『你們平時下班以後，都幹點什麼？』

『不幹什麼。』

『不幹什麼？比如說，不看看小說嗎？』

『…不看。』

『不看看電視嗎？』

『…不看。』

『不看看報紙嗎？』

『不看。』

『那你們怎麼打發業餘時間？』

『沒什麼業餘時間，除了星期六晚上，每天晚上就是政治學習。學習完了洗洗涮涮也該睡覺了。洗澡堂子也是最近才有的……』

您聽聽，是她們不關心時事，沒有提高文化、技術的要求嗎？不是。她們是累得直不起腰來，沒那個精力了。再說洗澡，也許是小事一樁，可人家是採油工啊。總算不錯，到底還是修了一個洗澡堂子。

「還說什麼趕美超修！人家採油工的工作量比我們輕多了，靠什麼趕超？靠拼體力？那是不行的，只有靠機械化、現代化。當然，我們的工人階級有覺悟，能吃苦、能耐勞，我們的老百姓又何嘗不是如此，可我們應該愛惜他們，不能這樣揮霍他們的積極性。他們早晚要做現代化企業的工人，不給他們時間學習技術，提高文化，將來怎麼掌握、操縱先進的設備？此外，想過沒有？他們還要戀愛、結婚、生孩子……他們是人，不是機器，機器還有個加油、大修的時候呢……

「還搞什麼蒙上眼睛摸零件，一個人要不要熟悉自己的業務？要。作為個人，這種精神也是可嘉的，可對主管人來說，卻是思想上的一種倒退。世界已經進入了電子化時代，我們卻還要倒退到連眼睛也不必用的地步。都這樣閉著眼睛去摸，又何必搞什麼現代化？還有人對此津津樂道，這就好像讓人回到用四肢在地上爬的時代，然後還要警告那些用兩條腿走路的人：『人們，你們讓兩隻手閑起來是錯誤的，這樣下去，你們會變成游手好閒、好逸惡勞的二流子，還是像我們這樣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忠誠地在地上爬吧！』

「他們那套模式我們就非得遵循嗎？那套企業管理辦法很值得研究，只要用一點經濟手段，哪怕是一小點，完全可以達到他們那種強制性的手段達不到的效果。共產黨人不是要講辯證法嗎？不能一個模式互相抄襲，年年老一套，十年如一日。應該根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本單位的管理辦法。並且不斷發展，不斷完善，使之適合現代化的需要。」

哼，他倒給我上起政治課來了，馮效先不滿意地想。要是連賀家彬這樣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試巴、試巴，他馮效先又往哪兒放呢？他必須敲打敲打賀家彬：「大慶這面紅旗可是毛主席親自樹的，你不要犯糊塗！」

「我沒有說大慶不好。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沒有油，大慶人為我們摘掉了貧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把國民經濟弄到幾乎崩潰的邊緣，大慶硬是頂住了，抓住了生產。可是，沒有什麼事物是一成不變的，先進就永遠先進？再沒有可以改進的了？為什麼不提超大慶？我們幹什麼都喜歡劃個杠杠，不許超過，不許發展。發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這叫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您看著吧，將來準會超過，限制是限制不住的，因為生活本身是前進的，豐富多采的……」賀家彬越說越興奮，而對馮效先來說，什麼企業管理、形而上學、唯心主義……聽起來實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極力克制住自己。他把賀家彬說過的話很快地過了一遍篩子，決定別的都不記，只記住他反對大慶紅旗這條最根本的就行了。別看他天花亂墜地說了一大堆，實質性的問題，就在這裡。

現在，拿眼前這個人怎麼辦呢？一切事情要看形勢，看氣候。

時間、條件、地點，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三要素。馮效先暗暗地讚賞著自己：幾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幹的，馬列主義水平，還是有一套的。比方，以個人的名義，對某人或某個事件表什麼態，搞什麼名堂，都是冒險的。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許就變成了英雄好漢。《紅樓夢》裡的「好了歌」怎麼說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點辯證法嘛。孫中山在《總理遺囑》裡又怎麼說的？啊，「積四十年革命之經驗」嘛。對，凡事總得留個後路。他那碩大的腦袋，活像擺滿油、鹽、醬、醋的雜貨鋪，裝著七零八碎、五花八門的學問。

他決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講幾句：「你不搞學大慶的規劃和總結，會影響你們處成為大慶式的處，你們處又會影響我們局嘛。工作了這麼多年，這點道理還是應該知道的。不能因為個人影響全局嘛。你如果這樣堅持下去，我們局成不了大慶式的單位，你要不要負責？」

「我才不負這個責呢。我幹嗎非得學大慶，不學大慶我就搞不好工作啦？咱們單位年年搞這一套，總結呀，評比呀，傳經送寶呀，有多少貨真價實的玩藝兒？有這時間，幹點踏踏實實、正兒八經的事好不好？比方說，認真解決一下我們處的團結問題，幹部問題。」馮效先被將了一軍，感到不能再和賀家彬糾纏下去，誰知道他還會說出什麼更讓他尷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後，似乎再也沒有什麼「機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領導的私人生活。

甚至連誰找誰吃過飯，誰不花錢讓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傢具，諸如此類的瑣事，一下子就鬧得滿城風雨。風氣大不如前了，誰也不再把維護領導的威信當回事，堂堂一個單位的領導竟還不如眼前這個一般幹部氣兒粗。人們動不動就向上級機關反映你，或是紛紛揚揚地給你擴散，要是你稍稍做點兒消除影響的工作，有人又會指控你打擊報復……現在當領導真難啊！人們的思想像豆腐渣，怎麼也捏不到一塊兒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誰敢對本單位的領導這樣講話呢。

五十年代是讓人留戀的，多少人懷戀那個時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狀況、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連馮效先也發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賀家彬這樣的言論，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

難怪他們支部把他的組織問題撂下來，這樣做是正確的。組織觀念這麼差的人，吸收到黨內來，不是禍害嗎？還是讓何婷自己去對付他吧。

下班的時候，賀家彬在機關大院門口，碰見了萬群。她站在泥濘的融雪裡，緊緊地鎖著眉頭。她有什麼不高興的事情嗎？也許沒有。那不過是她眉心之間幾條深深的皺紋留給他的感覺。她叫住賀家彬：「老賀，明天是星期天，幫我去煤廠拉點蜂窩煤。」

「怎麼不等煤廠送呢？」

「他們好久都不送煤了，催了幾次，答應得倒挺好：『馬上送，馬上送。』就是不見行動。我的煤都燒完了，不自己拉，怎麼辦？」

一個單身女人帶著個孩子過日子真不容易。她為什麼不再結婚呢？他再也不敢勸她去幹這種事。如果當初他不勸她結婚，悲劇也就不會發生了。賀家彬想，他該不該對萬群的眼淚負責呢？一九六二年，萬群大學畢業，剛分配到機關來的時候，是一個多麼惹人注意、惹人喜愛的人物啊。

你就是對她說，有人長了四隻耳朵這種荒謬絕倫的傳聞，她也會歪著腦袋，認真地聽下去，然後睜大一對眼睛，對這種絕不可信的事情，竟然還要將信將疑地問一聲：「真的嗎？」

就是對頂蹩腳的笑話，她也會熱心地哈哈大笑。

人人都愛想出點騙三歲小孩的笑話、故事去引逗她。因為，看著那樣一雙信賴你的眼睛，會享受到一種天真的快樂。

她愛唱那首《鴿子》：「當我告別了親愛的故鄉，愛人含著眼淚悄悄地對我講，親愛的，我愿隨你一同去遠航，像一隻鴿子在海上自由地飛翔……」那時候，她自己就像一隻鴿子，一天到晚咕咕咕地叫著。可現在呢，她身上早已看不到當年那種可愛的稚氣和灑脫勁兒了。眼眶深深地凹了進去，原來那任性的、俏皮的、向上翹著的嘴角，像被愁苦所壓服，終於承認了失敗似的耷拉下來。那些毛茸茸的、環繞在額頭上、永遠不會長長的柔髮早已不知去向，把寬寬的腦門兒露了出來。她太瘦了，即使在不發脾氣的時候，腦門兒上的青筋也凸現著。刻薄的人會說：「一臉寡婦相！」她是寡婦。

一九七〇年丈夫因為受不了「五─一六」嫌疑的審查，在幹校自殺了。

當初真不該勸他向她求婚。但誰能預卜未來呢？誰又能解答婚姻這斯芬克斯之謎呢。

在大學，他們是不錯的朋友。他雖然是理工科的大學生，但在繪畫、音樂、文學……方面的修養都很高，人也生得風流倜儻，有什麼配不上萬群的地方呢？「你應該去追求萬群，不然這小鴿子早晚有一天會在別人的屋簷下做窩。可有誰能配得上她呢？」

「你為什麼不追求她呢？」

「我？不行！我只能把女人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而不願意破壞這藝術品的完美。要是有一天我看見我的妻子懷孕，像袋鼠一樣挺著個大肚子，同哺乳類的動物一樣哺乳，我會覺得我犯了大罪，而且，我也不會再愛她了。」

「你是個唯美主義者。」

「也許吧。」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慫恿我去追求她呢？」

「我不能讓人人都按照我的觀念去生活呀！與其別人把她娶了去，還不如你娶。」

「你這古怪的人，淨發些古怪的謬論。」

唯美主義的賀家彬哪裡知道，人的某些內涵，非得成為夫婦之後才能了解呢？除此，任什麼絕頂要好的朋友都是領會不到的喲。

萬群從未在婚姻這件事上體味過幸福：先是對愛情的失望；然後是政治上的包袱。固然，平反了，不再按自殺、按反革命分子論處，但是誰幫她挑生活這份重擔呢？他漫不經心地向她指出：「應該換個煤氣爐。」但他立刻後悔。

她曾說過，她不願意用煤氣爐，因為換煤氣罐的時候她一個人拿不動，就得求人幫忙，一兩次還可以，月月如此，人家不嫌煩嗎？而用蜂窩煤，只要煤廠送到院子裡，她自己總可以慢慢地搬上樓去，用不著求誰。

小汽車的喇叭輕輕地、不停地響著，他們擋住了汽車的去路。

賀家彬拖著萬群揀著泥水稍淺的地方讓開去。

汽車的小窗裡，方文煊那張閉著眼睛的臉，一閃而過。

賀家彬對萬群說：「好吧，明天上午九點鐘左右，我到你那裡去！」他發現，萬群的眼睛裡，好像有晶瑩的淚珠在閃動。

她怎麼了？這神經質的女人！

四

這棟樓房，準是一九五六年以前蓋的，四層樓，像新建的五層樓那麼高。對一個年輕而健康的人來說，爬四層樓梯，算不了什麼。葉知秋雖然還算健康，但是，頭髮的脫落、皺紋的加深、牙齒的鬆動、心臟機能的衰退，都足以說明四十多個年頭裡，有多少事情曾經發生、過去。雨水就是這樣一滴滴地穿透石頭，花崗岩就是這樣地風化，生命就是這樣地更替，這一個瞬間便這樣被下一個瞬間所淘汰。她也會被淘汰，悄悄地，不知不覺地，就像頭髮不知何時開始脫落，皺紋不知何時在眼角、額頭聚集，牙齒何時變長，心臟從哪一個節拍上開始出了故障。然而，已經稀疏的頭髮還在裝飾著頭顱，皺紋也不再會使她那不美的面孔更醜，牙齒也還在嚼著維繫生命的食物，心臟也還在拼卻全力地把血液擠壓到軀體的各部分……生命的天職，蘊含著怎樣不屈不撓而又自我犧牲的精神！爬到二樓，呼哧呼哧，胸口像個破風箱在呱嗒、呱嗒地響著。

葉知秋靠在欄杆扶手上休息一下，揣測著這樣冒昧地拜訪一個大人物，會遭到一個什麼樣的對待？樓道裡傳來的一切音響全是不顧一切的、理直氣壯的，彷彿都在宣告著自己存在的合理：剁餃子餡的聲音，嬰兒啼哭的聲音，彈鋼琴的聲音……熱鬧的星期天。那是一首簡單的鋼琴曲。彈琴的人總也不能流暢而連貫地彈下去，讓葉知秋心裡起急。彷彿要幫彈琴的人加把勁兒，她按著記憶裡的旋律，手指在欄杆的扶手上習慣地掠過，好像那是一排琴鍵。她喜歡這個曲子，念中學的時候，她常常在那架棄在禮堂角落深處的鋼琴上彈它。那架鋼琴又老又破，下過十八層地獄似的，遍體鱗傷，磕磕疤疤。好幾個音已經不準，調都沒法調了。好像一個漂泊了一生，到了風燭殘年，又聾又瞎的孤老頭子。陽光透過高大的白楊樹枝，透過寬敞的玻璃窗，灑在禮堂的地板上。那和聲裡充滿著幻想的力量。念大學以後，她就很少彈琴了。那是沒有工夫幻想的年月，而且，幻想是什麼？是虛無縹緲、是游手好閒、是有閒階級的情調……工作以後，她克勤克儉，還是買了一架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琴在一張舊毯子底下睡了十年。現在倒是可以彈了，但她早已沒有那個心情：幻想、和聲……彷彿是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星球上的事。

這熟悉的，因為不熟練而顯得遙遠了的、模糊了的旋律，使她想要流淚──使她的心稍稍有點發緊的眼淚。

像有意和這琴聲作對，有誰在狠狠地、挑戰似的用錘子敲擊著什麼：乒！乒！乓！乓！葉知秋有點奇怪，一位重工業部的副部長，居然能和凡人一樣，住在這公寓式的房子裡？別是賀家彬記錯了地址？不會，他說過他曾經來這裡坐過、聊過。

當然，也不能算什麼凡人，這裡至少是司、局級幹部的宿舍。

就是響著鋼琴和敲擊聲的這個單元。

她用力地敲了好幾次門，裡面的琴聲才戛然而止。

門開了。

好像有一道柔和的、色彩交錯的光環閃過，這就是鄭圓圓留給葉知秋的最初感覺。她有一頭柔軟的、自然鬈曲的頭髮，照中國人的欣賞習慣，過於黃了一點。頭髮剪得很短，比莫征的頭髮長不了多少。葉知秋總愛拿別的孩子和莫征比較，彷彿莫征是她的親兒子。眼睛長得有點特別，也許一隻稍稍有點斜視，不過，奇怪，那一點也不影響她的美麗，反倒給她增添了一種特別的風韻。有點調皮？還是有點任性？彈性很好的、高領子的白毛衣，緊裹著她纖巧的身子。身子是那麼的窈窕，葉知秋幾乎沒有見過。褲子有點不倫不類，太過肥大，就是偷了一隻老母雞放在褲腿裡，人家也看不出來。沒有褲線，或許原來有過，早被她不經心地穿皺巴了。

像往常和陌生人第一次接觸時所感覺的一樣，葉知秋立刻在她的眼睛裡，看到了這樣的意思：「天哪，這個女人可真醜。」然而，在鄭圓圓那雙眼睛裡，葉知秋還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東西：同情和憐憫。這善良的小姑娘。那不流暢不連貫的琴聲當然是她彈奏的。

「您找誰？」那樣輕輕的、溫柔的聲音。

「鄭子雲部長在家嗎？」

「您是哪個單位的？」

葉知秋拿出了自己的記者證和介紹信。鄭圓圓對記者證很注意，同一的職業引起了她的興趣。她熱情地請葉知秋進去，然後走進另一個房間裡去了。那「乒乒乓乓」的敲打聲也驟然停息下來。

房間打掃得很乾淨。但卻有一種誰也不打算在這裡住一輩子的感覺。牆壁上沒有任何裝飾，比如風景畫、照片、條幅之類的東西。傢俱，全是從機關裡借來的，既談不上色彩的協調，也談不上款式的新穎。就連淺藍色細布的窗簾，大概也是從公家借來的。

從這房子裡的陳設，絕對猜不到主人的愛好、興趣。葉知秋暗暗驚奇：為什麼在這陌生的房間裡，竟隱約地感到她對生活的那種疏忽、凌亂、大意？「您找我？」

葉知秋回過頭來。她完全沒想到他是這樣的。衣著是那樣的隨意，可他一舉一動，都會招人猜想：他是牛津，還是劍橋出身？根據賀家彬的介紹，當然都不是。人很瘦，握起手來卻很有力。

「為什麼不通過部值班室呢？」他似乎很不客氣，「請坐吧。」沒等葉知秋坐下，自己已經先坐下了。

「找過值班室，他們答應過，給我安排個時間。但您似乎總也沒有時間，我有點等不及了。」

「啊！」鄭子雲抬起眼睛，注意地看了看葉知秋。這女人有一種男人才有的死硬派頭。是做什麼工作的？圓圓告訴他是位記者。

他的眼睛很大，在瘦削的臉上，大得似乎有點不成比例。葉知秋想，他小的時候，一定是個非常漂亮的男孩兒，剪著短短的頭髮，穿著翻領的白襯衣，還有一雙眼白發藍、像星星一樣閃爍的眼睛。

唉，怎麼搞的？她常犯思想不集中的毛病，思緒常會從眼前的事物上飄移開去，發出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聯想。比如現在，為什麼會想到這老頭子的少年時代呢？她用力搖了搖腦袋，驅散著這些莫名其妙的聯想，惹得鄭子雲又發出一聲：「啊？」

她接著很快地說下去：「我想採訪一下您……」

鄭子雲的臉上立刻顯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氣。好像生怕葉知秋會把他和什麼吹牛、浮誇的事情牽扯在一起。他對新聞報導，有著顯而易見的警覺，是對十年動亂期間，某些新聞報導失真的成見？抑或是他不願成為新聞人物的防範？「對不起，我沒有什麼情況可以提供給您。」

「您誤會了，我並沒有打算寫您，我是來向您請教，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工業經濟部門應該怎麼辦？」

「噢？」鄭子雲來了興趣，「是報社交給您的任務？」

「不，是我自己。」接著，她談到了前不久和莫征的那場爭論，以及莫征那些切中時弊的話。這是她絕不肯向莫征當面承認的。

「您為什麼會對這個問題發生興趣呢？」

「這個問題，是影響全國十億人民生活的根本問題。物質是第一性的，沒有這個，什麼發展科學、文化、軍事……全是空談。三中全會以後，當全國人民即將把重點力量放到經濟建設上去的時候，我們想多報導一些這方面的情況。而我現在只是憑感覺，覺得前十幾年經濟建設花的力量不小，大幹苦幹，實際效益卻遠不及我們付出的代價。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又怎樣才能搞好？我卻說不出道理。您知道老百姓是如何盼望著、期待著工作在經濟戰線上的人們，尤其是那些決策人。我們是不是真就這麼窮呢？我是經濟部的記者，免不了天天同數字打交道。解放三十多年，平均每年產值增長百分之七，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了不起的數字，可我們為什麼老富不起來呢？我想，要是我們像日本人那麼會花錢，一分錢掰成兩半兒花，我們不會這麼窮。我們為什麼老是瞎折騰呢？再有多少錢，也經不起這麼瞎折騰。大的不說，就說我上班每天都要經過的那條馬路，從去年到今年，路面翻了三次。先是下水管道換成粗的一次；供熱管道的鋪設又是一次；冷水管道換成粗的再來一次。路旁的樹呢？原來是槐樹，鋸了，改種成白楊樹；還沒長兩年，又換成松樹……能不能有個全面的、長遠的規劃，一次把它解決了呢？好像人們不知道，這麼來回折騰，工人的開支、汽油、瀝青、砂石……是需要重複消耗的。能不能不這麼幹呢？這些問題說起來，似乎人人都知道，可為什麼還是這樣子下去呢？」

這女人，外表是那麼一副死硬的樣子，其實呢，像未醒世的兒童一樣的執著、認真。鄭子雲不由得問道：「您記得《共產黨宣言》裡的第一句話嗎？」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德國的警察，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聖同盟。」

「好極了。記得最後一句嗎？」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簡直像中學生在課堂上回答教師的提問。她在想什麼？純粹的「意識流」。

鄭子雲從沙發上站起來，倒背著雙手，腳步很輕地，但又是很快地在房間裡來回走動著。隔了好長一段時間，他才說話：「您怎麼會找到了我？」

「我有個同學，在您那個部工作。他告訴我，在您這一層幹部裡，您是一個肯幹、敢幹、思想解放的領導幹部。」這話說得真糟糕，好像成心在拍他的馬屁，葉知秋渾身不自在起來。

鄭子雲果然鎖緊了眉頭。

「您那位同學叫什麼名字？在哪個部門工作？」

「他叫賀家彬，在……」

「哦，我熟悉他。他很久沒來看我了。」

「他這人有點古怪。」

「他有一種病態的自尊心，這也許是知識分子的通病。不過人是很好的。」

葉知秋笑笑：「未必吧？」

「怎麼這樣說呢？」

「他們那個管政工的局長，似乎並不這麼認為。」

「為什麼？」

「也許他的思想有些偏激和異端吧。」

一抹譏諷的微笑，浮上了鄭子雲的嘴角。

「念大學的時候，我們都是Ｂ大學最早的校刊編委，當時，為了給校刊命名，爭得面紅耳赤。他說我那些提議，只能讓人想起女人用的化妝品商店，而新聞絕不應該是一種裝飾。新聞報紙的靈魂，是真實。他建議用『Ｘ光室』，編委們一致反對，說那個名字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以為我們辦的是一張有關醫學方面的報紙。

他大嚷大叫，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報紙就應該像醫生一樣，至少是個會照Ｘ光的醫生，即使治不了病，也應該能夠作出診斷，告訴這個社會，你有病了，你的病在哪兒；或是說，你別疑神疑鬼，你沒病，你的內臟是健康的，它在正常地工作。挺幼稚，還有點偏激，是不是？想起來很可笑。可是這裡面總有些讓人感動的東西。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保留住那些讓人感動的稚氣，保護著自己不受世俗生活的污染。二十多年過去了，他還是那個勁頭。這個連花崗岩也能銼碎的生活，似乎並沒有將他改變多少。您說，究竟什麼力量是強大的呢？生活？歲月？精神？我倒真是幹了新聞這一行。

我才明白，他那套議論，完全行不通。按理，應該說真話，怕什麼呢？不是說嗎，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也許我們還不夠徹底。我們常說報紙的黨性，但黨性就是只說好話嗎？我們吃這個虧吃得不少了。我不是政治家，我大概也不是個合格的記者──我只是從思想深處說。事實上我還是按著整個機器的轉速運轉著。您知道我們那一代人最基本的特徵是什麼？是不識時務。」

葉知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哦，這茶葉的味道很好。」

鄭子雲停住腳步。為什麼她也喜歡龍井？他看不出她和自己的老婆有什麼共通之處，幾乎沒有。她總在想著什麼，問著什麼。

要是十億部頭腦都像這樣開動起來，會產生多大的能量呢？喜歡龍井不能說明任何問題。他為什麼要去考慮這個問題呢？在他心底深處，總是糾纏著一種淡淡的憂慮，他害怕所有的人會變得和他老婆一樣。

「喜歡嗎？」

「不錯。」葉知秋一向分辨不清茶葉的品種。喝茶是一樁講究的事，她和莫征連開水都不能保證供應。

鄭子雲重又開始踱步。應該從哪兒說起，又應該怎樣才能讓一個和工業、和經濟毫無關係的人明白，工業發展、改革所面臨著的重重困難，又怎樣在困難中前進呢？她有熱情，願意瞭解、研究，然而這是多麼複雜的一套程序啊。也許應該先讓她看些經濟研究之類的材料？有關目前工業生產、企業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國外的經驗？對，讓秘書或調查研究室的同志找些材料給她看看，但她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對不起，請問您的名字？」

他早已忘記了那張介紹信上的名字，儘管他很認真地看過介紹信上的印章和日期。

「葉知秋。」

「這名字很美。」他站住沉思起來，想著這女人有個很適合她的，能表現她精神、性格的名字。

「對了，可惜給了我這樣一個人。」

她為什麼這樣敏感？也許還有一點神經質。鄭子雲覺得這句隨意的話好像傷害了她。他很想向這個值得尊敬的女人挽回這一點，於是玩笑地加了一句：「哦，不，比方苦瓜很苦，可有人就愛吃它的苦味兒……」這句話更是不倫不類，鄭子雲覺得這次是真正地失言了。除了自己的老婆，他從未在辦公室以外和女人打過交道，他根本不懂得女人的心理，不知道如何同女人周旋。況且，這女人和他妻子不同，不能用那種「好男不和女鬥」的遷就態度，她是完全獨立於男人之外的。也不能用虛偽的奉承，雖然好些女人都喜歡那一套假話。她的頭腦相當清楚。

葉知秋卻豁達地笑了：「這比喻挺準確，我還從沒有想到過這麼合適的一個字眼兒：苦瓜，好。」

她是真沒有生氣，還是有意地做作？不，這樣的女人是不會做作的。這萍水相逢的女人，給人一種信賴感，她是那種第一次見面就可以無話不談的人。

第六感覺究竟是唯心的，還是科學的？時間過得真有那麼快嗎？他們談社會，談經濟，談體制改革，談三中全會以後正在展開的遠景，也談哲學，談政治……她，一副職業婦女的派頭，像男人一樣把手叉在腰上講話。談到激動的時候，也不管是不是第一次在一個副部長家裡做客，背著手在房間裡走來走去。鄭子雲從這頭走到那頭，葉知秋從那頭走到這頭，或是他們就乾脆站在地當間兒講話。

真怪，他老婆是和他差不多黨齡的老黨員了。可是，為什麼他們早已不在一起談政治，談社會，談經濟，談哲學了呢？也許這應該怪他自己。他大部分的生活，除了睡覺（而且他們也早已不在一個房間裡睡了），都是在部裡、在各種會議上、在小汽車上度過的，就連星期天也很少休息。即使回到家裡，那些公事，也像他熱戀著的情人，不肯從他的腦海裡退去。更何況每每回到家裡，便已累得精疲力竭，沒有精力說東道西。有時，即使想要聊聊，夏竹筠也似聽非聽地沒有反應，鄭子雲很快地就沒有了興味。他常想，有什麼能撼醒她那任什麼也不思索，已經變得麻木的頭腦呢？難道她的精神，已經隨著肉體變得老朽？讓一個人的情感保持經久不變的吸引力究竟是什麼呢？難道僅僅是物質上、形式上的美？但再美的肉體也會老化、起皺。他不明白為什麼好些女人，偏偏把全副精力，放在監視自己的丈夫和防範別的女人這種完全不可挽回的後果上，而不注重於保持自己的進取精神，永遠把一個嶄新的、可愛的、美好的、因而也是富有魅力的精神世界展現在丈夫的眼前？愛情，絕不是少男少女才享有的專利權。即使在多年的老夫老妻之間，也應該注意保持著初婚時那種詩意和美麗。對待它，應該像對待花朵一樣，經常澆水、施肥、鬆土、去蟲……絕不能像對待買回家的掃帚一樣，往廚房的門後一扔，就萬無一失了。不瞭解這一點的女人，真是個傻女人。

夏竹筠衣著入時，注意修飾，從不哈哈大笑，生怕臉上不斷堆出的笑紋會加深皮膚的皺褶。真的，近六十歲的人了，看上去也就是四十七八的樣子。臉上的皮膚仍然白皙光潔，沒有一塊花斑。

只有湊得很近，又十分注意觀察的時候，才能發現她眼角上那些很細很細的皺紋。可鄭子雲還是覺得結婚之後的夏竹筠，像個開完化裝舞會的仕女，一走進那個外人看不見的家門，立刻就丟掉了頂溫柔的微笑、頂文雅的風度、頂上流的教養。擦去塗過的紅唇、描過的長眉，撕下粘在眼皮上的假睫毛，摘掉了假胸，脫掉了勒住鬆弛肌肉的緊身馬甲，只穿件睡袍，披頭散髮，趿著一雙踩歪了後跟的鞋子，摔摔打打，無緣無故地豎起眉毛，惡聲惡氣地對待家裡的人……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會發生這種變化呢？天色暗下來了，他們忘了開燈。沙發啦，電視機啦，小櫃子啦，鋼琴啦，以及人的面孔，全都變得含混起來，溶在濃濃的暮色裡。

葉知秋覺得，這景象分明在哪裡見過。在哪兒呢？也許是在夢裡，也許在她那數不盡的幻想裡。好像她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便曾在這硬梆梆的、又窄又長的沙發上翻過觔斗，讀過童話，聽過祖母講故事……她好像已經在這沙發上面坐了一生一世……她突然意識到她應該告辭了。

但是，女主人回家了。

夏竹筠把大提包往沙發上一丟，順手打開了天花板上的吊燈。

注意到房間裡有個女客人，便怪聲怪氣地說：「喲，怎麼不開燈啊。」

然後又高聲地叫道：「圓圓！」

樓下沒有停著「豐田」或是「朋馳」，家裡的客人肯定是個平頭百姓。

鄭子雲皺了皺眉頭，向夏竹筠介紹著：「這是報社的葉知秋同志。」

夏竹筠這才慢慢地轉過身來，點點頭：「請坐。」沒等葉知秋回答，又叫了一聲：「圓圓！」

葉知秋發現，當夏竹筠把目光從一件東西移到另一件東西上去的時候，總是閉著眼睛來完成這一目光的轉移。再加上她一切動作都慢得過分，就給人一個十分傲慢的印象。

鄭圓圓從自己的房間裡走出來，從她蓬亂的頭髮可以猜出，她大概剛從床上爬起來。

「你又躺在床上看書了吧，我跟你說過多少次，這樣會變成近視眼。一個女人戴眼鏡，要多難看有多難看。」夏竹筠完全不顧葉知秋是戴眼鏡的。

鄭圓圓和鄭子雲立刻感到極大的難堪。彷彿這沒有教養的話是他們說的。兩個人都僵在那裡，一時不知說些什麼來打破這令人尷尬的場面。倒是葉知秋沒事兒人似的接著說下去：「是的，躺著看書對眼睛不好。」

夏竹筠並未感到有什麼不妥，也根本想不到丈夫和女兒有什麼必要因她的行為而害臊。她打開一個大紙包，自管自地說著：「我給你買了一件淺藍色的登山服，鴨絨的，又暖又輕，現在很多女孩子都穿這種衣服。」

鄭子雲似乎沒聽見：「吃晚飯吧，好不好？」然後對圓圓說：「請吳阿姨開飯吧。」

精明的吳阿姨，顯然知道圓圓的吩咐是不作數的，繫著圍裙從廚房裡跑過來：「夏同志，要開晚飯嗎？」

夏竹筠看看手錶：「好吧。」然後想起，「今天有客人，添點什麼菜了？」

葉知秋看見，她腕上的皮膚是細膩的，雪白的。細細的金錶鏈勒在手腕上顯得緊了，她已經開始發胖。

吳阿姨在圍裙上揩著她那雙並不需要揩的胖手。永遠是一副剛剛放下又累又髒的苦差事的樣子：「今天是星期天，我多買了些菜，準備著有客人來的。一隻母雞，自由市場上買的，七塊多錢……」

「七塊多？！」夏竹筠插嘴了。

吳阿姨趕緊補充情況：「因為是活的，貴一些。還買了幾斤黃魚……」

大家全站在那裡聽吳阿姨報賬。

葉知秋把眼睛冷冷地掃向鄭子雲。他臉上，那種譏諷的微笑更濃了。眼睛裡，閃爍著一種狡黠的光。而當他的目光和葉知秋的目光相遇時，她又在他的眼睛裡看到一種近乎於冷酷和陌生的情緒。葉知秋立即告辭。他生硬地問：「您不留這兒吃晚飯嗎？」然後說不上是嘲諷自己還是嘲諷別人，「您沒聽見，這兒有一隻七塊多錢的活母雞。」

葉知秋忽然從心底升起對他的一片同情。唉，這受著許多人的尊重，掌管著上萬個企業、上百萬職工的副部長，也像常人一樣，有著他的煩惱和被生活捉弄、奚落的時候。

情緒轉換得似乎毫無緣由。鄭子雲一下子覺得眼前的一切都顯得是無聊透頂。他有點琢磨不透地看著葉知秋，難道他剛才真和她進行過那麼有趣的談話嗎？來了一位有身份的客人。他一進門就喊：「我是來趕飯吃的，有什麼好吃的嗎？」

「汪部長，歡迎，歡迎。」即使對這樣一位客人，夏竹筠也不過是稍稍提高了一點聲調，稍稍加快了一點節奏。

汪方亮直盯盯地瞅著葉知秋：「這位同志好像沒有見過嘛。」

鄭子雲介紹著：「報社的記者。」

「噢，記者。老鄭，我們應該拍記者的馬屁，不然，他們要是寫起文章來罵我們，我們可受不了。」他說話的聲音很響，好像有一屋子人在聽他講話，而且這屋子還很大，生怕坐在角落裡的人聽不到似的。葉知秋想，他平時一定是作慣了報告。

不等任何人插話，汪方亮又接著說：「你來採訪他？那你算倒了楣啦。他是個異教徒，前不久還挨了批。不怕你生氣，我說句不客氣的話，就憑你選的這個採訪對象，當記者，你還太嫩哪。哈哈──我說老鄭，你沒有跟她講講你那套理論？『買一個現代化，還是自力更生創造一個現代化，這個事搞不好，中國老百姓會沒褲子穿。』」

鄭子雲笑笑：「你不要嚇唬人家。」

圓圓送葉知秋下樓的時候說：「葉阿姨，您住哪兒？有機會的話，我一定去看您。」

善良的好姑娘。她正在努力地填補她媽媽留下來的缺陷。

像她媽媽這樣的女人，似乎不缺乏使男人愛她的那些條件。

可是，這個家庭，幸福嗎？人在冥冥之中被創造著的時候，是不是顯得太匆忙了一點？不是忘記了最必要的這一方面，就是忘記了最必要的那一方面，而留給人們無窮無盡的不可彌補的遺憾。

汪方亮隨隨便便地在沙發上坐下，把右腿搭在左腿上，卡普隆襪套已經褪落到腳心，露出了腳踝和腳背。他脫了鞋子，一把把襪子從腳上抓下來，一面抖落著手裡的襪子，一面埋怨：「你看看，這就是咱們的產品質量。」

夏竹筠竟也難得地蹙起了眉頭。但她立刻想起兩條豎紋會出現在眉心之間，又很快地舒展開雙眉：「可不是，我買了個洗衣機，沒用幾次就壞了。」

汪方亮嚷嚷著：「難得，難得，連我們的小夏也關心起產品質量來了，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

「跟咱們的機械產品一樣，彼此彼此。」很難說鄭子雲不是借題發揮。

「可不是。」汪方亮喟然歎息，「就拿機電產品漏水、漏油、漏氣這個最簡單的問題來說，工藝上究竟有什麼解決不了的難題？沒有嘛，它就是長期得不到解決。」

夏竹筠在沙發上移動了一下。她對這些可不如對襪子、洗衣機那麼感興趣。汪方亮還注意到她完全沒有必要地拉扯著身上那件很平整的上衣，還把右腿向斜斜地向前伸著的左腿上靠去。

汪方亮是個絕頂聰明的，又能夠洞悉別人心理狀態的人，雖然這剖析有時未免過於刻薄。他不難看出，凡有外人在場的時候，不論其中有沒有畫家或是攝影記者之類的人物，夏竹筠總是選擇和盡力保持一個頂美、頂適於拍照或是素描的角度。和她在一個屋子裡哪怕只待十分鐘，也會感到疲倦的。

他不知道這種生活鄭子雲怎麼受得了？但他又有點可憐夏竹筠。女人嘛，總是有些讓人覺得短淺的地方，也許正是這短淺使她們顯得可愛了？「最近身體怎麼樣？」汪方亮不全是敷衍地問著。

「還可以吧。」

鄭子雲卻不管他們，繼續談下去：「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像你所說的，只要嚴格地按照操作規程辦事，質量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何況現在質量管理，已經有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科學方法。我們不是在進行全面質量管理的試點嗎？但這個問題，為什麼長期解決不了？難道我們花費的力氣還少？也抓思想政治工作，也搞物質獎勵，但為什麼不那麼靈了。難道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質獎勵都不對了？還是我們這套辦法不夠科學，有改進的餘地？如果我們還按老一套的辦法去搞思想政治工作，大多數工人大概是不吃那一套了。怪他們嗎？不，怪我們自己。前些年，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說大話，說空話，唱高調，喊口號，扣帽子，批這個，批那個，抓階級鬥爭新動向上。書本上雖然寫著：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

事實上我們對工人群眾切身的困苦瞭解了、解決了多少？我們又尊重了多少他們的獨創精神？讓他們行使了多少他們理應行使的權力？如果說國家暫時還很困難，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全部解決，那麼，在感情上我們又給了他們多少溫暖？過去在戰爭時期，政工幹部和群眾多麼親哪。到了幹部部門，真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現在呢，他們像是掌握著人家生死簿子的閻王老爺，鬧得人家的心都冷了。我們不真正地把工人當成國家的主人，他們也就不把企業當成是自己的企業。重要的是把這些冷了的心溫暖過來，重新激發起他們的熱情。要把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主動地、積極地去幹。否則，再科學的方法也實現不了。實際上，發揮人的積極性也是一門科學，在這方面雖然我們有過長期的、豐富的實踐經驗，但它仍舊是一門值得我們努力去研究的科學。必須使每個車間主任，每個工段長、班組長都懂得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項原則和方法，並在實際工作中同時做好它。使它滲透到生產和管理中去，成為現代化管理的一部分。不能只把它當成一種教育工作，也不能只依靠專職的政工幹部，這也是當前思想政治工作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對於丈夫的高談闊論，夏竹筠每每持著一種寬容和遷就的態度。如同一個理智的、絕不喝酒的妻子，對待軟弱的、愛喝酒的、又喝不了多少便會酩酊大醉，滿嘴胡言亂語撒酒瘋的丈夫。

談什麼都可以，只要丈夫不做出讓頭上的紗帽翅顫悠的事，她都可以聽之任之。不論談什麼，她是一百個沒聽著。別看她在跟前坐著，做出津津有味的樣子。這無非表示，她並不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家庭婦女，當然，多少也是出於對比較顯貴的客人的禮貌。

「老鄭過兩天不是要去拜訪那位心理學教授嘛，準備研究研究他提出的那些理論。」她不大清楚什麼是心理學，但是談談「科學」這個眼下紅得發燙的字眼兒，似乎自己也就顯得「科學」起來。語氣裡，免不了有些小小的賣弄。

「哪裡，如何搞好思想政治工作，這是我和老汪都感興趣的一個題目。因為實際工作中的困難，逼得我們不得不去探索、思考解決這些難題的辦法。」

鄭子雲這番實實在在的話，反倒讓夏竹筠感到一些教訓人的味道。她站了起來：「好啦，好啦，還是先吃飯吧，吃過再聊。」

菜餚不很豐盛，但味道精美。

夏竹筠細細地品味，從從容容地、耐心地用細細尖尖的牙齒，把每塊雞骨頭剔得乾乾淨淨。

鄭子雲吃得很有節制，連吃飯也像他的為人處世。

圓圓匆匆忙忙、心不在焉地往嘴裡扒拉著飯粒，彷彿是在對付一件不得不對付的事。夏竹筠不滿意地拿眼睛掃著她掉在飯碗周圍的米粒和菜屑。

汪方亮則是大刀闊斧，如同在自己家裡一樣的隨便。他勸說著鄭子雲：「你再喝點湯嘛。」

「喝不下了。」

「那你就把啤酒放下。喝湯，喝湯。吃飯也同打仗、幹工作一樣，你得有個主攻方向。」

圓圓說：「汪叔叔，我看什麼都是您的主攻方向。」說完她伏在手臂上吃吃地笑著。

「圓圓，你怎麼跟大人開玩笑。」夏竹筠制止她。

「怎麼就不能和大人開玩笑？平等嘛。」汪方亮嬉笑地看著圓圓，「今天早上，起得晚了一些，又趕著要到東方紅公社去，匆匆忙忙的，不是在走廊裡一腳踢上個籃球，就是在廁所裡被誰的球鞋絆了一腳。我對兒子們說：『把你們的鞋子、籃球放好行不行？放在地當間兒多礙事。』老二對我說：『爸爸，剛才我在書房裡就讓您放在地當間兒的皮鞋絆了一腳，這叫上行下效。』我沒詞兒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道理。」

「你今天去東方紅公社的結果如何？」鄭子雲極有興趣地問。

「我可是給田守誠來了個突然襲擊。」汪方亮只說了這麼一句，便停住不說了，好像有意在賣關子。

前不久，東方紅公社給田守誠部長寫了一封人民來信，反映他們公社買了一台拖拉機，質量極差，不能使用，錢等於白扔了。這個部直屬廠的產品，很多用戶反映質量不行。可是這個問題，成年成年地拖著，總也解決不了。向國務院匯報生產情況的時候，田守減又總是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比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什麼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後來又是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干擾；再後是什麼右傾翻案風的干擾；最後是「四人幫」的干擾……

這一次，田守誠卻出乎意料地作出了強烈、迅速的反應，決定派一個部級幹部，帶著製造廠的廠長，到東方紅公社背回這台質量不合格的拖拉機，並向公社賠禮道歉，保證負責到底，為他們提供一台優質拖拉機。

這是怎麼回事？也許因為「四人幫」垮台已經三年多，再也找不出什麼堂而皇之的托辭了。

當前經濟界要求體制改革的這股風，預示著經濟結構上必然到來的徹底變革。近兩年來，很多有遠見卓識、有實踐經驗的領導同志和經濟理論家在許多文章裡、講話裡，已經涉及了這個問題。

田守誠清楚，經濟界不是這股風的風源。

「風源」這兩個字，讓他想起一九七六年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那段往事。那時，他看錯了、分析錯了形勢，以為大局已定。在人心所背的情況下，只有他，煞費苦心、冥思苦想地打出了《批判一個大政策──最大走資派的進口風》的炮彈。在那些違心的、按照兩報一刊的調子寫出的抄書抄報的批判稿中，尤其在他這一層高級領導幹部中，是一發很有份量的、有價值的炮彈。假如不是很快地打倒了「四人幫」，他將會怎樣呢？飄在中國上空的政治風雲是無常的，至少前幾十年的歷史是這樣的。

他丟了很重要的一分。

這股風的風源在上頭。那麼，這股改革的風，就絕不只限於經濟結構，它將波及到政治結構、幹部結構……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一個喪失了黨性原則而又身居要職的人，往往會變成一個混跡於官場的投機家。

田守誠必然會想：在這場變革裡，他得到的將是什麼？失去的又是什麼呢？從東方紅公社背回不合格的拖拉機，這樣的事還沒有一個部門做過。根據目前的氣候，很可能會登報、廣播。這可以算是一個小籌碼，或者，至少是一粒探路的石子。

鄭子雲鬧不清在黨組會上，汪方亮為什麼固執地非要去東方紅公社處理這件事情不可。看著汪方亮那雙詭譎的眼睛，他想汪方亮準又在這裡面做了什麼文章。「昨天，我讓秘書打電話給縣委，同他們商議，是不是請各公社的書記、幹部，以及附近的社員盡量參加？縣裡的同志同意了。今天一看，會場安排在縣委機關禮堂，只能容下幾百個人。社員呢？

說是來了不少，但是場地有限。我說：『咱們還是找個廣場好不好？』縣委書記為難地說：『恐怕天氣太冷。』我說：『再冷我也受得了。咱們是共產黨，不能吹牛皮的時候人越多、場面越大越好；等到做檢討的時候，人越少、場面越小越好。那成什麼啦？』好，重新到廣場上去，臨時搭了幾個桌子，拉上了有線喇叭，然後，我就說了：『社員同志們，作為一個副部長，我為我們把質量這樣差的拖拉機賣給你們感到害臊。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這等於坑了你們，騙了你們。你們的錢，辛辛苦苦，掙得不容易，我們再也不能這麼欺騙你們了。現在，我要給你們交個底，你們暫時不要買這個廠生產的拖拉機，如果他們不改變這個現狀，你們就永遠不要買他們的拖拉機，他們生產的拖拉機，從全國來說，質量是頂糟糕的。

「『告訴你們這麼一件事，你們就明白了。這個工廠附近的一個公社，買了他們一台拖拉機。有些零部件，老得拉回廠子去修理。他們還算不錯，佔了離廠子近的便宜。一開始，社裡還派個社員趕著小驢車，送到廠子裡去。後來社裡也煩了，不再用人押送，只要把返修的零部件往小驢車上一放，再給小毛驢一鞭子，小毛驢自己顛巴顛巴就能拉到廠子裡去。往大門口一站，傳達室就放它進去。工人把那零部件拿下來，三搗鼓兩搗鼓之後，再往驢車上一放，小毛驢又顛巴顛巴地拉回來。社員同志們，連小毛驢都跑得識了路，你就說說這拖拉機的質量怎麼樣吧。』」

台下的人鼎沸了，生氣了，著急了。直嚷嚷：『那怎麼辦呢？我們都訂貨了。』我當場回答他們：『退貨──退貨──』把那位廠長氣得面孔煞白。他當時心裡準想：『文化大革命』期間這老傢伙坐牢真是活該，怎麼不多坐幾年？！可他不敢說什麼，我是部長，他是廠長。等級觀念也還有它一定的好處，是不是？我真納悶兒，為什麼這樣的廠長，就不敢碰碰他。還了得啦？難道背回拖拉機就算完事了？以後怎麼辦？照樣生產這樣的拖拉機？為什麼我們的幹部、廠長，別管他賺錢、賠錢，能幹、不能幹，一當就是一輩子？這種廠長、幹部，在哪兒工作哪兒垮台。不治治他還行？

「底下又嚷嚷起來了：『退了貨上哪兒買去呀？我們的生產上急等著用。』」我說：『找黎明拖拉機廠，他們生產的拖拉機質量又好，價錢又便宜，服務態度也好。』這就叫競爭的好處。誰也別想像過去那樣躺在包銷的辦法上吃大鍋飯，不行就沒人要。賣不出去就發不了工資，工人就不答應你，你這個廠長就沒好日子過，你得千方百計地行動起來找出路。那種廠長才像個廠長的樣子。

「有個會計問我：『沒有分配指標能買著拖拉機嗎？』那是老皇曆啦，現在擴大了企業自主權，廠裡也有點權啦。」我一下子被包圍起來，他們不大相信這是真的。我把你六月份批准黎明拖拉機廠登廣告的事情講給他們聽，還告訴他們那條廣告登在幾號的報紙上。有個書記問我：『生產資料進入流通領域合適嗎？馬克思老祖宗可沒說過。』我說，『馬克思沒講的事多了，難道我們就不知道怎麼活了？只要對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對發展國民經濟有利，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利，那就符合馬克思老祖宗的原則。』」說完，還不等別人有什麼反應，汪方亮自己便開心地大笑起來，眉宇之間流露出十分的得意。

「汪叔叔，您太可愛了。您這才像個部長的樣子，要是都像田伯伯那樣當部長，我也能當，不就是劃劃圈嘛。再不就是什麼『按上面的精神辦』，『我同意大家的意見』，他自己究竟準備怎麼辦？誰也不知道。」

「圓圓。」鄭子雲嚴厲地喝住她。

圓圓噘起嘴巴，把眼睛一翻：「本來嘛。」

汪方亮說：「圓圓，你怎麼可以批評你未來的公公。」

「誰要他這個公公。」

「咦，不是你和他家老三在搞對象嗎，這有什麼好保密的。」

夏竹筠臉上很不是顏色。汪方亮說話一向不照顧別人的隱私和面子。

「哼，我才不和這種人交朋友呢。」

「什麼這種人那種人的，他有什麼不好？」夏竹筠搶白圓圓。

「誰覺著他好，誰和他過去。」

「圓圓，你怎麼越說越不像話了。」

圓圓把筷子一摔，踢開椅子，一擰身，回自己房間去了。

「何必提登廣告的事呢！」鄭子雲全然不理會她們的爭吵，繼續方纔的談話。

汪方亮嚴肅起來：「老鄭，我佩服你的勇氣。」他停住，覺得沒有必要再深說下去。彼此是深有瞭解的老同志，什麼風浪沒經歷過，什麼驚心動魄的場面沒見過？但鄭子雲挺身而出，為黎明拖拉機廠登廣告承擔責任的做法，還是讓他感動。那還是夏天，剛剛開始談市場，談利潤，談競爭。

像拖拉機這種生產資料，按現行管理體制，工廠按計劃數字生產。然後按行政層次，由省呀、地區呀、縣呀一級級切塊分下去。

現在是計劃任務不足，工廠的能力還沒發揮一半，而下面急著買拖拉機的單位又沒有分配指標。工廠寧可閒著賠錢，也不能多生產一些，賣給急需的單位。誰要是賣了，就是私分。根據把經濟搞活的精神，鄭子雲和黎明拖拉機廠的同志，一同詳細地研究了廠裡的計劃任務、能力和材料情況，認為在滿足計劃外，還可以生產一批供應市場。並把這一情況報給上級主管部門，取得了他們的同意。

又建議工廠在報上登個廣告，歡迎國內外用戶直接訂貨。生產資料登廣告，當時還是頭一回。他對廣告稿一個字、一個字地進行過斟酌，認真地做過修改，最後由他簽字批准。他想，就是有一天翻騰起來，廠子裡也有案可查，有頭可尋。誰能擔保哪一天不會翻個個兒呢？以前遇到的這種事還少嗎？鄭子雲怕廠子裡到時候吃不消。

這在過去的年月，也許算不了什麼。然而這十多年來，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壓彎了多少人的脊背啊，這不能不讓人感到痛心，也更加讓他感到鄭子雲不為世俗利祿、切身利害而盤算的可貴。

這一下子，工廠的任務飽滿了，虧損扭轉了，職工的勁頭也上來了。這麼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農民有需要，工廠有能力、有料、又不影響國家計劃──卻引起了很多的議論。

也許幾年以後，人們會奇怪，當時為什麼那麼死心眼，一件合情合理的事，卻是那麼不好辦呢？人，可能就是這個樣兒。鑽進哪個模式裡去，再鑽出來還真不容易。像魯迅先生說過的，現在我們吃螃蟹，是件很平常的事。但世界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當時需得有好大的勇氣，一定還有很多人認為他是胡鬧──過去多少輩子都沒人敢碰的東西，書上也沒有寫過，你幹嗎去碰呢。

汪方亮沉思著，順手從口袋裡掏出一盒香煙，抽出一支遞給鄭子雲。

鄭子雲擺擺手。

汪方亮那矍鑠的目光，不無譏諷地一閃：「老婆下命令了？」

「這麼大年紀了，誰還管誰呢，下午吸得太多了。」

「管歸管，幹歸幹，皆大歡喜。我一向就是這麼對待不能苟同的意見。」他笑瞇瞇地從另一個口袋裡掏出一個上面印有精緻圖案的硬殼小紙盒，看了鄭子雲一眼，然後搖頭晃腦，陰陽怪氣地念著：「本品係由砂糖、液體葡萄糖、膠姆基體等添加部分生物劑製及天然藥物製成，經試用，戒煙效果良好，兼有潤肺、止咳、提神、健胃等功能。使用方法：每用一片，咀嚼三十分鐘左右，按煙癮不同，可有二至四小時之效果。戒煙膠姆糖，要不要試用一下？」

鄭子雲並不答腔，知道他有時好弄點玄虛。

汪方亮打著哈哈：「老婆的命令，不可不從。煙癮太大，不可不吸。我就又吸煙又吃糖，既照顧了老婆的情緒，又體貼了自己，兩全其美。」

這就是汪方亮。他就這樣周旋於各種矛盾之中。

但對即將到來的，可能會動搖某些根本觀念的衝突，這套辦法夠不夠呢？過去，人們愛用什麼階級鬥爭、你死我活這一類的字眼，好像只有在敵對的營壘之間，才會發生如此激烈的衝突。難道在同一營壘之內，新的、進步的觀念和舊的、陳腐的觀念的衝突會比這和緩一些嗎？縱使不提你死我活，也找不到恰能說明其激烈程度的詞彙了。

那些舊觀念，根深蒂固地滲透在許多人的意識裡，並且被視為天條而不可犯。

這些舊觀念有時真像一張羅網，把所有的人都緊緊地罩住、捆住。要活一塊活，要死一塊死。要是這裡面有一個人死去了，腐爛了，誰也別想鬆動一下手腳把這腐爛的屍體處理掉，誰也別想把鼻子伸到罩子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大家就這麼臭著、熏著。

歷史必然淘汰這許多人會拚死命去維護的天條。困難就困難在這些人，偏偏又是自己的同志，甚至是好同志。

然而，共產黨人是什麼呢？是推動歷史車輪前進的人。

現在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為天經地義。

當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向全世界發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號召時，響應者很是寥寥，而四十二年後，一八九○年五月一日，恩格斯在倫敦為《共產黨宣言》再次重寫序言的時候，全世界無產者已真正聯合起來了。

五

床頭櫃上的小鬧鐘，指向六點十分，實在該起床了。可以聽得見大街上越來越熱鬧的車聲。也許因為她是汽車製造廠廠長的妻子，在這紛沓的車聲中，她對汽車的聲音尤其敏感。現在，她幾乎能從汽車的喇叭聲，行駛時的隆隆聲，分辨出載重汽車、翻斗汽車、吉普車、小臥車。

她準備給陳詠明做一頓豐盛的午餐。難得他有一天在家休息，陪她一塊吃飯。想到這裡，她微笑了一下。她在笑自己：一個以丈夫為中心的傻女人。一樣的飯菜，但有他在，彷彿連味道都不一樣了。一樣的房間，但有他在，彷彿連溫度都升高了幾度。

可是，郁麗文依然一動不動地躺著，她怕驚醒了睡在身邊的丈夫。她輕輕地從枕頭上側過頭去，端詳著陳詠明那張瘦削的臉。

他累了。睡得真死，攤手攤腳的，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眼睛深深地凹進去。五十多歲的人，頭髮幾乎全白了，又挺長，多久沒理髮了？鬍子也沒刮。昨天晚上，當她把臉頰貼在他臉頰上的時候，那鬍茬子刺得她好疼。她問：「你多久沒刮鬍子了？」

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笑笑，沒有回答，不知在想些什麼。

她拍拍他的臉頰：「想什麼呢？」

「說不清楚，好像沒想什麼。」說著，特別經心地親親她的額角。

那親吻，只是一種疼愛而不是熱情。唉，難道她還是那個沒和他結婚的小姑娘，需要他來哄著的嗎？好像有個沉重的、無形的東西壓在他的心上，使他不再對其他事情發生興趣，哪怕是擁在他懷抱裡的，他其實是那麼疼愛的她。

他們結婚很晚。要不是一九六二年他得急性肝炎住進了醫院，他大概永遠抽不出時間去談戀愛、結婚。這樣的事情，現在的青年人已經不理解了，也不相信有人這樣生活過。那年，他三十七歲；她呢，二十三歲，剛從醫科大學畢業的實習醫生。

每天，他躺在病床上，巴巴地看著病房的門，看得他眼睛發酸。

為的是看一眼那個穿白大褂的身影，在門前一閃而過，或是笑盈盈地走來。

他這才發現，除了產量、產值、固定資產、流動資金、國家計劃、企業利潤……之外，世上竟還有可以佔據他的精神、力量和情感的東西。

那雙疏淡的、分得開開的眉，尖尖的嘴角，溫和的眼睛，嫻靜的舉止，像一個可以棲息的窩，坐落在一樹濃蔭裡。

他談戀愛，也像他做工作一樣，疾風暴雨地、不顧一切地猛打猛衝。

一見傾心。有人責怪他。

一見傾心又有什麼不可以？如果我們真誠相愛。

她不是共產黨員。有人提醒他慎重。

不是共產黨員難道是一種過錯？被成見關在門外的，一定就比在門裡的不好嗎？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擺脫形而上學的觀點而學會從本質上認識事物呢？她那雙溫和的眼睛惶惑了：「我配嗎？我會使你幸福嗎？」

他把她摟進自己寬闊的懷抱：「小姑娘，你是為我而生的。」

可是，那是怎樣的戀愛啊。

急急地脫下白大褂，飯也顧不上吃，趕到約會地點。餓著肚子，靠在他的臂彎裡，花前月下地走來走去。「啊，你沒吃飯嗎？」好像他不知道她也像一般人一樣，需要吃飯才能活著。「我真該打。打我吧。」他拿起她的小手，執意要她打他。然後，東奔西跑找個可以吃飯的地方。她呢，又捨不得時間，光吃一頓飯，就會佔去他們二分之一的相會時間。而他給她的時間又少得那麼可憐。

或是，她在公園的長椅上，白白地等上一兩個小時，他才怒氣沖沖地趕來。不知是朝她發脾氣，還是朝她求婚：「我們結婚吧，我們還要談多久戀愛？我沒有時間。 」

或是，一個電話：「對不起，我不能離開。原諒我，親你。」

「……」

「為什麼不說話？」他開始提高嗓音。

「……」

「唉，好吧，也許，十點鐘我可以有半個小時的空閒，到我的辦公室裡來好嗎？」

於是，在一個夏季的下午，她任憑著他緊攥著她那隻白皙的小手，到街道辦事處辦理了登記手續。

慌亂的心情和炎熱的太陽，幾乎使她昏厥。

他們曾站在一棵槐樹下。許多「吊死鬼」懸著長絲，從枝葉上垂落下來，有一條還直落到她的脖子上。她發出一聲有氣無力的呻吟，把頭靠在他寬闊的肩上，眼睛潮濕了。陳詠明從口袋裡掏出那皺得不成樣子的大手帕，為她揩去額頭上的汗珠，忙不迭地連聲問道：「怎麼了？怎麼了？」

郁麗文在他的聲調裡，聽到了從未有過的慌亂。她知道，像他那樣的人，是不會慌亂的，即使面對將要滅頂的災難。他分明把她看得比什麼都重，只不過他覺得那是無須言表的。如同心在胸膛裡跳著，有誰會經常顧及那永遠和自己在一起的心呢？但如果沒有了那心，人便會死了。

一切全是新的，齊全的。但新房仍然顯得空蕩。

陳詠明毫無頭緒地在房間裡忙亂著。或是把地板上攤著的紙盒放到窗台上去，而在開窗戶的時候又把它們堆到牆角裡去。

最後，他張開兩隻大手，對郁麗文說：「對不起，今天我好像應該洗個澡。」

「要不要我給你燒點熱水？」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害臊。像那些堆在地板上的家什一樣，好像還沒習慣這個新家，還沒有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

「不用，謝謝。」嘩啦、嘩啦，他在廁所的冷水管子底下洗了好久。

濕淋淋的頭髮下，一張神清氣爽的臉，散發著肥皂新鮮的氣味。

「我的小妻子，我們要不要做晚飯吃？」有很多家什，可是他們偏偏找不到做飯用的東西。

餅乾，新婚之夜的晚餐……

婚後的生活是幸福的。

時間總是那麼少，感情在時間的擠壓下濃縮了。陳詠明的一個親吻會讓郁麗文幾天幾夜不能從那種燃燒著的感覺裡清醒過來。然後是長長的等待後的另一次愛撫。出差，出差，經常的分離保持著情感的新鮮。

做陳詠明的妻子是困難的，但也是值得驕傲的。當郁麗文還是一個充滿幻想的少女，在她夢幻裡出現過的理想丈夫，不正是這樣一個不會對困難屈服的、強有力的男人嗎？唉，焦急，擔心，惦念，心疼……「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差點兒沒讓人打死。在陰濕的「牛棚」裡關了幾個月出來，渾身上下的骨節都得了關節炎，路都不會走了。看著那樣高大的一個身軀突然變得佝僂，那樣一個硬挺挺的漢子，卻要扶著牆一步步地挪動腳步，郁麗文肝腸寸斷了。她四處奔波，為他找藥、煎藥，熬了種種草藥在他的關節上熱敷。他還要說俏皮話：「我要勸說所有的男人，他們應該找個大夫做老婆。」

她笑著，可是眼淚卻一滴滴地掉在丈夫正在熱敷的肩膀上。

陳詠明扳過她的肩膀，她卻把頭扭開，不看他的眼睛。而他，固執地把她濕漉漉的眼睛對準自己：「我不是好好的嗎？等我好了，我背你爬香山去……」

好倒是好了。可是漆黑的頭髮卻開始花白，逢到陰天下雨，每個關節都疼痛難當，像把生了銹的鎖，開動起來，吱吱嘎嘎地響。

這一切都瞞不過一雙醫生的眼睛。

當然，他們也沒能去香山。

兩年以前，鄭子雲副部長親自找陳詠明談話，準備派他到曙光汽車廠出任廠長。

鄭子雲好像存心要把陳詠明嚇倒：「……不過我要先把底交給你。生產嘛，是連年虧損。設備完好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你知道的，部裡的要求是百分之八十五。挺大的車間，卻沒有地方下腳。鐵屑、加工件、毛坯、廢件，滿地都是，一層摞著一層。投料不按生產計劃，投一次夠你用半個月，也堆在車間裡佔地盤。

「職工生活嘛，一千多人沒房子住。一間屋，布簾子一拉，住兩家。晚上倒班，不敢開燈，怕影響別家休息，黑地裡，據說還有上錯床的。」說到這裡，鄭子雲停住了，好久沒有言語。下巴支在交叉的十指上，坐在那裡不知想些什麼，陳詠明還以為他說完了。只見他歎了一口氣，對陳詠明微微笑了笑，好像為自己突然中止了談話表示歉意。

鄭子雲繼續說下去：「托兒所送不進去孩子。房頂上有些瓦壞了也不補，露著天。外頭下大雪，屋裡飄雪花，把孩子趕到不漏的那頭住去。玻璃碎了、窗框子壞了，全用木板一釘，弄得房間裡黑乎乎的。還有人把垃圾往托兒所院子裡堆。在這樣的環境裡，孩子們怎麼生活呢？」食堂也是烏七八糟，砧板上的灰塵有一個小錢厚。醫務室裝中草藥的麻袋成了耗子窩，拉上耗子屎，那些中草藥就只能當柴燒。工人呢，卻配不齊藥。

「另外，還有上百個人的問題沒有落實政策，幾百個待業子女沒有安排工作……」

他好像很瞭解汽車廠的情況，大概常去廠子裡看看、走走，陳詠明想。

突然，鄭子雲像和誰吵架，氣洶洶地說：「……部黨組經過研究，認為你去還是合適的。」

「這樣大的廠子，我從來沒管理過。」

「是啊，是啊，這麼一個爛攤子，擱在誰身上都夠瞧的，已經換過好幾任廠長了。部裡就有兩位局長在那裡幹過。當然，那是『四人幫』橫行的時期，誰也別想幹成一件事。現在，幹『四化』有了相當充分的條件，當然也還有各方面的困難。對許多重大的問題，還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比如，到了現在還要討論生產的目的是什麼，這就涉及到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問題。

「唉，共產黨是幹什麼的？開宗明義第一條，是為老百姓過好日子的。怎麼到了現在這個問題也成了問題！還有，思想政治工作是要把人變成唯命是從的奴隸，還是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積極性，把他們提高到倍受尊重的地位？像這些早就應該認識的問題，有些同志到現在還不認識。認識上不一致，實行起來就更加困難。有些人，幹了很多年的革命，當了好些年的黨員，說到底，偏偏就沒有真正瞭解馬克思主義是怎麼回事……情況就是這樣，我不要求你現在就答覆，你可以考慮幾天。」

不但陳詠明在考慮，和他要好的同志、朋友也在替他考慮。瞭解那個廠子內情的勸他：「你到那裡，搞上去也得栽下來，搞不下去也得栽下來。」

也有人說：「憑你這個級別，坐曙光汽車廠那把椅子屁股小了點兒。」

「你鎮得住嗎？！」

而陳詠明考慮的，並不是他將遇到的盤根錯節的人事關係；層層組織像一套生了銹的、每個環節都運轉不靈的機械裝置；企業的虧損；生產任務的拖欠；職工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他想的是，如果在戰場上，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自告奮勇地到那最危險的、九死一生的陣地上去。

人們很難說清，自己的某些素質，何時、何地、因何而形成。

一九四九年報考軍政大學的最後一項考核：口試。站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身穿陰丹士林布旗袍的孱弱女子。看上去十八九歲的樣子，卻是菜一樣的臉色。浮腫的眼皮，遮著一雙羞怯的眸子。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穿著灰布軍裝的人，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那人大概很高，長長的、打著綁腿的腳從桌子下面伸出。他左手托著腮幫子，用以支撐似乎其重無比的頭顱。他一定被那些不斷重複的問題弄得頭都大了。右手裡的那支筆，顯然比他背上的三八槍更使他感到難以對付。桌上，是一大摞參加考試人的有關表格。每個人回答過他的問題之後，他便在表上做一個記號。

他問那女子：「你為什麼要參加軍政大學？」

她期期艾艾地回答：「為了工作。」

「你是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一半是為人民服務，一半是為自己吃飯……可能算半心半意吧？」

只見那人低頭嘩啦嘩啦地在紙上記著，如同拿刀子在割一塊牛皮，根本不看站在他面前回答問題的那些人。也許不能那麼苛求他，他累了。如果他能抬頭看一看站在他面前那個誠惶誠恐、十分誠實的女子，他也許不會在她那張表格上打個Ｘ了。那可憐的女子，甚至不敢看一看他在表上做了什麼記號，便心慌意亂地走開了，並且差一點讓他伸出桌外的長腿絆了一跤。一個人的前途，便這樣草率地、武斷地被否定了。

陳詠明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作風，也許就是從那一天開始逐步形成的。

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全人類，還要解放無產階級自己。這解放不但意味著物質上的解放，還意味著精神上的解放，使每一個人成為完善的人。

未來的世界，應該是人的精神更加完善的世界。從現在開始吧，從自己開始吧，讓這個世界早一點到來吧。

十天之後，陳詠明對鄭子雲說：「您的具體要求是什麼呢？」

鄭子雲說：「第一是把質量管理搞起來，汽車廠是流水生產，不能靠手藝過日子。第二是搞均衡生產，把再製品壓下來。第三每月生產要逐步上升。你是個老廠長了，其他方面，自己參照部裡整頓企業的要求去辦。那麼你也談談，你有什麼要求呢？」

「您既然把這副重擔給了我，我希望搞好它。這些日子，我腦子裡也有些想法，但必須真正有了廠長的權力才能實現它。所以我只有一個要求，讓我行使這個權力。我不是為自己爭這個權力，我要它有什麼用？我是為廠子的發展，最終是為生產的發展。可是這個權力，您能給我多少呢？」

「能下放的權力，部裡一點兒不留，不會捨不得的。限度嘛──」鄭子雲思索了片刻，「你能接受得了，部黨組也能領導得了，你看怎麼樣？」

「要是這樣幹下去，和現行的管理體制有衝突呢？比方，這兩年國家投資壓縮、任務不足、計劃指標低，要是有材料、又有單位訂貨，我能不能擴大生產？」

「可以自找門路。為什麼寧可讓工廠閒著，大家坐吃大鍋飯呢？只要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辦法，我也盡量行使這個部長的權力。我能承擔的責任，我將盡力承擔。要是有人告狀，我會幫你含糊過去。」然後他詼諧地做了個睜隻眼閉隻眼的動作。

陳詠明很少將對人的好感、崇敬溢於言表。在這番談話之後，他不由伸出他的大手，緊緊地握住鄭子雲那瘦骨嶙峋的手。

有這樣一位領導，底下的幹部就是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心裡也是痛快的。

不論丈夫做出什麼決定，郁麗文都認為是正確的。她也許不甚瞭解那件事情的道理，但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四十歲的人了，對於複雜的社會生活，仍然執著女學生式的單純見解。這自然也有它的長處，使她不必像女政治家那樣沒完沒了地分析，太過聰明地對待人和事，在丈夫的精神上增加壓力和憂慮，干涉丈夫的決策。

她注意的只是陳詠明的臉龐是不是瘦了，眼睛上是不是佈滿了紅絲，心情是不是憂鬱……她只管用女性的溫柔，使陳詠明那疲勞的身心得到撫慰。她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女人，陳詠明懷裡一個嬌小可愛的妻。

郁麗文忍不住伸出手指，輕輕地撫摸陳詠明那霜白了的鬢角。

門上響起了手指頭彈門的聲音。「嗒、嗒、嗒、嗒」，四下，又四下。然後是壓低了的笑聲和爭議聲。

兒子。雙胞胎的兒子。這，陳詠明也自有高見：「好，一次完成任務，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

陳詠明答應過，今天帶他們去滑冰。小傢伙們興奮了，難得陳詠明有空陪他們一次。竟然不要媽媽叫，自己就起床了。

郁麗文不理會他們，讓丈夫再睡一會兒吧。兒子彷彿猜透了她的心思，她聽見他們在門外嘀咕了一會兒，懂事地走開了。

可是陳詠明還是醒來了。活力、精神，全都回到他的臉上，好像剛才那個愁眉苦臉睡覺的漢子是另外一個人。他抓起郁麗文貼在他面頰上的手掌，仔細地看著，把弄著她的十個手指，然後又依次把她的十個手指親吻一遍。他大聲地清理著喉嚨。暖氣燒得太熱，每天早上醒來，他的嗓子都覺得發乾。

門上立刻響起了擂鼓一樣的敲門聲。不等回答，房門就大大地敞開，兩個兒子像兩枚炮彈一樣地射了進來。陳詠明站在地板上，平平地伸開兩條胳膊，大力吊著他的右膀，二力吊著他的左膀，父子三人在地當間兒像風車一樣旋轉著。

打發他們吃過早飯，郁麗文和他們一同走出家門，看著父子三人的背影漸漸地走遠了，她才往菜市場走去。

在買黃花魚的隊伍裡，大慶辦公室主任的夫人和政治部主任的夫人，嘁嘁喳喳說得十分熱鬧。她們看見郁麗文走過，便死拉活拽地要她插進隊伍裡來：「今天黃花魚很新鮮，就排我們前頭，眼瞅就輪到我們了。」

「不，這不好，後邊的人該有意見了，再說我也不打算買魚。」郁麗文臉紅，不安。她不願意夾塞兒，又覺得謝絕了她們的好意於心不忍，只好硬著頭皮趕緊走開。

兩位夫人撇嘴了：「和她丈夫一樣，假正經。」

「正經什麼，陳詠明從日本回來的那一天，她去飛機場接，當著那麼多人，兩人就胳膊挎著胳膊，身子貼得那麼緊……嘖，嘖，嘖。」

說著怪模怪樣地笑笑，「等回家再親熱就來不及啦？」

「人家是知識分子嘛。」

「是呀，現在知識分子又吃香了，自從鄧小平說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以後，我看他們的尾巴又翹到天上去了。」說話人緊緊地咬著牙齒。

兩條舌頭，沒有一條涉及到家長里短以外的事情。但是，她們立刻從彼此的語氣、眼神、跳上跳下的眉梢、嘴角旁邊皺褶的變化，挖掘出深埋在她們心裡的那股怨憤。由於陳詠明給她們造成的、無法用斗量，也無法用秤稱的損失──她們的丈夫一夜之間就從頂不費力氣的、又頂受人敬畏的官職上退下位來──她們丟掉了過去的一切宿怨，結成了神聖的同盟。

六

早上接班，李瑞林到得挺早。他在廠子門口，呆呆地站了許久。心裡什麼滋味兒都有。兩個多月沒來上班，身子骨倒是清閒了，腦袋瓜可一直沒閒著。想不到他這個給別人治了二十多年「思想病」的支部書記，有一天自己也會得這種病。奇怪不奇怪。

起先，是氣憤。然後，是悲涼。再後，是躺在炕上猜謎：他不上班，別人會往哪兒想？會不會來動員他上班？誰會來找他談話？批評他，還是跟他說好話？為什麼要把各車間的專職書記給撤了？陳詠明抽的什麼風？還要不要黨的領導？自打他到廠裡以後，離轍的事兒幹得真不少。他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沒挨過整，還是沒給整夠？聽說基建處處長董大山已經把陳詠明告到部裡去了。董大山部裡有線。宋克局長在這裡當廠長的時候，董大山就是宋克家裡的常客。董大山手裡有物資啊！那些年，光有錢不頂事兒。你手裡要是有物，就可以換房子、換工作、換人……凡你想要的東西，都能換。再有，打個傢俱啦；修個「廚房」啦──那廚房講究得給宋家老大做了新房；利用關係戶，把宋克不便直接插手的老二，從農村弄了回來，還安排到哪個基建工程隊搞宣傳，又輕省、又不惹眼。

聽說宋克局長還要提副部長呢，陳詠明這樣折騰下去，能有他的好煙抽嗎？想到這裡，李瑞林又著實為陳詠明擔心。

雖說陳詠明這個人，說拉臉子就拉臉子。以實求實地說，陳詠明是個敢說敢當的正派人。遇見那些聰明人繞著彎子走的事，他呢，不縮脖子，不眨巴眼，對準目標，照直地走過去。

這不是哪兒泥濘，偏往哪兒踩嗎。「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個造反派的頭頭，把李瑞林全家打跑，佔了李瑞林家的房。因為「文化大革命」以前，支部書記李瑞林處理過他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一來，他翻案了，說李瑞林處理錯了。當時，處理意見李瑞林請示過廠黨委，不能由李瑞林一個人負責。再說那件事也沒有處理錯。他不過是伺機報復，抓住李瑞林不放，攆著李瑞林兩口子亂打。嚇得李瑞林老婆直抽風，弄得李瑞林全家住沒處住，躲沒處躲。

陳詠明對保衛處長說，這件事鬧得李瑞林一家到處流浪，連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幹部裡頭，反應強烈。如果老不處理，人家怎麼工作呢？保衛處應該干預這件事。

那時，誰也不知道陳詠明有多大能耐。曙光汽車廠是個大廠，那些見過世面的處室幹部，有些根本不拿陳詠明當回事；有些對新廠長抱著觀望態度，等著瞧他怎麼開張。陳詠明處處體會到了由於屁股太小，坐這把交椅的難處。

保衛處長根本沒理陳詠明的茬兒。

第二次，陳詠明又拉上一位黨委副書記和保衛處長談話，他還是不理。

第三次，保衛處長還是不管。並且帶著對不知就裡的人的譏諷說：「我的工作，受公安系統的垂直領導，不能亂抓。」

陳詠明說：「我沒有做過保衛工作，我在這方面的知識，一無所有，政策水平也不高。但我有三個問題向你請教，請你回答。一，你這個保衛處是保衛什麼的？他把李瑞林同志的房佔了，還提溜著棒子到處打人家，這是不是侵犯人權？是不是違反憲法？二，我承認公安系統對你的垂直領導，但廠黨委對你是不是也有領導權？這個雙重領導是以廠黨委為主，還是以公安系統為主？三，今天是第三次找你，限你三天之內，把這個造反派從李瑞林同志家裡弄出去。你究竟幹不幹？你得正面回答我。」

陳詠明像個精細的泥瓦匠，把所有可以隱遁的小縫都給泥上了，弄得保衛處長無處可鑽，他拐彎抹角地表示著自己的不敬：「我可以按你的意見執行，但我保留自己的意見。」

陳詠明威嚴地說：「你可以保留意見，這符合組織原則。但你能執行領導的決定，這個態度還是好的。」

真穩得住神兒！夠辣的，保衛處長想。第二天他只好把那個造反派弄出了李瑞林的家。

不久以後，在全廠幹部大會上，陳詠明原原本本地公佈了這三次談話的內容，最後還說：「我不相信這麼多人的一個大廠，就找不出個保衛處長，這個保衛處長非得你來幹。」

保衛處長就在會場的前排坐著，一點沒料到陳詠明會來這一手。簡直像當頭一棒，他懵了。這麼多年來，他還真沒遇見過這麼厲害的主兒，竟敢摸他的屁股。

陳詠明果斷地改組了保衛處的領導班子。上上下下，好一陣熱鬧。由於鬧派性，這個處連黨支部都成立不起來。

反正廠裡的人，對陳詠明要麼恨之入骨，要麼擁護得要命，持中不溜兒態度的很少。

兩個多月，偏偏沒人理李瑞林的茬兒。他沉不住氣了，去找陳詠明。

陳詠明劈頭就問：「想通了？」

「想通想不通，以後再說，先工作吧。」

「這就對了。有些事兒，不是一下子就能想通的，那就慢慢想吧。」

這句話還說得盡情盡理。

下一句，可就不行了。「這兩個月的工資，我已經通知財務科，超出七天以外的，全部扣發了。七天之內，算你事假。老李，咱們是老同志了，就算想不通，不該不上班。你做了那麼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難道不知道這一點？」陳詠明原先還很柔和的眼神，變得死硬起來，甚至還有些煩惱的樣子，好像這談話，這決定，都讓他感到極大的不快。

李瑞林鬧了兩個多月的情緒，陳詠明沒短了一天的思慮。他知道，扣發李瑞林工資這件事，不但會引起李瑞林極大的不滿，也會引起其他人的不滿。毫無疑問，有那麼一夥人，還會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去迎合一部分人的不滿情緒。眼下什麼東西都在漲價，扣兩個月工資，真夠李瑞林受的。但是陳詠明寧願完事兒以後，自己掏腰包送一部分錢給李瑞林，也不能不這麼幹。作為這個廠的廠長，如果沒有這個「狠心」，要是任何一個人，因為任何一件事不順自己的心，就撂挑子躺倒不幹，怎麼辦呢？不是已經有人在處心積慮地找岔子，鑽空子嗎？比方像董大山那樣的人，因為自己後台硬，不是處處刁難他嗎？簡直是騎在他脖子上拉屎撒尿，使他無法開展工作。

進廠的時候，有個車間的土建工程還沒完工。陳詠明瞭解到要完成汽車廠當年的任務，這是個突破口。便把董大山找了來。

「這個車間是不是打個殲滅戰，早點投產。你找幾個人研究一下，提個方案。」

董大山想，哼，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這頭把火就燒到我頭上來了，看我好拿捏？嘴頭上卻答應得挺好。半個月過去了，什麼動靜也沒有。

陳詠明問：「上次說的事，你研究了沒有？」

董大山一點也不虧心地回答：「沒有。」

「你抓緊研究研究好嗎？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你說呢，你想什麼時候完工？」董大山歪著頭，瞇縫著眼睛，反問陳詠明。他在看陳詠明的笑話，看他能說出什麼道理。他覺得陳詠明初來乍到，兩眼一抹黑，什麼情況都不知道。

陳詠明也確實好像沒有主意地說：「我問你的意見。」

「要我說，十月份。」董大山信口說道。

「還是找幾個人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縮短工期。」陳詠明懇切地要求。

「我看沒那個可能。」

「你還是找幾個人研究一下，能不能縮短工期。」陳詠明的口氣強硬起來。董大山把他的耐心，看做是軟弱可欺了。

又過半個月，一問，董大山還是沒研究。

陳詠明不滿意了。「怎麼回事？還沒研究？」

「你到底想要我什麼時候完成？」還是那句話。

又來了，陳詠明心裡暗笑。「我想頂好明天就完成，你辦得到嗎？」

「這不是開玩笑嗎！」

「是玩笑。但我希望越快越好。你是搞基建的，應該心中有數。」

董大山被他纏得煩了，又答應研究研究。

再過半個月，還是沒信兒。

陳詠明想：夥計，你太「輕敵」了。

陳詠明剛到廠子的時候，一個多月，什麼話也沒說，什麼事也沒辦，先把大大小小的角落都走到了，看遍了。有關這個收尾車間的土建情況，他早已調查清楚。

陳詠明第四次找董大山。「你到底打算怎麼辦？」

董大山嬉皮笑臉地跟他泡：「你到底要求什麼時候完工？」

「我說不出。你既然負責這個工作，你就得拿出個最佳、最快的方案來。」

「什麼時候拿方案？」

「五天以後。」

「五天？！要了我的命我也拿不出來。」

「咱們得把話說清楚，我給你的期限可不是五天，而是一個半月的時間，對不對？你自己可以算一算。我可不是不講理的人。

「事情有再一、再二，哪有再三、再四？我也知道五天你拿不出方案，但這是你自己造成的。按照我的經驗八天就夠了，不過我可以給你十天的時間。十天以後，必須拿出方案來。」陳詠明用不容分辯的口氣說。他已經下了決心，董大山再拿不出方案，他就先撤了他。廠長的權力範圍裡有一條，叫做「臨機處置」。不這樣整整他，還能進行工作嗎？這幾句話讓董大山感到一些份量了。他開始琢磨陳詠明：這到底是個什麼等級的對手？但他還要試一試他以為可以拿住陳詠明的那個法寶。「你到底要求什麼時候完成？」

「『五一』。這個時間比較實事求是。你為什麼非說『十一』不可？」

董大山的腦袋搖得像個貨郎鼓。列數著「五一」不能完成的種種原因。陳詠明也不插嘴，抱著兩個膀子，笑瞇瞇地聽他說。董大山發現，他越說下去，陳詠明的嘴咧得越大。

陳詠明耐心地等他說完，才不慌不忙地反駁。「你說收尾工程量很大？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陳詠明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藍色塑料封面的筆記本，用手指頭輕輕地彈了彈筆記本的封面，發出「嗒……」的一響，董大山覺得那一指頭像彈在了自己的腦門上。「我已經全部調查清楚，收尾工程一共二十一項，每項工程的工作量，都在我這個本上記著。是像你說的那個情況嗎？你強調車間裡要安幾十台床子，床子有大有小，非常複雜。你大概忘了，我是從哪裡來的吧？我是從機床廠來的，擺弄了二十幾年的床子，難道不如你？你給我來這一套？你真是看錯人了。車間裡一共要安四十台床子，每台床子的型號、規格、重量，以及多少個地腳螺絲全在我這個本子上，是像你說的那個情況嗎？至於混凝土的養生期，在氣溫低的情況下，也不是不可以加快的。你可以用電養生，也可以加化學製劑，有一週時間足夠了，為什麼非二十八天？我可以向你介紹一下我的履歷，我還搞過八年的基建，你沒想到吧？你以為你很聰明？別給我來這一套，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十天以後交出方案。」

這一席話聽得董大山目瞪口呆，他不得不對陳詠明刮目相看了。

後來，他們又打了第二個回合。

金工車間非常擁擠，機床也安得橫七豎八，需要重新佈置，合理流程。一些工段要遷出去，騰出地方，車間的工藝線路才能調整。

需要蓋一個可以安裝三噸吊車的九百平方米的廠房。根據陳詠明過去搞基建的經驗，幹基建主要是個組織工作，這個廠房三十天完成，他心裡還是有譜的。

他召集計劃處、基建處、運輸處佈置工作。「明天是星期天，基建處放線，運輸處清理場地，下午挖方，夜間打墊層。現在天暖了，混凝土的養生期有四五個小時就可以了。星期一起基礎。」

星期一早上，陳詠明上班一看，工地上一動沒動。他很奇怪，佈置工作的時候，沒有人反對嘛！他到基建處去找董大山，辦公室裡沒有，直到九點鐘才把他找著。「今天應該起基礎，怎麼一動沒動？」

「這個線我不能放。」

「這就怪了，星期六開會不是說得好好的嗎？怎麼不能放？」

「圖紙沒給，我怎麼放？」

「我不是給了你一個平面圖嗎？」

「那不能作為放線的依據。」董大山振振有詞。

「平面圖不能放線嗎？」

「不能。」

「這是標準廠房，十八米跨是標準跨距，平面圖上標沒標這個尺寸？」

「有。」董大山最怕陳詠明發問，他的問題像層層剝筍，最後非把你藏著掖著的東西剝出來不可。

「廠房的長度九百米，圖紙上有吧？」

「有。」董大山覺得扣子一環一環地扣緊了。

「好，再問，安裝天車的六米柱距是標準柱距你知道嗎？」

「知道。」他不能說不知道，宋克不是在汽車行業的廠長會議上表揚過他精通基建業務嗎？「既然平面圖上給了你這三個條件，你怎麼不能放這個線？你想糊弄老百姓？你知道，我可不是種地的。三十天工期你給我耽誤了兩天。你到底能不能放這個線？你說，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放出來？」

「明天。」董大山垂頭喪氣地說。

「不行。今天下午三點你必須把線放出來，三點放不出來，你這個處長就別當了。」說罷，陳詠明轉身就走。下午兩點半一看，不但線放了，土方都開挖了。

陳詠明真想把董大山撤了。這麼一件事，不但宋克打電話替董大山說情，連田守誠部長也給他打招呼。田守誠不可能認識董大山，這當然是宋克遊說的結果。

陳詠明能不服從嗎？一個是他的主管局長，一個是重工業部的部長。他能去問鄭子雲嗎？「你說的話算數不算數？『能下放的權力，部裡一點兒不留……』」鄭子雲又能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呢？據說他的工作也並不順利。

再說，他自己不是也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一定的遷就和讓步嗎？上次，田部長不知為什麼緣由來廠裡看看走走，他不是也同意報銷一筆招待費嗎？他說：「香煙嘛，就買三盒吧。他們要抽就抽，不抽不要打開，留著下次用。」原政工組組長深奧莫測地笑了。還有人說他小氣。小氣？誰不小氣又從自己腰包裡掏了一分錢呢？部長們在自己家裡抽煙怎麼辦？也有人招待？明知這麼做要討人的不喜歡，但他要決心在自己的工廠裡造就一種公事公辦的風氣。

據說，行政科的經辦同志買了一條。那位行政科長不錯，不給報銷，說：「剩下的哪裡去了？查不出來不要報銷。」好，這麼一來，下次就沒有人再敢拿著公家的錢瞎花，並且從中揩油了。有反對的，不是也有支持的嗎？使陳詠明感到憂慮的還有，像李瑞林這種黨齡不算短、黨性比較強的同志，事情一涉及到自己頭上，不但思想跟不上趟，甚至還產生了牴觸情緒。而且，隨著今後工作的發展，肯定還會涉及更多按老規矩辦事的人。那阻力是多麼的大啊！他，吃得消嗎？偶爾，他也會有力不從心的惶惑和短暫地喪失信心。這時候，他只要大步流星地在廠子裡走上幾圈，心裡的鬱悶漸漸就會被隨時遇到需要他裁決的各種問題所驅散。他沒有時間發愁，他必須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這複雜的生活中去。

扣工資的事，氣得李瑞林七竅生煙，可他既沒跳也沒鬧。他知道這事不能鬧。他不在理，擺到桌面兒上說不過去。不管怎麼說，在他那雜亂的思想裡，還有一根弦總在提著：我是三十多年的老黨員了……

老呂頭還按著老稱呼招呼他：「李書記，您──來得這麼早哇。」

老呂頭的兩個門牙已經豁了，說起話來直漏風。所以，那語調更讓李瑞林感到一種落魄的淒涼。

他原想對老呂頭說：「別叫我書記了，往後，就叫我老李吧。」話到嘴邊兒，卻硬是說不出來。

一想到今後要與老呂頭為伍，一塊兒看大門兒了，臉上總有些掛不住的樣子。話雖那麼說，共產黨的幹部能上能下。誰見過呀。

歷來的習慣是，只有那些犯了錯誤的幹部才會連擼幾級。平白無故，哪有從幹部變工人的？不往上升，至少也得保持原有地位不變，才說得過去吧？不論怎麼說，老呂頭還那麼稱呼他，在精神上多少給了他一些安慰。至少老呂頭沒拿他當犯了錯誤、擼下來勞改的幹部。於是他裝著沒有留神的樣子，只是執意勸老呂頭早些下班，回家休息。

老呂頭從車棚裡推出自己那輛除了鈴不響哪兒都亂響的自行車，頭上戴著一頂小兒子呂志民復員的時候帶回來的軍帽。綠色布面、灰色兔毛的襯裡，耷拉著兩個耳扇子，一走一扇忽。身上穿的那件棉大衣，油膩膩的。胳膊肘、前襟和下襬的邊緣都已經補過了，就連每個扣眼兒，也都重新鎖過了。這件大衣，早該換一換了。

當老人的，省啊，省啊，還不都是為了孩子。

李瑞林想起老呂頭的小兒子呂志民，聽說淨和老呂頭鬧不對付。能說那孩子壞嗎？也不是，就是犟，你說東，他偏說西，毛毛躁躁，是個「二了八十」的渾小子。唉，現在的年輕人，哪個也不是省油的燈。

上了年紀，心裡還不得安寧啊。做父母的，除非到了蹬腿的那一天，活一天，就有操不完的心。

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李瑞林瞧著老呂頭走遠之後，便走進傳達室。坐了一會兒，又站了起來，覺得這麼坐著不是個事兒，總得幹點什麼吧，又不知道該幹什麼才好。他忽然覺得待了這麼多年的廠子，變得好生分，好像他是個初來乍到的新工人。這讓他覺著很不是滋味。

於是，他捅開了封著的蜂窩煤爐子，打了壺水放在爐子上燒著，又從門背後找出把大掃帚，嘩啦嘩啦地掃著傳達室門前的那段柏油小路。說實在的，真沒有什麼可掃的，溜光的馬路挺乾淨，說邪乎點，真像舔過的那麼乾淨。他直起腰，打量著遠遠近近的廠房。從部隊轉業下來，他就到這個汽車廠來了。二十多年，眼瞅著這個廠子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就像眼瞅著鄰居家的孩子，生下來，吃奶，斷奶，會爬了，會走了，長大了，上學了……有時，他不明白，他明明見那孩子不久以前還光著屁股滿世界亂爬，怎麼一下子就變成了個漂亮小伙，穿著他頂不待見的喇叭褲，褲腿活像兩把用高粱篾兒紮成的笤帚，胳膊彎裡還挎著個小妞兒。

這工廠越來越氣派了。比他家鄉那個縣城還大，繞廠子轉一圈，沒有大半個鐘頭怕是轉不下來。

一進廠子大門，是個挺大的圓形花圃，兩條柏油小路，從花圃左右兩旁繞了過去。像兩條筋骨挺好的胳膊，摟著個大笸籮。路邊，是挺直的白楊樹。樹幹上的節子，活像人的眼睛，木格登登地瞪著來來往往、進進出出的人們，也那麼瞪著李瑞林。白楊樹下，是修剪得一般高低的小松牆。松樹的針葉上，銹滿了從北京城的煙囪裡冒出來的煤灰，葉子黑不黑、綠不綠。

花圃後面是辦公樓，辦公樓後面是一個挨一個的車間。右邊，幾乎看不到邊兒的廣場上，一輛輛嶄新的、準備出廠的汽車，排列得整整齊齊，像列隊的新戰士，穿著剛發的新軍裝，背著烏光鋥亮的新馬槍，很有一些排山倒海的氣勢。就連滿肚子怨氣的李瑞林也不得不承認，在原先那個亂攤子、散攤子、爛攤子上幹出這一番成績，哪裡是只花苦力氣就能辦到的？！那真是明槍暗箭，左推右擋，嫉賢妒能，一步一個陷阱。全廠上上下下這些個人，誰是怎麼回事，那些多少年也解決不了的老大難問題，哪一樣李瑞林不知道啊。陳詠明也是個人吧，也有悶在肚裡說不出的苦吧，怎麼就不見他有個灰心喪氣的時候？爐子上的水開了。咕嘟咕嘟的，氣兒挺足，把水壺蓋頂得呱嗒呱嗒地響。李瑞林泡了杯茉莉花茶。八角錢一兩的茶葉，還趕不上以前六角的。真是，什麼都不如從前了。他在椅子上坐下來，掏出裝煙絲的鐵盒和捲煙紙，捲了一支「大炮」，悠悠地吸著，一面端詳著傳達室裡簡單的陳設。

一張條款，用毛筆字寫得工工整整，醒目地貼在大掛鐘的下面。大掛鐘的鐘擺搖來擺去，像個腦袋瓜，歪來歪去地在琢磨那張條款，看得有滋有味兒，沒完沒夠。

條款上這樣寫著：五罰一元錢的暫行規定一、隨地吐痰；二、隨處抽煙；三、亂丟紙片；四、亂放車子；五、家屬隨便進廠。

凡有上述行為發生，各罰人民幣一元。

曙光汽車製造廠

李瑞林把這條款瞧了又瞧，總覺得有點小題大做。

家屬小孩不能到廠子裡亂竄，這還說得過去。可隨處吸煙，隨地吐痰，亂扔紙片，亂放自行車要罰一元錢，有那個必要嗎。尋思大伙錢多了還是怎麼的？新鮮！沒見過！沒事兒上街看看去，滿大街的煙頭、紙屑、黏痰，越是人多，越是熱鬧的地方就越亂乎。再說，誰能不吐痰呢？中國人沒有不吐痰的。不信，就支著耳朵聽聽，別管在戲園子裡，報告會上，或是電汽車裡，馬路上的自行車隊裡，總能聽見打掃嗓子的聲音，往外咯痰的聲音。吐口痰，又礙著誰什麼了呢？倒是自行車，那是亂放不了的。看車的老娘們兒，會拿著大喇叭衝著不存車的人使勁兒吆喝，就算不想存車的人有張迫擊炮也打不透的厚臉皮，也甭想省下那二分錢。一說，還是迫擊炮，那是哪個朝代的武器了？早不是李瑞林在部隊當迫擊炮手的那個時候了。老嘍！落後嘍！除了迫擊炮，還能知道什麼呢？肯定，這是陳詠明的主意。前不久他才從日本考察回來，準是從那兒躉來的洋貨。

聽說全廠整整停工一天，擦所有車間的窗子。說實話，那窗子打從建廠那天起，二十多年沒有擦過。上面膩著一層黑褐色的濁物，但是誰也沒覺得那有什麼不好。工廠嘛，又不是賓館，它本來就是個髒地方。油泥、鐵末子、鑄造車間清砂時到處飛揚的黑砂……別說車間的窗子，就是車間外頭的樹葉，也像剛從鑄模裡倒出來，上面粘著一層黑砂。你擦呀，有本事連樹葉也擦擦。

陳詠明向大家講文明生產的重要。「挺好的廠房，弄得像個監獄。黑乎乎的，一進廠房就讓人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外國人要是看見這種廠房，準不跟你做買賣。他不相信，用這種態度對待廠房，還能用什麼更好的態度對待生產。也就不相信你能生產出好東西來。」

還聽說，廠子裡蓋了暖房，請了花匠。開春以後，還要在空地上植草皮。說是這樣可以不往車間裡帶灰塵，能保證產品質量什麼的。好倒是好，頂什麼用？能代替拉閘不給電，還是能代替原材料的不足？工廠就是工廠，想看花看草上公園去。能跟洋人比嗎？他們是資產階級，中國人不看花不看草照樣過日子，照樣出汽車。

莫不是他成心在挑陳詠明的刺兒？落到看大門的下場，該怪誰呢？春天，陳詠明在部裡開完整頓企業管理會回來，不知得了什麼令兒，比剛到廠上任的時候更來勁兒了。什麼擴大企業自主權啦：什麼市場競爭啦；什麼整頓企業領導班子啦；什麼自由組閣啦；撤銷大慶辦、政工組和車間專職支部書記啦……真敢幹哪。

別的事，李瑞林不敢說，有幾樣他可實在接受不了。

取消政工組、大慶辦，行嗎？陳詠明在動員報告裡講過：「……政工組、大慶辦不過是一種形式。問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實質。只要我們把工人群眾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認真地去解決，只要我們千方百計地把生產搞上去，何必一定要掛那個牌子？五十年代，我們的經濟發展得不錯嘛，企業裡並沒有政工組，大家不是很團結嗎？那時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各級領導，小組裡還有八大員。何必另設一套人馬呢？反而讓各級行政幹部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工組的事，自己不用管了。到底是在黨的領導下，大家做人的工作好，還是少數人抓、別人撒手不管好呢？」

自由組閣，這叫什麼詞兒？哪兒寫著了，還是哪位首長說過了？就是部裡頒發的整頓企業十二條措施裡，也沒有自由組閣這一條啊。

「千軍萬馬抓班子。」

不管誰說什麼，陳詠明心裡有數。沒有這一條措施，汽車廠的工作別想打開局面。像保衛處長和董大山那種一味拆台的人能很好地配合工作嗎？生活福利處的處長，一天到晚不幹工作，還冒領加班費。誰給他送禮，他就給誰房子。誰不給他送禮，誰就分不到房子。群眾敢怒不敢言，誰敢得罪他？他手裡攥著房子。

還有那個勞資處的副處長。據說她這個副處長，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把鼻涕、一把淚從宋克那兒哭來的。陳詠明覺得對於一個人，總應該往前看。幹部裡女同志又比較少，也該考慮這一方面的代表性。沒想到他們處的老處長退休，沒有馬上把她提為正職，她就到處大罵廠黨委和陳詠明，躺在家裡不上班，還到部裡找宋克，說廠裡打擊她，不重用她，直鬧到宋克把她調到另一個廠去了事。

臨走之前，陳詠明和她談話：「你給廠黨委和我造了不少輿論。

「今天你要走了，咱們應該談談心。我來廠以後，在幹部大會上做過安民告示：多換思想少換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安定團結，才能大幹快上。對不對？當時群眾對你反映很大，這個情況你也是知道的。但是廠黨委為你承擔了責任。為什麼選你當廠黨委委員？也是給你造輿論。這步棋，你明白嗎？成立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時候，又選你當了一個委員，也是給你造輿論。這是不是事實？你們處長退休了，半年沒安排正職。當然，也不是沒有人建議，應該派誰派誰，我們沒派。這不是給你留的位子嗎？這是不是事實？你半年就等不及了？你到底是為了工作，還是為了當官兒？沒有馬上給你這個官，你就大罵大鬧，哪點兒還像個共產黨員、像個幹部的樣子？這是個考驗。很遺憾，你沒有經受住這個考驗。你要求調動工作，可以。但調走也得把這個賬算清楚，不能這麼稀里糊塗一走了事……」

她走了也好。這種幹部，走到哪兒，哪兒倒霉。

宋克怎麼淨選這樣一些人當幹部呢？這樣的幹部，能撲下心來幹工作嗎？「四人幫」的干擾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汽車廠的工作上不去，宋克能說沒有責任嗎？陳詠明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大刀闊斧地調整了各職能處科室的領導班子。其速度之快，調整範圍之廣，是建廠以來從來未有的。

首先，廠內各職能處科室的領導，由廠黨委在民意測驗的基礎上委任。不管這位新委任的領導是不是黨員，責成他組織自己的班子，三天之內交出名單。由他自己提出，他那一攤兒誰上誰下，誰需要橫調。然後大家坐下來討論，你這個班子配得怎麼樣，提拔的、免職的、橫調的理由是什麼，合適不合適……

要照過去的辦法，先提個想法給組織部門、政治部門。讓他們去考核、研究，然後再交黨委開會討論研究。反反覆覆、上上下下，好幾個來回。要想對班子做這麼大的調整，等到猴年馬月去了。

這說明幹部管理，是可以走群眾路線的。

李瑞林說，這不是給拉山頭、搞宗派留空子嗎。處科長個人能比黨委正確？客觀？能比組織部門對幹部的瞭解全面？資產階級的辦法，怎麼能用來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的領導班子？二車間，那個叫楊小東的刺兒頭，當時就頂了他：「什麼資產階級的辦法，毛主席批江青的時候就說過，「……不要由你組閣……，中央發的那幾個揭發『四人幫』罪行的材料，您沒仔細看過還是怎麼著？」

只要屁股一挨板凳，坐下來開會或是學習，李瑞林馬上就會打瞌睡，好像頭天晚上湊巧一宿沒睡。難得有那麼一兩回不打瞌睡，他便用兩個鎳幣摞在一起，專心致志地夾腮幫子上的鬍鬚。那鬍鬚挺經拔，二十多年，搞了多少運動，開了多少會，學習了多少文件，愣是不見減少。

李瑞林沒和楊小東論個長短，文件上到底有沒有，他心裡沒底兒，實在記不準了。現在的年輕人，嘴尖舌快，見多識廣，新名詞、新理論一套一套的，別管真假，一張嘴就能引經據典地來上幾句，把人唬得一愣一愣、張口結舌。誰知道那些話馬克思、列寧說過沒有？上哪兒查去？遇到這種場合，李瑞林只好不搭茬兒。

陳詠明的氣兒可粗得很：「有人反映，『苗卓嶺不是黨員，他有什麼資格組班子？還要不要黨的領導？黨還管不管幹部？』

「你讓他當總工程師，把生產技術大權交給了他，說明你信任他。不信任他，怎麼能讓他當總工程師呢？生產技術讓他負責，班子不讓他沾邊兒，他手下的人提拔、調動，他都不知道，你讓他怎麼負責，怎麼安排工作？『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把他安排在這個位置上，他對班子就應該有發言權。何況最後的決定權還在黨委，怎麼叫不要黨的領導？『黨管幹部』！組織部門那幾個人就代表黨？「再說組閣問題。哪怕有人組了自己的小舅子、大姨子來也行，只要把生產搞上去。有條件卡著嘛，三個月內要取得較好的成績，半年內要有新的突破。搞不出成績，第一把手就自動讓賢嘛。

「怕什麼？何況還沒有發現這樣的情況。人做工作，總要有合得來的幫手，我們要注意合得來這一點，不要怕人家說什麼宗派、山頭。

「人都是有個性的嘛，就有個合得來、合不來這一說。唱那個高調幹什麼？『我們是馬列主義者，我們是階級兄弟，有什麼合得來、合不來？』李瑞林和申鴻昭同志，是兩位很好的同志，一個是書記，一個是車間主任，卻鬧得天翻地覆，這怎麼工作呢？有隔閡就分開，兩個人都會謝天謝地。這樣的好事，為什麼不幹？過去人事部門、組織部門派的班子，互相之間常常搭不上手。還有些人，資格挺老，人也不錯，就是任務承擔不了。這樣的班子，怎麼能把工作搞好？各部門工作鬆垮，組織部門應當負一大部分責任。現在，很多權力下放到科室、車間了，就是要選拔能承擔這麼多權力而又不出毛病的人。通過民意測驗，說明我們不是沒人，而是有人不懂得使用。」

根據這套辦法，李瑞林的專職書記不但撤掉了，組閣時，又扣個「幹部」給組掉了。說起來既讓人寒心，又讓人沒法兒相信。誰也說不出他有什麼大毛病，可就是沒人要他。就算他李瑞林不行，四車間的主任馮振民怎麼樣？老勞模了，也下來了。

陳詠明不是這樣說的嗎？「為什麼當了勞模就一定要當官兒呢？現在是機械化大生產，需要領導生產的人懂技術，懂生產，還有組織領導這種生產的能力。老馮人是不錯，哪兒艱苦往哪兒去，為了搶任務，經常加班加點，飯都顧不上吃，餓昏在地上。可是呢，四車間的生產組織得亂七八糟，生產計劃月月完不成。廠裡開個調度會，回到車間，他能把一大半要做的事給忘了。記性不好，能記在本子上也行，到了現在，還是個半文盲。他呀，還是當勞模好。

「按選勞模的標準選車間主任是不夠的，有人能當個挺好的勞模，不一定能當個得力的好幹部。『將是將才，帥是帥才』，對不對？」

「那也不能怪他，他沒文化呀。他自小受苦受窮，哪兒有條件學文化？您不能拿我們大老粗和知識分子比。」說到「大老粗」這三個字，李瑞林覺得脊樑挺了起來。

「大老粗？大老粗怎麼啦？既不是光榮榜又不是獎狀。就算是光榮榜，它也只能代表過去不代表現在。剛解放那會兒，你還可以這麼說，因為我們以前忙著打仗去了。現在，三十年的和平日子過去了，這三十年你忙什麼去了？打撲克去了？」打撲克怎麼著？李瑞林不服氣。他想：一不抽煙，二不喝酒，不就是打打撲克嗎？算什麼原則性的問題？該抓的大事不抓，倒提起打撲克的事來了。

「苗卓嶺就行？」

「他怎麼不行？」

「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關係。」

「你呀，什麼時候了，還是這麼一腦門官司。這種看法不但把許多好同志整苦了，也把咱們的國家坑苦了。多少人才，就讓這種偏見給毀了。結果誰倒霉？國家倒霉。沒有人才，搞什麼現代化，搞什麼社會主義建設。咱們只好在原地踏步走，瞅著別人往前跑。五十年代，我們和日本的經濟水平差不多，現在你再看看人家，把我們落下至少三十年。」

「我用不著看他們，他們那兒貧民窟裡的耗子有這麼大。」李瑞林兩手往外一比劃，那耗子大概和貓差不多了。

「你見著啦？」

「……報紙上登過。」

「哈！哈！哈！」

陳詠明嘴裡打著哈哈，心裡卻往外冒著苦味兒。他的眼前浮現出苗卓嶺那老是夾著肩膀、縮著腦袋，以及他在生產會、辦公會或技術會上結結巴巴發言的樣子。戰戰兢兢、眼睛絕對不敢離開手裡的發言稿，哪怕他要講到的，不過是同意或是不同意修個廁所這樣的問題，他也要照著事先寫好的稿子念。那發言稿上的每一個字一定翻過來、覆過去地掂量過、檢查過，讓人抓不住一點茬兒。

就是這樣，散會之後，他還要拉著陳詠明和記錄員當場查對記錄。

他怕，怕萬一記錄員把哪個人的錯話記在他的賬上，或是曲解了他的哪句話。人活在這種心境裡，是一種什麼滋味兒啊。難道不應該撫平這些心上的皺褶嗎？一陣自行車的鈴聲驚擾了李瑞林的思緒。吳國棟騎了一輛嶄新的二八永久車進廠了。瞅見李瑞林坐在傳達室的窗口，他挺熱情地湊過去招呼著：「您──上班了？」

李瑞林訕訕地答著：「也不能老待著。」然後從屋裡走出來，前前後後地打量著吳國棟的新車。心裡琢磨著，他休了那麼久的病假，哪來的錢買新車？總得一百七十元錢吧？吳國棟解釋著：「新買的。廠子裡給住家遠的同志搞了一次貸款，一個月才扣兩元錢。解決遠途職工上下班擠車和上夜班的人搭不上早末班車的困難。」說著，吳國棟按了一下車把上的轉鈴。

轉鈴叮鈴鈴地響著，像唱著一支心滿意足的歌。吳國棟臉上泛著微笑，就連李瑞林也微微地笑了：窮工人哪，買輛車不容易。

一抬眼，吳國棟瞧見李瑞林那霜白的兩鬢，謝了的頂，心裡立刻有股酸溜溜的味兒。便一把摀住了轉動著的車鈴。

從為工人著想上，陳詠明沒什麼可挑的。那邊，職工自己蓋的宿舍，已經快蓋好了。嚷嚷了十來年的住房問題，總算有了盼頭。

李瑞林兩個多月沒上班，真像古話說的：「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吳國棟卻瞧著新起的房子犯愁。「這房子蓋得不易。先是建設銀行不給現錢。為這，老陳答應給人家也蓋點。你要說他實在也實在，滑頭也滑頭。他給人家抻著來，一年打基礎，二年蓋房子，三年再完工。他不敢一傢伙幹完，怕銀行再提新的要求。施工隊伍又泡蘑菇，三棟房子兩年還不交工。這就決定自己幹。車間裡三個人的活兩個人幹，支付施工隊的錢，一部分給在車間堅持生產和抽出去蓋房子的工人發獎金，剩下的用來提高房子的平米造價。

哪個車間出人，就先給哪個車間房子。比施工隊的進度自然是快多了。可是。銀行和咱們這麼幹對嗎？

為這，吳國棟找陳詠明談過，提醒他注意，不要違反了政策。

陳詠明說：「我們只好來點變通手段，不然我們沒法過日子。不過這些變通辦法都是沿著政策的邊緣，在它允許的範圍內浮動。既有利於群眾，也不損害國家利益。違法的事當然不幹。」

陳詠明一天到晚，不知要花多少腦子，琢磨在哪兒還可以摳出一點變通的方法，好為工廠的生產發展、職工生活的改善創造點條件。有時他覺得自己簡直像那菜市場旁邊專門等著給顧客宰雞宰鴨的人，為的是弄幾個小錢，得點雞鴨下水。

除了牢牢把住政治大方向，李瑞林對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吳國棟顯得豁達。「嗨，這算什麼，比這邪乎的事多了。怎麼樣，你的肝炎好了嗎？」

「好了。」吳國棟感慨地搖搖頭。自打生病以來的種種苦處，盡在這無言的搖頭之中了。

李瑞林是很能理解箇中滋味的，畢竟他們是同一代人，不論對社會、對生活的負荷，他們的感覺總是相通的：「那也要好好注意，千萬別再累犯了。」

說著話，呂志民也騎車進了廠。蜻蜓點水似的把右腿從車上騙下來，用腳尖點了一下地，然後又把腿騙上車座，算是「出入下車」了，接著又「叭」的一聲從嘴上吐下來個煙屁股。

李瑞林高嗓大叫：「下來！你給我下來！」心裡想，這下買賣可開張了，先罰他一元錢再說。

呂志民給他叫懵了，眨巴著眼睛：「怎麼啦，怎麼啦。」

「怎麼啦？拿一元錢出來！」

「幹嗎？」

李瑞林伸手往傳達室那邊一指：「牆上貼著哪，五罰一元錢。」

呂志民光翻眼睛，不見動靜。

李瑞林和吳國棟都有些興奮。不論呂志民掏不掏這一塊錢，他們都會覺得稱心。在這點上，他們也是相通的。要是他不掏，就是「五罰一元錢」的失敗。他們樂得這一套瞎胡鬧的新玩藝兒受到大家的抵制。要是他掏，那叫活該。他們就樂意看呂志民這種小青年受到條條框框的約束，巴不得他們一個個像牛一樣穿上鼻眼兒才好。

李瑞林說：「瞎起哄的時候挺來勁，拿一元錢就像從身上割下一斤肉。」這句話是有所指的。在陳詠明宣佈撤銷大慶辦和政工組的大會上，李瑞林曾跳上台去痛心疾首地喊叫：「你們想幹什麼？你們還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台下的小青年又是哄笑，又是吹口哨，又是拍巴掌。就是這個呂志民把他從台上拽下來的，還說：「一邊玩兒去吧，您哪。」

吳國棟插嘴說：「陳廠長不是在全廠宣佈過嗎？你不知道？」

呂志民開始慢慢騰騰地解上衣口袋上的扣子。陳詠明說過的話，呂志民願意捧場。吳國棟那個得意勁兒，卻讓他窩火，他正琢磨來句什麼話噎噎吳國棟才好。別看他是他的車間主任，他才不吃他那一套呢。

李瑞林不知怎麼，想起剛才老呂頭推著的那輛破車，穿著的那件破棉大衣。他忽然改變了主意：「算了，下次記著吧，這回你自己把煙頭撿起來，扔進垃圾箱就得了。」

呂志民乖乖地撿起煙頭，朝李瑞林揮了揮手，又朝吳國棟挑釁地瞥了一眼，騎上車子，揚長而去。

吳國棟忙轉向李瑞林：「老李，您這是──」

「算了，何必從他開刀呢？我得先從頭頭抓起。這條條是他們定的，對不對？」

說好了，吃過中飯楊小東找葛新發和吳賓有「要事相商」。到時候，卻不見了楊小東。哪兒去了呢？是不是還沒吃完？他們又折回食堂。果然，楊小東端著兩個胳膊肘，和呂志民在食堂門口站著。小呂一臉的不自在，臉上那個蛤蟆鏡，像一對蜻蜓的眼睛，往下耷拉著，給呂志民那無精打采的臉，更添上一種百般無奈的樣子。小東呢，兩道濃眉，卻得意地、時不時地往上一挑，嘴巴咧得挺大，誰也說不出他是在幹正事，還是在逗樂子。吳賓是聰明人，一看就知道這兩個人不會無緣無故地站在食堂門口。不過他並不露聲色：「吃飽了撐的，跑食堂門口站崗來啦。」

楊小東不愧是楊小東，一向直來直去：「中午吃飯，是廠裡人員頂集中的時候，我把他拽來，在這兒瞧瞧，到底有多少個戴蛤蟆鏡的。」他轉向呂志民，「瞧見了吧？一共就倆，你是第三個，那兩個是什麼人，你心裡全清楚。」然後，他嚴正起來，「我告訴你，咱們組就不能有這樣的事，你壓根兒就不是那號人，趕哪門子時髦？」

「得，得，趁早收起來，沒勁。裝什麼假華僑。」吳賓一把把呂志民的眼鏡抓了下來。

葛新發瞇著眼睛往天上瞅了瞅。太陽，整天整天地躲在灰濛濛的霧啊、雲啊、煤煙子的後頭。「就說是戴吧，大冬天的，也不是時候。」

「我當初可是有言在先，你們選我當班長，你們十三個人就是副班長，別管咱們組有什麼事，你們都得把自己擺在班長的地位上，想想自己該怎麼處理，那樣，事就好辦多了。你們當時都點了頭的，沒忘吧？」

呂志民認賬：「沒忘。」

別管楊小東說什麼，呂志民從來不帶翻臉。

小哥們兒相交，講的是仗義。

為他穿喇叭褲的事，小東已經跟車間主任吳國棟頂過一回：「喇叭褲全讓小流氓給穿糟了。其實，穿的人不見得就壞，穿得油漬麻花的人，也不一定就好。」

至於呂志民和他父親不對付的事，究竟誰對、誰不對，那筆賬是算不清楚的。

老爺子任嗎不懂，管得還寬，見人就數落兒子的不是。動不動就告給小東，呂志民和他吵架；早上不起床；洗臉水、洗腳水不倒，就在地當間兒放著，誰不注意就「噹」地踢上一腳，鬧得滿地都是水；晚上一出去就是半宿，說是「廠裡有事」；又說呂志民床底下壓著一把三稜刮刀，可能是對付他的……去年，呂志民帶回家一個新洗臉盆，兩條新毛巾，老爺子竟然問小東那些東西是不是偷的……

淨把人往邪裡想，呂志民擰勁兒上來了，越是這麼著，他越是任著性兒來。這關係好得了嗎？小東既不聽信老人那些狹隘的偏見，也批評呂志民成心給父親找氣的不是。仗義的是，他從不拿那些挑三窩四、恨不得把人人家裡鬧得雞飛狗叫的人散佈的閒言碎語當回事。該頂的頂回去，該解釋的解釋。在這點上，呂志民覺著小東比老呂頭待他還好。

這樣的領導──別看是個小班長，難得遇上啊。

「好吧，再戴你就給我沒收。」呂志民下了決心，何必呢，為了個蛤蟆鏡和小東惹氣。

「你再戴我就抓下來給你摔了。」楊小東毫不含糊。

吳賓把眼鏡往呂志民兜裡一杵。問楊小東：「你找我們有什麼事兒？」

楊小東從口袋裡掏出一把紙條，遞給了吳賓。吳賓一看，是前天小組裡搞的那個民意測驗。題目是：今年五十元安全衛生維護機床先進班組獎金如何處理？吳賓數了數，一共十四張，其中十三張寫著離廠子頂近的「新風飯店」，一張寫了「老莫」，都想到一塊去了。

寫條子的時候，誰也沒和誰商量過，十四個人，心齊得都絕門了。

楊小東說：「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最後一天。下午沒活兒，就是搞衛生，你和葛新發就別參加了。莫斯科餐廳太遠，又是個別意見，就到新風飯店去訂菜訂飯。你們倆占座、吃館子有經驗。五十元錢，該訂什麼菜，什麼酒，看著辦。我們三點鐘幹完，車間一封門，隊伍就開去了。」

葛新發說：「喲，那筆賬你還記著哪。」

「什麼經驗，都有用得著的時候，但要看場合和時間。你們吃館子的經驗這回不就用上了。」

說罷，四個人都笑了起來。

葛新發說的是上次發季度獎的事。那天，還沒把獎金發到個人手中，楊小東就和他們兩人打招呼了：「今天發獎金，你們可不許上班時間出去吃館子。」

楊小東這個招呼，當然不是隨便說說。他從不跟人說那號沒有把握、沒有根據的話。

葛新發和吳賓是班組裡有名的饞鬼。拿到獎金就吃館子是他們的老習慣。楊小東也多次勸說過他們：「又去吃館子？也不攢點錢，還打算不打算娶媳婦？」

每每提起娶媳婦的事，葛新發總是滿腹狐疑地搖著大腦袋：「媳婦兒？不行。那玩意兒太受限制。你說說，你現在有單身那會兒自在嗎？」

楊小東瞇著眼睛想了一會兒：「是不那麼自在。可這不自在裡，又有點兒美不滋兒的味兒。那是沒媳婦的人，咂摸不出來的。」

吳賓不以為然地說：「今天說今天，明天說明天。再說，一個月就吃那麼一兩次。」

葛新發繼續表示著對婚姻合理性的懷疑：「是啊，就算你有了錢，沒房子也不行啊。你看小宋，就差沒給車間主任吳國棟磕頭下跪了。」

「叫我，我他媽的兩口子就搬到吳國棟的辦公桌上睡去。老渾蛋，他敢情結了婚，下過倆崽兒了。」提起小宋要房子的事，吳賓總是一肚子火。

楊小東表示：「不能那麼說他。車間裡生產抓得還不錯。他不走後門，也不利用職權，就連廠子從鄉下拉來的梨、蘋果，一聽不是國營商店裡躉來的，他都不買，生怕違反了政策。像這樣的幹部，就算不錯了。他那樣一個芝麻官，能有多大的權。還能要求他什麼？」

吳賓說：「那也不能淨往歪處想我們。小宋跟他要房子，他連正眼都不瞧，在那兒翻報紙，看廣告。讓小宋在一邊站了老半天才開腔：『結婚？你多大年紀了？』」『二十七。您前些日子還問過我的年齡呢。』「你瞧瞧，他心裡有咱們工人嗎？車間幹部大小也是個官兒，他應該瞭解自己的工人。我看了本小說，說的是戰爭年代的一個團，上千人，不算少了。這個團政委的工作做到什麼程度？三天可以叫上團裡新兵的名字，一個星期瞭解了新兵的家庭情況。咱們車間到頭不過三百人。」

葛新發插嘴了：「那是小說。」

「別打岔，聽下去。吳國棟接著說：『你年齡還小嘛，咱們車間還有三十多歲的人沒結婚呢，還是再等幾年吧。黨和國家不是提倡晚婚嘛，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要考慮服從黨的需要，國家的需要。』」我要是小宋，我就問問他：『你多大歲數結的婚？少給我來這套假招子。』「小宋太老實，說什麼『我的事不一樣，非得趕快辦不成。』

「你猜吳國棟想到哪兒去了？沒有比他更歪的心眼了。馬上問小宋：『出了什麼問題？』」他媽的！出了什麼問題，他怎麼就不知道小宋做了一件多麼了不起、多麼漂亮的事。這號人，還配給人家做思想政治工作，兼任什麼支部書記？他什麼時候真正關心過我們，拿我們當人，和我們心貼過心？他應該知道我們有權利娶媳婦，提意見，要房子，吃館子……好像我們是專政對象，他是專來監督我們的。小東，你說的不全對。一個車間的幹部，不光把生產抓上去了就是好幹部，他得把每個人的心都攏到一塊，像你那樣。你體貼大伙，大伙再累，也心甘情願。人到底是人，又不是牲口，他是需要點兒溫暖，同情，安慰，關懷的。這些東西帶來的力量，是錢、是壓制命令永遠做不到的。」

為了吃館子，吳賓和葛新發確有一兩次沒下班就提前走了。

楊小東早已警告過他們，再這麼幹，非得把這事兒拿到吳國棟那兒去說說不可，他決不再姑息他們。上次發完季度獎，他們倆沒聽小東的勸告，還是去了。一回車間，楊小東就批了他們：「我不讓你們去，你們非去，這是第一個錯誤。上班吃飯，違反勞動紀律，這是第二個錯誤。你們應該主動去找吳國棟承認錯誤，不要讓我去告狀。」

他們耍賴，誰也不肯動窩。楊小東兩隻手像兩把大台鉗，擰著他們一人一隻胳膊：「不去？我押著你們去，我和你們一塊檢討，檢討我這個班長沒當好，你們才會上班吃館子去。」

他們挨了吳國棟的批評，扣了工時，可他們誰也不記恨楊小東。因為他從來把話說到明處，不背後整人；不編排事情算計人：不背地裡打人的小報告，踩著別人的脊背往上爬；也不給人小鞋穿。

三點多鐘，吳國棟看見楊小東那個班組的人，匆匆忙忙地換下工作服，在水管子上洗手。呼啊吼啊地彼此吆喝著，催促著，像有什麼急事要辦的樣子。他才發現，這夥人裡，不見了吳賓和葛新發。他走過去，順手在吳賓那台車床的導軌上摸了一下，再看看手指頭，除了機油以外，沒有鐵末子染污他的手指頭。床子是擦過了。再看看床子周圍的地面，打掃得挺乾淨。加工好的軸蓋，整整齊齊地碼在木架子上，邊角上沒有磕碰的地方。工具箱鎖得好好的，沒有工具遺留在外面。找來找去，實在沒有什麼毛病可挑。吳國棟並不死心，覺得自己既然兼任了支部書記，就得盡盡自己的責任，便問楊小東：「你們這樣成幫成伙地幹什麼去？」

「到新風飯店會餐去。」

「誰請客？」

「自己請自己。你不是說了嗎？獎給集體的獎金，各組愛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車間不管。」

旁邊，呂志民還加了一句：「殺人放火去。」這不是成心噎他麼，太無法無天了，到底他還是個支部書記。

吳國棟眼瞅著他們一夥人，從車棚裡推出自己的車子。那些車子，輛輛都是車座拔得老高。一個個在車把上貓著腰，撅著屁股，車鈴嘩啷啷地響成一片，像一群蝗蟲一樣地飛去了。

蝗蟲！在吳國棟的眼睛裡，他們真是一群蝗蟲！好哇，這還了得。拿著獎金，就這麼大搖大擺，明目張膽地下館子去了。這叫什麼事兒啊。

當初怎麼就鬼使神差地把這些刺兒頭全攏到車工組來了？可他也納悶兒，這伙子人怎麼那麼扎堆兒呢？幹活也好，玩兒也好，說幹什麼，呼啦一下全走了。沒看見他們之間鬧過什麼矛盾。就拿評工資這種最難平衡、最棘手的事來說，也沒見他們組有誰到車間主任這裡告過狀，訴過委屈，爭上一級。不像別的組，哭天抹淚的有，吵架不團結的有，工作甩耙子的有……怨誰呢？誰也不怨，沒辦法，窮啊。要不是為錢，為窮，他能和自己老婆打架嗎？要是他們組裡有人生病，歇了兩天病假，眼瞅拿不上獎金了，大伙全去幫他。吳國棟就見過，有次呂志民感冒，因為體溫沒超過三十七度，醫務室沒給開病假條，楊小東就讓他一旁歇著，自己開兩台床子。

再說幹活。七八年以前，車間裡老是完不成生產任務。全車間的人都埋怨車工組不給勁，拖了殼體大組的後腿。吳國棟沒少批評他們拉了生產進度，影響鉗工裝配。

他們不服氣，說殼體大組的組長是六八年進廠的，資歷淺，技術水平不高，經驗少，辦法不多，群眾威信低。他是銑工，不懂車工，亂派活，怎麼能當大組長？他們說，「一完不成任務就赳我們，是我們的問題嗎？」要求調整生產組織，把車、鉗、銑、裝配四攤分開幹，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到底是誰完不成任務。

就這麼著，吳國棟調整了車間裡的生產組織。

車工小組成立的那天，他們還開了個會。

大家說：「這回咱們成了獨立的一個組，再不能幹不好。讓他們瞧瞧，咱們不是刺兒頭。」

「不論車間佈置的什麼工作，咱們無論如何要搞起來，非爭這口氣不可。」

「這是給咱們一個翻身的機會，咱們行不行？」

「行！」十四個人一齊做了回答。

開過會以後，還貼了一份小組成立公告，說明小組於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正式成立，表示了把工作做好的決心。都挺好，就是最後來了一句：「年底見！」給吳國棟留下一種非常狂妄的印象。有這麼寫公告的嗎？「年底見！」跟誰較勁兒？啊？好像向他這個車間主任示威。

勁兒鉚得是足，小組成立以來，連續二十四個月完成生產任務。一九七八年評了個車間先進生產小組，今年，又評了個廠先進生產小組，公司裡還評上了質量信得過小組。

去年車間要求各班組建立廢品報告單，別的組都搞不起來。

過去習慣了，出了廢品，隨手一扔，下班走人，誰也不願意去搞那個原始記錄：今天幹了多少，出了多少廢品，為什麼出廢品，最後還要請檢查員簽字認賬。是楊小東他們組先搞起來的，沒錯兒。可是吳賓怎麼說？「他們不靈我們靈，他們幹不出來，我們幹出來了，怎麼樣？」

吳國棟把心一橫：「就衝你們這種態度，不怎麼樣。」

吳賓說：「喲，原來您就這麼個水平。」

他們靠的是什麼呢？靠覺悟？沒門兒，他們組一共才兩個黨員，三個團員。

靠領導？難道楊小東真有這兩下子？楊小東的情況，吳國棟清楚。他爸爸參加過國民黨，本人不是黨團員，一九六七年因為私自開車挨過批判……在汽車廠，私自開車並不稀罕，只是他的辦法實在刁鑽。自己配了一大堆車門上的鑰匙，想開哪輛就開哪輛。

把路碼表一摘，跑回來再安上，讓人察覺不出來新車是跑過的。下了夜班以後把汽車推著出去，離廠子很遠才打火，回來的時候老遠就熄火，滑行回到廠門口，再把車推進來。那時候，反正大家工作都不負責任，好長一段時間，領導和門衛都沒發現。這些事，說明楊小東賊得很。他用什麼辦法攏住了這幫子人？難道像幫會那樣，因為他招數高，大家都拜他做老頭子不成？靠集體的榮譽感？能指望這夥人有什麼集體觀念、榮譽感？這不，拿著自己的榮譽、集體的榮譽下館子去了。

他們靠的是什麼？對吳國棟來講始終是個謎。別看他們樣樣走在前頭，他始終對他們不放心，樣樣事情，他都提防著他們。就連他們加工好的軸蓋，他也覺得像是土地爺吹的一口仙氣變的，糊弄人的。等仙法一過，又會變成一堆鐵疙瘩。

但是，吳國棟是個講求實際的人。工廠是憑技術幹活的地方，班組長要過得硬。要是技術上不行，跟他關係再好，他也不能用那樣的人。雖然從吳國棟個人來說，他不喜歡楊小東，可是楊小東技術上有一套，幹活也不偷奸耍滑，把一個工人的力氣全賣在這兒了。吳國棟要把自己車間的生產搞上去，就得用楊小東這樣的人。

吳國棟發現，陳詠明卻是打心眼裡喜歡他們。他常看見陳詠明和楊小東那幫子人在一起聊天，什麼都聊：生態平衡、國家領導人頻繁出訪、尼斯湖怪、國際足球賽……有時，他們還嘰哩呱啦地講幾句英語或是日語。扯那些有什麼用？這些人不好管，就是因為懂得太多。

陳詠明還很拿他們的意見當回事。比方他們提出，齒輪加工完了之後，隨手往筐裡一扔，容易磕碰，精度就會降低，嚴重地影響產品的質量，前面辛辛苦苦的許多道工序就白廢了。應該設計一種推車式的、有幾層格子的工位器具，加工好的齒輪可以直接擺上去。一層多少格，一格擺多少個，一共多少層，便於計算，防止磕碰，還便於運輸。這道工序到下道工序，一推就推過去了。但是這種車子，除了前頭兩個轂轆以外，後頭應該是兩個可以落地的撐腿。這種車子停下來的時候穩定，不會晃動。楊小東解釋說：「因為平時工人看旋轉的車床看得太多了，應該盡可能地在生產環境裡消除一切影響工人精神狀態的不利因素。」

車間裡的工具箱，從打有工廠那天起，刷的就是黑色。楊小東小組，不知怎麼心血來潮，全刷成了綠的。這麼點屁事，也說得天花亂墜：「廠房黑乎乎的、機器黑乎乎的，看起來多沉悶啊。來點綠，可以調劑調劑人的精神，多出活兒啊。這是心理學。」這，挨得上嗎？陳詠明也跟著瞎哄哄，讓大家把工具箱全刷成了綠色。還說：「好得很。這樣的主意，科室幹部肯定想不出來，只有在第一線的工人和管理幹部才能想得出來。所以我才決定取消政治部。我們要把每一個基層管理幹部變成政治工作者，讓他們懂得企業管理心理學。我看，楊小東是懂得這一點的，所以他們班組的樣樣工作，才能做得出色。吳國棟，他們的經驗要是你們車間能夠認真地消化、推廣，你們的生產肯定會更上一層樓，你信不信？」

難道使吳國棟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底就在這裡？就在這個什麼心理學上？吳國棟覺得玄乎極了。

七

畫家那張肌肉開始鬆弛、打皺、下垂的面孔上，竟有一雙像兒童一樣充盈著幻想，讓人一眼就可以望見五臟六腑的眼睛。這雙眼睛可不像他的畫，令人那樣回味無窮。但這雙眼睛讓鄭子雲心裡生出一種又是渴慕，又是悵然的感覺。像在看一幅活人走不進去，只有心靈才能走進去的美妙的畫。但如果放他進去，他肯嗎？問題不在於肯或不肯。永遠地錯過那一站了。他曾想研究人類學、歷史、文學，但命運卻讓他做了官。

鄭子雲喜歡這樣的眼睛。他想：要是人們到了這種年齡，眸子還能這樣發光該有多好啊。但那是不可能的。這種閃光，只有在少數人的身上才可以看到。那些人，直到生命的終結，仍然保留著赤子之心。它是一種難得的財富。擁有這種財富的人，可以在萬般苦澀中游離出甘甜，可以從地獄上升到天堂。

畫家是汪方亮的朋友。汪方亮是個雜家，什麼樣的朋友全有。

或是副總理，或是當今苟派的大弟子，或是金石家，或是某飯莊的名廚師……

無非因為在畫展上，鄭子雲對汪方亮讚過那幅畫：「這幅畫真不錯。」

汪方亮開懷大笑：「夫子，夫子。難得！難得！」你就說不準他是不是挖苦。繼而正色道：「畫家的日子不好過呢。」

鄭子雲暗暗驚詫，他怎麼會給人留下「夫子」的印象。只悶悶地問了一句：「為什麼？」

「在我們這裡，裸體畫和睡覺劃等號。當然不是和自己老婆睡覺。」他又哈哈大笑。

睡覺？！畫面上，幾個慵倦、嬌柔、裸體的半人半神的女人，舒展著長長的手臂和下肢。不過是不長的一幅畫布，卻彷彿用一種出俗的人才懂得的隱語，在訴說著億萬年來生命的奧秘。

那不是某個具體的女人，而是整個的母性。脆弱的軀殼，不僅激起男性的責任，同時又內含著一種使人生出歸屬感的強大力量。

那繁衍人類、孕育歷史、誕生天才的力量。

「你問問他，這幅畫肯不肯賣給我？」

幼時，父親曾對鄭子雲作過如下的評語：「其犟如牛。」

沒想到，畫家把這幅畫送給他了。鄭子雲失悔於自己一時犟性大發，也失悔於自己一時的衝動。拿這幅畫怎麼辦呢？掛，還是不掛？要是部裡的同志看見他掛這麼一幅裸體畫，會怎麼想呢？他要是個一般的工作人員倒也罷了，凡事，到了他們這一級幹部，會變得又簡單，又複雜。不掛呢，又覺得對不起畫家的一番誠意。

不能白拿人家一張畫。送些錢吧？汪方亮極不贊同：「有什麼關係，錢在他眼裡算不了什麼。這麼一來，反倒傷了人家。你能給人家多少錢？你一個月的工資，還抵不上人家一張巴掌大的畫呢。」

夏竹筠能批准他花那麼多錢來買這張「破紙」嗎？他不敢保證。

這件事，過去好久了，鄭子雲心裡，卻是一直放它不下。

於是，下午突然想起，不如接上畫家，兩人一起去館子裡隨便坐坐，聊聊，吃吃。何況整整一天，他心裡都泛著一層隱隱的煩躁。

在這種心情下，他尤其不願意回家。說起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上層機關裡的事情，絕非像表現出來的那麼輕輕淡淡。任何一句不疼不癢的談話後面，所囊括的內容是局外人永遠無法估量的。

前些日子，某單位的一位領導同志，一定要重工業部在一個有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上，談談重工業部整頓企業的經驗。田守誠竟然一口應承下來，並且把這種招人不服氣的事情推給了他，還讓他先寫個講話稿送某領導過目。上午，講稿退了回來，據秘書小紀同志說，田守誠傳達了有關辦公室的意見：講話頂好著重談談重工業部是如何在學大慶的基礎上抓好企業整頓的。

並且說田守誠本人也認為講稿寫得不夠全面，主要是「工業學大慶」的旗幟舉得不夠高，云云。鄭子雲聽後，苦笑了一下，說：「我們不過是從我們的實際情況出發去抓企業整頓的，怎麼可能要什麼給什麼呢？」隨手把講稿一撕兩半，對秘書說：「小紀！打個電話，說我不講了。」

汪方亮趕緊叫住小紀：「慢點。」然後對鄭子雲說：「還是送一個講話提綱，至於具體怎麼講，到了會上還可以即興發揮嘛。是不是還是講一下為好？」

鄭子雲眼睛也不抬地回絕道：「不必了。」

「那就由你吧。不過，小紀，電話要這樣打，就說鄭副部長覺得我們的工作做得還很不夠，沒有什麼好講的。」

鄭子雲哭笑不得地看著汪方亮。

汪方亮兩手一攤：「何必呢？不值得的。」

冷靜下來，鄭子雲也自知過於偏激，不如汪方亮的練達，對於做領導工作的人，偏激幾乎是一個致命的弱點。可是他的犟勁一上來，便不知如何控制自己。參加革命幾十年，經歷過多少運動，為這個毛病挨了多少次整，生生沒有把他教訓過來。

紀恆全是鄭子雲官復原職以後，由部部門委派給鄭子雲的秘書。

鄭子雲從來不指名要誰當自己的秘書，或把秘書當成自己隨身攜帶的一個物件：比方，一支鋼筆，或一個筆記本子，走哪兒帶到哪兒。他覺得那是滲透了封建意識的一種表現。他並不認為非在哪個位置上待一輩子不可。沒有必要往上投靠誰的門下，往下糾結一幫人，形成一股力量，為鞏固既得的一切而絞盡腦汁。把他放在這兒，他就拼著性命去幹，把他扒拉掉，他可以讀書去，有那麼多書好讀啊。或者，教書去。有那麼多青年渴望著投身到火熱的建設中來，需要上一代人，把幾十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他們。

紀恆全曾給幾位部長當過秘書，有著當秘書的足夠經驗，工作起來得心應手。因此，他一眼就能看出鄭子雲的毛病，他太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脾氣，常常別出心裁地幹些不合乎常規的事情。光憑這一點，紀恆全料定鄭子雲的官運，充其量也只能當到這個份上。就是這頂烏紗帽，也不知怎麼會陰錯陽差地落到了鄭子雲的頭上。這種任性的人，天生是一種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也許有什麼機緣上去了，但早晚會跌得很慘，決不會四平八穩地把這個差事幹到頭。他很有興味地注意著鄭子雲的一切，像在生物實驗室裡，觀察那些服過什麼藥物，或注射過什麼針劑的小白鼠。暗中注意收集、記錄著鄭子雲的信件、電話、談話內容以及經常來往的人等，說不定將來就有用得著的時候。

也許不應該苛刻地責難紀恆全什麼，他和某些人沒什麼兩樣，不過是某種生活的副產品。他所缺少的，並不很多，只是一般人都有的那點正義感。他其實是個非常能幹，有充分能力適應各種領導胃口的秘書。但是，給鄭子雲這樣的人做秘書，他顯得過於複雜了。

作為一個副部長，竟然這樣處理事情，紀恆全覺得鄭子雲不通世事簡直到了愚蠢的地步。你就是不想追隨什麼潮頭，這樣讓人下不來台，總會讓人心裡感到不痛快吧？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有時相當微妙。轉眼之間就把人給得罪了。

紀恆全決定照著汪方亮的意見去辦。就是鄭子雲火頭過後，知道他沒照他的意見辦，也不會為這種事情責怪他。鄭子雲總該明白這樣做實際上是維護他。真正讓人感到不可忽視的是汪方亮，雖然他整天嘻嘻哈哈，什麼事都不大在乎的樣子，卻是真厲害的人。這種人，只有到了關鍵的時候才會動真的。就連田部長也怕他幾分。

電話裡，夏竹筠也窮追不捨：「為什麼不回家吃飯？」

「和誰一起吃飯？」

「誰？我怎麼不認識這個人？」那一張畫，在客廳的牆壁上，至少掛了一個月。三十多天，她天天面對著它，竟連作畫人的簽名也沒看過一眼。再說，為什麼都得是她認識的呢？好像有一則外國幽默：要是哥倫布有個老婆，他會發現美洲嗎？「你到哪兒去？」

「同誰一塊兒去？」

「去幹什麼？」

「什麼時候回來？」

結果是哥倫布什麼也發現不了。

然後，她大發雷霆：「年三十你也不回家，啊！這個家我看你乾脆別要了。」──那倒真會宰了他──「方方和培文、小外孫子都到家吃飯，你倒和個什麼畫畫的下館子去了。」她說到畫畫的那種口氣，活像說到一盤燒壞了的牛肉，或是一段不稱心的衣料。

「我在哪兒吃飯的自由還是有吧。」鄭子雲懶懶地應著，根本不聽電話那邊還在噴射著的岩漿或是炮彈，「咔嗒」一聲把話筒放到叉簧上。

聽見大女婿回家，他更不要回家了，他討厭那位「門當戶對」的親家。那是夏竹筠的乘龍快婿，渾身上下也自有一種暴發戶的味道。讓鄭子雲想起進城以前，他在農村常見的、身上冒著小磨香油味兒的小商販。

讓他們那一夥冒著小磨香油味兒的人一起熱鬧去吧，只是苦了圓圓。鄭子雲後悔沒把圓圓招呼出來，可他懶得再打電話，再聽那火山爆發的聲音。只有圓圓才是牽繫他和那個家的唯一紐帶。

那窄小的死胡同，就連極精巧的「豐田」車也沒有轉身的餘地，司機老楊是把車倒著開進去的。

那小小的四合院，原來也許是個獨門獨戶。長著北京人愛種的棗樹、柿樹、茉莉、月季……曾經是溫馨、寧靜的。但不知從什麼年月起，搬進了許多人家。家家的小廚房，像雨後林子裡突然長出來的蘑菇，又像河堤上伸向河床的護堤基石，往小院當中延伸著。

院子裡什麼味道全有：醋熘白菜，蔥花烙餅，油煎帶魚……什麼聲音也全有：兩口子吵架，嬰兒啼哭，收音機放到最大音量，河北梆子，慷慨激昂。從這音量可以猜出，開收音機的人，準是個耳朵挺背又在剁肉餡的老奶奶。她們大清早一睜開眼就會把收音機擰開，從早到晚，就這麼哇啦哇啦地響著。別管是播送《天鵝湖》，還是《資本論》淺釋，或是《說岳全傳》……其實她們一個字，一個音符也沒聽進去。

畫家的畫室，竟在一九七六年地震時搭下的防震棚裡。矮小、陰冷。夏天恐怕還會酷熱難當，牆上還會潮得把糊的那層報紙洇濕。身材高大的畫家不得不拱背站立著。可是，只要往案子上那畫了半截的，以及牆上掛著的那些畫瞧上一眼，人就會忘記這小屋、小院裡的氣味和嘈雜。鄭子雲不由得想，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概是頂「物美價廉」的了。他癡癡地站在那小屋裡，想起自己部裡的那些技術人員，還有工廠裡的那些工人群眾，又很快地修訂了自己的想法，不，中國的老百姓，可以說是頂「物美價廉」的了。

在汽車上，畫家忽然冒出一句：「解放這三十年來，從來沒有一個部長──」

鄭子雲打斷他：「副部長。」

「就連個副局長，也沒到我家裡來過。不過您可別以為我是那種受寵若驚的小人，我看重的並不是您的官銜，而是您對我的事業的理解，您那種待人處世的精神。」畫家說得很快，而且還帶著一種氣洶洶的樣子握著車門上的手柄，好像時刻準備著，只要鄭子雲有一點誤解，他便會立刻打開車門，跳出汽車。

鄭子雲並不說什麼，只是無言地拍了拍畫家放在車座上的手背。

鄭子雲感慨。兩個完全陌生的人，有時卻是那麼容易溝通，而朝夕相處了多少年的人，卻是那麼的隔膜。這大概只能從氣質是否相通去找原因。鄭子雲又想起了圓圓、夏竹筠、田守誠……突然，葉知秋那張其醜無比的面龐在眼前閃現。

在周圍一片觥籌交錯、猜拳行令聲中，他們顯得太斯文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吮著杯中的茅台，靜靜地、慢慢地嚼著。老了，牙齒不那麼好，胃口也不那麼好了。煙吸得倒不少，話說得也很多。右邊的一桌，幾個年輕人喝得紅頭脹臉，一個勁兒地嚷著：「七個巧呀！」「六六順呀！」

「五魁首呀！」

「八匹馬呀！」

「全！」

「寶！」

不管不顧，鬧得整個餐廳裡的人都不安生。服務員不得不過去對他們進行干預。

畫家皺著眉頭：「中國人總是把吃飯的氣氛搞得很熱鬧。」

鄭子雲環顧四周：「這個餐廳裡，就數咱們兩個人年紀大了，全是年輕人。也難怪，好像下飯館、喝酒，是他們業餘時間裡唯一的消遣。不然幹什麼呢？他們正是精力過剩的時候。跳舞？不行。好笑，五十年代跳舞盛行的時候，也沒跳出多少流氓來嘛。文化生活又不夠豐富。旅遊？又沒那個經濟條件……我倒是同情他們，可是愛莫能助。關鍵在於我們要創造一個可以發揮他們精力的正常渠道。」

畫家感喟：「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一些人對年輕人的某些希望、要求，那樣大驚小怪，那樣痛恨？好像因為他們想的和我們不一樣，就都成了叛逆者。其實，我們所想、所幹的，不是也同我們的父輩不一樣嗎？而那不一樣的程度，也許比現在的青年人和我們的距離更大一些。

我們既然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為什麼我們不承認他們也有權力變革我們所承認、所認可的東西呢？我不是指那些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那是另一個範疇。我們只承認祖先傳下來的東西和我們以及我們的上一輩所習慣的東西：比方學院派的音樂嘍，十九世紀的芭蕾舞嘍……僅僅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接受的就是這些，比這再發展一些，我們就本能地抗拒它，不知不覺地成了衛道士。生活的節奏已經無可挽回地加快了，為什麼我們不同意青年人喜愛節奏更快的音樂，節奏更快的舞蹈，以及其他節奏更快的藝術形式呢？如果他們喜愛變化，喜愛更新鮮的事物，那是非常自然的，是一種自然規律。最好我們不要去干涉他們。四月影展不是終於在公園展出了嗎，不論評論界怎樣用假裝的冷漠對待他們，他們不是明顯地比某些影展擁有更多的觀眾嗎？我們認為應該奉為永恆的東西，終有一天要消失，就是他們現在喜愛的東西，幾年之後，也會成為過去……」鄭子雲的嘴角上浮起一絲恍惚的笑意。

「在古典音樂裡，三度、四度、五度、八度、六度音程被認為是諧和的；二度、七度被認為是不諧和的；增四度以前簡直就叫它魔鬼，可是現在，一切都可以叫做諧和，什麼和什麼都可以放在一起，不足為怪了。不要要求和希望年輕人會同我們的思想感情完全一樣，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要要求年輕黨員和黨的關係同我們年輕時和黨的關係一樣，那是同舊社會搏鬥的生死年代。現在的年輕一輩，要求自己有更多的思考機會，更多決定自己生活的機會，他們比我們年輕的時候有更多的生活經驗，經歷了更深刻的歷史變動。一個老太太對我說，我們那個時候對黨多麼尊重，同志間的關係多麼親密，一邊說，一邊嘖嘖地歎氣。她看不見生活的變化。這些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思想不是也十分單純嗎，事實教育了他們，我們不能像九斤老太太那樣對待世界，共產黨員不應該喪失前進的勢頭。如果你累了，你可以去休息，但是不要妨礙別人前進的步伐。」

鄭子雲很興奮，其實他並沒有喝醉，而是喝得恰到好處。喝酒這件事很怪，恰到好處的時候，總會使人振奮、開闊。

楊小東順著圓桌的座位，挨著個兒瞅著那十三張臉。十三張嘴雖然說著和這頓歡宴、和這次獎金毫不相干的話，但楊小東知道，此時此刻，他們每個人的心裡正激動不已。因為對他們這群被苛求的偏見排斥於信任之外，卻又在努力掙脫自我的荒蠻、並要求上升的人來說，今天的聚會，太不尋常了。這無疑是一種光亮，給他們自信，照徹他們自己，也照徹前面道路。這光亮並不來自別人的恩賜，而來自他們自身的不屈。

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願意用一種隨便的口氣說到自己心裡的感受，洩露自己的激動。他們都是硬朗朗的哥們兒。硬朗朗的哥們兒是不誇張自己感情的。

只有麥芽色的啤酒，在瓶子裡滋滋地冒著乳白色的泡沫，泡沫順著瓶頸溢了出來，催促著他們趕快地斟滿自己的酒杯。

楊小東拿起酒瓶，把每個人的酒杯斟滿，然後舉起自己的酒杯，說道：「今天咱們能聚到一塊兒，是大家奮戰的結果。來，我敬大家一杯。」他本來還想說點什麼，但他覺得自己的心竟然跳得快了起來，而且聲音裡還有一種顫顫的東西，他有點不好意思，便停住不再說了。

大家全都舉著酒杯站了起來。吳賓卻說：「慢點，咱們應該把這個鏡頭拍下來。」說著，從草綠色的背包裡拿出了相機。

葛新發大加讚美：「你小子想得還真周到。」

吳賓指揮著：「往一塊兒靠靠，往一塊兒靠靠。」

呂志民說：「你呢？還是找個人給咱們按一下吧。」

吳賓一回頭，正好和鄰桌鄭子雲的目光相遇。便說：「師傅，請您幫我們照張相好嗎？只要把這個小方框對準我們，別漏掉一個，按一下這個小鈕子就行，這相機是自動的。」

鄭子雲欣然同意。不過也有點好奇，吃吃飯，怎麼想起拍張照片呢？是他們之中誰辦喜事？不像。清一色的禿小子。還是歡慶天南地北的朋友們相聚？隨即問了一句：「有什麼喜事嗎？」

吳賓答道：「哥們兒心裡痛快。這頓飯，體面！是我們小組掙的獎金。」

說罷，十四個人把酒杯碰得乒乒乓乓地響。酒從杯子裡濺了出來，彷彿他們心裡翻騰著的那股激情，也隨著濺了出來，使他們想笑，想開懷大笑。

楊小東把很多想說的話，變成了頂跟勁的一句：「希望明年咱們再來這麼一次。」

鄭子雲早已退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桌子人吸引著他的注意力。他已經不大專心去聽畫家的講話，不斷地朝楊小東他們那張桌子望去。

吳賓用筷子敲了敲小碟，讓大家安靜下來。他也端了一杯酒站了起來，一改平時那種吊兒郎當的神態，說道：「我說咱們得敬小東一杯。咱們小組，從讓人擠兌，變成個先進班組，是因為組長領導有方。來，乾了！」

楊小東連連擺手，不肯從座位上站起來。

聽了吳賓的話，鄭子雲興趣更大了。他不斷地向畫家遞著得意的眼色，像那些自視極高、不屑於高聲叫賣的，老字號店舖裡的店主。而這伙年輕人，是跑遍全城也找不到的，惟獨他櫃檯上才有的頂呱呱的貨色。

吳賓說：「瞧瞧，大家全端著酒杯站著，就等你一個人。你要是不喝，可就是看不起大伙。我們就一直站著。」

楊小東只好站起來和大家一一碰杯。「這是說的哪兒的話，誰有本事一個人包打天下。」

鄭子雲問吳賓：「你們是哪個廠的？」

吳賓說：「曙光汽車製造廠的。」

啊，有意思，陳詠明那個廠的。鄭子雲心裡想，他倒要仔細聽聽。「是先進集體，怎麼還有人擠兌呢？」他問。

呂志民說：「先進集體是群眾評議的，要按車間主任的意思，我們全是刺兒頭、槓頭。選先進？沒門兒！一邊待著去。就這，還淨找岔子呢。」

吳賓插嘴：「還提他幹什麼，反正咱們也沒偷奸耍滑，從一個工人來說，咱們的力氣全賣到這兒了。要是他家的買賣，我才不幹呢。可工廠不是他家的，工資也好，獎金也好，是國家給的。」

畫家帶著善意的譏諷對鄭子雲說：「看來，人們不大喜歡當官的，哪怕是個挺小的小官。不知你怎麼樣？」

鄭子雲想了想，笑了：「恐怕也有人背地裡罵娘。」他舉起酒杯，呷了一口，接著說：「挨罵是免不了的，皇上老子也有人罵呢，自古皆然。就看誰罵了。」他又側過身去，問他椅子後的呂志民：「怎麼對車間主任那麼大意見呢？」

呂志民說：「別管我們幹得多賣勁，他老跟人家說，我們組沒好小伙子。就拿小宋來說──」他抬起下巴，往一個蔫蔫騰騰、心事重重的小伙子那邊揚了揚，壓低了聲音說：「就幹了一件頂漂亮的事。他原來給他哥介紹了個對象，開始挺順利，後來發現他哥不對勁。人家女方約他哥『十一』去吃飯，全家從上午十一點等到下午三點也不見人。女方去找他哥，連找三次不在家，有意地躲人家，就那麼不冷不熱地拖著。小宋就給他哥做工作，說：『你覺著不行，就好好跟人家說，行呢，就辦，缺錢的話，我可以給你三百二百的。』他哥呢，也不說和人家吹，也不說不吹。後來女方只好提出拉倒。為這事，小宋覺得挺對不起她，就主動提出，自己要和她好。

「那女的也挺不錯，覺著自己比小宋大四歲，不合適。我們大伙也覺著不合適。可小宋決心挺大，到底把女方給說服了。前些日子，小宋找小東談了──就是那個留小平頭的，他是我們組長──

「小東說：『你這是徵求我的意見，還是把你的決定通知我？要是你已經決定，我支持你。要是徵求我的意見，我十五個不贊成。』

「小宋說：『一開始，我有過做點犧牲的想法，可我知道這不會持久，對將來的生活也沒好處。現在我們確實有了感情，父母也都挺喜歡她──我和哥哥也決裂了。』

「小東一聽，覺得蠻好。找我們哥們兒挨個談話，介紹了情況。囑咐我們，外組有議論小宋挖他哥牆角的，也有議論小宋娶媳婦還是娶媽的，一定要多做宣傳解釋工作。現在，車間裡的人都挺佩服小宋，說他這事兒做得漂亮，有道德。您說是不是？」

鄭子雲說：「是倒是，可他怎麼不開心呢？」

「沒房子呀。」呂志民朝楊小東嚷著，「小東，小宋的房子真還是個事兒。」

楊小東朝大伙望了望，想要說點什麼，注意力卻被吳賓吸引過去了。那一邊，吳賓和小徐大聲地開玩笑：「你看過莎士比亞的戲沒有？一個權力至高無上的國王，求婚的時候，還下跪呢，你就不能主動點兒。」

那位叫小徐的急得結結巴巴：「我怎麼不主動了，我不知道說什麼。」

楊小東埋怨著：「哎呀，不是教你好幾遍了嗎？到時候你得送人回家；分手的時候要留地址、電話；要主動約人家下次見面。見面的時間、地點、藉口──主要是藉口，你得先想好。」

看來，小徐的確有困難，眼前還沒有個姑娘，他已經急得臉紅了。

楊小東說：「我看你先在車間裡練練，平時沒事和咱們車間的女同志多聊聊。慢慢習慣了，再和女朋友談話就不緊張了。」

吳賓又說：「你看看自然界，花有好看的花瓣，鹿有漂亮的角，公雞有漂亮的尾巴，你也得練幾招兒，怎麼才能抓住人家的心。」

鄭子雲感慨，甚至還有點善意的妒忌。像那些老態龍鍾，已經不能跑也不能跳的爺爺，看見兒孫們那肌肉堅實、富有彈性的長腿，跑上十幾個小時也不覺得累時的滋味兒一樣。

到底不一樣了。他們知道應該戀愛，而且一點也不感到羞澀地大談戀愛經。雖然他們的愛情比起莎士比亞在戲劇裡所描繪的，要少些文學色彩。而他呢，根本就沒有過這檔子事兒。他記得他打算和夏竹筠結婚的時候，簡單得就像開了個生活會：「你同意和我結婚嗎？」

「如果你有這個需要，我想還是可以的吧。」

需要？！什麼需要？生理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從以後的結果來看，似乎都不是。

而夏竹筠怎麼想的呢？從那個婚約締結以後，他們再也沒有談過這個題目。那時他們屬於一個非常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裡，一切都在不停地翻騰，沒有一個沉澱的、讓人看個仔細的機會。

想到哪兒去了？他對畫家說：「你看，這兒還傳授戀愛經驗。」

「那有什麼，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麼幹的。」

鄭子雲不語。他忘了，他們是藝術家。彷彿藝術家才有情感生活。是社會這麼劃分的，還是他自己出了毛病？一部分人過著豐富的精神生活，一部分人卻是另外一副樣子……

說話間，楊小東已經把小宋結婚用房的考慮告訴了大家：把小宋家那間大點的房子隔一下，先對付著，等廠裡房子蓋好之後，再給他奔房子。放假後第一天上班，每班就抽出兩個人揀磚頭，他們兩人的活由大家分包。全桌人一致拍手通過。

小宋舒心了。那心，原先還像沒有掛起來的帆一樣，皺皺巴巴，這會兒，卻升上桅桿，被緩緩的風所漲滿。不僅僅因為楊小東想出了這個權宜之計，還因為他覺得夥伴們瞭解他，支持他。不像吳國棟那樣，把他想邪了。

有種人，好像得了一種病，得這種病的人，會踐踏、侮辱、捉弄一切純潔、美妙的東西，眼瞅著它們在自己的眼前凋零、枯萎、褪色、黯淡……他會得到一種生理上的滿足。

自從小宋為了結婚，向吳國棟申請房子以來，他覺得受到了極大的侮辱。也許，認真地說，吳國棟並沒有說出什麼令人難堪的話。但是，中國的語言，真是一門永遠研究不完的藝術。有位名演員就說過，說好台詞，是話劇演出中影響觀眾、感染觀眾、有決定意義的一項藝術手段。

同樣一句話，哪怕是發聲方法的不同，腔調的長短、高低，節奏的快慢，乃至於話語後面所包含的潛台詞和說話人的思維活動，完全會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果。吳國棟和他談話的腔調和語氣，就使人想到了頂頂曖昧的事情。

「出了什麼問題？」

小宋連想也沒想過。

契訶夫說過：「他們開始議論，說Ｎ和ｚ同居了；漸漸地，一種氣氛造成了，在這種氣氛裡，Ｎ和ｚ想不通姦都不成了。」

有多少所謂的錯誤，是人為釀成的啊。

為什麼要在人人的面前放一張哈哈鏡呢？作為開心解悶的玩具是可以的。要是認為這鏡子裡的形象，便真是那個人的模樣，可就大錯特錯了。可是，哪一個個人有能力抵擋像吳國棟的這種傷害呢？吳國棟本人並不是不好的人，甚至可以說是個挺不錯的人，他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這種傷害也可以說是無意識的。

但這是一種意志的化身，代表著一股不小的社會勢力。在這種意志面前，天真爛漫的心顯得渺小、無能、孤單。像一片偶然落進漩渦裡的樹葉，隨時都有被吞沒的可能。

鄭子雲又問：「你們那個車間主任抓生產怎麼樣？」呂志民說：「您這麼擰著脖子說話多難受，您二位要是樂意，咱們乾脆合一塊兒吃怎麼樣？」

鄭子雲問畫家：「怎麼樣？」然後又小聲說：「挺有意思的一夥人，跟他們聊聊？」

畫家盯著鄭子雲直樂：「行啊，客隨主便。」

「你笑什麼？」鄭子雲不明白。

「回頭告訴你，先聽他們的。」

吳賓插話了：「要說抓生產，車間主任挺在行，沒得說的。」

鄭子雲好像有意和他們抬槓：「能抓生產，還是不錯嘛。」

吳賓注意看了看他，斷定鄭子雲是他視為極其無能的、典型的老書獃子，對工廠的事看來一竅不通，不免指指點點：「光會抓生產就行了？還管不管人的死活，我們又不是牲口，不是機器。牲口還得餵點料豆，機器還得上油呢。」

「說得對，小伙子。」畫家慷慨激昂了。也許是酒喝得差不多了，他像小孩子一樣在椅子上扭來扭去。

「那敢情。」葛新發當仁不讓。

「你們小組還挺行啊。」鄭子雲由衷地喜歡這伙年輕人，特別喜歡那個留小平頭的楊小東，覺得他很有一些辦法的樣子。反應快，但也不是使人頓生戒心的油滑。如果讓他白白浪費自己和他們這伙子人的感情和力氣，他是不會幹的。他身上帶著曲折的生活道路留在他們這一代人身上的明顯痕跡：不以為然，冷靜，有頭腦，實際，能幹。

楊小東接茬兒：「沒什麼大不了的，靠的就是心齊。」

「小東知道心疼人。他心疼大伙，大伙就心疼他。」

畫家問：「他多大年紀？」

「三十一啦。」

「行，能幹。」

吳賓說：「不含糊。您別看是個小組長，工廠這地方，得來真格的。不像有的部長，局長，只會劃圈就行。誰都能當，只要擺在那個位子上。」

畫家更樂了，直拿腿碰鄭子雲的腿：「聽見了沒有？」

鄭子雲不動聲色，說：「對，我女兒也是這麼個看法。」

楊小東不耐煩地揮揮手：「沒那麼玄乎，不過就是讓大家心裡痛快點兒。生活裡，本來就有好些事情讓人不順心，如果在工作環境裡再不順心，可就沒活頭了。一個人，一輩子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工作集體裡度過，憑什麼不讓他們在這三分之一的時間裡感到愉快和溫暖呢？」

楊小東平時從不說這些「官話」。可不知怎麼回事，今天這頓飯讓人生出許多美好的念頭，雖然這些念頭和酒，和香酥雞，和油烹大蝦……簡直是搭不上茬兒的，可是他們人人都覺得自己和往常到底有點不一樣了。變得願意相信點什麼，願意說點他們平時說起來，聽起來，都有點害臊的、動感情的話。

呂志民慢騰騰地接過話茬兒：「不怕大家笑話，師傅，」他轉向鄭子雲和畫家，「咱們是頭一回見面。說實在的，在組裡，我這個人頭頂次了。他們誰也沒少赳我、說我，可我還就是願意在這個組裡待著，捨不得離開它。別管在外頭遇見多少不痛快的事……」

葛新發插嘴說：「那可不，就拿上班擠車這件事來說，別提多讓人憋氣了。今天早上，汽車忽然來了個急剎車，我往前一衝，正好踩了一個女的腳後跟，她扭過頭來使勁兒瞪了我一眼，張嘴就來了一句：『德行！』然後把眼皮兒使勁一抹搭，恨不得用那兩片肉眼皮兒把我攔腰夾斷。我沒理她，好男不跟女鬥，心裡別提多氣了，覺著她自己多美，誰多愛睬她。」

呂志民接著說：「對了，誰不願意自己乘輛小汽車，省得受這份洋罪，就算沒汽車，有輛摩托也行。可咱這點工資買得起嗎？就算買得起，工廠能生產出來那麼多嗎？現在買什麼不排隊？就連買大白菜也得排隊。再說住房問題，我們一家三代六口人，十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二十年啦……」呂志民忽然想起，不該在這個餐桌上，在今天這樣一種氣氛和心情下發牢騷。他覺得這番話好像褻瀆了他們心裡剛剛生長起來的那些美好的東西。於是轉了話頭：「這些不痛快的事，說起來沒完，不說也罷，我是想說，雖然有那麼多讓人煩心的事情，也還有讓人痛快的地方，比方咱們的小組。」呂志民的眼睛亮了，甚至還不自覺地透出一種和他平時說話之間就能拍桌子、摔板凳的派頭極不相稱的，動感情的樣子：「要說小組裡給大家解決了多少困難，是解決了房子問題，還是解決了工資問題、交通問題？都沒有，它沒有這個權。可是，它關心人，真格的，不是掛在嘴頭子上，盡它能做的，全不惜力地做到了。人就是這樣，活的是一口氣，心裡痛快，幹什麼都行。哪怕我住不上房，哪怕我提不上工資，哪怕你葛新發明天上班擠車，招惹一肚子氣，只要一進車間，看見大夥這十三張臉，那些不痛快的事，就全忘到腦袋後頭去了。

聽了這番話，剛才還是鬧鬧哄哄的一桌子人，一時全都靜了下來，想著心事的樣子。

楊小東趕緊發話：「咱們這是會餐，開成評功擺好會可就沒勁了。」然後，他又裝出詭秘的樣子，壓低了嗓子說：「別學咱們的田部長，淨讓咱們過什麼革命化的春節，革命化的國慶節，革命化的元旦……咱們還是來點實惠的。你們不吃，我可要吃啦。」他轉向鄭子雲：「您來點什麼？」他抄起筷子，照準紅燒魚脊背上那塊厚肉夾去，弄了一大塊，放在鄭子雲面前的盤子裡，「吃，吃，別客氣！」然後又招呼大家：「不吃白不吃，快點吧，菜都涼了。」

葛新發表示不同意見：「你別說，他再來個革命化的春節，咱們的加班費合起來又夠開一頓了。」

「那可就不是這麼個意思了。平白無故混來的，沒勁！」吳賓咕咚咕咚又是一杯下肚了。他把空酒杯往桌子上一蹴，鄙夷不屑地說：「忘了？一九七六年的春節，本來活就不滿，設備又是剛擦洗完，他偏要到廠裡來和工人群眾過革命化的春節。吳國棟那會兒可求著咱們了，央告咱們說，『各位弟兄幫幫忙，捧捧場，千萬都到，就一會兒時間，保證長不了。部長勞動嘛，長不了，長不了，千萬別讓領導為難。回頭一人還能落兩瓶二鍋頭。』大年初一一早，就把咱們折騰到車間。好，等到十點，他來了，還帶著個女的──哎，那女的是幹什麼的？」

楊小東答：「部辦公廳主任。」

吳賓接著說：「什麼主任？！捧哏兒的。兩個跟演雙簧似的，跟咱們吹了一個小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然後，嘀──嘀──屁股後頭一冒煙，走人了。他敢情好，回到家裡，有保姆做現成的伺候著。不像咱們，還指望著過節放幾天假休息休息，看看朋友。女同志還想趁這幾天洗洗涮涮，縫縫補補。這麼一來，加上路上往往返返，一天的時間全泡湯了。他倒好，在廠子裡混了一個小時，還落個部長下廠過革命化的春節，登報揚名，便宜全讓他佔了。這種花裡胡哨的人，還一節節地往高裡升，真他媽的邪門兒。中國還有希望沒有？怎麼打倒了『四人幫』，還有這種事兒？」

葛新發又給他斟上一杯：「喝吧，喝吧，你操什麼心，他當他的官兒，你幹你的活，跟你有什麼關係，工資一個也不少你的，不就得了。」

吳賓不肯罷休：「正經關係不小呢？這種人當權，能一心撲在『四化』上？能把老百姓放在心裡？工資一個不少，可也不見長啊。要是當官兒的都這麼個當法，咱們還有沒有盼頭了？」

畫家又在桌子底下踢踢鄭子雲的腿。

鄭子雲的神色，不像剛坐到這張桌子上的時候那麼神采奕奕了。他忽然顯得疲倦、蒼老、冷漠、拒人千里。他抓起那瓶沒有喝完的茅台，給每個人都斟上一杯，急於收場地說：「各位小同志，我敬你們大家一杯，怎麼樣？」

呂志民握起酒杯：「總得有個說法吧。」

「說什麼呢？」鄭子雲轉向畫家。畫家依然用那雙兒童一般充盈著笑意的眼睛看著他。鄭子雲多麼希望自己也能這樣地笑啊。

「這樣吧，今天能和你們一塊喝一杯，心裡挺高興，希望咱們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做出好成績。咱們後會有期，乾！」眾人一口飲下。

吳賓咂吧著嘴唇：「好酒。」

呂志民在跟鄭子雲握手言別的時候問道：「說了歸齊，您二位又是幹什麼的呢？」

鄭子雲一面扣著綠色棉布軍大衣的紐扣，一面答道：「他是畫家，我嘛，幹點行政工作。」

「啊，管吃、喝、拉、撒、睡的。」

鄭子雲笑笑：「差不多吧。我說你們這頓飯吃得真值。」

「車間主任的鼻子都氣歪了。」

「再氣一下，興許就正過來了。」

出了飯館，冷風撲面。在飯館裡變得有點沉悶的人，像一個猛子扎進了大海，讓冷颼颼的感覺刺激一下，重又興奮起來。

鄭子雲問：「你剛才笑什麼？你說一會兒告訴我。」

「我忘了。因為我好像一直在笑。」

鄭子雲陪著畫家慢慢地向電車站走去。他的眼睛，在街燈的映照下閃爍著，像有許多飄忽不定的念頭，一個個地在那裡面閃過。他忽然打破沉默：「今天吃飯，收穫不小。那個楊小東幫我解決了思想上的一個大問題。怎麼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不能光靠空頭的說教，也不是什麼先生產、後生活。靠的是關心人，相信人，鼓舞人。古時候還有一句話，叫做士為知己者死呢。你知道我當初是怎麼嚮往革命的？既不是因為看了《共產黨宣言》，也不是因為看了《資本論》，而恰恰是因為看了一本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寫的《愛的教育》。它使我相信並去追求真、善、美。楊小東是個了不起的心理學家。你說是不是？不過，有點對不起你，說是請你吃飯，結果讓你陪我聽了一晚上你毫無興趣的談話……」

「誰說我沒興趣，他們說的，不正是大家心裡想著的嗎？況且，我也有很大的收穫。」

「噢？！」鄭子雲有點驚奇，他停住，定睛看著畫家。

「我一直在琢磨你，觀察你。將來我想替你畫張像。不過要畫你是相當困難的。你的思緒、神情變化得異常迅速。每一個瞬息的變化，都從不同角度顯示著你的氣質，丟掉一個都是可惜的。可事實上不得不丟掉，它太難以捕捉。」

鄭子雲異常嚴肅地說：「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畫家那像隨人擺佈的兒童一樣的眼睛，也變得嚴肅起來，像鄭子雲一樣的執拗，絕不退讓地說：「也許你有你的理由，但可以想見的是，你的任何理由，都是狹隘的。每一個正直的勤奮工作的人，他，和他的工作，都不只屬於自己。」

八

像時鐘一樣的準確，差十五分八點，田守誠邁著不慌不忙，從從容容，四平八穩的步子，走進了辦公室。邊走還邊和迎頭碰上的、小字輩的工作人員，開兩句無傷大雅的玩笑。

天天如此。他不像其他部長，常常在八點以後，汽車才駛進部機關的大院。

田守誠習慣地往他那張大得足以容下一個人在上面睡覺的寫字檯瞥了一眼，上面，一大摞文件、報告之類的東西在等著他。這是每天要辦的第一件事。

田守誠脫下大衣，往衣架上掛去，不行，那個衣鉤鬆動了，他又換了一個。轉過身來，雙手習慣地捋了捋一絲不亂的頭髮，又泡了一杯花茶，然後在寫字檯前坐下，開始翻動桌上那一大摞東西：密碼電報、中央文件、值班室的電話記錄、等著他簽發的各司局的請示報告、人民來信……等等，等等，全按文件制定單位的等級、問題的輕重緩急，順序排列著。

蕭宜，是田守誠頗費躊躇，而後又頗為得意地選定的一個秘書。因為蕭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全部造反派的一個頭頭。

田守誠明知蕭宜把他這個決定的動機看得底兒透，但田守誠並不把蕭宜的感覺放在心上。他只須估量這個決定，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派群眾，能否造成他所期望的印象就夠了。和一個小人物是不必花費心思去較量的，田守誠只把精力花費在對付等量級水平的對手身上。何況至關重要的事情，還有林紹同秘書去辦。

田守誠順水行舟般地一路看下去，該劃圈的，劃了；該簽發的，簽了；該批示的，批了。

在一份部辦公廳請示該不該給本部招待所的服務人員分發獎金的報告上，田守誠那支洋洋灑灑的大筆停住了。

發獎金？給招待所的服務員？這兩天報紙上的社論，又在強調思想教育，政治掛帥。要求個人所得獎金不得超過本單位兩個月的平均工資。似乎有剎住獎金風的趨勢。工廠都在壓縮獎金開支額，服務人員就更不好說了。何況這是部裡辦的招待所，又不是國務院事務管理局辦的，也不是市服務局辦的。人家那裡，對於這個問題，也許有一套辦法、條例。不過那套辦法，當然是根據他們的情況制定的，不好照搬，萬一出了問題不好辦。田守誠不打算由他來開這個口。於是，他在報告上批道：「按上面指示精神辦。」

對自己這條批示，田守誠覺得很得體。上面？哪個上面？讓經辦人揣摩去，就這麼含含糊糊的才好。而且，根據田守誠的回憶，關於各部自己辦的招待所該不該發獎金，似乎上面從沒有過具體的指示。

下面，厚厚的一份報告讓田守誠發怵。難道寫這報告的人，不懂得那個不成文的規矩嗎？給上級機關打報告，越往上去，字應該越大，字數也應該越少。

田守誠信手翻去。原來是上面轉來的一封人民來信。

蕭宜怎麼搞的，這樣的信也要轉給他嗎？繼而又想，蕭宜不會錯，肯定需要他親自處理，才會送給他的。

什麼問題呢？他潦潦草草地看去，竟然是批評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過的，到二○○○年建成多少鋼鐵基地、煤炭基地、十來個大慶的規劃，是左傾思想在經濟建設上的反映，是沿襲五八年大躍進、不嚴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的錯誤。信上列舉了一九七九年的國家基本建設計劃中，有哪些不夠基本建設條件的項目，硬是列入了計劃，拉長了基本建設戰線，浪費了多少有限的基本建設投資……看得田守誠眼皮直跳。他沉下心來，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寫信的，準是重工業部的人，所以這封信才會轉給他。誰呢？田守誠翻到最後一頁。哦，賀家彬。「天安門事件」的時候，這個賀家彬折騰得挺熱鬧，又是送花圈又是寫詩，要不是他那個局長方文煊頂著、包著的話，差點沒給送去坐班房。不過也幸虧有人頂著、包著，不然，真的送了進去，現在又是田守誠的一筆賬。田守誠不由得笑了一下。什麼年月了，還吃這碗飯，太不識時務了。

照轉賀家彬所在的司局嗎？不，這件事比較棘手。對中央領導同志同意過的方案提出指責，上面不會不掛號的。部裡不表示個態度就這麼轉下去，萬一將來上面有人想起來，問上一句，怎麼答覆呢？田守誠把有關部門在信上的批字又看了一遍，似乎看不出什麼傾向性的意見。只寫道：「轉去人民來信一封。」

這該如何處理？田守誠不停地、機械地轉動著手裡的鉛筆，很長時間，不知怎麼下筆。最後，他終於在那份人民來信上批了一句：「請鄭子雲副部長閱處。」這麼處理還是說得過去。鄭子雲現在正熱衷於抓什麼體制改革、企業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實質上在和「學大慶」唱對台戲。不是嗎？前些日子在曙光汽車廠搞了個民意測驗，真是笑話。

什麼「你喜歡什麼？」他們喜歡什麼？喜歡邪門歪道！「你關心什麼？」關心他們自己！「你痛恨什麼？」痛恨幹活！「需要什麼？」他們需要錢，就知道向錢看！「業餘時間幹什麼？」吃喝玩樂，不信上館子裡看看！「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希望嗎？」問他們？！「四化最大的障礙是什麼？」現在誰能聽誰的？「你願意在這個廠工作嗎？」他願意上美國，你送他去嗎？搞的什麼名堂！思想政治工作這麼搞還不亂了套？民意測驗，那是資產階級的玩藝兒。

拿鄭子雲和田守誠相比，一個好比是打守球的，軟磨硬泡；一個好比是打攻球的，一個勁兒地猛抽。

田守誠會時不時地給鄭子雲吊上幾個小球，然後冷眼地瞧著鄭子雲毫不吝惜地消耗著自己的精力。他並不把鄭子雲當做太了不起的對手，犯不著跟他費那麼大的勁。鄭子雲的對手早就有了，那便是這個社會裡，雖說是殘存的、卻萬萬不可等閒視之的舊意識。

雞蛋碰石頭啊。

去年田守誠出國考察，開中央工作會議時，由第二把手鄭子雲參加。那時，所謂六十一個叛徒問題還沒有個說法，廬山會議也沒有平反，劉少奇的問題還沒提到日程上來。你鄭子雲聽就是了嘛，發什麼言！說什麼：「幹部免不了要犯錯誤的，以後誰犯了什麼錯誤，就是什麼錯誤。是什麼性質錯誤，就是什麼性質的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是叛徒、特務。劉少奇那個專案的材料，什麼問題都不說，光說是叛徒、內奸、工賊，我認為這是蘇聯秘密警察的辦法。

「還有彭德懷、楊尚昆同志的問題，也說他們裡通外國，抓一些莫須有的事，不能說服人。今後處理幹部，要實事求是。」

這樣的話，是衝著誰呢？太危險了。當然嘍，現在劉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六十一個叛徒的問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問題，都平反了。但終究是冒險的。而冒險總會有所失誤，說不定哪一次一個觔斗就栽了下去。「反擊右傾翻案風」那次，田守誠那麼一個謹慎的人，等了又等，看了又看，結果還是失算了。那個教訓，足夠田守誠窩心一輩子。

會上有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不是會議的議題，可以把這個問題作為理論問題從容討論。鄭子雲卻說：「這個問題討論得好，下一階段的會才能討論得好。這次會議要討論許多重大的方針政策，討論了就要幹的。這許多方針政策是以指導思想為基礎的，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意見。

「如果有的理論刊物不同意，再有中央哪位負責同志也不同意，再加上有人說現在是讓他們『放』，如果現在是『放』，以後是不是又要『收』？我們具體執行的同志就不放心，沒法放手去幹。理論家可以從容討論，我們回去就要根據會議的精神幹，我們不可能坐而論道。」

人家講人家的意見嘛，你鄭子雲願意論就論，不願意論就不論，得罪人有什麼好處，特別是輿論陣地，搞不好什麼時候找岔子在報刊上給你來一傢伙，那影響可怎麼收得回來。

還說什麼「宣傳毛澤東思想，要全面準確，要打破『四人幫』搞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枷鎖。」

還好，在對「凡是派」的問題上，他的表態還是明確及時的。這才是頂重要的一件事。什麼叫政治，政治就是看準了風向，該表態的及時表態。其他全是瞎扯淡。

田守誠從裡間走了出來，把準備在廳局長會議上用的講話稿還給了蕭宜，說道：「蕭宜同志，這篇東西我看過了，具體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見，只覺得說得還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調研室的同志們研究研究，結構再調整一下，語言再凝煉一些，內容再充實一些。

「文字不能太嚴肅，可也不要太活潑；要站得高一點，但也不要太空。

「請你再辛苦一下。好不好？」

田守誠總是這樣，自己從不動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圖、觀點，清楚、明確地告訴經辦的同志。剛開始給田守誠當秘書的時候，蕭宜真是吃了不少苦頭。一個講話，總是左改右改。根本搞不清楚為什麼改，以及應該改些什麼。田守誠作一個報告，蕭宜總要累掉幾斤肉。漸漸地，他也摸出了一點規律，想出了一點辦法。

現在，蕭宜畢恭畢敬地聽著，認真地翻著手裡的文稿，不斷地點著頭。等田守誠說完，立刻說：「是，一定按您的意見改好。」其實，他心裡正在琢磨如何剪剪貼貼、勾勾劃劃，把第一頁變成第三頁，第九頁變成第七頁，拖上幾天，什麼都不用改，等到作報告的頭天晚上十點鐘送到田守誠家裡，再說句：「我們按您的意見改了。」

也就行了。每每田守誠講完之後，還會對他說：「這次改得不錯，比以前的好多了。」

「還有，這幾份文件我看過了，請你轉給有關同志吧。」

這時，林紹同走了進來。默默地看了田守誠一眼，田守誠立即會意地走進裡屋，林紹同隨後跟了進去，並且隨手把裡屋的門關上了。

真可笑！好像誰會對他們這種見不得人的活動感興趣。蕭宜早就感到，田守誠和林紹同的關係親暱得不正常。他立刻以送文件為由走了出去。蕭宜正巴不得離這種不正常、沒原則的東西越遠越好。

紀恆全把賀家彬那份人民來信送給鄭子雲：「田部長那裡轉來的。」

鄭子雲匆匆地翻了翻，然後，朝站在一旁的紀恆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東西往寫字檯裡一塞：「好吧，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是鄭子雲表示談話或辦事到此為止的意思。

看著紀恆全走出房間，鄭子雲又從寫字檯裡拿出賀家彬寫的那份東西，認真地再看一遍。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點頭。

漸漸地，他感到被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緊緊地攫住。那東西用它看不見的肢爪扼他的脖子，撓他的心。

那是什麼呢？他非弄清楚不可。鄭子雲不喜歡不明不白的東西。他潛下心來審度自己。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東西竟有些令人難堪。他猶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過去。

「你沒有勇氣正視它嗎？」他尖刻地反問自己。靜靜地想了一會兒，然後像鬥牛那樣紮下自己的腦袋，硬著頭皮，猛地一下撲了上去。

他終於明白。他絕不可能寫這麼一篇報告，去明明白白地闡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當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這樣去辦事。但只是身份嗎？他能無愧地說，那難能可貴的，使一個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當初那樣未被世俗利祿的塵埃所遮蔽嗎？從幹校回來之後，很久沒見過賀家彬了。當鄭子雲還被作為「走資派」審查的時候，他們曾在一個班裡勞動過。那時，賀家彬很有些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眾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擔他力不勝任的擔子；甚至和他討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談論藍眼睛的白貓為什麼是聾子，應該驗證一下，但他們誰也沒見過藍眼睛的白貓；告訴他學習小組長的外號叫「發了瘋的鋼琴」，連長的外號是「拱形的線」。因為他給大家分菜的時候，先是舀上滿滿的一勺。你以為他是那麼慷慨嗎？不，接著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產，一咬牙、一跺腳地扣在你飯盆裡。要是他發現領菜的隊伍裡有值得拍馬屁的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他會從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漸增加份量，至那人時，達最大量，然後又逐漸下降至半勺。當然，也有人叫他「張半勺」，不過賀家彬說，那個外號就不能說明連長的特異性了，等等、等等。和賀家彬在一起的時候，鄭子雲有一種變得年輕的感覺。賀家彬有一種特殊的、擺脫不愉快的心境的辦法──不停地說著刻薄的玩笑話。

回到部裡，人人各就各位之後，那種親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裡看電影，在公共汽車上，鄭子雲遇見了他。他竟不無譏諷地對鄭子雲說：「您體驗生活來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鄭子雲的什麼都擠掉了。應該和賀家彬聊聊，即使不談這封人民來信，談談「拱形的線」和「發了瘋的鋼琴」也好。聽葉知秋說，她準備和賀家彬合作，寫一篇報告文學，宣傳一下像陳詠明那樣有魄力、有膽識、一門心思幹「四化」的廠長。

不知道他們寫得怎麼樣了。葉知秋那個人似乎有點神經質，忽而要研究經濟體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寫報告文學。文人嘛！心血來潮。也許這就是靈感吧。鄭子雲拿起電話筒，本想撥個電話給賀家彬，約他聊聊。已經撥了三個號碼，又把話筒放下了。他覺得不妥。已經不是在幹校的情況了……鄭子雲和部內任何一位同志的交往，始終保持一種不近不遠的工作關係。他覺得，過分親暱的關係，會給他那一貫堅持原則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錯覺，招致非議。

這封人民來信如何處理呢？田守誠顯然是把難題推給了他。

目前情況仍然十分複雜，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規矩辦事的兩大派別之間，鬥爭相當激烈。那些吹牛家們，靠空喊政治口號吃飯發家的人，成幫成伙地糾結著，從上面到下面。賀家彬的話說得很對。

經濟上不顧客觀的可能，不顧人民的負擔，向國家大量要錢。

寶鋼二百個億，武鋼幾十個億。搞什麼高指標，一九八五年六千萬噸鋼，二億五千萬噸油，說夢話吧？！再搞高指標，長戰線，重蹈大躍進的覆轍，這點家當就要完了。

到現在，仍然對改革持抵制態度。對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是不懂。聽說有個單位搞政治測驗，什麼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標準？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實踐，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權力。真是讓人啼笑皆非。難怪有人緊緊地抓住權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難，相當大的原因是在這裡。

對生產目的性的討論冷嘲熱諷。這樣一個在共產黨的綱領裡開宗明義便明確了的問題，現在卻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討論。有人偏偏不願意懂。這個問題不解決，工業生產的方針就不可能正確，工業發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處都在辦工廠，老百姓卻沒有房子住，可是工廠呢？倒空著，長期不能投產。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不外乎兩個：一叫國強，二叫民富。國強民富總有一個本末、先後的問題。只講國強，不講民富，國也強不起來，民也富不起來。這和很多具體問題有關。比如計劃，能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需要？雖然毛主席多次提出農、輕、重的比例，實際上卻是重、輕、農。贊成高指標，計劃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計劃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財政可以有赤字，通貨可以膨脹，這才能促進人的主觀努力，產生積極效果。有人甚至說：「世界上的貨幣史，就是一部通貨膨脹史，因此我們應該多發票子，歷史上歷來如此。」不知馬克思對此公的宏論會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還點賬。生活上去了，積累多了，重工業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國強。要考慮計劃的平衡，考慮市場，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貨膨脹，不能影響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上，不考慮項目的可能性，不作詳細的、科學的技術分析，不進行幾種方案的比較，不尊重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一拍腦袋就是多少、多少，上這個、上那個，誰都可以隨便批東西、批項目，這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那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這完全是封建的辦法。即使你這個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對企業的管理，還沿襲著家長式的、行會式的管理辦法，沒有科學的組織、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計算，不看經濟效益，不抓經濟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轟的群眾運動、簡單的口號，代替科學的均衡生產，代替科學的管理……自以為這是有魄力，有辦法，管理就是個「嚴」字嘍，結果是一塌糊塗。

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成風。什麼十個大慶，大慶下面還有個大慶，大慶周圍還有個大慶。沒過多久，又說松遼平原沒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後，在國務院會議上說，十個大慶是中央決定的，把責任又推到中央去了。這是什麼作風。

矛盾是錯綜複雜的。困難哪。困難在於，這場鬥爭，不像戰爭時期那樣敵我分明。有些說法表面看來好像還是對的，實際後果卻是嚴重的。它造成千百萬人的貧困和因之而來的大量的社會問題。比如，對生活的失望、悲觀、因為你提我不提的幾塊錢工資冷酷相待……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資本家、沒有了地主生活還是那麼貧困，這像是沒有盡頭的貧困根源到底在哪裡？生活的目標是什麼……人的靈魂將在這曠日持久、為每日的食物而竭盡全力的掙扎中遭到腐蝕。它引起激憤、憂慮、人的尊嚴的喪失以及對自身生存價值的懷疑……

不，一定得讓老百姓像個人那樣活著……

如果說過去有許多事情曾讓鄭子雲感到憂慮，那麼現在，在三中全會以後，他恢復了信心。

鄭子雲認為，三中全會，是黨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

如果說它的重要性相當於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一點都不過分。

三中全會只開了幾天，許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的。他參加了那次工作會議，對會議的全過程是清楚的。當時，「凡是派」的一些人還在台上，首先是「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和對「兩個凡是」的否定。這是極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識上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被捆著的手腳。

以後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夠進行，都建立在三中全會這一思想路線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條思想路線，就是抓住了「四人幫」，人們還是在過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改革。

農村的放寬政策，休養生息，是同窮幹、大幹、苦幹、以糧為綱相對立的。允許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以計劃調整為主，開展市場調節，保護競爭。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反對高指標，反對浮誇風，反對過高的積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提高糧價，穩定農民這一頭。

為「天安門事件」和一切冤假錯案平反，包括為錯劃的右派平反。糾正對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以調動千百萬人的積極性。這一切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重大決定，都是在三中全會的基礎上展開的。三中全會的歷史影響是深遠的，它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大轉折。對此必須給予充分的估計和肯定。

在這樣一個思想、政治路線的指引下，有什麼是非不能分清呢？有什麼障礙是不可越過的呢？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開一些局面，指導思想不正是從三中全會那兒來的嗎？想到這裡，他心裡踏實了、熨貼了。

他把賀家彬寫的那份東西，鎖進寫字檯最底層的抽屜。若有人問起來，像一九七六年對待揭發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樣，用「找不到了」交賬吧。這種處理人民來信的辦法能不能改一改呢？往來信者的原單位一轉了事。對反映問題的人缺乏應有的保護，對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推卸。

「文革」後期，他「解放」出來主持專案工作。許多幹部的歷史專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專案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結論的話，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會鬧起來說你右傾、包庇，到處貼大字報，到「四人幫」那裡去告狀。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這個管專案的職撤了，還鬧個右傾復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沒什麼。要是換上個「左傾」的老爺呢，那些幹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還不如自己留在這個崗位上。他呢，採取軟磨硬泡的辦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實事求是的結論。他總能找出些理由拖時間，這裡再查查吧，那裡再外調一下吧。查來查去，討論來討論去，無窮無盡。最後把那些人磨煩了，水到渠成也就解決了。同專案組的關係也沒鬧僵，下一個專案咱們還是在一塊好好研究。就這樣窮磨，把他經手的專案全都解決了。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辦法。

他常常苦笑著想：一個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沒有這個官僚呢？可能還要壞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處。反正我們已經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歷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點吧，總比弄得稀巴爛強。

但是這種無窮無盡的虛功、會議、爭論，耗去人們多少精力啊。

「有什麼事情嗎？」田守誠問林紹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紹同找他，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需要他特別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紀，說昨天上午鄭副部長和汪副部長上Ｂ大學去訪問戴教授了。」

「噢？！」田守誠愣了好久。

越鬧越離譜了。兩個共產黨的部長，怎麼心血來潮，去拜訪一個資產階級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國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剛剛改正不久。「他們──」田守誠拖著長長的話音沉吟著，難怪部裡最近私下有人議論，重工業部有兩個司令部。笑話，誰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誰又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又來了，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聽得反胃的話。

「談什麼事情呢？」田守誠問。

「不清楚，是他們兩個人去的，沒帶秘書。我估計總是和將要召開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有關吧。」

這麼說，鄭子雲和汪方亮決心幹了。

「聽調研室籌備會議的同志說，他們正在考慮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會學、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成果。」

田守誠啞然。

花樣真多。這兩個人，一天到晚和什麼教授、文人、新聞記者拉拉扯扯。到處座談、講話、寫文章，放著好端端的部長不幹，弄這些個沽名釣譽的事。文人，就像化學家阿瑞尼士所定義的活化分子一樣，是頂能惹是生非的一種人。

「據他們說，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化，是加強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入手，也是研究如何調動人的積極性的一個途徑。」林紹同繼續解釋著。

心理學？早已批判過的資產階級學科嘛。現在提倡幹部知識化，但也不能胡來，變成趕時髦的一場鬧劇。當然，調動人的積極性，提法還是對頭的，只是路子不大對頭。體制改革、加強企業管理，這是全黨全民關心的、勢在必行的工作。現在各個工業部門，各個省、市都在搞試點，闖門路，能夠抓出些成績，自然是眾望所歸的一件事。作為重工業部的第一把手，他應該做出些決策，提出些辦法。但是，經濟理論界有一幫人頭腦發熱，跟著他們胡鬧會捅婁子，出問題。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等什麼，看什麼？田守誠也說不清楚。反正，根據他的經驗，那些讓人拿不準，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過去。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風，一上來就是七八級，飛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麼刮吧，刮上一兩天，就會轉成五六級，三四級，最後變成一二級。眼下他只須找些人搭個班子，做些姿態。對鄭子雲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還能起點鉗製作用。

他說：「是的，我們應該抓好企業管理、體制改革工作。我也有個想法，還沒考慮成熟，是不是把企業管理司和調研室合併，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研究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林紹同一愣。這麼一來，不是把調研室從汪方亮的管轄下挖出來，另立一套人馬，和汪方亮唱對台戲嗎？汪方亮是什麼人物？論魄力，論智謀，論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梆梆的，不是關鍵時刻，不應輕易交鋒。

「恐怕還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誠看了看林紹同。林紹同也木無表情地看著田守誠。但兩個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誠垂下雙目。

田守誠待人處事，大多留有餘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中被開除黨籍這件事來說，田守誠當時是舉手同意的。私下裡，卻很會送人情。前些日子，田守誠還對汪方亮說：「那時候，開除你黨籍的決定顯然是錯誤的，但我也不好反對，因為我和你私人關係過密。」

汪方亮並不買賬，立時拉下臉來說：「胡扯！首先是原則。應該說的，就要說。什麼私人關係不私人關係，我不承認和你有什麼私人關係。」

「文化大革命」後期，田守誠和鄭子雲先後恢復了工作。逢年過節，田守誠總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時候，汪方亮還因為「惡攻」的罪名未恢復工作，更沒有恢復黨籍。想想，那是什麼罪名，又是什麼時候啊。有幾個人能這麼幹呢？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不容易。鄭子雲卻從來沒去看望過汪方亮。但在討論處理他的問題時，卻堅持實事求是。如果田守誠和鄭子雲在部黨組會議上發生意見分歧，形成不了決議的時候，汪方亮幾乎總是鄭子雲的支持者。其實，他們兩人的私人關係並不十分密切。據田守誠多年的觀察，鄭子雲不交什麼朋友。只能這樣理解，那是兩個互相需要的幫手，而並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紀恆全告訴鄭子雲：「報社葉知秋同志來電話──」

鄭子雲覺得葉知秋太過地不拘小節。動不動就打個電話，而且在電話裡直呼老鄭，為什麼不稱鄭子雲同志呢？部長的電話，參加聽的人少說有一打，還不算她那一頭的。是一種炫耀嗎？不像，她當然不是那種世俗的女人。而且，時不時地還要寫個語氣相當隨便的條子或短箋給他，又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無非是對社會上一些問題的看法，或是對他們曾經交談、辯論過的一些事情，再作一些說明和補充。文筆詼諧而瀟灑。但，在中國這塊封建意識還到處尋隙侵蝕的土地上，女人，是頂頂讓人敏感的問題啊，稍不注意，就會使人身敗名裂。鄭子雲對待女人的問題，是十分謹慎的。

鄭子雲每天要收到若干封信，不論什麼「親啟」、「內詳」，甚至寫「大人親收」，一樣按公文程序辦理，由秘書紀恆全首先過目，進行一些必要的處理之後，再轉給他。電話也是照此辦理。像葉知秋這樣太過隨便地打電話、寫信，會平白地增加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麻煩。想想看，紀恆全告訴他葉知秋電話時的神情。真是豈有此理！最近，還搞了個「郵票事件」。有封注有「葉知秋緘」的來信，紀恆全不知為什麼不拆了，卻拿著那封被人撕去紀念郵票的信，到處訴苦：「誰把郵票撕了？我怎麼向鄭部長交代？」弄得人人都知道葉知秋給他寫信，又好像他和葉知秋真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生怕人知道，連秘書也避著。

鬼知道。沒準那郵票就是紀恆全撕的，有意搞個「國會縱火案」呢。

是不是應該告訴葉知秋以後有事可以寫信到家裡？不好。好像他真和她有什麼事情。何況，他看出葉知秋對夏竹筠印象不佳。

鄭子雲不希望葉知秋有更多的機會去加深這個印象。不管怎麼樣，夏竹筠畢竟是他的妻子，凡是與她有關的一切，必然會波及到他。他們是「模範夫妻」，鄭子雲的一生，應當是無懈可擊的一生。

鄭子雲拿起電話筒，語氣裡帶著過分渲染的距離感：「你好，我是鄭子雲。」

對鄭子雲的努力，葉知秋竟全然不予理會，她開門見山地說：「告訴您一個也許使您不快的消息，您那篇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後天不能見報了。」

「什麼原因？編輯同志親自對我說後天發稿。」鄭子雲有點光火。他畢竟不是一個以寫稿為職業的隨隨便便的小人物。何況這篇文章，又是報社派人上門請他寫的。

「說是總編的意見，希望您對文章裡的一些提法，再斟酌一下。」

「哪些地方呢？你是不是談得具體一些。」

「比方說，『團體意識』這樣的概念，我們這裡一般是用『集體主義』──」葉知秋不知為什麼笑了笑，「其實，用意相同，用『團體意識』接受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也就是說，多些統戰意味，如同用『人情』比『無產階級感情』接受的人更多一些。調動人的積極性，自然是調動一切人的積極性，而不僅僅是學雷鋒的先進分子。我以為是不必改的。我們的一些同志，到現在還認為，運用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人類學等理論研究人類行為的規律是資產階級學科。實際上人總是有行為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人有行為，無產階級社會的人也有行為。人總不能躺著不動吧，實際上躺著不動也是一種行為。問題是你用什麼立場、觀點去研究它。您看過《參考消息》上報導的日本豐田汽車廠吧？我以為他們很會做人的工作。誰家死了人，會送上一筆喪葬費；誰過生日，會收到禮物……

「這就是心理學。當然，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資本家賺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它用於社會主義的目的呢？」

倒好像那篇文章是葉知秋寫的，她在說服他相信她的論點。

也或許她敏感到了鄭子雲的猶豫。

鄭子雲沒有更多的「野心」──如果要用「野心」這個詞兒的話。他已經六十五歲，年輕時的許多抱負，到如今只剩下這一點：他希望在社會主義新歷史到來的時期，根據他多年在經濟部門工作的成功和失敗的實踐，在企業管理問題上，提出他認為切實可行的辦法。它也許不完全正確，但哪怕有一部分可行，也會使他感到欣慰。他開始把自己的想法、體會形諸筆墨。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要求，便是其中一篇。這第一篇出世，就是如此的不順利。他要不要考慮這意見呢？是不是他走得太快了？如果不修改呢？可能全篇都不能發表。人總得有小的、局部的妥協，不然就要失去全盤。那就連一部分也不可能為人們所瞭解，所接受了。

鄭子雲沒有回答。改或不改都還在斟酌之中。他不便同葉知秋說那麼許多。

葉知秋的嗓音低落下來，似乎對鄭子雲的反應遲鈍有些失望。

「還有一個情況，我得提醒您注意：報社裡常常會來這一手，實在和作者意見僵持不下的時候，也會答應您可以不改。等到見報時卻面目全非，他們會推說值班編輯不瞭解情況，在付印時做了臨時處理。您必須把這一點先和他們挑明。再一個，實在發不了，是不是可以直送中央一份。我以為這篇文章是很有創見的──」

「謝謝，再說吧。」鄭子雲匆匆地放下電話，心裡有些不快。這個部裡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隨便地和他說話，太沒有界限了。

窗外，斜射的太陽晃得鄭子雲睜不開眼。他閉上眼睛，向椅背上靠去。

這一天，並沒有什麼特別吃力的事情，沒有那種爭執不下的扯皮會，也沒有說很多的話。但鄭子雲仍覺得疲倦。這疲倦不是體力上的，而是來自內心。

每每他從某一個側面，或某一個細節看到自己仍然必須在利弊的權衡裡掙扎一番的時候，他都會產生這種沮喪的情緒。這沮喪他絕不會對任何人說，也不願為任何人所知曉，包括夏竹筠在內。

好吧，還是妥協吧，退讓吧。

這也許是他匆匆地扔下電話筒的另一個原因，好像要躲開葉知秋的責難：為什麼不把正確的意見堅持到底？不，她當然不會說出這樣的話，然而，在她的內心深處呢？

九

陳詠明疲勞已極。耳朵裡像塞了兩個棉花球，鏗鏘的鑼鼓聲、人們的喧嘩聲、爆竹的嘭嘭聲，彷彿都離得很遠，很遠。

分到房子的各家各戶，都要請陳詠明吃餃子，不吃誰的都不行。這怎麼吃呢？陳詠明就是有二十個肚子也不行。不知誰出了個主意，每戶出一個餃子，派一個代表，在基建隊那口大鍋裡煮好，請上陳詠明，大家一塊吃。現在，基建隊那口大鍋前頭，熱氣蒸騰，煮餃子的人正你推我搡……陳詠明不喜歡這樣的場面，但他不能根據自己的好惡來干涉別人表示自己歡樂的方式。他必須站在那裡，那也許會使大家的笑聲，得到幾秒鐘的延長。他應該為一切人的快樂，盡力去做。哪怕這努力發出的溫熱，像爐灶裡爆出來的火星那樣的微小。

幾天幾夜幾乎沒有合過眼。彷彿這樣，他就可以給那與死神搏鬥的呂志民增加一份力量。

最後在給排雨水管子上漆的時候，呂志民從腳手架上跌了下來。

誰這樣說的？「這孩子太大意了。」

不，陳詠明自己就是一個嚴正的法官。問題在他這裡。他應該預計到人們在接近成功時往往會出現的麻痺。一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避免的不幸，往往發生在最後鬆一口氣的時候。他是什麼人，難道是和呂志民一樣的毛頭小伙子不成？為什麼他沒有做一次講話，強調一下人們應該警惕和注意的問題？在醫院手術室外的長椅上度過的幾小時，如同幾年那樣長。

每一個從手術室出來的穿白大褂的人，都會使他心驚肉跳。神經已變得那麼脆弱，每每郁麗文走過來，靜靜地在他身旁坐下，他都擰過身子，不去望她，頭也不回地問她：「你告訴我，情況怎麼樣？」

「很嚴重，肝破裂……」

「有希望嗎？」

「在努力……」

「好吧，幹你的去吧。」

只是在確知呂志民的危險期已經過去之後，他才無言地把他的頭，靠在郁麗文那柔弱的肩膀上。

旗幟，紅色絲綢的旗幟，在風中獵獵作響。陳詠明的眼中，卻泛起薄薄的一層淚水。原不應該有淚水的。那是為了什麼呢？也許是為剛剛度過危險期的呂志民；也許是為得到這一點滿足，便付出這許多快樂、感謝之情的慷慨的人們。

到底誰應該感謝誰呢？一棟棟極其簡陋的住房，便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小巢。太寒傖了。就是這樣一個小巢，他們也耐心地、夢寐以求地等待了許久。

陳詠明想起呂志民在病床上說過的譫語：「小宋，你先住，咱們哥們兒過得著。這房子既分給了我，我說了就能算……不，不，你別跟我推讓。廠長說了，還要接著蓋呢，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我們有多少習慣於坐在窗明几淨的高樓裡，侈談「階級感情」的人，要是他們聽了呂志民徘徊在地獄門前所發出的充滿階級情誼的譫語，看見人們如何因得了這簡陋的小屋而欣喜若狂，他們會作何感想呢？也許他們什麼也不會想。

馬克思在《僱用勞動和資本》一文裡說過：「……總之，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

是啊，那說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現在，工人階級變成了社會和生產資料的主人，可為什麼仍然處在這種只能維持和延續後代的經濟地位上？他們所創造的財富，完全有可能把他們自己的物質生活改善得更好一些。有沒有人能有勇氣站出來回答，老百姓創造的那些財富，是不是正常地發揮著它們應有的積累和公共福利的消費作用？如果馬克思還活著，他將有責任對忠實信仰他的學說的人們，就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重新做出回答和解釋。

原有的理論，已經不夠用來解釋和回答社會主義國家當前所共同面臨的新問題了。

第一碗餃子盛了出來，李瑞林排開眾人，緊緊地抓住了那只碗，說道：「這碗餃子，一定得由我遞給老陳。」他那不顧一切的神色，使得人們不便與他相爭。

李瑞林覺得，他有充分的權利，把這碗餃子端給陳詠明。

前些日子，陳詠明曾把負責挖魚塘的任務交給了李瑞林，那是一個準備為全廠職工家屬改善生活、謀福利的長遠措施。挖塘以前，陳詠明叮囑他，魚塘的圍堰，一定要用壓路機壓結實，鋪上石頭以後，再鋪沙子。當時，李瑞林對陳詠明的那股怒氣，還沒有消掉。

陳詠明的話，根本聽不進去。

有一段圍堰，李瑞林沒有堅持按陳詠明交代的辦法去辦。放水、放魚苗之後，一凍冰，果然從那段圍堰上決口了，跑了魚苗跑了水。李瑞林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怎麼向全廠的職工交代？陳詠明那裡倒好辦，頂多挨一頓批，可全廠職工，對這些雞場、魚塘抱的希望多大啊。物價漲得那麼快，鮮魚的供應又那麼短缺，職工們就盼著自己廠裡的這點福利呢。李瑞林急得一進廠長辦公室的門，便抱頭痛哭。陳詠明沉默了半天，說：「老李，別難過了，我和你一塊從頭幹起吧。」

「你怪我吧？」

「我不想責備你了，老李。你的眼淚已經對你的失職，進行了譴責，同時也表明你還是有責任心的，它是寶貴的。」

人活的是什麼？就是得人知己。李瑞林對陳詠明讓他看大門時積下的怨氣，豁然一下，隨著那決了口的塘水流走了。李瑞林有了一種完全嶄新的尺度、一種完全嶄新的眼光，來衡量、回顧陳詠明所做的一切。

陳詠明只想嘔吐，嘴裡滿是苦味兒，什麼也不想吃，什麼也吃不下去。他需要的是仰面朝天地大睡一場，睡上它三天三夜。可他又明明知道自己睡不著。剛才看過一個通知，部裡最近準備召開一個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要求參加單位做好準備發言。那個通知，讓陳詠明感到洩氣。會議精神，寫得含含混混，前言不搭後語。又是什麼在工業學大慶的基礎上，總結思想政治工作的經驗嘍，又是什麼如何加強新時期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化的途徑嘍。既然大慶是人人都得念的一本經，抱著念不就行了，還探索什麼？從上到下，事無鉅細，都體現了一種折衷和調和。如果決策人都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既要這樣，又要那樣；既不是這樣，又不是那樣；忽而這樣，忽而那樣，下邊怎麼辦？我們的事情還能不能辦好？此外，鄭子雲副部長方才來電話，說是趁明天是星期天，部裡人休息不上班，他要到廠裡來看看。為了讓自己的司機星期天得以休息，他讓陳詠明開車去接他。鄭子雲選定這一天，大概不想驚動大家。如若不是星期天，如若通知秘書安排，他這一下廠，自然會跟上部裡主管局的局長、有關處室的處長、工程師、技術員、秘書……一大隊人馬。究竟有什麼事呢？陳詠明不可能不費心思去揣度鄭子雲到廠裡來的目的……

人有時會分離成若干個自我，在接過李瑞林帶著莊重的神色，遞給他的那碗餃子的時候，陳詠明感到一個勃發的、新鮮的自我又在一片激情裡誕生。對一個飽經憂患的人來說，這樣的激動，是很難重現的，因此，陳詠明知道這激情的可貴。此時此刻，他多麼希望他們之中有誰埋怨他一句，或是批評他一句。呂志民還在醫院裡躺著……但那些熱切地望著他的眼睛，又明明在躲閃著，彷彿那些有教養的人，不看人家的禿頭頂一樣。陳詠明只有喃喃地說著：「謝謝，謝謝大家！」然後，他去夾餃子。手變得笨了，餃子總是從筷子裡滑脫出去。夾了幾次，才夾住一個。陳詠明抬頭看看圍著他的人群，爆竹聲、鑼鼓聲、喧嘩聲全都停息了，人們也都無言地望著他。陳詠明覺得有一種厚而堅實的東西將他包裹。他好像變成一個包裹在種子裡的胚胎，這種子將產生力量。在那許多眼睛裡，他看到老呂頭那雙昏濁的老眼，眼睛下是老呂頭那鬍子拉碴、顫動著的下巴。陳詠明把夾著的餃子往老呂頭的嘴邊送去。他說：「老呂，對不起你。」

老呂頭流著兩行老淚，一口吃進陳詠明夾給他的餃子：「老陳，千萬不能說這種話啊。」

一片唏噓之聲，輕輕地散開去。

陳詠明忙高聲叫道：「敲啊！鼓呢？敲啊！」

隆隆的，催得人心慌的鼓聲響起來了。

大概因為陳詠明是鄭子雲推薦的，所以宋克才會寫這封信給他。當初選定陳詠明任曙光汽車廠廠長的時候，就曾有人在鄭子雲面前說長道短。一百個看他不上。

有人說，他有什麼本事？不就是蓋房子，抓床子嗎？陳詠明過去是機床廠的廠長，當然要抓床子，不抓床子還叫什麼機床廠。

不蓋房子行嗎？讓工人睡到露天地去？廠裡不要擴大再生產？還有人說，陳詠明到哪兒，哪也聽招呼，老當違法戶。中央下的文件，他老有他的看法，和部裡擰不到一塊兒。

和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大方向的一致。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有位中央領導同志說過嘛，「不唯上，不唯書，要唯是。」這個「是」，指的就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有些人一辦起事情來，偏偏就忘記了這個原則。

對陳詠明這個人，究竟怎麼看呢？好像鄭子雲也老和別人唱反調。

由於陳詠明是個敏銳、敢說敢幹、敢負責的人，這就免不了要當出頭鳥，免不了要挨亂槍子兒。等到後來，事物的發展終於證明了他的正確，桃呢，早讓那些能說會道、花言巧語的人摘跑了。

「文化大革命」後期，陳詠明一出來工作，就恢復了「文化大革命」中破掉的規章制度、組織機構。解放幹部，讓他們盡快地出來工作。又把靠造反上來的中層幹部送回車間。有人說，「蹲了幾年牛棚出來，還是這一套。」

造反派說，「復辟倒退。你一上來，造反派下去了，你那幫狐群狗黨又上來了。這不是『還鄉團』嗎？」

他說，「咱們這個革委會可是新成立的、革命的。你們造反，造誰的反？」

在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他很早就注意提拔技術人員，恢復技術職稱。那時，這些問題，還沒有個明確的說法嘛，還是團結、教育、改造嘛。

不依靠技術人員怎麼行呢？剛進城的時候，帝國主義、國民黨不是預言我們管不好城市嗎？他們以為我們是從山溝裡來的，沒有文化，沒有技術，沒有自己的專家，但是我們可以依靠知識分子。

有些同志，目光太狹隘，對知識分子，總是持著不信任的態度。

光信任你、重用你，你能解決那些技術問題嗎？你不能幹，也不讓人家幹，怎麼行呢？光靠扛大活的辦法，能把社會主義現代化扛上去麼？我們的目標長著哪。

在工資形式上，陳詠明搞獎勵制度、實行計件工資也比較早。

那時，從全國範圍來講，還沒有提擴大企業自主權嘛。廠裡有一部分為數不多的活工資，每人平均五元左右。就是那一點活工資，真讓他搞活了。陳詠明說，「咱們不能幹不幹，五塊半。」對完成生產定額、未完成生產定額以及超額完成生產定額的，都定了幾條槓。

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平均主義，對調動工人的積極性是有利的，特別在破鐵工段搞計件工資。原來破鐵工段生產率很低，全靠拼體力，把大塊的廢鐵破開、砍碎成爐料化鐵。陳詠明搞的又是無限計件，完成一噸任務，該給多少錢就給多少錢。不封頂，不限制超額多少之後就不許超。這麼一來，使那個工種的生產效率提高了三四倍。

那個時候就這麼幹，不叫做「頂風上」嗎？搞戰備工程的時候，讓廠子裡自籌資金，自籌材料，自籌施工力量。動員報告說得血糊哩啦，「備戰工程搞不好，老人家睡不著覺。」廠子裡對這「三自」有意見。上頭還說，「不要踢皮球。我這裡一樣沒有，有也不能給你們，還要支援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呢。」

自籌？錢從哪裡來？只有攤入成本。而擠占成本又成了陳詠明一條罪狀。可是，讓廠裡掏腰包，掏得起嗎？材料哪兒來？國家分配給廠裡的材料，有些品種規格根本就是零。有的品種規格只能滿足百分之八十的需要。他找不出材料，只好拿產品去換。不以物易物，能完成你的任務嗎？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部裡召集在京各廠表態，並且通知各廠停工停產，收聽大會實況。陳詠明就沒有執行。他一不表態，二不停產。說，「毛主席不是說了嗎？業餘時間鬧革命。你要是業餘時間開會，我就聽，工作時間不行。我們有國家任務在身，不能停產。」

他就是這麼個人，你想抓他的小尾巴？沒那麼容易。我們這套辦法，說嚴嘛，嚴得不得了。不許這樣，不許那樣。如若這樣，黨紀上如何如何，如要那樣，國法上如何如何，嚇人得很。說到疏漏嘛，又可以說處處有縫可鑽。陳詠明算把我們這套辦法琢磨透了。

這，不是現時當廠長的好材料嗎？那時候，宋克倒沒說陳詠明不好。宋克急著回部裡上班，陳詠明不到任，他就脫不了身。不管是陳詠明、何詠明還是朱詠明……只要來個人，趕快讓他脫身就行。

陳詠明曾請求宋克晚走幾天，哪怕晚走半個月，幫他熟悉熟悉情況。宋克連一天也沒多留，把陳詠明倉促地推上了陣。好像晚回部裡一天，那個局長、部黨組成員的位子就會讓誰搶了去。在部裡當個局長自然比在基層當個廠長舒服多了，好幹多了。一個廠長，要能文能武，能踢能踹，經打經摔。所以鄭子雲認為幹部應該交流。當部長、局長的，應該到企業、到基層幹幾年，把上層工作和基層工作的經驗結合起來，工作就自如多了。

現在呢，宋克看著陳詠明處處不順眼兒了，甚至有意地挑刺兒。原因很清楚，因為陳詠明在汽車廠的工作很有成效，組織部門有意將他作為重工業部副部長候選人。這就脅迫到宋克的切身利益了。田守誠早已向宋克許過同樣的願，所以才把宋克從汽車廠弄回來，又安排個部黨組的成員，這都是為宋克當副部長鋪下的台階。

難道宋克已經按捺不住，非要自己出面寫這麼一封不聰明的信嗎？唉，利令智昏噢……

鄭子雲準備回他一封信，為了這封回信，他必須親自到廠裡看看。究竟宋克反映的情況有幾分是真實的呢？他的話說得那麼肯定──子雲同志：你好。前天我收到了曙光汽車製造廠兩名中層幹部的來信，信中提到一些問題，要求我有機會一定向田部長反映。他們反映的問題是聽說最近部裡和某報紙準備寫文章表揚曙光汽車製造廠的領導，對此他們很有意見。他們說汽車廠有點進步，但問題很多。生產一直上不去，貸款已達ｘｘ元，流動資金己達ｘｘｘ元，職工總數已達ｘｘ人，另外尚有大集體職工ｘｘ人，家屬工ｘｘ人。廠裡利用福利籠絡人心，只抓生活，不抓生產。通過非法手段搞到基建材料，大興土木，組織本廠職工自蓋工人住房，發生了嚴重的傷亡事件。並違反財經紀律，將此項用款攤入成本。生產上品種質量問題很多，管理問題也很多，有些，甚至是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如撤消政工組、大慶辦。中層幹部中大多數不安心在曙光汽車廠工作。幹部不安心，工人有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表揚廠領導，只能起反作用，引起廣大職工的不滿。

信中還提到某報過去表揚ｘｘ同志，引起了一場風波的問題。

為此他們建議要慎重對待，否則將會引起群眾更多的意見。

因為我不瞭解情況，提不出具體意見，他們要求我一定把他們的意見報告田部長，我只好如實地反映一下，請他參考。為此，有機會的話，請你向田部長報告一下。

敬禮！

宋克

根據這麼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反映，就說不能表揚陳詠明。

笑話，管得太寬了吧。作者願意寫，刊物又願意發，重工業部有什麼權力壓制人家。信裡反映的情況，是不是屬實？隨便寫封信，既不調查，也不研究，就把一個人否定了，對同志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吧？那是一個人，又不是一隻小狗、小貓。

現在的事情就是這麼難辦，既不能批評誰，也不能表揚誰，全都揉著勁兒。把這些勁兒用到正經地方去，能幹多少事。

到曙光汽車廠，該看哪些地方，鄭子雲心中有數。他多次到過這個廠，熟悉這裡的情況，有些情況不用人介紹，自己就能有個比較。

鄭子雲首先去的是食堂。他清楚，這地方如同人家的後院，在這裡，可以看到在富麗堂皇的前廳裡看不到的東西。水泥地板沖洗得乾乾淨淨；擱板上、以及盛滿調料的瓶瓶罐罐上沒有漬著黏手的油泥；水池裡或砧板上也沒有堆著用過未洗的碗盞。炊事員們是精細的，就連洋白菜根，也用醬油和味精醃過，做成可口的小菜。

大師傅的精細，說明他們安心這個工作，不像有些食堂，煮豬食一樣，用鹽水熬一大鍋白菜幫子了事。

托兒所已經整修一新。院子裡的垃圾也已清除。滑梯、轉椅、壓板上新刷的淺藍色油漆，在冬去春來的緩慢交替中，更顯得賞心悅目。每張小床的床頭，貼著擬人化的動物畫片：帶著粉紅色圍裙的熊媽媽在烤餅；穿著淺藍色背心的小白兔抱著一個大紅蘿蔔；還有偷吃葡萄的紅毛狐狸……每一個動物都使鄭子雲想起童年時代讀過的童話。孩子們躺在這樣的小床上睡覺，會做可愛的夢。那些小床、小椅子多可愛啊。再躺進那小床裡是不可能了，小椅子呢？還是可以坐一坐吧？鄭子雲笑嘻嘻地在那椅子上坐下，兩個膝蓋高高地聳起，老胳膊老腿立刻覺得不自在起來。不行，人是不會縮小或還原的，不論形體或心靈。而水分子分解之後，還可以變為氧原子和氫原子。鄭子雲搖頭。

陳詠明立刻睜大一雙佈滿紅絲的眼睛，以為鄭子雲看到了什麼不滿意的地方。鄭子雲拍著陳詠明的背：「沒什麼，沒什麼。你太累了，休息得不夠，精神就顯得緊張。」

陳詠明緊緊地咬了咬牙根，腮幫子上立刻鼓起兩道肉稜。

然後，他們又轉到新蓋的宿舍樓前。真快，彷彿樓裡的人已經在這裡定居了一百年。小小的陽台上，晾著破破爛爛的、五顏六色的被單、衣物，堆放著早就可以扔掉的舊煙囪，以及從地震棚上拆下來的破竹竿、破木頭、破木板、半截子磚頭……

鄭子雲立刻轉身。他匆匆地瞥了陳詠明一眼，又趕緊地把眼光移開，覺得不自在起來。彷彿這破破爛爛的一切，全都跟他有關。無論如何，總比兩三家住一套房子，一腳丫子伸別人被窩裡強多了。鄭子雲只有這樣安慰自己。就是這樣，恐怕陳詠明把渾身的解數都使出來了。鄭子雲深知這裡面的艱辛。

鄭子雲跑過許多工廠，他常感到，瞭解一個工廠，有時像瞭解一個人一樣，只聽別人的介紹是不行的。到車間裡走一走，立刻就可以摸到整個工廠的脈搏。鄭子雲注意到在說到產值啦，利潤啦，計劃完成情況啦這些數字的時候，陳詠明根本不看筆記本。這些隨時都在變化的數字，全裝在他的肚子裡。說實在的，這樣的廠長不多。

車間裡有一種讓人興奮的、一環緊扣一環的節奏感。看不見聊天的、看報的、溜躂的、躲在工具箱後面睡覺的。鄭子雲看見一位車工和一位銑工正在交接活，兩人對照著一張什麼紙單子，認真地和加工件查對著。他走過去，見是一張油印的「工序轉移單」，隨即問陳詠明：「這單子都能認真填嗎？」

「這和均衡生產、計劃生產有關。不但全廠有生產計劃，車間、班組、個人都有。每個月上旬、中旬、下旬，甚至每日各生產多少，都有嚴格計劃。計劃就是命令，誰不完成也不行。上道工序交來一百個活，下道工序必須承認，互相簽字畫押，如果到了第三道工序只剩下九十九個活，就得查一查，那一個哪兒去了？這樣，從原材料進車間，第一道工序到最後一道工序，誰也搗不了鬼去。成品是多少，廢品是多少，成品率是多少，都很準確。這不但加強了每個人的責任感，而且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每天是否完成了任務。」

鄭子雲點頭。又問：「你們這裡，對獎金問題怎麼處理呢？」

「我們的體會是，搞好獎勵，根本問題在於管理。自從一九七八年七月上級批准可以發放獎金以後，大家很高興。因為過去中層幹部一點權也沒有，光靠政治動員行不通。隨之而來，又出現了新問題，獎金得評，怎麼才能評得合理呢？那時候，管理還沒跟上，誰完成了多少生產任務？質量如何？沒有標準，沒有數字出來講話，只能靠印象。因而一評獎就吵架，鬧得不團結，人人心裡不服氣。『你一等，我二等，我比你差在哪兒？咱們得說道說道。』班組長月月為評獎傷腦筋。所以獎勵辦法一執行，也逼著我們搞管理，班組長必須說得出來，誰比誰好，好在哪兒。我們搞了一個獎勵標準，月底把各項數字一公佈，自己能算出來該不該得獎，用數字說話。這麼一來，獎也不用評了，會也不用開了，架也不用吵了。」

鄭子雲問：「對不願意拿獎的人怎麼辦呢？」

「有些家庭經濟情況好的，一開始不願意拿獎金，他們覺得何必為五元錢累死累活呢。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修改獎勵辦法，同時也進行教育：作為一個工人，完成任務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獎金是分配的再分配。你拿工資就應該完成任務，你完不成任務，不但不能得獎，連工資也不應該全拿。我們規定，確實無故，比如不是床子壞，料也有，沒有病……完不成任務的，扣工資百分之五，由於個人完不成任務影響班組的，扣百分之十，影響車間的扣百分之十五。」

「沒有人提抗議？」

「有過。說：『罰我不行，有這規定嗎？』我問：『我規定你可以不完成任務嗎？…』

「工廠怎麼敢批准這個辦法？」鄭子雲著實為陳詠明的大膽而驚訝了。

「因為我們有一套辦法跟上來，確實可以證明他是無故完不成任務。比如床子不好，設備維修組應在『設備維修報告單』上簽字，證明床子確實有問題。病了？有大夫的病假條。刀不好？有刀具組簽字：『他要的那個刀，我沒供給他，停車多少小時。』都是板上釘釘，死的。扣他一分錢、一角錢也叫扣。他是沒完成任務的，不光彩的。到現在，還沒有找黨委吵鬧的，因為他說不出話來，他自己還得在一切必要的報告單上簽字。這是不留情面的。當然，也有一些補救的辦法。比如，我們規定，廢品率超過指標兩倍要扣工資。每個工種的廢品率不一樣，如果規定是百分之一，那麼到百分之三就要扣工資。而廢品率是按工時計算的，雖然達到百分之三，要是想辦法加班加點多幹，相應的，廢品率就又會降下來。損失款又挽回了。」

「對後方班組，比如電工、刀具、維修、科室管理人員怎麼辦呢？」

陳詠明感到鄭子雲問得很在行，而且看出他很有興趣，便耐心地說個仔細：「過去，工人床子壞了不著急。有些人還說：『停床子才好呢。停兩天，我溜躂兩天。』這套獎懲辦法訂出來之後，一停床子，他急了，影響他完成任務。雖然扣不了工資，可拿不上獎了。

「現在，他積極找設備維修組修床子了。由於我們過去對設備維修組沒有考核辦法，修床子可去可不去，床子一停兩天過去了，人們得『三請三邀』，大家叫他們『設備大爺』。刀具組也是這樣，人家沒刀了，他們也不想法子。於是，我們搞了一個『每月全車間所有設備平均停台不超過兩小時』和『每月單機停台不超過十二小時』的規定，超過兩小時和十二小時，扣設備維修組全組的獎金。一個月沒出現設備停台，每人給加二元錢。刀具組如果沒出現因刀停台，也給每人加兩元錢。這樣，維修組每人每月可得獎金十八九元，國家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了。過去他們沒事就溜溜躂躂，現在馬上就修，為了把維修時間縮短，他們把設備分配到人，哪幾台由哪個人負責，出了事，停台時間長就找他。他們還抓緊時間對易損件搞配件製造，利用休息時間搞二級保養，搞預防工作，不讓床子出問題。當然，對工人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集體榮譽感，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大家。有的人不願意拿獎金，班組長還幫助他拿，拽著他拿。」

「沒遇到什麼阻力嗎？」

「哪兒能沒阻力？剛開始執行的時候，一個維修組長找我們吵了七次架。他說：『你去訪問訪問全國、全市的工廠，有沒有對維修、刀具、後勤組下工作量的。要是有，你罰我，我認頭。要是沒有，你罰不著我。』我說：『你們是願意幹不幹都一個樣、每人每月五元錢基本獎呢，還是願意多勞多得？你能代表全組的工人說，就是願意幹不幹都一個樣嗎？』他沒詞兒了。」

這一切，都和陳詠明上任之前大不一樣了。鄭子雲還記得陳詠明上任前，他和陳詠明那次交底的談話。鄭子雲笑瞇瞇地想：還好，陳詠明沒讓他嚇倒。

鄭子雲還想問些什麼，但他看出，陳詠明很累、很累，乾燥的嘴唇上，還爆裂著一層乾皮。

「嘭」地，一個籃球從球場上飛了過來，直搗鄭子雲的腳後跟，差點絆了他一跤。只聽見籃球場上發出幾聲帶著歉意的「哎喲」聲。這些年，「對不起」這樣的字眼，在人們的詞彙裡已經很難找到。也有哧哧笑的，自然是笑他的笨拙。鄭子雲回頭，正好和跑來撿球的吳賓打了個照面。吳賓站住了，感到意外和突然地咧著嘴巴。他打量了一下陳詠明和鄭子雲的神態，立刻猜到了鄭子雲大致的身份。

鄭子雲笑著伸過手去：「你好，還認識嗎？」

吳賓用那只沾著泥土、被汗水濡濕了的大手和鄭子雲緊緊相握：「當然認識。」並且回過頭去，朝球場上吹了一聲口哨，那夥人立刻跑了過來。原來都是在「新風飯店」吃飯時見過的。

陳詠明奇怪：「你們認識？」

鄭子雲簡單地說了個大概。然後對楊小東說：「正好，我要找你。」

「找我？」楊小東根本不明白他和鄭子雲之間有什麼聯繫的必要。

「對，找你。過些日子，部裡準備開一個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我想請你參加，談談你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體會。」

陳詠明大笑：「你真找對人了。」

楊小東誠惶誠恐：「您別開玩笑了。我連黨員都不是，還談什麼做思想政治工作。您還是找我們的車間主任吳國棟去吧。」

「就是你們背地裡罵的那個車間主任？」

吳賓說：「對，開會就得找那號主兒。部裡召開第一批工業學大慶先進單位大會的時候，他就參加了。還在首都體育館作過報告，講過學習體會。四菜一湯吃了，高級賓館住了，中央領導同志也接見了，廠裡給他吹了個夠。他一張嘴就是現成的，還保險不會給您捅婁子。」

鄭子雲對陳詠明說：「你聽聽，這是批評你呢。」

陳詠明也不相讓：「不也是批評部裡嗎？」

楊小東說：「再說，我都不知道說些什麼。」

鄭子雲說：「就把你們那天在飯桌上說的事，再說一遍就行。吳國棟同志嘛，也請他參加。」他轉向陳詠明，「採各家之長嘛。」

鄭子雲說罷，便朝停著一排新汽車的停車場走去。楊小東一夥人不由得跟著他向前走。鄭子雲對他們已不陌生，在「新風飯店」的邂逅，彼此留下的好感，超越了地位、等級的界限。

鄭子雲隨手拉開第一輛汽車的車門，用手指頭抹了一下司機的座位，車座上立刻現出一條清晰的指痕。

「密封性還不大好啊。耗油量多大？」他問陳詠明。

「一百公里耗油十五到十六公升。」

「日本同樣型號的車一百公里耗油量是十二到十三公升。」鄭子雲不是提出批評，他只是信口比較一下。他知道，這不一定是陳詠明廠裡的問題。一輛汽車，許多部件的配套產品是由協作廠供應的，並非所有的部件都由本廠生產。現在各廠的情況是長短不一，協作廠不一定都能按你的質量要求提供配件。

鄭子雲這句話，引得陳詠明又一次升起那個慾望──成立一個聯合汽車公司，把所有的協作廠組織起來，大家在管理上取長補短，統一管理、組織生產，使散兵游勇式的生產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競爭力。也許，我們會超過日本。為什麼不能有這樣的雄心壯志呢？鄭子雲坐進駕駛室，問道：「誰要不怕死，就上來跟我兜一圈。」

陳詠明並不阻攔鄭子雲。他聽說過，鄭子雲會開汽車，有時在偏遠的山區，交通警查得不太嚴的地方，還和司機輪換開車。

吳賓跳了上去。他喜歡鄭子雲，覺得他通情達理、實實在在，大概不只坐在辦公室裡劃圈。吳賓心裡，還有一絲自譴：他過去對部長們下的定義未免絕對了一點。同時他想，萬一老頭不行，可以幫他一把。

吳賓斜眼瞟著，鄭子雲那只穿著棕色襪子，千層底布鞋的腳，沉著地踏下去了。啟動了。「行！老頭子還真有兩下。」吳賓看著鄭子雲轉動方向盤，倒車，拐彎，駛出停車場，沿著工廠裡的柏油馬路兜圈子。

「那個姓呂的小伙子怎麼沒見著？」鄭子雲問吳賓。

「蓋房子的時候摔傷了，現在還在醫院裡住著呢。」

鄭子雲顯然受了震動，把車子停在路邊。側過頭來，嚴肅地盯著吳賓的眼睛。氣氛顯得緊張起來。

「情況怎麼樣？危險嗎？」

「肝破裂。危險期已經過去了。」

「會留下殘疾嗎？」

「醫生說不會。」

鄭子雲緩緩地轉過頭去，看著前方。「為什麼？安全措施不夠，還是安全教育不夠？」

「工程快完了，大概心裡有點急。」

鄭子雲說：「這種事總是有徵候的。八成事先應該看出來，工程快完的時候，每班班前講話要特別強調安全，加強檢查。」

「廠長一直盯在醫院裡，到小呂脫離危險期才走開。」

「這件事，群眾有什麼反應嗎？」鄭子雲這才把車子重新啟動起來。

吳賓警覺地看了鄭子雲一眼，有一會兒工夫沒說話。鄭子雲立刻感到一種疏遠的氣氛從吳賓那兒冒出來，並且在他們之中漫開來。他微笑了，他感到吳賓很愛護他們的廠長。即使吳賓不說什麼，鄭子雲也明白了群眾對這件事的態度。

「不一樣。有幸災樂禍的，這多半是幾個帶點官銜的人。一般群眾都能諒解。」吳賓還是照實說了。

「這車，加速過程還是太長。」鄭子雲轉了話題。

直到亮起燈盞的時分，陳詠明才送鄭子雲回城。兩個人都累了，誰也不再說什麼，車子裡，氣氛顯得很沉悶。陳詠明隨手打開了放在右手座位上的錄音機，音樂響了起來。

鄭子雲隨口說出：「蕭邦的《f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

陳詠明也不回頭，眼睛盯著黑黝黝的前方，悠悠地說：「念中學的時候，我拉提琴拉得廢寢忘食。我愛音樂，它是藝術王冠上的寶石，我也曾想過當物理學博士……可是我卻當了廠長。」接著，他輕輕地笑了笑，那種有點苦澀的回味的笑。

鄭子雲默然。

他的一生，也像閃電一般在記憶裡迅速地閃過……不知怎麼，想起了精衛填海的故事。

陳詠明忽然把車子打到馬路邊停下，打開車門。空氣裡，瀰漫著一種大地復甦的氣息，讓人想到，樹枝上，芽苞正在拱出表皮；青草正在冒出地面；小蟲子從冬眠的洞穴裡伸出自己的觸鬚……很快就會有雷聲和雨點。

陳詠明和鄭子雲走出汽車，兩人一言不發地看著遠方的天空。

沒有月亮，夜是漆黑的。

陳詠明說：「冬天，星星好像離我們遠一些，而夏天，星星就顯得近得多，也亮得多。有月亮的時候，就看不見星星，有星星的時候，就看不見月亮。」

「你喜歡星星還是月亮呢？」

「月光下，即使窮凶極惡的東西也顯得溫柔了，而且還有一種朦朧的神秘感，而星空卻給人一種孤獨感。你會生出一種奇異的感覺，你和那無垠的蒼穹是相通的。」

鄭子雲體味得到，人所害怕的不是受到傷害，而是受傷之後的荒涼孤寂之感。他自己呢，有多少次也是這樣仰望過寒冷而寂寞的星空啊。

陳詠明的語氣裡，帶著冷峻的固執：「有人要查我的賬，說我膽子太大了，一定是扣了應該上交的利潤給工人蓋房子、蓋養雞場、挖魚塘。我沒底兒的話，膽子大得起來嗎？汽車廠過去的賬亂透了，幾任廠長，沒有一個查過賬。我一本本地查了，三項基金根本就沒有動用過。這個底兒，沒有一任領導知道，連財務也不知道。

「現在，國家不是允許三項基金捆起來用嗎？退一步說，就算我用二百萬元錢給大家蓋房子，算得了什麼？有些項目上下馬一浪費就是幾個億，誰也不負經濟責任。要打官司就打吧，我不相信我打不過。就算我攤入了成本又怎麼樣，現在哪個廠不這麼幹？要查大家都查。如果不讓這麼辦，國家就拿出個解決的辦法來。我給國家上交的利潤一個不少，還超額了呢，能犯多大的法？在現行體制下，採取一些『變通』辦法，解決廠裡的主要矛盾，有什麼不可以呢？」

鄭子雲並不答腔。他知道，像陳詠明這樣的人，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憐憫，而是理解和支持。為這樣的人擔心是多餘的，對他能不能堅持下去，不應該懷疑。

「您還記得我進廠之前，您和我的那次談話嗎？」

「記得，當然記得。」

「當時廠子裡的情況，您比我清楚。剛來頭一個月，我收到幾百封群眾來信。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呼籲廠領導給職工解決生活問題，百分之二十是其他問題。有關生產方面的只有百分之十……

「這不能怪群眾，生活問題不解決，他能有多少心思用在生產上？誰能一撲心思跟你走，你算老幾？你再有能耐生產也上不去。生產上不去，工人生活安排不好，企業管理不好，我這個廠長要負責任的呀！」

「群眾來信你都看嗎？」鄭子雲插問。

「當然看。因為你可以從這些信裡看出群眾在想什麼。一個廠長，不知道自己的工人想什麼，怎麼能管好工人，又怎麼能管好自己的工廠呢？」

鄭子雲微微地怔了一下。這樣認真對待群眾來信的領導有多少呢？雖然鄭子雲並不一定贊成每位領導同志都這麼做。領導嘛，就是領而導之。太具體的事，可由經辦同志去解決。但他又覺得陳詠明這樣做，極其難能可貴。一個好廠長，那是沒有白天黑夜、沒有上下班之說的。到班上，就像上了戰場，除了生產上的種種問題需要及時處理，幾千名職工以及他們家屬的吃、喝、拉、撒、睡全得管。哪有時間讀這些信呢？除非不睡。這不要累壞人嗎？

「工人的要求並不高，咱們國家的工人是有覺悟的。我頭一次召開職工代表大會的時候，在會上宣佈了三個目標：一是生產要上去；二是企業整頓要高標準地達到驗收水平；三是生活上要為職工辦十件好事，低標準地還上『四人幫』時欠下的賬……職工們很高興，又擔心困難太大，完成不了。他們對我說，『只要把房子這一件事辦成，其他九件也算辦成了。這可不是吹糖葫蘆，房子的事，頂難了。』您聽聽，我們的工人多好，我能不受感動嗎？我能不從這裡頭受到教育嗎？」

鄭子雲覺得喉頭發緊。有些人，幹社會主義的本事不大，整人的本事可是大得很。他要是養著、歇著也好。不，他不幹，也不讓別人幹。他們心裡，還有沒有共產主義理想了呢？陳詠明接著自管自地說下去：「說我籠絡人心，叫我福利廠長，我覺得很光榮。說這種話的人真是蠢到了極點。誰要想把生產搞上去，不抓生活是做夢。我做的這一切，還不都是為了生產。部裡批評我只抓生活不抓生產。為什麼我月月、季季超產？就是因為抓了生活，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你說我抓生活不好，可是別的廠還來學習。說明廠長們已經注意到了生產和生活的辯證關係。

「說我撤消大慶辦、政工組，是路線性錯誤。全國三十六萬個企業，各行各業千差萬別，都按大慶一個模子去搞，然後按大慶那六條驗收，那麼我的廠子生產上不去，工人沒飯吃誰管？！」陳詠明把手裡的半截香煙狠狠地向腳下丟去，煙頭上的火星，在漆黑的夜色裡飛濺開去。他一收方纔那種憤然的情緒，對鄭子雲說：「淨聽我在這兒發牢騷了，你一定餓了吧，上我家吃晚飯去，我好像還有一點瀘州大曲。」

「發吧，人有時是需要發發牢騷的，不然我們也太委屈自己了。

「不過老陳，我一定盡力支持你，雖然我的力量微乎其微。其實我也有碰得頭破血流的時候，也有不少的牢騷要發。這個你知道就行了。」

一開單元門，就聽見煎鍋在吱吱地叫。不是在烙餡餅，就是在烙鍋貼。

鄭子雲隨在陳詠明那高大身軀後面，走了進去。他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溫柔地抱怨：「又是這麼晚。」然後，他看見一條穿著豆綠色薄毛衣的胳膊，繞住了陳詠明微微向下伏著的脖子。他趕緊在走廊裡站定。隨後，他聽見一聲親吻落在誰的腮幫子上。鄭子雲暗笑，在中國，居然還有這帶洋習慣的廠長。其實關了房門之後，洋人和中國人有什麼兩樣？他們夫婦的感情一定很好吧？看來陳詠明並不迴避這一點。而有些人即便談到自己明媒正娶的老婆，也立刻現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樣子，好像那三個、五個孩子全不是他生出來的，更不要說承認自己家庭生活的幸福或不幸。

陳詠明閃開了身子，燈光落在鄭子雲身上。郁麗文立刻用沾著麵粉的雙手摀住了臉蛋。她害羞地叫道：「哎呀！」並且用那雙和善的眼睛埋怨地瞟著陳詠明，怪他不告訴她有客人跟在後面。

為著不讓郁麗文更加發窘，鄭子雲輕輕地碰了碰陳詠明的後背，暗示他不要說明自己的身份，自己搶先介紹著：「我是老鄭。」

陳詠明那兩個孿生兒子，在門縫外打量著鄭子雲，然後又朝他擠眼睛，一會兒閉上左眼，一會兒又閉上右眼。他們不認生，也不像有些孩子那麼「人來瘋」。陳詠明和郁麗文不像別的父母那樣，動輒呵斥孩子，或在客人面前，炫耀孩子的小聰明。孩子們在這樣的家庭氣氛中，身心會健康地成長。鄭子雲也照他們的方式回了禮，兩個小傢伙認可地點點頭，走開了。有趣。

下酒的菜是一盤油炸花生米，一盤松花。餡餅現烙現吃，又熱又香，皮子煎得焦黃酥脆，咬一口直冒熱氣，燙得人吃不進嘴裡去。

小米粥熬得黏黏糊糊，鄭子雲有好久沒吃過這小米粥了。一頓飯吃得他渾身暖烘烘的。也許因為整個單元只有兩間房子，空間利用得過於緊湊，比起他自己那個冷冰冰、空蕩蕩的家，這裡的一切都讓人產生一種對居家過日子的依戀感。郁麗文那疏淡的眉，嫻靜的舉止，似乎把一切尖硬的、刺激得令人煩躁的問題軟化了。

回到家裡，已經是八點多了。鄭子雲感到心區又在隱隱作痛，今天太累了。但他還是鋪開信紙，給宋克寫了一封回信：宋克同志：很高興地收到了你的來信，也很高興聽到曙光汽車廠兩位同志的意見。

陳詠明同志在我們重工業部的長期工作中，特別在「四人幫」猖狂的時期，敢於抓管理、抓整頓，同「四人幫」頂得很厲害，把企業辦成重工業部企業整頓的標兵。同時，在到曙光汽車廠工作後，又敢於挑重擔，不怕困難，堅決地抓下去。

至於曙光汽車廠現在存在貸款很多，職工過多，質量不好等許多問題，是「四人幫」猖狂時期積累下來的問題，不是陳詠明同志的責任。

現在各方面問題很多，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善於團結廣大幹部和群眾，頂著困難上。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因循守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現在要表揚和扶持的是這樣的幹部。至於把問題都解決得很完善，則不是短時期的事。饅頭不可能一口吃兩個，重病病人也不可能剛退燒，賽跑就能跑第一。

天津蔣子龍同志寫了一篇《喬廠長上任記》，各方面反映很不一致，確實作品中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根據當前各級幹部的思想情況，敢於抓工作，迎著困難上這一點，無論如何是值得提倡的。文藝界的多數同志仍然主張支持這篇作品，我想可能也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我這個說明可能是不完善的，請予指正。並希望能把這封信轉給曙光汽車廠的兩位同志一看，如果他們有什麼意見，希望給我寫信，我們可以繼續討論這件事。

敬禮！

鄭子雲

又是一陣穿過後背的疼痛。心臟，它不肯合作了嗎？鄭子雲需要的是體力，是健康。他願意在人生的戰場上再多跑幾步，而給後來的人，多留一些時間，讓他們準備得更充分一些。

但假如它一定不肯合作呢？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啊……

在今年全國企業管理研究會的年會上，還沒有一篇論文講到企業整頓以後應該怎麼辦。鄭子雲設想過重工業部向前發展的遠景共十二條。現在只有一個雛形，他想五月份拿出初稿，六月出去試講，徵求意見，然後修改。九十月份形成文字，到一九八○年底每條形成一本書，作為對企業管理幹部進行現代化企業管理的訓練教材。

目前，國家企業的管理，還停留在手工業式的管理水平上，必須在發展中鞏固，在發展中提高。三中全會以後，中央非常重視體制改革工作，多種試點工作正在進行。企業管理工作如何現代化呢？中央已再三指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講經濟效益，同時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作為一個直接領導企業的部門，應該對企業管理工作，提出哪些要求呢？而許多企業的領導，還習慣於老辦法。在經濟問題上、技術發展問題上、幹部使用問題上，還有很多跟不上形勢的地方。這兩年調整期間，重工業部各廠計劃任務不足，工廠看到光躺在國家計劃上不行了，必須同時自己找活幹。對市場、服務、競爭多少有些理解了。但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意義還有許多人認識不足，這些必然要反映到企業管理上。因此，不從理論到實踐提出一個企業管理現代化的目標，現有的成績也鞏固不了。

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光靠老辦法也不夠了。一定要使思想政治工作滲透到各項生產業務工作中去，大家都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即將召開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要請經濟理論工作者、心理學研究工作者、社會學研究工作者、企業的政工幹部和部裡搞政策研究的同志們參加。而那文章，正如葉知秋所說，卻是通不過的。齊天大聖孫悟空還讓頭上那個箍弄得毫無辦法，何況他鄭子雲呢。

壓在枕頭底下的手錶，走得那麼響，咔、咔、咔、咔，簡直像個火車輪子在頭底下轉著，鄭子雲伸手從枕頭底下摸出手錶，往腳底下扔去。

十

已經是初夏天氣。中午休息的時間，也相應地延長了。對莫征來說，一個上午的活兒算不了什麼，吃頓飯，稍稍地休息一下也就可以了。他希望午間休息的時間短一點，晚上早一點下班，然後回到他的小屋裡去。那小屋裡有他許多的朋友：音樂、書籍。他的琴彈得不好，他並不想當演奏家，只是琴鍵上響起和聲的時候，他便覺得包裹在心上的那層硬殼溶化了。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裡說過這樣的話：「音樂，你曾撫慰我痛苦的靈魂，你曾使我的心恢復寧靜……」準確極了。作家，那是無所不知的人。世界上有作家這種人，該有多好啊。有了這種人，莫征才覺得他在世界上，不再是孤單的。莫征奇怪，為什麼書裡的人物、書裡的生活他是那樣地熟悉，而在現實生活裡，人和人之間卻是那樣陌生。

他們的蘇隊長丟了個錢包。那是在哪兒丟的，他自己究竟搞清楚了沒有？為什麼隊裡的人，全用含義曖昧的眼光看著他，嘁嘁喳喳地、很神秘地不知在說些什麼，等到他一走近，那嘁嘁喳喳的聲音便戛然停止。他轉身走開，那嘁嘁喳喳的聲音便又響了起來。

有人繪聲繪色地講著聳人聽聞的盜竊案，並且帶著惡狠狠的口氣說，不論作案人如何狡猾，到了準會破案。說完之後，還要威脅似的瞥上莫征一眼，那意思分明在說：我們知道，錢包就是你偷的，你等著吧，我們很快就會拿出證據。

好，莫征忍著。只要他們當中有誰敢當面指名道姓地侮辱他，他就用他這雙手，揍他個唏哩嘩啦。用貝多芬和雨果對付他們是不行的。

今天，那錢包又在蘇隊長自己家裡找到了。人們不過哈哈大笑一場，說幾句蘇隊長「馬大哈」就算了事。誰也沒想到用一句友善的話，甚至用一道友好的目光，對他表示一點歉疚。現在，莫征倒巴不得他們當中有誰指著他的鼻子開罵，因為他的拳頭正癢得難熬。

是的，他偷過。可是他們明明知道他是為了什麼緣故，又是在一種什麼情況之下偷的。而且他早已不偷了。

莫征舉起自己那雙大手，仔細地看著。那雙手，吃午飯以前剛剛洗過，很乾淨的樣子。在陽光的照耀下，像許多人的手一樣，泛著健康的紅色。那是一雙平常的手，你甚至可以說它是一雙誠實的手。但是莫征仍然翻來覆去地看個不停。

要是這時有人經過，並且看到莫征這時的神態，一定以為他得了魔症。

莫征坐在草地上，把玩著那把修剪樹枝的大剪刀，想著人們對一棵樹傾注了那樣多的汗水和關注：修剪影響它生長成材的枝枒、給它鬆土、給它灌水、給它施肥、給它除蟲……卻沒有人照料他，關注他，一個活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也許是比植物更脆弱的東西。葉知秋是關心他的。可是，哪怕她的肩膀像石頭那麼堅硬，也支撐不了社會偏見對莫征心靈上的壓迫。既是如此，他這棵歪扭了的樹，又有什麼資格來糾正另一棵樹的錯誤呢？鄭圓圓那裡，還有一把可以修剪他的剪刀。他的精神上所承受的全部社會壓力，卻靠兩個女人的保護來平衡。生活竟把他推進這樣一個狹窄的天地，這樣一種等待施捨的地位。他還算什麼男人。男人應該是強者啊。

莫征歎了一口氣，丟開那把剪刀，脫掉工作服的上衣，把它鋪在樹陰下的青草地上，然後仰面朝天地躺下去。

樹蔭已經很濃了。身下的泥土，騰發著濕潤的、清涼的、沁人心脾的氣息。他把臉側向一旁，細嫩的草葉，像溫存的手指，撫摸著他那粗糙的、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臉龐和他乾燥的嘴唇。

溫存！只有這青草、這陽光是慷慨的，它們對他應許了和別人一樣多的芳香、溫存和溫暖。

白雲悠悠地從藍得那麼溫柔的天空上飄過。一隻鷂子在遼遠、遼遠的天邊，自由自在地飛旋著。有時就那麼一動不動地平展著一對翅膀，像海灘上那些曬太陽的人，愜意地伸展著自己的四肢。

風兒輕輕地拂著，莫征的神思似乎已經隨著輕風、隨著白雲飄去了。他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了天邊那隻鷂子，或是一朵優哉游哉的白雲，漸漸地睡著了。

好長一段時間以來，他睡得太少。每天臨睡以前，他必得讀一段原文版的《悲慘世界》。為的是給鄭圓圓講完冉阿讓的後半生和珂賽特長大以後的故事。

開始，這不過是葉知秋強加給他的一個任務，雖說是為了滿足鄭圓圓的願望，同時也是強制他把法文重新撿起來的一個辦法。

他不幹。「幹嗎？我又不打算考大學。」

葉知秋說：「不考大學就可以昏吃悶睡啦？」

「不昏吃悶睡又能怎麼樣呢？」

「你應該努力地把自己從愚昧裡解脫出來。要是你的精神生活更豐富一點，現實生活就不顯得那麼咄咄逼人了。」

的確，葉知秋在現實生活中碰了壁，便逃到精神世界裡去喘息。

這些話，莫征聽起來非常幼稚，如同給一個大腿骨折的人抹紅藥水。他才不接受這種天真的理論呢。

要是他沒有在無意之中聽見鄭圓圓的講話，他才不答應這件差事呢。

那天他下班回來，突然聽到了一個陌生的嗓音。這聲音在他和葉知秋那單調得如兵營一般的生活裡，顯得太不平常了，以致他愣愣地站在那裡，好一陣不敢動作，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會莽撞地弄出什麼聲響，嚇跑了那個可愛的聲音。

他聽見那聲音在說：「……為什麼唯心主義的主教米裡哀，都不憑一張黃紙來估斷冉阿讓，而在一些號稱唯物主義信徒的頭腦中，卻有那許多偏見呢？不，或許這不是偏見，壓根兒就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可惜我沒有找到它全部的譯本，我真想知道以後的故事。」

他像從旮旯裡翻出來一把多年不見的鑰匙。然而這鑰匙，究竟是開哪一把鎖的呢？他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但是，他把它握在掌心裡，它到底是把鑰匙，對不對？

莫征聽見葉知秋說：「可以讓莫征試試，他有一套原文版的《悲慘世界》，不過他也只能囫圇吞棗地說給你聽。他現在懶散得很，我跟他說過多少次，讓他把法文再撿起來，他全把我的話當成了耳邊風。什麼也不想幹，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他那小屋裡幹些什麼來消磨時間。」

幹什麼？莫征常常躺在床上，數天花板上固定電線用的小小的白瓷絕緣子。一、二、三……一共是十八個。

「莫征是誰？您的孩子嗎？」

莫征覺得葉知秋的聲音頓時變得沙啞：「不，我沒有孩子。他是我的一個小朋友。」說話的兩個人，似乎都在愣那兒了。葉知秋好像這才想起：「他是不是回來了，我好像聽見有聲音。」然後，葉知秋叫道：「莫征！」

他慌了。他不知道這樣一顆體恤人的心，屬於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又不知道見了這個人，他該說些什麼，做些什麼。

不，她並沒有那種使人震驚的美貌，她只是像一道泉水一樣，慢慢地向岩石的深處滲透。他沒有那種被雷電擊中的感覺，但他立刻感到重心的傾斜和並不亞於被雷電擊中的一種深深的憂傷。

那是人們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面前所感到的絕望。

她伸出她的手：「我叫鄭圓圓。你看這名字多不好，可我也想不出什麼更好的名字。」

她會不會猜想，剛才他在隔壁偷聽過她們的談話？莫征往鄭圓圓的眼睛裡瞥了一眼。好黑！像一間沒有點燈的屋子，什麼也看不清楚。

她的手是那麼小，他幾乎不敢握它，生怕自己一不經心會弄痛了它，捏碎了它。

鄭圓圓在那張壞凳子上坐下。凳子立刻向後傾斜，鄭圓圓驚叫一聲，往地下跌去，莫征一個大步跨上去，用大手托住了她。

葉知秋責怪他：「讓你扔了你不扔，瞧瞧，差點摔了人。」

鄭圓圓一面用手輕輕地拍著胸口一面問：「你排球打得不錯吧？」

莫征拿著那個散了架的凳子，呆呆地站在那裡。他沒有說話的心情。

「你願意為我講完那冉阿讓的故事嗎？」她仰起頭，用那雙任性的眼睛看定他。

最使男人無法對付的，大半就是一個令人喜愛的女人的任性。

莫征無奈地說：「恐怕我會讓你失望。」

「每天晚上七點半我到你這裡來。」鄭圓圓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麼會對這第一次見面的人發號施令。她有些意識到自己是在任性、撒嬌。天哪，為什麼？她從來不對任何男孩子任性和撒嬌。這件事有一點特別，是不是？這等於她給了莫征一種權力，一種與眾不同的權力。憑了什麼？他那男性的自尊和矜持嗎？她的腰肢上仍然感到剛才跌下去的時候，那隻托住她的大手的力量。糟糕，糟糕透了。她是不是太輕浮了？她立刻板起面孔，嗓音也變得冷冰冰的，轉過身子不再看著莫征，對葉知秋說：「葉阿姨，我走了。」

她走了。似乎把屋子裡的溫暖也帶走了。莫征把她坐過的那張凳子帶回自己的房間，對著那張破凳子坐下。他久久地看著那張破凳子，懷疑著真有那麼一個可愛的小人兒在那上面坐過。她真是個小人兒，只夠到他的肩膀。

那一晚，莫征久久地在他的屋子裡走來走去，以致葉知秋在隔壁房間裡說道：「莫征，你是不是該睡覺了？你就是不睡，至少也得把你那雙大皮靴脫掉，不然你那咚、咚、咚的腳步聲，簡直像輛坦克朝我的頭上軋過來了。」

有多久了？他從沒有這樣認真地做過一件事，更不要說這樣認真地去翻閱字典和文法。為了讓那一雙任性的眼睛專注地、期待地看著他，他巴不得自己是個文學家或是翻譯家。

要是他沒有在無意之中留下這套書呢？莫征也不明白，為什麼在父母親的問題得到澄清之後，在歸還的那些凌亂的遺物裡，他單單地選中了這套《悲慘世界》。也許因為母親念這故事的時候，在他幼年的記憶裡，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多麼愛冉阿讓那顆雖然滿是傷痕，卻依然仁愛而博大的心啊，最後他甚至愛上了警官沙威。也或許他在冉阿讓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每當他順著一行行的文字讀下去和講下去的時候，他十分注意著鄭圓圓的反應，她是不是像他一樣愛著冉阿讓，或僅僅是一種同情？不過，她愛不愛冉阿讓與他又有什麼關係呢？他為什麼固執地想要知道個究竟？她知道不知道自己的過去？葉知秋當然不會對她說。如果她知道了，她會怎樣對待他呢？冉阿讓畢竟是小說裡的人物，文學和現實生活是截然分開著的。他過去的經歷，足以使任何一個在傳統觀念裡長大的姑娘害怕和戒備。

莫征甚至開始嫉妒維克多．雨果。這個離開他們已經一百多年的老頭子，卻能使那對可愛的眼睛裡流下珍珠一般的淚滴。有沒有那樣一種辦法，可以把她的淚珠留住，串起來，像一條項鏈一樣掛在自己的胸前呢？真是胡思亂想。男人是不戴項鏈的，但山頂洞人似乎男人也戴項鏈。莫征忽然為自己的想法所驚嚇：他正在向一個一望無底的深淵裡陷落。對他這樣一個被人把什麼都拿得一乾二淨的人來說，如果再栽這樣一個觔斗，那真會要了他的命。

這一切都沒有逃過葉知秋那雙犀利的眼睛，她沒有做過母親，但女人本能的母性，使她不能不為莫征憂慮。她失悔於這事情由她開端，意識到可能出現的悲慘後果。像鄭圓圓那樣的一個門第。

那樣一個世俗的母親，還有這樣的一個父親──怎麼說好呢？鄭子雲在他那個階層裡，雖然可以說是頂少陳腐觀念，頂多新鮮思想，但由於環境、地位、經歷所限，難免不按某種規矩、方圓行事。

就算鄭圓圓本人不顧一切，非嫁莫征不可，她有足夠的力量和她周圍的東西抗衡嗎？為了莫征這可憐的孩子，她必須阻止事態的發展。她對鄭圓圓說：「圓圓，你知道莫征像誰？」

「像誰？」這女孩真聰明，葉知秋想。她並不回答。回答等於暴露自己的好惡。

「冉阿讓。我不是從文學形象上說。」

「哦！」鄭圓圓應著。就這麼一個字，也不知道是驚訝，是不以為然，還是後悔。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什麼？」又是一個不正面的回答。

「意味著他一輩子不該做關於愛情的夢。」葉知秋如卸重負。

「是嗎？」鄭圓圓頭也不抬，繼續嘩啦嘩啦地翻著手裡的畫報。

氣惱和羞澀使她不能停住不動，不然，淚水就會奪眶而出。葉知秋話裡的意思很清楚，好像她在死皮賴臉地糾纏莫征。這對她來說，實在太難堪了。追求她的人幾乎可以論打數。

出了葉知秋的家門，鄭圓圓才恢復了正常的思考。冉阿讓、不該做的夢……不但不該做關於愛情的夢，也大概失去了一切的夢。

這可憐的莫征。鄭圓圓的心變得酸疼。淚水重又湧上眼眶，但已不復是為了氣惱和羞澀。她抹去眼角上的淚。這淚珠，是為了什麼呢？彷彿一張畫布，原先只是模糊一片的色彩，高明的畫家添上幾筆便出現了景物。愛他嗎？不知道。只是願意支使他，願意看見他的服從。這只是一種佔有的慾望。但也許佔有便是愛吧。莫征有什麼地方值得愛呢？他永遠不會去考某個大學的法語系，他永遠不會有錢，也許他永遠也不會入黨。他從不會說動人的話，但樓上王奶奶腦溢血住院時，是他去陪住的，直到王奶奶的兒子從新疆趕回來。醫院的醫生、護士還以為莫征是王奶奶的親孫子。他放走過一隻美麗的、因為迷失而飛進他房間裡的鳥兒……別的還有什麼呢？沒有了。對別人這也許都沒有什麼，尤其是那隻鳥兒。

但對圓圓，這卻極其重要。唉，誰能說清楚，愛情是為了什麼？她是個傻姑娘。

方方的丈夫，倒是個經濟系的研究生。圓圓看過他寫的論文，通篇都是馬克思怎麼說，恩格斯怎麼說，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怎麼說，至於他自己該說些什麼，對不起，不知道了。隨便拿出一本「馬恩全集」，隨便翻到哪一頁，又隨便挑出其中的哪一句，方方的丈夫都可以接著背下去。爸爸說過：「跟我們小時候背四書五經一樣。」

可圓圓要是問他，你想過沒有，既然列寧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是腐朽的，沒落的，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那麼，目前有哪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發展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在那些國家裡，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將會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發生呢？他就會風馬牛不相及地給圓圓背上一段什麼是「考茨基主義」。看著方方半張著嘴巴，崇拜得五體投地地聽著丈夫像錄音機一樣地背誦那些條文，圓圓只覺得滑稽。他在經濟學上的成就，只表現在揩別人油的、無孔不入的機靈上。就連一個塑料袋子也不會放過，就連精明的媽媽也算計不過他，這大概因為媽媽沒有讀過經濟學的緣故……好笑。難道圓圓會找這樣一個丈夫嗎？噁心。

爸爸、媽媽倒是有錢的，可是他們幸福嗎？爸爸和媽媽什麼時候心對心地說過話呢？他們什麼時候肩並肩地站在窗前，看過雨中的落葉，看過樹枝上的積雪？什麼時候，為了一對偎依在一起、咕咕叫著的鴿子而會心地相對微笑呢？他們即使在家裡，說的也是那些勾心鬥角的臭事兒。他們作為人的那一面生活哪裡去了呢？至於黨員，鄭圓圓倒不像他們這一代的某些人那樣偏激。一提起入黨，他們會帶著輕蔑和驚詫的口氣說：「入那個幹嗎？！」她不過認為，儘管很多人都會入黨，但這並不是判斷一個人好或壞的唯一標誌。

只是，她到底是憐憫莫征，還是愛他呢？要是憐憫呢？愛情可不是慈善事業，那是誰離了誰便無法活下去的一種感覺。她必須弄清，究竟是她需要他，還是憐憫他。葉知秋說得對，讓他做那不能實現的愛的夢，簡直是殺了他。

一天，五天，十天，鄭圓圓在熬煎著自己。

葉知秋看出，莫征瘦了，話更少了，書也不讀了，琴也不彈了，但她認定自己為莫征做了一件好事。葉知秋一輩子沒有談過戀愛，未免把這一切看得過於簡單，總覺得他慢慢地會好起來。可她同時又對鄭圓圓產生了一種失望的情緒，如同鄭子雲有時讓她感到失望一樣。比如那篇文章，竟然把那些精闢的、科學的、足以把經濟界那些假、大、空的行家們氣得七竅生煙的見解，全部刪掉了。

怕什麼呢？葉知秋錯了，那已經是無可救藥的病了。

每每吃過晚飯，莫征便躲進自己的房間，豎著耳朵聽樓道上的腳步聲：近了，又遠了，繼續往更高一層樓上走去了。一顆心，在期待、失望裡掙扎、沉浮。眼睜睜地挨過一分一秒。直到晚上十點，知道她不會來了，於是又開始盼著第二天的黃昏，一分、一秒地盼著。絕望的感覺他已體驗過多次，可這一次、這一種為什麼竟是這樣的可怕和難以支撐。

莫征不能去找她。他只有等待。各種因素在他們之間造成的差異，使他只有被動地等待。假如他不是處在冉阿讓的地位，他會為了她和人拚命、決鬥。他有的是力量、勇氣，他會使她愛他。而現在，他只能猜測。難道她是因為獵奇，耍著他玩兒的嗎？不像，她不是那種輕薄的女孩子。

好幾次，她都對莫征說：「我又撒謊了。」

「撒謊？」莫征老是跟不上鄭圓圓的思緒。女孩子們自有一種變幻莫測的思路，任憑多麼聰明的男孩子也無從捕捉。

「撒謊。」她認真地點頭，「媽媽問我：『你天天晚上都跑到哪兒鬼混去了？』」她把「鬼混」那兩個字說得特別重，還做出一種十分嚴肅的樣子。莫征的面容變得愁苦。「鬼混」二字使他生出許多憂鬱的聯想。

「我說：『學法文去了。』你還真得教我兩句，回家以後，我好對付他們。」然後，她帶著濃重的鼻音和小舌音說了一句不倫不類的法文。

這是一種默契嗎？愛情的默契。

她懂，她一定什麼都懂。在他們的關係中，他是無權爭取的，只有等待，等待她的給予。也許她自己都沒意識到這一點。正是因為不覺，莫征看出，那是一種天性的流露。她的心，是用什麼做成的呢？小的時候，莫征常聽見母親向聖母瑪利亞祈禱。並沒有什麼聖母。只有鄭圓圓。

但，她是什麼都懂嗎？連他是個冉阿讓在內？絕望……

莫征甚至沒有聽見敲門聲。

鄭圓圓的臉上蒙著一層憔悴的暗影，好像外面正落著憂鬱的塵埃。葉知秋看著鄭圓圓的臉，心裡一陣騷動。她想，不該有的，在這樣的年齡。可什麼是應該有，什麼是不應該有呢，聰慧過人的葉知秋在這方面大概永遠說不清楚。但她知道應該躲進自己的房間，懷著一種又是高興又是擔心的複雜心情，盼望著什麼事情的發生。

除了眼睛說出的話，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也沒有發生。

鄭圓圓只是生氣地背過身去。長在她後頸上的那些茸茸的短髮是那樣的可愛，而離莫征的嘴唇又是那樣的貼近。不，他應該告訴她。「我要告訴你……」

「不，」鄭圓圓轉過身來，打斷他，「你什麼也不必告訴我。」她發脾氣了，「你真自私，你只想到你自己。」

就只這一句話。那話裡，有著一種只有對屬於自己的男性才有的、可愛的、甜蜜的專橫。

然而鄭圓圓的確是在生氣。不論她如何為莫征著想，畢竟還有作為一個女孩子，去俯就一個男孩子而感到的委屈。

這正是因為她把莫征視為一個絕對平等的戀人，才會有的苛求。

他什麼地方表現了自私？莫征還是不懂，但只要鄭圓圓這樣說，那便一定是這樣。他惶惑。「你要我，要我……」他並沒說出後面的話，那話毫無疑問可以這樣接著說下去：你要我跪下嗎？你要我為你而死嗎……這古老的話，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早已說過，或不知同時有多少人在說著，在相愛的人那裡，它永遠像第一次那樣令人動情。

莫征終於沒有說出那話，因為這一切對他來說，是太過珍貴了。

鄭圓圓在沙發上坐下，悄聲地說：「我要吃東西，我餓了，也渴了。」她無須說這是多少天來，她剛剛恢復了飢餓的感覺。

錯了，完全地錯了節奏。裝蛋糕的盒子在哪裡？他的眼睛明明從那鐵盒子上掠過，卻看不見也找不著。

「真笨。」鄭圓圓跺著腳跟，「在那兒嘛，書櫥的上頭。」

沖咖啡的時候，開水壺直往手背上澆，鄭圓圓立刻抓起他的左手。「疼嗎？」天，有誰這樣疼惜過這雙手！這雙手！莫征的眼睛立刻像蒙上了一層霧。隔著霧，鄭圓圓臉上的每一根線條都更加柔和了。莫征覺得自己正在溶化，一種使心臟稍稍感到痛楚的溶化，像他每每溶化在音樂裡一樣。

「疼的，」望著她的眼睛，他輕聲說，「這裡。」他把她的手移向自己的心口。

「啊，」她歎息。「怪我。」她垂下眼睛。

「不，謝謝你。」

鄭圓圓感覺到莫征急促地呼在她頭髮上的熱氣。她不敢抬頭，只是望著他上衣的第一粒鈕扣。黑色鈕扣的扣眼上，交叉地釘著藍色的粗線。那藍色的粗線，彷彿向她訴說著他缺少溫情的生活。她慢慢地從莫征的大手裡抽出自己的手，用食指撫摸著那粒黑色的鈕扣，懷著莫名的、微微的期待和恐懼在猜想：他在望著她嗎？他在等她說句什麼話嗎？他會做什麼呢……

莫征什麼也沒做，只是重又抓住鄭圓圓的手，移向自己的嘴唇，匆匆地吻一下便丟開了。他端起那杯滾燙的咖啡，用小勺攪著，用嘴輕輕地吹著，然後遞給鄭圓圓：「當心，還挺燙的。」

鄭圓圓感到了些許的失望。接過咖啡的時候，她不由得在他那對黑色的眸子裡找尋。那裡，總是潛藏著的，隨時準備對捉弄、侮慢以牙還牙的警戒，哪裡去了呢？那對什麼都不肯屈服的野性，哪裡去了呢？她看見，那對黑色的瞳仁裡，已經住進了新的主人。

鄭圓圓的心頓時被柔情所漲滿。她還不太懂得他的愛和那愛的重量。

莫征知道這是夢。他常做這種不愉快的夢。應該盡快地從這夢中醒來。他拚命想要睜開自己的眼睛。可是不行。他夢見他直挺挺地躺在馬路當間兒，馬路上的汽車、自行車全包圍著他，一個勁兒地朝他惡狠狠地按著鈴鐺和喇叭，那些鈴鐺和喇叭好像在說：「你再不起來，我們就要從你身上輾過去。」

警察厲聲地對他吆喝著：「起來，你這個無賴、醉鬼，我要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他想站起來申辯：「我不是無賴，我根本沒醉，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會在這兒躺著。」可他就是站不起來，也說不出話來。然後，人們開始啐他，罵他。心裡憋悶得好疼啊，他終於大叫一聲醒了過來。

果真有一輛摩托的馬達在身旁響著，他朝那聲音側過臉去，隔著矮矮的松牆，他看見鄭圓圓咧開的嘴巴，淺褐色的風鏡後面，那雙任性的眼睛多了許多的嫵媚。

女孩子，騎摩托。有幾個女孩子騎摩托呢。不過她就是騎頭毛驢上街，莫征也不會覺得意外。他一個鯉魚打挺，從草地上躍了起來。頭髮上沾著幾莖小草，敞開的領口露著他褐色的、結實的胸膛，在陽光下瞇著惺忪的睡眼。活像神話裡，突然從青草地裡冒出來的一個人兒。新鮮，像那地上的青草一樣的新鮮。

「在做什麼夢？」──她希望他常夢見她。

「忘了。」他再不願提起。

「你什麼都會忘記。」──竟不在夢她！「我只記得陽光下，那個騎紅色摩托，帶淺褐色風鏡的姑娘。」

好像在說一個遠在天邊的人。

「那姑娘怎麼樣？」她順著往下接。

「脾氣壞透了。」他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那可不好，你應該丟了她。」

「是啊，看來只好這麼辦了。」

「你敢。」她忽然正色，然後噘起嘴巴，使勁地蹬著摩托的腳踏板，開始發動。

莫征跳過松牆，一把捏住把手。「圓圓。」

鄭圓圓把頭扭開，不看他，微風掀動著她後腦勺上的短髮，鬧得莫征心緒撩亂。「圓圓。」他懇求著。唉，剛才還是風和日麗的，一會兒就變天了。

「嗯？」鄭圓圓心軟了。

「上哪兒去？」

「看爸爸。他主持部裡召開的一個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去了。」

「他不是在家養病嗎？」

「這次座談會本來由田伯伯主持，聽說前些日子有誰又提出了什麼口號，田伯伯便提出這次座談會往後推，看看形勢再說。部黨組裡大多數人堅持會議按期召開，不同意往後拖。田伯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參加。這樣，爸爸只好倉促上陣。今天下午是會議開始，爸爸要講話的，他連講稿也沒有就去了。我擔心他太累，心臟病會發作。另外，他自己也鼓動我去聽聽，老說我知識面太窄，應該趁年輕，記憶力好的時候，多瞭解一些社會。」

鄭圓圓對他說過，全家人裡她最愛的只有爸爸。莫征想起自己的父親，那軟弱的、經常處在驚悸不安狀態下的書生。就連搖頭、歎息這樣的事，也要躲到書架子後面，才敢稍稍地放肆一下，而且還要輕輕地、輕輕地。

會議室不大。鄭子雲看見女兒從旁門溜了進來，在葉知秋的身旁坐下。他覺得眼前像是亮了許多。圓圓是他的月亮。她總在惦記他：身體、情緒、工作。那麼一個小人兒，能為他想到這些，真是不錯。可她早晚有一天會出嫁，會離開他。那麼，他那個家真沒有什麼讓他留戀的地方了。她會嫁個什麼樣的人呢？在這個問題上，他覺得她隨時會朝他和夏竹筠甩過來一枚炸彈。近來她的行蹤有點詭秘，是不是在戀愛？如果她自己不說，鄭子雲決不主動問她。即使對自己的女兒，他也給予平等的尊重。他從不私拆女兒的信件，也不趁她不在，偷偷溜進她的房間，看她的日記或是想要尋出點秘密。夏竹筠這麼幹的時候，他總是想法制止。她呢，一面理直氣壯地拆圓圓的信，一面挖苦他：「她小的時候，我還給她把屎把尿呢，現在信倒不能看了，真是怪事。少販賣你那套資產階級的教養。我看哪，是不是你自己有什麼怕我拆的信？」鬧得他只好對圓圓說：「你的抽屜上是不是安把鎖？」

汪方亮正在講話：「……有人提到過，政治是統帥，是生命線，怎樣提，可以繼續研究。小平同志說過，四化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四化就是最大的統帥，如果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人的思想、精力、幹勁都轉移到四化上來，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名副其實的靈魂、生命線。否則，叫什麼也是扯淡。」

鄭子雲挨著個兒巡視著每個人的面孔，希望看出人們的反應。

他的眼睛和楊小東的眼睛相遇。也不知楊小東怎麼想的，臉上什麼表情也沒有。鄭子雲稍稍地擠了擠自己左邊的眼睛，算是打個招呼，楊小東向他規規矩矩地點了點頭。不好，怎麼一進會議室，在飯館裡那麼招鄭子雲喜歡的、生龍活虎的勁頭就沒有了？「……由於十年動亂，外來和內在的社會影響，在思想上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混亂，有些青年職工思想空虛，從『四人幫』的『精神萬能』，走向另一個極端的『物質現實主義』，實際上是個人利己主義……」

鄭子雲看見楊小東皺了皺眉頭。是表示贊同，還是表示反對？「在這種精神狀態下，如何實現四化？我們工業企業的各級領導必須不失時機地、及時地注意這個問題，嚴肅認真地加強這方面的工作。現在和戰爭時代不同了，那時的主要對象是軍隊。今天是搞社會主義建設，搞四個現代化，對象是廣大職工，問題更複雜了。軍隊至少沒有房子問題、拖兒帶女問題、上山下鄉問題、工作環境問題等等。我們面臨許多新的問題。要在總結我們固有經驗的基礎上，加以發展。

「有人說，我們只能學習西方的生產技術，自然科學，不能學管理，因為那是上層建築。我認為不一定對。沒有好的管理，再好的技術設備，也不能發揮作用。我們不能學清末的洋務派，見物不見人。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千萬不能再搞那些形而上學的東西了。

「有些東西可能現在用不上，但將來可能有用。現在不學，將來就晚了。我認為許多學科都有助於我們從社會的各種角度研究人，做好人的工作，發揮人在四化中的作用。因為人的思想是客觀社會的反映，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不能不研究一個人生活的環境，比如歷史、文化、國家體制、社會制度、勞動環境、家庭狀況以及個人的習慣和修養。所以不要再空談什麼生命線和靈魂了好不好？」

講得不錯，老夥計。鄭子雲很滿意，用右手的中指，輕輕地，有節奏地叩擊著桌面，好像在給汪方亮的講話做伴奏。

鄭子雲和汪方亮共事多年了，但仍覺得汪方亮是個舉措無定、不大好捉摸的人。

為了到底開不開這次會議，大家鬧得很不痛快。田守誠好像從來就沒同意過召開這個座談會。今天，他索性不到會場來了，連個照面也不肯打。也好，原本不希望他來念那套經。他是第一把手，不請他講話說不過去。位次，這幾乎是鐵定的一套禮儀。雖沒有什麼明文規定，可比神聖的法律條文更加威嚴，絕對不能亂套。

要是請他講，他準會唸緊箍咒。鄭子雲不想把這次會議開成一個佈置工作的會議，把那套已經跟不上形勢發展需要的辦法往下一灌，然後與會幹部回去照樣一搬。他想在這次會議上，和處在實踐第一線的以及搞理論工作的同志一同研究些問題，商議些問題。

田守誠反對這次會議，自然有他的考慮。鄭子雲在會上，即使不和上面唱反調，至少也得鬧出點新花樣。鄭子雲曾激烈反對「興無滅資」的口號：「什麼叫『資』，什麼叫『無』？搞清楚了沒有？概念還沒搞清楚嘛。這麼一來，又得像『文化大革命』那樣，打得亂七八糟。說不定那些喊『興無滅資』喊得最起勁兒的人，恰恰在搞『滅無興資』，把封建主義的糟粕，當做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去兜售。」這一席話，聽得田守誠直搖頭，但他按捺下他的反感，一言不發。反正他已經表示過他的意見，黨組會議的記錄本上寫得一清二楚：會議暫緩召開。將來出了什麼事，萬無一失，有據可查。至於別人，愛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就是下地獄，跟他有什麼關係？汪方亮沒說同意會議延期，也沒說同意按期召開，只是大講了一通傳統教育。黨組會後，在研究會議具體日程時，因鄭子雲還在養病期間，汪方亮同意由他主持會議。可是臨近會期，他突然聲稱拉肚子，幾天不來上班。會務組的同志急壞了，一個部長也不到會，這個會還怎麼開？田守誠早已有言在先，不能再去找他。鄭子雲在病中，給他增加負擔於心不忍，何況他根本沒有準備。要不是鄭子雲打電話詢問會議準備情況，自己決定：「好吧，我去主持。」真不知如何是好。

鄭子雲到了會場，才見到汪方亮的汽車也停在院子裡。而且講話還講得這麼精彩，簡直有點像是玩把戲、捉弄人、吊人胃口。

這過程，葉知秋是知道的。因此，當鄭子雲向她和她身旁的鄭圓圓微微點頭的時候，她也高興地對他微笑。

鄭子雲忍不住插話：「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解放思想，開動機器，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有很大突破，經濟調整和改革工作正在進行，按經濟規律和科學規律管理經濟的工作，開始逐步實現。但同時也出現了不少新問題：在一些同志中有這樣的思想，好像已經按勞付酬了，只要『錢』書記動員就可以了，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無了。其實，現在群眾中需要解決的思想問題很多，黨內需要解決的思想問題也很多。

「我們必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實認真做好。

「據我瞭解，在實際工作中有些同志已經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

「比如，曙光汽車廠二車間的班組長楊小東同志。可以肯定，一定還有不少企業的不少班組、車間已經注意到這方面的工作，因為這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必然結果……」他把大手往楊小東坐的方向一擺，「這位年輕的同志，就是楊小東，三十一歲。」

楊小東在椅子上忸怩起來，低下了頭。同時，他暗暗佩服鄭子雲的記憶力，記得名字也許算不了什麼，竟記得他的歲數，他不由得又抬頭迅速地瞟了鄭子雲一眼。只見鄭子雲那雙像鷹一樣銳利的眼睛正盯著他。這次，楊小東沒有低頭，鄭子雲的目光，激起了他那男子漢的爭勝好強之心。

鄭子雲滿意地想：好，小伙子，要的就是你的這個勁頭。然後對汪方亮說：「對不起，我喧賓奪主了。」

汪方亮接著說：「這個工作，要先試點，總結經驗，然後再逐步推廣，最終要制定出一套辦法。要做好企業裡人的工作，一定要有個制度，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是有軌電車，不能是無軌電車。制度要人人遵守，不能有人遵守，有人不遵守。曹操的馬踩了青苗割鬍子的事情，京劇裡的轅門斬子，雖然是故事，但說明即使在封建社會，一些頭腦清醒的人，也要採取一些籠絡人心的辦法……

「對人的工作究竟怎麼做，希望我們把這個問題研究得更好一些。鄭副部長對這方面的問題，做了不少的調查研究，剛才，他只講了一個開頭，看樣子，大家很希望他再介紹一些情況，我這個分析對不對？」

會議室裡響起一片掌聲。汪方亮對鄭子雲說：「你看，大家多麼歡迎，你就再講講？」

鄭子雲也不謙讓，他想講，他很想講。剛才，他已經從眾人的眼睛裡看到了理解和興趣，他意識到，他所致力的事情可以得到呼應。思想政治工作一定會被人重視、發展起來，會在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心臟又開始隱隱作疼了，一種麻木感直通向左邊的肩膀，沿著手臂通向手掌。老頭子，你沉不住氣了，興奮了。是啊，是啊。鄭子雲想，哪怕他一生最後幹完這一件事就進八寶山也是值得的。

鄭子雲的眼睛掠過一張張面孔，奇怪，葉知秋那張醜臉好像被什麼東西照亮了，這一霎間，不能說她變得漂亮，但至少是不那麼醜了。

圓圓，那永遠用揶揄的玩笑來掩蓋對爸爸摯愛的任性的女孩，像一件藝術品，終於揭掉蓋在它上面的那塊粗帆布，把它真實的、精美的面目顯露出來。此刻，她一點也不苛刻，一點不像平時那麼桀驁不馴，她是多麼可愛啊。然而鄭子雲的眼睛卻在陳詠明那張因為聚精會神而變得幾乎是嚴厲的臉上停留下來。難道他也像某種動物一樣，天生地具有一種可以導向的觸角，單單地選中了陳詠明嗎？

「我沒有做過更系統、更深入的調查研究，我只想把我瞭解到的一些情況，介紹給大家，並且我希望大家不要以為我是以行政領導的身份來講話，可以把我的講話當做一個企業管理協會的會員，在學術討論會上的一次發言……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好的傳統的經驗。首先是從紅軍、解放軍那裡傳下來的，在革命戰爭中起過偉大作用，是我們的傳家寶，我們必須繼承發揚。

「解放以後，在軍隊政治工作經驗的基礎上，許多企業也積累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但是，由於長期左傾路線的影響，對黨的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許多同志模糊起來，不少新黨員、新幹部不瞭解什麼是我們的傳統，正如耀邦同志所說，當前確有一種危險，『就是我們的好傳統要失傳了』。所以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調動人的積極性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之所以必要，是由於隨著現代化技術的發展，管理的現代化，生產的高速度發展，在企業中對群體組合的科學化、高效化，對人們迅速地交流、接受、分析信息，對迅速而正確地決策，對加強個人和群體的創造性、主動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家已經注意到，這次會議，我們邀請了研究心理學、社會學的同志參加。這是因為，思想政治工作的對象是人，是屬於社會的人。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剛生下來的時候，只有自然屬性，而社會屬性，只是一張白紙，不是生來具有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我們要注意改造影響人們思想的社會環境。

「比如，人有各種各樣的需要，這些需要，導致了人的各種動機和行為。這些動機，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可以導致正確的行為，也可以導致不正確的行為。但是，人的需要和動機，是可以往正確的方向引導的，使之產生積極的效果。這種引導，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部分。我們要關懷人，信任人，尊重人，這是我們做人的工作的根本出發點。

「就連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二次大戰以後，也有了新的發展。

「他們的注意力，已經轉向了人的管理，日本豐田生產方式中心，就是千方百計做人的工作，這是日本人管理工作中的最大特點。當然，這是資本家掩蓋剝削、緩和階級矛盾的一種手段……但是，我們要不要批判地吸收他們的管理方法，為我們的四化建設服務呢？比方說，將心理學、社會學中的科學部分，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加以改造，為我所用。豐富我們已有的經驗，創造我們自己的、具有社會主義特色、民族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新經驗。

「談到把心理學和社會學應用到我們的企業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中來，有些同志總擔心會出毛病，認為這些是唯心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是『洋玩意兒』，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使不得。其實，這是一種偏見。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學和社會學是無產階級社會科學的組成部分，列寧把心理學作為構成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的基礎科學之一……」

鄭子雲在講些什麼呀？那些個名詞、概念全是吳國棟沒有聽到過的。

吳國棟對凡是自己弄不懂的東西，都有一種反感。這些讓他反感的話，出自鄭子雲的口中，更讓他感到一種壓力。雖然鄭子雲說他不是以行政領導的身份講話，誰要真這麼認為，誰就是個傻瓜。這話，不過說說而已，不管怎麼說，他是個部長，誰能拿他的話不當話呢？這麼一來，吳國棟沒準就得重新調整那些多少年也沒出過婁子，磨得溜光水滑，幾乎靠著慣性就可以運轉下去的觀念和做法。鄭子雲說的那套，誰知道它靈不靈啊？！而且鄭子雲在講話中所流露出來的熱情，在吳國棟看來，是超越身份和地位的，是有損部長的威嚴和份量的。一個部長，有這樣講話的嗎？兩眼閃閃發光，還瞪得那麼大，兩頰泛紅，聲音激昂，一句連一句，前面一句話簡直就像讓後面一句話頂出來的。整個給吳國棟一種「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印象，這就使吳國棟對鄭子雲的講話內容，越發地懷疑，越發地覺得不可信。他不由得環顧四周，帶著一種說不清的意念去尋找，尋找什麼？平時在廠子裡傳達文件和政治學習時司空見慣的紮著腦袋打瞌睡、悶著頭織毛活、嘁嘁喳喳開小會、兩眼朝天想心事、鬼鬼祟祟在別人後背上劃小王八、大明大擺看報紙的情景全都沒有了。好像鄭子雲把人人心裡那個型號規格不同的發動機，全都發動起來了。別管是贊同的、反對的，全都支著耳朵在聽。難道鄭子雲講的話裡，真有點鎮人的東西不成？每每說到人的問題，鄭子雲總免不了有一些激動。

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經歷過很多運動。他時常惋惜地想起，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那些無辜的、被傷害了的同志。他們其中，有些已經不在人世。比如在延安時，曾和他住過一個窯洞，就是灰土布軍裝穿在身上，也顯得瀟灑、整潔的那位同志，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戴上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為不堪忍受那許多人格上的侮辱：什麼假黨員、什麼叛徒……自殺了。聽說他在遺書上寫過這樣的話：「……我不能忍受對我的信仰的侮辱，然而現在，除此我沒有別的辦法來維護我的信仰的尊嚴……」

一個非常有才幹的同志，雖然有些孤傲。

然而孤傲一點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人都有自己的脾性，只要無妨大局。難道一定要當個沒皮沒臉的下三爛，才叫改造好了的知識分子嗎？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這是誰說的？他忘了。他的記憶力已經壞到這種地步。以前，凡是他看過的書，他認為重要的段落，幾乎能大段、大段地背誦下來。

是啊，我們有很多的人，有不論水淹或是火燒都不可以毀滅的信仰，然而人在富足的時候，卻容易揮霍。

難道他是個守財奴？！要知道，人，這是創造財富的財富，可是並非人人都能在實際工作中認識這一點。侮辱別人，也常被別人所侮辱；不尊重別人，也常被別人所不尊重。難道馬克思曾將這行徑，列入過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嗎？唉，經不錯，全讓歪嘴的和尚給唸壞了。

他自己就像處在這樣一個兩極之中的鐘擺。鄭子雲覺得在很大程度上，他早已變得粗俗，還有些官僚。否認嗎？不行，存在決定意識。哼哼哈哈，覺得自己即使不是全部人的，至少也是一部分人的上帝；對那些不是在抗戰時期或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過革命工作的同志，情感上總有一段距離；聽到某人不是共產黨員的時候，立刻有一種不自覺的戒備……逢到下級沒按自己意願辦事的時候，他照樣吹鬍子、瞪眼睛、拍桌子、打板凳……反過來，他也照樣挨上一級的訓，俯首貼耳，不敢說半個不字，別看他是個副部長。

他心裡明白，他可以在一天之內什麼都不是，如同別人，如同那些什麼都不是的人一樣。

當然，現在他還是個副部長，他得抓緊時機，把他想做的工作，盡可能地做好。

鄭子雲想起田守誠，想起部裡的一些人，和那些離心離德、勾心鬥角的事情。然而他並沒有因為這一個角落而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希望是黃金。不是還有楊小東那些人嗎？新陳代謝，總是這樣的。

好像到了深秋，樹葉的綠色會變暗、發黃，最後還會脫落。但是到了來年春天，又會長出鮮綠、鮮綠的嫩葉，在同一棵樹上，卻不是在同一個樹節上、枝椏上。

汪方亮微微地笑著。鄭子雲的話，在他看來是書獃子的囈語，咬文嚼字、天方夜譚、理想主義。他最好去科學院當個什麼院士，當部長是不合適的。

改革是勢在必行的一件事，但像鄭子雲這樣的一個「洋務派」是行不通的。在中國，辦洋務一向以失敗而告終。汪方亮覺得鄭子雲對中國的國民性，缺乏深刻的瞭解。從鄭子雲講到的內容來看，大概是下了不少功夫。為什麼不拿出些時間來研究一下中國的歷史呢？要幹大事情，不研究中國的歷史是不行的。中國人從漢代開始，幹的就是「重農抑商、捨本求末」的買賣。哼！螺旋式的上升。否定的否定。滲透在整個民族遺傳基因裡的小農意識。

在部裡，人人都說汪方亮是「擁鄭派」。按照他的能力，他的才情，他能甘居誰人之下呢？汪方亮不過是擁護改革而已，只是在這個前提下，他和鄭子雲，走到一塊來了。

鄭圓圓從來沒見過父親工作的時候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在社會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現實意義。照她的想像，無非是開會──那些常常是只有決議，沒有結果的會議；作報告──根據ｘｘ號文件和ｘｘ號文件的精神；劃圈──可以不置可否；傳達文件；諸如此類，而已而已。她只能從家裡瞭解爸爸，而在家裡，她覺得鄭子雲像好些個上了年紀、又有點社會地位的小老頭一樣，肝火挺旺，急急躁躁，誰的賬都不買。前天晚上已經十點多了，全家人都上了床，他卻忽然從自己的房間裡跑出來，咚咚咚地跑下樓去，說是聽見有個女人在叫喊，是不是遇見了小流氓？手裡什麼家什也沒拿，就那麼跑了出去。就憑他睡褲底下露出來的小細腿脖子，是小流氓他又能把人家怎麼樣？好像那些小流氓全是紙糊的，只要他伸出一個手指頭就能把他們捅個大窟窿。不一會兒，自己顛兒顛兒地回來了，其實什麼事也沒有，想必是他自己聽岔了。

夏竹筠不過隨意地開了句玩笑：「沒準是哪個女人在樓下叫你去赴約會吧，那麼積極！」

鄭子雲大發雷霆：「我怎麼不知道你從什麼時候起，已經變成了個大老娘們兒了？」然後「砰」的一聲摔上了自己的房門，震得牆上的石灰、水泥簌簌地往下掉渣子。

夏竹筠在他門外又是吵罵又是擂他的門，鬧得全家一夜沒得安生。

「文化大革命」期間，家裡的阿姨讓「造反派」給轟走了，媽媽在機關裡「全托」，鄭子雲在機關裡「日托」。有次過什麼節，方方買回來一隻活雞。圓圓是不敢殺的，方方既然是當時家裡最年長的婦女，只有硬著頭皮去幹那理應是主婦該幹的事。她拿著那把銹跡斑斑，早已沒了鋒刃的菜刀，往雞脖子上匆匆地瞄了一眼，閉著眼睛抹了一刀，便趕緊把手裡的雞往院子裡一丟。那雞非但沒死，還歪著個腦袋在院子裡亂飛亂撲，嚇得方方和圓圓躲進屋裡，關好房門，擔心那雞會不會從意想不到的地方鑽進屋來。鄭子雲拿了一片刮鬍子的刀片，很在行的樣子說：「用不著那菜刀，這個刀片就行。」他倒是挺從容，一把抓住了那隻發了狂的母雞，把雞翅膀往後一擰，雞脖子往手心裡一窩，拿起刀片就往雞脖子上抹，抹了幾下也沒見血。他臉上那種大包大攬的神氣，漸漸地被惱怒所代替，立刻從廚房的門後找來一把斧子，「吭」的一聲，把整個雞頭剁了下來。他為這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生出來的認真的惱怒，真是好笑極了。可是鄭圓圓不敢笑，他那種死不服輸的勁頭，簡直到了連開玩笑都不懂的地步。

也是在那段沒有女人當家的日子裡，鄭子雲常常指著廚房裡的那些作料瓶子對圓圓說：「瞧見嗎？這個瓶子裡裝的是肥皂粉，可別當成鹽放進菜裡去！」他心血來潮，難得地炒了一次菜，油都冒煙了，蔥花還沒切；熗了鍋，又發現菠菜還沒洗，最精彩的是他偏偏把那瓶肥皂粉當成了鹽。當肥皂粉在鍋裡泛起泡沫的時候，他就像在參觀一台剛出廠的數控機床，背著手問道：「嗯，它起沫了，它為什麼起沫？是不是加鹽之後都要起沫？」

就是這樣，他也沒有把那個裝肥皂粉的瓶子挪到別的地方去。

而他自己不動，別人是不敢動的。

鄭圓圓一陣遺憾：她作為他的女兒，她對他的瞭解是多麼的膚淺啊，這裡才是真正的他，熱情、追求、執著。鄭圓圓轉過頭去看葉知秋，鏡片後面，葉知秋那雙小而浮腫的眼睛，竟也閃動著一些光彩。

葉知秋感到了鄭圓圓的注視，回過頭來，對鄭圓圓說：「你有個多麼好的父親，你應該很好地愛護他。」

她的語氣裡，有著深深的遺憾，好像她深知鄭子雲不論在家裡或是在工作崗位上，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照應、理解和支持。

這一不沾親，二不帶故的人，怎麼會比鄭圓圓自己，比她的母親想得更周到呢？看著鄭圓圓那探究的目光，葉知秋加了一句：「像他這樣的人，不僅僅屬於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他應該屬於整個社會。」

爸爸在別人的心裡，竟是這樣重嗎？十幾台錄音機在收錄。

陳詠明那黝黑結實的脖子，像鵝一樣執拗地向前伸著。那頭灰白的頭髮，並不使他顯得老邁，反倒增添了男人成熟的美。看他那樣子，不再大幹上十五年，他是決不肯善罷甘休的。

楊小東歪著腦袋，像孩子似的半張著厚厚的嘴唇。上一代人，對他們這一代人有多少誤解啊，以為打動他們的不過是吉他、喇叭褲……問題是社會能不能拿出來真正引動他們的東西。

那個頭髮修剪得整整齊齊，表情十分嚴肅，很有派頭上了年紀的男人，大概是個大學教授吧，好像在聽學生的論文答辯，時不時地皺皺眉頭，是不是覺得鄭子雲有些提法還不夠嚴密呢？最觸目的是吳國棟，好像一個吃齋念佛的清教徒，不知怎麼一下從天上掉進了沸騰著人間一切淫邪慾念的地獄，恐怖得幾乎精神失常。一雙眼睛，張皇無定地溜來溜去，好像要找個豁口逃將出去，好笑極了。

葉知秋遺憾著莫征沒有機會來這兒見見世面，那他就會知道，中國，還是有自己的脊梁骨。

鄭子雲的肩胛因為雙肘撐在桌面上而高高地聳起，像一頭聳起翅膀、準備騰然飛起的蒼鷹。他成功過，失敗過，摔得頭破血流。

現在，他又要飛了，並不考慮自己已經年邁，也許飛不了多久，就沒有了力氣，越不過一座高山或一片汪洋，便葬身在崇山峻嶺或汪洋大海之中。然而，那不是一頭雄鷹最宏偉的墓碑嗎？臉頰還在發熱，腦袋是麻木的，舌頭是麻木的，全身像散了架一樣。只有心臟不肯麻木，像個讓人嬌縱壞了的女人，稍一伺候不到，就要給人點顏色看看。講了四個小時，中間還沒有休息。

鄭子雲想，什麼時候對沉積在血管壁上的膽固醇，能夠像對結垢的電站鍋爐那樣，來一次酸洗該多好。道理都是一樣的嘛。夢想是容易的，思維在一瞬間可以建立起一座宏偉的宮殿，而愛因斯坦推廣相對論的原理，卻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

鄭子雲閉上眼睛，往靠背上斜倚下去。在這輛汽車裡，他覺著比在哪兒都自在，甚至比在家裡。他不必應酬，不必勉強，不必不是他自己……

不必……

不必……

這裡如同是他的蝸殼。人有時多麼需要一個蝸殼。

司機老楊是體恤他的。老楊從不過分慇勤，討好地有一搭沒一搭地和他周旋，不用審度的目光攪擾他，也不同任何人議論他某天為什麼車門關得那麼重，某天又為什麼中途而返……就連車都開得相當經心，加速或剎車過渡平穩。不久以前，剛剛吃過中飯，鄭子雲聽見有人敲門。會是誰呢，正是中午休息的時間？原來是老楊。鄭子雲請他進屋，他不肯，站在門廊裡對他說：「您再有什麼事要車好不好？我家大小子說，好幾次瞅見您騎著個自行車在街上轉悠。人家誰上街、看電影不要車哇。」這大概是老楊對他說過的最長的一句話了。

這件小事，使鄭子雲感動。但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拍著老楊敦實的肩膀，笑著、拍著。他覺得說什麼也不合適。裝腔作勢地唱一段不要搞特殊化的高調？那會傷害老楊那顆純樸的心；答應老楊，以後哪怕去吃涮羊肉也一定要車？鄭子雲又不是「入鄉隨俗」的人，那反而讓他覺得像做戲一樣的難受。

汽車減速了。大約前面不是紅燈，便是路面上有坑窪。隨後，鄭子雲覺得身子輕輕地顛了一下。他睜開眼睛，街上正是一天裡行人、車輛流量最大的時辰。

右轉彎，繞過一輛進站的公共汽車。上車的人你推我搡，在車門口擠成一團。兩個挺胖的人同時卡在車門那裡，誰也不肯讓一步，誰也上不去，鬧得後邊的人挺著急。有個小伙子拿肩膀使勁兒地把那兩個卡在車門上的胖子往車裡頂。要是不這麼亂擠，大家早上去了。

那輛公共汽車，不等人上完就啟動了。其實車上人並不多，車下的人全能容得下。這麼一來，它就把本應是自己的乘客甩給了下一輛公共汽車。而等車的人，又得白白地耗去許多時間。這是原本不存在的、硬給自己添上的麻煩。

真正使人疲憊不堪的並不是前面將要越過的高山和大川，卻是這始於足下的瑣事：你的鞋子夾腳。

馬路兩側的街燈亮了。遠遠看去，像一條波光閃爍的長河。

馬路當中，一輛輛小汽車的紅色尾燈流洩過去，像一艘艘小小的快艇。城市生活中到了頂的美妙景色。

鄭子雲搖開車窗，風吹了進來，撫弄著他的頭髮，他的衣領。

他覺得自己也像駕了一葉扁舟，駛向永遠到不了的地方。他想起自己剛剛作過的報告。這一生，他作過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報告？回憶不起來了。記得的，只是那被熱情燃燒著的感覺。

熱極生風。旋風刮過之後，什麼也不會留下。

他這次報告，也會像過去的報告一樣，不了了之。如一片雪花之於沙漠。他感到沮喪。人在疲倦的時候思想容易變得灰暗。

領導人物的素養中有一條：能保持穩定的情緒，不沮喪，不失理性……他剛剛講過。他的嘴角上浮起那在部裡頗享盛名的「鄭子雲式的冷笑」：刻薄、冷酷。正是他自己，還不具備一個合格的領導幹部的素養。

也許不必那麼悲觀。據他所知，北京、上海、哈爾濱……許多城市的工業管理部門，社會科學研究單位，大專院校，都已開展了這方面的組織、研究工作，有些企業業已開始試行。生活畢竟前進了，人的思維方法已經變得更加科學。人們一旦從迷信和愚昧中掙脫出來，就會爆發出無法估量的能量。

十一

當文學作為文學的時候，有人很可能會把它當成擦屁股紙，也有人一輩子不會讀上一本文學作品。

當文學作為政治奉獻給人們的羔羊時，卻成為老幼咸宜的食品，人人都會爭著咬上一口。男盜女娼、物價上漲、倒賣黃金、小孩尿床、火車誤點、交通擁擠、住房困難、工資不長……無一不是文學的罪惡。文明古國中一種不可思議的怪誕。

介紹曙光汽車廠廠長陳詠明的報告文學終於問世之後，不僅它的作者葉知秋、賀家彬有幸加入了眾矢之的的光榮行列，連鄭子雲也被捲了進去。因為他給誣陷陳詠明的宋克回過那樣一封信；因為他對這篇文章表過那樣的態：「發！出了問題我負責。」

反對這篇文章的人，心裡全都明白，說到底，這是小事一樁。

根本問題在這裡：鄭子雲幾乎在每一個問題的處理上，都有一種讓他們說不清、道不明的彆扭勁兒。彆扭勁兒這東西，既不違反憲法，也不觸犯刑律，黨員的十二條準則裡，哪一條也挨不上邊兒。

然而，在人們的意識裡有許多不成文的規則，它們雖不能制人以刑，卻可以像球賽似的把人罰出場外。

按照規定，五次犯規，罰出場外。鄭子雲卻只有三次或者四次。現在的問題是，要給鄭子雲製造繼續犯規的機會。球場上有這麼一套心照不宣的戰術。

鄭子雲支持這篇文章的做法，雖然和田守誠的本意滿擰，然而，出於這種心理狀態，田守誠非但不動氣，私下裡反倒有幾分高興：鄭子雲分明又把自己放到風口浪尖上去了。

他希望事情鬧大，希望鄭子雲陷得越深、攪和得越狼狽越好。

文章發表的當天，半夜三更，田守誠就給陳詠明打了個電話：「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陳詠明回答：「也可以說知道，也可以說不知道。因為當初我對作者說過，第一，不要宣傳我個人；第二，汽車廠之所以做了些工作，和三中全會以後的政治形勢有關；第三，我那個領導班子，是個好班子。」

「你對這件事持什麼態度呢？」

「不介入的態度。」陳詠明立刻反問田守誠：「您對這件事又是什麼態度呢？」

田守誠沒料到陳詠明會這樣單刀直入地迫使他表態，好厲害。

「我嘛……哈哈，當然是贊成的嘍，表揚我們部裡的好人好事嘛。」

見他的鬼去。

不久田守誠就在宋克的攛掇下派了幹部司的司長，帶了二十多個人到廠裡來，名義上是考察幹部，實際上是來瞭解文章「出籠」的經過，前前後後在廠裡搞了一百多人次的調查。

一開始陳詠明就對葉知秋和賀家彬說過：「千萬別寫，斷送了我一個人倒沒什麼，可別斷送了汽車廠這點形勢。」

他們說什麼？「文責自負嘛。當然，我們會考慮你的意見。」

誰知道他們怎麼又寫了。也不知是誰，不知深淺利害地給他們提供了那麼多情況。賀家彬在廠裡有同學、也有熟人，汽車廠是部裡的直屬廠嘛。

結果怎麼樣？不幸而言中。「文責自負」！頭腦裡缺政治喲。

當馮效先和宋克找上門讓田守誠表態，這篇文章的發表是否意在對他們進行指責的時候，他閃爍其詞地說：「這個情況我不瞭解，文章的發表沒有經過部黨組的同意。」

使馮效先和宋克怒不可遏的是，文章裡寫到曙光汽車廠歷任廠長中，個別人對「四人幫」時期存在的困難，不是激流勇進，而是激流勇退。其中一位還是部裡主管局的局長，在曙光汽車廠工作沒有做好，回到部裡反倒成了部黨組成員。瞭解內情的人一看便知，這說的是宋克。

一派書獃子的胡言亂語！什麼時候胳膊擰得過大腿？那個時期，連政治局都讓「四人幫」攪得不能過正常的政治生活，一個小小的廠長就能解放全人類？表揚陳詠明，就說陳詠明好了，何必說那麼多呢？這個賀家彬，還在重工業部領工資，還在馮效先手底下混飯吃，也不考慮一下後果，太天真了。知識分子真是一種讓人不能理解的怪物。不過文學作品嘛，又不是中央文件，哪能那麼周全。即便是中央文件，也不一定每一句話都像數學公式那麼嚴密。對賀家彬，田守誠的態度比較寬容。一個小人物，能掀多大的浪？也許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頭上，人們也就比較想得開。但對馮效先和宋克來說，絕不是抹抹稀泥就可以了結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固然是黨的優良傳統，曾幾何時，隨著職位的不斷提高，人的屁股也像老虎屁股一樣摸不得了。

林紹同告訴田守誠：「聽說宋克局長已經派人查過賀家彬的檔案了。」林紹同把那個「人」字說得很重。這等於提醒田守誠，宋克的老婆是幹部司裡一位專管幹部的處長。

田守誠不贊同地說：「老宋這事辦得太露骨了，傳出去又是麻煩。現在人們對查檔案的這一套做法很反感，賀家彬不過是個做具體工作的同志嘛。」

林紹同又說：「聽說有人看見鄭副部長和那個女記者在景山公園外面的街上溜躂。」

田守誠立刻垂下眼睛，好像聽到什麼不願意聽的事情：「這算什麼，又不是看見他們睡在床上。」憑他和鄭子雲共事多年的瞭解，他知道鄭子雲不會做這樣的事，可他巴不得鄭子雲做出這樣的事才好。田守誠知道，再沒有比這種事更能毀人的了。有時他覺得孔老二比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人物都偉大，那得以跨越二千多年時空的封建意識，之所以一代又一代地傳遞下來，直至現在還主宰著很多人的頭腦，靠的就是孔老二這個染色體。不過田守誠是講求實際的人，他從不把精神耗費在還沒有發生的事情上。

他對林紹同說：「我看，既然宋克同志他們有這樣的意見，你不妨在部裡搜集一下對這篇文章的反應，適當的時候在黨組會上議一議。」他沒有說要搜集什麼反應，那是無須說的，林紹同自然清楚。如同一個精明的管家，來了什麼品位的客人，席間該上幾個冷盤、幾道熱菜，心裡早就有譜。

鄭子雲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風行一時的「興無滅資」口號大唱反調，上面不但沒有微詞，反而在報刊上、內部通訊上，左一篇報導，右一篇轉載。

前不久國務院某領導人準備召集重工業部有關同志研究工作，在田守誠提出的有關人員的名單後面，親筆加上了鄭子雲的名字。當田守誠按照慣例在前排──通常是各部第一把手的座位──某個座位上落座時，那位國務院領導人高聲地招呼著：「鄭子雲，鄭子雲來了沒有？」

鄭子雲簡單地答道：「來了。」──聽起來卻躊躇滿志。

打倒「四人幫」以後，他似乎一帆風順。

這一切都不是沒有意義的。自然啦，「四人幫」那個時期，鄭子雲又不是第一把手，部裡的事情也用不著他出來亮相、表態，那些個亮相、表態真他媽的坑人，一次又一次地讓人自己往自己臉上抹黑。批鄧的時候，鄭子雲又住了幾個月的醫院，誰知道他真病還是假病。真是吉星高照，生病也生得是時候。「生病」真是天才們的偉大發現。那位國務院領導人就曾經笑瞇瞇地問過他：「守誠同志，那個時候人們都生病住院，你倒好好的，啊？」

那笑很有點古怪。

那位國務院領導人還招呼著鄭子雲：「來，來，坐到前面來，坐到前面來。」之後又加了一句「最近你們部的工作很有開展嘛。」

這一切都不是沒有意義的。田守誠非常熟悉高級政治生活，每一句話、每一個姿態都是一個信號。這信號表明，鄭子雲的地位可能有所陞遷。但把他撤下來，把鄭子雲換到他的位置上這個可能目前還不存在。他知道，只要上面賞識他的人不垮台，他就不會垮台。像洋人那樣，今天可以是部長，明天可以去飯館刷盤子那樣的事，在中國絕對不會發生。倒不是這個社會對他特別恩典，而是這麼一來，便會動搖整個幹部制度，危及每一個即得利益者的利益。田守誠是太瞭解這一點了。只要他政治上不出大問題──他想大致不會了，他已更加謹慎──他這個部長的級別就會一直保持到終年。

再說鄭子雲也決計不會同意這麼幹。

但鄭子雲很可能會另有高就，自然出不了與工業有關的圈子，對他仍然是一股潛在的威懾力量。鄭子雲雖然不會從個人好惡上對他做什麼手腳，何況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私怨，但是鄭子雲太瞭解重工業部的內情，說不定什麼時候心血來潮，就會抖落出來……

還有他那套關於改革的夢想，鬼知道會不會有人賞識，一旦有人賞識，可就亂了套。

至於這篇文章在部裡引起的騷亂，並不是一次真正的較量，一切跡象表明，還不到當真的時候，他得穩住神。田守誠自信對中國政局的瞭解，遠比鄭子雲透徹，目前這種自由化的傾向，早晚會有人出來說話，對鄭子雲的所作所為，他不必花什麼力氣認真對待，總會有一個時機，讓他坐收漁人之利。

部黨組會議結束的時候，田守誠看了看錶，差半個小時十二點。可以把那篇報告文學引起的爭議提一提，這個時間不長不短正合適。說太多也沒必要，點點題就行。

他說：「還有點時間。有件事，需要說一下。」看著大家沒太在意，他停了停，等著靜場。人們被不同話題分隔成若干小塊的注意力，重又聚合到一起。只有汪方亮一個人在「咔嗒、咔嗒」地折騰著別人剛從國外帶回來的一個打火機。

田守誠接著說：「這兩年文藝界很活躍，不少作家提出要干預生活。我們部裡也出了個文學家，寫了一篇關於曙光汽車廠陳詠明同志的報告文學，也算是干預一下我們重工業部的生活吧。啊──看來我們這個部裡，還是有人才的嘛，哈哈。」

他笑，可他明明意識到，哪個單位裡要是出了個寫小說的，可真是一種災難。誰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會不會被他當成素材寫進小說裡去？就是被寫的人自己不對號入座，瞭解內情的人也會在背後指指點點：這件事寫的就是他。小說還會在全國的新華書店裡發行；也許有人會推薦給哪位副總理或中組部、中紀委的某位領導人……

鄭子雲點上一支香煙，並不吸，只是歪著頭，瞇著眼睛，看香煙頭慢慢地燃。

田守誠說：「我是個大老粗，不懂得文學。但早年在延安還是聆聽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嘛，啊──」

汪方亮插嘴說：「你最近看報紙了沒有？哈哈──」然後得意地環顧左右。

田守誠知道汪方亮喜歡戳人家的蹩腳。部黨組成員裡，他能看得起誰？最近他的一份關於改革出口本部產品外貿體制的建議，很得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的賞識，得意之情更是溢於言表。

不過汪方亮這話是什麼意思呢？難道他說錯了什麼？田守誠在其他人的臉上，看不出絲毫的異常。有人出於禮貌，有人早已練就了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裝》裡描述過的那種本領。汪方亮這麼一哈哈，田守誠感到不那麼踏實了，決定不再繞彎子，單刀直入地說下去：「文章發表以後，在部裡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把同志們的反映集中一下，有這麼幾點：一、作品是不尊重歷史事實的；二、陳詠明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三、把別人的功勞歸於自己；四、政治品質有問題。總之，這篇文章從社會效果看，是影響安定團結的。」

宋克急不可待地接著說：「不打倒『四人幫』，他也搞不上去，現在讓我去我也行。我按黨性原則辦事，所以沒搞上去。他拿一百塊錢辦三百塊錢的事，沒有鬼辦得到嗎？」

合情合理！人的一切行為都可以找到合理的依據。

好幾顆花白的頭顱，深有所感地搖動起來。

孔祥副部長說：「說到底，我們還是集體領導嘛，有了成績和功勞，應該記在黨委的賬上嘛，突出個人是不對的。」

孔祥有著四川人特有的嘹亮嗓門，這嗓門兒使他的發言有一種氣勢洶洶的派頭。一雙圓睜的眼睛，在眼鏡片後面閃著冷冷的、莫測的光。眼下好些事都讓他反感。文化人也來干預政治，他們懂得個「鳥」！頂好再來個反右運動，給他們全戴上一頂右派帽子，弄去勞動改造才好。再不老老實實就槍斃他兩個。江山是他打下來的，身上兩個槍眼還在嘛，現在倒讓這幫子文化人來指指點點，笑話！咋咋呼呼！子彈推上膛，全嚇得他們屁滾尿流。

自從鄭子雲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作過那個報告之後，鄭子雲平時那些讓他看不順眼的習慣，更加刺眼了：那總是漂白的硬領；每每坐下來之前總要提提褲縫；給女同志讓路；成天掛在嘴上的「謝謝」和「對不起」……鄭子雲除了知識分子出身這一點之外，再沒有什麼可抓撓的了。出於一種職業習慣，孔祥希望在每個人身上都能抓到些什麼，那讓他從心眼兒裡感到生活的充實。

鄭子雲的報告一直梗在他的心裡，他說不準那報告究竟有什麼地方不對頭，弄懂它是相當吃力的。憑著直覺，他感到那是一種威脅。雖說實現它還是一個遙遠的未來，到那時，不論他，不論鄭子雲早已化作白灰。可孔祥希望，就是化了白灰，也應該讓人畢恭畢敬地供著。

正面反對鄭子雲不行，因為鄭子雲的位置排在他的前面。就連「文化大革命」期間，那套已經嚼爛的套話，他也說不周全。更不要說準備一套系統的理論和鄭子雲較量一番。

妙！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田守誠覺得這甚至是開向鄭子雲的一槍。比宋克那句話高明多了，不在具體問題上糾纏，又可以堂堂正正地放到桌面上來。但是沒有人接上來。這些年人們變得謹慎多了，私下裡說話要多解放有多解放，到了面對面的時候，不是打哈欠，就是顧左右而言他，誰也不願意得罪哪個人。

偌大個會議室，只聽見一片「啪、啪、啪」一收一放把玩折扇的聲音，和電風扇嗡嗡作響的聲音。

蒙在沙發上的灰布套子；久已沒有粉刷的、泛黃的牆壁；造型和工藝都極為粗糙的煙灰缸子；十幾張或睏倦、或木然、或老謀深算、或不以為然、或激憤、或咄咄逼人的面孔，全讓人感到沉悶。

不知誰把電風扇的風量開到了最大限度，嗆得坐在跟前的鄭子雲透不過氣來。

他站起身，挪到靠近門邊的一張軟椅上去。對面，是整整一排窗，白楊樹的濃蔭遮住了視線。透過樹葉的縫隙，夏日裡，顏色變得深邃的藍天被切割成不規則的小塊。但他知道，越過這片樹蔭，仍是廣闊的藍天。藍天！他的心，頓時豁亮了。

人不可不依戀自然，也許這也是一種生態平衡。

應該找一個星期天出去走走。不過好像時令不對，去香山應該在十月底，去櫻桃溝應該在春天，頤和園人又太多。可以去潭柘寺，「文化大革命」以前，鄭子雲帶圓圓去那裡打過獵。獵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抄走了，新近又被人送了回來。已經銹跡斑斑，像他一樣，老了，生銹了。有個法國電影叫《老槍》，挺不錯的片子。《老槍》，這名字聽起來有一種老辣、悲愴而壯烈的韻昧。是啊，老也並不意味著報廢，只要是條真正的「老槍」。

鄭子雲那不為所動的漠然神情讓宋克看了生氣。熱極了，紡綢小褂的腋窩全被汗水打濕，宋克解開胸前的鈕扣，滾圓的、繃在圓領衫裡的肚子，示威一樣突現出來。他不滿意這個會。其實，這個會和往常並沒有什麼兩樣，遇到扯皮的事情，總是這麼含混和曖昧地沉默著。他不便再說什麼，因為他算是當事人，說多了不好，難免不讓人感到他帶著個人情緒。

他嫉妒陳詠明。正是因為陳詠明，他才從副部長候選人的名單上刷了下來。唉，他是從哪兒蹦出來的？都怪鄭子雲。要是他不推薦陳詠明呢？推薦倒也罷了，偏偏又把他推薦到曙光汽車廠，這不是要他的好看嗎？他渴望著陳詠明和鄭子雲的失敗，哪怕他們吃飯的時候硌了牙呢！他處處和他們作對，哪怕在和他的切身利益毫無干係的事情上。他挨個打量著與會者的面孔，估量著誰會發言，誰會說什麼樣的話。可是，有什麼用呢？所以鄭子雲才會顯出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宋克把長長一截香煙捻在煙灰缸裡，那截香煙仍在冒煙兒，他順手把茶水「忽」的一下倒進煙灰缸，飄著煙絲、火柴梗、煙灰的黑水立刻溢了出來，沾污了淺藍色的桌布。

孔祥又說：「聽說和賀家彬合寫文章的那個女記者離過兩次婚呢。」說罷，從眼鏡片後頭，迅速地向鄭子雲射來兩道警告意味的光。他說到「離婚」那兩個字時的口氣，就跟說到妓院、說到花柳病一樣。

會議室裡像加了興奮劑，就連空氣的流速，也似乎加大了許多，所有的腦袋全向孔祥扭過去。

鄭子雲暗暗苦笑：要是葉知秋能夠結兩次婚，也算沒有白白地當過一次女人。既然婚姻法上，明明白白地寫著感情破裂可以離婚，為什麼離婚在孔祥的眼裡，卻成為一條應該受到指控的罪過呢？他自己可以胡來，別人卻不可以離婚。

真豈有此理，什麼樣的烏七八糟，什麼樣的糊塗！汪方亮從軟椅的靠背上直起身子，提高嗓門說：「我們這是在開黨組會。」他還想說，這裡又不是茶樓酒肆，說話嚴肅一些。可是他忍了下去，孔祥是主管政工工作的副部長，他手下那些人一向和他不對付。汪方亮並不怕他們，只是讓他們時不時地找點岔子，他還得分散精力去對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眼前就有這樣的實例：汪方亮準備幫一位老戰友把女兒從工廠調到部裡工作，孔祥不但卡了他一個多月不給辦手續，還告到部紀律檢查組。為這點事，紀律檢查組鄭重其事地找汪方亮談過一次話。扯他媽的淡！什麼東西！裝模作樣，好像他們一個個都是佛門裡六根清淨的弟子。他當場就罵了孔祥一頓。當著他手下的那幫子人，列舉了孔祥某年某月走過什麼後門；小姨子安排在哪兒；二舅子安排在哪兒；某年某月孔祥和某某女士在某某飯店……從那以後，兩人很久都不過話。

汪方亮說：「我向作者瞭解過，在這篇文章發表以前，陳詠明根本沒有看過，怎麼能說他品質有問題呢？我告訴他，部裡反應很強烈，問他：『你有什麼看法？』

「他說：『我認為在中國只能寫死人，不能寫活人。』我很同意他的高見。中國真是人口太多，人浮於事。一部影片可不可以上演，有時也要拿到政治局去通過；一篇文章鬧得重工業部人仰馬翻，還要我們這些黨組成員在這裡討論。我們就那麼不值錢？女人可以不可以燙頭髮，據說某個市委討論了三次……

「難怪我們大事抓不好，力氣全消耗在拔鴨子毛這樣的事情上了。」

田守誠趕緊把撒出去的網往回收：「看來是作品本身不夠實事求是，不是陳詠明同志的責任。」

孔祥和宋克的臉色立時顯得更加陰沉了。

當第一把手真不容易啊。

鄭子雲說話了：「什麼責任？這篇作品到底有什麼應該追究的責任？還是不要忙著下結論。我們可以一項項地、把那些所謂不符合事實的地方做一次核實。我會派人去，然後我們再做結論。至於有人散佈說，文章發表沒有經過部黨組的同意，這個情況，有必要澄清一下。」

鄭子雲兩道凌厲的目光，直向田守誠射去。沒有兩下子的人在這種目光的注視下，會感到張皇失措。然而田守誠卻超脫地微笑著，彷彿鄭子雲說到的事，與他毫不相干。田守誠的涵養可謂功夫到家，即使聽了使他頂難堪的話，也還是顯得那麼謙和。人家不是說嗎，會逮耗子的貓不叫。不論和誰有了矛盾，就衝這謙和，道理一準在他這邊。有些人就是這麼去評判是非的。

「據我所知，那天部黨組會除我之外，還有別的一些同志也沒有參加。這是一。第二，在討論該不該發這篇文章的時候，黨組內有好幾位同志還沒有機會看到這篇作品，他們是在文章發表之後才看到的。第三，當時表示不同意發表的只是個別的同志，其他同志沒有表示可否，更沒有形成什麼決議。」

他停了停，吹了吹香煙頭上的白灰，好像不打算再說什麼了，沉默了一會兒，又輕笑起來，說：「我們好像成了文學評論家了，要是我幹的不是現在這個買賣，我真準備寫小說去。現在我打算為這篇文章寫篇評論，表示支持。田守誠同志剛才說到社會效果問題，我很同意這個提法。要注意社會效果，但是有一點應該明確，社會效果好壞的標準，由誰說了算？是領導說了算，還是廣大讀者說了算？是只看近期效果，還是也要看遠期效果？

「我看這篇文章的社會效果就不錯。我認識他們廠子裡的幾個青年工人，有位同志到家裡去閒聊，還隨身帶著登著這篇文章的雜誌。我看了看那本雜誌的標價：一元二角錢。我問他：『你幹嗎花工資的百分之三點五買這本書？』他是二級工。

「他說：『過癮。』」我問他：『怎麼過癮？』

「他反問我：『您看過嗎？』」我逗他：『沒看過。』

「他說：『您怎麼不看？這第一篇寫的就是我們廠長。您看看就知道怎麼過癮了。』」我說：『文學作品都是誇大的。』

「他說：『不，這裡件件寫的都是真事。』」我跟他開玩笑：『廠長是你親戚吧？』

「他正色地說：『瞧您說的，不信您去廠裡問問。』」你們知道我當時的感覺是什麼？我羨慕陳詠明，要是我的部下對我也有這麼深的感情，我就太知足了。

「當然，也不是沒人有意見。因為他撤消了大慶辦、政治部和車間的專職書記……

「我們絕不能挫傷這樣的幹部。挫傷了他，就等於挫傷了幾千名工人群眾。這樣的幹部不多，我們應該保護他。這個人也有毛病，過於嚴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來台、民主作風差，別人有不同意見，他不能耐心地說服。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對一個人不能求全責備，對這篇作品也應如此。雖然結構上、語言上、技巧上還有些缺點，沒有很準確地表現陳詠明這個人，但作者有勇氣去表現社會主義新人，這一點就應該肯定。」

田守誠決計不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下去。這就跟下圍棋一樣，眼瞅這塊活不了，就別再往裡頭填子兒。於是，匆匆宣佈散會。

一覺醒來，身上是綿軟的，嘴裡也發苦。鄭子雲翻身起床，沖了一杯熱茶，然後在臨街的窗前站下。

馬路上，幾個游泳回來的年輕人，把五顏六色的游泳衣掛在車把上，小旗子似的隨風飄揚。一輛自行車的後座上坐著一個女孩子很像圓圓。短短的頭髮、兩手滿不在乎地抱在胸前，交叉著兩條曬得黝黑的長腿，也不怕從車上閃落下來。

圓圓又和夏竹筠吵架了。就這麼幾口人，日子過得並不安寧。

大至一個社會，小至一個家庭。安定團結！要是人的願望能像蘿蔔、白菜那樣可以栽培就簡單多了。想讓它長什麼就種什麼。她說話越來越隨便，太過地刻薄，也許像他。就連對夏竹筠也不夠尊重：「您又想把我拉到騾馬市去？！您應該當個配種站的站長。」

天哪，女孩子。

最近她對婚姻問題很敏感，而且明白地拒絕和家裡人交談。

還振振有詞地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您也有您的秘密。」

他有嗎？他要有也許就好了。遺憾！生活裡原該有許多的支撐點，一個不行，其他備用的還可以投入運行。

街上有樹，有行人。但在炎熱的陽光下，全像曬蔫了似的，顯出沒精打采的樣子。只有馬路對面的樹蔭下，那個賣冰棒的老太太，不屈不撓地吆喝著：「冰棒──巧克力冰棒──」鄭子雲常看見她，和他差不多的年紀，筋骨蠻好的樣子。矮小、乾癟，棕黑色的面孔，像一具風乾的面具，帶著勞頓生活的痕跡。但她那還是很有彈性的吆喝聲裡，還有一種可以和生活掙扎一番的力氣。他呢，卻已經在生命和死亡的邊緣地帶搖晃了。秘書、保姆、辦公室、汽車……已經使他軟化。物質生活愈是發展，人體對自然的適應能力可能就越差，而精神的觸角卻越發地敏感。

他分明煩躁。為了什麼？上次的黨組會並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大不了的煩惱，他經歷過的多了。一九四二年整風，五二年打老虎，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傾，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這算得了什麼！他渴望人和人之間的相通、諒解、支持。圓圓卻說：「傻瓜才說這種話呢，都什麼時候了，您還翻那本皇曆。」

現在該翻哪本皇曆呢？她的話不對。現代青年人的偏激。

寂寞，寂寞極了。讓烈日曬得冒煙的那條馬路，讓人聯想起阿拉伯的沙漠。

鄭子雲開始盼望有誰敲門，或有誰打來電話。哪怕跟誰聊聊常寶華的相聲也好。

隔壁的電話鈴果真響了。鄭子雲微笑，巧！鈴聲響了很久，夏竹筠才去接它。她的語氣乾乾巴巴，不懷好意。

只聽見她一連串地發問：「喂，哪裡？」

「你要哪裡？」

「找誰？」

「你是誰？」

「找他有什麼事？」

對方大概連個喘息的機會也沒有。心裡有鬼或是反應慢的人，讓她像掃機槍似的這麼猛一通掃射，準得丟盔卸甲地落荒而去，往他家打電話的人，應該先穿上尼龍避彈衣，或戴上防毒面具。

夏竹筠在隔壁叫了：「老鄭──你的電話。真討厭，又是那個姓葉的女記者。」

聲音那麼大，葉知秋在話筒裡一定聽到了。

「是，我是鄭子雲。」

葉知秋的聲音裡，有種神經質的興奮：「我收到編輯部轉來的一封匿名信。」

「什麼意思？」鄭子雲看見夏竹筠伸長了耳朵停住了手裡正在搖動的絹扇。

「說我是個道德敗壞的女人，除了和合作者睡覺，還和被寫到的主人公以及某副部長──也就是閣下，勾勾搭搭，編輯部不該發我那篇文章，諸如此類。」

「我很抱歉。」鄭子雲打心眼裡感到歉然，好像是他侮辱了她一般。

「你覺得奇怪嗎？其實並不新鮮。連大名鼎鼎的某記者，寫了一篇為好人伸冤的報告文學，不也讓人糟蹋得一塌糊塗嗎。」

「我能為你做點什麼嗎？」

夏竹筠「啪」的一聲把小折扇摔在茶几上。鄭子雲下意識地用手護住電話機，好像夏竹筠會過來砸它。

「不，不必，謝謝。告訴您的意思，不過是希望您當心暗箭，我估計這匿名信是田守誠手下那些人幹的。再見！」

「再見。」

太過分了。

有過很多不愉快的事，鄭子雲可以不去計較，但不計較不等於不存在。

鄭子雲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似乎引起了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的重視，各個方面到部裡索取講話稿和聽取重工業部研究、開展這方面工作的情況的人絡繹不絕。接待來訪者的工作，一直由部調查研究室的同志負責，因為在開展這項工作中，他們是起實際作用的人，是瞭解情況的人。他們讀過不少書，做過不少研究，還到幾個工廠去蹲過點，鄭子雲在講話中提到的不少情況，都是他們總結、提供的。

田守誠事前對這次會議持否定態度，會後又對會上未能貫徹大慶的政治工作經驗和「興無滅資」的講話精神很有意見，後來不知又從哪裡聽到了什麼風聲，突然通知部值班室，凡是到重工業部瞭解這一工作開展情況的單位，一律由林紹同組織接待。

用意很清楚。鄭子雲不願把這件事的動機想得太庸俗。但到底，那是同志們日日夜夜辛勞的結晶。

現在，又去糟蹋一個無權、無勢，沒有反抗和保護自己能力的弱女人。這些人對付惡，是那樣的懦弱、膽怯，對付一個女人，卻是那樣的強大、勇敢。何等的可悲啊。

夏竹筠連珠炮似的發問：「你抱歉？為了什麼？你要替她做什麼？」天哪，她想到哪兒去了。

鄭子雲定睛看她。

閃著珠貝一樣色澤的拖鞋裡，是一雙如普希金在詩文中多次熱情描繪過的、迷人的小腳。那雙腳，裹在進口尼龍絲襪裡。白色絲綢的睡衣上，繡著兩隻暗紅色的鳳凰。茜色的、灑滿銀色小花的絹扇，斜躺在豐腴的腿上。

精緻，淡雅。現代物質文明的精華。包括那頭用烏髮乳染黑、用阿莫尼亞水弄鬈曲了的頭髮。

只是她座下的沙發套子，相形之下，太過寒傖。

在這簡單的，湊湊和和、得過且過的客廳裡，她像天外來客一樣顯得不真實，讓鄭子雲想起「七仙女」、「畫中人」那一類的故事。

他們結婚四十年了。每每鄭子雲越是細細地打量她，便越是感到陌生。

「你是不是應該到醫院去看看？」他說。

夏竹筠恨透了鄭子雲這種居高臨下的紳士派頭。一個喜歡胡攪蠻纏的人，老是激不起對手的反應，比有個可以打平的對手更讓她感到惱火。夏竹筠和許多淺薄的女人一樣，並不知道夫妻最間理想的關係，莫過於恩愛和諧，互敬互重。她喜歡炫耀自己對丈夫的支配權以及自己在家庭裡的統治地位，尤其喜歡當著外人，一展夫人的威風。而鄭子雲這種該死的紳士派頭，明明地透著一種徹骨的輕蔑，像一道鐵門，把她攔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使她超越不得。

「你不要用這種口氣和我講話。」夏竹筠恨得用扇子骨敲著沙發的扶手。

「我覺得你好像得了一種猜忌狂。你防範這個女人，防範那個女人，恰恰不防範你自己。為什麼把你自己看得這麼輕，又為什麼這樣死乞白賴呢？我對有些女人感到不理解。她們年年過三八節，天天高喊婦女的解放，回到家裡卻和依附於丈夫的舊式婦女沒有什麼兩樣。我以為僅僅把婦女解放運動理解為爭取政治、經濟地位上的平等是不夠的，婦女解放還應該靠自己的自強，而不是靠──」他停下來，看著夏竹筠的頭髮、服飾。「她應該不斷地進取，讓她的丈夫崇拜她的人格、精神、事業，而不是把她當做一朵花來觀賞……」

他還想說，借婚姻的鎖鏈，把自己掛在男人脖子上的辦法，是消極的辦法，是婦女無能和無志氣的表現。只靠法律和社會壓力把丈夫和自己壓合在一起，反映了婦女人格上的不獨立。事實上，在任何社會中，如果沒有事業和理想上的一致，愛情也不可能存在或維持。恩格斯說：「婚姻不僅決定一個人的肉體生活，也決定一個人的精神生活。」在這方面，知識水平、共同的志趣，往往是愛情的基礎。

但是他打住沒說，他知道，她不但聽不懂，而且還會導致極大的誤會：以為他有了外遇，要和她離婚。

何況活到六十多歲，又忽然心血來潮地研究起什麼是愛情的基礎，豈不滑稽！說到底，這東西影響他吃了，還是影響他喝了，還是影響他當部長了？契訶夫說過：「愛，或者，它是一種正在退化的東西，一種本來是偉大的東西的殘餘；或者，它是一種將要成為偉大的東西的因子；可是現在，它卻使人不滿意，它所給的，比人所希望的少得多。」

既然如此，頂好的辦法是不要希望它。

也許他自己才應該上醫院，他的神經準是出了什麼毛病，鬼知道。

他現在希望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化的倡議，將會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也許五十年以後，人們將會從理論到實踐建立起一整套完整而科學的體系。為什麼那麼悲觀，幹嗎是五十年而不是二十年？他希望生活將更加正直；陳詠明那樣的人更多；再也不會有人花那麼多的力氣、用那樣不公正的手段去砍殺一篇振奮人心的報告文學和它的作者。

鄭子雲有那麼多小小的、卻又比愛情那東西更切合實際的希望。

各自有各自的崗位。愛情，那題目屬於社會學家和未來。

夏竹筠的怒氣、妒意，漸漸為一種恐懼所代替。鄭子雲在幹什麼？彷彿在對一個陌生的女人，傳授如何保持對丈夫的魅力的秘訣。

一個女人，等到要她的丈夫冷靜地告訴她，如何去吸引他，那意味著什麼呢？夏竹筠知道，她其實早已從感情上、精神上失去了鄭子雲，如今，或是多年來，她佔有的不過是一個軀殼。不，連軀殼也沒有佔有，所佔有的不過是視覺上的一個影子。那麼，她牢牢想要守住，戰戰兢兢生怕失去的是什麼呢？是那許多女人都逃不脫的虛榮的誘惑。

她開始嚶嚶地哭泣。

女人的眼淚是無堅不摧的武器，它是超越千百條道理之上的，有理沒理都可以取得最後勝利。

鄭子雲立刻緘默。走開是不合適的，人在流淚的時候，就把自己擺在了一個弱者的地位，何況她還是個女人，男人是不能這樣對待女人的。

有人敲門。三點半。是小紀每日送文件、報紙、信件的時間，鄭子雲如釋重負，立刻走去開門。夏竹筠停住啜泣走回自己的臥室，鄭子雲心裡浮起對夏竹筠的一些感激，在公眾場合她還算通情達理，給他留面子的。

紀恆全有偵察員的天才，立刻感覺到氣氛不夠正常。他的眼睛迅速地掠過房間的每一個角落，茶几上並沒有客人喝過的剩茶，自然是沒有人來過；樣樣東西井然有序地停在原來的位置上，顯然也沒有人因為激動，順手挪動過什麼……但還是不對頭。徵候在於鄭子雲似乎在翻閱文件，其實他什麼都沒有看見，那不過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是通常緩解激動情緒的辦法。

鄭子雲丟開手裡的文件，問小紀：「到曙光汽車廠驗收企業整頓工作的工作組部裡定下來了沒有？」

「定了。」紀恆全在鄭子雲面前從不多說，他願意看著鄭子雲瞎摸。就像那些乖僻的、心理畸形的孩子，在一旁看別的孩子捉迷藏，明明看見那個被蒙著眼睛的孩子再邁一步就會踩上一堆牛屎，或是落進池塘，他也不會哼一聲去提醒。

人對人的惡感有時真是莫名其妙。

「誰帶隊？」

「主管局的朱一平處長。」

連一個局長都不去！顯然是要給陳詠明一個白眼。像這樣一個大廠，至少派一個局長，甚至會派一個副部長帶隊，歷來如此嘛，宋克真做得出來。

「企業管理司有沒有人去？」

「沒有。」

顯然是在迴避矛盾。那篇文章的風波還沒有過去嗎？這樣的事情，也值得記一輩子？過去驗收哪個廠企業管理司不去人？他們幹的就是這個工作嘛，抓的就是企業整頓嘛。

田守誠不知道嗎？知道了也會裝聾作啞。

「還有什麼事要辦嗎？」紀恆全決不願意和鄭子雲在工作之外還有什麼交流，也用不著著意討好，鄭子雲不吃這一套。和鄭子雲相處，最好像寫那些用不著任何定語的報告一樣，乾巴巴、硬梆梆的一、二、三條。

「沒什麼了。謝謝。」

人在施捨善的時候，怎麼那麼慳吝啊。盛怒之下，鄭子雲真想自己帶隊去曙光汽車廠驗收。但他必須冷靜，不能隨心所欲。在這個把一切簡單的事都要複雜化的環境裡，他怎麼能不設防呢。

這叫什麼？滑頭？還是善於鬥爭？陳詠明，陳詠明，那高高大大的漢子，將會又一次感到孤獨。

鄭子雲想起春天的那個夜晚，他們在郊外的田野上，曾仰望那使人感到孤寂的星空。

還有楊小東的那一些「哥們兒」呢？廠子裡的群眾會怎麼想？好像他們是後娘養的。好大的一盆冷水啊。幾千名工人群眾的心哪。這樣對待他們於心何忍？無非一篇文章裡的一句話，既沒有點名，也沒有影響誰的既得利益。

鄭子雲，鄭子雲，你這個副部長又能奈何呢。他覺得他像陳詠明一樣，處在同一種可憐巴巴的境地上。他們是渺小的，無力的。

窗外，馬路對面的樹蔭下，賣冰棒的老太太又在吆喝了：「冰棒──巧克力冰棒──」也許應該像那老太太一樣，圍上一條白圍裙，戴上一頂白帽子去賣冰棒。

鄭子雲歎息，搖頭。在桌前坐下，拿過一摞信紙，坐在那裡反覆地忖度著。現在他能辦到的，只是下面這幾行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的字。要是王羲之的字倒也罷了，還能拿去賣幾個錢。可惜是他的，賣都賣不出去。

陳詠明同志：曙光汽車廠一年來企業管理整頓，在廣大職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因病不能前往參加驗收，非常遺憾。望驗收順利，並將驗收的各項分數及時告我。

致

禮！

鄭子雲

是啊，生病。這些年，人們早已學會用生病來搪塞一切難以應付的局面。

鄭子雲猜對了。就在他給陳詠明寫信的同時，田守誠也給陳詠明打了電話：「善於聽取不同意見，以利改進工作。」

陳詠明將田守誠的電話記錄和鄭子雲的來函全都公佈在佈告欄上。他也不作任何說明。他又能說些什麼？！讓群眾去揣摸裡頭的意思吧。

葛新發傻乎乎地說：「嘿，部裡對咱們廠真重視啊，一個驗收，正、副部長又是來信，又是打電話。」

吳賓拍了一下葛新發的後腦勺：「傻蛋！你沒看出來嗎？信和電話的意思滿擰。一個是真支持，一個是打棍子。」

楊小東說：「你開會沒帶耳朵？沒聽見陳頭在驗收大會上說的話？『我們取得這點成績不容易，我們是在克服來自上、下、左、右的阻力中前進的。』上、下、左、右是什麼意思？好好尋思尋思。」

十二

葉知秋的手有點顫抖。兩個兩分錢一枚的鋼鏰兒，硬是塞了幾次才塞進那個收電話費的小鐵盒裡。看電話的女人，一直盯著她，怕她不交錢嗎？或是她有什麼地方值得特別注意？也許因為她對鄭子雲說的那些話。唉，偌大一個電報大樓，用個公用電話，連隔音間也沒有。真正的「公用」電話。沒有什麼不可以公用。公用的秘密；公用的喜、怒、哀、樂；誰都可以干涉誰一下。諸如你為什麼天天洗澡，或是你為什麼喜歡吃甜而不喜歡吃辣這樣的瑣事。

「你何必在電話裡講那麼多？」賀家彬責怪她。

「那怎麼辦？我怎麼好在這種時候到部裡去，那又會給他添亂子，給那些謠言家們製造口實。去他家裡，那位太太更是盛氣凌人。」

「我是說，這些事沒有必要告訴他。」

「這些情況他應該瞭解。難道他不應該提防那些人嗎？」

「女人的邏輯。」

他們從電報大樓裡走出來，只見馬路上到處都是人，人，人，而且又都是那麼清閒自在地溜溜躂躂。好像在渡假一般。

只有聲音是不休息的。

每一輛汽車的喇叭，都威風凜凜地響著。

鈴木五十的發動機，自鳴得意地「嘣嘣」著，它是近年剛流行起來的時髦貨。

有個小女孩，一面跳著腳、扭著身子，一面哇啦、哇啦地哭叫著：「我要吃冰棒！我要吃冰棒！」她的爸爸，像拎小雞子一樣拎著她圓鼓鼓的胳膊，一面拖著她往前走，一面嚇唬她：「再哭，再哭我就揍你，你都吃了八根兒了，再吃肚子裡要長蟲子啦。」

臨時就業的青年，起哄似的推銷著自己的貨色：「哎，買吧，買吧，新鮮的奶油麵包。」

「看報，看報，文藝小報，李谷一帶病上台演出，蘇小明唱《鄉間的小路》。」

十字路口的崗亭裡，交通民警對著麥克風大聲地申斥著一輛搶行的越野吉普：「喂，那輛武漢吉普，你怎麼拐的彎？喂！說的就是你，３１─０４８８９！還開，還開，聽見了沒有？你給我站住！」

那輛吉普，像一頭犯了罪的小毛驢，懂事地耷拉著耳朵。它忸忸怩怩、羞羞答答、誠惶誠恐地停下了，偏偏又停在不該停的地方，司機大概是慌了神。

警察又叫起來：「你看看，停在哪兒了？」

電器商店裡，各式音箱互不相讓地播送著「阿波羅音樂之神」的電子音樂，別管大街上發生了什麼騷亂，「阿波羅音樂之神」依然不屈不撓地，鏗鏘、鏗鏘地響著自己的節奏。

賀家彬甚至非常高興地說：「知秋，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早晚都要死去，代替我們的，將是另外一些人。我們耿耿於懷的苦惱、憂慮，在他們那裡會簡單得多。」

葉知秋幾乎是討饒地說：「家彬，這份熱鬧勁兒我真受不了，這麼一會兒，我的鞋後跟就讓人踩掉兩次了。」

賀家彬的話也好，五光十色的街道風光也好，今天好像成心作對，全帶著一種不管不顧、橫衝直撞的勁頭越過了她。誰也不看她一眼，問她一聲，好像她是夏令時節擺在商店櫥窗裡的一頂冬天才用得著的毛皮帽子。

她忽然感到委屈。

就算她是一個頂乾癟、頂枯燥的職業婦女，她也有需要訴一訴委屈、聽一聽寬慰話的時候啊。

但是人們早已習慣於把她看成是一個沒有性別，沒有感情的機器人，大概連賀家彬也這樣認為。

她搖頭。也有例外的時候，比方那封匿名信。人們大概在中傷、造謠的時候，才想起她還是個女人，她的性別在這時才有意義。

從她胸膛的深處，發出沉沉的一聲歎息。

賀家彬這才注意到，她與往日顯得有些異樣。

他盡力在她那厚玻璃瓶底兒一樣的鏡片後面搜索。

都說眼睛是心靈的窗。

遮在她眼睛上的那兩塊厚玻璃片兒，像安在窗上的兩塊磨砂玻璃。於是，玻璃後面的一切，全都顯得影影綽綽，讓人看不真切。

但他終於找到了一絲煩惱的影子，她那一向平穩的心境受到了騷擾。唉，總起來說，女人的神經比男人的脆弱，敏感。然而這樣的流言蜚語，落在這樣一個醜人兒的身上，分外讓人感到殘酷和痛楚。這永不會開花，也永不會結果的生命。

賀家彬伸出手來，挽著她的手臂，折回身子，沿著長安街向東走去。

一片不該在這仲夏的日子裡飄落的綠葉，落在了葉知秋那方方楞楞的肩膀上。仁慈的、動人的綠葉。賀家彬沒有給她拂去，就讓它靜靜地留在那裡，人是需要一點安慰的。

前面林蔭路上，一個懷孕的婦女，蹣跚地走著。寬寬的後背像一塊面板，穿著一件寬鬆的男人襯衣，嚼著一根雪糕。賀家彬不由得加快了腳步，越過那個婦女。葉知秋卻深深地歎息，心裡想：不知給自己心愛的男人生個兒子是什麼滋味？不過她是不會哭的，眼淚是漂亮的、有人疼愛的女人才有的奢侈品。

「後悔了？」

「不，傷心罷了。」

「往開想，算得了什麼呢？幹什麼不需要付出代價？這，也算是我們一點微不足道的貢獻吧。有人曾付出過生命……」

「只是這代價未免太大了一點，這麼一點點小事情，唉。」

「你把名譽這東西看得那麼重嗎？」

「難道你不看重自己的名譽嗎？」

「不，我是說有人偏偏要糟蹋你，你怎麼辦？你因此就不活了嗎？可別做它的奴隸，你要是做了它的奴隸，你也就會被謠言所殺了。依我看，這也如同財產一樣，全是身外之物。」

「那你為什麼還要爭取入黨？」葉知秋笑了，覺得她一定將住了他。

「我入黨，可不是為了黨員那塊牌子，而是因為信仰馬克思主義。我要研究它，實踐它，還要用它來改善黨內的狀況。改善我們這個在相當程度上它的一些成員仍然被小農意識控制，而不是被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武裝的黨。」

葉知秋立刻環顧左右。簡直是個瘋子，要不是從學生時代他們就在一起，她準以為他神經不健全。她趕緊叮囑他：「小聲點，小聲點，天哪！讓誰聽了隻言片語，給你來個斷章取義，你受得了嗎？」

「我說什麼了？『小聲點！小聲點！』瞧你嚇得那個樣子。」賀家彬的聲音反而更高了。「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當做一門科學來研究、實踐，而不是當做經文祭起來，它似乎也可以像自然科學那樣分為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兩個部分，我覺得它的基礎理論部分相當科學，比如說認識論。當然，整個來說，除了堅持不渝，它也面臨發展、充實、完善的問題。」

葉知秋連連搖頭擺手，憂心忡忡地制止他：「哎呀呀，越來越離轍了，你可別到處去販賣這套東西，不然你要倒霉的。」她白了他一眼。「我真奇怪，你們支部怎麼會通過你。」她一邊說一邊使勁兒地抖摟著手裡的提包，好像賀家彬那些招災惹禍的話全掉進了她的提包，她非把這惹是生非的東西抖摟乾淨不可。

唉，他原想給她消憂解愁的，沒想到反倒給她添了煩。

從學校到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事無鉅細，他們永遠可以找到吵個沒完的分歧。也不知他們之中到底誰沒有長進，或是他們都沒有長進，長進的只是社會。

賀家彬每每只好遷就。他站在葉知秋的面前，叉開腿，攤開手，說：「你看看我怎麼不夠共產黨員的條件？我的社會責任感比馮效先和何婷那樣的人差多少？好吧，好吧，我以後注意就是。」那口氣，就好像他在賞她的臉。

葉知秋自愧地微笑：「我在教你耍滑頭。」

「沒有辦法，你是實際的。要不是方文煊局長做工作，差點通不過。要按何婷的本意，她才不會同意我呢。造的輿論真不少，左刁難、右刁難，把一個共產黨，當成她們家開的小飯鋪了。她想什麼時候開門就什麼時候開門，她想什麼時候關門就什麼時候關門，她看誰不順眼就不接待誰……要抓我的小辮子，自然有的是，都是我平時隨口說出來的廢話。」

「哪些方面呢？」葉知秋問。

「首先是意識有問題。說我贊成資產階級社會的家庭淡化。

「為什麼家庭不應該淡化？隨著私有制的最後消滅，家庭這個細胞非破壞不可。到了那個時代，人們組合生活，將不再依賴法律的制約……因此，他們又說我提倡性混亂。簡直無知到了極點。解放這許多年，我們只注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學說，卻很少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倫理學……」

葉知秋覺得好笑：「你那是若干世紀以後的事，太遠了，現時就是不懂，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你得考慮大多數人現有的精神水準。」

賀家彬說：「不對，不研究這些，就很難使我們的精神文明達到應有的、與社會主義這個稱號相稱的高度。」又要吵起來了，賀家彬不顧。他接著說下去，「第二，指責我立場有問題。我對何婷說：『請你說具體一點，別扣大帽子。』她說：『你是不是說過，每人長五級工資也不算多，國家欠了人民的賬。你這是站在什麼立場說話？』我說：『每個人應該長五級工資的話我不記得說過沒有，但我以為每個人都應該長工資，不長，國家是欠了賬的。』她說：『國家現在有困難呀，你知道不知道？』我說：『這和困難不困難有什麼關係？我指的是有人在調整工資的工作中起消極作用，比方說你。』『我？』她本來是想給我扣帽子的，沒想到我又給她甩了回去。

「她根本不明白我的話，一雙眉毛挑得老高。說：『我能怎麼辦，我又不是國家總理？』『很簡單，你可以把長工資這件事搞得更合理一些。根據提工資的條件，羅海濤不應該長，群眾明明沒提他。小溫應該長，群眾一致同意，可是你把小溫的名字抹了下來，硬把羅海濤提了上去，同志們有意見，你還說大家串通好了給組織出難題。你不承認你把事情攪和得亂上加亂了嗎？』她急眼了。使勁兒地拍桌子，說：『現在我們要考慮你的黨員資格問題。』我說：『你別拿這個問題威脅人，這個賬你得記上，你今天給我拍了桌子。你憑什麼給我拍桌子？我是國家機關的幹部，不是你家的小聽差，你給我耍態度是不對的。』她又給我告到馮效先那裡。馮效先批評我：『你和處長記賬可不好，你不應該和何婷同志吵架、頂嘴。即使她不對，她也是領導，這裡面有個對組織的態度問題。』你看，除了立場問題，又來了個對組織的態度問題。咱們什麼時候才能不把領導個人和組織等同起來呢？最後，又說我生活作風有問題，無非因為我常去照顧一下萬群的生活。難道我們都不去管她，讓她獨自一人孤兒寡母地去掙扎……」

「唉，她應該結婚。」葉知秋把別人的婚姻問題都看得非常簡單。

「結婚？跟誰？她愛的人卻不能要她。」

「你是說方文煊？」

方文煊，這個既使賀家彬尊重，又使他覺得軟弱的人。

也許不該那麼苛求，各有各的難處。方文煊的難處究竟在哪裡？賀家彬實在想不通。就用頂陳腐的道德觀念來解釋也顯得牽強附會。「文化大革命」方文煊靠邊站，被開除了黨籍。是他老婆提出要離婚，並且交出方文煊的幾大本日記，以示劃清界限。要不是那幾本日記，可能方文煊還不至於被整得那麼久，那麼慘，更不至於被打斷一條肋骨。老婆席捲了家裡的一切財物，走了，多少年音信全無。

一九七○年在幹校，方文煊才恢復組織生活。萬群的丈夫自殺的時候，方文煊已經當了他們那個連的連長。不論怎麼說，賀家彬都不能原諒那個自私的丈夫，丟下萬群和一個沒有滿月的兒子，自己尋找解脫去了。

什麼樣的壓力啊。

不知有意安排，還是無意的巧合，幹校設在一個勞改農場裡，勞改犯人不知遷到什麼地方去了。當然嘍，那個年月，臭老九和勞改犯是差不多的角色。就連休假日，也是沿用的勞改農場的辦法，十天休息一次。天經地義，理應如此。《舊約全書》中《創世紀》的第一章很可能漏去一筆，耶和華上帝在六個工作日內把天地萬物都創造齊了之後，一定又加了三天班，再造了點什麼。亞當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後，所受到的懲罰也不只是懷胎、生產的苦楚，丈夫的管轄，必須汗流滿面終身勞苦於長滿荊棘和蒺藜的土地上才能餬口。

分給萬群的那間小屋，是勞改農場職工家屬的一間廚房。也許南方人普遍長得矮小，房子顯然比北方蓋得低矮，像賀家彬那樣的個頭，挺直了腰板，腦袋幾乎可以頂上房椽。

那間房子又暗又潮，房角裡、床板下，凡是鞋底兒蹭不到的地方，全可以看到一層白毛。那地方做豆腐乳和豆豉一定很合適，在那樣的房間裡，除了人不發霉，什麼都可以發霉。冬天，陰冷、陰冷。取暖的木炭，是五七戰士在山窩窩裡燒的，然後每人自己上山背下來。入冬以後，一天也不間歇的雨，一氣可以下上七七四十九天。山路又陡又滑，就是男人，就是肩上沒有一副木炭挑子，渾身上下也會滾得像個泥猴。

那一天早上，天還黑著，集合的哨子就響了，人們吵吵嚷嚷地互相招呼著，提醒著不要忘記該帶的東西。萬群靠在床上，有一種置身世外的感覺，屋外的一切聲音都和她是無關的，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她這個人，她聽著上山背炭的人走遠了，然後一切歸於沉寂。

萬群知道，她應該上山去背炭。然而渾身上下，沒有一點力氣，她曾努力迫使自己爬起來，卻是真真的身不由己。能夠自己行動的，只剩下了思緒，她探身摸摸小兒子身旁的暖水袋，已經涼了，應該換上熱水；懸在頭上的尿布，和剛晾上去的一樣，依然濕漉漉的，但願兒子別再尿濕，再沒有可換的乾尿布了；她又多麼想吃一碗熱乎乎的、煮得軟軟的掛麵，哪怕沒有蝦仁、雞蛋……在北京的時候，她卻頂討厭吃掛麵。

應該有一盆炭火，烤乾尿布，燒點熱水，煮一碗掛麵。但上哪裡去找火呢？她原是不肯求人的，現在就更加不能。「反革命家屬」！這是丈夫留給她和兒子唯一的遺產。哭嗎？她才不哭。並非所有的人，在夜路上遇見打劫的強盜都要哭的，人適應災難的能力，遠遠比想像的強。

感慨、追悔，全都無濟於事的。孱弱的她，只能像一頭母狼那樣頑強地把身邊的小兒子養大。

為什麼要把他生下來呢，他原不是愛情的產物，而是「文化大革命」中，像萬群這種「逍遙派」閒得無聊的產物。

萬群在自己心上與其說是找到了母愛，還不如說是找到更多的責任。也許她是例外，很多人以為女人的愛像蓄水池裡的水，隨便什麼時候一開閘門，就會嘩啦、嘩啦地流洩出來。

丈夫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品，婚後勉強維持的虛假的和睦，人們的白眼，陰冷潮濕的小屋，她不得不掙扎著自己照顧自己月子的苦處，萬群全當成她對生活的輕信所應該付出的代價。

她沒有更多的希求，只求時光快快地流逝，到那時，一切當時覺得慘痛難熬的東西，都會成為回憶。

當發濕的木炭，在每一間陰冷的小屋裡嗶嗶剝剝地爆出小火花的時候，人們高興得像過年一樣。圍著紅泥小火爐，一面喝著白酒驅寒，一面嘻嘻哈哈地窮尋開心。就在這時，萬群那被人遺忘的小門開了，方文煊和賀家彬背著兩麻袋木炭走了進來。兩人渾身濕透，像剛從水裡撈出來的一樣，在雨裡整整地淋了一天啊。他們的樣子要多難看有多難看，再也分辨不出他們之中誰曾是局長，誰曾是某個名牌大學的高材生。他們只是兩個背木炭的人，兩個被寒冷、飢渴、勞頓困擾，同時又對一個孤立無援的女人充滿了同情的人。

方文煊那一頭並不濃密的花白頭髮，濕漉漉地貼在腦袋上，顯出方方正正的額角。厚厚的嘴唇冷得發青，眼角、額頭的皺紋裡，亮晶晶地蓄著不知是汗水還是雨水。右腳上的雨靴被山上的毛竹劃破了，身上那件對襟的老藍布棉襖太瘦……渾身上下，透著一種掙扎過的狼狽和無奈。

這樣的兩個人，這樣的場景，不知怎麼竟會使她聯想到聖誕之夜和聖誕老人；想起大學時代，年年除夕的化妝舞會；想起年年「三八節」早晨，宿舍窗台上放著男同學送給女同學的節日禮物……然而，那一切不過是快樂的遊戲，這裡卻是良知對艱難、複雜、嚴峻的生活做出的回答。

好像沒有幹校、沒有萬群丈夫的自殺、沒有反革命家屬、沒有雨、沒有陡滑的山路、沒有木炭……好像一分鐘以前，方文煊剛剛在北京誰的家裡品完茶、聊完天，恰巧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見了萬群，打個招呼似的問道：「火爐在哪兒？」

賀家彬從堆滿破東爛西的床底下找出了火爐。

方文煊又問：「有引火柴嗎？」

賀家彬又在床底下亂翻。「沒有。」

方文煊出去了。過一會兒拿來一小段杉木和一把砍刀。賀家彬動手劈柴生火。

方文煊環顧著讓柴火燻黑的棚頂、從門腳下不斷滲進來的雨水、牆角裡空了的水桶、木箱子上沒有洗過的碗筷和幾個空空的玻璃瓶，哦，還有一隻瓶裡，裝著一點鹽。

這本是一個缺東少西的窮鄉僻壤，這本是沒有自來水管道的山溝，這本是一個陰雨連綿的季節，萬群本是活該……這一切本沒有半點奇特和不尋常。然而，共產黨人的良知卻在方文煊的心裡高呼：這不人道！他譴責自己，在他心底的某一個角落，不那麼光明。為什麼他不如賀家彬，為什麼他沒在她失去丈夫的當天，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來看她？他怕！怕重新失去剛剛「解放」得到的自由。自由，這字眼決不意味著行屍走肉，否則這字眼兒又有什麼意義？如今連他自己也在褻瀆這曾經寫在輝煌的戰旗上的字眼兒。

離開那小屋時，他說：「有什麼困難，還是要說，這並不是乞求而是權利，每一個人所應該有的權利。為了將來，你還要盡的義務。」

有一盆火該多好啊！那屋子立刻像一個休克病人重新恢復了知覺。

賀家彬打水，洗碗，收拾木箱子上的瓶瓶罐罐。

他時不時地瞟瞟坐在床上瞪著眼睛發呆的萬群，注意放輕了自己的手腳。

他把從伙房打來的米飯放進鋼精鍋裡，加上鹽和水，放在火爐上咕嘟、咕嘟地煮起來，然後把一把薺菜放了進去。只對一小罐豬油加以解釋：「老方剛才讓伙房配給的。」

萬群這才意識到自己怎麼一動不動地淨讓他們忙碌，甚至連一聲「謝謝」也沒有說。和賀家彬是不必客氣的，而方文煊呢？她接過賀家彬遞給她的一碗燙飯，舀了一勺剛要往嘴裡送去，聽見賀家彬說：「我頂愛吃薺菜燙飯。」萬群的飯勺在半空停住了。

他們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著她的傷疤，眼淚一下湧了上來。哦，這麼容易，原來是這麼容易。

那扇小門，便是在那個陰雨天裡打開的。

伙房殺豬的時候，有豬腳和豬肝配給；司機去省城裡的時候，有奶粉捎來；小屋的門上開始聽見叩門的聲音……只要有人肯邁出第一步，後邊會跟著一群。

賀家彬注意到萬群是怎樣捨不得燒方文煊背下來的那一麻袋木炭，留到最後不得不燒的時候，萬群是怎樣小心翼翼地撿起掉在地上的碎炭渣，好像每片碎渣都是一個脆弱的生命。等到木炭燃起來的時候，萬群會呆呆地守在爐邊，生怕離開一會兒會放過它（或他？）的一些溫暖。

方文煊的同情感和責任感，無意之中在萬群的心裡點燃了什麼啊，糟糕透了，她還是沒有長大。

賀家彬有一種直覺，認定萬群的感情是不會有結果的。

她傻。她不懂方文煊幾十年來是在什麼環境裡生活，那個環境的意志便是他的意志，那個環境的感情便是他的感情。即便他愛她，比起那個環境，她是微不足道的，最終他會服從那個環境而不是她。到那時，她便會再一次沉落。然而賀家彬沒有能力阻攔，誰有能力從一個溺水人的手裡，奪下他隨手抓住的一根稻草呢。

誰有可能讓神志不清的人相信，他眼前出現的不過是幻影，而不是現實呢？但是萬群和方文煊在一起的時候，是一副讓人多麼感動的畫面。賀家彬不能不注意到，方文煊那雙永遠像是遮在太陽鏡後面的眼睛，才會顯露出真實的情感，而萬群重又變成一隻咕咕的鴿子，雖然已不復是當年的那一隻，多少還是老成了一點。

有一陣子，賀家彬甚至動搖了，覺得他的憂心純屬多餘，他甚至忘記了萬群頭上的那頂帽子，覺得他們也許會結婚，萬群沒有丈夫，方文煊沒有老婆，雖然沒有正式辦離婚手續，將來補辦一個就是。

但這幻景太短暫，在萬群的一生中，也許真如曇花一現。從幹校回北京之後，方文煊官復原職，老婆又回到他的身邊，一切舊話都不能再提了。

失去感情的痛苦，可以不必去說，方文煊原不應該有這樣的感情。那造就千千萬萬像他這種身份的模子，設計的時候就沒有這一部分。誰讓他忘記了這個界限，如今受什麼折磨也是理所當然。

就像安徒生在《海的女兒》裡描敘過的那個小人魚，為了得到人間的愛，為了得到不滅的靈魂，為把魚的尾巴變成人類的腿，她獻出自己的聲音，忍受過刀劈似的痛苦，然而她什麼也沒有得到，最後變成了海上無生命的泡沫，等待她的，只是一個沒有思想和夢境的永恆的夜。

使方文煊的良心一刻也不得安寧的，是他對萬群未了的責任。

有一個聲音，日日夜夜在他的心裡響著：「你欠了她！你欠了她！」

方文煊不能逃避這聲音的責難，也掙脫不了那模子的禁錮。

他只覺得他這一生一定是一個不可挽回的大錯，可這錯究竟在哪兒，他也說不清楚。他變得更加陰沉，更加內向，更加不近人情，甚至反覆無常。不瞭解他內心痛苦的人，還以為他一旦重新坐進那輛伏爾加牌的小汽車，便重新戴上了局長的臉譜。

局裡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他和萬群有過的那段曾經是合理合法，而今又變得不合理、不合法的感情。他和萬群哪怕是在辦公樓的走廊上打了個照面，立刻有人就會在背後竊竊私語。當然，大多數是惋惜、同情、好奇，等著看以後的戲。按照中國人的習性，你就是在街上吐口唾沫，然後蹲在那兒瞧吧，不一會兒準會圍上一大幫人跟著你瞧這口唾沫。又何況是這樣一件男男女女的事呢？但是馮效先卻好像攥著方文煊的什麼把柄，只要工作上有了什麼意見分歧，動不動就會跑到孔祥副部長那裡點染一番。

自然嘍，不會有人和方文煊正面接觸這個問題，何況他和萬群並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所謂「捉賊捉贓，捉姦捉雙」吧。這種問題，只有在他全面垮台的時候才會一塊兒抖摟出來。那個時候，即使沒有真憑實據，也不允許他有申辯的自由了。方文煊有時覺得真冤。簡直像《紅樓夢》裡的晴雯，徒然落下個風流的虛名。光為這口氣，他有時真想不管不顧，哪怕和自己心愛的女人接一次吻，也不為過。可他想得更多的是離開這裡，遠走高飛。沒辦法，離不開。他決不可能根據自己的意願想上哪兒就上哪兒，只能是讓他上哪兒，他才能上哪兒。他像被熔鑄在一塊鋼錠裡了，喊也喊不出，動也動不了。

賀家彬和葉知秋溜躂到南池子的時候，賀家彬看看錶，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好嗎？」

「不，我還要到報社去。Ｃ省有一樁冤案，報社準備派我和其他幾個同志去調查一下，走前我們還得再議議那個調查提綱。」打電話時的那份煩惱，似乎已經無影無蹤，葉知秋重又變成一架職業機器。賀家彬甚至在想像中已經聽見它那輕微的、有節奏的咔、咔、咔運轉聲，這架機器的良好性能還表現在耗電少、出力大。

「又是招人恨的事。」賀家彬提醒她。

「有失也有得吧。」

那好，賀家彬放心了。葉知秋已經回到她原有的軌道上去。

「我想，你這麼Ａ、Ｂ、Ｃ、Ｄ省地走下去，二十九個省市走完之後，你會無處可去了吧？」想到連葉知秋這樣一個性格可愛、做人做到無可挑剔的地步的人，早晚有一天會成為不受歡迎、使人戒備、老是有人恨得牙根癢癢的人，真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

「然後再有人接著走下去便是。」她越是輕描淡寫，賀家彬越感到不是滋味兒。見賀家彬不說話，葉知秋問：「怎麼，你以為不會？」

「不，當然會，總的來說，人類社會是不斷前進的。」

他淨喜歡說書本子上的話。不過這些書本子上的話，賀家彬說起來卻並不顯得枯燥。他會在一切事物上，濃濃地染上他自己的色彩，觸目地吸引著各色人等。

「那麼你呢，回機關去？」

「我才不回機關呢。今年基本建設項目一調整，我們那兒就沒事兒幹了，白白地養了三百人。與其在辦公室裡聊大天，說長道短，還不如出來走走。」他還想說，如果管理體制得以改革，建立起生產企業聯合公司，甚至是生產、基建聯合托拉斯，直接承包起基本建設項目的基建和設備，讓產銷直接見面，他們這個組織供應的中間環節就可以取消。再拿五十年代的一些做法，來組織現在的生產和建設是不夠的，這就如同社會已經進入自由戀愛的時代，還硬要塞個媒婆夾在當間兒。據他瞭解，目前國內的生產能力已經發展到了可以對某些基本建設項目進行承包的水平。但是，由於他對整個國民經濟狀況缺乏系統、全面的瞭解，對中央以及經濟理論界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設想、提法缺乏更多的學習和研究，他這些想法也許是幼稚可笑的，便忍住沒說。

一聽這話，葉知秋又站住了。「不可以找點事情幹幹嗎？」

「幹什麼？我找了點事情幹，寫了寫陳詠明，很快就招來不少麻煩。」

「你怎麼沒告訴我？」

「有什麼了不起，馮效先頂多不批准我的黨籍就是了，何況支部在通過時本來就有分歧。」

「太可惜了。」

「愛批不批。他就是不批，我也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阿Ｑ。」

「才不。那麼，再見。」

公共汽車的鐵門「砰」的一聲關上了，葉知秋再一次向賀家彬揮揮手掌，他只是點頭回報而已。從汽車的後窗裡，看得見他高大而瘦削的身子，一搖一晃地朝已經西斜的太陽走去。他要上哪兒去呢？葉知秋知道，賀家彬和她一樣，總是不停地在為別人的事情奔波。在這奔波裡，像這太陽一樣，他們已經開始西斜。他們並不惋惜耗去的時間和精力，如果不是這樣，他們自身的意義又在哪裡呢？也許這奔波不過是為了一瓶原也不該難買的藥，一個平白無故受到委屈的人，一張什麼證明──天，我們有那麼多的精力要消耗在那許多無窮無盡、名目繁多的證明上──只要有人需要，那就值得他們去做。

賀家彬走進一家食品店，他和那售貨員研究：「給患痢疾的病人買點什麼好？」

萬群的兒子患中毒性痢疾剛剛過了危險期，今天出院了。

泥塑菩薩樣的女售貨員沒見嘴皮兒動，就能冒出三個字：「痢特靈。」能耐不能耐？賀家彬把她那張描著黑眉，汗毛上浮著一層白粉的臉盯了很久，好像在研究她究竟是屬於哪一個地質時期的獸。他十分有禮貌地，如一個紳士對一頭踢了他一腳的牲畜那樣禮貌地說道：「謝謝。」

然後，他買了一塊澆有美麗圖案的奶油大蛋糕，一瓶橘汁，一包多維葡萄糖，雄赳赳、氣昂昂地離開了那家食品店。

還不到下班時間，車就擠起來了。

賀家彬前頭那個敦敦實實的女人，像個跑單幫的。兩個裝得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一前一後地搭在肩膀頭上，左手拎著一個大網兜，裡面塞著一個暖水瓶，幾個點心盒子、皮鞋盒子，右手還拎著一個大紙箱。

簡直不是女人，而是一部載重汽車。

車上的售票員一個勁兒地催促：「快上，快上。」還哧哧地按著關門的按鈕，車門眼看就要關上了。

售票員又嚷嚷了：「上不來了，等下一輛吧。」

那女人越是著急，越是邁不上車門上的台階。賀家彬只好上去托了托她的肩肘，幫她擠上了汽車。好傢伙，這部載重汽車的自重量就夠意思。

那女人卸下肩上的旅行袋，「咣」的一聲撞在賀家彬身上，把他手裡的那瓶橘子汁打落。還好，瓶子沒碎。

那女人轉過一張汗涔涔的、關東大漢樣的紅紫臉膛，癡呆地咧著厚厚的嘴唇。莫非她不會說話？司機踩了一下油門兒，汽車像發洩不滿似的哼了一聲，終於啟動了。

突然，一個小青年，帶著濃重的鼻音嚷嚷起來：「你他媽不老老實實地站著，拱什麼拱？」

「你踢了我的暖瓶啦。」原來那女人會說話，一嘴的東北口音。

「你不會說話？拿屁股拱人幹什麼？」

「你往那邊站站不行嗎？」

「我樂意站這兒。瞧你那德行，怎麼長的。」

「你怎麼長的！」

「我怎麼長的問你媽！你別狂，還想來兩句聽聽怎麼著？再說幾句可叫你晚上睡不著。」

車裡有人像喝采似的哄笑起來。

「流氓！」

「誰流氓？你不流氓拿屁股往人身上蹭？老不要臉的。」

賀家彬只覺得一股怒氣往頭頂上衝，他實在忍不住了：「喂，小伙子，說話文明點，別欺侮人家外地人好不好？」

包在兩個大鬢腳裡的那張未老先衰的臉，向賀家彬逼近過來：「一邊兒待著去，沒你的事，咋呼什麼。」

「你不覺得害臊嗎，虧了你還是個男子漢，這樣對待婦女。」

對方開始捋袖子了：「你想怎麼著？」大拇哥朝車下一指，「走，咱們下去練練。」

賀家彬說：「那不太抬舉你了嗎。」

車上有人開始不滿地議論起來。

「太不講理了。」

「真給首都的人丟臉。」

「問問他是哪個單位的。」

那小青年一躬腰，拉出拳擊手的架式，齜出一嘴像海豹一樣的牙齒：「幹什麼？都想試巴試巴是不是？」

其實他那像是在大煙燈旁邊耗乾了精氣神兒的坯子，就連賀家彬這樣的儒生，也能掐住他的脖子。

有人出來調解了，「算了、算了，都少說兩句得了。」拽著那小子的胳膊往車廂的另一頭走去，他也就聰明地就坡下驢了。

這時，那女人倒又來了勁：「讓大伙瞧瞧，啊，這就是北京人哪，北京人有什麼了不起……」每說一句，還「叭叭」地拍兩下巴掌。

人人都開始厭煩地咂著嘴。

賀家彬覺得也許自己管得多餘。現在人們變得那麼容易動肝火，好像人人肚子裡都憋著一股氣，沒準讓他們痛痛快快吵上一架反而更好？幾乎是同一個場景的重複。屋子裡，有兒子剛剛嘔吐過的酸腐味道，地板上排列著水盆、便盆，東一隻西一隻的鞋子，甚至還有飯鍋。桌子看得出許久沒擦了，上面凌亂地放著裝藥的紙包和瓶子，還有大大小小，花色、式樣不一的杯子，像萬群的生活一樣，永遠配不成套。方文煊認出，掛在窗上的花布窗簾，是萬群年輕時穿過的一條花裙改制的，那花布已經褪了顏色，就像眼前的她：疲憊、憔悴。她的生活依然過得雜亂無章。她應該有人疼、有人照顧。

可她一直沒有結婚，難道她心裡還藏著他？有個小小的火花在方文煊的心裡跳了一下。哦，如果是這樣……但願……不，不應該這樣。應該徹底地忘掉。他自私嗎？喏，床上，兒子，睜著一雙眼睛，漠然地望著窗外的一片藍天。

那是萬群的眼睛，太過的俏麗，好像不該長在一個男孩子的臉上。

孩子是不會裝病的，他的體力一定消耗太多，不然不會像個老和尚一樣，沒有一點慾念地躺在床上，不論他們說什麼，他都充耳不聞。

當他包在二尺多長的布包裡的時候，方文煊抱過他。到現在，方文煊的胸口好像還能感到第一次抱他時，那種軟軟的、溫暖的、像抱著一隻小貓或小狗的感覺。而他從來沒有擁抱過萬群。

萬群坐在靠近床邊的木椅上，那張椅子吱吱嘎嘎、搖搖晃晃。

她的雙手無力地放在膝頭上。那雙手，甚至比在幹校時還瘦，一條條青筋突現在手背上。方文煊從她那木然的、疲憊的臉上，猜不出她對他的到來作何感想。

真的，他為什麼要來看她呢？當然，兒子病了，她在困難之中。

可這裡面有沒有借口的成分呢？剛才他心頭閃過什麼？但願如此，或不該如此？「接他出院的時候，怎麼不打個電話給我，我那裡有車。」

不，早已沒有當年在那陰冷、潮濕的小廚房裡的感動和崇敬了，那感覺已被憐憫和冷漠所代替。眼前的方文煊不再使萬群覺得強大，相反，他比她軟弱。就算她給他打電話，他敢用自己的汽車，接她的兒子出醫院嗎？不怕司機到處去說嗎？但心裡為什麼還有一股永遠無法了結的怨恨呢？欺騙自己並不容易。沒有愛也就沒有恨。再沒有比情感更難理清的東西了。因不知掉入陷阱是倒霉，看見陷阱還往前走是不幸。萬群知道她應該不帶任何感情地和方文煊講話，但，她由得了自己嗎？生硬和冰冷後面，是濃烈的怨艾。然而萬群說出的，則是完全不同的話：「用不著，有出租汽車。」

「你抱不動他。」難得他說出這樣痛惜人的話。

「那出租汽車的司機很好，他幫我。」

人不可以貌相，萬群想起那出租汽車上的小司機。當她背上背著兒子，左手拎著暖水瓶，右肩挎著一個鼓鼓囊囊、裝著亂七八糟日用雜物的帆布書包從住院處出來的時候，他正坐在小車裡，用一把小刀剔著手指甲縫裡的黑泥，悠閒地哼著鄧麗君唱的流行歌曲：你的一封情書叫我看了臉紅心又跳，你的坦白熱情叫我不知應該怎麼好，你的柔情蜜意好像煙雲在我耳旁繞，你已經叫我為你朝思夜又想……

偶然一抬頭，看見了萬群，他立刻從駕駛室跑出來接她，大背頭一甩一甩的。他說：「喲，師傅，我不知道就您自個兒，您該招呼我一聲。」

滿嘴地道的北京土話，好像嘴裡長的不是一根長長的舌頭，而是個滴溜溜轉的圓球。

天很熱，小司機還是給他們母子把車窗搖上，在一般人的觀念裡，別管什麼病人，一律是不該著風的。

萬群摟著兒子坐在後座上，只能看見小司機油光可鑒的後腦勺和襯衣上挺挺的硬領。

比起小司機的那套行頭，萬群的一切都顯得寒酸。帆布書包的背帶已經脫線，邊角也已磨損。鐵殼暖水瓶還是在幹校的時候買的，鐵殼上不但銹跡斑斑，有些地方早已在那間陰冷潮濕的小屋裡銹蝕成空洞。萬群自己則是披頭散髮，身上不但沒有眼下一般女孩子的香水味兒，還散發著一股汗酸味兒。兒子呢，一件棉織的海魂衫裹著他瘦骨嶙峋的小身子，一副發育不全、營養不良的樣子。這是他降生到這個世界以來，第二次坐小汽車。但前一次他因為處在昏迷狀態，什麼也不知道，這次他目不暇接地向車外張望，摸摸車門上的各個手柄，摳摳安在前排座位背後的煙灰盒……

情不自禁地用衰弱的聲音小聲地念起小時念過的兒歌：「小汽車，嘀嘀嘀，裡面坐著毛主席。」

果然響起了兩下喇叭：「嘀嘀──」然後小司機頭也不回地說：「我繞個遠道吧，不多算您的錢，啊？」

萬群一時沒有轉過彎來，後來才明白：「好啊，好啊，不過錢我一定照付。」

小司機從鼻子裡嗤出一聲老氣橫秋的笑。心裡想：「傻冒兒。」

兒子問：「咱們的車怎麼這麼矮啊？」

小司機說：「因為你太沉了，把車轂轆壓進車肚子裡去啦。」

兒子想了想：「不對，您騙我。」

「這就對了，不能聽人家瞎掰什麼就是什麼。」

萬群從小司機那沒話找話的饒舌裡，感到了他想為他們母子二人做些什麼的好意。

到了家，小司機把大拇哥往胸前一擺，說：「師傅，您瞧我的，氣兒都不帶喘的。」一口氣把兒子背上三樓。

等萬群把兒子在床上安頓好，下來付車費的時候，他又在唱了：你的一封情書叫我看了臉紅心又跳，你的坦白熱情叫我不知應該怎麼好，你的柔情蜜意好像煙雲在我耳旁繞，你已經叫我為你朝思夜又想……

萬群感激他：「司機同志，謝謝你。」

他不大情願地直起身子：「嗨，您說哪兒去了。下次您用車再找我，我叫高占和。」

萬群一直站在樓門口看他倒車。他呢，剛才的事竟像全沒發生過，「呼」的一下遠去了。

也許不應該拿小司機和方文煊相比。小司機是普通人，是把自己的一切慾念，一切光明和庸俗的角落都掀給人看的普通人。

他離萬群更近。

方文煊看到，萬群那聳著的肩膀低落下來，有一口氣悠悠地從嘴裡歎出，瞇著的眼睛睜開了。她問兒子：「想吃點什麼，晚上媽媽給你做。」

兒子轉過眼睛，盯著萬群看了很久。萬群知道，如果方文煊不在，他會摟著她的脖子，在她的臉頰上親一下。男孩子一到了略知人事的年齡，便覺得自己成了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而男子漢是不可以當著別人親自己媽媽的。他只小聲地說：「醬瓜。」

萬群覺得鼻子發酸。

萬群幾乎懇求：「還可以有別的。」她巴不得他能夠提出一個可以使她傾家蕩產的要求。

方文煊走過來，終於抓到一個可以盡點心意的機會：「要什麼，我去買。」

兒子幾乎是氣惱也許還有點自尊地說：「就是稀飯和醬瓜。」

兒童常有一種小動物般的直覺，他們會本能地區別危險或安全，真實或虛偽，朋友或路人。

他隱約地覺得媽媽比平日煩惱和不安，她在他眼裡，忽然變成一個需要他保護的小女孩。

他想，那男人為什麼不走呢？他使媽媽不快活。於是他說：「媽媽，您煮粥吧，我現在就想吃。」

「哦，好的。」萬群忙從門後拉出米口袋，又從地上拿起鋼精鍋。

打開鍋蓋一看，裡面還有剩麵條。看樣子那麵條就好吃不了，什麼顏色也沒有，好像連醬油都沒放。現在又不是買不到東西嘛。方文煊想，要是他和她在一起生活，他會替她好好安排一下。一時他竟呆在那裡，想像著在那種生活裡，萬群會是什麼樣子，他們的家會是什麼樣子……他需要一個人，而不是那個朝夕監視著他的、像出賣過耶穌的猶大一樣的妻子。然而他抗爭得過這個社會的習俗嗎？人們會大驚小怪：離婚幹什麼？有個女人不就得了，何況，從實質內容來說，這個女人和那個女人，沒有什麼不同。人們還會打出調解的牌子勸阻他；拿出組織紀律、黨紀國法警告他；拿身敗名裂的後果嚇唬他；拿「你到底是要政治還是要愛情」的問題逼他回答。說穿了，那句話無非是這個意思：「你到底是要當官兒，還是要愛情？」好像愛情這東西，是和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水火不相容的、資產階級或是托洛斯基的綱領，即或不是資產階級或托洛斯基的綱領，至少也是政府官員絕對不應有的、一種和吸大麻葉差不多的惡習。最後，所有的同志、朋友還會拋棄他……

以方文煊的頭腦他應該清楚，這一切冠冕堂皇的道理，不過是為維護封建道德而塗上的一層共產主義道德的油漆。馬克思主義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輝煌的境地，連它要消滅的東西，都企圖拿它來保護自己。

而方文煊恰恰不清楚這一點。就像賀家彬對萬群常說的那樣：「別看那些局長，坐著汽車，出出進進，好像忙得不亦樂乎，其實他們清楚的時候不多，糊塗的時候不少。」

因此，方文煊時時陷落在不能自拔的痛苦裡。他常常羨慕那些喝兩盅燒酒便可以悶頭大睡，或是甩兩把撲克便能忘形地鑽桌子、刮鼻子的人。到什麼時候，他做人才能做得那麼輕鬆和那麼隨便呢？萬群嗅了嗅鍋裡的剩麵條，立刻皺起了眉：「餿了。」她趿著鞋，叭噠、叭噠地走到廁所裡倒掉了。

好像屋子裡沒有方文煊這個人。他難道已經多餘到了這種地步？如果這便是一種懲罰，方文煊原也應該接受。祥林嫂捐門檻任千人踩、萬人踏以求來生，方文煊願意獻出淌血的心，以求贖罪。

他跟著萬群走進廚房。

看著萬群擰開水龍頭，嘩啦、嘩啦地沖洗鍋子，又看著她在鍋裡淘米。這一切聲音和動作，都給他一種過量的感覺。

「萬群，請你原諒我。」

「原諒什麼？！」萬群停住了手，然後雙手又不停地在淘米水裡攪了起來。「我們並沒有過什麼山盟海誓，你也沒有應允過什麼，有什麼需要原諒的呢。」

她並不回頭，仍舊背對著他。他看見，兩塊肩胛骨，高高地隆起在薄薄的襯衣下。

「或者──諒解我。」

哦，自然要諒解。人們對軟弱的人，總是諒解的。

萬群忽然覺得有什麼東西正從心底飛走，飛走！鳥兒一樣。

如對那遠飛的鳥，她說：「你走吧。」

方文煊開始忙亂地摸著口袋，囁嚅了許久，才困難地說出：「我想，我應該留些錢在這裡，你也許會用得著。」

「你知道我是不會要的。」

當然！方文煊的手，尷尬地停在衣袋邊上。

「你走吧。」

他走。

他的手，撫摸著那棕色油漆剝落的門框。有一種感覺，這一去，他是不可能再來了。這門框、門框裡零亂的屋子，這屋子裡的人將如同隔世，往事將如同發生在另一個星球上的故事……

隔著廚房的窗子，萬群看見方文煊向公共汽車站走去，他沒有坐自己的小車。連他最後留下的這個影子，也不曾多著些顏色。

回到房間裡，兒子問她：「媽媽，您哭了？」

「沒有。」她收著桌上零亂的雜物，拿塊抹布抹桌上的灰塵。

兒子伸出稜稜角角的小拳頭：「等我長大，誰欺侮您，我就揍他，揍得他腦袋開花。」

萬群頹然地想：謝謝你的好心，兒子，等你長大，你便會知道，並不是任什麼東西，都可以用拳頭補償和填滿的。

她仰起頭，閉著眼睛，張著嘴巴，似有無聲的長嘯，從她的胸中吐出。

賀家彬滿頭是汗地走了進來，他埋怨：「我敲門，怎麼沒人應聲？對不起，我自己進來了。」他放下手中的東西，抬頭問萬群：「怎麼樣，他全好了嗎？」

看見萬群仍然雙目緊閉地站在那裡，他立刻降低了自己的聲調，悄聲問：「你怎麼了？」

萬群舉起無力的雙手，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樣，撲向他的懷抱，把頭靠在他的胸前，嗚咽著說：「哦，家彬，家彬，為什麼一切都是那麼地彆扭啊。」

他拍著她的背：「因為這是一個既非資本主義又非共產主義的時代啊！所謂非驢非馬，不倫不類，乍暖還寒，彆彆扭扭，上不上、下不下，當不當、正不正，既是這樣、又不是這樣，可以這樣理解、又可以不這樣理解……等等、等等，一切都在兩可之間，全都說不清楚、道不明白，又何必把自己的苦痛看得比整個社會的痛苦還重呢。」他扶起她的腦袋，替她抹去臉頰上縱橫的淚：「這不是某一個人的過錯或是某幾個人的過錯，這是蟬蛻時期的痛苦。」

兒子嚇住了：「媽媽」

萬群忙用手背抹去最後的淚，臉上堆起歉然的，還有點羞慚的微笑，說：「看看，叔叔給你帶了那麼多好吃的。」

他推開萬群遞給他的，那個裝蛋糕的大盒子。不，他需要的不是這個，他需要的是長大，快快地長大，長得像家彬叔叔一樣。他像一個最棒的守門員。

十三

如果參加運籌學的考試，劉玉英很可能得博士學位。

早上一起床，擰開收音機的開關，在燈絲預熱的十秒到十五秒鐘時間裡，可以疊一床被子，然後撥到北京台，收聽六點鐘北京台的簡明新聞。去廚房拿掃帚的時候，順便把昨天晚上換下來的髒衣服，放在鐵皮大洗衣盆裡。點上煤氣爐子、餾上饅頭，回頭掃完地、擦完桌子，饅頭也就餾好了。然後調好豆腐粉，洗臉刷牙的時候，豆漿熬得了。

等小強幫小壯穿好衣服、洗完臉，不多不少整整六點半。

這是星期一早晨，比平時顯得緊張些，因為要送小壯上托兒所。如果平時，只有小強在家，他們可以在六點二十五分起床。

比原先好多了。

自從吳國棟又住進醫院之後，陳詠明瞭解到她一個人拉扯兩個孩子生活上有困難，催著人事部門再找服務局聯繫，幫她換了一個離家近的理髮店。不用坐車，步行二十分鐘就到了，省了三元五角錢的月票，還幫小壯換了個近一點的托兒所。

劉玉英是個老實人，除了「謝謝」什麼也不會說。

陳詠明說：「你還謝我？你可太好說話了，你該埋怨我才對，拖了這麼久才辦妥。你看看，非得等到老吳這會兒住了醫院才認真去辦。再說，我不過動了動嘴皮子，工作是人事部門做的。」

除了吳國棟的肝臟有硬化趨勢之外，樣樣事情都順心。劉玉英常常覺得，吳國棟不在跟前兒的時候，事情反倒顯得更簡單一些。這種感覺，有點像她念小學的時候，頂愛上的、沒有教師看著的自習課。她的智力便像睡醒了覺，應用題裡的加、減、乘、除一目瞭然，背起課文也不嗑嗑巴巴地讓人著急、難受，倒像春天剛從冰塊下熔出的小河，那個歡暢，那個好聽……

煤氣罐子是昨天楊小東和吳賓送吳國棟工資的時候幫她換的。楊小東真有勁，一個人扛著煤氣罐，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五層樓，連歇都不歇。

大米、棒子麵、白麵是楊小東和吳賓兩個人上糧店買回來的。

楊小東說：「有什麼事兒，您言語一聲。我們都是粗粗拉拉的人，常有想不到的地方，您別客氣。瞧見沒有，」他拿拳頭夯了夯吳賓的胸脯，都十月天了，吳賓還只穿件尼龍衫，胸脯上的肌肉，像一塊塊麵疙瘩似的突現在尼龍衫的下面。「賣塊兒的主有的是。」

吳賓說：「小點勁兒行不行，這兒是胸脯，不是鉗工檯子。」

劉玉英想起吳國棟平時老愛叨叨的那些個話：「我們車間的那些刺兒頭，幹什麼也沒個正形，老是那麼嬉皮笑臉的。」

這兩個生龍活虎的人，有哪點不好呢？連楊小東也覺著稀罕，吳賓哪兒來的耐心煩兒。他給兩個孩子變戲法，拿大頂，一腳丫子差點沒踢碎了電燈泡。他兩手捧著小壯的腦袋，像提溜麻袋一樣，提溜著小壯在地當間兒轉圈。楊小東看出來，劉玉英提心吊膽，直怕弄傷了孩子，可她太靦腆，不好說什麼，一邊和楊小東應付著，一邊不放心地拿眼睛瞟著吳賓。

兩個孩子，笑得像撒了瘋一樣，他們從來沒這麼笑過。

和吳國棟在一起的時候，總讓人有一種笑也不能痛快笑，說也不能大聲豪氣、隨隨便便說的感覺。要是他在家，兩個孩子玩都玩不痛快，總要拿小眼睛時不時地溜他一眼，要是他臉子不好看，他們就懂事地、早早地鑽了被窩。劉玉英和他結婚這麼多年了，有時還覺得拘拘束束。就是他們當年搞對象的時候，有一次在北海公園的長椅上，吳國棟還拿出黨章跟她一起學習了兩個小時，要是讓現在的青年人看見準會覺得奇怪。可那時候，他們都是這麼生活的呀！兩人見面，先各自談談最近思想上、學習上、政治上有哪些收穫，克服了哪些缺點，互相提些意見……然後才是遛彎兒呀，看看金魚呀，划划船呀。那也不像現在的一些青年人，膀子摞著膀子，別管有人看見、看不見，馬路邊兒上就敢親嘴……

吳國棟既不抽煙、也不喝酒，每月發了工資，一個子兒也不留，全部交給劉玉英。在家裡，他不像別人家的大老爺們兒，吃完飯，點上一支煙往床上一仰，讓老婆一人丟下簸箕、拿起掃帚、忙得四腳朝天也不動窩。也不像有些男人，別管家裡困難到什麼地步，每頓飯都得二兩燒酒、一盤炒雞子兒，一個人自自在在，嘖兒、咂兒地喝著，讓吃窩頭、啃成菜疙瘩的老婆、孩子一邊看著。如今的男人，有幾個能做到這個份兒上？劉玉英夠滿意啦。可是，跟吳國棟一起過日子，怎麼那麼累得慌？就像她捧著一碗又燙又滿的麵湯往前走，本來走得好好的，吳國棟呢，老是在一旁叨叨個沒完：「留神腳底下，別讓那個板凳絆了。」或是：「端好端好，別灑了……」鬧得她準得絆上一跤，摔了碗、灑了湯算拉倒了事。

劉玉英擼胳膊挽袖子準備和麵，想要留他們吃頓餃子。兩人嘻嘻哈哈地推托著。楊小東說：「嗯！聽老吳說過，您包的餃子，這個，」他挺了挺大拇哥。「可是今天還有要緊事兒，耽誤不得。」

劉玉英說：「快！三十分鐘準讓你們吃上，不耽誤。」

吳賓一本正經，好像真有那麼回事兒的樣子說：「這事兒真耽誤不得。」

劉玉英真信了：「什麼事兒？」

楊小東故作神秘地在她耳旁說：「幫他相對象去。」

說完，兩人匆匆地去了。

後來，劉玉英才尋思過來，他們其實什麼事兒也沒有，無非怕她花錢就是了。

他們走後，她愣在那裡想了好半天，怎麼也不能明白，都是挺好的人，吳國棟為什麼容不得呢？到底是吳國棟錯了，還是他們錯了？她對吳國棟的話，產生了模模糊糊的懷疑。她像突然抻住了亂線團裡的一個線頭，耐著性兒地理呀理，終於，她覺著是吳國棟有哪些地方不對勁兒。想到這裡，她嚇了一跳，覺著自己這個想法有點對不起吳國棟，不管怎麼說，他在生病，她怎麼在這種時候挑他的不是呢？劉玉英抱著小被子、小褥子在前頭走，入秋了，天涼了，要給住托兒所的小兒子添上一些被褥。她看看錶，再不快走就要遲到了。

她頭也不回地叫著：「小壯，快走啊。」

聽聽沒有動靜，回頭一看，小壯正撅著屁股繫鞋帶呢。

「快點啊，別摔了。」

她聽見兒子在後頭叭噠、叭噠地跟了上來，一看，鞋帶還是沒有繫好。讓另一隻腳一踩，還不摔跟頭。

「你倒是把鞋帶繫上啊。」

小壯是聽話的好孩子，他又彎下腰去繫鞋帶，兩隻小手七繞八繞，總是繫不上。劉玉英歎了口氣，只好走回來，把手裡的包袱放在地上，給小壯把鞋帶繫好，她真想埋怨一句。可埋怨誰呢，孩子那麼小，一大早還沒睡夠就把他抻起來了，又沒哭，又沒鬧，還要他怎麼著？正好莫征騎著車子從後頭過來，他捏住把手，兩條長腿一伸，著了地。「劉阿姨，您把包袱給我，我給您送到托兒所去，您帶小壯坐車去吧。」

劉玉英有點意外，又有點過意不去。平時吳國棟在家的時候，莫征很少和他們搭茬兒。劉玉英覺得，吳國棟老有一種防範莫征的勁頭，好像他們那個窮家，藏著十塊金磚怕莫征去偷。按吳國棟的說法莫征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葉知秋呢，也讓吳國棟覺著邪門兒，一個沒結過婚的老閨女，收個小偷當兒子，這叫哪門子事兒！瞧瞧，就是這塊「又臭又硬」的石頭來照顧她了。

「不耽誤你上班啊。」

「一會兒我緊蹬兩下就行了。」

「小心汽車啊。」

「沒事兒。」莫征把劉玉英的包袱往後車座上一夾，緊蹬著車子走遠了。

吳國棟大叫一聲，從夢中驚醒。病房裡睡晌午覺的人也都被他驚醒了。

有人關切地從床上探起身子：「老吳，怎麼了？怎麼了？」

吳國棟抱歉地解釋：「沒什麼，沒什麼，魘著了。」

於是，人們嘟囔兩句：「嚇了我這一跳。」翻個身又睡了。

只有隔壁床上那個小伙子，好奇地想要問個究竟：「吳師傅，你夢見什麼了？」

夢見什麼，能跟他說嗎？這個修理雨傘的小伙子，不好好想想工作，整天惦記著寫哪門子小說。他掙那些工資，想必還不夠買紙的，一大摞、一大摞地寫。

光吳國棟住院這一個來月，就足足寫了一塊磚那麼厚。成天拿個小本子，誰說句逗樂子的話，或是誰說到什麼稀罕的事，他就記到本子上去，還專愛記那些牢騷和不滿。

趁他上廁所的工夫，吳國棟翻過他床頭櫃上的那些書。什麼普列漢諾夫寫的《論藝術》，普列漢諾夫？在黨校學習的時候，吳國棟就聽說過，那傢伙反對列寧，是個修正主義分子。為什麼看他寫的書，這小子是什麼思想？還有一本什麼「雕塑藝術」，上面印的男男女女，全都光著身子，看得吳國棟的臉蛋兒上像燒起了兩片火。他趕緊丟開手，賊似的拿眼睛溜了溜全病房的人，還好，他們都各自幹著各自的事，沒有人注意他。

還有他那個小平頭，跟楊小東的一模一樣，方方楞楞的，在單位裡一定也是個刺兒頭。

吳國棟伸手抻下搭在床頭櫃小橫桿上的毛巾，擦了擦汗涔涔的臉，翻過身去。他不願意對著修理雨傘那小子略帶嘲諷的、並且老在打量人的笑眼，那雙眼睛，瞧著就「賊」，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一股涼風從腳底下鑽進被筒。汗落下去了，可是胸口上還像壓了個秤砣，沉甸甸的，讓吳國棟覺著憋悶得慌。

那個夢，實在有點荒誕不經。

吳國棟先是夢見楊小東那幫刺兒頭，一個個站在天車頂上往下拉屎撒尿；後來又夢見車間好像成了個大溜冰場，楊小東他們一個個全都穿著溜冰鞋，一邊兒開床子，一邊兒在車間裡溜來溜去。

那些個床子也好，毛坯也好，加工出來的零部件也好，全不是過去的模樣了。尤其是那些剛加工出來的零部件，剛一加工好，就像長了腿，自己一蹦一跳地從床子上蹦下來，站到工位器具上去，跟剛生下來就會走的羊崽兒一樣。車間裡沒有一樣東西不在動、不在跳，鬧得吳國棟眼直花，頭直暈。不知誰又開了有線廣播的大喇叭，有人在預報節目：「現在，由葛新發同志表演口技。」

於是，喇叭裡先有狗叫：「汪、汪、汪──」

後又有貓叫：「喵嗚、喵嗚、喵嗚。」

然後是狗和貓咬架：「汪汪──汪汪──」

「嗚──啊嗚──啊嗚。」

吳國棟好像看見一條悶著腦袋、齜著牙的狗，和一隻渾身乍著毛、弓著背的貓在咬架，咬得難分難解。

吳國棟使勁兒嚷嚷：「停車，給我停車。」

可是誰也不聽他的，誰也不理他，還成心跟他逗氣，一個個衝著他伸舌頭，做鬼臉。

呂志民使勁兒蹬了兩下冰鞋，溜到他面前說：「你那套不靈啦，現在得瞧我們的。」

吳國棟只好自己跑去拉閘，可又找不到閘門在哪兒。

吳賓一甩大拇哥：「閘門全在我們身上呢，這是新技術，您先學兩天兒，啊。」

氣得吳國棟使勁兒一跺腳，腳下「吱溜」一滑，摔了個仰八叉。

他大叫一聲：「反了你們啦！」便從夢中醒了過來。

這夢，怎麼跟人說呢？吳國棟煩心地歎了一口氣，眼睛落在窗戶下面，那張漆著白漆的小椅子上。上午楊小東來看望他的時候，在這張椅子上坐過。

楊小東現在是車間主任了。升得倒快。哪點像啊！坐還沒個坐樣呢，兩條腿一劈，跨在椅子上，把椅背兒往牆上一靠，椅子的兩條前腿就抬了起來。

吳國棟一邊和他聊天，一邊兒盯著椅子，直擔心椅子的兩條後腿「咔嚓」一聲給掰下來。後來他實在憋不住了：「小東，你坐坐好，這麼坐椅子可容易壞。」

楊小東倒是挺接受意見，二話沒說，把椅子擰了個個兒，椅背朝前，兩條腿一分，騎在椅子上了。唉，那是椅子，可不是驢。吳國棟忿忿地想，還車間主任哪。

他當車間主任，思想工作誰做呢？陳詠明竟然說：「讓楊小東先做著。」

一個非黨群眾！做別人的思想工作，還指不定要誰做他的工作呢。

「廠子裡最近有些什麼事兒？」

吳國棟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並不是劉玉英，也不是孩子。

家裡的事，樣樣不用他操心，那是女人的事情，何況劉玉英還是個賢妻良母。孩子們沒病沒災，吃得飽，穿得暖也就行了。

他想得最多的是他的車間，那麼些人，各有各的脾性，那麼些事，哪樣照應不到都不行。

「『十一』廠子裡開了個舞會。」楊小東好像專揀讓吳國棟受刺激的事情說。

「舞會？誰組織的？」吳國棟的頭，立刻從枕頭上抬了起來。

「團委。」楊小東用大拇指來回地扒拉著自己的下巴，用眼睛斜睨著吳國棟，那眼睛裡分明流露出這樣的意思：「大驚小怪的幹嗎。」

「廠黨委同意了嗎？」吳國棟打心眼裡不能接受。

「陳廠長親自提議的。」

楊小東像是得了尚方寶劍。

這還了得，看著他們還不夠熱鬧哇？蛤蟆鏡、喇叭褲、錄音機，再加上跳舞，全啦！唉，越來越亂乎了。吳國棟不信，難道廠裡上上下下就沒一個人反對？「群眾裡頭有什麼反映？」

「什麼反映？熱鬧極了，連廠長還跳了呢。那些技術員什麼的，跳得真叫棒，不像我們，一蹦一躥的。人家那個，斯斯文文，真像那麼回事兒。特別是廠長跟他愛人，快三步轉得滿場飛。廠長還說啦，打扮打扮，願意灑香水的灑點香水，小伙子請姑娘跳舞得先給人家行個禮，說聲『請』。還跟我們說，這可是個搞對象的好機會，看準了就追。我看也是這麼回事，總比讓人當間兒介紹來得自在。」

說到舞會，楊小東顯然很得意，兩道又粗又濃的眉毛竟還一上一下地跳了幾下。

病房裡的人全聽得出了神，有嘻嘻笑的，有咂吧嘴的。

那個在大學裡教書的病人說：「跳舞其實是一種文明的社交活動，不知為什麼有人把它看成是滋生流氓的酵母。這其實是一種偏見，小流氓之所以產生，恰恰是因為愚昧，因為缺乏能夠陶冶他們心靈的高度精神文明……」

他的話不能算數，知識分子自然讚賞這種資產階級情調。就看他平時打開收音機，淨挑些什麼東西聽吧，又是什麼「往日的愛情，已經永遠消逝……」再不就是一個女人，為了參加舞會，借了人家的首飾，就像陳詠明說的，打扮打扮。好，丟了，賠吧，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才還清了債。為了什麼？跳舞！禍害不禍害？修理雨傘的小伙子說：「是的，是這麼回事兒。」

沒有他不願意湊的熱鬧。

那位副食店裡賣肉的師傅說了：「什麼精神文明，我不信那個邪，可我信這個：人三天不吃肉就得難受。」他笑了，渾身的肉直顫，連鐵架子的病床也一塊跟著顫，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

吳國棟想，指不定他每天買到多少內部的「處理」肉，價錢又便宜、部位又好。別是醫生診斷錯了，他得的怎麼不是脂肪肝？還有一個小老頭，不知在哪個機關裡當文書，他又不是近視眼，可是別管看報紙，還是看護士拿給他的藥，總是把眼睛貼得很近很近，倒不像拿眼睛看，而是拿鼻子嗅。就連聽別人講話，你也會覺得他不是拿耳朵聽，而是拿鼻子嗅。他吸著鼻子說：「你們這位廠長，真敢幹哪。沒看報紙嗎？今年和去年可不大一樣，有好幾次是以讀者來信的形式，批評了舞會。聽說有的單位開舞會，也是偷偷摸摸地幹了。沒看出來嗎？快有一股什麼風刮來了。」

小老頭說得對是對，就是有那麼點見風使舵的味兒。

這種人，只要報紙上一提倡，他昨天還是跳著腳兒罵，今兒個就會舉雙手贊成。瞧他那樣就像個舊社會的留用人員，油了去啦。

吳國棟真為陳詠明憂心起來。像他這麼幹，什麼事都不管不顧，指不定就在哪件不起眼的小事上栽跟頭，那就可惜透了。說到底，陳詠明是個撲下心來幹工作的人，有讓吳國棟心服的地方。不能因為他幹了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就把他的好處也一筆抹了。

「車間裡怎麼樣？」

「沒什麼大事，只是把開銑床的小魏和小秦兩個人倒開了，讓他們各自找了自己滿意的倒班對象，重新組了小組。」

「為什麼？他倆技術水平差不多嘛！倒一台床子有什麼不行？」一聽讓小魏和小秦自由組合倒班對象，吳國棟又起急了。

「您在的時候，他們就幹不到一塊嘛，小魏說小秦幹得差，小秦說小魏不出活，一直彆彆扭扭的嘛。這回讓他們自願組合倒班對象以後，心情挺舒暢，幹得都挺好。」楊小東看出吳國棟又不滿意了，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在什麼事情上有滿意的時候。楊小東對吳國棟甚至產生了一種憐憫：這種人難怪要得肝炎，挺好的日子，過得多麼彆扭，多麼不痛快啊。自己不痛快倒也罷了，還讓別人跟著他一塊彆彆扭扭的不痛快，這是何苦呢。

沒錯兒，楊小東這一套理論，準是從陳詠明「自由組閣」那兒販來的。

修理雨傘的小伙子，一下就從床上蹦下來，對楊小東說：「是這麼回事，有的人在這個單位不行，換一個單位，怎麼就行了呢？樹挪死，人挪活嘛。當領導的別淨埋怨群眾不好領導，倒要想想為什麼自己沒有能耐把大家的勁兒都鼓起來。這是一門學問，一門活的學問，跟萬花筒一樣，變化無窮。中國老百姓對物質生活要求並不苛刻，差一點就差一點，就好像去百貨大樓買衣服，就那麼幾個號，長一點、短一點，差不離就得，好將就。人的思想，人的心，這玩意兒可是傷害不得。人世間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心，那地方是生出希望、信仰、理想、道德……總之是一切好東西、好思想的母親，可不能漫不經心地對待它。沒有誰的心，一生下來就是冷透了的，惡狠狠的，只有不公平的待遇才會把它磨得坑坑窪窪。照我看，能珍惜群眾的心，這是當好領導的一大竅門，有什麼難？」

有他什麼事兒？賣肉的師傅不買這個賬：「嘿──你倒當個車間主任看看。」

修理雨傘的小伙子挺認真：「你當我不會當是怎麼的？」

吳國棟白了他一眼，又一想，是啊，早晚會是這些人接班，不管老一輩願意不願意把班交給他們。誰又能活過他們呢？自由組合這股風越鬧越大了，都鬧到他的班組裡來了。要是十億人口，誰想怎麼自由就怎麼自由，誰想上哪就上哪，誰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可怎麼辦？著急也沒辦法，現在車間裡是楊小東的天下。只要他病一好，再回到車間去，不當車間主任便罷，只要再當車間主任，一切還得按過去的老規矩辦。現在他只好見怪不怪地說：「你說好，就算好。你想過沒有，要是大家都到美國去自由組合怎麼辦？」

「你幹嗎把事情想得那麼絕？要是人人在這兒活得都挺順心，誰往美國跑什麼？」

修理雨傘的小伙子「噗哧」一聲笑了。「要是您能辦到，您非得把每個人的肉體、思想，全鎖進一個鐵皮保險櫃裡不可。」

當文書的小老頭，帶著飽經滄桑的感慨說：「小伙子，你還是沒吃過苦頭喲。要是吃過苦頭，你就知道鐵皮保險櫃的好處嘍──」

吳國棟的腦袋裡嗡嗡起來。楊小東走後，吃過午飯，他很快地睡著了，然後便做了那些個亂七八糟的夢。全是楊小東惹的。他來幹什麼？添亂！

打完電話郁麗文還在想，不知道自己是給劉玉英添了麻煩，還是替她辦了一件該辦的事。上午查房的時候，聽吳國棟說胃口不好，吃得很少。不知怎麼靈機一動，給劉玉英打了一個電話，請她再來探視的時候，帶點吳國棟平時愛吃的小菜。

電話裡，她對劉玉英說：「我問老吳想吃些什麼，他又不肯說。我倒是可以燒兩樣菜給他，可我又想，就是一樣的菜，你做的和我做的，他吃起來卻大不一樣。」

郁麗文從來不是一個喜歡打哈哈的人，她說的是實心實意的話，人在生病的時候，尤其需要自己親人的體貼和關懷。

劉玉英謝了又謝，說難為她想得那麼周到，晚上她就會送來。

這時，電話鈴又響了起來。

「喂，你找誰呀？」

「你是麗文吧，晚上等我來接你。」陳詠明在電話裡大聲嚷嚷著。他大概用的是個公用電話，裡面亂七八糟，什麼聲音都有。

「接我？」郁麗文奇怪了。自從結婚以後，他再沒有過這樣的閒情逸致，今天他是怎麼了？「你現在在哪兒？」

「在城裡。」

「幹什麼來了？」郁麗文有點怨他，昨天晚上加了一個通宵的班，也不好好休息，有什麼事不能等到過兩天再辦呢。

「沒辦法，沒辦法的事。回頭再詳細告訴你，現在不好說。下了班等我，好吧？」

沒有什麼好吧不好吧，他從來就是指揮一切的。在他那一個人說了就算的果斷裡，並沒有對妻子的不尊重或大男人的渾不講理。有的，只是對他們的相愛、對一個人的意願便是兩個人的意願的自信。

下班以後，郁麗文匆匆忙忙地把幾本醫學雜誌塞進手提包，又對著門上的玻璃瞧了瞧自己的影子，掠了掠散亂的頭髮，急急地披上風衣，邊往袖子裡伸胳膊，邊往樓下跑去。她在心裡笑自己，怎麼，又像當年去赴他的約會。這麼多年了，他們好像仍然沒有愛夠。

沒有，樓下並沒有陳詠明平時開的那輛綠色２１２吉普在等著她。她揀了一張對著醫院大門的長椅坐下，想著，不一會兒就會看見丈夫那張堅毅的、永遠也看不夠的臉。

清潔工在院子裡掃蕩著這個工作日裡最後的痕跡。

郁麗文愛她的醫院。

米黃色的大樓已經陳舊，樓角和樓頂的四周，被夾著灰塵的雨水，融化的雪水，浸漬出灰黑色的色帶。遠遠看去，像一個淺色的、裝得太滿的盆子，深色的液體正不斷地流溢出來。

然而，這棟樓似乎就是她的家。她的老家。她在這裡長大，學會走路，在這裡遇見陳詠明，在這裡生下兩個兒子。

這醫院有點像一個荒僻的小車站。別說是特別快車，就是普通快車也不會停站。上上下下的乘客，絕沒有披淺色毛料夾大衣，坐小汽車，身後跟著個秘書的大人物。也沒有穿著三接頭皮鞋，拎著顏色漂亮、底上有滑行轂轆旅行箱的時髦人物。有的，只是些平頭老百姓。挑著籮筐，背著背簍，穿著緬襠褲，腰裡纏著家織家染的藍布巾，吸著種在自家房前屋後、嗆得人嗓子眼裡發辣的煙葉子。這小站上，也許只有一個站長，一個售票員，檢票員也許就是他自己兼著的。一個調度員，也許還得扳道岔。一個號誌員……

可是他們全都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忠於職守，並不覺得直到現在還用手扳道岔有什麼寒傖……

社會，目前還是由這樣一個多數組成的。

她便是這多數裡的一個。她沒有什麼更大的才能，醫學史上絕不會記載她的名字，學術交流會也不會請她去作報告。然而，她在數脈搏的時候，會實打實地數上足夠的一分鐘，絕不會數三十秒乘以二；不會在聽診時和別人聊天；不會在值夜班的時候睡大覺；不會用病人聽不懂的術語去打發、搪塞被疾病折磨得絕望的病人……醫生的崗位不在醫學史上，而是在救死扶傷的責任感上。

到了現在，郁麗文還保留著當女學生時的習慣，每當一天過去，她會反省自己，這一天過得好嗎？有沒有什麼差池？現在，在這美妙的黃昏裡，一面等待著丈夫，一面體味著一個緊張工作日後的勞頓。自有一番怡然自得的樂趣。

七點一刻。陳詠明怎麼還沒來呢？郁麗文開始不安起來。陳詠明是個守時的人，幾乎可以用「精確」兩個字來形容他對時間的概念。在廠裡開生產會、調度會或辦公會時，他要求每個人的發言時間是十分鐘。他說：「卡死時間有好處，這會鍛煉出講話簡明扼要的優點，我們沒有必要把時間消耗在講廢話的馬拉松會議上。十分鐘還少？如果有十個人開會，這就是一個小時零四十分，然後還要留出時間形成決議。」因此，一開會他就把手錶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誰發言超過十分鐘，他立刻打斷，再也不要聽。一開始有些人很不習慣，要解決的問題還沒有說完，會後陳詠明又另有新的工作安排，怎麼辦？只有等待下一次生產會，或調度會，或辦公會，黨委會。那就會影響工作、生產，會吃批評。這迫使講話不得要領的人，不得不迅速地提高發言的水準。

郁麗文開始胡思亂想：是不是出了車禍？陳詠明開車開得太快。即使在市內的馬路上，也會開到一小時四十到五十公里的速度。在城外的公路上，他會開到六十。要不是因為公路路面質量不高，或是怕汽車散了架，他還會開得更快。膽小的人坐他開的車，準得嚇出心臟病來。

她一次又一次地走到醫院門口，翹著齄袋往路口望去，她的心，隨著每一輛綠色吉普車的經過，希望地升起來，又失望地沉下去。

有個自己會開汽車的丈夫可真倒霉。

她頹然地坐回木椅上去，幾乎要哭了出來。

暮色更濃了，一輛「紅旗」牌小轎車駛進醫院。她看都沒看它一眼，更沒有心思去想，坐「紅旗」車的人怎麼會進這個小醫院看病。

直到陳詠明站在她面前說：「等急了吧？」郁麗文才抬起因為焦急而顯得迷亂的眼睛，一時竟不能反應過來，眼前這個人，就是令她等得那麼心焦的人。他怎麼會坐了這輛車？又怎麼會來得這麼晚？她又是恨又是高興，竟好像失而復得一般，噘嘴了：「我還以為你出了什麼事。」狠狠地白了陳詠明一眼。

陳詠明的眼睛裡，閃著得意的光：妻子愛他，想他，他是她的命根子。「我不是好好的嗎。」

「怎麼會坐這輛車？我還一直注意你那輛吉普呢。」

陳詠明的情緒立刻低落下來。眼睛裡的情緒是複雜的。那裡面有對自己尊嚴被傷害的義憤；有不得不違心之後的自我輕蔑；有死不回頭的執拗；有準備應付一切變故的鎮定……

陳詠明轉身走向汽車，對司機說：「謝謝你，請回吧，我這裡還有些事情要辦。」

他在郁麗文身旁重重地坐下，順手掏出香煙。打火機亮了，照著他一雙慍怒的眼睛。「田部長的車……」

郁麗文等著，輕輕地向他更加靠近。陳詠明伸出手臂，摟著她的肩膀，她把頭倚在他的肩上。然而香煙熏得她瞇起了眼睛。陳詠明注意到了，側過頭去，把煙噴向一邊。他默不做聲地一口接一口地狠狠吸煙，又一口一口地噴煙。郁麗文知道，丈夫在生悶氣。

最後，陳詠明把煙屁股一扔，好像決心丟掉盤桓在心頭的不快，站了起來。「走吧，上去看看吳國棟。」

「啊，敢情你不是來接我的。」

「誰說不是？！」陳詠明已經恢復了常態，調皮地刮了刮她的鼻子。

郁麗文跟著他向住院部走去。

上樓梯的時候，陳詠明又說：「一反常態。上午田守誠打電話告訴我，讓我到上級組織部門談談對整頓企業領導班子的意見，下午又親自到廠裡來接我。上次部裡召開廠長會議，別說理我，看都不看我一眼。他挨著個去每個房間看望各廠的廠長，偏偏不去我的房間。你以為這是疏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嗎？才不呢！在他那裡，一招一式都是考慮了又考慮，謀劃了又謀劃的。」

「現在又為了什麼呢？」

「哼！」陳詠明冷笑。「現在有個說法，要提我當副部長，田守誠樂得做出是他一手提拔，並且積極擁護的樣子。暗地裡卻在散佈我有野心，想當部長，打擊別人，抬高自己。那篇報告文學就是給自己樹碑立傳，為往上爬而製造的輿論。」

「我不要你當部長。」

「為什麼？」陳詠明站住腳，回頭看著落在後面兩個台階上的郁麗文，她難得這樣任性地講話。

郁麗文把眼睛轉向別處，不對著他那咄咄逼人的、審度的目光，喃喃地說：「你更沒有時間愛我了。」

他大笑，知道她是怕他到了部裡會闖更多的禍，招更多人的恨。現在還只是個別的部長對他不滿，而做人、做事都已顯出它的艱難。

她過慮了。陳詠明能那麼沒腦子嗎？他已經和田守誠攤牌，所以才耽擱了來醫院的時間。

分手的時候，田守誠故作親密地對陳詠明說：「你看我們是不是安排個時間談一談？」

「是該談一談了。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其實呢，沒什麼大不了的，用不著特意安排時間。我到汽車廠這麼長時間，你知道我的日子是怎麼過來的？我沒有給你打過一次電話，沒給你寫過一封信，沒有要求你給我解決過一個困難。為什麼？我認為部裡既然派我去，我就應該對部裡負責。可是今天我要發發牢騷。

「我在機床行業幹了二十多年，捨不得離開那個行業。雖然是隔行不隔理，但汽車行業我還得從頭學起。我和你的年齡雖然不好比，終究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但是部黨組既然定了，我就應該服從。

「我去汽車廠接手的時候，一、二、三把手全走了。上班頭一天，一大堆文件就送了過來，讓我批。我連廠裡有哪些職能機構，各職能科室的門朝哪邊開都不知道，我怎麼批？我說過，『一個月之內我什麼文件都不批，你們愛找誰批，就找誰批去。』當時，部裡還有個工作組在廠裡搞揭批查嘛，我希望他們多待半個月再走，幫我撐撐腰，領我認認門兒，給我點時間，讓我熟悉熟悉情況。這要求高嗎？一看來了我這麼個廠長，他們就說部裡工作忙，走了。

「我那時覺都睡不成。半夜三更，人們還堵在我家裡，讓我解決住房問題、孩子就業問題、離婚問題、鄰里打架問題……我困得實在不行，只好躲進車庫，到汽車上睡一覺。

「有人還千方百計地刁難我、誹謗我，說這、說那。實在沒什麼可說的時候，又說我違反財經紀律，一個整頓，說我浪費了一千多萬。這是造謠！我不過花了百多萬。不花這些錢，汽車廠能有今天？

「說我的油漆刷得太多。我刷得還不夠！刷漆是保護嘛！有的廠房頂棚已經腐蝕得只剩下一兩個米毛，再不刷油，過兩年還不塌了？職工宿舍的門窗，也有二十多年沒刷漆了。有人口口聲聲說先維修，後製造。臨到辦起事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車間裡總得給工人隔出間休息室，給他們創造個休息的條件吧，不然他們自己就弄些破木板、破油氈一圍。挺現代化的大廠房裡，套著幾個、或十幾個這種東西，弄得像個貧民窟，不但影響生產也有礙觀瞻。

「車間裡的工作平台，是四根鐵柱子綁兩根橫桿，再搭上幾塊板子，一搖三晃蕩，連梯子也沒有，工人得蹬著橫桿往上爬，人家有安全感嗎？現在做得穩穩當當像海上的採油平台，還安上了梯子，這難道不應該嗎？

「前一段，我到幾個省走了走。說實在話，兩年整頓付諸東流，沒有鞏固住。有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企業回生了，因為沒有為鞏固創造一定的物質條件。驗收工作組來了，屎窩往尿窩裡一挪，等驗收的工作組一走，又完了。幾天的事。

「搞整頓，沒有一定的物質條件，怎麼鞏固整頓的後果呢？

「比方我搞了一個五千多平米的毛坯庫。以前這些毛坯都是扔在車間裡，或者露天碼在綠化帶和馬路上。如果不建這個毛坯庫，不把毛坯遷進去，怎麼能使毛坯成方、成行，對號入座，張張相符，張張一致，符合整頓對毛坯的管理要求呢？

「又比方各種爐料，過去全扔在熱加工車間的周圍。場地又小，爐料一來全往哪兒卸，這批剛卸下，那批又卸下來了。生鐵上壓著礦石，礦石上壓著石英砂……這麼一混，用的時候，可就費老事嘍！怎麼排得乾淨？一年能損失幾萬元錢。我又搞了個堆放場，把爐料分門別類，對號入座。不創造這個條件行嗎？它牽涉到文明生產、產品質量、經濟效益……現在再看，不是存放爐料的地方，你連一個螺絲釘也找不著。再把那些空出來的地皮種上花草，圍上欄杆，誰還能亂堆亂放呢？就像你這間辦公室，地上鋪著這麼高級的地毯，誰還能往上面吐痰、扔煙頭呢？不是那種環境和條件了。所以你得給他創造一個環境和條件。整頓要求該上掛的上掛，你要有地方掛；該上架的上架，你要有架上，對不對？這都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

「還有，為了一篇報告文學，部裡有人搞了些什麼名堂？都是黨的高級幹部啦。我真不能理解，為什麼要這麼幹。難道一個副部長的位子就能使人忘記一切黨性原則？我還不想當呢！你要我來，我也不會來。要想當官，我也不這麼幹了，我還不知道宋克在部裡的實力以及你和他的關係嗎？

「你曾問我對那篇報告文學持什麼態度，我當時回答說，我不參與。現在這句話我要收回，今後我不但參與，還要動員他們再來一篇，叫做《陳詠明如何下台》。我還要和他們合作，署上我的名字。不是有人造謠嗎？說那篇報告文學是我提供的材料。為這部裡還派了一個工作組，幹部司司長帶隊，查了我一個多月。明人不做暗事，現在我倒真要給他們提供些材料，因為他們揭露得遠遠不夠。

「你還問過我，知道不知道寫文章的事。我如實告訴過你，也知道，也不知道。退一萬步說，就算我知道，又犯了什麼法？它是不是事實？中央關於少宣傳個人的指示，是指你們這種高級幹部，我算什麼？一個基層單位的打頭人。我這麼說，並不是要人宣傳我，我是說為了一個副部長的位子，對一個悶頭幹活的一般同志造這種輿論，是個什麼性質的問題，今天請你給我指示指示。」

田守誠一面聽，一面點頭，好像極為贊同陳詠明這一席慷慨激昂之言。等到陳詠明請他指示指示的時候，他又襟懷似海地說：「唉，你要承認，當前還存在著不正之風嘛，怎麼不理解呢？你肚子裡有氣，就出出氣，甚至罵我一頓，也是可以的嘍。」

田守誠什麼情況都能應付，讓人人都能皆大歡喜。「文化大革命」時，部直屬廠全下放給了省、市，「批林批孔」時，市裡又想拿陳詠明開刀，在一次會議上，田守誠因為沒有看見走在陳詠明身後的某市委書記，深表同情地對陳詠明說：「聽說又準備搞一搞你？」

話音沒落，一回眼，看見了緊跟在陳詠明身後的那位市委書記。田守誠面不改色，立刻握住那位市委書記的手說：「聽說你們又保了陳詠明一下？」

這腦袋有多靈！反應有多快！換了誰，一時也會顯得尷尬、語塞。

話說完了。能指望田守誠有什麼改悔，或對某些人來個批評？那不等於批田守誠自己？他能承認這是不正之風，陳詠明的憤慨似乎也就雲消霧散了，他的要求不高。

但郁麗文用這樣婉轉的方式，嬌嗔地表示了她的憂慮，倒讓陳詠明愛憐起來。他猛然彎下腰去，捧住她的臉，在她臉上落滿急促的吻。但她站得太低，他雙手伸向她的腋下，把她抱到自己站立的台階上來。郁麗文一面笑著，一面想要從他有力的雙臂裡掙脫出來。「別鬧了，當心人家看見。」

「怕什麼，吻自己的老婆又不犯法。」

郁麗文用手理著自己被丈夫揉亂的頭髮，問道：「你去嗎？」

「傻瓜，我才不去當那個部長呢！幹些具體工作比在官場實在得多。」他無限憧憬地說：「我要把這個廠子辦好，成立一個中國聯合汽車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過美國、日本。」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簡直不像個幹企業的廠長，而像一個熱情洋溢的、充滿幻想的詩人。

一頭蓬亂的花白頭髮，在陳詠明的頭上亂顫，黑黑的臉膛變得更加紅潤起來。再沒有比他更可愛的男人了，郁麗文幸福地歎息。

病房裡的人多半看不出劉玉英是吳國棟的老婆，要不是她已來探視過多次，誰也不能相信。真不像。

她來了，從一個灰裡吧嘰的人造革提包裡掏出一個玻璃瓶，裡面裝著用花生米、豆乾、辣椒、瘦肉丁、豆瓣醬炒的什錦菜。那提包的式樣至少是十五年前的。

「見好嗎？」

「好點兒。」吳國棟盤腿坐在床上，臉上木木的，像個打坐的和尚。「小強、小壯都挺好吧？」

「還行。」

兩個人的遣詞用字都極為簡略，語氣也極為淡漠，好像怕浪費了自己的元氣，又好像因為他們竟然是兩口子而感到害臊。

然後兩個人就沒詞兒了。劉玉英規規矩矩地坐在椅子上，一副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的模樣。兩個腳尖，像那些守紀律的小學生，擺得挺齊，還稍稍往裡撇著。

賣肉的師傅想：這娘們真不夠味兒，來看病人也不在男人耳朵旁邊悄悄地說兩句私房話，臉上沒有一點喜興樣兒，氣色也不好，準是肉吃得太少。

因此，當陳詠明和郁麗文兩個人走進病房的時候，簡直像飛進來一對天鵝，讓他們覺得眼前猛然一亮。

劉玉英立刻站起來，搬動椅子：「陳廠長，您坐。」

陳詠明大手一擺：「你坐。」然後把病房環視一周，從修理雨傘的那個小伙子的床頭和大學老師的床頭搬來兩把椅子，一把給了郁麗文，一把自己坐下。對吳國棟說：「好久沒來看你，怎麼樣，有什麼困難嗎？」

吳國棟那木然的臉上，竟也現出一個公事公辦的笑容，如同人們在接待室裡常看到的那種。他堅決而迅速地說：「沒有，沒什麼困難。」生怕一猶豫，就會讓誰鑽了空子，從而拉他下水，去幹違法亂紀的事。

「那好，有，你就說，不要客氣。」

這時劉玉英對郁麗文說：「多虧陳廠長想得周到，給我換了個離家近的工作單位，又給小壯換了個離家近的托兒所，真是幫我們解決了大問題。」

修理雨傘的小伙子聽了，趕快從枕頭底下掏出了鋼筆和筆記本。

提起劉玉英調換工作單位的事，吳國棟咂嘴搖頭說：「聽說服務局趁勢向廠裡要了一輛卡車？」

「對，是賣給他們一輛。」

「這，不大符合政策吧？他們又沒有分配指標，又不是國家的基本建設項目。」吳國棟不是假意，而是真的覺著不合適。

「有什麼不合適？今年縮減基建投資，計劃調整之後，很多基本建設項目停建、緩建，產品的訂貨合同一下子減少很多，有的訂了貨還退貨呢。汽車賣不出去，我拿什麼給工人發工資，老向國家貸款行嗎？國家有困難，我們不自己找出路，難道都躺在國家身上吃閒飯？現在是誰有錢買，我就賣給誰。」他向病房裡所有的人打量了一眼，好像他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個買主，他隨時打算向他們推銷自己的產品。「今年我還打算發展新品種，生產摩托車，這東西今後市場需要量很大。」

劉玉英急了，吳國棟真是不近人情，得了便宜還賣乖。她也顧不上是不是打斷了陳詠明的話頭，插嘴說：「國棟，人家是給咱辦事，你怎麼還這麼說。」

陳詠明哈哈笑：「劉玉英同志，這點你就不如老吳。他這種精神讓我佩服，並不因為自身利益就放棄他的原則。當然，這原則對不對，暫且不說。我也不能因為做了什麼，就得他奉承我，何況這件事本來就是廠子裡該做的工作，談不上什麼幫助不幫助。」

吳國棟點頭稱是。他覺得陳詠明在這一點上，和他是相通的，可以互相理解的。因此陳詠明的這番話，他聽了心裡很熨貼。

劉玉英仍是非常過意不去。

郁麗文輕聲對她說：「別管他們吧，那是他們的事。」

吳國棟不放心地緊問：「拿計劃內產品的材料，生產計劃外的產品，部裡同意嗎？」

「向鄭部長匯報過。」

「他怎麼說？」

「他說：『機械行業的企業，今年幾乎都面臨著一個吃不飽、發不出去工資的問題，這一方面是由於今年計劃調整，基建投資減少，很多建設單位下馬了，對機械部門的需要自然減少，生產任務自然要壓縮。另一方面，大量進口也是一個問題。當然我們機械行業有我們的不足，可是這裡面也有我們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問題，很多機電設備明明我們自己可以做，卻不願意相信我們自己。難道我們都不行？三萬噸水壓機就是世界第一的水平嘛。當然我們不能怨天尤人，還得自己解放自己。根據三中全會的精神，要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權，要保護競爭，要有一定的市場調節，並且要使職工的收入同生產實際結合起來，體現按勞付酬的原則。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只有這樣才能把我們的經濟搞活，逐步改變吃大鍋飯和幹多幹少一個樣的情況。既然這樣，工廠任務不足就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盡可能找任務。不但要找飯吃，還要設法打開出口的銷路，競爭過外國產品。過去的情況是幹的不一定有人要，要的不一定有人幹，現在大家主動找活幹，總比讓工廠閒著由國家發工資強。而且這還能激發工廠搞好經營管理的熱情和主動精神，促使工廠樹立為用戶服務的概念；以質量求生存，以品種求發展的概念；做好供應配件工作的概念；使工廠的領導人懂得企業管理不是只管大門內的事，還要講究經營之道，學會做買賣。懂得除國家計劃外，還有經濟效益這一條。

『工廠拿了國家的基建費用，就有義務使機器天天轉動，拿出好產品給國家積累資金。你們這個廠，大風大浪也見過，困難的日子也過過，經驗也還有一點，辦法也還有一點，就看你這個廠長，你們這個領導班子的本事了。也許壞事變好事，這種局面正是機械行業改組的一個好時機。當然不可能一下子改變整個體制，但是突破一點是一點吧。總之，廠長們再照過去的老辦法管生產是不行了。三中全會要我們解放思想、開動機器，我們得把這個精神同我們的實際工作結合起來。』我覺得鄭部長把話說得挺透，至於具體怎麼做，那就靠我們自己了。」

吳國棟腦門兒上的抬頭紋加深了，每一條皺紋都像一個平躺著的問號，表示著極大的疑惑。

老辦法不行了。老辦法有什麼不好？生產計劃不是年年完成嗎？就說長春第一汽車廠生產的「解放牌」卡車吧，用的還是五十年代那套生產工藝，也沒見誰嫌不好哇，就那，年年還不能滿足需要呢。瞎改什麼，另改一套，還指不定行不行呢，不行的話，連這套也沒啦。

自己找飯吃？還講不講計劃經濟啦？吳國棟在黨校的時候學習過，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之一，這麼一來，還上哪兒去體會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吳國棟沒法說。部長說過了，廠長說過了，他還有什麼可說的？只有競爭過外國人這一點，吳國棟聽了還算順耳。不說別的，外國人身上的毛都比中國人多。在黨校的時候學過，人是從猴子變來的，這說明外國人比中國人離猴子更近，就憑這一點，中國人也比外國人先進，為什麼競爭不過老外？只要大伙心齊、玩兒命幹，別今天你一個主意，明天他一個主意，有什麼不行的。

再拿出五八年大躍進的幹勁，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就能趕上英國。當時有個歌怎麼唱的？啊，「……踢開困難，排山倒海，趕上英國老王牌……」多好的日子！多讓人留戀和嚮往的日子！每天都像踏著進軍號在前進，就像過去「十一」或「五一」天安門前閱兵式的那股勁頭，一個個胸脯挺得那麼高；腳步跺得咔嚓咔嚓響；胳膊甩得刷、刷、刷的齊……那麼些人就像一個人那樣聽使喚。後來為什麼涼下來了？唉，還不是總有人干擾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線。瞧瞧現在，社會上亂成了什麼樣兒？不知哪兒來的一股風，喊起「民主」來了，社會主義條件下誰感到不民主？只有地、富、反、壞、右才覺得不民主。啊，右，現在不算了，全都一風吹了。別說右不算了，連大寨也不行了，自由市場也出來了。老家裡來人說，連算卦的也出來了，牛鬼蛇神又出籠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在世，怎麼能有這種事嘛。

他自己也鬧不清從什麼時候起，一切都讓他看不順眼兒的感覺，像看不見的小蟲子一樣，鑽進了他的心裡，在裡面鬧騰、作祟。

一天天地、從早到晚，他都覺得日子過得不踏實，好像天要塌了。

他好憂心啊。

陳詠明卻饒有興味地看著劉玉英給吳國棟帶來的那瓶小菜，好像在研究菜裡加了什麼可口的東西，那興味並不亞於研究一輛新引進的汽車。他對什麼都有興趣，對什麼都全力以赴，所以他比實際的年齡顯得蒼老。而他的臉，也許正是因為兩種極端的混合才顯得如此動人：孩子般的真誠、執著，和飽經世事的沉穩。

陳詠明的談話使病房裡所有的人聽入了迷，別管是修理雨傘的小伙子，當文書的小老頭，賣肉的師傅，大學裡的老師。他們對三中全會的精神，也許領會得還不夠深刻，但不管是誰，只要他對生活還有那麼一丁點熱情，他就不可能不被這種談話所吸引。

若干年來，他們讀過不少中央全會的公報，聽過不少次會議精神的傳達，但那些經濟政策和自己的生活到底有多大關係呢？總好像說不清楚。現在讓陳詠明這麼一說，好像清楚了許多，原來都是老百姓心裡想著、盼著的大實話。

修理雨傘的小青年，收起了鋼筆，用手支著下巴，眼睛裡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來中央的精神是這麼回事，怎麼在街道學習會上就變成了乾乾巴巴的東西呢？如果讓這些部長、廠長們給講講該有多好。

就連當文書的小老頭，也流露出真正受了感動的微笑，再不是一成不變的、阿諛奉承的假笑。

教書的先生說：「嗯！你們部長幾句話就把中央的精神說清楚了。不簡單。」

賣肉的師傅，自有他表示崇敬的獨特方式。出於一種愛屋及烏的反應，他對郁麗文說：「郁大夫，往後您再買肉找我，您是要五花、裡脊、肘子、豬肝、蹄子……只管說。」

郁麗文掩嘴而笑。

陳詠明沒頭沒腦地搭了一句：「清醒的人是不痛快的。」然後看了看手錶，吃了一驚似的對郁麗文說：「八點多了，你餓壞了吧。」

郁麗文沒有回答，只微微皺了一下眉，表示他不該在這裡說這句話。

劉玉英果真忙亂起來：「哎，這，這是怎麼說的，您二位到現在連飯還沒吃。」她依次拉開吳國棟床頭櫃上的抽屜和櫃門，想要找些點心給他們。裡面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

教書先生從自己的小櫃上，拿過一個餅乾桶，遞給陳詠明：「這兒有餅乾，先吃點吧。」

陳詠明真不客氣，想吃幾片。他剛剛伸出手去，並且問郁麗文：「怎麼樣？來幾片吧？」

郁麗文忙攔住了他：「你和老吳還有沒有事？要是沒事，就回家吧。兒子們也許等急了，他們知道我今天不值夜班。」

陳詠明好像這才記起，他還有兩個兒子。「哦，沒什麼了，我不過是來看看老吳。」他又轉向老吳，「你還有什麼事要辦的嗎？」

吳國棟忙說：「沒有，沒有，您也挺忙，別老往這兒跑了。」說著就起身，準備送陳詠明的樣子。

病房裡的人也都全站了起來，好像陳詠明是他們大家的客人。

走到門口，修理雨傘的小伙子情不自禁地說：「您沒事兒常來？」

陳詠明咂了一下嘴：「唉，說不準。我倒是應該常來，可是明天早上一睜眼，就不知道會捲進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裡去，一拖就是很久，不能脫身。好吧，大家留步，別再送啦，再見，再見。」

十四

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現在，何婷正準備打第八個電話。

所有的渠道都已打通，只欠孔祥副部長一個批示，二女兒就可以留在北京工作了。

何婷看著辦公桌上的電話機，胸有成竹地一笑。這一局也是勝利在握。

可惜現在軍隊裡不委任女人做將領，不然，何婷照樣可以當一個不亞於任何男人的常勝將軍。

其實女人在征服什麼、佔有什麼、得到什麼的慾望上，比男人有韌性得多。

在別人看來，何婷的一生夠順利了。四五年參加革命的一個滿洲國的「電台之花」，很快地入了黨。她是一個有頭腦的、進攻型的女人，斷然不肯留在文工團裡，早就看準了「政治」這碗飯。於是她沿著政工部門的階梯：文書、幹事、辦事員、科員、科長……直至一九六二年孔祥把她提為處長。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她現在應該是局長。每每在電視上的國際新聞裡，看到馬可士夫人或柴契爾夫人周旋於外交場合的時候，她的嘴角上總是撇著冷笑。如果不是機緣不對，誰能斷定她不能成為馬可士夫人或柴契爾夫人那樣顯赫一時的人物呢？於是她便悻悻然地從電視機前走開，自怨自艾地坐在自己的房間裡生悶氣。從不氣餒的她，這時便會感到黃金時代已經杳然而去，她這一生虧得厲害。

什麼都讓她想發脾氣：掛曆上那個電影明星笑得太媚──她也同一般女人一樣，特別容易發現別的女人的缺點；老太太的紅燒肉燒得不爛；或是大女婿的吉他，撥楞、撥楞地響得她心煩；因為中風十幾年不上班，也不能陞官兒的老頭子，口齒都不清了，還嗚嚕、嗚嚕地要求她上這兒、上那兒，給他買這種或那種吃食，到了這種份兒上，七情六慾哪樣都不見減退。別看他走路磕磕絆絆淨摔跤，只要她照顧得稍不周到，就會到部裡去告她虐待他。

憑什麼她得攤上這麼一個丈夫？一吃東西，那些嚼碎了的食物便順著嘴角往下流，讓她看了噁心、想吐。隨時往褲子上拉屎拉尿，一走近他，就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但她還是希望他活著，拉屎拉尿也好，流哈喇子也好，只要他還在喘氣，每月一百幾十塊的工資就一個也不能少。

虐待？換個別人試試，誰能守這十幾年的活寡？誰能這樣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他？他偏癱的時候，何婷不過才四十多一點，因為生得白嫩，看上去還只有三十六七的樣子。如今雖已到了五十多歲的年齡，竟還有一個甜得讓人發膩，比十七八的姑娘還嫩的嗓子。她圖的什麼？榮華富貴？恩愛夫妻？同舟共濟？到了如今，事事竟還要她親自出頭露面疏通關係。像她這種資格、這種條件的女人，誰不靠在自己老頭子的身上享清福？中學時的同學夏竹筠不就是當著這樣的官太太嗎？要是老頭子不病呢？也該是個副部長了。誰能料得到今天？當初何婷嫁給他的時候，三十剛出頭的處級幹部，一米八０的魁梧漢子，英俊、漂亮。要地位有地位，要貌有貌，要才有才。唉，嫁男人真有點像押寶。

可是，只要她一走出家門兒，她就會像一頭覓食的母獅子，抖擻起全部的精氣神兒。

這會兒她便如一頭母獅那樣，伏身地上，慢慢地朝她的捕攫目標爬去，準備縱身一撲……

卻偏偏有人敲門。何婷不耐煩地招呼：「進來。」

房門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又是那個申請二米五立車的、某個水電站設備科的技術員。進門之後，就站在門口，不敢再往前多走一步，天生一個讓人坑蒙拐騙的角色，這種人跑設備，真不是材料。

上次他來的時候，何婷好像無意之中問了一句：「你們那山溝溝裡出木耳吧？」何婷最近對木耳極為關心，聽說它具有減緩血小板凝結趨勢的作用，因而可以減緩動脈血管的粥樣硬化，抑制心臟病的發作，還可以延年益壽。

「木耳？」聽他那口氣，好像一輩子也沒聽見過這個詞兒，更不要說見過木耳了。

真是沒見過的死腦筋，六十年代以前畢業的大學生多半都是這種派頭。現在是什麼時候了，經過一個「文化大革命」，連這點做人的經驗都沒學會。像上次，給馮局長老家那個小電站解決配套的機電設備，人家縣裡就知道拉些土特產來。又不是不給錢。這個人要不又是馮局長介紹來的，何婷早給他回了，拿到哪兒去也是堂而皇之的理由，早在多年前建成投產的項目，誰還包你一輩子。

那人說：「何處長，申請二米五立車應該附上的加工工件最大尺寸、加工量和加工件圖紙您看了之後，還有什麼需要我們補充的情況嗎？」

糟！忘了，忘了，她早忘了。而且那幾個表格扔到哪兒去了，她也記不起來了，應該及時交給處裡的人去辦就好了。這一段時間，她全副精力都投入二女兒留京工作的事情上去了。

唉，真是老了，記性也不好了。要在過去，一天要辦哪些事情，就是不用備忘錄，她也一條條地記得清清楚楚。

怎麼辦呢？她沉吟了一會兒說：「你是不是再補兩份，我們還要和物資部門、部機床局等單位進行交涉，一份是很不方便的。至於還需要補充什麼情況嘛──看看那些單位還有什麼要求，我們這裡倒沒什麼意見了。」

那人連連點頭：「那好，那好，明天我再送兩份來。」一點也想不到這裡頭有什麼蹊蹺。

「你請坐。」何婷推過去一把彈簧軟椅。

「哦，不，不，謝謝，我這就回去準備資料。」

「還有什麼事你儘管說。」畢竟何婷覺得心裡有些歉然。

「沒什麼啦，能解決二米五的立車已經夠照顧我們啦。」那人點頭躬腰，感謝不盡。

何婷送他到走廊。

「您請留步，請留步。」他一面點頭，一面退著走遠了。

在走廊裡何婷迎頭碰上了賀家彬，她想起分配給處裡的那張電視機購買證，羅海濤多次表示想要，他是她那個核心的中堅。這個人情還不該送？！別人不會說什麼，賀家彬也許會說怪話，先摸摸他的態度，其他人那裡好說。

「哎，老賀，處裡分到一張日本『三洋』牌電視機的購貨票，你買不買？」態度極其親密，好像他們之間從來沒有過什麼口角，好像他們打認識那天起，就是步調一致，利益一致，觀點一致的老戰友。

「我才不花那個冤錢買電視機呢，就衝那些電視節目。」哼！正中下懷。何婷知道他不會要。真蠢，不要也不說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就給老羅，你看怎麼樣？」好像賀家彬是支部裡的副書記，何婷沒有一件事不尊重他的意見。

「憑什麼？因為他是黨員，是支委，就該先給他是不是？人家辛工程師快退休了，再不給他，退休之後還上哪兒分票去？」

真不識抬舉，不論她幹什麼事，賀家彬都要唱反調。

「這不是和你商量嘛。」

給辛工？他對她有什麼用？一個就要退休的老書獃子。不行，她還得想個什麼藉口，把這票證給羅海濤。

何婷的臉上依舊堆著親密無間的笑，心裡卻想：下午黨委會就要討論你的入黨問題，等著瞧吧。

何婷安下心來，再去打她的電話。

「喂，誰呀？」

「曹秘書，我是何婷啊。」何婷笑著，笑聲裡透著無比的謙和。

她和每個部長的秘書都很熟。秘書，可真是個關鍵性的人物，別看他們的官銜都比她低，頂多不過是個副處級，可和他們接觸的時候，何婷反倒顯得低聲下氣。要想在部裡站住腳，或是通個天，往哪個部長的耳朵裡吹點什麼，或是探聽點消息，這是關鍵的一環。

花多少功夫，賠多少心力，都是上算的。

「啊，是何處長呀，有什麼事嗎？」曹秘書熱情得很，沒打一點官腔。

「我想跟孔副部長通個電話，也不知他這會兒忙不忙？你看現在請他接電話合適不合適，啊？」好像接不接電話的決定權在曹秘書那裡，其實她很有把握，孔祥一定會接她的電話。

「你等等，我給你看看去。」

「那太感謝你了。」

「自己人，客氣什麼。」

何婷聽見那邊放下了聽筒。接著她聽見電話撥到另一個機子上去的聲音。

「哪一位呀？」孔祥拖著長長的四川腔問道。

「哎呀，老首長，您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啦，您早把我們這些兵給忘嘍，您可真是官僚，我是何婷呀。」

這樣的埋怨，誰聽了也會覺得心裡癢酥酥的，只會呵呵地樂。

「啊哈哈──小何呀，這張嘴還是那麼厲害嘛，你好久也不來看我了嘛。」

「還小何哪，白頭髮一腦袋了。哪次去部裡沒去看您，」何婷說的是實話，這尊佛，能不拜到嗎。「您是個大忙人，要麼在開黨組會，要麼就外出了。我呀，主要是找您檢討去，您不知道，那個寫報告文學的賀家彬，就在我這個處。給部裡捅了那麼大的婁子，都怪我平時思想政治工作沒有抓好，情況掌握得也不及時，文章發表我才知道。孔部長，您就狠狠地批評我吧。」

嗬，那個痛心疾首。

「小何，不要有顧慮喲，這件事和你無關嘛，有人藉著這件事給自己樹碑立傳嘛，這個背景你哪裡曉得嘛，對賀家彬這種人以後注意加強教育就是嘍。」

「啊呀呀，還有這樣的事情，一篇文章，有這麼大的背景。」好像她真不知道，其實心裡比誰都清楚。

「還是不能忘記毛主席的話喲，不能忘記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現在有些人就是反對四個堅持嘛，打著三中全會的旗號，實際上搞的是資產階級那一套，衝擊黨的領導、衝擊黨的路線嘛，對這些人，就是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一提起專政這個字眼兒，孔祥頓時覺得像是喝了一碗蔘湯，嗓門兒也洪亮起來，說話也流暢起來，氣兒也粗了，腰也硬了。像一輛安了十個炮眼的新式坦克，嘎嘎嘎嘎，突突突突，管它前面有沒有目標，先他媽的放上一通。那聲音讓他心裡痛快，痛快得嗓子眼兒直癢癢，癢癢得直想讓他大聲喝采。

他老覺得，憑他的條件，他該當個公安部長那才過癮。

縱的，往上數，別說是查三代，就是查六代，他家也是祖傳的老貧農。往下數，兒子、女兒全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橫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叔、五大舅全是老區裡出來的。再說政治立場，哪次運動他不是左派？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當了個走資派，不過那個不算，十一大上已經否定了。

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經他的手就處決了幾個不法資本家和貪污犯嘛，別看汪方亮、鄭子雲比他級別高，那時候他們都被關了幾個月呢。

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上頭讓他打十個右派，他能打上二十個，現在全他媽的一風吹啦，不算數啦。多會兒看見了那些摘了帽的右派，他多會兒心裡不是滋味。那些人本該是對他點頭哈腰的奴才，這會兒卻跟他平起平坐了，他覺得他像是吃了敗仗，這叫人以後還怎麼工作。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他恨不得把機關裡的幹部編成連隊，搞成軍隊建制，那一套他熟得很。別看部黨組那些成員，開起辦公會，說起生產、業務，哇啦、哇啦地沒完，他簡直就插不上一句話，幹這個他是行家。

一九七六年「反擊右傾翻案風」，部裡開了幾十次批判會。後來地震，禮堂裡開不成了，是他給田守誠出了個主意，把會場搬到部大院門口開去。他特意讓辦公廳行政處新買了標語布，太陽一照，耀眼的紅，幾個大白字「誓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行到底」顯得格外醒目。沿著會場拉上了有線喇叭，那稀落的口號聲也顯得紅火多了，路上的行人不知他們在鬧騰什麼，來來往往圍觀的不少。那幾次批判會開得好不熱鬧，每次批判會，都由他親自作總結發言，一口一個「老右派」，「老賣國賊」，「我早就知道ｘｘｘ不是個好東西」這句話一時成了部裡廣為流傳的名言，因為大家恰好拿了這句話來回敬他。報社還來了個特派記者，他跟人家神吹一通：由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生產上取得了偉大成果，比一九七五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云云。是不是百分之十，他心裡也沒譜，不過按照過去的經驗，凡事往好裡說準出不了婁子，沒人真會去查。

就是到了現在，孔祥心裡也不服氣：「反擊右傾翻案風」哪一點錯了？看吧，現在的政策，一樁樁，一件件，哪一條不偏右？晚上下班之後，他常去老戰友家裡轉悠。圍著一瓶子酒，幾碟子小菜，一邊兒吭吭地往桌子上蹴著酒杯，震得酒瓶子直晃蕩，一邊兒發著心裡的牢騷：姓鄧的，認準了，跑不了你。你就是右傾反案風的風源，咱們走著瞧。

可是到了白天，一進辦公室，他又洩了勁。老鄧什麼時候才能出點婁子？他倒越幹越自信了。這兩年老百姓的日子好像過得風平浪靜，不開批判會了，不遊行了，不喊口號，不抓反革命了，那讓他幹什麼？孔祥感到了閒散的難受。

去年好容易讓他逮住一個茬兒，研究所裡的一個技術員政治學習的時候說了一句：「黨內民主生活，我覺得還不夠健全，有的人上台也沒經過選舉，只憑一個人的一句話，這和封建社會的皇帝傳位有什麼兩樣？」

孔祥立即讓政工部門把這個情況編入政工簡報，火速上報，就差沒在信封後面插上三根雞毛。簡報中還指出，這種言論是新形勢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那種認為階級鬥爭不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不再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的觀點，是一種極右思潮的反映。云云。

他還幾次三番地給公安局打電話，要求公安局把那個技術員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起來，那些天他可著實地忙了一陣。鬧得政治部跟著他團團轉，鬧得公安局左右為難，到了最後人家一聽是重工業部的電話都沒人願意接了，誰都怕和他沾包兒。電話裡，又是帽子、又是威脅、上綱上線，聽那意思，要是不按他的意志把那個技術員抓起來，他真敢告發公安局包庇現行反革命。

公安局的一位小伙子說：「我算服了這位部長了，比公安局還公安局，沒準將來咱們這個公安局全得讓他專了政。」

孔祥那一套話裡賣的什麼藥何婷全清楚，她的嘴角撇得像個瓢。

反正不是傳真電話，只能聽，不能看。何婷沒有工夫聽他過這個癮，也說不定一會兒就有什麼要緊事把他扯走，那她這個電話就算白打了。

「孔部長，我個人還有一件事要請您照顧一下呀。」

照理這事不便在電話裡說，去辦公室找他也不合適，讓秘書聽了去，誰能擔保他是拆台還是補台，有時一件事的成敗全在一句話。別看這個老頭，懵懵懂懂，糊糊塗塗，離了秘書話都說不清楚，「烏紗帽」的觀念可是一清二楚。只要有一句話讓他聽起來不那麼清楚，不那麼順當，琢磨三天也沒琢磨透，他這裡就得風吹草動，一推六二五。

何況這種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後門可以走，但萬萬不可招搖，否則這叫什麼後門。

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裡去。一九六二年那時候她還在幹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長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她提處長的前前後後，去得勤了一些，最後一次幾乎是讓孔祥的夫人攆出來的，當時那個尷尬勁兒，直到今天仍是記憶猶新。

何婷和孔祥確實沒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這一條：女人在男人那裡，比男人在男人那裡好辦事。在不喪失原則的情況下，利用一下這個有利的因素又有什麼不可。

她接著說：「我那個小女兒，就是妞妞嘛，小時候還叫您乾爹呢，大學快畢業了。咱們部裡的研究所正好有個名額，現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門已經同意要了，他們打了一個報告送到部裡，只要您批個同意這事就算妥了。」

「研究所？好像有這麼回事──」孔祥在回憶著。

「您已經看見呈文了？」何婷沒想到這麼快。

「不，不是。有人向我提過，說前不久研究所有個處長和他的老伴先後去世了，留下三個孩子。老二、老三還小，需要照顧，老大也是即將畢業的一個大學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

是這樣！不管怎麼說，孔祥不應該把這個情況當面捅給她，讓她怎麼往下說？又怎麼表態才合適呢？孔祥是不是有意拿捏她呢？何婷那白白淨淨的臉上，一霎間飛起了一塊塊不均勻的紅斑，像是得了蕁麻疹，她真恨不得把手裡的電話筒「叭」的一聲砸下去才好。

然而她不能那麼幹。她只是用力地拉扯著擰成了麻花一樣的電話軟線，「嘩啦」一下碰翻了茶杯，茶水浸濕了攤在桌子上的公文、保密手冊和玻璃板下的那塊絨墊，她一個巴掌把那些公文、保密手冊全都胡嚕到地上。

心裡罵道：裝什麼假正經。

當初孔祥的女婿，那個只學了一門階級鬥爭課的大學生，還不是靠著她的力量才安排到她這個單位來的嗎。這些人都是過河拆橋、不講良心。

一九七四年機關編制正逐漸恢復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有多少人趁這個機會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塞了進來，而幹校裡卻有好些等分配、懂業務的同志盼著回來。那些人，哪個人的家裡沒有大大小小的困難需要照顧？到頭來還不是被那些什麼都不懂，可是有門子的人擠到外地去了？這年頭，誰老實誰吃虧。

然而憤怒並未使她忘記對眼前這個局面進行冷靜的計算和剖析。

雖然在入黨申請書上，她填寫的是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終生，然而在身體力行上，她信奉的卻是自己的私利。退坡是不予考慮的方案。沒有那麼容易。

那三個孩子將會活上幾十年，有足夠的時間去為自己奮爭，而她的時間已經不多，不論她或她所能利用的關係，隨時都可能失去，到那時還能不能有人為她辦什麼事呢？她不敢保證。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為物質形式所代替，真是世風日衰，每況愈下。

事在人為！孔祥這段話，算得了什麼打擊？她怎麼能在一句話前頭敗下陣來。

別管他話裡究竟包含的是什麼意思，她現在只有裝傻，相機還得巧妙地提醒他：別忘了自己是怎麼回事兒。

「是啊，那三個孩子也真是應該照顧。現在安排個人，不像前兩年那麼困難。很多新的研究單位成立起來了，只要有真本事，還是有地方安排的。唉，要不是家裡實有困難，我真張不開這個嘴，工作這麼多年，我還從來沒為自己的事情張羅過。越是自己的事，越不好辦，不像給別人辦事豁得出去，什麼顧慮也沒有。我的情況您也知道，家裡那個病號，光帶他上醫院，背他上下樓就夠難為人了，還不要說其他方面的困難。我又是個處長，現在正是大幹『四化』的時候，哪一點做得比群眾差都不好交代。背著這麼個大包袱真影響我的工作，沒個幫手怎麼行呢？反正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又沒學會走後門，只有依靠老領導了，不用我多說，您也瞭解我的困難。這樣吧，您要不好辦，也別為難，以後再有什麼機會，想著您那乾女兒就行了。」

那邊的口氣立刻變了，準是想起了沒有還上的那份人情。「妞妞啊，把她這乾爹也忘了，讓她來耍嘛。」

行！有門了。何婷的情緒漸漸地安定下來。

放下電話之後，她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彎腰拾起剛才盛怒之下胡嚕到地上的文件、筆記本，拿塊抹布，揩乾桌面和玻璃板。玻璃板下，幾個孩子站在八達嶺上對她開懷大笑，一個個高大，健壯，漂亮，像他們爸爸年輕的時候一樣。什麼時候，他們的羽毛才能豐滿起來，不讓她這個老娘勞心了呢？排隊買飯的時候，何婷正好排在石全清的後面，她挺神秘地對他說：「吃過午飯，到我的辦公室來。」

什麼事呢？石全清心裡翻騰起來，一餐午飯也沒吃好，四兩米飯匆匆地、勉強地扒拉到肚子裡去。

是不是賀家彬在哪兒又逮了個茬兒，告了他一狀？或是他在申請福利補助時，把已經工作的兒子算在了供養人口之內，群眾有意見把給他的補助拉了下來？或是那日他在老錢家裡吃醉了酒，大罵何婷提工資的時候心裡只有羅海濤，而沒給他長一級，老錢把話傳給了她？石全清不知等待他的是吉是凶。何婷這個人，待人處事反覆無常，很難揣度。賀家彬的話倒挺中肯：「更年期的心理變態。」

好不容易挨到何婷大概吃完飯的時候，石全清走去敲門了。

一開門，就看見何婷拿著一桿秤在稱白木耳。石全清好傷心啊，就像一條忠心巴巴的狗，無緣無故讓主人踹了一腳那麼傷心。

那白木耳是石全清托一個電站採購員給何婷買的，早上人家剛送來。

何婷頭也不抬，兩隻眼睛盯著秤桿，把個秤砣前挪挪、後移移，打得老高老高的。說：「哼，刨去包木耳的報紙，每斤差不多少一兩，一共差了二兩。」

石全清真想說：「你秤砣不打那麼高，沒準就夠了。」

少二兩！少四兩也合算。一斤白木耳才八元五角錢，上哪兒買去。說是內部價格，說不定那個電站知道是何婷買的，往裡搭了錢吧。

難道她就是為了差這二兩木耳，才把他找來嗎？這女人，什麼邪事都想得出來，沒準她以為差的這二兩木耳，是他匿下來了。真不該經手給她辦這種事。

何婷從提包裡拿出一個大塑料口袋，石全清趕緊走過去幫她把塑料口袋撐開，耐心地等著她把那兩斤白木耳裝進去。

她拍拍手，撣了撣掉在身上的碎渣和塵土，這才走過去把門縫關嚴，然後小聲地對他說：「你知道老羅昨天上哪兒出差去了嗎？」

「不知道。」

「青島，為了你的外調。」

提起青島，石全清頓時覺得魂飛魄散。

他父親那一輩弟兄們，解放前在北平合夥開過布店，以他們家的股份最大。解放前夕他父親把他們家的股份抽走了，以石全清的名義在青島開了個紗廠。

不用說，誰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資本家賴是賴不掉的，實行贖買政策的時候，他還吃過定息。

參加工作以後，他從未向組織上交代過這個問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提出入黨申請的時候才被組織發現，他的組織問題十幾年沒有得到解決，卡就卡在這個問題上。

何婷曾多次在支部大會上為他開脫：「我們不要唯成份論嘛。」

郭宏才絲毫不肯妥協，那個工農幹部真是狹隘到家了。「這根本不是什麼唯成份論，而是隱瞞自己的歷史，對組織不忠誠老實，這是個原則問題。我認為他條件不夠，不能馬上發展。」

支部大多數同志都是這個意見，最後的決議是：「條件尚未成熟，不能馬上發展。」

等到郭宏才出差的時候，何婷竟背著支部把那條決議改為「基本符合條件」。郭宏才出差回來後知道了這個情況，就去質問何婷：「改成『基本符合條件』是什麼時候形成的決議？上次支部會後我就出差了，是不是支部又重新討論過？」

這個，何婷不能瞎扯。「沒有。」

「沒有，為什麼這樣改？」郭宏才立刻跑到黨委大鬧天宮，何婷栽了個大跟頭。

這次羅海濤又是為了這個問題外調去了。派羅海濤，顯然是何婷刻意的安排，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才能把石全清的資本家成份含混過去。

「青島的問題你得好好想想，應當怎麼辦。怎麼不去問問你姑父，到底怎麼回事？」

「唉，姑父有病，迷迷糊糊了。」

「問你媽呀。」何婷真是做到耐心啟發了。

「我娘記不得了。」

「嗨，你幫她回憶回憶嘛。」

何婷提出的「權威發言人」，既和石全清有最密切的血緣和社會關係，卻又不是直接參與剝削的石家兄弟。真高哇！石全清那麼機靈的人怎麼就沒想到這點呢，他是當局者迷嗎？不，不是，他沒有往那兒想的膽子。他幾乎被何婷那瞞天過海的本事嚇住了，竟敢如此胡作非為。僅從這點來說，石全清覺得他比何婷還夠個黨員。

光憑何婷這幾句話，剛才為白木耳所受的侮辱和委屈，也算值了。石全清臉上堆滿了討好的笑，心裡卻說：「娘們兒，我知道你心裡想的是什麼，你可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給自己再添一條狗腿。我現在是臥薪嚐膽，等我入了黨，轉了正，這些年低聲下氣受過的屈辱，全得找回來，你等著吧。」

這個馬拉松的會，已經整整開了三個小時，老頭們全累了、膩味了。一個個斜躺在沙發上，就跟躺在床上差不離，上廁所、接電話的次數也多了起來。

難怪鄭子雲在部裡作報告的時候總是站著講，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也不肯坐下。有人遞條子讓他坐下，他總是說：「咱們搞工業的應該有點朝氣，我看見有些廠子裡開會，簡直是躺著開，這不好。謝謝大家，我還是站著講好一些。」

何婷帶著明顯的傾向性，介紹了黨小組和支部大會討論賀家彬入黨的情況，她想利用黨委會的決議，推翻支部通過的決議。

何婷慣於耍弄小權術、政治上不大正派的毛病，方文煊早有所聞，可是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面對面地領教過。儘管自始至終，她從未和馮效先交換隻言片語，卻可以感到他們之間的默契。

對面座位上，馮效先已經換過兩次茶葉，提神的濃茶使他顯得精神抖擻。

人人心裡明白：馮效先在這兒等著哪。

他們又都裝著不知內情的樣子，陪著他在這兒沒完沒了地討論賀家彬的入黨條件。

馮效先最大的本事就是「泡」。開這個會，竟然換了兩次茶葉，就是一種打持久戰的架勢。

他能白花一元二角錢買那本雜誌？腳上這雙黑色馬褲呢的千層底布鞋，一雙才七元多錢。穿到現在還不褪色，新買的一樣。鞋面依然墨黑、墨黑，鞋底兒依然漂白、漂白。那一摞紙就值一元二角錢？看完之後，當大便紙都不好使，又硬又滑，還不如報紙。

要不是兒子說得那麼邪乎他才不買呢：「爹，這下你可全國出名了，有篇文章罵你『急流勇退』，你還不趕快看看。」

到底是自己的兒子。

因為花了一元二角錢，他從雜誌的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又是什麼《愛的生活》，又是什麼《戀》，說的全是那些墮落的女人、反共賣國的知識分子……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和黨唱對台戲又是什麼？賀家彬在局裡、部裡折騰得還嫌不夠，竟然折騰到社會上去，和這些人糾纏到了一起。

宋克在部黨組會上的發言，馮效先早已聽說了，自己赤裸裸地跳出來，很不策略，這個賬就是算，也不能算在明處。著什麼急？機會總是有的，眼前不就是個時機嗎？何婷提出的異議對馮效先很有利，完全為他撇開了對那篇報告文學懷恨在心的嫌疑，別管人們心裡怎麼想，大面上誰也挑不了理去。而對方文煊卻是一個火中取栗的難題。

刨去其他兩條不算，算一條就行了：群眾反映賀家彬作風不正派，多年來和萬群關係不正常。

談到前面的問題，老頭們還能各抒己見，說到這裡，全都低眉垂目裝聾作啞起來。

現在，這齣戲就看方文煊怎麼唱了。

萬群……

方文煊想起早上在機關門口看見她的時候，她連招呼都沒向他打，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知道她正在辦理調動工作的手續。

方文煊翻來覆去地想著這件事。這能怪他嗎？他出差的時候，馮效先擅自決定把她調到郊區的一個工廠，藉口是專業歸隊。

辦得這麼快，一定早就謀劃好了，方文煊出差回來才知道。就算他在局裡，如果主管政工、人事的馮效先作出這個決定，他又有什麼勇氣表示反對呢？方文煊不敢細想下去。除非萬群自己提出異議，而萬群又是萬萬不肯求人的。唉，他真是害了她。

現在何婷提出的這個問題，分明是馮效先對他的再一次進攻。

這真是欺人太甚了。這個問題，還想拿捏他多少年？他究竟犯了什麼法？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他是和萬群睡覺了，還是接吻了？他簡直想拍案而起，把他多年來憋在心裡的矛盾、痛苦、猶豫、自私、歉疚……一古腦地倒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讓大家看個明白。讓人們知道，他應該受到譴責的地方不在這裡，而在於他並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沒有勇氣和舊世界徹底地決裂。

而他們其實和他一樣，應該受到同樣的譴責。

方文煊臉色蒼白，渾身顫慄。他強迫自己鎮定。他不是賀家彬而是方文煊，感情用事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現。

他下了決心，非幹到底不可，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弄清楚。這樣一想，他倒平靜下來了。也許這是他能為萬群做的最後一件事，為她說清這不白之冤。

為什麼是最後？難道他們永遠不再見面了嗎？應該不再見面了。假如他沒有權力給，也就沒有權力拿。

「群眾反映？哪些群眾？討論接受新黨員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每一條意見都要有根有據才能服人。何婷同志，你是不是可以談得具體一點？」

何婷沒有想到，方文煊竟沒有設法迴避這個問題，這有點反常，不像他平時的行為。她心裡有些忐忑起來。「聽郭宏才說過。」

「還有別人嗎？」

「還有石全清同志。」

方文煊立刻走到電話機旁，撥了電話。「電力處嗎？請郭宏才同志和石全清同志到黨委會議室來一下。」

躺在沙發上的老頭們好像來了精神，一個個全都欠起了身子。

氣氛顯得有些緊張。牆上那個電表的大紅秒針，嗖、嗖、嗖、嗖轉得飛快，彷彿在驅趕著不願意往前走的時間。有誰喝了一口水，茶杯蓋磕在茶杯上，竟像響了個雷那麼驚人。

郭宏才一進門，臉上立刻浮起只有輕易不露聲色的莊稼人才有的狡黠微笑。

石全清看到這種場面，立刻低下了頭，慌亂的眼睛不知往哪裡看才好，像個被提審的犯人。

方文煊還想給何婷留點面子。女同志嘛，等著她自己證實。

何婷愣是穩住勁兒，不吱聲。

方文煊只有發問：「郭宏才、石全清同志，何婷同志說，你們反映賀家彬同志生活作風不正派，和萬群同志的關係不正常，現在請你們把具體情況談一談。」

郭宏才說：「沒有，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只說過，賀家彬同志不錯，能夠經常幫助萬群同志，這樣雪裡送炭的同志現在不多。」

現在不多……現在不多……這幾個字像回聲似的，在方文煊的耳邊繚繞，使他感到心頭一陣酸楚。

方文煊沒有回頭去看馮效先和何婷。

每張沙發上都發出一陣塞塞率率的聲音。

他把眼睛轉向石全清。

石全清用盡全力，想把自己的一雙眼睛固定在方文煊的臉上，然而不行，他只好越過方文煊的頭頂，看他身後牆壁上一塊淡褐色的漬痕，或牆角那個放茶具的櫃櫥，或那只紅色的電話機。「有一次，我看見賀家彬同志很晚才從萬群家裡出來。」

「幾點？」

「呃──十點多。」

「你確實看見他從萬群同志家裡出來？」

「是從他們那棟樓裡。」

「那你怎麼斷定他是去萬群家，而不是去別的同志家呢？那棟樓裡，住著我們局裡的好幾位同志。我知道的，我去過。」方文煊這時轉過臉來，磊落地看著馮效先。「馮效先同志，你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嗎？可以再落實一下。」

「看看何婷同志還有什麼意見？」

馮效先才不接這個球呢，誰拋出來的再拋給誰，他幹嗎給別人撿球去。可是，這個石全清是個多麼不中用的傢伙啊。

從郭宏才和石全清一進門，何婷就有了準備。現在，她既不說自己錯了，也不說他們對了，只說：「有些事情不便在這裡糾纏了，回頭我再找機會和郭宏才和石全清同志交換意見吧。」

確實有種人，當面被人戳穿謊言也不會臉紅。然而這發生在一個女人身上，未免令人毛骨悚然。

方文煊環顧四座：「這個問題看來清楚了吧？」他從那些點頭的節奏裡，看出一種要不是興高采烈，便是如釋重負的情緒。然後對郭宏才和石全清說：「那好吧，麻煩你們了，謝謝你們的幫助。」

郭宏才有點不捨地離去，他巴不得方文煊再問點什麼，好把何婷的一切假面拆穿。

石全清夾著兩條腿，好像屁股上有一條尾巴，生怕人走了尾巴還留在門裡，身子很快一閃，走出了黨委會議室。

「現在可以表決了吧？」方文煊的臉上，終於有了一些血色。他從煙盒裡慢慢地抽出一支煙，點上火，深深地吸一口。

「再研究、研究吧。」馮效先那拖長的聲音，表示著不滿和不甘。

「不是研究過了嗎。」有位花白頭髮實在不耐煩了。

「思想不是還沒有統一嘛。」馮效先又開始「泡」了。

「那還有個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集體嘛。」誰也不想再陪著馮效先「泡」下去。

方文煊這時才動了感情：「我們都是過來人了。想想當初我們加入共產黨的時候是個什麼心情？這是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啊。難道因為一兩個放不到桌面上的原因或一兩個人的反對，就非得等到統一了思想、全數通過才算數？要是他永遠也不打算統一怎麼辦？我們就拖下去，把一些好同志關在黨外？有些事情，可能是長時期統一不了的。這不像是買臉盆，你想買花的，我想買白的，大家遷就一下問題就解決了……我提議，現在舉手表決。」於是，方文煊莊嚴地舉起自己的右手……

通過！此時電話鈴卻響了起來，方文煊拿起聽筒，他的臉立時變得慘白。「醫院裡來電話，萬群同志車禍，恐怕已經無救了。」

馮效先一生也不會忘記，方文煊說這話時望著他的那兩道目光，像兩道銬住罪犯的枷鎖。難道他是個殺人犯嗎？為什麼這樣看著他。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嘛。

他畢竟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躺在沙發上，他直起身子，而後又站了起來，憋住正要噴出的一口煙。剛剛琢磨出來的、那些準備套住方文煊的連環扣，頓時全從腦子裡飛走了。哦，興許他是錯了，然而錯在哪兒呢？好像把一個判十年徒刑的犯人，和一個判死刑的犯人押在一個房間，臨到執刑的時候，卻把那個不該槍斃的犯人槍斃了。唉，這該怎麼說。

馮效先決不相信陰曹地府或因果報應之類的無稽之談，但萬群的影子就像貼在他的視網膜上，怎麼也抹不下去。特別是那天，通知她調動工作時的樣子：坐在他的對面，抱著兩個胳膊肘，瘦得像個骷髏。臉上的皮緊緊地貼在骨頭上，兩隻眼睛深深地凹下去，半闔著眼，似笑非笑地瞧著他，就像看一個走江湖的，玩雜耍的。

那笑容挑起他更加對立的情緒。他記得他當時心裡還這樣想過：你笑，待會兒有你哭的。

她沒哭，只是不笑了。還是那麼固執地看著他，瞇著一隻眼睛，像在看顯微鏡下的一個切片。好像他連走江湖的、玩雜耍的都不是了，而是能夠引起疾病的一種病原體。

能這樣地對待黨的領導嗎？能不對她進行一定的教育和挽救嗎？這樣下去她會犯錯誤，到那個時候，可不像調動工作這麼便宜了。

無論如何有一種想法他擺脫不了：假如沒有調動工作這回事，出事的那個時間，她會坐在辦公室裡，而不是騎著車子竄來竄去買搬家、捆行李的繩子，或是給孩子辦轉學手續……馮效先覺得心裡發悶，好像誰往他的心臟上捶了兩拳。

方文煊坐在汽車裡，不明白自己是去哪裡，又是去幹什麼。車子開得飛快，趕著去幹什麼似的，難道有誰在這快速的後頭等著他？早已沒有人等他、需要他，他也不再盼著什麼。

曾經有過，那等待。在幹校那低矮、潮濕的小屋裡。「這地方適合種植蘑菇。」──這是誰說的？想起來了，是賀家彬。難道他和她的感情只能像蘑菇一樣，長在那陰暗的、潮濕的、不見陽光的地方？他覺得汽車窗外掠過的那些樓房，行人，汽車，都在向他這輛汽車倒過來，或是往他這輛汽車的轂轆底下鑽。方文煊拍拍司機的肩：「小嚴，慢點。」，司機放慢了車速。心裡想，出了車禍老頭害怕了。

想起來讓人心裡發疼的人已經遠去。幾小時以前方文煊還在想，他們不應該再見了。對，這不是再見，而是告別，最後趕去看她一眼。邁進另一個世界的那一瞬間，她在想什麼？恨他，還是原諒了他？總以為從生到死是一個長極了的過程，他不是走了幾十年了嗎。其實生和死的距離竟是那樣的貼近，一秒鐘不到便已成為隔世，叫也叫不應，聽也聽不見了。但他為什麼不在她活著的時候來？「……我們已經將司機拘留起來了。」那穿民警制服的人，在醫院的門廳裡對他說。他還說了些什麼？說了出事的地點和經過。

這一切都已無用，她已經沒有了。上哪兒找去？也許那日光燈管，那天花板，那牆壁知道。然而它們沉默地嚴守著秘密，帶著一種懲罰的決心，不肯讓他知道。山、川、日、月，風、雨、雷、電，多少年之後，還會造就那麼一個小女人嗎？等到他們相遇，他還會認識她嗎？只要她還唱那「哈瓦那的鴿子」；穿那條綠色的花裙；歪著頭，睜著一雙那麼願意相信人的眼睛，問著：「是嗎？」

醫生向他講述搶救的經過──實際上送到醫院之前就已經死亡──那麼，誰來搶救他呢？難道那醫生聽不見，他的心正在撕成碎片並且發出哀痛欲絕的呼號嗎？沒有一個人安慰他，誰也不會知道，他失去了多麼珍貴的一切。這事情真顯得有些滑稽。到了這個份上，他都不能顯得喪失神志，或是放聲慟哭。這樣的滑稽戲他不是第一個演出，也不是最後一個。要是他現在突然得了心肌梗塞才好呢，那他就不必站著，不必點頭，不必說話……天，有那麼一大群人圍著他。他們在這裡幹什麼？好像在聽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腳步在地下室的樓梯上空空地響著。清晰、冷漠、無情。醫生領著他走向太平間。「太平間」，為什麼會是這麼一個古怪的名字？對了，到了這裡，倒真是永久地太平了。對於死者是這樣，那留下的該怎麼辦？未必只有他一個人落到這個境地，別人一定也經歷過，他們是怎麼熬過去的？醫生懂事地在門口停住。

謝謝。

假如醫生不進去更好。

但醫生並不知道萬群對他意味著什麼。

真冷！她不是在這裡冬眠吧？一塊塊長形的白布。每一塊神秘的白布下，都是一個結束了的故事。驚濤駭浪後的歇憩。

２５８３２。她已經變成了一個號碼。這便是她最後的收入。不算少。這號碼會跟著她火化嗎？不，那裡，火葬場，還會給她一個號碼。他寧願變成那個尾數。

清洗得很潦草。這是真正的血肉模糊。扁了的腦殼上，頭髮一綹綹地被凝了的血漿粘在一起，東一撮、西一撮地矗在那裡。這頭髮，果真在春風裡飄動過嗎？他看見過，像飛動著的鳥的翅膀。

被血染污了的腦漿，儲存過痛苦多於歡樂的記憶。他真想找到，哪一部分儲藏過關於他的。是淌到耳梢的那一些嗎？為什麼它不會說話？方文煊不能相信，這一堆黏乎乎的、正在變成腐質的東西，產生過她的思維和情感，主宰過她的靈魂和肉體。雖然到頭來人人都是一樣，然而這畢竟不同，這是她。

那張臉，像被不耐心的孩子捏過的橡皮泥，不等捏出什麼形狀，便丟在一邊了。再找不到眉毛那規整的線條。曾經那麼富於表情的嘴唇，竟沒有表現最後的痛苦，卻像孩子一樣任性而賭氣地噘著。

這裡為什麼連一張椅子也沒有？方文煊覺得站立不住。

大約從來沒有人坐在她的病床旁邊，悄聲細語地陪伴過她。她過著多麼寂寞的日子啊。這窄小的白布單子，白布單子下彷彿縮小了的身體，血肉模糊的頭顱，歪扭了的五官，無一不在替從不說出半個苦字的她，傾訴著命運對她的不公正。現在，她去了，卻把無言的譴責留給了他。

哦，醫生，為什麼你不譴責、你不輕蔑，卻這樣畢恭畢敬耐心地等待著？唉，人們經常看到的，只是那套虛假的面具。再沒有什麼可怕的了，醫生，願你記住這荒誕的故事。

方文煊真想在那腫脹起來的，帶著血腥味的嘴唇上吻一下，最初的，也是最後的。但他沒有那樣做，他覺得，那嘴唇似乎憤怒地扭動了一下。不會吧？也許是他眼睛裡飽含的淚水，把眼前的一切變得恍惚了。

十五

簡直像雷根在作總統競選演說。

為什麼開這個會，為什麼說這套假話，騙別人可以，騙不了汪方亮。

上一個回合下來，是八百八十七比四百零六，鄭子雲當選為重工業部十二大代表。

聽田守誠講話真是膩味透了，還不如回辦公室裡去批文件，或是看小說。

可是田守誠剛剛開講，汪方亮一時還不便開溜。

汪方亮開始一個個地研究台下那些人的臉，省得自己犯睏。

坐在犄角上那個胖乎乎的女同志打了一個哈欠。據說打哈欠這東西傳染，真的，她旁邊的人也打了。他趕緊捂上自己的嘴，不看他們，再往別人的臉上看去。

房管處那位會吹喇叭、抬轎子的處長，就坐在第一排的正當中。又是往小本上記，又是頻頻地點頭，一臉的虔誠，像聽皇上的聖諭，只差沒跪下去領旨。汪方亮早就玩過這套把戲。凡是聽到他不愛聽的牛皮經，他也是這麼裝模作樣地點著頭，裝模作樣地往小本子上記。其實呢，他不過在推敲本子上他寫的詩句。幸好那時還沒人敢翻他的筆記本，若有人翻了，沒準那時候就得蹲笆籬子，用不著等到「文化大革命」。比如他還記得這樣的兩首：

光陰一逝如流水，歲歲西樓。今又西樓，鼠嘯蟲吟幾度秋。

小窗遙望中天月，儘是閒愁。豈是閒愁，落葉西風正滿頭。

又如：湖中峙一樓，四望景物收。山水淡墨染，蚱蜢鏡中游。古塔浮雲接，層巒星斗留。晚煙四處起，回步憶春秋。勾踐亡吳後，歸來不用謀。西施隨范蠡，寂寞五湖舟。千古舊江山，奸梟同一籌。有詩題不得，揮筆畫吳鉤。

當年在延安的時候，每每中央領導作報告，江青不就是坐在第一排，一邊頻頻地點頭，一邊往小本上記著嗎？汪方亮和江青在延安黨校學習的時候，竟有坐過一條凳子，共用過一張桌子的榮幸。

那時候，拉她唱段小曲，她就得唱一段。「文化大革命」當中，為了幾十年前聽過的那幾段小曲，汪方亮坐過十年的牢。這叫無毒不丈夫。

田守誠也愛講這句話：無毒不丈夫。

這回又來了：無毒不丈夫。

田守誠十二大代表的資格，早已劃歸Ｇ省名額確定下來。這種辦法科學嗎？Ｇ省的黨員認識他的有幾個？就算他在那裡出生，又在某市、某縣工作過，接觸過那裡的一些黨員，但那數量又佔Ｇ省全體黨員的幾分之幾？恐怕好些人連他是不是黨員都未必知道。他卻要代表Ｇ省的全體黨員去參加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代表他們去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他知道Ｇ省黨員心裡想的是什麼、盼的是什麼？他們又知不知道他是個見風使舵的風派人物？他心裡究竟有多大一塊地盤，裝的是人民群眾，黨的事業，國家的繁榮昌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發展……而不是個人的陞遷之道。

現在田守誠正想盡一切辦法，把鄭子雲十二大代表的資格弄下來。

這絕不僅僅是狹隘的個人之爭，而是目前黨內僵化保守和改革前進兩種力量之間的一種較量。

上鄭子雲，無疑等於給改革派增加了一個亡命徒。

田守誠今天的講話，一掃過去那種嗯嗯啊啊的官腔，甚至還顯出一些結結巴巴的樣子，活像一個循規蹈矩的模範兒童，因為趕著看一部新電影，沒有給瞎眼的老爺爺帶路所發出的懺悔一樣的沉痛。

想不到田守誠還有這一手。

「……『文化大革命』以後，新黨員發展了不少，其中有些是不夠標準的。老黨員中有些原來是夠標準的，現在也不那麼夠標準了，我就是一個嘛。」

台下的人立刻嗡嗡起來。汪方亮看見，房管處的處長感動得幾乎淚飛涕零，不斷地向左右鄰座，發出嘖嘖的歎賞，像舊戲園子裡「玩票的」角兒，花錢雇來的捧場。

「我的工作沒有做好，思想跟不上形勢，生活上搞特殊化……

群眾意見很大。我已經向中央領導同志寫了報告，向有關部門寫了檢查，現在，我向全體同志檢查，我一定立即改正，付諸行動。」

說得痛心疾首，幾乎聲淚俱下。

房管處處長，竟帶頭鼓起掌來，跟著就是海潮般捲過全場的掌聲，那掌聲裡，透著真誠的感動。

多麼善良、多麼寬容的群眾啊，那麼容易糊弄。

就在開會之前，田守誠還對林紹同憤憤地說：「讓我搬家？沒那麼容易，房子不合適我還不搬呢。我也不能睡到馬路上去。批評我？咱們挨著個兒往上數，誰的房子不比我大、不比我多，現在拿我開刀。」

田守誠越想越窩火。根據他多年的經驗，事情的起端決不是房子，而是房子後頭的什麼。他感到一種巨大的威脅，正慢慢地向他包抄。這讓他想起夏日裡飄忽的雲，眼看著它慢慢地遮住太陽，那欣欣向榮的景象便在它無聲無息的影子下，變得暗淡起來，失去了生氣。從小田守誠對雲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懼，他曾多次在那雲影的追逐下奔逃，總以為可以賽過它去，可是它慢悠悠地，毫不費力地就把他罩在陰影裡了。

這種預感，決不是毫無緣由的神經過敏。三中全會以後，他感到頭上像是張了一個口袋，而且那口袋慢慢地，日益地縮緊了。他對自己越來越沒有信心，他的的確確感到時代變了，再照過去那套辦法混日子難了。過去只要得到一個人的寵信，便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韙，現在靠耍弄權術，耍嘴皮子不行了，而要取信於黨，取信於民，撲下身子真正地幹。

他做過的那些事，真像別人說的，「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

真有點霸王別姬，四面楚歌的味道。

現在人們都不念舊情了，只講「四人幫」時期的表現。

「四人幫」剛粉碎的時候，田守誠確實慌亂過一陣子。他的一個老戰友和某副總理關係較熟，每次看到那位同志，田守誠都要對他說：「老闆對我們重工業部有什麼說法，請給通個消息。」

過了一陣，好像沒有什麼動靜，於是他代表部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在全部職工大會上宣佈：「我們重工業部，沒有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

不久以後，各方面對一位副部長議論很多，那是田守誠當初為了表示支持造反派越級提拔的，實際上那個人和「四人幫」沒多少牽連，不過言論中隨大流的時候多了一些。還有一些事，是田守誠有意把他推出去出頭露面打頭陣，因此在群眾中造成一個印象，他是積極跟隨「四人幫」的。

揪出這個人等於把田守誠也抖摟出來，雖然他心裡清楚自己不能算是上了賊船，但眉來眼去，賣身投靠還是沾得上的。田守誠不能不保他，因為很多事都和自己有牽連，但不拿一個出來批，又好像自己對清查運動不積極。經反覆斟酌，還是決定先給上上下下造成一個積極參加清查的印象。

批判會名義上開了五十多次，實際上是指定一兩個人唸唸批判稿。田守誠還多次在批判會上說：「他是部長，和下面接觸不多，處長以上揭發一下就可以了，因為職務關係，可能會涉及到一些國家機密，因此不要擴大，要保密。」

還說：「只要說清楚就行了，部長照樣當。不是有些人省委書記照樣當，中央委員也照樣當嘛。」

那位副部長，竟一點不體諒田守誠的苦情。本來嘛，他很謹慎，事事都請示了田守誠。清查運動一開始，田守誠還同他秘密協商過，要他出面把一位主要的副部長拋出去，一來可以解決清查對象的問題，又可以搞掉自己的一個對手。後來田守誠看看上面的態度不是那麼回事，又同這個人商議，暫時不要發動。

現在他不明白，怎麼一下又弄到他的頭上，田守誠反而什麼事也沒有了呢？因此，每每批判會結束時，他都要指著唸批判稿的人，大罵一聲：「胡說八道！」

最滑稽的是清查小組的成員，還是那幾個「三朝元老」。一九七六年初掛的是「批鄧辦公室」的牌子；「四人幫」揪出來以後，掛的是「揭批『四人幫』辦公室」的牌子；清查運動一來，掛的是「清查小組」的牌子。有人做了句打油詩：「老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

還有人匿名送來一塊木牌，正面寫的是「批鄧辦公室」，背面寫的是「清查小組」，他們想用哪一邊，翻個個兒就行，便當得很。

田守誠故作鎮定地說：「誰不相信我們，可以向上寫材料。」

前前後後，只用了五個多月的時間，田守誠就草草收兵了，還在全部職工大會上宣佈：「揭批『四人幫』的運動，重工業部和全國的形勢一樣，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越來越好。現在運動已經基本結束，重工業部二十多個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已經基本查清，基本解脫。」

遺憾的是這位副部長很快就揭發出，田守誠在一九七六年重工業部的展覽會上，親臨現場指揮，把大廳的大幅橫標「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改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成果」。

又揭發出：一九七六年七月攻擊國務院務虛會，是田守誠的主意。那人說：「叫我怎麼說呢，我在全國計劃座談會上的發言稿，抄的是田部長的稿子，抄了第一個問題，又抄了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以後我不抄了，乾脆把田部長的稿子貼在後邊了。」

回想起來，後悔無窮。那一切全發生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之前的幾個月。真是鬼迷心竅。

一九七六年周總理逝世以後，幾乎所有的副總理都因病休息了，經常出來活動的只有張春橋。他以為大局真就那麼定了，以為自己看準了方向……

從此，他像比人矮了一截。汪方亮也好，鄭子雲也好，還不是因為這些事，處處都想壓他一頭。想幹什麼？看準了他的位子嗎？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龍在淺灘遭蝦戲。

一切他都忍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然而十二大代表，說什麼也不能讓鄭子雲上去。第一回合還不算定數，事在人為。這也許是他最後的一搏了，不可能再有一次，機緣、年齡、局勢，都對不上茬兒了。假如他注定要沉下去，他也得拽住鄭子雲一塊下沉才算夠本兒。說實話，他究竟比誰壞到哪兒去？鄭子雲又比他好到哪兒去？如今，想要卸磨殺驢呀？！他田守誠還是幹過工作的嘛。

讓他伸著脖子等刀落下來？笑話。也不看看他是誰。

小雞子臨死之前還蹬踺幾下腿呢。

田守誠像演出成功的名角，矜持而得意地笑著。汪方亮真想把田守誠推到一邊兒去，站起來說：「扯淡，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

光天化日之下，有這麼騙人的嗎？明明是田守誠和孔祥把上級機關批評田守誠的文件扣壓了兩個多月，對全體黨組成員進行封鎖。

孔祥給上頭回話時還振振有詞：「這件事關係到黨組書記本人，別人不好說話。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部長鄭子雲同志又生病在家，最近無法討論。」云云。

這是田守誠的主意，憑孔祥那個腦袋根本就想不出這些話。

後來在上級機關屢次查詢處理結果的情況下，孔祥才不得不拿給鄭子雲看。

鄭子雲也太認真，當時就發起火來：「你們有什麼權力扣壓上級機關的文件？有什麼權力對黨組成員封鎖隱瞞？我必須提醒你，這是嚴重的瀆職行為。這個問題，我建議你們將來在黨組會議上，對全體黨組成員做個嚴肅的交代。現在請你立即把這個文件送黨組同志傳閱，並且召開黨組會，按照文件要求提出處理意見，將結果上報。」

孔祥這才不得不拿給黨組成員看。還讓林紹同在一邊兒眼也不眨地守著，生怕那個文件會化成一股煙兒飛了；又好像那是政治局常委的會議紀要，他們一個個全是竊國大盜，會把這東西傳給自己的秘書、朋友、親愛者，然後賣給外國間諜，賺上一筆大錢；又怕他們會摘記要點從而擴散開去，使懷恨田守誠的那些人，腰裡又多別上一顆手榴彈……

接著，鄭子雲又給全體黨組成員寫了一封公開信，認為上級機關的文件是實事求是的，建議黨組認真研究討論，做出相應的決議。現在群眾意見不少，如果黨組在處理這一事件中態度鮮明，原則堅定，措施有力，對機關中更好地樹立原則空氣，糾正不正之風，振奮革命幹勁，加強安定團結會起很大作用。如果黨組不能正視群眾意見，態度模糊，措施無力，只會使群眾意見更大，使機關更加渙散。

結果怎麼樣？田守誠還不是拖到汪方亮和另一位副部長出國考察、在京黨組成員不多的情況下，才開會討論，不了了之。會上沒有作出任何相應的、實質性的決議。那些違法亂紀、抗拒調查、欺騙中央、打假報告等等不正之風，根本沒向上級機關如實報告也未進行任何處理，上級機關的文件更沒向全體幹部傳達……蓋子一直到現在還捂著。

要是汪方亮才不會這麼幹呢，等著上頭再查嘛。要是上頭真有決心，肯定會把這件事擁個底兒朝天，乾淨徹底地解決好。如若虛晃一槍，憑你鄭子雲能折騰出什麼名堂？那邊萬一撤了火，鄭子雲不就曬在那兒了嗎？何必弄得那麼僵，以後還怎麼共事呢？在這點上，鄭子雲真不如田守誠有功夫。要不田守誠怎麼能當第一把手呢？其實當第一把手，說容易也不容易，說難也不難。

最大的訣竅就在於平衡好上、下、左、右的關係。有這才能的人不多，汪方亮自歎弗如，但比鄭子雲還是強一些。

「……由於『四人幫』的毒害，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亂，以致在一些同志中間是非不分；好壞不分；香臭不分……比如，不上班的搗蛋，上班的反而成了混蛋……」

來了！進入了實質性的發言了。

這指的是鄭子雲。

汪方亮站起身來，把椅子弄得砰砰亂響，倒背著手，大搖大擺地從台上這一頭走到那一頭，他真要回辦公室歇著去了。

汪方亮一點也不喜歡這棟辦公樓，窗子很小、結構笨重，像一張大臉上生了一對小眼睛。結實得像一架重型轟炸機，七六年地震的時候紋絲沒動。當初基建的時候，不知往地基裡灌了多少噸水泥，反正重工業部有的是錢。

因為窗子小採光不好，即使在大白天，走廊裡也要開著燈。長長的走廊，看上去像十三陵地下宮殿的甬道。

沒去聽報告的人不少。聽得見打字機在咔嗒、咔嗒地響著，有誰在走廊的拐角那裡談笑，儘管壓低了聲音，還是可以隱約地聽到：「宋克這回慘了，聽說黨組提出的副部長候選人裡沒他。」

「該！他以為排擠陳詠明就能輪上他呢。哎，有沒有陳詠明？」

汪方亮停住腳步，有興味地接著聽下去。

「好像有。」

「看來部黨組還過硬，田守誠那一夥人也不見得就玩得轉。」

「沒那麼簡單，這是個勢均力敵的局面，這次你進了我退點，下次我進了你退點。」

「你這傢伙老他媽陰陽怪氣的。仔細想一想，三中全會以後，田守誠那一夥風派人物不是節節敗退嗎？再想搞鬼，不那麼容易了。」

「你還是個『歌德』派啊。」哧、哧、哧，那人笑了。

「該歌德就得歌德。有希望，你信不信？」

「唉，是這麼個情況，不過困難不少哇。這不，就拿咱們這個小小的部來說，田守誠不是又發動攻勢了嗎？」

……

汪方亮暗笑，哪裡來的兩個「軍師」。真成問題，現在黨組開什麼會，研究什麼問題，下面很快就會知道。

像汪方亮這種經歷過很多事情的人，什麼衝動、激動、感動之類的情緒，已經像快要採盡的礦源，可是那兩個人的談話，競讓汪方亮心裡發熱了。他心裡生出一種感謝之情，感謝什麼呢？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他感謝人們對中央的信任，感謝人們對目前仍存在的許多困難，國家尚不能迅速解決的諒解……汪方亮原以為，這些感情，許多年來人們已經失去，而實際上，它正在恢復……緩慢，可是有希望。就為這個，也得再好好地幹上幾年，老百姓在盼著呀。

是啊，人人只說當官好，可是想過沒有，自己的一言一行，實際上成天被群眾拿著戥子在稱呢？也許有一天，職務的陞遷，不是以級別、工資、幹部待遇為標誌，而是以更多的責任和義務為標誌，就像巴黎公社那樣。那就會像沙裡淘金一樣，提煉出真正的人民公僕，淘汰掉那些昏聵的官迷。

怎麼，他竟也發起鄭子雲那套書獃子的議論來了。

他掏出鑰匙，打開辦公室的房門，一回頭看見蕭宜抱了一小摞白紙走了過來。

蕭宜向他點點頭，也拿出鑰匙去開田守誠辦公室的門。

蕭宜那條過短的、露著花襪套和一雙豬皮鞋的褲腳──他的每條褲子都是那麼短，是布票不夠嗎──以及他那副總像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表情，老是引起汪方亮的同情。

尤其最近，汪方亮知道蕭宜心裡更不舒暢。

田守誠又在搞平衡。蕭宜不過是這裡面的一個犧牲品。這就像有人下棋，有人就得當棋子兒，讓下棋的人在棋盤子上摔得叭、叭直響，沒準還要被摔成兩半兒。

自從一九七七年底，那位在清查運動中被田守誠拋出來的副部長被撤職查辦之後，「文化大革命」中支持過他的那一派群眾，對田守誠怨聲載道，都在罵他：「過河拆橋，忘了你怎麼上的台，壞事幹得一點不少，部長的烏紗帽戴得還挺牢。」

田守誠的的確確是靠著那一派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被結合進領導班子的。

於是，往上告狀的、寄揭發材料的不少。

田守誠不在乎人家罵。罵又怎麼樣，能把他的級別罵掉，還是能把他的烏紗帽罵掉，還是能把他的工資、房子罵掉？該忘本就得忘本，不然記著那麼多東西，背著那麼多的債，人還往不往前走？只是那些揭發材料讓他發怵，所謂知情者也。

怎麼辦？他想出這一手，給另一派頭面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作個政治結論，滅滅他們的威風，平息一下清查運動中受挫一派對他的憤怒。

蕭宜從來沒有感到過什麼威風。當初只不過是一種獻身的熱情。他常恨自己生得晚，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沒能在革命戰爭年代為黨的事業衝鋒陷陣，是一生的最大遺憾。終於趕上了一個「文化大革命」，可以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拋頭顱、灑鮮血……現在又要重翻老賬，給他做政治結論了。他有錯沒錯？有，他的錯在於給人當槍使，幹了好些讓他後悔莫及的蠢事。

直到現在，見了曾是對立派的同志，蕭宜還感到無限的悔恨和歉疚。他們為什麼要像仇人一樣地互相廝打，狂罵？好像一個失去了理智的人，用自己的右手砍斷自己的左手……那時候，他們都是瘋子。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瘋子，希特勒是戰爭瘋子。

汪方亮叫住他：「蕭宜同志，許久沒過問你的事了，你的結論最後是什麼？」

蕭宜似乎不大願意談及：「『運動中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理由是我有反對某副總理的言論。」

汪方亮勃然。照這樣下去，將來反對某副部長也會成為嚴重的政治錯誤。什麼時候了，還搞這套極左的玩藝兒。「你簽字啦？」

蕭宜冷然一笑：「沒有。這道理說不過去，我不準備接受，現在正僵持不下。」

得幫蕭宜想個辦法，硬頂也不好。對付田守誠，汪方亮相當有辦法，他摸透了田守誠的脾性：烏紗帽重於一切，自身利益高於一切。抓住這個特點，就能牽著他的鼻子走。

設計院有個副院長，因為給田守誠提過意見得罪了他，三年沒給人家分配工作。那位副院長找汪方亮幫忙，汪方亮就對田守誠說：「聽說那位副院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整過你？」

田守誠不知汪方亮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很謹慎地說：「沒聽說呀。」

汪方亮一驚一乍地說：「哎呀呀，你這是背了黑鍋了。很多人在下頭議論，說他三年沒分配工作，是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給你提過意見，你現在是報復人家。」第二天田守誠就過問了這件事。

汪方亮的另一位朋友，田守誠也是一直不給安排工作。

汪方亮做出老謀深算的樣子對田守誠說：「老陳這個人你得安排工作。」

「為什麼？」田守誠問。

「你現在不給他落實政策，將來組織部會落實。這個人情你不送，讓組織部去送？他有點祖傳的醫道，對疑難症很有點辦法，他那裡四通八達，找他看病的人，什麼品位的都有，」說到這裡，汪方亮有意放低了聲音，「而且聽說他的嘴很不好。」

不出一星期，陳局長安排了工作。

汪方亮走過去，意味深長地對蕭宜說：「你拿著那個結論去問問田部長，反對某副總理是嚴重政治錯誤，反對鄧小平副總理算什麼性質的錯誤？不逮偷牛的，逮那拔橛的，有這個道理嗎？」

這時一位勤雜工人走了過來，對汪方亮說：「汪部長，您昨天下班的時候沒有關窗，弄得滿屋子都是灰，我們打掃衛生可麻煩啦。」

「是嗎，啊喲，我忘記了，實在對不起。」

蕭宜把從打字室拿回來的、那一疊剛剛打印好的文件，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摔，上面的幾頁，散亂地飛落在地板上。蕭宜也不去撿，只是用腳連踢帶捻地踢到牆角裡去。

那份文件既無抬頭，又無落款，文件上的每一個字，像一隻隻居心叵測的眼睛，囂張地、陰險地看著他。

一，重工業部的十二大代表，已有部長一名在選，另外兩個名額，不宜再安排部一級的幹部。

二，代表年齡，不得超過六十五歲。

三，另外兩名代表，應在業務幹部中推選。

右角上，還印有「絕密」二字及發至各支部的字樣。

既然厚顏無恥到這種地步，何不痛痛快快地寫上：不准選鄭子雲。

真敢幹！就在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就在國務院下面的一個直屬部。

這還像個共產黨人嗎！蕭宜想起馬克．吐溫的小說《競選州長》，然而現在早已不是競選州長的時代。

蕭宜恨不得劃根火柴，把這疊東西燒掉。他抱著雙肘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自然，這是有計劃、有步驟的，包括田守誠正在禮堂裡作的動員報告。動員什麼？動員大家不選鄭子雲。

他的心跳得快極了。他一再對自己說：「冷靜，冷靜。這和你有什麼關係，誰當選還不是一樣？」然而，另一聲音卻在他心裡頑強地呼喊，憤怒地指責：「你還是個共產黨員嗎？你能對這樣的事聽之任之，無動於衷嗎？」

可是，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踐踏的赤誠，他又硬起了心腸。何必為別人賣命？別人？誰？難道這代表的榮譽是某個人的私有物？選舉自己信任的、符合標準的代表，不是每個黨員的權利和義務嗎？不選鄭子雲，難道讓田守誠這樣的利祿之徒，代表重工業部和Ｇ 省的黨員去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然後再爬上中央委員的地位，利用職權為非作歹？他拿起了桌上的電話……

哦，算了，算了，不就是這一個人嗎？他又把話筒放下。

也許就在某個關鍵的時刻，比方說，某個關鍵的表決，就差這一票呢？蕭宜用拳頭捶自己的腦袋。

電話鈴響了。

是田守誠的夫人打來的。「老田呢？老田不在？告訴他，今天早點回家，Ｄ工業部的Ｈ 部長晚上請我們吃飯。」

一句問好也沒有，一句謝謝也沒有，好像蕭宜是個收錄兩用機。

蕭宜知道那位Ｈ部長，就在五屆人大會議上，竟還提出把誰誰英明、偉大寫進憲法裡去。

這一夥人，又在串聯什麼。大概他們要在十二大上做文章。

蕭宜從那一疊文件上拿起一張，折好，放進上衣口袋，把其餘的送到裡間田守誠的寫字檯上，然後把辦公室鎖好，噔、噔、噔，三步並成兩步地下了辦公樓。在車棚裡找到自己那輛破自行車，往鄭子雲家裡，飛車而去。那樣子，真像唐．吉訶德騎在那頭小毛驢上，可他覺著自己像是騎了一匹高頭駿馬，耳邊是馬蹄嚼嚼，軍號嗒嗒。

鄭子雲簡直沒法相信。他把那張被他揉成一團的紙，又重新攤開，撫平。一、二、三條，寫得清清楚楚，哪一條也是目標明確地指向他。他把那紙丟在茶几上，身子更深地埋進沙發裡去。暮色裡，傳來了嗚嗚的黑管聲，讓他聯想起古代邊塞上的號角。

他想起蘇軾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湮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他聽見夏竹筠帶著外孫子回來了，可能新買了一挺玩具機槍，整個單元裡充滿了那挺機槍的嘎嘎聲和外孫子的叫喊聲。鄭子雲趕緊站起來，把還留著一個縫兒的房門關嚴。

但依然不斷聽到夏竹筠的聲音：「別穿著鞋在沙發上踩。」

「別揪貓尾巴。」

「哎呀，你這壞孩子，怎麼把肥皂扔暖瓶裡啦。」

「別掐那盆花。」

「別……」

「別……」

日子過得挺熱鬧。要是她知道他最近又打了一次退休報告，準會又跟他大吵一架，一個男人要是有了一個女人就算完蛋了。

顛三倒四。天翻地覆。

「篤篤！篤篤！」準是那小胖子拿著機關鎗在門上敲。

一開門，果然那小胖子在門口站著，叉著腿，頭上那頂硬蓋帽子太大，遮住了他的眼睛。一下把那挺機關鎗杵在鄭子雲的肚皮上。「快舉手投降，不然我就槍斃了你。」

天哪，趕快走開吧。

鄭子雲舉起雙手：「好，好，投降，一邊兒玩去吧。」

那小子「嘎嘎嘎」又是一梭子，跺著兩條胖腿，嚷著自編的戰歌，凱旋而去。

投降！鄭子雲微微笑了笑，在他的字典裡，沒有這個字眼兒。

為了取得和田守誠鬥爭的自由，他打過六次退休報告。官兒可以不當，但是，十二大代表非當不可，這不是為了個人的什麼，而是為了戰鬥。他感到三中全會以後，特別是最近一個時期，也就是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以來，那些歷次運動中永遠正確的「左派」，那些「凡是派」，那些「四人幫」的殘渣餘孽，正聚積成一種社會力量，把城市人民生活改善得還不夠快、住房問題、物價問題、那些多年的錯誤經濟政策遺留下來的困難以及恰恰是由於沒有解決極左思想路線的影響，所以在三中全會以前直到一九七八年，經濟上仍然發生了高積累、高指標、大基本建設、不重視人民生活、浮誇風、引起人民群眾不滿等等，統統歸結為三中全會的路線錯誤。明裡不敢說，只好打著四個堅持的旗號，反對三中全會精神。其實四個堅持和三中全會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沒有四個堅持，哪裡能有三中全會呢？然而現在就是有人要分裂它。

一想起這些，鄭子雲便感慨萬千。

唉，我們這個黨並非沒有人材，並非沒有人懂得客觀經濟規律，更不是沒有把經濟管理好的本事，也不是沒有人看到危機和矛盾。問題是總有人在踐踏民主，逼得人非說假話不說真話不可，所以才會出現田守誠那樣的風派人物，他今天說擁護，明天就不擁護，口頭上說擁護，心裡很可能不擁護。

想到這裡，鄭子雲也為田守誠感慨：難道他一開始就是這樣的嗎？三十年來的經濟建設的經驗，說句官話，叫有成功有失敗，說句真話，基本上是失敗的教訓。幹了三十年，才敢於正視和承認這一點。

如何建設具有我國特色並符合自己國情的經濟形式，直到三中全會以後，才真正總結出一條路子。

在黨的歷史上，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如果說它的重要性相當於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一點也不為過。三中全會只開了幾天，許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的。

他參加了那些工作會議，對全過程是清楚的。當時「凡是派」的一些人還在台上，首先是「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和對「兩個凡是」的否定。在思想意識上解開了全國人民被捆綁的手腳，以後一系列的改革、調整、平反之所以能夠進行，都是建立在三中全會這一思想路線基礎上的。如果沒有這條思想路線，就是抓住了「四人幫」，人們還是在過去的老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變革。

但是幾十年的習慣勢力、行之多年的舊體制，改變起來真不容易。困難重重，阻力很大，慢一點跟不上形勢，快一點又會出亂子。

什麼樣的人沒有啊，任你千條萬條，我有一定之規；推一推，動一動；一看二慢三通過……就像當初人們都留頭髮，滿清進關要大家剪一部分頭髮、梳辮子，當時很有些志士仁人抵抗了一陣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剪。後來鬧了個留頭不留髮，才只好都拖著辮子。二百多年以後要剪辮子了，又是許多人不肯剪，好像自從開天闢地以來，人就是留辮子的，忘記了老祖宗原是沒有辮子的。

加上個人得失，或調合、或平衡、或保守、或看起來下了台，但勢力和影響還很大，隨時準備伺機而動──局面相當複雜。

鄭子雲預感到，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將是繼三中全會之後民主、科學、前進、法制又一次與調合、保守、封建、迷信甚至還有專制的大較量。他要參加這場戰鬥，為維護三中全會的精神，他要爭取這個發言的機會。

至於他自己，快七十歲的人了，再不說真話還等什麼時候？哪怕這次就死在這個戰場上，哪怕再給他戴上一頂右傾機會主義，或走資派的帽子──又不是沒有戴過，但他相信早晚有一天會給他平反，即便在他死後。世界總是向前發展的。

想到這裡，鄭子雲的心平靜了。在他那強烈的，熾熱的願望裡，沒有不敢被人直視的東西。

他決定和田守誠面對面地談談這張見不得太陽的紙上寫著的東西。

沒想到鄭子雲坐在他的辦公室裡。

來者不善。

田守誠不動聲色地問：「身體好些了？怎麼不在家多休息一些日子？」

鄭子雲捋著手裡的一支香煙，也不點它，就那麼來回地捋著，像一個老兵在槍聲打響之前，沉著地擦著自己的槍栓。

他們沉默地對峙著，彷彿對壘的兩軍戰士，在等待著戰鬥的信號。

「坐吧。」鄭子雲說，然後伸出兩個手指頭，夾起茶几上那張輕飄飄的、讓田守誠費盡心機的紙片：「守誠同志，你能解釋一下嗎，這是什麼意思？」

田守誠好像不懂中國字的外國人，把那張紙看了很久。「哪裡弄來的，這東西？」

「哪裡弄來的，是沒有意義的問題。作為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部長，我有權請你回答剛才那個問題。」鄭子雲點上了煙，慢慢地吸著，也不抬頭，也不看著田守誠。不著急，有的是時間。

一切聲音全都隱去了，田守誠只聽見自己的心跳。一聲聲的、像點將台上的鼓聲，緩慢、沉重、有力，向很遠很遠的地方震盪開去。周圍又像有無數對眼睛在逼視他，迴避、不出戰都是不可能的。他只有硬著頭皮說：「這個嘛，無非是希望代表的面更廣泛一些，盡可能把廣大黨員群眾的心願帶到大會上去。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嘛。」

「這是黨組會上通過的？」

田守誠也從煙盒裡抽出一支煙。打火機不靈，咔嗒幾下也沒打著火，鄭子雲把自己的火柴盒扔了過去。田守誠仍然固執地咔嗒著打火機，終於打著了，田守誠點著香煙之後，又把火柴盒扔還鄭子雲。

他吸了一口煙說：「幾個人議了議。」

「那麼，給我看一看黨組的會議記錄。」鄭子雲伸出右手。田守誠那光滑的像膩子膩過的臉開始打皺了。「呃，這個……是幾個同志私下議了議……」

「幾個人？誰？」鄭子雲站起身來，走到田守誠的對面去。

「……」田守誠無言以對。

「幾個人的私下議論就可以成文，代表黨組發到各個支部去？是誰給你們的權力篡改中央關於黨員代表的選舉條件？怪不得群眾反映，重工業部的事情，只有四個人說了算，部黨組說了是不算的！」用不著田守誠回答，他也知道是哪幾位。

「我們並未以黨組的名義印發。」田守誠早已考慮周到，既無抬頭、也無落款，誰也抓不著什麼。「監守自盜」這種事情會落個什麼下場，他心裡相當清楚。

「那你們為什麼沒有勇氣簽上自己的名字？以你們個人的名義也並非不可嘛。問題很清楚，就是要在群眾中造成一種錯覺，這就是部黨組的意見。借組織手段，強加於群眾。我要求召開部黨組會，把這件事向黨組成員，向廣大黨員群眾說說清楚。我以為這種非組織活動，是非常錯誤的。這種情況，在我們部裡，已經發生過多次，在黨的政治生活中，是極不正常的現象，是無視黨的原則的表現。我們不能在大會上講的是一套，心裡想的、實際上幹的又是另外一套，否則，我們怎麼還能稱做共產黨人？」

田守誠心裡冷笑。也不知道誰，嘴上一套，心裡想的、實際幹的又是另一套。

說得冠冕堂皇。不就是為了自己一個代表席位嗎？那麼重的病不好好休息，卻累死累活地到處做報告，講改革，講調整，不是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又是幹什麼？但他還是壓住火，說：「有意見可以提，有問題慢慢解決，何必意氣用事呢？何況你身體不好，有病，不適於激動。」

他要穩住鄭子雲。這麼多年的官場生活，也沒把他教訓出來，老像個運動場上的新手，橫衝直撞，不懂得規則，也不理會裁判員的哨子。對這種人要躲著一點，不然就會被他撞個觔斗，摔疼了犯不著。再說這件事，到底不那麼正大光明。天底下頂高明的騙子也騙不了自己。

鄭子雲聽出田守誠話裡有話，他透徹地一笑。意氣用事？在這種人心裡，一切黨性原則都已化為烏有，或在作報告的時候才會引證的條文，他再也不能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理想了。

「不要把事情岔開去。這件事情必須立刻解決，或者你通知各個支部立即收回，或者我上報有關領導機關處理。」

真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誰曾經這樣評價過鄭子雲？想起來了，是那位已經讓人刨了骨灰的理論家。骨灰可以扔出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這句話可沒有過時。一個人的話不能句句都錯，這句話就千真萬確。

「既然你這樣堅持，我們就研究、研究吧。」

研究，研究。這兩個字的妙處，真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它在時空上給人迴旋的跨度，在大字前頭還可以加上個「最」。如果給所有的詞彙也來一個評獎，它的實用價值應該名列前茅，也許有人會情不自禁地高呼，「研究、研究『萬歲！』」，鄭子雲想，等他將來退休沒有什麼事情可幹的時候，他就要研究、研究這些個「研究、研究」。

也許他還要寫一本書，寫他當初怎樣研究，後來又怎樣研究，各種不同的人是怎樣研究，應該怎樣研究……

「好吧，我等你的消息。」這種場合總要給對方一個台階。

田守誠的臉，重又像膩子膩過一樣的光滑了。他永不會有尷尬那種感覺，鄭子雲也不會有，尷尬是小孩子們的事情。

臨到他們分手的時候，那氣氛如同他們剛剛在一起談論的是在遠隔太平洋的美國，下一任總統究竟是雷根還是卡特？送走鄭子雲之後，田守誠一把抓起茶几上那張像潰軍手中的破旗一樣的紙片，嘩啦、嘩啦地撅個粉碎，團成一團仍進紙簍。

他媽的，剛才這一仗真是刺刀見紅，又讓這傢伙贏了一著。

田守誠懊惱地想到，最近一個時期他連連失誤。這說明他著急了，沒有耐心了，沉不住氣了。不好，這很不好。這是一種走下坡路的跡象。好像他的機智、才能，如同落花，隨著流水一同逝去了。難道他真是老了嗎？他和鄭子雲差不多年紀。可是那個病秧子，過得倒滿有勁。

田守誠呷了一口熱茶。真苦，沖得太濃。然而心頭覺得猛地一爽，他又趕緊喝了兩口，慢慢地嚥下喉嚨，好像這杯濃茶，可以把腸胃裡的晦氣沖走。這兩年他的茶越喝越濃，好像吸煙、飲酒，越來越上癮。唉，生活裡的味兒越淡，煙、酒、茶的味兒就會越濃。田守誠往茶几上瞥了一眼，果然，給鄭子雲沏的那杯茶，他一口也沒喝。鄭子雲是不喝濃茶的。那個人生活過得似乎很有節制，好像在填寫一張每個空欄都留得不大的表格，簡明，緊湊，枯燥，乏味。

看多了讓人掃興，敗胃口。不知他老婆和他一塊兒怎麼過？！他竟會養出兩個孩子，真是難為他了。這樣的人應該出家當和尚。

一抬頭，田守誠看見蕭宜站在門口，他一定在那兒站了好久。

幹什麼？窺測他的心理活動嗎？幸虧人類在科學技術上的進步，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否則豈不天下大亂。如果人人都像一本書，誰想打開就可以打開，誰都知道誰心裡在想些什麼，人和人其實都是一樣的，吃著五穀雜糧，有著七情六慾……那還了得？那就不會再有神聖和卑微，權威和服從，也就沒有了田守誠。

蕭宜那副神氣真怪，好像懷裡揣著把攮子，正在猶豫著現在就給他一攮子，還是再待一會兒？「小蕭啊，有什麼事情嗎？」

老站在那裡，怪討厭的。

「有點事。」蕭宜的下巴哆嗦著。「您剛才和鄭部長談話，我不好插嘴。您不是問鄭部長，那東西他是從哪裡弄到的嗎？」蕭宜激動得很，話說得結結巴巴，直讓田守誠起急。「那東西是我，我給他的。」

好傢伙，這一攮子真厲害。

蕭宜下了決心，準備說完這番話就捲著鋪蓋捲滾蛋。

走？沒那麼容易。田守誠早知道，從第一天當秘書起蕭宜就不願意，覺得在他這裡不自在，不舒服。可是他走了，田守誠還上哪裡去找一個比蕭宜更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呢？哪怕發生了這件事，田守誠也不肯放他走，擴散出去就更加不利，相反，把蕭宜留下輿論上才是有利的。再說田守誠能白讓他攮這一下？不自在？不舒服？越是不自在、不舒服，就偏讓他在這兒受著。

這一手田守誠真沒料到。通過兩三年的觀察，他原以為蕭宜已經變成世外之人，看來這個觀察極不準確，以後要加倍提防他。

田守誠斟酌著字句：「蕭宜同志，這樣做會影響安定團結的，不過嘛事情已經過去了，以後注意就是嘍。」

蕭宜卻不肯接受這賞賜。「影響安定團結的是這件事情的本身，而不是我。任何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反對這種錯誤的做法。而且我希望給我另外調換一個工作，這個工作我在能力上不能勝任。」

田守誠決計不和蕭宜去論那事情的短長，和他有什麼好扯的。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蕭宜又不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委員。

田守誠隨口念出一條經文：「這是工作需要嘛，有什麼意見，我們以後再找個時間交換一下？啊？」

把蕭宜打發走之後，田守誠覺得這個上午什麼事也幹不下去了，都來湊熱鬧，好像商量好了一樣。

忍氣吞聲。逆來順受。

他受了多少罪啊，這個官兒，好當嗎？啊！？工間操的鈴聲響了。十點整。大喇叭裡，立刻響起了體操教練那威風凜凜，像在指揮千軍萬馬的嗓門，比他這個部長耀武揚威多了。

「現在開始做廣播體操，預備──一、二、三、四……」聽聲音就知道那人底氣挺足，血氣方剛，誰的氣也不會受。要是有人敢揉搓他，他一拳頭就會讓人家臉上開花。

唉，人要是有所求，就得有所失。算來算去，還是收入大於支出，不然這個買賣還能幹嗎？

十六

吃完晚飯以後，鄭子雲和夏竹筠就坐在客廳裡，已經兩個多小時了。那架勢、那氣氛，好像他們一人拎了一根棒子，單等圓圓進門，就給她一悶棍。

夏竹筠每隔幾分鐘，就要看看手腕上的表，唉聲歎氣地揉著自己的胸口，然後朝茶几上那幾張照片狠狠地瞪上一眼。她又去翻圓圓的抽屜了，真沒法兒。

照片上，莫征正附在圓圓的耳邊說著什麼。圓圓呢，靠在莫征的肩頭，瞇著眼睛，仰著頭。太陽很耀眼嗎？另一張是兩個人牽著手的背影，在他們身後，是晚風中搖擺著的樹枝和小草，遠景是落向地平線的太陽，再沒有別的了。

還有一張竟是圓圓拿著一根冰棒往莫征嘴裡塞，莫征躲閃著，圓圓張著大嘴在笑……

這些照片肯定都是圓圓的傑作，攝影記者嘛。不錯，有點味道……他卻沒在報紙或雜誌上看到過她拍的新聞照，問她，她老說：「搶不上好鏡頭。」

一個新聞照片，什麼好鏡頭不好鏡頭，只要不是照了半個臉，或是少了一條胳膊，或是缺了半截腿就行。在這點上圓圓大概有點像鄭子雲，要麼就幹好，要麼就拉倒。溫吞水，或是中不溜的事她是不幹的。

鄭子雲今天下班回來，剛一進門夏竹筠便迎面撲了過來，搖著這幾張照片，衝著他嚷嚷：「瞧瞧吧，你女兒幹的好事。」

他的女兒？凡是圓圓幹了什麼夏竹筠認為是忤逆的事，那時圓圓便成了他的女兒。

夏竹筠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呢？反正女人在這方面有種天生的本事。肯定她調查過了，不然她整天待在家裡幹什麼？！「莫征當過小偷，進過局子，這就是你那個葉知秋的養子。」夏竹筠向他宣佈著，好像她終於勝利了。

葉知秋也變成他的了。

他皺了皺眉。鄭子雲盡量避免和夏竹筠發生爭吵，何況現在是這麼一種情況。

照片上所顯示的圓圓和莫征之間的親暱關係，對鄭子雲來說，並不像夏竹筠那麼突然。

以前圓圓似真非真地對他說過。

那天晚上鄭子雲很久沒有睡著，在黑暗中大睜著眼睛，聽跳動的脈搏清晰地叩擊著自己的太陽穴。他在床上輾轉反側，像那些被無窮無盡的問題，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人，想要清靜一會兒。他抱著腦袋，捂著耳朵，恨不得鑽到哪個犄角旮旯裡躲起來，但也無濟於事。

他盼著有點別的什麼聲音，來代替這固執、單調，躲也躲不開的聲音才好。

他支著耳朵尋找；他開始數：「一、二、三、四、五……」

他在床上做氣功……

不行，全不行。

終於，他聽見鑰匙開門的聲音，圓圓回來了。他跳下床，打開房門。他能想像出自己的樣子：花白的頭髮在枕頭上滾得蓬亂；睡衣在被窩裡揉得皺皺巴巴；披著一件隨手抓起來的外套，一副有求於人的可憐模樣。

圓圓那張本來是毫無防範的臉，立刻變得像是聽到了二級戰備的命令，隨時準備著抵擋來自鄭子雲的任何責難和盤問。

「吃過晚飯了嗎？今天有滷鴨腳。」鄭子雲帶著一種巴結的笑說道，他知道圓圓愛吃這東西。他生怕她會很快地回到自己的房間，鑽進自己的被窩。

「真的？」圓圓揚著那對烏黑的眉毛。那對眉毛，活像從鄭子雲的臉上用複印機複印下來的。鄭子雲每每看著圓圓，就像看見青年時代的自己，心裡便會生出對歲月一去不復返的悵惘，對生命之謎不解的好奇。

鄭子雲耐心地等著。圓圓把肩上那個足以裝下二十斤大米的帆布背包掛到衣架上去。鄭子雲感到奇怪，那麼大的背包天天都裝得那麼滿，也不知道有什麼可裝的？又看著她甩掉腳上的高跟鞋換上拖鞋。

跟著她到洗臉間，看她洗手，又跟著她進了廚房。圓圓拉開碗櫥，探頭在裡面尋找，拿出裝著滷鴨腳的那個大缽。「我倒是吃過晚飯了。」說著，用手抓了一隻放在嘴裡啃著。

圓圓用腳從桌子下面勾出一個矮凳，踢給鄭子雲，然後又勾出一個給自己。他們在矮凳上坐下。

「媽又罵我了吧？」她一面往外吐著骨頭，一面含混不清地問著。

「沒有。」

圓圓咧了咧嘴。那意思是說，不告訴她，她也能猜著。她不吃了，挨個吮著右手上五個油膩膩的手指頭。

「爸，要是我愛上什麼人，您能不能相信，那是一個應該愛的人呢？」

真是猝不及防。那天晚上他完全沒有談重大問題的思想準備。

鄭子雲常常不能回答圓圓那些刁鑽古怪的問題。

這一代人顯然聰明，然而也自有他們的缺憾。做人也好，辦事也好，有時顯得形式大於內容。

鄭子雲願意相信圓圓，因為她不是那種生活態度不嚴肅的孩子，思想上成熟的也比較早，雖然她在外表上總給人一種「沒有真格的」勁頭。但是鄭子雲不願意把話說得那麼滿，何況這是關係圓圓一生幸福的大問題。萬一她是感情用事呢？愛情這種事情，誰能保證它永遠都是冷靜而合乎規範的呢？

「圓圓，這有點像猜謎語。你知道，我是不能憑想像下結論的。也許你覺得爸爸太沒味兒。造就我們的時代和造就你們的時代不同。原來是地下工作，後來又是經濟部門……因此太少幻想，太多現實。你總得讓我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人，不然我怎麼能隨便說，這個行或是那個不行呢？你是不是真有什麼人了？」

圓圓朝他莞爾一笑：「現在還沒有，不過早晚會有。」

「到時候，你會告訴我嗎？」簡直像在懇求。鄭子雲對這寶貝女兒毫無辦法。

「當然。」說著，她起身在他腦門兒上親了一下，帶著一嘴滷鴨腳的味兒。「爸爸，你真好。你是我最知心的人。」

鄭子雲用手抹了一下腦門兒，手上是褐色的汁液和膩膩的鴨油。

當然個屁，這小陰謀家。

除了這幾張照片，鄭子雲一無所知。

又是猝不及防。

鄭子雲再次拿起那幾張照片端詳著。

如果沒有進過局子，那男孩子顯然很可愛。葉知秋為什麼要收養這麼一個人呢？而圓圓又為什麼會愛上這麼一個人呢？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人們這樣對待他？難道葉知秋和圓圓都犯了糊塗，竟不如夏竹筠清醒嗎？這讓鄭子雲覺得不能理解。

鄭子雲從來沒看見圓圓像照片上這樣笑過。他輕輕地歎了一口氣，想起自己也沒有這樣笑過，即使在他年輕的時候。也許因為那是出生入死的時代，他沒有時間這樣去笑。

這種笑，只屬於一個人。一個不知等在什麼地方的人。

既不屬於生她的媽，也不屬於養她的爸。對了，他們生了她。

養了她，卻讓這個小毛頭給搶走了。不費吹灰之力。

夏竹筠厲聲地對他說：「你得讓她說說清楚。」好像要嫁莫征的是坐在她面前的鄭子雲。

說說清楚？談何容易。

鄭子雲喟然。什麼事情有那麼簡單？最近上頭有人說話了，他和田守誠各打五十大板。

暫時是說不清楚的。圓圓的事情恐怕也是這樣，鄭子雲信心不大。

「不要激動嘛，慢慢和她談。搞僵了不好，這種事很容易搞僵。」

「你什麼事都遷就她，溺愛她，所以才會搞成這個樣子。」夏竹筠一轉臉，才發現窗簾忘記拉上了，她真給氣昏了頭。她起身去拉窗簾，偏偏那滑輪給繩子上的小結卡住了，怎麼也拉不上。她恨不得把那塊窗簾扯下來，撕得粉碎才好。

鄭子雲走過去幫她。夏竹筠一把推開他的手，執拗地用力扯著那塊窗簾布。「嘩」的一聲，撕了一個大口子，她還是不肯停手，直到把那塊窗簾扯下來，跺在腳底下為止。

歇斯底里。

賈寶玉說過，女人一旦從少女變成婦人，那就可怕了。

鄭子雲一聲不響，癟著嘴巴坐在沙發上，這種生活讓他厭惡。

人們常在漫不經心中，輕易地把自己，把周圍的一切毀壞了。他看著牆角下那塊沒有原由就被撕破了的窗簾，活像吹爆了的氣球，剛才掛在窗上的時候彷彿還看得過去，現在看來卻是褪了顏色、落滿塵土，不成樣子的一堆破布。

風馳電掣。莫征把摩托開得飛快。圓圓縮下腦袋，閉上眼睛，把臉頰緊緊地靠在莫征寬闊的後背上。

她疲倦了。幸福地疲倦了。忘記了這是往哪兒去。管它往哪兒去呢？只要和莫征在一起。天涯海角。她又輕輕地笑，然後把圍著莫征的右手鬆開，伸到莫征的嘴邊。

莫征側過臉頰，用嘴唇輕輕地挨著它。這就是圓圓的小手，卻像男孩子一樣的粗糙。它把圓圓帶給他。這淘氣的，惹得他揪心揪肺地思念的人。因為她，前面一排排的街燈才會變做寶石，摩托才會變做載他渡向彼岸的船。

莫征相信自己會渡過去。一定要渡過。為了靠在他背上這個將自己鮮花般的一生，毫不吝惜地交付給他的人。他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他也意識到圓圓給他的，不僅僅是一個女性的愛情。她已將他洗滌乾淨。

人可以一瞬之間飛躍幾十年。莫征好像重又回到一生的起點，彷彿重又回到童年，變成那個穿著淺藍色法蘭絨衣服，兩隻手洗得乾乾淨淨的小男孩。

他將要重新起飛，載著這靠在他背上的可愛的小人兒。

圓圓好像知道他在想些什麼，用圍著他的右手，拍拍他的胸，然後在他耳旁說了些什麼。他沒聽清楚，風把她的話從她的嘴邊吹走了。莫征妒忌那風。但他知道，那定是一句甜蜜的話。

「你說什麼？」他側過頭來問。

圓圓揪住他的耳朵，把他的頭更近地拉向自己，嘴唇貼在他的耳朵上說：「我要在這背上靠一輩子。」

莫征的耳朵感到她嘴唇裡呼出來的熱氣，這溫熱一直從他的耳朵流到他的心裡。

他笑了。

謝謝，謝謝你，善良的、慷慨的姑娘。

生的慾望是多麼的強烈啊，只要抓住一件可信的東西，它就會慢慢地復甦。

莫征覺得他那顆心像被雷殛過的老樹，從樹樁旁邊，又抽出了新的枝條。嫩綠的，悅人的，生意盎然的。它將會長大，長出大片的濃蔭，或在晚風中嘩嘩地歌唱，或慷慨地，默默地，覆蓋著飢渴疲憊的行人……他要更多地愛這世界，愛這世界上的人。也許他會再一次遭到雷殛，然而他已知道，根在地下，那兒有水，還有大地，這萬物的母親。多少年之後，又會抽出新的枝條。生生死死，永不息止。

啊，莫征為自己以前那許多的歎息、抱怨，和聽任自己攤手攤腳的墮落，絲毫不曾制動自己而感到汗顏。

聽天由命，喪失勇氣和信心，是一種無能的表現。

人類不肖的後代。

他過於自艾自憐地舔著自己的傷口，帶著誇張了的呻吟。而人類遭受的苦難要深重得多，巨大得多，可它照樣前進。

長達幾世紀的冰川期曾使恐龍絕種，而人類卻經歷了偉大的遷徙，從獵人時代進入農人時代；維蘇威火山曾將龐貝、赫庫藍尼姆、斯塔比奧城全部淹沒，然而義大利仍是歐洲的學校；希特勒吮吸和啖噬過千萬人的鮮血和白骨，歷史的車輪依然從他的身上輾過……

莫征搖頭。

「你不要嗎？」圓圓用小拳頭捶著他的背。「你敢不要。」

再打一下吧，再打，這小暴君。

紅燈！已經過了停車線。

糟糕，他的心全不在了。這個時候可不能猶豫，他只有加大油門衝過去，並且立刻拐進另一條街，下個十字路口準有警察在等著。

圓圓躡手躡腳地進了家。怪，客廳裡亮著燈，媽媽今天沒看電視嗎？她拿起桌上的小圓鏡。她幾乎認不出自己。什麼地方變了呢？眉毛？眼睛？臉蛋？嘴唇？畢竟不一樣了。那不一樣究竟在哪裡呢？別人是看不出的，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努起嘴唇，像個緋紅色的小喇叭。然後又笑了，兩片緋紅色的唇間，夾著一排整齊、潔白而細小的牙齒，晶明發亮。而這，是他的。

啊，她愛，她愛！想到這裡，她咬緊了牙齒，使勁地搖著腦袋。

有人說恨得咬牙切齒，其實愛也可以愛得咬牙切齒。

胡說八道吧？！圓圓「噗哧」一聲笑了，撲倒在床上把臉埋進鬆軟的枕頭。啊，啊！她答應了，她要嫁給他。

嫁人，這可怕的，又是在期待中注定要到來的事。書架上，那個一尺半高的洋娃娃在責備地瞪著她，那微微歪著的腦袋裡彷彿裝著這樣的惋惜：「哎呀呀，你就這樣輕易地告別了你的少女時代嗎？」

圓圓從床上跳下，站在那個洋娃娃的面前，盯著它那雙什麼也看不見的、睫毛長長的眼睛，輕輕地說：「不，你永遠不會懂得。」

對，它永遠不會懂得，當兩個生命變成一個生命的時候，那不是失去，而是得到，是創造。創造，他們要靠自己的四肢和頭腦。

莫征說過，他絕不加入他們這個家庭，他也不肯丟開像母親又像姐姐，又像朋友的葉知秋。當他有了圓圓以後，他更加體貼葉知秋孑然一身的孤苦。他對圓圓說過，他們一定要有一個小孩，那孩子將叫葉知秋「奶奶」。圓圓聽了，只顧捂著臉笑。他說他要好好翻譯一些東西，做一番事業，做一個真正的「一家之主」。圓圓把頭搖得像貨郎鼓。可是，真的，他已經翻譯了兩三篇短文，葉知秋說過，她要送給她的一個老同學看看，那個同學是某個外文雜誌社的編輯。

圓圓和莫征商量過，假如那幾篇東西可以用，他們將用第一筆稿費，買他們的第一床新被。那藍綠色的，絲綢的。當圓圓既不嬉笑，也不發怒或不刻薄的時候，她的眼睛便沉靜得像藍綠色的湖，以後，這一輩子，他們還要買許多床、許多床新被……

「圓圓！」夏竹筠變了嗓音的喊叫，一下就把圓圓從那藍綠色的湖裡拽了出來。

「幹嘛？」凡是讓人攪了好夢的人，都這麼不耐煩地說話。

「你過來，我和你爸爸有事和你談。」

聽那聲音就知道沒好話。

圓圓用手捋了捋蓬亂的頭髮，又在小鏡子裡最後地瞥了自己一眼。好像沒有什麼可以使夏竹筠挑剔的地方了，然後老大不情願地擰身到了客廳。

圓圓用眼睛飛快地掃了鄭子雲和夏竹筠一眼，真有一種不尋常的氣氛。

鄭子雲看見，圓圓戒備地抿緊了嘴唇。這不是好兆頭，還沒開始接觸問題，就有了一種對立情緒。

「坐吧。」夏竹筠拿出慣常在機關裡和犯了錯誤，或捅了婁子的下級談話時那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老鄭，你談談吧。」

這個題目真是困難。他怎麼能不傷圓圓的心，又能婉轉地讓她死了心呢？人幹嘛要戀愛呢？真是複雜透了。那些眼淚啊，情書啊，約會啊，像林黛玉和賈寶玉那種愛情的試探啊，山盟海誓啊……要牽扯多少精力，耗費多少時間？戀愛是小說裡的事。他和夏竹筠就沒戀過愛，不也生活了幾十年嗎。到了時候，一個男人有個女人，或一個女人有個男人就算了。

鄭子雲想緩和一下緊張的氣氛。「最近你好像很忙啊，圓圓，也不回來和我們一起吃飯……」他看見圓圓聳了聳肩。不好，這麼說不好，好像在有意地挖苦她。算了，他沒時間繞彎子。

「我和你媽媽很關心你的個人問題。當然嘍，到了一定年紀，人人都要結婚。在考慮結婚對象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應該著眼於他的政治立場，個人品質，事業上的進取精神……」他媽的，他自己也覺得簡直像在作報告。不，就是他作過的報告，聽上去也比這個段子精彩。鄭子雲覺得圓圓極力在抑制著一個譏諷的微笑。

圓圓想，這真有點像討論一個人夠不夠入黨條件。

夏竹筠已經不耐煩地拿眼睛頻頻地橫著鄭子雲。

鄭子雲努力想要把他理想中的那個模範女婿說得更有人情味。「要選擇一個非常忠實的，不自私的，對一切正確的東西都是熱忱的，在水平上夠格的──當然，也不要非常突出，那常常同其他的條件相矛盾──又能夠互相理解和諒解的對象，這樣，才可以幸福地生活和工作。」

圓圓終於忍不住地笑了。談這種問題的時候她竟然還笑。

「爸，您跟在商店裡買球鞋似的。這雙白的，不行，愛髒，老得刷它，可是它漂亮；那雙藍的，不行，海綿太薄，走長路不舒服……」

「圓圓，你也太不像話了。老鄭，我看你還是算了吧。」夏竹筠一下從自己的屁股後面拿出那幾張照片。「我告訴你，以後咱們家裡，不許出現這個人的照片，你得立刻給我斷絕和這個人的一切來往！」

圓圓立刻撲了過來，夏竹筠一把收起那些照片，壓到自己的屁股底下。

「媽，您可真是個克格勃（註：蘇聯情報單位──ＫＧＢ）！」圓圓剛才還是紅撲撲的臉變得煞白。那句話，簡直就是從咬著的牙根裡擠出來的。「您憑什麼翻我的東西？您這叫違反憲法，侵犯人權，您把照片還給我，還給我！」

女人一激動，個個都會變成女高音。

「有事情談事情。把照片還給圓圓，這不合適。」

「還？！」夏竹筠嚓嚓嚓地把照片撕個粉碎，扔到痰盂裡去。

「哼，克格勃，侵犯人權，有臉說！還沒結婚，就這麼靠著膀子照像，不嫌害臊。」

「老夏！」鄭子雲受不了啦，這太下流了。

圓圓倒像落了氣，身子往沙發背上一靠，還輕輕地顫著自己的腿。「你撕吧，撕完了我再照。膀子靠著膀子？我還要照一張跟他接吻的呢！我就是要嫁給他，你管得著嗎？」

夏竹筠掄起胳膊，就是一巴掌。五個紅紅的手指頭印，在圓圓的臉上滲開，然後變成血紅的一片。「不要臉的東西！」天，夏竹筠忘記了自己年輕的時候做過的那件事了，而鄭子雲不但從來沒有對她說過這樣的話，甚至心裡連想也沒有這樣想過。現在她卻這樣不公正地，理直氣壯地對待圓圓。

「你會後悔的。」圓圓喊道。她覺得她從來沒這樣強烈地恨過一個人。

完了，鄭子雲知道，夏竹筠從此失去了這個女兒。他心愛的女兒，她竟打她的耳光，從小長這麼大，他沒動過她一個手指頭。他一把把夏竹筠推向一邊，生怕她再動手。「你怎麼動手打人。算了，算了，今天不談了。」鄭子雲推著圓圓往外走。

「啊，啊，你還推我，你差點兒沒把我推倒。你們合起伙來對付我一個人是不是？不行，今天非把話說清楚不可。你吃我的，喝我的，我把你養大了，你就氣我，不聽我的話，啊？！」

「誰讓你把我生下來了，你把我生下來你就得養活我，這是你應盡的義務，我還不領情呢。」

夏竹筠抓起一個凳子，衝了過來，鄭子雲怎麼也擋不住，真像一頭發了瘋的母牛。

圓圓一把搶過她手裡的凳子，扔到屋角裡去。樓下立刻響起了敲暖氣管子的警告聲。

「你還想打人！你敢打我，你敢打我！」夏竹筠一面呼天搶地地叫著，一面把比圓圓重一倍的身子壓了過去。

「小聲點好不好，別吵啦，讓人家聽見成什麼樣子。」

圓圓使勁兒推開夏竹筠靠過來的身子，把夏竹筠推了個趔趄。

「少來這套，誰打你了，別耍無賴。」

「你給我滾，我不要你這個女兒。」夏竹筠的嘴角，像螃蟹一樣地吐著沫子，她真是氣得要昏過去了。

鄭子雲閉上眼睛。這形象太醜惡了。

「圓圓，別往心裡去，媽媽這是一時的氣話。」他又往外推著圓圓。

「不要你說我也要走，我早就想離開這個讓我憎惡的、虛偽的家了。你以為我稀罕你們的地位，你們的房子，你們的生活？呸！我不過可憐爸爸而已。可是爸爸您叫活該，您也是個偽君子。您明明知道媽的缺陷，您打心眼裡看不起她，從我懂事起，除了睡覺您能不回家就不回家，整天整天地泡在辦公室裡。當然，您也確實忙。可我早看出來，不捱到上床睡覺的時候您才不回來呢，就是回到家裡，一頭就栽進自己的屋子。可是當著外人您不是給媽倒茶，搬椅子，穿大衣，就是給媽開門，好像你們多麼恩愛，騙別人可以，騙不了我。

「我媽愛您嗎？她只愛她自己。她既不愛您，也不愛我，也不愛方方。她什麼時候為您的處境不好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媽，你不過把我爸當個牌位供著，有這個牌位你可以要車，要房子，擺部長太太的譜，到哪兒別管有理沒理，人家得讓著你三分。不然換了別人，憑什麼拿著工資幾個月、幾個月地不上班？你有假條嗎？啊？你自己綾羅綢緞，左一套右一套，你看看爸爸穿的是什麼？哪個部長像他。」圓圓走過來翻過鄭子雲的棉襖，棉襖裡子便嘩地翻了下來，露出了裡面已經發黑的棉花。「你不給他買新的，至少也該給他補一補。你不補，有吳阿姨，你怎麼連這個都想不到，啊？」圓圓又抻起鄭子雲的褲腳，毛褲的鬆緊口破得像張魚網。

「這毛褲還是一九七一年買的，從沒給他拆過，重新織過。」她又捏了捏鄭子雲的褲腿，「你自己摸摸，這條褲子有多薄了，它還暖和不暖和？爸爸的毛衣，還是我給他買的……說出去，有人相信嗎？要不是我天天看著，連我都沒法相信。你動不動就用香煙頭燙爸爸的胳膊，搧爸爸的耳光，把杯裡的燙茶往爸爸臉上潑，就跟黃世仁他媽虐待、折磨喜兒一樣。你知道爸爸死要面子，絕不會把這些事往外講，你就肆無忌憚地欺侮他。你是個虐待狂。」

圓圓又轉向鄭子雲：「媽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清楚，我對她不抱任何幻想，可您呢，什麼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學化，什麼企業心理學，什麼要尊重人，關心人，相信人，什麼Ｘ理論，Ｙ理論，Ｚ理論……就是不相信莫征是個好人。什麼是偷？就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不屬於自己，不該自己所得的東西歸為己有，從這個意義上說，媽的工資就是偷來的，她根本不上班……我可不過你們這種虛偽的生活。我和莫征要過真正的人的生活，我們相愛，我們互相尊重，我們奮鬥，誰也不靠在誰身上吃喝，哪怕我們吃糠咽菜，可我們過的是實實在在的日子。

「媽，你放心，就是天塌地陷，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會回來求你的施捨，現在，話說完了，我要走了。」

鄭子雲坐在圓圓書桌旁那張小躺椅上，看著圓圓收揀東西，奇怪，他不知為什麼竟說不出一句挽留的話。在他的潛意識裡，他覺得圓圓這樣做合情合理，如果不從他對圓圓的感情考慮，他甚至隱隱地為圓圓從某種醜惡的桎梏裡解放出來感到痛快。

圓圓反倒平靜起來，她覺得感情上不再欠這個家庭什麼，要是沒有這個大爆炸，她倒真有些猶豫，不好說走便走。她把那件淺藍色的鴨絨登山服扔到一邊去，從櫃子裡翻出來一件有著咖啡色和桃紅色小花的舊棉襖，套在毛衣上面。袖子短了，腰身也顯得窄了。她又從櫃子裡翻出一件比較肥大的燈芯絨外套罩在棉襖外面。鄭子雲明白，圓圓決不拿一件夏竹筠買的東西。他覺得難過，把孩子逼到這種地步。而且他瞭解圓圓是個犟牛，說出去的話決不會反悔，一旦決定什麼，便會一條道走到黑。他走到自己房間，把他那件棉軍大衣拿了過來，「這是爸爸的大衣，你穿吧。這麼冷的天，你又老騎摩托，那小棉襖怎麼能擋風呢？」

「不，我不冷。」圓圓緊咬著自己的嘴唇。

「這是爸爸的。」鄭子雲覺得自己的聲音在顫抖。

圓圓一把抱過棉大衣，把腦袋埋在大衣裡，「哇」的一聲哭了起來，然而又立刻咬住大衣，堵住自己的嗚咽，像小時候發了倔脾氣一樣，一邊扭著身子，一邊哭著，然後嗚嚕嗚嚕地說：「爸爸，請您原諒我，我實在受不了這個家……」

鄭子雲心裡湧起一片歉疚。正是由於他，圓圓，這敏感而正直的孩子，才會生活在這個家裡，從而才發生這種把高粱米移植到海南島的誤會，而他已經沒有一點能力去改變這種不適應她生長的現狀，剛才還一同參與了對圓圓的侮辱，雖然不是直接的。好像夏竹筠把一朵在枝頭開得挺好的，挺美的花一把揪了下來，而他又在上面踩了一腳。

他把圓圓摟在懷裡，撫摸著她那短短的鬈曲的頭髮。有多久了？他都沒有這樣撫摸過她的腦袋。是呀，她怎麼就長大了呢，在不知不覺中。他呢，也就這麼糊里糊塗地老掉了。「唉，唉，請求原諒的，應該是我。」

他不能像圓圓那樣哇啦哇啦地哭。何況這一生，從記事起，他就沒有哭過，別管心裡多麼悲痛，那眼淚慳吝得很，就是不肯落下來。此時，他只是覺得兩腮上的肌肉一陣陣地酸痛。

摩托車那小小的紅色尾燈早已看不見了。鄭子雲依舊站在冷風地裡，癡癡地想著什麼，又好像沒想著什麼。

是他在說話嗎？這是他自己的聲音嗎？這樣的蒼老：「圓圓，別走，別丟下我一個人孤零零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其實和所有的人一樣，也有著他的怯懦。

為什麼他剛才不敢說出這句話呢？他怕，怕圓圓問他：「您覺得這個家有待下去的意思嗎？」

那他可怎麼回答喲。

對了，圓圓說對了，他虛偽。除了他自己，大概圓圓是唯一看得出這一點的人。剛才，圓圓把他用一生的努力，小心地掩蓋在心靈深處的虛偽，揭示得一清二楚。

為了對輿論維持一個體面的家，他什麼都忍了，遷就了。包括夏竹筠青年時代對他的不忠實，他明明知道方方不是他的女兒。

她的暴戾，她的小市民氣息，她在政治上的退化……這一切是為了什麼？因為愛昏了頭嗎？不，她早已不是一個值得尊敬和愛戀的人，他是為了把自己塑造成一個高、大、全的形象。他可以說出許多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觀念，然而在許多時候，卻是執行舊觀念的楷模。

高、大、全的形象又是為了什麼？難道在為事業而獻身的後面，沒有一點對個人功名的追求嗎？有的，有的，何必不敢正視這一點呢。哦，他怎樣地為自己描繪著一張聖徒的像啊，為了頭上那道光圈，他拋卻了一個人的真情實感。

因此他沒有圓圓的勇氣。她可以走，想上哪兒就上哪兒。

想上哪兒就上哪兒，像圓圓那樣，行嗎？鄭子雲渴望它，卻又自己把它丟失。他誰也不能怨。

掙脫外界的束縛也許並不困難，而在掙脫自身的束縛，跨越自己的思想障礙時，人們卻常常失敗。

鄭子雲真願意年華倒轉，像圓圓那樣，一切對她要比對鄭子雲容易得多。

風吹得更緊了，鄭子雲覺得更冷，從腳尖一直冷到手指頭尖，還有胸口。

孤獨。他身旁沒有了一個親人。

他茫無目的地向前走去。

下雪了。一片片大大的雪花，漫天地飛舞，像一隻隻小小的白蝴蝶。

蝴蝶。

圓圓六歲的時候，在醫院裡割扁桃腺。他在那張白色的小床旁邊守了許久，聽著她那均勻的、甜甜的呼吸，看著白被單上胖嘟嘟的臉蛋，他想到過對圓圓，對圓圓這後一代人的責任。但那責任究竟是什麼呢？難道僅僅是在他們腳下墊一條路嗎？圓圓睡醒過來，問：「媽媽呢？」

「媽媽有事。噓，不許說話。」他那時就開始欺騙圓圓。可是能怪他嗎？他怎麼能對圓圓說，媽媽正在北京飯店參加舞會？「講個故事，爸爸。」她聲音沙啞地請求著。

他不會講故事。他也從沒想到，除了在圓圓的腳下鋪一條路外，他們還需要聽故事。

「啊，講什麼故事呢？」他開始在記憶裡搜索，不，不行，這一條思維好像斷掉了。

圓圓失望地看了他好久。鄭子雲惶惑地想：是啊，一個不會講故事的爸爸，或在孩子割扁桃腺的時候還去參加舞會的媽媽，是多麼不完整的爸爸和媽媽啊。過了一會兒，圓圓又問：「爸爸，蝴蝶是什麼變的呢？」

「蝴蝶是毛毛蟲變的。」

「您騙人。」圓圓不肯相信，那麼美麗的蝴蝶，就是那醜陋的毛毛蟲變的。

圓圓也許早已忘記這件事了，就連鄭子雲，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突然想起這久已不憶的小事。

美麗的蝴蝶，正是那醜陋的毛蟲變的，經過痛苦的蛻化。但即使經過痛苦的蛻化，也不一定每一條毛毛蟲都會變成蝴蝶，也許在變蛹、做繭的時候，沒有走完自己的路，便死掉了。真正走完這歷程的，有幾分之幾呢？他也是一個正在變蛹、做繭的毛蟲。

「圓圓，不要把爸爸想得太好，你要允許和承認我也是一條毛蟲，正在經歷著痛苦的蛻變，也許不一定變成蝴蝶便死掉了。」鄭子雲在心裡悄悄地對女兒講。

不，為什麼要在心裡悄悄地講呢？他應該當面去對圓圓講，對那沒有見過面，卻已經被他傷害過的莫征講。

幾點？快十一點了，還有末班車。

劉玉英打著哈欠，拖著兩條幾乎失去知覺，像是變成了木頭棒子的腿往樓上爬。

明天就過新年了。這些天的活特別忙，燙頭髮的人太多，加班加點，從早上八點一直幹到晚上十點，兩條腿都站木了。她自己的頭髮髒得都快結成板了，也沒時間洗一洗。

小強晚飯怎麼吃的？早上她就把菜炒好了，和饅頭一塊放在籠屜裡，鍋裡添好了水，坐在爐子上。交代過小強，吃的時候，打開煤氣，劃根火柴點著火，餾一餾就行。不過葉知秋準又把小強拉到她家吃飯去了。老這麼麻煩人家，心裡真是過意不去。劉玉英不知動員過葉知秋多少次，把頭髮燙一燙，她一定把最好的手藝都給葉知秋使上。

葉知秋每每聽見這話，都不由地用雙手捂著腦袋說：「得了，得了，您讓我好好活兩天吧。」

嚇得那個樣子，好像就這麼說說，也會把頭髮說出捲來。

人恃衣服馬恃鞍。要是給葉知秋捌飭捌飭，沒準看上去會好看一點。

該往三層樓上爬了。劉玉英停下喘口氣。怎麼回事，她聽見有人在哼哼，就在頂近的地方。她往樓梯底下看看，沒人。趕緊往上走去，啊！樓梯上歪著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

「同志，同志，您，您這是怎麼了？」劉玉英慌了手腳，想去攙他，、鄭子雲張開雙眼，連連擺手，示意她不要動。又指了指散落在地上的白色藥丸，又指了指自己的嘴。

劉玉英明白了，立刻撿了幾片，塞進了鄭子雲的嘴裡。然後，她立刻去敲葉知秋的門。「老葉，老葉。」

門開了，卻是三個人的笑臉：葉知秋，莫征，還有那個常來的，挺漂亮的叫做圓圓的姑娘。

「快，快！有個人病倒在樓梯上了，看來不輕。」劉玉英緊張極了。

葉知秋、莫征、圓圓三個人立即隨劉玉英跑下樓梯。

啊！！！「爸爸！」圓圓撲過去。

「老鄭！快，莫征，去叫出租汽車。」

鄭子雲閉上了眼睛，好像他終於到了終點。

沒想到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和莫征見面，太戲劇性了。但願莫征和圓圓不要誤會他是來鬧架的。

「嗚──嗚──」圓圓又開始哭了，她懊悔萬分，覺得全是自己的罪過，氣壞了爸爸。「爸爸，爸爸！」

葉知秋厲聲地說：「不許哭，不要搖他也不要動他，讓他安靜。」

她伏下身去把自己的胳膊墊在鄭子雲的頭下。「去，先去拿個枕頭來。」

圓圓像是傻了，沒有聽懂葉知秋的話，竟一動未動。唉，畢竟是孩子，劉玉英趕緊跑去拿枕頭。

出租汽車怎麼這麼慢啊！葉知秋恨不得拖住那無形飛去的時間，她覺得每過一秒，鄭子雲離危險的時刻便更近一點，她的頭上開始滲出大顆大顆的汗珠。

天，這個人絕不能就這樣地去了，這樣優秀的人，中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圓圓把臉貼在鄭子雲那冰涼的、滿是冷汗的手心上。「啊，爸爸，爸爸，我一定更好地疼您，愛您。只求您不要記住我說過的那些話，您是個好爸爸，我懂，爸爸，我懂得您。其實，我心裡一點兒也不糊塗……」

「別說了圓圓，讓他安靜。」葉知秋發脾氣了。

出租汽車終於來了。

莫征抱起鄭子雲。

哦，這男孩的胳膊多麼有力啊。好像有股生命的活力，從莫征那有力的胳膊，流進鄭子雲衰竭的身體，真好！好像他變成了一個嬰兒，靠在一個巨人的懷裡。放心，他不會死的。鄭子雲睜開眼睛，莫征那對黑寶石一樣的瞳仁，正定定地看著他。那對黑眼睛裡，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對他也許會遠去的生命的呼喚，又有一種磁石般的引力，把那已經飄搖的生命穩住。

鄭子雲努力對他微笑。哦，有這樣一個兒子該多好。

. 尾聲

電話鈴響了。

深更半夜，真是討厭透了，連覺也不讓人睡個安穩。田守誠翻個身，又睡了過去。

又響了，大概整整響了十分鐘，也許有什麼急事。田守誠睜開眼睛坐了起來，伸著兩隻腳在地板上來來回回地摸索著拖鞋。他媽的，左腳穿到右腳上去了。

「喂──」田守誠萬分不耐煩地拿起話筒。

「田部長嗎？對不起，打攪您休息了。」紀恆全也會在自己的嘴上抹蜜，他的話也不是一字千金的不捨得往外拋，只是看對誰而已。

「什麼事啊──」田守誠拖長了聲音。話筒裡，他聽得見紀恆全「咕嘟」一聲，嚥了口唾沫，好像面對著一盤令人饞涎欲滴的大菜。

「鄭部長心肌梗塞住進監護病房了。」紀恆全的聲音聽起來發緊，好像在努力地憋著嗓子眼兒裡的笑。

「啊！」田守誠的睏勁，頓時飛得無影無蹤。「怎麼搞的？」

「聽說是在那個女記者家裡，晚上十一點多鐘的時候。」這句話，紀恆全說得很快，噎得他差點兒出不來氣。他怕，怕自己沒把這消息傳遍全世界，便一眨眼死掉。他像電影上那些打入敵營的特工人員，終於夾著一大摞情報，勝利地返回司令部向首長匯報戰果那麼愜意。

「啊……」這啊字從最高音滑向最低。「你一定告訴醫院領導，說我請求醫院給予最好的護理，派最好的醫護人員，用最好的藥物……總之，鄭子雲同志是我們經濟界裡極有聲望，極有貢獻，極有影響的同志，一定要搶救過來。不然政治上的影響是很大的……

「你現在在哪裡？在醫院？好，我馬上就來。」聽起來田守誠真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心急如焚。

放下電話，映入他腦子的是十二大代表最後的投票結果：一千零六比二百八十七。

自從和鄭子雲刺刀見紅的一戰之後，鄭子雲的票數反而從八百八十七增加到一千零六，這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偷雞不著蝕把米。

他已經灰心了，無望了。然而想不到事情會突然發生這樣的逆轉。

啊，這一下，鄭子雲當不成十二大代表了。

田守誠比往日更加莊重地坐進小汽車，即使在這深更半夜他也衣冠楚楚，像去赴一個盛大的招待會。

他低頭看看手腕上帶日曆的夜光錶，時間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凌晨三點四十一分。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