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體交叉橋》

劉心武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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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簡介

【劉心武】（一九四二至）

　　當代作家。筆名劉瀏、趙壯漢等。四川成都人。一九五○年隨父遷居北京。中學時期愛好文學。一九六一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後任中學教員十五年。一九七六年後任北京出版社編輯，參與創刊《十月》並任編輯。一九七九年起任中國作協理事、《人民文學》主編等職，加入國際筆會中國中心。一九八七年赴美國訪問並在十三所大學講學。一九五八年開始發表作品。一九七七年發表短篇小說《班主任》，被認為是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作，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首獎。後又發表《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我愛每一片綠葉》（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等小說，曾激起強烈反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劉心武短篇小說選》，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說集《綠葉與黃金》、《大眼貓》、《都會詠歎調》、《立體交叉橋》、《5．19長鏡頭》，中篇小說集《如意》、《王府井萬花筒》、《木變石戒指》、《一窗燈火》、《藍夜叉》，紀實小說《公共汽車詠歎調》，長篇小說《鐘鼓樓》（獲全國第二屆茅盾文學獎）、《風過耳》、《四牌樓》等，還出版有散文集、理論集、兒童文學等作品以及八卷本《劉心武文集》，劉心武對生活感受敏銳，善於作理性的宏觀把握，寫出了不少具有社會思考特點的小說，作風嚴謹，意蘊深厚。

第一章

　　《一》

　　有什麼新的變化嗎？

　　每回從郊區回來，下了公共汽車，走攏東單十字路口時，侯銳總希冀能看出一點徵兆，預示著立體交叉橋即將動工。

　　然而，他總是失望。

　　十字路口西北角，把口的那座古舊大棚構成的「東單飯館」依舊觸目驚心地映入了他的眼簾。這家永遠擁擠的飯館一側，照例有人排隊在購買煎餅卷油條。三十年了，這座醜陋陳舊的飯館雖然一再粉刷，卻永不見拆除重建，它還要存在多久呢？

　　侯銳走到十字路口的鐵欄面前，點燃一支煙，朝十字路口西南角望去。那裡的人行道後側，成Ｌ形豎立著高大的、連續不斷的商業廣告。他很快便發現了廣告的最新變化，拐彎處的一幅，換成了日本松下電器公司的廣告，一個巨大的孫悟空從彩色電視機的螢光幕中飛出，背景用無數小金屬圓片組成，隨著空氣的流蕩，小圓片微微擺動著，在夕陽映照下，構成了金波閃動的視覺效果。望著這些彩繪的、充滿匠氣的商業廣告，侯銳吐出一口煙來。他想，生活畢竟還是有了一些變化，多年來人們所嚮往的東西，即使還不能立即獲得，總算有了實現的可能。

　　侯銳是北京師範學院一九六四年的畢業生，畢業後分配到遠郊一所公社中學擔任語文教師。到這一九八○年的秋天，他已經整整三十九歲了。上大學的時候，他是公認的美男子。他有著寬闊的前額，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長短配搭恰到好處的鼻子和嘴，以及當中有天然凹槽的極富魅力的下巴，他曾經在高校運動會上拿過一百米自由泳比賽的亞軍，由此可以想見他有著怎樣的體魄，但是，此刻站在十字路口人行道邊上抽煙的侯銳，已經有點未老先衰，他的鬢髮竟已斑白，眼角的魚尾紋雖不甚明顯，淚囊卻已青灰可辨，而且昔日紅潤緊實的皮膚，業已變得黃黑粗糙。不過從稍遠處望去，他仍不失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壯年男子。

　　侯銳懷著一種複雜的心情，倚在鐵欄上，望著東單十字路口壅塞喧囂的景象。橫過十字路口的東西向長安街固然寬闊，但與其垂下交叉的南北街道，特別是東單以北的街道，卻狹窄得與長安街極不相稱，這裡分明需要盡快建起立體交叉橋，然而──

　　侯銳把抽剩的煙蒂扔到腳下，雙手撐住鐵欄，望著馬路上紛繁駁雜的車流，任失望與嚮往的絲縷，在心頭交織成一張五味俱全的網。

　　正在這時，有人用手掌拍著他的肩膀，令他吃了一驚。

　　《二》

　　侯銳扭過頭來，一眼認出了面前站著的胖子，是大學時的同學葛佑漢。

　　葛佑漢當年是以在職幹部身分投考大學的，比侯銳大五歲。他本想考個名牌大學，出來到研究單位去「高級」一下，萬沒想到只考取了個師範學院，畢業後分配到胡同裡一所最不起眼的中學當教師。這是葛佑漢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至今他仍極其懷念昔日的機關，以及他在機關當科員的那段生活。「要不是當時迷了心竅，非考大學不可，我早混上個科長囉！」這話他常對人說，到了中學他誰都看不起，但別人幾乎也都看不起他，因為他簡直不會教課。後來他當了圖書館的管理員，又半真半假地時時為慢性腎炎而病休。他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什麼政治運動、十年浩劫，對他雖然不無影響，但很難以此為線索來概括他的生活。多年來，他不看報紙，不聽廣播，不打聽政治性小道消息，也幾乎不看除傢具圖樣和菜譜以外的任何書籍，而他居然是圖書館的管理員！他用五年的時間奔走在各個換房站，結識了無數的房管員，他乘人之危，如家庭糾紛、死了親屬而感到恐懼、家庭成員政治上沉淪所造成的窘境──等等情況，以合法手續，不斷擴大著自己換來的住房。目前他住著新樓區一種格局最佳的三層樓上的三居室單元，而他家只有三口人，就是他和他的老婆以及一個還在上小學的兒子。他家裡有著全套頗為考究的傢具擺設，這些東西都是他長年奔走於全市所有的信託商店，細緻地加以考察、比較、選擇、退換、賣掉然後再買進──逐一湊齊的。

　　此刻他腆著肚子，坦然地立在老同學侯銳的面前，他的圓臉龐上，眼皮、鼻子、嘴巴都肉嘟嘟的，顯示著營養的充分與心情的閒適。他手裡提著一隻碩大的草編菜籃，裡面塞滿了剛從東單菜市場買到的鮮貨，侯銳瞥了一眼，只見兩條濕淋淋、厚墩墩的魚尾，引人注目地翹在籃外。

　　「嘿，我一眼就認出你後脊梁了！」葛佑漢敞開喉嚨，滿面笑容地說，「你這是幹嘛呢？閒了沒事，用眼睛過車癮麼？」

　　「我才從學校回來，剛下車不大會兒，還沒有回家呢。」侯銳懶懶地說，他並不希望與這樣一位老同學邂逅。

　　「怎麼著，你們家還沒搬嗎？」葛佑漢依舊是喊叫似地問。

　　「往哪兒搬呢？」侯銳心上彷彿被刺了一刀。他尤其不願意同葛佑漢談論這個問題。他知道葛佑漢如今住著怎樣的房子，看出來葛佑漢從骨髓裡往外噴溢的得意勁兒和優越感。他從葛佑漢的眼神裡意識到，對方的腦際此刻一定閃現著侯家三代同堂的平房小屋內的情景。

　　「別著急，等著拆遷吧，快了！」葛佑漢用空著的手指點著十字路口說，「聽說這一二年就動工，修立體交叉橋；跟日本人訂的合同，人家給錢，給設計，咱們自己施工；瞧著吧，那時候你們家就揚眉吐氣廠──」葛佑漢不容侯銳插嘴，忽然邁前一步，用粗短的手指點著侯銳的胸脯，降低嗓門，以極親暱的口吻囑咐著：「到時候別讓拆遷辦公室給坑了，他們準讓你們往垂楊柳搬，不能去！那兒離造紙廠太近，喝了那兒的水要得癌；團結潮南區也別去，那兒地勢低，一下雨樓底下全成了蛤蟆塘──你就咬定牙關，非團結潮北區不可，非三樓不可，非大過廳、雙壁櫥的不可──告訴你吧，『有志者事竟成』、『堅持到底就是勝利』，這兩句格言最靈驗！」

　　「你的消息有多少根據？立體交叉橋，八字沒一撇呢！」侯銳依舊懶懶地對他說，「我又不像你那麼能耐，會換房。」

　　侯銳以為葛佑漢聽了他最後一句話，會現出不高興的表情來。誰知葛佑漢的臉上更增加了幾分誠懇，他連連點頭說：「是啊是啊，你哪像我似的，豁出去，二皮臉，跑跑顛顛，求爺爺告奶奶的。再說你平日又在城外，星期六才回來，星期一一大早又得走人──」

　　侯銳已經偏過頭去，望著夕陽漸暗、暮色緩降的長安街，繼續想自己的心事，葛佑漢卻心平氣和地又跟他叨嘮了幾句，這才告別而去。

　　《三》

　　侯銳的家，就在離十字路口不遠的一條胡同裡。倘若東單真要修立體交叉橋，他家住的那個院子，是非拆掉不可的。

　　侯銳慢騰騰地朝胡同走去。

　　胡同裡一片灰色。灰牆、灰瓦頂、灰色的路面，像每回一樣，侯銳一進胡同，情緒也便灰了下來。

　　侯銳近年來每週必回家，甚至於一週回家兩次。其實從他那個學校跑回家來，要步行兩里路，搭乘長途汽車，再換市內汽車，時間、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可他還是寧願得空就往家跑。

　　侯銳也曾有過那麼一個階段，心中充滿玫瑰色的意念，決心扎根農村，為在農民子弟中普及中等教育幹一番事業，在這種心氣最盛的時候，他一度半年才回一次家，然而紛亂的世事象無數把利剪，早已絞斷了拴繫在他心上的理想之線。這兩年，他們公社所屬的三所中學裡，已經有十多名教師調回了城裡，說是照顧家庭困難、個人身體不佳，其實誰都清楚，他們自己也並不隱瞞：幾乎全都靠的是死磨硬泡加拉關係走後門，調回城裡以後，他們便縱情享受城市特有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又何嘗有幾個真的比以往更體貼地照顧雙親，又有幾個真的靜息養病呢？侯銳在公社所在地的鎮上逛街，遇上以往教過的學生，他們大多已經成了公社地區見多識廣、自認看透世事的活躍人物，他們總是片面便問侯銳：「侯老師，您還沒調回城裡哪？」侯銳從他們的臉上、眼裡，清楚地看出了一種輕蔑或憐憫的表情。生活已經變成了這個樣子：甘心在比較艱苦的地方為人民工作，在人們心目當中竟成了可疑或可憐的狀態：你還沒有把自己調往更舒適的地方嗎？你真沒有能耐，你這人真窩囊！侯銳忍受不了這種對待，有一回他用反抗的聲氣說：「沒調回去呢，沒門路，你別光瞅著我樂，你倒幫幫我的忙，給我活動活動！」對方一齜牙，毫無顧忌，甚而面帶幾分得意，又的摻雜著幾分挑逗與輕蔑，大聲地說：「行啊！可您能幫我幹點啥呢？」侯銳扭身就走了。他恨自己，他輕賤自己，因為他一無錢二無權三無門路，他只能乞求別人救助，而無力拿出什麼來與別人交換。在現今的生活中，他覺得自己簡直是個廢物！「窩囊廢！」他自己罵著自己，這樣心裡才不堵得慌。

　　前面就快到侯銳家的院門了。他出於一種複雜的心情，停了下來，站到電線桿下，點燃了一支煙。他望著那古舊的院門，據說那個院子幾十年前是一家客店，因此裡面擁塞著幾層排房，侯銳家的那間屋子後牆上的小窗子現在亮著燈光，把一塊粉不嘰嘰的帶藍花兒的窗簾布照透了。這塊窗簾布在侯銳的心中勾起了一股釅釅的柔情，這畢竟是唯一稱得起「家」的地方啊，但同時也從他心中泛起了一種酸苦的不平，門洞左拐是他的家，右拐便是男廁。那些往來在長安街上的外地同志和洋人，大概萬不會想到在這離長安街不過一二百米遠的地方，竟有這樣簡陋、骯髒的廁所。記不得哪本書上曾經斷言過，一處地方的文明程度究竟如何，最權威的標誌是廁所的狀況。其實侯銳他們院的廁所倒也並非不能打掃乾淨，但奇怪極了，雖然近些年來院中各家越來越講究傢具擺設，卻對公用設施，如院中的路燈、自來水龍頭，乃至這廁所，越來越不知愛惜、管理，廁所裡永遠亂扔著手紙，使人無處下腳。侯銳曾經下最大的決心，一個人去打掃過，但當時便惹得院裡一些人不高興，因為他這一行動本身，似乎便意味著對院內長年住戶的一種輕蔑，而這是他們所斷斷不能容忍的；再一次回到家中，侯銳發現廁所狀況依然如故，他也便從此放棄了改造院內廁所的雄心。

　　站在自己家的院門外頭，居然想了半天關於廁所的事。這真滑稽，或者也是窩囊廢的一種表現，侯銳苦笑起來。

　　侯銳很不情願地想起了剛才在路口的邂逅。不情願，腦海中卻偏浮現出葛佑漢的胖臉來，這說明人真是不能抑制自己的思維。侯銳去過葛佑漢家裡一次，那三居室單元的每一個細部都令侯銳嫉忌得發狂，不是侯銳沒有見過世面，侯銳去過復興門外的軍隊大院，那兒的單元房遠比葛佑漢住的高級，但人家總算師出有名，葛佑漢憑個什麼呢？

　　侯銳常常把葛佑漢的情況拿來同蔡伯都比，越比，他就越感到憤憤不平。

　　蔡伯都是他和葛佑漢共同的同學，蔡伯都現在是某劇團的專業編劇。近二年來，他的兩個劇本都打得很響，劇團演出，電影廠拍片，出版社出書，對外刊物介紹，報紙上發表了不止一篇評論，電視台還邀請他同觀眾見面。用葛佑漢的話說，蔡伯都「成仙」了。但是蔡伯都又住得如何呢？直到頭兩個月，他才終於根據照顧有成就的文藝工作者的政策，分到了一個兩間的小單元。這單元恰恰在葛佑漢提起就要撇嘴的團結湖南區，並且位於一棟樓的最高一層。當然，這比以往三代四口人擠住在一間小平房中強多了，然而搬進去以後，依然並不顯得寬鬆。葛佑漢和蔡伯都的住房情況，常常激起侯銳萬千的感慨。要想把我們這個社會整治得真正體現出多勞多得、按勞取酬的面貌，真是太難了。蔡伯都已算時代的幸運兒，但他只能依靠「組織」，他甚至比侯銳更不會尋覓、利用「組織」以外的，實際上比「組織」更有實際分配權的個人關係，所以充其量他只能分到這麼一個單元，為了落實這麼個最高層的單元，多少領導同志斟酌了又斟酌，劃了多少圈兒，這才分到蔡伯都手中。而同一棟樓中那些二、三層的大單元呢？是否都住著比蔡伯都更出色、更出名的角色？怪，竟有好幾家是葛佑漢式的人物，別光給人們講述幹部享受特權的故事了，也該讓人們見識見識葛佑漢這樣的市儈。昏庸的幹部和善於鑽營的市儈，就像枯木與毒蕈那樣互相體恤著。

　　侯銳扔掉熄滅了的半截香煙，他依舊沉默地站在那棵電線桿下，路燈亮了，路燈光使胡同裡的灰色轉化為一種暗銀色。不知為什麼，這就使原本顯得枯燥乏味的胡同增添了一種風韻。

　　忽然，侯銳的心提升到了嗓子眼，他先聽到了種清脆的、節奏熟悉的高跟鞋敲擊地面的聲音，然而，那期待中的、又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在路燈光的光圈中顯現了出來。走來的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婦女，她穿著入時的豆青色外套和醉棗色長褲，頭髮燙成蓬鬆的大鬈兒，其中一鬈彎成一個C字，搭在長而不寬的腦門上；她的眼睛是細長的有如豆角，高鼻梁，厚而紅的梭形嘴唇緊閉著；右手挽著一隻洋紅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充滿自信地朝前邁進著。

　　侯銳目不轉睛地，甚而含有幾分挑逗地盯著她。當她進入到路燈光的光圈中時，她顯然也發現了侯銳，但她僅僅是向侯銳投去匆忙而冷漠的一瞥，步履和體態卻絲毫不為所動，咯登咯登地從侯銳身前走過去了。
　　侯銳轉過身，把胳膊抬起挨到電線桿上，把腦門貼攏胳膊，痛苦地咬著嘴唇。一股燙水般的潮，在他心中湧起來。

　　《四》

　　侯銳愛過她。

　　他倆是小學時同學，上六年級時，有一回在校園裡玩捉迷藏，不知怎地心血來潮，他倆一塊翻牆躲到了一個死旮旯裡。那裡面佈滿多年無人打掃的厚厚的蛛網，他倆躲了一小會兒，便被陰濕的氣息熏得心堵氣短，而且，大的、小的、黑的、麻的、各種蜘蛛都爬到了他們的脖領中、頭髮裡。那旮旯非常之小，所以他倆只得緊擠到一塊兒。在那陰濕的、蜘蛛出沒的人世一角中，侯銳體驗到了最原始的最朦朧的一種衝動和覺醒。彷彿整個世界都被壓縮到了這樣一個小旮旯裡，只有他和她。他的臉離她的臉那麼近，以至於他能數出她有多少根睫毛，他的呼吸連著她的呼吸。侯銳從一種最自然的挨擠和接觸中，模模糊糊地懂得了女人的身體比男人柔軟，而且有一種天然的具有誘惑力的氣味。

　　他們躲在那裡，時間彷彿凝固了。逮人的小夥伴找不到他倆，高聲地呼叫著：「侯銳，出來！傅燕敏，出來！」他的眼睛從很近的距離望著她的眼睛，他倆從對方的瞳仁裡都發現了自己，他倆咯咯咯得意地笑了。

　　誰也沒有逮著他們，他們悄悄地那旮旯裡爬了出來，當晚，侯銳怎麼也睡不著覺，除了精神上的亢奮外，早起疊被抖擻出好幾隻壓死的蜘蛛，也是使他輾轉反側的原因。

　　小學畢業以後，他們各自考上了不同的中學。侯銳上的是男校，傅燕敏上的是女校。雖然他倆同住在一條胡同，常有對面相遇的機會，但他們卻再未通話。這當然主要是由於存在著一種不容少男少女自由來往的封建性道德約束，同時，也是由於他們雙方性格上的軟弱。

　　中學畢業以後，侯銳上了師範學院，傅燕敏卻參加了工作，在一家搞工藝美術的工廠裡當出納。從師範學院畢業以後，侯銳分到了遠離市中心的遠郊，很自然的，他雖然有過一些露水式的愛情經歷，但要落實一個跟他登記結婚的妻子，卻變得明顯地困難起來。農村雖然不乏追求他的姑娘，以及把他放到婚事天平上稱量的幹部家長，但他卻不願那樣安排自己的生活。於是乎他同千千萬萬的同代人一樣，要依靠親友給他介紹對象。這件事一提出來，他就主動表示願與胡同那頭的傅燕敏談談。

　　他們兩人再一次很近很近地湊到一起，是在北海公園的壕濮澗。他們回憶起了小學時的生活，尤其是津津有味、互為補充地回憶了那一次在旮旯中躲藏的情形。回憶到最後，他那硬實的身軀緊緊地貼在了她那柔軟的身軀上，於是，像人類社會中億萬次出現過的那樣，他扳過她的頭來，吻了她。

　　事後，他們被介紹人分頭詢問：「你對她有啥不滿意的？」他說不出來，他覺得她額頭太窄太長，這是美中不足。然而只要隨時注意把額上的一鬈濃髮披拂下來，不也看得過去嗎？為了鞏固對她的感情，他甚至於特意從各種角度喚起對那額頭的好感。「我的額頭是橫寬的，他的額頭是窄長的，我們後代的額間就將是蘇格拉底式的──」他這樣想，並且先是暗暗地，後是公開地稱她的額頭為「我的巴顏喀拉山」。

　　然而傅燕敏對他的考慮卻遠不是從美學角度出發的，她對介紹人說：「他能調回城裡來嗎？他家沒房，我們在哪兒結婚呢？」這不能怪她，生活本身就是這樣實際。還是在濠濮澗，侯銳跟她背誦李商隱的無題詩，傅燕敏卻癡癡地望著那些奇形怪狀的太湖石，當侯銳背誦完了問她「喜歡不喜歡」時，她偏過頭來，鄭重其事地問：「咱們要是成了，你每月還得給你媽多少錢？」

　　他們的關係一下子便中斷了，後來爆發了人所共知的「文化大革命」，要是在城裡，侯銳算得了什麼？而在他們那個公社，因為他居然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過一首有十二行之多的詩，因此他便作為「反動權威」被揪了出來。他戴著高帽子游了街，高帽子上寫著「資產階級的孝子腎孫」──的的確確，「賢」字成了「腎」字，他就作為「腎孫」被反覆批鬥了多次，最後罰他燒了兩年的開水鍋爐。他在那兩年多裡不能回家，因此，當他終於被「解放」，坐車返回家裡時，他聽到的頭一個消息，便是「傅燕敏已經結婚了，嫁給了到他們廠支左的解放軍。」後來那解放軍脫了軍裝，轉業在那個廠當了個副書記。如今他們有了自己的小窩，傅燕敏僅僅是回娘家時，才會出現在這條胡同裡。

　　胡同依然是那樣的一條胡同，生活似乎沒有多大的變化，然而人變得多快啊！他們曾經在那蛛網密佈的小旮旯中對望過，他們曾經在那幽邃的濠濮澗親吻過，可是如今他們對面相逢，卻如同陌生人般互不理睬！為什麼不可以招呼一下呢？微笑一下就那麼困難呢？不必過多地怪罪於身外的因素，在傅燕敏來說，她那越來越趨向於實際的人生態度，壓搾乾了她作為一個有過爛漫童年、初戀經歷的人的感情；在侯銳來說，他那越來越趨於硬化的自尊心和與之相輔相成的自卑感，也壓迫著他作為一個曾經是「巴顏喀拉山」的佔有者的感情。

　　一陣小風吹過，挾來一股煉豬油的特殊氣味。牆腳處，一股塵土打著旋兒遠去了。這時，傳來北京站悠揚的鐘聲，恰是晚上七點整。

第二章

　　《五》

　　一掀開門簾走進去，侯銳就看見弟弟侯勇坐在迎門的大床上，手裡擺弄著什麼東西。

　　侯勇比侯銳要足足小九歲，他是一九六六屆的初中畢業生。他那從少年時代向青年時代的轉換期，恰處於混亂而怪誕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在驚心動魄的六六年「紅八月」裡，他曾跟隨著學校裡的一批幹部子弟橫衝直撞地破過「四舊」。到了一九六七年冬天，他又同一批幹部子弟到山西省插了隊。侯家的門弟，論起來是很成問題的，在「清理階級隊伍」階段，他們的父親侯勤豐是進過「死班」（即不許回家的「學習班」）的，但是在許多幹部子弟的周圍，你總可以看到一些像侯勇這樣的人物，幹部子弟可以公開地看不起他們，因為他們是「狗崽子」；他們在內心裡也看不起那些往往因為吃激素過多而發胖的「衙內」，但是他們卻又可以幾乎是整天地粘在一起，構成一種互相依賴，互為補充的群體。侯勇親眼目睹，乃至深入了許多幹部子弟那榮辱起落無常的人生經歷。他最瞭解他們，因而最尊重他們，也最輕蔑他們。他能極清醒、極細緻地分清哪些是值得尊重的，哪些是必須報之以輕蔑的。

　　一九六九年「九大」閉幕的那天晚上，侯勇他們正在山西的一個貧瘠的小村子裡，高音喇叭裡一邊播出著「九大」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名單，「集體戶」裡的幹部子弟們一邊發生著各種各樣的反應：有的高興得大哭，因為他或她的父親總算名單裡還有；有的悲痛得狂笑，因為他或她的父親果然從名單中消失掉了；有的為自己父親或母親的老上級「又出來了」而慶幸，有的為自己父親或母親的老上級「下落不明」而惶惶然；哭的、笑的、罵的、嚷的、吵的、癡的──一張張被離奇的政治生活折磨得變了形的、年輕人的臉在侯勇眼前晃動著，他覺得那是一本最有說服力，最好懂的生活教科書。當然，也有冷靜得出奇，並未變形的臉，那是某一兩個有思想有見解，而又不以「衙內」自居的幹部子弟，以及幾個同侯勇差不多身分的平民子弟。真可惜，對生活教科書中的這類篇頁，侯勇研究得卻並不多。

　　一九七四年的時候，侯勇和一些知識青年被抽調到了當地的一所工廠當工人，不久，他就同一個軍隊幹部的女兒結了婚。當然，結婚的時候，那個軍隊幹部仍處於塌台的境地，在湖北的一處於校中每日裡「圍湖造田」；但是侯勇的寶是押得既準確又耐心的，一九七七年，那個軍隊幹部果然官復原職，舉家遷回了北京，在復興門外的某軍隊大院中恢復了四室一廳的住房待遇。從此，同愛人一起調回北京，便成了侯勇最直接、最重大的生活目標。但是一來廠裡死活不放，二來他那老岳父出乎他意料地「古板」和「無能」，時至今日，竟仍未調來。不過由於廠裡覺得侯勇在北京「有根」，到北京不用為住店的事發愁，還有諸多關係可以利用，所以讓他擔任了採購員，故而他常常坐飛機從太原飛回北京。此刻他手中擺弄著的，便是有待拿回去報銷的飛機票。

　　見哥哥回來了，侯勇僅抬眼點了下頭，便繼續擺弄那飛機票，彷彿那是一樁多麼重大的事情，他是故意這樣，對哥哥，他也是又尊重又輕蔑的，哥哥那一代人讀過許多的書，看過許多的沒有看過的舊電影，還出了蔡伯都那樣的名人，而且蔡伯都出了名以後仍常同哥哥來往，這些，都使他不能不尊重哥哥，但是哥哥竟是那樣的窩囊！一個農村的中學教員！學校連圍牆都不完全，邁出宿舍的門便等於來到了糞味四溢的田野！哥哥竟一輩子沒出過北京，沒坐過小轎車，更沒坐過飛機！要不是侯勇攀上了個幹部家庭，哥哥可以作為親友偶爾去作一趟客，哥哥甚至於沒機會邁進四室一廳的單元地面，沒機會見識雪白的磁砌澡盆，窩囊廢！

　　侯銳沒想到弟弟又回來了，其實兩個月前他剛出差來過一趟，知弟莫如兄，從侯勇那種擺弄飛機票的勁頭中，從攤放在床上床下的顯露出一種「場面上人」氣派的旅行箱，手提包，民航機上免費贈送的口香糖，幾份硬挺光膩的外文畫報──上，侯銳一下子就看穿了弟弟的內心活動。他知道這是弟弟最蔑視他的時候，因此，他高度地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坐到緊挨著大床的桌邊折椅上，用一種充分顯示著兄長身分的莊重語氣問：「這回呆多久？打算住哪兒？」

　　侯勇頭也不抬，把飛機票擱進一個考究的蛇皮錢夾裡，挑釁似地說：「我愛呆多久就呆多久，愛在哪兒住就在哪兒住。」

　　這意味著他不會呆太久，而且，他照例要在這個家中住下。對於侯勇每次出差來北京，總是基本上住在東單這個擁擠不堪的家中，而並不到復興門外的軍隊大院裡去享受寬敞舒適的住宿條件，蔡伯都曾向侯銳表示過驚異：「這是為什麼呢？小勇他們的孩子不也擱在姥姥姥爺那邊嗎？無論坐地鐵，還是坐汽車，進城也都還算方便，他何必非來擠你們呢？」對於這個問題，侯銳總覺得有點羞於如實回答，他笑笑說：「你是劇作家，你該知道他的潛台詞，我倒等著你給我揭示出來呢！」

　　其實，侯銳清楚地知道，弟弟在那邊是過不舒服的。他的岳父岳母，看來對他還很不錯，但他的那些大舅子，小勇子和小姨，卻總打骨髓裡瞧不起他，認為他是一個趁火打劫的混入者。他們當面倒也沒議論過他什麼，但那種不把他當回事兒的神態，那種公開地為他老婆──他們的姐姐或妹妹──抱屈的情緒，以及每逢門當戶對的客人們來訪時，他們那種很不情願地把他介紹給客人的勁頭，加以時不時因為他弄不懂他們的生活方式而「露怯」所遭到的嘲笑，都使他渾身不自在。在那邊，他是一個處於劣勢的掃邊角色，而在東單這個家裡，他感到自己是一個處於優勢的主角。

　　侯勇收拾好東西，緊皺著眉頭往南牆的鏡子前頭走去。屋裡又狹窄又凌亂，他煩躁地把礙腳的一隻籐椅踢往一邊，湊到鏡子前頭，照了一照，便用兩手去壓擠鼻邊的一個粉刺。那粉刺已經感染，正在拔膿，從傾斜的鏡子裡，侯勇看見了這個令人氣悶的家外間屋的全景，他恨不得像壓擠粉刺般地把這面鏡子砸爛。「真是狗窩！」他憤憤地嘟囔著。

　　說狗窩當然是不對的，說「人窩」比較恰切。確實，只有「窩」字才能形容出侯家生存空間的緊迫。他們住的原是一間十六平方米的屋子。在侯勇的童年時期，這間屋子不但不顯得狹小，甚而至於還給人一種寬敞的感覺。他五歲、妹妹侯瑩三歲的時候，他們鑽到方桌下面去「過家家」，一玩就是一下午。那陣兒，他們覺得世界有一張方桌大已經足夠了。但是世界上卻存在著如此令人遺憾的現象：人會一天天長大，屋子卻並不隨之展寬。到了侯勇和侯瑩都上了高中時，屋當中便不得不經常拉上一塊布簾，然而一塊布簾畢竟是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的，就在這間屋子裡，在沉悶的夏夜，侯勇從睡夢中醒來，第一次震驚地瞥見了還未熬過壯年階段的父母理應避諱兒女的行為，這是一種可怕的啟蒙。那個夜晚過去之後，天明一起床，侯勇便彷彿變了一個性格。他原本對父母是極其尊重的，尤其是對母親，覺得連她頭上的每根頭髮都是那麼神聖，但那天，當母親照例提醒他上學時別忘了檢查書包時，他卻無緣無故地同她頂撞起來。

　　有那麼幾年，邊間屋子減輕了壓力，侯銳在遠郊不常回家，侯勇到山西插隊，妹妹侯瑩去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但侯家夫婦的頭髮也正是在那幾年裡大綹大綹地變白的。後來侯瑩從兵團辦「病退」回來了，侯銳又終於由蔡伯都介紹了對象，決定結婚，於是這間屋子又變得擁擠起來。為了給侯銳結婚，請房管所來打了隔斷，一間大屋便變成了各不足八平方米的兩小間。後來侯銳的愛人白樹芬生了小琳琅，侯勇再帶著他的愛人彭雪韻來看望公公、婆婆，裡外屋最多的時候要同時活動著八個人。

　　現在反映在鏡子裡的外間屋，靠南牆擺著一張雙人床，雙人床與西牆之間剛好能擱下一個小衣櫃，上頭擺滿了各色家用的東西，也還點綴著一些玻璃花瓶、塑料花束、廉價處理的藝術瓷器等擺設。小衣櫃前支著臉盆架，一隻舊籐椅勉強地擱在臉盆架與通向裡屋的門之間。雙人床北邊，靠東牆擺著那張祖傳的方桌，上面鋪著有桔紅色大花的塑料桌布，兩旁剛好各塞上一把鐵腳管木折椅，方桌靠牆處擺放著暖瓶、茶具，這也就是平日大家吃飯的地方。方桌上方掛著鏡框，鏡框裡是家庭成員們的各種排列組合的合影，也奇怪也不奇怪的是，佔據著鏡框中心的是侯勇岳父、岳母的軍裝照。其餘幾面牆上過於瑣屑地張貼著一些年畫或從畫報上剪下來的風景照片，以及電影明星的頭像。在雙人床正上方，年年照例掛著豪華艷麗的大掛歷──那是在郵電所工作的父親，自豪地拿回家來的一種單位難得賜予的福利！價值五元以上，卻只以兩元的優待價格賣給本單位職工。

　　平心而論，這屋裡的一切絕不意味著貧窮，甚而可以說是富有一種甜膩膩的小康氣氛。然而那種擁擠和壅塞的感覺，的確比貧窮更令人感受到一種莫可名狀的窘迫。侯勇擠著他臉上的粉刺，滿臉是一種承受著別人侮辱的受難感。侯銳坐在桌邊折椅上，望著鏡子裡弟弟的面影，心裡更是難堪。侯勇長得一點也不像他，侯勇是一張長方臉，眉毛很濃很黑，眼睛長而略呈「八」字狀，鼻子很直，嘴岔很大，他的牙齒雖然整齊，但有一顆門牙是灰色的，與周圍的牙齒形成一種鮮明的對比，這甚而成了他的一個最令人難忘的特徵。

　　望著這樣一個弟弟，侯銳心裡很難過，他們共存於這樣小的一個空間，但他們的心卻離得那麼樣的遙遠。他應當對弟弟說點什麼，才能逗出一個微笑，引出一點溫情呢？

　　「你這回出差，是要辦什麼事呢？」侯銳盡可能藹然地問。

　　侯勇已經擠完了粉刺，走到洗臉盆邊去打算洗臉，毫不留情地說：「說給你聽你也不懂！」

　　侯銳氣得夾煙的手一個勁兒哆嗦。他抬高聲調說：「問問你怎麼了？我不懂，你也可以講給我聽聽！」

　　「我沒心思講那個。」侯勇發現臉盆裡的水很髒，端起來衝到門邊，掀開門簾就往外潑，不巧濺著了推車打侯家門口經過的鄰居二壯，二壯一聲吆喝：「長點眼睛嘿！」侯勇沒理他，轉身就到方桌邊取暖瓶，提起一個發覺是空的，心浮氣躁地就把那暖瓶一頓，提起另一個發覺水也不多，便破口埋怨起來：「一個個不知道整天淨幹嘛了，連熱水都不預備著，真跟豬似的！」說著便「嘩啦」一下把那暖瓶中的熱水，盡數倒在了臉盆中。

　　「你文明點好不好！」侯銳忍無可忍地說，「甭端出那麼個架子來，好像大伙都欠你點什麼似的。」

　　「得了得了，」侯勇扭過頭，輕蔑地說，「你少費精神管我吧，把你這點精神拿去給你自己活動活動房子，比什麼不強！」

　　「你──」侯銳站了起來，眼看就要跟侯勇吵開了，這時候一個人進了屋，她看兩眼便明白了屋裡的形勢，頓下腳說，「吵什麼吵什麼，親哥兒們，什麼事不能好好商量？」

　　《六》

　　進屋的是他們的母親。

　　這是一位已經五十八歲的婦女，體態已經略顯臃腫，頭髮也近乎全白，但面龐的皮膚還很紅潤。仔細望去，就會發現大兒子侯銳眉眼非常像她。侯勇可是全然不像她，但這兩年來，她最鍾愛的，偏偏是對家裡人說話一律粗暴蠻橫的這個老二。

　　她原是附近一家街道繡墊社的工人，前年退的休，在她的老二戲劇性地娶了一位軍隊幹部的千金以前，她的視野所及是極為有限的，她的日常生活中也簡直沒呈現過什麼異彩，他們那個以繡邊、烤黃小桌墊為業的小小作坊，除了兩三個半殘廢的男人外，全是些未蛻盡家庭婦女氣息的中、老年女工。記得有一回他們所屬的街道辦事處從農村弄來了一車麻梨，不知怎地忽然也想到了他們那小小的繡墊社，允許他們也去購買一次便宜貨。這件事竟使得她和她的同事們無比激動，這既體現著一種政治待遇，也體現著一種福利享受。她們提前下了班，結伴來到了街道辦事處的大院裡，排隊等候著秤自己的那一份梨，輪到自己時，她們便盡可能地挑揀大個幾的，請求允許多買一點，而全然不顧周圍人們的輕蔑與嘲笑，麻梨提回了家，她特意洗淨了一隻大瓷盤，充當臨時果盤，將每隻梨子都試淨供了起來。當晚上燙過了腳，與老伴分食麻梨時，她覺得那滋味簡直不啻王母娘娘宮中的仙桃。

　　是老二侯勇的婚事，使她一下子獲得了許多過去從不曾嚮往的東西。她被當作高級幹部的親家，迎進了四室一廳的高級單元房。保姆為她擦拭好了澡盆、放好了溫水，請她先去沐浴；飯菜質量之高是不用說了，飯後的龍井茶有點喝不大慣，也姑且勿論；最令她感嘆的，是從電冰箱中端出來一大盤水果。那麼大的蘋果，那麼勻淨的鴨梨，那麼水靈的葡萄，也都還不算稀奇，那皮兒紅得像潑了雞血、肉兒白得像雪花凝就、味兒美得像能把魂兒勾去的鮮荔枝，在這夏末時節，你就是拿著一百塊錢，奔王府井，奔西單，也買不著啊！──看完了電影似的彩色電視，親家母拿出自己多餘的一身毛巾布睡衣、一雙繡花的緞面皮底拖鞋，請她到特為她鋪設的席夢思寬式單人床上歇息，你想她是怎樣的心情？

　　每次從西郊回來，她的精神世界都要變得更加豐富，而鄰居的老年婦女們，有時甚而還包括時常喝得醉醺醺的西屋錢大爺，也都要到她屋裡坐坐，聽她講述親家家裡的種種情況，對於某些細節，他們還常常要一再詢問，井同講述者一起發出嘖嘖的讚歎。

　　但是，也常有這樣的情形，便是或逢自己家的屋子漏雨，或因侯銳夫婦和孩子一齊回了家，而適逢侯瑩也在家休息，屋子裡亂成一團，每一行動便覺磕手碰腳時，她便不由得因暗暗地與親家家裡的情況相比而心緒黯然。親家家雖好，畢竟不能常去；去了雖能享受一番，卻也畢竟不能將那裡的好處馱回這裡。而一旦知道人世間原存在著遠比自己舒適享福的所在，每日裡這種粗糙猥瑣的生活便格外難以忍受。當這種心境襲上身來時，她又不由得賭氣地想：又何必攀上這麼一門親家呢？
　　然而畢竟是老二給她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東西。老二每次出差回來，她所採取的一個行動，便是提上菜籃，到東單菜市場去採購一番。此刻她正是從菜市場回來，菜籃裡塞得滿滿當當。

　　「媽，您不知道，小勇他越來越沒禮貌了。」侯銳忍不住對母親說，「我好聲好氣問他話，他來回來去地干撅我。」

　　「禮貌？禮貌多少錢一斤？」侯勇不等母親開口便接上去說，「我瞧見這麼個家心裡就煩，還臭講究什麼禮貌！」又不等氣得咬牙的侯銳開口，伸手伸過母親臂彎裡的菜籃，剛看了一眼便說：「誰吃這個帶魚！跟您說過，雪韻他們家從來不吃這號無鱗魚！」

　　母親連忙道歉似地說：「嗨，那不是老頭子他喜歡就著糖醋帶魚喝兩盅嗎？你就別下筷子吧，我這兒買的有雞──」

　　但是侯勇的眉眼越發難看了，聲調也更加難聽：「你們有什麼見識？只當雞就是好東西！人家現在都不吃雞，雞身上有癌細胞，吃了不保險！──」

　　母親氣餒了，辯護說：「雞都成壞東西了？那還有什麼能吃呀？」

　　侯勇把菜籃子一推說：「現在講究吃鴨子，雞是熱性的，吃了上火；鴨是溫性的，吃了補人！」

　　母親忙說：「你早不講清楚，明兒個我就去買鴨子，鴨子倒比雞還好買。」

　　侯銳實在憋不住，終於爆發了。他把桌子一拍，臉上肌肉繃得緊緊的，命令似地說：「媽，您成他的什麼了？您就不該這麼寵著他，他憑什麼在這兒擺譜兒？──」

　　母親直望著老二，生怕老二動氣，誰知侯勇在這種情況下卻莞爾一笑，瞟了侯銳一眼說：「算啦算啦，媽，您快拾掇去吧；哥哥這是又嫉妒上我啦──」說完便邁腳鑽進了裡屋。

　　侯銳氣得想衝過去跟他大幹一場，母親把菜籃擱到飯桌上，伸手攔住了老大，壓低聲音說：「你就讓著點他吧，你比他大九歲哩！」

　　侯銳也便放小聲量說：「可他也是個大人了嘛！」

　　母親誠懇地說：「小勇沒少為家裡謀福利，沒有他，咱們能看上電視嗎？沒有他，咱們連小廚房也搭不起來喲──」

　　侯銳沒話說了，的的確確，好幾年了，他們留在北京的一家人，湊齊了一台電視機的錢。但無論是老頭子，還是侯銳夫婦，加是侯瑩，都不能從單位裡搞到一張電視機票，而侯勇上次出差回家，輕而易舉地就給弄到了一台十二時電視機，使這十六平方米的空間，每晚增添了許多的樂趣。小廚房也是侯勇連找磚帶託人，幾天之內給蓋起來的；母親還忘了提及煤氣罐，那也是侯勇出差期間給弄的；而侯銳，這類的事他不是不想辦，卻一件也辦不成──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怎能不承認侯勇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又何必去奢求他的禮貌呢？

　　侯銳坐在那裡使勁嘬煙，不言聲了。

　　忽然，裡屋先是發出一聲尖叫，接著便有人痛哭起來。

　　《七》

　　如果說侯家的外屋已經令人感到十分壅塞，那麼裡屋就簡直有點像一個餘隙不多的、古怪的倉庫。這屋裡很技巧地擱進了三樣大件的東西：第一件是一架角架雙人床。這架雙人床的四腳下墊著好幾層磚，因此床下形成了另一個足資利用的空間；這本是七六年地震時期這防震支起來的，後來雖然震情已經過去，但這種支架法所形成的好處實在令人難捨，他們便使其成為了一種永久性的安置；現在不但床上可以睡人，床下也搭著一個鋪，同樣可以睡人；暫不睡人時，還可以擱放大家脫下的外衣、手提包等物品。第二件是一個單人鋪，也用磚墊得很高，底下則塞滿了箱籠。第三件是一個自己加工的大衣櫃，這大衣櫃是屬於侯銳夫婦的。可憐他們結婚已經八年，女兒小琳琅都已經六週歲了，卻還沒有一個自己的家。他們既然同在一個縣裡教學（但所在學校不屬一個公社），難道不可以在那裡安一個家嗎？他們也曾下過那樣的決心，把工作調到一起，在校園裡安家。但是，他們目睹了太多這樣的事例：老實巴交的中學教員，在農村中學的校園裡安了家，收入低，福利差，業務進修和生活困難沒有人關心不說，有的公社幹部看你全家的檔案、戶口、糧油關係全在他掌握之中，便端出上級領導的架子，隨時抓你的「官差」，一會兒讓你去參加個什麼「宣講會」，一會兒讓你去給他起草個什麼材料，甚至讓你去為他們親屬結婚寫一上午的「囍」字和對聯──所以他們最後寧願分別在兩個公社教書，並堅持把戶口留在城裡，頑強地追求著在市裡建立一個哪怕是只有六平方米的小窩，這樣，在那些公社幹部包括學校領導面前，他們還能保持一點不可不有的獨立性。近兩年來，侯銳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找到房管所的房管員，要求給房。從理論上說，他們這一戶三代六口人（小琳琅雖然平時跟著媽媽住學校，但戶口也落在了爺爺處），住十六平方米，屬於困難戶無疑，房管所理應酌情加以照顧；但他們對房管員已經完全絕望，因為那位黃瘦矮小的房管員脾氣好得驚人，任憑你去反覆申述也好，強烈呼籲也好，破口大罵也好，揚言越級上告也好，他只是笑瞇瞇地把兩手一攤說：「咱們這塊地面沒有空房呀！但凡有了一間空房，我先分給你們家，行吧？」於是侯銳夫婦就打了八年的「游擊」，他們為單獨立戶而打製的大衣櫃，也便只好塞在這間屋裡。這屋裡除了這三大件以外，還極其勉強地擱進了一台兼當書桌的縫紉機，以及兩隻用時拉出來不用時推進旮旯的方凳。

　　侯勇進到裡屋，原是想到床上歇息一會兒。畢竟坐飛機旅行也是令人睏倦的，何況他的心緒十分紊亂，亟須靜臥加以調節。

　　裡屋有一扇面向胡同的小窗，擋著粉紅地帶藍玫瑰的窗簾，因而光線幽暗，空氣也十分窒悶。這已經令侯勇十分不愉快了，而最令他觸目驚心的，是在大床上張臂伸腿酣睡的妹妹侯瑩。

　　一看見侯瑩，侯勇心上就湧出了一種複雜的情緒。這個當年與他在大方桌下快活地玩耍過的妹妹，如今成了他實現自己回京願望的最大障礙！誠然她是可憐的，然而又必得早些趕走她！

　　侯勇對岳父岳母出力調他回京是近乎絕望了。他想起了人們寫過的一些反特權的文藝作品，包括蔡伯都那出引起轟動的戲裡寫到的幹部形象，他真是啞然失笑！那實在都是些動畫片上的單線平塗的形象。生活中的幹部同任何人一樣，各有各的豐富而複雜的個性。他的岳父岳母完全出乎他的期望，竟是兩個十分無能、十分膽小的人，他們那冤案的平反，一是靠上面統一的政策，二是靠兒女的奔走，他們自己反而無所作為！他漸漸地看出來，他們兩人的級別雖然都不算低，待遇也很不錯，但他們在那個大院裡卻屬於並不掌握實權的一類官兒。岳父是部一級的副主任，但那個部副主任竟有九名之多。岳母是個處長，但她經常病休，實權落在一位跟她面和心不和的副處長手中。不錯，他們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但那的的確確都是憑他們的級別，靠他們的工資，合理合法地獲得的。侯勇曾經很細緻地推敲過他們的每一種享受的來源，結果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每一種都並非「走後門」所得。比如二十時的彩色電視機、一千九百立升的大電冰箱──乃至冰箱中那令母親回味不已的鮮荔枝，都是在院內外百貨商店和食品商店，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地買來的。對於「走後門」，老兩口與其說是從理論上認為不好，不如說是對此一竅不通，而又充滿了莫名其妙的膽小怕事的心理。他們的老大，侯勇的大舅子，是某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分配在離家不遠的另一個軍隊大院內工作，已經結了婚。偶爾回一趟家，他都要訓斥父母一頓，不是說他們落伍，就是罵他們窩囊，老兩口居然心平氣和，以一副與世無爭的和善到不堪程度的神態，聽兒子數落。他們的老三，侯勇的小勇子，是個標準的玩世不恭、吃喝享樂的公子哥兒。他中學畢業待分配時，多次攛掇父母給他走個後門，混一身軍裝，父母力有餘而膽不足，他鬧得凶了，母親居然哭著表示，可能養他一輩子，只要他別給惹事──後來他由學校分配在離家不遠的一家國營工廠當工人，享受著廠裡不少人對他來自「大院」而生的尊崇與羨慕，倒也自得其樂；如今他平均每月換一個女朋友，但還並沒有搞對象成家的意思，他們的老四，侯勇的小姨子，憑分數考進了大學，雖然考分不高，只能當個走讀生，但她覺得學校的宿舍哪有家中舒服，倒也不在乎每日騎車往返奔波。岳父岳母膝下有了足夠的子女，而且侯勇夫婦的兒子又託放在二老家中，他們也安享了抱孫孫之樂，加以篤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哲學，故此對於侯勇和彭雪韻請求他們援助調回北京一事，就顯露出一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

　　有一回侯勇出差回來，同岳父談及此事，岳父正站在他那特有的酒缸面前，打算舀一口酒喝，一聽侯勇提起的又是調動的事，便毫不經意地說：「那兒搞建設也需要人嘛。你們嫌生活苦，讓你媽月月給你們寄罐頭好囉──」侯勇望著那酒缸，以及岳父那用長柄勺喝酒的模樣，心裡頭說不出是股什麼滋味。那酒缸是用養熱帶魚的方玻璃缸改成的，足有半立方米那麼大，缸底泡滿了人參、鹿茸、枸杞子、當歸──一類的補品，缸裡總保持著大半缸的白酒，又都是用茅台、五糧液、郎酒──一類的好酒兌的；一進岳父那間屋，便可以聞見這酒缸裡冒出來的那麼一種特殊的藥酒香，儘管平時缸上總嚴嚴實實地蓋著一塊厚玻璃板。侯勇往深裡揣摩過：岳父究竟在追求什麼？他顯然並不指望再升更大的官，也並不想攬權主事，甚至連寫點回憶錄的念頭也沒有；他也並不像大院裡某些個幹部那樣，拚命為子女去安排一個燦爛的前程；經歷過十年浩劫之後，他彷彿極度疲乏了，對一切都不那麼認真、那麼熱心，但他卻執著地渴望著健康長壽，他的魄力，他的創造性，他的堅持性，居然都體現到了經營和利用這樣一個酒缸上！對於這樣一個岳父，侯勇還用得著一求再求麼？而且，侯勇明白，小勇子早晚是得在這個家裡成親的，因此，對於他和愛人的調回，縱使岳父岳母不感到有什麼威脅，小舅子也將視為一場空間爭奪戰──很明顯，即使侯勇夫婦的關係轉回北京了，短時間內，乃至長時間內，都是不可能分配到宿舍的，而岳父岳母那裡，是斷然不能容納兩個子女的家庭的！

　　這樣的事態，就決定了侯勇必須「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不是不可能的。侯銳夫婦和小琳琅的戶口，可以逼他們遷到遠郊去。這樣家裡除了二老外只剩下侯瑩一個戶口。快讓侯瑩出嫁！侯瑩一嫁出去──最後嫁得離家遠點──家裡就剩下二老了。於是乎可以讓二老單位開出證明，證明他們年老多病而身邊無子女照顧，憑這證明，再憑侯勇這些年來練就的活動本領，不難根據一條有關的政策，把自己夫婦的戶口辦回北京來！

　　因此，關鍵在於侯瑩何時離家。而侯勇這回進到家門，向母親問起這件事時，母親竟還是連連嘆氣，侯瑩仍然出嫁無門，她還要一天復一天地在這個空間裡盤踞下去！

　　在這樣一種情勢下，侯勇望著躺在大床上的妹妹，便不由得不充滿了厭煩。

　　侯瑩睡得很熟，她洗了一上午衣服，中午吃完飯、洗完碗盤以後，從下午兩點多便爬到這架大床上酣睡。她晚上要上夜班，侯勇回家時，她沒有醒來。侯勇現在站在床前了，她依舊沒有醒來。

　　其實侯瑩睡得並不安寧，她一直在做著夢，那夢是混亂而痛苦的。她彷彿覺得自己是睡在內蒙生產建設兵團的土炕上，忽然起床號吹響了，她耳邊呼著雜亂的腳步聲，有人在搖晃著她的身體，她可是怎麼也睜不開眼睛，眼皮就像用萬能膠粘住了，她是一九六九屆的初中畢業生。關於這一屆初中畢業生的命運，可以寫成一本專門的社會學著作。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是什麼初中畢業生。「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亂，使得他們沒有讀完小學六年級和如期升入中學。直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們才終於被叫到中學去報到，但是當時中學裡的所謂「復課鬧革命」，不過是每天到破敗不堪的教室裡湊合一小時的「天天讀」而已，其餘的時間完全是「放羊」。到了一九六八年冬天，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席捲了全國，他們這一屆學生是「連鍋端」，全都端到生產建設兵團去了。於是侯瑩在一九六九年也就來到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這個出身在小市民家庭、性格溫柔、與世無爭的姑娘，在兵團連隊裡是一個影子似的人物，人們時常忘記了她的存在，她也自甘於人們的輕視。她唯一的朋友是同一個連隊但不同宿舍的另一個名叫李薇的姑娘。她們常常互相到各自的宿舍裡坐坐，偶爾也到草原邊上呆會兒。但他們坐到一起時，並沒有多少話好說，除了講講家裡來信說了些什麼、把家裡寄來的東西拿給對方看看以外，她倆常常就那麼默默地坐著，一坐竟可以坐好久。侯瑩和李薇的家境非常相似。他們的出身都不大好，所謂「家庭有渣兒」，但她們的父母又都算不上什麼重要角色，既非「走資派」，也非地富反壞右，更不是什麼「反動權威」，不過是些小職員、小手工業者。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中，他們的家庭相對來說倒比較穩定。因此，她們沒有什麼大悲也沒有什麼大喜。她們周圍的不少「戰友」，或因父母「落實了政策」而買糖買酒請客狂歡，或因父母兄妹「自絕於人民」而自暴自棄，或從父母那裡承襲了知識而頑強地自學進取，或因自身思想情緒的複雜化而採取一種浪漫乃至於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她們卻是另一種情況，她們就像草原上那種最不起眼的營養不良的弱草，無論是牧人還是羊群，對她們都沒有什麼興趣，而她們自己也開不出花來。後來，有一天下了工，李薇一個人到大渠邊去沖洗膠鞋，跌到渠裡淹死了。她的失蹤直到幾乎所有人都已睡進被窩時才被察覺，屍體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十多里外發現。對侯瑩來說，這是她迄今為止的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在連隊那個馬馬虎虎走過場的追悼會上，侯瑩哭得喉熱胸疼，這是她頭一回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人們這才知道，她原來也能迸發出強烈的感情──

　　李薇常常在侯瑩的夢境裡出現，可憐的李薇，她的母親和哥哥在她死後立即趕到了兵團，並沒有流出多少眼淚，卻同兵團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討價還價。他們先是要求賠償五千元，後來退讓到三千元，最後兵團卻拿出了一個什麼文件，論證出李薇之死並非工傷事故，所以不存在什麼賠償的問題，最後是母兄兩人拿走五百元離去了事，侯瑩一直把他們送到了長途汽車站。當他們已經走了幾百里地遠時，侯瑩才發現他們並沒有帶走李薇的骨灰，這是侯瑩第一次認識到人生的冷酷。

　　此刻李薇又在侯瑩的夢中出現了。李薇瘦黃的臉上，兩隻瞇縫眼彷彿永遠也睜不開。侯瑩拉住她，求她陪自己去中山公園。李蔽臉上毫無表情，但總算陪著她去了。彷彿是在唐花塢，又彷彿是在音樂堂前面的花壇邊，一個男子冷冷地望著侯瑩。侯瑩直把李薇往前推，自己往李薇身後躲，這時候她聽見李薇小聲附在她耳邊說：「我已經死了，死人還搞什麼對象？你該見就去見吧──」侯瑩身上沁出了一片冷汗，她翻了一個身，李薇消失在一片灰霧當中。她追了上去，喊著：「別離開我！我願意跟你在一塊兒，我不願意再這麼搞對象了！──」

　　是的，侯瑩真不願意再到公園一類地方去跟別人介紹的對象見面了。侯瑩從內蒙兵團回到北京以後，分配在一個集體所有制工廠當工人，她的生活甚至於比在兵團時還要單調，她既沒有二哥那種見多識廣的機遇，也沒有大哥那種建築在博覽群書基礎之上的豐富的內心生活。她就是那麼三班倒地去做工，做工回來就在家裡洗衣服、做飯、買日用品，餘下的時間，也不過隨波逐流地去燙燙頭髮、置一點鮮艷的衣裳、看幾場電影而已，不知不覺地她就到了該找對象的年齡了。起初，鑒於侯勇婚事的成功，父母對她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母親公開跟親家母談過，希望能給侯瑩介紹個高幹子弟。但是他們的希望沒多久就破滅了，侯勇一語道破地告訴他們：「人家高幹少爺找對象，不是講究門當戶對，就是講究大美人兒。咱們小瑩論門第門第不成，論長相美人兒又夠不上，哪有門兒！」這話是當著侯瑩說的，侯瑩本不太懂得男人對女人相貌上的要求，聽了這話以後，自己偷偷照鏡子，才意識到自己原來相貌上就不符合高幹少爺們的要求，她便首先灰了攀一個二哥岳父那般家庭的心。但是父母還沒有死心，特別是母親。她品嚐了同高幹家庭結親的滋味。侯勇的婚事不過讓她有了一個闊媳婦，那遠不如有一個闊女婿來得神氣。她不可能同侯勇一起人贅彭家，卻有可能隨侯瑩到闊女婿家養老。那將是怎樣的生活！所以，把侯瑩介紹給高幹子弟不成之後，她便又活動著把侯瑩介紹給高幹、高知（高級知識分子）本身，不是有那樣的死了愛人的半老頭子嗎？「我們小瑩脾氣好、老成、賢慧，跟前妻的孩子準能合得來。」她竭力地為侯瑩尋覓著一個能聯帶地為全家締造幸福的續絃機會。然而歲月匆匆，這樣的機會沒有尋到，侯瑩卻已二十六七歲了，更令人憂慮的是侯瑩竟明顯地憔悴起來。有一回蔡伯都來看侯銳，遇上侯瑩，這位雖然頗有名氣卻不懂人情世故的劇作家，當著侯家父母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小瑩看上去像有三十歲了，真快呀，記得我頭一回來你們家的時候，她才這麼高，像朵花兒似的──」這話令作父母的非常不悅，當年象朵花兒，如今又像什麼呢？

　　父母和兄長們對給侯瑩找對象的標準，逐月下降著。開頭是找工程師、技術人員，後來是凡知識分子，哪怕是中學教員也行，再後來就變成：工人也行，但一定要全民所有制工廠的，沒有家庭負擔的，本人長得端正、沒有不良嗜好的。於是侯瑩越來越頻繁地被約去會面。說實話，有幾回在公園見過面以後，侯瑩明確地向父母和介紹人表示了願意，誰知介紹人不久便來道歉：人家男方見了面後覺得不滿意，這對父母的打擊比對侯瑩本人的打擊還大。本來還指望著把女兒嫁給高級幹部家庭呢，你們小小的工人竟敢挑揀這樣的姑娘！

　　連續的失敗，使侯瑩的性格更趨內向了。據介紹人說，對方之所以對侯瑩不滿意，是覺得她老氣，說話、作派「發死」。為這個，母親幾乎每天都要叨嘮她：「你就不會活泛點嗎？幹嘛老皺著個眉頭、哭喪著個臉？虧得我是你親媽，要我是婆婆，我也不樂意兒子討這麼個媳婦來家呀！」只有媳婦白樹芬常常為她辯解幾句：「甭這麼折磨小瑩啦。蔡伯都說看過一份資料，北京市如今二十三歲至二十八歲的青年，女的比男的多好幾萬，不止小瑩一個姑娘找對象難。」

　　也不是沒有希望得到侯瑩的人家，然而那是怎樣的人家呀！記得是個夕陽西下的傍晚，侯瑩由白樹芬陪著從陶然亭回來，倆人表情都很不開朗，顯然，又是一次不成功的見面活動。侯瑩回到裡屋，脫下花格呢的外套，用梳子篦掉落在電燙大鬈裡的榆錢兒，坐在床邊上發愣。這時，西屋的錢大爺來串門兒了，他同母親有一搭沒一搭他說著話兒。母親正坐在外屋方桌邊摘扁豆，錢大爺說著說著，藉著酒勁兒。乜斜著紅眼睛，開口道：「你們小瑩找對象的事究竟怎麼著了？自然我們二壯是癩蛤蟆不該有吃天鵝肉的想法，可這孩子打小就在您眼皮子底下蹦跳，是不是那種好吃懶做、使奸耍滑、蹓馬路瞎胡鬧的『胡同串子』，您心中該有個數兒──」母親聽到這兒大吃一驚，錢大爺是個退休的三輪車工人，他那二壯是個房修隊的壯工，他們怎麼敢有這樣的想法？也太小瞧侯家的門坎了！她立時就把裝扁豆的筐籮一頓說：「他錢大爺，您今兒個又喝多了吧！」錢大爺搭訕著走了，裡屋坐在暮色中的侯瑩卻一顆心跳個不停──

　　難怪此刻侯瑩的夢境中又出現了二壯，二壯正光著膀子，在他們家門前的一叢向日葵底下做木上活；他彎腰推著刨子，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繃的，噴著木香的刨花從他手下飛濺出來。忽然他停住了，立起身來，坦然地面對著她，額頭上閃著晶瑩的汗珠，憨厚地對她微笑著──自從他們長大以後，儘管同住一個院中，他們卻幾乎沒說過什麼話，但在這個夢境裡，她卻彷彿想對她說點什麼；而她，也覺得可以同他談一談，比如說，她可以把李薇的事兒講給他聽聽──

　　她眼裡浮現出了好多個二壯的面影，好像電影銀幕上的那種特寫鏡頭：二壯在對她微笑；二壯在默默地注視著她；二壯在她面前靦腆地別過了臉去；二壯大概喝過了酒，臉龐紅紅的；二壯不知所措地望著她──她在夢中還能理智地判斷出來，這些面影，哪一個是那回她下工回來時，在院門相逢時看到過的；哪一個是那天她在院時的自來水龍頭旁邊洗衣服，抬眼時所發現的──

　　沉迷在這般夢境中的侯瑩，當然不可能知道二哥侯勇正無限厭煩地望著她的睡相。

　　侯勇在幾秒鐘裡，對侯瑩的諸般不滿和厭棄迅速地聚成了一團陰雲，他首先覺得侯瑩的睡態不雅，既然床下的鋪也可以睡，她為什麼不鑽到床下去睡？還可以拉上布簾，遮掩一下。侯瑩現在頭髮很亂，兩隻眼似睜非睜，嘴巴蠢然地微張著，使人看去簡直沒有女性的嫵媚，渾身顯露出一種骨節僵硬、缺乏柔美線條的粗俗感。她的死板，她的沒有風趣，她的不會眉目傳情，她的沒有見識，她的懦弱無能，她的日漸顯著的憔悴，特別是她居然連個像樣的對象也找不到這一點，已經令侯勇難以容忍了；而上次侯勇出差回家，就聽母親說過，她似乎已有點癔症的徵兆，會在母親叨嘮她的過程中，於極端沉默中忽然放聲大哭，又忽然煞住哭聲，只是發愣──她何時才給嫁離這個家呢？還要讓自己等她多久呢？

　　侯勇心中的陰雲凝聚著、凝聚著、突然，打起了閃，響起了雷。侯勇一個箭步跨過去，猛地一下拉起了侯瑩來，嚷罵著：「還睡！死豬似的！──」

　　侯瑩陡地驚醒過來，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眼前突然出現了侯勇那張表情極端兇惡的臉，而且手腕上感受到了他鐵鉗般的攥拉，不禁本能地發出了恐怖的尖叫：「啊──！」

　　侯瑩這麼一叫，臉上的表情在侯勇看來也萬分可憎，他便使勁把她一搡，更加憤怒地詈罵起來：「你喊什麼？殺豬了嗎？──」

　　侯瑩這下完全清醒了，她頓時明白了自己在二哥眼中是多麼礙事的東西，一股從顫慄的靈魂中迸發的哀怨，形成了她的嚎啕大哭──

　　《八》

　　侯銳聞聲進入了裡屋。

　　他憤怒地插到侯勇與侯瑩之間，對侯勇說：「你逞什麼凶？小瑩白天不睡覺，晚上怎麼上夜班？你把她薅起來幹什麼？」

　　侯勇挺起腰板，振振有辭：「多大的娘兒們了，大白天這麼叉手叉腳地臥在這兒！我讓她挪到下頭去睡！」

　　母親是跟著侯銳進來的，她的心情很複雜。她的良知告訴她，侯勇這樣對待妹妹是不對的。可她心中所滋生出的越來越濃烈的對女兒的失望情緒，又使得她並不怎麼可憐掩面哭泣的侯瑩。眼見著侯銳、侯勇哥倆的衝突有白熱化的危險，她既擔心又手足無措。她哆哆嗦嗦地走過去，各打五十板地叼嘮說：「你們這是怎麼回事兒？老二你也太毛手毛腳了，要她起來你不會斯文點嗎？小瑩也太嬌氣，別嚎喪了，你要還睡，就挪到下頭去睡：老大你跟弟弟鬧哪門子氣，你們都消停點不成嗎？──」

　　可是這場衝突是不可能就此中止的。

　　侯銳厲聲對侯勇說：「你最近越來越不通人情了，你幹什麼把我們跟小瑩都當成眼中釘、肉中刺？」

　　侯勇揚聲還擊他說：「到底是我不通人情還是你們不通人情？我為你們掙了多少好處，你們給了我什麼？我回到這個家，心裡堵得慌！瞧你們過的這個樣兒，豬窩！豬窩！」

　　侯銳氣得臉發青：「這兒既是豬窩，你還呆在這兒幹什麼？你滾好了！」

　　「讓我滾？」侯勇忽然覺得心中湧動著平生沒有過的委屈，他攥緊拳頭，脖子上的筋蹦得老高，理直氣壯地說：「該滾的是你！你們明明在遠郊工作，可死乞白賴地把戶口留在這兒，什麼意思？不就是想佔這兩間屋嗎？你倒裝成個人樣兒，好像你對小瑩有多好似的，其實你心裡頭指不定怎麼想呢！告訴你吧，我早看透你了。以前我小，以為你真有多大的才學，多大的抱負，哼，現在我算看清楚了，你是個窩囊廢！窩囊廢！你把戶口掛在這兒，可又弄不到半間房子，你把這大立櫃戳在這兒，以為就算佔定了這間房裡；你妄想！你才該滾呢！滾蛋！」

　　侯銳在氣急中一把抓住了侯勇的脖領，侯勇使勁一掙，掙脫了，反倒伸手抓住了侯銳的脖領，侯銳把他使勁一推，「嗤啦」一聲，侯銳的脖領被撕裂了，侯勇被迫鬆開了手，一個趔趄往後倒在了縫紉機上，縫紉機上的一個墨水瓶掉到了地上，立即粉碎，濺了滿地的藍墨水，墨水點也濺到了下鋪的褥子上和用來遮掩下鋪的半掩的布簾上。

　　母親正待衝到兩兄弟間隔開他們，受到強刺激的侯瑩忽然尖叫一聲，跳下床，光著腳跑出裡屋，這使得侯銳、侯勇和母親都本能地愣了一下，隨即就都跟到了外屋。他們三個一看侯瑩呈現出的狀態，都不禁木雕般定在了那裡──

　　侯瑩既沒有衝到院子裡去，也沒有倒在外屋的床上，而是跌坐在方桌下面。當他們三個出得裡屋的門時，侯瑩驚恐地望了他們一眼，身子往後躲避似地斜了一下，然後便掩面哭泣起來。

　　見此情景，侯勇彷彿受了一下雷擊。多少年前，他同妹妹同在這張方桌下遊戲的場面，驀地閃回了他的心中。有一次，他在方桌底下擱了一隻方凳，方凳上擺著幾個杯子，一個杯子裡是糖水，一個杯子裡是鹽水，一個杯子裡是茶水，一個杯子裡是白水，最後一個杯子裡，是往白水裡滴了幾滴紅藥水兌出的粉紅湯兒；他坐在一隻很小的小板凳上賣水，妹妹頭上紮著兩個黃細的抓髻，坐在方凳另一邊的小馬扎上買水；她拿糖紙當錢，給一張糖紙喝一口水，她一次又一次地買那粉紅湯兒喝──啊，那時候，妹妹在他眼裡是多麼可愛啊。那時候他們一點也不覺得這屋子狹窄，他們更沒有爭奪這個空間的絲毫意念。一張方桌的體積，頂多兩立方米吧，就足夠他們相親相愛地在一起生活了。侯勇閉上了眼睛，幾秒鐘裡，他心上積蓄的陰雲迅速地被一陣驟風吹散。他忽然產生了一種良心發現後的懺悔感。啊，妹妹，親生的妹妹，不該這樣對待她呀！──

　　侯銳看見侯瑩這種異常的表現，卻反而滋生出一種莫可名狀的生理上的厭惡感。他每次回家時總聽見母親悄聲告訴他：「你妹妹的神經怕是不大正常──」他總以為那至多不過是因為搞對象不成所形成的一種鬱悶，一種少女懷春而又拚命壓抑的畸形表現方式。而眼前的這個場景，卻不能不使人得出這個結論：侯瑩的神經的的確確不正常了！天哪，她該別得上精神分裂症！

　　母親看見女兒竟然真的瘋了，心是有如萬箭穿心，她頓感自己是過分寵愛老二，過分不體諒小女兒了。畢竟小瑩是勤快的、本分的。每天下了班回來，洗涮、採買、做飯，沒有失閒過；月月領回來工資，總是原封不動地遞給媽媽，自己用錢時，再紅著臉跟媽媽要，花了錢剩回來，凡一塊錢以上的全還給媽媽──這樣好的閨女，是天瞎了眼讓她找不上可意的對象！這樣好的閨女，不該讓她落個鑽到桌子底下去掩面痛哭的下場！──

　　三個人在幾秒鐘內，心裡都展開了極其複雜的感情搏鬥，最後都產生了過去把侯瑩攙扶起來的衝動。但是頭一個走過去攙扶侯瑩的，事後冷靜下來一想，連攙扶者自己也未免吃驚，竟並不是侯銳和母親，而是侯勇。

　　侯勇過去攙扶侯瑩時，侯瑩本能地躲避著，但是一來侯勇勁大，二來侯瑩在一瞥之中，竟意外地看見了一張溫和的臉，一雙使她心中為之一驚的眼睛。這雙眼睛二十幾年前她曾經看見過，並且也是在這張方桌之下。她就勢站了起來，並被侯勇小心地攙扶著，又回到了裡屋。侯勇把她扶到了雙人床上坐著，用慚愧的語氣說：「小瑩，你睡吧。剛才我太凶了，我不對。」

　　侯大媽和侯銳對此都萬分吃驚。在短短的時間裡，侯勇的神情態度竟有如此巨大的變化，他們的腦子還轉不過來，因而有點迷迷糊糊，侯瑩更是這樣，她由極度驚恐變為了極度麻木。她聽話地躺了下去，閉上眼睛，停止了哭泣，只是喉嚨裡還偶爾抽搐一下。

第三章

　　《九》

　　七點半過一點兒，蔡伯都來到了侯家。

　　在院門口，蔡伯都遇上了錢二壯，二壯穿著件深藍色的運動衫，領口的拉鎖敞開著，更顯得脖頸粗黑壯實。因為蔡伯都常來，更因為二壯看過根據蔡伯都劇本改編攝製的電影，所以每逢蔡伯都來到院裡，如果恰好遇上二壯，二壯總會熱情地同蔡伯都打招呼，有時候還要說上幾句話。這回蔡伯都卻稍稍有點吃驚，二壯分明老遠就看見他了，卻雙臂抱在胸前，悶悶地稍息著，彷彿有老大的心事，直到蔡伯都走攏他身前了，他才淡淡地點了一下頭。

　　蔡伯都便停住步子，主動地熱情招呼二壯說：「吃過飯啦？」

　　二壯仍舊悶悶的，厚厚的嘴唇緊閉著，僅僅微微地點了點下巴。

　　蔡伯都指指侯家的後牆，問：「在吧？」

　　二壯知道，他主要是問侯銳在不在。倘若侯銳在，他常常要很晚才走；倘若侯銳不在，他頂多只坐個十來分鐘。

　　二壯便悶悶地回答說：「侯大哥在家。」

　　沒想到蔡伯都又添上一問：「小瑩也在吧？」

　　二壯雙眼一閃，滿臉納悶地表情，望了蔡伯都幾眼，這才「嗯」了一聲。

　　蔡伯都剛要挪腳進院，二壯突然甕聲甕氣地對他說：「他們家剛吵完架，小瑩子許是又挨打了。」

　　蔡伯都皺皺眉頭，問：「小勇回來了？」

　　二壯憤憤地說：「可不是。」

　　蔡伯都衝二壯點點頭，趕緊邁進了院門。

　　《十》

　　進了院門，穿過門洞，往左一拐第二個門便是侯家。門半掩著，半截布簾擋住了裡頭。蔡伯都敲了敲門上的玻璃，屋裡響起了侯銳的聲音：「請進！」

　　蔡伯都掀開門簾進到屋裡，注意地觀察，只見侯銳滿臉高興地從方桌旁站了起來，手裡捏著剛才還在看的一本新版本《呼蘭河傳》；侯勇斜倚在外屋大床的被窩垛上，舉著一面圓鏡子，顯然他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是在檢查自己的面容，見蔡伯都來了，立即放下鏡子，起床下地；蔡伯都朝裡屋一瞥，只見侯瑩安穩地合衣斜臥在大床上，下半身蓋著淡藍色的毛巾被；擱放在小衣櫃上的半導體收錄機裡，正播放著一首抒情的民樂曲，音量適中，襯托出一種小康之家的閒適氣氛。他心中不禁暗想：「二壯怎麼荒報軍情呢？這景象，怎麼會是剛吵完架呢？」

　　蔡伯都坐到了方桌一邊，侯銳坐在另一邊，侯勇坐在床邊上，倚著床欄，三個人都真誠地微笑著。

　　「你這個貴客，又有好久不登門啦！」侯銳埋怨說。

　　「唉呀，忙透了。」蔡伯都訴苦說，「今天讓去開這麼個座談會，明天讓去開那麼個見面會，還有外事活動，煩死人──」

　　「外事活動還不好？」侯勇羨慕地問，「淨吃宴會吧？」

　　「哪裡，十回裡頭頂多有一回是宴請，你當外事活動有意思哩，其實枯燥得很──」

　　「那讓我去，我不嫌枯燥。」侯勇揚起嗓子說，「你哪知道，我們在山西過的日子有多枯燥！」

　　「那是，我能理解。我發現，在你們那種工廠裡，小伙子大姑娘們打扮得比廣州、上海還『匪』，連北京王府井街上的小年輕們都顯得『怯』了──」

　　「呵，你什麼都知道，難怪，劇作家嘛！什麼時候你上我們廠裡體驗生活，我給你當秘書！」

　　「你能當秘書？」侯銳衝著侯勇說，「你寫的字跟猴兒撒的柴禾棍兒一樣！你教你蔡大哥走後門還差不離！」

　　侯勇不但不生氣，反而笑著默認了。在蔡伯都面前，他覺得哥哥有權利這樣說他。

　　侯勇望著蔡伯都，覺得這位劇壇新星實在是有點神秘。蔡伯都的「老底兒」他很清楚，因為早在十幾年前，蔡伯都僅僅是哥哥的一個普通同學時，就常來他家。蔡伯都的父母都是無權無勢的一般機關幹部。蔡伯都的三親六戚裡，似乎也沒有什麼文壇上的名人或文化部門的官兒。據說他的成功，全靠自己投稿。蔡伯都從上大學時起就不斷給報刊投稿，記得他還借用過侯家的地址當通訊處。那時候他寄出一百篇得退回九十九篇。侯銳說過，在大學宿舍裡，蔡伯都的枕頭最高，因為枕頭底下墊的都是退回來的廢稿──真沒想到，蔡伯都現在出了這麼大的名！蔡伯都實在是其貌不揚：個頭又瘦又矮，真可以說是尖嘴猴腮，鼻梁上還架著副深度近視鏡！可就是這麼一副相貌，竟在電視螢光幕上出現了許多次，據說還有不少女孩子給他投寄求愛信呢──

　　蔡伯都靠什麼出的名？真像哥哥說的那樣，什麼後門都不走，硬是拿出光閃閃的劇本來，一鳴驚人的嗎？這，倒也還能理解；可他出了名以後，卻並沒有因此而獲得比葛佑漢更好的生活條件。這，侯勇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對於哥哥和蔡伯都的老同學葛佑漢，侯勇比哥哥、蔡伯都更為熟悉，葛佑漢曾經長到侯家，託侯勇搞過汾酒，作為交換，他在高價花生油還很難買到時，一次就給過侯勇一塑料桶的花生油，並且還只按市價收錢。他們兩人單獨交往過許多次，一些情況是侯家其他人完全不知道的。侯勇很看不起葛佑漢那種公開的俗相，葛佑漢有一回在飯館同侯勇對酌，把腆出的肚子拍得叭叭響，噴著唾味星子，哼小調似地對侯勇說：「爹媽給了我一副好下水──」那模樣兒差點讓侯勇把吃到胃裡的酒飯全嘔出來。葛佑漢算個什麼呀？一非黨員幹部，二非「三名三高」，不過是個連教課都有困難的掛名兒的區區中學教師，可他住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用的是什麼、吃的是什麼！他並且能把自己那位比他還要俗氣的老婆，從集體所有制的工廠調到區文化館裡管資料！生活在我們這個社會裡，不信走後門可不行！蔡伯都從前門進去，名氣鬧騰得這麼大了，可他住得比葛佑漢差、過得比葛佑漢苦！

　　想到這些，侯勇不禁問道：「我秋嫂的工作調好了嗎？」

　　秋嫂就是蔡伯都的愛人，名叫葉玉秋，也曾隨蔡伯都來過侯家，侯勇和侯瑩都稱她為秋嫂。秋嫂是一九六六屆的高中畢業生，後來分配在一所集體所有制工廠當工人，原來上班較近，這下蔡家搬到了東郊，她每天上下班得用上兩個多小時，因此大家都很關心她的調動。

　　「還沒調成呢。」蔡伯都開朗的眉宇間現出了幾條煩惱紋，「我們現在住處附近倒有幾個工廠，工種也還能跟她的對口，人家是全民所有制，她這種大集體的工人不要。」

　　「嗨，跟他們說她是蔡伯都的媳婦，不就行了嗎？」侯勇當真不能相信，憑蔡伯都的名氣不能解決問題。

　　「恐怕那些工廠裡管人事的幹部，是不看你編的那些戲的！」侯銳對蔡伯都說，「你有再大的名氣，在這些事上也沒什麼用！」

　　「那可不。」蔡伯都坦然地說：「看我編的戲的人，又都幫不了我這個忙！」說完呵呵笑了起來。

　　侯勇便建議：「那你幹嘛不找葛佑漢幫忙呢，他門路可多哩！」

　　侯銳發議論說：「葛佑漢也確實讓人納悶，你記得咱們在大學的時候嗎？他考試總是差點不及格，顯得比誰都窩囊──可他現在混得比你還強。他真是個司芬克斯之謎，他能走通那麼多後門，究竟有什麼本錢呢？」

　　蔡伯都從容地回答說：「有時候，膽大妄為就是本錢，『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們劇團有個主兒，他發了好大一筆橫財，怎麼回事兒呢？他什麼本錢也沒有。有一天，他忽然心生一計，宣佈成立了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印委員會』。他先打電話給紙庫，告訴他們這一『特大喜訊』然後問：『印好以後，你們要多少？』人家問：『多少錢一本？』他說：『不用給錢了，你們撥兩噸紙支援我們就行。』於是紙就有了。又打電話給印刷廠，同樣那麼說，告訴人家『不用交錢，幫我們印一下就行。』又打電話給裝訂廠，也是同樣的話。最後他打電話到中學，找紅衛兵總部，說『有一批這樣的紅寶書，一塊錢一本，你們幫著賣一下，白給你們五百本。』於是他連手都沒動，書就印出來了，也都賣掉了。紙庫、印刷廠、裝訂廠各得到了一千本，紅衛兵得到了五百本，都很滿意，而且最後紅衛兵還認認真真地把賣出的一萬本的書錢給他送到了手中。他那書裡的材料全是從各種造反派小報上拼湊的，有的甚至是他從和毛澤東毫無關係的書上瞎抄的──直到人們發現他整天往家裡提整只的火腿、整筐的罐頭，覺得可疑，這才把他查了出來。你們看，在沒有法制的情況下，加上普遍性的愚昧無知，甚至沒有一分錢的本錢也能幹出這麼大的『事業』來！」

　　侯勇聽完嚷了起來：「厲害！真厲害！蔡大哥我是說你真厲害，你把咱們社會上的事看得真透！可我又不明白，你怎麼對別人的邪門歪道弄得那麼清楚，自己辦起事來，倒又膽小又窩囊呢？」

　　蔡伯都和侯銳對望了一眼，笑著對侯勇說：「作人，就得作個正人君子啊！當然，我不是說葛佑漢跟那個傢伙一樣，邪到犯罪的路上去了，可像他那麼整天鑽縫子找機會，有時候連自尊心都丟盡了，即便能得到些物質上的好處，終究活著又有什麼意義呢？」

　　侯勇不由得連連點頭，每次同蔡伯都交談，他總覺得自己心裡的渣滓能沉澱下去，靈魂能呈現出一種清澈寧靜的狀態。他想：倘若社會上的人都能像蔡伯都一樣，該有多好！如果他們山西工廠裡的一半多的人是蔡伯都這種人，他又何必非死乞白賴地奔北京臍呢？

　　《十一》

　　侯勇倚在那裡冥想了一陣，忽然發覺蔡伯都和哥哥已經轉換了話題，正在議論侯瑩。

　　「──怎麼樣，還沒解決嗎？」蔡伯都問。

　　「可不，一過年她就該二十七了，可真不能再耽誤啦！」侯銳歎著氣說。

　　「蔡大哥，你眼皮兒雜，你還不給介紹一個！」侯勇插進去說，「給介紹個文藝界的嘛！」

　　「我今天到你們家來，還就為的是這件事。」蔡伯都這話一出口，侯銳和侯勇都不禁身子往前一挺，睜大了雙眼盯住他，滿心高興地等著他往下說。

　　恰在這時，母親從廚房裡端著一盤炸好的花生米走進來了。蔡伯都忙叫「伯母」，母親見是蔡伯都，頓時眉開眼笑，歡迎說：「唉呀，你如今好出名，到我親家母那兒去，那麼多掛領章帽徽的人，提起你來就跟當年提起梅蘭芳一個樣兒！你在我們這兒吃便飯吧，讓他們哥倆陪你喝上一盅！」

　　「伯母，我吃過飯了，真的！」

　　「什麼真的假的，我讓你吃，你就給我乖乖地吃。吃不多，夾兩筷子也算看得起我們。」

　　「媽，」侯勇爭著報告，「人家蔡大哥今天是專為給小瑩介紹對象來的。」
　　「是嗎？」母親這一喜非同小可，她頓時覺得滿屋子都是光明。心下暗想：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剛才一家人還為小瑩的事又吵又打，誰知天賜良緣竟在今天！她忍不住坐到籐椅上，手裡卻還端著那盤花生米，迫不及待地問：「伯都你給介紹個啥樣的呀？」

　　蔡伯都便告訴他們：「是個出版社的編輯──」

　　母親直著急，她不懂：「編輯是哪一行？」

　　「就是跟大學裡的講師、教授一路的文化人兒，」侯銳告訴她，「管編書的。」

　　蔡伯都繼續說：「年歲大了點，有四十四了。五七年被錯劃成了右派，後來遭了不少的罪。劃右以後，原來的對象不敢再跟他好，倆人分手了，從此他沒有結婚，現在給他平反了，恢復了行政十八級待遇，回到出版社編文藝書。這一年多來我跟他挺熟的，我和別的朋友都勸他抓緊解決終身大事，他也下了決心──」

　　「可他這樣的人，恐怕要求很高吧？」侯銳問，「我們小瑩可不怎麼懂文藝，對他的口味嗎？」

　　「他說了，他不一定要搞文藝的，當年他那個對象就是個搞文藝的，起頭倒挺來勁的，這邊拉小提琴，那邊就寫詩──可反右鬥爭一到，那對象就嚇傻了，一點也不中用，在他心上劃了好大一個血口子──如今他要求的是賢妻良母，模樣兒順眼、脾氣溫和的就行──」

　　「那小瑩可太符合他的要求了！」侯勇興奮地說，「我們小瑩是打著手電也難找著的賢妻良母！」

　　母親可是覺著說了半天還沒說到點子上，她問：「這人掙多少錢呢？他結婚有房嗎？」

　　蔡伯都告訴她：「行政十八級，掙八十七塊五。他屬於落實政策的對象，剛分到個獨間的單元。那單元說是獨間，其實過道很大，足能當客廳和飯廳。」

　　母親聽了這話，心裡直起急，可得趕緊讓小瑩跟這人掛上鉤，該不會他們正說著話的當口，別的人家已經把姑娘送去供他挑選了吧！她依舊端著那只盤子，連連地問：「啥時候讓他們倆見見呢？你來一趟不容易，能不能今兒個就約個準日子？」

　　蔡伯都說：「我這一段確實太忙，往後約，我怕顧不上跟你們聯繫，誤了事兒。依我的主意，最好今天晚上就先見個面，簡單地談一談，看看雙方印象怎麼樣。這位同志就住在崇文門的新大樓裡，離這兒很近。他每天晚上都要到東單公園散步。我剛才從他那兒來，來之前我跟他把小瑩的情況說了一下，他表示只要小瑩方便，可以就在今晚到東單公園見個面，初步地談一談──」

　　侯家兄弟和母親一聽這話，不由得迭聲歡呼起來：「你想得可真周到！」「小瑩十點鐘才上晚班，完全來得及！」「小瑩有什麼不方便的，東單公園又這麼近！」

　　他們心裡對蔡伯都的感激之情，達於極點，當年侯銳找不到合適的對象，正著急時，也是蔡伯都給他介紹的白樹芬。侯家全家人都記得，那是一個下著小雨的春夜，他們一家五口都到大華電影院看電影去了，回到家，開了門，拉開燈。侯瑩頭一個發現了地上有張折成「又」字形的紙條兒，撿起來就著燈光一看，原來是蔡伯都留下的，蔡伯都來找侯銳，撞了鎖，很著急，當天他要回湖南探視父母，是提著旅行包來找侯銳，打算說完話就去北京站的，蔡伯都站在侯家門口想了想，這事也不便讓鄰居轉告，於是便在屋簷下寫好了那麼個紙條，從門縫裡塞進來。紙條上告訴侯銳，前次跟他講過的那個地質學院的待分配學生白樹芬，同意跟他明天下午三點在中山公園水榭見面，由蔡伯都的女朋友葉玉秋陪著，白樹芬是葉玉秋娘家同院的鄰居，這個紙條後來果然成就了侯銳和白樹切的終身大事。難道蔡伯都是侯家的天遣恩人嗎？他竟又一次在關鍵時刻突然出現，要為侯瑩解決困惑已久的問題！

　　母親端著那盤花生米進了裡屋，盤裡的炸花生米滾落了好幾顆，她就勢把盤子擱到了縫紉機上，這才發現，侯瑩已經坐了起來，顯然，她聽到了外間屋關於他的談話。從侯瑩那閃閃發光的眼神，她判定侯瑩心裡同她一樣地嚮往著到東單公園去同那個編輯見面。

　　的確，侯瑩被外間屋的談話聲吵醒，並且聽清是蔡伯都在講給她介紹對象的事以後，她的心上就生出了新的憧憬。幾十分鐘以前的那場糾紛在她心靈上投下的陰影，迅速地被這意外的消息驅散了。啊，編輯！那是有學問的文化人，是二壯之流所不能比擬的。四十四歲，足足比她大十七歲哩，可是她寧願嫁個年歲大而穩重老成的人──

　　母親只同她說了一遍動員她去見面的話，她便頷首同意了。侯勇為她兌溫水供她洗臉，侯銳幫她挑選素雅大方的衣衫以事裝扮，母親撂下廚房的活兒，親自動手為女兒梳理整飾頭髮。當侯瑩梳妝打扮完畢，亭亭地玉立在大家面前時，每一個人都不禁有點兒吃驚，這就是平時望去平淡無奇的侯瑩麼？

　　母親硬逼著她和蔡伯都各吃了一碗雞蛋掛面，這才允許他們二人出發。侯銳和侯勇在這時候變得異乎尋常地一致，他們都親熱地囑咐著妹妹：「大方點兒，要主動跟人家找話說，千萬別再一問三不知──」

　　蔡伯都陪侯瑩走出院門時，二壯仍舊站在院門外的路燈下，仍舊把雙臂抱攏胸前。他用驚異、憤懣、憐惜、鄙夷交混的那麼一種複雜的眼光，盯著走出門來的侯瑩。侯瑩垂下眼瞼不去看他，但分明感覺到了他的存在。夢中的影像飄過了侯瑩的腦際，她感到面頰被夜風吹拂得像爬動著螞蟻。蔡伯都對二壯投去一個微笑，算是告別，二壯卻不折不扣地回敬了他一對白眼仁。

第四章

　　《十二》

　　「老二呀，你的電話！」

　　錢大爺掀開門簾，伸進頭來傳呼。

　　他眼瞧著侯家的三個孩子在這院裡長大成人，所以他覺得自己有權力「老大」、「老二」地稱呼侯銳和侯勇；對侯瑩，他倒是叫「小瑩子」，而且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愛憐。

　　侯銳起身對錢大爺致意：「錢大爺，您來坐坐！」

　　「不行，家裡一堆的事兒，今兒個下午電話又多得邪乎！」錢大爺說著就撤。

　　錢大爺家安著架公用電話。侯勇不在家時，侯家難得去打次電話；而只要侯勇一回來，這電話簡直就成了侯勇的專機，找他的，他往外打的，一天總得八九次。

　　不過，總得侯勇主動往外打上一個電話，他回京的消息才能傳佈開來。這天侯勇還並沒有往外打電話呢，怎麼就有人主動打電話找他了？

　　侯勇一邊往外走一邊問：「哪兒打來的？」

　　錢大爺說：「新僑飯店！」

　　侯勇原以為是岳父家裡打來的，估計雪韻給家裡寫的信，已經抵達，所以彭家知道他已到京。但彭家對他似乎從未有過這樣高的熱情，因此侯勇內心很快又推翻了這種猜測，他正往別處猜時，錢大爺卻告訴了他這樣一個地點。新僑飯店！那是外賓和華僑才住得進的地方，難道──

　　從侯家的南屋走到錢家的西屋，大約只需要二十多步，在這三十多步裡，侯勇的心中卻狂想聯翩，積蓄已久的一種嚮往，如彩蝶般在他眼前翻飛──

　　自侯勇懂事以來，他時常琢磨這個問題；為什麼哥哥比自己足足大了九歲之多？在哥哥和他之間，父母難道沒有生過別的孩子嗎？他也曾問過父母，父母都說生是生過兩個，但由於難產，結果生出來全死了。一九七○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父親在家裡寫交代材料，侯勇偷看了，才知道那兩個孩子並不全是生下就死了，其中第二個，是個女孩，生在一九四六年，當時父親因為在日偽的海關裡當過最低級的職員，國民黨來接收以後，把他給辭了，所以有兩年多是失業狀態，於是乎母親把那個女孩子在醫院就沒有領回家來。據父親的交代材料說，他們生活好轉後也曾去打聽過，醫院的老護士還記得這回事，告訴他們那女孩先被一家闊人領走，但三歲時便得了白喉，後來送回到這家醫院醫治無效，才死在了她出生的地方。

　　關於這個小女兒的事，當然算不得父親的什麼歷史問題，但因為他歷史上的污點早已在解放初就向組織上交代得一清二楚了，那時候實在沒有別的可以補充，便只好把這類「長期向組織隱瞞的問題」寫出來，以求過關。這事後來當然不了了之。誰會去追究一個只活了三年的小生命的問題呢？可是自從侯勇知道以後，他卻對這個神秘的姐姐充滿了幻想。近幾年來，特別是當他在山西工廠裡閒得悶得發膩的時候，他便有枝有葉地編撰起關於這個姐姐的浪漫故事來：她的白喉後來治好了。她平安地長大成人；四十年代末，她隨養父養母到了香港，在那裡最好的中學畢業以後，便到日本留學去了；最後，嫁了個美國人，遷到美國定居，入了美國籍：她今年該已是三十四歲，一頭披肩的長髮，一身洋味十足的衣衫，人還沒走近，香水味兒先飄了過來──她會突然出現在侯家的小屋中，演出跪認雙親的動人一幕；她給家裡人帶了些什麼東西來呢？當然，最起碼得有勝利牌彩色電視機和森寶牌收錄兩用機，也許還會有那種一分鐘出像的彩色照相機──她該不會帶袖珍電子計算機來吧？侯家的人用不著那個，不過既帶來了也就收下，可以拿到東單北大街的三羊信託商店賣掉，再用賣得的錢買點別的東西──是把她請到岳父家作客，還是把大舅子、小舅子、小姨子等人請到她下榻的飯店去見面呢？那時候，該死的妻舅和小姨總該懂得，侯家同彭家就算不是門當戶對，也總算勢均力敵了吧？也許，還可以通過姐姐和姐夫的關係，移民到美國去，所以，應當抓工夫學一點英語，還要學會開汽車，以便去了能很快適應那裡的生活──

　　這次的電話，來自新僑飯店！會是誰呢？侯勇激動得耳朵都冒熱氣。

　　進了錢大爺家安放公用電話的那間小屋，侯勇掀起電話聽筒，他不禁閉上了眼睛，彷彿聖徒等待奇蹟出現，然而，話筒那邊的兩聲「喂，喂」，立時就把他那連細節都栩栩如生的美夢擊得粉碎！

　　《十三》

　　那「喂，喂」的聲音，一聽便能判斷出來，打電話來的是葛佑漢。

　　「侯勇嗎？」葛佑漢不大放心地問。

　　「嗯」侯勇知道，葛佑漢不希望是侯銳來接這個電話，侯勇把美夢破滅的一腔怨氣都體現在這句問話上：「你他媽究竟在哪兒給我打電話呢？」

　　「在我們樓下公用電話這兒。」

　　「那你他媽幹嘛說是新僑飯店？」

　　「嗨，我們這兒反正離新僑也沒多遠。」

　　「你怎麼知道我回來了？」

　　「我也是剛知道。六點多的時候，我在東單十字路口遇上了你哥，那會兒我還不知道你小子又流竄到北京來了。」

　　「你他媽究竟怎麼知道的？」

　　「嘿，這你就別問了，我這人能掐會算。」

　　「什麼事兒？」

　　「你出來一趟，我跟你細說。」

　　「我還沒吃飯呢！」

　　「上我這兒吃乾燒魚吧。」

　　「沒那份興趣。」

　　「那你吃完飯來吧。」

　　「吃完飯我還有事哩。」

　　「你明兒來。」

　　「明兒我得去辦事，辦完事回西郊。」

　　「你他媽小子別不知好歹。你還想不想調回北京了？」

　　「想啊。」

　　「想啊！想你還不來找你葛大哥。上回提的那檔子事兒，成了！」

　　「真的？可我岳母她──」

　　「你小子這回再求求她，不行你給她咕咚跪下。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怎麼？──」

　　「電話裡怎麼跟你說？你小子來不來？」

　　「我一時半會兒去不了。」

　　「你倒跟我拿起大來了！告訴你吧，只要你這回能開出兩份證明，我保證你回去就可以打鋪蓋卷兒──」

　　「你甭拿甜話糊弄我──」

　　「信不信由你，你到底來不來？」

　　「那我吃完飯去吧。」

　　「這還像句話。」

　　侯勇就要把電話掛上了，這時他聽見葛佑漢又補一句說：「別跟你哥說是我打的電話。」

　　「廢話！」侯勇重重地撂下了耳機。

　　「你輕點嘿！」錢大爺走過來，瞪了他一眼。

　　侯勇不願馬上回家。他就勢坐在錢家的床鋪上，掏出煙盒來，先讓了錢大爺一支，然後掏出打火機，給自己和錢大爺都點燃了煙。

　　錢大爺抽上了侯勇給他的煙，也就不再生侯勇的氣。裡屋的小閨女在喊他吃飯，他便衝侯勇點點頭，管自進裡屋吃飯去了。

　　侯勇咀嚼著剛才的電話，滋味複雜。葛佑漢怎麼消息這麼靈？啊，對了，同飛機的一位同志，不就住在葛佑漢他們那座樓裡嗎？這個葛佑漢可真厲害，他能最充分地利用一切他所認識以及他僅僅是知道的社會關係，去為自己謀取利益！侯勇知道，葛佑漢有一個小本兒，記滿了人名、職務、地址和電話號碼。有的，屬於他經常利用的關係；有的，屬於他偶一用之的關係；有的，就像冰庫裡的魚肉禽蛋一樣，屬於暫時冷凍「以備不時之需」的關係──

　　上次出差回來，侯勇和葛佑漢見面時，葛佑漢提出過這樣一種「三角互相」的方案：侯勇通過岳母，求岳母的妹妹──某醫務部門的領導幹部──把某個在市政府工作的幹部的兒子，安排到她那個部門當化驗員（該部門自定了若干招工名額，只招收本部門工作人員的落考子女，因此還需要侯勇岳母的妹妹暫把那市政府幹部的兒子認作乾兒，她自己沒有子女，乾兒自然就應當照顧了）；這樣，那市政府幹部便可為侯勇「按政策」辦成調動的事──前年是侯勇讓父親開出一紙有慢性病的證明，再讓派出所和街道辦事處開出一紙父母身邊無子女的證明（這還需要先讓侯銳一家三口的戶口遷出，並且讓侯瑩早日出嫁）；然後，那市政府幹部再出面，幫葛佑漢調到一個又高級又閒散的單位去。剛聽到這個複雜、綱密的文案時，侯勇不免吃驚，他問：「那幹部既然有權，怎麼不直接把他的公子安排到他管的部門，倒還要繞著彎兒來求我呢？」葛佑漢呵呵地笑著說：「如今稍微有點身分的人，在『走後門』，這個問題上都是『兔子不吃窩邊草』；再說，你老婆二姨那個單位可是塊寶地，出國的機會多啊；第三條，現在誰也不甘心白吃人家的後門，白吃進去，將來風聲一緊，開後門的一檢查，你就得玩個物歸原狀！現在時興對開後門，最好是交錯後門，誰也沒白吃誰的，像樣子那麼緊咬著，將來就是有人想整頓風紀，死疙瘩結他也解不開，只能是『既往不咎，下不為例』──」一番話說得侯勇汗毛直抖。侯勇有時候自愧自悔，覺得自己在生活的染缸裡把靈魂污染得夠卑污的了，但在葛佑漢面前，他又覺得自己實際上同白連花也沒有多少區別──他憤懣，他痛苦，為什麼走蔡伯都那樣的生活道路，成功的機會只有萬分之一，而像葛佑漢這樣地生活，卻能夠不斷地「有志者事竟成」？

　　「光啷」一聲門響，打斷了侯勇的思路，他抬眼一看，原來是二壯回家來了。二壯和侯勇雖然同在一個院裡長大，但他們從來玩不到一塊兒。這幾年，出於一種微妙的原因，他們兩人的關係十分緊張。此刻二壯剛從大門口回來，他在那裡目睹了蔡伯都領著侯瑩出去，猜出了他們的外出目的，心裡正發堵，偏又一回屋就看見侯勇坐在他的床鋪上，一副大少爺的架式，蹺著二郎腿，抽著過濾嘴煙，心時不由得冒出一團無名火來，他毫不客氣地衝著侯勇說：「打完了沒有？打完了走人！」

　　誰知這時的侯勇，恰又處於良知甦醒的狀態，他願與一切人友好，更願自己作為一個純潔的好人。他仰起頭來，對二壯微微一笑，遞給他一支煙，和解的說：「唉，心煩，我坐坐就走。」

　　二壯猶豫了一下，接過了煙，大惑不解地望著侯勇，一腔的火氣不知不覺漸漸地消了。

　　侯勇主動用打火機給二壯點燃了香煙，然後兩眼只望著對面牆上的年歷發愣。那年歷上有一大幅彩印的體操女運動員的照片，展現著她在自由體操中的一個優美造型。二壯原以為侯勇是讓那年歷畫給吸引住了，細一觀察，才發現他兩眼的焦點並沒有聚在那幅年歷上，他不過是朝著那方向想心事罷了。這神情倒引起了二壯的好奇心。在他想來，侯勇這幾年好比是在路上揀了金元寶的人，得意還得意不過來呢，哪會有什麼憂愁？沒想到眼前的這個侯勇，竟緊蹙眉頭，滿臉喪氣，似乎心裡頭堵著的那份不痛快，比他二壯也不在以下。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侯勇猛曝了一口煙，爾後突然把還剩大半截的香煙掐滅，站起身來，擱下四分錢硬幣，道了聲「回見」，便扭身出屋。臨出屋，又猛地轉過身來，囑咐說：「再有我的電話，就說我沒回來！」二壯呆呆地望著他，他推開門，大步地走了。

　　《十四》

　　裡屋在喊二壯去吃飯，二壯惡聲惡氣地衝裡屋嚷了一嗓子：「吃你們的！我這會兒不餓！」便一屁股坐在剛才侯勇坐過的地方，心裡就像窩著一隻活刺蝟，形容不出的煩躁與鬱悶。

　　有誰能理解這個二十八歲的小伙子呢？

　　二壯比侯瑩大一歲。當侯瑩去內蒙兵團的時候，他去吉林農村插隊，令他同炕的戰友們吃驚的是，二壯不但非常適應那裡的生活，而且，他一點也不想念北京的家。是的，北京這個院落裡的家，有什麼值得二壯懷念的呢？當時，這間自己蓋出來的電話間還不存在，全家六口人，就擠住在那麼一間十平方來的小西屋中，屋裡除了兩口摞起來的舊木箱、一張吃飯時撂下吃過飯趕緊挨牆立起的炕桌，以及一些鍋盆碗盞之類的什物外，佔百分之八十面積的，就是一張用木板拼成的通鋪。二壯和他的父母，他的兩個妹妹一個弟弟，每晚就合睡在那張通鋪上！在吉林農村，集體戶的幾乎所有的小伙子都罵那少油無肉的伙食，他們吃著那帶著粗鹽粒的醃蘿蔔就像在受刑；只有二壯，他每頓吃得都很香，他並不覺得那高粱米飯，那醃蘿蔔，比家裡的飯菜粗糲多少；逢到集體戶吃大碗燉肉時，他便坦率地向那些怕肥的同學們徵求「剩餘物資」，就著整瓶的白乾，他一次就能吃下一斤的肥肉塊，外帶著還吃下去五六個大饅頭！

　　隨著世態的變遷，集體戶崩潰了，二壯也順應著潮流，回到了北京。剛回北京時，與那些同命運的哥兒們相反，他不是感到心情舒暢，反而更覺得煩悶壓抑。住慣了東北那高大寬敞的農舍，他忍受不了首都這胡同小院裡的小西屋的低矮狹窄，睡慣了男女分開的寬大的土炕，他更忍受不了家裡這男女混雜的木板鋪；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期間，他率領上小學的弟弟，拉著小轂轆車，滿世界轉游著揀磚頭，有時候走過那無人看守的磚堆，他們就同千百個為蓋小房子而奮鬥的北京人一樣，順手牽羊地弄上那麼十塊二十塊，於是，他終於為家裡在原有的屋子外頭接出了另一間小屋，這就是如今安裝得有公用電話的這間。這樣，他才終於有了自己獨立的一張床，而全家也才終於改變了男女合炕的狀況，進化為「合併同類項」的形式：父親與弟弟在外屋另一側的鋪上合睡，母親與兩個妹妹在裡屋分睡於兩個鋪上。

　　二壯的父親解放前拉洋車，解放後第三年才混上個老婆，蹬了四十來年三輪車，頭年才歇腳。其實論身板他完全可以再蹬下去，但為了使二壯的大妹妹結束待業的狀態，他辦了退休手續，這樣，二壯的大妹妹總算去三輪服務社「頂替」了他；當然，婦女蹬三輪未免不雅，給她安排了個業務員的職務。這職務在侯勇以及他那西郊的小舅子、小姨們看來，也許是極可鄙夷的吧，但在為爭奪這個「頂替」位置而敗陣的那些三輪車工人的子女們看來，二壯的大妹妹實在是幸福得令人嫉忌而不禁牙癢。

　　二壯在家等了一段以後，被分配到房修隊當了壯工，也算是子承父業吧，他每天主要是蹬著裝有灰漿的三輪車，來往於各修理點之間，不蹬車的時候，便給瓦工們打下手。二壯和大妹妹的參加工作，使錢家的經濟狀況大大的好轉起來；錢大爺又不甘心於只領退休金，他每晚到一處倉庫去值夜班，拿補差；而家裡又設了公用電話，平時由錢大媽一邊做補花活計一邊看守電話，還在上學的二姑娘和小小子輪流跑腿傳呼。這樣不久，加以二壯業餘弄起了木匠活，陸續給家裡打了些傢具，他們家的裡外屋竟漸漸變得充實、鮮明起來。他們不但有了半導體收音機，而且，是尋機會購置一台別人家淘汰的九時電視機，還是乾脆抓張票購置一台十二時的新電視機？這一問題已在全家之中展開了正式的討論。

　　在錢大爺看來，二壯真是沒有多少好抱怨的。還想過什麼樣的好日子？當然，二壯轉眼快三十了，該娶媳婦了。如今娶媳婦不光得有錢，還得有房，為了成全二壯，他跟老伴嘀咕好了，先把大閨女嫁出去，然後，他和老伴咬咬牙，帶著二閨女和小小子再擠到外屋住，把裡屋讓給二壯和媳婦去過日子！他把這話對二壯說了不止一次，二壯光是鼻子裡哼哼幾聲，沒句暖心的話遞給他，如今這些年輕人！

　　錢大爺和錢大媽象著了魔似地，到處託人給二壯介紹個對象。二壯呢？他想些什麼？他渴慕著什麼？誰知道呢？就是他自己，又何嘗說得清呢？

　　有一天，外屋只有二壯一個人，他撥了個電話給出租汽車站。

　　「你哪兒？」

　　「我要車。」

　　「幹什麼用？」

　　「要車！」

　　「是呀，你幹什麼用呀？」

　　「去火車站！」

　　「啊，什麼時候要？」

　　「這會兒就要。」

　　「你幾點的火車呀？」

　　「還差半拉鐘頭就開。」

　　「你住哪兒呀？」

　　二壯想了想，說出了胡同的名字，不等對方問門牌號碼，便說：「車來了，就停在胡同口上吧！」

　　「你那兒不是離北京站挺近嗎？」

　　「是挺近。」

　　「那你幹嘛非要車？是行李多嗎？」

　　「對，行李多，自個兒拿不了。」

　　「那就讓車開到你家門口吧。」

　　「不用。我們家這兒開不進來車。」

　　「你那胡同我們的車常過，開得進去啊。」

　　「反正你就讓車在胡同口等著吧！」

　　「好，一會兒車就到。」

　　掛上電話，他就跟喝醉了酒似地，有種暈暈忽忽的感覺。

　　愣了愣，他就往外走。

　　在院裡自來水管旁邊，他遇上了洗衣服的侯瑩。侯瑩聽見腳步響，本能地仰起了頭。她恰好望見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準確無誤地盯住了她的黑眼仁，他對她微微一笑，微笑裡溢出一種自尊和滿足的神情。她低下頭，繼續使勁地搓揉搓衣板上的衣服。

　　二壯快步走出了院子，小跑著到了胡同口。

　　不一會兒，胡同口開來了一輛淡藍色的上海牌小轎車。

　　二壯走近汽車，彎下腰對司機說：「是我要的，去車站。」

　　那司機是個中年婦女。她懷疑地望望二壯，問：「你的行李呢？」

　　「我不帶行李了。」

　　司機滿臉驚愕，她沒有拔開控制車門的插銷，從車窗內仔細地端詳著二壯。

　　「是我要的車。」

　　「你去車站，走過去不也行嗎？」

　　「我給錢。」

　　「你究竟去哪個火車站？」

　　這個問題救了二壯，二壯趕緊回答：「永定門呀！我能走著去永定門嗎？坐電車也來不及了，還有二十幾分鐘就開車。」

　　司機這才開了門，二壯鑽了進去。

　　二壯坐在後座上，盡量讓自己舒適一些，他來回打量著車內的一切，又把臉貼近車窗，緊張地觀望街道上的景物。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警惕地從車前的小橫鏡子裡防範著他。

　　二壯感到憋悶，他想把車窗開大點兒，卻怎麼也打不開。

　　「你搖搖那個把兒。」司機指點著他。

　　他把窗玻璃整個搖了下去，一股燙人的、混濁的氣浪沖進了車內。

　　二壯還沒有坐夠，車子已經停在了永定門火車站的停車場上。

　　二壯一意識到車子停住了，便立即從上衣胸兜裡掏出一張十元的大票子遞了過去，誠懇而心虛地問：「夠嗎？」

　　司機這才相信他並非壞人。

　　司機找完錢，二壯下了車。司機把車開走了，二壯這才鬆了口氣。他徒步走回了城裡，經過陶然亭公園時，他進去坐在湖邊的一架長椅上，望著粼粼閃光的湖水，思維裡只有些簡單的念頭：「原來坐小轎車沒他媽的啥味道──要了我他媽六塊多，坑人──」

　　有誰知道，二壯為什麼要幹這樣的荒唐事呢？

　　當年，二壯學校裡的「政工組」有位專管教育後進生的老師，在他的眼裡，凡是文化學習不行、家裡經濟困難的學生，都是準流氓。他也曾把二壯叫去訓話，喝問他：「你瞧見『小錛子』的下場了嗎？！」

　　「小錛子」是他們學校裡的一個有名的小流氓，犯了事，被公安局抓走了；後來公安局又把他押回來，在操場上開了批鬥會，這樣的批鬥活動，究竟在二壯的心靈中留下了些什麼印象呢？那位老師也好，二壯的父母也好，公安局的人也好，誰也猜不出來。當天，給予二壯的最強烈的刺激，是公安局用了一輛小轎車押送「小錛子」，「小錛子」雖然被剃了個光頭，戴上了銀閃閃的「小鎦子」（手銬），但是，他卻有幸坐上了小轎車！整個批鬥會進行的過程中，二壯淨偏過頭，端詳那輛停在操場一角的小轎車了。在二壯的家族中，他的爺爺，他的姥爺，他的父母，他的叔舅，沒有一個人嘗過乘坐小轎車的滋味！在二壯前面的，朦朦朧朧的生活道路上，也絲毫不見小轎車的影兒。「『小錛子』丫頭養的真行，坐上了他媽的小轎子！」這便是那回批鬥會在二壯心靈上播下的種子。

　　二壯並沒有象「小錛子」那樣去犯罪，但是，二壯也算嘗到了坐小轎車的滋味。

　　那天是二壯開支的一天。坐完小轎車，從陶然亭出來，他又到虎坊橋的一家飯館裡，一個人開了一頓，喝了兩升啤酒，剩下半桌子好萊，踉踉蹌蹌地回到了家中。錢大爺罵了他一頓飯工夫，錢大媽叨嘮了他整三天，然而他始終沒吐露出坐小轎車這回事兒。

　　這，將是他終生的秘密。

　　有一項秘密，他自以為能藏住，卻藏不住。

　　他已經完全成熟了。他軀體中產生著一種衝動，這種衝動倘不加以控制與引導，將迫使他幹出越軌的事情來。

　　不管報紙上怎麼說，反正，在北京的千百條古老的胡同裡，有許許多多二壯這樣的並不看報的青年。

　　他不看報，並不是不願意看報，他們家不訂報。他們房修隊訂有一份《北京日報》，但人多報少，他們的工作又分散而流動，那報紙只被坐守料場的人控制著，他想看也難看見。街上又幾乎沒有什麼報欄，更沒有什麼為二壯這種青年而設的閱覽室，報紙同二壯無緣。

　　二壯愛看有男女談情說愛的電影，渴求著一切性感的鏡頭，倘若我們的電影院上映真正色情的電影，二壯肯定是最積極的觀眾之一。

　　二壯看了色情電影，便會犯罪嗎？

　　恰恰相反，二壯能從一切涉及到男女情愛的、哪怕是零星的一閃即逝的電影鏡頭中，得到很大的性的滿足。他看時不吱聲，看完也不議論，他默默地回味著，發展著鏡頭裡的動作；晚上，伴隨著把自己化為電影中男主角的夢境，他那強壯的身軀，可以得到一種生理上的滿足；於是，清晨他早早地起來，就覺得自己又可以作一個規規矩矩、乾乾淨淨的人了。

　　使二壯自己於朦朧中也不免吃驚的是，有一回他的夢境裡，自己照例扮演著電影裡俠肝義膽的男主角，而女主角從霧中顯現後，竟是侯瑩的面龐，侯瑩的腰身，侯瑩的聲音──他驚住了；按照電影裡的安排，他是應當撲過去，摟住她──然而他的腳跟彷彿被粘住了，他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就是面前的這個女郎，他不能碰她一根毫毛，他得尊重她，體貼她，聽她的吩咐──

　　那天早晨醒來，他跑到院子裡舉石鎖，正遇上侯瑩上完夜班回來，惺忪著眼兒，蓬亂著鬢髮，望見了他，似乎對他微微一笑，掀門簾兒進了家。他覺得心裡癢癢的，酥酥的──

　　二壯的這些埋藏在心底的意念，最早是讓錢大伯看出來的。

　　錢大伯給他去試探過，碰了釘子。人家侯家等著用侯瑩再去高攀一次，二壯冷眼旁觀著侯家的一切。

　　今晚，蔡伯都領著侯瑩出去了，那等著相看侯瑩的，會是個什麼樣的主兒呢？能成事嗎？

　　二壯不想吃飯，二壯要等著看侯瑩回來的動靜。

第五章

　　《十五》

　　侯勇打完電話，掀簾進屋一看，便不禁心裡發堵。

　　屋裡滿滿騰騰全是人，方桌上擺了兒樣酒菜，父親侯勤豐已經下班回來，正與侯銳分坐在方桌兩邊對酌。侄女小琳琅趴在床邊，一邊玩一個已經跌破了頭的舊塑料娃娃，一邊吃著一個棒棒糖；母親和嫂子白樹芬一個坐在籐椅上，一個站在洗臉盆架子前頭，興致勃勃他講著什麼。整個屋子裡瀰漫著一股糖醋帶魚的味道，這味道使侯勇深入骨髓地意識到這間屋裡的低級與鄙俗，加以剛才的電話弄得他心煩意亂，他恨不得立即發作一番，洩一洩心中的鬱悶。

　　「老二呀，你也來喝兩盅吧！」父親見侯勇進了屋，如獲至寶，居然欠起身，像讓客人似地來了那麼個動作，這使得侯勇把一腔邪火壓了下去。在他看來，父親的姿勢、表情，集中體現出了父親的慈祥、善良、庸俗、淺薄、懦弱、誠實──侯勇勉強做出一個笑臉，說了聲：「爸，您先喝著吧，我有點累，先去裡屋靠靠。」便理也不理正對他點頭的嫂子，幾步邁進了裡屋。

　　侯勤豐與老伴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對三個子女都充滿了自豪感與信心。侯銳曾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過詩作一事，至今他仍念念不忘；而且，每當他在郵電所發信載有蔡伯都的劇本的刊物時，他便不由得油然聯想起自己的老大侯銳，他總覺得憑老大的才學，早晚有一天，他也會在發售刊有侯銳大作的雜誌。對於侯勇，他的滿意自不必說了，只不過他比老伴自尊，他去親家的次數，一年控制在「十．一」和春節這麼兩次，而且從不在那裡留宿，甚至也不在那裡洗浴，他總覺得當親家母才有資格享受的事情，他作親家翁的不必去沾光，對於侯瑩，他仍然堅信是可以找到一個相當不錯的丈夫的，剛才聽說蔡伯都正給侯瑩介紹一位當編輯的對象，他不由得心花怒放，藉著酒興，他笑吟吟地說：「好呀，趕明兒老大寫詩，女婿編詩，我來賣詩，咱們家都在一行上了！」

　　侯勇進了裡屋，靠在侯瑩睡過的床鋪上，本沒有注意聽屋外幾個人的談話，忽然，嫂子的亮嗓門把這樣的話語甩進了他的耳中：「──咱們東單十字路口的立體交叉橋，聽說可能明年春天開工！咱們這兒今年秋、冬還不得拆遷完畢？──」

　　啊，立體交叉橋！

　　侯勇的腦海中立刻浮現出電影上見過的鳥瞰鏡頭：立體交叉橋在大土上劃出優美的直線與弧線，穿梭的車輛自由自在地奔馳著──

　　是啊，有了立體交叉橋，不，甚至還不需要建成立體交叉橋，僅僅是開始拆遷這周圍古老的胡同，包括侯家在內的許許多多家庭的命運，將會發生多麼大的變化啊！

　　在拆遷的過程中，侯家起碼能夠分到一個三間的單元，那就夠了。侯銳夫婦和小琳琅盡可以佔據一間，父親母親平時佔據一間，侯勇回家時，侯瑩暫去同母親同住，父親同侯勇合住一間，豈不天下太平？侯銳夫婦和侯勇都不在家時，家裡會多麼寬敞，侯瑩的神經質，在那寬鬆的空間中定會得到慰息，因而她也就可以更順利地嫁出去──侯勇和愛人倘若調回來，怎麼住呢？也住得下，侯瑩嫁出去空出來的那一間，不就正好留給了他們嗎？侯銳一家的戶口，一旦拆遷完畢以後，也便可以暫時遷出一段，以利侯勇夫婦調回，那麼他們有了漂漂亮亮的房子，那戶口乾嘛非死留在父母的房口本上呢？──

　　唉，立體交叉橋！

　　快建成立體交叉橋吧！不，就算一時半會兒建不成，也快點拆遷吧！這對於政府來說，對於那些已經住上了寬敞的房屋，享有著充分的空間的人來說，該並不是一樁十分困難的事！

　　有了立體交叉橋，侯勇也就不用找葛佑漢，去進行那莫名其妙的三角交換的把戲了；也就不必為自己家與岳父家的強烈對比而痛苦了，也就不會對哥哥和妹妹那般粗暴了。甚至對二壯，也就不會有一種天然的隔閡與仇恨了；侯勇的靈魂便可以不再那麼蜷曲，那麼萎縮，那麼壓抑，那麼憤懣，那麼煩躁

　　侯勇就那麼靠著，嚮往著，什麼理論，什麼宣傳，什麼道德說教，什麼文藝感化，什麼會議，什麼口號，什麼文件，什麼精神，什麼民主，什麼獎勵──他認為尋他都不管用，啊，我只要一座立體交叉橋，給我一座立體交叉橋！

　　立體交叉橋，這意味著將有限空間向寬闊處開拓，意味著將擁擠的人流向開闊處疏導，意味著給人們提供更多的空間，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提供更多必要的迴避機會，因而也就意味著撫慰、平息大量因空間壅塞而感到壓抑與痛苦的靈魂！

　　這個晚上，侯家的人又說起了立體交叉橋。他們沒有意識到，每當他們聚到一起時，這個話題便會自然而然地排擠掉別的話題，而成為他們談話的一個長時間的中心。

　　這回，又是白樹芬頭一個提起立體交叉橋的，白樹芬的一個大學同學，後來調到了市政建築公司工作，她的消息是從她那兒來的，似乎格外具有權威性；其實，那仍不過是一種傳聞而已。

　　《十六》

　　侯家以及他們那一片的居民，與其說是嚮往著立體交叉橋，不如說是嚮往著拆遷。

　　拆遷！對於北京市成千上萬仍舊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擁擠的平房中的家庭來說，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與幸福的階梯。拆遷總是伴隨著這幾種情況發生的：要建龐大的公用建築；某系統某單位要徵用地皮進行擴建；要為首長建築用房；房屋危險需拆除重建。解放後的頭十多年裡，政府對拆遷戶充滿了歉意與關懷，所以，幾乎所有的拆遷戶所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凡拆遷到新住宅的，不但肯定可以改變幾代同室的擁擠狀況，而且往往大大地擴大了居住面積，改善了居住條件。那時候，拆遷戶本身很少提出非分要求，未輪到拆遷的家庭對他們也不嫉恨，因為總覺得市政建設發展得很快，不久也便會輪到自己。主辦拆遷的工作人員們那時也比較廉潔公道，很少有因受禮受賄或因「背景」、「面子」而徇私的事情發生，直到今天，人們還津津樂道一九五九年因修建人民大會堂而拆遷的那些住戶的可羨命運，他們不但一律遷到了比原有條件好的新住宅樓中，而且，人民大會堂建成後，他們又一律受到了市長的親自邀請，成為了那富麗堂皇宮殿的首批參觀者，並在金碧輝煌的宴會廳中受到了一次終生難忘的款待──

　　然而，北京市政建設的發展遠非一帆風順。

　　看看散佈在北京城內外的近三十年所建的居民樓吧，五十年代初第一代居民樓的典型，如景山後街兩旁的那一組高樓，高大的琉璃頂，寬闊的玻璃鋼窗，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大開間──絕不實用，但體現著當時人們的心境：社會主義就是如此氣派，共產主義指日可待！第二代居民樓所建不多，其典型如西城福綏境大樓和廣渠門內大街的「安化樓」，沒有大屋頂了，但追求層多體大。那是一九五八年「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住宅」的活樣板，當時的時代氣氛，是「共產主義就在眼前」，而「共產主義」的象徵之一，便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許多居民在自豪的鑼鼓聲中搬進去了。開頭，他們也曾被人羨慕，但很快地，隨著「大躍進」理論上的絕對「成功」和實踐上的徹底失敗，待建的這類樓房停建了，住進去的人們一天比一天更煩惱與苦悶；電力缺乏，無法安裝與使用電梯，住在八層上也只好爬上爬下；以煤氣為燃料始終只是一種設想，因此還得從樓下往上搬蜂窩煤；有幾年冬天，甚至無法供應暖氣，因此家家只好升火爐取暖，於是大樓很快便被燻黑了，加以保養工作很差，現在看去，這樣的大樓便有如擱淺在沙灘上的生銹的巨輪。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新的居民樓蓋得很少。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春天，是第三代居民樓大規模崛起的黃金時代，在和平裡，在三里屯，在西郊的許多地區，設計得比較合理的、外觀看上去也算順眼，然而無可避免地互相雷同、顯得單調的大片不算太高（以五至六層為多）的居民樓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住在這些樓裡的居民，至今仍被樓外的大多數北京人視為天之驕子，人們在拆遷時所最嚮往的，就是這類居民樓裡的單元。然而好景不長，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急風暴雨一來，這樣的已蓋好而未及住上人的空樓，便首先成了到北京進行「革命大串連」的紅衛兵小將：的臨時招待所，他們毫不愛惜這些新樓，所造成的破壞，使後來遷進去的居民們費了很大力氣，才一一彌補上。到了一九六九年左右，「隨時準備打仗」的氣氛甚囂塵上，大量的資金和人力都投入到「深挖洞」的偉大工程中去了，於是在北京各處都出現了一些名副其實的「簡易樓」，又名「戰備樓」，這算是北京市的第四代居民樓吧，它們的特點是低矮、狹小、單薄、醜陋；這類樓房在修建時還往往把一些磚頭突出，以形成「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之類的標語，後來人們意識到這是無謂的與不必要的，又搭起沙篙架將它們一一鑿掉，結果本來就很醜陋的樓牆就更顯得不堪入目。「簡易樓」幾年後便聲名狼藉，於是，從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第一次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起，又開始興建聞名於世的三門工程，即在崇文門──前門──宣武門一線的原順城街（內城與外城的分界線）南側，蓋起了一排有如灰色高牆般的多層居民樓。這些居民樓的特點是只求總體高聳集中的「唬人」效果，而設計上很不實用，施工也相當粗糙；這類大片居民樓的修建從那時一直持續到今天，隨著近幾年人們思想的變化，每一座新建成的樓總比前一座建成的樓要多少改進一點，不但更注意內部的實用，也更注意外觀的美觀協調，這，大致就構成了北京的第五代居民樓。

　　雖然以上面的眼光計算，三十年來北京市蓋起的居民樓已有五代之多，而且近兩年來建成的數量與以往相比大有增加，但是能分到新樓單元的，主要還是大機關的幹部以及各種需落實政策的高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一般的市民仍舊排不上號，他們只好照舊擁擠地居住在古舊低矮的平房之中。不用往偏僻的地方去，即以從西單商場向北直抵新街口商業區之間的十里長街兩側而論吧，有多少居住在狹小黑暗的小鋪面房中的家庭啊！他們開了家門就是人行道，沒有廚房，只好把爐子擱在門外，用漆成灰色的鐵皮做個小罩子，罩住那爐子。有時早晨現升火，從拔火筒中冒出滾滾的濃煙，與馬路上汽車排出的廢氣在空中匯合在一起，形成一張罩住北京城的污濁的氣網。像侯家這樣的住在胡同小院裡的家庭，跟他們一比，還算幸運的呢！

　　這些住在古舊擁擠的平房中的普通市民，既然不可能像大機關的幹部那樣，有機會分到新樓單元，他們便只得寄希望於拆遷，故而他們經常把拆遷作為一個話題，隨時展開著牽心掛肺的議論。有的企望著在自己那一帶蓋劇場，有的企望著有自己那一帶蓋旅館──侯家那一片的居民，則企望著在東單十字路口早日修建立體交叉橋。

　　隨著人們見識的增長，拆遷中的戲劇性因素，特別是鬧劇和悲劇因素也不斷地增長著。

　　常有這樣的事發生：住著較好平房的人，自願與住著較差平房的人換房。為什麼呢？就因為他打探到了這樣的消息：後者所住的那一帶將要開始拆遷！

　　也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一大片房屋已經拆掉，出現了一片頗大的空地，但獨有一所搖搖欲墜的住房仍兀立在那空地之中，裡面依舊住著人，屋外的幾株蒙滿塵土的向日葵也便依舊聳立著，而小廚房裡也照例往外飄著油煙──凡懂得拆遷一事的北京人都知道這是為什麼：房裡的主人向拆遷的部門提出了很高的條件，對方如不應允便堅決不搬！這種拆遷中的「硬骨頭」，雖不一定能夠如願以償，總也會比那些「聽話」的拆遷戶多得些好處。

　　還有許多不能直接看到的情況，一些如葛佑漢似的人物，他們本來與一場拆遷並無關係，但他們就像蒼蠅撲向變質的鮮肉似的，聞味而至，與拆遷部門的人打得火熱，從中得到好處；當然，更有一些為官的、有錢的、近水樓台的人在幕後進行著微妙的，或公然違章的，或表面上符章而實際充滿「貓匿１」的勾當，結果是一些與拆遷無直接關係的人從拆遷中大獲利益，而一些與拆遷有直接關係的老實人、懦弱者，卻被剝奪了某些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應得的好處──

　　１貓匿：北京方言，指搞小動作、耍花招等不正當手段。

　　如今，人們對拆遷，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種純樸的心情了。人們知道拆遷的機會並非易得，所以應當充分珍惜，錯過了這一次，那下一次不知多少年方能到來。人們懂得拆遷中會遇到「貓匿」，因而必須分外精明。總之，對於人們來說，拆遷乃是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的大事，是難得的開拓居住空間的機會。的確，拆遷的給房標準儘管在一再地壓低，但大體上總還體現著不硬行拆遷、給予改善居住條件的原則，至今仍為狹小的空間壓抑著的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對於拆遷，他們真是望眼欲穿啊！

　　《十七》

　　外屋關於拆遷和修建立體交叉橋的議論，把侯勇從裡屋吸引了出來。侯勇的重返外屋，使父親非常高興，他甚而產生了一種感激兒子「賞臉」的心情。

　　白樹芬一見小叔子出來，也便招呼說：「你們仨先喝酒吃飯吧，我跟媽、小琳琅等你們吃完了再吃。」

　　侯勇淡淡地「嗯」了一聲。他心裡想：你這當嫂子的，說這話就算賢慧了嗎？其實主要還不是因為屋子小，沒地方，倘若這屋子寬，八仙桌往外一抬，你保管得同時上桌子吃。

　　侯勇一邊這麼想著一邊過去面牆坐下，同父親、哥哥一起喝酒。

　　本來，立體交叉橋這個題目，是最能使他們一家人息掉宿怨的；但是侯勇一摸酒杯，就不禁想起了剛才接到的電話，葛佑漢還等著他去呢！去幹什麼？去走路子調回北京！欲成此事先需如何？先得讓哥嫂侄女把戶口遷出去！先得讓侯瑩嫁出去！什麼立體交叉橋，什麼拆遷，沒影的事兒！有影的事兒便在今晚！想到這裡，他便繃著一張臉，對於父親的問話，只是「嗯」、「哼」地敷衍著。

　　「老二，吃菜呀！」父親象對待貴客似地，滿臉笑容地招呼他說：「吃塊帶魚吧，你媽的手藝，退休以後提高了不老少──」說著，便往侯勇的碗裡挾紅燒帶魚，侯勇端起碗，使勁地一躲，父親吃了一驚，筷子一抖，一大塊紅燒帶魚中段掉到了地下。

　　這情景使侯銳萬分憤慨，他不禁紅漲著臉，喝斥侯勇說：「你怎麼回事兒？給你臉你不要！」

　　母親發現了這一鏡頭，忙走過來勸解，先對老伴說：「人家老二如今不吃這無鱗魚！」又勸侯銳：「成啦成啦，好不容易全家團團圓圓的，你就少說兩句吧！」

　　父親滿臉尷尬，確確實實下不來台。他驀地回憶起當年被單位裡「專政」時的情景。他被關在地下室中交代歷史上的罪行，每天認認真真工楷書寫好幾張信紙的交代材料，寫完以後，就不免要想點別的，他常常想到的，便是老伴作的紅燒帶魚，尤其是當看守人員給他端來窩頭和白菜湯時，他就極其生動地回憶起那紅燒帶魚的色、香、味，乃至於剛出鍋時，帶魚段表面上那閃閃發響的小油泡。後來「落實政策」，放他回家了，邁進家門，他對老伴提出的頭一條要求，便是「買點帶魚燒給我吃吧！」老伴提著菜籃，從東單一直尋覓到哈德門外，才終於買到了二斤帶魚，回家來沒歇著，立即拾掇、烹燒──唉，記得那一天侯銳不在家，侯瑩也在兵團沒回來，就侯勇從插隊地點回來探家，侯勇簡直是撲上去搶著吃，一大盤紅燒帶魚，侯勇倒吃去了三分之二，那情景真是歷歷在目啊；可今天，侯勇成為「將門貴婿」了，人家不屑再吃這種無鱗魚！──想到這兒，父親有點撐不住，眼圈兒頓時紅了，鼻子一陣陣發酸，他嘆了口氣，仰脖喝乾了大半杯二麴酒。

　　父親的神情，使侯勇多多少少有點良心發現，他便掩飾說：「在飛機上我就有點反胃，這會兒好像更厲害了。我今天不想吃葷腥──」說著他挾了一筷子涼拌黃瓜，吃完又喝了一口酒。

　　侯銳見侯勇自動下了台階，也便光是瞪了他一眼，不再說什麼，悶頭只管喝酒。

　　一時間屋子裡變得異常肅靜。

　　又喝了幾口酒，侯勇就起身宣佈說：「我還有事兒，得出去。不在家吃飯了，你們吃吧！」

　　父親和母親望著他，光知道用眼神問：「你去哪兒？」卻都說不出口。侯銳自然不會沉默，他梗著脖子問：「你怎麼這時候還出去？」

　　侯勇一看腕上的手錶，已是八點五分，他沒有工夫吵架，他怕去晚了見不著葛佑漢，那傢伙經常是神出鬼沒的；因此，他便和和氣氣地對侯銳說：「去趟北新橋，業務上的事，晚上人家在家，晚上去家裡找比白天去單位找好說話。」說著他拔腿便要出去。

　　誰知，臨出門他被嫂子白樹芬給叫住了。

　　《十八》

　　在侯家這小小的空間裡，真正對侯勇無所懼讓的，只有白樹芬一人。

　　白樹芬會置身在這麼個空間裡，說起來真是一件她自己當年萬萬想不到的事。

　　退回十六年去，白樹芬正在家鄉南昌上高中，是班上的團支部宣傳委員。如今她還保留著大量當年的照片，那些照片上的白樹芬，是一個身材苗條、隨時隨處把兩隻眼睛彎成兩個月牙兒使勁歡笑的姑娘。那時候她最愛唱的歌，是《地質隊員之歌》，那歌曲的頭一句：是那山谷的風吹動我們的旗──多少次惹出了她滿眶的眼淚！聽了一次地質局幹部的報告，看了一場描寫地質隊員生活的影片《沙漠裡的戰鬥》，她便認認真真地在日記本上一遍又一遍地書寫著「立志作一個地質尖兵」的誓言。那時候的青年多麼單純！黨的號召，祖國的需要，人民的期望，這些話一灌進耳朵，心頭上立即燃起熊熊火苗。一九六五年報考大學時，白樹芬在志願表中填滿了地質學院的各種專業，當她得到一紙北京地質學院的入學通知書時，她覺得自己成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簡直是唱著、舞著來到北京，來到北京地質學院的──

　　然而，接踵而來的世態，將白樹芬的天真狀態擊得粉碎，他們進校便被派到農村去參加「四清」，據說不管學哪種專業，頂要緊是必須學習階級鬥爭這門主課；從「四清工作隊」回到學校，剛開始學了一點基礎課，忽然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白樹芬猶如一個掉到海中的軟木塞，她沉不下去，卻浮得分外痛苦，隨時被翻騰呼嘯的惡浪拋擲著、沖蕩著──

　　白樹芬目睹身歷了許許多多讓以後的歷史家們研究不盡的事，她的思想在震驚和煎熬曾經極度混亂，然而即便是那種情況下，為自己的祖國和人民開採寶藏的意願，仍像古蓮種深埋在煤層一樣，存於白樹芬心中。多少次，她以為「這下總該讓我們學地質了吧」，然而「是那山谷的風吹動我們的旗」的理想，一再如同風撲肥皂泡般地被破滅著。

　　當地質學院裡的兩派武鬥最激烈時，白樹芬雖然也附驥於最強大的一派「地院東方紅」，但她只是一個掛名的成員，因此她逃到了住在城裡一條小胡同的姑姑家中。姑姑家「文革」中也飽受衝擊，那裡的生存空間也非常狹窄，除了晚上勉強可以臨時搭一塊鋪板給她一個床位，白天簡直沒有多少轉身的地方，於是她和同院的比她小兩歲的葉玉秋交上了朋友。葉玉秋因病沒有下鄉插隊，在家裡待分配，她家雖然也並不寬敞，但總算有一個角落可供讀書、談話，於是她們兩個就常常坐在那個角落裡，讀一點劫後餘存的外國小說，絮絮地談一點只有她們兩個之間才能談的私房話──

　　後來白樹芬聽說工宣隊已經進校，武鬥業已結束，她心底裡又浮出了「是那山谷的風吹動我們的旗」的歌聲，於是便回校去探察究竟，誰知一去，便被工宣隊扣下了，說是地質學院已決定外遷，根據「農業大學辦在城裡不是見鬼了嗎？」的邏輯，地質學院辦在城裡當然也是見鬼，必得搬遷到山溝裡去──白樹芬被編入了打整搬遷物資的連隊。那時的地質學院已經慘不忍睹了，教學樓的樓牆上有彈痕和被火燒過的焦跡，窗玻璃很難找到一塊完整的，昔日整齊漂亮的操場這裡一堆穢物，那裡一個大坑，更不用說到處都有破敗的大字報和新塗寫的惡俗不堪的標語口號──啊，這裡已是文化沙漠，「沙漠裡的戰鬥」終於兌現了！

　　後來突然又來了一道什麼戰備命令，工宣隊要求大大加快設備拆裝外運的速度。當時白樹芬他們那個小組負責裝運的全是些玻璃器皿之類的儀器，她找到工宣隊的一位負責人，試圖告訴他：這些東西必須極為耐心地收放包裝，否則會造成重大損失，因而可否不必硬性限期完成任務？那工宣隊負責人氣乎乎地把白樹芬訓了一頓，咚咚咚地大步來到實驗室現場，把兩個正小心翼翼因而顯得慢慢騰騰地裝箱的同學拉拽開，示範性地把剩餘的幾件玻璃儀器往箱裡一扔，「光啷」蓋上了箱蓋，拿起草繩就捆綁，為拉緊草繩打結，他一隻大皮靴毫不留情地踩了上去，只聽木箱裡一陣玻璃破裂的聲響──

　　這響聲埋葬了白樹芬心中對從事地質事業的最後憧憬，也送走了白樹芬心中最後的一絲溫情，一絲嚮往，一絲對自身以外的責任感。

　　白樹芬意識到，一俟搬遷的苦力活結束，她也便會像已經分配走的同學一樣，面臨著極為可怖的命運，她接到了先期分配走的同學的來信，那些在運動初期被江青親暱地摟著肩膀誇獎過的「小太陽」也好，那些在運動當中被當作「修正主義苗子」、「現行反革命」、「五．一六陰謀集團分子」而被整得脫了一層皮的「小爬蟲」也好，那些以為當個逍遙派便可僥倖逃脫厄運的「膽小鬼」也好，除了極個別有背景、有門路的而外，幾乎全都被當成廢物，處理到了與他們所學專業、所抱理想全然不沾邊的工礦、農村，據說因為他們是大學生，因而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而也就是最危險最討厭最無用的東西，所以必須讓他們幹最髒最苦的體力活，以利他們脫胎換骨，在接受「再教育」中重新作人──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白樹芬在姑姑所住的院中，在葉玉秋家裡，遇上了蔡伯都；正是出於蔡伯都的樂善好義，才介紹她同侯銳見了面；她通過與侯銳確立了夫妻關係，這才爭取到了分配時照顧她留在北京郊區，並且爭取到了去公社中學教物理課的工作。

　　白樹芬幸福嗎？她對幸福的渴求；早已枯竭到麻木狀態，所以她現在很少去思考這類重大嚴肅的問題。她有了丈夫，在結婚之後，她發現這丈夫還算不錯，使她避免了吞食後悔這劑最苦的藥。後來她又有了小琳琅，小琳琅每日隨她在她那個學校生活，這使得她的生活更易於脫離冥想而更接近於實際，因而使得她的心境更易於趨向平衡。開頭，她和侯銳一樣，為沒有自己的家而深深地煩惱，後來，她被這曠日持久的事態也弄得麻木了。她曾勸說過侯銳，就在公社安個家算了，但是不用侯銳跟她講，她自己也漸漸看出這樣的人情世故：她所在的公社裡的那些人，即使不說是全部吧，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他們眼中，侯銳夫婦沒有很快地把自己的工作調回城裡，是一件很古怪的事，「你那小叔子他岳父不是什麼什麼嗎？他給你們說句話還不結了？」似乎這應該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到了這二年，縣教育局乾脆確定了這樣的精神：夫婦均在本縣教學的，可以優先照顧其中一名調往城內，門路可以自找。既然如此，白樹芬也就不再跟侯銳提在農村安家的事，並且，也就更積極地參加到嚮往立體交叉橋的行列中來。只要一開始為立體交叉橋拆遷，他們夫妻孩子就可以在城裡有一個窩了，那時她盡可以讓侯銳先調回城來，家中有了足夠的空間，小琳琅也便可以留給奶奶看管，到了上學年齡也能在城裡入學，受到較好的教育。

　　白樹芬雖然準備著離開那個半山區的農村中學，卻認認真真地努力上好每一堂物理課。她還擔任著班主任，這是一項開掘學生心底寶藏的工作。學生們從她口中很少聽到那種枯燥的大道理，但她那種和善的態度，親切的眼光，特別是從微小處作起，給人以關懷、幫助的行動，使她贏得了學生們的愛戴。一個雪花飄飛的冬日，她發現孫鎖柱放學後還蜷縮在教室的火牆邊，便問他為什麼不回家，孩子抬起一雙哀傷的眼睛，沒有吭聲。白樹芬想起他爹剛娶了後娘，把他打發到土坯房去睡了涼炕。白樹芬心裡一酸，跑回宿舍，從自己床上抽下一床舊褥子，給了孫鎖柱，孫鎖柱用一雙破裂的手接了過去。白樹芬背過臉去，不知為什麼，心頭上浮現出了立體交叉橋的圖像，久久沒有消失──

　　都說當嫂子的容易同小叔子處好關係，而最難同小姑子相處；白樹芬恰恰相反，她同侯瑩的關係是非常融洽的。回到家中，她常攬著侯瑩的肩膀，而侯瑩也常挽著她的胳臂，說許多知心的話──她同侯勇的關係卻相當緊張，她驚異於侯勇的心如同花崗岩般緊硬冷酷，而侯勇也打心眼裡看不慣白樹芬那種清高的氣派。不過，由於侯勇畢竟不在北京工作，白樹芬在他出差來京時又盡量避免回城，他們碰上的時候不多，因而也還未曾衝突過。

　　誰想到，在這天晚上，叔嫂之間終於衝突起來了。

　　《十九》

　　「小勇，你什麼時候回來？」

　　當侯勇抬腳就要出門時，白樹芬叫住了他，問出這麼句話來。

　　白樹芬這話問得有理，事關這晚上一家人的睡法，這晚上還不算人丁最盛的，因為侯瑩要去上夜班，只有三男二女，但這三男三女之間存在著兩層理應互相迴避的關係：公媳之間，叔嫂之間；而兩層關係中的核心人物正是白樹芬。白樹芬帶著小琳琅一到家，聽到了侯勇也已回來的消息，心理就開始盤算當晚的睡法了。當然只好採取「合併同類項」的方法。因為裡屋床位比較充裕，所以男性成員自然應佔有裡屋，而她和婆婆、小琳琅則合睡在外屋的大床之上；他們進了裡屋以後，把中間的門反扣上，外屋的三位婦女才好脫衣入睡，這方案本是切實可行的。但現在侯勇宣佈他要出去，現在已八點多鐘，按他外出的慣例，在外頭總要耗兩三個小時以上，因此，他很可能要十一點左右才回來，這樣，三位婦女要麼得等他回來才好入睡；要麼就得作出這樣的決定：三位婦女睡裡屋，三位男子睡外屋。外屋只有一張大床，父子三人得橫著睡，把腳搭到拼過去的椅子上，那當然是很不舒服的。白樹芬叫住侯勇，就是希望他表個態，或表示不會太晚回來，或表示「你們女的睡裡頭吧！」

　　誰知白樹芬的這話一出口，猶如將一個火星濺到了侯勇心中的乾柴垛上，他正極端煩躁而無法排遣，經這句一激，頓時火冒三丈。

　　侯勇並沒有意識到嫂子這話的潛台詞是「今晚怎麼個睡法」，他只覺得自己的尊嚴遭到了挑釁。在這個家裡，父親母親對他都是理順毛的態度，哥哥侯銳雖然敢於對他發怒，但發怒本身其實也是一種對他無可奈何的表現，至於侯瑩，那在他面前就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只有這位嫂子，也不跟他頂，也不跟他吵，甚至說話口氣還滿客氣，但從她的眼神裡，從她嘴角淡淡的微笑（侯勇總覺得那是冷笑）上，侯勇深刻地感受到了嫂子對他的輕蔑，這個上過大學的嫂子知道他的不學無術，懂得像他這樣的「將門貴婿」實際上處境十分尷尬，也絲毫不懼怕他的驕橫無理。

　　侯勇把臉轉向白樹芬，惡狠狠地回答她：「你管得著我什麼時候回來嗎？」

　　白樹芬並不退讓，面上和顏悅色，語調也並不提高，但兩句話把他噎了回去：「你要是回你岳父那兒，我當然用不著管；你要是回這兒，咱們就得商量商量，晚上怎麼個睡法。」

　　白樹芬把問題挑明了，更惹得侯勇滿腔邪火。侯勇的自尊心受不了這個話。這話，意味著他雖攀上了住大屋子的高幹，但並不能在那家人佔據的空間中獲得一個心安理得的位置；這話，也意味著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他畢竟不是一個可以隨心所欲的霸主，他還得接受別人同他商量！

　　「你愛睡哪兒睡哪兒，我管不著！我愛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回來，愛在哪兒睡在哪兒睡，你也管不著！」侯勇氣得渾身哆嗦，嚷了起來。

　　屋子裡其餘的四個人頓時亂了起來。小琳琅被嚇得「哇」的一聲哭了；侯銳簡直是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瞪著弟弟，張嘴想喝斥他，一時又不知該喝斥什麼；侯勤豐心驚肉跳地望著劍拔弩張的叔嫂二位，沒了主意；當母親的急得連連自語：「這是怎麼說的，這是怎麼說的──」

　　白樹芬卻一點也不慌張，她甚至也並不生氣，依舊語氣和藹地說：「既然咱們是一家人，同在一個屋頂底下生活，那就不能誰也不管誰，遇上事兒就得一塊兒商量。」

　　白樹芬越冷靜，侯勇便越蠻橫，他滿臉肌肉亂抖，不管不顧地說：「什麼一家人！這兒不是你的家，你給我走！」

　　侯勇話音沒落，侯銳已經衝到了他面前，藉著酒勁就扇了他一記耳光，侯勇豈能甘休，當即就揪住了侯銳的脖頸；父親趕忙過去攔在兄弟之間，急出了一身汗來；母親心內只埋怨媳婦不該惹是生非，她不由得跺著腳，白了白樹芬一眼，朝那擁成一團的父子三人歎一口氣；小琳琅嚇得撲到白樹芬身上，摟著她的腰，哭得更加響亮；白樹芬見事已至此，越發感到沒必要懼讓，她略微抬高嗓門，但語調並不潑辣地一字一板地反駁說：「我走不著！告訴你，我是明媒正娶來的，我戶口在這兒，這兒就是我的家，我在這個家裡呆著名正言順，誰也別想排擠我！」

　　一家人正鬧著，錢大爺掀簾進了屋，一進屋便揚著嗓門勸解：「嘿，這是怎麼了？一家人什麼話不能好好說？快別動火，快別動火！」他進屋前已經聽出了屋裡在爭吵，聽見別人家鬧糾紛，他就勃發出一種管閒事的熱情，此刻他目睹著憤怒、惶急、尷尬、羞慚、冷峻和幾張面孔，這種熱情達於極點，他先把侯勤豐連扶帶拉地歸到座位上，又把侯銳連拉帶拽地推到床邊坐下，又請當母親的坐到籐椅上消氣，嘴裡還一邊叨念著許多誰也聽不清也用不著聽清的話語；但是，當他想繼續安頓侯勇和白樹芬時，侯勇已經恨恨地說了句：「哼，咱們回來再說！」一跺腳，掀門簾走了，而白樹芬的反應也極為靈敏，她揚起嗓門，故意用一種客氣到極點的語調，把話送到門簾之外：「對蠻不講理的人，我一句話也不再說！」

　　侯勇以這種姿態出了門，弄得侯勤豐心裡好不是滋味，酒和帶魚都從胃裡翻到了嗓子眼。他又急又氣又羞又怕，他的生活準則就是維繫小康之樂，他願意一家人團團圓圓、和和美美，他最怕家醜外揚，尤其不願將家醜顯露在錢大爺這種他認為比自己低下的人面前；他怕侯勇一腔邪火跑出去鬧亂子，更怕侯勇很晚回來還要在這個家裡繼續爭吵；但一時之間他又判斷不出是非。媳婦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處，她為一家人能睡好，問一聲小叔子本無可厚非；侯勇忙著出去，被叫住自然不痛快，說幾句氣話也算不了什麼大事；侯銳見弟弟這麼不尊重嫂子，兼以又喝了酒，藉著酒勁打了弟弟一下，打得並不重，好像也可原諒──一家人都是好人，都無大惡，但竟鬧成了這個樣兒，究竟是怎麼搞的啊？他那麼愣了幾秒鐘，突然，一種本能促使他站了起來，錢大爺不及勸阻，他已快步出得門去，他是去追侯勇。他急中生智，想追上侯勇，告訴他：「我一會兒就回郵電所睡去，我替老張去值夜班，讓他回家去；我不算跟他換班，下次輪著我，我還值班，他準樂意──家裡讓老大三口和你媽都睡裡屋，外屋給你一個人留著，你可千萬別再生氣，別再吵鬧！──」

　　以自身的忍讓，換取全家的和睦，這便是侯勤豐的治家之道，這一回他又打算這麼辦。

　　但是，他一直追到胡同口，也沒見著侯勇的影子，一陣晚風吹來，他的醉眼模糊了。

第六章

　　《二十》

　　北京站那兩座對稱的大鐘敲響了九下，站前的廣場上，毫無規則地佈滿了或立或坐、或倚或臥的人們，另一些流動的人們左躲右讓地在他們之間穿行。在廣場的人群中，可以看到侯銳的身影，他已經在這裡遊蕩了半個多鐘頭。

　　家裡的糾紛由侯勇的撤退而暫告休戰以後，侯銳就一個人來到了這裡。一開頭，當輕柔的夜風吹拂著他的面頰，清涼的空氣滋潤闃他的鼻腔時，他產生了一種解脫感，就像一隻被關在紙盒子裡的甲蟲，終於有機會從紙盒中飛出來一樣，胸臆為之一寬。在地下鐵道人口處，他買了一瓶新上市的「上海可樂」，用蠟管慢慢地吮吸著，回想起這天晚上回家後問侯勇之間的兩次衝突，他主要不是為弟弟，而首先是為自己感到羞恥。他彷彿在對著一幅螢光幕，被迫觀看自己在前一兩個小時裡的錄相。他，一個讀過不少中外古今典籍的人，一個自命能欣賞西洋交響樂和京劇流派唱腔的人，一個整天在學生們面前鼓吹道德與修養的人，遇到弟弟的粗暴無禮，卻一籌莫展，只知道拍桌子、瞪眼、喝斥、摑耳光──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淺薄和庸俗的表現嗎？

　　人，應當隨時隨處都是高尚的。可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作到這一點卻如此困難？侯銳抽著一支煙，有意跑到廣場上人群最稠密的地方逡巡。那裡有兩個人在伸長脖子互罵，一群人在那裡圍觀。他們為什麼不能想到，在這個星球上，他們起碼屬於同類，而在這個國度裡，他們更屬於同胞手足，他們又都在旅途中，這裡的空間是如此之大，合不來他們盡可以各奔東西，為什麼非要這樣為一點點小事吵鬧不休？為什麼不能多多少少保留一點禮貌？他沒有擠進人群圍觀，他往沒有喧囂聲的方位走去，那聲音小的地方，人卻更多，他看見一些顯然是從偏遠的小地方來的男男女女，他們就那麼隨隨便便地找個牆根，打開舖蓋卷，橫躺豎臥地蜷縮在那裡。他們為什麼來到北京？是否正準備乘火車回去？──有一位顯然是從外地而來正準備返的婦女，她坐在那裡，身邊擱滿了大包小包的行李，其中有一摞在木頭搓衣板，足有二十塊之多，為什麼搓衣板這種最原始、最簡陋、最易製作的東西，她要歸去的地方竟不能製作，而需要來北京採買，並且要用這樣辛勞的辦法運載回去？我們這個國家究竟出了什麼毛病，竟使得木頭搓衣板也成了一種珍貴的物品？──侯銳又看到一個男子，不知為什麼他決定不去旅店過夜，而是把一塊塑料布捲成一個圓筒，把一頭紮緊，人鑽進去，用那圓筒包著自己，就在地下鐵道入口側面的窗根下睡覺。他的整個形象使人聯想起蝸牛或釘螺，侯銳站在離他十步遠的地方，望了他足有好幾分鐘。啊，原來一個人所需要的空間，可以減縮到同他本身體積相等的限度！是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把對生存空間的渴求降低到這個程度，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相對純潔起來，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會變得相對美好起來呢？──

　　宣告已是晚上九點的鐘聲，把侯銳的思路從關於全人類的冥想中拉了回來，他不得不再想到自己的家，於是他的情結又黯淡了下來。他畢竟沒有車站上那些席地而臥的人們的勇氣，他勢必還得回到那個狹窄而擁擠的家中去睡覺。是啊，究竟怎麼睡呢？白樹芬和弟弟吵了一場，卻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侯勇仍是一枚定時炸彈，如果他深夜歸來時，發現家裡人的睡法不合他的意，他是敢把大家從被窩裡薅起來的！

　　侯勇為什麼變得這樣蠻橫？就如同白樹芬變得那樣冷峻，侯瑩變得那樣猥瑣，自己變得如此易怒和粗俗一樣，很重要的一條原因，便是缺乏自己的足夠的生存空間。有了自己的足夠的生存空間以後，比如說到下個世紀國家經濟發達時，某些每人各有各的房間的家庭中，也許又會出現另外的問題，人們會變得互相很虛偽，很冷漠，很隔膜。就算是那樣吧，但那也總比現在的局面好。我們不能因為生活發展到下一步仍會有缺憾，就拒絕去醫治，排除眼前的痛苦啊！

　　侯銳拖著腳步，返回家裡。當他行進在路燈光稀疏而暗淡的胡同中時，他不禁在心裡對自己說：「你啊你啊，當你思考全人類的時候，你像個高尚的哲人；可是當你面對著家裡的糟心事時，你就又成了個十足的窩囊廢！我應當怎樣才能擺脫庸俗卑瑣的心理，使自己對生活充滿堅實的信心？也許，我還應當立足於農村，在那裡進行不懈的開拓──」

　　《二十一》

　　院子裡整個是幽暗的，北京市胡同裡的不老少居民，在節約用電上堪稱是世界大都會居民中的冠軍。這並不是作為一個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的。在「史無前例」的十年以前，那時候一般一個院子只有一個公用的電表，電費按燈頭數目或燈泡總瓦數計算，人們在用電上很少費什麼心計，院子裡一到晚上總有種燈火燦爛的熱乎勁，但人們也確能基本上做到隨手關燈，真正意義上的浪費也並不嚴重。在「史無前例」的熱潮過去，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受騙感之後，北京市胡同院的居民們卻似乎變得自私起來，互讓互諒的淳樸民風變成了一種斤斤計較的風氣，幾年之中，每家自裝電表成了一件必不可少之事，致使家用電表的供應一進緊張到如今；而未能安裝上電表的家庭，便覺得低人一等，在計算電費時，也確實常常吃虧。按說，各家自己裝了電表，院落中該出現燈火通明的景象了吧？恰恰相反，除少數的人家、少數的院落以外，普遍的狀況，是流行開了一種吝嗇到極點的用電方式：屋中只安一盞八瓦乃至於六瓦的日光燈，於是常常可以看到上小學的孩子搬著方凳子和小馬扎，跑到大馬路的路燈底下做功課，因為那燈光比家裡的還強一點。人們一分錢一分錢地節省著電費，以便能把這份錢用到別處。這樣的結果，便使得北京市胡同院的不老少居民更加不善於利用晚上的時間讀報、看書，因而也就更加增長了庸俗與淺薄，並且使得越來越多的不得不在晚上做作業的孩子，成了近視眼。

　　侯銳從北京站蹓彎回來，進到院裡時，整個院子裡簡直沒有多少燈光。他家更是漆黑一片，掀開門簾進了屋，侯銳這才發現裡外屋之所以沒有開燈，是因為裡屋開了電視，他家的電視機，屬於他家最貴重的物品之一，由於沒有地方安放，便擱在了大立櫃裡，需要看電視時，便把大立櫃左邊的一扇門打開，露出擱放在大立櫃橫隔板上的電視機，抽出電線，插到櫃邊牆上的插銷裡。這樣安放電視機，天線不好使用，他們便乾脆不用天線，好在附近高層建築不多，離大馬路又有一段距離，干擾也少，不用天線影像也算清晰，他們就那麼看。屋裡沒有多少坐人的地方，看電視時，往往就爬到床上，倚著被窩垛看，倒也別有風味。

　　小琳琅一隨媽媽回到家中，就吵著要看電視，當時因為大家都沒吃飯，正忙亂中，所以沒給她開。大人們的一場風波過後，媽媽讓她吃了飯，她便又吵開了，可誰有心思開電視呢？她鬧了好一陣，白樹芬拗不過，這才去開了電視。

　　侯銳回到家裡，首先看到的，便是倚在裡屋床上看電視的白樹芬和小琳琅。

　　他問：「爸爸呢？」

　　白樹芬回答他：「去郵電所了，他說去替人家值班，好讓咱們今晚上睡鬆快點。」

　　他又問：「媽嗎？」

　　白樹芬回答他：「到後院串門去了。」

　　侯銳忍不住嘆口氣說：「老毛病了！自己家出了亂子，在自己家嘮叨還不夠，還要跑到別人家嘮叨去。」

　　白樹芬呼應說：「可不，這樣子她心裡頭也許能鬆快點。」

　　侯銳瞟了幾眼電視，正播映一部編攝得極生硬的電視片，他便坐到床邊說：「有什麼好看的！你也真是，家裡發生了這種事，你還能心平氣和地看電視！」

　　白樹芬不以為然地說：「不看電視又怎麼著，坐到旮旯裡哭去？躺到床上生悶氣去？一頭撞死去？」

　　侯銳說：「你別這麼頂撞我，我也是為了你，為了咱們這三口人好。別人在場我也不這麼說了，好在現在只有咱們在一塊──」

　　白樹芬打斷他說：「這屋裡還有別人呢！」

　　「別人？」侯銳四處望望，莫名其妙，「別人在哪兒？」

　　白樹芬一點也不像開玩笑地說：「當然還有人，小瑩回來了。」

　　「小瑩回來了？她的事怎麼樣？你沒問問她？」

　　「什麼事？問什麼？」

　　「小瑩在哪兒呢？」

　　「她不看電視，她在下鋪哩！」

　　侯銳站起身來，先拉開了燈，然後就彎下腰，把擋住床下舖位的布簾一拉，啊呀，侯瑩直挺挺地躺在那兒，兩隻眼睛睜著，還在發愣。

　　「爸爸關燈！爸爸關燈！」小琳琅不喜歡開著燈看電視，蹬著腿嚷了起來。

　　候銳顧不上應付小琳琅，他把身子彎得更低，又納悶又關切地招呼著侯瑩：「你怎麼回事兒？你們談得怎麼樣？你幹嘛躺在這兒發愣？」

　　直到侯瑩把眼珠轉向他，對他發出一個微笑，他才消除了疑惑與驚訝。

　　「哥，我累了，累極了。」侯瑩說著，也就坐了起來，並且開始找鞋，要鑽也來。

　　《二十二》

　　裡屋只剩下小琳琅一個人看電視，侯銳、侯瑩和白樹芬都來到了外屋，拉開燈，開始了一場不可避免的談話。

　　侯銳坐到方桌邊，侯瑩和白樹芬並排坐在大床上。侯瑩回來時，只有白樹芬和小琳琅在家，她招呼了聲「嫂子」，便說「累，真累」，鑽到下鋪休息去了。白樹芬只當她是下了中班回來，也就沒問她什麼。現在白樹芬才知道她是去搞對象回來，一種同情心和責任感促使她提起了精神，來問候銳一起詢問她會面的情況。

　　侯瑩坐在那裡，彷彿參加完一場激烈的戰鬥，疲憊、倦怠，但從她嘴角淡淡的微笑上，又可以窺見她的內心，她對所見到的人是滿意的，並充滿了幻想。

　　「你們在一塊談了多久？」侯銳問她。

　　「嗯，有半拉多鐘頭吧。」

　　「都談了些什麼呢？」

　　侯瑩低頭微笑，只望著鞋尖：「我也不知道。」

　　「你呀，都這麼大了，還這麼幼稚。」侯銳嘆口氣說，「你告訴我們嘛，我們幫你分析分析。」

　　白樹芬伸臂攬住小姑的肩膀，維護地說：「幹嘛都告訴咱們。小瑩，你揀能說的說嘛。」

　　侯瑩羞澀地揉著衣角說：「談看電影的事來著。」

　　「具體是怎麼談的呀？」侯銳有點著急。

　　「他問我最喜歡哪部片子。」

　　「你說是哪部呀？」

　　「《巴士奇遇結良緣》，我愛看，好。」

　　侯銳大失所望：「唉呀，你就不會揀點別的片子說嗎？《簡．愛》、《孤星血淚》、《馬戲團》、《小花》、《歸心似箭》──哪部不比這個強。人家是文學編輯，哪能喜歡這種香港的俗裡巴唧的東西？」

　　白樹芬反駁說：「小瑩說的是實話嘛，幹嘛非得照你教的這個說？搞對象，就得實話實說。《巴士奇遇結良緣》我看著也不錯，說人家俗，咱們過的日子就不俗啦？我看咱們更俗！」

　　侯銳追問：「你問他了嗎？他愛看什麼電影呢？」

　　「我沒問。」

　　「你幹嘛不問呢？」

　　「──」

　　白樹芬又幫著小姑辯解：「哪有女的問男的這個的？只有你才那麼厚臉皮，跟我搞對象的時候，什麼都敢問！」

　　侯銳覺得細緻地詢問沒有什麼意義了，便直截了當地問：「你覺得他對你怎麼樣？喜歡你嗎？」

　　侯瑩把頭埋到胸前去了。白樹芬撫愛地理著她鬢邊的發髦，責備侯銳說：「你這叫什麼話？先得問咱們小瑩覺得他怎麼樣，喜不喜歡他啊！」

　　侯銳便問：「你覺得他怎麼樣？滿意嗎？」

　　侯瑩連連地點著頭，她怎麼會不滿意呢？

　　白樹芬用溫暖的臂膀把小姑子摟得更緊了。她衷心地盼望著侯瑩能獲得幸福。她問：「你們談話的時候，蔡伯都到哪兒去了？」

　　侯瑩抬起頭來，滿眼裡閃著感激的淚光，「蔡大哥真好，蔡大哥陪著我們聊了一會兒，就一個人到王府井蹓彎去了──蔡大哥陪我去東單公園的時候，跟我說好了，他只管介紹我們倆認識，認識完了我們自己談，談多久都行，他今晚上還要上人家家去，人家願意不願意，他晚上就知道了。他說要是不太晚，興許就給大哥你打電話──」

　　「是嗎？」侯銳看看手錶，已經九點二十幾了：「今天他怕來不了電話了吧。是呀，伯都對咱們家的事，就跟對他自己的事一樣上心。不過──人家跟你分手的時候，沒約你下次再見嗎？」

　　「沒──。」

　　「沒？怎麼──」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白樹芬分析說，「人家知道咱們小瑩樂意不樂意呢！得等著蔡伯都跟你聯繫上了，才能知道人家的想法，也才能把咱們小瑩的意思遞過去──」

　　正說著，母親回屋來了。她剛才到後院鄰居家裡，找一位跟她處境相仿的大媽聊了一陣，主題是議論媳婦的難處，以及再好的媳婦也難免在家裡惹是生非，倆人很是共鳴，這使得她的心情稍許有所好轉。她一進屋，見侯瑩坐在那裡，不禁驚呼起來：「小瑩，你回來啦！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樣呀，那人你中意嗎？」

　　她的心思又全轉移到侯瑩身上去了。

　　白樹芬主動向她介紹情況說：「媽，人家小瑩挺可意的。倆人談了半拉多鐘頭哩！」

　　白樹芬的一聲「媽」，使當婆婆的徹底消除了對媳婦的不滿，她笑著說：「是嗎？你瞧小瑩，這有啥不好意思的呢？跟家裡人，你還不能說說你們剛才是怎麼搞的嗎？」接著就走近前問：「你都問了他些啥呀？他的工資，是不是八十七塊五呀？」

　　「那還能有錯，伯都不是都跟咱們說了嗎？」侯銳代為回答。

　　「工資八十七塊五，也不算太多呀！他們那兒興不興獎金呢？一個月能拿多少哇？交通費、洗理費──都有吧？」

　　侯瑩紅著臉，偏過頭去說：「不知道，我沒問──」

　　「嗨，這有啥不能問的呢？他問你了嗎？你跟他說了嗎？咱們家不用你一個子兒，你們要成了家，逢年過節的，給你爸爸和我提個點心包兒來，我們就知足──」

　　「媽，頭一回見面，哪有就談這些個的──」侯銳插話道。

　　「不談這些個談什麼？」作母親的振振有詞地說：「一個四十老幾了，一個二十六七了，都是不能再拖的了，還用得著花前月下的，慢條斯理地去對它半年一年的像麼？瞧上了，合得來，不吃虧，乾脆就抓緊辦事兒唄！」

　　正說著，二壯掀簾伸進了頭，他對著侯銳開腔，眼睛卻死盯了侯瑩兩眼：「侯大哥，電話！蔡大哥來的！」

　　侯家的四個人聞訊無不怦然心動，侯銳趕緊去接。

　　《二十三》

　　「伯都嗎？你在哪兒呢？」

　　「就在他們樓下，也是公用電話。」

　　「怎麼樣？他願意嗎？」

　　「怎麼說呢──好像是不大行──」

　　「怎麼怎麼，我們小瑩怎麼不行呢？」

　　「是呀是呀，我剛才還在跟他說，像小瑩這麼單純、善良的姑娘，如今已經不多見了。」

　　「他不是要賢妻良母嗎？如今北京城裡像小瑩這麼大的姑娘，有幾個夠得上賢妻良母型呢？」

　　「他也說小瑩可能是個賢妻良母，但是──他覺得小瑩太無知，太沒有常識──」

　　「才談了半拉多鐘頭，怎麼就見得呢？！」

　　「你別急，我也是這麼跟他說，他說，小瑩連香港是怎麼回事都不清楚。小瑩看了香港電影，覺得好，可小瑩以為香港是台灣島上的一個城市，是國民黨統治著──」

　　「小瑩是這麼說的嗎？──他該知道，小瑩他們在學校根本就沒上過地理課，不光小瑩，小勇他們也沒學過地理啊──」

　　「可他總覺得小瑩的知識水平太差了一點，太缺乏共同語言──他說，他畢竟並不是想找個洗衣服做飯的保姆啊──」

　　「話怎麼能這麼說呢？」

　　「你別生氣，要生氣就生我的氣吧。都怪我，我應該考慮得周全點再牽線──小瑩回家怎麼說，她願意吧？」

　　「你問這個還有什麼意義呢？」

　　「是呀，真對不起。我發現我其實一點也不會辦這類事，原諒我──」

　　「你就會編劇本，瞎編！」

　　「是呀，生活要複雜得多，微妙得多。我把握不住──別生我的氣。我本想明天往你學校寫信，告訴你，可那就得讓小瑩多幻想兩天──我不該折磨她，所以這麼晚了，我還是決定給你打電話，好在你們這電話方便，二壯他們也不是外人──」

　　「你當初就不該貿然牽這個線！」

　　「是呀，真對不起。你可得好好跟小瑩說，別刺激她──」

　　「我怎麼說？你來跟她說吧！你瞧你辦的事──」

　　「我改天一定去你家，親自跟小瑩好好地說──你就說，這個不行，不算啥，蔡大哥以後再給你介紹個年輕點的──」

　　「我開不了口，你知道我們小瑩這些日子對這種事兒犯過病──」

　　「所以得好好地跟她說，別說人家覺得她無知。」

　　「那怎麼說？說人家對她滿意，可就不想跟她結婚？」

　　「──嗯，就說人家一看，覺得自己大得太多，怕耽誤了小瑩的青春，所以──」

　　「那我們小瑩要說，不怕他大，不怕耽誤什麼青春，我還怎麼說呢？」

　　「是呀是呀──你就把責任全推在我身上吧，就說蔡大哥作事不細緻，沒把人家的想法摸清楚，人家原是想找個三十幾歲的──」

　　「說不通，有更年輕的願意跟他，他死不要？」

　　「唉，那你說怎麼辦呢？」

　　「我只能如實地告訴她，讓她知道自己的無知，對她有『好處』。也許今後她還能逼著自己讀一點書。」

　　「那──也好，不過你應當婉轉點，不要傷了她的自尊心。」

　　「傷她自尊心的罪魁禍首是你！」

　　「啊，我也是賭氣才說這個話，你別介意。」

　　「我心裡很不好受，我本想為你家做一件好事，沒想到──」

　　「行了行了，我們還是都感謝你，你再接著幫忙。」

　　「我不灰心。經了這事，我更覺得對小瑩負有特殊的責任──」

　　「以後別找這麼高級的人物了，給她找個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求她把香港弄得那麼清楚的人──能跟她一塊好好過日子的，就行！」

　　「對，看來是得從這麼個角度考慮。」

　　「我還是得謝謝你，謝謝你及時打來了這個電話。」

　　「這個討厭的電話。」

　　「這樣的電話越晚打就越讓人討厭。」

　　「也向你母親道歉吧，你父親還不知道吧？」

　　「怎麼不知道？他剛才回了趟家，又折回單位值班去了，他聽了很高興，我父親母親都迷信你，認定你是我們家的福星──」

　　「你一定在他們面前為我美言幾句，我不是什麼福星，但我願意為你家這些善良的人們效勞──」

　　「伯都，我的心軟了。剛才我還怨恨你，現在我真的原諒你了。」

　　「可我自己並不能原諒我自己，我現在有一種空虛的感覺。我覺得我的劇本，我的名氣，我的靈感，真是一錢不值！──」

　　「為什麼？你可別這麼想！」

　　「不能不這麼想，我發覺我對實實在在的生活本身，還是那麼無知，那麼無力，那麼無能──」

　　「別這麼說。」

　　「好，就說到這兒吧。」

　　「你別灰溜溜的，我都不灰溜溜，你何必灰溜溜？」

　　「當然，我們要努力衝破灰溜溜，我們要頑強地開闢通向幸福的道路。」

　　「是呀是呀，伯都，你受累了，你還回家嗎？還是就住在他那兒？」

　　「當然還要回家。」

　　「快十點了，你抓緊時間吧，謝謝你及時打來電話。」

　　「討厭的，可又不能不打的電話。」

　　「好，我掛上了。歡迎你有工夫來我們家。」

　　「我會去的──掛上吧！」

　　《二十四》

　　侯銳接電話時，二壯在一旁聳起耳朵聽，他聽出侯瑩沒給人家看中時，心裡頭說不出來的痛快，那丫頭養的譜兒真叫大，還得知道香港是怎麼回事兒才能要人家，臭講究！「沒常識，」「就你們那號捏酸假酸耍筆桿子的有常識！──話說回來，香港究竟在哪兒？反正離北京特遠特遠，不在台灣，不歸國民黨管，那歸誰？歸小日本？歸美國大鼻子？他媽的，我們沒常識，可誰給我們講過這些常識呢？」

　　侯大哥這人還算懂道理，聽他說的這話：「以後別找這麼高級的人物了，給她找個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求她把香港弄得那麼清楚的人──」我就不要求她把香港弄得那麼清楚，你們給她找我不就結啦！是呀，「能跟她一塊好好過日子的」，我就是嘛，我能給她打出大立櫃，打出捷克式酒櫃（捷克又他媽的在哪兒？也不清楚，不清楚也一樣能打出他們那號酒櫃來，有圖樣子就行！）我還能讓她少幹活，陪她逛天壇，給她置件像樣的呢子大衣，攢錢給她買塊日本電子小坤表──

　　錢大爺到倉庫上班去了，小弟弟到鄰居家看電視去了，裡屋的錢大媽和小妹妹已經入睡，大妹妹在單位值班沒回來，二壯一個人呆在屋子裡，關上燈，合衣靠在床上，正好憑他的素養和願望去邏想──

　　他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才能得到侯瑩呢？爸爸仗著酒膽去開過口，讓侯大媽羞了回來；媽媽也曾在與侯大媽閒聊之中，透露過這層意思，人家侯大媽硬是裝作沒聽出來，光拿別的話打岔──

　　也許，該寫一封信給侯瑩吧？可這信，該是怎麼個寫法呢？二壯活了這麼大，除了看過一些小人書，幾乎沒讀過任何一本文藝小說，像他這樣缺知少識的胡同院落裡的青年市民，北京城裡真不老少，只不過他們象牆縫裡的土鱉一樣，不引人注意，常常被人們忘記其存在罷了。萬萬不要以為只有那些會用西班牙、夏威夷兩種方式彈奏吉它琴、會背誦波特萊爾的《惡之花》並且也能寫象徵派詩歌、會搞抽象派繪畫和會談論克羅齊美學觀點的青年，才值得我們去研究其存在價值，像二壯這樣的活鮮鮮的京城青年，他們的生存價值，難道不是更值得我們去關心，去反映，去研究，去幫助他們自己領悟，獲取嗎？二壯現在想不出來該怎麼寫一封給侯瑩的信，他腦海裡甚至不知道有「情書」這個字眼。他只知道，那些不正經的流氓「拍婆子」時，也興寫條子的，但那樣的條子他只聽說過而並未見識過，所以也無法模仿──

　　啊，請原諒吧，如果我們如實地記錄下匯湧在二壯那厚實茁壯的臉脯裡的衝動──或者可以不原諒這支揭破他內心隱秘的筆，但一定要原諒像他這樣的無數北京胡同裡的青年市民──

　　二壯躺在那裡，他生理上產生著一種燥熱和騷動，他眼前活生生地浮現出侯瑩的臉，侯瑩的胸脯，侯瑩的全身──他想，沒法子，只好逮個機會──乾脆，當她上夜班去的時候，在胡同當中那段路燈壞了長久沒修、最黑最背的地方，衝過去摟住她──或許，不該那麼粗魯，那就一下子站到她面前，乾乾脆脆地告訴她：「我要你，你跟我了，準有你的好！」

　　──這是不是就犯法了呢？二壯眼前浮現出了「小錛子」的嘴臉，「小錛子」被剃成光禿，手上銬著「小鎦子」，被推進了小轎車──呸，小轎車沒他媽什麼意思，划不來──二壯懂得犯罪不好，犯罪對不起爹媽，也對不起自己，並且也對不起侯瑩；他並不是想把侯瑩當「婆子」玩玩，他是實心實意地想娶她當媳婦啊！他究竟得怎麼著行事，才能得到她呢？

　　忽然，二壯想到了一條路子，他一下子從床上坐了起來，他拍著自己的腦袋，他笑自己笨，他為自己剛才的那種犯罪衝動而自愧。其實這事多麼簡單，多麼保險──他該求蔡伯都給他傳話呀！蔡伯都新編的話劇，他在電視上看過，那戲裡不是寫了講戀愛的事兒嗎？蔡伯都那戲裡頭的人和事，平常日子裡誰見過？可既能編得有枝有葉，也就興許真能出那樣的事。他不是反對嫌貧愛富嗎？他不是主張戀愛自由嗎？只要他能說通侯瑩，我們的事兒就能成！侯瑩不討厭我，從她那眼神裡我還看不出來！都是她爹她媽，總想拿她再攀一個高枝兒，讓她也迷了心竅；蔡伯都要給我們說成了，他還能再編一出新戲哩！

　　二壯真恨不能馬上給蔡伯都打個電話，他知道蔡伯都住的那個樓區的公用電話號碼，可這都什麼時候了，人家那兒的傳呼電話可不像這兒，早關門了，那就明天、明天、明天！

　　想這兒，二壯高興起來。他哼著香港電影《三笑》裡的調調，開始鋪床展被，可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一種嚎啕大哭的聲音，他立即判斷出為是誰的聲音，肝腸立即抽緊，心發疼，腦發悶──他咬咬牙，一跺腳，奔哭聲響起的地方而去。

第七章

　　《二十五》

　　侯銳接完電話回到屋裡時，侯瑩正對著鏡子用梳子梳頭。因為她想到該趕著去上夜班了，所以心裡頭格外慌亂，用梳子使勁地把頭髮攏順，能多多少少地壓抑一下心裡的慌亂，故而她攏了好一陣還沒停止。

　　侯銳一進屋，三個人都盯著他看，侯瑩是從鏡子裡看見侯銳的，僅僅看到了一個側面，她便本能地意識到：又吹了！她手一抖，梳子掉到了地上。她愣在那裡，沒有馬上俯身去撿。

　　作母親的仍固執地沉迷在大紅緞子色彩的幻想中，她迫不及待地問：「怎麼著？下一回在哪兒見？什麼時候見？」

　　白樹芬從侯銳的表情上已經猜出了結果，她在婆婆身後向侯銳使個眼色，然而未能阻止住侯銳說出實情。

　　侯銳覺得越早擊破母親和侯瑩的幻想越好，這樣可以大家冷靜下來，另外再尋線索，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他走到方桌邊坐下，用一種冷酷的語調說：「還見什麼？人家瞧不上小瑩，嫌小瑩太沒常識，連香港是個什麼地方也說不清，香港是跟廣東省連著的那麼一塊地方，現在還由英國派總督管著，可小瑩以為香港在台灣，以為是國民黨管著那兒──就憑這一條，人家就受不了。人家是出版社的文學編輯，總得找個有共同語言的人，怎麼能找個連普通地理常識也沒有的人？──」

　　母親聽不懂侯銳擺出的邏輯，她只知道小瑩又沒讓人家看上。極度失望中，她跌坐在大床上，也不知是埋怨那位編輯，還是埋怨小瑩，喃喃地說：「搞對象就正經搞對象唄，胡謅八咧什麼香港呀！香港跟你有什麼關係？屁關係也沒有不是？這是怎麼說的──」

　　白樹芬剛想勸勸婆婆，忽然，候瑩一下子走進了裡屋，她趕緊跟了進去。裡屋的電視還沒演完，但琳琅早已倒在床上睡著了。自樹芬關上了電視，拉開燈，只見侯瑩呆呆地坐在小床上，臉上木木的，竟沒有一點表情、

　　白樹芬坐到小姑子身邊，拉過她的手來，只覺得小姑子的兩手冰涼。她用自己的雙手搓揉著小姑子的雙手，勸慰她說：「小瑩，沒什麼，別想不開。這人太老，就是他樂意，咱們還得挑挑他呢──你也還不算大嘛，機會多的是──」

　　正勸著，母親進了裡屋，她一見侯瑩那副嘴唇微展、兩眼發直的呆相，心裡不由得湧出一股怨氣來，當即叨嘮說：「瞧你這副模樣，難怪人家瞧不上你。什麼香港不香港的，我就不信是為那個瞧不上你，還是不因為你這死魚相，你就不會活泛點嗎？說了你多少遍，你還是搓衣板似的，誰喜歡你這樣的娘兒們！──」

　　白樹芬摟住侯瑩的肩膀，懇求地對婆婆說：「媽，您就別說這些個了。小瑩心裡本來就難過，咱們別給她添罪受了──」

　　母親長嘆了一口氣。她忽然想起，侯瑩該上夜班去，冉不動窩準得遲到了，於是便催促說：「行了行了，我也不叨嘮你了。快上班去吧，別遲到誤工的，又扣你的獎錢。咱們糟心事夠多的了，可經不起再扣獎錢！」

　　侯瑩本是愣楞地發木，一聽這話，忽然淚珠子撲簌撲簌地直往下掉，但她沒有哭出聲來，連嗚咽也沒有，她任大滴的晶瑩的淚珠從面頰上滾下，也不去擦拭。白樹芬一見她這樣，出於一種複雜的聯想，鼻子民酸了，忍不住眼裡也湧出了淚花。

　　母親一見姑嫂兩個是這麼幅情景兒，心裡愈加煩躁，她還有一種朦朧的迷信心理，覺得這情景兒非常之不吉利，怎麼今天這麼晦氣，沒一樁事情順心，這屋裡簡直就沒落下一點喜興事兒！出於一種厭煩的心情，她提高嗓門吆喝起來：「小瑩，你給我上班去！對象對象你撈不著，獎錢獎錢你捨得往外扔！樹芬你也是瞎胡鬧，你添哪門子亂？都幾點了？還不快催著你小姑子上班去！」

　　侯銳走進了裡屋，他有點後悔剛才自己的做法，他勸解說：「媽，您瞧小瑩這會兒心裡怪難過的，就讓她歇一班吧，二壯他們也許還沒睡下，我給她廠裡打個電話去。」

　　白樹芬也幫著說：「是呀，就別讓小瑩上班去了。讓她今天跟我睡下鋪，我慢慢勸說她。」

　　母親的執拗勁湧了上來，她動肝火了，大聲埋怨說：「你們倒都挺會享福的，說不上班就不去了。我這個當媽的說話你們只當是放屁；怪不得你們背地後竟嘀咕我。我為個什麼？我還不是為了你們好？我一天到晚白為你們忙活了！」說著她心裡一酸，忍不住就扯起衣襟抹眼淚。

　　候銳見這屋裡除他以外全成了淚人了，心裡好不是滋味。唉，在這擁擠的空間裡，為什麼竟壅塞著這麼多的煩憂？

　　侯銳正待把三個人統一地勸勸，突然，侯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下子蹦了起來，白樹芬沒拉住她，侯銳也沒攔住她，她飛快地竄出了裡屋，到了外屋，鑽洞般地縮到了大方桌底下！

　　侯銳，白樹芬和母親跑到外屋，一見這情景，全傻了。

　　侯瑩瘋了！這個概念像一粒子彈射到了他們心上，他們心裡全炸爛了五味瓶。

　　《二十六》

　　香港在哪兒？《巴士奇遇結良緣》裡頭，不就是香港嗎？香港不是沒解放嗎？沒解放不就是國民黨管著嗎？國民黨管著不就是台灣的地方嗎？──啊，沒常識，我沒常識，人家要有常識的，得知道香港是怎麼回事的，可我打哪兒去知道這號常識呢？《巴士奇遇結良緣》裡也沒說清楚那兒是誰管著呀──

　　我敢情是個沒常識的人，沒常識的人就沒人要──可那回蔡大哥不是還誇過我嗎？他親口跟我說的：「呵，小瑩，你知道得真多啊。我可得好好跟你學學！」蔡大哥那不會是戲弄人吧？不，他是真覺得我懂得比他多。那回是說起什麼事來著？啊，說起他要給秋嫂買料子，是我告訴他的，派力司沒有凡爾丁結實，可裁條褲子比凡爾丁看著挺括；海軍呢愛起毛，要做大衣，寧願買粗花呢的──王府井那幾家服裝店，「紅葉」才是乙級的，百貨大樓雖算甲級但手藝不好，「藍天」是甲級的可工錢太貴；頂實惠的，還是「新穎」，要做呢料大衣就去「新穎」──長毛絨配皮筒子做袖子可不行，還得買駝絨；駝絨是不大好買，甭去王府井，那兒淨是外地來的，哪兒是買東西，就跟不要錢似的，見什麼搶什麼，其實東四人民市場上貨也挺齊全，到那兒買駝絨，倒比到王府井好買；別買那種花條的駝絨，「怯」！要買就買清一色的駝絨──這些常識，那編輯懂嗎？哼，我不知道香港在哪塊兒，你還未必知道「新穎」在哪塊兒呢！──

　　再也不去了，就是蔡大哥再來花言巧言，也不去見了──真沒勁！幹嘛非得找對象？幹嘛非得結婚？幹嘛非得活泛？幹嘛非得機靈？啊，李薇，你來看我了，你好，這世界上就你跟我合得來，你坐下，挨著我坐，我不怕鬼，我怕的是人！跟你在一塊，我心裡頭倒踏實了，跟人在一塊，他們就老得催我去公園搞對象，要麼讓我在家裡等著，聽信兒，要麼就轟我去上班──他們硬把我從床上拽起來，不讓我睡覺，他們硬推著我，把我推到我不樂意去的地方去！李薇，你陪著我哭，我哭不出聲來，因為我累了，我太累了，我這麼活著有什麼意思？我沒有一個自己的家，我連一張自己專門用的床都沒有。我找不著對象，沒人要我，因為我死板，我不活泛，我沒常識，我不知道香港歸誰管──我也不漂亮，連蔡大哥都說我發老，說我過去象朵花，現在像什麼？他沒說，他沒說我心裡也明白──

　　啊，李薇，那渠裡的水涼嗎，什麼色的水？粉紅的？對了，我喝過粉紅色的水，喝了一杯，又喝一杯，又喝一杯──誰在對我笑，二哥！二哥他在對我笑，他幹嘛對我笑？我給了他糖紙，那就是錢啊，用那錢給買水喝，我不愛喝別的水，就愛喝那粉紅色的水，你也愛喝嗎？我帶你去喝，我知道哪兒有賣的，就在那大方桌底下。那可真是個好地方，那兒好寬敞，寬敞極了，不信你跟我去看，那兒準比你那水渠好玩，真的！──

　　幹嘛這麼看著我？香港！香港有巴士，巴士奇遇結良緣！上班去，哈哈，上班去，上班搞對象去，跟對象一塊喝那粉紅水兒，一張小孩兒酥糖紙買一杯，粉紅的水兒比渠裡的水兒涼。水裡有張臉，李薇，你別嚇唬我，我怕我二哥，我嫂子可對我好。香港我不知道，我知道「新穎」，「新穎」是甲級的。梳子掉在哪兒啦？二壯也得笑話我，二壯真夠壯的，二壯幹嘛不跟我來粗魯的？編輯！編輯是幹什麼吃的？不稀罕！東單公園有幾個門？胡同口那兒的垃圾桶太滿，都溢出來了，臭德性，甭管我，獎錢，獎錢拿來買料子，買派力司，買了去「新穎」，香港就準比「新穎」好？哪兒也沒有那大方桌底下好，那兒好、好、好──上班，上班，上班，不上班，不上班，不上班──二哥，我買！李薇，你敢不敢！小孩兒酥糖糖紙，快，快，快──大方桌，買一杯，一杯粉紅的水兒！

　　《二十七》

　　「小瑩，你出來，你倒是出來呀！」

　　侯銳不能不過去拽侯瑩，難道就讓她那麼縮在大方桌底下？可是他剛把侯瑩從大方桌底下拽出來，侯瑩便爆發性地嚎啕大哭起來，一邊嚎啕大哭，一邊用兩個拳頭擂哥哥的胸脯；侯銳稍一扶持她，她便掙命似地亂掙起來，這情景把母親的心給嚇得縮成了一團。她頓時後悔不迭，剛才不該那麼逼命似地催她去上班！

　　白樹芬見侯瑩真的瘋了，反倒冷靜了下來。剛才心裡所漾起的關於自己命運的哀愁，銷聲匿跡了，她過去緊緊地摟住了侯瑩，把她往床邊拉，力圖把她安頓到大床上歇息下來。剛拉到一半，侯瑩突然掙脫了她的摟抱，一邊嚎哭著一邊使勁地用拳頭打她的肩膀，那拳頭石錘般沉重，白樹芬疼得「唉喲！唉喲！」地叫了起來。外屋的一片嚎叫，嚇醒了裡屋的小琳琅，小琳琅從睡夢中驚醒，立即大哭起來。

　　正在這最混亂的時候，二壯衝了進來。他看了兩眼，便毫不猶豫地走上前去，用兩隻壯實厚大的手，抓住了侯瑩的兩個手腕，制止了侯瑩的亂打。侯瑩起初還拚命地掙扎，但二壯的大手是那樣地有力，終於使候瑩的雙拳不能揮動，侯瑩被制住了以後，突然中止了嚎哭，呆呆地凝視著二壯，二壯也目不轉睛地望著她，侯瑩凝視了那麼幾秒，又忽然眼珠一轉，無聲地從眼眶裡滾出了一串大如珍珠的眼淚，緊接著，她全身一軟，散了架般搖晃起來。二壯把她手腕子一放，她竟隨勢癱倒在了二壯的身上。

　　二壯衝進屋來的這一幕，僅僅有幾秒鐘。母親的反應，先是極端的反感，幾乎要嚷叫起來：「你給我出去！不用你管！」但二壯把侯瑩制止住以後，侯瑩即刻中止了嚎哭，這又使母親不得不慶幸事態的好轉，從心裡冒出了「多虧他力氣大」的感嘆。及至侯瑩癱倒在二壯身上時，母親又焦急起來，想讓二壯趕緊躲開──

　　二壯並沒有注意周圍其他人對他的反應。他扼住侯瑩的雙腕以後，注視著侯瑩的面容，心裡生出了無限的愛憐。侯瑩的鬢髮全亂了，被冷汗粘貼在白得如紙般的額頭和面頰上。侯瑩的眼神是呆滯的，但從她的瞳仁裡，似乎仍能看出一種求人可憐的表情。當侯瑩癱倒到二壯的軀體上時，他渾身象通了電似的遭到了又痛苦又甜蜜的一擊，他覺得自己簡直也要昏倒了，又覺得這是極其寶貴極其幸福的時刻──

　　二壯很快恢復了理智，他沒等屋裡另外的三個人反應過來，便把侯瑩攔腰一抱，將她抱到大床上躺下，拽過枕頭給她枕著，俯下身去便掐她的人中，侯瑩「嗯」了一聲，頭在枕上滾了滾，睜了睜眼，又閉上眼，眼角不住地往下淌眼淚──

　　「好，沒危險了。」二壯這才說出頭一句話來。

　　「二壯，謝謝你了。」侯銳這才表態。

　　「二壯，你坐吧。」白樹芬這也才開口。

　　母親沒說什麼，她坐到床邊，握過侯瑩的一隻手，心裡一陣酸楚，幽幽地哭了起來。

　　「大媽，您別這樣。您這樣，該又驚著小瑩子了。」二壯鄭重其事地勸告著她。

　　母親這才忍住哭，衝他點了點頭，算是承認了他的好心。

　　白樹芬進裡屋照料小琳琅去了，侯銳俯身瞧了瞧侯瑩，侯瑩彷彿是疲勞到極點的人，進入了半睡眠狀態。

　　「她是怎麼回事兒？受啥刺激了？」二壯明知故問。

　　「她這些天老上夜班，白天休息不好，心裡頭鬧得慌──沒什麼，歇一班，睡睡覺就能好。」侯銳掩飾著。

　　二壯還坐那兒，瞅著侯瑩，捨不得走。

　　「謝謝你了，二壯。天不早了，你也該歇著了。」母親總算下了早打算下的逐客令，不過那口氣比幾分鐘前未曾發出的要客氣多了。

　　「大媽，大哥，有事要我幫忙，隨時叫我吧！」二壯臨出門，還扭過頭來，盯了床上的侯瑩一眼。

　　二壯剛走沒一分鐘，侯勇回家來了。

　　《二十八》

　　北京夏末秋初的夜晚，是最捉摸不定的，也許鬱鬱悶悶，銜接著一個陰濕冷峭的早晨；也許清清涼涼，倒引來一個暑氣回升、燥熱難耐的白天。

　　侯勇的心情，就像這夏末秋初的北京之夜。

　　從葛佑漢家裡出來，讓迎面的晚風一吹，他反胃了。生理上的反胃，引起了心理上的反胃，感情上的反胃。

　　葛佑漢都教給了他些什麼？就著滬州大曲和拌海蜇絲，葛佑漢滿面油光地啟發他說：「小瑩子一時嫁不出去，也有嫁不出去的好處，你帶她到安定醫院看看病，開開藥嘛──三去兩去，鄰居們知道了，誰不說她有那個病？有那個病，就能開出證明來，證明她不能照顧老人，得讓你回來照顧：你回來了，開導開導她，吃點見效的藥，她的病也就好了，也可以接碴搞對象了──你光想著快點讓她出閣，她要就出到你們胡同裡呢？就嫁到東單呢？就算她跟蔡伯都介紹的那個主兒成了，在這崇文門安了家，離家也才一站地嘛，人家該說她離老人不遠，能照顧老人，就不給你開證明了──你呀，要想辦成事兒，一得臉皮厚，二得心硬，心硬不下來可不成啊！你要不愛聽這話，就當我沒說！」

　　是，是不愛聽。當侯勇走在崇文門通向東單的人行道上時，他想起葛佑漢這些話就噁心。可他說了，自己聽了，腦子裡就像讓火鉗子給燙上道道了，怎能就當他沒說？

　　葛佑漢這話也許並不怎麼惡毒，本來嘛，小瑩那些個表現，不是癔症是什麼？癔症就是精神病嘛，就該到安定醫院去看看嘛；她有那麼個癔症，就是沒法子照顧老人嘛──

　　葛佑漢還教給了他些什麼？品著飯後的茉莉花茶，用牙籤剔著牙縫，葛佑漢笑嘻嘻地給他出謀劃策說：「侯銳他們不願意把戶口遷到公社去，你就讓他們遷到蔡伯都那兒去嘛。蔡大編劇不是宇宙世界中國北京數一數二的大好人嗎？侯銳跟蔡大編劇不是能夠抵足而眠、託妻付子的超級朋友嗎？他們把戶口暫時遷到那兒放一段，等你跟雪韻回了北京，他們再遷回來不就結了嗎？你先跟蔡大編劇去說嘛，你說動了他，他去勸侯銳遷戶口，侯銳總不能還跟磨盤似的推不動吧？你再記著，要想辦成事，一得趁人家臉皮兒薄，二得趁人家心腸兒軟，不會這兩招也不成啊！這話你要不愛聽，還只當我沒說！」

　　當然，也不愛聽。可他說了，自己聽了，就好比一塊石頭落到井底了，撈出來哪有那麼容易？──讓侯銳他們把戶口遷到蔡伯都那兒，也確實是個比較妥善的辦法。蔡伯都他們那樓房雖在城外，戶口可還算城市戶口，城市戶口在城市範圍遷來遷去，只要派出所有點熟識的人，遞幾支過濾嘴煙就能辦成事兒；城市戶口要真遷到遠郊去了，再遷回來可就得費老鼻子勁了，光有點熟人就辦不成事了，就得靠過硬的關係撬開後門才成哩──

　　可是，蔡大哥真的就那麼好說話嗎？他那人的確是臉皮兒薄、心腸兒軟，可蔡大哥有一回不是說過這樣的話嗎？他說：「你們房子的確小，北京市千千萬萬的居民住的房子都小，可誰也不應該用排擠別人的法子來為自己騰寬房子──大家都來為蓋房子出力啊！為自己、為別人蓋房子，為中華民族蓋房子，『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開顏』啊！」他那不是編台詞兒，他那話是專門說給我聽的，我當時恰好為調回北京的事兒，跟哥哥談不攏，剛拌了嘴──

　　是呀是呀，為什麼北京市不更大規模地蓋房子呢？沒有錢？錢都鼓搗到哪兒去了？！沒有工人？哪條胡同裡沒窩著百十來個待來青年？！沒有材料？只要想蓋房子，沒有攏不來的材料！──你不蓋房子，人們為甘心擁擠著住、混雜著住，就只好用明的、暗的、千奇百怪的法子，排擠別人，來騰寬自己的房子！
　　前面就是東單十字路口。十點鐘了，總算沒有「灌香腸」的局面的，可還得用紅綠燈指揮來往車輛，車輛還得停停再走，顯得那麼彆扭，那麼寒酸。立體交叉橋啊，你何時才會出現在那兒？立體交叉橋啊，你勾走了我的魂兒，我盼你盼得發狂，我興許得上了一種「立體交叉症」，也得上安定醫院治療──

　　侯勇就在這樣一種心情中回到了家裡。

　　一進屋，他只見侯瑩穿著搞對象時的那一身衣服，躺在大床上似睡非睡，媽媽和哥哥愁眉不展地坐在方桌兩旁，而嫂子正坐在侯瑩身邊，把一支體溫表插處她的腋下。

　　「這是怎麼了？」侯勇心頭又驚又喜，又算計著又混亂著，他萬沒有想到，機會會來得這麼快，實現葛佑漢指點給他的方案會如此自然，如此便當，因而他的心有點來不及硬，然而他非得硬下來不可。還沒有聽完母親絮叨而悲切的敘述，他便攏眉頭，作出一種光明正大、鄭重嚴肅的神態，指責母親和哥、嫂說：「你們怎麼搞的？光知道在這兒發愣，幹些沒有意義的事兒──還不趕快把小瑩送到醫院去看急診！」

　　「這都什麼時候了，還去看病──母親心裡一陣陣發緊，她想說的意思其實是：這算什麼病呢？瘋病嗎？可不能帶著小瑩去看這個病，這要傳揚出去，不光小瑩再難見人，當媽的臉上也無光啊──」

　　「小瑩不過是受了點刺激，有點神經質。」侯銳也說，「我剛才給他們廠子裡打了電話，給她告了假，就說是頭疼。她好好睡一覺，充分地休息休息，就能恢復過來。」

　　「她這樣子病得不輕，有病就得治病，哪能諱疾忌醫？！」侯勇愈加一本正經起來，「耽誤了，犯得更厲害，到時候怎麼辦？」

　　「小瑩不發燒。」白樹芬從侯瑩腋下承出溫度計，對著日光燈辨認著：「三十六度八，正常。」

　　「她這種病本來不一定發燒！」侯勇看也不看白樹芬，他還記著兩個來鐘頭以前他們之間的爭吵。他只對著侯銳說話：「不發燒的病有時候比發燒的病更厲害！」

　　「不發燒，人家不讓急診。」候銳說，「今晚上就讓她睡吧。明天再陪她去『同仁』看看。」

　　「『同仁』治不了她的病！」侯勇強調說：「『北京』、『協和』都治不了她的病。」「同仁」、「北京」、「協和」這三家醫院都離他們家不遠。母親、侯銳和白樹芬原先都以為他不過是建議把侯瑩送到這些醫院去看病。

　　「她這病，得送到安定醫院去治。」侯勇終於說出了最關鍵的話：「安定醫院隨時可以看急診，不管發燒不發燒。」

　　「安定醫院」！母親一聽到這四個字，腦子裡就像挨了一棒槌，誰不知道安定醫院是專治瘋病的醫院。一個黃花閨女進了安定醫院的門，就算出來是一個絲病也沒有的美人兒，那也萬難找著對象了，誰敢沾安定醫院的邊兒！

　　「安定醫院？」侯銳一聽這四個字，也不免吃了一驚。除了目睹著侯瑩鑽到方桌底下的那一瞬間，他產生過「妹妹真的瘋了」的想法外，當他冷靜的時候，他始終認為侯瑩不過是一時的神經質。不過，神經質是不是也就是初級階段的精神病呢？

　　「用不著去安定醫院。」白樹芬明確地表態。她毫不含糊地盯著候勇說：「咱們不能輕率地把小瑩往那種地方送。」

　　「你不是我們侯家的人，不用你管我們侯家的事。」侯勇把眼睛對準白樹芬，同她雙目對峙著。他覺得自己的心這時候硬得跟鵝卵石也差不離了。

　　侯勇這話擊敗了白樹芬的自尊心。是呀，她何苦非得這麼深地介入侯家的事？候瑩的確有點神經失常，她何必阻攔侯家的人送她去安定醫院？一賭氣，她進了裡屋。小琳琅在床上睡得正熟。她靠到小琳琅身邊，摟著小琳琅，一陣心酸，眼裡冒出了淚花。小琳琅隨她姓白，她總可以管這個姓白的生命的事吧？──

　　正在這時，侯瑩忽然驚醒了。她坐了起來，雙眼似睜非睜地望著前面，嘴裡吐著囈語：「你別走，別走──我怕，我怕呀──」

　　侯瑩這麼一來，母親和侯銳都慌了，他們覺得侯勇的建議也確實有道理。而且，侯勇是那麼嚴肅，那麼認真，那麼固執，他畢竟也是侯瑩的親哥哥啊，他能不是為著侯瑩好麼？

　　決定下來了──這就把侯瑩送往安定醫院。侯勇去敲開二壯的屋門，打電話給出租汽車公司，讓他們來車。

　　當侯勇走出屋門，朝一片漆黑的二壯住屋走去時，他的心又忽然軟了下來。侯瑩真的瘋了！他痛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並不是他所真正企望的，他想到了大方桌底下的事。他仰望星空，那被擁擠的屋頂所限制住的星空，也不過是一方較大的方桌桌底。他該在這星空的「桌底」下賣什麼樣的汁液？又有誰來用糖紙買他的汁液呢？為什麼人的童年時代總不免一閃而過？為什麼人長大以後就得為衣食住行操心？為什麼人們幾乎都不願在苦地方呆著，都願往甜地方調？為什麼即便人們產生了願留在苦地方建設祖國的想法，又很容易被葛佑漢這類人的情況，也就是不公平的情況，刺激得失去了內心裡美好純潔高尚的感情？當這種感情喪失以後，人們又為什麼往往反而去依靠葛佑漢這種人來謀取猥瑣卑俗的個人利益？又為什麼明知自己所追求的其實是猥瑣卑俗的個人利益，卻又不能自拔？而倘若自拔出來，又為什麼反會被周圍不是少量而是許多人所瞧不起？這種人情世態已形成了多久？為什麼人們眼中心中對這種人情世態都一清二楚，而人們的口中筆下，一到公開場合，又都不願、不敢承認，連蔡伯都那樣的最真誠的作家的作品，也只能是淺淺的觸及，閃閃地躲避？──

　　從侯家走到錢家，只有那么二三十步遠，但侯勇每邁一步，都那麼矛盾，那麼痛苦，那麼艱難。

　　終於走到了，他剛敲了一下門，裡頭燈就亮了，他敲了第二下，門就開了。二壯不像是從被窩裡鑽出來，他兩眼炯炯地望著候勇。

　　「得送小瑩去醫院。我來打個電話，讓出租汽車公司來車。」

　　「幹嘛非坐汽車？貴還不說，還指不定有沒有車，指不定什麼時候才來──」

　　「那──」

　　「我蹬三輪把她送去，我們房修隊料場就在胡同裡頭，有人值班。我十分鐘就蹬到院門口等著，你們趕緊去準備鋪的被褥。」

　　侯勇點點頭，他扭過身去，他的心此刻雖然包著硬殼，內裡卻軟得像雞蛋清和雞蛋黃。新鮮的蛋清和蛋黃，在蛋殼裡沒有遭到破壞時，是有希望孵化出新的生命來的。

尾聲

　　這天晚上十點四十七分，城區一家郵電所的值班室響起了急促的電話鈴聲，靠在床上讀《旅遊》雜誌的侯勤豐趕緊去接電話，電話是侯銳打來的，他告訴父親，侯瑩病了，不是一般的病，得往安定醫院送。《旅遊》雜誌從侯勤豐手中掉在了地下，他肝腸寸斷，可他離不開，郵電所只有他一個人值班。他能說什麼呢？他只能顫抖著說：「早上一來人，我就回家去──不，我先去醫院──」擱下電話，他發愣。他的腳踩了那本書，也沒有發覺。他靠到床上，掏出手絹揉眼睛。後來，老頭兒幽幽地哭了起來。夏末秋初的北京之夜，有一個老頭子這樣地哭著，誰來給他慰藉？誰去為他造福？──

　　十點五十八分，一輛平板三輪飛快地駛離了東單十字路口，蹬車的錢二壯兩個寬闊厚實的肩膀大幅度地擺動著。平板三輪上鋪著褥子，候瑩仰面躺在褥子上，枕著枕頭，蓋著被子，被子一直蓋到她鼻子下面。她睜著眼，望著天上似乎舞動著的星星，還有不時在星空下交錯移動的無軌電車的電線。平板三輪一側坐著母親，她把一隻手伸進被子去，握住女兒的一隻手。女兒的手是柔軟的、溫暖的。她驚疑地望著女兒的一雙眼睛，這雙眼睛此刻竟如此清澈、晶明。女兒究竟有沒有病呢？母親歎著氣，驚疑，停慮，不願想明天以後的事。

　　在這輛平板三輪車後面，侯銳和侯勇並排地騎著自行車，兩個人都望著前面，沒有說話。

　　當侯銳駛離東單十字路口時，他的思緒飛騰起來。他首先想到留在家中的白樹芬和小琳琅，真古怪，今天晚上她們才第一次獨享了家裡的全部空間，平均每人七點五平方米強──在這茫茫都城之中，有多少人享有著七點五平方米以上的居住空間？又有多少個人家仍然是每人只平均佔有三平方米，乃至兩平方米的居住空間？看起來，過多或過少地佔有居住空間，都會造成精神上的畸變；那麼，究竟一個人應佔有多少平方米的空間，才是恰當的呢？──人們不能總在屋子裡生活，人們還要走到街上來活動，街道是城市居民共用的空間，東西長安街體現著我們人民共和國崛起初期的氣魄，它彷彿在挺直寬闊的身軀宣告：欲知我們社會的前景，請看我的姿容──然而整整三十個年頭過去了，南北街道，特別是東單北大街，竟大體還是那麼一副古舊的面貌。三十年前這條街上能有多少車輛通過，三十年後的今天，光自行車的流量就增加了不知多少幾何級數，人們時常壅塞在這狹窄的通道上，怎能不急躁、粗暴、磨擦、衝撞？──啊，立體交叉橋，你何時在這裡出現？離這裡兩站路的建國門立體交叉橋，修了足有五六年之久，至今仍未全部暢通！我親愛的北京，你要改變古舊落後的面貌，為何竟如此之難？而你的面貌不改，在你古舊的肌膚裡流動的血液，也就是生活在千百條古舊的胡同裡的市民，又怎能保證不變得狹隘、淺薄、自私？──

　　他們一行駛過了大華電影院，這座電影院基本上還是幾十年前名叫「光陸」時的老樣子。電影院門口的電影海報上的那些角色，似乎都在驚詫地目送著這一組人，而侯銳望著海報上的那些角色，更加思緒萬千──他們來到了燈市口東口，該轉彎了，啊，這個街口的兩側，都在建築新樓。已經快十一點的深夜裡，塔式起重機的長臂還在哨音指揮下移動著，混凝土攪拌機發出沉悶的聲響。這景象使侯銳焦灼的心上流過了一股暖流，儘管這樣的景象在城內還不夠普遍，儘管這樣的樓房落成後不一定能由他們這樣的普通市民享用，然而，畢竟還是在進行著住宅建設──快一些吧，拆掉北京城的舊房子蓋起新樓，改造街道，修建一系列的立體交叉橋、一系列的街心花園、噴水池──在這靜悄悄的夜裡，那些能夠決策、主持、支派這一切的公僕，是在無所掛念地酣睡，還是在為下層市民的疾苦操心勞神？當又一個清晨來臨時，他們是繼續無休無止地扯皮，還是繼續明智堅韌地工作？啊，他們要能詳細瞭解我們這小小家庭的喜怒哀樂就好了。這是普普通通的一滴水，肉眼看去平常，可放到顯薇鏡下去觀察、分析──也許竟會有重要的發現！

　　侯勇此刻的思緒和哥哥大不一樣，他心裡空蕩蕩的，彷彿丟失了什麼東西，卻又找不到另外的東西來填塞。他不知道是應該慶幸還是應該憂愁，他忽然覺得自己真是滑稽，為什麼不能就當個山西人呢？又為什麼沒有回西郊岳父家去住宿，甚至沒有往那裡打一個電話？立體交叉橋看起來是得等到驢年馬月才能有影兒了，那麼，明天怎麼過？下一步怎麼走？──侯勇啊，他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為了讓自己變得純潔、豁達，首先需要的是，在心靈上架起一座立體交叉橋──

　　夜裡十一點整，平板三輪已經駛過了首都劇場，錢二壯用全身的力氣蹬著三輪車，心裡洋溢著一種異樣的快樂、幸福的情緒。他看出來，侯大媽他們是多麼害怕安定醫院，他們準是以為侯瑩進了安定醫院以後就更沒人要了。那些臭講究的不是玩意兒的東西們，侯瑩都是他們給坑害的，他們不要她了更好。錢二壯的信心比什麼時候都足，他把三輪車蹬得嗖嗖地象插上了翅膀。駛過了美術熔，他扭過頭來，大聲地對母親說：「大媽，別犯愁，有我呢！」

　　母親聽了這話，心裡一驚、一熱，忍不住抬眼盯著二壯那結實勻稱的後背，心裡滋出了一棵原先怎麼也頂不破種子殼的小芽兒來。

　　侯瑩躺在那裡，把二壯這話聽得清清楚楚。她現在非常清醒，非常舒坦，並且非常健康，她不發燒，不頭疼，不噁心，不難受。她知道人們正送她到哪裡去，她知道那完全是沒有必要的，然而她既不畏懼，也不愧悔。她現在覺得總掛念著李薇真是好笑。為什麼要讓李薇等著自己？為什麼要害怕活著的人們？活著多好，呼吸著這清涼的空氣，仰望著這幽美的星空，並且可以感覺到身前有一扇壯實可靠的脊背，一顆平平常常然而可親可近的熱烈跳動著的心──她頭一次清醒地認識到，幸福原來並不遙遠，它早就躲藏在你的身邊，並且早就躲藏在你的心裡。

　　侯瑩甜甜地微笑了。

一九八○年十月寫畢於垂楊柳

（原載《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書評：立體的和交叉的

作者：蔣孔陽

──讀劉心武《立體交叉橋》有感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開頭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如果運用到文藝創作中來，我認為應當倒過來說，那就是不好的作品都是相似的，它們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而優秀的或者比較優秀的作品，它們則各有各的個性，各有各的不同。

　　近幾年來，我國文藝創作，在黨中央正確的文藝政策和路線的指引下，出現了三十年來沒有出現過的繁榮局面。其中許多的優秀作品，就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特色，因而獲得了廣大讀者的讚揚和喝采。例如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徐懷中的《西線軼事》、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等等，就以它們那多少帶有傳奇的色彩，驚人的場面和情節，加上作者生動的描寫和字裡行間抑止不住的激情，贏得了讀者的讚美和霧愛。又例如茹志鵑的《兒女情》和《剪輯錯了的故事》、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和《陳奐生上城》、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等等，則又以它們構思的新穎和奇特，人物形象的鮮明和突出，以及作者所揭示出來的引人深思的問題，從而扣住了讀者的心弦，叫人低徊和沉思。至於湛容的《人到中年》和最近發表的《真真假假》等，又別具另外的一種風格。那就是寫得細，寫得深，寫得具體和真實，作者好像不是在寫小說，而是把生活逼真地，赤裸裸地展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讀著，彷彿走進了生活畫面，與作品中的人物一道生活。《真真假假》甚至把會議的場面也大量地寫進作品中，讓每一個人物大篇大篇地發議論。這在文藝創作中，應當說是犯忌的。它容易流於空洞、說教、抽象，因而感到厭惡和疲倦。然而，奇怪的是，我們讀著，不僅不感到厭惡和疲倦，反而像磁鐵一樣地被吸引住了。這是為什麼呢？這就因為作者深入到了生活的內心，它通過會議把每一個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和最內在的本質，如實地描寫了出來，從而我們所看到的，不是枯燥無味的會議，而是一幅生活中矛盾衝突的活生生的圖畫。《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舌戰群儒，歷來都受到人們的稱讚。我看《真真假假》關於會議的描寫、也自有它的特點。在我們的文藝創作中，別開了一個生面。

　　劉心武的《立體交叉橋》的特色，在於把生活寫得細，寫得深，寫得具體和真實。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停留在平面地描寫生活，而是把生活立體地加以描寫；他沒有停留在單線地描寫生活，而是把生活交叉起來描寫。這樣，他在這篇作品中就不僅給人以真實和具體的感覺，而且給人以立體和透明的感覺。我這樣說，可能誇大了一些。我這樣說，也不是說這篇作品就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尤其是思想內容上的問題。我這樣說，只是說在劉心武創作的道路上，以及我國當前文藝創作前進的道路上，他這篇作品引起了或者觸發了我的一些感想。因此我想提出來，請同志們指教。

　　首先，文藝應當反映生活，這在我國目前，差不多是沒有異議的了，但是，反映生活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有神話的方式、幻想的方式、浪漫主義的方式以及現代派抽象化的方式等等，但是，隨著人類由蒙昧走向文明，人們愈來愈自覺地有意識地生活，因而愈來愈清醒地認識生活，愈來愈要求文藝應當把生活反映得更像生活。這就是現實主義之所以愈鬥愈受到人們重視的原因。但是，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的生活不斷地處於革命的發展中，因此，我們的文藝不僅應當真實地反映生活，而且要在革命的發展中來反映生活。這或許就是革命的現實主義不同於過去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根本之所在吧！

　　然而，實際的文藝創作要比文藝理論複雜得多。「四人幫」的「革命」和「三突出」不僅破壞了現實主義，而且也破壞了革命，破壞了文藝。劉心武是在粉碎了「四人幫」之後，開始大量地進行文藝創作的。他寫了《班主任》。《我愛每一片綠葉》、《沒功夫嘆息》、《如意》等等比較優秀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一方面，他堅持了現實主義的寫作方向；另方面，他又力圖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揭示出由於「四人幫」的破壞所造成的生活中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正因為這樣，所以它們在讀者的心靈中激起了浪花，引起了共鳴，博得了應有的稱讚。從理論上來說，他有意識地把革命與現實主義結合在一道，也應當說是符合革命現實主義的要求的。但是，不知怎麼的，我總有這樣一個感覺：在這些作品中，作者似乎還站在生活的外面，他是以一個評判者的態度，來分析、研究和解剖生活，然後把他對於生活的想法和看法，再重新溶解到生活中去，重新塑造為藝術的形象。這樣，這些小說就明顯地帶有表現某一個或某幾個「問題」的標記。正因為這樣，所以一般把他的小說，稱為「問題小說」。當然，「問題小說」不一定就不好。雨果、托爾斯泰、魯迅等，他們許多不朽的名著，難道不是都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稱為「問題小說」嗎？而且一個文學家，如果不在他的作品中提出某些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那還算什麼文學家呢？因此，問題不在於劉心武在他的這些作品中，寫了某個或某些問題，而在於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他是怎樣寫這些問題的。是直接圍繞著問題來塑造人物和展開生活的畫面呢？還是通過人物的塑造和生活畫面的巨型來讓讀者自己去發現和思考作品中的問題呢？劉心武過去走的道路，主要是前者，因此給人有為問題而寫小說的感覺，有他不是鑽到生活裡面而是從生活的外面來觀察和提出問題的感覺，也因此某些同志覺得他的作品有某種程度的概念化和圖解化的感覺。他這樣寫，在「四人幫」剛剛粉碎不久之後，是振聾發聵的、是醒人耳目的，叫人重新看到了究竟什麼是革命，什麼是現實主義，因此應當肯定，值得肯定。但是，在「四人幫」已經粉碎了五年之後，在三中全會的精神已經深入人心之後，在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已經大踏步地在前進的今天，再要把革命的「問題」和現實主義的方法從外面加以結合的寫法，已經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了。劉心武自己可能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作為一個認真的藝術家，他不滿足於已有的成績，他摸索，他探尋，他終於寫出了《立體交叉橋》這樣的作品。

　　《立體交叉橋》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把現實主義引向了深化的道路。它沒有滿足於表面地、平面地反映生活，它也沒有把生活寫成按照某種意圖或方案來進行構思的情節故事。它像恩格斯所說的，讓「無數的個別願望和個別行動的衝突」，相互錯綜起來，形成一個立體的交叉的生活的網。在這一個網裡面，每一個人物都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思考和行動。然而，他們的思考和行動，必然要碰到另外的人的思考和行動，於是有衝突，有爭論，有同情，有安慰。就這樣，作品的描寫多層次地開拓下去，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也就逐漸由平面而變成立體，構思的情節由單線的發展而變成復線的交錯，作品中的人物，侯銳、侯勇、侯瑩以及他們的父母，還有侯銳的愛人白樹芬、二壯、蔡伯都和葛佑漢、傅燕敏等，加起來，總共不過十個人物左右，但一齊彙集到十六個平方米的房屋之中，於是兄弟姊妹的關係，婆媳的關係，叔嫂的關係，等等關係，就像無數相互衝突的電子和原子構成了龐雜的物質世界一樣，構成了一幅雖然小但卻十分複雜十分豐富的生活畫面。在這個生活畫面中，既沒有第一號人物，也沒有第二號人物；既沒有英雄，也沒有壞蛋；他們都只是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中經過「四人幫」的破壞之後，生活著和工作著的普通人物。他們每個人都懷有美好的理想，都曾想為社會主義的事業作出某些貢獻，但由於「四人幫」所造成的嚴峻的現實，又不能不使他們有的消沉了，有的憤激了，有的甚至沾染上了一些歪門邪道。即使是蔡伯都，這個經過辛勤的努力成了著名編劇的人物，他除了有一顆善良的心和誠實的勞動態度之外，也別無任何的英雄色彩。至於葛佑漢，這個「能最充分地利用一切他所認識以及他僅僅是知道的社會關係，去為自己謀取利益」的人，也不過雞鑽狗營，而並無什麼大的惡行。正因為作者所寫的都是這樣一些我們所熟悉的、在實際的生活中經常可以碰到的人物，因此，我們感到真實、親切而又可信。

　　正因為作品中所寫的都是一些普通人物，他們沒有一個凌駕在另一個之上，因此，他們就平行地交叉地相互一道過生活。你的生活插入我的生活之中，我的生活又插入你的生活之中。你的生活剛剛這樣開始，我的生活或他的生活又使你的生活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子，如：侯家的老二侯勇，因為高攀上了高幹的女兒當女婿，當母親的不免就有點特別疼他。「老二每次出差回來，她所採取的頭一個行動，便是提上菜籃，到東單菜場去採購一番。」可是這回，老大老二剛吵了架，侯勇看到母親買回的是帶魚，是雞，於是就光火了，說：

　　「你們有什麼見識？只當雞就是好東西！人家現在都不吃雞，雞身上有癌細胞，吃了不保險！──」

　　母親氣餒了，辯護說：「雞都成壞東西了？那還有什麼能吃呀？」

　　侯勇把菜籃子一推說：「現在講究吃鴨子──」

　　母親忙說：「你早不講清楚，明兒個我就去買鴨子，鴨子倒比雞還好買。」

　　侯銳實在憋不住，終於爆發了。他把桌子一拍，臉上肌肉繃得緊緊的，命令似地說：「媽，您成他的什麼了？您就不該這麼寵著他，他憑什麼在這兒擺譜兒？──」

　　母親直望著老二，生怕老二動氣，誰知侯勇在這種情況下卻莞爾一笑，瞟了侯銳一眼說：「算啦算啦，媽，您快拾掇去吧；哥哥這是又嫉妒上我啦──」說完便邁腳鑽進了裡屋。

　　侯銳氣得想衝過去跟他大幹一場，母親把菜籃擱到飯桌上，伸手攔住了老大，壓低聲音說：「你就讓著他點吧，你比他大九歲哩！」

　　侯銳也便放小聲量說：「可他也是個大人了嘛！」

　　在這段描寫中，母親的好心和慇勤，竟然遭到了二兒子侯勇蠻橫的搶白；而侯勇的槍白，又引起了大兒子侯銳對母親的埋怨和對侯勇的氣憤不平。然而，他們的爭吵，又畢竟是一家人的爭吵，所以爭吵中又帶有體諒和和解的氣息。就這樣，錯錯落落，作者把生活中的矛盾和風波，寫得像電影中的蒙太奇一樣，交互地組合在一起。其他，如象侯勇與嫂嫂白樹芬的爭吵，父親讓侯勇喝酒吃菜，侯瑩相親不成後一家人的各種反映，以及二壯打電話要出租汽車、侯銳與蔡伯都在電話談侯瑩的婚事，侯勇與葛佑漢通電話談交易，凡此等等，作者都描寫得那樣平凡，那樣認真，那樣細緻，那樣精確，以至我們讀起來，簡直不像是在讀作品，而像是與人物一道生活在作品中一樣。然而，這些生活，我們平時司空見憤了，習以為常，並不以為意，可是經過作者一描寫，我們卻像重新發現了什麼寶貝似的，才覺得原來那樣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當中卻也具有那麼多深刻的意義。就這樣，原來朦朧而又飄飄忽忽的生活，忽然在我們的眼前變得透明了、清晰了，閃現出了意想不到的光輝，我們不得不加以驚歎和沉思。我這所以說，劉心武的《立體交叉橋》，比他過去的作品在藝術上更為成熟，把生活反映得更像生活，不僅具有具體感和真實感，而且具有立體感和透明感，主要就是指這一點而言的。

　　其次，生活是人的活動，因此，離開了人物，談不上生活。劉心武的《立體交叉橋》其所以能夠把生活反映成立體的和交叉的，還和他對於人物性格的描寫分不開。我們的小說創作，目前都很重視人物性格的描寫，這是我們的小說得到空前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怎樣才能更好地描寫出不同性格的人物來呢？過去的一些作品，常常用對比的方法，也就是同時寫出一對或幾對性格相反的人物：一個剛，一個就柔；一個好，一個就壞。劉心武的《班主任》，就是一個例子。有一個品行端方的謝惠敏，也就有一個品行邪惡的宋寶畸。他們雖然同時都受「四人幫」的毒害，但他們的性格和品行，卻是涇渭分明的。《這裡有黃金》，又是一個例子，佟岳和田歡，其好其壞，不僅藏在心裡，而且刻在臉上。除此法之外，另外一種描寫人物性格的方法，是類型法，那就是按類分人，對號入座。左、中、右，以及好、壞、中不溜兒，作者寫時，先已有全盤的規劃；讀者讀時，也是開卷就已一目了然。至於有的伶牙俐齒，有的笨嘴笨舌；有的革命掛在嘴上、進步刻在臉上；有的則像長河流至懸崖方才像瀑布一樣閃現出靈魂的光彩；等等。總之，作者是按照事先設想好的類型，然後再來一個一個地描寫人物的性格。這種寫法，不論是對比法或類型法，不能說完全不對，因為生活中的人，本來是有對比，本來是有類可分的嘛。然而，生活不像棋盤，生活中的人物更不像象棋盤的士、相、馬、車、炮，他們有一個固定的地位，有一個固定的走法。生活中的人物，是交錯在一起的，他們沒有一個人，頭上戴臉譜，肩上背大旗。因此，在現實的生活中，很難絕對指出：這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這個是這一類型的人，因此應當這樣生活；那個是那一類型的人，因此應當那樣生活。這不僅不合生活的實際，而且根本辦不到。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要把人物的性格，寫得像生活中的人物那樣有性格，那樣充實，那樣有生命，我們就不能不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根據我們的理解和想像，去分門別類地描寫人物的性格呢？還是讓人物的性格從生活本身的洪流中自然而然地湧現出來呢？

　　劉心武在《我愛每一片綠葉》中說：「從同一棵樹上，很難找出兩片絕對相同的綠葉。」因而他提出要為每一個特殊的個性，「落實政策」。他這樣提，很別緻，而且是針對「四人幫」抹煞人的個性，有所為而發的。但是，我們要問：難道生活中的個性，是能夠靠政策來落實的嗎？不管你落實也好，不落實也好，人的個性都像樹葉長在樹身上一樣，在生活中自己存在，問題是，我們的作家怎樣才能夠把富有個性的人物性格，寫得像長在樹上的樹葉一樣，雖然千千萬萬，貌似相同，其實各有各的姿態，各有各的不同。要做到這一點，我覺得作家寫人物的性格，不能為寫性格而寫性格，他應當認真地寫生活，然後從生活的激流中去寫性格。由於人物都生活在同一的生活中，因此，人物的性格，首先不是建立有分門別類的差異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彼此相聯帶的共同的生活的基礎上。那就是說，在作品所寫的範圍內，人物被聯繫在同一生活的紐帶上，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交往著大致相同的人物，他們之間，即使是處於對立的地位，也必然有某種共同關心的東西。林黛玉和薛寶釵，這是一對具有相反的人生理想和相反的性格的人物，然而她們共同生活在大觀園之內，都是封建貴族的小姐，因此，她們之間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至少她們都把賈寶玉看成是天下最美好的男子，都想把賈寶玉爭奪到手中。正因為作者從她們共同的生活基礎出發，既描寫了她們的相似，又描寫了她們根本上的不似，這樣，我們讀起來，倒反而覺得她們的個性格外鮮明，格外具有生活的真實感。如果不是這樣，像那些二三流的小說一樣，作者把林黛玉寫成天仙，把薛寶釵寫成狐狸精，我想，《紅樓夢》的藝術價值一定會一落千丈，不再是今天的《紅樓夢》了，最近看電視連續劇《安娜．卡列尼娜》，那裡面的卡列寧和沃倫斯基，真正是藝術的大手筆。卡列寧處處彬彬有禮，寬容忍讓，你很難從理論上指出他有什麼應當受到責備的地方。至於沃倫斯基，除了像一團人忽然闖進安娜的生活之外，你也很難說出他有什麼值得可愛的地方。然而，你看著看著，憑著感情，憑著對生活的感受，你會覺得安娜愛沃倫斯基，是必不可避免的，雖然這一愛，也不能不令人惋惜。

　　我覺得我們目前的小說創作，要把人物性格的描寫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寫得豐滿一些，寫得更富有生活的氣息，就應當突破被理解得簡單化了的對比法和類型法的框框，而深入到生活之中去，讓人物從生活本身的樹上長出各種各樣的綠葉，開出各種各樣的花。劉心武的《立體交叉橋》，在這一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嘗試，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小說中的人物，是有類可分的，但他寫的時候，並沒有青、紅、黑、白，強加區分，而是按照生活發展的過程和生活本身內在的邏輯，讓他們一個一個地出場，一個一個地交叉在一起。他們都是侯家那個十六平方米房屋中的產兒，他們有共同的關心和共同的利益，他們都是典型的大城市中的小市民。父親侯勤豐，是個老好人。兒子侯勇進屋，他會「居然欠起身」，勸兒子喝酒，向兒子送菜。可是兒子不領情，「端起碗，使勁地一躲」，結果他「吃了一驚，筷子一抖，在一塊紅燒帶魚中段掉到了地下」。但這樣一個人，他卻忠於職守，常常義務地去值班。侯勇似乎很蠻橫，不講理，他聽了葛佑漢的孬主意，甚至希望他的妹妹侯瑩發瘋，然後他好以此為理由，申請從外地調回北京。然而，當他的妹妹真的瘋了，「他的心又忽然軟了下來。侯瑩真的瘋了！他痛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想起了和妹妹小時候天真無邪的種種遊戲。至於侯銳和他的愛人白樹芬，年輕時都是大學生，都懷有純真的感情，高尚的理想，他們都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堅力量，然而，「四人幫」的破壞，殘酷的現實，卻又使他們「枯竭到麻木狀態」，再很少去思考幸福呀、理想呀「這類重大嚴肅的問題」。二壯，這是一位正直的善良的然而帶幾分憨氣的勞動人民，他不為別的，只為要嘗嘗坐小汽車的味道，就叫一部出租汽車。他愛侯瑩，但他又沒有愛的條件，他只是死死地愛著，終於得到了侯瑩的報償。總之，作品中的人物，他們的性格，都既不簡單，也不劃一，他們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他們相互生活在一起，相互影響著，相互依存著，同時又相互矛盾著，相互爭執著，從而他們雖然同時長在一棵樹上，他們卻又個性分明，各不相同，你從遠遠看去，他們並沒有差別，他們共同構成了生活中的一個點。然而，你走進他們裡面去，你才會發現這麼小小的一生活點，當中有多少的矛盾和衝突，有多少的歡樂和酸苦，有多少的希冀和嘆息，有多少的千差萬別啊！

　　人物的性格，是從生活的長河中湧現出來的。我們應當從生活出發來描寫人物的性格。但是，生活有表層也有裡層，有明流也有暗流，這樣，浮在生活表面的人物的性格，就不一定是人物性格中最本質的東西。為了要挖掘人物性格中最本質的東西，一方面，我們固然要把人物放在生活的潮流中來寫，另方面，我們還要在人的本身上來探索人的秘密。這就涉及到我我們所要談的第三個問題，也就是關於人物內心生活與精神面貌的描寫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立體交叉橋》也有它某些成功的地方。

　　中國古代的小說，除了《紅樓夢》等極少數的例外，很少注意人物心理描寫，「五四」以後，受了西方小說的影響，方才開始注意心理的描寫。而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嚴格說，開始於十八世紀的感傷主義。當時，作者對於人物心理的描寫，往往採取推論的方式，因而雖然合於邏輯的推論，但並不合乎人物內心本身的實際。到了十九世紀，對於人物心理的分析和描寫，更深入了、複雜了、多面化了，因而人物內心的活動，有了它自身發展的邏輯。像司湯達、托爾斯泰這樣一些第一流的藝術大師，他們不僅寫下了時代生活的藝術畫像，而且通過「心靈的辯證法」，寫下了他們時代人們靈魂的動向和動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於精神分析和心理學的發展，人們注意到，每一個社會的人不僅有自覺的有意識的心理活動，而且還有不自覺的無意識的心理活動。比較起來，不自覺的無意識的心理活動，更是真情的流露，更能表現人物最本質的性格特徵。因此，意識流的小說在二十世紀的西方，風行了起來。

　　我們認為，人固然有他本能的生理的一面，有不自覺的無意識的心理活動，但人的真正本質，不在於生理的本能，而在於「社會關係的總和」。也就是說，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有社會性和理想性，在於他像劉心武在作品中所說的：「應當隨時隨處都是高尚的」。蔡伯都、侯銳、白樹芬，以至二壯、侯勇等，他們無不有一顆善良的心，有一個想為社會主義事業積極作出貢獻的崇高理想。但是，「四人幫」用「假、大、空」的語言，玩弄了他們，欺騙了他們，以至「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受騙感」。人們開始變得平庸、卑瑣、自私，「互讓互諒的淳樸民風變成了一種斤斤計較的風氣」。也就是說，經過「四人幫」的破壞之後，人的社會性和理想性減少了，人的動物性和本能性卻增加了。這是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悲劇！而《立體交叉橋》面對這一現實，它描寫了人們的精神面貌怎樣受到了「四人幫」的踐踏，人們的心靈怎樣受到了創傷。但是，作者並沒有失望，他通過蔡伯都的嘴說：「我們要努力衝破灰溜溜，我們要頑強地開闢通向幸福的道路。」我個人認為，這句話是作者寫作這篇作品的基調。正因為有這個基調，所以他所寫的人物，雖然他們的心理活動都是圍繞著生活中的一些瑣碎事情打轉，他們的精神面貌也並不是那麼「高大全」，但是，他們並不是消沉的、頹廢的，他們並沒有變成單純吃吃喝喝的動物，他們心靈中都還閃耀著希望的火花，他們都還想有所作為，侯銳下面的一段內心獨白，就是明證：

　　你啊你啊，當你思考全人類的時候，你像個高尚的哲人，可是當你面對著家裡的糟心事時，你就又成了個十足的窩囊廢！我應當怎樣才能擺脫庸俗卑瑣的心理，使自己對生活充滿堅實的信心？也許，我還應當立足於農村，在那裡進行不懈的開拓──

　　這樣的話，難道是一個對生活失去了希望的人所能講得出來的嗎？難道是一個消沉頹廢的人所能講得出來的嗎？我們有些人，習慣於「最最最」響亮的口號，他們看得見尼羅燒羅馬城的大火，卻看不見普通人民灶頭的火種，因此他們對於這樣的描寫，或許會不滿足，認為太低調了。我們說，這篇作品對於人們的心理活動和精神面貌的描寫，是不是太低調，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有一點我們卻可以肯定：那就是它既沒有象十八世紀的感傷主義，按照邏輯的推論、故作多情地去設想和描寫一些人物的心理活動；它也沒有像二十世紀意識流的小說，把人物生理的和本能的潛意識，無限地加以擴大、挖掘，並加以渲染。它所努力以求的，是按用現實生活本來的面貌，按照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的原則，去描寫人物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正因為這樣，所以它所描寫的人物的心理活動，都不是獨立的、本能的，而是在生活的過程中所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的。人與人的相互關係，構成了交叉而又立體的生活畫面；人心與人心的相互關係，則又構成了交叉而又立體心理狀況，當白樹芬和侯勇為了怎樣睡而爭吵的時候，整個侯家都亂了起來：

　　小琳琅被嚇得「哇」的一聲哭了；侯銳簡直是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瞪著弟弟，張嘴想喝斥他，一時又不知該喝斥什麼；侯勤豐心驚肉跳地望著劍拔弩張的叔嫂二位，沒了主意；當母親的急得連連自語：「這是怎麼說的，這是怎麼說的──」

　　或許有人會說，這不算心理描寫，沒有直接描寫每個人的心理活動。但是，我們說，人物的心理活動是和他的表情、姿勢、動作等聯繫在一起的。電視劇《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寧第一次在公共場合看到安娜與沃倫斯基過分親熱，他回到家星，作者沒有寫他任何一句內心的獨自，只是讓他在房中繞來繞去，他那內心的焦躁和不安，不就完全暴露出來了嗎？《立體交叉橋》，能夠把一家人因吵架而引起的慌亂情況，如此逼真地反映出來，寫出了他們每個人的表情和姿態，難道還不足以說明他們的心理狀態嗎？不僅這樣，作者還隨著作品中生活畫面的展開，隨時隨地注意揭赤人物內心的精神境界，像他不是把人物的生活孤立起來寫一樣，他也從來不把人物的內心作一些獨立的無意識的探討，心理活動與生活的情節交叉在一起，這個人的心理活動又與那個人的心理活動交叉在一起，這是這篇作品心理描寫的一個基本特點。例如隨著侯瑩的相對象和對象沒有相中，在侯家這個十六平方米的家庭中，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那麼多的各人各樣的心理反應。就拿侯母來說，她從希望到失望，從愛憐到厭煩，從厭煩到不近情理地強迫侯瑩去上班。這裡面，既表現了一個小市民母親的庸俗卑瑣的心理，也表現了一個母親對待女兒終身大事的焦急和盼望。然而，在這厭煩與庸俗的心理狀態當中，卻又始終潛伏著一種疼憐女兒的感情。其他侯銳、侯勇、白樹芬，以及侯瑩自己，還有那個憨直忠厚的二壯，他們都在這一生活的漩渦中，隨著波浪的旋轉而旋轉著自己的心，正因為這樣，所以作者反映生活反映得不簡單，把生活反映成立體的和交叉的；他所描寫的人物的心理活動和精神面貌，也不簡單，也是立體的和交叉的。

　　作品開頭的時候，寫侯銳從郊區回到北京。他「懷著一種複雜的心情，倚在鐵桿上──望著馬路上紛繁駁雜的車流，任失望與嚮往的絲縷，在心頭交織成一張五味俱金的網。」《立體交叉橋》在藝術描寫上的特點和成就，我認為就是在反映生活和描寫人物的上面，他用立體的和交叉的寫法，寫出了「一張五味俱全的網」。至於在思想內容上，他寫出了對過去的失望與對將來的嚮往。但因為著重點是在寫對過去的失望，因此，這篇作品的調子的確比較低沉。這應當說是它最大的一個缺點。但是，前進的起點不是滿足於已有的成就，更不是滿足於用高音喇叭來自我吹噓，而是踏踏實實地正視現實，用三中全會實事求是的精神來正視現實。現實是我們生活的源泉，也是我們生活的大地。只有當我們立足於現實、正視現實的時候，我們才會像希臘神話中的安泰斯，回到大地母親的懷裡，取得渾身的力量，從而不僅能夠改造現實的缺點，而且能夠建設理想的明天。侯家一家人，當他們睜開眼睛，正視現實的時候，他們是會「衝破灰溜溜」，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骨幹力量，成為「四化」的闖將的！

　　關於《立體交叉橋》，我想寫到此地為止。不過，我還有兩點要說明：第一，本文主要是談《立體交叉橋》在藝術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並不是說，它在藝術上就沒有缺點。例如過多的對於人物分析性的介紹，以及某些抽象的議論，這或許是受了西方小說的影響，但中國讀者是不大習慣於這一套的，因此希望作者能夠進一步加以克服。第二，我目前主要的是學習古典美學，對當前的小說創作看得比較少。就是劉心武的作品，我也只讀了上面所說的幾篇。聽說他還有一部《大眼貓》的集子，我就沒有看到。這樣，就難免以偏概全，班門弄斧。好在我只是以一個讀者的身分，談談自己讀了《立體交叉橋》之後的一點感想。如有不對的地方，敬希作者和同志們加以批評指教。

（原載《上海文學》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書評：作品的境界與作家的責任

作者：郭志剛

──談《立體交叉橋》等中篇小說

　　從題目上看，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創作中，作品境界的高低，歸根結底，取決於作家思想的高低，取決於他在藝術構思過程中的思想感情狀態，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作家的責任問題。事實證明，作家在生活和藝術中追求什麼，不僅會影響到他寫什麼，更重要的，還會影響到他怎麼寫。從作家的選材到對題材開掘的深度，作家打算採取何種藝術加工方式，乃至他所使用的語言和表現形式等等，都貫串著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思想見解。這一切，最後決定著他向社會和讀者所提供的「精神食糧」，是否含有豐富的思想和藝術養分。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中評鷺屈原及其《離騷》是：「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跡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汗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在這裡，司馬遷就是把作品的境界和作家的思想統一起來進行研究的。在我們古代論文的時候，經常把道德和文章並提，同時把文章看作是和經邦治國有密切關係的大事，足見把文章的好壞同作者的思想、責任聯繫起來進行考察，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傳統，這樣做，也更切合作品和作者的實際。我們提出作品的境界與作家的責任這個問題，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現在，讓我們聯繫一些具體作品，進一步考察一下這個問題吧。

　　劉心武同志發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二期上的《立體交叉橋》，是一篇顯示著作者努力向生活探求的新作。如果考慮到作者在發表《班主任》之後，接連寫的一些短篇存在著議論較多、生活不足的現象，那麼，作者所做的這種向生活探求的努力，就尤其值得歡迎，《立體交叉橋》以北京市普通居民的生活為中心，描繪了一幅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的城市社會風俗畫，對於這樣一幅顯示著北京市人情風物的獨特色彩的圖畫，人們沒有理由懷疑它的真實性。這是又一篇描寫由住房等問題引起的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社會性苦惱」的中篇小說。和《人到中年》不一樣，這一次矛盾的焦點似乎集中在侯銳、侯勇、侯瑩等更為年青的一代人身上。但既然同樣是「生活空間」給人們造成了沉重的壓力，那爆發性的後果總是避免不了的：這裡有兄弟、兄妹、甚至叔嫂之間的齦齲和爭吵，也有做父母的隱憂和難堪，總之，在工作、生活和愛情當中，處處都散播著焦灼和苦惱的種子。在這個意義上，這篇小說和《人到中年》有相似之處。但從選材和對社會生活面的開拓上看，它比《人到中年》還要廣闊，圍繞著住房問題，作者筆下的各種人物和各種事件，萬花筒般地在讀者百前旋轉起來：葛佑漢八面玲琉、左右逢源的走後門的「神通」（這也是在特殊時期中造就出來的特殊「英雄」），在侯瑩婚姻問題上反映出來的門閥觀念和小市民習氣，靠自學和投稿取得成功的誠實得近乎天真的青年劇作者，在十年動亂期間被斗怕了的處事謹慎、留心養身之道甚於關心國家大事的個別老幹部，在搓板問題上暴露出來的產生與消費的脫節，甚至還包括了解放後北京市的幾代房屋建築變遷史──所有這些，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生活圖畫，如果單從反映生活的廣闊性和塑造人物的多樣性來說，較之《人到中年》似乎還略勝一籌。特別是，小說反映的住房緊張這個關係到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問題，是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的嚴重關切的；作者看到了這個問題並將它反映在文藝作品之中，是完全正當的，這同樣是一個作家對人民、對社會應盡的責任。

　　但是，如果作者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再向生活的深處前進一步，通過形象和性格的塑造，將北京市居民的精神面貌寫得更積極、更飽滿一些，那就更好了。從目前這部作品來看，雖然它所反映的生活現象是這樣光彩斑斕，它還是不如《人到中年》更美、更動人，甚至也不如《人到中年》提供給讀者的東西更多，這是什麼原因呢？主要的是，《人到中年》的主人公在精神世界上更高尚和更豐富，因而向讀者奉獻了更多的可以醒心移性的精神食糧。《人到中年》的作者，對生活有著更嚴格的提煉，她沒有過多鋪述事件和情節，卻選取了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卻又最能顯示人物高尚情操的行為、語言和事件，塑造了安靜得像一滴水，晶瑩得像一面鏡子似的陸文婷的真實形象。於是，奇蹟出現了：在高度的藝術真實中孕育著「新」（即魯迅講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參看《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也孕育著「深」；而在「新」和「深」之中就顯示著豐富。在文學作品裡常有這種情況，沒有經過認真提煉的瑣屑的生活，雖然寫來逼肖，卻不一定能引起人們更多的思考，給予人們更多的感受和啟發；而經過作者一番生發、改造的那些有思想、有含量的情節和細節，即令是一句話或一個舉動，也能深深觸動讀者的心弦，引起他們長久的思索，啟發他們理解到更多的東西。舉例來說，《金瓶梅》中關於西門慶和潘金蓮之間關係的描寫，有許多雖然十分詳盡，卻未必能使讀者獲得多少關於生活和歷史的認識，而在《紅樓夢》關於寶、黛愛情關係的描寫中，只一個「西廂記妙詞通戲語」便透露了兩個叛逆者的新的思想性格的萌芽，預示了在古老的封建生產關係中，正孕育著企圖在襲擊它、突破它的某種新的因素。一般地說，這兩部作品都是描寫封建社會裡家庭生活的長篇，都由這裡入手揭露封建社會的腐朽和黑暗；但是，由於這兩部書的作者的思想認識不同，他們對生活進行提煉的程度不同（《金瓶梅》中充斥著的、大量赤裸裸的自然主義的描寫，談不上什麼藝術提煉），藝術加工的方式不同，等等，這兩部作品在揭示社會生活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歷史深度和思想意義，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當然，這是舉例。我們之所以要舉這個例子，也僅僅是為了說明：由於作者對生活和藝術的見解不同，他們對生活進行提煉和加工的程度、方式不同，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思想境界必然存在著差異、甚至是很大的差異（至於因作家氣質、個性、修養等等不同而形成的風格上的差異，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嚴肅的作家是不會不看到這個問題的。

　　嚴肅的讀者也會考慮到這個問題。事情從來都是這樣：作家選擇自己喜歡的題材和表現方法，讀者也將選擇自己喜歡的作品。《人到中年》所以受到廣泛的讚賞，不是偶然的。「桃李不言，下自成溪」，是陸文婷所追求的那種純潔而崇高的人生目標（這種追求又掩蓋在極為平凡的生活和事業之中），引起了讀者的激動和思考、渴念和嚮往，因而紛紛走向這棵結滿了金黃果實的常青之樹，從它那裡吸吮著充滿生命活力的漿汁，增添著前進的力量。《立體交叉橋》雖然也寫得很「真」，但它的「真」，沒有象《人到中年》那樣，經過高度的藝術提煉，所以顯得平庸、貧乏，或者說，自然主義的東西多了一些。生活並不等於藝術。作家只有在對生活進行深入研究和高度提煉的過程中，才有可能表現出他的高尚情致和真知灼見。沒有經過提煉的生活，可以給讀者提供關於生活的片斷知識和表面印象，卻不能幫助讀者進一步透視生活、理解生活。例如，從整個情節傾向上看，《立體交叉橋》過分強調了生活的原始狀態，在強調人們物質要求的同時，沒有對蘊藏在普通人內心中的高尚情操進行應有的探索和發掘，這樣，就促使它在處理這一題材時，選擇了這樣的方案，即：對通過侯勇一家的描寫所擺出來的那些生活中的尖銳矛盾，基本上不是通過思想的方式去解決，而是通過「物」的方式去解決。這樣，就使得這部作品始終缺少一種深深的激動人心的力量。具體來說，作品把解決這些矛盾的希望幾乎完全放在立體交叉橋的開工上，認為「這意味著將有限的空間向寬闊處開拓，──因而也就意味著撫慰、平息大量因空間壅塞而感到壓抑與痛苦的靈魂！」小說把《立體交叉橋》做為題名，正說明作者把「橋」放到了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的制高點上，放到了制約著人物的性格、行為以及相互之間關係的舉足輕重的位置上。作者雖然在題目下面寫著：「謹將此作呈獻於──所有為公眾開拓居住空間和心靈空間而努力的人們」，但他反覆發揮的卻是：「有了立體交叉橋，──侯勇的靈魂便可以不再那麼蛤曲，那麼萎縮，那麼壓抑，那麼憤懣，那麼躁」，「什麼理論，什麼宣傳，什麼道德說教，什麼文藝感化，什麼會議，什麼口號，什麼文件，什麼精神，什麼民主，什麼獎勵──他認為對他都不管用，啊，我只要一座立體交叉橋，給我一座立體交叉橋！！！」當然，這裡寫的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但讀下去就不難發現，作者的感情和認識基本上和這裡寫的是相去不遠的：「侯家以及他們那一片的居民，與其說是嚮往著立體交叉橋，不如說是嚮往著拆遷。」「拆遷！對於北京市成千上萬仍舊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擁擠的平房中的家庭來說，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與幸福的階梯。」這裡很難說僅僅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因為至少作者也已經參加到這種設想的行列中來了。如果這種設想是科學的，合乎生活實際的，那當然很好；但實際生活的樣子，將不會是這樣。作者這樣寫，從局部生活上來看，也許並不悻於「真實」，因為它確實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人「真實」的思想情緒，而從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真實歷史過程來看，即從全體生活上來看，這樣寫就不真實了，因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既要高度的物質文明，也要高度的精神文明。這裡，讓我們來摘引一段今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吧，對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係這篇社論說得是很充分、很明白的：

　　「不錯，社會主義應該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成了林彪、『四人幫』宣揚的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不只是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需要，還要保證人的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要建立新型的人與人的關係，要培養社會主義新人，要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

　　恰恰在這點上，《立體交叉橋》強調物質的東西多了，強調精神的東西少了：它抬高了「物」的籌碼，卻降低了「人」的價值。因此，通篇看來，雖然不乏左右逢源，筆下生花的好文章，卻不能給人更多更美的藝術享受，因為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生活，實在顯得太貧乏了。這至少再一次地啟發了我們：藝術表現上的多與少，強與弱，豐富與貧乏，深刻與淺露，主要不取決於數量的多少，而取決於質量的高低，《立體交叉橋》看起來寫得多，給予讀者的卻少：《人到中年》看起來寫得少，給予讀者的卻多。兩千多年前司馬遷講的「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的道理，不是照樣在今人身上重複實現著嗎？可見，在藝術這個地久天長，永無止境的王國裡，值得作家們認真思考和追求的那些美學課題，既很古老，又很新穎。不錯，創作，需要才能，但我們應該加上一句：創作，還需要崇高的思想境界！

　　這裡，我們不妨再舉一個例子。《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葉蔚林，載《芙蓉》一九八○年第三期）和《晚霞消失的時候》（禮平，載《十月》一九八一年筆一期），這兩個中篇的作者，如果從才能看，可能後者更要出色一些，但如果從作品的思想格調看，那就是前者更高。這兩篇作品、同是以十年動亂為背景，《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通過那富有傳奇色彩的姐妹鳥，告訴人們的是：「不要煩悶，不要頹喪，不要哀傷」，是作品中一再出現的具有象徵性的鳥兒的歌聲：好好生活，好好生活──儘管在主人公的航程上（作者一語雙關：除了那條自然的河──瀟水是沒有航標的河流之外，當時那動亂失度的社會，又何嘗不像一條失去航標的河流呢？對主人公的主要考驗，正是這條社會的河流！）充滿了七災八難，它給予人們的卻是信心和希望。與此相應，整個作品所表現的生活畫面，雖然多次出現激烈、多變的險惡鏡頭，但總的看來是健康的、明朗的、合乎生活發展邏輯的。在作品中，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無論是瀟水上的風浪突起，還是社會上的殘酷鬥爭，並沒有摧毀主人公的生活意志，相反，這些在自然界和社會上出現的一切「險情」，反而成了磨煉主人公高尚品質的他山之石，使人變得更加純潔、堅強。而《晚霞消失的時候》，情形就複雜一些，整個看來，這是一篇才情洋溢的，有著較高藝術水平的作品，也是一篇存在明顯缺點的作品。一方面，作者用流暢而圓熟的抒情的筆調，婉轉動人地描寫了十年動亂期間某些社會和人生的面影，細膩地勾勒了這一動亂在不同階層人們的心靈上所造成的動盪、變化和創傷，尤其是通過對主人公（南珊、李淮平）性格的準確刻畫，相當深入地揭示了「文革」期間一部份青年人的心理變化過程；但可惜，作者始終沒有讓他的主人公從憂鬱和創傷中跳出來，反而以讚賞的眼光看著他的主人公用宗教信仰去撫慰受傷的心靈。這樣，就給這篇寫得很有才氣的作品，帶來了一個不可彌補的缺陷：不僅在思想情調上顯得灰暗、消沉了一些，就是在對生活畫面的摹寫上，也未始不有扭歪之嫌。例如，作品對解放戰爭的回顧和描寫，就有不夠正確的地方：它美化了以黃伯韜為代表的國民黨軍官，抽象地肯定了他們的正義感和愛國感，給他們的反人民的戰爭行動蒙上了某些英雄色彩和悲壯氣氛（尤其當我軍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一同接近尾聲的時候，這種色彩和氣氛也就更濃重了），因而便不能不在客觀上削弱了我們黨所進行的這場解放戰爭的重要性和正義性。這樣一來，就對這場戰爭中的敵我雙方的關係，造成了某些歪曲的描寫。基於同一思想，作者對那位泰山上的幾乎無所不能的長老的描寫，也是過分理想化了的和非現實性的。讀過這篇小說的人們，難免不產生一種印象：這位長老比共產黨人高明，宗教比馬列主義更值得人們去信仰。顯然，這樣的描寫是錯誤的。作者還年青，不應該認為他的思想是一種「謬誤」，但引述一下普列漢諾夫的這段話還是必要的：「當謬誤思想成為藝術作品的基礎的時候，它就給這部作品帶來內在的矛盾，因而必然使作品的美學價值受到損害。」（見《沒有地址的信．藝術與社會的生活》，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二百四十五頁）具體到《晚霞消失的時候》，當然不能說「謬誤思想」已經成了它的「基礎」，但至少可以說構成該作「基礎」的思想是比較複雜的；而其中那些不夠正確的思想，確實損害了整個藝術畫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雖然我們並不要求，作家必須在任何一部作品裡，都要塑造出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社會主義新人，但我們卻可以要求，作家應該對他所描寫的生活，具有較高的認識，從而創造出具有一定美學價值的人物形象和藝術畫面，使讀者從這些形象和畫面裡，獲得關於社會和人生的較為正確的認識。舉例說吧，《啊Q正傳》並沒有創造什麼新人，但沒有人會將啊Q的思想境界誤當成作者的思想境界，從而去批評魯迅先生思想境界不高。因為正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魯迅先生，才能如此深刻地洞察阿Q這類人的生活、心理和精神氣質，活畫出這一個「國民的靈魂」來，使多少人在這面鏡子面前，不僅認識了我們民族的苦難歷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諸種弊端，認識了改造社會的革命運動必不可少，而且也認識了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弱點，甚至還有自己靈魂上的某些「瘡疤」。阿Q的典型形象所以具有這樣豐富而深刻的社會歷史意義，那是因為它體現了作者對社會、對歷史的深刻、透闢的認識，以及對這一形象所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鮮明態度；如果不是作者通過高度典型化的方法把自己的這一認識和態度「輸送」到形象中去，很難設想他會刨造了這樣一個阿Q來。為說明作者總是要把他對於生活和藝術的見解生發、融匯到他的形象塑造中去，或者批判。鞭撻，或者讚賞、同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作者對他的主人公到底採取的是什麼態度，不是看作者本，人或其他人的解釋和說明，而是靠藝術形象本身給讀者留下的無情的印象。作為讀者群的廣大群眾，總是要從他們在作品中接受到的實際影響出發，來判明一部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價值的高低大小。時間是公正的，一切作品，最終將由它考驗出真正的價值，從而決定在歷史上的存留取捨。這裡，我們不妨想想老捨先生說過的一番話：「從古至今，那些能傳久的作品，不管是屬於哪一派的，大概都有個相同之點，就是它們健康，崇高，真實。反之，那些只管作風趨時，而並不結實的東西，儘管風行一時，也難免境遷書滅。」我想，這位前輩作家並非要人們去追求「不朽」，而只是提醒作家看重自己的責任感、關心自己作品的思想境界而已。由於文藝作品具有相當的社會性，作家的責任問題在任何時代和任何社會，都是無法迴避的，社會主義時期的文藝作品應該有什麼樣的精神境界，尤其是一個需要考慮和認真對待的問題。誠然，在中外文學史上，凡是感人的文藝作品，都有較高的思想境界，都體現了各自時代的道德倫理水平和思想認識水平；而任何時代的大多數讀者，也總是希望從文藝作品中獲得先進思想的陶冶，獲得更高級的思想、藝術享受。作家既然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應該用時代的先進思想把自己武裝起來。還是普列漢諾夫說得對：「一個藝術家如果看不見當代最重要的社會思潮，那末他的作品中所表達的思想實質的內在價值就會大大地降低。這些作品也就必然因此而受到損害。（同上，二百四十一頁）所以，作家只有用時代的先進思想──「當代最重要的社會思潮」把自己武裝起來，他才能在錯綜紛壇的生活中看得更遠、更深和更高一些，他才能塑造好他的主人公的靈魂，並通過他的主人公的靈魂去塑造讀者的靈魂，從而克盡「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光榮職責。這裡，也很自然地提出了文藝作品的社會效果問題。有人不同意談作品的社會效果，認為這是加在作家頭上的一根棒子。但是，有些資產階級作家倒很注意這個問題，例如，十八世紀英國啟蒙主義時期作家菲爾丁，就用了一個十分形象化的比喻，講到了作品的效果與作家應負的責任，他說：「作家不應當把自己看作是闊入，在設私宴請客，或在施捨粥飯，他應當把自己看作是開飯館的老闆，只要出錢，歡迎人人來吃，在前一種情況，大家知道，設宴的主人愛準備什麼菜就準備什麼菜，即使味道很差或完全不合乎客人的口味，客人也不興挑剔，相反，不管面前擺出來的是什麼菜，因為教養的關係，客人還不得不加以稱讚。飯館老闆的情形就正好與此相反，人家出了錢來吃飯，不管人家口味多麼挑剔，多麼異想天開，人家都堅持要吃到合口味的菜。如果上的菜樣樣不合口味，他們就有權利毫不節制地加以批評、責備、甚至謾罵。」（見《西方文論選》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五百一十二頁）我們是不主張謾罵的，但讀者提出批評和要求，希望作家認識並履行對讀者、對社會應負的莊嚴責任，注意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這總是無可非議的。既然連資產階級作家都看到了這一點，以建設高度精神文明為己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為什麼反而拋棄這一主張呢？

　　現在，還是讓我們繼續回到《立體交叉橋》上來吧。這篇作品所反映出來的作者的生活，無疑是紮實而深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任近年來某些追求「寫真實」的作品的代表。這些作品在克服過去那種只許寫「高、大、全」和「光明面」的、粉飾生活的習慣勢力上，在表現生活和人物的複雜性和豐富性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無可諱言，在這類作品中，也有不少是亟待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的。「寫真實」是現實主義一個重要條件，自粉碎「四人幫」以來，這個口號的再次重新提出，也有著它的積極意義，但它畢竟還不全部等於現實主義。為了維護這個口號的合理性，最好不要把它和自然主義聯繫起來，而應從現實主義的準則出發，使寫真實盡量符合典型化的要求。

　　我國著名的老一代作家老捨先生，是讀者公認的描繪北京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的藝術大師，由於他筆下那一幅幅傑出的具有強烈地方色彩的社會風俗畫面，使他成為具有全國乃至全世界影響的大作家。現在，從劉心武等同志身上，我們高興地看到，北京又開始湧現了新的一代以描寫北京生活風貌見長的中青年作家。從《立體交叉橋》來看，劉心武腳下踩著的是一個「富礦」。他只要把他的鑽頭再深鑽一層，迷人的油花就會噴薄而出。但在這篇作品裡，他的鑽頭似乎還只停留在這個富礦的表層上。願作者更鋒利地去打磨自己的鑽頭吧！

　　我們相信，有很多作者正在和劉心武處在同一個工作面上，他們是擁有很大的潛力的一代新人，作品的境界和作家的責任這個嚴肅的課題，將召喚和激勵他們不斷地向藝術的高峰奮力攀登。

　　（原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一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