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扉言】
◇【「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一百個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前記】
◇【終結「文革」】
拾紙救夫
崇拜的代價
我們，陷阱中的千軍萬馬
死臉
唯一沒有貼封條的嘴巴
我到底有沒有罪？
鬼剃頭
搞原子彈的科學家
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
我這三十年呀
絕頂聰明的人
一對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笑的故事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失蹤的少女
我變了一個人
牛司令
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
硬漢子
三個人的苦中作樂
復仇主義者
說不清楚
苦難意識流
「文革」進行了兩千年
六十三號的兩女人
沒有情節的人
我不願意承認是犧牲品
走出瘋狂
懺悔錄
◇【附錄一：非「文革」經歷者的「文革」概念】
◇【附錄二：關於馮驥才先生談《一百個人的十年》文學工程的採訪錄】
◇【關於本書寫作的緣起】
◇【決不放棄使命－－《一百個人的十年》再記】
◇【關於「文革」博物館】
◇【附錄三：歷史拒絕懷舊】
◇【附言】
◎【資料一　《一百個人的十年》新版刪除篇】
偉大的受難者們
當代于連
◎【資料二：「文革」是我文學的母親】
◎【資料三：日文版《一百個人的十年》序】
◎【資料四：馮驥才就《一百個人的十年》一書的創作答美聯社記者問】
⊙【附加資料一：「文革」博物館】　巴金
⊙【附加資料二：中國人，你如何跳得過文革這一頁】　摩羅
【校閱者說明】

《一百個人的十年》

馮驥才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www.m9981.com

【扉言】

　　四十年無祭

　　四十年無思

　　四十年無恥

◇【「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一百個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歷史的圖景一頁一頁無情地翻過。不管它繁花似錦，還是鮮血淋淋。變幻無窮是歷史也是生活的本質。但那些曾經在歷史的黑夜裡受苦受難－－甚至死於非命的人們，注定只是一種可憐的犧牲品嗎？

　　我們常常會感到，「文革」已成為歷史－－

　　在當今中國，已經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沒人去穿那種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裝；曾經鋪天蓋地的小小紅寶書已然了無痕跡；充滿了荒唐感的光怪陸離的領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場裡才能見到；「文革」話語幾乎成了一種笑料。連那些面孔肅殺的「階級鬥爭臉兒」和一直盤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爺」們，今兒一個都見不到了。而曾經千千萬萬的受難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滿面地享受著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應補償他們。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這麼無影無蹤？

　　如果悲劇真的結束得如此乾淨徹底，我們應該無比慶幸。

　　可是歷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會轉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陰雲擴散之後，漸漸化為心中的迷霧。

　　我們不是常常感到，當今中國社會一切難解的癥結，都與「文革」深刻地聯繫著，甚至互為因果。比如，我們缺乏歷史精神，不是與「文革」滅絕傳統有關？我們輕賤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踐踏文化的直接結果？為此，至今我們對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榮感與自信。至於人本精神的低迷則由於「文革」把封建主義發揮到了極致。更別提「文革」對中國人樸素的人性本質的破壞！「文革」將猜疑與敵意注射到人們的血液裡，如果我們沒有將它徹底地清除出去，在當今充滿現實功利的市場中，它必然會惡性地發酵。

　　應該說，我們缺乏對「文革」的徹底的思想批評。故然，權力階層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壞性的政治運動是非常重要的，但對於知識界來說，這僅僅是個先提。它不能代替知識界對「文革」進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徹的思想清算。在廢墟上很難建立堅實可靠的大廈，只有對它掘地三尺。

　　從歷史學角度看，「文革」已經成為上個世紀的「過去」；從文化學角度看，「文革」依然活著。因為「文革」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它有著深遠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著－－不僅因為它依靠一種慣性，還因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對這塊土壤徹底清除。尤其是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還在「文革」上。那時如果對「文革」進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與批評，必然會深入人心，積極地影響整個社會。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離開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們關注的視野之內了。本來，徹底批評「文革」是使中國社會良性化的必不可少與至關重要的一步，但我們把這大好的歷史時機耽誤過去了。時至今日，做為政治「文革」的一頁已然翻過去，再不復生；但做為一種精神文化－－「文革」卻無形地潛入我們的血液裡。

　　惡魔一旦化為幽靈，就更難於應付。

　　因為「文革」仍然作祟於我們，但我們並不知它緣自「文革」。

　　也許這正是本書再版的意義。本書寫於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六年，即從「文革」結束十年到二十年間。由嚴格的意義上講，這不是一部文學作品，而是社會學著作。作者使用社會學家進行社會調查的方式來寫作的。只不過作家更關注被調查者的心靈。本書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將一代中國人的心靈記憶載錄史冊，同時，也給思想理論界提供思考與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據性的人本資料。為此，很感謝時代文藝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別是這次出版，將把本書帶給二十一世紀新的一代讀者。此亦作者之願望，是為記。

　　馮驥才

　　　　二○○三年六月六日．維也納

◇【前記】

　　二十世紀歷史將以最沉重的筆墨，記載這人類的兩大悲劇：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這兩大劫難的親身經歷者，都在努力忘卻它，又無法忘卻它。文學家與史學家有各自不同的記載方式：史學家偏重於災難的史實，文學家偏重於受難者的心靈。本書作者試圖以一百個普通中國人在「文革」中心靈歷程的真實記錄，顯現那場曠古未聞的劫難的真相。

　　在延綿不絕的歷史時間裡，十年不過是眨眼的一瞬。但對於一代中國人有如熬度整整一個世紀。如今三十歲以上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的命運不受其惡性的支配。在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蹟般地消失，人間演出原始蒙昧時代的互相殘殺；善與美轉入地下，醜與惡肆意宣洩；千千萬萬家庭被轟毀，千千萬萬生命被吞噬。無論壓在這狂浪下邊的還是掀動這狂浪的，都是它的犧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強制性的重新塑造。堅強的化為怯弱，誠實的化為詭詐，恬靜的化為瘋狂，豁朗的化為陰沉。人性、人道、人權、人的尊嚴、人的價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貴的成分，都是它公開踐踏的內容。雖然這不是大動干戈的戰爭，再慘烈的戰爭也難以達到如此殘酷－－靈魂的虐殺。如果說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難以數計的血淋淋的屍體，「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難以數計的看不見的創傷纍纍的靈魂。

　　儘管災難已經過去，誰對這些無辜的受難者負責？無論活人還是死者，對他們最好的償還方式，莫過於深究這場災難根由，剷除培植災難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理應換取不再重蹈覆轍的真正保證。這保證首先來自透徹的認識。不管時代曾經陷入怎樣地荒唐狂亂，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為下一代活著，也為下一代死。如果後世之人因此警醒，永遠再不重複我們這一代人的苦難，我們雖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價值的一代。

　　※※※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們的民族過於健忘。「文革」不過十年，已經很少再見提及。那些曾經籠罩人人臉上的陰影如今在哪裡？也許由於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壓，小百姓習慣用抹掉記憶的方式對付苦難。但是，如此樂觀未必是一個民族的優長，或許是種可愛的愚昧。歷史的過錯原本是一宗難得的財富，丟掉這財富便會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書寫作中，我卻獲得新的發現。

　　這些向我訴說「文革」經歷者，都與我素不相識。他們聽說我要為他們記載「文革」經歷，急渴渴設法找到我。這急迫感不斷給我以猛烈的撞擊。我記載的要求只有一條，是肯於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實現這想法並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經驗，每人心中都有一塊天地絕對屬於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當這些人淌著淚水向我吐露壓在心底的隱私時，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還是人的心。但他們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圍欄，他們無法永遠沉默，也不會永遠沉默。這是為了尋求一種擺脫，一種慰藉，一種發洩，一種報復，更是尋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場人間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後，我為得到這樣無戒備無保留的信賴而深感欣慰。

　　為了保護這些人的隱私，也為了使他們不再為可能的麻煩所糾纏，本書不得不隱去一切有關的地名和人名。但對他們的口述照實記錄，不做任何渲染和虛構。我只想使讀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經這樣或那樣度過「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後人知道，地球上曾經有一些人這樣難以置信地活過。他們不是小說家創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創造的一個個活生生真實的人。

　　我時時想過，那場災難過後，曾經作惡的人躲到哪裡去了？在法西斯禍亂中的不少作惡者，德國人或日本人，事過之後，由於抵抗不住發自心底的內疚去尋短見。難道「文革」中的作惡者卻能活得若無其事，沒有復甦的良知折磨他們？我們民族的神經竟然這樣強硬，以致使我感到陣陣冰冷。但這一次，我有幸聽到一些良心的不安，聽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懺悔。這是惡的堅冰化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從中獲知，推動「文革」悲劇的，不僅是遙遠的歷史文化和直接的社會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點，妒嫉、怯弱、自私、虛榮，乃至人性的優點，勇敢、忠實、虔誠，全部被調動出來，成為可怕的動力。它使我更加確認，政治一旦離開人道精神，社會悲劇的重演則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們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總爆發，要理清它絕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時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結束而割斷，昨天與今天是非利害的經緯橫豎糾纏，究明這一切依然需要勇氣，更需要時間，也許只有後人才能完成。因此本書不奢望給讀者任何聰明的結論，只想讓這些實實在在的事實說話，在重新回顧「文革」經歷者心靈的畫面時，引起更深的思索。沒有一層深於一層的不淺嘗輒止的思索，就無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沒有答案的歷史是永無平靜的。

　　※※※

　　儘管我力圖以一百個人各不相同的經歷，盡可能反映這一歷經十年、全社會大劫難異常複雜的全貌，實際上難以如願；若要對這數億人經驗過的生活做出宏觀的概括，任何個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觸到的人中間，進行心靈體驗上所具獨特性的選擇。至於經歷本身的獨特，無需我去尋找。在無比強大的社會破壞力面前，各種命運的奇蹟都會呈現，再大膽的想像也會相形見絀。但我不想收集各種苦難的奇觀，只想尋求受難者心靈的真實。我有意記錄普通人的經歷，因為只有底層小百姓的真實才是生活本質的真實。只有愛惜每一根無名小草，每一棵碧綠的生命，才能緊緊擁抱住整個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氣質，它驚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對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憂慮，以及它對大地永無猜疑、近似於愚者的赤誠。

　　我相信「文革」的受難者們都能從本書感受到這種東西以使內心獲得寧靜；那些「文革」的製造者們將從中受到人類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終生的不安。我永遠感謝為這本書向我傾訴衷腸而再一次感受心靈苦痛的陌生朋友們。是他們和我一同完成這項神聖的工作：紀念過去和永示未來。

◇【終結「文革」】

　　今年，我們面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三十週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二十週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沉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鬆。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在這兩個紀念日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裡，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劃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語，耳朵裡卻響著我採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八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歷，直到今日，大約有四千人通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洩的快樂，卻能感受到引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記錄『文革』」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文革」已是一個歷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歷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歷史和活著的歷史。死去的歷史徒具殘骸而不能復生，活著的歷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歷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歷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文革」已然終結了。

　　本書附錄了二十名非「文革」經歷者－－即一九七六年以後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語。它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悲劇總是在無知中反覆，但不會在覺醒者中間重演。這也是我堅持要把這本書完成的深刻的緣故。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要留出數頁篇幅，以尋求一位懺悔者的自白。儘管我說過「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我還說過「純潔的人生從懺悔開始，醜惡的人生自負疚結束」；儘管我也傾聽過一些良心難安的懺悔內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種不折不扣勇敢的懺悔者，還沒有碰到。何日何時，一個被良心驅動的人來叩響我的門板？我想，只有這種時候到來，我才深信不疑良知與文明已經全然返回－－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社會。

　　當然，我不是責怪無辜的人民。歌德在談起他的德國民族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想起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做為個人來說，個個可愛，做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麼可憐。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恰恰相反，做為個人來說，人人都有弱點和缺陷，但做為整個中華民族卻是那麼可愛！

　　而「文革」，不僅調動了人性的弱點，如人的自私、貪慾、怯弱、妒嫉、虛榮，連人的優點，如忠誠、善良、純樸、勇敢，也化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兩極都被利用，才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然而，這樣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發揮起來，會煥發多麼宏大的創造力？這樣的希望不是已經從今天的現實中看到了嗎？因此，在終結「文革」的日子裡，我們不是喚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歷史的辮子去和一個政治的屍體較量，而是勇敢地面對自己，清醒地面對過去，去從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沒有雲翳的屬於明天的太陽來。

　　一句話，終結「文革」的方式，唯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

　　　　寫於《五．一六通知》發表三十週年的深夜

拾紙救夫

　　◎一九七三年　三十五歲　男　S省E市駐軍「支左」人員

　　◎一九七三年　三十一歲　男　S省Y縣某公社小學語文教師

　　⊙一百零八將回梁山來了－－為了一個沒有出處的革命故事坐了八年牢－－拾遍天下紙也要救出丈夫－－大火燒死這女人和孩子－－從樑上掉下來奇蹟才出現－－謝覺哉寫的《瀏陽遇險》－－有板有眼地給我叩一個頭

　　※※※

　　那時，我是駐紮×省×部隊坦克師二團的一個搞宣傳的幹部。一九七三年接到上級命令去到魯西南地區一個縣「支左」。這期間社會上的「文革」已經相對平穩，呼殺喊打聲稀稀落落，清隊的狂潮也過去了。我們的任務大多是解決前五年動亂時期遺留的各種問題。

　　這個縣地處當年水泊梁山的舊址，縣招待所傳說是宋江的烏龍院，還有一個殘破的塔，也是那時遺物。我們「支左」人員總共一百零八員，和梁山好漢一百零八將正好巧合。我們笑了，說一百零八將回梁山來了。誰不想看看《水滸傳》裡的水泊梁山？出發時的心情相當愉快。

　　可沒想到，這八百年前草莽英豪奔突出沒之地，至今依然十分荒僻。地處黃河邊，一片鹽鹼地。頭年大水氾濫留下的淤泥，春天又旱得滿地大碎泥片子，柳樹芽子沒躥出葉兒就乾死在枝上了。真荒涼呀！地貌也不對，完全不是《水滸傳》裡所描寫的崇山峻嶺，不過一個個小山包兒。可這裡的人還是那股子勁兒，大襟在前頭一挽，腰帶一紮，懷裡揣著狗肉和酒，隨便坐在哪兒就吃狗肉，豪飲，性子也很極蠻。有一家子打架，兒子拿銑一下削掉他老爹半個腦袋……我就處理過這事。「文革」初期兩派武鬥便往死處幹了。我們住在縣城裡，為了工作便利，我作為軍代表進了縣革委領導班子，臨時當一名常委。沒過幾天，大批含冤告狀的就找上門來。有的冤案叫你想都想不出來，過去不是有本《今古奇觀》嗎？我看有的事完全可以續進去。

　　一天，我在宿舍裡，一個挺瘦的人，戴一副圓眼鏡，進門趴在地上就給我叩頭。我問他幹什麼？他說：「你要想給俺解決問題，俺就說；你要也想應付俺，就明說在先，俺扭頭就走，這個頭就算白給你叩了。」

　　好一個有性格的人！我說：「每一件事我都會認真對待，怎麼能應付你。」

　　他說：「我這事難辦。」

　　我說：「我不怕難辦，只要你說真話。」

　　他拿一雙灰眼珠緊盯著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給我講了一樁曠古罕聞的奇冤。我聽罷就知真冤。我必須先講過這件事才能說為什麼真冤……

　　這人姓李，在離縣城三四十里路、緊挨著潘金蓮老家的一個公社小學，當語文教師。此人善講故事。無論聽來的還是從書上看來的故事，全能記住，裝滿一肚子。張口就來，很少重樣兒。他屬於那種在課堂上隨意發揮的老師，課講得活，趣味橫生，學生們都喜歡聽他的課。聽他講課時生怕聽到下課鈴。你知道，小孩子們上學都是最愛聽到下課鈴的。你想想這人的故事多有魅力！

　　一九六五年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們爭著要表達對毛主席的忠誠，便回過頭來，翻箱倒櫃，查找有哪些對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時各單位抓右派，都是從上邊下比例數的，按人員比例定右派。從那以後，一搞運動，不揪出人算沒成績，漸漸發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績愈大，於是學校裡就一轟而起找起來，上上下下一同回憶。這位李老師性情急躁，得罪過一些同事。有位教師提出，一次他聽李老師講過，毛主席當年在瀏陽被白軍追得趴在水溝裡藏身，這是赤裸裸誣蔑毛主席。偉大領袖怎麼會被敵人追得趴在田間水溝裡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偉大形象！馬上翻遍學生們的書本，查看聽課記錄，終於在一個學生的語文課本裡找到當時聽這故事時記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溝，擺脫敵人尾追的機警故事」。證據確鑿，這就以「特大現行反革命案」上報縣委。馬上縣公安局來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說：「我講這個故事是為了說明毛主席膽略過人，機警智謀，我是真心歌頌毛主席呀！再說這故事又不是我瞎編的，是從書上看來的。」公安局叫他說出是哪本書，他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沒有根據，就是他編的，這是抵賴和頑抗！很快，很簡單，判他八年刑，打入監獄。

　　他老婆是個鄉下女人，跟他結婚一年多，有六個月的身孕，帶著大肚子探監時，他跟這鄉下女人說：「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離了，俺也決不怨你。可是得實話對你說，俺決沒坑害你，那故事確確實實是俺從書本上看來呀……」這女人轉身就跑到縣裡喊冤叫屈。縣領導說：「你去找，只要你找到這根據，我們就放人！」

　　鄉下女人心實，把這話揣在肚子裡，就四處找開了。這時，「文革」已經開始了，縣城的小書店裡除去毛主席著作，別的書全沒有；圖書館也封閉了。她找到圖書館員，求他。圖書館員哪有膽量去揭封條，散佈封資修呀。他是縣城看書最多的人，可他也沒讀過這麼一個故事。這女人就到處去找書，找不到書就拾印字的紙，從紙上找。她不識字，拾到紙便請親友或小學生給她念，聽聽有沒有那故事。有時拾一塊當時印的「文革」小報，也拿去請人看。她一個生活在窮鄉僻壤的婦女，沒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書，文字裡究竟都是些什麼。當人念到什麼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難懂的話，她一動不動站在一邊傻聽，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現。有人看煩了，草草掃一眼，就說：「沒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勸她：「你靠揀紙，哪能揀到那故事，你又不認字，天底下那麼多帶字的紙，你哪能都拾來？」可誰也說不動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個破籃子在街上拾。只要發現一塊帶字的紙，就如獲至寶。別人手裡有張帶字的紙，求不到手，也要請人念給她紙上寫著的是什麼，人家要是不肯，她就跪下來求人念給她。甚至連在茅房發現一張有字的紙也揀出來，涮乾淨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著。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間破滅，但她從不灰心。她堅信那故事不是她爺們兒編的，堅信早晚一天能找到這個故事。這麼久了，自然有點瘋瘋癲癲。

　　孩子小時，她背著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領著孩子拾。拾到的紙，不是，就賣掉餬口。那時，水泊梁山方圓百里的人都見過這麼一個帶著孩子拾廢紙的半瘋的女人，都見過她那雙總是東張西望卻空茫茫的眼睛，都見過她始終提著的那裝滿爛紙的破草籃，但未必都知道她決非拾紙度日，而是為了一個輝煌的願望－－救夫。

　　一年到頭，春夏秋冬，雨雪風寒，從沒有停過一天。

　　心誠未必能感動蒼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紙，可是在她爺們兒刑滿前半年的一天夜裡，灶膛裡的火，引著了她堆滿屋角的廢紙，著了大火。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燒死了。

　　李老師在獄裡聽到消息，自己也不想活了，幾次自殺都沒成。那種縣城的監獄一無所有，一是因為窮，二是怕犯人拿什麼東西自殺。連吃飯用的碗，使完跟著就要走，怕犯人摔碎後使碗片割脖子。有一次，他去上廁所，看見茅房地上有根麻繩，就拴在房樑上，再兩手抓住房梁把身體拉上去，套住脖子，一鬆手想吊死。可是麻繩糟了，「啪」地斷了，一個馬趴摔在地上，摔得他眼冒金星，但當他定住神再瞧，出現了奇蹟，有張油印的紙片就在眼前地上，上邊正印著要他命的那個故事，簡直不可思議！真比小說編的還巧，還絕，這才叫「天無絕人之路」呢。你不信嗎？這是真事呀！這紙片破爛不堪，故事斷斷續續，是：「……追他的人大喊起來：『跑了，跑了！』……毛澤東同志急忙走下嶺，躺在一個水溝裡……。」雖然不全，但是可以拿他證明那故事並非是他編造的了。他拿著這紙片衝出茅房，又喊又叫：「找著文了！我的冤平了！」興奮地一蹦一蹦，躥得老高。看守以為他瘋了，把他鎖進牢房，他捧著那紙片大笑，然後又大哭，肯定想起他白白拾了七八年紙卻沒等到這一天的那個可憐的鄉下女人，還有那糊里糊塗被燒死的兒子。

　　他寫了一份申訴，連同這紙片遞上去，心想就等著平反雪冤，出獄了。可沒過幾天，縣裡說這紙片是油印品，仍然沒來源和出處，不能作為依據，把他的申訴駁回了。但這次他非但沒絕望，反而更有信心。有這紙片，遲早會找到這故事。有一陣子，他在監獄裡忽然害怕是自己真的記錯了，怕這故事並不是看來的，而是誰瞎謅講給他的，那就永遠無招無對。現在這個可怕的疑心病不再折磨他了。心裡有了光。

　　他來找我這天，是他刑滿八年剛被放出來不久，案並沒翻。小學校因為他是服過刑的反革命，拒絕他回校工作，沒有工資，自然也沒有路費去大地方找那本書，那故事。他無家無業，孑然一身。窮得穿一件單褂，經不住春寒，直打哆嗦。

　　聽完他的經歷，我說：「你回去吧，這事我可以給你解決。」

　　他見我這樣乾脆的回答，不信。彷彿有打發他之嫌，可是他萬萬沒料到，他碰巧了－－這故事我讀過，我知道在哪本書上。我熱乎乎覺得自己完全有力量，把壓在他背上八年而至今猶在的巨石推掉。

　　第二天，我到縣革委調他的案卷看了。他所說的完全真實，便在縣革委會上把事情擺出來。有人說：「這人就是怎麼治也治不服他。」

　　我說：「法律不治人的性格。這故事絕對有，判刑，冤了，一定要平反！」

　　我是軍代表，有權威性，他們不好反駁我，可他們默不作聲，不表態。我挺有氣，當即要一輛車回部隊，把這本書拿來，放在縣革委會桌上給他們看……

　　一本紫紅色封皮的革命回憶錄，「文革」前解放軍文藝社出版，書名叫作《秋收起義和我軍初創時期》。打開書，其中一篇就是這故事《瀏陽遇險》，作者是謝覺哉。寫的是毛主席在一次赴江西根據地途中，路經瀏陽，為了擺脫白軍追趕，機警地藏身水溝而安然脫險的一段往事。

　　當時縣革委的頭頭們看著這書都怔住，沒話。只有一個自言自語說：「怎麼謝老會寫這篇東西？」

　　一個山村教師，就因為講了這篇歌頌毛主席的故事，被當作反對毛主席而坐牢八年，家破人亡，這難道不是一樁千古罕聞的奇冤？我緊盯住這案子不放鬆，很快給他平反了結。那天，李老師跑到我家來，趴在地上，又給我叩個頭，這個頭叩得卻是有板有眼呵，如謝救命恩人。我當時倍感惶惑，我不過正巧也看過這故事罷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這個大不幸者叩的這個頭呢？我沉默良久，不知講什麼，只說：

　　「是呵，是呵……。」

　　隨後，他請求我把這本致使他妻死子喪、坐牢八年的書送給他。我知道這本書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雙顫抖的手中。事後我聽說，他把這本書燒了，將紙灰灑在妻子的墳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鄉下女人的亡魂從此獲得安寧吧！

　　李老師的冤案一翻，找我告狀，求我平反的人，天天堵滿我的門口。後來我復員回到老家安徽，省委調我到岳西地區去搞落實政策，真沒想到那個小小縣城裡，冤案也是堆積如山。含冤抱屈的人都是連夜排隊找我，從我來到我走，也沒間斷。而且再沒一個和李老師那案子一樣容易辦。各種稀奇古怪的冤案很難插進手，插進去就把你的手纏住。我才知道，憑我個人力量，無力解決這時代創造的無比巨大的悲劇。我每天只睡幾小時的覺，凡可能解決的就決不放過；難以解決的，我回去時一一向省委組織部門作了匯報。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經歷不管多悲慘，也不能和小百姓們相比。大人物的冤枉總容易解決，小百姓們如果沒碰對了人，碰巧了機會，也許很難得到命運的晴天，就像梁山的李老師正好碰上我讀過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樣。我想，至今天下還有多少人含冤未平，無論是活著還是已經死去的？

　　※※※

　　人民的經歷，才是時代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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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瀏陽遇險》】　謝覺哉

　　一九二七年準備秋收起義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以中央特派員資格並受湖南省委的委託，到銅鼓去領導駐軍起義。一塊去的共有三個人，走到瀏陽時，被團防軍逮捕了。

　　團防軍押著他們走，毛澤東同志在路上故意裝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後面。他掏出一把錢來，對團防軍說：「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錢，他就走。沒有走出幾丈遠，那些人喊起來，其中有一個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給了追的人一點錢，並且說：「沒有了，朋友，再見吧！」等他走上前面的嶺上的時候，追他的那個人才大喊起來：「跑了，跑了！」跟著大隊就從他後面追來；毛澤東同志急忙走下嶺，躺在一個水溝裡。他聽見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見他向這裡跑，怎麼不見了？」到處搜尋，只是沒有找到他躺的那個地方。

　　人聲聽不見了，他爬起來，塗了些泥在腿上，裝作農民的樣子，走上一個高嶺，這已經是江西地界了。看見有個打柴的，他對打柴的喊：「喂，下面打仗！」「什麼事打仗呀？」兩個人於是走到一起，交談起來。談到農民協會，打柴的說：「農民協會好，只是不該打菩薩！」他回答說：「不錯，我就是農民協會的委員長，我在農民協會是反對打菩薩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請救我一救吧！」打柴的很驚訝：「怎麼救法？」他說：「這是兩塊錢，一塊請你買一雙草鞋，一塊請你買一點飯，並且請你帶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說：「可以，你就在這裡等著！」

　　天快黑時，打柴的來了，拿來了草鞋和飯。並且從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澤東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澤東同志問他姓名，打柴的始終不肯說出；他哪裡夢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偉大的人民領袖呢！

　　麻煩還並沒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個市鎮，那地方情況也有些緊張了。毛澤東同志沒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個汗衫，他便把短褂脫下來紮成包袱模樣，橫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門口時，就問：「老闆，歇得客嗎？」老闆眼睛一睜：「歇不得！」連碰了幾個釘子。走到街尾最後一家店時，他索性不問了，走進去坐下，大聲喊：「老闆！打水來洗腳！」老闆無可親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準備起義的駐軍裡，於是轟動世界的湘、贛、閩、粵的工農革命運動，就從此開始了。

　　（原載《秋收起義和我軍初創時期》）

崇拜的代價

　　◎一九六七年　女　二十一歲　B市某大學畢業生

　　◎一九六七年　男　二十五歲　B市作家協會幹部

　　⊙托李敏送給毛主席的生日禮物－－在兩種崇拜之間痛苦的抉擇－－一連十天參加他的批鬥會－－結婚之夜抱頭痛哭－－他是從五樓窗戶跳下去的－－竟然是革命樣板戲救我一命－－逃離魔掌－－崇拜的毀滅和毀滅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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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部分：崇拜的痛苦】

　　【一】

　　我並不怎麼欽佩作家，作家們都自我感覺很深刻，但常常會寫出很膚淺的話。比如，有位作家寫道：崇拜是一種最無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沒崇拜過誰。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給人家。如果人家拿過去隨手一扔，或在人家手裡丟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個空殼，整個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遠像個空紙盒那樣被遺落在世上，無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頂冒險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愛看書，寧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經驗，不信作家們那些假深沉，哎，我這話有沒有冒犯你？什麼，我說得對？你是說真話嗎？反正我顧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話講給你。

　　【二】

　　我曾經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

　　不單是我，你去問問我們一代人二十歲時候他崇拜誰？擔保會板上釘釘子地告訴你－－毛澤東！舉個小例子說明那種崇拜有多麼純：

　　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和我大學同班。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生日。二十三日晚我們同宿舍九個女同學商量，托李敏送件什麼禮物給毛主席。有的說織條大圍巾吧，上邊繡「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有的說一起用彩色絲線繡束花吧，每人繡一朵，大家嘰嘰喳碴，興奮得眼睛直冒光，直議論到十二點多，還是找不到一樣禮物能把我們心中一腔火全捧出來。崇拜是很難表達充分的。

　　李敏說：「我們照張像，再寫封信送給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讓毛主席看見我們每一個人，他才會知道我們是怎麼回事呢！

　　第二天下課我們一個個溜出學校到照相館集合。為了不聲張，不把事鬧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館不給照快相，但聽說我們這張相片是送給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務一樣，第二天就洗出來。大家叫我起草給毛主席寫信。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寫的一封信，幾句話寫了整整一夜，滿地都是寫壞的紙團兒。直到把信交給李敏拿去後，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話全想起來。

　　一周後李敏回來告訴我們，毛主席看見照片很高興，還指指我說，這姑娘年齡不大嘛！據李敏說，當時郭沫若去拜壽，毛主席就把這照片壓在辦公桌玻璃板下邊。無比幸福的感覺呵！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會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懸掛的毛主席像時，就覺得他那溫和慈祥的目光像陽光一樣照著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問就知道，我大學時學習成績為什麼一直名列前茅。

　　【三】

　　這期間我還崇拜過另一個人是：他。

　　那是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我們都是派到國棉三廠去搞廠史的學生。去寫資本家的發家史和工人的血淚史，加強大腦裡階級鬥爭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一個學校，我在北師大二年級學化學，他在北大，正經八百學中文的，又是畢業班。他個頭不高，穿著樸素整潔，給我的印象是穩當可靠，頭腦清楚，清瘦斯文，在我這個理工科學生眼裡頗有點文人學士的味道。他是我們這廠史寫作組的組長，言語不多卻很能體貼人。晚上大家寫東西肚子剛有點餓，他不聲不響把早準備好的吃的東西擺在面前；週末才覺得有點閒，他笑瞇瞇掏出一疊電影票一人一張。他像個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時模樣很小，人又單純，為他把我當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寫完廠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舍放下肩時，眼神有點特別，忽然說：

　　「我還能看見你嗎？」

　　我挺奇怪，傻乎乎說：

　　「怎麼不能見呀，隨便來嘛。」

　　我傻吧！這就是當時的我。

　　可儘管我那時把從書本上看到的愛情，當做迷人卻陌生、遙遠、與自己無關的事，不知為什麼，這個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進我的心裡。

　　從他談話中，我知道他很窮。他家在蘇北南通，當年陳毅新四軍的老根據地，叔叔們都是老地下黨，父親被日寇殺害，母親守寡把他和幾個兄弟姐妹拉扯大，他行老三。從上中學到念大學都靠著國家助學金，一個月十九元六角－－他的家史叫我欽敬不已。這家史不但使他特別受重用，一直擔任北大留學生的指導員，還使他天經地義構成一個革命青年純正的抱負和形象。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寫的「畢業生志願書」給我看，都是激奮人心的誓言呵！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沒有人煙的邊疆和草原，去開拓，幹一番事業，獻出一生，真叫我感動呀。我心裡默默地說，你無論去哪兒我都一準跟著你。

　　真沒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沒離開我一步。當他告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還是大西北。他笑了，說：「除去北京哪兒還有王府井？」原來他的單位是王府井的中國作家協會。同學們都羨慕他，後來才知道像作家協會這樣重要的意識形態部門，只能派他這樣政治可靠、業務優良的學生去。

　　為了不叫我倆的關係影響自己的學業，我給自己定了規矩，每半個月只見一次面，地點都是在北海。每逢約會，幾乎整整一天都在聽他說話。他知道的東西那麼多，我感覺每次見面自己的知識都在增長，幻想著今後的生活多麼充實。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聲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為自己的幸運而癡醉。

　　【四】

　　我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績相當不錯，心裡挺有把握。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鬧起來，學生們都瘋了，喊著「砸爛研究生制度」把老輔仁學校美國教會的大銅盆端到當院，將我們的研究生考卷扔進去燒。我爬在宿舍樓三樓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時農民燒地契，心想完了。這突如其來使我發懵。跟著愈鬧愈凶，開始把校黨委的人一個個揪出來鬥。

　　作家協會那邊鬥得更凶了。名作家們全成了黑線人物。一般幹部也都扯上些問題，只有他政治上乾淨，革命群眾組織還選他當頭頭，但他也許由於家庭和經歷的原故，比較沉穩，依舊那樣的斯文氣。他再三對我說：「要相信黨，靠攏組織，注意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看準大方向，千萬別跟著起哄。」不管學校裡各種口號怎麼有誘惑力，自己思想怎麼混亂，只要一見他，立時靜了，清晰了。我想，憑著我們的純正和對黨的忠誠，再大風浪也決不會翻船。

　　大串聯時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訴家裡，父母都挺高興。母親給他買了毛衣、棉毛褲、襪子，還有家鄉特產四川桔子，整整裝滿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車擠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學校洗了洗，就提著小箱子滿心高興去找他。他要是見到我父母的這些禮物，臉上會怎樣笑，我都會想到。

　　【五】

　　在作家協會宿舍樓前，我碰到他北大一個同學。平時見面他總是非常熱情，必開玩笑，這次卻異乎尋常的冷淡，只說聲：「你來了！」就走了。一種出事的感覺就給我了。後來我想，多虧先有這種感覺作為過渡，否則下一幕我絕對接受不了。我敲門。

　　他一開門，人變了一副樣子！那樣子－－奇怪？可怕？悲慘？瘋狂？我描述不準，但強烈地刺激我，至今難忘。他頭髮蓬亂，滿臉橫紋，見到我眼淚嘩地下來了！然後遞給我一張油印的小字報。我只看到：「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反革命分子×××！」這是他呀！別的字怎麼也看不清了，頭發昏，身子全軟了，皮箱「光」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會兒他講了情況：

　　他大學時讀毛主席著作和詩詞，順手在書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評注，大多是從文學上考慮的，有的注「好，好極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錯了」。寫時沒多想，過後便忘了。他同宿舍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語錄時發現了，在作家協會公佈出來。這在當時是件了不得的事，頓時全沸騰起來……

　　我聽罷，腦子完全亂了。我只想說：「你怎麼幹出這種事來！」我直瞪著他，恨他！連這句話也沒說，忽然提起箱子很堅決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來送我，用自行車幫我馱著箱子，從東城走到西城，一路無話。連接我倆的那座無比堅固可靠的橋，一下子從中間斷開，兩岸中間是洶湧的激流。我在岸這邊背過身去，他呢？

　　他送我到學校門口，對我說：

　　「我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計沒什麼希望了。我雖然喜歡你，但我沒資格再愛你。咱們算了吧，也不再聯繫了。你將來不管分配到哪兒去，把地址留給我南通的大哥，行嗎……」

　　他在我面前從來沒這樣狼狽過，老實說，這幾句話我也沒聽進去，自己回到宿舍，箱子一撇，一連三天沒下床，腦子裡全在劇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麼在毛主席著作裡寫這些混帳話！這和他平時對我講的－－黨如何培養他呀，對毛主席感情如何真摯呀，要一輩子忠貞不渝幹好革命文藝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是不是叫他騙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我把他兩年來對我講的話翻騰一遍，仔細回憶，琢磨其中是否有對我潛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內容，但怎麼也想不出來。我真是痛苦極了，難道被他騙得這樣的實在和徹底？不，我要去他單位親自參加他的批判會，聽聽別人對他怎麼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協會。

　　【六】

　　當時在我面前擺著兩種崇拜：

　　一是對毛主席的，一是對他的。

　　對毛主席是對理想偶像、至高無上的崇拜；對他是對一個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但是，對他的崇拜是基於對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對毛主席無邊無際的崇拜之中。這大關係我心裡非常清楚。

　　具體說，對毛主席的崇拜是無條件的，對他的祟拜是有條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對毛主席，我只有毅然決然和他分開。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決斷走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從心裡扯出一個血肉相連的人哪有那麼容易？可我又怎麼解釋他做的這件不可饒恕的事呢？

　　【七】

　　作家協會的五層大樓顯得高不可攀，外牆上懸掛著要打倒他的巨幅標語。我馬上置身一種氣勢逼人的異樣的氣氛裡。我登上五樓會議室參加他的批鬥會。一連十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協會的一些人認識我，他們都不理我，卻佩服我尋求真理時表現出的執著與虔誠。我靜靜地坐在會場後排一角，認真聽著每一個批判者的發言，還把樓道中所有關於他的大字報全都仔細看過。我發現除去他告訴我的這件事，再沒有別的內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綱上線、氣勢洶洶的言辭卻不令我信服。在那場合中，我感覺只有我是最神聖的。

　　批鬥後他被掛起來，天天在作協打掃衛生。我沒去找過他。因為我還不能判斷他，儘管這件事發生在他大學時代，而且只此一樁，但我仍舊拿不準他的本質。深深的苦惱、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衝突和思想鬥爭，使我一時一刻無法安靜下來。這問題誰也無法幫我解決，誰也不會為我解決，於是我決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兒，是不是也和他對我說的一樣。

　　【八】

　　正巧「一月風暴」發生了，學生們都湧向上海串聯。我隨同學們到上海，藉故在上海的姑媽有病留下來，同學們一走，我便買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經給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聯用的「北師大井崗山紅衛兵」的介紹信，說我要瞭解一個人。沒想到他家在當地那麼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幹部馬上說他家是個革命家庭，父親因主張抗日被日寇殺害，兩個叔叔都是新四軍時期資深的地下黨員等等。所講的和他告訴我的好比一塊版印刷的那樣完全相同，我的心便發生了變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學教書，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個純樸老實的人，人比他還瘦，臉形、眼神和有些動作很相像。我不知該說我是誰，大嫂卻馬上認出我，因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對我分外親熱。鄉間人的感情實實在在，沒法兒擋，只有熱乎乎被感動地接受。轉天一早，大哥帶我去見他母親。去往他出生長大的那塊故土。從公社到他老家還有四十多里地，他大哥騎車馱著我，在水田中間的羊腸小道橫橫豎豎地穿行，大哥的車術真是高極了，穿呀穿呀終於看到他家。

　　他母親大概提前聽到信兒了，遠遠站在幾間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親頭上梳一個小抓髻，穿著一件陰丹士林藍布褂子，肥褲子下露著腳脖子，一雙小腳，瘦高瘦高，直立著，臉頰的皺紋一條條像雕刻上去的。我應該叫她什麼呢？未及細想，情不自禁叫她一聲：「媽媽！」

　　老太太兩隻瘦長的手伸上來，直抖呀，把我從頭一直摸到腳。心疼我呵！她五個孩子中只有他一個出息了，還到北京那麼個大城市上大學，工作－－但她哪裡知道兒子成了反革命？我當然不敢講，只說他忙，托我回來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從別的地方叫來，殺一隻雞。村裡有點消息就像陣風霎時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枴杖全來看我這個「沒過門的媳婦自己找上門來」。這裡方圓百里，大概還沒有過北京來的女大學生呢。大家圍著我看呀，笑呀，問話呀，這時我已經覺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當晚，他母親幾乎摟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講了他小時候所有的事，在母親嘴裡，孩子任何一個細節都裹著濃厚的情感－－不知不覺，他這樣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轉天告別時，他母親送給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著這袋子回上海，沒停，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當我把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麼聰明，什麼都猜著了。他哭了，覺得對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親。他從來沒有這樣讓人可憐。

　　這樣，我不但決定和他恢復關係，而且堅定地往前邁一大步，我們結婚了。

　　這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倆抱頭痛哭……。

　　【九】

　　婚後，學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鬥不能去報到，閒在家中。他的問題看來得等「運動後期解決」了。「文革」像迷了路，愈來愈沒有盡頭，那一陣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學院學部看大字報，正是楊成武「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口號出來，到處都是這內容的大標語。那天不知為什麼總感覺特別緊張，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見他回來，忽然門「哐噹」打開，作協造反團的兩個人押他進來，其中一個對我說：「我們還要查查他的書。」這就抄家，把書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對我說：「這段時間他不回來了，明天早上開他的批鬥會。」說完就把他帶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沒追，一種大難臨頭的味道這次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還真的覺得他這一走，完了。小屋變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協會。

　　我登上五樓，坐在會議室參加他的批鬥會。由於楊成武的講話很極端，批鬥的氣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樣一心為了確認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來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見我便感到不孤單，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鬥會上，轟轟烈烈的叫喊聲一點兒也聽不進耳朵，心裡亂成一團。批鬥結束後，我被作協造反團叫到另一間屋談話，他們還把我同班同學們叫來，要給我做工作。我下定決心一句話不說。

　　就在這時，忽聽外邊走廊人聲嘈雜，腳步很亂，好像突然發生什麼事。我腦子下意識響起一個聲音：「壞了！跳樓！」不由自主猛地從沙發跳起來要奪門而出。馬上幾個人堵在門口不叫我出去。誰也沒告我什麼事，我像斷然什麼都知道了，木頭一樣戳著不動。大約二十分鐘後，會議室那邊批鬥會又開始，卻變成一種聲討會了。陣陣加劇的呼口號聲竟然變得忽高忽低，忽遠忽近，一會兒如雷炸腦，一會兒隱隱約約很遙遠，這時我已經沒感覺了，麻木了，腦子完全停頓，不會哭，不會笑，什麼也不會。

　　只見進來一幫人圍著我說話，誰也不直說，作協那些人多鬼，誰都怕把我刺激瘋了擔責任，繞著彎子做開導工作。我毫無反應，只見許多雙眼直對著我，許多嘴巴在動。恐怕這是人將死時的一種感覺吧。

　　當天他們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愛人家裡。這女人和老作家劃清界線，家裡只有她和一個女兒，作家協會還加派一個女幹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實我不會出事，因為我像傻子一樣已經什麼都不懂了。不會思維，不知道時間，連他死沒死的概念也沒有，恍惚只覺得自己是個動一動都很困難的肉體。

　　後來才知道他是從五樓窗戶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許多骨頭都斷了，很慘。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優待，受不了這種歧視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殺這條路了。作協打電報叫他哥哥來處理後事，他哥哥卻不想見他屍體，怕受不了。喪事處理完，已經半個月過去，他哥哥來看我。

　　那天的感覺異常奇特。我正渾渾沌沌之中，一見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種刺激，半個月的恍惚一掃而光，一切細節都清清楚楚地一齊湧來，我異常的清醒，非凡的明白，死而復生，感覺很振奮那樣，卻一下子撲上去抱著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確實沒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頭，眼睛顯得大大的，眼淚嘩嘩流，眼神和他一樣。忽然我感覺他留給我的種種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疊，這一瞬間，我沒瘋了就算福氣；當然，我要是真瘋了就不見得再經受以後那些罪了……。

　　我已經一無所有了，把家拆了，傢俱物品、鍋盆碗筷，所有東西全廉價賣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殺，沒有喪葬費，大哥靠工分吃飯，也沒有返回去的路費。我分給大哥一半錢，揮淚而別。我當時急渴渴只想擺脫，擺脫北京，擺脫他死的地方，擺脫這一切，擺脫得愈乾淨利索愈快愈好。這就背起行李卷兒，孑然一身，去往一無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報】

　　【十】

　　生活給我的第一個教訓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達大同的燕北專署報到後，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山陰縣第一中學教書，立刻對管分配的一位處長說：「我發生了一些事，不能當老師。」跟著就把這些事一五一十地說了。這也是我多年受黨教育的結果－－有事不能瞞騙組織，只有對組織說清自己才感到輕鬆坦然。我上午說過，下午就覺得空氣凝固了。來到燕北報到的各地大學生都像看稀奇動物一樣看我。有的扭過臉嘁嘁嚓嚓議論，我感到一種威脅壓來，低頭回到招待所，同屋一個三十多歲挺爽快的當地女人問我：「你愛人死了？」我驚奇地問她怎麼知道的，她說中午時專署那位處長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學生都召集起來，說我是個危險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動。他把我向組織匯報的話全兜出來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著屋頂，飯也不吃，心想我這輩子全完了，我才二十一歲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處長談談，一出招待所大門，一個小姑娘就朝我尖聲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婦！小寡婦！」

　　這就促使我對燕北專署不辭而別。我腦袋一熱買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見到姐姐那張標準的黨員面孔就懊悔不該來。我只說山西武鬥沒處報到，便來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頭漫無目的地亂走一氣，直到把身上錢花光，茫茫站在西安來來往往的人群裡，心想哪裡是我的去處？四川父母那裡，不行，父親是石油工程師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給他們。我耳邊忽然響起他大哥離開北京時說過的一句話：

　　「你要是實在受不住時就來吧，有我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賣掉身上唯一值錢的手錶，換了七十元，買張去南通的車票。在火車站我給姐姐寫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裝在信封寄給她。

　　過後姐姐寫信說，她看見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機會沒有給她……

　　【十一】

　　我到達大哥家時，他母親正住在那裡，聽說我來了，從屋裡跑出來，長長瘦瘦的老太太，飄著滿頭白髮，一雙小腳邁著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絆倒，摔了一身土。我撲過去抱住她，娘倆互相緊抓著對方後背失聲痛哭。我們共同失去一個人，但此刻好像失去雙倍的親人呵。

　　大哥說：「你要願意在這兒，咱就苦在一塊兒吧！」

　　這樣，我便隨母親住到鄉下。

　　一住進曾經生他養他那幾間茅草屋，就有種小鳥回巢、遊子歸家的安定感覺。我想，工資、工作、大學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這裡了。我天天跟隨鄉親們幹活，鋤草耙地收麥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親在一起時，常常有種他並沒死的錯覺，覺得我就是他，這錯覺給我很大的安慰。鄉親們都很親近。他們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從不問我。我便像在狂風惡浪出生入死地掙扎過後，躺在沙灘曬太陽一樣，出奇的寧靜，無限的寬解。有時癡望著蘇北煙雲雨樹，水田中淡談的倒影，大片大片濃得化不開的鮮黃的油菜花，我會幻想出他童年騎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這期間，燕北專署發現我失蹤，到處打聽我，電話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後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來最後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農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公安六條》下來，我算反革命家屬，屬於管制對象，情況變得緊急。一天夜裡，大哥從公社騎車風風火火跑來說，村幹部告訴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屬，明天早上要鬥她，你快轉移她吧！」

　　母親發火了，她的臉頰直抖說：「他們要把她怎麼樣？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這時候，他兩個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裡的情況不妙。再說農村鬥人很野，動不動亂棒齊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處長，怕那些眼神。整個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經沒有出路了，便想到死。乾脆就找他去吧！最無妨礙的去處，只有死亡。但我決不能死在他家，決心下定，我就說我先回上海暫避一時，母親才答應。

　　當夜大哥騎車馱我走，為了怕人瞧見，在漆黑的田野裡繞來繞去，天亮才到達南通碼頭。分手時大哥發現我什麼東西都沒帶，他哪裡知道我永訣人間的決心。人本來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什麼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上了船。

　　【十二】

　　一個人只有要死的時候，才更有求生的慾望。當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別暗，大霧濃得幾乎船都鑽不出去，看不見遠處的海水，只有偶爾看到對方開來的模模糊糊、鳴著船笛的大船影，還有海鷗突然一閃就消失在濕漉漉的海霧裡……

　　愈是沒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條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懼怕自殺的怯弱。在一陣陣死的念頭愈來愈強烈地襲來時，我突然聽到船上擴音喇叭播放的樣板戲《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詞：「我、不、死！我－－要－－活！」一個個字吐字特別尖利，特別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自毛女遭受到那麼大屈辱，在深山叢林中吃野果子也還要活，我為什麼非要死？陡然我渾身都響著這三個字：

　　「我－－要－－活！」

　　雖然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求生」兩個字本身那麼大的鼓舞。我衝動，我激昂，我混亂，也茫然，糊里糊塗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擠來擠去擠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間。

　　我這個「文革」的受難者，反而被樣板戲－－這個「文革」文藝怪胎救了，多荒誕！

　　崇拜嗎？這時對於我已經是個很模糊的東西了。

　　【十三】

　　到達大同專署後，作為懲罰，他們把我分配到燕北最窮最苦的一個地方－－O縣當教師。

　　O縣非常封閉。愈封閉，消息傳播愈快。我一到那裡，我的事在縣城幾乎家喻戶曉。走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爛衫的人指指點點議論我。縣軍管會政工組對我說：「我們已經研究過你的問題，你去丁家窯公社教中學。記著，你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許亂說亂動，有事外出必須向我們請假。」我對這種話已不再感到壓力，麻木地點頭稱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窯供銷社－輛拉東西的大車去學校報到。這種大車每兩天由丁家窯來一次，送來山民們挖的草根和農產品，再帶一些可憐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車上，跳上去。車子一出縣城，哎呀，真是美極了的一天。

　　這地區處在山西和內蒙交界，全是平緩又單調的丘陵。沒有路，只有大車軲轆軋過草地兩條淺色的印子。趕車的老漢和我言語不大相通，很少說話，七八十里的路程中幾乎看不見一個人，有時覺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靜，又舒服，脫離人世其實並不寂寞；前頭是三匹馬和老漢的背影，左右是對我絕無傷害的大自然，長長的草葉刷著大車嚓嚓響得很好聽。在車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覺唱起歌來，唱完一個再唱一個，把我所有會的歌全唱過來，無憂無慮唱了一路……我盡量什麼也不想，享受這一切。真恨不得這條路沒完沒了，一直走下去，幾萬里，幾十年。

　　下午五六點鐘到達一個山坳裡。趕車老漢說到了，我大吃一驚。黑濛濛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兩排空磚房，周圍沒有村莊。沒等我問，趕車老漢說：「這是學校了。」就把我交給一個又聾又啞的老頭。這老頭給我拉風箱蒸幾個土豆，一碗鹽水，便是伙食，然後領我到一間陰冷的小房裡叫我住下。這裡沒有校長老師，也沒有一個學生，哪裡叫學校？我驚愕又惶然，好像進了迷宮。當晚在空山空屋裡，我害怕極了，白天脫離人世的快感全沒了，我十分需要一個女人，我跑去拍那老頭的門，說我要找個女人說話，無論我怎麼叫喊，用手比劃，但他又聾又啞，只搖手，不懂。

　　都說地獄十八層，我現在哪一層，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層了？我整夜心裡在叫－－生活呵，你到底還有什麼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嘗受行嗎？

　　【十四】

　　我住的這裡是公社革委會所在地，佔前一排房，只有革委會主任、副主任、一位秘書、一個抓藥和送信的通訊員、一個獸醫，再一個就是那聾啞伙夫，大都是老頭。後一排房是學校，公社準備辦個中學，從各村小學招收學生，但當時鬧「文革」，孩子們都無心上學，所以房子全空著。革委會主任說：「你自己到各村去動員吧，動員來一個就教一個，沒有學生來你就沒事兒。」他見我很為難，便說，「你去胡柴溝找一位聯區校長，他姓王，他說咋辦就咋辦吧。」

　　我心想找到這位王校長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溝，一見這位王校長，心裡的感覺馬上改變。他個子很矮，下巴滿是鬍茬，兩眼凶凶瞪著我，好像對我這個北京來的大學生有種透入骨子裡的仇恨，先給我一個下馬威說：

　　「你的情況我早聽說了。你主要任務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捎帶辦一所中學，自己去動員學生。」

　　除此他二話沒有，似乎看我一事無成才好。這麼大的公社我怎麼去動員學生？幸虧公社秘書熱心，撕塊紙，拿筆劃個草圖，我就按這圖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個流浪乞丐，挨個村子串，上門動員。沒等我動員來一個學生，縣裡忽來緊急通知，全縣六百多教師立刻都集中到縣裡辦學習班，搞清理階級隊伍。災難又要迎頭重來。

　　【十五】

　　清隊運動來勢兇猛，我大概很難逃過這一關，索性去找縣武裝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統的運動。我從頭到尾把我的事說一遍。這次不同於在燕北專署那次天真地向組織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處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無所畏懼，索性好歹全兜給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點。出乎意料地是他眼裡流露出這世上難得的同情。我便問他：「我這些事在學習班裡該不該談？」

　　他說：「這不是你個人問題，可以談，也可以不談，但談不談都和我們縣沒直接關係。」

　　我明白，他不能不這樣說，實際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說。有這個大人物的態度，我心裡輕鬆多了。但到了學習班如進了絞肉機，我不說那王校長總拿話敲打我，尤其整別人時，打得很凶，故意做給我看，嚇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認真的苦頭了，咬緊牙關一聲不吭。

　　這種窮鄉僻壤鬥起人來比大城市野蠻得多。有時把縣長、縣委書記們弄來批鬥，用鐵絲拴上幾十斤的大糞桶掛在脖子上，一邊鬥還一邊往桶裡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傢伙，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半個月後在王校長操縱下，矛頭明顯轉向我，氣氛緊張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裡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長突然對我喊一嗓子：「站起來！」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來。

　　王校長說：「你敢站得這麼高！好大膽，比牆上的毛主席像還高！」

　　我從炕上跳下來，頂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來的！」

　　王校長一腳把我踢到門口。不知為什麼，我馬上想躥出門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護人。王校長一把抓住我說，「你想跑？」這就要大開殺戒了。

　　我不知打哪兒來的勇氣，說：「咱們的最高領導不是武裝部政委嗎？好，你去問他，他叫我說，我就說！」沒想到這一來，他怔住了。他們不摸底，其實我更不摸底，誰知政委會不會保我。我只和他見過一面，他不過流露過一點同情，說幾句模稜兩可的話。那時代同情是種多麼軟弱和不可靠的東西呵。我的命運全押在政委手裡了。

　　他們到縣武裝部去問。我更沒想到政委對他們說：「她的材料沒來，能搞出什麼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後來學習班裡一些沒問題的大學生們被派下去勞動，政委也叫我去，這便使我意外地從一個滾滾而來的巨輪下逃脫出來。我當時對這位好心政委抱著無限感恩之情，把他當做天下第一好人，哪裡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窯公社後，天天奔走於荒山野嶺中各個村子間，去動員學生來上學。一個小小女子在曠野獨行，既怕人又怕見不到人，見到人怕是壞人，見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塗從山西一直走到內蒙，被內蒙那邊人當做特務困了一天。冬天大雪蓋地，野獸出來尋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見狼或豹子的腳印。我就不停地大聲唱歌為自己壯膽，有時唱著唱著哭了，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這麼幹……可是，也許被我的誠心和辛苦所感動，居然動員到二十八個孩子來上學。他們都住校，立時把我生活的孤單冷落全驅趕走了。我既是校長，又是教師，上課搖鈴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點鐘我召喚他們起床。大山中間的早晨空氣清洌，第一件事是帶著他們站在空場上，高舉小紅書，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毛主席請示。這感覺也挺神聖的。崇拜？我說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種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裝滿，否則你怎麼活？這段時間我還算快活，眼瞧著這些窮孩子學習成績突飛猛進我高興，有時批作業，備課，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黃鼠狼下來了「嚓嚓」撕窗紙，嚇得我打哆嗦。孩子們教給我說，只要聽到窗紙響，吹滅油燈，黃鼠狼便會走開。我和孩子們處得感情融洽，他們見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裡挖甜草根時，就拾些野鳥蛋塞進我口袋裡。一次我伸手掏手絹，手指碰到一個黏糊糊、肉乎乎的東西，我驚得大喊大叫。原來一個鳥蛋在我口袋裡孵化了，小肉鳥破殼而出，孩子們全咧開嘴笑了……他們給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悅呵。

　　五月端午節，二十八個學生每人從家裡端來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黃糕送給我吃。這時又搞起「急整頓」運動，王校長帶領各村小學教師來我這裡開會，看見這些黃糕，王校長當面點我說：「現在沒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籠絡學生，搞成他的接班人，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形勢下的反革命活動！」

　　我沒別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裡去教小學，王校長馬上同意，並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貧下中農革委會警惕我的一舉一動。

　　我再沒勁兒了。我發現，一個人，打起精神也是活著，心灰意懶也是活著；一次我從一面小鏡子裡看見自己滿面灰塵，馬上洗過，再看，依舊灰濛濛，無光，眼睛竟然也沒光澤。可是我這時才二十四歲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從天降，縣裡下調令，調我到縣中學教化學。但到了縣中學不久。武裝部政治科一位幹部對我說，調我來縣中學是政委的決定，然後吞吞吐吐半天才說，政委有個內弟在大同煤礦當工人，一條腿有殘，光棍兒，希望我能嫁給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隊時受到這位政委特殊保護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運中的一切幸運，都是以雙倍的犧牲為代價的。剛剛為自己逃脫開王校長的控制而慶幸，轉眼卻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絕難逃脫。清隊時那次不過把我從籠子裡放出來，這邊卻早下一道網了。幸虧縣中學校長是山西大學六五屆學生，為人正直，經歷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義牽線把我介紹給另一個縣的小學教師－－也是由外地分配來的大學生，經過許許多多曲折，我嫁給這位大學生並因此調出O縣，去往K縣，雖然徹底得罪了那個政委，卻從此也了結了我這長達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難。

　　【十八】

　　我這男人老實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對於前夫的那種感情卻很難再現。那不僅是初戀的純情，更是一種崇拜才有的聖潔，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個人只能有一次這樣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難復生。特別是「文革」結束後，我前夫被落實政策開追悼會的消息傳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親便死去。我對人生才算真正的大徹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誰了，因為我經過崇拜的毀滅和毀滅的崇拜。我能在這兩種毀滅中活下來，是我平生最大的幸運，當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種心靈屠殺。

我們，陷阱中的千軍萬馬

　　◎一九七○年　十七歲　男　H省農場某團某連知青

　　⊙第二天醒來一看全傻了－－「小鐮刀精神萬歲！」－－把大蒜和鞋油攪合一起叫她吃－－胡志明小道－－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懷疑產生了－－當時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我們是國家的功臣！

　　※※※

　　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們在M市火車站興沖沖登上列車，奔赴遙遠的北大荒。車站上一片連哭帶叫，知青從車窗裡伸出手，死死抓著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親人的手臂，直到車輪啟動也不撒手，維持秩序的人手執小木棍，使勁打才把他們的手打開，真像生離死別一樣！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個樣子，我特別興奮，起勁地敲鑼打鼓，拚命喊口號。那時我剛十七歲，渾身帶著在紅衛兵運動中激發出的熱情，腦袋裡只有「在廣闊的天地裡大有作為」這幾個字，其他什麼具體的東西也沒有，只是一團火熱的、膨脹的、閃閃發光的感覺。再加上人在少年時那種離家出走闖一闖的傻乎乎的願望。一路上興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車走了兩天兩夜，沒到站嗓子就沒有聲音了。

　　※※※

　　列車在深夜到達農場車站。一開門，漆黑一片，嘩嘩下雨，極冷。我們是從炎熱的M市來的，身上還穿著襯衫呢！趕緊從行李包抻出軍大衣穿上。下了車，在站台昏暗的燈光裡，只見大家一片綠，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卻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們是給大卡車運往農場的。農場似乎很大，好像沒有邊兒。它們按照軍隊的方式，一個連隊一個地方。我們的卡車每到一個連隊，便下來一些人。我在第X連下車，一同來到這個連隊的知青大約有六十人。我們被領到一個很冷很黑的大房子裡睡下。由於天黑，什麼也沒有看見，只覺得滿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著，連夢也沒做。第二天醒來一看，傻了！我們全傻了！

　　哪裡是房子？原來是個極大的老式帳篷，縫縫補補，撒氣漏風，帳篷裡邊也滿是爛泥，長長的野草居然從床底下長起來。這就是我們長久的住處了。吃飯要天天踩著爛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這才明白為什麼臨來時學校再三叫我們準備高筒靴。一看這情況，幾個年歲小的學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麼可能回去呢？這大帳篷有兩個，每個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當天夜裡，大家躺下，誰也不說話，漸漸就有了哭聲。先是女知青哭，後來男知青也哭，最後兩個帳篷的哭聲連成一片。在這荒涼的野地裡，哭聲和風聲水聲一樣，誰理你？那時我們才十六、七歲呀。

　　我們大多被分配在「農業連隊」幹農活。這兒的農活可不好幹。沒有排水系統，到了收割時，趕上大雨，地裡成了汪洋，機器下不去，割麥子就得用「小鐮刀」解決問題。幹活也是突擊式的，天亮時露水一乾，馬上下去割，因為麥子沾露水不好割；這樣一來要幹到天黑露水下來時才收工。一天幹下來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時就更難了，那是在九月份，地裡全是水，夜裡結上冰，一腳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氈襪、皮靴、絨褲全得穿上。但幹起活來，太陽一曬，上邊反而熱得穿單褂。上熱下涼，那難受勁兒就甭提了。後來許多知青關節炎、腎炎、風濕病都是這麼得的。可那時沒人退縮。輿論強有力，懶漢是可恥的！我們的口號是「小鐮刀萬歲！」「磨斷骨頭連著筋！」有時完全可以用機器也偏不去用，因為用「小鐮刀」才可以「顆粒歸倉」，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們更不容易。農場的老職工大多是轉業兵和從山東、四川來的重勞力，根本不懂得照顧女孩子們。女知青們來了例假，不好意思說，照樣把雙腿插在刺骨的冰水裡，默默地忍著幹活。現在想起來都心疼她們。

　　至於生活的艱苦，你根本無法想像。

　　舉個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資格享受一次「病號飯」。這「病號飯」不過是用豆油、蔥花和大鹽粒子熗鍋，再倒進去開水煮一碗湯麵。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號飯」了，兩個知青為了爭這碗麵，一個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麵裡，他想用這辦法獨吞這碗麵，另一個知青馬上也啐一口，說：「我不嫌你，咱們就一人一半吧！」這一碗破麵湯，不過是讓肚子舒服一點吧。

　　那兒人的飯食一向很粗。一個饅頭半斤重，一個包子三兩重，一兩個月吃一次豬肉；吃豬肉那天呵－－我那時沒有照相機，真應該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張張心花怒放的臉兒！那臉兒才叫漂亮好看呢！沒肉吃怎麼辦？貓肉、兔肉、鳥肉、老鼠肉……有一次我們的拖拉機壓死一條蛇，大伙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段段的。我在地上找到一個破罐頭盒，裡邊放點水，點著樹枝，把蛇肉一塊塊煮了，那滋味真是鮮美極了。回去講給夥伴們，人人聽了都嚥口水。

　　這兒的自然環境還不錯。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開闊，絕對沒有污染。如果你做旅遊者看一看，當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這樣生活八年，恐怕……別說不好聽的話……恐怕你早跑回來了吧！

　　就說天氣吧！冬天最冷的時候，耳朵和鼻子凍得「邦硬」。有時老職工搞個惡作劇，拿起洋鎬對知青說：「這鎬刃上怎麼有點甜呢，你舔舔！」如果這知青傻冒，一舔，舌頭就黏上了。再一拉，舌頭準掉一塊。這時必須趕快到屋裡去，叫別人哈氣，幫助「哈」開。逢到「刮煙泡」－－那種雪後的大風，常常在風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擾得周天寒徹，漫空迷霧，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結果大半是把人凍僵凍死。

　　我說艱苦，你別以為我們就會喊爹喊媽，叫苦連天。一次我們從山裡幹活回來，車壞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就嚼樹葉，我忽然看見地上車轍溝裡積著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揮手轟走水面上的一層小飛蟲，去喝雨水。我這個創造發明得到大家一致稱讚，大家便都這樣喝個痛快。嗓子得到滋潤，便又唱歌又呼口號又念語錄，一鼓作氣回到農場情緒依然十分高漲。

　　※※※

　　可以說從「文革」初期到這時，我還沒有絲毫的反省意識。

　　「文革」初，我們批鬥一個老教師。她原先是個老校長，反右時被劃為右派，在學校做清潔工。在逼她交待問題時，有些頑皮的同學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說受不了，便叫她攪合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葉子塞進她嘴裡。那時我們決不會認為是在迫害人，相反覺得我們很英雄，很正義，立場堅定。這便是當時學生們的自我感覺。

　　在我來支邊之前，還參加過動員別人插隊支邊。記得我們到一個不肯放子女走的「釘子戶」家中做工作。所用的辦法是「熬鷹」，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動員，軟說硬說，不讓他們睡覺，直到把他們熬垮，點頭同意了，馬上給他們辦理戶口遷移手續，這法子真有點缺德！記得這家該走的是個女孩子，母女倆住一間平房。我們七八個人都擠在他們家，連水缸邊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這母女倆就是不說話，我實在熬不住，不知不覺睡著了，天濛濛亮時醒來一看，嗨！被動員的和動員的全睡著了，東倒西歪，一片鼾聲，大伙全垮了。當然，最終她們還是被我們征服。但我哪裡會多想一想，毛主席的號召既然這麼偉大，為什麼又要用這強制的手段呢？

　　有時，沒有思想也就沒有痛苦。

　　所以我一直是快樂的，意氣風發。

　　那時我們的業餘生活主要是批判會，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幹了一天活兒後，晚上就被連部集中起來，搞大批判。對於我們來說，寫大字報是練書法，寫批判稿是作文章，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們也寫詩，當然都是按要求寫的了，絕對沒有個人的詩句。儘管這種文化生活充滿政治，但也可以人盡其才，一樣幹得有聲有勢。我們是絕對不准看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書籍的。偶然有人從別的連隊偷偷借來一本小說，大家都搶著看，但千萬不能叫連隊領導知道。記得有一本外國小說《俊友》，莫泊桑寫的吧，傳到我手裡是吃晚飯的時候，我瞪著眼一直看到夜裡兩點，兩點半另一個知青就起來接著看。書的利用率可是極高的。

　　要說到看電影，那簡直是我們的節日！一部電影從師部借來，就一個個團部傳著放映。多是到一個集中的地方，各連隊的知青都來了，好像一個大聚會。老朋友見見面，也可以認識些新朋友。記得一次聽說要放映香港片子《雜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廣場上，從天擦黑直等到夜裡三點。片子一送到，廣場歡聲雷動，那聲音撼山動地，不知是表達一種滿足還是一種飢渴。還有一次看朝鮮電影，電影裡下大雪，廣場上也下大雪，但沒有一個人離開。電影裡人進了屋子，我們卻在大雪裡站著。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極了。

　　我們有大塊大塊空白的時間，又寂寞又孤獨，愛情便出現了。連長像個封建時代的管家，常常晚上到橋頭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時還躲在解放牌卡車的車樓子裡，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但我們有一條由帳篷後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們戀愛的幽徑。知青們都愛稱它為「胡志明小道」。這小道彎彎曲曲穿過一片開花的草地，還有許多小白樺樹遮遮掩掩，又美又靜又神秘，許多知青把伴隨著心靈顫慄的足跡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這個細節，這很重要－－從連隊的大院子裡遠望，有一棵楓樹。它長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圍沒有任何別的樹，只它一棵，也許因為它所處的地勢好，單獨地生存下來。它又矮又大，由於太遠，平時看起來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紅極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時心情孤獨，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種寄託，一種期望。有的人心裡有苦難言，就跑到那樹下待一會兒，靜一會兒，哭一會兒，便會好些。於是人們都說它能消解痛苦，非常靈驗。我嗎？我……今天我特別不愛說我自己。我只想說，近來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間想起這棵樹來。我說不定哪一天我專為這棵樹跑回去一趟呢！什麼？你說我的眼圈有點紅？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們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轉變是忽然出現一個意外事件。一個老職工與一個女知青關係曖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鑽到女知青帳篷裡，被當場抓住。雖說這事在連隊裡炸了鍋，又決不這麼簡單，在給這老職工辦學習班時，一打一逼，他交待出自己的風流艷史，居然還有不少女人！有女職工，也有別的女知青。這時人們就把疑點放在我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長。那時帳篷裡很冷，一個燒「半子」（一截樹幹立著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頂用。我那朋友就住到這老職工家裡，跟他的女兒作伴，不過是圖個暖和。中國人在這方面既有興趣又有想像力，於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個問號：難道他眼前放著一個有眉有眼的大姑娘會不動心？

　　你問我這朋友？她是個很好的姑娘，我與她從小同學，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時受傳統教育很深，男女之間特別封建，表達非常隱晦。一次我被氯氣薰著，她來看我時，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給了我，那可比現在年輕人隨隨便便一個吻強烈得多了。但這事一出，無論對我的打擊還是輿論壓力就太大了－－我還是先不講我自己的事吧！

　　這件事之後，跟著又出了一樁類似的事。連部一看問題不小，加緊一抓，揭發檢舉，知青揭發知青，老職工也相互揭發，居然涉及幾十人！所牽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連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關起來打。說是搞「群眾專政」，實際上是「逼、供、信」。這樣，不管是老實供認，還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們驚訝了，亂倫啦！這不成流氓窩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們是給知青丟臉！那時我們還有一種很強的集體尊嚴與榮譽感，對上山下鄉運動還抱著理想精神呢！

　　有一個女孩子是B市來的。她也是怕冷……你在這裡，根本想像不到那兒的冷是什麼滋味！她藉著去馬號買奶，在馬號裡多待一待，暖和暖和。賣奶的老職工就獻慇勤，給她熱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採取手段，終於把她弄到手，這姑娘懷了孕。人人罵她，誰也不去想，這個姑娘個子高，又苗條，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職工又矮又醜，還是獨眼。這姑娘怎麼會看上那老傢伙？誰也沒有同情她，都認為她無恥，給知青丟臉！她到師部醫院打孩子時，醫院不留她住；從醫院回連隊的路上，長途車不叫她坐。因為醫院護士和汽車上賣票的都是知青，沒有人憐惜這個「輕賤」的女子。一次，這姑娘與另一個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擁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裡邊全露出來了。當然是為了羞辱她。從此這姑娘頹廢了，接二連三，跟了好幾個。最後團長看她長得特別好，佔為己有。好好一個姑娘毀了！

　　從這事，我眼前遮上一層黑霧。

　　這樣的事鬧出來，往後便層出不窮。有一個團的招待所所長、參謀長和團長，把許多女知青調去，說是給她們好工作，不幹農活，有吃有喝，實際上三個人輪流幹。一百多女孩子叫他們玩了。其中有個高幹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幾個傢伙斃了。

　　自從發生這件事，我們才對那些無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們離鄉背井，無依無靠，孤獨難熬，沒有出路而充滿絕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與手中權力欺負與迫害。還有那些為了上大學和想離開這裡的，只好委曲求全，責任又怎麼能放在這些可憐無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於同情心產生，懷疑也隨著產生。

　　這期間，社會的不正之風到處氾濫，也刮到了連隊。我從M城探親回來，送給連長一本年曆，其實我並沒有別的意思，不過在這偏遠的地方很難見到這種年曆。連長為此居然把我調到農場小學當教員。一本年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聖感沒了，嫌惡感來了。我這才開始降溫。我也真夠笨的。

　　我更笨的則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幾乎是最後一個離開連部的。當地人都戲稱我是「珍貴動物」了。

　　從一九七五年，知青可以選調上大學和辦理病退返城。上山下鄉這場運動走向分崩離析。當時流行一首《知青歌》。開始只是偷偷唱，漸漸連長聽到也不管了，歌詞已經記不全了，反正有這麼幾句：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

　　還有那金色的學生時代，

　　只要青春進入了史冊，

　　一切就不再返回；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

　　我們去沉重地修理地球，

　　那是我們的神聖天職，

　　我可憐的命運喲！

　　※※※

　　歌詞挺粗糙，流傳卻很廣。唱起來十分的憂鬱，很適合我們內心低落的情緒，所以大家總在唱。當領導的都很靈，從這歌中聽出一種不吉祥的東西。中央開始組織各地的慰問團來看我們。我還記得哈爾濱慰問團帶來了「消炎藥片」，天津慰問團送給每個知青一件絨衣，上海慰問團贈送什麼已經忘了。但我們有意帶他們參觀那些最髒最破、條件最差的住房，還讓他們看看我們的廁所－－這裡的廁所是用木頭和草圍當做牆，沒有上下水，只挖一個坑，大小便多了，凍成一個冰砣子，最上邊是個凍得硬硬的糞尖，上廁所必須帶一根棍子，先把糞尖打斷，否則扎屈股－－

　　他們看了很驚訝。但最多只是說幾句好聽的話勸勸罷了。誰都知道，他們來是為了安撫，而不是安慰。每個人心裡那隻眼睛都睜開並且愈來愈亮了。

　　我和R兩個人在帳篷裡，脫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發現他的胳膊有點彎，他寫信給家裡一問才知道從小摔斷過。他就用這個「理由」辦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裡一站，才著著實實感到一種被遺棄感。而實際上早在一九七○年我們就被遺棄了，只不過我們當時是一群傻子！

　　※※※

　　在農場最後的日子，一般人絕對受不了。

　　我們剛來時晾衣繩上晾滿衣服，現在零零落落，寥寥無幾；過去打飯時要排很長的隊，最後只剩下幾個，好像破衣服上幾個沒掉的扣子。在大帳篷裡，如果不認真看往往就看不見人。

　　從公路通往連隊的道兒，來時只是一條細細的小路。八年裡被我們沉重的腳步踩成一條三米寬的大道，但人們一個個走了，道路又變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經被野草埋了起來。每當我感到孤獨和寂寞之時，就跑到那棵紅楓下坐一坐，但這楓樹已經不靈驗了，無論我怎麼落淚，也難以擺脫心裡的苦悶……

　　有背景，有門路，有辦法的人都走了。最後我還是經人指點，用四支掛麵收買了醫院的化驗員，把化驗單改了，這才返回M城。你看，我這八年不過和四支掛麵一個價錢。是呵，此時已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眼看就是一九七九年了。六十歲的老媽媽見我回來，高興得居然像小孩那樣雙腳離地蹦了起來。但誰問過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們留下了什麼？

　　※※※

　　我們連的知青還算齊齊整整，六十個全都活著。旁邊連隊的一個姑娘，出窯往外挑磚時忽然窯塌了，活活砸死在裡邊。人弄出來早已經燒成煳乾，不敢叫她家裡來人看，趕緊埋在荒地裡了。最慘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團長指揮知青去滅火。森林大火，別看白天都是煙，晚上看像點天燈一樣，全是火，幾百度高溫，人一進去就燒化了。絕對不能哪兒有火撲那兒，只能在外邊打出一條防火通道。但這團長是蠻幹，結果燒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裡著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還猛烈；男的跑得快，燒死的大都是女孩子。可是……誰對這些無辜的白白死在裡邊的孩子們鞠過一個躬呢？

　　如果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終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媽媽的身邊，她們豈不更是自覺悲哀？如果她們陰間有靈，準會發出淒慘又憤怒的呼號！

　　在我即將離開農場那些日子裡。知青們已然怒不可遏。一個團部裡爆發了知青焚燒勞資科長家裡房子的事。因為到處傳說這科長收取知青們的禮物堆成了山。後來，知青返城不再要醫院證明，也無須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個悲劇就出現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當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難結下的果子交給了女友。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於是有人自殺。有一個當地的女孩子在遺書上寫道：「我勸本地青年千萬別愛城裡的知青！」於是又引起當地人對知青的反感。苦難是一種傳染病。誰知「文革」的遺害究竟有多大？

　　※※※

　　你問我對自己知青這段特殊經歷怎麼看。說實話，我很矛盾，一直矛盾著，這輩子甭想解開了。我想，你問任何一個知青，他也會給你同樣的回答。

　　從悲觀的角度看，八年的艱辛苦難還在其次。我們十幾歲就被趕到邊疆，如今四十多歲了。心裡帶著很多陰影，身上帶著許多傷病。許多人身體早早垮了，像腎病、胃病、腰背病、風濕病，終生終世也不可能甩掉了，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們失去學習的機會，很多知青有才華，但知識不夠，沒有學歷，雖然現在還算正當年，卻無法和大學生、研究生們相競爭。是呵，我們是被糟蹋了。

　　從樂觀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鍛煉了我們，我們什麼都經受過了；最冷的天氣、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過了。我們還怕什麼？我們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對困難不犯愁，承受力強，還能應付各種難題。我剛返城時，電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數是知青。當時電力局想在院子裡蓋幾間平房辦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說，我們都是木匠。再一問，全是知青。知青個個是好樣的。他們都在「文革」的「老君爐」裡煉過，豈不神通廣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個知青都已經明白，他們為國家承擔過什麼……

　　實際上，紅衛兵運動之後，也就是一九七○年，國民經濟完全搞垮了。國家已經沒有力量給兩千萬知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亂子，這才想出「在廣闊天地裡大有做為」的冠冕堂皇的口號，把我們放逐四方。於是我們這支曾經為他們衝鋒陷陣、赤膽忠心的千軍萬馬，統統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裡。儘管我們曾經悲哀之極，儘管我們吃了苦頭，但連國家也挑不動的擔子，叫我們十幾歲孩子們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們撐住這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國家大廈的坍塌。你說，難道我們不偉大、不是功臣、不是貨真價實的國家棟樑？儘管這一切一切，都是事後我們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時又想，我們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誰所認可。就像前邊說的，誰去面向那大火燒死的四十個女孩子的地方鞠一個躬呢？

　　我的話說得差不多，現在輪到你說一說了！

　　※※※

　　歷史已經全部記住，就看人們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死臉

　　◎一九六六年　五歲　男　R市M街幼兒園兒童

　　⊙誰也不會想到整個「文革」壓在了我的身上－－把我拉到牆角批鬥－－我有逆反心理－－一種叫我非常頭疼的性格形成了－－我的外號：死臉！－－「文革」不缺乏演員－－我那根神經依然還在

　　※※※

　　我經常陷入一種很深的痛苦中無以自拔，就是為了我這張「死臉」－－一張沒有笑容、死氣沉沉的臉。我無法改變它，因為它是我的性格。每當我對鏡子看著自己這冰冷僵硬的面孔時，心裡就升起一種刻骨仇恨：我仇視「文革」！

　　那天，我要對您說說「文革」經歷，您居然笑著說：「你『文革』時不過十歲吧，你有什麼好談的呢！」老實說，那天我對您有點冒火，要是在前幾年，準會和您大吵一場。當然今天也不會吵，只是想把我憋在心裡二三十年的話對您說說。

　　※※※

　　「文革」開始時我五歲。但我對「文革」還有印象，而且很清晰很強烈。我還記得一個人被一幫人押著在街上走。他胸前掛著一個大白牌子，上邊寫著什麼不知道，那時我不認字。這人頭上扣著個高帽子。押他的那些人「噹、噹」敲著鑼。他被押到自己的家門口吧，門前放著一張桌子，他被逼著站在桌子上，那幫人不停地揮著拳頭喊口號……當時自己做了些什麼早已忘了。至於那時的心裡……是害怕還是好奇，一點也不記得。但是記得家裡人只准我站在門口看。因為我爺爺是資本家正在挨抄，我是被從幼兒園接出來緊跟著轉移到外公家的。外公在舊社會是高級職員，有股份，被當做「資本家的走狗」，時時都會大禍臨頭，家中充滿緊張的氣氛。但我卻感覺不到。我坐在大門口的台階看許多紅旗在迎風飄揚，非常漂亮，後來才知道那是紅衛兵起來造反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被接回爺爺家。家裡的房子都貼上封條，只留一間給我爸爸媽媽住。爺爺被送到爸爸的一位同學家，這個人很講義氣，把爺爺隱藏起來。爺爺在四十年代開過一家麵粉廠和一家焊條廠，很有些錢，招得鄰居的妒嫉。據說抄家時，鄰居們好像控制不住一擁而入，發瘋一樣亂砍亂砸，頃刻間我家好像中了重磅炸彈。

　　那時候大人們都注意著他們自己的事。爸爸雖然是教員，因為出身不好終日提心吊膽，誰也不會想到整個「文革」也壓在我的身上。

　　我家住的那片地方窮人多，有錢而挨抄的人家少，我就成了出名的狗崽子，成了同齡的出身好的孩子們攻擊的對象。走在街上，會不知從哪裡飛來一陣石塊；待在家裡，也會忽然響起一陣兇猛的砸門聲，跟著一陣哄笑。「狗崽子」之類的呼喊整天響在耳邊。他們還在我家的門板和外牆上，用粉筆寫滿「打倒資本家狗崽子×××！」的標語。×××就是我的名字。我那時真覺得自己是整個世界的敵人。我天天躲在家裡，不敢出門。一次父親叫我去買香煙，我坐在那裡不動，直到父親發火才硬著頭皮出去。買了煙回家的路上，被鄰居的孩子們發現，他們把我拉到牆角，批鬥我。兩個人使勁架著我的胳膊，還把我的腦袋往下按，朝我喊著口號，還往我臉上啐唾沫。直到一個過路的大人喊了一嗓子，他們才跑散。我回到家，本來要把一肚子委屈告訴爸爸。一看爸爸因為我遲遲歸來而滿臉責怪的神氣，我便把肚子裡的話憋住了，並暗暗發誓，我再受什麼苦也不會告訴他的。

　　※※※

　　很快我七歲了，上了學，成了學生，但同時又成為班上唯一的「狗崽子」。

　　我不願意上學。我最怕上學和下學那一段路。在路上我隨時隨地會受到屈辱。我又成了同學們的攻擊對象，惡作劇的對象，有時乾脆是一種玩物。每到上課時，我總希望老師在我身邊多站一站，因為老師一走遠，威脅便會出現。身邊或身後的同學會拿鉛筆頭狠狠扎我一下。有一次，鄰座一個同學面對老師，神氣像在聽課，桌子下邊卻用手使勁掐我的腿。我只要向老師告他，他就會說我陷害，說我是「階級報復」。那時的政治用語有著強大的威力。我只能忍著，同時我也忍著眼淚。因為我心裡已經有一種反抗的東西。我懂得，眼淚只是輸的表現。

　　我內心已經灌滿仇恨，恨鄰居的孩子、恨同學、恨他們的家長！我實在克制不了時，就和他們對打。但吃虧的總是我。老師自然要偏向那些出身好的同學。爸爸只要知道我和他們打架，還要再狠打我一頓。爸爸怕我惹禍。但是我有逆反心理！只要他們欺負我，我就和他們死拼，常常打得鼻青臉腫，回到家誰問也不說。當時學生們合唱一支很出名的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您一定知道……我暗中把歌詞改了，唱成「文化大革命就不好！」這在當時是有死罪的，幸虧大家唱的聲音很大，沒人發現。您想我多麼恨「文革」。

　　※※※

　　我躲避社會，逃避一切人，尤其是我的同齡人。我感覺，大人對我沒有太多的敵意，但同齡人都與我為敵。我活得非常緊張。只有夜間自己躺在床上，才感到安全。夜晚的空間屬於我。我常常幻想著自己神通廣大，把那些欺侮我的人統統打倒在地，他們全部跪著向我求饒。但到了白天一走進社會，那種很強很強的恐懼感就來了。我是那樣的孤單，冰冷，無助。只有一個同班學生，他是工人出身，他媽媽對他說：「你就跟×××（我的名字）玩吧，他人聰明，唸書又好，將來準有出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人說我這樣的話。一段時間裡，我一想到這話就渾身感到溫暖。我真想去向這同學的媽媽說點什麼，但我又怕見到她，我早已經不習慣向別人表達感情了。

　　※※※

　　四年級的下半學期，我因為學習成績好，全班考第一，老師暗示我爭取加入紅小兵。我著實地高興了一陣子，那感覺真像要飛上天了。可是突然出了一件事。在學校的操場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是用白粉筆寫在操場的紅磚牆上的。這是個了不得的事件！公安局來人鑒定，認定寫反標的人肯定在我們學生中間。一下子，我感到全班的同學對我的神情全變了，全不理我了，只用眼角看我，背後總在嘀咕我。上課時我舉手提問，老師也不理我。我似乎就是理所當然的寫反標的壞人，因為我是反動階級的狗崽子。

　　可是最後調查出寫反標的是五年級一個男生。他出身是苦大仇深的三代紅家庭。他寫了反標，然後自己再去報告。他說這樣做是想當「英雄」。事情過去了，但我牢牢記住那些眼神，那些微妙的舉動，那些背後嘀嘀咕咕的聲音。

　　我漸漸變得非常敏感，脆弱，多疑。只要同學們說什麼，我就認為是針對我，立即做出強烈的反應來。

　　我哪裡知道一種後來叫我非常頭疼的性格漸漸形成了。

　　※※※

　　我考入中學後，離開了原來的環境，已經沒人知道狗崽子的背景了。照理說，我的心理問題應該消除了，不，恰恰相反！這時，我的性格問題才完完全全暴露了出來。原來我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不合群。不喜歡與人接近，防備心理特別重。同年級一個同學有個小毛病，喜歡動手動腳地與人打逗，他每次從我身邊走過時，我都下意識地抬起胳膊擋一擋。同學們笑我，不明白我為什麼這麼膽小和敏感，對，我就是這樣過敏，總疑惑別人害我。特別是當我與別人說話時只要對方一走神，我就認為他故意不理我，歧視我，或者有意侮辱我。我會突然暴怒。這樣，我與同學們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漸漸發展成真正的對立。我感到，他們在聯合起來，故意拿我找樂，和我作對。儘管我和他們的矛盾已經不存在政治因素了，但這種矛盾常常會觸動我舊日那些傷疼。最後，我和他們的關係發展到幾乎一說話就吵嘴，一吵嘴就動手。同學們暗地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叫「死臉」。他們背著我叫這個外號，怕我聽到。可是當我聽到了這個純屬侮辱性的外號時卻沒有發怒，而是陷入很深的痛苦。我面對鏡子看自己的臉，差點把鏡子砸了。難道我天生就是這樣一張毫無生氣、從無笑容的臉嗎？

　　我試圖改變自己。但是改變性格比什麼都難。尤其令我頭疼的事，是我不知道怎麼去和同齡人交往。我好像與生俱來地害怕他們。

　　※※※

　　我在大學學習計算機專業，畢業後到一家公司負責項目開發工作。一次，一位中學同學來我公司辦事，他驚奇地對我說：「沒想到你這麼健談，記得你當初整天一言不發。」

　　我大約是二十七歲以後，那種敏感多疑的性格心理才漸漸退去。原因很多，比如年齡大了，社會接觸多了，在單位受信任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環境變了，今天的社會已經沒有政治歧視。人們不會感受到政治歧視的絕情與可怕。

　　政治歧視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記得我看過一本雜誌，上邊說「古時候人民是跪著喊萬歲，『文革』時人民是站著喊萬歲」，這話說得既形象又深刻！五四時代反封建，提倡新文化；但「文革」把封建腐朽的文化又折騰出來了。什麼忠君呵、文字獄呵、愚民政策呵、個人迷信呵、血統論呵－－不都是封建社會那套嗎？但封建這東西，單是上邊搞是搞不成的，它需要下邊配合。您不認為中國的土壤是封建主義的？儘管我也相信「文革」很難重演。但就我個人的體驗來說，「文革」不會重演只是因為沒人肯當導演，但中國不缺乏「文革」演員。因為「文革」時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來那麼大的悲劇？

　　※※※

　　一天中午飯後，大家在單位辦公室閒聊，當談到當前社會人們的唯利是圖時，一位同事說道：「現在真不像話，就欠發動一次『文化大革命』，好好整治整治。」我一聽立刻火了，對他大吵大叫，怒不可遏，差點沒有動手。

　　我的同事都很奇怪，因為我平時斯文隨和，很講禮貌。為何變成一頭發狂的牛？

　　由此我才知道，我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經依然存在，只不過埋藏很深。這次又觸到了。但這樣發作一次也好，會使我今後百倍留意，克制自己，使自己真正訣別那個時代。

　　※※※

　　人的本性，其實一半以上是來自後天。

唯一沒有貼封條的嘴巴

　　◎一九六六年　二十八歲　女　L市某中學語文教師

　　⊙中國不出拿破崙－－反右時為一個同學抱打不平－－資產階級還是國旗上的一個星星呢－－用繩子把陰莖紮緊－－「做奴隸，不做奴才」－－最神秘的還是宮闈秘聞－－韭菜麥苗不分－－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

　　※※※

　　【一】

　　我有句話你可別不高興，不高興我也得說，我這個人有話就得說。你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我看過一些篇章，苦兮兮的，我是從那時過來的人，相信這絕對都是真事，可是談「文革」只說現象不成。「文革」已經成了歷史，現在再談「文革」，不能像「訴苦會」上的發言，得刨根問底，追個究竟。過去談這些有點犯忌，現在既然已經是歷史，就「任由人們評說」了。

　　有人說，由於「四人幫」作亂才鬧出「文革」，或是因為毛主席犯了錯誤。我認為這麼說依然是「就事論事」。

　　我認為「文革」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必然。如果不是這個「四人幫」，還有另一個什麼幫；如果不是毛主席發動，還會有個趙主席、錢主席、孫主席來發動「文革」。中國這塊土地上，不出法國大革命，也不出拿破崙，就出「文革」。你從秦始皇焚書坑儒一直看到「文革」迫害知識分子，你從歷史的文字獄一直看到「文革」中的相互揭發「反革命言論」。中國這幾千年，唉，一脈相承，順理成章地搞出個「文革」。

　　如果不搞「文革」反倒怪呢！

　　【二】

　　也別什麼事都怪「文革」。一個巴掌拍不響，「文革」時我挨整倒霉，也是我自己的一個必然。

　　兩個必然合在一起，就是你現在面對的一個小人物的命運。

　　我這必然是－－有話就說，有話就得說，尤其是碰到抱打不平的事。

　　當年反右時候，我在HB大學上學。人家都說我這人嘴巴貼不上封條。同班一個男生，十九歲，三代貧農出身，就是因為給校領導提了幾條意見，好呀，捅馬蜂窩了！說他攻擊黨，打成右派，我當時十八歲。在二百人參加的大會上我一個人站出來為他抱打不平。我說：「他爹是黨支書，三代苦出身，沒有黨就沒有他，他怎麼會反對黨？」我一連十多次為他辯論，駁得那夥人張口結舌，人家都說這丫頭太沖了。於是最後給做的結論是「赤膊上陣為右派分子翻案」，內定「中右」。

　　可是定為「中右」這事我並不知道。「文革」起來時我沒事。我那時在某某中學做語文教師，只是有一些學生給我貼了大字報，這好像下雨時走在街上，誰肩膀上不落幾個雨點？當時社會上抄資本家正凶，我看得氣不平，那個「有話就得說」的毛病又犯了，便對一些老師說：「憑什麼抄人家，憲法保護公民的財產。資產階級在國旗上還是一個星星呢！除非把那顆星星去掉！」

　　這句話不知叫誰告發了。好呵，滔天大罪！誣蔑紅衛兵運動，為資本家鳴不平，攻擊「文化大革命」。一個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關進牛棚！再一查檔案，一九五七年反右時還是個「中右」，原來還是個「隱藏很深的右派分子」，罪加一等。據說檔案上記錄我的反動言論可多了。比如檔案上有一條說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我到處散佈「大煉鋼鐵把住家的大鐵門拆下來，煉成豆腐渣」。這真叫我毛骨悚然，我平時隨隨便便說的話，怎麼全在檔案裡？難道我背後總跟著一個隱身人，專門記錄我的言論？這樣，我就成了一貫反動的大傢伙！

　　靠著謠言誹謗、靠著背後議論、靠著告密的內容來塑造一個人，這是不是中國的一個悲哀？

　　當然，我不應該怪別人，應該怪我的性格，還有我的嘴。我不是說過嗎－－我也是一個必然。等我被關進牛棚，不准再見我三歲的女兒時，我真想用封條把自己的嘴封上！

　　【三】

　　你想聽聽牛棚裡的事嗎？

　　都說我們學校紅衛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實不是凶狠，而是殘忍。什麼叫做殘忍？我在「文革」時才弄明白。殘忍就是想方設法、充滿創意地迫害人。決不只是用力氣打。

　　比方叫你解開腰帶，將幾十條毛毛蟲放進褲子裡，再叫你把腰帶紮上，這滋味你受過嗎？

　　比方用塑料眼藥瓶吸涼水，往耳朵裡灌，直灌滿耳朵眼兒。這刑罰你受過嗎？一位姓K的數學老師至今還鬧中耳炎，就是那時涼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脫下衣服，只留背心褲衩，站在五樓窗台上凍著。弄不好一頭栽下去！你在哪裡聽過有這樣的刑罰？

　　當然，這殘忍的行為中，還帶著學生們惡作劇的成分。可我們一位老師被紅衛兵用鹽酸潑在臉上，燒瞎了一隻眼，就純粹是一種凶殘了。還有一位男老師叫他們用繩子把陰莖紮緊，再逼他喝水，直脹得睪丸奇大，通體透明，差點脹破，才鬆開繩子。你說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會有多麼凶殘？你知道什麼叫「狼奶養大的一代」吧！

　　【四】

　　一九七八年我恢復教學工作時，一位在「文革」中整過人的領導，召開全校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大會」。他站在台上宣佈，不但給我落實了工作，還委以重任，叫我做年級業務組長，以表示他「大膽落實，緊跟中央」。大家見我苦盡甜來，受到重視，都熱情鼓掌。我心裡卻騰地一股氣冒上來！

　　這個人在「文革」時一直是革命寵兒。我在牛棚時常常會有紅衛兵突然闖進來把人一頓死打，每次向他報告，他都不說什麼，可轉天紅衛兵打得更厲害。他是很陰狠的人。

　　我想，當初你把我揪出來後，說「又揪出一個階級敵人！」把這當做成績向上匯報；現在形勢反過來了，你又把我落實政策當做一個資本。無論怎麼樣，你們都是正確的。我死我活，都是你們臉上的金子。我變成屍體，也是你建功立業的基石，還得感謝你們！去你們的吧！

　　我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也沒表情，用眼冷冷地瞅著他。我沒開口罵他就算客氣了。

　　※※※

　　現在我則想，應該起訴他們，叫這些人賠償精神損失！

　　【五】

　　我在「文革」，有一句名言叫做：做奴隸，不做奴才。當然這句名言是對自己而言，是一句座右銘。

　　先說做奴隸。

　　做奴隸是被迫的。我剛被關進牛棚的時候，經常給弄到街上「遊鬥」（用遊行的方式批鬥）。胸前掛個大牌子，用黑筆寫上我的姓名，再用紅筆打個大十叉。左右兩排手持木槍押解我的紅衛兵，一邊走一邊喊打倒我的口號。有時還在旅店門前停住，招呼住店的外地人出來鬥我。剛開始我很怕給熟人看見，怕難看，後來沒有這種擔心了。我就像奴隸時代的奴隸。奴隸的工作是兩種，一種是勞役，一種好比馬戲的猴子，供人玩耍。反抗是無效的，只有聽之任之。

　　但我決不做奴才。

　　有一件事給我很深刻的認識。我們在牛棚裡挨打多是在半夜裡。紅衛兵們突然開門闖入，不准開燈，他們舉著火把。想打誰就用布袋往誰的頭上一罩，再打。或者是在背後打耳光，這樣打可以使我們看不見是誰打的，因而常常打得雙耳發懵，眼冒金星。我就想了，你們這樣打無非是怕我們看見是誰打的。嘿，你們還不如法西斯呢，法西斯是面對面打人的。你們是偷偷摸摸，藏頭藏臉。理直則氣壯，理虧則膽虛，你們口號喊破了天，打起人來原來也有傷天害理之感。從此，我對這些搞運動的人，抱著一種很強很強的看不起的心理！

　　我被迫做奴隸，挨打受罵，勞動改造，我還被下放到農村幹過八年農活呢！但我決不會逢迎、獻媚、討好、告密、出賣別人。我不當奴才。被屈辱不可恥，但奴才是可恥的。

　　【六】

　　我有時很奇怪，為什麼直到今天－－我們喊著叫著現代化，可是包公卻一直沒倒，濟世救世，為民做主，威風十足。人們居然還這麼喜歡包公。有誰想過，包青天愈多，說明法制愈不健全，中國愈沒希望。

　　你是作家，我對你們文藝界真是搞不明白。那些腐朽的、封建的、跟現代化頂牛的東西你們為什麼起勁地宣傳。比如《王寶釧》那齣戲的觀念，絕對不能叫人容忍。薛平貴在外邊娶老婆，酒色財氣一樣不缺，王寶釧卻孤零零守著寒窯，一守就是十八年。薛平貴回來還要考察她這十八年是否貞節烈女，殘酷不殘酷呀！中國人總欣賞這種東西還有希望嗎？

　　我更不明白，你們怎麼對皇上興趣那麼大？看看你們的電視劇吧！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單說清代的皇帝，從康熙、雍正、乾隆到道光、咸豐、光緒、宣統，全成了被美化的光輝形象。甚至皇上愛誰，誰就成了銀屏上頭號的女主角。這不又回到了封建時代了？

　　都說中國的文化神秘，我看最神秘的還是宮闈秘聞。小百姓歷來對皇上們的生活充滿好奇。緣故是，歷代皇上無不把自己放在神壇上，借神權壯權威；事情的另一面便是百姓們把自己放在拜神的位置上。這不正是一種封建的精神奴役嗎？人們為什麼還美滋滋地戴著這精神枷鎖？

　　我們這些老戲真是沒法與莎士比亞相比。我同意一種看法，我們至今沒有進入人文主義階段，還是滑行在「衣食父母」的慣性裡。

　　【七】

　　說到這裡，我已經不想說我自己那些具體的經歷了。我的個人遭遇，我的苦樂悲歡，也許遠不如你寫過的那些人經受的慘烈。我最想說的是那些思想的觸動與精神的感受。

　　即使在農村平凡的勞動中，我常常也會被觸動。

　　比方過去總愛說我們知識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最典型、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一句話是「韭菜麥苗不分」。由此說明了知識分子必須接受工農的改造。我們當時對這句話真是信服得五體投地，深信唸書把自己變成了廢人；可是當我被趕到農村，在地裡一轉，馬上就發現自己更愚蠢，這愚蠢不是因為自己對農業的無知，而是把這樣簡單的一加一等於二的常識居然還當成真理。誰不知道韭菜一畦畦，麥苗一片片？我心想，不是我們應該向農民學習，而農民應該向我們學習；不是我們接受改造，而是要用知識改造農業、改造農民，把大老粗改造成大老細！

　　這幾十年，我們聽得最多的一個詞彙就是革命。我們搞了幾十年革命，也被革了幾十年命，但革命是什麼？革命的目的是什麼？不就是改革生產關係和解放生產力嗎？

　　但是兩千年來，中國歷史上無數農民起義，被我們稱做農民革命，哪一次農民革命改變了生產關係？一次次農民起義，不過是財產和權力的轉移和一次次這種轉移的重複。從姓趙、到姓錢、到姓孫、到姓李，沒有新的關係出現，沒有知識的作用和知識的必然，更沒有任何的社會進步和發展，不過是「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直到辛亥革命和土改才發生了質的變化，而真正帶來生產關係巨大變革的，是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改革才是革命，「文革」是一場暴亂。

　　【八】

　　一九六九年，牛棚允許我「走讀」（晚上可以回家），我已經和我的家庭闊別了將近一年。尤其是我的女兒。我進牛棚時她才三歲，此刻已經四歲。在牛棚裡，任何打罵我都能承受，唯有對女兒的思念使我內心難安……你看，我怎麼又說起自己具體的經歷來了？

　　我被釋放回家。一看，怔了。原來校革委會已經先來人，用大字報把我整個房子全糊了起來。從屋外的牆壁門窗到屋內的床架、櫃門、書桌、鏡子，全貼滿大字報。這是不叫我鬆半口氣。進了屋子，我女兒正站在床上。她沒等我說話，便睜大眼睛，問我：「媽媽，你能改好嗎？」

　　我很少哭，但這次哭了。我哭出聲來，點頭，答應女兒。但不是答應別的任何人。因為，我知道我是一個好人，我只不過說了幾句最普通的抱打不平和在理的話。

　　可是，挺強大的一個國家，難道竟怕我這幾句話？

　　我想起我的一個朋友，他向組織「交心」的材料……無非是心裡一點點不滿意的話，為了對組織表示忠誠而在「交心」時說了出來……「文革」時便成了他的「反動言論」。不要認為這是天下奇聞，這也是中國的傳統，「腹誹」也不行呵。腹誹？意思就是肚子裡的反叛。

　　所以我開頭就說，發生「文革」是一種必然。這好像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地震那時好像很突然，其實它的原因已埋藏在地下，遲早要發生。我看過你寫的一句話：

　　必然是必然的偶然，

　　偶然是偶然的必然。

　　【九】

　　我不相信「文革」還會重演。因為現在人已經不像「文革」時那個樣子。我剛給揪出來時，每次毛主席最新指示下來，不叫我去參加遊行，我心裡還彆扭呢！那些年，我寫的幾十萬字檢查材料，一律是娟秀小字，保證沒有錯別字。那時有多傻！愚弄群眾的另一面，都是因為群眾愚昧。現在的人聰明多了。可是「，文革」一半又是聰明人幹的。

　　你說，應該怎麼做才好？

　　弄懂「文革」是不易的。弄懂之前先要叫人們知道真實的情況。

　　胡適說：歷史是個小姑娘。意思是歷史是打扮出來的；我說：歷史是塊橡皮泥，隨人捏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你能把它變成一面不走樣的鏡子嗎？

　　你可別寫完之後，叫我看了失望。

　　※※※

　　「文革」的發生，一半是因為封住了人們的嘴巴。

我到底有沒有罪？

　　◎一九六八年　三十歲　女　T市兒童醫院醫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紅衛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經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斷父親頸動脈－－被判「抗拒運動殺人罪」無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監獄生活－－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被宣佈為無罪釋放

　　※※※

　　我是親手殺死我爹的。這你是知道了。

　　前兩天我預備跟你談，我抑制不住要談，誰知昨天一夜沒睡著覺，原打算今天不談了。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媽那天那樣，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憶一次等於脫層皮呀。我血壓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這事推了，可一見到你，我又非談不可。就是啊，談出來未必不好。

　　我的傷痕是無法治癒的。二十年了，到今兒也弄不明白我殺死我爹對還是不對？當初判我無期徒刑，粉碎「四人幫」又判我無罪釋放。我到底有沒有罪？家裡人，哥哥嫂子都說能理解我，可畢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準能活到今天啊。當初我是救了他還是害了他？為什麼我一會兒覺得冤枉，一會兒又悔恨自己呢？那時我像是神經錯亂了，真有神經錯亂那種感覺。弄不清楚，反正亂七八糟全亂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號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八月二十八號早晨，二十六號是我家開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時候。忽然砸開門進來一撥中學紅衛兵，說我爹是資本家。其實他根本不是資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樓下一間住不了的租出去。頂多夠上個房產主吧。可那時出租就算剝削，不勞而獲。稀里嘩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趕到過堂上跪著去。我家都是老實人，沒見過這市面，全嚇懵了。我爹是畫畫的，解放前一張畫送到美國展覽過。紅衛兵拿著展覽證書看。好呵，你們跟帝國主義有聯繫，裡通外國，特務什麼的。我們簡直嚇死了。現在想想，紅衛兵，那麼點兒的小孩兒怎麼就把你們嚇成那樣。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們一條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說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嚇死人呀！又不是一砸了事。一會兒來一撥紅衛兵，一會兒又來一撥紅衛兵，一會兒再來一撥，亂抄東西，抄走一撥就貼上一張封條。書呀畫呀全弄出來堆成堆兒燒。樓裡樓外地冒煙。打二十六號到二十八號，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媽三口就給關在屋裡拿皮腰帶抽，頭髮全鉸了，還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鬥。不讓你有一點閒著，來回來去地折騰，人不是人啦。如果有個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鬧抄家，到處敲鑼遊街批鬥啊，緊張死了，緊張到極點了，所以我們才不想活了。

　　剛才說神經錯亂，就是呀，我們當時並沒有想跳樓，可我跟我媽不知怎麼都從樓上跳下來了。事先根本想都沒想，沒路可走，逼到那兒一急，眼前那麼一黑，跳下來了。

　　我大哥二哥住樓下。我爹媽住樓上。我是醫學院畢業的，在兒童醫院當醫生。我是團員，幹活拚命，還被評做先進工作者什麼的。後來隨醫療隊下農村累病了，肝炎。回家養病就和爹媽住在一塊兒。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家裡邊這場禍事。那天紅衛兵進來大棒子一掄，特厲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覺，就變成敵人啦。我們一家人跪在那兒，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八月二十八號，整整三天我和爹媽根本沒吃嘛東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紅衛兵去吃飯的時候，拿鍋給哥哥的孩子們煮點掛麵湯。那天夜裡，我和爹媽在樓上，心想一夜過去，天一亮紅衛兵又要來了。又得挨鬥遊街沒完沒了地折騰，心裡緊張，又怕，真是沒路了，死吧！我們三人商量好一塊死。當時樓裡電線全切斷，大概怕我們觸電尋死，黑糊糊。我們三人坐在樓上過堂地板上，商量怎麼死法。那天下雨，已經後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發現地上有個削蘋果的小刀，跟鑰匙掛在一起，是抄東西時漏掉的。這好像是唯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學醫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斷頸動脈，空氣一鑽進血管就栓塞，馬上就死，這是最快的一條路啦。我爹問我行嗎？我說行，蠻有把握。我媽說，多虧咱閨女學醫，有這法兒。我們就商量好，先切斷他倆的，最後我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沒想到，並沒達到這目的。

　　臨死前，我三人誰也捨不得誰呀，手拉著手，不知坐了多少時候。我打小和爹媽的感情最深。爹媽打算，他倆死，叫我留下來。我說不行啊，把你們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當時那樣子，想也不敢想，一閉眼就像能看見。時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媽搶著叫我下手。任何時候我根本不會殺人，更何況殺自己爹媽。可是那時，那種情況，我會做，也只能這麼做。我爹說，你幹的是好事，你是給咱們解除痛苦。一會他們再來，我們怎麼受啊。那緊張勁兒逼著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著個蠟筆頭，抓著兩塊紙，摸黑寫了兩條遺書。為了家裡人和我哥哥他們，是這麼寫的……

　　我們是人民公敵，為了不讓周圍的人受毒，堅決從社會上除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兩家（這是指我哥和二哥兩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們再牽連上）你們堅決走革命的道路，是我們害了你們。

　　※※※

　　我爹叫我媽先死，我媽叫我爹先死。誰先死誰就先逃命了。謙讓半天。我爹說，聽你們最後一次吧！他先死。

　　我摸著我爹怦怦跳的頸動脈，一刺，就覺血熱乎乎冒出來了。我爹還說，摸摸我還有脈嗎？我說醫學上講用不了一分鐘就結束。我爹說恨不得快點沒脈。我媽說我們死了，你要幹不成自己怎麼辦？她也明白我必需一塊完，不能留。我說您結束了，我馬上也完啦。我媽就像接受治療那樣等著我給她做。當時我們任嘛聲音沒有，也沒有聲張，不知我二哥怎麼忽然闖進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紅衛兵來了。二哥的聲音簡直不像人聲音。他上來一把抱住我，我見做不成了，三口沒法死一塊啦，我快急昏了。猛勁掙開他，上了三樓平台一竄跳下去。根本沒想到我媽怎麼辦，更沒想到跳樓，要是腦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裡轟一響，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過來時，印象是紅衛兵聲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睜眼，已經在醫院裡。就見我爹躺在旁邊，我媽也在旁邊躺著。其實那是幻視，閉上眼不敢看哪。心裡還尋思，壞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麼辦呢。隱隱約約淨是批鬥的聲音。拿腦袋再想，這是女病房，我爹怎麼可能在裡頭。不相信眼裡看的是真的。只好閉眼忍著，耳朵那個亂哪，現在想，這大概就是錯亂吧。我盡量張嘴叫，可不知為嘛沒聲音。

　　後來再醒過來，就有人來問案，說的嘛記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過來時，聽說我媽媽也跳樓了。她是跟在我後邊，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後來法院問案時告訴我過程，說你爸爸當場死啦，你媽媽呢，給我們救啦。我一聽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媽。我都摔成這樣，她那麼大年紀會摔成嘛樣，救活也殘廢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監獄給放回來時，嫂子告訴我，我媽摔下來當時沒死，抬到醫院根本不給治。你知道那時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醫院還組織出身好的病人批鬥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負法律責任才給治的。我媽給弄回家，沒幾天就死了。我爹確是當場就死了。一個禮拜後火化的。

　　我嫂子說當時把我和我媽都抬到醫院，醫院一看沒我媽媽的事，就把我留下來，硬叫家裡人把我媽媽抬走。

　　醫院不能給我這種人治病，很快把我轉到監獄的「新生醫院」。我是兩腿骨折，左邊小腿脛骨骨折，右邊大腿骨橫斷骨折，整個全斷。就這條腿，打這一斷，兩截骨頭叉在一塊兒，馬上變成這麼短，醫院拿二十斤沙袋牽引拉開了。可把我送到監獄時，醫院非要把牽引的東西留下來，又給我的骨頭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樣。不就是二十多斤沙袋子嗎，起碼先給我放著呀，不行，硬是放下來的骨頭又叉回去了。醫院對我真是夠那個的。那醫生啊，現在也不知他在哪兒，但願他不再當醫生了，唉。當時所謂給我治療，因為我要負法律責任。也奇怪，斷骨頭這麼拉來拉去，我一點也不覺得疼，一直也不覺得疼。眼淚也沒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監獄時看錶是十一點。下午兩點監獄醫院人上班，才拿著東西給牽回去，牽引得拿大鋼針穿進再拉，一會兒放，一會兒拉。拿我真不當人了。牽引又牽錯了位，到今兒也這麼長著。兩截骨頭只連著五分之一。關節一挨就疼。這就甭提了，殘了唄。

　　十天後我被逮捕，拷上拷子。這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七號。到了一九六八年軍管，定我為「抗拒運動殺人罪」，殺人是刑事罪，抗拒運動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無期徒刑」。當時我想，死刑倒痛快，這不讓我活受嗎？這是我的《判決書》，你看……

　　查被告×××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解放後未得到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竟膽敢積極出謀劃策，以自殺來抗拒運動，並親自動手將×××殺死，後又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甘願與人民為敵，已構成抗拒運動殺人罪。性質嚴重，情節惡劣，證據確鑿。本院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特判決如下：

　　被告×××抗拒運動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

　　軍管會的一個人對我說，你要是家庭婦女幹出這事還好點。你什麼不懂？你爸爸問題嚴重，你殺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運動，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運動罪」。

　　他們說我殺我爹，是為了救我爹。確實是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們和我說的意思不一樣。我救我爹是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們說我救我爹有罪是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這意思？我繞糊塗了，到今兒也繞不清。

　　我蹲了十二年半監獄。沒自殺，就為了一個，因為我一直以為我媽沒死。我想呀，我媽怎麼活呢？說好三口人一塊死，我爹死了，我關監獄，無期徒刑，一輩子甭想再見面……我的侄子們每次來探監都說，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訴你好好改造，爭取減刑早點回家。看監獄的人有時也問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紀了？他們也早知道我媽早死了，也瞞我。其實我盼著我媽死，活著多痛苦。當時要是給我個信兒說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徹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監獄裡想法就不一樣了。看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會有這麼一個角落，聚著好多人是冤屈的。何況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親手殺死親爹，我真抱著對爹贖罪的心，又想爭取早點出來看我媽一眼，再說特別覺得對兩位哥哥有罪。我和兩個哥哥是同父異母的兄妹。沒人能看出我們不是一個母親，都拿我們當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殺死爹，他們不但不恨我，還常跑來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見時，我的眼淚乾了流不出來，我都傻了，見到他們沒話，不知說哪好了。我覺得特別對不起兩位哥哥。他們說，我們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壞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會不管你。我真要贖罪呀，對兩位哥哥也要贖罪，玩命贖罪！只有拚命幹活改造。

　　起頭是軋縫紉。電縫紉根本不會，打頭學。很快就幹得不錯。領子活是最難軋的，啊，就是臉面上的臉蛋活，技術活，我幹得質量最高，就歸我幹了，還超產。另外牆報、板報，寫寫畫畫，也爭著學爭著幹，在哪兒都伸一把手幫人去弄。生產還得紅旗得語錄什麼的。現在你看我這副眼鏡，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時軋活時看針眼近視的。附帶還給人看病，不光給犯人看，也得給隊長、隊長的孩子，連看監獄的親戚朋友，廠裡的幹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當敵人，就太榮幸了。夜裡睡半截覺，誰誰發燒了，誰誰肚子疼，抽瘋了，叫起來一弄就幾個鐘頭。第二天該怎麼上班還得接著上。沒白天沒黑夜玩命呀。這麼著，看監獄那些人就對我不錯，現在有時還帶著孩子到我們醫院來找我看病。你別笑，當時他給咱一個和氣臉，比什麼都強。誇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這兒跟你提起件事：我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在監獄醫院被捕的。當時我已經結婚，愛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氣一天天涼了，他不少衣服東西在我家裡一起抄了。為了不連累他，我寫信給他，叫他辦理離婚手續，九月底就辦完手續離婚。可沒多久，他姐姐突然跑來送了二十塊錢，還有營養品。我托人告訴他姐姐千萬別送錢送東西來了。我那時什麼也沒有，就留下五塊錢，剩下十五塊請求管我的一位隊長給我娘寄去。那時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嗎。這個隊長是個復員軍人，起初不肯，我哭著求他，後來他答應了，替我寄去。以後這位姐姐又來送了三十塊錢，前後總有五六次，記得總有一百二十塊錢，我每次都按同樣辦法，求這隊長替我寄給我娘。可家裡人一直沒回信給我，我以為家裡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後對我判決了，允許見家裡人了，每次見面光是祝願萬壽無疆身體健康，學語錄，就佔去一半時間，剩下點時間光知道哭，說不了幾句話。家裡人不提我寄錢的事，我也不好問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獄跟家裡人一談，才知道他們根本沒收到我寄的錢，一次也沒有。多年來我一直把那隊長當成恩人，這就不懂了。或許是郵局不給送，那時挨抄戶是不給送報送信的。可是不送也應該退回來呀！

　　別說，監獄裡還真有好人。有個隊長見我瘦成條棍兒。原先我胖著呢，出這事後落到九十來斤。我嫂子來探監時，他偷偷塞了張營養證明。我嫂子再來帶了二斤點心，我急了，心想這二斤點心給媽吃多好，給他們孩子吃多好。外邊生活也難著哪。在獄時，一個月零花錢才一塊五。我沒花過，除非買點手紙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筒要用幾個月。盡勁省，存到五塊十塊，就給家裡捎去。沒有家裡親的熱的我還活個什麼，我對他們有罪呀，在那情況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來，也算是贖罪的一種方式吧。

　　那時候監獄也學習、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監獄的就叫我大會小會地講。批一批確實也好，有時自己也悲觀，輪到一批自己，說自己受黨那麼多年教育，應該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過來了嗎？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著有勁了。爭取表現突出點，早點出來也好報答報答。你別說，玩命幹也管事。一九七二年給我減刑有期十年。打無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寬大了。一算，到了一九八二年就能出來，有盼頭了。到了「四人幫」一完，法院重新審理我的案子，認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殺人，算集體自殺，宣佈為無罪釋放，又提前了兩年半。新的《判決書》這麼寫著：

　　原判定×××的抗拒運動殺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無罪釋放，特此判決。

　　※※※

　　我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那天出獄的。當初進監獄時，我只穿著醫院的褲褂，白布帶藍豎條的。後來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農村醫療隊時的一小箱舊衣服送到監獄。十年一直穿那幾件舊衣服，出來時破衣爛衫。一見面才知道我媽早不在了。真是當頭一棒啊！這麼多年沒垮了，我媽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來，爹沒了，媽沒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三月份回來後，「五一」就回兒童醫院上班。休息了兩個月。因為親戚朋友來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覺，腦子裡儘是事，你說能靜嗎？原先三個人想一塊死，結果活了我一個。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說活下來就算相當不錯了。那麼多大領導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入死在一起的，爬雪山、過草地，照樣不也是家破人亡嗎？比你慘的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樣硬挺腰桿撐著活著嗎？

　　我們單位待我不錯，那時我家房子還給人佔著沒落實，就叫住醫院集體宿舍。我是回民，吃飯難，我侄子天天提著飯盒騎車來給我送飯，每天一趟，過了好多年。我呢，醫院叫我做「科住院」。按醫院規矩，得先做「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沒家，沒別的負擔，搶時間唸書吧！監獄裡不許念業務書，現在加倍唸書，彌補啊！很快拾起來了。我負責八個病房。打一樓到五樓上下跑。早晨七點半上，晚上九點半下，一天十四個小時。一天上夜班，無意覺得兩腳像踩棉花，一量高壓一百八，低壓一百。我說快給我打一針。降血壓硫酸鎂最快，打完半小時再量不但沒下去，反倒變二百了。我挨個兒病房轉，護士們誰也不找我，這是她們互相說好的，怕我再累。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還說嘛呢？再加勁吧！本來「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這時，我交了一個朋友。華東紡織學院畢業的。當初是年輕有為，一個總工程師對他特別器重。反右時這總工程師成了右派，叫他揭發，他沒揭發，反而給總工程師通了信。他說咱不能昧著良心辦事。這一下把他也當右派對待。他以為自己就是右派了。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檔案說，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塗地當了二十多年「右派」！不給升級也不給漲工資，也不好結婚。這叫什麼事？他今年五十多歲了，一直獨身，我們就結婚了。我倆有共同遭遇，說得來，他也挺照顧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兒子過繼給我，現在上北京大學了，學外語。最近我愛人又升做廠長。我有了個什麼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對那段事還是不能不想。我沒法克制自己。雖說不是每天想吧，也不會忘。我總想我爹。我們醫院人說，你連個螞蟻也不敢踩死呀，怎麼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時真把人逼得沒人性啦。誰會拿刀殺死自己的爹呀！換平常連想也不會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媽一筆債，永遠沒法還了。如果當時我沒下手，我爹我媽準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誰？我無論怎麼給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沒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還是救了我爹？當初以為救了我爹，現在總覺得害了我爹。為嘛別的事都想得明白，這事翻來覆去總想不明白。一會兒這樣想，一會兒那樣想。你說一切都是「四人幫」搞的，別人為嘛都捱過來了，我們沒有，還不是我？一想到這兒，我還是有罪，活得又沒勁了。有人說，你好好活著，才是對得起你爹你媽。一想，也對，對吧？

　　我不能再說下去了，你們也別叫我說了，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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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滅絕人性的時代，人性的最高表達方式只有毀滅自己。

鬼剃頭

　　◎一九六六年　三十三歲　女　T市無職業婦女

　　⊙你可千萬別笑－－一大群惡鬼用舌頭舔我的頭－－挺大的郵包是上海戲裝廠寄來的－－「你真好！」－－男人嫉妒男人的成就，女人嫉妒女人的美麗－－燒成一撮黑色的灰－－鑰匙孔形狀的天上圖畫－－他叫我年輕

　　※※※

　　我要說的是我的個人的事。但我並不是請你寫下我的事情，而是記下另一個人。

　　我只有一個要求：在我講這件事的時候，你可千萬別笑。我曾經把這件事講給過幾個人，他們全笑了；但他們一笑，我就打住。人家這麼痛苦的事兒你還笑，叫人家什麼滋味？可是有人居然笑出淚來！把我氣得肺要炸了！你能不笑是吧，好，我講了……

　　【一】

　　一九六四年秋天的一個夜裡，我做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夢，夢見一大群惡鬼用舌頭舔我的腦袋，那些舌頭各種各樣的顏色，有藍的、紅的、綠的、紫的，還有的花裡胡哨，全都閃閃發光，古怪極了。我迷迷糊糊地想，它們怎麼舔我的腦殼，我的頭髮呢？我忽然大叫一聲醒過來。我身邊的丈夫也被驚醒。他打開檯燈，睜大眼看我的神氣就像見了鬼！他手指我的腦袋竟然說不出話來，我抬手一摸，好像摸到一個西瓜，光溜溜，又圓又硬，成了大禿頭，我的頭髮哪裡去了？我們幾乎同時發現，我滿頭的黑髮一根不少，全在枕頭上。我們傻了！忽然想起從小就聽過的一個離奇又嚇人的詞兒－－鬼剃頭！這回叫我輪上了！

　　我抱著腦袋大哭起來。

　　如果你要見過我原先的一頭烏黑漂亮的秀髮，保準會驚奇、羨慕、叫好！我敢說，這世界上沒有幾個人能和我比一比頭髮，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我丈夫都承認，他是從這頭髮才愛上我的。還有，我家周圍的那幾家理髮店，我去理髮他們從來都不要錢，它們求著我去做新髮型的模特兒呢！我不像一些女人，天姿不夠，只能塗脂抹粉，靠化妝品；我就憑這一頭天然漂亮的頭髮，「走遍天下」！可是這一來，我比那些頭髮最糟的女人們還要糟，我的腦袋光禿禿像個雞蛋，怎麼出門見人？這對於一個年輕愛美的女人差不多像宣判了死刑。

　　我丈夫甚至比我還急。他找了無數名醫給我看病。各種各樣的藥片都吃遍了，各種各樣的煎藥味兒也聞遍了。我看過您《神鞭》中寫的「老佛爺的生髮散」對吧！這些祖傳秘方我都使過。但是鬼剃頭的腦袋好比瓷壺一樣極其頑固，硬是根毛不長。我再看我丈夫……天天東跑西顛好比尋仙訪道那樣去找大夫，我就火了，朝他喊道：

　　「幹什麼，我禿了，你就不想要我了？你是愛我的頭髮，還是愛我這人。你要是愛我的頭髮，我就把這堆破頭髮給你，我走！告明白你，我不治了！」

　　這一來，他才和我一樣地絕望了，認頭了，不再努力了。但在一個月後，我收到了一個極大的郵包，是上海戲裝廠寄來的。我挺奇怪，我從來不看戲，和戲裝有什麼關係？一邊打包一邊猜惑不已；我丈夫也不言語，待打開包兒一看，竟是一個女人假髮的髮套。我往頭上一扣，居然正好。頭套兩邊還各有一個不可思議的透明的塑料小鉤，緊緊勾住耳邊。再看頭髮，烏黑、亮澤、柔美、充沛，天呵，這哪裡是假髮，分明是我原先那一頭秀髮呀？我問丈夫：「這是不是你弄來的？」他笑而不答。他從來就這樣。他是無線電廠的工程師，凡事喜歡動手做，因此他看重做的，輕視說的。可是每當我受到他的感動，情不自禁他說一句：「你真好！」他會把這句話的份量看得無比的重。

　　別看輕了假髮，比起真髮它有更強的地方。比方真髮總得去修剪，假就不需要了；再比方，在自己整理頭髮時，腦袋後邊的頭髮看不見又夠不著，很難弄好，假髮卻可以摘下來，放在桌上，從容、仔細又面面俱到地加以修整。尤其是捲髮時，可以做得與前邊的頭髮一樣精緻。

　　每當我修整頭髮時，便把自己倒鎖在屋裡，拉上窗簾，摘下髮套。這時我不敢對鏡子看自己一眼，我真有點像《聊齋》中畫皮的妖怪。可是當我把頭髮整理得十分精美，戴在頭上，誰會知道我是一個「鬼剃頭」？每當這時，我丈夫則用讚美的眼神盯著我看。他從來不在我修整頭髮時推門進屋。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這樣修整頭髮。他知道我怕什麼和我怕說什麼。

　　【二】

　　鬧紅衛兵時，我家必然要遭受衝擊。我丈夫是高級工程師。「文革」首先是鼓動無知的人去衝擊知識分子。我家被抄得很慘。抄家的孩子們每人手握一把斧子，見東西就砸。我家幾乎沒有剩下一件完整的東西。而我最怕的事出現了－－紅衛兵用剪子鉸我的頭髮。一是因為我的頭髮太招眼，二是因為抄家來的一部分是女紅衛兵，她們一見我這漂亮的頭髮就生氣。男人嫉妒男人的成就，女人嫉妒女人的美麗。這是很自然的事。

　　我被十幾隻手按在地上，兩把剪子在我的頭上亂鉸，頭髮紛紛落地。她們的手勁很大，生怕我掙扎。可是我哪敢掙扎？弄不好，我的髮套會掙脫掉，光頭就會露出來。她們鉸完我的頭髮，似乎也解了氣，罵我一頓，便揚長而去。

　　我哭了。我變成這樣，怎麼辦？我丈夫也不安慰我，他悶頭在屋裡清理堆積成山的碎物。我氣得對他說：「你把這些破東西看得比我還重要？」他沒吭聲，繼續幹。直到把大衣櫃前的東西清理乾淨，搬了一個凳子，踩上去。抬手從櫃頂拿下一個舊報紙裹的包兒，打開後把一件黑黑的東西遞給我。我接過一看，原來是一個嶄新的假髮套。不等我問，他說了一句：「我早給你存了一個，就是為了防備萬一。」

　　我那時覺得他真夠偉大了。他單位的同事都說，他總比別人多想一步。好比下棋高手。但他不會下棋，他的腦子都用在會說話的無線電上。

　　可是糟糕的事都是我辦的……

　　當時還沒有脫離危險，我應該趕緊把這新髮套包好藏起來。由於我大喜過望，將頭上殘廢的髮套摘下來一扔，便將新髮套扣在頭頂上。但鏡子全被砸碎，無法看這新髮套的樣子。忽然哐地大門打開，剛剛抄家那伙紅衛兵又闖進來。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們為什麼返回來。後來才知道他們看見我家衣架上掛著一個皮革挎包。那是我丈夫出差時使用的。他們想把皮包拿走，不料一眼看到我。登時，他們全部大叫起來，那神氣和當年「鬼剃頭」時我丈夫看我的表情完全一樣。

　　「你是誰？」他們問我。

　　「我，我就我呀！」我也不知該怎麼說了。

　　「你的頭髮怎麼回事？老實說！你要搗鬼就打死你！」

　　這個紅衛兵說完，就響起一片喊打之聲。

　　我嚇壞了，完全不知道如何應付這場面。我丈夫從屋跑出來，攔在我身體的前面。但他渾身已是簌簌發抖，屈著腿，彷彿要跪下來懇求他們別動手。情急之下，他說了實話。他說我是「鬼剃頭」，頭上戴的是假髮，完全沒有欺騙和捉弄革命小將的意思。為了證實這件事，他回身伸手把我的假髮拿掉。當我那奇異的光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得紅衛兵們爆發出哄堂大笑。一個女紅衛兵說：

　　「資產階級妖精還想臭美，把她的髮套燒了！」

　　他們從我丈夫手裡奪過髮套，找來火柴點著，頃刻燒成了一撮黑色的灰。這樣他們才離去，並帶走那個皮包。

　　這一次我沒哭，我丈夫倒哭了。他很少哭，但他每每一哭都是無法勸止的。他對我說：

　　「原諒我吧！我傷害了你！我是怕他們打死你……！」

　　他很痛苦。

　　快樂是很難記住的，痛苦往往被牢記下來。

　　【三】

　　從此我只能戴那個剪廢的髮套了；它又短又亂，坑坑窪窪，像男人的癩痢頭。在那時代，被剪過頭髮的人千千萬萬。但別人的頭髮剪掉還會重新長出來的，唯有我剪掉之後永難恢復。紅衛兵風潮很快過去了，我卻一直羞於上街。買菜購物的事都是丈夫去辦。直等到天氣涼下來，圍上頭巾，才肯出門。我卻擔心著轉年天熱時怎麼辦。

　　不久紅衛兵分派，互動干戈，沒人再來找我們這號人的麻煩了。一天晚上，丈夫對我說：「你能不能把髮套交給我，我來給你修理一下。」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說不。第二天晚上他又這麼說，我仍舊拒絕了他，心想這破玩意兒還能修理成什麼好樣子。過幾天晚飯後，我睏得不行，倒下便睡。朦朧中覺得有一雙手輕輕地摘我的假髮。我對頭上的髮套向來是極其敏感的。當我意識到是丈夫所為，便假裝睡熟，不睜眼睛。我感覺假髮被他摘去，拿到了外屋，還關上了門。此後便毫無聲息。我下床躡手躡腳走到門邊，從鑰匙孔裡往外看。我看得清清楚楚，原來他正在燈下精心修整我的髮套。桌上還有一包碎髮，竟是當初紅衛兵從這髮套剪下的頭髮，叫他細心收集並收藏起來了，他又比別人多想了一步！此刻他正用一個細長的鑷子夾起一根頭髮，黏在髮套上。好像在修復一件珍貴文物。這個鑰匙孔形狀的畫面使我終生難忘。我看著，掉下淚來。我怕驚動他，趕緊返回床上蒙上頭，任憑自己的淚水流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睡著的，等我醒來時，他默默而微笑地站在我的床前，那熬紅的眼睛表明他一夜沒睡。我忽然感到髮套已經在自己頭上了。他是什麼時候給我戴上的，竟叫我全然不知？我翻身坐起，滿頭黑髮，如同墨色的瀑布從頭頂順著雙肩和脊背光亮地流瀉下來。

　　【四】

　　他早就從我的生活走掉了，走得無影無蹤。他是從技術研究工作被趕到車間勞動改造，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的。但他似乎連這一步也早早想到了。他在書桌抽屜裡給我留下一封沒有署明日期的信，這信如同遺囑；但上邊寫的全是對我的不滿，甚至還有罵我的話。這些話有根有據，都是我與他相處多年的種種過失。他竟然這樣刻骨銘心！因此一度使我極其痛恨他的虛偽。看來，他過去對我的愛只是一種表演，心中對我卻是另一番陰暗的風景，他真是個十足的兩面派！這樣，在他辭世的一段日子裡，我反倒並不艱難地度過來了。但事後一個朋友說：「他這樣做，是不是怕你承受不了他的離去？他正是愛你才故意這樣做的吧？」

　　我一想，對呀，這傢伙！我怎麼直到離開了他，還弄不明白他愛我的方式？

　　別以為我這人天性太粗，不懂得感情。時下，儘管美容院裡什麼樣的仿真的假髮都有了，我卻依然戴著他給我修整的那個。這個假髮有一個特點－－它永遠不會變白。這又是他的心意，叫我總是年輕！

　　※※※

　　苦難驗證愛。

搞原子彈的科學家

　　◎　一九六八年　三十七歲　男　Q省某地核試驗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爾什維克－－一輩子全交給大西北了－－我們是憑著赤膽忠心和一雙手造出的第一顆原子彈－－比原子彈更猛烈的「文革」災難降臨－－工作手冊被竊而引起的厄運－－被運煤火車押解到山溝裡－－背著創痛依然想幹出點事來

　　※※※

　　我有一個要求，請你不要把我的經歷，當作一個獵奇的故事。我不願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我渴望人們從中瞭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是怎麼回事。因為，我的成長和創傷，不僅屬於我個人，大致也代表我們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程。

　　造出原子彈來，並不像有些人想像得那麼神秘。不是幾個尖端科學家在屋裡想出來的。當然，要有科學家們提出理論依據和設計方案，但要把它從無到有，實實在在製造出來，需要許許多多人的獻身拚搏，艱苦創業，反覆實驗，來把它最終實現。這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技術工人、戰士，還有組織者們用腦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創造出來的。我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是在基地第一線搞攻關、搞科研和實驗工作的。基地設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銀灘的大草原，一望無際，那時真是難以描述的荒涼和艱苦啊！

　　我出身書香門第，中學時代參加了學生運動並加入了地下黨，解放後進了大學。大學畢業後就被派到蘇聯進修……我不談技術方面的東西，太複雜，你也很難寫清楚，只談命運吧……一九六○年初，組織上對我說，有個極其重要的國防科研任務派你去。這就是搞原子彈。原先我們希望蘇聯提供這方面技術，一九五九年中蘇關係出現裂痕，蘇聯單方面撤回協議，沒希望了，就決定自己幹。自己幹談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這麼高精尖的東西。任務壓給二機部，後來叫核工業部。這任務在當時是絕對機密的，內部代號叫五九六。是指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單方面撤回協議，拒絕提供技術資料這日期。把這日子作為任務代號，就是激勵大家爭口氣，不依賴任何人，別人造得出來，我們自己也非造出來不可。最初，像我這樣不到三十歲年紀的科研人員參加進來，僅僅有幾個，都是嚴格挑選，政治和業務很可靠的。這是組織上的絕對信任，自己當然也有種光榮感了，而光榮感化作一種激情，灼熱地填滿我年輕的胸膛。

　　腳踏金銀灘，滿目荒涼。這裡原是老藏民放犛牛的地方。牧草很豐盛，草原上還有野花和鮮美的蘑菇，但除去這些什麼都沒有了。沒有路，沒有房子，沒有樹，只有太陽、月亮、大風、霜雪和酷冷。對了，還有狼。人們像開荒那樣，最初都住在帳篷裡，天天夜裡聽風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過氣，胸膛憋得像灌滿砂子；幹活很容易累，喉嚨像塞了塞子。氣壓低得饅頭都蒸不熟。這裡一鐵一木，一磚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從很遠處運來，又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物資缺乏，運輸也跟不上。生活絕談不上半點特殊化，材料儀器都是缺這少那。多難！但我們站在這三千米高原上，滿懷豪情，決心就在這兒把顯示中國人志氣的蘑菇雲升起來。當時我們最愛說一句話，叫做「空氣動力學」。這是物理學的一個名詞，借用過來的意思是把「氣」作為「動力」。我們肚子憋一口氣，就是動力。國家強盛就是我們的人生目標。雖然身在茫茫金銀灘，兩手空空，連一個原子彈零件也沒有。反正一來到這裡，一輩子就交給它了。當時我們的想法就這麼簡單！現在年輕人可能會譏笑我們是「虔誠的一代」，「馴服的一代」，可我們當時活得那麼充實！

　　來到草原，我們馬上投入緊張工作。先是做縮小尺寸的爆轟試驗，用的是模擬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麼樣，與指標符不符合，其他動作過程也完全一樣，要看它是不是滿足設計要求。我領導一個組，都是實驗科研人員。每次試驗都要花費巨額的錢，測量數據出不來就白實驗了，所以工作責任大，價值很高，一點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須全神貫注，全心貫注。我常對大家說，實驗用的電纜是我們的生命線，真把原子彈看得比自己生命還要重。基礎工作紮實，任何細節都一絲不苟，這是中國原子彈為什麼這麼快就試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縮小尺寸的模型試驗於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一九六四年又重複成功，當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轟試驗，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子彈一比一，一樣大，除了裝料不是活性材料，其他都是用原子彈的材料和結構。這次試驗關係重大啊，不成功就談不上下邊的核試驗，它的成敗緊緊抓住整個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們更是緊張，住在基地分廠的工號裡做準備，我負責實驗測量，一連幾天幾夜反覆檢查每台儀器，每個接點，每條纜線，還要做模擬操作，我們叫「預演」，生怕正式「開場演出」時出差錯。半點差錯就全報廢！那幾天，我時時都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這次試驗效果非常好。試驗一完，我就趕緊把記錄的相片底片，用車送回廠部，馬上沖洗出來，接著捏著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進總指揮部。領導們都在那裡等著呢。有總指揮，還有從北京趕來的負責人。當我急匆匆進屋時，滿屋領導都一聲不響，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靜極了。我好像也聽見他們的心跳聲，我舉起底片給大家看，說：「試驗成功了！」大家頓時歡呼、鼓掌、擁抱，然後喝酒，互相祝賀。這是我永記在心的場面呀！總指揮叫我快睡覺去。他知道我們自來到草原，很少睡個好覺。誰知我躺下來反而闔不上眼，太激動了，可是不知不覺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個覺。我睡覺從來都有夢，但這個覺竟然沒夢，一個「真空」的覺，好像整整睡了一個世紀。多少個日日夜夜積下的辛勞，一次成功就一掃而光。

　　這樣，我們就動手搞正式的核試驗了。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最熱的天氣裡，我們帶著全套測試儀器到達戈壁灘。無邊無涯的戈壁灘上，太陽曬得看不見一滴水，鳥兒也熱得飛不起來，貼著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轉。可是那裡已經造起一座高高的鐵塔，這就是第一個核試驗塔。我們在鐵塔上安裝儀器，又在距離鐵塔不遠的測試工號裡裝儀器，中間用一根根電纜相連。一旦核爆炸，電纜就斷了，塔上的儀器就要全部炸毀，全部最有價值的數據都保留在測試工號的儀器裡，萬一儀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數據就全丟了，那將是極其重大的損失。天大的責任壓在我們肩上。測試工號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堅固的水泥牆保護，炸不壞的。可白天裡邊奇熱，夜裡冰冷。睡覺？我們只在臨時搭起的帳篷裡打個盹兒，接著幹。那些天，我們真是把「自己是誰」都忘了。自己就是儀器，就是原子彈吧！

　　我們基地總指揮也來到核試驗場。這位總指揮原先是位將軍，身材魁梧，他原先對原子技術並不懂，但領導有方，很有大將風度。他參加過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體貼大伙，剛到金銀灘時，他和我們同住在草原上的帳篷裡，後來造了房子但還不夠，就叫我們先搬進去，他依舊住在帳篷裡。他說你們這些人應該住在好地方。和現在很多領導真是兩樣了。十月十五日，一切安裝好，開始撤離。我們撤退到幾十公里以外沒有輻射的地方，我們的將軍是最後一個撤離的。因為還要有專門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覆檢查過的，萬一失手就會大禍臨頭，插好後還要仔細檢查。那時已經不能用電，電梯停了，只能爬上去。總指揮和其他幾位領導一直在塔下盯著這些最後的程序。我當晚在幾十公里外打電話給總指揮，他還在塔下接我電話呢。那時，整個隊伍由上到下就是這種素質。

　　我們等著中央的命令。參試人員聚集在安全地帶，朝著鐵塔方向看。看不見塔影，只有空闊的大地和無窮的藍天，我們一切希望也都寄託給這無比寧靜的天地之間了。

　　北京的命令下來，點火！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直到○。怎麼還不見動？一瞬間，緊張得心蹦上來，卡在喉嚨裡：失敗了？若是一敗，說不定就要從頭幹起。正想著，剎時間一朵無比巨大的、鮮花一樣的大蘑菇雲升天而起。原來我們離得太遠，「零時」的閃光沒注意到，但我們終於看到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雲向藍天翻湧而起。我們喊呀，叫呀，跳呀，直叫得嗓子啞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兒摔在地上，起來再跳。我笑得哭了，直抹淚。那時淚也是甜的……這場面你肯定在電影或照片上看見過。第一顆原子彈成功了！給我們用自己雙手幹出來了！跟著是大慶祝，北京出了號外。如果你在現場，身在其中參加這工作，你也會體會它的來之不易，體味我們當時那種作為中國人強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虛張聲勢，自豪是自己幹出來的。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雲，是千千萬萬人赤膽忠心、成年累月、實實在在工作的結果。大家想的都是國家強盛，沒人想到賺錢發財，或為了升級、職稱、住房，打破了頭。我是親身參加者，我接觸到無數無名英雄，無論高技術工人、科研人員、組織者們，還是那些從事找礦、開採、濃縮、提煉、加工、製造的人，都把青春年歲貢獻給了這事業。還有防化兵們，他們必須在爆炸後衝進現場取回樣品，供給我們研究爆炸效果。他們的防護服裡裝著多少斤汗水呀。這樣，到了「文革」前，我們基地已經像一座小城鎮了。百貨公司、電影院、醫院、學校、托兒所、銀行等等應有盡有，事業真是充滿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還有許多大事要做。我是在這次核試驗之前結婚的，愛人也來到基地，好像沒經過什麼選擇，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這兒了。

　　一九六六年突然間「文革」一來，就像在我們基地扔下了一顆意外的、人為的、政治的原子彈，全亂了。雖然這年十一月間我還在核試驗場進行氫彈的原理試驗，取得成功，轉年氫彈又給我們搞出來，可氫彈的基礎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氫彈時，我還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氫彈出來後我就受衝擊了。有人問我搞原子彈試驗的地方絕對保密，也搞「文革」嗎？怎麼不搞？當時不是說「有兩個人的地方就有兩派，就鬥」嗎？鬥得一樣凶。我們基地上也是兩大派，原來的領導靠邊站，新來的人支持一派打擊一派，武鬥打得更凶。一九六八年搞起清隊，什麼「事出有因」呀、「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呀、「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呀、「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呀，有點家庭歷史問題的人受罪了，像我這樣沒問題的也要想法弄出問題來。有人硬給我總結出「四個第一」，說我的「四個第一」是和林彪的「四個第一」相對抗。哪個第一針對哪個第一現在也記不準了。好像是說我用「業務第一」對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嚴格抓試驗質量是用「質量第一」對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來記不住這些話。先是要我低頭接受大會批鬥，接著就抄家，翻箱倒櫃，受盡了辱罵和訓斥。我想衝擊這一陣子也就過去了吧。我家庭歷史清楚，少年時期就參加地下黨，說我「當權派」至多不過是個技術研究室負責人。不過一時靠邊站，少說話或乾脆不說話就會過去吧。我辛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麼事？

　　沒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這裡很亂，大部分人閒著沒事，寫大字報，搞運動。總指揮他們都被揪出來，常挨鬥。試驗工作沒人關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運動快告一段落，好繼續工作，可愈等愈沒完。忽然上邊說基地目標太大，不安全，搞內遷，東西全要裝箱。這時候廠裡很亂，許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聽說要搬遷，想趁機撈點小東西，弄點小油水，把分廠研究室裡的一個書桌撬了，裡邊有本沒用完的工作手冊被偷去。一下子，禍從天降，有人向北京報告說基地丟失絕密材料。上邊立即派了兩個大人物來，一個是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一個是海軍的「首長」，還帶來一幫人。這架勢真是非同小可。他們一心想搞出個大案，把這裡說成是「小台灣」，好震動全國，掀動大浪，否定過去的一切，來推動全國的「文革」運動。這兩個人被稱做「中央首長」，拿著尚方寶劍，說這工作手冊是特務偷的，盜竊我國核試驗機密情報，到處抓人，隨便槍斃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嚇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殺了，這兩位「中央首長」卻把自殺說成他殺，說殺人的準是特務，再抓殺人的特務，又抓特務後邊的特務，抓了許多無辜的人。全體科研人員全給集中起來住，搞互相揭發，亂成一團。這時火車也開不進來了，大草原彷彿回到遠古野蠻廝殺的時代。

　　我們研究室抓出一個人。說他小時候去過香港，還有個親戚在香港。為什麼他從香港回國呢？好，這就抓住了，從香港派來偷竊情報的特務！二位「中央首長」帶來一大幫人，給他編一套特務聯繫辦法，暗號，逼他供認，還把他夫婦分開逼供，逼他們亂咬。他受不住就亂咬了，咬了許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務的後台。「中央首長」親自在萬人大會上點我是「大鯊魚」，非要揪出大鯊魚不行！這樣，我就被關起來，恰恰關在過去的實驗室裡，我自己成了實驗品！解放軍在門外看守，門上挖個小洞監視我。嘿，我倒像個原子彈，絕密品，嚴密看管。開始我還想，我從小參加革命，算個「老革命」，搞過原子彈，總理還接見過我呢。但「文革」就是過去的一切都不算，現在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許多開國元勳都成了階下囚，一個臭知識分子算什麼？

　　後來特務愈抓愈多，實驗室裡關滿了人。白天一人一個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邊讀語錄，不准動。然後就想自己的「問題」，交待，提審，互相不准說話，夜裡直到兩點才許睡一小會兒，但不許關燈，怕自殺。可我這個人不會瞎編，更不會咬別人，審來審去什麼也交待不出來。我不知誰是「特務」。他們就罵我死硬，等著我的只有「死路一條」。給我最大刺激就是沒多久一次槍斃人的萬人大會了。

　　這天，「中央首長」召開萬人大會，說要槍斃一批人。記得有一個是醫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給一個解放軍做手術時動壞了，平時最多算個醫療事故，可當時卻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資產階級，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柱石，這叫做階級報復呀！有血債，要槍斃。還有個大學生，工資低，這人思想素質差些，發牢騷說怪話，說：「再不給我提工資，我就把雷管炸了。」給人揭發，這可是貨真價實的特務，要搞破壞。雖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話，也不可能去做，但這怪話在當時逼都很難逼出來的，立刻成了罪行最嚴重的現行反革命，槍斃！

　　這天會場四周架起機槍，恐怖之極，群眾都很緊張，因為說群眾中還隱藏不少特務，有許多特嫌分子，誰知誰會被拉出槍斃。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條」了。我至今不敢想當時的感覺，也很難清晰描述那感覺，大概由於面臨死亡，大腦一片混亂。只聽會上一個個宣佈罪行，執行槍決，我彷彿只等著他們叫喊我的名字了。那個外科醫生，說怪話的大學生，都給拉到萬人大會不遠的地方當場槍斃了。槍聲聽得很清楚，沒有輪到我……槍聲過後，他們圍起我來，對我說：「聽見槍聲了嗎？」我說：「聽見了。」他們說：「再不老實，第二天就是你！」跟著就對我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猛烈的批鬥。

　　雖然他們沒有槍斃我，但這件事給我很深的創痛。我這人活著，可是我心中很多東西被擊碎了。子彈從我的命運旁側擦過，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從來沒有深思過的問題。

　　此後很長一段時期這裡依然處在大恐怖中，還在抓特務，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圍的草原是沒邊的，逃到哪裡去？他們開車四處追捕，抓回來就要死去活來地打。有一個復員軍人給打得忍無可忍，操起鏟子拼了，當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務愈抓愈多，我就不那麼重點了。新抓的總是一時的重點，總更有搞頭。沒事時，我就用腦子想想技術問題，這時事業已經一片渺茫，但一有時間，腦子就愛在自己感興趣的技術裡轉一轉，這也許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習慣，一種慣性，也許潛意識裡我對事業還沒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記的唯有愛人，她在哪兒，做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她的情況。我想到她在擔心我，那才是難過極了。後來，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節運煤的貨車上，和別的「特務」一起運到山溝裡。在那與世隔絕的地方，繼續過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來後，糊里糊塗就沒事了。我回到北京，家裡人都奇怪，怎麼這樣就回來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驚訝失措之後，自然有說不完的話說。以後北京的一個科研部門調我，我答應了。從此我就和遙遠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榮與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別了。別以為我是因為太傷心、太失望才離開那裡的。那裡給我的，並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麼想回到當年為國家轟轟烈烈幹一番的那歲月裡去。但如今那歲月的一切都已過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記憶裡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說……如果世界上還有比原子彈更厲害的東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為國家幹點事，大概是每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願望，但因幹事而遭難，便是中國知識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著這痛苦，仍然想幹事，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優點呢？現在有人說這是我們的最寶貴之處，也有人說是我們的最可悲之處。哪個說法更對？我把這個問題留給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確的回答。

　　回想我們基地那些科研人員，各自走過不同的艱辛歷程。當然有很少數人，在運動裡專門整人，口號喊得最響亮，當過毛澤東思想標兵，一時飛黃騰達，後來的命運也未必美妙。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慘，有的被逼死或逼瘋。有一個科學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圍在院子裡，逼著他像牲口一樣跑，一邊跑一邊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我呢，在這場大風暴裡倖免生還，問心無愧就是了。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心裡平靜。過去做過一點好事，對得起祖國和人民，現在仍抱定宗旨，正直為人，紮實做事。儘管「文革」中創痛猶在，我能把它妥當埋藏心底。無論國家交給我做什麼，我還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國家招呼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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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土地的悲哀－－它一邊遭受踐踏，一邊依舊赤誠地奉獻果實。

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

　　◎一九六八年　八歲　女　Y省G市學齡前兒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確定反動標語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寫的－－糖果、看電影、割掉爸爸的鼻子餵老虎－－我被押到刑場面對一桿槍－－「別怕，孩子，他們在逗你玩兒呢！」－－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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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求親身經歷「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轉述一個故事給你。這是當事人親口講給我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寫成小說，可是讀了你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後，覺得這故事放在你的書中更合適，我想你很難找到這樣一個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殘酷性。

　　這故事的主人是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怎麼，你不信？對，八歲，不是十八歲。她面對一口槍時，並無絕望心理，相反認為好玩。你別急，我說這故事馬上講給你，而且完全如實地講，不加一點虛構的渲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種事件本身的徹底真實。

　　那是一九七九年，雲南邊境的戰火未熄，我去前線採訪。由北京飛到昆明後，忽然感到胸悶，喘不過氣。有人說這是高原反應，往南走地勢低就會好些，我便一天也沒在昆明停留，拉上兩個從北京來的畫家搭伴，乘車經K市到達G市。據說由G市再往南必須翻山越嶺，必須搭軍車。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車搭，便在G市過夜。G市已經很有些前線氣氛了。街上有許多軍人；不少裝滿軍用物資的大卡車，蒙著大網，插滿松枝做防空偽裝，停在道邊；人們談話也大多是戰爭內容。我們跑了幾家旅店都因客滿而碰壁。經市委安排，我們住進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飯時，服務員是個看上去十七、八歲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給我們上菜時一看我就笑。她長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這不是城市常見的那種艷麗的、時髦的漂亮，而是像雲南山水，清亮照人，一無修飾。我真很少看到這樣一雙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鋼琴的高音區敲一下琴鍵。隨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覺送給你。可她不像一般雲南姑娘那麼矮小，倒像北方鄉間的女孩子，紅撲撲臉蛋；端起菜碟來，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頭都是圓圓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種淳厚的氣質裡。我問她：「你為什麼總笑我？」她說：「你個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說得直了了。也許我見到城裡的姑娘都太會說話，會裝腔作勢和繞彎彎兒，一遇到這種純樸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鄉野看到樹林、草原、飛鳥、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樣，一片自然，令人歡愉。我同行那兩位畫家比我對美更敏感；畫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倆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後，請她到我們房間，為她畫像。她表情似乎有些為難，可是當兩位畫家告訴她，我是個作家時，她專意看我一眼，這回沒笑，竟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了。

　　晚上，她來了。剛剛下班，白布圍裙還沒解下，進屋時使圍裙擦著剛洗過而濕淋淋的一雙白手，這滾圓的小手給涼水刺激得通紅。兩位畫家請她坐下，支起畫板，這時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畫家說：

　　「老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會放鬆了。」

　　我笑著對她說：

　　「你不怕作家嗎？」

　　不料她挺鄭重其事地說：

　　「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寫寫我。」

　　我大笑起來，說：

　　「你一個小姑娘有什麼好寫？寫你哭鼻子嗎？」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下來，好像烏雲的陰影頃刻籠罩水面，居然一種憂慮的、愁慘的、苦澀的情緒灌滿了她的眼眶。這絕不是一個純真的少女應有的神情，倒像一個飽經苦難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語地說：

　　「你不寫，將來我練習，自己寫！」

　　我怔住，難道這姑娘真有什麼非凡的經歷？我點點頭說：「好，你說，我給你寫。」就在說這話時，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說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她說：

　　「我當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親是市委的中層幹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開始時，我六歲，那時什麼也不懂，記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還記錯了。比如我記得一次有一群人闖進我家翻東西，打了我一個大耳光，很疼。後來爸爸說，沒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記得的只是一種感覺。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覺。爸爸在『文革』前是組織部幹部處的處長，『文革』開始時挨批，靠邊站了。後來造反分兩派，爸爸參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軍隊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層幹部們，組織性強，『文革』初大小都被衝擊過，更不敢做半點打砸搶那類過火的事情，對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難把爸爸這派搞垮。但一次兩派大聯合談判時，爸爸這派頭頭沒注意，把一本《紅旗》雜誌坐在屁股下邊。對立面有個精明的人上來一下抽出《紅旗》雜誌，裡邊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時的雜誌幾乎全有毛主席像，這麼一下就被對方揪出來。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軍宣隊立即宣佈爸爸這派是反動組織，這派馬上垮了。開始揪壞人，凡是過去有點問題的都給打成階級報復分子、黑幫分子、反革命分子。可他們拿爸爸沒法子，爸爸沒有短兒。他以前當幹部處處長時，總得罪過人，有人恨他，恨不得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內查外調，愈查不出問題火愈大。爸爸本來是不抽煙的，那時卻天天抽許多煙。一天抽煙睡著了，把棉褥燒個大窟窿，多虧媽媽一盆水潑上去。真燒起來就會被人家說成放火搞破壞或企圖畏罪自殺。壓力真是壓足了。我媽的心臟不好，整天鬧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麼大禍，可沒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標全集中到我身上。

　　「這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五個字。公安局來查，根據現場情況確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他們根據三條：一是反標的位置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得勁的高度；二是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跡；三是成年人寫這種反標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當時排排隊，確定四個重點，都是父母有問題的。只有父母有問題，孩子才可能寫這種反標。這時，爸爸對立面那派插手了這件事，說是協助公安系統破獲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內定重點是我。說我爸爸反動，又狡猾，對『文化大革命』懷恨在心，教唆我寫的，當然，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是想搞爸爸。當時我八歲……

　　「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從小我爸爸就絕對不准我說瞎話的，也許由於這嚴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說不是我。他們便送我小人書，畫片，還要帶我去看電影，我還說不是我。他們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圍著我一個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嚇唬我，說我再不承認就去打我爸爸，還說他們要使什麼法子打－－說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說用繩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東西，活活餓死；還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子、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裡餵老虎。說著真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我嚇得哭呀，求叫，怕呀，叫呀，可是還是沒說瞎話。我那時才八歲呀，很容易受騙，很容易被嚇得上當，為什麼始終咬住沒胡說，自己也弄不明白。現在想起來真後怕，萬一上了他們圈套，一句話，爸爸早給槍斃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長大懂事，自己也會悔恨自己而自殺了……

　　「那段時間，他們為了給我增加壓力，把我當作反革命，當作真正的囚犯關起來，不准我和爸爸媽媽見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餓我。每天提審一次，隨後他們好像沒招兒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給我的印象很亂；圍了許多人喊口號。我一眼在人群裡看見媽媽，她睜大眼睛全是淚水，頭髮很亂，我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放出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倒是通知她必須去參加我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

　　「一天，我不想說那一天是幾月幾日。我家永遠記得那日子，我一說，我現在立即就會……就會……好，我就說這天的事吧……

　　「這天，他們說今天要槍斃我。我不懂什麼叫槍斃，問他們，他們說，就像電影裡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我哭了，我說我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他們說，永遠也見不到，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我說，不是我寫的，我想見爸爸媽媽……

　　「我給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窪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給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桿槍對著我的臉，我忽然看見不遠一群人中有爸爸！後來才知道他們在逼爸爸，叫他承認是他叫我寫的反標。我放聲大叫爸爸，要跑過去。這時管執行的人大喊一聲：『放！』

　　「『砰！』地槍響。我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櫃子一樣『哐噹』全栽倒。一個腦袋打飛了，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我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眨眨眼，動動嘴，好像全沒知覺了。只見爸爸張著大嘴朝我跑來，撲向我，一下把我緊緊抱住。我說：『我死了嗎？』爸爸說：『沒有，孩子，你別怕，他們這是逗你玩呢，這些人都是假死！』我聽了，噗地笑了，腦袋紮在爸爸懷裡。我真的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後，我被放回家。回到溫暖的家就以為那一切全過去了。照舊跑出去找小朋友們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還朝我扔石子兒。一次，一個過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罵我：『打倒小反革命！』氣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講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媽媽出來也罵我：『幹什麼，你還想翻案？』從這句話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這『小反革命』像一塊沉重的大石頭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學困難，升中學也困難，紅小兵和紅衛兵組織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機關單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語，不敢和同學們說笑和玩，碰到不講理的事也不敢爭一句。天天下課，掃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這樣做來換取同學們的好感，哪怕是一個親切的眼神兒也好。可八年裡我沒有一個知心的同學，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傳染病菌，人人都避著我。上中學時我換了一個較遠的學校，以為別人不知道我過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鄉勞動，指導員派我去拉糞車。所有同學都不去，只派了我一個人去。我很奇怪，沒等我問，指導員說：『糞雖臭，但靈魂裡的糞更臭，什麼時候你不覺得糞臭了，你的靈魂就徹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頭仍舊牢牢存在，一輩子也卸不下來。當夜，我跑出來，撒開腿在野地裡跑了兩天兩夜。後來爸爸在一條大河邊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為了找我，跑了兩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著，『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活著，天天都是在陪綁呀！』……

　　「從那時我退了學。在家幫媽媽做家務事，除去買菜買東西，很少出門，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開除了，生活還有什麼意思？我恨我年輕，前邊的日子太長，沒有頭兒，整天悶悶的，直到粉碎『四人幫』，爸爸單位清理『文革』問題時，發現一份有關我的材料，才說給我平反落實。可這時我才十九歲，又沒有工作、工資、住房和查抄物資的問題，落實能落實什麼呢？政治從來不對人的心靈負責。管落實的那人還不錯，很同情我的遭遇，後來他想到一個安慰我的辦法，也是他僅僅能做到的事情。他說，你年紀不小，不能總待在家，應該有個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當個服務員吧。我心想，守在家，媽媽心裡總有個負擔，就來了。到今天，才來三個月。三個月裡，我幹的活比誰都多。別人以為我這是出自對落實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幹活；其實不然，幹起活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時忽然覺得自己像當年在學校打掃教室時那樣，總有種負罪心理糾纏著我，擺脫不開，幹著活就想到勞改，很不是滋味……這心理你們是很難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這頭不好揚起來呀……。」

　　姑娘講到這裡，喉嚨好像叫什麼東西卡住。但她眼裡並無淚水，臉上也沒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靜得有如陰雲密佈的天空。隱隱的像要打起響雷，但我明白，她不會再有傾盆大雨、雷電交加的渲洩。年紀輕輕，卻早把生活中最難承受的東西都消化過了。我扭頭忽然發現，我那同伴兩位畫家聽得睜圓眼睛，張大嘴，無話可講。畫板上的紙，白白的，沒有一筆，正如我當時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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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殘暴，是針對無辜。

我這三十年呀

　　◎一九六六年　五十歲　男　T市某設計院高級工程師

　　⊙三十九歲定為高級知識分子－－四十歲打成「右派」趕到農場掏糞－－帽子一天比一天重－－五十歲「文革」遣送農村老家－－糊里糊塗當了十年地主－－六十歲開始自己奔落實政策－－六十四歲回到城裡一切全完－－七十歲人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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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了，人一老毛病就多了，說話愛絮叨，可別嫌我啊。嫌嗎，不嫌我就說了。我這一輩子呀，打哪說起呢？要說「文革」十年的事兒，還得說這前十年和後十年。加在一塊這是三十年。這三十年前因後果都是連在一起的。

　　四十歲打成「右派」，五十歲遣返老家，六十歲返城退休。今年我整七十了。

　　我十四歲離家外出求學，二十歲參加工作，打解放前到解放後，一直搞鐵路設計。一九五六年那年定為高級知識分子，算副教授，政府還發了證書。我懂得好幾門專業知識，又有實際經驗，包括施工、管理，加上當時年富力強，是我們設計院的技術骨幹。這可不是瞎吹牛，有好幾條鐵路幹線都是我主持設計施工的。那時幹勁可叫大呀，常常激動得自己夜裡合不上眼。

　　事情最早出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我才剛剛四十歲。有個黨支書對我說：「哎呀，你是咱單位有影響的人物呀，你要不帶頭鳴放，咱院的運動就搞不起來！」我想也是，放吧，寫了張大字報，這就壞事啦。那時我對黨沒什麼意見，真沒什麼好提的，心裡也知道不能亂說。可我對院裡一些工農幹部看不順眼。因為我在這單位幹的時間最長，算個元老，對很多人的來路都清楚，他們根本不是搞我們這行的，調進來幹什麼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職有權，專管人。有個人事幹部給我開張證明信，一行裡好幾個錯別字。我就把這些事寫在大字報裡。這下糟了呀，大鳴大放忽然一轉變成了「反右」，他們就批我「攻擊黨的人事政策」呀，還說我有反黨言論，說我說「章羅聯盟膽子大」，讚美「大右派」。我哪敢那麼講，只是私下和一個同事嘀咕說，「他們這樣反黨，膽子真夠大的。」被同事揭發出來，意思也變了。就這點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我們總共五百個知識分子，一下子打了八十八個「右派」，佔百分之十七。當然後來全部平反了，都是錯案。我當時就搞不懂了。心想，毛主席說知識分子中「右派」只佔百分之一到三，怎麼五百個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對我的處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交待後從主任工程師降成普通工程師，工資由一百四十五塊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塊，這在我們「老右」中間算是頭等待遇。可是戴帽子總有壓力。我也沒什麼話講，心說只要好好幹兩年，帽子自然摘掉，哪能愈來愈重，只能愈來愈輕。是吧！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樣。愈往後愈嚴重。開頭搞工程還讓我去當隊長，後來只許搞設計，我也沒意見，只要讓我搞專業就行。到了一九五九年上邊又下個命令，說所有「右派」都不准做技術工作，一律做體力勞動。我就下去搞地質勘探，當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拚命幹呀，心說不掉層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幹體力，夜裡把我叫去開夜車幫忙搞設計，多累也幹，張家口那邊一千多公里鐵路設計就是我打了兩個多月夜班給拼出來的。這時還不算頂糟，打夜班就打夜班吧，總還摸得上自己的專業。

　　一九六三年院裡辦個農場，種菜為主。不是鬧自然災害，副食供應不上嗎，這麼搞，叫自給自足。我就被派到農場幹活。這下跟自己專業完全斷線了。當時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也有反革命、壞分子什麼的，反正全是壞人。最髒最累的活是掏糞，趕糞車到住宅區的化糞池去掏，再拉到農場。這些人中屬我力氣最大，身體棒，身高一米八幾，算得上一個赳赳武夫，不怕馬踢人。我主動要求「我去幹」。糞便在化糞池裡發酵後，有厚厚一層漿浮在上邊，下邊是湯。勺一杓，糞濺一臉一身。我動了腦筋，改造了糞勺，還拿鐵板做個流槽，裝在糞車上。這麼一搞效率提高一倍。農場裡的人都喜歡我，小青年還稱我師傅。這時聽說上邊有指示，給「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個半的指標。我搞不懂，這半個怎麼算呀，據說是按比例下來的，夠不上四個，所以是三個半。有人悄悄告訴我，我這次摘帽「榜上有名」。那時別提多高興了，幹活更起勁。可怎麼等也沒動靜。後來聽說，因為廬山會議，彭德懷一鬧，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階級鬥爭了。農場有人貼出大字報說，小青年們立場不堅定，界限不清，和「右派」們打成一團。從此沒人理我了。我真有點失望，本來以為好好表現就能摘帽子。帽子應當一天比一天輕，可事實怎麼一天比一天重呢！

　　轉年，科研單位搞「下樓出院」，設計室門一鎖，忽啦全到施工現場去，鬧得好緊張。我們一幫「老右」也去了。有許多活別人幹不了，還得找我。比方一個地質縱面圖，臨收工時只有三條線。上邊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動圖板，他們悄悄夜裡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個晚上，把二百多米橫斷面圖畫出來了。圖拿出去大家都叫好，二點五毫米寫一行仿宋字，細緻活啊。後來這圖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幹活，畫圖，還到伙房幫忙，洗碗、洗菜、掃地、倒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師傅沒起床，我們「老右」就拿桶把洗臉水放在他們門口。這些活都叫我們包了。大師傅說：「你們來了倒不錯，我們輕鬆了。」當時一位領導告我說，要考慮給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氣倒不是要騙我。可這回沒等我高興起來，「文革」就來了。唉，一看這勢頭，摘帽的事算沒指望了。

　　我們打施工現場到設計院，院裡「文革」已經鬧開鍋。成立了文革委員會，下邊有一幫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衛紅色政權敢死隊」，都是些年輕有勁的小伙子。在我們那個住宅區，有不少高級知識分子，被抄、被專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進牛棚去，光自殺的就十幾個，跳河、跳樓、抹脖子的都有。開頭我沒被揪出來。一來呢，我一直老實改造，不惹他們注意；二來呢，有「兩廠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經驗，說我這種留職留薪的「右派」屬於原地改造，要區別對待，不遣送回鄉。我以為自己這樣一邊瞇著幹活，就沒事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個站場工程師燒大灶。五個灶眼，天又熱，光著膀子正幹得起勁哪，突然來了幾個「捍衛隊」的人，說：「把東西帶上，跟我們走！」我想大概要出事了。沒敢吭聲，跟他們去了。

　　剛進門檻，就給他們一推說：「向毛主席請罪！」迎面牆上掛張毛主席像。我想，請罪就是鞠躬吧，連來了「三鞠躬」。一個小伙子上來「啪」給我一個耳光，說：「你連請罪也不會！」我趕忙再鞠兩個躬。還不行。後來才知道，請罪要鞠雙數的。三個五個都不行。我們「老右」向來不准參加批鬥會，這規矩哪裡懂，怎麼搞得清楚呢？這就關進了「牛棚」。

　　當天下午把我拉去批鬥，脖子上掛個牌子，寫著「老牌右派」。同台批鬥的還有三個「反革命分子」，其實主要鬥別人，我是陪鬥。我想我至多是個配角吧。可大會結束，忽然宣佈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這就來了，怎麼來得這麼快呀。

　　第二天，一個領導來叫我交待：「你家有什麼好東西？明天抄家。」我說：「沒什麼好東西呀！」他說：「凡是高級料子、高級服裝、高級餐具、金銀首飾、存款都抄。」我說：「別的要不要啊？」他說：「就要這幾樣。」這領導現在還在我們單位當保衛科長。可等第二天抄家就不那麼回事了。一輛卡車開來，見東西就往上搬，連破爛也往上搬。當晚我父親就嚇得上吊自殺了。

　　兩天後他們通知了我，我說：「好好的怎麼會死呢。」他們說：「畏罪自殺。」我聽了心裡有氣，說：「畏什麼罪呢？」他們說我頂撞了他們，說：「自絕於人民。」我沒話可說，向他們告假，要把我父親送到火葬場去。他們說：「你這傢伙不老實，還敢亂說亂動！」馬上鬥了我一大頓。鬥完讓我寫檢查，結果還是不准我給父親去送終。燒屍的時候，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沒拿回來。那個時候死人太多，火葬場燒不了呀，每人都買一個三塊錢的盒子放在屍體旁邊，盒子上拿粉筆寫個名字，三天後不來就沒有啦，也不給開收據。那麼多屍體，集體燒，燒的骨灰也不準是誰的，完事撮一點放進去就完了。哎，那就不管它了。反正認準是父親的骨灰，帶回老家埋在母親墳底下，心裡不就沒事了嗎？可我們全家都給遣送走了，沒人拿。到了一九七八年，我為落實政策的事回來，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場。接待我的是幾個小女孩，聽我一說呀，她們都很激動，幫我一通翻，最後還是沒找著。那時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們搞來一輛卡車，十來個戴紅箍的押我回家，叫什麼家呢，四角全光啦，我父親是在家上吊死的，嚇得我老婆孩子天天哭，一見我更哭了。我當時的心情就甭提了。沒過幾天，大卡車又來了。三個壯壯實實的人押著我們全家，我、我老婆和五個孩子遣送回到湖南老家。那地方離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幾里地。

　　後來我才知道，在我燒灶那時，他們就拿我一張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聯繫遣返的事兒。跟生產隊一接頭，村裡人看照片都說不認識，有些老年人說，這老頭（我父親）認識。這就把我趕來了。可我十四歲離開家，沒人還認得我，家裡早什麼東西都沒了。村裡不樂意我們來。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村總共一百三十二畝水田，一百三十二個人。按人頭一個人才一畝地。我們一來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幾千斤糧食，哪來呢？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們去的人就去找縣委，又鬧哇，又搞哇，硬壓下來。不過生產隊提個條件，說我們去了沒地方住，也沒糧食給吃。九月份了不是，沒參加勞動怎麼分給糧食呢。我們設計院是個大單位呀，答應出錢，起三間茅草屋，土坯草頂的。二百塊錢一間，六百塊，另外給我們一人一個月六塊錢生活費，給七個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數，二百九十四塊，還打縣裡批了兩方木料蓋房子用。這算很優待吧，可生活費不給我們，交生產隊，生產隊就能發點小財了，肯接收了。到後來我那房子根本沒給蓋，是拿豬房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頭都叫生產隊的幹部們換走了。

　　我到家不到五分鐘，公社的武裝部長和大隊的民兵營長，帶兩個全副武裝的民兵就來啦，叫我家七口撂下東西，一排站好，給訓話。頭一句就說，你是地主分子。哎喲，我心說我是「右派」怎麼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後才知道，農村沒有「右派」，他們恨不起來呀，地主是最壞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問。地主就地主吧。這就又當了十年的地主。

　　我當地主沒什麼，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參加民兵，不能參加集會，還不能唸書。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沒上學。

　　這武裝部長說，你們記好了，第一是不准亂說亂動，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裡來客要先登記後匯報，啊！還要我去開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會。開會倒不難，每月才一次。一到先點名，治保主任往上邊一坐說，「哎，你們匯報吧，有什麼事沒有，自己說說。」他消息很靈通哪。這個四類分子，你昨天幹什麼了，你那天怎麼怎麼樣，訓一通。我算不錯，基本沒挨過罵。我改造態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後來還叫我當四類分子組長，念報紙。農村人都不會念報，我當然行，高級工程師哪能不會念報，還叫我帶著「請罪」。請罪這玩藝，我更有經驗啦，鞠躬要雙數，是不是。

　　當「右派」搞到農村沒飯吃呀。那物質在大城市想像不到。這兒一人一畝地，一畝當時只八百斤，還是早稻晚稻加一塊兒。從中要拿出公糧、種子糧、飼料糧、還有超產糧，剩下的就沒啦。公社規定二百斤基本口糧，這二百斤是毛糧，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一個壯勞力最多一年五百個工。你不夠呀，貧下中農還不夠吃呢。多虧我成「老右」有過鍛煉，能幹呀，一年能幹到六百工，不過叫老婆孩子們－分攤就夠勁啦。

　　錢呢，更苦了，沒一點來源。你工分一年結算頂多一百多塊。可我的小孩多，還得拿錢買口糧，一扣就全沒了，還要欠。四類分子不能欠。不能欠最後還是欠著。在農村首先要把人的關係搞好，搞好了全好辦呢。我懂點醫，會幾下針灸、艾灸、拔火罐啦。這個成分不好也出不了事。耳針能扎，心臟穴位不能隨便扎，我都看好了的。一般頭疼、傷風，扭一下，敢治，也能治好。治病不要報酬，跟人家關係不就搞好了嗎。還有一個，我一下鄉就看出農民要有點錢就得養豬，可是豬瘟一來馬上壞事。我找個獸醫拜師，唯一就要點青霉素，在豬耳朵後邊二指寬地方打－針，很快就好了。公社只有一個獸醫，那地方大呀，一個人走不過來，誰家豬病了就叫我去。我寄點錢給城裡的朋友買藥寄來。人用的青黴素也行，還便宜，八十萬單位一角錢、八分錢，一次買一二十支。人家夜裡喊我夜裡去，早晨喊我早晨去，這麼一搞和人打交道就好多了。後來大隊支書、治保主任對我都有笑臉。經我再三說明，我的成分是「右派」，不是「地主」。一九七五年他們給我開個會，宣佈我不再是地主。這就等於落實了一半。農村人不知什麼「右派」不「右派」，搞不清楚，糊里糊塗，對你就兩樣了。

　　我的技術可完全使用不上。你有長處，可是人家講階級路線呀。有次修大堤，打好土，要壓磙子。那麼大個軲轆滾，你這邊拉，他那邊拉，拉不動，我說你們那勁沒使到一塊，我來打號子好不好。我是搞過鐵路的，現場上橋樑、墩子都搞過這個。我一叫：「拉－－起－－來－－呀」，一齊使勁這就拉起來，蠻好。這時有個隊長，他是黨員嘍，突然想起來，不行，不能聽他的，我們貧下中農不能叫階級敵人指揮呀。不行就算了。可人有能耐就想使呵，是不是。一九七三年，我們公社書記要修水庫，他想人家華國鋒原來是湖南一個地委書記，修過一個灌溉渠，有名了，毛主席調他到中央去了。他就把人叫去，在一個大山下邊挖挖，堵一條壩，存水，也搞水庫呀。我一看，沒水源呀。他說下雨水打山上流下來。我說這叫「匯水面積」，不夠大呀。再說不下雨，不是沒水嗎。他說不是還有泉水往上冒嗎，我想糟糕了，就說這有個水平的關係，引水量跟這個山的水壓成正比的吧，壓住你，你的水就送不上來了啦。他不懂，非修不可，我就不敢講了，再講就是搞破壞了。為了這沒用的水庫，花多少工，幹了多少年，就搞不清楚了。還談得上什麼用不用你，根本不叫你說話呵。愈有能耐愈礙他們的事吧。

　　我敢說，我一輩子沒幹過壞事，我對國家鐵路是有貢獻的。把我搞成這樣，可我總想，共產黨不可能總把一個老老實實的人這麼搞。剛遣送到農村時，我五十歲，我還想，總有一天還會叫我幹事。再等二十年也沒問題。我身體也沒問題。這就一直等到「四人幫」完了。我六十歲了，到我為國家出力的時候了吧。

　　落實政策原來也得靠自己奔呀。一九七八年初十一號文件下來了吧。我在家等了三個月，等來等去，怎麼沒動靜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來，對不對。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覺得把人都壓矬啦。等著等著，我說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隊，大隊隊長支持我，給我開證明，沒這證明我不能亂動，我還是得規規矩矩是吧。拿了證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擔責任，我說又不叫你們寫別的，證明是大隊開的，你給蓋個章就行啦。秘書還不錯，打個圖章，我就回來了。

　　這時院裡的黨委書記、政治部主任，還有這個長那個長的還都是老人。不過他們又都升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設計院的，他們都挺客氣。書記說，你的落實政策在咱院放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待著沒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組織部呵，統戰部呵，催院裡給我落實。我想沒有個說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來啦。沒想到，他們先壓我一下，叫我「復職退休」。我急了，我說：「我才六十呀，棒著呢，還能幹呀，不退休行不行。」我還說，「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幹你還不清楚。」他趕緊說：「你當然是能幹的，工作也很有成績，可是我交底給你，你不退休不好辦哪。」那時大城市戶口不好進，想辦進來就得退休，否則，一家七口就得永遠待在農村。復了職不幹活有什麼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沒辦法。我一家人總得回來呀。

　　組織上給我做了結論。大致這樣寫的：「某某某同志反右期間的言論，基本上是對某些具體事講的。『章羅聯盟膽子大』這句話有錯誤，但不追究，夠不成右派。」結論附在檔案上，叫我看過同意後簽字。我翻翻檔案一看，唉呀，亂七八糟的揭發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上。既有捕風捉影，也有胡編亂造。比如一個支部書記，當時在我手下當實習生，因為我不重用他，他就說我「串連了許多科室三十多人聯合反黨」。串聯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他怎麼不寫呀！管落實政策的負責人說：「你看這結論要不要得，要得就簽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簽字，不簽字不能摘帽子。戴著帽子還是什麼也辦不了。為了摘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筆寫了：「同意結論部分」幾個字。他笑了，說：「你們知識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他們不把「反右」那些不實之詞全拿掉，說你還有錯誤，是給你留個小尾巴，小辮子，怕你神氣起來吧。你一神氣，他們就神氣不起來了，對不對呀！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報個喜。開口找院裡借點錢，我兒子春節要結婚。鄉下討媳婦要花不少錢。他們說研究研究。等到春節前幾天才找我，說：「這錢別借了，把你的錢發還給你吧！」這時已有政策，補發工資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塊，「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萬五千多塊，等給我時是一萬四千多塊。原來他們這陣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調查我在農村掙了多少錢，扣除出去了。當右派扣的那些錢據說沒政策，到今天也沒補。一想這事，還覺得自己身上有個右派的影子，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錢，就跑回去。唉呀，村裡人見我一月一百多塊，拿我當大人物啦，都來我家串門。可我很快又跑回來了，我沒搞清楚，到底叫不叫我回去呀。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一陣子還聽說要凍結，我心裡著急，到處找人，一直拖到一九八○年，市委發一個文件，規定：「凡是冤假錯案遣返回鄉的原則上都要回來，除了已經在當地結婚生子的人。」我大兒子、大女兒已經結婚回不來了。餘下五口又很鬧一會兒，最後市委一個勁兒打電話催問，我們院總說「馬上就搞好了」，「馬上就搞好了」。直到六月份才搞到戶口遷移證，可又沒房子，再等到搬家已經十一月了。這時候我已經六十四歲了。畢竟耳朵不行，眼不行，腿也差得多。打一九五七年到現在，我能貢獻多麼多，其實只貢獻那麼一點點。我的問題就像我們老家一句俗話，「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落實了，反而不叫你幹事了。到現在只能給街道副食店幹點會計。在家閒得難受著呢。街道問我：「你幹得了嗎？」我說：「當年鐵路施工預算我都搞，這麼簡單的玩藝還不行。我是高級工程師呀！」他們都笑起來。我也不知道他們笑的什麼。

　　當年那些當隊長、當組長的都是我培養的，現在都搞總體設計了。他們和我比起來，腦子是新，可缺點是不夠全面，沒有在施工現場幹過什麼新路、養路、架橋，不會其他工種。可只要他們設計出新東西，我還是很高興很高興。我要趕上他們現在這時候多好！我這話說出來，人家都不信，我夜裡常常做夢，自己在圖版上搞設計，在現場插紅旗子。這樣已經好多年了。我這人一直也不悲觀，我老頭只要一天能幹，無論幹什麼，總會高高興興的。這話對吧！有時我想，誰要有能耐，叫我打四十歲重開個頭多好。我準能搞出個樣兒來，準能，你信嗎？

　　※※※

　　夕陽想用它最後的光，照透這個世界。

絕頂聰明的人

　　◎一九六九年　十五歲　男　B省S市某中學學生

　　⊙那年全國人都瘋了－－白連長給我種神秘感－－山東大漢抱一尊大瓷毛主席像走在前頭－－腳一滑摔得粉粉碎－－荒郊野外黑壓壓跪著一大片人請罪－－一泡尿全尿在褲襠裡－－摔碎的毛主席像竟然不翼而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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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您幾篇「文革」中人的經歷，全都是受苦受難的。我給您變個樣兒成不成？那時候誰沒受難，幾億人，可謂一個賽過一個。比您寫的那些更苦更慘的多的是。我姐夫口才好，能說善辯，大辯論誰也辯不過他，硬叫對立面逮去，拿剪子把舌頭鉸了。沒舌頭不單不能說話，還沒法子吃東西，後來活活餓死了。那時候真好比唐山大地震，怎麼活過來和怎麼死的都有。所以我說，「文革」是毛主席領導的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是土地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咱不說那些慘的，我想告您一件頂絕的事，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人都說，「文革」中人的才智受壓抑，其實不盡然，險中弄險顯才能嘛！我說的這個人是我親眼所見，不是使耳朵聽來的……

　　一九六九年不是備戰備荒、全民皆兵嗎？毛主席一聲令下，全國搞拉練。甭說機關學校，連工廠商店的人也都按軍隊的樣子，組成隊伍，到荒郊野外練習行軍，有的一走幾百里，走得愈遠愈苦愈革命。您也拉練過吧！穿軍裝，打紅旗，在鄉間山野一隊隊死走。那時人都瘋了，敵人在哪兒呢！不知哪股邪勁兒，好比小孩子做遊戲，拿假的當真的，真跟真事兒一樣。

　　那時我在上中學。拉練那天同學都很興奮，人人都穿上草綠色軍裝，穿軍鞋戴軍帽，有的同學還打當兵的親友那裡弄來紅五角星帽徽別在帽子上，真像戰士，像新兵。女同學們都把頭髮塞在帽子裡邊；皮腰帶一紮，斜挎個綠帆布軍包，包上繡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包裡放著《毛主席語錄》和乾糧。那時代人真行，有這兩樣活著就蠻帶勁兒；不像現在，彩電冰箱錄音機洗衣機缺一樣心裡就空一塊。對了，人人胸前還別一個毛主席像章。我把自己珍藏的頂漂亮的一枚別在當胸。這個像章當時的行話叫「大輪船八十圓兒」，「八十圓兒」，就是直徑八十毫米，跟燒餅大小差不多，這算特大號的，愈大愈忠，愈大愈震人；「大輪船」，就是上頭毛主席頭像，下頭一艘乘風破浪大輪船，大海航行靠舵手嘛，頭像和輪船仿金鍍銅，閃閃發光，背景是大紅太陽，塗帽徽漆，鋥光瓦亮，這在當時是最新最大最時髦的，絕對的精品。同學們都看著眼饞，時時處處拿眼瞄著我胸前。我挺神氣，好像我最忠，便在人群中走來走去，得意洋洋，自我表現。

　　這天，學校裡請來一連解放軍戰士，帶我們一起去拉練，學軍嘛。我一眼就瞧見連長，而且第一眼就挺喜歡他，這是種含著敬意的喜歡。他的氣質與眾不同，頂多三十歲吧，高高個兒，腰板挺挺，很有軍人風度。他很少說話，嘴唇挺薄緊閉著，嘴唇上靠左有個黑痣。白白臉兒英俊又嚴肅，可沒什麼表情，那黑痣一動不動，這就給我一種神秘感。他挺像電影中那種鎮定自若的英雄的形象。我們同學跟戰士們都親切說話，唯獨對他，只是遠遠欽慕地看，誰也不敢過去跟他說話。他姓白。

　　連部把戰士一分為二，把我們學生也一分為二，摻進去，變成兩連人。由白連長帶一連人；指導員，姓馬，帶另一連人，分兩路出發，走不同路線。我很慶幸自己被分在白連長帶領的這一連裡。

　　我們一連分做三排，排長是軍人，走在每排隊伍的前邊，還有個戰士打著一面紅旗。我在一排，一排最威風，紅旗前面，一個大個子戰士捧著一尊挺大的毛主席半身像，最常見的白瓷的那種，走在隊伍最前頭。我們一路齊聲喊口號，喊毛主席語錄，喊唱革命歌，雄赳赳氣昂昂走入鄉野。大紅旗的旗光旗影映在臉上，那感覺真像當年紅軍轉戰南北一樣，愈覺得渾身是勁兒。現在想起來好笑，哪來的敵人呢，野地裡飛的跑的除去鳥兒就是田鼠。這樣打清晨走到天暗下來，也不覺累。一排長怕捧毛主席像的大個子累了，找人替他，立時戰士們都爭先恐後要承擔這光榮任務，我們學生也爭著要做。誰爭在先，誰對毛主席忠。可那大個子不幹，後來他急了，大叫：「我要保衛毛主席，重走兩萬五千里長征路！」這大個子是山東人，一副山東大漢樸實憨厚的長相。他的誓言真叫我們感動又欽佩，這忠誠使我佩戴大像章的那忠誠，就顯得太一般了。我們學生馬上呼起口號：「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戰士們立刻用宏亮口號應答：「向革命小將學習！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我們一呼一應，愈喊愈使勁，為了使喊聲響徹原野，讓人聽見，壓倒敵人。這一鼓勁，一直走到天黑地黑，深更半夜，人可就累了，不知不覺沒人再喊口號，黑糊糊只響著腳步聲。戰士們腳步還齊，我們這些不中用的學生，兩條腿有點打架了。空肚子咕咕在裡頭叫。在穿過一片小樹林時，趁著天黑誰也看不見誰，樹枝草葉刷刷響，我伸手打挎包裡抓一塊饅頭塞進嘴裡，怕人看見，嚼成塊兒就趕緊硬嚥下去。白連長走到隊伍最後邊，這時他派通信員傳話上來說，再翻過一片高地，是百各村，隊伍進村休息。聽了這話，真想一步踏進那村大仰八叉地躺下。

　　部隊沒走近路，好一通走，終於翻過一片高地，還是不見村莊，前頭一片黑暗，根本沒燈火。左邊是一條河，給月光照得賊亮，嘩嘩流水響；右邊是高粱地，被風吹得簌簌像下雨，黑黝黝好比一道沒盡頭的高牆。夜霧浸得地面發黏，黏得膠鞋底子呱嘰呱嘰，愈黏腳愈重。腳不像自己的了，好比變成兩塊磚。我也不敢問哪裡才是百各村，這是備戰拉練呀！一問思想就叫人抓住，挨批。整個隊伍悶聲悶氣地向前行進。跟白天那勁頭完全兩樣，好像打敗仗回來的軍隊了。

　　忽然就聽隊伍前面有人驚慌地「哎喲」一叫，同時啪啦一聲，稀里嘩啦，好像個大瓷盆摔在地上粉粉碎。大夥一瞧，原來前頭那捧毛主席像的大個子腳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現了：毛主席大瓷像摔碎了！你想，他捧這好十來斤重的瓷像走了一天，哪還有勁，要是有點勁也會抱住毛主席像，寧叫自己摔倒也得叫身子墊住毛主席像呀！可是誰叫他死抱著主席像不放，排長叫人換他非不肯。可是當時誰也想不到該不該怨他，全驚呆了！把毛主席像打碎，殺頭的罪過呀！沒等大伙清醒一下，那大個子忽然兩條大腿一彎「撲通」給毛主席像跪下，請罪！一排長給這意外的事弄得魂飛魄散，身不由己「撲通」也跪下，請罪！我們一排人不用任何人發命令全都跪下來。向毛主席請罪！

　　緊跟著二排隊伍上來，一看我們一排全跪在道上，不知出什麼事了。二排長問，沒人說，都指指前面，二排長過去一看毛主席像摔碎，二話沒說也跪下，二排人跟著「刷」地全都跪下。等到三排上來，白連長一看全明白，沒等他想出辦法，沒等他發話，三排長和三排人全跪下了。人們都是搶著跪，誰先跪下誰就忠得最徹底，最堅決，最不猶豫。可那時候人們這根弦繃得一樣緊，幾乎同時忽喇喇一齊跪下，白連長也跪下。但這一跪就麻煩，沒法起來呀，毛主席像摔得粉碎，誰先站起來誰就是不忠。可也不能總這麼跪著，跪到什麼時候才算完？跪到天亮也沒轍。在這星月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黑壓壓，不知是傻是瘋，跪著這一大片人，可沒人吭聲，沒人敢動，誰也不敢看誰。都以一種悔罪心情面對著前邊，地上，那片給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任何形象的碎瓷片兒。

　　跪著跪著，漸漸覺得右腿膝蓋生疼，使手一摸，原來右腿正跪在一塊石頭上。石頭埋在土裡，石尖朝上，正硌膝蓋。我使了半天勁兒，才用手指把一塊三角形的石頭摳出地面，不出聲地推在腿旁。不多時，忽覺要撒尿，愈憋愈想尿，哪敢把小便掏出來，忍不住時，索性尿了。這尿真他媽缺德，好大一泡，褲襠水淋淋，難受極了。

　　時間一秒一秒過去，跪得愈久愈沒有理由站起來。可就在這時，只見白連長突然刷地站起身，好像出了什麼事，使他清亮的嗓子急迫地說：

　　「不好！前邊村裡有響動！敵情！可能是反動地主分子搞破壞！一排、二排、三排，全體集合，迅速跑步，目標左前方百各村。保衛貧下中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黨中央毛主席！」

　　這命令－－保衛毛主席，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任務，使跪在地上的上百人忽喇喇一下站起來。起身的一瞬間，我有種輕鬆感，更有種緊張感，眼前真的出現敵情，就要發生一場戰鬥嗎？要說軍隊動作真快，眨眼間集合好，在白連長帶領下疾速前奔。大敵當前，軍情如火，誰也顧不得地上那些碎瓷片，只是跑步向前時，腳下繞過那些神聖的瓷片，別踩上。奔出去十多分鐘，往右拐過一道橋，又奔跑了十來分鐘，就聽見前邊傳來狗叫，蒼蒼茫茫、夜霧重重的原野出現燈火，前方正是村莊。原來剛才村裡人入睡了，都熄了燈。這一鬧，燈火愈來愈多亮起來，狗也愈叫愈凶，氣氛真有些緊張，要打仗嗎？我的心崩崩直跳。戰士們都把背槍摘下來握在手裡，飛快撲到村前。白連長下令，叫三排人分三路，戰士在前，我們學生在後。

　　一進村，就見一片火把人影，還有手電光在眼前晃，影影綽綽那些人影拿著大桿槍。是搞破壞的反革命嗎？白連長馬上喊話：

　　「不要開槍，我們是拉練的解放軍！你們是誰？村裡是不是有情況？」

　　對方一個大嗓門喊道：

　　「俺們是大隊民兵。聽人喊狗叫的，俺們也不知有啥情況！」

　　白連長：「你們村裡的四類分子呢？」

　　對方：「都老實在家待著呢，夜裡不准他們出來。」

　　白連長帶隊走上去說：「我們拉練路過這裡，聽見動靜，以為有情況，怕四類分子搞破壞，趕來支援你們。沒事就好！」

　　大隊民兵隊長說：「感謝親人解放軍為俺們貧下中農操心。村裡有所小學校鬧革命，不上課，房子都空著，快進村歇歇腳，我們去給你們燒水喝……」說著招呼人去擔水、燒水、借被子褥子。

　　我們一連人就進入小學校，喝水，吃乾糧，休息。白連長對一排長說：

　　「有件事，剛才路上打摔那主席像，不能扔在地上，我去請回來。」

　　一排長說：「對了。可是主席像碎了，請回來該怎麼辦好？」

　　白連長面無表情，只說：「請回來再說！你們先忙著照顧學生們，我自己去。」

　　那個大個子山東大漢耷拉著腦袋，心情沉重，上來對白連長說：「我跟您去。」

　　白連長什麼話也沒說，只看他一眼。這眼神很冷峻，似乎是一種拒絕。扭頭拿著手電筒獨個去了。過了一陣子白連長回來，手裡空空，可是頭次看他臉上有表情，好像很驚奇。他說：「怪事了，我怎麼找了半天，地上任什麼也沒有呢。」一排長說：「怎麼可能，深更半夜，還會有人拾去？您是不是找錯地方？」白連長說：「哪會錯。要不多去幾個人找找，必須找到！」當即點了幾名戰士一起去，包括那大個子，還有一排長。我提出我要去，我說我跪著時有塊帶尖的石頭，找到那石頭就不會弄錯地方。其實我還有個個人的目的。我剛才一泡尿濕了褲襠，走一走，過過風，好幹。一排長說我累了，不叫我去，白連長卻說：「你記著那地方，最好，來吧！」

　　我們靠幾束手電筒光，穿過漆黑原野，返回那道上，按照大家共同的記憶找到那地方。我也找到那塊帶角的硬石頭，按照方向，估計距離，我指著地面說：「沒錯，就在這兒！」可令人奇怪的是，在白連長手電筒掃來掃去雪白的光圈裡，根本沒有那些白瓷片，蹲下來細看，竟然連一個小瓷碴也沒有，怪了，難道有人拾去，拾去幹什麼用？這深夜，這荒野，怎麼可能，為什麼拾得這麼乾淨，連一個小瓷碴碴也不留下？東望望，高粱地一片如墨的漆黑，西望望，河水銀光閃爍，流動著迷幻的波光，真叫人百思莫解。再望望白連長，那張白白、英俊而冷漠的臉上還是沒有任何表情，嘴唇上那黑痣靜靜的一動不動。更奇怪的是，大家呆了一陣子後，誰也不再說什麼，也不再找，回村去了。我在小學校幾張拼在一起的小課桌上躺了一夜沒睡，也沒想出個究竟。天亮隊伍起程繼續拉練，白連長向大隊革委會又借了一尊毛主席像。紅旗，喊口號，唱革命歌，誰也不提昨夜那件事了。

　　也許當時我年紀太輕，無法猜透其中的奧妙。這離奇的問號卻始終留在我腦子裡。過了幾年，經事多了，忽然一天猜到這事的究竟。一旦明白，愈想愈是其妙無窮。不由得對這位精明機智、沉默寡言、再也沒見到過的白連長生出滿心的敬佩。他可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由此我還得出一個人生的道理：世上真正的聰明，往往是叫你事後慢慢悟到。

　　※※※

　　畸型的社會，智慧也是畸型的。

一對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丈夫　一九六六年　二十六歲　T市某機械廠工人

　　◎妻子　一九六六年　二十歲　T市某機械廠工人

　　⊙這是一對夫妻共同的一段往事：

　　一九六八年元旦結婚－－共同生活六十天禍從嘴出－－抄家後她用十七塊錢養活老少三輩－－軍代表用意不良逼她離婚－－獄裡獄外幾封通信－－她千辛萬苦等了他三千六百五十天－－他奇特的復仇記

　　※※※

　　丈夫：我真不想提那段事，我們兩口子，現在也避防提。只要一提，幾夜就甭想睡覺。甭她，我也是。再說總提它有嘛用呢？不是讓咱往前看嗎，把帳全算在「四人幫」頭上。過去那段事都按下算啦。受過苦的人太多啦，現在誰也不願意說啦。可我又想，咱受過的這些苦，也不能就這麼白白一筆抹掉，那不就白受這些苦是吧？我跟您講了，您記下來，將來印成書，咱這痛苦就留下來啦，到嘛時候，讓後人也看看，啊，啊。

　　說實在的，我無緣無故白白蹲了十年監獄，真叫好沒影兒的事。我老婆等了我整整十年，那罪沒少受；比我更冤，更倒霉。有她的嘛，一個女人。

　　我的苦再苦也沒嘛，我是男人嘛，可她就難了。您說說，她那會兒才二十出頭，人又漂亮；您看，我還帶來一張她那會兒的照片。她一個人帶著一個半身不遂的老父親和一個剛出生的孩子，自己算是反革命家屬，父親是資本家，熬過那十年容易嗎，楞等了我整整十年。我們這些犯人，離婚的有百分之九十還多；幾乎可以說，進去沒個不離的；也有為離婚的事自殺的，殺人的，神經的，也太多了。她來探監，同屋的人全羨慕我，先頭我都不敢跟人說她是我老婆，只說是妹妹；我也怕過不幾天，離婚了，不就栽了嗎？她等我時，哪會知道還有一天「四人幫」會倒台，我會平反，等十年不就等個反革命嗎？還不是個「反屬」，有嘛好處？更別提她受那麼多政治上的壓力和經濟上的窮困了。她這麼年輕漂亮，不等我，完全有其他路可走。所以我認為她是一種堅強的中國婦女的典型，我挺自豪，跟誰我也這麼說。

　　我的經歷沒嘛，比我苦的還有的是，比我冤的也有的是，我見的多了。那陣子為一句話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們那兒就大部分的現行反革命罪。我們屋裡有個犯人，以前是貧農協會主席，罪名就因為下山到集子上買毛主席石膏像，那會兒不叫買，叫「請寶像」，不是他這樣出身好的還沒資格「請」。那玩藝兒挺沉，山道又不好走，他就用麻繩拴在石膏像的脖子上，前邊兒倆，後邊倆，就這麼背著趕路。沒想到還沒出集子就讓人給抓住，好嘛，「現行反革命」，立時就抓起來，家也沒讓回，進大牢了，五年。您說冤不冤？還有一個小伙子，為的是爬到百貨大樓頂尖上拍了兩張照片，想落個城市面貌的照片，現在看這算嘛事！可那晚兒就不行，懷疑他是搞「特務活動」，也給關進來了。後來，我的一條手絹，還是他帶出去捎給我老婆的，這才保存下來。

　　妻子：可不，那條手絹是他出事那天，人家打他時候包頭用的，用角鐵的尖打，人頭啊，不是別處，手絹上全是血。您看，我帶來了，多狠，連手絹都打出這麼多洞來，一般人下得了這手？

　　丈夫：您沒見比這還狠的也有的是啊。不說別的，這地方上的事兒說不清，公安局裡不是不准打人？可我親眼看到他們打人。好傢伙兒了，用手拷拷還不解氣，楞用粗鐵絲綁上，再用老虎鉗子擰啊。您想想，那手腕子上的皮肉還不全破了，哪經得起這麼擰啊，後來全長了小蛆，白的。瞎，那些事兒別提了，多了去了。我說咱重點說說她吧。她比我苦，更典型。像我這樣兒的反革命太多了，可像她那樣的就不多了。她那些東西，百年之後，說句大白話吧，不管哪朝哪代的人看了，都會覺得值得一寫，因為它是真的。她受的那些迫害，都是有真憑實據的，有名有姓有地點，咱寫到《人民日報》上也不怕，真東西擱的時候長，不是「四人幫」那些東西，隔不了幾年一撥弄就倒了。我好歹大人孩子都團聚了，也就算最好的結果了。對不對？有些人老婆離婚，孩子讓人帶走了，房子叫人霸佔了，她偏還住在你對過；你不也得天天打頭碰臉，你嘛滋味？我說您寫就寫我老婆，別寫我；突出她，就把她碰上那些個人，那些個事，按當時的話說，靈魂上的東西，解剖解剖。甭管他是頭兒，還是軍代表，照樣有不是東西的，表面上像個人賽的，其實心眼裡想的嘛，別人不知道，我們知道。

　　打頭兒說吧。我出身工人，本人也是工人，鉗工。「文革」前是車間裡生產負責人。我這人生來就直性子，您看我說話就能知道我的脾性，也甭多描。我打嘛時候也不願意巴結領導，愛站在車間裡工人一邊兒，替大夥兒說話。有時好給領導提點意見，這叫「犯上」，所以跟頭頭有點矛盾。他們說我不靠攏組織，打從「文革」開始，他們就想法兒找碴兒整整我。

　　我覺著他們整我全是有預謀的，好像全策劃好了，一下子就來了。我的碴兒就是說了一句錯話，這完全是玩笑話，是喝酒時和一個要好的哥們兒說的，這哥們兒平時不分你我，嘛話都說。當時就說了幾句對「文革」不滿的話，說朱元璋當了皇上，把下邊的功臣全幹了這類的話，沒想到他把我的話向上匯報了。那會兒人全亂套了，誰也不知道變成嘛。可他在暗處，我在明處，我哪知道。這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一號晚上的事，第二天一下子開大會突然宣佈，說我是反革命階級報復，大字報呼啦一下全貼滿了，好傢伙那陣勢，開著會一下子把我揪出來，把我的工人出身楞說成是資本家出身。出身還有變的，可這麼才好說我「階級報復」。這出身是大字報定的，也不知誰寫的，反正破鼓亂人捶唄，也沒你說話分辨的份兒。「階級報復」比單純反革命罪重唄。好嘛，開始還沒怎麼，還是文鬥；後來台上指揮的軍代表一聲喊：「要文鬥不要武鬥」，嘁哩卡嚓全上來了，這是他們預先說好的暗號，明白嗎？一喊就是要開打了。可全動了真格的了，這是真打，不是假打，抄起那些鐵傢伙，打的可不含糊。我也沒看清都是哪些人，反正劈頭蓋臉的就來了。我一看不好，趕緊掏出手絹摀住腦袋，他們拿三角鐵、鐵疙瘩嘛的，操著嘛就是嘛，亂砸一氣。表面看流血不多，可這叫軟傷，最厲害，就衝著腦袋來啦，欠點把我打死。我就死命捂著腦袋，手絹就這麼破啦。我這耳朵到今兒個還聾著啊，也是那晚兒給打的，到現在還總嗡嗡響，總響。後來打暈了，嘛也不知道了，他們大伙拿大鐵絲把我綁起來，我就不知道了；跟手可能就送到拘留所去了。

　　妻子：那天開會時我去了，我跟我丈夫一個廠，我在場，是選什麼革委會的大會吧，好像是的。他們打他時候我不敢看，也看不見。當時我心跳的呀，我就出去了，走出會場了，想回家，想走，到哪兒都行，不想待，也待不下去了。可我一出門就看見一個人，就是革委會那女的，主任，她盯著我，不讓我出去，所以我知道，連著後來的事，我知道他們是串通一氣兒的，有預謀的。等我回家時有個鄰居告訴我，剛頭兒你們廠押著你愛人回來一趟，他出車禍了吧？我到屋去一看，也全是血，那些血啊……

　　其實後來我想，他要是那次沒抓走，還在廠裡的話，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之類的運動也得給揪出來；我想了，那說不定更倒霉，恐伯不打死也得打殘了。這些人目的不達到是不會算完的。

　　丈夫：我的事到了一九七○年就全搞清了。我出身是工人，不是什麼資本家，也夠不上現行反革命。可駐軍和革委會那幫整人的人，他們不肯認錯啊！為了維護革委會的聲譽，不給平反。再說駐軍那姓×的小子，他的個人目的還沒達到呢，他想娶我老婆。監獄當然也不管了。那會兒監獄就像倉庫，不拿我們當活人，像取貨提貨一樣。管我們監獄的那人就說，我不管你們出來進去，只要拿提貨單來，我就放人；沒單子，你就在這兒待著。他就這麼說的。我活活就在這裡邊待了十年。等我出來時，我妹妹看著兩張《判決書》說，他憑這兩張紙，就把人活折騰半死。就這麼兩張紙啊！我帶來了，您看這判決書寫得多潦草，這字，您看，隨便一劃啦，真不如倉庫提貨單認真呢。管監獄的人說，「我們嘛也不管，只管進出，你們少找麻煩，誰要是不想活了，就自殺。我連份檢查也不用寫，你們誰愛死就死，我不管。」

　　我申訴了二十多次，也沒人理我。出來之後，要回廠工作，革委會主任說了，他要回來，先把他腿打斷了再說。就楞不肯收，我借錢也不給。沒工作沒工資，又地震沒房子，我們房子早讓他們霸佔了，那時叫「壓縮」。這種事都是街道積極分子幹的。有問題的人房子都得壓縮。騰出房來，他們搬進去。我結婚是兩間，楞叫我老婆搬出來，另給一間小破屋。地震時又壞了。我放出來算落實，心氣兒還挺高，大年三十中午去找房管站管房子的，房管站那夥人，真油。我一說，他說我不是管落實的，管落實的今天休息沒來。隔些日子再去，還這套。後來才知道，就是他管落實。到今天也沒解決，這就別說啦。落實能落到我們這小老百姓頭上？頂多落在名人、領導幹部頭上。他們是門面人，對吧！

　　妻子：我還記得那是生孩子後五十三天，因為產假只有五十六天，馬上要上班了，孩子病了，是冬天，因為屋裡實在太冷啦，得了肺炎。我才二十歲，沒弄過小孩啊，不懂啊，這晚上他一夜都沒鬧過，我還覺得他很乖呢；其實那一夜他已經沒勁兒再鬧啦。第二天我一看嘴青了，得去看病啊！可我沒錢，沒錢看病，又不好跟別人借，鄰居也不大敢和我們這樣的家打交道。我當時真覺得孩子沒救了，活不了了，急得沒轍，給我婆婆打電話。正好「最新指示」來了，全市都不上班，大遊行，那會兒不都那樣嗎，一遊行就排了大隊滿街裡走，車都不通了。我婆婆接了電話後就來了，走了整整大半天，好幾個小時啊，就給耽誤了；她來之後才送到兒童醫院搶救過來。那會兒真是一毛錢也沒有啊。記得還是大肚子那會兒，我到他媽媽家去，來回也總是走的啊，那麼遠路，一走幾小時，可就沒錢，沒錢坐車啊，有了錢也捨不得花。

　　我丈夫關進去以後，先是在拘留所，我整天提心吊膽，生怕他性子直，再頂撞了誰，怕公判大會給他重判，給他發配到遠處去。他要就在市裡坐牢，我不還能常見到他嗎？最起碼一個月不還能見一面嗎？能看看也是一種相互的安慰吧，當時想。就怕把他弄到什麼青海西藏的，那我可真受不了啦。那會兒啊，這些犯罪的我覺著就像演員一樣，一公判一個區就幾十個哪，每次都是，真像演員趕場哪，從這個體育場趕到那個電影院，再趕到什麼學校工廠的，來回的趕。開大會，押上來，念罪狀，再念判決。到一個地方來一次。公判也是為了嚇唬人啊，鎮壓他們，也嚇唬我們這樣膽小的，老實的。

　　丈夫：那會兒我們在監獄裡給人修理手銬，一筐一筐的；抓的人太多了，一拉百十人。言論這玩藝，最厲害，弄不好一句半句話說錯了，弄進去，像我這樣進去的太多了。她想讓我別惹事，我當然明白，事兒大了，就更對不起她了。我就和關在一塊兒的幾個犯人一道……這些人都熟了，能互相照顧照顧，也有一個小天地；因為都是這種問題關進來的，品行嘛的都不錯。後來我們都是朋友啦，頂現在還常走動走動。

　　妻子：我們是一九六八年陽曆年結的婚，那年三月二日他走的。我們在一起一共才過了整整六十天。他服刑的十年，我完全是靠著蜜月的回憶，還有對他的信賴才苦熬過來的。這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我真是一天一天數過來的。我二十歲，剛剛從學校走到社會，剛剛開始生活，就碰到這麼無情的命運，一夜之間丈夫變成現行反革命，我感情上真接受不了哇。軍代表那個姓×的，和我們革委會主任，就是那個女的，勾結起來，早就打好主意了，把我丈夫整了，讓我和他離婚，用盡了各種手段。現在想想，真不知當時怎麼就頂過來了。也許我這人還是比較倔強的，雖然表面上看不太出來。

　　我丈夫一走，連著抄了六次家，把我們剛結婚時別人送的禮物，被子啦，毛毯啦，還有衣服料子什麼的，全抄了；抄到後來，家裡只剩下光床板了，全光光的了，嘛也沒有了。他們還把抄去的東西辦什麼展覽會。抄家抄到後來幾次，我人都麻木了，就這些東西隨你們抄吧，都跟我無關了。我對他們也恨不起來，他們出身好，為保衛紅色政權連命也不要了。讓他們去表現吧，去革命吧。我覺得慶幸的只是丈夫給我留下了一個珍貴的禮物，就是我們後來的孩子小冬。我們孩子生出來時，奶奶說，他爹叫柱子，柱子底下要有石頭，就叫他石頭吧，叫石；正好搞專案的人姓石，他貼大字報，說給孩子取名為石，是記著專案那段事，記著姓石的人的仇，這個名字叫不了了。後來說叫東東，又不讓，說你是記著「東方紅××廠」，不行，還得改。我煩了，也強起來。後來人說改就改吧，孩子的名字就是個記號，幹嘛讓他們沒完沒了呢？也省得他們找麻煩了。我就說叫冬冬吧，冬天生的，才行。那時候你幹什麼他們也找你麻煩。反正怎麼也不對，都能找到錯。我會理理髮，會裁衣服，因為沒錢，全用手給孩子做衣服，跟我一塊幹活兒的同志就說讓我幫著做，做不好看不高興，做好了是奇裝異服，還批判我。我給理髮也是這樣，剪不好看說你不賣力氣，剪好了又批判我，「修」了。我用我丈夫原先的飯盒兒，上面有他名字的，都說我劃不清界限。那時家裡東西全抄走了，連暖壺都抄走了，又沒錢買新的，這些舊飯盒能扔了不用嗎？

　　生小冬那時候，連被褥都不給一條。我和剛出世的小生命就睡在光板鋪上。唯一的安慰就是把丈夫的信放在枕頭底下，讓他離我近點，也讓他享受一點得子的幸福。我相信，只要心誠，他會感受到的。

　　丈夫：我接到她的信，說下個月要臨產，不能來看我了，我那心裡真像翻了五味瓶啦，真說不出是嘛滋味。這消息對我太突然了，沒有一點精神準備，就要做爸爸了。可我給妻子和出世的孩子能帶來嘛呢，只有讓他一出來就是反革命小崽子。這都是我的過錯呀，我太恨自己了，覺著太對不起他們娘倆兒了，我看她的信就像用血寫的，根本不知道家裡抄成那樣，親戚全不認人了；她父親半身不遂了，也不能怎麼幫她，一個月全靠她十七元學徒工的工資，那日子怎麼過的呢！你想，十七塊，好幾口兒，還外帶給我買點煙呀嘛的。

　　妻子：孩子是我們的精神支柱，每次他睡著時候，我總愛仔細看他，他笑的樣子，睡覺的姿態和他爸爸一模一樣。我總是一夜一夜流著淚渡過，看著兒子，想著以前那些事。他也總來信說他總夢見小冬。也不知怎麼回事，他們父子倆從來沒在一起生活過，可小冬打小，還不大懂事時，跟我在監獄看他爹，爺兒倆感情特別好，大概這是血緣關係吧。一有好東西吃，孩子總想著爸爸。有一年國慶廣場放焰火，小冬問我這焰火爸爸看得見嗎？奶奶說看得見，他別提多高興呢。家裡這窮，但他爸爸總惦記問孩子幾個月沒照像了，他想要照片，夾在語錄本裡，他說他每天都偷偷看。我也就領孩子去照像，好讓他總看到孩子新的摸樣。

　　丈夫：有次在牢裡看了電影《閃閃的紅星》，裡面不是也有個冬子嗎，我就特別想我們小冬。有一次事給我印象特深，那次是我犯錯了，所以受懲罰不讓和家屬見面。其實所謂犯錯誤，就是對同屋犯人說了兩句心裡話，不就是心裡有怨氣不服唄，也就敢私下說說。這就說我對自己的罪行不認識，就不讓和家裡見面了。結果偏偏趕上那回我們小冬和他媽媽一塊兒來看我，孩子是帶病來的。因為平時吃不起蘋果，有病了才吃到，可孩子非要把蘋果帶來，給爸爸吃。他沒見著我，把蘋果留下了。我瞧著那蘋果，心裡太不是滋味了。心想，我這個爸爸也太不爭氣了。他們對我越好，我越難受，我真對不起他們母子倆啊！不過也虧了他們這麼天長日久的感情，才幫我渡過那些年頭。那是嘛年頭！他們每個月才和我見一次面，就十五分鐘，有時候我們一句話也說不出，接見時亂哄哄的，聽不見說話，我光笑，其實我有好多好多話要講，一見面又不知講嘛好了，我總覺得我這笑裡頭包著好多東西，有內疚唄，我想我只有好好改造吧，到時早點回到他們身旁，這比說嘛好聽的都強。

　　每次看到孩子又長高一塊，我心裡都特別高興。他每次的樣子，每個小動作，每句話我都使勁記下來，沒事一個人時就光想，回想這些，這是我最大的樂趣。他總問我，「爸爸你怎麼還不回家？」「爸爸你帶我去公園行嗎？」我都不知怎麼回答他。可對我這麼個「壞」爸爸，他又那麼有感情。有一次我病了住院，孩子和媽媽、奶奶一道看我，這是唯一一次特殊接見，可以自由說話，我第一次抱了兒子，他高興極了。離開時大人正著朝前走，可孩子卻倒著走，一直看著我，朝我笑，朝我招手，一直到走出大門看不到。你說這不剜我心嗎！

　　妻子：現在的孩子太幸福了，他們玩兒電動玩具，各種各樣新鮮的玩藝兒，可我們小冬小時候哪摸過這玩藝兒阿。別人不敢沾我們反革命家屬，找不到托兒戶，托兒費也出不起。我把他關在小屋裡去上班。有一回鄰居大娘告訴我，你們孩子渴了就去舔墩布上結的冰柱子。孩子什麼玩兒的也沒有。過年別的孩子都穿新衣服，他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全有新衣服穿，可沒人想到給冬冬買一件。我給他做雙新布鞋，美的不得了。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到父親點了一屋子小蠟燭頭，和小冬在看蠟燭燒，因為孩子沒有玩具啊，我心裡難過極了。

　　過年時候，人家都高高興興的。我總把年夜飯留一份給丈夫，孩子也把好吃的挾到爸爸碗裡，給爸爸吃。我們不是過年，是受折磨呀！

　　有一回有人送給我孩子一隻小鳥，孩子問我「小鳥有爸爸媽媽嗎？」我說「當然有了。」我突然發現孩子哭了，我忙問怎麼了，他告訴我「我們把小鳥帶回家，它也會像我一樣見不到爸爸的」，最後他居然張開小手，讓小鳥飛了。這孩子，你說神不神？

　　那會兒父親因為是資本家，半身不遂也得去勞動改造。有回讓他剝蔥，菜刀找不到了，埋在一大堆蔥皮裡了；人家硬說他是藏起來要殺人，階級報復，您說他一個自己走路都不利索的老頭，怎麼能殺了人？他找啊找，找不到，急得直流淚；最後我幫他在一大堆蔥皮下面找到的。他每月把鋼崩兒全用紙包起來，一分一分算哪，什麼錢買什麼，只有發工資那天吃兩毛錢肉，全指我那十七塊工資；後來把傢俱上的銅把手都拆了賣了，換點兒麵粉給孩子吃。我不怕過苦日子，也不怕工作辛苦，在家裡操勞；我只求日子清靜，誰知這類要求也不能實現……

　　我們廠裡革委會主任和駐軍代表串通一氣，讓我離婚，開頭天天拉我，我那時真想不到打我的主意。他們很費了一番心思，連我也不知道的生母，居然叫他們找到了。我生母是貧農，在鄉下很窮，以前是把我賣給現在這個資本家父親的。他們說我是貧下中農後代，不能看著不管，要我和愛人離婚，和資本家父親劃清界限（他待我像親生一樣，因為沒孩子）。革委會主任那女的說，如果你離婚，可以給你解決房子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問題，一切包在我身上。那個姓×的駐軍，完全一個農村兵提幹的，天天追我，死纏著我，整天和我談話，一談一整天，也不讓我去車間幹活。一開會就找我，有些積極分子會也叫我一道去聽，大伙都奇怪他和我是怎麼回事，他也不管影響，當著好多人就總找我。革委會主任說，房子給你找好了，只等你革命行動了，說是黨對我負責任。我母親和親哥哥都是他費了好大勁打農村弄來的，召開大會，叫我媽媽憶苦，還辦學習班給我做工乍，說只有我離了婚才能證明回到人民中來，劃清了界限，他說你是我們的階級姐妹，怎麼能看著不管。說的話也沒水平，說他夜裡上廁所，回來想起我就一夜睡不著，說我還年輕，以後路還長著呢，我覺得又可氣又可笑。

　　我這鄉下來的媽也勸我離，哥哥也說，哪怕先離了再說呢，怕我太受罪，一次，讓我媽開憶苦會，她連夜逃走，她不忍再看我受罪。她也恨死那個革委會主任了。這革委會主任說對我婚姻包到底了，就暗示指那個軍代表。他們相互幫忙，都有好處撈。這個駐軍要和大城市姑娘結了婚，以後復員不用回農村，革委會主任幫他這忙，也可以保著不倒，還提升。後來三結合，他們倆都結合進去了，都當了廠裡的頭頭。

　　有一陣他們逼我逼得太緊。每天挺晚的回來，父親半身不遂在家等我，怕我出事，一次他哭了，要到北京告狀。我也實在受不了。給我丈夫寫信說暫時先離婚。離婚再等他，壓力不是小點嗎？他接到信馬上回信給我。這信我還保留著。你看……

　　【毛主席語錄】

　　【情況是在不斷的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

　　××（妻子姓名）你好：

　　我已正式得知你準備和我斷絕關係，這很好。你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堅決支持你這一行動。

　　我本人在離婚這個問題上不準備作什麼文章，因為主動權在你手裡。我是一個犯人，我只有要孩子的願望。孩子做為我來講，是我後半生的寄託和希望。我也不能不為晚年想一下。我現在沒有給孩子再找個繼母的想法。就是將來也堅決不會有這些想法。我不是出爾反爾的人，這點你是體會到的。再說十年出去後我會落什麼結局，你想必是可想而知的。你如果打算要個孩子的話，今後會有更多更好優越條件來考慮，你還能生養，我卻不同了。所以我有這方面的要求。總之我會正確對待這些問題的。

　　祝你在已經選擇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丈夫姓名）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

　　我看這信心裡挺難過，雖然我們感情挺好，究竟在一塊時間短，分開時間長了，感情沒有溝通的機會。我怎麼會再嫁別人？我去找法院談。沒想到法院說：「你們單位來過人了，要你離婚。」我一怔。他們還是走在我前頭了。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好人的，法院這人對我說：「離婚必須雙方出面，別人不能包辦。」他還說：「你要跟他離了，他在裡邊日子就更不好過了，懂嗎？」我心裡一熱，決定不離婚。我想我找到了法律保護，更堅決了。這下廠裡就恨上我了。革委會主任對我明著說：「我們鬥不過你，我們失敗了。」他們把我調到人防工程隊去挖地道，用苦力懲罰我。我想，老天爺對我也太不公平了，我向來連小貓小狗也沒得罪的女人，為什麼讓我受這麼大罪？我還夠堅強的不是，就拚命幹活。這時有人貼大字報，說我是我父親的小老婆，那會兒大字報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成心糟踐我。有時實在熬不過去了，也想到死。一想孩子和丈夫，不能走這一步啊！我就忍著。總想只要我和孩子在，他就有盼頭，不至於有別的想法。熬死熬活地熬吧！

　　最難的還是地震那會兒，房子震壞了，沒人管我們反革命家屬，家裡沒男人，真是什麼也不行，單位不管。沒人拾磚頭蓋臨建，就用破鐵絲網上頭蓋塊油氈，下邊糊泥，就怕下雨，一下雨下邊一半就全泡了，又得和泥糊上；沒有電，沒人管接，只好點煤油燈，晚上颳風時，風都透進來，燈一晃一晃的，慘著呢。我們老少三個人擠在一堆，將就著睡，就這樣睡了好幾年。

　　丈夫：我們那會兒寫信，純粹是給隊長看的，都要檢查，不敢寫嘛；後來慢慢才好點兒。您看這幾封留下來的信，怕您不明白。

　　※※※

　　【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爸爸媽媽您好！

　　兒沒聽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沒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犯了嚴重罪錯。革命群眾為了挽救我，將我送到公安局學習，現在在由解放軍領導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進行思想改造。請父母放心，我有決心改正自己的罪錯，重新做人。

　　兒在這學習一切很好，請勿惦念。每天在由解放軍親自領導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裡學習。父母見信後把如下東西送來：肥皂、牙膏、暑藥、褲衩、夾被、中號搪瓷缸。

　　兒　××

　　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

　　◇

　　【毛主席語錄：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

　　××（妻子姓名）好！

　　本月收到你兩封信，全為我改造不好著急，心裡感到非常對不住你和孩子。我經過隊長教育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同時也下決心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基礎上加深認罪，看清給黨和人民造成的損失和影響，丟掉幻想，紮紮實實改造，請你放心，我今後再不會做使你傷心的事情。……

　　（丈夫：這裡說的抱幻想，是說我打一九七○年以後一直不服，往上申述，前後總有二十多次，每次他們都這麼答覆：「你的判決出入不小，階級報復可以考慮去掉，出身可改回來，工人。但現在為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這些問題以後再說。」這就完了。保衛嘛「文化大革命」，都是藉詞，事實他們跟軍宣隊裡的個別人勾在一起，不肯為我翻案，要不，不就等於說他們是整錯人了嗎？）

　　－－我每次看到信皮上總有眼淚，信紙上也含著你的身影，我也曾下決心好好改造，因我抱的幻想太大了，失望的心情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把你的關懷不是作為改造的動力而是作為壓力，錯誤地對自己的罪行不認識，有思想不向政府講，和個別人亂說，經隊長耐心教育不聽，反恨隊長。就是這樣隊長還善意的耐心地教育我。我對不起政府隊長的教育，對不起你時時惦念的心情，更對不起無知的、只知道找爸爸玩的孩子……我聽從政府隊長的教育，他們是我真正的親人，他們會教育我沿著毛主席指引的「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光明大道前進。我再也不會像犯罪前那樣胡來。我相信我會盡快扭轉錯誤。隊長這樣耐心教育，看到你的來信，他立即教育我，要我多替家裡考慮。隊長為教育我用了很大腦子，用盡了各種辦法，為的是叫我們快點團聚。我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對罪行缺乏明確認識，今後我一定在隊長教育下好好學習有關文章，結合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找出我當初犯罪時的階級根源、社會根源。論危害，看影響。當然我的水平有限，尤其是世界現還是資產階級的，所以希望你多多幫助。……

　　我不會使你失望，你也不要為我傷心，我是犯錯誤了，但我有決心改正它。隊長這樣教育我，你這樣關心我，我會比別人轉變得更快更好，請你看我的實際行動吧。

　　想念我那孩子的病，可曾見好？咱爸病怎樣？咱媽病怎樣？

　　×××（丈夫姓名）

　　一九七五年．三．八

　　（丈夫：您看這信不是純粹寫給隊長看的決心書嗎？讓我找階級根源，我根本就是工人，出身也是工人，哪兒來的資產階級的根源？我沒犯罪楞叫我認罪，自己批，我那點文化水平，上綱上線也得有水平。現在想想那時也是沒法，不讓隊長高興點，他就不讓你和家裡人見面，這手兒我最受不了。不過您要細心瞧，有些話還是夾在那裡邊了，瞧出來了嗎？）

　　◇

　　××（妻子姓名）好：

　　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已經召開了，我們大家都在熱烈地討論學習，增強改造的信心。我通過學習，勁頭更足了，堅信黨的政策。請家中放心，我各方面都好，身體挺棒，就是見老，一百三十六斤，吃得很好也很多。……

　　（丈夫：我也只能這麼說，要不他們就更放不下心了。在我們那兒哇，有句俏皮話，叫「長吃菠菜，老吃韭菜，一年到頭吃餃子。」懂嗎？菠菜長了的時候、韭菜老了的時候，沒人吃啦，賣不出去啦，才輪到我們吃；一年到年三十才吃一頓餃子，幹了一年，幹到頭了才吃一頓，哈……天天吃窩頭，可這能叫家裡知道嗎？有一回十月一日，我們這兒開齋，吃了一頓燉肉，每人這麼大點兒一塊。這麼長時間沒吃著肉，按理該饞瘋了，沒想到一看見肉犯起噁心來，大吐。那時候傻不嘰嘰的，還不知道這是有肝炎了。）

　　－－我精神比過去開闊多了，胡思亂想也少了，請家裡放心。近來你身體、精神、工作怎樣？我非常關心你的生活情況，現在知道的越來越少，好幾個月沒收到你的來信了，有些東西腦子裡連個概念都沒有了，我的家現在是個什麼樣子，有誰能告訴我？我算著時間（出去的時間）也快了。

　　×××（丈夫姓名）

　　一九七四．十．九

　　※※※

　　妻子：記得他剛進家時，我像是在做夢，因為我總夢見他回家的情景。真的一來，反倒像做夢了。我們還是住臨建那破棚子，站不直身的小窩棚，但我心裡溫暖極了，因為這裡真正住了一家人了。

　　和他重逢後的第一夜，我們幾乎沒說話，對臉瞧著。我忽然覺得我年輕了，又重新回到十年前的樣子。我不敢輕易問他獄中的生活，怕他傷心，也怕自己經受不起，我們的精神都太脆弱了，再經不起任何折磨。我看著他睡了，我想起這三千六百個夜生活，只有星星和月亮跟我作伴，無依無靠，眼淚就流出來。

　　本想丈夫出來我就有依靠了，沒想到他比我還不行，經不起風吹草動。他每天拿大棉被裹著身子，坐在炕上，一動不動，一坐就是一整天，連坐好幾天人都沒緩過勁兒來。和我也不說話，眼神愣愣著；從前是那麼愛說愛逗的人，大概在監獄裡整的。我們地震棚本來就不點兒大的小窗子，他還嫌大，用報紙貼上大半個，只透一點點光，這樣他舒服；他怕光，怕聲音，怕外邊的一點點動靜；人也瘦得像草棍了，好像風一吹就能吹跑賽的。

　　還說他每次來信，我都翻來覆去看好多遍，明知是寫給隊長看的，但這是他親筆寫的。我當時根本沒人說話，看他的信就像是和親人說話了。我也給他寫了好多信，可惜出獄時全部銷毀，不讓帶出來一個紙片，全燒啦。

　　丈夫：她那些信寫的比我寫得好多啦。她好看書，不賽我。那些信要現在全留下來就好了。不過我這些信，從未給我兒子瞧見，沒嘛好作用。我也不愛想這堆子事了，吃不消，不願勾心事。另一方面，孩子知道了心裡會有壓力。我願意他上進，靠攏組織，也怕他知道這些種下復仇的種子，生出些亂七八糟不健康的想法，害了他。反正我們這十年很少再提它，就當沒那回事算了。

　　妻子：其實哪能啊！他這十年變多了，現在變回來一些，還是不太多說話，總不大合群，喜歡孤獨。要不是跟您，跟別人不這麼說，從來沒這麼說過。這回倒像「文革」前那樣了。那十年中我們很少交流，接見一個月只有十五分鐘；那麼多人，有人看管，什麼也說不了，信又不能寫什麼，只有那兩個月的共同生活；他一來我覺著都陌生了，不光是人的外表變樣了，整個精神全變了，變化太大了，人全傻了，傻子一樣。剛回來那意思，全不對了，特別遲鈍，感覺全不對了。

　　您說我那小冬，現在大了，上高中了，可有點性格孤僻，向例不愛跟其他小孩一塊玩，和別的孩子完全不一樣。我們院大娘總說，你們小冬小時夠可憐的，我還記得他渴了吃的墩布上的冰柱子呢；那會兒發工資吃頓撈麵，買兩毛錢的肉，就把孩子美得要命。他倒是聽話，懂事。可打小就不願跟人家玩兒，怕人家問他爸爸在哪工作，也怕知道事兒小孩和他吵起架來，說他這個短兒。現在小孩過的是什麼日子。他身體也不好啊，營養不良，十歲了還尿炕，身體虧，提不住氣，所以等他爸爸回來退錢以後，他總帶孩子去吃好東西，想把那十年補回來給孩子。

　　丈夫：到後手落實的時候，補發了我四千塊錢工資，給四千，判我十年刑，你他媽給四百萬我也不幹，誰願意無緣無故在裡邊兒蹲十年？進去時說實在的是正當年的小伙子，出來我成了半大老頭，落了一身病不說，精神上受多大影響。現在有些個個體戶，一天就能掙一千塊錢，難道說我這十年就值他們四天？再說，害我們的那些人現在還都過得好好的，一個一個還都人模狗樣的。我耽誤十年，比他們工資少三級，總也趕不上去，你說我能不氣、不冤嗎？我心裡那個氣，就別提了。有時氣得直「捲」大街。他們欺侮我們時不講法律，現在又講了，他們倒沒事兒人兒了。我告您，我的苦受夠了，也該報復報復了。讓他們也嘗嘗受苦的滋味兒。我在監獄那前兒，就想過要報復。好傢伙兒的，用反革命名義把我關進去，想讓我老婆和我離婚；她不肯，就硬不叫我出去。我在監獄就想過各種辦法，咱也不急，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先熬出這十年再說！

　　剛頭不是說到報復嗎？我來這手，不跟他們拼硬，我要折磨折磨他們的精神。當時整我的，打我的，暗算我的，我心裡都有點數，到底十年了嘛。我一補發工資，就在和平餐廳擺了兩桌，我挨個請，我也會說，我說，「咱把仇恨記在『四人幫』身上，向前看；你們是害了我，也是受害者，我老×心胸寬廣，只當沒那些事，既往不咎嘛。咱們呢，低頭不見還抬頭見呢，不能總彆扭著，還是好朋友，對吧，該幹嘛就幹嘛，今後一塊好好工作。」結果，您猜怎麼著，他們真一個沒來，不敢來，越不來你越知道他心裡有鬼。我是正大光明的，我怕嘛。我當時想，他們真來的話，我也免不了來點二楞子話，結果一個沒來。後來我們書記總到家裡來找我，也怕我報復，總哄我。說幫我落實房子，說讓我有嘛事找他解決；另一方面，還暗示我，話都說到這份兒上了：「今後只要你不找我們麻煩，我們保證不找你的麻煩。」我想你來這套呀，我就說，把我家抄走的書桌拿來，這桌子正廠長在用；我也不管你多大官在用，我馬上要他也得給我騰。我非得栽你一下不可，當時抄我家時候也沒預先通知過啊；還有衛生室那個茶几也是我家的，拿來。他們要給我買新的，我不要，偏要我自己那個。我不要賠新的，就要我自己那個。我說，給我拉到當院，給我砸了，他們就乖乖地給我抬出來，我劈哧啪嚓把它砸了。還有我們家那些被子，也全要來當著大伙撕了。我這也是出氣，出氣給他們看看。我老婆養孩子在光鋪板上，一條被子也沒有，現在這些被子拿來，我看著也有氣，根本也不打算往回拿。還有好多東西，他們都早都賤價分了，這就沒法了。

　　有些對頭不敢待在這廠裡，我一回廠，他們一個個全調走了，就是當初整過我的那些人。有一次我碰到那個革委會主任，就在她新調去的那個單位門口，我就「呸」地啐了一口，「捲」了她幾句，罵她「操她媽的」，她不敢搭碴兒，她不敢，裝沒聽見，心虛啦。我想故意刺激她一下，讓她在單位門口蹦，出出她的醜，誰讓她幹那些缺德事呢。還有檢舉過我的那個哥們兒，我採取嘛法兒報復呢，我沒事就往他家去串門，讓他總揪著心。我一去，他們一家子緊張，我沒事還總去，跟他一塊看電視，聊閒天，他特別客氣；心裡有愧，他大概怕我給茶裡投點毒嘛的，坐立不安哪，有一次我去找他借工具，他拉開箱子叫我隨便拿，您知道幹活有種三角刮刀嗎？我拿了把刀，又問他有沒有油石，就是磨那刀子的石頭，我是成心的。他當時緊張極了，眉毛直跳，簡直就認為一扭身我就會捅他一刀子賽的。他就總這麼緊張，要是精神上脆弱點啊，非得精神病不可。不過，一連兩三年下來他就掛相了，臉色不好看，人也瘦了，明擺是給折騰的。還有幾個打過我的，見我面能躲就躲，心虛啊，好傢伙！給人家害了十年哪，能不心虛嗎，不過還有些弟兄，對我還真不錯，我逮進去以後，他們過年還偷著送我家裡點白菜嘛的，我老婆孩子有病也去看看，照應照應。這些人咱永遠不能忘，患難知人心嘛。

　　妻子：他不在的那些年，也就靠這些個朋友啦。不過他們也不敢啊，總是偷偷的怕讓人知道，這也算劃不清界限。那些人也會抓碴兒的。那會兒我只覺得我沒有親戚，所有親戚全不見影兒了，想甩也甩不掉我們這家倒霉親戚呢，又窮。等到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家沒事了，退錢了，一下子好像親戚全冒出來了，也不知打哪冒出來的，我對他們也客客氣氣，可感情一點也沒了。不過我想這也是人之常情，那會兒誰不怕事呀，也難怪他們，我不記恨他們。

　　我想說，雖然那時我受了那麼多苦，我不怨誰，怨也沒用。就盼著像我們這樣老老實實的老百姓，可別再倒霉。老百姓沒權沒勢，倒了霉沒辦法，只能受著。我自己現在挺滿足了，人沒死，一家人又團圓了，又有一個小孩兒，挺招人喜歡，我知足了。這麼對待「文化大革命」行嗎？

　　※※※

　　這十年毀滅不了的，都能永恆。

笑的故事

　　◎一九六八年　三十歲　男　F省S市某外貿公司幹部

　　⊙頭一個發現他不會笑的是個政工幹部－－一頂寧靜的小帳篷－－「憶怪事」時被「憶」出來－－面對毛主席像的表情像哭－－工宣隊土法上馬－－一個不會笑的人成了笑料－－突然間竟然大笑不止

　　※※※

　　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故事，本來是我自己想把它寫成小說的。特別是昨天晚上發生一個奇妙的情節，它自我就完成為一部絕對精采的荒誕劇。可惜我不能寫！一是因為這故事的主人公是我親戚，二是這故事完全不用再虛構，照原樣寫出來就足能把貝克特、尤涅斯庫那些荒誕派大師們氣死。我一想，你的「一百個人」裡肯定沒這種典型，送給你吧！你這傢伙，好運氣總是自個兒去找你，而我總是到手又飛了，沒辦法！但你必須答應……事後還給我一個好故事怎麼樣？咱可談妥了，君子協定？呵哈，當然我不要你還，我是因為你那「一百個人」裡不能沒這個典型，才拱手相讓，自送給你的。我來講……

　　【一】

　　我相信一個心理學家的說法：

　　人的喜怒哀樂中，以笑的表情最多。

　　哀與怒，反應到人臉上，只不過有限的幾樣，可是人笑的表情就無窮無盡。你閉上眼好好琢磨琢磨人的各種笑吧，多豐富！比方，大笑、微笑、傻笑、憨笑、狂笑、瘋笑、陰笑、暗笑、嘲笑、譏笑、竊笑、癡笑、冷笑、苦笑……哄笑、假笑、奸笑、調笑、淫笑等等等等，還有含情的笑、會心的笑、靦腆的笑、敷衍的笑、獻媚的笑、尷尬的笑、輕蔑的笑、心酸的笑、寬解的笑、勉強的笑、無可奈何的笑……對，還有皮笑肉不笑、止不住的笑或僅僅笑一笑，還有！另外一類的笑－－含淚的笑、哭笑不得、似笑非笑……倣傚第八代評論家擅長模擬最新學科術語的方式來說，這屬於「邊緣的笑」、「交叉的笑」或叫做「包容多種內心機制的笑」。瞧，你也笑了，又是一種笑－－蔫損的笑！

　　當今工具書熱，單是各種笑足足可以編寫厚厚一大本《笑的詞典》，供給心理學家、精神病醫生，以及官場裡察言觀色和初學寫作者挑選詞彙使用。人這樣會笑，富有笑，可是我姐夫居然一樣兒也不會。這怪人，他不會笑！

　　頭一個發現的是天才。這天才絕不是我姐姐。我姐姐是中學教數學的，她只對等號兩邊的數字最敏感，對人稀里糊塗，不然也不會二十六、七歲才談戀愛。我？不，你錯了。在中國對人敏感的，並不是作家而是政工幹部。頭一個發現我姐夫不會笑的是我姐組學校的政工幹部小魏。當他把這個天才發現告訴我那糊塗姐姐時，我姐姐竟然說：

　　「你只在我家見過他一面，可我認識他快一年了怎麼沒看出來？要說他人呆板，不愛說，倒對。說他不會笑，胡說！人怎麼能不會笑？」

　　那時，我姐姐正愛他愛得發狂，天天一下班兩人就黏到一塊兒。那些搞數理化的人，理性思維的人，一墮入情網，比咱們更海闊天空、神魂顛倒。我對愛情有個解釋：愛情既然是愛自己所愛的，實際上都是愛自己。對方都帶著自己假想或夢想的色彩，把自己的笑當做對方的笑，將自己的感情放在對方身上來感動自己，對吧！要不那麼多人為愛而殉情？它一完，自己也完了唄。所以我又認為，初戀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段精神失常期，進入一種幻覺狀態。小魏的話好像伸出根手指頭把我姐組從幻覺中捅醒。她認真一想，居然想不出他笑是副什麼樣子！她就決心試試自己的戀人是否當真不會笑。趕巧那天是我姐夫生日，他屬豬。我姐姐還真有辦法，跑到商店挑選了一隻滑稽透頂的小肥豬，屁股上有個笛兒，一捏吱吱叫。她用彩紙包好，揣在衣兜裡，當晚兩人約好在海天門公園會面。她領他走到一盞葵花燈下，為了能看清楚他的臉。她說：「我想送你一件特別的禮物。」說完緊盯著他的臉，心想他照理應該露出風趣的或者好奇的微笑，反問她：「你要送我一個什麼好寶貝？」

　　他確實也是這樣說了。但我姐姐頭次發現這傢伙的臉皮就像結冰的河面，沒一絲笑的微波漾動。太可怕了！難道他真不會笑？這還需要進一步證實，鑒定。

　　我姐姐沉住氣，打衣兜裡掏出禮物，還盡量裝得挺高興，說：

　　「給你，自己打開看吧！」

　　如果這傢伙看見小肥豬再不笑，完了！世界上一副最不可思議的面孔就叫我姐姐拿命運撞上了。

　　後來我姐姐告訴我，當時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兒，好像他打開那包裡裝的是顆定時炸彈。難以想像的事終於出現了……這傢伙剝開那美麗的花紙時，神氣好比在拆一個陌生人寄來的信封。小肥豬露出來，他手一捏，吱地一叫，任何人都會給這玩意逗得大笑，但這傢伙只是連連說：「嘿嘿，嘿嘿，太逗人了，逗極了。」那張死臉就像兩扇關得嚴嚴的門，一動不動，門上還掛把大鎖，貼封條，千真萬確……是表情的殘疾人！

　　我姐姐回家大哭一場，那天真把我們全家嚇壞了，以為她出了什麼事，她一說，我們全懵了，想勸她都不知該怎麼勸。我不信他真不會笑，後來見面一試，果然真不笑。逢到特別該笑的時候，他只是咧咧嘴，「嘿嘿嘿－－」。像笑聲，但嘴角決沒有半點笑意，臉上的肉像凍肉。

　　那段時間，姐姐很少見他。大概怕見他，怕他不笑。偶爾他來，姐姐不拿眼瞅他，局面挺僵。我為了緩和氣氛，禁不住說幾句笑話，我注意到，此時姐姐卻又不甘心地瞥他一眼，巴望那張死臉上露出哪怕一絲一毫的笑來，但每一眼都是一次打擊。我想勸姐姐算了吧，這樣下去會犯神經過敏，再說和這怪傢伙生活一輩子太沒勁了。整天面對著一張「階級鬥爭臉」，生活中一切歡樂都沒反應。兩個人之間「意會」的事多半都是用笑表達。笑是最好的呼應，笑還是生活中的一種溶解劑，人和人溝通的最便當的渠道……可沒等我把這些見解告訴她，卻發現她竟然離不開他，這事兒就麻煩了！

　　我姐夫人很實在……這是沒說的了。大學唸經濟，在學校是絕對的尖子；他的英語，照我的話說，比中國話說得好。做事極認真，守信用，尤其遵守時間，又愛乾淨。雖然只有兩件襯衫，什麼時候看都像新的，補丁在他身上像裝飾，這些都是我姐姐從骨子裡喜歡的。

　　他是個孤兒。孤兒的感情世界好比一塊荒地。上大學時趕上一九五七年的鳴放，據說他惹點麻煩，但那時政治決定人的一切，哪個姑娘肯沾他……這塊地又鹼了。要不是因為他出身沒問題，決不會分配到外貿公司工作。他是到我姐姐學校教英語補習班時，無意中和我姐姐碰上的，兩人之間一下就愛上了。這愛，就好比一顆種子落到他這塊光禿禿、遭殃的大鹼地裡，他便把所有的勁兒都使出來。他對我姐姐的感情好像是種感激報答的激情；我姐姐在這傢伙身上得到的便是雙倍的愛，雙倍的關心和體貼。從他倆的關係上我還發現，原來女人比男人更需要體貼。有一次兩人約好去看話劇，說好在劇場裡見。吃晚飯時忽然颳風下雪，有人敲門，他來了。我姐組說：「不是說好都到劇場去嗎，你怎麼來了？」他臉上沒表情，嘴在說：「別又忘了戴口罩。」我看見姐姐回屋翻抽屜拿口罩時，臉上有種幸福的微笑。女人要的就是這個！

　　我姐姐發現他不會笑之後，幾次想和他分手，但每次下了決心，不出三天就坐不住了，鬼使神差地打電話找他，約他。當兩個人下狠心也離不開時，那就必有真正的愛情存在。於是我改了主意，想撮合他們了。我悄悄問那傢伙：「我怎麼很少見你笑呢？」我問得很巧妙。

　　不料他驚奇地一揚眼皮，沒笑，卻說：「嘿嘿，你問得真有趣。」我看他並不覺得自己不會笑。既然這不是種病態，他身上就什麼也不缺少。

　　一天我看書……是哪本書，我忘了。書中有句關於愛情的話：

　　「不要看他的臉，要學會看他的心。」

　　我就把這頁打開著，放在我姐姐桌上，等她看。第二天我姐姐上班去，我再看，在這句話後邊，姐姐用鉛筆寫了三個字：「謝謝你！」我知道姐姐這三個字是寫給作者的，也是寫給我的，從此這場彆扭就在他們之間不知不覺漸漸消失。後來他們結了婚，姐姐搬到他家，又有了孩子。有時我去她家串門，並不覺得我姐夫那張不動聲色的臉使他們的生活缺少什麼。不笑，自然也沒有假笑；他為她做了什麼好事，她對他報以感激的微笑時，他那張沒有任何反應的臉反倒好像表示這一切都是他理所當然應該做的。有時，我姐夫和他們心愛的兒子在床上翻滾打鬧，弄得小傢伙哈哈笑得喘不過氣來，我姐夫的表情卻依然嚴肅得像個摔跤運動員。我發現，姐姐在一旁笑瞇瞇看著，彷彿聽到這怪傢伙心裡開心的笑聲……一個能體會別人內心的人是幸福的。我覺得，我姐夫這張無言的臉就像一頂寧靜的小帳篷，我姐姐就躲在這小帳篷下，和他一同享受著人間的一切溫馨。

　　聽到這裡，你肯定沉不住氣了……我騙了你！哪來的荒誕，分明一個詩情畫意的故事。別急，別急！人都是正常的，荒誕都是生活的強加。換句話說，荒誕是生活的本質。

　　【二】

　　我還相信一位哲人的說法：一樣東西帶給你幸福，你要警惕－－它必然同時還帶給你不幸。

　　一九六八年「文革」大揭發時，各單位不都在搞「憶、擺、查」嗎？你還記得「憶」是什麼意思嗎？「憶」叫「憶怪事」，就是發動所有人回憶平時遇到過什麼值得懷疑的人和事，揭出來，好抓住線索，「深挖隱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漿糊廠有個老工人平時跟人打招呼，習慣將手斜舉到額前，很像舊軍官行見面禮的姿勢，被人「憶」了出來，再經專案組調查，真的查出是個一直隱瞞身份的偽滿軍官。這事被當做先進經驗在全市傳達，一時人們的精神頭兒全提起來了，大憶怪事，掀起高潮，人人恨不得都能從自己床鋪下面挖出顆炸彈。忽然一天，我姐夫單位有人給他貼張大字報，題目是《他為什麼從來不笑？》。禍找到頭上來了！

　　這張大字報比一宗上百萬美元的出口買賣更強烈震動了整個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從記憶裡搜尋我姐夫平時給他們的印象，果然，沒人見他笑過。專案組悄悄出動，查遍我姐夫的朋友和鄰居，也沒人能證明他笑過。問題就大了。後來他們專案組還來找我，我說：「我也沒見過他笑，他在家裡也從來不笑，可能不會笑吧！」專案組的人說：「你別包庇他，不會笑的除非是死人。我們調查了他孤兒院的老師，還有他小學、中學、大學的同學，都說他會笑，笑過。我們有一大堆證明材料！他不是不會笑，這裡邊有政治原因！」

　　我聽了一怔。說實話，我並不懷疑專案組這些證明材料。一個人怎麼可能不會笑？是不是反右對他的挫傷，使他性格變了？他這個人很內向，沉悶，從來不談自己，更不談自己的過去。

　　專案組以他一九五七年留在檔案的右傾言論為根據，斷言他不笑的根由是對新社會懷有刻骨仇恨。但他們必須有現實依據，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子。可是從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論中找不出新的問題，看來他真屬於「隱蔽很深」的那種，便把他列為運動重點關在單位裡，逼他交待思想，同時抄家。把他家裡的私人信件、工作筆記，連同我姐姐的數學教案都搬去，派一批人從中查找。但他所有文字除去記事就是談事，連一句談感情甚至談天氣的話也沒有。最後只好用壓力擠他的口供。他呢，居然不承認自己不會笑。他們叫他笑，他還是我見過的那樣，咧開嘴，「嘿嘿」兩聲，根本不能叫做笑！一到批鬥會上叫他笑，他就這樣。他沒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滑稽劇了。眼看著運動搞不下去。專案組裡有個機靈鬼兒，想出個挺絕的法子，問他：「你對黨和毛主席感情怎麼樣？」他說他從小是孤兒，黨把他養大，從小學到大學都拿助學金，當然對黨和毛主席充滿感激之情。那機靈鬼兒就指著牆上的毛主席像說：

　　「你對他老人家應該笑，還是應該哭！」

　　「當然應該笑了。」

　　「好，你笑吧！我們看看是真還是假的！」

　　我姐夫面對著毛主席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麼笑的。聽說他當時一咧嘴，牙花子都齜出來，硬堆在顴骨上的肉痙攣般地狂跳起來，扯得眉毛直抖。樣子像很疼，很痛苦，又像嚇唬人。專案組的人朝他唬起來：「你就這樣對待偉大領袖？這是笑嗎？是哭！是刻骨仇恨！」罪證這就有了。現行反革命行為，批鬥，批判，運動也就推向了高潮。人人義憤填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裡，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屬。我姐夫單位還總去人到她學校，逼她揭發我姐夫。學校待她還不錯，雖然盡量保護她，但她也飽嘗了世態炎涼、人情澆薄的滋味，整天灰頭灰腦，回家做飯都沒心氣兒。一次我去看她。兒子問她：「我爸爸為什麼不笑，呵，媽媽？」她突然「啪」地給兒子一個耳光。然後她娘倆全哭了。這是我見她第一次打她心愛的兒子。

　　等到落實政策時，我姐夫這案子成了難題。寫材料的人說，單憑一個表情怎麼好作為反革命罪證上報，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張照片放進檔案，又不是殺人現場的照片。過了半年多，上邊派一支工宣隊幫助他們公司搞政策落實。專案組就把我姐夫這案子作為「老大難」推給工宣隊解決。

　　工人比幹部有辦法。琢磨個辦法，土法上馬。把我姐夫叫去，進門就叫他脫衣服，直脫得只剩一條三角褲衩，我姐夫以為要挨揍，嚇壞了。誰知他們上來一個人，讓我姐夫舉起雙手，像投降的姿勢，然後拿根掃帚苗子，搔我姐夫胳肢窩，脖子和腳心，只見我姐夫嘴一咧一咧，嘿嘿出聲，胳膊腿亂搖亂蹬，叫著：「不行了，我不行了，癢死了，癢癢……」可是他一點不笑。這工宣隊員把掃帚苗子一扔，說：「專案組怎麼搞的，這人哪是不笑，根本他不會笑！」

　　經過這次鑒定，罪證被否，我姐夫就被平反落實。由於不能否定前一段運動的成績，結論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從「不笑的敵人」變為「不會笑的人」，成為全公司人好奇和注目的對象。每逢到該笑的場合，總有一些人把目光拋向他，並不是巴望他笑，而是巴望他不笑，好證實他們身邊確實存在著一個世所罕見的不笑的怪人。還有些年輕人搞些惡作劇，弄隻死耗子放在他抽屜裡，或者突然朝他做個怪臉，好像不把他弄笑，永不死心。他們還背地給他起個綽號，叫他「死臉」，他也聽到了。一個不笑的人，反成了人們的笑料。他依然不動聲色，內心卻變得十分敏感，時時覺得有人不客氣地拿根針刺他，那張臉就更無表情，有時看上去像塊冰冷的岩石。一天，他忽然對我姐姐說：

　　「你能教我笑一笑嗎？」

　　我姐姐流淚了，對他說：

　　「你就這樣吧，我喜歡……」

　　從此，我姐姐自己也很少笑容了。大概她有意控制住自己的笑，怕引起姐夫的自卑。從我看來，一個沒有笑容的家庭好像永遠陰天。儘管他們仍舊相依相愛，但總感覺有種壓抑感使他們的屋頂也矮了兩尺。後來我還發現，只要到他們家串門，我自己也不會笑了。奇怪，我怎麼也不會了呢？有一次，我坐在他們家，桌上有個裂成兩半的小鏡子，我無意面對鏡子想笑笑，一時竟然不知臉上的肌肉怎麼動，嘴一咧，喲，我竟然和我姐夫那神氣一樣。我嚇了一跳，這真是不可思議！

　　【三】

　　我更相信一位荒誕派劇作家的話：生活比荒誕的藝術更荒誕。

　　自從「文革」被歷史一腳踢開，生活又換了一套新解釋，包括對我姐夫的不笑。

　　領導們的能耐，從過去表現在揪出多少人，改為現在能賺多少錢。外貿公司的書記兼任起經理來，還要幹個外向型「子公司」，搞引進、出口、合資和海外投資。這子公司需要一名能幹的人掛帥。原先那幫紅人都過時了。多年搞運動，培養的人專長都只會搞運動。人到用時方恨少，於是想到了我姐夫。第一他精通業務，第二他外語呱呱叫，跟外商交往得心應手。可是領導班子裡有人提出異議，說他不會笑，怎麼能接待好外商？談生意準砸鍋。但除他再找不出更合適的人來，只好拿他將就一時。

　　我姐夫走馬上任，沒一年，天知道這公司怎麼就叫他幹得熱火朝天。原來跟外商談生意並不需要笑，需要本領。外商也不管你笑不笑，有生意可做就行了。

　　幾年裡，我姐夫已經儼然一個大老闆。企業創匯相當於全公司的兩倍，成了公司那幫頭頭向上賣好邀功的資本。我姐夫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報紙頭版上，被選為市人大代表，天天出入各大豪華賓館和市領導的高宅深院。時不時出國一趟兜生意。還搬了家，住進一套三居室外帶大客廳的公寓房，一個當今中國富裕家庭必備的器物應有盡有。姐姐經常穿著他從國外捎來的新款式衣裝，佩戴小首飾，高高興興去親友家串門。再不避諱他而隨心所欲地想笑就笑。他呢？專車，小西服，頭髮梳得賊亮，只是那張臉依舊不笑。可這不笑的臉卻處處受到歡迎，在酒店賓館裡受到高質量的「微笑服務」，在公司裡人人都投之以賠笑。因為人人想求他出國捎洋貨，更因為他是個有錢的大經理、有權的領導；領導就不能總笑，愈不笑，下邊人就要愈哄他笑。他像上帝一樣活在人間，可是恐怕連上帝也不知道這個人怎樣一下子如此顯赫！

　　下邊就要講到昨天晚上發生的那件怪誕的事了－－

　　昨天晚上他和我姐姐、我外甥在客廳裡看電視。二十四吋大螢幕上是兩個人說相聲，相聲說得平平，並不特別可笑。可是忽然間他喉嚨裡「咕」的一聲，就像母雞下蛋前，受身體裡什麼東西驚動時那一聲。跟著「咕、咕、咕」連著響起來，好似有東西在他喉嚨裡憋著，很難受。我姐姐以為他得了急病，一看他的臉挺滑稽，隨著咕咕響，兩嘴角像有根線往上扯，一挑一挑，臉上的肉亂扭，那雙從沒彎過的眼，居然彎曲成一對打卷兒的小柳葉兒。我那傻外甥一叫：

　　「瞧我爸爸多像唐老鴨！」

　　這話像引爆物。我姐夫像死火山，一下子爆發了似的，大笑起來。他竟然笑了！而且不是以前那種怪樣，而是真正開懷大笑！我姐姐說，當時他臉上的五官就像花開那樣，所有花瓣都和諧地張開－－更是不可思議。但這真的笑了，反而把我姐姐嚇傻，以為他瘋了，問他到底出了什麼事，我姐夫搖著手，笑得不能回答，而且只要他看電視上那兩個相聲演員一眼，笑就會加劇一陣，直笑得捂著肚子，眼淚鼻涕流下來。我姐姐扶他上床，趕緊打電話給我，我趕去了，只見我姐夫蒙頭裹著被子咯咯地笑，整個身子在抖，搖得床架子嘎吱嘎吱響，好像得了寒熱病。我掀開被子看他，確實在笑，但枕頭上淚濕了一片。我問他：

　　「你怎麼了，難受嗎？」

　　我姐夫一邊咯咯笑一邊告我說：

　　「我止不住了。」

　　我給他吃了兩片鎮靜劑才平靜下來，呼呼大睡。今天姐姐早上告我一個奇蹟，他臉上竟然出現很自然的笑容。怪不怪，簡直不可想像。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

　　連一個表情也不放過－－它顯示了「文革」的絕對權威。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一九六六年　四十三歲　男　U市S縣文教局留用人員

　　⊙我就是不請他們吃飯－－梁山大寨主－－這邊是共產黨員，那邊是右派－－老子才不摘帽子呢－－在房頂上的一段自白－－寫給中央的信全打回來了－－我咋是唐．吉訶德？

　　※※※

　　老子是右派？誰是左派？他們？他們都是共產黨的敗類，是醜類！老子才是堂堂正正共產黨員，你問問那些打我右派的那些敗類去，敢不敢跟我嘴對嘴辯辯？現在不敢？哼，當年他們也沒敢過！從根兒上說，我祖祖輩輩連一個中農也沒出過，全是貧農，老子十二歲就當兒童團員，那時日本鬼子把長城腳下控制得密不透風，還在長城上修炮樓子，監視八路。我在兒童團歲數最小，常給八路軍買東西送東西。傳雞毛信，捎口信，站崗放哨，我全幹過。往後又加入了八路軍冀東十五分團，扛過槍，打過仗，我口音好，腔音高，在「長城劇社」當司儀，演過宣傳戲，在八路軍裡學的文化。老子是幹革命起家的。把我這種人打成右派，你說是不是瞎了他們的狗眼了！

　　為啥打我右派？他們結黨營私、溜鬚拍馬、損公肥己那套我看不慣！我頂他們！我解放初就在A縣縣委工作，是省委派我到S縣一所中學當頭兒。那時中央有《中學管理暫行規程》。中學歸省委管，我當然不買縣裡那幫假共產黨員的帳！他們三天兩頭把親友子女往我學校裡塞，都想不經過考試就插班上學，這不要亂了王法？有個區長，他兄弟十九歲，長得像條漢子，居然還報考中學，又托人在全縣四千多份考卷裡查他兄弟的考分，結果三門分數加起來也不夠五十分，他非叫我要，我咋能要？一個小小區長就這麼厲害，更甭說縣裡那幫土皇上。我他媽火了，對他說：「你弟弟這成績，人又超齡，老實在鄉下幹活吧！」氣得他大紅臉，一聲沒吭甩袖子就走了。這都些什麼東西！

　　不正之風可不是現在才開始的。共產黨打天下時這些東西顯不出來，打完天下後全暴露出來了，咋辦？我是共產黨員，能由著他們胡作非為嗎？縣裡、區裡、鄉裡那些頭頭到我學校來，我就是不請吃飯，要吃自己到食堂裡買去。八路軍不吃人民小米，這規矩到共產主義也不能變，變了就不叫共產黨。你當初咋罵的人家國民黨的？咋得了天下也弄這套！我不能光說別人，自己一步兩腳印，從來不拿學校一點點東西。逢到幹活勞動，背磚、抬土、挖溝，我帶頭，背磚背得最多！那時年輕，能拼。再和老師們坐在一起，他們咋能不服氣你？這學校原本只有兩個班，硬叫我給立成個全專區的重點中學，一百二十個教職員工，我是校長兼書記，黨政一把手。縣委那些假共產黨看得眼紅了，變看法兒想插手。你要幹正事，我叫你插，弄邪的，沒門兒！來了就撞回去！我脾氣不好，一頂就是重重一傢伙，不給他們面子！給了一次，他們二次還會嬉皮笑臉再來。你想，他們咋不恨我？

　　一九五七年藉著形勢就把我弄到縣裡整我。說我是「梁山大寨主」，搞「獨立王國」。當年擴建這學校時沒老師，叫我自己去找。這些教師都是縣教育科從各鄉摸底上來的。好樣的知識分子不多，破爛多。淨是些少爺羔子，念過幾年私墊，要不就是做過些偽事的，哪有歷史特別清白的？太清白的也念不起書呀。這就說我是「敵、偽、黨、團、特」的「黑頭子」。想拿這些大帽子把我扣死。一下給我降了五級，從十七級降到二十二級，工資降下幾十塊錢，黨內處分是留黨察看。我咋能叫他們這群敗類制服了呀，非要跟他們爭爭誰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再說老子是省委經地委派來的幹部，憑啥由他們整治。官司打到地委，地委派工作組下來一查，好，老子沒事。結論是：

　　「×××同志工作中雖有缺點，但不予處分，恢復工作和待遇。」

　　你想縣委那幫假共產黨哪肯輕易的放虎歸山，對地委工作組耍陽奉陰違，等地委這些人一走，壓住結論不落實。我人就給掛在縣文教局，沒等我再鬧，反右開始，他們又得手了。在縣裡開文教系統大會，把我們學校很多人也叫來，每人必須揭發我十條罪狀才准離開會場。一傢伙就幾百條罪！等他們把這些罪狀梳好辮子跟我在大會上見面時，我火了，罵他們：

　　「你們都是歪嘴子，捏造，一條罪狀也不能成立。要說罪，你們整我這共產黨員才是有罪，反革命罪！」

　　他們把我攆出會場。怕我在縣裡，打不成我右派，就派我下鄉組織生產，還叫老子當工作組長。今天派到這兒深翻土地，明天到那兒滅蝗，修水庫，修路，搶收。無論在哪兒都是幹革命，老子都是好樣的，防汛堵口子時我帶頭第一個往水裡跳，差點叫洪水捲走。但我有一條，在任何地方幹完了，都叫當地黨組織給我寫一份鑒定。我相信組織，按組織原則辦事。這期間我兩次被評為模範，還一次被評為優秀黨員，這是按優秀黨員八項標準評上的。看吧！看誰是真正的共產黨。這是實打實的，哈哈哈哈。

　　可就在這時，他們已經把我捏造成右派了，是在萬人大會上宣佈的。開會那天，所有被定成右派的都非去不可，惟獨不叫我去，說怕我一去把會場鬧亂，你說他們興這麼幹嗎？我在這邊是優秀黨員，在那邊是右派，我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事後他們來人了，叫我回縣文教局。對我宣佈右派結論，叫我簽字，履行手續。縣委沒出頭，怕我罵他們，是由文教局人事部門的小幹部們宣佈。我進屋數一數這天被宣佈的人，除去我還有十五個。一個小小縣文教局就十六個右派！那些人都灰頭灰臉，耷拉腦袋。我昂首挺胸不在乎，嚇得這幫龜孫子不敢先宣佈我，怕我鬧，把我留在最後一個宣佈的。－－我一聽說我「右派」兩字就火了，還說開除了我的黨籍，什麼？娘的！我猛一拍桌子，桌上的水碗、墨水瓶、鋼筆都蹦起來。我大叫：

　　「無效！要真的這樣，共產黨就不叫玩意兒了。那就用不著你們開除，老子加入都不加入！」

　　這群王八蛋！不吭聲，指指「結論」那張紙，叫我在上邊簽字，我一把就撕了，罵他們：「老子當年當教育科長時就管你們！你們現在一手翻天，想治死老子，滾蛋！醜類！」他們給我罵得臉沒處掛了，還想打我。我伸出手給他們看，我說：「你們看見沒有，我兩手都是橫紋，自古以來，兩手橫紋的，打死人不償命。誰不知道我手黑？日本鬼子反動派，老子全打過！鎮反時老子是專區審判小組的，幾個人一定反革命就崩了它，老子有槍也敢崩你們！打我右派，你們敢叫中央知道嗎？」嚇得他們膿了，哈哈哈哈。

　　這右派我從來就沒認過。他們也不敢當面說我右派，但右派是定了，工資再降下四級，三十一塊了。可我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不發工資，老子也是堂堂正正的共產黨員。開除黨籍？不算，除非中央說話！那時我只要見到縣委書記，就嘴對嘴跟他幹，嚇得他不敢跟我說話，一碰面就躲開。地委也沒法，就把我調到另一個縣的中學當勞動教員，我在那兒幹得不錯。這學校的黨支書是轉業軍人，見我不是右派那樣人，冤枉了，一九六一年給右派摘帽時他提出給我摘帽。我說：「誰幹的，誰自己來解決，你別管！摘帽右派還是右派，不過多兩字，一摘我反而就等於承認自己是右派了。我不是右派，我是左派！」

　　我手沒閒著，寫了無數申訴信寄到省委和中央，中央忙，未準能有時間看我的信，我就不停地寫，不停地寄。早晚中央知道了就會過問我這事，不會不管我。我相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俗話說，經是的，都叫下邊歪嘴的和尚念壞了。

　　「文革」一來抓走資派。說實話，我想毛主席肯定知道下邊幹部這些問題了，確實應該教育教育幹部，清除那些變質的假共產黨員了。中央英明，這是發動群眾，想把黨搞好。後來「文革」鬧大了，我一直認為又是下邊那幫人搞的，搞亂了好渾水摸魚，保護自己打擊好人。從心裡我沒有反對和牴觸過「文化大革命」，中央發動的就不會有錯。

　　當時北京傳來消息鬥黑幫，學校的書記、校長、教師尖子都給弄進牛棚。我這個名牌右派當然也進牛棚，叫我做黑幫大隊長，帶領這些人學習幹活。有一次，學生們把我們弄到縣裡的集市上批鬥。被鬥的人一個個拉上屋頂，在房上鬥，交待問題，群眾在下邊喊口號，他們把我也弄上房，叫我認罪，我想這正是我說話的機會，我對群眾開口說道：

　　「我是××地方人，貧農出身。你們由這兒打個電話到我的村子，就能問出我的根底。共產黨不是講階級路線嗎？咋不鬥爭地主富農鬥我貧農呢？這是第一條。第二條，我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咋不鬥國民黨反動派鬥我呢？第三條，我當年是兒童團、八路軍，打過日本鬼子反動派，槍斃過反革命，咋對革命有功的人批鬥呢？我有缺點錯誤，可我受過表揚，玩命幹活，拿我鬥有啥好玩呀！我愛護學校，現在這麼亂，有人偷學校東西，偷凳子鋪板啥的，我就跟他們搶，保護國家財產，昨還鬥我呢？」

　　我有理，一講，下邊的人立時就洩勁了，學生們便胡亂喊些口號造造氣氛，把我弄下房來。

　　事後學生們對我說：

　　「我們知道你根子紅，這些人裡屬你最好，出身歷史最過硬，要不咋能叫你當黑幫頭兒呢！」

　　哈哈哈哈，是呵。我說：「我知道現在正在文革，《十六條》裡明文規定，歷史問題運動後期解決，我耐心等著吧！」

　　可沒多久，上邊說有問題的都遣送回老家，多半又是那些人使壞怕我鬧吧！我臨走時說：

　　「我的材料請你們保存起來，二、三年後我還會回來解決。」

　　誰知他們嘿嘿笑，奚落我說：

　　「回來個屁！哪兒還有你的天下，別說夢話了！」

　　我說：「我是共產黨員，這天下是共產黨的！」

　　他們說：「美的你，共產黨早不要你了，滾吧！」

　　真是翻天了，這群王八蛋！

　　我就被遣送到長城腳下，回我的老家。在老家，鄉親們對我都知根知底，誰不知我家祖祖輩輩貧農，是小八路又是老八路，沒人鬥我玩。我在家幹活唄！莊稼活也是幹革命，我天天出工，沒偷過懶兒，還是一步兩腳印，一年裡出三百多工。我一直保存著一本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晚上偷偷拿出來看。這本書是我的精神支柱。有些人說「文革」中遭陷害怎麼痛苦，幹啥痛苦？你是不是真正黨員，掉腦袋都不怕，怕啥誣陷？可我心裡堵塊石頭，氣出不來。我必須叫中央知道下邊這些事，一直沒斷了給中央寫信，可還是見不到回信。一天，公社書記把我叫去，他一拉抽屜，我怔住了，滿抽屜都是我寫給中央的信。

　　我急了，說：「我必須叫中央知道下情呀，你咋都扣起來呢！」

　　公社書記說：「咋是我扣的，是上邊打回來的。信上還寫著要我們組織群眾批鬥你呢！這叫我咋辦呀！大哥呵，你聽我一句吧，別再寫這信了。」

　　我洩氣了，可還是不服。不信共產黨天下變成這樣了，我不信！就是天下變，我這個黨員也不能變。再說中國上上下下還有那麼多好黨員，黨的事業就得靠好黨員支撐著。我挺得住，還得鬥爭。

　　為了我這個信念，個人犧牲真是太大了。我老婆沒隨我回老家，帶著一個閨女在T市裡當語文教師，背著右派家屬的黑鍋受那些委屈就別說了。說多了對咱黨咱國家沒好處。我那丫頭是好樣兒的，中學畢業後分配到磚廠摔坯子，冬天累出的汗把棉襖都濕透了，等於勞改。可她居然當上團支書，如果她爹不是右派，她政治上不更紅？我一個兒子好打乒乓球，在宣化跟日本名將荻村賽過一場，荻村說他很有前途，解放軍隊得信兒去要他，一查我是右派犯嘀咕了。說只要我摘了右派帽子就調他去。公社書記找我，說他給我摘帽子，別耽誤了孩子。我偏不摘，一摘咱就等於認輸了。我兒子便一直沒調成，我知道他恨我。大地震時，我老婆被砸死，我趕回家親手把她埋在院子裡的，她到死還是蒙著我這個右派的陰影，我知道她心裡一直怨怪我，她沒說過，但我心裡明白。我是兩面受委屈，為了啥，還不是為了給共產黨爭這個理嗎？再沒這個理，共產黨不就真完了嗎？

　　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平反。我跑回到原先那個縣裡，一見當年給我捏造的那厚厚一本罪行材料，上去搶過來「刷刷」把它撕得粉碎。我朝他們說：「我要是有權，一準把你們這些敗類全開除出黨！」

　　他們乾瞪眼，沒話講。二十年一場官司了結了。嘿，老子對了！黨籍也恢復了。一說這黨籍，我還有氣。我一九四九年入黨，一九五八年開除黨籍，一九七八年恢復黨籍，現在是一九八九年。整整四十年黨齡，可我人在黨外邊卻整整一半時間，二十年！咋能不氣？反右時我說過一句過頭話嗎？貼過一張大字報嗎？論成分，論革命歷史，論革命工作，論人品黨性，哪一樣能找出根據打我右派？要說我這雙手，可以說沾滿反革命的鮮血；要說左中右，只能說我有點「左」呢！上邊的話我不但字字照辦，還都做得過一點，忠誠呵！把我打成右派，便宜誰了？

　　有人說，你這老頭子真行，居然頂了二十年不低頭。哈哈哈哈！我憑啥低頭，我是替共產黨爭真假，分黑白，不能叫那些假共產黨把江山改變顏色！現在不是講反思嗎？我反思，下邊的幹部政治素質問題嚴重，以權謀私，你說，沒權咋搞不正之風？這就不擇手段地爭權。過去打天下是和反動派奪權，現在跟自己人奪權。中央的政策到他們手裡全變了，變出好處往自己口袋裡裝。你反對他，他就想法把你釘在棺材裡。真兇呀！這麼多年，我頂，頂到今天，並不是為自己，今天自己的問題雖然解決，他娘的那幫人不正之風搞得更凶了，叫你看得睜不開眼，你說咋辦呀！我說應該全國到處設絞架，凡是禍國殃民、給黨抹黑的，就除了他。我這當然是氣話。孩子說我這是極左。我還說，我要給中央寫信，重印《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每個幹部發一本，不符合要求就開除，鮮桃不要爛的。我孩子又說算了吧，你這套過時了，行不通了。我說你們說咋辦？他們說，你就傻乎乎當你的左派吧，早在二十年前你就是唐．吉訶德了。啥？啥叫唐．吉訶德？一個串門來的老教師聽我問，找來這本書叫我一看，把我肺都氣炸了，娘的！我還是不服。

　　※※※

　　月亮發光，是為了證實太陽的存在。

失蹤的少女

　　◎一九七四年　二十歲　女　S省　T地區插隊青年

　　⊙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個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運壓在我手上－－一人一棵「發煙卷」－－她和他走時中間隔著兩三尺距離－－北京西直門草打廠根本沒有這個新疆業務員－－一幅無濟於事、自我安慰的畫

　　※※※

　　我先說，我得給你的工作來點「突破」。我要講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別人的。可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咱別生拉硬扯，非說這就算我的經歷。其實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過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點瘋了。倒不是因為我怕說了受不了，才不說，我這個人心裡呀，往往碰到別人的苦難比我自己記得還清。尤其這一樁。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國這麼大，十億人，你未必還能找到她。我認真尋找過，但沒找到……我說這事行嗎，行，那好，我說。

　　一九七四年吧，那時我在一個工藝美術學校教繪畫。那年春天，挺涼著呢，要外出給學生們上寫生課。我和另外一些老師負責。那老師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帶著學生們先去荷澤，牡丹之鄉呀，在山東。春天牡丹正開花。他先帶學生去那裡，畫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著教山水寫生。他們走後，我接著就自個兒上泰山等他們。我住在中天門一家小旅館裡，風景當然挺棒呀，上邊險峻，下邊幽深，往西邊還可以山前山後轉來轉去，可不巧趕上了下雨，春雨沒有利索的，下起來沒完沒了。我只好截著窗子天天畫雨景，一邊等學生們，可怎麼也等不來。我聽說荷澤那邊雨更大。照理說牡丹遭雨一打，全敗了，怎麼他們也不來呢。是不是返回去了？山上沒電話，寫信一個往返不知要多少天，還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再捎上來，那可就沒準兒了。我算給困在山上了。過了幾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景兒就出來了。滿山全是泉水聲，瀑布也有了，這在春天是很少見到的，先不說這太美的事情了，因為這個故事本身挺慘。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雲彩開了，見到藍天，我趕緊下山。如果不趕緊走，再來場大雨就夠嗆了。我身上沒剩多少錢，必需趕緊走。等我到了山下邊，天竟全晴了。我就到泰安車站買了票；車是下午三點的。隨便吃點東西，在車站外找個太陽地歇歇。連日下雨候車室裡又陰又潮，待不住。我找到一面大牆的牆跟，搬塊石頭坐下來，太陽一曬挺舒服。旁邊還蹲著幾個等車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撲克。不知都是等哪趟車的。還有個賣煙的老頭擺個小攤，挺靜。春天倒是乾淨，沒有蒼蠅跟你搗亂。抬眼瞧，正對著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氣勢，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閒著也沒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畫一畫。只覺得一個人朝我走來。

　　下意識抬起頭一看，是個女孩子，穿得挺破，頭髮很亂，額前的頭髮把上半張臉蓋住根本看不見，何況她又是低著頭。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來是直奔我來的，我還沒弄清怎麼回事，她「撲通」一下就給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幹嘛給我跪下。我說：「你、你這是怎麼回事呀。」她不說話，也不動勁，跪在那兒。旁邊那個披大棉襖的，看樣子像個復員軍人，還有那幾個打撲克的，賣煙的，全都怔了，圍過來。我說：「這姑娘，你是不是有難處？是吧。」這話一說，這女孩子頭還是沒抬，可淚珠子就下來了。像下雨的雨點落在地上，很快「劈哩啪啦」全是淚滴，一片。但她沒哭聲，好像是憋在嗓子下邊，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我可有點受不了這場面，急著說：「這姑娘，你到底怎麼回事，是不是沒錢，我可以給你，我的車票已經買完啦，剩下錢全都可以給你，怎麼，你說話呀，你需要什麼我可以幫助你。」旁邊那復員軍人開了口，說：「這姑娘人家問你話呢，你別光哭行不行，你有難處我也可以幫你。你的難處未必是我們的難處，你痛痛快快告我們成不成？你不信我們能給你解決問題？」一聽這復員軍人的口音，一聽他說話的口氣，就知是山東這邊人，一股子義氣勁兒，梁山英雄那勁兒，叫人一聽心裡就發熱。另外那幾個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說。這女孩子把臉一揚，挺清秀的一張臉，接著全是淚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臉上沒一點血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夠勁，一副受難的樣子。

　　她說了。說得很簡單。字字句句都像槍子打在我心上。

　　她說她是濟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沒了父親。母親守寡帶著她。但都受了父親牽連。母親偏偏太直，為死了的父親辯護幾句話，被弄起來。家裡的親戚朋友沒人敢沾她，她就自己過日子。她沒收入，靠賣家裡的東西過日子。一個家叫她快賣空了。她不懂價錢，受了不少騙。直到上山下鄉就報名，被分配到泰安這地方山區裡。後來母親死在牢裡，也不准她回去見一面。單位處理了結後給一張通知單就算完了。感情上雖不叫她和家裡連著，政治上卻把她和家裡拴在一起。她說：

　　「當地那些人和一塊下鄉的都欺侮我。大隊拿我當四類分子看。我有慢性腎盂腎炎，犯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隊偏不派我輕活幹。在農村能幹活還好一點。我常沒的吃。找人借糧借不上，借了也沒法還。我實在沒法活了，就跑出來。剛跑出來時覺得自己自由。可跑著跑著才知道自己根本沒地方去。回濟南吧，沒人肯收下我。要是返回農村去，大隊他們肯定不會饒我，起碼打個『革命的逃兵』今後更沒好。我在車站上碰到一個人。他是個業務員，新疆來的，他說他是北京人，現在父母還都在北京。這人三十多歲。他說他是從北京支邊到新疆，沒娶老婆。他看我可憐，說可以帶我去新疆，但必需嫁給他。他今天就返回新疆，我要是同意，他就帶我去，要是不同意就算，他就自己走了。我沒主意，請你們給我做主，說我該怎麼辦？」

　　我完全懵住了。一個女孩子怎麼可能把終身大事隨隨便便交給一個陌生人做主。可是那時候，就這情況。細一想，她無親無故，沒來路也無去路，走投無路。她又沒社會經驗，找誰去商量？她肯定是看我的外表像個有點頭腦、有點文化的人，選中了我替她決斷。這就叫我非常為難了。這是關乎她一生是否幸福的選擇。我的一句話也許就把她推向一條生路，也許推向一條絕路。我一向以為自己有點主意。我的朋友們遇到難處，都喜歡聽我的分析和判斷，但我頭一次感到自己無能。我扭頭看看那復員軍人，意思向他求援，可是他的眼睛正看我，也是一對問號。他那股俠義勁看來也使不上了。我又不能不說話。可是她把她的命運壓在我手上了。這份量實在太重。

　　我拿不定主意，半天說不出話來。這女孩子直怔怔瞧著我。好像非我不成。好像無論我怎麼說她都會怎麼做。再想一想，那個新疆的業務員要是走了，她怎麼辦。她活一天，就得有地方睡，就得一天三餐。現在要飯都沒地方要去，到處搞階級鬥爭，不知你底細誰敢把東西給你吃？擺在面前，既是她的前途和命運，又是極現實的問題呀。

　　我一急，來了靈感。對她說：「你把那新疆業務員叫來，我們看看他再說行嗎？」

　　復員軍人看我一眼，好像稱讚我這辦法對。這女孩子一聽，臉彷彿都亮了，馬上點頭答應，去了。我、復員軍人，還有那幾個打撲克的，都蹲在一塊，等那新疆業務員來。我們說好，他來了，咱就好好盤問他，別客氣。別叫這姑娘不明不白的毀了。

　　不會兒，那女孩子就領一個男人來。這人和那女孩子差不離高，腿挺短，有點羅圈，上邊一件藍布大棉襖，提著個黑人造革的手提包，皮膚給風吹日曬又粗又黑，眼珠很大，很精明，一看就是業務員，沒錯。他說他三十多歲，我看起碼四十二、三。還沒等我們站起身他就蹲在對面，打上衣口袋摸出一盒「墨菊牌」煙卷，飛快抽出一根給我，又拿出幾根，一人一根扔過去，這在業務員那行叫「發煙卷」。我們才要謝絕，他齜著牙笑道：「煙酒不分家。」憑我的觀察力，他是業務員絲毫不用懷疑了。不等我仔細打量他。他眼睛在我們個個身上來回掃過兩趟，可每一眼都好像把我們看透。我看這人過分精明，有點不放心，就問：「你是新疆什麼地方的。」我剛一說，他立即從口袋掏出一張證明信，打開，還用手指「嗒嗒」彈落裡邊夾著的煙末子，送給我，又掏出一個紅塑料皮工作證給我。一看，確實是新疆烏魯木齊市的，一個叫「紅衛印刷廠」的單位工作，證明信上說是來買圓盤印刷機。工作證上還有他的照片，蓋過鋼印。照片就是他本人，不僅沒有任何破綻，還叫人心裡踏實了。我們幾個把他的工作證和證明信都傳著看了，這下不但沒有任何疑問，也沒話可說，有點犯傻。他卻說了：

　　「咱們素不相識，我的話信不信由你們。可還得說一句，我和這姑娘也素不相識，她的話我都信了。我可不是硬要把她帶走。我是在這兒等車，看她坐在旁邊哭，哭得挺可憐，我以為她缺錢，要幫她，誰知她一說，是在生產隊受氣跑出來的。人心都是肉長的，對不？我挺同情她。我家在北京，住在西直門草打廠一一七號。爹娘和一個姐姐現在還住在那兒。我是十年前支邊到新疆去的。原先幹車工，廠裡看我能幹，能跑能顛，叫我出來幹業務採購這行，吃苦受累唄。我一直沒結婚。你們不知新疆那鬼地方，內地的女人大都是男人帶去的，單身女人也不願嫁當地人，都想法嫁到內地，好回內地唄。當地的女人跟咱習慣和不來。我在內地找不到媳婦，誰都明白，嫁給我就等於充軍了。條件再差的，瘸的、瞎的、有毛病的也不肯。我就一直沒結婚。可你們別以為我非有老婆不行，光棍也有光棍的自由，各有各的樂兒，我也習慣單身生活。要不是碰見這姑娘，我根本沒打算結婚。當時我看她怪可憐，無親無故，生一個想法，帶她回去。可我總不能不沾親不帶故帶一個姑娘回去，算哪門子事？我說是我妹妹行嗎？單位人會說，你哪輩子的妹妹呀，怎麼以前填表從來沒這個人呀，是吧。我又不忍心看她這樣，就說你要嫁我，我管你。說實在的，她一沒戶口，二沒糧食，跑到哪兒也沒法活。我還好，跑這些年業務，地面上關係都熟，再說那邊也沒這邊嚴。起個戶口，弄個口糧，不成問題。我說這些你放心，我要你就對得起你，我今年三十六、七了，她說她才二十，差著不小呢。我這麼大人了，也不會欺侮這個小姑娘。我這麼好心待她，她將來也不會對不起我。對吧！她說她得找個人問問去，就找到你們了。你們幾位看，這事合適不合適，要是合適我們就走。反正再過半個小時火車就來了。要是不合適就算，我走我的。反正我對得起自己良心了。我才剛說過，我不是非結婚不行，就是同情她。說老實話，我也是看這個姑娘是個老實人。娶了她也算是福氣吧，我一口氣把心裡話全掏出來了。成不成你們說，她既然信得過你們幾位，我也信得過你們幾位。我沒話了，你們說吧！」

　　復員軍人和那幾個都看我，等我說，大概他們聽了這些通情達理的話，也無話可說了。我說什麼呢？我反來覆去把那工作證和證明信看了又看，愈看愈投話說。當然，從形象上看，他們絕對不是一對，完全不合套。一個文氣的、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少女，一個是老練甚至有點油滑的業務員。年齡幾乎差著一代。可是如果我說不合適，這男人走了，這姑娘又該怎麼辦？我們幾個不多會兒也要各奔東西，她一個人沒吃沒喝沒有住處，留在這裡，還不如一隻小貓。難道我們中間有誰可以把她帶回去？吃喝先不說，誰家都是一間屋子半間炕，住在哪兒，戶口又怎麼辦。沒戶口不就是窩藏黑人了？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問那女孩：「你覺得怎麼樣？」她一直低著頭，不言語。我想，是啊，她找我，不就是叫我拿主意嗎？我只好對這業務員說：

　　「如果她本人真願意，要是真跟了你，你無論如何也得疼她。你想想，她一個女孩子，沒父沒母沒親人，那麼老遠跟你去了，一下子幾千里地以外，你要是……要是對不起她，她找誰去？」

　　這業務員馬上伸出一隻手攔住我說：

　　「您可別這麼說，您說您同情她，我更同情她。您同情她只是嘴頭上同情，我得帶回去養著她。要不您帶她走，您要能把她帶走，我佩服您。怎麼樣，不成吧。我可不是跟您嗆火，是說您甭拿咱好心當別的。您想想，我給她買一張車票回去得花多少錢？到我們那兒也不能馬上工作，她這身子骨我看只能料理家務。我得管她吃穿。當然我認頭，她是我老婆了，我的人，我不疼誰疼？我把她弄回去，欺侮她，整天惹氣，我撐的？我放著光棍一身輕的日子不過，找彆扭？咱再把話說遠點，我已經快四十的人了，還指她生兒育女，還得一塊過一輩子呢。尤其在那麼老遠那鬼地方，只有親的熱才是自己的，您說對吧。」

　　他說得眼珠直冒光，好像犯火氣了。我給他說得悶住口。不單沒話，一個字兒也沒有了。旁邊那復員軍人把話接過去對業務員說：

　　「哎，我說，這同志勸你，也是為你好。雖然這姑娘跟你，是你的人，可你們倆不是還沒說定嗎？我們不認識她，也不認識你，為什麼管這事，是看這姑娘可憐。你要是明白人，就懂得我們這些話不僅為這姑娘好，也是為你好。對吧！」

　　這業務員不大情願地點點頭，他還有點氣哼哼，好像我們冤枉了好人。旁邊那幾位也連勸帶說，那業務員站起身說：「那我謝謝你們幾位了。你們看這事怎麼辦？」眼瞅著我。

　　我問那姑娘：「你說這麼行嗎？」

　　那姑娘一直低著頭。聽完我的話，輕輕點了一下頭。還直怔怔站著，好像不知該怎麼做。

　　業務員對她說：「要是說定了，咱就得走了，還得補一張車票去，再晚怕沒票了。」

　　那姑娘頭還是沒抬，對我說聲：「我總記住您。」轉身跟著業務員去了。這句話可有點撕我的心。我忽然靈機一動，拿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叫住她，跑上去說：「這是我的地址姓名，有什麼需要我幫助，寫信給我。」她接過紙條就哭了，哭著就走了。我一直站著看他們走遠。這姑娘一直跟那業務員保持兩三尺遠的距離，中間空的那塊地方，是遠處的車站。兩個氣質經歷各個方面完全無關的人，就這麼走到一起去了。她和他保持這個距離，不願和他挨近，大概出於一個少女的自尊，還是出於什麼別的心理，就琢磨不透了。我看著，心裡不是滋味。

　　事過之後，一直沒有收到這女孩子的來信，我想她肯定在遙遠的邊疆生活或生存了。也許在操持家務，也許已經生兒育女。但願那個其貌不揚的業務員心地還好，能在這艱難世事中給她一點點溫暖。不知為什麼，偶然這女孩子的身影在我眼前閃過時，我總帶著一點擔心，一點不安，好像還有一點點內疚似的。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忽然想起那姑娘，很想知道她的情況，想到那新疆業務員在北京家的地址，是西直門內草打廠一一七號。我去了，找到草打廠，非常奇怪，那兒根本沒有一一七號，我以為我記錯了。再找一七號和七七號，都不對。我就找到居委會，問一個街道代表老大娘，她說這兒從來沒有這家人，也沒人去新疆支邊，根本沒這個人，我再往深問，她起了疑心，反而問我姓氏名誰，找這人幹什麼，還向我要工作證看。那時到處都搞階級鬥爭，好像到處都有階級敵人。我要是再追下去，她就會把我帶到派出所去的。我只好應付一下去了。

　　走出草打廠我才意識到，我受了那所謂的新疆業務員騙了，那姑娘也受騙了。我竟全傻了。已經事隔一年，那姑娘可能被賣，可能受到更悲慘的命運，甚至可能不在人世。我就深深的後悔起來，如果當初我制止，那姑娘即便被迫無奈回到生產隊，也不會落到這處境。都是因為我！在人家把命運壓在自己手上時，自己卻輕易的處置了，這究竟不是一個人問路問道呀，可是我又想，如果當時不那麼辦，又該怎麼辦。跟著我又覺得這是為自己開脫。我這是沒有人性，夠不上一個男人。每逢此時，我會自己給自己胸脯來上幾拳。

　　我不想往下說了……

　　我現在只想知道這姑娘如今在哪裡？

　　我畫過一張畫，從泥濘通向遠處的陽光。這畫是我為這姑娘畫的。但願有一天能把這畫送給她。當然這也是用來安慰自己罷了。

　　※※※

　　那時，一個人的命運，往往也是千萬個人的命運。

我變了一個人

　　◎一九六七年　二十七歲　男　T市某小學教師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數」－－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鑰匙鏈兒上的小手槍－－我快成「核武器」了－－裡邊與外邊的一切剛好相反－－後天的一對兒

　　※※※

　　每個人一生中，都有一個日子永遠記著。生日不算，那是必然會記住的，沒生日就沒有你呀。我說的是另外一種－－比如初戀、結婚、離婚、爹媽故去的日子等等。這日子，與你的生命緊緊相關。我也有個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個倒霉的日子。拿破崙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絞死是四月四日，張志新被槍斃是四月四日。我被逮進監獄也是四月四日。一九七○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滿到期應該是一九九○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釋放出來的日子都比抓進去的早一天，否則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現在，一到這天，就像我的死期來臨，渾身不舒服，發冷，心裡什麼也不敢想。

　　這日子就像一個釘子，曾經把我釘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來，可這釘子還在。深深的，死死的，釘在我心裡。

　　我在監獄裡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為什麼入獄，也不知為什麼判刑。當法院念過我的「判決書」後，我驚訝地問：「這是我的嗎？」直到我被放出來後才明白。不明白還好，不明白還覺得人家總有點什麼道理，哪怕因為我踩死過一隻螞蟻。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無邊無際寒冷的宇宙裡。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兩半。一半過去，一半將來，永遠連不成一個整體。這感覺你不會體味得到－－攔腰兩段，還活著呀。

　　我過去像個傻子。活著好比做夢。

　　我本人的歷史再簡單不過。你寫吧……一九四一年生的。小學、中學，中學畢業那年十八歲，沒考大學，服從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我一直沒離開過學校。一條小溪沒拐彎兒就流進社會。這小溪，清澈見底兒。我活得真誠和認真。可是，上帝事先給我製造點麻煩，叫我投生在一個狗肚子裡。

　　我父親是個大資本家，鹽業公司總經理。但他解放後就不做事了。他喜歡書畫古籍，整天在家唸書，玩字畫，很少出門露面。由於他名氣太大，當上政協委員，便做了一身嚴肅的中山裝，逢到開會來車接他，就換上中山裝，拄根枴杖去開開會。他收藏的字畫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輩子賺的錢大多用在這上邊了。很多大書畫家，比如張大千、齊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時張大千還為我畫過一幅畫……一塊硃砂畫的紅石頭上，趴著一條石綠色的小蛇，因為我是屬蛇的。解放後他把這些珍藏一批批捐獻給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驚世之作，四十四尺長的《墨荷圖卷》，惲南田二十四開的《沒骨花卉冊》，都是極精的精品呀！還有文徵明的《橫渡春江圖》，上面有吳門十八學士一人一段題跋。祝枝山以楷書名天下，但在這幅面後邊有他一段一千多字的草書跋款……這些畫全叫我父親捐獻了。他這樣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買一點政治資本吧。那時資本家都是這種心理。

　　這種心理也遺傳到我身上，就給我的真誠加進點複雜性。一方面，我虔誠地進行自我改造。「血統」裡有問題，便決心給自己「換血」，時時事事都爭取好的表現。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數」。吾日三省吾身，幾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兒自己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惹了領導不高興；如果有，就覺得這個系數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兒說的話，做的事，叫領導表揚了，就覺得這個系數猛增，心裡就穩當，踏實，有了安全感。我這樣做，確實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學時入了團，工作後當上團組織委員，工會主席，核心組成員。被領導視為「核心」，真叫我受寵若驚，報答之心就異常強烈，更加積極表現。我喜歡歷史，對書畫也著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書，學書法，這事也主動先向組織匯報，爭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裝，淡藍色的，只穿過一次。那次是元宵節，家裡來了許多親友，我穿上它對鏡子一照，也覺得挺好看，可事後就覺察這是潛伏在血液裡的資產階級意識露頭，必需防微杜漸，消滅它在萌芽中，這套西裝便一直掛在櫃裡，再沒動過，直到「文革」抄家時被抄走。

　　我找到一種適合我的生活方式：

　　在單位積極工作爭取領導表揚加上盡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裝再加上謹言慎行等於安全系數。

　　再用這安全系數加上業餘時間潛心詩文書畫的享受等於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樂是唸書、背誦古詩、習字、作畫。打開一個大漆黑櫃子，把家藏的古人字畫一件件搬出來，沉醉那筆精墨妙之中……現在年輕人恐怕會認為我活得可憐，是可憐！可憐得像隻家禽。但最可憐的，是我當時覺得這麼活得蠻不錯，平靜，自足，你看，這是我那時寫的字：恬靜、清雅、謹慎，這就是我。這是我的照片，很文氣吧，還有點拘謹，嘿，就這傻樣兒。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紅衛兵抄家開始。我正在學校寫標語，宣傳毛澤東思想。當時我還是「核心組」成員。忽然一個老同學騎車來告我：「你們家抄了。」說完轉身就走。我只覺得天旋地轉。跟著就被放在一幫有問題的人裡去了，交待家庭問題，挨批判。家裡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畫珍品，石濤、高風瀚、任伯年、任阜長的名畫全燒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沒有了」是種什麼滋味嗎？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沒有了，好像一條魚忽然給從水裡拉出來，到空氣裡，就這感覺。什麼安全系數？都是自己騙自己！安全系數－－零！我就抱著這個巨大的零，其他任它什麼，一點意義都不存在了。

　　一無所有的家。家裡只剩下幾個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己；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語錄，做檢查，一遍遍重複地交待問題，大字報上常出現我的名字，開頭我總怕看見我的名字，可是這一切到了一九六八年，我已經相當習慣了。包括那些沒有問題的同事對我沒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時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聲調兒，我都習慣，這世界已經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了。當親眼看見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殺，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說很具體、很實在的自由，就是平安無事。

　　我獲得這「自由」大概沒問題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來。

　　事情弄明白後，我並不害怕。起因是一九六七年初最亂的時候，我弟弟一個朋友的父親，是北京一所中學的黨委書記。他被做為走資派鬥得死去活來受不了，逃出北京來躲躲。我見他困難，留他在我家暫住。我會燒菜，有時來幾個老同學一起吃吃聊聊。一個多星期後他就南下去揚州的親戚家。運動高潮過後他回到北京的學校。他比較有經驗，為了爭取群眾團結他，就告發我，說我家有個黑組織。什麼？忘恩負義，不不，忘恩負義在那時候是常事兒。

　　我想，這事我有根，因為叫我組織什麼我也不敢。折騰一段時間，內查外調弄不出證據，就給我下了結論，說我屬於那種「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剝削階級子女」，應該「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把我放了。還發給我一枚毛主席像章。這是一種由市革委頒發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屬於「革命群眾」的人才發給一枚，相當於一種公民權，或者是現在的身份證。我就戴著這枚像章高高興興和一個姑娘結婚了。

　　結婚那天，望著我愛人，我還在想，從今天起，我喘口氣兒也得想想別犯著什麼，要不就會對不起這個肯跟我這個窮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沒想到四月四日這個倒霉的日子正等著我呢，我連這口氣也沒喘過來，結婚整四十天，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會突然來人把我抓走，關進監獄。這回我怕了，我沒犯任何罪，怎麼會抓我入獄？我想是不是他們抓錯人了？我也不敢問，因為那時抓人是沒錯的。人好比養的小雞小貓，抓起來，怎麼能是錯？

　　一進監獄，就必需穿監獄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裡，我摘一雙大小合腳的穿。穿鞋時發現鞋幫上用紅漆寫著一七一號。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壞了，我的犯人編號恰好也是一七一號。命中注定我進來。這叫命運的暗示。

　　當然，我還存在僥倖。因為我知道自己沒犯過任何罪。誰知生活嚴峻得連僥倖也不給你。

　　我一連接受六次審訊，提審都是在深更半夜，問的問題極其奇怪。始終追問我一個問題－－叫我交出手槍來。我想，這事肯定搞錯了，不是我。我說，你們就是現在叫我出去弄一支來，我都不知道到哪兒去弄。我從小在學校，出來工作還是在學校，除去在電影上，見都沒見過這東西。

　　六次審訊後，不再問我任何問題，好像只這一件做夢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獄裡，天天學習。這種監獄的設備挺特別，屋中間擺著一條條矮長凳，白天犯人們一排排坐在上邊讀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傳材料；晚上把一塊塊大木板往上一鋪，睡覺。門上有個巴掌大的小門，是看守的監視孔，只要小門一動，犯人們立刻正襟危坐。後來小門改成一塊水銀鏡子，上邊劃上道兒，鏡面朝裡。看守夜外邊看得見裡邊，裡邊只能看見亮光光的水銀鏡面，看不到外邊，挺妙吧！這一來，犯人們誰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站在門前一照鏡子，嚇了一跳，我的臉色好難看，慘白，腮也凹進去，左右兩個明顯的坑，鬍子老長，不像人樣兒了。後來才知道，我傳染上結核病。

　　我想只要他們查出我根本沒手槍，就該放我出去了。一準是弄錯了人，除非有人誣陷，誰呢？我是從來不會也不敢得罪人的。誰會忍心將我置於死地？再說北京的中學黨委書記那件事已經結案了。

　　一天，忽然提審我，還是這手槍。

　　我有點急了，說：「這事沒什麼可考慮的。」

　　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敢冒犯官方。誰料這預審員沒發火，反而態度溫和下來，他說：「你別過早關門。我給你提個醒，你從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這種生死攸關嚴肅的事，怎麼扯到玩具上去？我說：「玩具手槍我倒是見過，可您想想，我是當老師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帶個玩具手槍呀！」

　　預審員今天真有耐性，他說，「別急，你再想想，能帶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鑰匙鏈兒上那個小裝飾物，兩厘米大小，一個朋友送我的，是法國貨。紫銅上嵌有銀絲，很好看。我說：「有一個，是鑰匙鏈上的小墜兒。」

　　預審員說：「對呀，你怎麼不早交待呢？」

　　我聽傻了。難道為個鑰匙鏈抓我入獄嗎？難道我能用這小玩意兒犯罪？家家都有菜刀，是不是也全都得關進監獄？我衝著他張著嘴，說不出話來。

　　他說：「你就把這問題寫下來吧！」

　　問題？滿天烏雲了，腦袋裡也糊塗一團。我就把這小鑰匙鏈誰送我的，哪年帶在身上的，哪時抄家被抄走的，全寫了。他還叫我照原樣畫個圖。他看看我這份「問題交待」，點點頭誇獎我說：「你這態度多好！」

　　從我被捕到判刑，只問過這麼一件事，再沒問過別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個月。

　　開頭我覺得這事弄清就該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納悶，再久就覺得不對勁兒。有種災難感。好像我被一種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鉗住。這手是誰的不知道。只是一種感覺。我逃脫不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一七一號！」我一出屋，許多全副武裝的警察就上來，使繩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輛大卡車，車上還有別的犯人，弄到一個大戲院去公判。到了大戲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頭一個，那時頭一個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槍斃。我想，我完了，沒意思了。說什麼，喊什麼，也沒用。我是一隻該宰的雞。

　　那天有兩個小細節很特別，在捆綁我時，一個小警察捏著我的手腕在袖筒裡轉了轉，說：「勒得太緊，你就說話。」車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樹枝，又是這個小警察對我說：「低頭，小心樹枝。」那時是決不允許同情犯人的，但他說這些話並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槍斃了，按常規，槍斃前總要對犯人客氣一點兒。事後我才知道，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惜我當時那心情，已經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記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總共三條：

　　一、思想極端反動。

　　二、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項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為據點，收聽敵台廣播，為劉少奇鳴冤叫屈，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

　　這三條，哪一條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虛無時，只聽台上叫著：「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一聽，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沒事了，那時並不覺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後，我被送到×××監獄服刑。先要對我進行服法教育。他們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我就感覺，這張判決書是我的嗎？這些事我一樣也沒有，你們怎麼也從來沒問過我呀？」

　　我總這麼說，就是頑抗，給送到監獄裡一個非同尋常的學習班，叫做「血肉橫飛學習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橫飛，就這意思，凶吧？

　　可是老實說，我並沒挨過打。因為我的結核病已經開始大口吐血，天天帶兩個口罩，手拿一個密封的塑料痰杯。一個多鐘頭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時都想，這大概是最後一口了。

　　關了我四個月，我還是沒法認罪。一天軍代表和管教科長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棉襖，手捧痰杯坐在一張凳子上。

　　管教科長說：「今天你有什麼只管說，想說什麼說什麼，都可以。」

　　我說：「為什麼預審時從來沒問過我的事兒，都寫在判決書上了？說我偷聽敵台廣播，可『文革』時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兒去找無線電聽敵台？要寫上這條，還得叫我現在去聽才能算一條呀！我怎麼認罪？您說。」說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嚨就發癢，要吐血。

　　管教科長給我一杯熱水喝。他「嘩嘩」翻我的材料，然後一推給軍代表，也不避我，說：

　　「看，又是這個！」

　　軍代表看了，沒吭聲，兩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長說：「判刑有出入，我們解決不了，現在也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必需要過認罪這個關，怎麼辦？我說個辦法，從今天起不再提這個問題好不好？」

　　我說：「不是我提，是天天總對我提這個。」

　　管教科長說：「好，今後我們也不提了。我問你，你有沒有資產階級思想，能不能批判自己的思想？」

　　我說：「這有，能批。」

　　管教科長說，「好，你回去準備準備，抓緊點兒。」

　　轉天，監獄召集所有犯人，聽我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什麼家庭問題呀，白專道路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後給自己上綱上線，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長就表態說：「他的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們給他提提意見，說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長已經說深刻了，誰還敢說不深刻。這就算我認罪服法了，從「血肉橫飛學習班」回到監號裡。從監獄裡的監獄解放出來，雖然沒出鐵牢，究竟大不一樣。好像從十八層地獄上升到第十五層地獄。

　　我挺感謝這位管教科長的。在那時，那個地方，人性就這麼表現。沒多久，他調到市公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來，還有他幫忙。那是後話了。

　　一個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著出來的一天。何況我的結核病已經擴展到全身。肺結核、淋巴結核，腹結核，附睪結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監獄裡的大夫倒是給我認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為什麼，我也說不清，既不是為了積極表現爭取早出來，也不是為了毀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裡相當平靜了。你問我靠什麼為精神支柱，我沒支柱。雖然我是政治犯，我卻根本不懂政治，那時的政治犯，都不是為政治而去「犯」什麼，而是政治需要的犧牲品。我連自己為什麼坐牢都不明白，哪來的精神支柱？死活聽憑自然罷了。

　　老婆跟我離婚，媽媽來探監，我從來沒掉過淚，不動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動，奇怪，沒了。這倒挺好。在那裡邊，有什麼感情、希望、信念，都會成為自我折磨。我什麼都不相信了，人活成這個樣子，有什麼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寫寫字，把自己能背誦的詩文默寫出來。我叫家裡人送些雪蓮紙，打成線裝書那樣的八行格，用真草隸篆各種字體一張張寫，自稱《古調陶然錄》。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樂。無所謂樂，有樂必有苦。想樂，也是追求；無追求，一片自然。這是種以生為死、以死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沒有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邊多少人瘋了，傻了，病死或自殺！唉，我這些話，你聽得懂嗎？

　　坐牢近十年，唯一給我印象深的是一個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預審員。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

　　一次，他接受處理一樁很特別的案子，是件輪姦案。被告都是「文革」群眾組織的一派要人，其中一個還是市革委會委員。

　　預審過程中，他發現原告訴說被害事實時，一次一個樣兒，前後對不上，他就以「證據不確鑿，不能立案」，向上報了。沒過幾天，上級一位大人物找他談話說，根據形勢需要，哪個人定什麼罪，哪個死刑，哪個死緩，都已經定了。上邊有要求，要他執行。叫他不要「反其道而行之」。談話過後，他回家對老婆說：「我可能要出門很久，你別問我去哪兒，也別找任何人打聽我。」然後就帶著被褥到辦公室，打開那案卷，在上邊寫了四個大字「刀下留人」。然後坐在被褥卷兒上等著。馬上他就被作為「現行反革命」抓起來。在那個所謂「輪姦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還總覺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總猜想到底怎麼回事，聽過他的話，我連猜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謂之冤？

　　連冤都不覺冤，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過得順溜了。以至感到「獄中才一日，世上已三年」。不知不覺，「文革」就過去了。

　　一九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裡放風，貪婪地曬太陽，掐虱子，拔鬍子。那扇上邊架著機槍的大鐵門旁有個小門房，有人在裡邊隔著窗子叫我名字。我過去，他走出來，原來是當年把我從「血肉橫飛學習班」救出來的管教科長。他看左右沒人，就說咱們走走，走了半天，他也沒吭聲，只是用手不斷搓著他肌肉沉重的一張臉，搓得鬍茬嚓嚓直響。待離人群遠了，他低聲說了一句：「你趕緊寫份申訴，我明早來取，還在這地方。」說完就走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這事兒，有意思吧。我寫了張申訴，轉天塞在他手裡。

　　我呢，遇到這事並沒有多大震動。石落古井，波瀾不起了。

　　那申訴給了他一年多，沒動靜。如果我要是從那天起就滿心歡喜，日盼夜盼，不是自自折磨自己嗎？

　　這時我已經不幹力氣活了。在監獄的建築設計室給一位當過建築師的犯人當助手。我會畫畫，幫他描圖。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員來對我說：「你把東西收拾收拾，你們家裡來人接你來了。」

　　我去到管教科，哥哥弟弟都在那兒，見我就樂了。法院念了我的《裁定書》，就幾句話，說我「在『文革』的言行，構不成反革命罪，通過申訴和複查，宣告無罪釋放。」然後把《裁定書》恩賜一般遞給我，又給了我十幾塊錢，一些糧票，一疊證明信，用於到派出所報戶口，到糧店登記糧食配額，到工作單位報到等等。別的什麼都沒有，人就出來了。簡單得和當初進去的情況一樣，而且一樣不清不白。

　　回家的一路上，看到人流往來久別的人間，熟悉又陌生，親切又奇怪。宇宙飛人回到地球上也是這種感覺吧。到了家中，親人的氣息，一切舊時舊物，所有眼見的細節一下子都勾起回憶，忘掉了的又都喚醒，我心裡可有點騷動。我終究還是凡人，沒成仙。可我沒掉淚，不是我心硬，而確確實實是心淡了。我的平靜，大概叫家裡的人吃驚不小。也許正因為我這從外到內整個一個人全變了，才使得家裡人嘩嘩流淚呢！

　　一周左右，法院來人給我一張傳票，藍色的，叫我去一趟，並告我：「你可以請公假，可千萬別誤會，是我們領導想找你談談。」

　　我一進法院，這位領導異乎尋常的熱情，他上來摟著我的肩膀說：「來了，來了，這回頭次見面，咱們得好好談談，要是不談，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呢！」

　　我好奇怪地等著他說。他說：「『文革』中有個二．二一講話，你知道不知道？」

　　「不記得了。」我說。「文革」初期我對社會上誰鬥誰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關心。

　　他說：「二．二一講話後，江青批判這裡的軍管會說，『你們的階級鬥爭搞的不好。上海、北京的資本家子女都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的，都及時抓了。你們城市有那麼多資本家子女，怎麼會一個反革命集團沒有？』於是，這裡的軍管會就趕緊抓一批資本家子女，你算其中一個，因為你不是在這之前有過北京一個中學黨委書記揭發過你的事嗎？可是在調查中又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間的任何聯繫，沒法打成集團，也不能放，總得搞出一兩個來往上報，所以判決書上說你是『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既算集團，又不是真正的集團。所以你沒有同案犯，是不是？這就是你真實的情況。」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著說：「我是從北京來的，我比你更慘，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過，比你早放出來幾個月。中央派我來查這裡的冤假錯案，我調查時發現有兩個奇怪的案子，其中一個就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沒一點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寫的申訴，所以我很快著手把你的案子平反處理了。算了，都是過去的事了，你還年輕，前邊的路還長著呢，對吧！對於你們單位，千萬別怪怨他們，連他們也不知道究竟怎麼回事。再說句老實話，縣官不如現管，聰明點兒，別再找麻煩了，我對你說的全是肺腑之言。願意聽我的這些話嗎？」

　　他的熱情帶一股衝動。要是十年前，我會擁抱他，可是此刻不過微微一笑。嘿嘿，我早已聽其自然了。

　　人在監獄裡和在外邊，正好相反。

　　在外邊，盼好不盼壞；可在裡邊，盼壞不盼好，如果有好事找你，你就嘀咕了。比方叫你換件衣裳回家看看去，好事嗎？壞事！多半是你爹死了，媽病危了，老婆怎麼樣了。要是反過來對你特別凶，鬥你，沒事兒，很正常，監獄裡還能請你喝啤酒嗎？可是如果你在外邊挨鬥不正好是壞事？

　　再說，監獄裡的大門，鎖著的時候，裡邊準有人，開著的時候，裡邊準沒人。外邊不正好是，開著時有人，鎖著時沒人？要不小偷為什麼都會撬鎖呢？還有，監獄外邊的鎖全在門裡，監獄裡的鎖全在門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在監獄裡，要認為你管教的好，睡通鋪。人多時，一個擠一個，最窄每人只有七寸寬的地方，夜裡撤泡尿回來就會找不著自己的舖位。但要是認為你不老實，危險性大，反而叫你睡單間。待遇也是相反的。

　　吃飯，在裡邊是永遠吃不飽的，飢餓感特別強。我一頓吃四個窩頭還不覺飽。每天分飯時，眼睛都瞪綠了，可是如果今天讓你盡情吃飽，這一下不知出什麼事，照顧照顧你，這一照顧準槍斃。

　　最奇怪的是，我被放出來後，總做夢被關在監獄裡出不來，撞籠呵，可是在獄裡，從來沒做過一次困在牢中的夢。夢裡哪兒都能去，名山勝景，世界各地，哪兒好去哪兒。有的夢現在還清楚極了。比方一次做夢，在曙光電影院門口，乘一輛大汽車，車上都是熟人，是誰不知道。車開了，兩邊全是花園洋房，講究，漂亮，哎喲，像童話裡那樣一幢幢尖頂小樓，各式各樣，亮著燈，好看極了。我走進一個小拐角，青草小道兒，挺黑，模模糊糊有個中國式亭子，式樣挺特別，是兩個半個的亭子連在一起的，大柱子，花格扇，裡邊賣吃的，都是我最喜歡吃的，我就吃呀吃呀，可香啦……

　　但這種夢，我放出來後，想做也做不出來了。

　　直到現在，我還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壞事。人家告訴我說，要把我的書法送到全國展覽，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嘀咕來，不知有什麼壞事，麻煩，跟在後邊。

　　我並不麻木，而是很少有事使我特別激動。你激動是為了什麼好事吧，可你怎麼知道它一定是好事？你激動是為了壞事吧，但它真是壞事又該如何，又能把你怎麼樣？你看我，那些年在外邊費勁掙「安全系數」，好像系數挺高，其實屁用不管。人家對你真的怎麼樣，等到揪你時才能看出來。當把你放回來，落實政策了，人人對你笑，挺好嗎？假的。因此……因此什麼呢？因此我的老同學說我現在比較任性、放肆。做事說話都任自己的性子，很少考慮別人。這看法我承認。任由別人的結果我嘗到頭兒了，現在只能任由我自己。

　　我的前妻已經另跟別人結婚了。她有個孩子，不是那人的。我是在和她結婚四十天被捕的，那是四月四日，倒霉的日子。這孩子是十月底生的。我前妻說是她抱來的，不是我的。孩子的模樣很像我妹妹，我也不深究了。我有時去看看她和孩子，像老朋友一樣來往。這孩子和我有種異樣的親近。當然，親近並不能說明什麼，我也不要求說明什麼，親近就足可以了。事該如此，就是命該如此。

　　我自從在監獄裡得了附睪結核，性功能完全喪失。監獄裡的犯人鬧滑精、手淫，我全沒有。出來後也不想再結婚成家，當一輩子人間高僧吧。後來碰到一個離了婚的女人。我公開說，我這方面不行了，沒料到她說，她以前生孩子難產，腹腔發炎，動手術把女同志爛七八糟那些器官全摘完了，也沒這方面要求。我們就結合了。兩人都沒這種需要，誰也不惹誰，相安無事，互相照顧，反而更是誰也離不開誰。這才真正進入了無慾境界。也叫做天生的一對兒，不，認真點說，應該叫做後天的一對兒。

　　有一天，翻騰落實政策後發還的舊東西時，忽然碰到「文革」前我寫的一幅字，很令我驚訝。好像我寫的，又像另一個人寫的。我才意識到，我完全變了，變了一個人。無論如何跟以前接不上氣了，回不到那趟道上去了，我卻並不傷感。我很清楚，傷感是幫助命運害自己。幹什麼再跟自己過不去，就照自己現在這樣活吧。別害別人，也別害自己。

　　我只相信，誰也無法把我再度變回去。

　　※※※

　　創造了人的上帝，曾經被「文革」戰敗。

牛司令

　　◎一九六六年　三十二歲　男　T市某局設備處業務幹部

　　⊙我的事是怪事－－害怕一九五七年誘敵深入不敢造反－－馬季相聲《牽牛記》牽上我爸爸－－這外號又轉到我身上－－堂堂一個「造反」司令－－別彆扭扭背它背了十年

　　※※※

　　要說那十年，我這個人真沒吃多少苦，也沒挨過揍，可也不比吃苦挨揍抄家批鬥好受。我這事怪，是怪事。忙，咱長話短說，十年，要信著說，別看咱沒嘛大事，要把心裡疙疙瘩瘩都鋪展開，也得一天兩天。我就單說這怪，行吧。

　　我的事為了一個外號。

　　這麼說您不會明白，還得打頭說。

　　我說，我這個人參加革命比較早。這「革命」不是老同志打遊擊抗日那意思。我們那會兒把參加工作叫參加革命。現在不這麼叫了。我是一直叫慣了。

　　我參過軍，當過文化教員，當過幹部，還在技術學校學習過，成績不錯，後來搞基本建設，我還堅持自學。技術、管理、行政，咱都行。人緣也不錯。我姓牛，上上下下都管我叫小牛。我說那外號可不是這小牛。「文化大革命」前歷次運動，「反右」、「四清」什麼的都參加了，表現一直叫好。但我出身不好，我父親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官，給我就撤勁撤大了。可是我呀，確確實實是吃共產黨飯長大的，確確實實是共產黨培養的，可我也知道組織上對我一直不信任、放心……不是我哭，也不是我委屈。為嘛哭我也說不好。

　　「文革」開始的前一年我去「四清」了，直到市委書記自殺，我們工作隊就撤回了，「文革」已經來了，局裡邊已經面目全非。我們這個處跟別的處不一樣，這個設備處相當一個公司，是局裡的第二大處，直接管著下邊好多廠子。「文革」前因為下邊廠子太多，管不過來，就籌建一個總廠，廠裡邊的黨關係還沒打公司轉下去，搞起「四清」就不能動了，「文革」一來完全癱瘓，許多雜亂無章的行政事就攤在我們處。等我回來時，處裡邊群龍無首，處長叫下邊廠子揪去批鬥，連一個管事的幹部也被拖拉機廠揪走了。處裡頭人，屬我歲數大點，文化水平高點，局長就叫我暫時管管處裡的事。反正那陣子沒人有心顧什麼業務了，有的怕丟烏紗帽，有的想當頭，要不也輪不上叫我抓業務。我作為一般幹部接下這個大破攤子，整天抓東抓西，拆東牆補西牆唄。這會兒，各個單位都鬧著成立「造反隊」，好像沒有組織人就沒保障。我們局裡各個處也都鬧起來。唯獨我們設備處沒動，因為處長不在，主要幹部又揪去了。可目標就集中我身上，鬧著叫我出頭。我一來膽小，怕事；二來，我說了，出身不給勁，先滲著，能不幹就別幹。一動不如一靜。

　　根據《十六條》，巴黎公社式選舉「革命委員會」，非常榮幸，榮幸嘛呢，我們局成立「革命委員會」要選四個成員，一個正主任，三個副主任。原來的黨委辦公室主任當上了正主任，我被選上了副主任，要不是巴黎公社式我當不上，咱這出身哪行？這就非常榮幸了。革委會成立，搞牛鬼蛇神，揪呀燒呀鬥呀都是他們三個同志操持。這三個同志出身好，算紅衛兵。可他們工作素質不行，就光搞運動。我領著十幾個幹部幹業務。說實話，我心裡覺得這一次來勢兇猛，早在工廠搞「四清」時就覺出來，可並不瞭解毛主席說的大權旁落，是要把劉少奇這些人搞掉，還沒認識到這麼高。只覺得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不過是誘敵深入。一九六二年聽到陳毅的報告，更明白這裡邊有深淺，接受歷史教訓嘛。再說出身不好，折騰不好就折騰自己了，我這叫明哲保身。我就悶頭幹實事，可光搞業務不搞運動也不成，人家說你不忠於毛主席，咱就接待紅衛兵小將。這也是苦差使。外地串連來的紅衛兵一撥一撥，有的客氣，有的窮橫，不管他們嘛樣，得管吃喝住，弄毯子弄蓆子弄稻草簾子，叫他們住；給他們買絨衣棉帽；他們白吃白拿，就往帳上記，反正上邊有精神，支援小將們。管這種事兒，苦大累，那些小祖宗那麼好侍候呀。我們設備處三番五次挪，給他們騰住處，沒窩兒了，最後只好搬到局長辦公室外間的會議室裡辦公。這時別的處都成立「造反隊」，唯獨我們沒成立，這樣就像我們不革命，對「文化大革命」有情緒有看法有意見，無形中就有壓力了。我想個辦法，天天下午堅持兩個鐘頭學習，念文件，念社論，兩報一刊社論，學語錄，唱語錄歌，唱國際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可風言風語就來了，說我們設備處是「逍遙處」。那時不是有句口號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嗎？一個老局長對我說：「你們怎麼這麼保守呢？人家都成立隊了，你們這樣不怕人說？」還有一個老技術幹部，人不錯，也悄悄勸我：「你們也別叫人家有看法，總得有所表示。」我琢磨一下，就找來一份傳單，是別的「造反隊」成立的宣言，基本上詞句不動，改改後邊的署名，起個組織的名字，叫「東方紅造反隊」。刻鋼板印傳單，還是老局長幫著我們翻片兒印的，貼出去，就算成立了。我們這個組織是這局裡最後成立的，這個局裡也是山河一片紅了。

　　其實，成立了也麻煩。因為整個局，包括下邊的各個公司各個廠已經形成兩大派。而我們處在局裡人數最多，下邊又管著十幾個廠，有些廠沒廠長，我們直接管，被認為有實力，各廠的人加起來幾千號，所以兩派都爭取我們。

　　我當時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隊」，只是應付一下，千萬注意別像一九五七年「反右」最後把自己拗進去。運動總是一時的，應付過了這關，把處裡的同志們安全帶過去就得了。不管怎麼說，不搶先，不冒前，別武鬥，別鬧事，別滲乎進社會上的兩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隊」，明白的事更多。過去是在「造反隊」外邊看「造反隊」，現在是在「造反隊」裡邊看「造反隊」。真心說，關心國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這麼喊罷了。有的有撈頭，掙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穩住勁兒。這麼大的運動，誰知自己一個閃失栽在哪裡。這決不像「反右」那樣掏心掏肝，誰都不拿真心的，誰都有自己的一盤算盤珠兒，誰都留有餘地。搞運動搞得人精了，比老家賊還賊。我的原則是不參加辯論，別捲進去，穩居中游，只做邊邊沿沿沒風險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組織他們學習，貼貼大標語大字報。「君子動口不動手」，不動武。幸好我們局裡沒發生什麼武鬥。要說我們局的兩派，都因為人際關係的背景。所謂觀點，不過是借口。這兩派以兩位局領導為分界線，誰是誰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鬧也清楚了。一派是局裡的老人，原先的幹部班子，再一派都是後來調進來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幹部，跟隨一位後來調來的領導。這些幹部都有鬥爭經驗，習慣暗鬥，不善明鬥，別看運動激烈時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還一塊吃飯，打打岔。就這形勢，還不錯，沒有你死我活，後來大聯合也不費勁，二十六塊牌子往門口一掛就算聯起來了。我主要抓住一點，就是抓業務，那時叫「促生產」，最保險，運動後期秋後算帳，也算不到幹活的人頭上。直到後來搞萬名幹部下放，我們一直也沒停頓工作，我想這樣就保平安了吧。

　　可沒想到，你不找事，事來找你，居然找到我頭上來了。

　　一個「造反隊」頭頭，一天拿個本本找我，給我看。這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的事。他說：「這個本是五月三十號打市裡『革幹聯』頭頭家抄來的，上邊有咱主任在他家匯報局裡運動情況時，說你的話。」我一看，大吃一驚，又莫名其妙，竟然寫著我爸爸是國民黨的司令。我非常惱火，沒影兒的事，我怎麼成了國民黨司令的兒子了？等到兩派大聯合時，我當眾問他是怎麼回事。基建處一位同志說：「我知道是怎麼回事，幾年前，有個同志在我們處裡說，馬季相聲《牽牛記》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話，這話後來傳到設備處處長耳朵裡，笑話就成了半真半假。處長向上邊領導匯報時，就說《牽牛記》裡的國民黨司令是小牛爸爸，成真的了。」

　　當時兩派在場的人聽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氣又急，質問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當大官，是個高幹，以為自己有後台。不但不認錯，還當面罵我：「狗崽子，你算什麼東西，國民黨來了，你準反攻倒算。」我氣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鏡，我摘下他眼鏡給他來了脖溜兒，沒打嘴巴，離得太遠，就手指頭尖掃著他一下。可打那以後，我就落下個外號叫「牛司令」。先是給我爸爸的外號，又落到我身上了。當然這是個取笑的外號，我也不介意，有時還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攤事，叫我司令，等於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面，就是「牛司令」；打電話找我也是「牛司令」。局裡沒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邊有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設備處有個「牛司令」。只是不知道這外號的來由。叫我外號，表示熱乎，好找我辦事。後來幹部下放轉工人，有的到幹校去，有的到新單位去，我就背著這外號到基層工廠，倒覺得是個愛稱了。無論誰這麼一叫，倒覺得挺近乎。這不該完了嗎，不。

　　到了一九七六年撥亂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麼，糊里糊塗，不知打哪兒造出來的，新單位的人竟然都以為我是原先局裡的司令，「造反隊」的頭兒，成了造反司令了，冤不冤？不知哪個王八蛋造的，可這不是兒戲，上下都當真了。

　　我那次不是掃了主任脖子一下嗎，那主任一口咬定說我打他了，說打砸搶就佔了一條，一直暗地裡審查我。我的職稱問題，定級問題，提拔副廠長問題，總受這事牽連，改革方面提意見也沒人敢採納。糊里糊塗一個外號，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麼罪惡似的。要是當初在局裡我鬧一回，誰再叫我這外號，誰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裡時，一次兩派聯合鬥當權派，在人民禮堂，不知打哪兒弄來市委副書記陪鬥，架市委書記的人個子太小，站在旁邊沒氣勢，管專案的一個同志說叫我上去，因為我個子大。我就上去了，還叫攝影記者拍在照片上了，後來翻出來，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錯誤的證據，無形中又和「牛司令」這外號聯在一塊了，倒霉不倒霉。

　　我們局裡「文革」後新組成一個班子，我們那一派，那些老人都走了，另一派為了迴避問題，就把事兒都推在不在場的人身上。不但沒人替我解釋，反而恨不得我有事才好。我這「造反司令」就被默認了。弄得我很痛苦。一次次清查，又不當面問我，查也查不出什麼來，還總暗地查。

　　每到清查一緊，局裡有的好心人就打電話通知我：「告訴小牛，最近又要清查了，叫他別到局裡來，避一避好。」好像我真有問題似的。你要真去問他們，他們會說，誰查你了，你難道心裡有鬼？弄得我有工作也不敢到局裡請示。在單位裡上不上、下不下，當面沒人說我，可是常常感到有點事似的，就這麼背著這外號背了好幾年，難受不難受。

　　直到前年，市委組織部調查整理情況，才有人正式告訴我，你的問題查清了，不屬於打砸搶，那次是那主任罵你，你打他又沒打著，不算打人。去年市紀委找我談話說，這幾年你就是受了累，原來準備安排你副廠長，就為這些事，經過反覆核實，清了。嘿，這才了結，好傢伙，一個外號弄到市裡去，厲害不厲害。

　　對這「牛司令」，他們說這沒什麼也別向本單位群眾解釋了。因為沒立案，也就沒有落實問題。

　　現在不知道情況的人，還有的叫我「牛司令」；知道這些情況的，不再叫這外號了。大概知道這不是好事。這事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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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超出人的想像那部分是荒誕。

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

　　◎一九六六年　二十歲　男　S市某師範大學學生

　　⊙「文革」初期的反動學生－－《十六條》公佈那夜起義了－－八．三一見到毛主席－－北京作家協會批鬥田漢－－大串聯－－擁軍派搶劫彈藥庫－－工宣隊一人手托一個芒果進校－－修教路線的典型－－看了《紅都女皇》後完全消沉下來－－「我做紅衛兵並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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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時候，幾個當年老紅衛兵說，你去把咱悶在心裡的話衝他說說吧！我找你不是懺悔來的。我感覺直到今天對我們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寫，我就敢說。當然，按你要求，我還要從自己的經歷講起。經歷本身就是一切。這麼說行嗎？

　　我這個人我說的可能前後不銜接啊，我先簡單把「文革」前一兩年的情況說一說，因為這是基礎。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畢業生，那陣我考學的目標就是南大。我比較喜歡古典文學。可當時到處都在宣傳侯雋、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跡，處在「文革」前高潮的預演，上山下鄉的不是叫先鋒嗎。我這個人歷來就聽黨的話是吧，因為我從上小學一直受著正統的聽黨的話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親是個拉三輪的工人，我的母親是在農民家庭長大的，我的二姐還是由政府給找回來的呢。解放以前我這姐姐就賣給這裡十大資本家劉襄九他們家，賣去之後我媽媽就去給他們當奶母啊。

　　要講這個還是一段故事啦，這個題外話啦就先不說啦。政府經過周折把我二姐找回來了，我對黨的感情就是很樸素呵，共產黨說什麼是什麼。可是，中間有個岔頭我記得特別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時候哇，我當時上小學二年級，有一個女老師對我特別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間就成了右派。當時我很小，但挺納悶兒，女老師挺好的嗎，怎麼成了右派了呢？從那陣子後我就隱隱地感到領導非常厲害，不能得罪他們，同時呢，也不應該得罪他們，他們就是黨呵。後來我偷偷地去看我們那個右派老師，她已經瘋啦。她姓嚴，教語文的老師。我記得當時那女老師還穿著旗袍，留著短髮，就像電影裡「五．四」時候那樣子。我到她家，她抱著我就哭，她說她真想喊，現在看起來呢，她當時成為右派無非就是直言不諱地提了些問題，可是從那以後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靈裡埋下了兩個根子，一個是上級領導了不得；另一個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對黨，黨是永遠正確的，黨是不可能出現錯誤的。後來上中學，就是一直聽黨的話，黨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一直到了一九七○年大學「畢業」分配。歷年來我在分配的志願書上，從來都不填什麼志願，就是堅決服從黨的分配。可是現在想起來就是誰聽了話誰倒活該倒霉，那些不聽話的現在鬧的還挺好……現在把話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後，我突然間決定不考大學，上山下鄉。家裡當然反對嘍。還有個語文老師也不樂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個時候誰敢說不讓上山下鄉啊！那時形勢還不能不表態呀！不表態不就是反對麼！不樂意還得說樂意，特別贊成。我就到寶坻縣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個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禮堂開的歡送會，市長歡送。到寶坻縣了，那兒正發大水，都是老百姓把我們背過去的。一去，一進村一看根本跟想像的那個農村不是一個樣。不過去了還是很高興的。第一個月，第二個月，頭兩個月幹活，還有那種虔誠的革命勁頭鼓舞著，幹來幹去覺得枯燥了。最嚴重的就是吃不飽。因為下去之後給四十五斤糧食，十幾歲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糧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沒有，光是棒子和麥子。後來麥子沒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時候連棒子都不夠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摻著吃。說老實話，這點兒受不了。所以當我看了張賢亮那個《綠化樹》，講的挨餓那段情況，我覺得人真是一餓急了就什麼辦法都沒有啦。這個還沒有動搖我上山下鄉的紅心啦，糟糕的就是後來開始的四清。唉呀，我記得在一次下雨剛從地裡收了高粱回來……在寶坻縣收高粱，怎麼收啊，就是從水裡撈高粱。它這兩邊地呀，是溝，人下地的時候得從溝裡走，那麼深，高粱從水裡冒出來二尺來高。怎麼收呢，兩個人拴根繩子，中間弄個桿，叫拉桿。一走，一拉，正好把高粱壓下去了，手裡拿個鐵片呢，叫把鐮，卡下來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們這些不會幹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難走哇。高粱砍完都是一個茬一個茬的，就有點像越南佈的那個竹雷陣什麼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裡一個小學校去找一個老師借點書看看，一推門，唉呀，幾個幹部正在屋裡喝酒，這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時正在看《奪印》嘛，就這時候。當時思想很簡單，階級鬥爭都是圖片式的。其實現在想起來又算什麼，那些幹部也挺累的，喝點酒唄。炒三兩個雞蛋，中間有個茶缸子，倒點白薯乾酒，七八個人來回這麼一輪，叫把拼鍋，拼盤的拼麼，就這個意思。可是當時一看他們幹部背著農民喝酒這個勁頭，馬上意識到這是壞事，下地時不由自主地說出來了。可沒想到整個那村裡就兩姓，一是書記的姓，全姓孫；一是副書記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關係，沒幾天很快傳出來了……這天收高粱回來，那個書記就站在街上罵街，當天晚上連團支書，再加上婦女主任等等一塊歷數我的罪狀。這其中一個罪狀就是說，你為什麼不服從分配？幹活的時候你為什麼老搶著重活幹？重活你幹的了嗎？出了事你負得了責任嗎？這類的話，這一下我就在村裡待不住啦。這時候呢，四清工作隊就進村啦，我一下子就跟四清工作隊站在一邊啦。但是當時那個四清工作隊叫「粗四清」，也叫「粗線條四清」，搞了兩個月抬屁股就走啦。他們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簡直就受不了啦，書記叫我去拔麥子。寶坻縣那陣不講割麥子。他們為了把麥地弄乾淨了，再種第二茬莊稼時省事，拿手拔。這是懲罰呀，咱們根本就拔不了哇，連夜地拔呀，我就動搖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國務院對各專署哇有一個通知，特別招收歷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上大學。公社找我說，保送我去，我說保送還考不考哇，公社說就考考語文和政治，我說我太願意走啦。後來我走的時候，村裡給我做的鑒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當中我們搜黑材料哇，在學校裡頭搜出來這個鑒定，上邊寫著我階級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勞呀，講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為什麼？是村裡那幫人用這法兒趕我走。現在想起來，大概我這人還有命上大學。因為一九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話就永遠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後一期舊大學。一九六五年是最後一撥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一九六五年九月進大學，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就開始「文革」，這還不到十個月哪。去了之後，學校對我這個「下鄉知識青年」挺感興趣，當了班裡的勞動委員。那個學校是新建的，什麼都是由幾個學校湊起來的，從師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說進了學校，首先就是學王傑。讀什麼書呢？現代文學只講了一個《白毛女》，後來講了一個關於大寨的報告文學；歷史還沒來得及講，就革命啦，就尖銳啦。再尖銳我不怕，主要覺得自己是出身好，沒辮子，不在乎唄。另外，我歷來就是聽共產黨的話是吧，聽黨的話就不怕。從來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麼「曲線思維」，靠條件反射就行。我好虔誠呀。真是認真地寫自己的日記呀。哪天哪個事做的對不對？學王傑天天問自己五十個「為什麼？」之類的，完全寫給自己看的，不是給別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寫日記，就惦著將來發表，沽名釣譽。

　　系裡卻有一些人總認為我不對頭，主要因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跟我談得來。而我們班有個苦大仇深的同學，那真是幾代貧農，可也真是蠻不講理……我在農村待那一年，特別感到在農村裡真正搗蛋的不是地主富農，是那些貧下中農。因為地主富農他根本就不敢搗蛋；不搗蛋還跟他沒完呢，他怎麼搗蛋哪！－－所以我對這人印象非常不好。學校裡有個政治輔導員就找我談話，說你得注意什麼階級路線，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來往，啊。我說他們怎麼啦？你說，我這樣老頂撞他，他對我的印象能好嗎？再加上每天四點起來自己上樓唸書去，我就被他們暗地算個「白專人物」。我跟圖書館的關係特別好，為了跟圖書館搞好關係好借書呢，經常去圖書館掃地。圖書館有個管理員，是一九五九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叫「老右」吧，那老傢伙學問特別深厚，他讀英文版的《毛選》。我對他特別崇拜，這也是一條問題。不過這問題要不是「文革」的話呢，還不明顯，這樣話就說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啦……

　　開始的時候，咱們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怎麼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們揭發系裡頭，揭發什麼呢？剛剛去了這麼幾個月，而且那個學校建校時間也特別淺，所以只好不貼大字報。不貼，又是不積極，是吧，黨讓貼大字報就貼。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之前，還只是貼了點這個沒什麼用的大字報，可是後來哪，系裡頭鬥爭就開始啦，再不幹真落後了。我記得是在六月三十日前後，我因為不知道什麼情況，只寫了一張大字報，針對我們系的系主任。誰知這是真正重要的大字報了。主要是針對我們系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總壓制別的教師，麻煩就來了。一天，學校裡傳達一位領導人的一個報告，中心內容是，什麼「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什麼「好人打壞人應該」，「壞人打好人是報復」。喇叭裡叫著，說全體黨團員都去聽，我就很快地從四樓下來，奔禮堂去啦。剛走到禮堂門口哇，我也是團員嘛是吧，門口一個政治部的女老師，戴著眼鏡胖乎乎的；還有一個政治部幹事；還有一個人是我們學生會主席，往外推我，說你不能聽，分批。我當時還是聽黨的話，心想黨不讓你現在聽，必是有安排，就走開了。可是自己往教學樓走到半道，越想越那麼不是滋味。晚上我回去一夜沒睡著覺，預感到有點不太好哇。因為這時候北京有同學來信哪，北京運動開展的比較早，開始在學生中間揪人啦，抓爬蟲，抓右派之類的。轉天我就找學校黨委書記去了，一個十二級的幹部，可他說你的情況不瞭解之類的往外推。我特別納悶，回去我就很氣忿，順手寫了張大字報，就是關於不讓聽報告的事。當天下午我正在宿舍裡躺著哪，沒睡，躺著唄，突然來了個同學，用俗話說就是系裡的狗腿子之類的，找我說系裡叫你去一趟。我預感有事了，趕緊去到四樓，系辦公室，當時去的時候雖然說是不害怕，還是怦怦的心跳。不管怎麼樣，他們是強大的呀。進去一瞧，屋裡坐的那陣勢吧，幾乎圍成一圈，有系主任、系副主任、副書記、政治輔導員、還有院黨委派到系裡進駐的工作組，幾個老師，陣勢非同尋常，不過太害怕了反而豁出去了。老實說現在的學生碰到這場面都無所謂啦。那陣當學生很少到領導辦公室去。那地方好像去不得呀，特別森嚴、特別偉大的地方就是啊，所以自己做為一個學生還是第一次去哇。害怕過了分就不害怕了。他們連讓坐都沒讓坐，我自己就拉過一個凳子坐下了。我說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呀？平時不敢這樣說話是吧。這時有一個歷史講師－－這個人他是很有水平的，口才非常好，當過志願軍。他坐著的姿勢非常優雅，他說，你為什麼不從你自己本身找些原因哪？我說你們不讓我聽報告，剝奪我政治權利，啊？這時他們之間交換了眼色。那個李老師不提聽報告的事，他說啦，聽說你看過《燕山夜話》，還買了一個本作了筆記，是嗎？這是事實，我承認。這教師又說，你還跟許多同學宣揚，女人的長髮之類的，宣揚過嗎？這也是事實，我叫他們抓住了。不過，我馬上就冷靜下來，我說您是教歷史的，您讀了多少翦伯贊的書哇？他說我讀翦伯贊的書是我的工作需要，你知道鄧拓是幹什麼的？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麼你今天看了這書不應當從這個角度去檢查？我說從哪個角度去檢查呀？旁邊政治輔導員接上茬兒了，說，從反黨反社會主義檢查。我說那老師就應當從反黨反社會主義角度上檢查自己讀過翦伯贊的書嗎？院黨委工作組的就說你怎麼這樣跟我們說話呢，小伙子冷靜點啊！哎，他又迂迴過來說，啊，這個事不扯啦，不扯啦，你自己認錯不就很好嗎！他開始向我交代政策啦，下邊政治輔導員又說啦，聽說你還講過「全世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啊，嗯？你不知道這話的份量嗎？我記得這政治輔導員是個女的，非常漂亮，是一個著名大學畢業的高樹材生，挺有水平，我真對付不了她。不過我從那次一生也忘不了，一個人真正豁出去了，那他也好辦哪。我說，這個事您提醒我一句不行嗎？從感覺上我沒說過這個話。她說，需要嗎？我說需要。她說，在農場，你對同學說的。那時我的記憶力呀，二十來歲的時候相當好，一下想起來了，我說純粹是污蔑。我說咱這樣說吧，確實有個同學，無知，草包一個，在農村幹活時問我，為什麼馬列的書開頭都有一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呀？當時咱們年輕是非常驕橫的啊！我說你連這個都不知道？想聽嗎？想聽我就給你說兩句吧。這句話是從《共產黨宣言》開始的，《共產黨宣言》是馬恩合著的第一部書。那時整個歐洲資產階級有各種反動黨派呀，他們之間也是四分五散，一旦無產階級起來的時候，他們就會聯合起來對付無產階級。那時無產階級除了團結一無所有，明白了吧！我就給他這樣講的。這個話不知怎麼匯報上去，而且走味啦。以後這就成了我的第二個罪狀。第一罪狀是宣揚《燕山夜話》了。這些罪狀最後都整理成材料，一直上報到省裡。後來把我打成反動學生，也是第二個根據。第三個根據，他們說，你還想當黨委書記，你說過這話吧？我說沒有。我說我自己不知道我吃幾碗乾飯，我還當黨委書記？！這是那個政治輔導員說，你怎啦？我可以提醒你，在小樹林！我們學校西邊有個小樹林，是個讀書區。噢，我想起來啦，我說有這麼回事，那個院黨委書記呀，他一進校就鬆鬆垮垮，有一天哪，我們早晨起來在唸書，他拿個小口徑槍啊打鳥。我就跟同學說，這書記也夠好當的啊，天天弄鳥槍打鳥就行啦啊。這話後來人家也匯報啦，再一上升呢，就是篡黨奪權這意思，這是第三條。第四條呢，說我說了「造反有理」這句話。他們當時還不知道「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說的，是我聽北京的老同學影影綽綽傳說的。他們問我，啊？造反有理，造哪個階級的反哪？可後來，毛主席那條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發表出來，整材料時，就沒加進去，沒當罪狀。這樣，我就內定成了學校中文系三個反動學生之一。那兩個，一個學生呢，因寫了一篇不同意陶鑄的一篇文章的文章；還有一個同學哪，因酷愛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沒事天天就好拉小提琴，在屋裡頭。他出身於資產階級。看來呀，我們三個人，一個是直接呀進攻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是吧；一個就是屬於資產階級孝子賢孫嘍；我這個大概就屬於無產階級的叛徒啦就是。這個事出來之後就把我軟禁起來。第二天氣得我都不能起床。連夜裡出去上廁所，都有人偷偷跟著。我當時心裡非常難受哪，自己背地裡哭過好幾次，自己心裡話，我怎麼反對共產黨呢？不會。我反不反，我最清楚哇。可是自己又虔誠地檢查自己。這時我媽媽給我寫一封信說，「咱們可是窮人出身，你文化大革命當中可千萬別怎麼樣呀，好好地跟著共產黨走，熱愛毛主席。」她並不知道我出事呢。還給我寄了二十元錢來。當時二十元錢很難得的了就是，我一接到這封信那就真難過啦，難過什麼呢，就是我媽媽還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在這兒惹下這麼大的禍啦！當時真是每天吃不下飯。奇怪的倒是我吃不下飯去呢，系裡動員了好多人還到床邊看我。這次我就火嘍，我說你們別來這一套，我說我今天躺在這起不來，原因就在你們身上。系主任說：「身體歸身體，啊，問題歸問題，是吧，共產黨還優待俘虜哪。」這就是一個共產黨書記說的話啊，就是啊。唉呀，我自己一聽這個我就想啦，我說既然他們這麼不講理啦，那就有嘛是嘛啦，就是右派有什麼了不起的。我身體好能幹活，能幹活養活自己。我最難過的，要是家裡人說你反對共產黨，你跟家裡怎麼解釋？自己一天比一天消瘦哇。這時我們系裡有個女同學，名字我不說了，她的姥姥呢，是慈禧的一個宮女，她爸爸是國民黨員，所以她在系裡的地位可想而知啦。在「文革」以前，我根本就不樂意理她，在我後邊坐著，嬌小姐一樣，當然是咱們這麼樣看。記得有一天我到樓上去了，樓上有一個平台，樓道貼的大字報嘩啦啦啦的都是。我自己站在平台上往下看，那城市不大，一看就看到邊啦。自己就朦朧有死的想法。是吧，這麼一跳下去，就全乾淨了。可是我又想啊，你這麼一跳下去，全說不清楚了。而且我對我母親感情特別深厚。我母親這一輩子太不容易啦，所有人吃的苦她都吃啦。她曾經跟我講過，在賣我二姐之前就曾經跑到解放橋，幾次想抱著孩子跳下去。我爸爸當時拉三輪，當時正是強化治安的時候。一九四二年。拉了一天的車錢不夠買一斤高粱面的就是。我正猶豫，這時候那女同學來啦，她叫一聲我的名字。這個人平時啊，跟男的總是那麼個勁。當時我二十歲，她十八歲，嗯，長的非常清秀啦就是啊，體形也非常好，她是我們系裡舞蹈隊的。我說你招呼我幹嘛？她說你幹嘛在這？我說隨便看看。她說聽說你病啦？我說就你沒去看吧！誰料她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這事情是咱們當時的事。現在四十多歲啦，說這有點不好意思啦。當時是很動感情的了。她說我怎麼覺著你不像壞人哪！在那時那種情況下，能夠說出這麼一句話來，我當時就覺得心裡邊－－好像一下就把堵著的東西都給捅開啦，就那麼一個勁頭，一下子就那麼覺著。因為這時誰也不理你，跟我特別好的同學更不理你。吃飯的時候，過去都是八個人一桌子四大盤子，現在都躲開你。我可是從那時候體會到「牆倒眾人推」這個情況就是。我的一生中總是追求肝膽相照的朋友。我總覺得，真正的好朋友就得結成「死黨」。可是我又覺得，很多人都是順境的朋友，逆境當中全完了。人哪，真是不好體會啦就是。所以，她一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當時真是……可那畢竟是一九六六年哪。我說你別拿我逗著玩啦。她說我多咱跟人說過瞎話呀，你把我看成什麼人啦，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這意思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其實我跟他們不是一路人。說老實話，這姑娘當時長得很動人，尤其這句話呀，就引起我特別的，怎麼說呢就是，這個這個，感情吧就是。所以我說，明天你有時間嗎？我想出去玩玩。她說上哪去？我說你不一定敢去。她說哪兒我不敢去？我說咱們上白求恩烈士陵園吧。她說怎麼走哇？你這麼多保鏢的；又說去哪兒幹嘛？朝拜去？我說你怎麼這樣說烈士哪。當時儘管我認為她這個人對我特別好，這個思想跟我還是兩路。轉天我們去了。她什麼也不怕。我們好上了。唉呀，我永遠忘不了就是呵。這女同學真機靈，在批判會上批我，她總是搶第一個發言。她說的比左派們還過分，一過分，到頭了，就批不上勁了。再有，她一見人家把我逼得夠嗆，就拿話岔開說，你再說說剛才那個問題。這傢伙特別愛用這手作戰。

　　她說你想好了呀，打今兒以後你可跟我這個國民黨的閨女掛上啦。我說我不在乎。都到了這個分兒上了，我還在乎什麼？反正共產黨也不要我啦。說老實話，要按形象來說，她不可能喜歡我。我也不知這是怎麼回事就是。不過到後來，我和她也不過是能同患難不能同安樂就是啊。我感覺到用現在的觀點分析，她當時好像追求那麼一種傳奇式的感情，可能是，這認識對不對，到現在我也說不清楚，嗯。但當時如果沒有她，不知心裡多麼空虛。我被她的勇氣打動了，自己更能豁出去了就是。完啦，我想，已經都這樣啦，還有什麼呢？再加上這裡還有這麼大一個吸引力畢竟是個感情吧。有了她，我就不是一個人了，成兩個人了。再批判我也不在乎，好像從事一個特別偉大的事似的。一天我們坐在白求恩墓後的松林裡，我說真想不到哇，你對我這麼好哇。她說，瞎，我算什麼呀，你別把我看得怎麼樣。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女的比你們男的要剛強多啦，這算個什麼事呀，我背了國民黨閨女背了多少年啦。當時我也不知道怎麼表達。不過我畢竟也是老高三畢業生啦，一些外國文學的書也看過，小資情調哇也有，我覺得這是自己一生中真正萌動感情的一次。那時我想的特別天真，覺得當然她這一輩子就跟我啦，就不會有什麼變化啦，在那一段鬥爭起來就更有勁啦，覺得自己不是孤立的啦，這是跟她這一段。這就是我「文革」初期這一段，在受壓制這一段哪，還伴著這麼一個小小的羅曼史啊，這大概就是一個初戀吧。當時我記得看了蘇聯的一本小說叫做《多雪的冬天》，裡邊好像有句話，好像是說人的初戀永遠不會忘記的，即便以後二次三次啊，這第一次每次提起來的時候還是……還是怎麼樣呢？就是。

　　這一段日子過去，我就被送到農場去了。跟我一塊勞動的，有老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國民黨的什麼人，司徒雷登的馬弁什麼亂七八糟的。這時北京已經開始鬥老師了，我們那裡的運動比北京運動慢半拍。八月份地裡的花生老高了，白薯的葉子都是挺茂盛的。唉呀，那時候我心裡不知為什麼突然想跟老右派們接近了。有一天晚上，我就偷偷地上一個老右派住的地方去，這人就是我前邊說的圖書館裡那個。他住在豬圈旁邊一個屋裡。我一進去，他正讀英文版的《毛選》啦。我也不知為什麼找他。說老實話，我這人也怪事，就是對他們這些人始終恨不起來。他說你到這來幹什麼？他還挺緊張哇。我說我看看您來啊！他說不要到這邊來呀，我是右派分子你知道嗎？我說您是右派我才想來，右派不能接近嗎！右派也是人哪！我說您讀什麼哪？我主動跟他說了我的簡單情況，他先拿眼看著我，一句話都不說，什麼也不說，等我走了他還是什麼也不說。第二天再去，還那樣，什麼都不說。第三次我到他那去啦，這是我一生不能忘記的。我說，我已經第三次到您這來啦，我就想問您一句……他馬上說，我有罪，我有罪。我說我不想聽您這個，我就想知道，怎麼才能不犯錯誤？他看了我半天才告訴了我。他說你不是愛看書嗎，你記著啊，今後要想不犯錯誤，凡是你特別愛看的那本書，那本書準有問題。我聽這句話像禪語似的是吧，根本我就不明白呀。他說，咱們腦子裡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東西太多啊，所以只要你愛看的那本書，只要你特別欣賞的那些地方，你批判準沒錯。到後來我一直拿這話來衡量，特別是寫批判稿子，一寫準成功。

　　八月十日，農場裡突然間哪，要聽重要廣播。那陣就是憑著社論辦事啊，後來就是憑著語錄辦事吧。這天是《十六條》下來了，這個社論有幾條真說到我的心眼裡去啦。我現在連播音員的聲音都記得特別清楚。我覺得「文革」時期播音員的聲音特別高亢激揚，跟現在不是一個味兒啦就是。其中有這麼兩段話，就是說啊在這場鬥爭當中，革命小將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他們儘管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謹防有人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還要嚴防什麼政治扒手這些話。而且真正提出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老實話，真是字字句句說到心坎裡啦就是，一下子跟毛主席的感情那真是深得了不得啦就是。那天聽完廣播的晚上，我們就起義了。我自己一個人從農場走到市裡，是三十多里，再到我們學校是十里地，四十里地呀當天晚上我就跑回學校去啦。那四十里地非常荒涼的，好傢伙我記得走那滹沱河岸邊坑坑窪窪高低不平，可越走越高興。到學校，立刻就跟別的系同學串聯起來啦。我也不知道怎麼認識一個政教系學生，他也是跟我這個類型一樣，也是不斷地給系裡提意見，挨整。那陣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啦，就是「相逢何必曾相識」啊。我說，你看透了沒有，反吧！當時對中央文件領會的特別深刻呀，就在那天晚上，我們跟機械系的幾個同學就成立了一個組織，四張大字報紙貼在一起寫一個字，從四樓往下下呀，就是「捨得一身剮，堅決把黑幫拉下馬」。當晚我還寫了一張大字報，叫《控訴系主任對我的迫害》。這個大字報說老實話，其實沒有什麼內容，都是事實：幾月幾日幹什麼，幾月幾日幹什麼，怎麼整我啊。唉呀，這張大字報貼在樓上並不顯眼的地方，可一貼出來，全系都炸了就是。我們這一撥就是公佈《十六條》那天晚上鬧起來的。那時發表重要新聞大多是晚上，不是早晨。不是有個「新聞聯播節目」嗎，消息比早晨的還早，晚上八點，全國都聽。第二天白天，我們系裡就翻了天了，系裡畢竟還有暗地支持我的，唉呀，這一下子都找我來啦。咱那時候，說老實話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那種策略，馬上你還不把他們團結起來啊？當時就覺得自己早就是正確的，說你們現在又來這套啦！我自己就認為，只有那女同學是唯一的戰友，跟她的關係也公開了就是。貼出大字報是早晨五點。寫完了之後把我累的呀，就在寫大字報這個乒乓球案子鋪上紙，攤開身子在上邊躺著，那簡直是一種解放的感覺。褂子上到處都是墨汁和漿糊，亂七八糟的。她來了一下就把我的頭給抱住啦就是，不像原來男的女的顧及怕給別人瞧見。根本就沒有那個啦。唉呀，她說可把我揪心死啦。那陣那種狂樂的心情啊，不光是一種政治上的解放，好像覺得我是真正革命哇，而且比你們都革命的早，連自己過去的害怕都忘了。全系形勢一下子扭轉了，聲援的大字報就像雪片似的蓋來了。很奇怪啊，原來那些左派反過來也支持我啦。我呢最死恨的就那個學生會主席，團支部書記兩個人。我這個人有時候也是非常驕橫的呀。我說鹿死誰手，現在大概能見分曉了吧！我強烈要求系裡馬上開對證會，我們當時沒有想到把系裡領導揪出來。說老實話，我這人是人情味比較足的，報仇就完了唄。當時一看系主任也耷拉腦瓜子啦，就有點費厄潑賴了就是。沒想到對證會這自發的會議一開，不用任何召集，不用喇叭喊好幾遍，全校就都去了吧。開會在禮堂，大會也沒什麼程序，由誰組織呢，這陣造反者還是不懂什麼呢，還由團支部書記組織。你說這思想禁錮得多有意思啦。到這時候還不敢踢開他哪，好像覺得只有他的領導才順理成章。在會上我講了事實經過。再說一句，開始擺桌子的時候都不敢擺台上，我覺得那個台上不是我們應該上去的，結果就擺台下。用麥克風，這麥克風呢，還是基建系的同學給扯出來的線臨時安的。我在上面講了，坐了那麼多人，一上去自己也害怕。那天也真熱，這天是八月十二日。我把整個過程講了，越講越委屈呀，那真是聲淚俱下啦。因為這一下子勾起自己多少心思來呀，連媽媽的事，連這個事，連那個事，這一講確實有很強的效果，那不是人造出來的效果。大家感到氣忿啦。而且這個《十六條》一公佈哪，大家的膽子也都鼓起來，口號聲就響起來了。喊著「堅決抗議系主任同志對革命小將的迫害！」開始還叫「同志」，喊著喊著，「同志」兩個字就沒了。這也有一個過程吧，不是一下子就把幹部弄倒了。對立面一看，好傢伙他們一看不行啦，半截給製造故障，把喇叭線掐了。壞事就成好事啦。好傢伙那個時候正處在革命高潮的時候，巴黎公社剛剛起來，你竟敢製造故障？這時根本用不著我上手，機電系的小伙子就上去啦；中文系說老實話，還沒有那麼粗野。一會兒玻璃嘩啦就下來啦，群眾運動往往都是釀成的，不是預謀的就是。這天晚上全校革命達到高潮，立刻宣佈說，革命造反團佔領廣播室；跟著我們發佈了第二道通令，限院黨委書記，院領導立刻都到會場來。現在想起來都不知道膽子哪來的。以前哪，根本不敢招呼他名字是吧。叫他們來，他們老奸巨猾，不敢來呀，來了弄不好讓學生打一頓。實際學生還沒那個膽量。說老實話，這還只是跪著造反。他們來了一表態，支持學生就完啦，我們還沒有批鬥什麼的。不來，不來結果這個會就開不下去啦，整個這幫人就擁進院黨委辦公室。從來沒進去過，那一層樓是辦公區呀，從來都沒敢進去過。這一次呀，真有點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那個勁頭，一下就衝進領導辦公室裡去啦，根本也沒見過這麼豪華的場面。現在看沙發再普通不過，那陣沙發卻代表高貴的象徵。進去之後，一看都有點膽怯了。那個院黨委書記是個挺瘦挺瘦的老頭子，問同學們幹什麼呀，我們走在前邊的都想往後退了，可是後邊的倒有點勇敢。後來在兩條路線鬥爭檢查的時候，說我這人還不是一個徹底的造反者，因為對他們恨不起來。他還是黨嘛，對不對呀。可是他說，你們的情況我不瞭解。這下可激起火來啦。我說你們不是不瞭解情況嗎，馬上都到會場去。他們一走之後那個屋子就歸我們啦，都上了沙發。咱也坐坐這個。就是這個情況，小姐的牙床也要滾一滾哪，就是那種感情。那屋就成了「文化革命委員會」臨時待的地方啦。我總覺得這事就完了。對「文化大革命」真還不懂。這個樹欲靜而風不止啊，或者說無風樹也搖哇。我們這個學校是一個新建學校，老師們來的時候就分三派勢力：進修學校的、工業學校的、師範大學的，還有各地的志願兵，各地來的領導，來一個領導帶來一撥人，我們一鬧好像扔了個炸藥包，他們互相幹上了。他們互相知底細，愈鬧愈大，愈升級。這時候，到了「八．一八」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全校的鬥爭就開始高潮了。這個時候我們更是左派啦。不能不革命呀！就開始批鬥黨委書記。實際上我現在認識到，我們學校的這個「文革」是怎麼回事呢，學生的這個革命跟這個老師宗派的派性鬥爭，攪在一塊啦就是，而我們呢，就成了人家利用的工具。可又身不由己，整個時代往前發展也許只能那樣做了。你上了台你就下不來了。可是這時我有點膩了。因為學校鬥爭一到高潮之後，開始有打的啦，打的厲害呀。我從來在「文革」沒打過人，我對你這麼講當然也沒用是吧。我就這樣說，你就這樣聽吧。那陣就越是保守的人起來造反越是打的厲害，這就是「文革」當中的現象。這樣說，我也不知你愛聽不？這是說原來你沒造反，保當權派的，現在起來造反，打的反而最厲害。他們只有用這個來表現他們最革命。本來他們就是「左」的根子，本來他保你，等後來一看大勢已去，不行啦，批鬥你比我還凶還左。這是「文化大革命」我見到的一個現象。就拿鬥系主任說吧，我總覺得他就迫害我那一段啦。但我知道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是華北聯大那陣出來的人。再有他學問特別好，對魯迅的雜文很有研究。我在業務上崇拜他。我這人也怪事啦，一看見能耐人哪真是不管別的怎麼樣，也崇拜人家。再說他又跟我道過歉，恨不起來了。打人這叫什麼呢。我記得那次鬥系主任，「啪」一下弄個大紙簍扣上了。紙簍糊帽子好糊哇，就著那個紙簍的空間，一糊紙就成啦。說老實話這時我再批判系主任已經沒嘛新鮮東西啦，沒什麼新詞啦就是。可不能不批呀，只能在原來的材料的基礎上上綱。你再老說那段，人家也不高興聽啦是吧。批得連我自己也底虛，沒底氣也得批。所以我發現這革命也會促成人品質上發生變化。當時，系主任高血壓，五十多歲的人啦，他們一邊鬥，一邊叫他站在椅子上轉。你可憐他是不行的，當時我發完言之後就走了。說老實話，我總是下不去手，你下不去手還得裝得特別狠，因為那陣誰越凶狠無產階級感情越鮮明；要不為什麼鬥的特別厲害呢。有一個女的，別提她名字啦，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上去拿手指一戳就戮到系主任的腦門上，那女同學的指蓋子多尖啊是吧，一戳一塊肉就下來啦。我實在壓抑不住啦，人的感情啊！我跟你說這些不是美化自己，美化也沒用，我還不知道我怎麼回事。完事我到系主任屋裡頭，他正在那哭。我進屋呢，還得保持那無產階級革命作風啊，我先說有嘛問題自己好好交待。實際感情很複雜，是吧。我又說對你的事當然都得實事求是，如果誰要不實事求是，我們也不答應。這都是好話沒好話說。他說，你們要真批我，我口服心服哇，現在這樣下去我可真受不了。我這一聽心都發酸。我想想，就說你把語錄拿出來，啊，記住語錄多少頁多少條，我們應該相信群眾相信黨，是吧，有了這兩條革命原理什麼都好辦了是吧。實際只能拿這個當安慰話了，別的都沒說，因為不能說。他當然明白。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等我畢業的時候，系主任解放了，專門約我到飯館吃頓飯哪。哪有系主任請學生吃飯的呀。這是插進來後來的一段事。

　　到「八．三一」的時候，我們的人都開始串聯了。大概現在我也不後悔，這一生串聯是最美好的時候。我們先到北京，長征到延安，又去武漢、長沙，一直到新疆南邊的阿克蘇。從北京到延安是走著去的。總共走了二十多天吧，連玩帶走哇，也不感到累，挺有勁的；出了娘子關往西走的時候，風景特別好，一天最多能走八十里地哪，有時走五十里地。首先到北京，到北京那個時候正趕上吃飯不要錢，那全是陶鑄同志做的好事啊。嘿，我記得大桶裡是豬肉熬土豆，米飯隨便盛。睡覺不太好，教室裡頭鋪一層草，但那陣誰也不罵街，因為那就是革命。那次見到了毛主席。好傢伙後來就通知我是河北省五個觀禮的之一。就是坐在觀禮台上，在天安門下邊。實際呢我在那還不如在長安街上。那次毛主席呢在下邊走，不是在天安門上邊。每次毛主席見紅衛兵的方式不一樣，先是在天安門上，後來步行過金水橋，再後來毛主席坐車，大伙都坐好了，毛主席從人群裡穿，他為的讓大伙看主席的形象吧。我到北京，一個是聽說北京啊作家協會鬧的特別熱鬧，一個就是看毛主席呀，也想見林副主席、江青同志……那時就這麼稱呼唄。我看毛主席一共是三次。第一次就是做觀禮代表這一次，激動的不得了啊！從清華那出發，在出發之前說老實話，那陣啊都等一夜一夜的。真的呀，也不知是怎麼回事，那陣啊人們的自覺性特別高，什麼流氓小偷的也特別少，搞什麼活動太方便啦。可能那種非正常的恐怖把這個流氓也給震住啦。群眾專政確實厲害呀，你好歹會念段毛主席語錄就管用。整個中國就像打籃球的人盯人，你這邊打個哈欠那邊都聽得見。我總覺得比現在好管呢就是。那天黑夜三點喊起來，在清華大院裡頭，多快就集合了呀。喇叭喊著河北省站哪邊，湖南省站哪邊，內蒙古站哪邊，那就一個省一個省的呀，人們都機機楞楞地黑夜呀從草裡爬起來，熱天呼哧哧地也不注意什麼形象啦。當時的衣裳是誰要能找個軍便服那就了不得啦，尤其是那老式的，肩上帶眼的，革命時代的衣裳嘛。那夜我們徒步走哇，從清華好傢伙一直走到天安門。我記得走到新華門就等著呢，一排一排，從夜裡三點一直等到下午三點，也不餓的，是吧。後來有大筐送麵包的，上面貼著「向各地紅衛兵小將致敬」啦，我拿了一個，樣子特別有意思，特別長，特別細，能直接插到兜裡頭，一會兒掰一口一會兒掰一口的，等著毛主席。就這樣等啊等到三點。我怎麼說那時人們心裡都特別純潔呢，在觀禮台上，我旁邊有個江蘇省的小姑娘，挨著我特別近，我們就說話，說這個、說那個。我愛跟南方人說話，因為這個南方人的普通話別具風味，有種吳腔軟語那個特點。後來毛主席就出來啦。要說真納悶啊，毛主席剛一出來的時候沒聲音，震住啦呀，你說天安門多大地方啊，上百萬人，大概有這麼幾秒鐘，一點聲音沒有。毛主席剛一過金水橋，有人第一聲一喊，整個聲音就起來啦，亂哄哄的也沒有什麼規律啦，就是啊。周圍的人全哭啦，我也哭啦，全哭啦就是啊。這時我旁邊的小姑娘個子矮，她看不見哪，觀禮台亂擠一氣，我有力量擠，看毛主席看得特別清楚，毛主席的身體確實非常好哇，毛主席那面皮呀，就跟這桌子色似的，黑紅黑紅的發亮就是。我覺得作為一個領袖哇在身材上真是無與倫比。後來就等著林彪，緊跟著後頭。我們心裡也都哭哇，心想，林副主席怎麼這麼瘦呢，那時就是那樣想啊。我記得後來回去跟我媽媽也這樣說，說林副主席這麼瘦將來怕熬不過毛主席呀，就這樣說，怕接班人先完了，那怎麼辦哪。我身邊那小姑娘看不見毛主席她急了。我說怎麼辦呢。她說你抱起我來吧。一個小姑娘跟我歲數差不多呀是吧，我沒辦法，就把她抱起來啦。她叫著：我看見啦！看見啦！高興得亂撲騰，語錄本也掉下去啦，那陣就沒想到男女的事，根本就沒有這意識。唉呀，後來喊得嗓子都啞啦。毛主席轉了一圈，那喊聲一直沒停就是。那次大概有這麼十好幾分鐘吧，看得最過癮的那次。這是我第一次看毛主席；後來「九．一五」；還有一次是十月份吧，記不清了。

　　見到江青咱就說老實話啊，對江青講的內容很高興，對江青那調兒簡直太不理解啦。後來說相聲的模仿江青那調兒哇就是那味啊。這次回去就更增強了這個造反的野心啦，更覺得自己正確啦。原來不敢做的事，這回也敢做啦，這是一個。但大串聯又使我思想複雜了。在北京時，我到作家協會去啦。我到作家協會一看，竟有茅盾的大字報。我說茅盾怎麼也不行了呢？全都不行啦？還有貼杜鵬程的大字報，說他們在北戴河搶雞子吃；說茅盾家裡也不知養了多少人侍候他，他像個吸血鬼似的，有多少小護士侍候他就這類事吧。在我心目當中好些神聖的東西，就全像毀啦。尤其在作家協會的後院看一幫人鬥田漢。我是最崇拜田漢的，田漢的劇我最愛看的就是。唉呀，鬥田漢鬥得太厲害啦。田漢跟現在那少林寺那個護寺的大和尚差不多，掛著大牌子，上邊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田漢」，旁邊一個是民間文學研究會的賈芝，還有一個就是阿甲。這田漢哪，對頭下彎。那陣北京鬥人的水平真高哇，對頭彎就是人跪著，背彎下來，腦袋貼在大腿上。哎！再一看哪，田漢腦袋上啊三條血筋，他光腦袋，可能是剛剃的，當然原來頭髮也不多。反正批判他的人呢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不是紅衛兵，都是幹部似的。所謂罪狀大多是閒事。「文革」批人，都是把正事和閒事相結合。中國人哪越是閒事大家越感興趣，越能搞臭一個人。光批判他怎麼搞修正主義，鼓吹反革命分子，老百姓聽了上不了勁，實際上是先把你名聲搞臭了，政治上也就不打自倒，好辦了。

　　那時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上車之後哇連廁所裡都是人，有的躺在那個行李架上，人在車上不敢下去。我先插一句，後來上武漢的時候，我旁邊坐著一個湖南的小女孩，三天沒敢動地方。我說你怎麼不下去買點吃的？一下去就沒座啦。尤其車門一開，忽啦就進來一大群。那時人們說老實話，比得上鐵道遊擊隊的水平。最高水平的就是在坐椅靠背上把鋪蓋卷打開放好，人躺上去，還睡覺，你能想像嗎？可那時真高興。

　　從山西到陝西一路上看見人民啊，窮啊，心情就不一樣了。路過一個村子，一個孩子看上我胸前的紀念章，上山採了一天草藥，拿藥跟我換。唉呀我這淚一下子就下來啦。我說人民對毛主席感情多深哪就是啊，我根本不要那藥材，幹嘛用呀，我趕緊把那紀念章，還有我們那一塊來的同學的各種奇形怪狀的，都給他啦，他就如獲至寶。他媽媽說了一句話：「別瞎玩，好好供著。」那村裡呀，凡是貼毛主席像的地方呀，都是原來灶王爺的地方。為的是更加崇敬啊。是啊，這不是把毛主席神化了嗎？代替灶王爺啦就是啊。這實際上已經成了悲劇是吧。到延安的時候就更加失望。一看延安這傢伙大土堆一樣啊，根本就不好看哪就是。什麼寶塔山呀，亂七八糟的，而且陝北人哪，跟想像的也不一樣。就說白羊肚手巾吧，髒極啦，都跟抹布差不多。人民根本不那麼高興，低眉順眼，不像舞台上戴著紅兜兜跳舞那樣，對我們串聯的學生也沒啥感情。我們住的都是紅衛兵接待站。也許人太多啦，什麼也沒看，就看了毛主席跟江青三口人的合照。回來的時候，思想反覆就更大啦。我說這是什麼革命啊，人民太窮啦就是啊，真窮啊。就我剛才說拿藥材換像章的那村人，好幾家的姑娘穿的那褲子，補都補不上來呀，把中國人弄成嘛樣啦。我心裡非常壓抑呀。延安不是革命熔爐嗎？共產黨發跡的地方啊，它怎麼還是這樣啊？

　　十一月份，大家都串聯回來了。大家也都有了經驗了。各派組織加強了，跟著爭著鬥黑幫。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天，學校的鬥爭已經跟社會上的鬥爭聯繫起來。社會上又因對駐軍問題產生兩派。我那個組織為了替一個挨打的工人造反組織說了話，莫名其妙成了擁軍派啦。對解放軍我是有感情的，支持駐軍理所當然。當時我們叫「擁軍兵團」，七軍團二八班。當夜間巡邏的時候哇，每個人都是一個柳條帽。對立面貼解放軍大字報，我們幹嘛呢，每天夜裡出去，多冷的天推著個小車，上面扔一桶糨子，偷偷摸摸地到大街上拿手電照。凡是攻擊駐軍的大字報，看著沒人，馬上就糊上，然後再寫上「堅決擁護解放軍，誰要毀我長城就砸爛誰的狗頭！」你說那陣多認真哪。我就覺得怎麼反也不能反解放軍呀。解放軍解放了中國，軍隊在我心目當中最神聖。我們好多戰鬥支團哪，都是毛主席的詩詞命名的，「反到底戰鬥團」，「叢中笑戰鬥團」，「捲巨浪戰鬥團」，我那戰鬥團就叫「冷眼向洋戰鬥團」。毛主席不有一句「冷眼向洋看世界」嗎。這時社會上有個「狂人造反團」哪，他們組織性紀律性特別強，袖章上「狂人」這兩字呀不是一般寫法，寫的「人」字就像風刮的那樣子。「狂人造反團」善於抬死人上街遊行啊。死人都是兩派武鬥打死的。他們就進攻軍事管制委員會啦。我們這個兵團好傢伙接到通知行動好快，從橋西跑到橋東啊，只用了二十分鐘，從近道跑，然後就整個二十幾排學生啊，把軍事管制委員會保護住啦。

　　我先插幾句別的。當時我一直是幹動態的，負責跟全國各地聯繫的。所有材料都從我手上過，所有傳單都經過我過目，有時還拿大喇叭上街辯論啊。大喇叭放車上邊，十好幾個喇叭捆在一起，擴大機擱車裡。還有一個備用喇叭，隨時準備被砸。我們那時訓練的廣播員哪，現在電台都不可多得。我那個相好的女同學，聲音極好，連講那麼四、五個小時也不累。講話也沒稿，拿嘴說出來也特別合乎邏輯呀。我們兵團還培養那麼一個人，專背語錄的。馬、恩、列和毛主席語錄他都會背。辯論時需要語錄，只要說，快，來點，他肯定給你來一條語錄，還特別合適。他是學物理的，腦子好。他不光是背，光能背語錄那不算嘛……語錄那陣我也能背下來，「老三篇」都倒背如流哇，毛主席四卷的第三卷，我還都背得下來啦。那陣沒書就看那個是吧－－比方對方攻擊我們，我需要條語錄，說他們搞陰謀。他馬上就給寫出條來，說當時在第二國際鬥爭的時候，列寧在駁斥考茨基的時候曾經說過，在政治鬥爭中最卑鄙無恥的事無異於把自己的話強加在對方的頭上。那些犄角旮旯的話他都背得下來，我們就管他叫「馬列主義彈藥庫」。

　　再說那次保衛軍管會，我們挨揍啦。狂派人太多。我從那次體會到了挨打時只要大家都不鬆手就垮不了。有一個人一退全完，那真是兵敗如山倒哇。結果歸齊怎麼辦呢，我們女同學那兒出了薄弱環節啦，一打開缺口對方就衝到軍管會裡去啦。衝在前邊的是幾個工人。我們一下給工人跪下了。我叫著咱們工人怎麼能衝解放軍哪，沒有解放軍有你們這工人呀！頭前是老工人，那幾個老工人正在猶豫時，解放軍出來啦。解放軍都是拿著語錄。那解放軍挨的那頓打呀……那次我可真是親眼看見解放軍「打不還手」。大嘴巴子真打呀。解放軍都把兩手放在胸前，他怕人照像啊。因為手一動就像打架的呀。這都是事先交待過這樣做的。打得鼻青臉腫直流血。可是那時我們哪知道，後邊還有別的背景，有人操縱呢。那次我看了真感動啊，都哭哇。我們就舉著袖章這樣往前走哇，後邊的人也就跟上來，浪一樣往前拱。打這一次我們學校就和社會上的鬥爭攪在一塊了。以後社會上的鬥爭更加激烈。實際上大規模的武鬥都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唉呀，全國武鬥最厲害的是四川。四川出現高炮，飛機，其次是我們這兒，武鬥一開始是拳打腳踢，我也參加了一次武鬥隊。學校兩派各佔一個樓，唉呀說來說去糟踐國家東西真不少哇。佔領一個樓，就拿這鐵棍子把這窗玻璃嘩啦打嘍，怕對方扔東西，叫碎玻璃扎著。把樓梯都給拆了，自製成活動樓梯。全樓裡沒吃的就去搶食品廠汽車上的東西。有時開車的故意從我們樓過去，停在那兒任我們拿，不管，因為是一派的。

　　有一次武鬥我摔破腿，解放軍一直把我送到白求恩國際醫院。其實我還不是作戰打傷的呢，好傢伙第二天好多紅小兵來給我送鮮花。有些女將真英勇啊，兩派互相投石頭子，在休戰的時候，一人背一個大背包跑到戰場中間撿「子彈」。我看我也不是武鬥的材料，眼也不行，就專搞動態了。搞動態挺帶勁，主要通過潛伏在對立面組織中我們的人，搞消息。這些人大多是收買來的。不用錢收買，當時也沒錢呀，靠挑撥。說你是個老造反，現在勤務組都沒你。領導班子叫勤務組哇，一把手叫勤務員，這是巴黎公社的叫法。這樣就慢慢地拉過來不少人。還打到對方組織裡去。派人帶假情報過去，參加他們組織，很重要哇。這是我們的地下動態員。對立面組織內部有個四個人組成的「契卡」，經常開展肅反，有時肅出來也真揍哇那傢伙。我們也搞肅反。我為什麼對武鬥膩歪了呢，記得我們逮了一個女的，是化學系的一個姑娘。戴眼鏡，身體特別弱。她是單為探聽消息來的，被帶進學校一小屋裡去啦。我們這邊一個女將，長得特別魁偉，是邯鄲人，狠打她。化學系那女的呀真叫英勇啊，大皮帶這麼寬，刷就抽下去啦。這姑娘別提多堅決，堅持自己的觀點。那大皮帶真狠哪，一溜一溜抽呀，一下子一道紅，胳膊上，臉上，打完，這姑娘頭髮一甩說，我再說一遍，打死我我也是這觀點。說老實話我現在認為，那時紅衛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真是當革命搞的。師大死的一個女同學，她跟我說過，「我覺得我就像保衛巴黎公社的戰士似的。」那是一次武鬥，兩邊拿小口徑對打，人都往後退，這女同學自己硬頂上去。一個流彈打在頭上啦。你說她要有私心雜念能那樣幹嗎？想起「文革」，說老實話吧我不後悔，我可以懺悔，但我不後悔。因為當時我們不是懷著卑鄙的目的參加的。當時正經八板當革命來對待的，你說我們受了那麼多罪。那陣第一次參加武鬥的時候，黑夜都不敢睡覺，每天鞋都不敢脫呀。外邊一聲哨，骨碌就起來。沒黑夜，沒白天，不能退縮，退縮恥辱。也有逍遙的呀，那時逍遙的簡直像狗屎堆一樣。現在有些人把罪責完全推在紅衛兵身上啦，我就覺得特別不公平。一個路線錯啦，就像井崗山第五次反圍剿，對那些紅軍戰士怎樣評價呢，能說他們死的狗屁不如嗎？對不對呀？一場戰爭指揮錯啦，戰士死了就不算烈士？

　　到了六月份武鬥就更升級啦，動槍啦。那天晚上被佈置了，說壞人都武裝起來啦，我們不武裝起來不行。江青同志說啦，文攻武衛，沒有槍不行。就決定到解放軍那去搶槍。實際那是解放軍讓槍的。到軍工廠啊，大門敞著，沒人管，哪裡是搶？純粹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武器庫也開著。管庫的人說你幹嘛啊，你幹嘛啊，一邊說一邊往裡領，還拿手電給你照著，這邊來，這邊來，原來全是軍隊佈置好的。搶了槍，也不能打，試打結果連一環也沒打上，這槍呢後來沒使上。我總覺得整個「文革」的過程，是毛主席領導「文革」，後來他領導不了這個過程。人們開始投身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還都是由衷地參加革命，以一種虔誠的水晶般的心，跟著領袖去幹，去進行一場反修防修的鬥爭，可是隨著「一月革命」風暴，「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的時候，這場革命就不純潔了就是。已經明白了革命就是這麼回事，於是開始有些人有意識地能動地利用這個革命，所以這就決定了這場革命越來越骯髒。這是因為奪權以後涉及到個人利益。黨內派系鬥爭日益明朗化了。有些政治扒手、政治掮客，就開始有意識地把自己的東西塞進這場革命，所以決定這革命就不好辦了。如果說「文革」初期的時候還可以說是一場聖戰，那麼後來完全是一場權力戰了。一場權力的再分配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們學校是全省最早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不久省市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成立革命委員會，都是我起草致敬電。當時叫「三結合」，一個工人，一個解放軍，一個紅衛兵。革委會是權力再分配，開始爭權奪利了。紅衛兵的命運越來越不如。紅衛兵是第一梯隊，解放軍是第二梯隊，工人第三梯隊，所以越到後來紅衛兵越不值錢。到工人宣傳隊進校時，紅衛兵簡直就是臭下三爛了。解放軍進校還好，表態支持我們，那是我們的大恩人，所以對他們頂禮膜拜。但是後來使我們非常懊悔，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那陣兒不許提「業務」兩個字，我們覺得「文化大革命」已經差不離了，該唸書啦，要求復課鬧革命。解放軍對我們講是啊，復什麼課啊，只能復毛澤東思想之課，復馬列主義大批判之課；業務課的詞都不應該用。業務應該叫什麼呢？應該叫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後來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對業務問題講的非常左。當時我也仗著自個兒老造反，糾合了兩個老造反派，加我一共三個人，寫了篇大字報，直接貼報社門口去啦，大題目就叫，《三月二日社論有問題》。我那旁邊不是有一個馬列主義彈藥庫嗎？由他提供語錄。一天之內就出現了無數大字報圍攻我的大字報。又來了好幾汽車人堵在學校門口，要和我辯論啊。駐軍專門約我談，說造反派要立新功，老造反就犯錯誤，現在正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毛主席那套話又上來了。校革委會就把我拋出來啦，意思說你跟人辯論去吧！虧得這時候我們還有幾個確實從白色恐怖殺出來的，保護著我。我從那以後就退出一切組織，跟學校的關係特別擰。參加一個創作組寫話劇，題目叫《春到長城》，大意就是走資派廠長怎麼迫害工人，後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他，工廠就行啦。那時的小說、戲劇都這麼個意思。

　　學校裡肅靜不下來，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個同學沒事的時候在窗台上寫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下邊「毛澤東思想」沒寫，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後來，不知誰擦了沒擦乾淨。過兩天不知誰又在後面寫了「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結果話就連上了。有個女同學見了大驚小怪地叫：唉呀，你們看，這是反標！那時候人人戰戰兢兢呀，已經動用專政機關啦。結果當天下午就把我們那個同學揪出來啦，反革命啊！我跟他在一屋睡了兩年多，怎麼反革命哪？全系一個一個開著批判會，那駐軍呢在上面喊著：嚴重的階級鬥爭已經深入到我們班裡來，搞階級鬥爭就是要六親不認，馬列主義的實質就不能有任何私情。他胡解釋。我接受不了，可是不敢言聲呀，言聲要揪出去怎麼辦？結果好多同學起來說：我揭發！我揭發！我納悶兒你們都揭發什麼呀就是。啊，一九六八年那陣，我覺得是開始革我們紅衛兵的命了。結果那同學判刑十年，到處遊鬥啊，這是一個同學。還有一個同學也揪出來了，為嘛呢？他寫大字報，寫完涮筆水啊那麼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臉上一溜兒，嚇壞啦。他趕緊疊巴疊巴，也不敢燒，壓在自個褥子底下了。過些日子他給忘了。後來學校鬧臭蟲，挨屋打藥時發現，當場就揪出來了。駐軍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馬上進監獄，馬上就判，快極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厲害了就是。比白色恐怖還厲害！對這「文化大革命」，由於這麼沒有良心的胡批亂鬥，出自於個人私心的胡打亂鑿，再加上白色恐怖，我真膩了。膩了這裡邊可能含著有更高的覺悟吧！再說歲數也大了，面臨畢業了，差不多大家都有一種厭戰的情緒。那個和我要好的女同學忽然和我吹了。大概怕我這人容易出事。忽然一個烈士子女，五大三粗的，找到我，說，我挺崇拜你。那時女子說話都跟男的一樣。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樣兒就修了。說話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勁吶。袖子捲起來非得捲到胳膊肘以上，這是那時候的審美觀點啊。那陣兒想起來也是夠颯爽英姿的。看來我這件事也染上了「文革」色彩。我們非常密切的時候，已經到了「文革」後期，歲數也是二十四五了。人們沒事幹，這種事就很自然地發生起來了。可是臨畢業的時候，我跟她又活活地讓工宣隊給拆散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工宣隊進校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了。工人階級再一伸進腳來真壞事呀。說老實話呀，駐軍凶還講點政策；那工人宣傳隊進校實在是毛主席最失策的地方了。工宣隊什麼東西呢，天不怕，地不怕，覺得自己是老大。這時紅衛兵已經是老三位了，到後來就是老九了。我記得工宣隊一進校就說，我們工人階級是佔領學校的，是毛主席派來的。一人手裡還托著一個芒果，是拿塑料做的。講話時說，我們工人階級就是大老粗，「唰」地這個扣子開了，一條腿蹬在講台上。這陣兒說起來難以置信就是。當然這裡邊有個別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而這種老工人正成了他們工人階級佔領學校的籌碼。有個老工人來憶苦，那是真苦，伸出手來沒幾個指頭。憶苦為了嘛呢？還得進一步鬥知識分子。全被利用了。工宣隊一來，馬上與駐軍鬧矛盾。而且工宣隊一進來，準有一撥人哭訴去，我們怎麼受壓，這個那個，工宣隊就有事幹了。有個工宣隊頭頭，出個主意，把我們拉出去，到農村改造思想。解放軍的軍訓隊、軍宣隊和工宣隊跟著。唉呀，那時真是活活要把人給折騰死。一聲哨兒，一二三，「唰」地下稻田。好多女同學都在例假期啊，都不敢言聲，腿腫得一按一個坑兒。每天早晨累得都起不來，大家還得站在毛主席像跟前說，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我想幹什麼，我想遵照您哪條思想怎麼幹；後晌兒回來，臨睡之前，累得根本直不起腿來，又得對著毛主席像說，毛主席我今天又犯嘛錯了。早請示，晚匯報啊。工宣隊說要搞「紅海洋－－毛澤東思想一片紅」，全學校能刷的地方一律刷紅油漆，大家什麼也不幹，天天不是刷漆就是刻葵花。黑夜沒事總備戰。你剛睡熟覺，就喊起來急行軍。不開燈，摸著黑打背包，一跑就是三十幾里地。我真火，第二天沒起，我說這不是折騰死人了嗎，是不是？你們看不見女同學她們怎麼受？我仗義執言地說了。我說我不幹了，你們愛怎麼辦怎麼辦吧！我這一講，軍宣隊那連長還通情達理；工宣隊就急了，「啪」地一下把手裡的個鐮刀柄撅折了，說，你太猖狂了，我看你比修正主義還修正主義。我說你呀，甭來這套，告訴你，我爸爸當工人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哪兒呢！那連長嚇唬我，把我拉到一邊兒，對我說明天上午寫檢查，一定寫，我保你沒事。我說不寫，他說你混蛋，一下子這拳頭就打我肩上。咱明白他這是為我，要不是他，那次非把我揪出來不可。那次要揪出來就壞了，罪名小不了：反工人階級啊！我們這紅衛兵多窩囊！

　　一九七○年春天臨分配時，學校裡突然間沒頭沒腦地傳來這麼一件事，說我爸爸是特務。這一下工宣隊就直接滲入，找我那個烈士子女的女朋友，不下十幾次談話……這是我的隱私啦，當時在一個老師家，她跟我整整哭了兩個小時，我也不能往深處問。據別人悄悄告訴我，她和一個工宣隊好上了。唉，我的一切一切啊，都掛上了「文革」色彩。他們多強大啊，又是工，又是軍。那工宣隊說，這人不可靠，他爸爸是特務。你有理受屈也沒法爭。分配的時候哪，工宣隊定了一個原則，叫做「遠分對，近分贅，不遠不近分光棍。」這就是誰有戀愛關係就照顧你倆，遠處幹革命去；近分贅，累贅，有殘有疾的；不遠不近分光棍。他們就把我擱到不遠不近分光棍這一類了。那天晚上念分配名單那陣，簡直跟宣判一樣。張三哪個村，李四哪個縣，決定你的命運呀就是。那陣兒毛主席不是有條指示嗎，統統分下去。臨走的頭天晚上，那女朋友又跟我談了多半夜。我這個人說老實話呢，總覺得素質還比較好，歷經這麼多事從來沒因為什麼神經錯亂，為什麼事死了活了的。我說，咱是合則聚，不合則散。我說今後你去跟你的工宣隊吧，我回去耪地去，扭頭就走，眼淚總是掉了。我拽著幾個紙箱子，窮學生沒有什麼別的財產呀，都是書啊！我們老師送了送我，我還說我要到貧下中農那裡接受再教育，好好幹活好好表現，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回來再來見你們。總是那麼個勁兒。如果說前邊這幾年是被動過來的，後幾年遇見的事呀，真是更不可思議了。

　　我們一下來就分配在縣裡。真虔誠啊，我自己打天津過，把書都擱家裡了，把自己好一點的衣服都放下了，專門買了一雙灑鞋穿上，以示和貧下中農沒有區別。還叫我媽專門拿白布做了一個釘絆子的褂子，那是真堅決呀。一到縣裡，七十個大學生，交大的，科技大學的，北大的，清華的，復旦的。說老實話都是人才呀，那裡不光有我們七○屆的，還有六七屆、六八屆、六九屆的，有的真棒呀。縣裡沒留一個。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講話說，同志們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要到東邊的大窪去。那是真窮呀，房子都蓋在河坡子上。一到那裡，我們非常虔誠地找到了大隊革命委員會主任，主任就說了，大家在這兒都要好好表現，不好好表現上邊追下來我可不好辦，啊，要批誰一盤，我可負責不了。唉呀，這意思我們不過比四類強點兒就是。住的那屋滿是亂七八糟的魚網。晚上在炕上墊幾層厚草根子，睡不了覺啊。各種各樣叫不上名字的蟲子往上爬，那蚊子就像轟炸機似的嗡嗡嗡嗡地叫。到了那種情況，你還想什麼？還是虔誠地想，我呀應該這樣改造。第二天我們幾個男的，小褲衩一穿，一下跳坑裡就挖河泥去了，可根本幹不了！挖河那苦就別提了。反正幹過這活的不止千千萬。我現在反而特別感謝那一段呀，雖然說苦，我覺得只有在那段時間裡，我才特別體會中國農民受著世界上最重最深的苦。他們得到的最少，而且最沒有怨言。有時候我跟農民們談心，我說你們心裡覺著怎麼樣？他們說，嗐，又不是咱們一個人，不都這樣嗎！聽到這話真是千萬種滋味上心頭呀就是。這時候縣裡聽說我挖河比較賣勁，還聽說我以前寫嘛寫嘛後，教育局就調我去寫。我這人生來就沒有留在機關工作的命。上來以後幹嘛呢，給學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寫講用材料。把積極分子請上來，座談，我再編。比方一個小伙子，燒戰備磚，你就說他燒磚怎麼苦，手上燒出多少燎泡，還要寫他燒戰備磚那時從窯裡看到了五洲四海風雲，看到世界革命烈火。純粹是胡編亂造，這叫嘛玩藝兒呢？我心裡這東西憋不住露出來了，教育局的頭頭就跟我談，說你啊，工作還不錯，但還是要下去鍛煉一陣子更好。我心裡當然很明白啊，我說我的鋪蓋卷都捲好了，又回去了。

　　那陣子農民知道我愛看老書，天天叫我後晌講一段。我不敢跟他們說《濟公傳》呀，《薛仁貴征東》呀，《三俠劍》呀亂七八糟的什麼，就變著法把它變成現代的事，每天剛吃完飯，那個炕頭啊就圍滿了，我一開口，有人就給弄熱水，還有的打家裡帶來炒瓜子，實在沒瓜子就弄點兒棒子花子炒炒。有的時候講到半截停場啦，他們就拿一塊紙呀給我卷一顆煙。農民非常純樸，捲完後給你舔好了。他不懂傳染病之類的事啊，到那時你就根本不用猶豫，拿過喇叭筒子來就抽。人到那時候，不會有多大上進。我也沒書看呀，就馬列和毛主席那幾本，再有就看《人民日報》。有時候連那個犄角旮旯兒的地方都看了。要不怎麼會買《朝霞》、《虹南作戰史》那些沒勁的書看？精神上真是很飢餓呀，農民也精神飢餓。可是我一跟農民在一塊，盤腿上炕一講，好像互相滿足了。這事就有人匯報大隊主任那裡，主任找我說你講啥了，我說講兩條路線鬥爭史啊，你也聽聽去呀。一天打完草大夥兒在草場上一躺下，我說主任哪您過來。這時他提過來一桶水，人們就像馬喝水似的喝了一通，我呢抹抹嘴就開講。原來，主任他也愛聽。後來他就說了，再講咱就在屋裡講，別上外邊講去啊。那天講的全是瞎編的，我把那古人都變成現代人了。裡邊再插上走資派啊，再插上地富什麼的。說老實話呀，我給他們講，自己也是個享受，因為我這個人精力特別旺盛，沒有發洩的地方啊。

　　往後村裡號召學哲學。你說那時候真是拿農民糟改著玩兒呀，農民知道啥哲學呀！主任學哲學回來了，召集農民傳達，怔了半天就是一句話，「大伙學大寨，好好幹，完了。」然後就叫我講啥是哲學？我說我沒改造好。主任說你別扯淡了，快講講。我就開講哲學，可沒講兩句，那底下婦女納著鞋底子就說，「咱不講這個啦，接著昨後晌的講吧！」

　　在村裡叫農民開會可不易。大喇叭叫，打六點鐘叫，到八點，一會叼著煙袋出來一個，一會又出來一個。農民不怕上綱，因為農民在最底層，你說開除他哪去？公社大隊就決定每天開會給「二成」。一天十分，晚上算二分，所以開會就是掙那二成去的。坐著瞎扯淡唄。幹部也是兩頭唬弄，他也知道上面是胡折騰，對下面呢又不敢深說，就支撐著吧！那陣沒有一個村子不瞞產私分的，糧食不夠吃啊。上邊淨是瞎指揮，一律種「反修七號」。那「反修七號」不好吃。公社叫種不種不行啊。農民也有法，外圈全種「反修七號」，裡圈種本地高粱。上邊檢查的幹部一來，大隊早把酒肉準備好了。不堵他們的嘴，自己嘴裡更沒嘛啦！

　　我在這兒改造完了，臨走時主任對我說，我看你還真不像個大城市的伢子是吧，你心直口快，不行啊這個，到哪惡帳的話別說，叫人硌硬的話別說，犯忌的話別說。這是這一段。

　　一九七二年我分配到一個公社的中學教書。說老實話在農民裡頭呀，要是弄錯一步幾十年也翻不過身來。因這裡比較封閉。大城市一下班，大家到點蹬上自行車人就散了；彼此住在單元房子裡人與人沒啥聯繫。在農村，多少年來，都是守在一堆兒。連你祖爺爺那輩的事都知道，你祖爺爺尿炕不尿炕的事也都能考證出來。所以那陣你要有一步走不好就不好辦啦。再有，長期對知識分子有個偏見，就是那些年留下的根。認為你自高自大，能言善辯，不好鬥，群眾關係不易弄好。這幾條說老實話對我的評價也是夠準確的。我在公社中學教書時趕上「修教路線回潮」。有一次班上有個女生沒上課，問她，態度還特別蠻。說，昨天我吃乾飯去了。「吃乾飯」是那裡的方言。誰家娶媳婦大家隨幾元錢分子就到人家吃飯去，叫「吃乾飯」。農村平時吃不上白米飯，吃一次也算享受吧，可我不懂。我說你為頓飯就不上課，怎麼那那麼沒羞沒臊呢？沒羞沒臊是我老家的口頭語，擱這兒就相當重了。那女生哭得沒完沒了。好傢伙，這可壞了，當時正是鬧「黃帥事件」啊，好多同學圍著我批我喲，學校領導逼著我一次一次檢查。我就成了「修教路線」的典型了。師道尊嚴啊。我這命運始終跟「文革」連著。「文革」有嘛事，都能跟我連上，學校農場有八十畝地，校革委會主任說你種地去吧。我就把鋪蓋捲上去農場了。種茄子、辣椒、西紅柿、萵筍和菜花，倒也不錯。可是到一九七五年我就完全消沉了。因為在私下裡借了一本《紅都女皇》，是個手抄本。看完之後馬上還給人家，可我心裡感到迷惘了。本來林彪事件一出來後，說老實話，我好幾天都沒睡好覺，感到好多過去那麼神聖的東西，那麼祟拜的東西原來都是假的，但那時對毛主席的感情還沒變。那陣一看報紙就琢磨，自打林彪死了後，毛主席老的速度就特別快就是呀。這時再看江青的事，再加上社會的醜惡現象，真是迷惘呀，也就完全消沉下來。我想，自己都三十歲了，這麼功不成名不就，幹點什麼呢？

　　一九七六年，地震時差點沒給砸死。全校房子都倒了，大家都睡在一塊兒。地震之後我反而莫名其妙有點解脫感。我說這叫神鬼怕惡的啊。我說反正我一無所成，到處碰壁，也入不了黨了，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逮誰鬧誰吧。結果這一下人們反倒害怕你了，橫衝直撞倒嘛事沒事了。可是每次鬧了之後，自己思想裡就特別空虛：這是幹什麼呢！我又覺得累得慌，特別沒勁。自己背地翻《聊齋》，反正都是文言，別人都看不懂，看來看去就看出鬼、狐、神、怪，整天半人半鬼，不明白不糊塗，倒也不錯。打倒了「四人幫」之後，我才第一次明白這是特別巨大的受騙！沒等清醒，又到了清查。清查呀，還是兩派，一派整一派。原先那一派打人兇手都沒事，結果給我們來材料共有五條。又是一些捏造的假東西。清查本來是為了安定考慮的，可是一撥人又利用這個整另一撥人。這個歷史欠帳將來誰再來還。而且挨整的這撥人都是我這個歲數的人，從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當時紅衛兵就是初中、高中、大學這部分人呀。所以這幾年哪我思想還是沉悶。有時我就想，地球那麼大，天天你跟我鬥，我跟你鬥，有什麼勁呀！不累嗎？可是我這個人天生精力特別旺盛，說老實話我覺得現在還沒給國家使出勁兒來呢。從近幾年開始我另找一條路。我就想了，搞語法太枯燥，搞文學創作自己又沒有才華，可是我愛看小說，有文學底子，我懂語言，於是給自己定了一個五年計劃，一定要在修辭上打出一個局面來，在修辭界擠進去。這幾年哪，我讀了很多書，發表了一些個語言方面的文章。但是寫來寫去呀感到苦惱，因為我底子太差就是。我特別感到我沒有受過完整的高等學校教育，可是還頂著大學畢業的牌子。現在修辭學開始向立體發展，得需要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美學，需要好多知識，而且向各個邊緣科學發展。孤立的靜止的過去那種考據式的研究根本沒有前途。有時我覺得有壓力，這個壓力就覺得國家養我這麼大了，我總得給國家幹點什麼。我不想飛黃騰達，只想我自己的位置呀。說起對於「文革」中自己那一段呀，到現在為止我也不後悔。從政治上徹底否定這場「文革」，我沒有任何異義。但是做為一場運動不能簡單地否定，不能簡單地政治劃線。我覺得中央呢，我是這樣理解的，說老實話，咱們中央現在也是夠難的，難在哪兒呢？難在中國這封建主義基礎太深厚。我在農村待了這麼多年，深感到現在在農村就是封建社會主義。你不知道上上下下的官兒們，都結成網。我不光說我那縣，哪兒都是結成網。只要你撞上網，再也擇不清楚啦。你擇網時，別人的槍已經過來了就是。所以我感到中央改革非常難。再說對「文革」的評價呀，中央出於撥亂反正的考慮，從政治上徹底否定，這是必要的。因為政治這個東西應該這麼幹，政治不能講人情，政治鬥爭是沒有誠實性可言的呢，這是需要。就好像一個屋裡原來住的這家走了，你進來好好收拾，但怎麼看怎麼也像過去，必須連好的帶壞的都扯去。可是我覺得不該否定的就是紅衛兵。對紅衛兵應該做歷史的分析。我感到對紅衛兵的歷史分析不用我們這一代人考慮了；說老實話，對一場偉大的鬥爭，或者對一場錯誤的鬥爭，不是一個很近的距離就可以做出正確評價的。我對這點充滿信心。就是現在，評價好「文革」也不可能。說老實話，我現在看一些電視劇和電影，還有別的文藝作品，把紅衛兵描寫的像國民黨兵似的，這不公正。那些作家，如果他們沒參加「文革」可以諒解；參加了「文革」，還要那樣描寫，那純粹是不講作家的良心。有的電影，來了一輛刑車，一群紅衛兵上去，把男的拽出來了，女的眼淚刷刷就下來了，那孩子還追兩步，也不知怎麼一絆倒下了，媽呀，爸呀，伴著音樂效果走去了，哪有那事？紅衛兵哪有那事？紅衛兵那陣也愛孩子著呢，是吧。紅衛兵運動是個歷史悲劇，但有人拿他跟黨衛軍相比，太不公平了。紅衛兵是自發運動，黨衛軍直接受納粹操縱，完全兩碼事呀！對於當紅衛兵當然不能說我不感到慚愧，可我也不後悔。然而有些東西可以懺悔。到了我這個歲數，反思得特別厲害。我覺得我們這撥人哪，也可能是國家最穩定的因素。他們深知兩種路線不同的苦。他們受過那種集中聽黨的話的教育，而且在當前這種開放局面，這撥人一般都比較穩定。他們既不像老的那一代盲目地反對，也不像年輕的一代準備全部接拿過來。毛澤東同志那陣子給我最大的是階級感情，我到現在為止，到什麼時候不致於胡作非為，不墮落，困難時也不墮落。但我也恨，恨那時教我們盲從，教我們單線思維，不會多項思維，不會逆向思維。實際上他老人家呢，還說過不少這樣的話：打倒奴隸主義，埋葬教條主義。但是他是一個葉公好龍的人，你一旦真這樣幹的時候，他又不幹了。我今後，我是這樣想，我還可以給國家再幹三十年。我只想規規矩矩地把國家給我的工作認真搞好，活得不也好受點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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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最大的悲劇，莫過於聖徒受騙。

硬漢子

　　◎一九六六年　十八歲　男　T市某起重設備廠工人

　　⊙清理階級隊伍時家裡翻出「變天帳」－－牆倒眾人推遭惡鄰欺辱－－到派出所有理也沒理－－哥哥的小血塊－－都為了操他媽「文化大革命」－－想當軍屬寫血書－－每月幹四百個小時也於事無補－－硬漢子的喪氣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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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說實在的，這十年把我們家糟踐得夠慘。可是咱不是窩囊廢，咱是硬漢子，要換平時，咱能豁出去拼啦。可那時候不行，算你再硬的漢子，也得耷拉著腦袋。

　　人就一口氣，不是？我是憋著這口氣過這十年的。今兒找您也是撒這口氣來的。

　　一九六六年我剛打中專畢業，分配到起重設備廠。那年十八歲。跟您說說家裡邊的情況，有父親、母親、奶奶、哥哥、弟弟和妹妹，就缺個姐組。奶奶那年八十歲，和我歲數正倒個個兒。父親精神有點病，雖然算不上神經病，反正有點那個，那個是嘛呢，也不是傻，也不是瘋，缺根弦吧。哥哥原先是棒小伙子，一次工傷砸壞腦袋，他倒是真正的神經不正常。弟弟妹妹還小。家裡家外唯一能頂戧的人就我啦。我家這樣兒，就算不「文化革命」也夠勁了。可「啪」一下子又來個「文化大革命」。

　　開始我心裡就犯嘀咕，我家雖窮，可出身不算好。我父親解放前當過一年交通警，他名下又有房產，實際上是奶奶她父母的房產；奶奶沒兄弟，由她繼承，爺爺做代理人，爺爺去世後就由我父親代理。總共三十來間，五十年代房屋改造，交公十間。那麼多年，房子早破得不成樣兒，就這麼一個二十間破房的「代理的代理人」，四清時就查過一通，沒劃上資本家，可也沒定下成分來，一直掛著，畢竟出身不是紅五類。「文革」一開始亂抄亂鬥那股勁，哪有準，誰知撞上誰。我看見一家二十多口人，排成一排，胸前全掛著牌子，都剪了頭髮，也分不清男女了，在一條大馬路中間，叫紅衛兵批鬥，我犯嘀咕。趕緊把家裡的「四舊」－－老瓶子老罐兒老東西唄，清理清理，該燒就燒，該砸就砸，別叫人「掃四舊」掃上，找事兒，對吧。

　　起頭還沒嘛事，搞「清理階級隊伍」時，有天半夜突然砰砰砰砸門，一看是街道代表，叫著要「查戶口」，帶進來一幫人，都是街道積極分子。直到後來才明白，「文革」一開始橫掃時很粗糙，有亂來的，也有漏的，到這次可就不一樣了。「清理階級隊伍」是挨個兒清，你有屁事也逮住不放。他們稀里嘩啦地翻，忽然叫起來，說翻出我父親的罪證。大叫是「變天帳」！其實就是以前收房租的帳本和收據嘛的，這就不得了啦。也美死他們了，可逮住事兒啦。當時把我父親帶到街道革委會，通知我父親單位。我父親單位用小吉普當晚把他弄走。居然單位也說我父親存「變天帳」，想變天，想復辟。就那點房租收據有嘛用，再說我父親那樣，說話都哩哩嚕嚕，寫檢查都是我妹妹幫著寫的，他有能耐變社會主義的天？毛主席還說槍桿子出政權，給他個棍兒都拿不穩，更甭說槍桿子，往哪兒變天去？這就關進牛棚，戴上偽警察和反動房產主的帽子，天天在各車間輪流批鬥。

　　我家出了這種事，全家人坐在屋裡，連門也不敢出，一連多少天沒正經吃飯。我奶奶哪經過這事，嚇傻了，摔了一跤就再沒起來，癱在炕上一連數年，捱到一九七二年死了。我到我父親單位想說一說，那負責人好凶，我剛作自我介紹，說我是誰，他就衝我叫起來：「你來幹嘛，你想幹嘛？」心想，我要再多說一句叫他逮住，甭說我得給打成「為歷史反革命翻案」，我父親更得倒霉。只好連聲也沒吭，扭頭回家，您說窩不窩氣？

　　別嘛事都說是「四人幫」，社會上要是沒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幫」能造那麼大的孽！我們家這麼一來，點兒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鄰居全變樣，好賽他們無形中點兒高了。以前有點矛盾嘛的，都好辦了，有怨報怨，有仇報仇吧，牆倒眾人推，破鼓亂人捶了。

　　遭白眼，挨罵，有時吃著飯一塊磚頭飛進來，玻璃窗粉粉碎。我們也不敢言聲，你能說嘛？你能找誰說去？我母親被同院一個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腦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的小弟弟叫同街一個小子拿磚頭把後腦海砸破，縫了九針，當時滿臉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嘴。我們是人呵，哪能受這侮辱，叫他們騎脖子拉屎，連頭還不許抬抬。打到派出所，可你家裡有問題，你就沒理，完事還得叫我們認錯。挨打時反駁幾句也算錯，算挑事兒。我是二十歲小伙子呀，好摔跤，也會點武術嘛的，正血氣方剛。要不是那時候，我一個能讓他們倆仨，我是能把氣往肚子咽的人嗎？

　　有一次，我大哥犯病，夜裡喊鬧，被鄰居一個農村來的親戚，拿扁擔打得滿地滾兒，頭破了，流一地血。同院另一家看不落忍，拉著那農民叫著：「他是個精神病人，不能打呀！」那家還有個親戚，喊著：「我們打的是房產主，資本家的兒子！」我下夜班回來，已經完事了，否則就會一場惡戰。我真要發狂了。我看著地上的血，拿小鏟剷起一塊小血塊，豆腐腦賽的，放進筆記本裡，我哭了。我很少哭，男子漢掉眼淚沒出息，可我掉了，嗓子眼直往外竄火，脖子上的筋崩崩直跳，我想豁命，但歸齊還是把自個壓下了。我不傻，我想這一拼，準算「階級報復」，我父親，我全家就更完了。裡裡外外還得指著我哪！這口氣比鐵疙瘩還難嚥，可咱爺兒們嚥了。現在我總想，我家沒有對不住鄰居的，我家又沒惡人，以前也沒跟誰家作過死仇。再說，房前屋後還都處得挺熱乎，為嘛人都變成這樣，為嘛我們受這個，我可說句粗話了……都為了操他媽的「文化大革命」。

　　我想了，要打算讓家裡處境改善得好一點，就得要求進步，好好幹活，拿出真格的來，把這口氣掙回來。

　　我在廠裡沒白天沒黑夜玩命的幹啊。我是車工，我那車間是全廠最關鍵的車間，也是最累的車間，最累的組，最累的活。組裡二十多台車床，兩班人。定額每人每月二百二十小時，那時嘛獎也沒有，我每月都幹三百小時以上，甚至達到四百小時。除去喝水上茅房，一站到機器旁邊就一天不動地兒。在「文革」這些年裡，我沒遲到早退過一次，沒請過一天事假病假。熱天裡，我光膀子幹活，車下來的鐵屑落在地上直冒煙，一百度。車床的轉數快，進刀量大，鐵屑亂蹦，有時蹦到膀子、脖子、臉上，黏在眼皮上，燙腫了，照樣幹。在二百多人的車間裡，咱幹活把他們幹服了。年年評「五好戰士」、「大慶標兵」嘛的，都有咱的。可是，我敢說，要拿我當時那表現擱到現在，全國勞模咱也能評上。

　　外邊幹著活，家裡邊不肅靜。我哥哥的神經病總受刺激，愈鬧愈凶，晚上吵得人睡不好覺。送到醫院，出身不好又不收，就這麼死在家裡了。我妹妹本來可以留在工礦企業，我家論經濟算「特困」，在學校評選票數又最多，憑票咱絕對該留城。可政審不合格，滿完。送到內蒙大草原，一去幾千里，背著政治包袱，受那苦那罪，就甭提了。那時出身不好的百分之九十去內蒙，出身好的去北大荒農場。她水土不服，加上心情不好，十六歲去，二十七歲回來，已經滿頭白髮，賽白毛女一模一樣，就那樣白，這二年才變回色來。你說我這當哥哥的心裡嘛滋味？父親在廠裡燒鍋爐，每天下班不回來，撿煤核，為他媽表現唄，天天十一、二點回來，他神經不正常，一幫子王八蛋拿他找樂，動不動一下子把他扔在地上爬不起來。他是神經有毛病的人呵，憲法都規定保護，那會兒沒人管這些。我這個當兒子的，眼瞧著父親叫人折騰著玩，還叫嘛兒子？我真想找他們去，把他們全撂了，可不行，我沒別的路。有次部隊到廠裡招兵，我咬破手指頭寫一份血書，這幾個字「誓死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保衛祖國，要求參軍。」我想，我參軍家裡就是軍屬，政治待遇不就完全不同了。我身體棒，體檢沒問題，又是廠裡先進，部隊想要，可一外調，說我的出身沒定下來，不敢要，還是沒路可走。

　　咱這麼幹，廠裡倒也受感動，為了我出身問題，到父親單位去了二十多次，一次次碰回來，總懸著。這麼大點兒的事，壓了我一家十年。我當年一百五十斤的摔跤能手，如今一百二十斤，連累加氣，得了胃病，切掉一半；犯愁犯得神經衰弱，一夜一夜睡不著覺，到末了也沒把家裡的處境改過來，算咱沒能耐吧！可「四人幫」一完，我父親一下就沒事了，還那個人，一點兒問題也沒有了。他媽的，這怪！我去他單位要求平反，他單位說，關牛棚挨鬥是運動鬧的，可他一直沒正式定過資本家，無所謂平反。他們倒容易，一句話了事。我這口氣憋在肚子裡卻出不來。我真想掉過頭把這氣朝他們臉上一放，倒痛快。可這不是咱男子漢辦的事。你說，你是條硬漢子，你該怎麼辦？唉，這就是我從頭到了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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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鋼柱彎過來，是個橫打的問號。

三個人的苦中作樂

　　【第一個人：「我把我打翻在地」】

　　【第二個人：「朱大媽」】

　　【第三個人：還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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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人：「我把我打翻在地」】

　　◎一九六六年　四十七歲　男　G市租書商店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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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是你找我，這次是我找你。我看過了你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不行！全是哭天抹淚，喊冤叫苦，怨天尤人。那不是受完別人的罪再受自己的罪嗎？我從來就反對這種活法。所以我也想發表一下我的見解。

　　「文革」時，人家都說所有的人都是愈鬥愈瘦，唯有我愈鬥愈胖，精飽神足，滿面紅光。記得當時管牛棚的老K問我是用哪股子反動精神支撐著，我說我這是血壓高，血往上衝，臉色就紅，這叫迴光返照。他一聽，放心了。

　　中國的事，一是別太認真，二是要善於周旋，不能硬頂，硬碰硬，準吃虧，要像練太極拳那樣，硬來軟接，或者不接，一轉身，順手送走。毛主席不是還有十六個字嗎，叫做「敵進我迫，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我就是「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你來硬的，我來軟的；你來明的，我來暗的；你窮追猛打，我蔫損找樂。不管勝負，心裡舒服就行。

　　我那些哏事，記得上次對您講過，聽說您還把那些事寫成了小說。我聽人說過，可是沒看過。今兒我不管你聽過沒聽過，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啦！

　　運動開始我給關進牛棚時，我當棚長。原因是我的問題最小，舊社會時只做過半年的偽職員。每天早晨召集牛棚裡那些「牛」們開會時，我故意等著老K到場，突然「啪」地一拍桌子，大聲說，「今天，我們這一屋子混蛋王八蛋……」這當然是把老K也罵在裡邊了。

　　一天，老K好像醒過點味兒來。這「一屋子」三個字是不是也包括他？成心罵他？他瞪著眼問我，我立刻裝得很冤枉說：「您沒聽我說『我們這一屋子』嗎，『我們』是指牛鬼蛇神，哪能是您呢！」老K沒詞了，從此天天乖乖地挨我一次罵。您說這好玩吧，可要是不這麼找樂，只能犯愁、苦悶、掉淚、上吊自殺。我們牛棚裡死了一個小資本家，他心裡就擱不住事兒，受不住了，打二樓窗戶腦袋朝下跳下來。我心想，你呀，傻瓜！人家不叫你活，你也不叫自己活？

　　您也別拿牛棚裡的人全當好人，那年頭，人人自危，都恨不得把別人打成反革命，自己落個「表現好」，日子就好過點兒。一次，有個姓Z的老傢伙把我賣了。老Z的父親是地主，他不過是地主的狗崽子，因為家裡的房子是私產，「文革」一來就不分青紅皂白，把他也打成地主。這傢伙為了表現積極，就揭發我，說我在牛棚裡編反動笑話。

　　這事是有的。那天我們牛棚裡有個姓Q的，從家裡帶的飯盒裡有一小塊牛肉。我就拿他取樂，問他：「你吃牛肉算什麼，你知道嗎？」他腦筋沒轉過來，就說：「不知道。」我便說：「你現在是『牛』（當時『牛』就是指『牛鬼蛇神』），『牛』吃牛肉，就是－－自吃自。」我的笑話逗得牛們都笑了。可那時候，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漫天血光，什麼地方的牛棚能有笑聲？

　　老Q把這事告訴了老K。

　　老K把我叫去，拍桌子打板凳，說我開革命的玩笑，膽大包天。我說：「自吃自，就是自取滅亡，我這是罵他。」

　　老K這人挺粗，挺笨，不單人笨手笨，腦袋笨，嘴也很笨，叫我三繞兩繞沒了詞兒，心裡的火氣卻沒消。第二天，單位裡掀起大批判高潮，群眾紛紛寫大字報，口誅筆伐，拿我們練上了。老K一下闖進牛棚，衝著我們就喊－－實際是面對著我大喊大叫：

　　「你們這群牛鬼蛇神聽著，革命群眾又批判你們了！你們還不認罪，負隅頑抗，快點，每人寫一張大字報，問問自己老實不老實，別等著革命群眾揪鬥你們！這回是大鬥，一鬥就三天三夜！」

　　我眼睛不瞧老K，心裡能想到他那個神氣勁兒。不用多費腦子，早有主意，心想我得拿你找個樂子了，於是鋪開一張白紙－－那時寫大字報，革命群眾用紅紙，牛鬼蛇神祇能用白紙－－寫起來，題目是《×××，我問你》。×××，就是我。內容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潮，革命群眾奮起千鈞棒，痛打落水狗！×××，我問你，你老實了嗎？你說，老實了。不對！我不信你！你豎起你的狗耳聽著，我警告你，你已經死到臨頭了，如果你再不老實，膽敢亂說亂動，我就把你打翻在地，再在你身上踏上一萬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這大字報一上牆，老K立刻就火冒三丈，把我叫去，氣得拿拳頭砸桌子，大罵我：

　　「你狗膽包天！革命群眾問你，你問誰？你大字報上的『你』指的是誰？是不是把矛頭指向廣大革命群眾？」

　　我裝得誠惶誠恐，手打哆嗦，表現得又震驚又害怕又無辜，我說：

　　「要是那樣，我那不真的罪該萬死了嗎？K主任，您可別生氣，您一生氣，我就害怕。剛才不是您叫我們每個人都問問自己嗎？我這個『你』，當然是指自己，『你』就是『我』，我是把矛頭對準自己呀！」

　　K主任叫我懵住了。他說：「混蛋，既然『你』就是『我』，就應當用『我』，『你』怎麼是『我』……」他那張笨嘴，兩個字就把它擾亂套了。他說不下去，一拍桌子，「滾回去，馬上改！」

　　我忙說：「接受您的批判，我立刻就改。把『你』字全改成我自己，行吧！」

　　老K說：「當然行，滾！」

　　我心想，你這王八蛋，上了我的當了。我跑到我那張大字報前，數一數，總共十三個「你」字。我就回屋，用一條白紙，寫了十三個「我」字，又拿點糨糊，去把大字報上的「你」字一個個全換成「我」字。改好後，我像立了大功那樣，請老K來看。再一看，大字報變成這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潮，革命群眾奮起千鈞棒，痛打落水狗！×××，我問我，我老實了嗎？我說，老實了。不對！我不信我！我豎起我的狗耳聽著，我警告我，我已經死到臨頭了，如果我再不老實，膽敢亂說亂動，我就把我打翻在地，再在我身上踏上一萬隻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

　　我瞅著老K的臉「騰」地紅了上來，不等他發火，趕緊笑瞇瞇說：「你說把『你』字全換成『我』，我一字沒丟全改了。」

　　老K又沒詞了。我高興了一個禮拜，吃也香，睡也香。

　　我要說，「文革」就是那個樣子，但個人有個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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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活力與它的智慧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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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人：「朱大媽」】

　　◎一九七○年　二十歲　男　W省H縣下鄉知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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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那段生活，其實也蠻有意思。雖說很苦，樂子也不少。現在回憶起來更有一種滋味，這滋味－－打個比方，就好像那種「鹹味糖」，我這比方對不對，嗯，作家？

　　我們那伙在W省H縣插隊的知青，如今碰到一起，少不了還要說說這些「鹹味糖」，開心地笑一笑。我們那時都是小青年，最小的十五六歲，最大不過二十出頭，精力旺盛，調皮搗蛋。我們玩得最過癮的一次，就是關於「朱大媽」那件事。不過這事一直對外保著密，第一次公佈於眾。

　　那時，幹活累，吃得差，特別饞。我們這一夥－－七八個人吧，只要誰家寄來一包紅糖，拿到手，撕開包，立刻一搶而光，可跟著嘴唇上就落一群蒼蠅，轟也轟不走，那地方連蒼蠅也「缺嘴」，饞死了。

　　吃不到好東西，就談好吃的。一天談得受不住了，便決定去鄰村B村偷豬。並想出一個絕法兒來，拿幾個餑餑，使酒泡了，豬吃了肯定醉倒，就把豬抬回來痛痛快快解解饞。這法子保證管用，又好玩，大夥一起出主意時，倒好像共同編造一個笑話。於是，大伙分頭去搞應用的東西。有人弄來幾個玉米麵大餑餑，有人去雜貨店偷來一瓶酒，我和一個叫老三的小子到大隊部，把一副破擔架拿出來。大夥一見擔架，又想到一個主意，把原先計劃的一個疏漏補上了。那就是如果把醉豬抬出村子時，叫人發現了怎麼辦？有了擔架可以說抬人去縣醫院看病。這是擔架給大伙的啟發。我成了有功之臣。於是大伙說，豬弄到手，多給我一塊豬屁股吃。我一高興，又把一條白布被單貢獻出來了，因為必須把豬遮蓋住才好說是病人。計劃真是愈來愈周全，也愈來愈好玩，叫那幾個年歲小的興奮得連蹦帶跳。

　　事不宜遲，當天夜裡我們潛入B村。入村後，只要有狗叫，我們就扔一塊酒泡的餑餑給它，馬上它就不叫了，這些狗都是餓狗，相信它們很快都成了醉狗。這樣，順利到達豬圈前，看準一頭又肥又大的母豬，就把一個帶著酒香的大餑餑扔進去。大豬正躺著，但餑餑一落地，它立刻撲上來幾口就吞下去，動作比貓還快；我們又扔一個，再一個，直把泡酒的餑餑全扔進去，我們就蹲在豬圈外，等著它醉，只聽見它「吧嘰」嘴巴和不住地美滋滋地打呼嚕的聲音，那時很擔心酒勁不夠，後悔沒多帶幾個泡酒的餑餑來。直等了一個小時，忽然圈裡沒了聲音，伸頭一看，大豬早已經爛醉如泥了。我們忙進去，七手八腳把它弄出來，放在擔架上，遮好被單，飛也似地抬出村子。這大豬真重，等我們意識到已經脫離危險了，大伙都累得渾身大汗淋漓，抬擔架的胳膊好像沒骨頭那樣軟綿綿。

　　我們早已想到，不能把它抬回村子，那樣會被人發現。我們計劃把它弄到H村通往縣城那片荒地裡，那兒有許多亂土崗和野林子，可以人不知鬼不覺地把這大豬解決，但就在半道上出了意外。

　　一夥Y市來的知青，迎面走來，男男女女大約五六個人。我們完全沒有準備，打算和他們打個招呼就混過去。但這夥人中間一個瘦高個兒的男青年非常熱情，問我們抬的人是誰。一剎那，差點把我們問住了。多虧我機靈，編個瞎話說是村裡一位老大媽得了急病，我們送她去醫院。他們一聽，非要幫忙，我們說不用了，可他們自我介紹說，他們是A村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剛從縣裡開了三天會回來。他們要學雷鋒好榜樣，「助人為樂」，還一齊背誦有關的毛主席語錄。他們其中一個問我，這老大媽是什麼家庭成分；當我一說，「當然是『三代紅』了」。他們來了階級感情，說什麼也要幫我們把擔架抬到縣醫院，並且和我們爭起擔架來。精神的力量真是無可抗拒，再說我們已經抬了二十多里，精疲力盡，又做賊膽虛，終於被他們奪去擔架。他們中間的一個女知青，要掀開被單看看，馬上被我制止，我說：「這兒風太大，大媽是重感冒，不能再受風！」這女知青馬上住手，還把被單掖嚴，一邊說：「要不我覺得大媽的呼吸這麼重呢！」我身邊的老三差點笑出聲來。我感到事情已經無法改變，如果跟他們去縣裡醫院，準會露餡。我便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負責，我們可就回去了。」

　　這伙知青一聽，都十分熱情地滿口答應，並叫我們回去休息。於是，他們抬著擔架返回縣裡，我們也掉頭返回去。

　　分開後剛走幾步，就聽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們喊道：「你們和大娘是哪個村的？」

　　我一想，馬上回答：「B村的。」B村就是豬的家。

　　那個女知青又叫道：「大娘姓什麼？」

　　我這次回答得可是又迅速又巧妙：「朱大媽！」「朱」就是「豬」呵！

　　這時，我聽那瘦高的男知青用嘹亮的嗓門喊道：「放心吧，我們會照顧好朱大媽的，回來見！」

　　「回來見！」我們一起舉手，祝他們成功。然後，我們忍住笑，拚命向前跑，直跑到回頭再也看不見他們的地方，說什麼也忍不住了，一齊撲在野地上，大笑，打滾，翻觔斗。這真比吃一頓豬肉還高興。

　　下邊的事是聽來的了：

　　據縣裡的人說，那伙知青把擔架抬到縣醫院，已是早晨八點多鐘。他們把醫生叫出來，說有急診病人要搶救。醫生上去一拍，剛叫一聲：「大媽！」只聽這「大媽」呼地一吼，忽然跳下來，飛似地亂跑，由於身上蒙著被單，誰也不知是豬，全看傻了，「大媽」怎麼如此迅猛驍勇？

　　哎，你說，「文革」的經歷，怎麼能缺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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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味糖的真正味道，還是糖裡邊的發澀的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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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人：還鐘】

　　◎一九七四年　二十三歲　男　R省R縣O村插隊知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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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你那些「文革」的文章，你寫的那些人那些事全都是倒霉的，看起來挺不舒服，我想給你來個「反潮流」，講一件得意的事，也是我成功的事！

　　一九六九年底，我給趕到R省R縣O村，插隊幹農活。前後幹了五年吧，黑夜到頭見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機會，但必須大隊支書同意後蓋了章才能辦理。我們那支書，一句話，王八蛋！純粹是地頭蛇，我看過去那惡霸地主劉文彩也沒他橫，我們村裡三個女知青……咳，不說了！弄不好，洩露出去，缺德！就說我這次吧，要想從他手心裡走掉，可沒那麼容易，我已經打算讓他扒一層皮了。我知道他貪得厲害，可是送東西得送到人家心氣兒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隊長，也是他的親信，我就向他打聽，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個掛鐘。大隊幹部開會，十次有九次在他家裡開。沒鐘點哪行？我問民兵隊長他想要個什麼樣的鐘，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說：「還不是要那種外邊木頭殼、裡邊帶擺、打點的鐘！」我一聽心裡就冒火。這個鐘還不得七八十塊，頂我爹兩個月的薪水。這群王八蛋，真他媽黑！

　　你知道，我是個不吃虧的人。晚上躺下來琢磨到半夜，忽然有了高招。我便先給我在北京的舅舅寫封信，說明我的情況，請他幫我一次。終生終世，只這一回。無論如何按要求寄給我一個掛鐘，我保證三個月內把鐘還給我舅。

　　我舅在北京鐵路局當調度，工齡長，平時不抽煙不喝酒，手裡有點錢，我家平時碰到難處就向他開口。他收到我的信，很快買了鐘寄來，還附了一封信，信上安慰我一番，卻根本沒提我保證三個月還鐘的事。他以為這是「孩子話」吧！

　　好，就看我的吧……

　　我收到鐘一看，真是漂亮絕頂，木頭殼，漆得鋥亮，表盤是黃銅的，上邊印著大紅字的毛主席語錄；三根針走起來活靈活現，下邊還有一個玻璃門，能看到晃來晃去的小擺球兒。我當然明白，我舅的心意全表在這上邊了。我當時的心情，拿現在的話說－－好感動呀！

　　送禮還得趕在人家高興的時候。我耐心地等了五天，聽說支書那天在公社受了表揚，回村就咧著大嘴笑。我見機會來了，趕緊抱著鐘進了支書家，果然生效，支書看著這鋥亮鋥亮的大鐘，兩眼瞇成了線兒，說道：「你在這裡表現不錯，別人走俺不同意，你走俺同意了！」我馬上把準備好的介紹信捧上去，笑嘻嘻地說：「下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還到您這兒來。」支書從枕頭下摸出那個木疙瘩（印章），用嘴哈哈氣兒，啪地給我蓋上。好啦，開綠燈！放行！萬事大吉！

　　我拿著這封信跑到公社、縣、省，再返回我那遙遠的城市，一個多月，來來去去，經受無數磕碰，終於把事辦成。我回到村裡，打好了行李捆，跟村人告別，最後該把我那鐘取回來了。你聽著，我是這麼幹的，而且一開始就計劃好這麼幹的……

　　這天，我早打聽到公社的幹部來視察。我等著這群人進了支書家正談得火熱的時候，忽然一推門進去了。只見滿屋子人，滿屋子抽的煙，挺熱，挺悶，還有嗆人的煙葉味兒。支書見我就說：「該走了吧！以後別忘了俺們呀，要是忘了，俺們就找你去！」他這熱情的話不是說給我聽的，是說給公社的幹部們聽的。我呢？假裝有事那樣，挺神秘地扯扯他袖子，把他拉到門口，再將嘴巴湊到他耳朵邊，他側過臉問我：「啥事？」

　　我說：「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講。上次我借給您掛在牆上這鐘，是從我舅家弄來的。這次回城，不帶著這鐘，不好再去我舅家了，只好把鐘拿回去。行嗎？」我故意壓低聲音，彷彿不叫別人聽見；但控制的音量，卻正好叫滿屋的人都聽見了。

　　支書的臉色變得刷白，氣得直哆嗦。他臉離我太近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他被我「將」住了，沒轍，只好說：「好，好，拿走，拿走！」我當然明白，如果沒這些上級幹部在，他能把我打死。

　　不用他去摘那鐘，我脫了鞋子，上了炕，一伸手就摘下來。跟他說聲「我走啦！」就走了。他沒送我，我卻能想像他在屋裡那樣子。

　　當我把那鐘送還到北京的舅舅家，我舅一家都莫名其妙。待我把來龍去脈一講，大家都笑個痛快。

　　我挺得意，在整個「文革」中，只這麼一件事，我是按自己的意志做的。

　　你該給我鼓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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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總在反抗者的一邊。

復仇主義者

　　◎一九六六年　二十五歲　男　T市某廠生產股幹部

　　⊙一九六三年進廠管生產得罪一幫人－－做夢也想不到寫錯毛主席語錄成了現行反革命－－「文革」時各人有各人目的－－拿剪子鉸小便－－新娶的媳婦憋死了－－整人的人個個高昇－－發誓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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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下在「國家律師中心」學法律，業餘的，晚上去聽法律課。您可別以為我想改行幹法律，不是！我可以把心裡的話掏給您，我學法律就是想報復。為嘛說要報復？您聽吧！

　　我是一九六三年打機械工業技校畢業。出學校門就進了這家工廠大門。分到生產股當幹部，管生產。當時生產股連我只有三個。一個股長，常開會，一個統計員，再一個就是我。咱不笨，大小算個能人，不是跟您吹，現在要幹也還能著呢。到了生產股，沒多久，模具呀、工具呀、生產計劃呀、質量檢查呀，一句話說白了，凡是廠長不管的，咱都管。剛打學校出來的人，不會耍滑，幹事認死鉚，用現在話講就是「不識路子」。比方有人來找我批條子領工具，我說你不前兩天剛領了嗎，不批。這就得罪了人。為這些事沒少得罪人。不過咱傻，表面楞沒看出來，這就種上了禍根。

　　「文革」一起來，這一幫子恨我的人，就找我碴兒。可是咱平常兢兢業業，任嘛毛病也沒有，他們也沒把柄。可做夢也沒想到叫他們真逮住了，這誰也不怨，就怨我自己。寫大字報寫上邊的「毛主席語錄」時把話寫反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那句，叫我寫成「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條語錄那時是常寫的，怎麼寫錯了呢，也興是這話太繞乎了，也興是活該倒霉了。這不要命嗎！白紙黑字跑也跑不了！您也是打「文革」過來的人，您明白，就這一條－－反毛澤東思想，就是現行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在所有反動罪行中又是最厲害的。右派呀、特務呀、叛徒呀、資本家呀，都是死老虎，現行反革命是活老虎，最有搞頭。照當時的話說，我真是把自己送上斷頭台了。那會兒我有心想宰了自己。

　　馬上我就給揪出來，大會小會鬥，天天挨揍。打我那幫人都是本廠一幫平時刁鑽耍滑的工人，五大三粗的漢子。我那時雖然才二十五歲，也經不住那種打。我又沒練過，身上沒一塊經打的肉。他們說打死你也是白打呀，外邊打死那麼多人都沒人管。別看這些人平時在廠裡不幹活，這會兒反有活幹了，隨便打人。白天不打，專門夜裡打，還不打臉，怕被人看見，專打身上。白天不給吃飽，不給水喝。您知道幾天不吃東西還頂得住，不喝水夠嗆。也不叫我上廁所，逼得我只能拿紙捲個筒尿尿，往牆角倒。他們在牛棚外邊看著我活受罪，取樂。他們還琢磨出一種打人的絕活，叫我們被關在牛棚裡的幾個人互相打耳刮，誰不使勁，他們就打誰。結果我們互相打得死去活來，我們挨打，他們不費半點勁，看著我們互相揍得鼻青臉腫，真把他們美死了。一天他們上了狂勁，非要拿剪子鉸我小便。我當然不能叫他們鉸去。鉸去就完了，我還沒娶媳婦呢；再說沒小便，不就成女的了嗎？我就狠命捂著褲襠，死命掙，剪子尖扎得手都是窟窿，他們見了血才消點勁，死掙活掙算把小便保住了。耳朵可給他們拿老虎鉗子擰得不像樣，您看我這耳朵，您看，成爛餃子皮兒啦。我耳朵這樣就是那時落下來的。還有那些以軍宣隊名義進廠的，實際上也是隨便打人來的，拿出部隊格鬥那套，打得我實在受不了，一天我找個機會鑽到保健站偷了幾十片安眠藥喝了，不知我命大還是罪沒受夠，又被救過來。這叫「畏罪自殺」，罪上加罪，加倍挨打。當時最難受的刑罰是晚上不讓睡覺，站著，還得彎腰低頭，兩條胳膊向後翹著，這麼著，飛機式，哪兒一動就打哪兒。以後我還喝過敵敵畏，逃跑，都沒成功。每一次都招來更凶的整治。身體也是打那時候垮下來的。我要告您這些，是因為我這口氣到今天也沒處出，這些人實在太殘忍了。

　　我先前跟他們有的人有點小過節，上邊說過了。可有的並沒有直接打過交道。為嘛他們整我那麼狠法？其實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當初我父親和我二姨住一塊，不和。一天父親在家裡拉閒話說在外邊說話得注意點，別亂說，省得招事。二姨就寫封匿名信，告我父親誣蔑社會主義言論沒自由。結果我父親就被下放了。「文革」時又遣送到老家湖南。我去看過我父親一次，胸口縫著「反革命」三個字在村裡幹活，也是自殺好幾回都沒成，甭提多慘了。您要看見他那樣保管也得把臉扭過去。那時的禍，真不知打哪兒飛來的。「禍從天降」這句老話我算知道了。打我這些人有的是臨時工，想藉著「革命」鬧一通轉正；有的在車間幹活，為的是不再當工人，到科室裡當幹部。沒有個人的目的，就這麼幹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不過給大夥一個機會，各奔各的目的掙罷了。一幫人往上掙，就得有一幫人墊背。我算其中一個墊背的，該著，命！

　　對了，他們整我，還有一個背景，就是當時那個革委會主任想拉起一幫支持他的人。我管生產算有實權的，他們想把我弄下去，叫他的人掌權。說我反革命，說我歪曲語錄不過是個借口。幹掉一撥人就能換一個班子。好多單位都是這樣，人一換，結成死黨，再變就很難了。為嘛歷次運動整人的總在上邊，有根唄，上邊有人下邊也有人。只要他今天不犯法，你拿他沒詞，乾氣，沒轍。你要跟他頂著，他還能變著法兒整你治你。當然他不會再打你，他也不傻。可是再趕上「文革」這樣的機會就很難說了。

　　比方我這樣受迫害，到今天他們也沒公開給我平反，平反等於給他們臉上抹黑。因為他們還在管事。再說怕我一平反，恢復工作，他們手裡的權就得讓出來。一九七三年以後，我鬆快多了。反正他們掌住了廠裡各部門大權，不再拿我當眼中釘，不再說我反革命，叫我到車間幹活。一九七五年我被派到寶坻縣支農，幫農村建工廠。廠裡有個老工人見咱人不錯，不是歪嘎溜滑的人，我廠同去的人說我沒問題，他就把他閨女許給我。這閨女是個農業技術員，人老實到家。我們結婚了。回廠後沒房子，我們就住倉庫的一間傳達室裡。白天倉庫管理員在那兒，晚上就歸我們，不丁點小屋。這時有人背後跟我老婆說壞話，說我是反革命，我爸爸也是反革命，還說你跟他一輩子，就背一輩子黑鍋。我老婆是農村人，人說什麼是什麼，雖然城裡的事一概不懂，反革命算嘛她當然明白。她就說我騙她，成天哭，成天跟我打架，我說嘛呢？說嘛她也不信，認準我是個反革命，剜心眼坑害她。我急了，跟她吵，吵著吵著也吵不下去，看她也怪可憐的，精神壓力很大，就像我挨整時那樣。我不說，她也不說話了，彆扭憋在心裡邊。孩子生下來八個月，她忽然心臟病暴發死了。她原先沒有心臟病，身子捧著呢，純粹是彆扭死的，真夠冤的！是為了我死的！人死在廠裡，廠裡一分錢補助也不給，這就說我還是有問題是吧！孩子打八個月就歸我帶著。又當爹又當娘，我一個男人怎麼會當娘呢，只得把孩子白天黑夜在托兒所一撂，直到孩子上小學我才結婚，家裡總得有人照顧孩子吧。您算說著了，後娘總不如親娘。我現在這個老婆再好，和孩子總是兩拿著，這是我一塊心病。這一輩子算是背上了。您說我招誰惹誰了呢？

　　我倒霉倒成這個樣，可整我的那些人個個好好的。

　　當下人家當官的當官，管事的管事，升級提薪，活得有滋有味。別看他們幹活抓生產沒能耐，可跟農村生產隊搞點歪的邪的都行，都肥了。

　　就看他們這些人吧……

　　在「文革」中整人的人，一個當了供銷科長，一個當了人事科長，一個當了生產科長。這個生產科長就是打我最凶那個；人事科長就是看牛棚不給我水喝那個，早先幹過一陣子財務，嘛能耐沒有，一算帳頭疼就哭，又調到政工管人事來了。瞧這幫靠整人起家的，個個神氣、威風，頭頭呀。那個革委會主任又靠著這幫人保著，現在成了書記，人家還是行，大權在握。他有權，當然又能保著手下這幫人。哪能再用我，叫我上來他們不是栽面啦？

　　「文革」就是沒能耐的整有能耐的。他們沒能耐，不靠這機會，不把咱整下去，他們就上不來。「四人幫」離老百姓遠著哩。實實在在害人的，還是各地方各單位這一幫人。可是把廠子交給他們幹行嗎？我們那麼大一個廠子，如今該了一屁股債，連圓珠筆芯都發不出來了。要靠這幫人改革能改好？我死也不信。不信你又能怎麼辦？人家上有根下有人。我一賭氣就打廠子裡調出來。他們顯然也樂意我快滾，我在他們眼裡，不硌眼也是砂子。清查管個屁事，挨清的還只是一些沒根兒的。有根兒的照樣動不了他，換了門面照樣行。現在不是說都朝前看嗎，正合他們意。他們最不樂意提那段事。你一提，他反說你破壞安定團結。

　　誰他媽破壞誰。我家沒了，老婆也死了，兒子有娘又沒娘。我給整得身體雖然還圇囫個兒，精神差多了。打鬧「文革」到如今，已經四十大幾。他整人的人倒活得有滋味，有職有權，有家有業，現在有權也有錢哪！我找誰去？

　　我想起曾經整我的兩個人。有一個當過廠革委會常委，政工組長；還有一個當過車間主任，都為了強姦婦女判了刑。我想大概只有法律能管他們。拿別的都不成。他們都混油了，嘛政策都有空子鑽，嘛運動他們都能混過關。所以開頭我說，我就學法律。現在不是講法制嗎？咱學透了法律，拿著法律慢慢等著，只要他們犯上法，就拿法罩上他們。我不信這幫人犯不了法。嘛？您說他們靈，會躲著法辦事？唉，您別說叫我洩氣的話好不好？要不您出個主意，我使嘛法？只要能報復就成。

　　※※※

　　弱者的依靠只有法律。那麼，法律的依靠是什麼？

說不清楚

　　◎一九六六年　男　三十二歲　U市C縣某中學語文教師

　　⊙我天生有種上當受騙的素質－－小時候就有過自殺的念頭－－祖祖輩輩留給我的兩個字－－喊著喊著真情緒來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大「菜單」－－兩個弟弟被我連累死了－－這《家訓》上依然沒有一句話能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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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個悲劇性格，就是說性格決定我這個人必然走向悲劇，因為我天生有一種上當受騙的素質。更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騙了，還說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彆扭。我恨我的性格，卻又無法擺脫。為這個，我很小時候就有過自殺的念頭。

　　小時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給她挑水。那時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個鉤兒、兩個環兒嗎？我挑起來，水桶底將將就就不蹭地面。兩桶水壓得我膀子生疼，走起來趔趔趄趄；我必須穿過鄰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搖搖晃晃走過那家時，他們大人就上來說：

　　「二兄弟真能幹，還抓時候給我們挑水，快接著，接著……。」

　　說著提過水桶，把水倒進他們缸裡。

　　我呢？傻站著。不好意思說：「我不是給你們挑的。」照我們地方的土話說，這叫面矮。可是，我心裡明白－－他們使這法子佔我便宜。明白為什麼不說呢？這話多平凡、多普通，怎麼就說不出來呢？但我當時就是沒這種語言。多少年後想起這事，我不恨他們，恨我自己。這就是那種上當受騙的素質吧！以後我在政治上吃虧，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這麼……這麼一種概念，一種語言，一份腦子？究竟缺什麼，我說不清楚。

　　這是我第一次上當，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說不清楚。

　　我們村頭停輛獨輪車，一邊架一個筐，賣甜瓜。圍了一些人買甜瓜吃，甜瓜五分錢一個，我交了五分錢一張票子，買一個，站一邊吃。正吃著，賣甜瓜的說：「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錢了嗎？」大概他沒記住我交錢了。

　　我說我交了。賣甜瓜的指指錢盒子裡的票子說：「哪張是你的。」

　　盒子裡都是五分錢的票子，我看一張像我交的，就指著這張說：「這一張。」

　　不料旁邊一個吃瓜的人說：「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覺得滿盒子的錢都一個樣兒，便隨便又指一張說：「這張。」

　　要命的是，另一個買瓜的人說：「這是俺交的呀，中間還有個裂口，你這孩子咋瞎賴賬呢。」

　　這時我就把自己放在詐騙人的位置上了。賣瓜的、買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責我，我說不出話來，好像我真的騙瓜吃，臉燒得慌。

　　有個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說話了：「你這賣瓜的，咋不依不饒呢，誰家孩子不想吃個甜瓜？興許大人不給錢，吃個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說的！」

　　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詐騙」肯定得更結實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當時我只覺得委屈，倒沒想到名聲什麼的。過幾年，一個鄰居跟我母親吵架，罵道：「你們這家人，吃甜瓜都不給錢。」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著這惡名。我氣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聲聲「呵、呵」地叫，就是說不清楚。急得我一頭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時就完了。這便是我前頭說的，我小時候就有自殺的念頭。就為了這個說不清楚。

　　※※※

　　再說一件事。

　　秋天裡我背個筐從小河溝路過，看見水裡忽悠悠打渾兒，知道水裡有東西，便撂了筐，脫鞋下水一摸，是個螃蟹。小孩子治不住這傢伙，一逮它就一夾我。這會兒趕車的李大頭路過，我說：「有個磅蟹！」他說：「你別動，我來！」停了車，下水一抓就抓上來。他提著大活螃蟹笑呵呵說：「拿他下酒了！」上車就走了。

　　我當時什麼也沒想，也是沒這個概念，沒這種語言－－「我發現的，應該是我的！」鄉下孩子就這麼簡單，眼裡沒壞人，可是多少年後想起這事，我很生氣，這不是欺侮一個孩子嗎？我對李大頭有了認識……可是總覺得這裡邊還有更深的東西，是啥東西？我還是說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騙的，你要是騙了他，等他長大一旦明白過來，你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不見得是報復，而是你在他心裡毀滅了。這比你死了還糟！

　　※※※

　　祖祖輩輩留給我靈魂裡的東西太多也太少。找來找去只有兩個字，但這兩個字幾乎把我的靈魂佔滿。它就是：忍和善。

　　什麼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邊一把刀。刀插你心上還不吭聲，就是忍。善呢？祖輩說善是人的天性。

　　後來我發現：忍字很頑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軟弱，有了變化，相反的東西從我身上冒出來了。我清楚地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時我十幾歲，跑到鎮上去玩。空場上搭個大戲台，像要唱戲。下邊賣炸豆腐的、串糖葫蘆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後來機關單位成群結隊地來，鬧個拉歌，這邊唱段《團結就是力量》，那邊就唱段《嘿啦啦啦》。鎮長一上台，氣氛就變了。他頭戴小氈帽，身穿小棉袍，講話像喊，一句一彎腰。我忽然瞧見一邊空地上埋著孤零零五根木樁子，旁邊的告我說，這是預備槍斃人時綁人用的。我馬上想到農村流傳的一本書－－《玉曆寶鈔》上邊畫的小鬼綁人的木樁子，把人綁上，再把舌頭拉出來割掉－－我心裡就特別恐怖。

　　不會兒，大馬車把罪犯運來。五花大綁，後背插著令箭形狀的大簽子，上頭用墨筆寫上名字，再用紅筆點個點兒，也許是畫條槓或打個十叉，看不清楚，只覺得血紅血紅的一塊，頭一次感到紅色恐怖，後來「文革」搞紅海洋叫我心裡打激靈，那感覺就是從這時候埋下的。當把這些罪犯拉下車時，個個大白臉，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臉比的。頓時嚇得滿場小孩子們亂跑，喊爹叫媽。也許這些犯人罪惡纍纍，該槍斃。可是我挺同情這些人，大概出於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個上台控訴的小伙子解下皮帶抽得他們個個滿臉鮮血時，我更覺得他們可憐。但隨著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場響起一聲聲喊打，聲音愈來愈大，愈齊，愈鼓動人心。拳頭一齊向前揮，身子一齊向前傾，上千人都一個姿勢。我不知不覺也跟著揮拳喊打，打！打！打！喊著喊著，真情緒來了，仇恨來了。一時熱血沸騰，義憤填膺。

　　後來反胡風時，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風；聽說胡風被抓起來，我又有點同情他。每次運動都這樣，只要大批判，恨勁就來，都是真情緒；只要一鬥人，又同情，總這麼反反覆覆，你說這是咋回事，我說不很清楚。

　　※※※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難說清楚。這原因太簡單，甚至太無聊。那時我上大學一年級。鳴放時，同學們揭發說有個工友人特別好，但後勤主任霸道，丟了東西說他偷的，一天這工友不見了，原來自殺了。學生鬧著要給這工友開追悼會。我首先表示同意，一個好人被逼死，為他伸冤唄！其實我根本不認識這工友，他是我入學前一年自殺的，這是我的一種善性，或是一種見義勇為吧！但黨小組不同意，意見發生分歧。沒過些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工人階級說話了！》，開始反右。就為這事，把我弄成個右派。對，就這麼簡單，無聊。可是它成了我幾十年家破人亡的禍根、禍源。

　　我不想說當右派這二十多年肉體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麼。精神折磨遠比肉體折磨難受得多。比如說，我在校三年沒有玩笑。沒玩笑的生活是什麼滋味，你嘗過嗎？人特別需要玩笑，沒有玩笑，人的關係都處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隊買飯時，說說笑笑，插科打渾，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臉上的肌肉沉下來。有時我特別想奚落奚落別人，也特別想有別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沒人敢這麼對我，我也更不敢這麼對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個人失去自己權利，包括自尊心和尊嚴的表現，你能體會到嗎？你說這痛苦有多深！

　　沒人理我，我便愛上小說。小說裡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語地奚落這些人物全沒關係。那時的小說大多寫好人好事，現在看就很淺薄了，可當時看還挺振奮人心。一天晚自習，我看小說入了迷，完全忘記自己是右派了。支部書記來了，他有事要對同學們傳達，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滾出去！」聽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己是誰。我們幾個右派學生趕緊退出教室，嘰哩咕嚕的，那份狼狽，那份慌張，那種對人的傷害……說到對人的傷害，這是現在的認識。當時並不覺得，好像自己天經地義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公民，慌慌張張滾出教室時，就像自己攆自己一樣。

　　在我們這些右派學生之間，開始處得還好，同命相憐吧！但人們總傷害這些人，漸漸我們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對自己也放鬆了。學習對對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說話罵罵咧咧，都不在乎。我們打掃廁所，人家進來拉完尿完揚長而去，你就得給人家弄屎弄尿，還拿自己當回事兒？我特別能理解犯人之間為什麼愛打架。

　　我不想說他們怎麼折磨我，可我想問，我知道自己怎麼狠起來的，但他們究竟都是怎麼狠起來的，他們自己也知道嗎？他們剛生下來總不會這麼狠吧。我料他們說不清楚。

　　※※※

　　我有個內疚必須告訴你－－

　　為了我這個右派，還搭上我兩個弟弟。我們哥兒五個，死的這兩個是三弟和四弟。先說我三弟。

　　我後悔不該把右派這事告訴他。我被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來過年，背著個右派心裡不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這一個大學生，家裡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訴他們；憋不住時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氣很拗，又愣頭愣腦，用我們地方的土話說，叫「惡沖」。他是縣供銷社的營業員。他聽了後情緒不好，以後就總找茬跟領導打架。領導說：「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說：「我不信。」這就抓他幾句落後話，真的給他弄個右派。

　　他才十八歲呀。你現在找個十八歲的，啥樣呀？比大人還靈。可那時十八歲跟小孩子差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勁了。就跟另外幾個也定成右派的年輕人閒話時說，咱沒好了，弄條小船跑走吧。這幾句話叫人告發了，給揪出來，天天跪在供銷社的桌上大伙鬥，腦袋上頂個大燈泡烤得嘩嘩流汗。後來叫公安局五花大綁捆走了，說他「投敵叛國罪」。啥罪？小孩子們扯淡唄！那小船跑到渤海裡，一個浪頭咋還不掀翻了？再說汪洋大侮，他們知道往哪兒跑？說說洩氣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綁捆走時那形象，就特別受不了。雖然我根本沒看見這一幕，但我能想像出當時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為我把右派的事告訴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我也沒見他一面。

　　一九六○年，我被分配到縣裡一所小學教書。那時三弟正關在監獄裡，還沒判刑。我不能去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見了面更糟，互相都會罪加一等。一天母親鬧牙，我接她到縣醫院治牙，在縣城正吃午飯當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從村裡騎自行車趕來說：

　　「你弟弟回來了。」

　　我心裡一亮，這可是好事呀，放回來了。我母親卻突然臉色刷地變了，說：「死了，快回去！」她可真不簡單，一個農村老太婆咋有這種判斷力？我當時還疑惑著，給了本家叔叔幾角錢，半斤糧票謝謝他，這在那時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親送上火車，回校請了假，也趕緊往家趕。到了家……兄弟的屍體停在床板上。腦袋像個小骷髏，認了幾眼，才認出他的模樣……

　　聽說他是早晨九點鐘，給監獄用驢車運回來的。上邊蓋條破被子，下邊墊些稻草，兩腳露在外邊。身上大棉褲原本是母親特意給他做的，往上齊胸口，往下蓋腳面，特別長；棉花一層層絮得挺厚，怕他凍著。可是棉褲叫人換了，竟是條小孩棉褲！底下露半截小腿，又抻不上去，露著屁股，三九天，咋不凍死。據說抬進家時還有口氣，我弟妹說：「你有啥事，跟家裡人說說。」餵他口熱水，可他水沒嚥下去，就嚥氣了。

　　我母親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裡頭竟是脊樑骨，硬的。那麼腸子、胃、肚子裡那些東西都到哪兒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粱殼，還有紅土面子，紅土面子又是幹啥用的呢？

　　※※※

　　對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終身遺憾。終身無法挽回的內疚！

　　我父親還從我兄弟屍體身上，發現一封信貼在肚皮上。這封信寫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家都想不出來。要說文學性，也是最高的。恐怕連托爾斯泰、曹雪芹他們也寫不出來。這封信是寫給他老婆桂英的。你聽，他是這樣寫的－－

　　桂英：

　　我實在餓壞了，快給我送點吃的來吧！我要饅頭、大米飯、菜糰子、大餅捲油條、肉包子、炸醬麵、炸魚、炸蝦、炸果仁、煮螃蟹、燉肉、炒雞蛋、燒豆腐、鍋貼、餃子、糖包子、炒蝦仁、爆肝尖、蔥爆肉、醬牛肉、豬頭肉、涮羊肉、回鍋肉、麻花、燉雞、燉鴨子、燉肘子、獨面巾（註：原文如此）、炒肉片、煎餅、燴餅、燴大腸、紅燒羊肉、紅燒牛肉、紅燒豬肉、紅燒鴨子……如果沒有，提兩個糖餑餑來也行。快點吧！快點吧！求求你了！

　　下邊寫著他的名字。五六十樣一個大菜單！你能想像出他當時是個啥情況？如今到飯館吃飯我決不看菜單，菜單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訃告。有一次一個朋友請我吃飯，拿菜單叫我點菜，我忽然發神經似地對他說：「你要叫我看菜單，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妙。

　　說到我的內疚是，我弟弟關在監獄時，我母親每次探監，都給他弄點吃的送去。我心裡還有點不願意，心想監獄裡還能把人餓死，那時正是三年度荒，家裡舔鍋舔盆，總這麼送一家老小咋辦？雖然我沒攔過我母親，我也從來沒把這意思說出來，可我心裡有這個想法。看到這封信，我內疚極了。我要知道他落到這一步，餓死我也得叫他吃飽。有這個想法也是對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還清清楚楚記得，我父親念這封信時的情景。我兄弟的屍體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這頭，我母親、桂英，還有兩弟弟站在我身邊；我父親在炕那頭，蹲在地上，扒著炕沿，炕沿上放一盞小油燈。我父親把那信上寫的吃的東西一樣一樣念出來時，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父親念過，便把這信用燈火引著燒了，然後腦袋頂著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聳一聳，好像哪兒在疼，卻不吭聲。我們只掉淚，都一聲不吭。咋屈死一個人連聲兒也不吭呢？咋就能這麼忍受呢？你說？

　　我哥哥在另一個縣公安局做事，他打聽到我兄弟在監獄裡每天只給一碗高粱飯吃，然後像牲口一樣套上，用鞭子打，拉石頭碾子，軋一種紅土面子，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粱殼和紅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軋紅土面子幹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給連打帶餓折騰死的。我哥哥告了那監獄的看守長，非但沒告動人家，「文革」一來，就說他為反革命家屬翻案，挨整，挨鬥，被清洗了。我家的禍事一個連著一個，我是災難的總根子。但是我父母，這些兄弟們，從來沒一個人怨怪過我，哪怕一句什麼話都沒露過。他們愈不怪我，我愈內疚。有時我想，他們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

　　咱受得了別人叫自己忍的，卻受不了自己叫別人去忍。

　　忍，是祖祖輩輩教給我的第一條生存法則，但又是誰教給祖祖輩輩的呢？它是哪個祖宗發明出來才一輩一輩傳下來的？究竟從哪個時候開始忍的呢？我問過一個歷史學家，他笑我，好像我這個問題沒有學術價值，太無知。我說，你們的工作難道就是搬來搬去折騰那些死遺產，為什麼不研究研究壓抑我們民族幾千年這個致命的活東西？

　　要談說不清楚，這是最大的說不清楚了。

　　※※※

　　再說我另一個弟弟，四弟。

　　那時家裡太窮，一個壯勞力，好年頭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錢。我這兄弟就偷著拾點柴禾賣。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屬於公社大隊的。這就說他偷。大隊幹部叫他背著這小捆柴禾遊街。為啥這麼整治他，還不是因為他哥是右派。但他這麼窮怎麼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莊，從生產隊房頂上偷了一捆掃帚拿到市裡去賣。他人特別老實，偷東西賣時，眼神兒不對，城市裡的人精明，扣住他一問就傻，再一嚇唬就供出來了。這便給轉到公社派出所扣起來，沒扣上三天，他弄開窗戶跑了。跑了一個小偷人家也沒當回事，可過兩天，有人發現他在鐵道旁的溝裡躺著，身子硬梆梆，上邊爬好多螞蟻蟲子，人死了。有人說他想臥軌，叫火車掛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車躲到外邊去，不小心讓火車撞死的。我心裡明白，他並不想跑，而是想死。家裡窮得掉面，哥哥是右派，自己再弄個小偷，甭說娶老婆，活著都抬不起臉來，跟父母又怎麼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沒有外傷，奇怪！火車軋的或撞的總得有傷呀，這也是件說不清楚的事。什麼？請法醫來驗傷。你說得輕巧，那時我們這種人家死個人像死條狗，誰還管驗屍，反正死了，刨個坑埋了。

　　這樣，我兩個弟弟都叫我連累死。死了還背著罪名：一個反革命，一個盜竊分子。我父母便有三個壞兒子：一個反革命，一個小盜，一個右派。你說我這是個什麼家？

　　※※※

　　「文革」初，學校黨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說實話，請罪，老實交待問題，不應該隱瞞。我想來想去想出個問題：一次給學生批改作文時，寫一句「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筆誤了，寫成「用毛澤東思想批判毛澤東思想。」這同學拿著作文來找我說：「老師，你寫錯了。」我嚇了一身冷汗，趕緊改過。幸虧這孩子老實，沒給我告密。

　　我就把這件事對黨支部老實交待了，向毛主席認罪呀。

　　其實我不說誰也不知道，他們並不掌握這問題。你說我這人咋回事？又沒人給我壓力，咋我偏要說呢？我還信任他們嗎？我還嫌自己不倒霉嗎？放在心裡犯嘀咕嗎？天生一種賤性嗎……我說不清楚為什麼非說出它來不可。我總懷疑，有種悲劇性的東西潛伏在我血液裡。我有血液病。

　　這樣，我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狗膽包天反對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時，我跑回村躲起來。後來兩派大聯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學校接著批鬥。咱不說肉體的痛苦吧，說那些沒用。肉體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裡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為很多苦你並不知道咋回事，更說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說出來時，就不再覺得苦了。痛苦就因為你沒能力說清楚它。

　　※※※

　　一九七六年大地震中，我們一個縣全震垮了。火車不通，我跑了幾十里路趕到家，已經一片廢墟混著無數死屍。死人都是我鄉親，個個全認得。老天爺、土地爺、城隍爺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別優待，沒收走我家一個人，全都死裡逃生，在村外野地裡搭個棚子不知為了活著還是等死。那會兒最難辦的是找不到東西吃。大隊用大喇叭招呼：

　　「貧下中農同志們，現在都到大隊來領救濟物資！」

　　救濟物資只有些餅乾。人們都去了，但大隊說救濟餅乾只發給貧下中農，像我們這種有問題的人沒份兒。我老婆去了被頂回來。人們走回來時，瞧瞧他們的表情吧。貧下中農兩手捧著餅乾，臉上那種優越感呀！而我們這種人不聲不響，垂頭喪氣的樣子！就這點東西就明顯地把人分成兩個階層－－那些有餅乾吃的鄉親決不會讓給你一點兒，你就像條狗蹲在一邊。可是他們也不當著你的面吃。你說這為了啥？因為怕你看著饞會向他要？因為自己獨吃心裡過意不去？還是怕忍不住時分給你一點兒，叫大隊幹部發現了挨說？說不清楚。這比餓更難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廢墟找吃的東西。扒來扒去忽然扒出一樣東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時家家都有這麼一個。村裡有個孩子扒他被砸在亂磚下的媽媽時，先把毛主席像搶救出來再扒他媽，這事受到全公社表揚。可是我這尊像砸殘了，掉了一個耳朵，左邊的。怎麼辦？我犯愁了。我就把這毛主席像放在磚上，對著他說：

　　「老人家！您說我拿您怎麼辦？我一家人沒吃沒住，把您供在哪兒呢？您又掉個耳朵，要是他們說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慘了嗎？您呀，您說我咋辦呀？」

　　我想個賊大膽的辦法，先把它藏起來，再在廢墟裡挖個很深的坑。當天黃昏，我四處偵察，看好那片廢墟一個人也沒有，我就鑽進亂磚堆裡，把它悄悄埋了起來。這要叫別人發現更是個掉腦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當夜，我嚇醒了，一連多少天犯心跳。事後還總後悔，恨自己不該做這件事。很長時間這種犯罪感沉重地壓著我。

　　我這個人呀。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問題了結之後，我便為三弟平反的事到處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總背著那罪名，也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對他很深的內疚。但這事被推來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來不下一萬里路，可這件事誰也對我不說清楚。不是「說不清楚」，而是「不說清楚」。特別是有個細節－－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時，是一九六○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點鐘。但「逮捕通知書」上寫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還注著一句「因病暫緩執行」。

　　按這句話說，應該是一月十五日檢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長簽字後再去監獄執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決定「因病暫緩執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車往我家裡送，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點鐘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點鐘就得從監獄抬上驢車，中間沒有時間辦手續呀！這兩件事怎麼可能同時發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誰也不願對那段歷史負責，能說清楚也不願說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這樣兩個弟弟：一個反革命，一個盜竊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當回事，拿死人就更不當一回事了。我母親是病死的，死因當然也有抑鬱成疾的原故。這一切都因為我，我自己卻被平反落得一個好結局。你想我能活得輕鬆嗎？內疚這東西很頑固，它待在心裡，隨時都會翻騰起來折磨你。誰也不會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

　　我想寫個《家訓》，留給我的子女。

　　我的《家訓》依舊沒有一句能講清楚的話，只是把這些終身難忘的事告訴他們，把這些百思不解的問號留給他們。現在的年輕人畢竟比我們一代人有腦子。如果他們能說清楚這一切，將來就不會再遭罪。如果他們不去搞清楚，難免還會重複我的經歷：吃啞巴虧，上糊塗當，等著挨折騰。依舊是悲劇性格，還要走向悲劇，甚至走向悲劇的深淵。

　　※※※

　　是性格悲劇，還是悲劇挑選的這種性格？

苦難意識流

　　◎一九六六年　四十一歲　男　J市無工作人員

　　⊙我是一個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幾百個蒼蠅－－我把自己變成一個「」－－追加的定性「極右」的文件－－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活著，有時很充實－－世外桃源－－我們受這麼多苦難，難道就為了你一聲「對不起」嗎？

　　※※※

　　話從哪兒說起呢？昨天夜裡我躺在床上想給你理出個頭緒來，不想還好，一想全亂了。為什麼？我是一個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兒跟哪兒也說不上話，無因無果，全沒道理。我就給你來個「意識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筆」，有的地方「倒計時」，有的地方還可能顛三倒四，糾成一團－－好在你是搞文學的，總能弄明白。如果你聽亂了，糊塗了，那可別怪我，我這輩子一直就亂著，一盆漿糊那麼糊塗著。

　　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報》吧！第三版頭條有篇文章《又揪出一個大右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來，批呀，鬥呀，審問呀，逼供呀，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說了。折騰到十月份，把我弄到東郊區F莊勞動改造，一邊聽候處理。我餵豬時，覺得我就像那頭躺爛泥裡的豬，只等著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問我為什麼從一九五七年開始講。我如果一上來就從一九六六年「文革」講，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麼回事了，你會想，我那時怎麼「無工作」呢，唉，我的事實在太荒唐！

　　※※※

　　改造了四個月。

　　一九五八年二月，農曆的臘月二十八日，上邊指示讓我們回家過年，我心裡蠻高興，這也是一種民族習慣民族感情吧，回家吃個團圓飯！而且母親住在外地，年年春節我和愛人都去陪母親過年，我們滿心歡喜地買好大年三十的火車票，一時連懸而未決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邊，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這天，正準備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組來了幾個人。其中有一位作家，他那時非同小可，是工作組組長，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進門就給我宣讀一份決定，什麼「經上級黨委同意，公安部門批准，對你開除公職，送往GG農場勞動教養」。我還比較鎮靜，問他們：「什麼時候走？」B作家很嚴厲，衝我說：「現在就走！」我愛人一下就暈了，仰身「哐噹」摔在地上。

　　當時，我想求他們通融一下，我是勞動教養，不是犯人，也不會跑，要弄我去勞改也不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還沒開口，B作家的臉就像關嚴的鐵門，冷峻，無情，把我嚇回去了。我說聲「走吧！」就扛起行李。這行李三天前從東郊區F莊扛回來，還沒有打包呢，現在正好原包扛起來就走。原來倒霉竟這樣省事。

　　※※※

　　您問我怎麼給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問問您，為什麼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認為，別人都會比我更清楚我是怎麼會成為右派的。

　　從大鳴大放到整風反右，我根本沒有在單位。那時，我向我的單位戲曲學校請了「創作假」，住在上海親戚家裡埋頭寫劇本。忽然單位來電報，叫我速回，參加整風反右運動，我還對愛人笑著說：「整個大鳴大放，我都沒在單位，沒貼過一張大字報，沒對領導提過一條批評意見，這次無論怎麼樣也沒我的事了。」誰知回到單位的第二天開大會，一進會場我就傻了，一條大橫標寫著「徹底批判甲、乙、丙反黨集團大會」。甲是戲校校長，乙是副校長，丙是我。我當時是學校主管教學的業務科長。我再一聽，批判我的內容都是空的，除去嚇人的大帽子，就是聲色俱厲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說過一句反動的話，哪怕這話是你們胡編亂造的，也算叫我明明白白呀！

　　再告訴你一件，一九七九年－－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後了，這真是「意識流」了。時間不連著，事情都連著。這時候，「文革」結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幹部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驚訝地對我說：「老實對你講，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納悶，憑著這些材料，怎麼會把你打成右派呢？」

　　他當時那驚訝的表情，連同他驚訝莫解的口氣，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

　　他把訂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給我看。呀，我驚呆了，這哪裡是什麼罪證和罪行錄，它居然完完全全是我給一些戲提的意見！藝術方面的意見呀！

　　　我只問一句：「還有嗎？」

　　他說：「全在這兒了！」

　　這事如果輪到你，你會有什麼感受？如果說二十二年我受盡了苦難，但都不如這一擊來得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為我打成右派的原因糊塗著。可現在一看，謎底竟是這樣！我不僅更糊塗，一瞬間好像對這世界一無所知了。

　　※※※

　　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接著剛才的話說。我愛人大年三十趕到母親那裡，母親對我的情況原來知道一點的。當她聽說我太忙，不能陪母親過年來了，母親好像立刻全明白了。怔著，忽然抱著我愛人，娘倆失聲痛哭。從此我便沒有再見過母親。一九六○年夏天她病重，我正在GG農場勞動，不准探望。直到母親故去，才叫我去兩天，可母親已是死人了。

　　※※※

　　不准看活著的母親，只准看死去的母親，這大概也算一種刑罰。

　　※※※

　　幸福不會帶來任何教益，苦難卻能改善人的性格，這是我最積極的生活體驗了。

　　我真正的性格是重感情，敏感，容易衝動，還挺脆弱；現在變了，變得理性、靈活、看得開，很有克制力。前者是先天的，後者是後天的。比方前邊說的脆弱性，那就是對挫折和屈辱不能忍受，我表現得特別強烈，所以我幾次自殺，並且見於行動了。

　　我剛給打成右派時，給關在戲校一間儲藏室裡。我在學校一直是業務尖子，人緣也好，很有權威，可這時一些小孩子扒著窗子，像看猴子一樣看我，還往屋裡扔石子，啐唾沫，辱罵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裡空的，連剖靜脈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個法子，因為房子髒，我便放開一點窗子，讓蒼蠅飛進來，再打蒼蠅，然後一把一把地吞吃死蒼蠅，一天最多吃下幾百隻死蒼蠅，蒼蠅菌多，我想得霍亂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是，吃了這麼多死蒼蠅，卻毫無動靜……直到今天，我愛人也不知道我這樣自殺過。你是第一個知道的。我不願意她知道，因為這事情實在有點悲慘。

　　※※※

　　還有一次晚上十點鐘，那位B作家派人把我叫去，命令我第二天交出一份材料，叫我供認我心裡邊都想過哪些「反動言論」。你說這是不是有點荒唐，「反動言論」，不是說的，而是想的。可是我不單沒說過，也沒想過呀。搞藝術的想的不就是藝術嗎？他們這一手真夠毒，弄不到言論，就叫我交待想法。弄到想法，就和弄到言論一樣了。B作家還嚇唬我說，如果第二天我交不上材料，就把我送進公安局。我一聽，非常害怕，並覺得被抓起來會更受屈辱，便決心自殺。

　　轉天我買一瓶白酒，去S公園後邊的運河邊，那裡很荒涼。我這人一口酒就醉，如果把這一瓶全灌下去，肯定暈暈乎乎，一頭扎進河裡，一了百了。於是在河邊把一瓶酒全倒進肚子裡。這次也非常奇怪，大概閻王爺仍舊拒絕收我，一瓶酒下去，不但毫無醉意，反倒更加清醒，使勁擺腦袋，愈擺愈明白。這時候看到不遠地方有兩三個人正在注意我，我心想自殺不成，反落個「畏罪自殺」，「罪加一等」，便放棄自殺跑回家了。

　　不是怕死，而是怕活，這便是那個時代的荒唐。

　　※※※

　　從這次自殺未遂，我這人發生了變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門，就見B作家帶一幫人正等著我。見我就氣勢洶洶地問，幹什麼去了？嘴裡哪來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兒？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竟然衝他叫道：「我沒有反動言論，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這一叫，嚇了B作家一跳，也嚇了我愛人和我自己一跳。我怎麼會如此膽大包天？過後我愛人說我的嗓門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門還大。也許是酒精的放縱作用，也許是因為我剛剛從死亡那裡返回來，人變了。

　　在GG農場，有個NK大學的化學系學生，是個矮小文弱的女學生。她也是被劃為右派的。平時幾乎不說話，在農場的實驗室裡負責化驗。一天吃了氰化鉀，一下就完了。誰也不知道她為什麼突然自殺，遺書也沒留下。農場對待這種事通常只用一句「想不開」了結。但這女學生的難友悄悄告訴我，她最近私下裡總說一句話：「我不能再忍受人格侮辱了。」她究竟具體指什麼，無人得知。我卻明白，她和我過去一樣，太脆弱，太自尊；她還不知道，在這種苦難面前，人只能把人的一切全放下，把自己變成一個「○」，也就活下去了。如果你還認為自己是個人，那就很痛苦，甚至活不了。

　　※※※

　　老實說，我能承受這種賤民生活，又是為了我的愛人。她大我六歲，我倆沒有孩子。她家庭出身好，一直是組織培養對象。在我劃成右派後，人人勸她棄我另嫁。但她理也沒理，多少年來只靠著她那幾十塊錢養育我父母，貼補我，一切怨言怨語全部沒有。每隔一周，是GG農場允許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為我準備好吃的穿的，第二天凌晨三點起床，拂曉時搭車，十點鐘到達M村，再步行三十里，下午到達GG農場。只為了撐死了總共二十分鐘的見面。見面在一間很大的筒形的房子裡，中間隔一排長長的矮桌，一邊是探望者，一邊是我們。見了面，說不了幾句話，她便把我的破的髒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里，趕班車，夜裡回到家。逢到颳風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著這可憐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能再有別的想法。我心裡只有一句話：放心吧，我為你活著！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活著，有時也很充實。

　　求知慾是知識分子的本能。我從小的習慣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獲得的知識，看看自己，各個方面，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時發現今日一無所得，便惶然翻身起來找本書看，若有收穫，倒下再睡。

　　但到了農場後，不行了。這裡有規定，犯人之間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錢、訴苦、甚至講故事。一般犯人不會感到特別的難受，我卻覺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換了一種方式，天天晚上，閉上眼，把當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為一種難得的人生經驗，代替書本上知識，把這些視為變相的財富收穫。當然這樣做有時也會感到空茫。

　　一次，我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它使我的精神生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GG農場為了加強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戲，叫我組織一些略通文藝的勞改犯編排小戲。為了寫好戲詞，給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舊的《新華辭典》。我就問管教人員：「我平時可以看看這本辭典嗎？」他說：「這個可以吧！」天呵，我這可有幹的了。天天一有空，便抱起這本辭典看，一字一辭，一頁一頁，從頭到尾，六年間我看了一遍半。《新華辭典》後邊的附錄部分還有各種歷史、地理、科學的知識，我就背誦，直背得滾瓜爛熟，好傢伙，簡直一部百科全書呢！肚子裡裝下一部字典，會有多大學問？這是不是因禍得福呀，倘若不是被關起來，禁絕讀其他一切書，我怎麼可能成本背誦辭典？可是等我出來後對人一說，朋友都大笑說：「這算什麼學問！」果然，過後能用上的東西並不多，日久天長，那些曾經背誦得精熟的，不知不覺都忘得一乾二淨。這時更覺得自己被徹頭徹尾地荒廢了。

　　※※※

　　在GG農場裡，勞教人員對我說：「你們文化局長怎麼跟你這麼過不去？你已經到這兒一年多了，又被開除了公職，按理說與文化局沒有關係了，為什麼你們局長又親自簽字，追送來一份材料，把你定為『極右』？」

　　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們局長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領導下一個藝術學校的業務人員，地位相差懸殊。雖然他有點官僚架子，但每次見到他，待我都特別和氣，似乎還很賞識，究竟為什麼非把我置於死地，還要落井投石呢？

　　一九六三年我勞教期滿，GG農場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農場就硬把我的檔案送到文化局，又給我一個戶口條，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報戶口。但我到了文化局報到時，他們說，一，我是極右分子，應該再回到農場；二，他們沒見到我的檔案。我一聽就急了，去找檔案，但農場、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說沒見到。沒有檔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的，生活也就沒有收入。從那時直到一九七九年，我總共十六年沒有工作，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無業遊民，靠老婆養著，整天無所事事。是呀，剛才說過了－－到了一九七九年改正右派時，文化局忽然把我的檔案拿了出來。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當然，我會告訴你的。哎，我這樣東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聽明白？

　　※※※

　　別看我沒有檔案，無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來，「十種人學習班」不要檔案，馬上把我弄進去。學習班並沒有學習，而是天天受批判，挨鬥，挨罵，挨打。

　　不過我的情況有點例外，一是他們認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沒有多少油水了，只是在鬥資本家和現行反革命時，叫我站在一旁「陪鬥」。二是我反右以來這些年當賤民的經歷，已經使我對付這些事非常有經驗了。我裝得極其老實，絕不刺激他們鬥爭的興趣，這就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慇勤、太積極、太主動，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動、太不以為然；既要擺出一種「有壓力」的樣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亂人捶」，這分寸把握得比演戲還難。那些年在GG農場練出來的本事，在這兒全用上了。我像個熟練的大廚師，把自己放在鍋裡炒，不能「生」也不能「糊」。我還有兩個優勢，一是我有文化，會寫毛筆字，凡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大小標語都由我來寫；二是我有輛破自行車，可以供紅衛兵們隨便使用，騎壞了，我修好，他們再騎。你別笑，那時候只要叫我幹事，我就感恩不盡了，可有個巴結他們的機會了。

　　在學習班中打人非常凶，紅衛兵很情緒化，高興打誰就打誰。大概唯獨我沒挨過打。我真得感激在GG農場那段賤民的生活！這叫「在苦難中學習對付苦難的本領」，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最近我在報上看到，有一位年輕人責問我們這些右派：「你們當時為什麼不站出來反抗他們？」我真想對他說，如果現在把你放在老虎籠子裡，你恐怕是第一個尿褲的吧！

　　不去譴責專制者，反而去譴責受難者，這真叫人有點擔憂。前兩年我不再擔心中國再有發生「文革」的可能，現在不了。樣板戲又唱起來了，毛主席又被尊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討個公道」了……當歷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來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寫這本書幹什麼？

　　整個「文革」期間，我就像個玩具。人家來了興趣時，也就是搞運動時，拿我耍一耍；玩膩了就丟一邊，沒人理，也沒人管。

　　一九六九年，鬧著針對蘇聯的備戰，大疏散。街道居委會要把我遣送到安徽老家，實際上是看上我家的房子了，他們想要，想分。但我們一家已經在上兩輩就離開安徽，老家沒根回不去。他們就想個辦法，以「幹部下放」為借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區Z村，我算家屬隨遷。

　　我有在GG農場幹活的底子，幹活不吃力；農村搞運動也比較鬆，我反而愜意多了。常常躺在農場炕上看看閒書，門外有雞啼豬哼，窗前有鳥叫蟬鳴，雖是粗茶淡飯，更有菜清蔬香，此處豈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淵明乎？居然過上一小段田園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罷。

　　你說，這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境界嗎？

　　※※※

　　一九七三年，又鬧著下放幹部返城，舉家回遷，我因為是「極右」的右派，報戶口又好費了一番周折；報上戶口，因為沒有檔案，仍是無業遊民。生活依靠愛人，唉，算個什麼男人呀，不殘不廢半輩子靠老婆活著。那些年又折騰得家裡一貧如洗。本來家裡也是物少書多。一九六八年十三大櫃子的古書被紅衛兵抄走，堆在學校地下室裡。這些書都是父親的寶貝，珍本善本自不必說，名貴碑帖不勝枚舉。地下室很潮，書多霉爛；而且地下室緊挨著廁所，古書紙軟，學生們上廁所就進來撕一疊當手紙用。書全毀了！什麼「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來的「文革」。斯文是什麼？是五千年文明嗎？你怎麼不想想，一個五千年文明的國家，為什麼下了「文革」這麼一個野蠻又荒唐的蛋來？

　　「文革」結束前的日子最難熬，那感覺真像「文革」沒完沒了要進行下去一樣，不是說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最長的麼？

　　當時鄧小平復出，政協開始恢復了一點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協知道我的情況，就叫我去幫忙，查資料，抄抄寫寫，跑跑腿，送個信兒，一個月給二十塊錢，總算做點有報酬的事了，心裡美滋滋。一天，騎車給人送信，看到新華書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三聯書店招人，三四千人報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為工作優秀被調到北京三聯的總店；後來搞三反五反時，燕京大學的老教師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聯書店推薦去燕京大學教書。那時只有二十六歲呀！誰年輕時不是躊躇滿志，胸懷遠大。但後來有的才淺力薄，停住了；有的自甘墮落，放棄了；可是我……我不正是興沖沖幹著自己的事業麼，到底為什麼被打翻下來？雖說反右是災難，但別人或是好提意見，禍從口出；或是積極參預，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自討苦吃；可是我……我根本沒有沾一點邊呀，一張大字報沒貼，一句批評的話沒說，究竟是誰一把揪住我，把我扔進井裡，又丟下一塊石頭，再蓋上蓋兒，把我搞得這麼慘，也把我愛人搞得這麼慘，我卻一直給蒙在鼓裡。

　　想著想著，我再騎不動車了，把車靠在道邊，坐下來，捂著臉嗚嗚哭了。

　　※※※

　　你是明白人，我現在要問你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想了許久，我想這可能是我悲劇的根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觀，任憑自己的想像，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悶在肚子裡。今天請你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說得簡單明白些……當年我們戲校校長是甲，兼任文化局黨組成員，文化局長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黨組副書記，他倆有矛盾。甲校長有才氣，說話尖銳苛刻，A作家怵甲校長，更擔心這個強有力的對手與他爭權，便藉著反右一下把甲校長置於死地。為了加大打擊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一位副校長硬捏成一個反黨集團。我一點右派言論也沒有，又整不出什麼東西來，便把我在藝術方面的意見當做反黨材料，而且為了徹底打垮甲校長，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對我落井投石，增加一個「極右」的罪名－－你別只看著我，我這分析對不對？你說呀，要不你點點頭或搖搖頭也行－－唉！其實你點頭或搖頭能管什麼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辣全過去了，今年我都過七十歲了……

　　有時我希望把一切弄個水落石出，死也死個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誰下的這一刀就行了；可有時，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這樣，我不成為人家權力鬥爭一個可憐的犧牲品嗎？人只有一輩子，我這輩子豈不是人家打架時隨手拋在臭水坑裡的一個石子兒？憑什麼我這麼慘？想到這裡，我真想再一次自殺！

　　※※※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麼又提到一九七九年了？完全說亂了。

　　那時我正忙著為自己落實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別看A作家在反右時不可一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殘，正拄著枴杖在路邊曬太陽。他見了我，抬手招呼我。我停下自行車過去。我們已經十多年沒見了。他全無當年的神采，已然是一個衰弱無助的老年人。

　　他問我：「你現在情況怎麼樣？」

　　我說我正在辦落實政策。

　　他問我需不需要幫助。

　　我搖搖頭，心想他現在也是需要幫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誠懇地對我說：「我對不起你。」

　　我又搖搖頭說：「這都是過去的事，您也別記著了。」我告別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誠懇他說：「我非常非常地對不起你。」

　　這叫我說什麼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帶信給我，說他不好意思見我，但他要對我說聲：「對不起！」帶信的人說，B作家還強調他是十分鄭重的。

　　說實話，當我聽到這誠懇的、發自心底的道歉時，我心頭一熱，真有點感動。搞藝術的人嘛！總是這樣愛感動和讓感動所蒙蔽，可是等我靜下來，看著我那年近八十、飽經磨難、早已熬白了頭髮的愛人，就忽然想氣沖沖地對他們說：

　　「你們這一句『對不起』，就能了結我們這二十二年嗎？」

　　換句話說：「我們這二十二年的苦難，難道就是為了你們這一句『對不起』嗎？」

　　※※※

　　上帝從來沒說懺悔可以洗清罪過。

「文革」進行了兩千年

　　◎一九六六年　四十一歲　男　T市某出版社編輯

　　⊙十四歲的特務－－一生中一個短暫的春天－－懷疑人是件很難受的事－－檔案裡的你都是滿身的污點－－我是戴著鐐銬迎接新中國的成立－－第二次掉進怪圈－－糊里糊塗又被捲入漩渦

　　※※※

　　你要寫一個人的「文革」十年，我卻想講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認為我會離題千里，放心吧，不會！老弟，我的「文革」是從五十年前開始的。

　　你如果瞭解到我這整整半個世紀的坎坷，肯定會得到這樣的結論：「文革」並非開始於一九六六。開始於一百年前嗎？也不對，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國進行了兩千年！

　　我講我的經歷，也講我的道理。

　　這道理我幾十年沒想通。我參加革命幾十年，卻被當做反革命幾十年，反來覆去也沒離開「敵人」的圈兒，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風雷激」造反隊一群人吊打之後，關在H河邊一個「特」（即特務）字號單間房裡，這所樓原先是我們出版社的書庫，書早被當做「四舊」運到造紙廠化紙漿去了。空蕩蕩的小屋裡充滿舊紙、舊地板和舊磚的氣味兒，窗戶被封死，糊上報紙。H河柔軟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邊流著，夜間聽得更清晰，還有河中行船的划槳聲。我不自覺想起遙遠的滹沱河邊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變得綠蔥蔥的茅草房。我在那河裡洗澡，在河邊長大，參加革命抗日時，今天從河這邊渡過河那邊，明天從河那邊游到河這邊，多少年呀……革命、革命、革命，敵人、敵人、敵人，我革命，這敵人卻是我。想著想著，很奇怪，我感覺被毆打後肉體的痛苦開始從皮肉中一點點消失，但不是散開，而是往裡走，全凝聚到心裡去……不知這是怎樣一個過程，我忽然一下子雲開霧散，明白了。有人說，大徹大悟是一種解脫。我說未必，不明白則已，明白之後反變成更深更深的痛苦。

　　※※※

　　我們村有兩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兩個家族打根兒上就鬥，勢不兩立。在我記憶裡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頭破血流，死去活來。我本家一個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時落成的殘廢。誰也說不清是從哪朝哪代結下的這冤仇。我還是穿開襠褲時就聽奶奶講，前清時候王家出了個舉人。那時村裡出個舉人像出條龍，不得了呵，土霸王！王舉人在大街上走，向例是兩條胳膊橫舉著，一手拿根秫秸稈兒，只要我們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長這位置很關鍵，誰把住這位置誰就好壓對方，不叫對方出頭。但姓王的人多，勢力大，一直佔村長。敵偽時期保甲長是他們，後來八路軍來了，村幹部又大多都姓王。從這裡，你可以看到歷史怎樣成現實，要尋找「文革」的淵源，這便是最長最遠最深的一條根了。可是這道理我當時怎麼可能認識到？

　　我們村是老解放區，七七事變後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據地。群眾的抗日情緒高漲。我那時十四歲，上小學，對共產黨的感情別提多純真，可以說對共產黨的每一個字兒都深信不疑。呂正操的隊伍一來，我高興得天天夜裡睡不著覺。連八路軍戰士看我一眼都興奮得不得了。我愛看書，愛寫作文，能講話，學校叫我當兒童團長，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戶去給大人們講《民學課本》，宣傳抗日，宣傳共產黨，講得大人們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時根據地在搞戒煙戒酒運動。村村都出牆報反對抽煙喝酒，從幹部批評起。這牆報，就是現在說的大字報，「文革」中叫「四大」，其實早就有了。我們村長好煙好酒好玩錢，我就寫篇小品文，只幾句話，都是善意批評，你一聽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煙，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兩地喝，這算什麼事呢？」

　　寫得挺溫和也挺幼稚吧！別忘了我那時才是個十四歲的小孩呀。這小品文沒等上牆，上學時丟在道兒上，叫村裡的治安員拾到。這治安員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長手裡。當時村裡就定我為「特務」。村長說他代表黨，反對村長就是反對共產黨，什麼人反對共產黨？國民黨特務唄，好！治安員提出要把我活埋了。這事傳到區裡。區裡有個炊事員是我們村姓李的本家，他找到區長說一個小孩子懂個屁，胡鬧唄，替我說人情，這活埋的事就由區裡出面制止了。但本村還是給我立個案，內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檔案材料開始第一篇就是「特嫌」。從這時候起，我便背上了跳進滹沱河也洗不清的歷史問題的罪名，熬度我災難不絕的多半生。

　　你會奇怪，他們跟我無冤無仇，為什麼為這三兩句話，硬把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劃到敵人那邊去呢？原因很簡單，他們不能叫我這個李家人冒頭當兒童團長。這一來，我這個兒童團長就被撤掉。政治，在這個文化背景上就變味兒了。我本家有個伯父，七七事變前上過一年師範學校，有文化，總在村裡出頭露面。共產黨來了，他膽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王的那些村幹部扣上一個「國民黨」。他輩分大，我們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務嫌疑，給壓得抬不起頭來。我哥哥為了擺脫這處境，娶了一個縣公安員的女兒做老婆，離村到別處去。我也待不住，初小畢業就離開老家到安平縣去上高小。本以為遠走高飛，脫開災禍，哪知道我竟是帶著一塊擦不掉的胎記－－政治污點走的！

　　※※※

　　我在安平縣高小畢業後分配到一個村裡當教師。那時才十六歲，根本不知道有檔案材料好比魔影一樣緊跟著我。村裡的人都誇我工作得不錯，我的自我感覺也蠻好，就有了入黨的要求，決心一輩子跟共產黨幹革命了，我問村長，「咱村有支部嗎？」我想提出入黨申請。誰料他拿笑話跟我打岔說：「咱村沒有織布（『支部』的諧音）的！」開頭我以為他們把我看做小孩子，對我這要求推推擋擋，後來發現自己總被莫名其妙地調動，在這個村沒待多少天，又調到另一個村去。好像我有癆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離。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掃蕩，我們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隱蔽。縣裡惟獨不給我安排隱蔽的秘密據點，我就跑回老家躲一躲。這期間村頭的雪地上有人寫條反動標語，姓王的那些村幹部問也沒問過我，居然把這條反動標語又悄悄記在我的檔案上，「特嫌」就更沒跑了。這些事當時並不知道，只覺得革命這個門把我向外推，不准我進。我可還是一心革命，把自己當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天在敵佔區窩窩囊囊活著，不幹事，就決心投奔八路軍去當兵。幸虧五一大掃蕩最凶時，那些姓王的村幹部都隱蔽起來，推出我們一個李家人－－就是在區裡當過炊事員、要活埋我時為我說過情的那人當村長。他給我寫封推薦信，我把這信縫在鞋幫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了八路軍。日寇大掃蕩時我十次遇險，不是逃脫追捕，就是叫老百勝掩護起來。有一次被抓住，因為我一隻眼是斜眼，老百姓對日本兵說：「這個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騙過了敵人，才救了我。這時一找到八路軍真像找到親娘一樣，熱乎極了。

　　※※※

　　開頭我在冀中軍區八分區政治部當文書。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一個短暫的春天。充滿了信任、關心和友愛。有一次我發高燒，同志們日夜輪流值班照看我，每－隻手都撫過我的額頭，無論是粗糙還是細膩的，我感覺到這手上帶著對我病情無言的探問，還有對我快快病癒的切盼。每隻手放在我額頭上時，我都立即流下淚來。我第一次嘗到革命的友情，真是勝過母愛！我好寫，常給《冀中導報》和《前線報》寫稿，小說、詩歌、劇本、人物專訪等等都寫。我不敢說寫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這期間我認識了孫犁、遠千里、王林，他們都把我當做工農作家重點培養。政治部還常把我作為戰地記者派到前線採訪，《前線報》上有時天天發表我寫的通訊，報上常見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氣了。心氣兒又高起來，提出入黨，政治部的首長們很高興。

　　其實，我又傻了。因為這時我的材料沒有轉到部隊上來。可我一提出入黨，政治部派人到村裡調查，反把我那些檔案材料勾來了。陰雲重新籠罩我的頭頂。不但我入黨的事沒人再提，那時部隊正在打泊鎮和青縣，戰地急需記者，也不再派我去採訪。一天政治部主任背著手到我房裡來，他說：「現在敵我鬥爭激烈，有些特務分子專門打進我們政治機關裡來。」我詫異地說：「怎麼會有這種事呢？」當時他目光閃閃地注視我的臉，觀察我的反應，幸虧我還不知道他們懷疑我，這是對我的一種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懷疑，自己雖然不是特務表情也會不自然，那就非認定我是特務，把我抓起來不可。後來才知道，冀中和山東是康生反特運動的兩個試點，懷疑到誰馬上就抓。又幸好這位政治部主任是長征幹部，延安整風、搶救運動、搞AB團，他都經歷過，知道過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裝的，才不動聲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住了，一言一行都記在檔案裡。直到一九四九年軍法處審查我時，我才知道我這時的處境多麼危險。但這時憑直覺，已經感到信任從同志們的眼神裡消失了。我無法問，更無從申辯，也千萬不能申辯，一問反而更被懷疑。漸漸我變得十分敏感。他們懷疑我，我也懷疑他們，不知他們對我的種種態度是真是假。懷疑人是件很難受的事，以致我有點神經過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從那時扎的根兒。唉，我那個短短的、迷人的春天就此過去了。

　　一年後我患了肺病，住進冀中軍區的和平醫院。剛入院時我感覺還正常……當然我說的不是身體感覺，而是政治感覺。不久一些病友明顯地對我疏遠，甚至沒人肯跟我下棋。過年時我回家探親，有個戰士與我同行，他是我當年的學生，但他一路上與我無話。分手時他猶豫再三才對我說：「我看您人不錯，有件事告訴您，您千萬別對人說。」他見我答應得誠懇，才告訴我：「還記得您教書時有個張老師嗎？他是特務，自殺了。」

　　我嚇一跳，說：「他怎麼會是特務呢？他爹是叫日本飛機炸死的，對革命很忠心，人也挺正派，當時有個村幹部玩女人，貪污公糧，沒人敢批評，他還寫過無頭貼子呢（一種不點名的牆報）！」

　　這當兵的學生說：「據說他就為這事被村幹部定成特嫌，擠出學校，到部隊製藥廠當工人。後來部隊反特時一查材料，他是特務嫌疑，好一頓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殺了。據說他的檔案上有您名字，說您跟他共同搞過特務活動。」

　　我問：「什麼活動？」我傻了。

　　他說他不知道。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張老師寫無頭貼子時沒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第二天，村裡的公安員忽然也來找我借墨水，我還納悶，公安員怎麼跑來找我借墨水？看來這是找證據了，真是可怕！

　　這當兵的學生又問：「前一個月軍區有人找您談過話吧！」

　　我說：「是呵，是位特派員，人很和氣，問問我的家庭歷史，還挺關心我的身體情況，怎麼？」

　　他說：「哪是什麼特派員，那是軍區保衛處的！現在咱部隊內部又搞反特，審查舊案時，從張老師那特務案裡發現到您。本來那天是打算把您從醫院逮走的，聽說跟您一談，覺得您不像特務。當時我正在醫院保衛組辦事，聽到這消息的，為您捏把汗，那可是說逮您就逮您呵！」

　　這正是大冬天，天卻不冷，可我渾身哆嗦，連牙也「得得」地直打顫。過度的恐懼之後，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這些多年來一直爬在我背上這魔怪翻過來，看看它究竟都是些什麼東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擺在黨組織面前，叫他們一個個細胞都瞧個透，說說我到底是敵人還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這股熱辣辣的情緒過去，我茫然了，我無力證實自己！我像被抓在一個巨大的鐵掌中，無辜地身不由己地聽任它的擺佈。

　　沒多久解放戰爭就開始了。我隨軍到達白洋澱，《前線報》社也在那裡，他們人手不足，恰好我是這家報紙的老作者，社長找我談話想調我到報社工作，叫我去組織部換信，我好高興，但一換信又麻煩了。非但《前線報》社沒調成，反把我送到軍政幹部學校的整黨班。所謂整黨班並非都是黨員，而是把有問題的人弄去解決問題。我還挺天真，以為像唱戲《三堂會審》那樣，一問一答，把問題弄清就了結，誰知那裡邊是叫有問題的人互相整。整你時，把你的問題告訴給別人，整別人時把別人的問題告訴你，誰都想爭取表現，搞得很凶。一天夜裡我和一個小伙子站崗，我對他說：「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到底懷疑我什麼？我冤得很，對革命從無二意，怎麼總拿我當敵人呢？」

　　這小伙子是農村人，很實在，見我也實在，他就問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掃蕩時，在老家的雪地上寫過一條反動標語？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區政治部工作時，對一個保衛幹部說，你盼望國民黨飛機來轟炸……還有，你是不是給你老婆寫過信，說傅作義的部隊要突襲河間，人家懷疑你怎麼會事先知道敵人的行動……」除這些，他還說了我許多許多事。

　　我聽得毛骨悚然，心想無論怎樣表白也難翻過身來了。因為這些事都有點影子，但都被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飛機轟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區政治部時和一位保衛員出差辦事。他問我：「小李，你挺能寫的，為啥我們找不到那些材料寫，你能找到？」當時空中正飛著國民黨飛機，我就拿這飛機打個比方說：「你看這敵機在飛，就不必寫，寫了也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他們扔炸彈把前邊的莊子炸了，就可以寫了。」這本是談新聞的價值，硬給變成我盼望敵機扔炸彈，寫進檔案！再看，傅作義要突襲河間的消息是部隊傳達的，要我們做戰鬥準備，怎麼變成我事先從敵人那裡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給老婆的信都被檢查了！如果我真是一個敵人，也不會有這麼多、這麼細緻的挨整材料呵！「文革」期間，一個造反派對我說，你知道你的檔案材料有多少嗎？一車也拉不完！對我這樣耿耿忠於革命的人，怎麼花費這麼大力氣來監視、控制、調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勁。第二天整黨隊的指導員又找我談話，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奪門跑出去要跳河，被攔住了。指導員火了，馬上組織全校批鬥大會，轉天被作為「現行特務」押送到軍區軍法處。在軍法處裡，他們要我交待特務證據，我說我只能證明自己是革命者，說我是特務，應該由你們實事求是地拿出證據來。這樣，我就被箍上鐐銬。有生以來我頭一次戴上這東西，卻是在自己的隊伍裡！拷了四十七天，全國解放了。我聽到消息時心裡還一陣歡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鐐銬，牆上的鐵窗，心裡不是滋味。每當我想到，我是戴著手拷迎接全國解放的，心中便一陣黯然。好像一塊很黑很黑的陰影留在我心底。

　　※※※

　　幾十年的經歷告訴我：有人說你好，沒用，誰也不會把這話記在你檔案裡；有人說你有問題，哪伯僅僅是懷疑，糟了，多半就收進了你的檔案。收進去就很難拿出來，它從此就一刻不停地緊跟著你。你敢說，你在自己的檔案裡是個好人嗎？如果你認為自己赤膽忠心，忠於國家，忠於事業，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個身體都是透明的。但夾在那厚厚的硬紙封皮的檔案中的你，卻可能是滿身污點的另一個人。關鍵時刻人家都是從這「另一個」的你來判斷你，對待你，決定你。

　　軍法處派出馬隊跑遍我工作過的村子、學校和部隊，誰也拿不出能夠證明我是特務的確鑿的證據。幸好我老家的村幹部換人了，雖然還是王家人，跟我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嘴下留情，沒再給我加油加醋說壞話。軍法處便把我放了。結論是「工作中看表現，表現好可以算沒問題，表現不好還背著這包袱」。我就這樣挎著個不青不白的小包袱進入了新中國。

　　解放後的最初幾年，我先後在幾個單位幹過，都因歷史問題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與否並不重要，工作好好幹，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負責一個編緝部，職務是含含糊糊的「負責人」，幹得卻很帶勁。突然肅反運動來了。老問題再一次被折騰出來，被狠批狠鬥，受審受訊，又經過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鬥爭。這次雖然吃了不少苦頭，卻把我的舊帳了結。單位派出四五個人跑遍全國，雲南、貴州、四川，甚至跑到內蒙和新疆，把我認識的所有人兜個底兒地、滴水不漏地重新調查一遍。我得感謝安平縣縣委，他們說：「鎮反時，我們對全縣摸過底，特務名單全掌握，沒有他！」一句話，撥雲見日，這才給我把冤案推倒，結論是：「經調查，×××特嫌問題應予取消。」

　　從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兒童團便是敵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敵為友。漫長十七年的酸甜苦辣，從來無人過問，只有自己清楚。當宣佈我取消特嫌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渾身打冷戰。回到家中，沒有喝酒慶祝，也沒涕淚交流，好像死而復生那樣不認識自己了。

　　原諒我說句迷信話：我信命。

　　什麼是命運？就是冥冥中你無法左右它、但它卻在強有力地左右你那個東西。

　　好運氣對於我，好像隻鳥，不會在我頭頂上停留太多時間。這也是我命運的一個特徵，或者說是個典型細節。

　　我們單位總支書記想提拔他的一個親信，但我的業務能力和位置都成為障礙，他就排擠我。恰巧T市要創辦一家出版社，創辦人是我的一位老領導，我便提出調動，這種自動讓位的事是很容易辦成的。我第一次帶著歷史清楚的檔案去到另一個地方工作，心裡特別輕鬆，但到T市尚不過一個月，整風運動開始，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單位那家出版社的來信，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編輯部的黨支部名義寫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幫助他們整風。組織上的要求不好回絕，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會上做了兩小時發言，訴說肅反時我平白受的委曲，給總支書記提幾條意見。總支書記在場聽著，一聲沒吭，他臉上卻好像抹一層煤煙，可怕地陰沉著。誰知這兩小時發言又決定了我重蹈覆轍重度苦難二十年的悲慘命運。

　　我發過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鋪天蓋地而來。這次，原單位是以黨總支名義再次把我叫回去，宣佈我為右派。那編輯部的黨支部被定為「反黨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編輯中有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這些人都是因為給總支書記提意見而以「向黨開火」的罪名論處的。

　　後來我才明白，根由是黨總支書記和黨支部書記有矛盾。整風時黨支部書記想把黨總支書記搞掉，因為我在肅反時被搞苦了，想拿我當槍使。反右一反過來，我便變成犧牲品。這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鬥爭裡去了嗎？拿現在的話講，這叫歷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圈。我雖然說不清這怪圈是什麼時候形成的，但我已經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一次不知不覺掉進去，這是第二次。

　　※※※

　　現在回頭看，我真不必慶幸一九五六年肅反結論後，我如何輕鬆地來到T市。實際上又一次命運的陰影早已把我所籠罩，只不過我毫無預感罷了。等我的檔案材料轉到T市，檔案裡又加了更沉重的份量。原先的特嫌還只是嫌疑，這一次右派卻是實打實的了。我真是一口氣也沒喘過來，由一種敵人轉換成另一種敵人。不過換個牌子。

　　※※※

　　現在我接著開頭的話談，談「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無論鬥誰，我都是陪綁，做個配角，用來造氣氛的，不是鬥爭重點。運動開始時，書記搞社長，因為我在創辦這家出版社時與社長配合得很好，鬥社長時，我是社長「重用右派」的一條罪狀，鬥我的目的是為了搞垮社長。後來反資反路線時，社長這一派反過來搞書記，既不會再整我，也不會使用我，我就靠邊站了。清理階級隊伍時，書記這派二次東山再起，又搞社長。因為我始終沒參加社長這派就把我放在一邊。當時牛鬼蛇神分兩種，一種關在牛棚，一種上班來下班走，名叫走讀。我屬於後者，可以說很超脫了。

　　出版社有個女編輯是個業務尖子。她前夫曾是國民黨軍官，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給她掛過一個特務的銜兒，其實她什麼也沒幹過。但她被按特務定為重點清理對象，目的也是為了給社長加罪，好說社長大紅傘下保護的都是些什麼壞蛋。碰上「特務」兩個字，我本應該躲得遠遠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過院子時，她在掃地，見左右沒人，塞給我張紙條，我拿回家一看，是她求我把這紙條交給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寫的大字報底稿交到單位專案組。我想她大概怕牽連上家屬惹事，動了憐憫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受刑挨不過時，把這紙條的事交待出來，一下子把我掛上，成了為特務通風報信的現行反革命。關進牛棚，天天上刑，軋槓子，使夾指棍夾指頭，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不過來，受盡折磨。非逼我說看見她家有發報機和密碼本，後來這女編輯受不住，把褥單扯成條上吊死了。人雖然死了，他們還逼我說她家有個發報機，我奇怪他們為什麼非要把這不沾邊際的事搞成事實。一次他們叫我承認是肅反時漏網的特務，我和那女編輯是個特務集團，集團的頭頭是社長！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把我們往死處整，就是要把社長徹底搞垮。正像當初這一派搞書記時，居然叫一個非黨群眾宣佈開除書記的黨籍。告別了十年的「特務」又回到了頭上，我又一次掉進這歷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兩派鬥爭的犧牲品！第三次了！我總是不知不覺在這漩渦般的怪圈裡轉，一忽兒轉出來，但沒等我脫出身來，一忽兒又給更深地捲進去。當然，這只是一個很具體的小怪圈。林彪、四人幫他們不也是一直在更大的範圍裡玩弄這怪圈嗎？而陷在這無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裡的，是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呵！

　　我真感謝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結束了那場災難，結束了那段荒唐的歷史。我從我個人遭遇的反思中，提供出什麼教訓，供給大家思考呢？我想，過去幾十年，往上幾百年、幾千年，我們用了多少精力互相傷害。為了原則的鬥爭是必需的，但把個人的東西摻雜進去，不但搞垮了原則的神聖感，也誤國誤民。這是一個怪圈呵，最後剩下只是疲憊不堪的自己。你的歷史書比我看得多，你說究竟怎樣把這怪圈從我們民族身上摘去？

　　※※※

　　更大的是一個文化怪圈。

六十三號的兩女人

　　一九六八年，「文革」清隊期間，中國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廠，建造起一所納粹集中營式的非法監獄，號稱六十三號。許許多多知識分子和幹部在裡邊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十年後，粉碎「四人幫」不久，它曾經一度被揭露出來，並舉辦展覽，昭示給世人。其稀世罕見的酷刑、殘忍暴虐的程度，森嚴絕密的組織手段，驚駭一時。如今這展覽早已撤除，遺址也蕩然無存，當筆者走訪當年六十三號的僥倖生還的倖存者時，仍不敢相信這是僅僅十幾年前中華大地發生的事實。一個號稱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它瘋狂起來竟然勝過史前期的野蠻。而這些倖存者回首往事，餘悸猶在。心靈的傷口依然流血並暴露在外。

　　筆者在披露此中兩個女人的經歷之前，先將另一些親身經歷者對六十三號介紹的口述實錄如下，以使讀者對六十三號有個大概的瞭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廠的老儀表車間，後來改做倉庫使用，是個大筒房，像個戲院，約模二百平方米。一九六八年春天，廠專案組把它做為牛棚往裡邊關人，就叫瓦工木工斷成許多小間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間。窗戶全釘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裝上鐵欄，靠裡的只留一塊硬幣大的玻璃，外貼小紙簾，做為監視孔。」

　　乙：「為什麼叫六十三號呢？它的內線電話是六十三號。」

　　丙：「六十三號有嚴密的制度。人之間不准互相稱呼名字，只能叫『這個』或『那個』。走路必須低頭，不准往別處看。我在裡邊關了一年多，很多人關在裡邊我根本不知道。特別是緊靠南的一間屋子關著是誰，至今也沒人能說清。有個工程師，夫婦倆分別都關在六十三號裡，工程師死了一年多，他老婆還托人給他送火柴呢。」

　　甲：「六十三號的看守們分三班倒，一班七八個人，總共二三十人。關在裡邊的前前後後有一百多人。大案有兩個，一個是『裴多菲俱樂部』，涉及的人都是廠裡的工程師和專家們。另一個叫『三黨』，都是黨員領導幹部。所謂『三黨』，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是廠革委會那些人為了排除黨內異己羅織出來的罪名。這兩種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過不少演法西斯集中營的電影，我敢說六十三號比法西斯還法西斯。有的刑罰法西斯也沒有。比如一種『旱鴨鳧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鐵刷子刷腳心，又疼又癢，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動，很像鴨子鳧水，所以叫『旱鴨鳧水』。還有一種『肛門吸煙』，拿根煙點著立在地上，叫人脫下褲子，把肛門對準煙頭坐進去。有位高級工程師是搞鍋爐專業的，他是如今唯一活著的帶殘的人，出來後一直住在醫院。本來我們想請你去採訪他，但醫生不肯。他十個指頭都釘過大頭釘，肋條全給踩斷了……」

　　丁：「我因為出身好，三輩紅，整了我一段時間後，叫我在六十三號負責買飯送飯，倒屎倒尿，幫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個油漆桶放在過道，叫他們一個個來上廁所。可剛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來！』大便只給兩分鐘。六十三號裡臭蟲多得嚇人，有個人咬得睡不著，我一次幫他就逮了一百多個臭蟲。但六十三號不准滅臭蟲，臭蟲也是他們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個小伙子挺冤，他是個工人，為了要住房跟革委會主任吵起來，被弄進六十三號。他脾氣很暴，把他一頓死揍打到鋪底下，他還是不服，就用鐵絲捆在椅子上，拿鋼釬子絞緊，鐵絲一直煞到肉裡。直到現在洗澡時還能看到他腿上給鐵絲勒過的很深的道兒。那些看守還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嘩嘩流血，留下後遺症，沒有性，打壞了……工人都這麼打，更甭提那些知識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時，他們想什麼時候用刑，就拉出一個人來，整得鬼哭狼嚎。他們怕外邊的人聽見聲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搖留聲機，總是那塊唱片，樣板戲《紅燈記》鐵梅唱的那段。只要鐵梅一唱，不知誰又受刑了。現在又興唱樣板戲了，我一聽耳朵就響起那些慘叫。」

　　丙：「他們叫電工把二二○V電壓改成二四V，怕人受不住自殺。燈泡外邊全裝上防爆罩，屋裡任什麼東西都沒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總能想出辦法來，有個解放前在東沽跑船賣小魚的，說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慘。他居然在地上撿到根大鐵釘子，用墊床腿的磚頭，把釘子砸進自己的腦袋裡。」

　　丁：「還有位工程師，七十多歲，給弄到外邊凍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們穿上白大褂走進他的屋子，說自己是被請來的醫生。兩個人把他舉起來在空中飛快旋轉，說是請他『坐飛機』，問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腳亂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鬥他，這叫『老黑鬥老黑』。我親眼瞅著他一條胳膊啷噹著，像假的，樣子很怪。這人後來神經有點不正常，屋裡有屎有尿，極臭。看守叫我給他洗個操，滿身全是黑泥痂！我這才發現，他那條胳膊原來是脫臼了。也沒人給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噹著……」

　　甲：「六十三號對外是絕對封鎖消息的。從那裡邊出來的人都被打怕了，誰敢說？說了就會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邊的人，路過六十三號都遠遠躲著走。有個人蹲在附近繫鞋帶，犯了嫌疑，就被抓進去好打一頓。在我們這個二千人的大工廠中，六十三號是個可怕的謎，神秘的地獄，吃人的魔窟。」

　　甲：「六十三號關人關得最多的時候，放不下了，他們在廠裡又找到一個小倉庫，準備搞個分號。叫來瓦工把這倉庫也斷成一個個小間牢房，都是雙人床大小。一面六間，一面八間，後來他們發現瓦工們一邊幹活一邊竊竊私語，他們怕事情鬧得過大，建好後一直沒有使用。」

　　六十三號整死人的消息陸續傳到北京，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陳伯達和市革委會主任來到這個廠，說是視察「抓革命，促生產」各項工作。他們一走，六十三號開始悄悄放人。隨後將這座歷時兩年殘害無數無辜的魔窟，以清除舊廠房的名義拆除，夷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猶存。整人的兇手們長期逍遙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陞官，這不過是變相的銷贓滅跡罷了。六十三號的鐵欄杆化為無形，更深地禁錮著人們的心。直到「文革」結束，受難者平反昭雪，六十三號的主謀才被逮捕法辦。但是法律只能懲罰罪惡，卻不能醫治受害的心靈。

　　筆者這一判斷，是從採寫這兩個女人的自述經歷後的感受得來的。可惜文字是無聲的，無法傳遞出她們訴說這段往事時，那令人淒楚含血含淚的心音。但究竟什麼樣的遭遇，過了二十年再回述時，依然如此激盪不平，有如控訴一般？

　　她倆，一個是死難者的妻子，一個是從六十三號逃生出來的經受過殘暴的本人。

　　※☆※☆※☆

　　【生死兩茫茫】

　　◎一九六八年　四十八歲　女　K市K區無職業婦女

　　※※※

　　你別擔心，我能說，那麼凶的事情都經受過了，說一遍總能受得住。聽說你來，昨天我把怎麼說都摟好了，想了一夜，可現在又全亂了，可能會東一句西一句－－我又有點犯心跳了。

　　我爺爺是鄭孝胥，溥儀的老師，這你在《末代皇帝》裡都看到了。我爺爺他一直跟著皇上，對家裡的事很糊塗。我們這種家，有什麼事是不跟孩子們說的，所以「文革」時追問我祖父祖母的事時，我怎麼也說不清。

　　我丈夫老劉是機械工程師。從北洋大學機械系畢業後始終做技術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親是北洋海軍總長劉冠雄，舊官僚，這就注定我們是挨整重點。

　　「四清」時老劉就被關起來，後來說「洗澡下樓」沒事了，緊接著「文革」就來了。來得太猛太凶，完全沒有準備。突然一天，老劉廠裡的工人紅衛兵闖進我家，好多人拿著大洋鎬，把屋裡的花磚地、門外的台階連屋頂全刨了。還拿刀把沙發全捅破，說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兩個洞，是家裡的舊床，從來沒想過這兩個洞哪來的，他們說是子彈打的槍眼兒，向我要槍，要子彈，真嚇死人了。不知老劉犯了什麼事，晚上老劉回來了，滿屋子亂七八糟。他安慰我說：「很多人家都抄了，別怕。」我的心才定下來。我一輩子沒做過事。我們兩家是世交，從小青梅竹馬，二十二歲時嫁給他；一直跟著他；只有他在身邊，我心裡才穩當。

　　第二天他們又來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廠裡的工程師們，他們就把我們召集起來，弄去遊街批鬥。叫我們脖子上掛個簸箕或小鍋小盆，拿棍敲，一邊說：「我是牛鬼蛇神！」還把黨委書記弄來，糊個大紅紙傘，上邊貼著我們的名字，叫他舉著。意思是我們是他大紅傘下保護的牛鬼蛇神。突如其來的，人全懵了，也沒面子可講了，就這麼難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連給抄了五次，整個抽屜的東西，多少年存的好東西，還有老劉的書，技術材料，日記，全給弄走了。老劉喜歡照像，照片特別多。所以抄完之後，滿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沒抄家的子女都圍在外邊往裡看。我的腦袋木了，一聽聲音就害怕。隨後我們就給趕出「新村」。來輛馬車，叫我們帶上吃飯必需用的鍋碗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車。鏡子不許拿，說是「照妖鏡」，被趕到一片水中間的簡易房子前，可是那裡的街道代表出來說，他們不要牛鬼蛇神，嫌我們髒。但他們把我們又拉下來批鬥一番，再趕上馬車，最後塞進一所破樓，名叫「垃圾大樓」，住在一間十來平方米小屋裡。廠裡每天都來人審訊。他們真有辦法，居然在T市老劉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親做海軍總長時穿的舊制服，還有舊軍官照片，說老劉「企圖變天」。都是什麼年頭了，老劉就是想變天，也不能穿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們還逼我給溥儀寫信，找他要舊照片，好拿這照片說明我們想恢復舊王朝，多虧溥儀回信說他沒有這種舊片了，要不我們更倒霉了。他們就這麼搞，想什麼樣兒就要搞成什麼樣兒。糊里糊塗的，覺得沒活路了。可搞了一陣子，正提心吊膽的時候，又說問題搞完了。老劉的手錶也發還給他。剛輕鬆幾天，又反過來說老劉組織「裴多菲俱樂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誰，我說裴多菲是外國名字，我家沒見過這個人呀。後來才知道這是指反革命組織，搞政變。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兒上。

　　我和老劉是解放前到這廠子來的。那時這裡很荒涼。我們這種技術人工資很高，沒處花，經常湊一起玩玩。老劉好客，愛照像，滑冰，打網球，是個玩將；我愛唱戲，我倆又沒有孩子，房子寬敞，那些工程師們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會，多少年一直這樣，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開始，大家就沒心氣兒玩了。可「新村」有個人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文革」一來他怕極了，就寫張大字報說我們搞「裴多菲俱樂部」。這可是個不得了的大問題，從頭整。

　　老劉害怕了，他這人膽子很小，總哭，哭得青光眼發作了。我一直拿他當「定心丸」，看他這樣兒，我想我應該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說：「咱就像牲口，打倒了，還會再站起來。咱們不就在一塊玩玩嗎，又沒做壞事兒，怕什麼。」

　　其實我更怕，怕極了。總覺得比開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誰，誰死；碰不上沒事兒，這一次是看準誰非弄死不可。我巴望這時最好有一個人闖進屋，一槍把我們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別熱，我和老劉乘涼剛回屋，一大堆人進來命令我倆坐到街對面去，互相不准說話。只聽他們在屋裡又抄又砸，聲音嚇人極了，然後叫老劉跟他們走。

　　老劉忽然拉著我的手哇地哭起來，哭得特別難過，眼淚把我的手都弄濕了。哭著哭著他又怕我難過，就對我說：

　　「你放心，我們沒什麼事，弄清楚就回來，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裡有把摺扇，上邊是我用毛筆寫的毛主席的詞《詠梅》。他說：

　　「你就把它給我吧！」

　　奇怪，怎麼這會兒又來要我寫的摺扇？其實他當時心裡有數，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來了。我給他摺扇時，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勁－－這是他用心握的。誰想到這次握手，竟成了永久的訣別！

　　他走了，我發怔，發傻。那些人問我：

　　「你到哪兒去？」

　　「我不知道我怎麼辦。」我說。

　　「你就跟我們去吧，可以給他拆拆洗洗，還可以聽點他的消息。」他們說。

　　我想這樣還可以在老劉身邊，知道他的情況，滿心以為這是他們的好意。誰知這是他們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從我身上擠東西整老劉。我坐在車後邊進了他們的廠，又進了一座大廠房－－這就是六十三號。進去後被推進一間很小的屋，「哐噹」門被關上，我一看地上一堆睡覺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壞了，坐牢了。當天半夜就審訊我。叫我把反革命罪證拿出來，我哪裡會有，這就拉出屋去整。前後整整兩年半，打呀，要命呀，頭髮被他們大把大把揪掉。我把頭髮偷偷塞進被子裡，心想早晚一天出來後非要告他們不可。粉碎「四人幫」後，叫我上台控訴他們，一個大領導叫我放開講，我一講一個多鐘頭，心跳得厲害呀！

　　開頭他們叫我承認，說我家製造發報機，開黑會，還讀反動誓詞。他們在我身邊擺著三瓶尿，一桶屎，不承認就拿屎尿灌我。他們還編了一套一套的，說我家開黑會時掛國民黨的黨旗，叫我寫，我不寫就打呀罵呀，那些髒話，我從小到大就從來沒聽過那麼下流的話，難聽極了。

　　每天十二點後通知我才准睡覺，五點鐘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麼時審就把我拉去。真打得要命呀！有一次三個壯男人把我推倒，圍著踢我。渾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勁踢，鼻子嘩嘩流血，他們就用我抄寫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腫得多少天沒法吃東西，每次我都以為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們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時叫我手捧著一大堆鐵鏈子圍著椅子跑，不許停，一直昏倒下來。有兩個小青年最凶，他倆把我舉起來，一個抓住頭，一個抓住腳，像擰洗過的床單那樣擰，全身骨節都要折了那麼疼，疼得我一喊，他們就打開留聲機放唱片，把聲音放得特別大，好壓過我的喊聲。

　　我當然不能承認，我認了，他們就會拿這東西去逼老劉，老劉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寧願自己叫他們整死，也不能叫他們把老劉整死。

　　他們還有個辦法，就是經常餓我，有幾次一天多不給我一口東西吃，餓得我把草墊子的稻草抽出來塞在嘴裡嚼，硬嚥下去，成牲口了。後來我吃飯時常常剩下半個窩頭藏在稻草裡，預備挨餓時吃，可有時用上它時已經長綠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後我也學精了，不硬頂，乾脆胡說。

　　他們問：「你在俱樂部跟誰打過牌？」

　　我就說：「跟蔣介石和宋美齡。」

　　他們問：「你們留著那套舊軍裝幹什麼用？」

　　我就說：「每天穿一會兒，紀念國民黨。」

　　當他們知道我存心胡說，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們對我說：「你升級了，今天槍斃你！」就拿棉襖蓋上我的頭，押上一輛吉普車，跑了一個多鐘頭，其實就在工廠後邊鹽灘上來回亂轉。然後拽下車推進一間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還有穿軍裝的人。他們的問話很橫：

　　「你的發報機呢？」

　　我說：「扔進河裡了。」

　　他們又問：「電報機的圖紙哪兒來的？」

　　我說：「在新華書店買的。」

　　他們聽我胡說，上來三個人用木棍狠抽我，還用刀背剁我。有個人過去一直沒打過我，我還認為他向著我，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來又把我吊起來打。

　　轉天一個打手溜進我屋來，對我說：

　　「發報機既然沒有，早晚會弄清的。看你的腿腫成這樣兒，我學過醫，給你治治，你可別讓他們知道。」

　　我還以為他良心發現，不知該怎麼說感激的話。可是哪想到他藉給我看腿傷，侮辱我。我呼救無人。拚命跟他對抗－－這時我真想自殺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慘。守夜的一個女工勸我，我又想起老劉來。我要是死了，老劉放出來後怎麼活？可我哪知道，他進來三個月受不住，拿墊床腿的磚頭砸碎自己的腦袋，自殺了－－我記得我進來不久的一天，扒門縫看見過他一次背影，給兩個人推著。我還一直以為他活著。我倆都在六十三號，他既不知道我也在裡邊，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還有什麼必要忍受這些罪活著？

　　一九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們忽然對我說：「告訴你，你丈夫已經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絕於人民……」下邊的話我只聽見一句，「你必須和他劃清界限！」我當時只覺得心裡木極了，沒有任何感覺，也沒叫喊。等他們再來叫我寫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劉「一刀兩斷」，我忽然跑出來大哭大喊，喊老劉。一下子爆發了！

　　我腦子完全亂了，控制不住。忽然覺得這是假的，老劉沒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經出去了，哪一天會推自行車來接我；我倆就是到處流浪去討飯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覺得這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劉，一聲聲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劉就在眼前。弄得六十三號的男女看守們都說有鬼了……真沒想到他們來這一手……

　　這樣，他們就對我說：「我們廠是搞生產的，不能叫你總住在這裡，花這大的代價……」就把我轟出來。我堅決不再回「垃圾大樓」那間小屋，我一看那裡的一草一木，神經就發狂。他們就把我弄到另一個地方住下，還叫兩個女工輪流陪我，怕我自殺。事後才知道，六十三號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們很怕我自殺，又多一條人命。

　　老劉死那時，火葬場不給燒，是六十三號那幫人架劈柴燒的。然後釘個盒子，把骨灰放在裡邊。有一天他們來了，拿個白布包兒，對我說：「他死有餘辜！」打開包，把盒子扔在地上，是老劉！我一下癱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個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劉的衣服給他穿上，再戴上老劉的帽子。他就是老劉。我天天不出門，陪伴著他，他也陪伴著我。吃飯時給它擺上一雙筷子。它就傻呆在那裡，一動不動，也不說話。我也不用它說話，他在，就好……

　　後來，我的養女回來了。人家都叫我把這假人拆掉，別嚇著女兒，我才搬開它。

　　我的養女是「文革」初去內蒙古插隊的。她的命運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劉從小要好的朋友。我和老劉沒孩子，她生下來四十天時抱過來。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劉廠裡的電器工程師，因為過去也常到我家來玩，就和我們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樂部」二掌櫃，也關進六十三號。他脾氣很倔，打得更厲害。幾次給煙頭塞進肛門不准大便，被踩斷三條肋骨後死了，死在醫院裡。事後他們叫醫院開假證明，說是死於心臟病。還把一張斷了肋條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號」，怕將來有人查驗。

　　我養女的兩個父親，一個生父，一個養父，都死在六十三號。我死了一個老劉，實際上也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為什麼還活在世上。你說說，我為什麼還活在世上？

　　※※※

　　死，是留下許多問號的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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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恆的懷念】

　　◎一九六八年　五十四歲　女　K市K區某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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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你聽說的那個「給死人送錢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這句話上。你看我現在很平靜了，是不是？可是這句話是我的一個萬丈深淵，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六十三號裡。我從來沒去過六十三號，後來知道那裡的厲害了，好幾個工程師都死在裡邊。但你要認識老錢－－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災惹禍那種人；他在這個廠裡幹了二十年的供應管理，連家裡用個螺絲釘也不從廠子裡拿。為什麼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從小認識，他脾氣有點暴躁，可人正直，埋頭工作，我們生活得清貧但是很骨氣。他一直是個小業務幹部，七品小官也沒當過，我一直是個普通教師。我們有五個孩子，對孩子搞智力投資，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們都上了大學。「文革」抄家時，我家最窮，挖牆刨地也找不出值錢的東西來。箱子裡一半是空的，存摺上只有一百多塊錢。只有一把破舊的西餐刀，被他們當做匕首拿去展覽做為老錢的罪證。

　　老錢的罪名，說是參加劉工程師家的「裴多菲俱樂部」。要是聽他們說，劉工程師家真好像有個暗藏的搞破壞的組織，其實哪裡是那樣，我也常去那兒玩呀。

　　解放初期，這兒都是大水窪。范旭東、侯德榜為了把廠子搞起來，氣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開大學畢業生前三名的，都要。還用高薪聘請各種技術專家。一時人才雲集，周總理還說這裡是「技術簍子」呢！這些高級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齊的小房小院。那時沒有娛樂場所，知識分子總要精神來點享受，怎麼辦呢？劉工程師夫婦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會。唱戲，打牌，可是從不來錢的。大家互相記住生日，逢到誰生日，或過年過節，就備帶一點菜湊在一起玩玩，關係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錢喜歡京劇，唱小生，唱周瑜，胡琴拉得不錯，我唱程派，劉工程師夫婦也好唱，就常去湊一台戲唱唱。就這麼簡單。但是這些知識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記得我們一起聚會時，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經爬上樹往屋裡看，當時我們以為他是想看熱鬧呢。我家的小兒子喜歡玩無線電，房上總扯些天線，有一次街道代表和民警忽然來我家，說為了安全查電路。後來搞「裴多菲俱樂部」說要找電台，找到電台後就去北京向毛主席報喜，我才明白我們一直是被注意對象。這我就非常後怕……我女婿從朝鮮戰場曾經帶回一點美軍的電器零件，小耳機什麼的，後來全被我那喜歡無線電的小兒子去新疆上學時帶走了。如果沒帶走，大事了，證據確鑿，肯定電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給弄死不可，那時想起來後怕的事真不少。

　　清隊開始時，老錢為這事受審查，可他屬於「走讀」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沒回來，等到夜裡十二點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邊黑燈瞎火轉了幾圈，還是不見人影。一點多時，砰砰砸門，廠裡來幫人闖進門就抄家。我問：「老錢怎麼沒回來？」他們說：「暫時不回來了。」從此，我就再沒見過他。他那天早晨離開家去到廠子時，那樣子太平常了，可就這麼平平常常走了，沒有生離死別，但一去就算完了。怎麼人這麼容易就完了呢？

　　從這以後，幾乎一點消息也沒有。只是恍恍惚惚聽說他很瘦，臉色慘白，拿個大掃帚掃院子。其實這消息根本不對。他一直關在六十三號裡挨整，如果真叫他掃院子，應該說是當皇上的差事呢。我因為是在中學當教師，有單位，所以沒把我關進去，劉工程師的愛人沒工作，給弄進六十三號，受盡了折磨。她夫妻倆都關在同一座大房子裡，劉工程師死了兩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當時我對老錢，我似乎比較樂觀。因為別的有問題的人都扣發工資，可老錢的工資一直原數照發。開始時還准許我送點東西給他。我常送些煙、牙膏、肥皂，他愛吃點心，我就買斤點心包好了送去，還送些衣服好叫他換換穿。每月我去廠裡領了他的工資，都送四十塊錢給他。但他們從不叫我去六十三號，都是交到專案組轉給他的。我想，為什麼偏偏他的工資一直照發，肯定他的問題比較輕，說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來了。這是當時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後一年多，直到一九七○年春節過後，我去學校，一個老師問我：「老錢有信兒嗎。」

　　我說：「沒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聲對我說：「我聽說老錢死了。」

　　我說：「不會呀，人死了怎麼還發工資，不通知家屬？我前幾天還領了他的工資，送錢給他呢。」

　　多傻，聽了這消息我還不信，其實人死已經幾個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後廠裡六十三號又來人找我要錢，要衣服，說老錢的錢不夠用。我還把一件給老錢新絮的棉襖托他帶去。照舊領他的工資，然後把一部分錢送到專案組，每次他們都收下了，如果他們的表情有半點猶豫，也會引起我的疑心。他們怎麼能這樣不動聲色地騙住我這個可憐的女人！他們真是鐵石心腸呀！你說說，他們接過我的錢時心裡究竟怎麼想的？

　　一過又三四個月，六十三號開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來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說話。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過一次劉工程師的愛人，她貼著牆根兒走，怕人似的，神情有點恍惚。我也不敢過去問她，怕給她找麻煩。我就等著吧；既然劉工程師他們都沒事了，老錢肯定快出來了。

　　六月底的一天，廠裡忽然來人，還有我們學校的工宣隊的人跟著。他們的神氣又平靜又緊張。坐了一會兒才告我：老錢死了！

　　「什麼時候？」我說。似乎還不信，可是聲音全不是調兒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們說。

　　我努力穩住自己。又問：

　　「怎麼死的？」

　　他們不肯說了。只對我說：

　　「你丈夫死了，可問題還沒弄清，暫時還不能平反。我們把他按工傷死亡處理，但你們家裡的人都有工作，沒有撫養人，所以什麼待遇也沒有。工資打今天起停發，到此為止。」

　　我說：「奇怪了，我跟他從小認識的，兩家是世交，又一塊兒長大。大學畢業就工作，就這麼點經歷，還有什麼問題沒弄清。又是怎麼死的，需要按工傷死亡處理？」但無論我怎麼問，他們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當時為什麼沒哭沒喊，我是應該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錢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麼就沒托個夢給我呢？難道你也和他們一樣故意騙我，捉弄我，好突然來給我當頭一棒嗎……

　　這時，軍宣隊已經進廠。恰巧我女婿的一個老戰友是軍宣隊員，他闖進六十三號才問出來。說老錢一次給四條繩子拴在手腕和腳腕上，拉在四個牆角上，吊起來打。那些打手們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幫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來，發現他四肢全彎著，抽縮一起，摘下來一看，人已經死了。這就是他們說的「工傷死亡」！

　　封建社會裡也不准私設公堂，當堂打死人縣官也要革職。怎麼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訴我？怎麼還能到我家裡要錢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裡告到北京，可無論怎麼告，回答只是一句話：「問題太複雜，很難解決。」等到「四人幫」完了，六十三號冤獄大平反，才知道「複雜」都是在上邊。主謀和主凶抓起來，但究竟老錢都受過哪些整，究竟誰參與打死老錢的，沒處再去問了。「文革」過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債都記在「四人幫」身上，人對人又是笑臉，又都一個樣兒了，哪裡去找當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們自己有良心，可是我從來沒聽說過有誰，天良發現，找到人家受難的去懺悔。我家裡的人都是書獃子，不會去找，去鬧，去爭，只能把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錢放在心裡罷了。

　　老錢的骨灰盒，我們找了幾個地方才找到。當時處理這事很草率，當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兒。現在我們把它換了個講究的盒子，存放在殯儀館裡。每年清明節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難的日子，我們全家人去一次。陰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單獨去。我們從不燒紙，只是看看。在人間得不到幸福，還能去哪裡得到？

　　你看我現在相當平靜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鮑魚雞茸湯，我馬上盛了兩碗，說：「這是老錢平生最愛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靜下來。誰也沒說一句安慰話，大家都知道，這種事，安慰也是多餘的，都只說：「好，好。」

　　還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蔭道上獨自散步。走著走著，我忽然特別想他……不知為什麼在這最美的地方我就會特別想他。從此我避諱著，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

　　罪惡的結果，永遠沒有句號。

沒有情節的人

　　◎一九六六年　二十八歲　男　S市某科學院科研人員

　　⊙一下子打懵了－－買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精心地塑造自己，不做罪人，也不做紅人－－鄭板橋的四個字「難得糊塗」－－這次叫作有驚無險－－一種很荒誕的感覺

　　※※※

　　我的經歷很平淡，沒有大喜大悲，高潮低潮。你寫東西需要情節，可是我幾乎沒有什麼情節。但我找你，是有滿肚話要說……這沒情節，是我自己製造的。就像有些小說或電影，故意沒什麼情節。可一個人在「文革」大風浪裡，要使自己沒任何情節，談何容易？這需要很清醒、很精心的設計。我先說說，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是貧農出身，解放後受重視，從中學到大學享受免費助學金，理所當然入了團，什麼都好，一片艷陽天，很幸福。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成長得快，一路順風，對以後政治的變化根本沒估計，輕鬆，隨便，甚至比較放肆。

　　一九五七年開始出毛病了。我說放肆吧，鳴放時什麼都敢講。別人不敢講的我講。講了三條，第一條說「合作化時農民還有土地，人民公社沒收了土地，把農民的積極性打下去。」我生長在農村很知道農民的心理，這是事實；第二條是說「大躍進不實惠，什麼『敞開肚子吃飽飯，鼓足幹勁搞生產』呀，實際上是大家吃垮國家，根本不講經濟效益」，這也是事實；第三條是說「領導沒水平，解放這麼長時間也不提高文化，這麼下去領不了也導不了」。反右開始，三條正好是攻擊三面紅旗，在當時可不得了！馬上，我擔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鬥爭，檢查。說我忘本，變質，右派言論。多虧班主任人好，非說要挽救我，才沒定為右派，可是內定右派，團組織給了嚴重警告處分，晴天打雷，當頭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們這代人，經過一九五七年，性格就來個大扭曲。原先開朗輕鬆，一下就變了，有人變精了，有人變悶了，九十度大轉彎。我這個人還算清醒，意識到人家從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還想幹點事怎麼辦？開始苦苦尋找一條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為自己，並不太難，放棄理想，志願，隨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輩子下去就是了。難就難在你並不想為自己，還想為國家。

　　一九五七年後，我被下放到農村一段時間勞動改造。我是農民的兒子，幹活不比任何人差，幹活是我的家傳。可是我一鑽業務就麻煩。農閒時我看外語書，麻煩了。馬上抓住我，說我學外國話，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白專；拔白旗，拔了我好幾次。但我總不能像那些人，睡懶覺，沒事瞎吹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吧！怎麼辦？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靈機一動，買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看。大隊書記說：「你怎麼又看這資本主義的玩意兒？」我說：「你看，這不是資本主義，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書記沒話了，他怎麼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這一下，我勝利了。索性買了英文版全部馬列著作、《北京週報》、《中國建設》等等許多書，練習英語。這個勝利使我發現了一條絕妙的道路：在夾縫裡求生存。石頭縫裡也可以活，當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這縫兒了。

　　我在農村改造一階段後，回到學校繼續學習。我是學植物專業的，學校有位教師過去在美國搞除草劑，就是不用人工鋤草拔草，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生在農村，深知祖祖輩輩在農田那種原始的勞動方式的艱辛。我決心要在中國搞除草劑，推廣化學除草，把農民從田地裡解放出來。可是中國的生態、土壤、氣候、雜草的種類分佈與外國不同，必須花費很大心血做調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來幹。這目標在我心裡牢牢地確定了。

　　可是，從學校出來分配到農科院，從「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國沒有真正搞科學的地方，處處，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們，政治小應聲蟲們。又不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來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來。整成一團團，誰也解不開，愈整愈帶勁。要想完成自己的志願，就必須像當年學外語那樣，想個絕法子。我對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會成為挨整的重點；可我犯過錯誤，也不會成為紅人。好了，我就把握住這點－－不做罪人，也不做紅人。成了罪人什麼也不能幹，成了紅人一樣什麼也幹不成。我又想，我有兩個好條件，一是我搞植物專業，可以躲到農村去；一是我出身農村，農民生活對我毫無難處，去農村等於回老家。於是我向院裡提出，說我要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扎根農村，把科學實驗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同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認真改造思想。這提法很時髦，我又把話說得很誠懇的樣子，馬上被院裡批准了。

　　十幾年來，我一直在下邊。S市周圍農村幾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種雜草都像長在我心裡。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劑就拿到農田試驗，一有成效就推廣。院裡搞「文革」，兩派鬥，開會，我盡量躲著不去。我有辦法，逢到院裡叫我去開會，參加運動，我就請公社或縣裡出面替我請假。我和農村的關係好，搞除草劑對他們確實有很大幫助，他們肯為我請假。我到處搞試驗田、開現場會，故意把每天時間都排得滿滿的。院裡一來電話叫我去參加運動，這邊農村幹部就在電話裡喊：「不行，我們貧下中農現在正用著他呢！」就替我攔了。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幹什麼都有記錄，十年裡記了整整十大本，防備人家查呀。一次院裡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縣裡調查我的現實表現。縣裡就說我這個人如何如何好，如何脫胎換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鬥私字，學習毛主席著作，編一大套。農村幹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話就能把這些來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後又把我寫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日記》往桌上一擺，院裡的人無話可說。這樣，既躲過運動又幹了業務。農村是我一張大政治保護傘，沒有這傘我什麼也做不成，當然，為了這傘我必須加倍努力為他們幹，可是這正是我要幹的呀，我這是一舉兩得。你說我做得妙不妙？

　　一個人的時間有限，生命和事業都經不起挫折，必須善於保護自己。我很清醒，總不去開會也會遭到院裡反感，萬一惹惱他們也很麻煩。有些重要的會，比如傳達中央文件呀，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會或重要的會呀，我準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適。有時回城時，就到單位個別關係不錯的同志家裡串門，摸摸情況，政治上的大情況必須要心裡有數，沒數也要出問題。有時你不找它，它還找你呢！關鍵是不能陷進去。非要寫大字報表態時，決不能提具體人名；對人事問題要裝糊塗。叫我揭發，我就說：「我和誰都不接近，不知道問題怎麼揭呢？」兩派對立時，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說：「我糊里糊塗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給你們壞事。」這也躲過去了。我盡量把自己搞成一個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人，開會時從來都坐在牆旮旯，很少和人談話，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會注意你。叫別人忘掉我才好。我給人的印象確實是膽小怕事，糊里糊塗，政治上無所作為，正好！這也正是我精心設計，自我塑造的形象。鄭板橋有四個字：難得糊塗。當然這是一種表面的裝傻賣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塗，很精神，搞起運動來拚命表現自己。但從中國的政治看，這不過一時出出風頭而已。你爬上去，別人就盯住你了。趕到政治上風向一變，必然想法把你打下來，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車禍，傷筋動骨，幾年裡緩不過來。人生很短，有三次兩次一輩子就報廢了，最後一事無成。

　　儘管我很清醒，很謹慎，也出過一次事。一九七五年，市裡農辦的頭頭忽然說，鬆根鬆土是農民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提出來的，是無產階級治田方針，現在有人搬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對抗，主張懶漢種地，不鋤草，不耘土，查查誰搞的？查來查去查到我身上。這就是我前邊說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嚇得我幾夜睡不著覺，心想這回該完了。多虧縣裡出面說，除草劑是工人階級製造出來的，雖然不鋤草，可是使用除草劑後地裡沒草了，產量非常高，我們貧下中農歡迎！市裡派下人來一看，果然如此，這才不了了之。這是我十年中唯一碰上一次大麻煩。可有驚無險，也算不上一個「情節」吧！

　　現在有人說，我是最幸運的一位科學家。「文革」中沒挨整，也沒中斷業務。現在趕上好時候，走運。這是從外部看我，並不理解我的內心。一九七九年我國科學回到正軌，我跑到國外一看，嚇一跳，與西方發達國家差距多遠！我國八○％人口拴在田地裡，搞農業科研的人數少得可憐。很多地區還是靠天、靠經驗、靠原始的生產方式種田。而西方發達國家農業人口只佔三％到五％，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術，搞藝術，受教育。從我的專業眼光看，我國現在耕地是十六億畝，算上有些地區一年兩產，差不多二十一億畝。一年鋤三次草，需要三個人工，全國每年人工鋤草需要六十億人工，每個工按五塊錢算，就是一百八十億元。這是多大一筆財富，這筆巨大財富的浪費難道不壓在我們科研人員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幾個科研人員順順當當過來的？除去當時國防任務保護了一批科學家，在社會上的幾乎都成了攻擊目標。有的一蹶不振，沉淪下去；有的中斷業務多年，信息閉塞，現在接都接不上氣了。我承認我是「幸運兒」，但這不是命運之神對我的特別恩賜，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訓後所精心設計的一條人生道路。儘管我沒跌跤，還算一個「成功者」，但一個想為國家做事的知識分子，被迫琢磨出這樣一條路來有多可悲！我必須扭曲自己，必須裝傻裝無能、裝糊塗，叫人家看不上我，對我沒興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稜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裡。沒情節，拿你寫小說來說，就是沒高潮，沒起伏，沒有任何變化。這樣的生活很乏味，很壓抑。有時覺得沒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種強有力的東西消化了。事業成了，自己卻消失了。你嘗過「沒有自己」的滋味嗎？這是種很深刻的內心的苦味。但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把事情幹下去，否則就會被捲進去，成為政治的犧牲品，一輩子對社會對國家毫無貢獻，豈不更可悲！為什麼我們想為國家做點事，這麼難被理解，總是處在這種可憐巴巴的境地？國家呵，我對它的感覺很奇怪。一會兒覺得它很具體，很神聖；一會兒覺得它很空，很無情……一次，我還有種非常荒誕的感覺，覺得國家被一小塊一小塊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層層很多人手裡，你和它有距離。你說是嗎？這又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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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建傳統中，國家的主宰者就是國家。

我不願意承認是犧牲品

　　◎一九六七年　三十二歲　男　T市某電車公司工人

　　⊙我是頭一批起來造反的－－「電車紅旗」手下重兵三千－－聞名全國的六○九大武鬥－－江青一鬧，大聯籌趴蛋了－－憑白無故被判無期徒刑－－咱是用自己兩條腿走出監獄的－－你把毛主席叫來，他也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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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寫信，是拿塊磚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寫我。

　　十年來寫「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為嘛，總透著「假」氣，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現，就一幫打手，五大三粗，慘無人道，勾上臉譜啦，使我們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鼻，我們好像驗收過的豬肉，屁股上蓋個戳，撂在案板上，誰想吃哪塊就切一塊。

　　我為嘛造反？當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輩，出身沒問題。十四歲時家裡窮得揭不開鍋，學沒上完進縫紉社當小工子。「三五反」時，站在黨這邊，跟資本家殘酷鬥爭過。資本家蔫壞，等「三五反」一完，他說買賣虧本要倒閉，把我轟出來，人家買賣還接著幹，我可失業了，就進電車公司賣票，一個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蠻不錯。那時進電車公司並不難，開車的能舉起個墩子就成，賣票的會算個加減法就要；廠裡的老工人沒文化，我們進去是一幫年輕秀才，馬上起來了。組織上重點培養，我能寫，當上《工人日報》的特約通訊員。一看報社發的稿紙上邊印著的兩句話「反映群眾呼聲，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熱氣兒。當時工人很苦，領導的人頭雜，淨幹缺德事兒，我就揭，替工人們說話。自以為對黨一片忠心，誰知這叫「哪壺不開提哪壺」，成了電車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覺還挺不錯。

　　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一來，大字報鋪天蓋地。大字報上淨是誰誰偷東西搞女人亂七八糟的話，我心想，不是幫助黨整風嗎？淨弄這些閒事兒幹嘛，就寫張大字報說「鳴放是鳴放，別忘了主席說的原則六項」。誰知一下子把禍水引到身上來了。說我向黨放暗箭，說就因為我這張大字報，多少反革命沒暴露出來，天天開會鬥我。工人裡不扣右派，給我來個勞動教養緩刑二年，留廠察看。這就叫人家拿下來了。我當時想不通，後來「文革」進監獄，裡邊關個財貿部的幹部對我說：「整風是大面上的。內部叫引蛇出洞，你這張大字報，不是把蛇洞都堵上了？不整你整誰。」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時候起，咱學乖了。心想，打住，認頭幹活，別給爹媽惹事兒。

　　「文革」一來，更凶。紅衛兵翻天覆地，我親眼瞅見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間搞起政治大討論，我有了前邊的經驗，心想這麼大運動，勢頭又這麼凶，弄不好撞在車頭上。咱嘴一貼封條，不說。可是討論會上必須發言，「文化大革命」觸及每個人靈魂，不說話就是拒絕觸及。我最後一個發言，說嘛呢？咱就背《十六條》，什麼「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嘛的，咱沒自己的話，照本背誦，全是你的話還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滿院子大字報，說我又向黨進攻了，把我關進牛棚。完了，死活一樣價了。外邊紅衛兵沒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這一套全是廠裡官辦「文革」小組搞的。可沒多久，上邊風雲突變，說各單位「文革」小組執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的為了保黨內走資派，轉移鬥爭大方向，把矛頭指向群眾，打擊一大片。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說：「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單位都起來造官辦「文革」和當權派的反。實際上，「文革」就是想把劉少奇弄倒，可各級黨的幹部都是劉少奇線上的，不把這些幹部打倒，劉少奇倒不了，才發動群眾造反。咱那時哪懂上邊這些亂七八糟，一想，對呀，的確是群眾受壓呀！反吧！我一口氣寫了十七張大字報，把我的過程原原本本端出來，問我的罪究竟在哪兒？我是廠裡最早造反的幾個，當時廠「文革」小組還沒垮，叫糾察隊把我抓起來。有個人跑出去，找來大學紅衛兵救我出來，這一衝擊，廠「文革」垮了，我想，幹吧！我給擠到死角裡，不能再等著人擺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這裡，又說到現在那些寫「文革」的文藝作品，一寫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這些作家那時是不是在娘懷裡吃奶？「文革」開始時，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單位「文革」幹的。最初起來造反的都是受壓的人。要不哪來的那麼大反勁兒？

　　「文革」開始時沒有「造反」這個詞兒。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兒興起來的。你還記得毛主席那張照片嗎？胳膊上套個寫著「造反」兩個字的大紅袖章。開頭，鬧紅衛兵時，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胳膊上戴的是「紅衛兵」紅袖章。等到毛主席換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資反」路線了。工人才起來殺向社會，是不是這過程？咱總得尊重歷史吧！

　　毛主席是紅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裡咱打向哪裡，沒他指揮咱小草民敢造反？我們那時真是一顆紅心，真玩命了，天天夜裡上街貼大字報，沒人發獎金，給夜班費。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們這些受壓的人一起來，整人的那些人一變，也成立造反組織，對立情緒就出來了，形成誓不兩立的兩派。誰都說自己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都罵對方打著紅旗反紅旗，往後各種人都摻和進去，就愈打愈亂。你寫「文革」，要是不如實反映這歷史過程，就不真實，誰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組織之一。起名叫「電車紅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來，紅衛兵小孩們就差多了。社會看我們的了。當時，造反組織替「文革」初期受壓的人說話，反「資反」路線，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誰都怕自己一派被壓垮，就非把對立面壓垮不可，這就愈打愈凶，全面幹起來。一對著幹起來，心也就不那麼純了。說實話，我這時心裡也害怕，事情愈鬧愈大，自己知道後期要算賬的；眼前又一團亂，看不出頭緒，總覺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已是勢如騎虎，退下來更沒好，必須硬著頭皮幹，也就必須有實力，有實力就沒人敢摸你。不單是我，社會上的造反組織都是這個心理，各拉各的勢力，各樹各的山頭，很快地就不分行業系統，搞起橫向聯合的大組織。

　　我有個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對他說：「往後咱各走各的道兒，分道揚鑣，你再跟我走動，早晚吃瓜酪兒。」這樣，死活就我一個人了，幹成嘛樣都我自己兜著。但我必須步步為營，腳要踩實，幹事得穩。有個「工礦造反總部」跟我們同觀點，我一摸他們人頭雜，便甩開他們，派人到各大造反組織摸底，搞隊伍整齊的，總共五十二個組織，成立起一個「反覆辟聯絡站」。實力雄厚，在全市數一數二。我坐陣總部，白天黑夜連軸轉。今天這兒打起來，調人增援；明天那兒出事，出面處理。還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中央首長」最新講話。咱不能蒙著眼瞎幹，要不死都不知怎麼死的。

　　上海「一月風暴」後，各地掀起奪權高潮。中央派個大人物來成立「市奪權籌備領導小組」，打算奪權後就成立革命委員會，建立紅色政權。這位大人物頭次召集各群眾組織開會時就點名叫我們「電車紅旗」和另外兩個大學紅衛兵組織開門整風。這意味著要把我們從紅色政權裡甩出去。甩出去就等著挨整。我說：「你剛來這裡，就削我們山頭，不行！」另一個同觀點的造反組織頭頭說：「你要這麼幹，明天我們就把整個城市糊成個大紙簍！」這大人物一拍桌子說：「誰要是把今天的會洩露出來，後果就由他負！」這會鬧得不歡而散。

　　我們一想，革委會裡沒我們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貼出大字報反他，跟手把同觀點的組織全拉在一起，成立一個「大聯合籌備委員會」（以後簡稱「大聯籌」），硬碰硬對頭幹。那個大人物原打算三個月完成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們非叫他成立不起來。奪權籌備小組用軍隊支持他們看中的一派，我們一派是在野派，一幫草民，壓力就相當大。我們想了，壓力最大時，以城市中間的大河為界，拉隊伍過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時不是傳說，毛主席已經準備好，不行就回井岡山打遊擊嗎？兩派大鬥爭就此開始，大武鬥事件連成串了。高潮是聞名全國的「六○九」事件。

　　六○九是軍工廠，廠裡掌權的造反組織是我們的對立面。事情起因是，我們「大聯籌」內的工學院紅衛兵組織的一支文藝宣傳隊，打六○九廠門口路過時，互相喊口號，對罵，動手，叫他們全抓進去。大聯籌備組織得信紛紛派隊伍去搶人。人沒搶出來，機車車輛廠造反組織的頭頭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達現場的，一看，好大的陣勢，六○九廠已經給我們團團圍住。我們臨時作戰指揮部也戳起來，作戰部長、後勤部長、宣傳部長、聯絡部長等等全都安排好官兒了。我說，六○九廠是軍工廠，我們一打就算衝擊軍工廠，這是對立面拴的套兒，不能往套兒裡鑽。我定了幾條：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區橋頭道口，不准農民造反組織進城，擴大事態。第二，只圍，不打。第三，保持人力優勢。這時六○九已經從外邊往裡調人，數一數他們調多少人。一數，開進去五車人，二百，好，咱調四百人圍它！他們調八百人，好，咱調二千人，再圍它！六○九後牆外是津浦線，他們想從鐵路線往裡增援人，我們就封鎖住鐵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們放人！

　　晚上，我們大港一支造反隊出了事。黑燈瞎火看不清，誤把自己人當成對方，捅死一個。可大港的人向指揮部報告時說了瞎話，說是對立面捅死我們一個戰士。頓時群情激奮，成千上萬的人喊叫著要為死難的戰友討還血債，武鬥控制不住了，兩邊交上火，牆裡牆外亂扔石頭土塊硫酸瓶子，隊伍不斷趕來支援，推土機也開上來。六○九的氣氛相當凶了。

　　六○九廠旁邊有個製銑廠，也是他們的據點。當夜指揮部決定，佯攻六○九，實攻製銑廠，先拔掉製銑廠這個據點。可我們的人一去，他們的人全跑光了，我們反過身就攻打六○九。

　　自打江青說「文攻武衛」，武鬥就合法化，步步升級，變成真正的戰爭了。在六○九側門，對方使兩輛推土機在前邊開道，人在後邊往外衝，推土機擋板前裝著硫酸，我們的人一靠前，車上的人一踩開關，硫酸就噴出來，我們很多人給硫酸燒得肉都爛了，打紅眼了。我們想個策略，他們車一來，我們人往兩邊撤，讓過車，打後邊的人，孤立推土機。他們中計了，推土機一陷入孤立趕緊倒車，可掛錯了檔，原地打轉兒回不去。我們的人就撲上去。由於恨透了車上那個踩硫酸的人，往裡槍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後才知道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處傷。我遠處看見車上還有個司機，心知不好，衝上去抱起司機把這人救下來。這時，我的左腳叫破硫酸瓶子扎個口子，負了傷，就手把這人帶走。我要是不帶走他，他也沒命了，非給打爛了不可。

　　市奪權籌備領導小組派人來趕到現場，沒能解決。陳伯達來電話，命令我們撤人。中央通知兩派各派二十五人緊急去北京。我們大聯籌定好去二十三個，結果到時只去了五個。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邊嘛主意，吉凶莫測。那會兒，不管哪派，都鬧著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們怎麼變。到了北京，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謝富治等出來接見。我們拿耳朵仔細一聽，原來要請兩派在北京談判「制止武鬥協議」。我們回來一說，組織裡鬧開了，都爭著去。有的組織說，你們不能代表我們，非要民主選舉不可。當天又重選了二十五人，工人、幹部、教師都有，其中有我。為嘛都爭著去？我們是在野派，都怕大聯合後被甩在外邊，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談判就算掛一號。掛上一號就正規了。

　　談判剛開始，為了一句話就互相咬上了。這話是對方擬的，叫「不搶槍，不開槍」，我非要倒過來，改成「不開槍，不搶槍」。我說：「你們後邊有軍隊戳著，有槍，我們在野派沒槍，怎麼開？這話明擺著是壓我們，好像我們真要搶槍；你們開，我們就搶，除非你們不開。」我的話夠硬，他們沒話回答我。

　　市奪權籌備領導小組的副組長也挺硬，但他不講理，他說：「就這樣了……不搶槍，不開槍。」

　　我說：「你這樣，好，弟兄們，起立，走！」當時我們這邊的人「刷」地起身就走，離開北京回來了。這次就算和這位大人物結扣兒了，以後他當上市革委會主任。

　　說老實話，別看我橫，心挺虛。人家是當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個，在人家眼裡算嘛？一根小草，說踩你就踩你在腳底下。咱不過一時有點實力，硬頂著，也算狗膽包天，可不頂著馬上就垮。當然頂也不過頂眼前一時，這叫倒霉與早晚。我心裡不是不清楚，不敲鼓。

　　這次談判後，大聯合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辦。」我們一派不少人進了工代會，還有的進了市革委會。我當了常委。有人罵我往上爬，當官，還拿瓷器打比方，說我民窯的改成官窯的了。當官咱沒癮，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會底層，愈下邊愈安全；你要是到了上層，愈上邊愈安全，就這道理。哥幾個總算落個整臉，心想以後就是「議會鬥爭」了。大局面是穩住了，這比料想的強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點？它總叫你以為，當時那樣就是永遠那樣。你要真的這樣認為，錯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來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劇這就開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緊急去開會。到哪兒開，嘛會，全不告訴。到幹部俱樂部集中上車，車窗上掛簾，還囑咐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車車人，全市各級革委會頭頭們幾乎全搬來了，心想這事不小。車子一路開往北京，到北京，沒停，去昌平，隨後折頭又返回北京，進了八一子弟學校。一開會，中央文革的人全來了，總理也出席了，可江青一喊，總理就走了而且再沒回來。江青鬧著：「我有證據，你們那裡有人開黑會。」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講話」，又叫「二黑事件」。說有人在我們城市開文藝方面的黑會，要奪中央文革－－實際是江青對文藝的領導權。這事扯上我們大聯籌下邊的文藝界造反組織，這究竟是嘛會，開沒開，我們根本不知道，就給江青宣佈：「大聯籌是有嚴重錯誤的組織。」陳伯達跟手也把我們否了，扣上「反動組織」罪名。大聯籌趴蛋了。

　　返回來的路上，一個頭頭對我說：「回去後，咱怎麼跟兄弟們交待，反了吧！」

　　我說：「傻小子，不行！誰再反，可就是反紅色政權，反中央了！」

　　回來後，我們把各條塊組織的頭頭都叫來，我說：「你們說我們背叛也好，不夠意思也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兒起，大聯籌宣佈解散！」我們沒動，一張鬧事的大字報沒張貼，就散伙了，大形勢算穩住勁兒。

　　對方就奇怪了。大聯籌這麼大力量，怎麼就沒動靜呢？陳伯達也說：「××市為什麼這麼靜？××市是全國解放時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資產階級實力也相當雄厚，怎麼這麼靜？」要說也是，多少萬人聲勢浩大的大組織怎麼會說完就完，連點聲音也沒有。可我們不傻，只要一動，多少人命白搭進去了。

　　「支左」就把我們這幫頭頭弄去辦學習班，一幫呱呱叫的參謀們都上來跟我們談話，摸底。一個參謀對我說：「肯定有高人在你們後邊出主意。」

　　我說：「為什麼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聯合前，他們把我們一個組織圍在工學院內，遊行，喊口號，想挑起武鬥。我得消息後，馬上決定，不能去打。我說，他們喊口號是文鬥，咱一打，武鬥的責任就是咱的。我調人，把奪權籌備領導小組的駐地圍了，也遊行，喊口號。這一來，那邊他們圍工學院的人不打自撤。這參謀說：「老實告訴你，你們當年所有的活動，我們都有記錄。你說這一招『圍魏救趙』是誰的主意？」

　　我說：「不才，就是我。」

　　他說：「我不信，你有這能耐。」

　　我說：「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種兵法都寫在上邊呢。」

　　打這兒我才知道，他們是準備好秋後算賬的，他們還真有根，真厲害。

　　中央文革一翻臉，大聯籌完了，大小組織樹倒猢猻散，唯獨我們「電車紅旗」還沒散。第一，因為我還是工代會常委，沒倒；第二，我們廠老工人是看我長大的，信我。以前我寫東西為他們鳴不平，他們都記得。這就決定了上邊非要把我拿下來不可。沒多久，我們一派頭頭都挨整，當上市革委委員的那個人，無中生有硬給扣上「輪姦犯」捕了。工代會翻出我十年前被「勞教二年」的老賬，說我不夠資格終於拿下來了，內查外調一通搞。我呢，心裡有底，早就預備著這場清算，咱一不胡說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沒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廠幹活，一邊應付外邊來人沒完沒了的外調。上上下下我認識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觸的事太多了，誰出事都來找我查證。咱本來就是草民。在房頭上是草，掉在地上還是草。心想「文革」這段就算結了，可這次我是傻小子了。誰知道這一下不是掉在地上，是他媽徹底掉進萬丈深淵。

　　突然一天，公安局軍管來人找我，問我六○九武鬥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九側面看到的那個推土機的人怎麼死的，照實說了，他們記一記就走了。我只當沒事。轉兩天，來了三個人，說叫我去一趟。我說我去小便再走。他們居然出一個人跟在我後邊，我心裡小鼓一敲，心想不對。隨後就跟著他們出廠，進了法院，到傳達室後邊一間小屋。他們說：「我們三人是法院的預審員和公安局的偵察員，咱們一起學《老三篇》吧！」

　　我說：「《老三篇》我會背，不用學，有嘛事你們直說。」

　　他們說：「六○九的事，你還有一檔事沒說。」

　　我就給他們三個字：「沒有了。」這就僵注了。前後僵了一個禮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個地方，進去就關進一間大屋，我一看，監獄！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九的事在心裡細細翻幾遍，再沒別的事呀。還有嘛更大的事要進監獄，心想只有等他們說了。

　　夜裡一點多，進來四個人。頭次見到這位軍代表，大個子，山東口音，挺凶，進門一屁股就坐在對面；一個記錄員坐在我身邊，另外兩個在我背後溜躂著。我看不對，趕緊緊鞋帶。我練過武術，打過球，咱也得預備預備。身後那倆問我要幹嘛，我說天涼，腳冷。

　　軍代表開口就問我六○九現場的情況，我記憶力相當好，對他細細描述一番。他指一個地方，靠後門。我說我只去過前門和側門，這地方我沒去過。他再細問，我說我沒去過，自然毫無印象。他就火了，說：「你不老實，我就叫你變！」

　　我說：「怎麼變也變不出假的來。」

　　他一拍桌子，大叫：「混蛋。」

　　我一揚腦袋，也叫：「你混蛋，憑嘛罵我！」

　　後邊一個，上來照我脖梗子就是一拳。我下意識反應，屁股沒離凳子，飛起一腿，把他踢到一邊。軍代表撲上來，一把抓住我頭髮，我一發力，把他連桌子猛地推倒，我的頭髮也被揪掉一把。我想今兒沒好了，砸一個是一個，站身抓起凳子朝著跑到牆角那記錄員砸去。軍代表二次上來拿桌子別住我的腿，另兩個就勢把我按住，軍代表狠勁給我兩腳，全踢在嘴上，後一下吃上勁兒，滿嘴牙全活了，一口血。跟手一通死揍，我動不了，也不動，叫他們打，好打一陣，才停住。

　　我說：「還打嗎？」

　　軍代表說：「你行兇！」

　　我說：「咱誰先打的誰。我都不知道你姓嘛，憑嘛打你？」

　　軍代表說：「好，告訴你，我姓×，是這裡軍管會的首席代表。」

　　我說：「我也告訴你，我一沒罪，二還有公民權。你再打我，我就還手；你把我捆起來，我還能使牙咬你。」可是，我的牙都賽琴鍵一樣了。

　　轉天，他們再來，對我說的話露出點兒骨頭了：「你說的不對，你有一條人命，不是推土機上那人，那人沒你的事，我們知道，這是晚上九點多的事。」。

　　我一聽，沒影兒的事！馬上回答：「我的腳負傷了，四點多就不在現場了。我有好多人都能為我作證。」

　　軍代表說：「你不老實，銬上！」

　　我傻不嘰嘰，還以為像電影裡那樣，打前邊銬，不對。三個人把我按在地上，反銬。先把兩條胳膊反關節別向後，銬子是扁圓的，套上不能轉動手腕，然後愣掰胳膊往一塊兌。就覺得肩窩的肌肉全繃起來，生生地撕裂。銬住後，人都坐不下來。我腦門直掉汗珠子，牙打戰嗒嗒響。我說：「好呵，你們還有法嗎？我有公民權呵！」

　　軍代表不搭理我，看錶，二十分鐘，摘下，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隔一天，宣佈對我拘留，收進前監的監號。當夜十二點提審我時，軍代表說：「你今天性質變了，你是在押犯，這是法庭。告明白你，別以為你不承認就沒事。沒你口供，我們照樣判你。」

　　我火了，說：「判我只能判我無罪，要不，是你們犯法。」

　　軍代表說：「好，先叫你體會體會。」

　　打那天就餓我。我前後餓了兩年半，每天早晨一小碗稀飯，進肚子不單不管事，只起到勾起飢餓的作用。這一餓有個特別體會，原來靜坐的時候比幹活更容易覺得餓。餓得我前胸貼後心，眼瞅著肌肉往下掉。到後來拿手一拔鬍子，一掐一扯，指甲蓋來個口子。指甲還可以來回搬，彎過來彎過去，像軟螃蟹蓋兒。上台階，七八蹬就得喘一陣子，最難受是腳後跟在地面一蹲，裡頭五臟六腑往下揪。我住的監號緊挨市面。市民的各種聲音都能聽見，打窗戶還能遠遠看見我的家。媽的，這倒霉地方，換個別的朝向的監號不好嗎？天天早上，熱豆漿炸油條的味兒往裡邊飄。有人問我在監獄裡嘛滋味，我說就像躺在一個頂小的小棺材裡，棺材蓋就頂在鼻梁子上，渾身動不得，我沒罪呀，這滋味受不了，總覺得要瘋。

　　再說回來，餓我半個月後，又提審我，軍代表問：「感覺怎麼樣？」

　　我說：「你想別的招兒吧，我適應了。」

　　這話惹禍了。軍代表說：「好，拿繩子，馬上。」

　　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塊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纏幾道，再勒繩子，好叫繩子不勒出印兒來。然後使繩子把胳膊向後反煞，使勁煞到最小距離，只聽我的肌肉滋滋撕開，小血管蹦蹦扯斷，再用繩子把手腕逮住，愣煞到耳朵邊。這罪咱頭次受，一次管夠，二次還不如砍頭。這一下，我四個月緩不過勁來。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攥不成拳頭，吃飯拿不了筷子，使勺兒也總脫手，握力沒有了－－可直到這時，我還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無論如何也得挺住，活著，等著，聽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一九七○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車把我拉到原單位，進了廠裡的禮堂。進去一片漆黑，窗簾都拉嚴，不知台下會有沒有人，台前坐著軍代表和法院一幫人，兩盞長方形舞檯燈直照我的眼。看意思今兒要愣判我了。

　　他們說：「你現在交待，還有機會。」

　　我說：「我沒嘛好交待的。」

　　他們說：「好，回頭！」

　　我回頭一看，一排人站著，原來都是我組織裡的那幫弟兄；左邊站著一個給警察押著，正是我的貼身護衛，跟我關係最近。

　　法官叫他們揭發，出證。他們一說，我才明白：

　　六○九武鬥那天，晚上九點多鐘，靠後門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貼身護衛拿消防鉤子把對方－－××紡織廠一個人腦袋打開，當場致死。我又指揮他們把屍首處理，然後與他們訂立攻守同盟，誰也不准說－－就這事。

　　我才知道這笑話！這完全捏造的謊話，居然拿到這種正式的官方場合，鄭重其事說出來。我氣得肺要炸了！他們一個個揭發，我就一個個駁。

　　軍代表說：「銬上，不准你說！」只准證人揭發，不准我開口。我再一張嘴，台下忽然響起一片口號聲打倒我。原來台下坐滿人。後來打監獄裡出來才知道，那天叫去參加會的是我們公司的全體黨員，不叫群眾參加。

　　我再一琢磨，壞了！揭發我的，全是我一幫鐵哥兒們，口供又完全一樣，沒跑了，死罪，非弄死我不可了。會上給我定性－－殺人犯，我那貼身護衛也是殺人犯。我就不明白了，那貼身護衛為嘛承認這沒有的事，還揭發我，他不是自我滅亡嗎？可是這會上沒判刑期，因為他們還缺我的口供。

　　轉天一早，軍代表給我念頭天會上的記錄，叫我簽字，想拿這東西代替我口供。我問：「為什麼記錄上沒我的話？」

　　他說：「沒必要就不記。簽字吧！」

　　我拿筆在上邊寫一行字：「此案有原則出入，死不瞑目！」後邊又寫一個很大的「冤」字。

　　軍代表說：「這麼寫不行。」

　　我說：「你的語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簽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負責。」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問我：「你是不是想翻案？」

　　我說：「是。」

　　他說：「告訴你，槍斃你很簡單，現在公檢法合併在一起辦公，喝著茶就把你決定了。我還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斃你！」

　　我說：「我要留遺言。」

　　他說：「不行！」

　　我說：「你還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產黨！從小人書上看，歷代皇朝都允許罪犯留遺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將來誰給翻？」

　　他說：「這是鐵案，誰也翻不了！」居然當著我的面，把我寫了字的那記錄撕得粉碎。

　　我氣得罵他：「你他媽憑嘛撕，那是原始憑證，你還真不是共產黨！」反正我要死，嘛都豁出去了，大罵他。

　　這回，他給我砸上一副生鐵鑄的大腳鐐，據說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沒見過這種大鐐，趟不動呀。我坐在牢裡看屋頂，飯也吃不下去，又氣，又火，又冤，可沒轍。

　　同屋有個老犯人對我說：「小伙子，你別跟他們硬頂呵，他們就是要你口供。你沒有不說就是了，硬頂，沒用，白受罪。」

　　我說：「他們把我原始憑證撕了，我太難過了，死無查對呀，這不永遠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個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預審員，他問我：「你真沒有這事兒？」

　　我說：「當時我很少一個人活動，對立面整天盯著逮我，身邊總有一堆大活人保護我。那天我是四點鐘負了傷離開現場的。好幾個人都跟著我走的。可他們愣拍在我身上這事，說是九點鐘以後的事，我怎麼可能參與？可是我那幫弟兄不肯給我作證，面對面說瞎話，硬說我負傷是假的，把時間往後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掛在一起。再說，我坐車回去時，同車還有別人呢，我還在廠醫務室敷的藥。我寫了這些證人，都給他們甩了，我問，他們不回答。」

　　這人說：「你拿張紙，把事情的全過程如實寫清楚，每一段時間裡有誰能給你作證，全寫在上邊，最後再寫一句『永遠以此為證』。寫完之後別交給軍代表，就交給監獄值班的。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規矩都得登記入檔。這不就行了？記住，如果你真沒這事，千萬別亂說，否則，一害別人，二害自己。共產黨有個規矩，不管當時怎麼樣，多少年後總得複查。這一點你必須相信。」

　　還是人家幹這個的，有這方面經驗。多虧他這話，真救了我。後來一個偶然機會，我得知這份材料真的進了我的檔案。大概就因為這份材料最後沒能把我處死。宣判書上說我「在證據確鑿面前，態度極端狡猾，拒不認罪。」可能就指這材料說的。

　　判我刑時，並沒公開宣判，而是在獄裡「蔫判」。判我無期徒刑，終生監禁，打前監挪到後監執行判決。打那以後，雖然我還不認罪，卻認頭了。沒有的事也能判無期徒刑，咱嘛也不信了。不相信國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覺得從此，一條血淋淋的屍體扒在我身上，死黏著我。扯掉一層皮，也拉不下這屍體。監獄裡不是講理的地方，再頂也沒用了，我也沒有出來的一天了，一輩子活在裡邊也死在裡邊，這就得換個活法兒，我好打球，玩吧；我有能力，幫獄裡做點事情。他們也沒必要再餓我了，我該吃就吃，該喝就喝。跟死亡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著死」，到了底兒了，有嘛放不開？可我沒忘了一件事，每隔一段時間，準寫一份申訴書遞上去，申訴自己無罪，可每次申訴準駁回。他們不怕我寫，我也不怕他們駁回。監獄認為，法院不是白吃乾飯的，不能沒根據隨便判人，可是監獄的任務就一個：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頂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們乾脆不理我這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別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滿十年時，「文革」完了，我心氣兒變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願望，可我接連碰到兩次打擊，心氣又低下來。

　　頭件事，當時中央對判處長刑的犯人有所考慮。一九八○年給我改判為再坐十二年牢，《改判書》上說我「認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諷刺！我打進來那天就沒服過，硬說我「認罪伏法」。他們當初判我，現在改判我，都不根據事實，怎麼弄我都有理。我看沒嘛戲了。可是我接著又寫份申訴書遞上去，咱不申訴，就落個真的「認罪伏法」了。

　　二件事，一九八○年三月我的申訴材料再次被駁回，原話是：

　　「你的申訴材料收悉，經本院複查，根據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實，處理得當，對你的申訴，予以駁回。」

　　我的心又涼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來，那時候我坐在您面前，將近六十歲了，另一副模樣兒了！

　　可更稀奇的事還在後邊。這次駁回沒過多久，我忽然被宣佈「無罪釋放」。我講這變化－－

　　十月裡一天，法院忽然來兩個人找我，說要複查我的腳傷。就是當年在六○九事件中我的腳被扎破的傷口，問我還有沒有痕跡。

　　我說：「男人都有腳氣，總脫皮，又過了十一年，哪能還有。」

　　他們非要看，我脫下鞋給他們看，真的沒有了。我又想，他們不會憑白無故驗我腳，我的死案便透進了一線光明。我馬上說：「你們對腳傷挺有興趣，我提點旁證行嗎？我還有這隻腳當時穿的襪子，上邊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們很驚訝，說：「十多年，當時的襪子你還留著？」

　　我說，這襪子原先撂在家，後來家裡送來穿。一次打完球，獄裡有個壞小子跟我搗亂，把我一隻鞋連襪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這隻。單隻襪子沒法穿，便塞在包裡，留著縫東西時拆線用。

　　他倆像發現嘛寶貝似的，叫我快拿來，我拿來一穿，彈力襪給腳一撐，那個破洞明顯在受傷的位置。他倆馬上把位置畫下來，拿走襪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證明我腳確實受過傷，後邊打死人就沒我的事了，我有點激動，說：「問個問題行嗎？」

　　「你說。」

　　「我奇怪了，我曾經提到過一個證人，就是武鬥那天我從推土機救下來的那個司機，挺大的個子，當時他滿頭滿臉血，記不清嘛模樣。是我把他帶回廠，叫醫務室的廠醫給他上的藥。他當時面臨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當深，不會不記著我。為嘛這證人一直沒出現？」

　　法院這兩人說：「昨天我們見到他了，他說他不記得你了。」

　　我說：「不可能。」

　　他們說：「你設身處地想想，當時他什麼處境？他和你不一樣，他是俘虜，心裡恐慌，又給打懵了，不知你們會怎麼處置他呢，怎麼可能記住你？告訴你，他的話對你有利的，只有一點，就是他還記得當時給弄上一輛車，送到一個單位的醫務室上過藥。」

　　我想，也對。又問道：「我回廠時同車還有一個到我們組織來串連來的學生呢！」

　　他們笑了，說：「不是一個，是兩個。你說的那個現在新疆，我們去過了，他已經給你出證了。」

　　我再問：「我們廠還有一大幫人能給我作證，他們都死了？」

　　他們說：「你將來回去問問，他們當初都是怎麼說的吧。像你這種文化大革命案……」

　　我突然截住他的話，火了，說：「你打住！」

　　他們很奇怪，問我：「為什麼？」

　　我說：「你別說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資本家，肅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誰對誰？兩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處打，為嘛？情殺？仇殺？謀殺？雖然六○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這人究竟死了。為嘛？你問那真正的兇手，我料他準說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來，別看他偉大，叫他說，他也說不清！」

　　他倆沒話可答，只說：「你要保重身體，我們一定給你弄清楚……」就走了。

　　一聽這話，我心裡有根，案要翻了。因為那時很多「文革」期間被屈打入獄的，蹲在牢裡早絕望了，一旦宣佈無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臟猛烈地蹦蹦一跳，癱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監獄就出過很多這類事兒，後來人家有經驗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墊個底兒，好緩衝一下。

　　果然，沒過幾天，我被叫到前監。法院來人，我們廠裡也來人。法官說：「全體起立。」還對我說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後宣佈一張《裁定書》。原文是：

　　「×××因打人致死一案，經×××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決無期徒刑。經判定，×××打人致死，無實據，不能認定，撤銷原判，宣告無罪釋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臉。屋子外邊圍著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後，都喊起來：「有戲！」

　　法官對我說：「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發工資一律補發。因為國家目前財政困難，你的級別暫時還不能提，以後看機會再解決吧。記著，回單位不准找領導算賬，賬要記在『四人幫』身上。這次為複查你的事，你們單位領導幫了很大忙。有什麼思想解不開的，可以直接找我們法院來談，好吧！」

　　隨後，叫我去後監拿東西，跟廠裡人回廠，廠裡派車接我來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爛爛東西全分給大伙。這就走出憑白無故關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監獄。滋味？沒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漢子，沒罪。進來是叫他們硬弄進來的，出來是咱自己兩條腿走出去的。

　　回廠後，那幫弟兄跟我一見，我模樣大變，當初挺神氣的小伙子，如今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們都懺悔了，挺尷尬。我說：

　　「算了，我當初沒跑出來，要是跑出來，你們都別想活，現在咱恩恩怨怨全結了。」

　　往後再一細說，真不能怪他們。

　　原來把我關進監獄那天，也把他們全都弄去，使出各種招兒逼他們。監獄裡人上刑時雞哇喊叫的聲音，嚇得他們心裡發毛。軍代表還把他們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裡人跟他們哭，鬧著讓他們跟我劃清界線。他們就順桿爬了，人家怎麼引就怎麼說，最後編成那個彌天大謊才放了他們。可如果他們頂著，結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們廠的廠醫那姑娘真不錯，她當時給我治的腳傷，堅持給我出證。單位領導就把她調出醫務室，在廠裡調來調去，擠得她遠離高飛，調到北京林業部。法院最後複查我的問題時，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張當年為我出的證，說：「當時我媽媽對我說，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裡，你得說實話。我照實寫了這張證詞，可放在我這裡十年了，為嘛他們不要呢……」我幾次想找到她，當面謝她，不是謝她這個人，是謝她這顆良心。那時碰到這種事，能做到這一步的人不多。後來聽說她去澳門了。

　　我那貼身護衛是個倒霉蛋。軍代表審他時，允他了，只要照他們編的那套說，保證不判他。可宣判我時，連他一塊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倆前後被押出來，他大罵：「媽的，說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沒那回事兒。」

　　押他的警察說：「住嘴，你早幹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樣無緣無故坐了十一年監獄，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來的。

　　據說他被關進監獄以後，他父親曾經設法從醫院找到那個死者的死亡報告，並打聽到死者沒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開棺驗屍，驗驗死者頭骨是否是用消防鉤打開的，可當時不受理。「四人幫」完蛋後，××紡織廠清查「文革」問題時，又把這事情折騰出來，說六○九死的那人，是我們本廠對立面用小口徑步槍打死的，兇手在我們廠，電車公司那兩個人是冤的。但很長時間一直按著這事沒動，他們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兒。

　　後來又聽說，早在抓我之前，這個廠已經搞出眉目，但突然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來。我總琢磨這事，覺得是個陰謀，小陰謀外邊還套著一個很大的陰謀。卻又不肯信，如果真是個陰謀，咱不就純粹成了犧牲品？

　　我至死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犧牲品。不然，咱這輩子不就更沒勁了嗎？

　　※※※

　　任何人都是犧牲品－－這就是那個奇特的時代。

走出瘋狂

　　◎一九六六年　十六歲　男　E市某中學初三學生

　　⊙您知道我為什麼當逍遙派嗎－－香港電影明星夏夢的兒子－－手指頭一點點拉長－－我們是見到毛主席的紅衛兵呀－－整整燒了一夜－－一張沒有牙的血嘴－－一切都經過了－－我敢說我們活得最心安理得

　　※※※

　　我第一句話要告訴您的：我是個逍遙派！那就是任什麼組織也不參加，搞運動隨大溜兒，批鬥人時舉舉手兒；哼著語錄歌，甩著撲克牌；沒有打過人，也沒挨過打，沒轟轟烈烈地不可一世，也沒當過「落水狗」，一句話，身在「文革」中，人在「文革」外，天上活神仙，地上逍遙派！

　　您一聽我這情況，多半沒了興趣。心想我這種不沾「文革」邊的人，能有什麼深刻的東西？可是，您又會琢磨不透，我為什麼千方百計地找您，非要跟您談一談不可？嘿，我勸您可別小看逍遙派。我就問您一句話吧－－我為什麼要當逍遙派？論出身，我八輩紅；論本人歷史，我才十六歲，一身清白沒污點；一切「造反」的條件我全都具備。為什麼我偏偏躲在一邊，不聞不問，不聽不看？您會說我性情孤僻、不關心政治、缺乏熱情、膽子太小，對吧？全不是！「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我可是步行幾百里走到天安門呀，我從小最愛幹的事是捅馬蜂窩……嘿，看樣子，您有興趣聽我的話了。好，我說……

　　我當逍遙派的苗子，早在「文革」的最初幾天就出現了。「文革」開始得很快。從《人民日報》上批「李慧娘」、「三家村」等等，一陣熱風那樣火辣辣地刮進我們學校。

　　一天上課，只見校門內外站滿了同學。教學大樓從主樓到一樓，一條特大標語直垂下來，上邊只寫四個大字：暴風驟雨！每個字兒都差不多有一層樓那麼大。樓頂上還站著許多同學，揮舞著紅旗。我忽然覺得大事臨頭，心崩崩亂跳，「文革」真是在剎那間爆發了。

　　跟著是停課鬧革命、貼大字報、鬥老師。把一個個「有問題」的老師揪出來，腦袋上扣半桶漿糊，再扣上一頂紙糊的高帽子，弄到台上去鬥。這幾天既興奮，又刺激，也莊重嚴肅，慷慨激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暴烈的行動嘛！我的腦袋也有點發熱、發脹。可是在批鬥一個姓趙的同學時，卻給我相反的一擊。

　　當時，人眼都藍了，到處找階級敵人。不僅在老師中找，也在自己同學中找。這個姓趙的同學和我同年級，不同班，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個子很小，其貌不揚，臉色蒼白，肩膀只有我們半個肩膀寬，腳小得像小學生，外號叫「小拇指」。據說他是個數學天才，初二時已經能做高三的數學題了。這時忽然傳說他是香港電影明星夏夢的兒子。當時有海外親戚就是「裡通外國」，也就是「特嫌」。不知誰出的主意，用細麻繩子把他的每一根手指緊緊拴住，再把繩子從院子裡一棵大樹的樹杈搭過來，使勁拉，一下一下，把他吊上去。您想想，細細的手指頭怎麼能經得住身體的重量，眼瞅著他手指頭一點點拉長，直拉得長出來一倍，您想想，人的手指頭怎麼可能拉得這麼長？可就這麼長呀！非常非常可怕！我從來沒見過這樣可怕的手指，直到現在還清清楚楚想起那樣子，真是太奇特、太殘忍、太嚇人啦！十指連心呀！他叫得撕心裂肺！這一叫，叫得我感到恐怖，感到緊張，還感到一種內疚吧！雖然這事我一點也沒幹，我只是站在一邊看，但我想跑，躲開，就像我自己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一樣。一下子，我和「文革」有了距離。

　　※※※

　　您別以為我從此就成了逃避「文革」的逍遙派。「文革」可不是那麼容易拒絕的。那不是由於它的威力，而是它的誘惑力。「文革」真是壯麗迷人的呀！「八．一八」，見到毛主席，我又和「文革」緊緊擁抱在一起了。

　　八月十七日中午，我們班的同學小孔悄俏告訴我一個絕密的消息：毛主席要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聽到這消息，頓時滿眼發光，就像站在山頂上看見日出那感覺。小孔說這消息只能我、他、還有常大眼兒三個最要好的朋友知道，對外絕對保密。他也不說消息的來源，好像他爸爸是中央最高領導。於是我們三人決定連家裡人也不告訴，當天下午動身，步行去北京。下午三點，我們懷裡揣著一種神秘的幸福感起程了。從我們這裡到北京幾百里，明早能趕到。心想毛主席多半是上午接見。

　　我們興沖沖，緊緊走一程，截車搭乘趕一程，這樣反反覆覆從白天到黑夜，從黑夜到天明。第二天八點半趕到天安門前，一打聽才知道毛主席下午接見。我就選了天安門最西邊的華表下。在那裡直看天安門上邊沒遮沒攔，又最近，看毛主席可以看清楚些。這樣，從頭天下午直到這天中午，沒吃沒喝，趕了幾百里，也不渴不餓。那精氣神真比著了魔還厲害。

　　中午一過，大批紅衛兵和學生打著旗子來到廣場。我根本沒去注意他們，生怕錯過機會，抬眼使勁盯著天安門上邊。毛主席一出現，真是震耳欲聾，呼天喊地一般。我一時竟然把天安門上的人全看成一片，不知道怎樣才能一個個人地看清。等我一下子看到毛主席時，使勁地蹦呀跳呀喊呀叫呀，把帶來的草帽也扔飛了，眼鏡幾次差點掉在地上，真掉下來就不能再找到，因為人們已經緊緊擠成一片湧動的大海。我雖然使出平生最大的力氣叫喊，但根本聽不見自己的聲音。等到接見完畢，大家散開時，滿地都是扔下的帽子、擠掉的衣扣、女同學的鞋絆兒……人人眼裡興高采烈，臉色通紅。小孔和常大眼兒的臉都像火燒的那樣，我們彼此急著想說出滿心的興奮，但這時才知道嗓子早喊啞了，只能發出沙沙的聲音，相互握著手又蹦又跳表達心中狂喜。我們是見到毛主席的紅衛兵！第二天回到學校，立即成了同學們羨慕的對象，那可比現在的明星還奪目、還自豪、還神氣。我們好像渾身注滿自能量，第二天就走上街頭，湧入革命的洪流。

　　「八．一八」之後，紅衛兵運動火上澆油，破四舊和抄家發狂一般席捲全社會。我們聽說二十一中紅衛兵正衝擊老西開教堂，便迅速趕到，但教堂裡已經被砸得稀巴爛，多虧教堂上的大十字架沒有砸下來，我們就從臨時搭起的雲梯爬上去，教堂足有五十米高。我們一點也不怕，當我們把十字架鋸斷，推下去時，我由於用力過猛，身子向前一蹌，多虧小孔一把抓住我的腰帶，一齊猛向身後倒去，否則今天早沒我了。您猜我當時怎麼著？我一點都不怕，站起來，雙手插腰，低頭看著下邊滿街仰視我的人群，真覺得自己是個英雄。

　　砸毀這個教堂，我又帶人跑到我家門口那個尖頂的聖公惠教堂。外牆的鐵柵欄門鎖著，我就帶頭翻越鐵柵欄進去。裡邊的大門也鎖著，我就掄起消防用的太平斧，哐哐幾下，火星直濺，嘩啦一聲砸開。基督教沒有偶像，迎面牆上只有「主呵，你升天了！」幾個字，叫我們幾下就砍掉了。牆上還有個巨大的金屬的怪物，像機器，又像軍事設備。小孔說：「多半是帝國主義暗藏的大炮！」我們便一擁而上，把上邊一排火箭筒似的東西抽下來，扔在地上砸爛。現在才知道，那不過是一架管風琴罷了。

　　我們在這教堂裡最大的發現是圖書，教堂兩邊的大房裡幾乎堆滿圖書。後來聽說，這教堂是這座城市的宗教圖書資料館。可那時還管什麼資料，都是反動的宣傳品，統統搬到院裡，再弄來兩桶汽油來點火燒。書太多了，足有上萬冊，又是硬皮書，必須邊撕，邊澆油，邊焚燒。我們幾十個人整整燒了一夜，直燒到第二天中午，把馬路對面的樹都烤焦了，我們個個也是焦黃的皮膚和污黑的臉，但我們離開教堂後，並沒有回家，而是跟著參加了抄家。如果您那時看見我，怎麼也不會想到我最終會成了逍遙派。其實抄家的事我只幹了這一件，逍遙正是從這次開始的。

　　※※※

　　這家一男一女，老兩口兒，沒有孩子。我只知道男的過去在外國留學，開過水泥廠，有股份，是個剝削工人的資本家。他家住一所兩層小樓，屋裡又講究又漂亮，這就愈發引得我們冒火。按照我們當時的思想邏輯，資本家家裡愈講究，剝削勞動人民血汗愈多，就愈反動。我們在抄他家二樓時，弄出來兩箱子西洋玻璃器皿，開箱就要砸，那男人忽然大叫：「這是我當初從法國用巨資買回來，是法國皇宮裡的擺設，是寶貝，你們不能砸！」我們一聽就火了！砸不砸全由著我們的心氣兒，你還敢管！小孔上去給他一棒子（當時紅衛兵用的武器是鐵掀把和軍事操練的木槍），「啪」地打在嘴巴上，可是那聲音就像打在一個瓷器上。就看他一口血吐出來，跟著吐出很多牙來。這感覺非常可怕！這可怕的感覺就像那姓趙的同學的拉長的手指一樣。我呆住了，直到同學們招呼我去砸那些西洋器皿才清醒過來。我們把那些器皿一件件從窗戶扔出去，掉在樓下摔得粉碎。那一男一女便跪在我們身後痛哭，好像我們扔了他們的孩子。完事離開時，我和那男人目光正好相碰，他張著那沒有牙的血嘴，像臉上一個血糊糊的洞；他的目光怔怔的，沒有內容，卻很專注，好像要記住我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刷地躲開這目光，如同犯了罪那樣，趕緊下樓出門，盡快離開這家。

　　晚上回家吃飯時，奶奶忽然問我：

　　「你沒有打人吧！」

　　我嚇壞了。其實我沒打人，倒好像我真的打過人。後來才知道，奶奶今天上街買菜，看見紅衛兵遊鬥一些資本家，用銅頭皮帶抽那些人，猛一抽把一個人的眼珠子抽出來了。嚇得奶奶菜也沒買就回來了。

　　老實說，當時我並沒有多少獨立思考能力，我只是從內心、從良心、從心靈中很深很深的地方感到我無法這樣做下去，可能我天生是那種心太軟的人，怕看見別人受苦、受難、流血，流淚。我無法面對這些手無寸鐵的「革命對象」。這便不知不覺離開革命的「金光大道」，走向逍遙的一邊。八月底，紅衛兵開始到全國各地串連，去各地煽風點火，我也就趁機跑出去了。

　　從一九六六年夏天到一九六七年底，我在外邊跑了一年多，幾乎跑遍全國。東北到達黑龍江，西北到新疆烏魯木齊，南邊到廈門、廣州、桂林、南寧。這一跑，真開了眼，長了見識。開始，我每到一處，都受到歡迎。一是因為我是從北京這種大城市來的紅衛兵，二是參加過「八．一八」毛主席接見，很有點「中央特派員」的味道。我第一次到烏魯木齊時，那裡還是一潭死水，我們這些外地來的紅衛兵一下火車，就被當地軍隊接到市委招待所住起來，好吃好喝，就是不許到處亂竄，像軟禁。那裡的領導很怕學生鬧起來。我們呢，就是要把那裡的「火」點起來，可是不久，「文革」的狂潮漫及全國，等到各地也鬧開鍋，又砸又抄又打，我心裡那塊陰影又發作了。特別是一次在保定，深夜時趕上了武鬥。我所住的小旅店房間裡的槍彈亂飛，玻璃打得粉碎，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鑽到床底下去了。第二天，外邊一片死靜，扒窗戶向外一看，滿街狼藉，汽車輪胎全扎破，撒了氣，扒在地上，許多死屍倒掛在樹上，這在古代叫「暴屍」吧……「文革」的形象再不光輝奪目，它在我心裡變得模糊不清了。在陝西，為了表示對革命聖地的崇仰，我步行從西安走到延安。但到了延安與老百姓一聊，老百姓對延安反不如我知道得多。這一來，對於革命那種神聖感也變得空洞和茫然了。雖然我還沒有能力進一步思考，但腦袋已經無數次直覺地浮出問號來－－心裡的問號是事情改變的根本。

　　在外邊大串連的日子裡，我中間多次回家取衣服和應用的東西。一次，大概是十一月份吧，天有些涼了，同學們說毛主席又要接見紅衛兵，拉著我去了。毛主席總共八次接見紅衛兵，後來接見與開頭不同。最初充滿自發色彩，後來組織得嚴格了。比如這次，毛主席是乘坐一輛敞篷吉普車，從天安門前由西向東，順風而行。學生們早都在廣場上等待，被軍隊管理得很有秩序，一律坐著，毛主席的車走過時，也不准站起來。很多學生為了看得清楚一些，就全跪著看，喊叫，呼口號。我因為有前一次的經驗，搶到第一排，毛主席的吉普車走過時，離我只有兩米遠，中間只隔一個負責警衛的戰士。毛主席身材魁梧，不斷揮著他的手臂，動作很大。到我面前，正巧一扭身，換另一條胳膊揮動，使我清清楚楚看見他的臉，連他因為抽煙而燻黑的牙縫都看見了。學生們－－尤其是外地的學生們表現出極度的興奮與狂熱。接見之後，人群散去，廣場地上那些帽子、衣扣、鞋絆、鋼筆、眼鏡等等似乎更多。我還看見一個遺落的小日記本，是一位山東兗州來的紅衛兵掉的，上邊逐日和逐小時地記載著他徒步來北京接受接見的情景。一直記到剛剛毛主席將要出現時「廣場響起了宏偉的《東方紅》樂曲－－」但此時我看過這些心靈振顫的話，奇怪的是，已經毫不為其所動。因為幾個月來，一切一切我全部經過了。我激動過、神聖過、狂熱過、戰鬥過……但這一切都過去了。特別是剛才和毛主席一同接見的其他人，表情淡漠，機械地舞動著語錄本，在他們臉上絲毫讀不出戰鬥的莊嚴與神聖。陳伯達幾乎一動不動，連語錄也不揮動，他腦子裡想的是什麼呢？尤其是每當在這狂熱的時刻，我眼前總會出現那拉長的手指、滿口帶血的牙、倒掛在樹上的屍體……不知它們為什麼總像陰影一樣，使我腦袋剛剛一熱，就立即冷了下來。

　　這樣，大串連回來，紅衛兵兩派開始武鬥，相互殘害，我便徹底退了出來，甚至連旁觀者的人群也沒有我的影子。我前邊說的，我的好朋友小孔，是一派的頭頭，叫人打斷了腿，從此不能騎自行車了。我呢？反成了神仙。我愛上了釣魚，甚至嚴冬季節，也去鑿開堅冰，垂釣。現今我屢屢能在釣魚大賽中奪冠，就是那時候打的基礎，嘿，我快三十年的釣齡了。我還感受到，釣魚是一種徹底的逍遙，或者說釣魚是逍遙派的一種職業。當您眼睛牢牢盯著那個隨時可能沉下去的魚漂時，您對這世界的爭鬥是什麼感受？我可能一輩子都是逍遙派了。您呢，您也不妨拿一根魚桿，坐在池塘邊體驗一下，說不定你也想當逍遙派呢！

　　我已經說清楚我為什麼當上逍遙派了吧。再說明白點兒，就是因為我心軟，害怕相互殘害，害怕流血流淚。如果我說我這麼做是經過多麼深刻的思考，那是騙您。在那個時代，沒有幾個人能獨立思考，能像今天這麼明白。何況，那時代還充滿了誘惑！因此，只能說這是憑一種本性。也就是說「文革」的逍遙派大多數是一些心地善良的人。所以要說，「文革」的逍遙派是活得最寧靜、也是最心安理得的。您說呢？

　　※※※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人品與天性參與這場中國人被迫的自我劫難。

懺悔錄

　　◎一九六六年　十九歲　女　B市某歌舞團演員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我給他寫了一封居然沒有稱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鏡在畫報的劇照上尋找我－－六一年爸爸餓死－－他的遺言像一條鞭子－－每次謝幕都是給爸爸鞠躬－－他肯定聽見我的懺悔了

　　※※※

　　哎，作家，我問你一個問題：人為什麼不能重活一次？這是誰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準能活得沒有失誤，活得聰明而真實，活得不留下任何遺憾，但為什麼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無從彌補，愈活愈沉重，最後不是死了叫人埋進黃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壓到土裡邊去。我多想重活呀，哎，這是不是唯心主義者的自尋煩惱。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債，可以想辦法去償還，但如果你欠的是一個死人的呢？那就注定無法挽回，一輩子帶著愧疚，如同手裡攥一筆無處償還的債，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職不是撫慰人心頭的創痛嗎？你說人碰上這種苦惱該怎麼解脫？嘿，作家也沒轍了吧。有人說，因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注定人是悲劇性的，你說對嗎？既然悲劇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認了；認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恩恩怨怨全都了結，是吧……我是不是開頭就把話說糊塗了，東一鎯頭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著頭腦，自然不是！我也不知道現在心裡邊為什麼又亂起來，其實早在八寶山那次我就平靜多了。八寶山那次？對，那是給我可憐的爸爸開追悼會。

　　※※※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正在舞蹈學校上培訓班。這培訓班是國家一流的，目標是培養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賦，是。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對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裡知道他在抗日期間，曾在黨領導的一支抗日演劇隊－－桂林新中國劇社工作，積極宣傳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後，爸爸他們千辛萬苦，轉移到昆明，常常半饑半飽站在舞台上為了喚醒民眾，保家衛國……在我的記憶裡，我整天在叔叔阿姨們的懷裡，被輪換地抱來抱去，他們教我唱歌。我像隻惹人疼愛的小貓兒。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愛我的人。我說他好，就憑著所有人看爸爸時的眼神－－信賴、喜愛、尊敬，這是一種直覺；我說他最愛我，也是憑著他看我時的眼神－－疼愛、鼓勵、信賴，時時還閃出令人興奮的愛的激情。這也是一種直覺。直覺是孩子判斷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準。

　　你想想看，如果別人說我爸爸是壞蛋，我會怎麼反應？當然會堅決反對，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為什麼？因為我那時太簡單、太純潔、太天真了。我十三歲呀，老師們認為我還要小得多。我們在院子裡上課學習戲劇的「起霸」和「趟馬功」，腿繃不直，老師氣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揮舞，嚇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進嘴裡。因為我天真可愛，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資，培訓班把我當做寶貝和尖子。還常叫我去參加國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動，向外國首腦獻花。記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去中山公園遊玩，那次選了我和一個男孩子去給毛主席獻花。毛主席接過花，還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記上寫道：「今天我給毛主席獻了花，一直拉著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興。」這拿俗話說：對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這天正要派我去給來訪的金日成主席獻花，我已經打扮好，後腦勺兒上紮一個玫瑰紅帶白點的絲帶蝴蝶結，老師們都誇我漂亮，我興奮極了……我的班主任老師忽然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沉著臉對我說：「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麼事。」我問，真是晴天霹靂。我對他下面的更沒有半點準備。

　　班主任老師問我：「你知道右派是什麼嗎？反革命，敵人，壞蛋，你爸爸被劃定右派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師你是不是聽錯了。」我說，渾身直打哆嗦聲音也打顫。

　　他對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說：「老師是最愛你的。你應該聽老師的話，你爸爸原先不錯，可是他現在變了，在單位裡反對革命，他做的事是不會對你說的。為什麼？因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後就要反對他，你在電影裡不是也看過反革命嗎？他們有的人開始是革命者，後來成了叛徒，大壞蛋。懂嗎？對，你懂了。老師也不願意你爸爸變，但他變了，你就要和他劃清界限。」

　　我流著眼淚，信了，就這麼簡單，從此就和爸爸一刀兩斷。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沒見他。

　　如果是現在，我才不信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國人都是一個直眼兒的時代。許多大人都信，為了和當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劃清界限而離婚，何況我一個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勁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牽連，怕失寵，才昧著良心和爸爸一刀兩斷，應該說，開頭是絕沒有的。

　　當時我在這件事情上純潔得白壁無瑕。有一次我夢見爸爸穿著敵軍服裝，追我，還開槍打我，這就是那時我對爸爸的感覺。

　　我給爸爸寫了一封信，居然連稱呼也沒寫，我以稱他爸爸為恥辱，義正辭嚴而狠巴巴地寫上這樣幾句：

　　「你現在已經是人民的敵人了，你應該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間來，到那時我就叫你爸爸。」

　　據說爸爸收到這封信後，被送到北大荒勞改去了。可是你想，這封信對他的傷害多麼厲害！直到許久之後我才知道，反右時他的出版社總編輯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單位叫爸爸揭發總編輯，爸爸就是一聲不吭，頂牛頂了一年多，便給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個因正直而不被社會寬容的人，受盡了委屈和踐踏之後，又被我一根鐵針當胸扎進去，直插心窩，我才是殘害他的最無情、最喪盡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點也不恨我，好像他一點點也沒有受到我的傷害！他在北大荒，當聽說我參加了《魚美人》舞劇演出，還千方百計搞到一本《人民畫報》，用放大鏡從畫報的《魚美人》的劇照找到了我。聽說那是他在遙遠的邊陲貧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裡的人幾乎全都看過這張劇照，有的人還不止一次看到。這本畫報一直壓在他枕頭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災害時他在北大荒餓死，屍體從床上抬走時，那本畫報還在枕頭下壓著，紙邊都磨毛了，畫報上的劇照卻保護得完好無缺。這事是我聽媽媽說的。媽媽還說，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個月只能分到八斤糧食，得了肺炎，貧病交加，活活餓死，後來被用破蓆裹了裹，埋掉。我媽媽親自去北大荒領他的遺物。只有幾件破衣服，爛帽子，一個舊搪瓷水杯和洗臉盆，再有就是這本畫報，還有一個日記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記本上寫真實的感想，都是記事，天天的流水賬。但日記本中間卻寫了這麼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從《人民畫報》上找到了她，她更可愛了，我興奮地直哭！」這便是他留給我的遺言。

　　這遺言一行字，像一條鞭子，我重複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這年，我十五歲。我們分手兩年，一個情斷義絕，一個至愛情深，我沒給他再去過一封信，更談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己，在這兩年裡，我與他一直斷然不再有任何聯繫，難道只是因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結果？真的一點也沒有因為怕壓力、怕連累自己、怕不受組織信任與重視的私心？我不敢承認有，如果承認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責。但我可以告訴你，有……

　　自從他被打成右派，天壓下來了。所有重大外事與政治活動實際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說我十四歲就可以破格入團，從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別的夥伴們去參加重要活動演出，我一個人孤零零在院裡溜躂，深深嘗到了政治歧視的厲害。原先對我特別好的那些老師，突然變一張臉，像川劇裡的變臉；他們想盡辦法迫使我去揭發爸爸，我能揭發什麼？那些老師因為在我身上搾不出可以使他們憑功請賞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擠我……

　　但這樣就應該拋棄爸爸嗎？

　　特別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時候。世界一片暴風雪，冰天凍地，只有女兒是他唯一溫暖的依傍呀！

　　如果現在以我的死能換來爸爸的復活，我寧願馬上去死，但當時為什麼因為懼怕壓力就把他拋開？我恨「劃清界限」這四個字！這四個字像一把刀斬斷我們父女，而拿起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別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來個很大轉變。我轉向面對自己，不再是面對外部世界。

　　我開始不愛自己，懷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潰了。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練業務。因為爸爸的一個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為優秀的舞蹈家，我要拚命地幹，幹得出色，做為補贖自己的罪過！

　　「文化大革命」到來之後，我的家整個完了，媽媽和弟弟妹妹被趕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無依無靠。我前邊講了，我已經不關心外部的事，這期間面對「文革」，我非但不怕，好像什麼也不在乎了。紅衛兵說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說他是好人，巴不得他們把我打死，為父親挨揍，死去活來，良心才得安寧。特別是本團的革命派們嫉妒我的業務好，批我「自專典型」，不叫我加入「樣板團」。那時除去樣板戲根本沒有別的演出，我幾乎失業了；我卻堅持練功，如果我垮下來，父親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堅持練功，晚上躺在床上還練腹肌；乘坐電車時我從來不坐，藉著車子晃動好練身體的穩定性……

　　「文化大革命」對整個社會的空前摧殘，對人大面積的迫害，使我的頭腦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諒自己曾經的罪過。這期間，雖然我在社會上沉默、冷靜、很堅強，但回到家裡就軟弱下來。我想爸爸，而且這種思念與日懼增，只要串門來的人談到右派、北大荒、勞改、批判鬥爭，雖然沒有觸及到爸爸，我也哭，嗚嗚的，哭起來就止不住。哭到最後，只覺得人空了，拿什麼也填補不上。

　　一九七五年廣州交易會找到我們團，要求派演員去給外賓跳舞。因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還說屬於「給出路政策」，當然必需「控制使用」。我想這可到了給爸爸爭口氣的時候了。我跳「紅綢舞」，場場滿堂彩。每次謝幕，我面對著熱情沸騰的台下，卻像對著漆黑冰冷的陰間，面朝著遙遠而不可及的父親，對他深深鞠躬。心裡默默對他說：我想他、愛他、請求他諒解，我感到終於有機會、有辦法來贖罪了。可是，這股勁憋得太久，一發而不可收拾，興奮，激動，拚命跳，忘乎所以，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了，突發心跳過速，常常跳得一分鐘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幾個月躺在床上，人也脫相了。醫生說不能再幹跳舞這行，這怎麼行？我一邊養病，一邊偷偷做簡單練功，還默默請求父親保佑我，讓我站起來，回到舞台上，給我贖罪的機會，這罪還像一塊大石板壓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案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歲，風華正茂，在我印象中他總是那種精力旺盛的樣子，但一九七九年如果他依舊在世，也不過六十剛過，相信他那種對生活、對人的熱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最好的歲月，他卻在地下一動不動長眠，想起來真是悽苦極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發起，為他開追悼會，靈堂設在八寶山公墓。主辦追悼會的人叫我寫一份悼詞。我心裡有許多話要說，答應了。拿起筆來，百感交集，悲憤交加，激情奔湧，要報復，要發洩，要控訴，但在靈堂裡念起這悼詞時我卻出奇的冷靜。沒想到參加追悼會有這麼多人，黑壓壓把靈堂站滿，不少是

　　文化出版界名人，他們聽著我一字一句地唸：

　　「親愛的爸爸－－」

　　我終於叫他了，壓在心裡整整二十年的聲音，終於在大庭廣眾堂堂正正、驕傲自豪地呼叫出來了。然而，我居然沒有激動，而是異常平靜地念道：

　　「今天，我站在這裡，既沒有痛苦，也沒有高興，我只有一種怨恨！

　　「我恨我們太軟弱了。軟弱使我們屈從於外界的壓力。軟弱使我們在您最痛苦的時候，不敢去安慰您，不敢去愛您。軟弱使我們只能瞧著命運把您一個人拋給了苦難。

　　「我恨我們太無知了。無知使良心遭受欺騙。我至今不能原諒我自己，為什麼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責為人民敵人的謊言。爸爸，您還記得那時我給您寫過的信嗎？那信的開頭沒有稱呼。我寫道：『因為你是人民的敵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雖然當時您肯定非常痛苦，但還是用放大鏡困難地在《人民畫報》『魚美人』舞劇劇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爸，親爸爸，我知道您不會怪罪一個十三歲的無知的女兒，可是隨著時間的增長，我越來越痛心，越來越不能原諒我自己給爸爸心靈所壓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愛』本身就是一齣人間的悲劇，能把純潔的愛變化成無知的恨，這種愛與恨的顛倒是殘忍的。爸爸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靈魂的，但我覺得像爸爸這樣一個一生正直、熱誠、善良的人應當有靈魂。他也不應當被人們忘記。他那孤苦的靈魂應當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這麼多熟悉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經過他們的努力能夠在北京的八寶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嗎？爸爸，我愛您，想您呀……您聽見了嗎？您肯定是聽見了！爸爸，您安息吧。」

　　我在整個念悼詞的過程中，四周安靜極了，安靜得聽得見每一個輕微的抽泣，抑制不住的嗚咽。我自己卻沒有哭，真的，我聽見自己異常清晰的口齒，把每一個字送到靈堂又寬又大的空間裡。我甚至聽得見自己轉換句子時換氣的呼吸聲。我感覺好像身在天堂裡，在神靈光輝的照耀下，對著爸爸講這番話的。我感到他巨大、溫暖和寬厚的存在。並感到他真的原諒了我！一切恢復如初！這一剎那，我彷彿被自己淨化了，被大徹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誠，被全心傾心的愛，把自己從無邊的苦海裡拯救出來，向上飛騰，飛進一片光明透徹、一塵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來頭一次這樣輕鬆、自由和舒服呀！

　　從這以後，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為我就此解脫了嗎？那就錯了！開頭我對你說過，如果欠著活人的債很好辦，但我欠的終究是早逝的爸爸。我總琢磨他臨死時候是一種什麼感覺？最疼愛的女兒與他「劃清界限」，他怎麼會不感到親離的疼痛與人世的悲涼？每每想到這裡，那悔恨的陰影又把我遮蓋起來。這也許是永生永世難以解脫的了。

　　中國人的宗教不講懺悔。沒有懺悔，人會活得愈來愈狠，或愈來愈累。對於有心靈生活的人講，沒有懺悔就無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懺悔室。每逢此時，我就躲進我幽黯的懺悔室裡，與自己喃喃對話。

　　哎，作家，我對人生有這樣一個理解：人生有一萬條路，但每個人只能走一條。如果你選錯了，即使後來知過改過，曾經的過失也無法彌補。－－當然，任何事物都不會是單純積極或消極的。殘酷的人生與社會教給我的是：永遠再不要單純，永遠再不要做違心的事。寧肯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價，也不要為違心付出悲慘的代價。

　　這是我從八寶山爸爸靈堂走出來後，悟到的幾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

　　懺悔可以使人擺脫魔鬼。

◇【附錄一：非「文革」經歷者的「文革」概念】

　　今年五月間，我對幾十名非「文革」經歷者－－也就是一九七六年以後出生、根本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一代－－進行採訪，詢問他們對「文革」的印象及其由來，以及每個人的看法。年紀最小的為十二歲，最長的為二十歲。一律照實記錄，摘其要點，公佈若干。讀者從中可以看到新一代人對「文革」的瞭解程度和認識狀況，也能窺見當代青少年價值觀念之一斑。

　　排列按採訪先後為順序。

　　※※※

　　◎方××（一九七六年出生，二十歲，男，大學二年級學生）

　　我喜歡歷史，注意過「文革」的事。

　　「文革」對於我們連記憶也沒有，所以只有理智地去想，沒有任何感情的東西。沒有恨和愛，只有好和不好。對「文革」，我個人認為它還是有積極的東西。如果「文革」不是那麼凶，那麼混亂，走向極端，左的東西也很難失去統治地位。改革正好揀了「文革」的便宜。「文革」對中國歷史還是有功的。當然這不是「文革」本來的意思。目的和結果正好相反。

　　※※※

　　◎皮××（一九七八年出生，十八歲，女，高中三年級學生）

　　我不願意瞭解「文革」，我一聽爸爸媽媽說「文革」就煩。我對他們說：我知道你們苦過，但那是哪輩子的事了！你們生活在現在，也不是生活在過去。你們是不是想得到我的同情，我同情你們呀，可同情又管什麼用？難道是怕「文革」再找你們來？你們到大街上轉一轉，看看「文革」在哪兒？哪兒還有一個紅衛兵，還有一張大字報？到處都是私人買賣，還能把他們都當做資本家批鬥嗎？我爸爸媽媽聽了直搖頭，說我不懂，我說他們有「恐『文革』症」。

　　※※※

　　◎趙××（一九七七年出生，十九歲，男，工人）

　　中國不會再發生「文革」。現在的人市場觀念特重，為了錢人心都散了，誰也甭想把人們再號召起來，除非用錢才能把人吸引住。「文革」倒是注重精神。聽說那時上上下下為了什麼事，都感動得流淚，特真誠，真棒！如果說這些人為了私慾互相殘害，我看不可能。還有就是樣板戲，比老京劇好看，也蠻感動人。如果說「徹底否定『文革』」，我看樣板戲首先就不能否定。

　　※※※

　　◎張×（一九七七年出生，十九歲，男，大學一年級學生）

　　我對政治興趣本來就不大，對「文革」更不關心，那都是上輩子的事了。我的「文革」印象大多是聽長輩說的。「文革」對他們有很深的影響，對我們卻沒什麼影響，跟我們的生活更沒有絲毫關係。如果叫我回到「文革」，我不反對，甚至很有興趣。一是我不覺得「文革」怎麼可怕，二是可能會感覺很新鮮，我想切身感受一下。是的，我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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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一九八四年出生，十二歲，女，小學五年級學生）

　　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一個大壞蛋打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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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一九七六年出生，二十歲，男，出租汽車司機）

　　「文革」咱沒見過，但比現在強！現在的人要多壞有多壞！您是工薪階層，沒錢去歌舞廳對吧！那兒，狂啦！天上飛的、草裡蹦的、河裡游的，有嘛吃嘛！就一樣東西不吃－－屎！那些三陪小姐，一晚上到好幾家歌舞廳去趕場，我當然知道她們了，我拿車拉她們呀！她們就在我車裡掏出小鏡子抹口紅。一晚上賺的錢比您半年賺得多，信嗎？都是那些大款拿票子砍給她們的。您說「文革」能叫他們這麼狂？您說嘛？問我賺多少？一天一百塊。您說嘛？「文革」時也算資本主義也得挨鬥？那就鬥唄！反正得先鬥那些款爺們！只要鬥他們就行，先殺殺他們的狂勁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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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一九七九年出生，十七歲，女，高中二年級學生）

　　目前，我們的歷史課正講「文革」，課本內容不具體，根本無法理解「文革」，我沒興趣，能應付考試就行了。聽媽媽說，「文革」時社會很亂，好人遭陷害。我想，毛主席也沒能力了，不然他怎麼會管不了「四人幫」呢？媽媽還說，那時工人不上班，學生不上課，我想，「文革」也不錯，不用再上課了，熱熱鬧鬧，批鬥老師，多有意思！我們同學還說呢，怎麼不「文化大革命」呢，那就不考試了。我聽人說，「文革」把中國的發展推遲了一個世紀。我也不知這話是真是假，一個世紀是怎麼算出來的？沒法核對。

　　※※※

　　◎馬×（一九七九年出生，十七歲，女，高中二年級學生）

　　「文革」給我的感覺是：很神秘又很複雜，有點恐怖又有點可笑。聽說有人把毛主席像章做得和盤子一般大，不能戴，只能用鐵絲掛在脖子上，這些人不是瘋子嗎？還有，我爸爸說他去北京見毛主席，是騎自行車去的，他怎麼會這麼傻呢？如果是我，見誰也不會騎自行車去呀－－這叫我真是不能理解。是不是有點不正常，變態？我想多瞭解「文革」，不知從哪裡去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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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一九八○年出生，十六歲，女，初中三年級學生）

　　「文革」時我爸爸才十歲。我的印象多半是從電視劇裡看到的。比如《年輪》、《孽債》等。我覺得「文革」很可笑，又可氣。穿衣服補丁愈多愈革命，人有知識就挨鬥。我想將來再也不會發生「文革」了。誰也不能一聲令下，大伙就幹。我們得動腦子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應該這麼做，如果我不同意，還會反抗呢！

　　※※※

　　◎常××（一九八三年出生，十三歲，女，初中三年級學生）

　　我對「文革」太朦朧。我爸爸在內蒙做過知青，但他從來不談那時的事。課本上沒有這些內容，同學們也很少談到「文革」，大家都不清楚，跟我們也毫無關係。只有一次，奶奶說，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頭髮被人剪了，就戴了一頂帽子把禿頭遮住，爸爸問她怎麼回事，她不肯說；爸爸叫她摘去帽子，她就哭了。我對「文革」有點怕。就這些。

　　※※※

　　◎何××（一九七七年出生，十九歲，女，大學一年級學生）

　　那個時代有激情，人都很真誠，非常迷人！我想像不出「文革」具體是什麼樣子，是不是有點像「五四」運動？那時也遊行、演講、鬥爭，也分兩派，也打人，但那是一種為了信仰的戰鬥呀！我喜歡這種生活，哪怕這真誠被欺騙了也心甘情願，因為我是真的。現在無法生活得那樣富於激情了。

　　※※※

　　◎劉××（一九八○年出生，十六歲，男，高中一年級學生）

　　我知道「文革」壞，我聽家長講的。但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不反抗？我對爸爸說，他們憑什麼拿你東西，憑什麼打你，你為什麼不打他呢？要是我就和他們拼了。如果再有「文革」我才不怕呢，我也「打砸搶」，把害我們家的人都收拾了。

　　※※※

　　◎林×（一九八四年出生。十二歲，女，小學五年級學生）

　　我不知道「文革」是哪一年的事。我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文革」時打人我知道，是為了建設新中國吧，打的是日本鬼子吧－－不，是蔣介石反動派！我聽說過「四人幫」，有毛主席的媳婦，還有林彪，別的就不知道了。

　　※※※

　　◎田××（一九七九年出生，十七歲，男，高中二年級學生）

　　都說「文革」搞個人崇拜不好，我看挺不錯。一句話那麼多人響應，人心齊，能幹大事情。現在缺的正是這種精神支柱，很少有人再說起民族國家這類高尚的話。據說「文革」時幹活拚命，下班自願不回家，現在太看重錢了。可是我弄不懂，為什麼對「文革」好像有點迴避呢？考歷史時，老師說：「不考這塊，甭準備了。」這塊就是課本上「文革」的內容。家裡的爺爺奶奶也常囑咐我們對「文革」這些事：「千萬少說！」

　　※※※

　　◎郭××（一九七七年出生，十九歲，職工）

　　你設想一下，假如把「文革」從歷史上去掉，那麼「文革」前的社會和「文革」後的改革時代能連在一起嗎？這就說明了「文革」的重要。不要輕易否定一段歷史。我沒看見過「文革」，但現在人人都說那時候沒有吸毒和嫖娼，是嗎？所以說，歷史不是一加一等於二，也不是二減一等於一。「文革」中有好東西，甚至有很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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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一九七八年出生，十八歲，職校學生）

　　「文革」的問題是政治關係超過一切關係，現在的問題是金錢關係超過一切關係；「文革」幹活不計報酬，現在是不給報酬不幹活；「文革」是「一句頂一萬句」，現在是誰說了也不算。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從「文革」和現在各取一半，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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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一九七九年出生，十七歲，男，高中二年級學生）

　　我對「文革」的印象主要是從爸爸身上得到的。他在「文革」中戴了好些頂「帽子」，可能由於他是知識分子。我覺得他雖然不幸，但不像英雄落難時那麼崇高，他似乎很委屈、很窩囊。他偶而談到「文革」，總是歎長氣，我也沒辦法。我認為任何時代，都不能叫人委屈，叫人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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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一九七七年出生，十九歲，男，職員）

　　每個人對「文革」的說法都不一樣，給我的印象很亂。有人說「文革」時生活很苦，大學畢業工資才五十多塊錢，但又有人說那時的物價低，一斤肉不到一塊錢；有人說「文革」時隨便打人，社會混亂，也有人說那時官員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說毛主席犯了錯誤，可還有人說毛主席偉大，一聲令下，全國聞風而動。我也不知誰說的對，形不成一個完整的樣子。我曾經把這些話對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說過，他說這些話全對，我聽了就更糊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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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九七八年出生，二十歲，女，打工妹）

　　在農村聽人說過「文革」，不多。莊稼人對政治沒興趣，沒心思打聽，不礙吃喝就行了。「文革」好像是反「左」吧！別的就不知道了，知道了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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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一九七七年出生，十九歲，女，農民）

　　「文革」就是鬥壞人、鬥地主唄！不過老地主們早死光了。現時下，人們有的做買賣，有的還僱人幹活，不也成了地主！「文革」還革誰？以後大伙都有了錢，誰還會鬧那種事。愈窮才愈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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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一九七六年出生，二十歲，女，大專二年級學生）

　　長輩很少和我們談「文革」，大概沒有共同經歷，也沒有共同語言。對於「文革」，我認為毛主席的初衷是好的，他讓知識分子下鄉，想支援文化落後地區，但適得其反，耽誤了很多人才。那時候，青年學生一腔熱血，到祖國第一線，奮不顧身，這樣做對國家好，可是失去了自我價值。「文革」對我們一代的影響是間接的，但還能感覺得到，比如人際關係複雜、相互不信任等等，這和「文革」時候相互揭發和誹謗有關。我認為「文革」壞處多於好處，我為自己生在現在感到慶幸。

◇【附錄二：關於馮驥才先生談《一百個人的十年》文學工程的採訪錄】

　　採訪者：（瑞士）DietrichTschanz

　　時間：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

　　方式：國際電話，後經馮驥才本人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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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我在一九八六年就注意到您這一文學工程並翻譯了在《十月》雜誌發表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前記》。去年為寫這方面的評論文章，開始搜集相關材料，在收集過程中我面臨不少問題，所以才冒昧與您聯繫，盼能得到幫助。我的論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將介紹您寫作這部作品的動機、原創思想、寫作與出版過程、以及所使用的手法，還有您這部作品與其他小說創作之間的思想和藝術的聯繫。第二部分將對您這部作品進行評價，因而就要弄清您這部作品究竟屬於文學還是歷史範疇？紀實文學的實質是什麼？它和當今流行的法制文學那種聳人聽聞的方式有哪些不同？還有相關的一切問題，希望得到您盡可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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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據我所知，您在開始進行這一文學工程時，曾在報紙上刊載了徵詢個人的「文革」經歷的啟事。這啟事的具體內容是什麼？能否告訴我您出於哪些想法而提出這些內容？還有，這一啟事是在哪些報紙登載的？您最初的採寫工作好像局限在天津範圍內，不久後便擴展到全國，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改變？

　　答：這啟事最先登載在天津的《今晚報》上，後來經中國新聞社轉發，全國大小報紙爭相轉載。當時，「文革」過去不過十年，人們的創痛未癒，苦楚無告，自然反應熱烈。啟事的內容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我要為「文革」受難者記載他們心靈的歷程；二是我只採訪普通的老百姓，拒絕名人和有地位的人；三是我將在文章隱去他們的姓名及有關的具體的地名和人名，並保證不向外界洩露。我提出這樣的內容，主要因為任何時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經歷，才是這時代真正的經歷。但歷史總是偏愛名人；那些名人和有地位的人總有人為他們訴冤道苦，樹碑立傳，所以我要面對那些默默無聞的百姓和忍氣吞聲的芸芸眾生。其次，是我偏重心靈的揭示。心靈的體驗才是最深刻的經歷。我是作家，必然更注重人的心靈承受。再有，便是要為那些被採訪者保密，因為「文革」時代雖然過去，人卻還在，恩怨未了，我必須保證被採訪者的安全。看來，我上面的這些想法非常切合實際，因而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從那時至今，單是來信要求與我談話的，大約有四千封。我家裡實在放不了這麼多信。絕大部分被我處理掉了。這樣做，也是為了我在「啟事」中關於嚴守秘密的承諾，因為有些信涉及的內容是根本不能寫的。

　　這一工作開始在天津。因為我住在天津，工作起來比較便利。很快擴展到外地。我在一開始構思這個文學工程時，就把視野放在全國，「文化大革命」覆蓋了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幾乎沒有一個人逃逸在它的災難之外。正像大海使海裡的一切都變成鹹的。我必須從全國範圍裡尋找最深刻、最具典型性、相互不重複的範例，才能真正表現這一空前災難的廣度與深度。

　　問：您如何進行採訪？在您的家還是被採訪者的家？採訪時有第三者在場嗎？對於您所獲得的資料，是否加以核實？還是您和被採訪者之間有一種相互信任的默契？

　　答：關於採訪的地點，都是請被採訪者選擇。比如他的話私秘性太強，在家中不方便，就到我家裡來，或者另選地方。在外地，便常常是在我下榻的旅店進行，因為這種採訪是一種絕對信賴和真誠的交談。被採訪者大多是急渴渴找到我，把我作為一個知心，將難以壓制的心裡話傾瀉出來。這樣，我和他，都不喜歡第三者。第三者在感覺上是種障礙，或者是一種破壞。只是我們兩個人，在採訪中便可以自然而然，全心投入，常常談得或喜或悲，一同激動。我不是為了寫作品從被採訪者身上謀取材料，我只是給一種神聖的責任驅動著，即為人民代言。

　　一般來講，採訪後，我不去做任何核實。核實便會暴露被採訪者。這些被採訪者都是千方百計主動來找我，帶著滿肚子的話，談話時淌著淚水，他們把一些對親人都隱瞞的私秘也向我吐露－－真實是無須驗證的。再說，他們知道，這東西不是替他伸冤，上邊也沒有他們的真姓名，誰也不知道他是誰，即使那些被譴責的人也不可能發現是自己，有什麼必要說假話？我每次採訪之前，都要向被採訪者說明我為什麼寫這本書。我要對他們講，這本書不是為了我，也不僅僅是為了你們，而是為了一代受難的中國人；我要把這一切告訴後代，使他們永不重複我們的苦難。每當我講到這裡他們都很感動。我必須把我的責任變成他們的責任時，才能獲得那種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問：在採訪中您會問哪些問題？能談談您採訪的方式嗎？

　　答：我先請他敞開來隨便說。這最重要，如果把他們當做一種解答者，他們不但受到束縛，也會失去訴說的情緒。採訪是我走進被採訪者的世界，而不是被採訪者走進我的範圍。所以，我的問話方式是順著他們的情緒。一般要問以下幾方面問題，一，經歷和事件；二，被採訪者在事件中的真實感受；三，被採訪者現在回過頭去，對自己十年經歷的認識。我的問題大致如此。

　　關於採訪過程和方式，一般說來，如果有人找我，說他有話對我說。我要先與他簡單談談，聽聽他這要求的強烈程度，大致的內容，如果他一開始就叫我感動了，而且很獨特，那就會把他定為採訪的對象，約他再談。如果有人從外地寫信來要談，我便給他回一封信，問他談哪些東西，如果他回信的價值不大，我便不再找他；若相反，我會設法和他見面。我在採訪時，採取錄音與筆錄兼用的方式。筆錄記重點，錄音則錄全部，包括語氣與聲音感覺，這樣有助於文字整理時更接近被採訪者本人。我這部書，是被採訪者的主述史。真實高於一切，我不能叫「文革」在我的書裡「變形」，那樣這部書就會失去它真正的價值。

　　採訪之後，我都是緊跟著做整理工作。整理工作分為兩個程序，第一個程序是先戴上耳機聽錄音，將錄音最關鍵的內容記在紙上；第二個程序是以這個內容為根本，參照採訪時的筆錄，運用文學手段，進行寫作。第二個程序不一定馬上就做。

　　問：您對一個人的採訪通常是幾次？

　　答：一般是一次，時間差不多從半天到一天。有時需要第二天，或是由於內容太多，或是出於寫作考慮，比如細節不夠。

　　問：您能不能講一講《我到底有沒有罪？》的採訪情況？

　　答：哎喲！這實在是一次太殘酷的採訪。她先約我談，見面又拒絕和我談。她流下淚，哭出聲音。採訪是在她單位一間空屋裡，這是她自己挑選的地方。由於我自己也是一個「文革」的受難者，很懂得她的心情。我說今天先不談吧，或者以後再說。但她又非拉住我談不可。這種深切的靈魂的痛苦與折磨，至今打動著我。採訪後的第二天，她的先生打電話告訴我，她血壓高躺在床上。她為此病了整整一個月。這就是她所說的「回憶一次等於脫層皮呀」。從這次以後，一位老婦人約我談話時，也是沒有談話就慟泣不已，我便堅持不對她採訪了。對於被採訪者，這種交談等於叫他們集中地、重新地經歷一次十年災難，真是太殘酷！此後，對於年老體弱者，我一律拒絕採訪了。

　　問：您在《一百個人的十年．日文版序》中說：「最使我感到為難的是，一些人口述他們的經歷時，那語氣與神情常常使我潸然淚下，可是由於口述者未能提供生動獨特的細節，落到文字就會空泛，而最終不得不割愛刪除。我必須擴大採訪量，用不斷篩選的方式從大量被採訪者中，找出一個具有代表性、內涵深刻又相互區別的故事，同時加以文學的眼光審視而取之。這是一項文學工程。」您能否告訴我，您所選擇的標準是什麼？

　　答：我大量的採訪是沒有選進來的。有的因為被採訪者不善於講述自己的經歷，缺乏表達力，只有強烈的情感，具體細節卻講不出來；有的因為內容相互雷同，只是受苦受難，深層的東西不多。在這部書裡我至少要選幾十個人的口述，涉及的人物要一、二百人。我把他們作為「文革」一代人的代表。按照十億中國人平均，每個人至少應該代表一千萬人，因此，相互就絕對不能雷同。有一篇雷同的，他的代表性就減少百分之一，書的份量與覆蓋性也減少百分之一。避免雷同，就需要三方面，即事件、人物和內涵全是獨特的。最關鍵是內涵的獨特與深刻。這便是我選擇故事的標準。

　　大災難都會對社會現象做出千奇百怪的創造。如果我只注意事件表面的離奇、殘酷和聳人聽聞，最多它只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失去了嚴肅的思考與啟迪價值。我最怕後人對前輩的苦難，抱著一種尋奇探秘的態度。然而，文學要立住，關鍵是還要看人物是否能立住。所以我非常注意採訪對象是否有獨立的思考、獨有的事件和獨自的經驗，還有－－獨特的細節。沒有生動而獨特的細節，人物就不可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那麼這些採訪就會像一個人的日記一樣，沒有閱讀意義了。

　　問：這麼說，您選擇故事是文學家的，而不是歷史家的？

　　答：應該說具有多重含義。一是歷史的，它是歷史記錄，客觀、忠實的歷史觀是這部書的寫作原則；二是社會學的，「文革」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政治事件，包含著極豐富的社會學內容。我一直認為像《一百個人的十年》更適合社會學家來做，因此，我十分注意從被採訪者口中調動出社會學內容，寫入這些故事；三是文學的，我是作家，我離不開作家的眼光和作家的立場。但這不是小說，是「紀實文學」。

　　問：您心目中的「紀實文學」的定義究竟是什麼？您怎麼看紀實文學與小說創作的關係？李健軍先生在《醒悟者的憂患和叮嚀》裡將這部書稱為小說，您是否同意這種說法？您這部作品究竟屬於哪種性質？

　　答：我想，應該要弄清新聞報導、紀實文學和小說創作三者的區別。首先是新聞報導和紀實文學的關係，儘管它們都離不開真人真事，都必須忠於客觀事實，都需要使用採訪的方式，但採訪後，一是報導出去，一是記載下來。前者不是文學，絕對是不允許虛構；後者屬於文學，允許虛構。我們再把紀實文學與小說創作進行比較，紀實文學來源於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實寫作的，小說是靠想像寫作的；小說可以任意虛構，百分之百不受約束和限制地虛構，但紀實文學只能是「有限的虛構」。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說，但不是小說，「紀實小說」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這裡所說的「有限的虛構」，是指在不改變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條件下，為了充實、深化、強化事件與人物，可以虛構，包括虛構的場景、非主要情節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細節等等。

　　虛構是純主觀的行為。因此－－

　　小說任其主觀；

　　新聞禁絕主觀；

　　紀實文學不能放縱主觀而歪曲客觀。

　　我這部《一百個人的十年》不同於一般紀實文學。由於我把事物原始狀態的真實看得至高無上，因此在寫作中必須將這「有限的虛構」縮到最小。我連配角人物、環境、場景和非主要情節也不去虛構。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採訪者的身上。我盡量讓他們多講，從中選擇最有表現力、最生動、最獨特的情節和細節。比如《說不清楚》中那個餓死的犯人貼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單，再比如《苦難意識流》中用吃蒼蠅的辦法自殺，都是被採訪者真實的經歷。我用文學家的眼光來挑選細節，而不是作家的想像去虛構事件。我相信有時生活本身的震撼力無比強大，特別是在這種大災難的年代。我把採訪過程作為一種文學構思過程。比如我在採訪《沒有情節的人》的主人公，他說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變成一個「消失」的人，才平安地活下來。我問他用什麼辦法使自己消失，他說他把自己變成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影子，沒有朋友，沒有性格，沒有脾氣，沒有實體。我覺得這些細節還不夠精采，使拚命追問，他終於說出一個細節，說他那時盡量不去看別人的眼睛－－因為只有你看別人的眼睛，別人才會把你記住。這個細節連巴爾扎克和福克納也沒有想到過。我便是這樣，用真實的材料塑造真實的人物，用被採訪者口述的細節去充實他那個形象；就像修復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須是那個時代原有的。這樣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態。同時也具備了文學性。

　　其次，是我十分注重對每一個故事內涵的開掘。在採訪中，我特別注意這個故事深層的獨特性在哪裡。比如在《走出瘋狂》的採訪中，被採訪人的第一句話是「我是一個逍遙派！」我馬上就抓住這個故事的獨特性－－一個逍遙派的典型。這是「文革」中相當廣泛的一類人，他們對「文革」抱著獨特的態度。儘管被採訪者更有興趣談他做紅衛兵時幾次被毛主席接見的情景，但我著力誘使他講出由狂熱的革命派走向冷漠逍遙派的內心軌跡，探究人本的根由。我把採訪過程作為文學化的過程。

　　依我來看，紀實文學就是把真人真事文學化。紀是採訪和寫作，實是真人真事，文學就是文學化。我給自己在本書的寫作中提出一個嚴格的要求，即盡量從被採訪者口中調動材料，用以再造故事本身。因此，我才堅信這部作品所記錄的歷史的真實與心靈的真實。故事來源於嚴酷的真實，我則要做到真實得嚴酷。

　　問：請談談你的工作程序好嗎？

　　答：好。由於這部書採用「口述實錄」的文字方式。全部過程的程序如下：

　　一、採訪

　　二、整理錄音

　　三、寫作

　　關於採訪的方式，前面談過了。主要是從來信與初步交談中發現獨特性的事例，並在採訪中把這種獨特作為「刨根問底」的目標。這裡就不重複了。

　　關於整理錄音。是把錄音帶上的內容原封不動地搬到紙上，先不管寫作時有用沒用，只是重複的內容不照錄罷了。

　　關於寫作。我要比較詳細地談談：

　　首先是研究錄音。即從整理出來的文字上尋找要點。這要點包括：（一）敘述者的基本觀點；（二）敘述者十年間思想變化的脈絡；（三）敘述者個人的性格；（四）能表現故事與人物獨特性的細節；（五）敘述邏輯與語言特徵。

　　確定要點後，就基本確定了整個故事的重點和寫法，寫什麼和不寫什麼也就規定清楚了。

　　下一步是剪裁。我在寫作中，對原素材（即敘述者的自述內容）基本上是用減法，而不是加法。刪去不必要的內容，以形成我所需要的那樣，這就像園丁們修剪樹木那樣。我對這樣的做法之所以有把握，是因為在採訪時已經照自己的需要提問和「刨根問底」了。紀實文學的寫作是從採訪開始。然而，刪除後的內容支離破碎，必須重新銜接和組織。這銜接是依照敘述者的精神方式，而不是依照簡單的時間順序。這精神方式，包括敘述者的思想脈絡、性格特徵、以及敘述時的心理情緒等等。比如《苦難意識流》，我抓住敘述者在敘述過程中雜亂無章顛三倒四的特點，去表現他當時充滿矛盾的心緒和那時代的無序與荒唐。所以，剪裁就是要打亂原來的順序，重新組織；這組織是一種藝術，好比電影蒙太奇一樣。紀實文學對素材的剪裁實際上是一種結構方式，以求得文本的藝術與藝術的文本。

　　最後是文字。由於我採用口述者「第一人稱」的方式，人物的性格、心理、情緒，便全要由敘述語言表達出來。這對語言就提出一種嚴格的要求，即把敘述語言作為人物語言，就如同一般小說中人物的對話語言。這就必須強調敘述的節奏、邏輯、速度，以及前面提到的特殊的習慣用語、口頭禪、語言的地域性與教育程度等等。將敘述者的語言方式變成一種獨特的文本。這樣才能準確地表達一個人，也就能準確地把握一個人物了。

　　在這之中，也就是寫作過程中，我還要不斷反覆地聽錄音，感受敘述者。我認為，表達出一個人的感覺，也就表現出一個人的生命。

　　問：一九九一年中國大陸版《一百個人的十年》附言中，你提到幾位幫助者的名字，能否告訴我他們對此書的貢獻？

　　答：我自開始這一工作以來，有許多自願者給予幫助，在我曾提到的一些人中，有的千里迢迢從遠方自費跑到天津找我，把他的故事講給我；有的幫助我整理錄音，有的則是我此書的編輯。我對他們十分感激。這因為他們完全理解我寫這本書的初衷與意義，他們把對我的幫助視為一種責任，我則把他們視為真正的知己。

　　問：請問《一百個人的十年》與您其他小說創作在思想與藝術上有什麼關聯？

　　答：我的小說題材和樣式較多。它主要與我「文革」題材的小說關聯較大。我的早期作品如《啊》、《雕花煙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等屬於傷痕時期文學，大多是寫「文革」的，這與德國二戰後「廢墟文學」很相似。一是揭露苦難，一是控訴專制主義。對於「文革」，我更有一種將「文革」記錄下來、載入史冊的渴望。一九八○年我曾寫過一篇《關於〈非常時代〉的設想》的文章說，打算像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那樣，以一群小說將「文革」搬進歷史。但後來我發現任何小說都難以概括那個曾經席捲中國、複雜糾結、光怪陸離的「文革」時代。在大災難面前，任何虛構都是多餘的，甚至還可能是虛假的。那每一個人的「文革」經歷不都是一個活生生又深刻的故事嗎？於是我產生寫一部浩大的「紀實文學」的想法。在寫作中，我感受到真實的力量無可比擬，其實文學的本質就是真實。我終於找到了這個「記錄歷史」的最佳方式。一個文學想法只能有一個最佳方式，這也是成功的作品公開的秘密。

　　問：大陸版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中第一篇是《拾紙救夫》，這似乎是你有意安排的。因為，這一篇的口述者（那個軍官）在故事中所起的作用，很像您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您在篇目編排次序上有什麼樣的意圖？您是否通過一種特意的安排製造某種美學效果？

　　答：是這樣，看來你對我這部書研究得很透徹，也很細緻。《拾紙救夫》的敘述者現在還在安徽，他是自己花錢到天津對我講的這個故事。他就是故事中那個負責落實政策的軍官，他親自經歷這件事足有十年，但他心中依然無法放下。他的令人尊敬的正義感、人道精神及其立場，正是我寫作本書所要遵循的。所以我把這個故事放在開篇，為了給讀者一個閱讀立場。閱讀這部書是需要一種充滿正義和良知的立場。我有意創造這種閱讀角度。在篇目的安排上，我把幾篇富於衝擊力的放在前邊，以使全書具有震撼力。此後在篇目編排的次序上，我有意將不同文本基調（如傷感的、激揚的、諷刺的、嚴峻的等等）和不同的敘述節奏（如激盪的、鎮靜的、絮絮叨叨的等等），相互穿插開來，間隔開來。讀者閱讀時，大半會一篇篇順序讀下去，這樣做可以調整讀者的閱讀感受，保持亢奮，不感到沉悶，空間也會加大。這裡邊當然有美學的成分，因為它是一部文學作品。

　　問：一九八六年您在《文藝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紀實文學的理論文章，說中國讀者「不喜歡吃煮熟的」。您現在還這麼看嗎？

　　答：讀者看虛構性作品，主要是看作家的想像；看紀實性作品，主要是看生活的真實。對於紀實文學，讀者要看到生活的本來面目，或者乾脆是素材，由他們自己的大腦去加工、去思辨、去判斷。在這一點上，既是讀者的閱讀要求，也是紀實文學的藝術本質，而且永遠不會變。再說，好的文學總是留下一些空間給讀者。讀者去加工，是一種參與，也會產生閱讀快感。

　　問：您在每一篇作品之後，加上黑體字格言式的句子，這是您的獨創嗎？

　　答：我想，這是我的方式。因為在寫作每一個故事時，我都是站在故事的外邊，我總想進入，對這個人物和故事給一個評價。我要把我的想法告訴讀者，但又不能太多，不能代替讀者的思考，我就在結尾之後，放上一句話。這句話在故事外邊；從版面上看，離故事有一點距離，我之所以用這樣一句格言式的句子，是因為我只能去引導和啟發一下讀者，隨同我的結論去想一想。這句話很短，而一句很短的話可以使人想得很多；這也是格言的魅力。有了這句話，作為一個文本，包括它的版面的美感都完整了。

　　問：迄今為止，您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已發表二十四篇，有沒有客觀的原因使您這一計劃尚未完成？您是否要將它完成？

　　答：這個「一百」，在中國是一個整數的概念，不是數字上正好一百個。當然最初我也想寫一個數量很大的群體。我在本書採寫的最初階段比較順利。但後來問題出來了，主要是社會向前發展，特別是市場的誘惑，使得人們不願回顧往事。我曾對一個到北方訪問的「南方記者團」講，是不是南方人都做買賣去了，無暇反思和反省，我怎麼一直很少收到南方的來信呢？這個「南方記者團」返回後，便寫文章，報導了我這些話，此後倒是收到了信，但只有一封信。也許這種反思於事無補，於己無利，人們不願意自惹煩惱，揭開那些久遠的創痛。從一九八八年之後，要求被採訪的信件就愈來愈少。社會的發展和誘惑對人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真是始料未及。而我的採訪，都是被採訪者要求的，從來不是我主動去尋找的。因為只有對方的要求異常強烈，他提供的故事才會充分、有力、獨特。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有終結這項工作，最近仍在進行這方面寫作。明年是「文革」開始三十週年，「文革」結束二十週年，我將在這個時間裡將最後一批採寫的故事發表出來，也將這個工程劃一個完整的句號。

　　問：您說在這部書中。將為中國人記載他們心靈的歷程，您對「心靈」為什麼如此注重？這個概念的含義是什麼？

　　答：心靈是一個人的核心。人的外部生活看得見，心靈生活看不見，但強烈的、深刻的外部生活在內心留下印痕。一個人的皮肉之痛日久便消失，但留在心裡的印痕卻難以抹去。人的生存的難題，一個是外部的困境，一個是心靈的痛苦與不安。作家關切的是人，所有作家更關注那個潛在的心靈。

　　問：您認為您的作品能否起到「喚起民眾自我反省，推動民眾自我拯救」的作用？您希望民眾怎樣努力才能使「文革」悲劇不再發生？

　　答：我從來不認為文學能夠起到太大的社會作用。作品只能對人的精神產生影響，但不能產生直接的效果。作家寄寓在作品中的願望都很大，但實際上這願望只是一種理想中的目標而已，歷史上任何一部文學作品，再強烈的轟動，也不能影響社會生活發生變化。然而，它對人精神的影響卻是深遠的。魯迅先生一九三六年就已故去，他的批判的和不妥協的精神，仍在影響一代又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我認為，文學有一種永遠的價值；但不能把它估計得過大，也不能估計得過小。它不是小和大，而是近和遠，文學的作用是長遠的。

　　問：一九九二年《文學評論》發表的文章認為「《一百個人的十年》發表後讀者和評論家普遍關注和一致好評」，您卻在《一百個人的十年．後記》一文中說它「可惜生不逢時－－被輿論界微妙而難解地冷淡了」，究竟哪一種描述更能反映這部作品在中國大陸得到的回應呢？

　　答：作品是作家的孩子，當然我最知道客觀存在的境遇，讀者確實非常關切它，它一直是暢銷書。但為什麼不去統計一下評論界到底有多少人說了話？當然作家需要的更是讀者，而不是評論與輿論，但這反映了評論界的一種理論精神。

　　問：目前中國社會生活中「文革」餘孽表現得最令人不安的是什麼？

　　答：「文革」的政治勢力已然不存在了。「四人幫」死了三個，沒有人會說「我贊成『文革』」，除非是瘋子。表面看來沒有「文革」餘孽，但它作為一種精神依然存在，此外還存在著使這種精神生長的土壤。比如，缺乏法制意識、人治、封建主義、蔑視文化、平均主義以及極「左」的思想與觀念，等等。表面看這一切很分散，甚至是無形的，但在某種政治氣候下它不是不能凝聚起來，成為一種反歷史的力量。

　　問：您認為將來會有一個「文革」博物館嗎？您會把您這些稿子和錄音帶捐給博物館嗎？

　　答：博物館是歷史的記憶。我想，將來肯定會有「文革」博物館。如果有一天「文革」進了博物館，我們便不再有任何擔心，一代受難者的心靈也將得到撫慰。那時，我這部書及其一切只是博物館一個小小的細節。

◇【關於本書寫作的緣起】

　　一九六七年殘冬一個颳風的夜晚，有人敲響我家的門板。對於我這種「被抄戶」，敲門聲總是帶來不祥。但這敲門聲音極輕極輕，原來是一個好朋友，他在郊區一所中學教授語文，「文革」以來整整半年了無音訊。我猜想他一定也是「文革」猛烈摧殘的對象。一說果然，他剛剛被放出牛棚。在半年來牛棚生涯中，由於平時摯愛的幾個弟子知道他有夢話的習慣，天天夜裡輪流坐在他身邊，等著他睡著一說夢話就記錄下來，轉天逼問他這些含糊不清的「黑話」的反動含意。為此，他從不敢睡覺，到害怕睡覺，再到奇蹟般地失去了睡覺的功能。他的身體和精神就整個垮了下來！此刻他站在我的面前，那感覺異常奇怪，他好像隻剩下一個乾枯的核兒。

　　那時，我和我愛人的家全被抄成了「零」。幸虧得到街道赤衛隊的「恩賜」，給了這幾平方米的小屋結婚成家。由於家庭成份問題，我們天天在「文革」槍筒的準星裡驚恐萬狀。

　　誰都知道，現實比想像更糟。所以相別半年，相對無言，一個勁兒地抽煙－－那是一種改名為「戰鬥」牌的劣質紙煙吧！滿屋冒著無聲的、辣眼的團團濃煙，直抽到看不清對方。但屋頂上那些老槐樹的枝椏在風中像巨獸磨牙一般嗄嗄作響。忽然他大聲對我說：

　　「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這種災難？如果這樣下去幾十年，我們都死去了，誰還能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真正的經歷，那不是白白遭受了麼？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都寫下來？當然－－沒人！決不會有人這麼幹的！這等於自取滅亡－－」

　　在濃煙裡他瞪大眼，那雙和睡眠搏鬥了半年的眼珠，佈滿了可怕的血絲。他悲哀又絕望。

　　從那時，我開始悄悄地把身邊所熟知的人的故事與命運記錄下來。我知道這種文字是有殺頭之罪的。所以，首先我把這些人的姓名以及地名全換成外國的名字，時間換成上世紀，並署上外國作家的姓名，如托馬斯．曼，庫普林，紀德和斯坦倍克等等。如果萬一被人瞧見，就說這是以前從一些外國小說抄下來的。再有就是全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片上，便於藏掖。每當寫就，隨即埋藏。或是磚底下，或是牆縫中，或是花盆裡，或是棉被間，或是一張張用漿糊黏好，外邊貼一張毛主席語錄或「文革」宣傳畫，掛在牆上。我挖空心思來藏匿這些大逆不道、「反動透頂」之作，但對於藏東西的人來說，愈是自己藏得巧妙和隱蔽之處，愈覺得最容易被人發現。於是，我又把這些紙塊翻騰出來重新再藏。很長時間裡，我是邊寫，邊藏，邊找出來重新再藏。

　　一次運動中，我們被集中到一座體育場內參加公判大會。會場上人們被按照自己所屬的單位分開站成一排排，面對著一座臨時用木槓和木板搭成的長長的檯子，台上裝了麥克風與高音喇叭。犯人被押上來，總共二十二人，全戴著手銬腳鐐，在台上每走一步，腳下的鐵鐐聲便通過高音喇叭「嘩啦嘩啦」貫滿整個會場。所有人全都心驚膽戰。隨後判決人員宣佈每個人的罪狀。其中一個因為悄悄寫了反革命文章和日記！那天判決最輕的是二十年。大部分槍決。這個寫「反革命文章」的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我回到家，看著妻子，心裡忽然湧起一種很悲哀的情感。我設想著自己也會像那個寫反動文章而被判無期徒刑的人，想到妻子會永遠地形同守寡－－這不是神經質的想像。災難的時代充滿災難的可能。於是我把那些紙塊盡量找出來，再將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濃縮到另外一些薄紙上，廢掉紙塊，把這些薄紙捲成卷兒，用油紙包好，拔下自行車的車鞍，塞到車管裡去。可是，我剛剛感到了一點安全，又開始擔心自行車丟掉。尤其那時期單位裡經常發動人們相互查找「敵情線索」，我總感覺會有人撲向自行車，從車管掏出那些足以判我死罪的文字。我終於抵抗不住內心的恐懼，悄悄把車管裡的紙卷兒弄出來，先將這些文字強記在腦子裡，再燒掉，或在廁所裡用水沖掉。此後我便改變了寫作方式，一旦衝動便寫下來，再一遍遍背誦，把它記住，然後將寫的東西燒掉，不留下任何痕跡。我就這樣一直做到「文革」的終止。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禍不單行。房倒屋塌，一家人從瓦礫堆爬出來之後，我立即想到的事情是清理廢墟，因為我家的礫瓦牆縫之間肯定還遺留著不少紙塊，那時「文革」尚未結束，不能叫人發現。可是我又不能只埋頭在自己家的廢墟裡翻來翻去，那樣會引起別人的懷疑，我就先去幫助左右鄰居。這樣幹到最後，我謝絕了鄰人的幫忙，一個人細心的清除那些爛磚碎瓦，居然還撿出來一包袱寫滿字的紙片。八十年代中期，當瑞典電視台得知此事，來拍攝這些做為那時代獨有的極特殊的寫作細節時，記者問我：

　　「你從這些紙片中感到了什麼？」

　　「責任。」我說。

　　儘管責任這兩個字被當今文學厭棄。或者嫌它過於沉重，把責任視為一種苦役；或者責怪它冷淡了自我，把它視為一種非文學或者僅僅是一種職能。但是我卻從這樣一條危難四伏的道路上形影相吊地走了十年。我是在非文學的時代發現文學的真正價值，這就是拿著生命做抵押，絕對沒有功利地去為整整一個時代的人們建立心靈的檔案。歷史學者建立事件檔案，文學家建立心靈檔案。這是人類最崇高的文字，也是文字最崇高的含義。其他各類，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從事文學，所作小說頗多，涉及廣闊，從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沒有放棄始自「文革」立志要做的事，即為一代普通的中國人記載他們的心靈歷程。故而於一九八六年，開始進行這部名為《一百個人的十年》的口述實錄文學。由此至今，已近十載，收到要求被採訪者信件近四千封，採訪數百人；摘其所具獨特性且富於深刻者撰文成書。今年是「文革」破產二十週年，擇此吉日，終結此事。同時，又寫了這篇文章，道出緣起於三十年前那段決非輕鬆的往事，亦推開我心中一塊鬱結已久的塊壘。

　　寫罷擲筆，猶然感嘆不已。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　天津

◇【決不放棄使命－－《一百個人的十年》再記】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災難性地降臨二十年，也是它破產式地結束整整十年之際，我心裡沉甸甸生發出一個莊嚴的願望，要為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記載他們心靈的歷程。這感覺，猶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這部書的總體構想與創作本意寫成《前記》，刊載在當年的《人民日報》上，同時在《十月》、《文匯月刊》、《小說家》等刊物上，發表了最初採寫的一批「文革」受難者內心的故事。儘管無以數計的讀者，用激勵的信件支持我的做法，要求我為他們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時，在發表後一段不愉快的日子裡，被輿論界微妙而難解地冷淡開。於是，有人勸告我，寫「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國人來寫。聽到這話，不禁一陣深切的悲哀。

　　儘管「傷痕文學」運動曾經勢如狂潮，但「文革」這個寫作禁區並未徹底衝垮。過後，無形的繩索又悄悄圍起這塊禁地。也許這不是繩索，是一種善意的憂慮。擔心如此便會加重人們背負的重石，向前舉步維艱；擔心痛苦多了便不會笑；或者直說了吧－－擔心總去揭那瘡疤，會影響人們對現實的信心－－這是深藏於某些人心中的一個荒謬無知的邏輯。由於這心理邏輯，以致在每一個粉碎「四人幫」週年紀念的日子裡，都故不作聲。

　　中國決心改革，但改革是從「文革」中逆向走出來的；是從「文革」的懸崖絕壁上扭轉身來，奔往人類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覺醒，並不能替代整個民族的徹底覺醒。至今牽絆改革雙足的，仍有許多是深遠地來自「文革」的結實的絲縷，不管是看得見的體制上的，還是看不見卻牢牢潛在人們意識裡的，而一切看得見的都存根於看不見的之中。我們民族也許苦難太久太深，總是避諱言之不吉；而放棄教訓的民族是沒希望的。人類前進所必須的力量，一半來自教訓。任何民族的奮發自強都需要兩種清醒：清醒地面對世界和清醒地面對自己，清醒地面對未來也清醒地面對過去，中間不能隔裂；清醒必須全清楚，含糊就會全糊塗。以文學清算「文革」，不僅是歷史的需要，也是現實的需要。對「文革」－－切身的體驗，切膚的痛苦，切心的焦慮，以及被這些深切的感受喚起的莊嚴的民族責任，只有在我們一代「文革」經歷者身上最強烈。用它推動社會進步和逼真如實寫在歷史上的，也只能是我們。有什麼理由硬把它封存起來，埋藏起來，留給後人或外國人當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蘭馬丹涅克納粹集中營遺址上徘徊。集中營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樣完好如初地保存著。那黑黝黝的崗樓、陰慘慘的刑室、一道道冷冰冰的電網和高聳遮天焚屍爐的煙囪，使我不寒而慄，彷彿置身於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時血腥的氣息裡。我注意到，那些來參觀的穿著漂亮的孩子們，個個瞪大天真的眼睛，驚訝地看著他們前輩們經歷過的實實在在的一切。不用說教，歷史在說話，焚屍爐燻黑的爐口和人體解剖台上暗紅的血跡都不會欺騙他們。當這些孩子們走出集中營，眼裡並無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聲不響，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歷史的悲劇也能昇華出一種神聖感，這情感強化人們對正義、善良、民主、和平與生命本身的愛和珍惜，對邪惡、專制、戰爭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喚醒每個人對人類未來命運都應具備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暖意十足的淡綠色的春光，灑在一座萬人墳墓巨大的拱形石蓋上。那堅硬的石面被利器鑿著一行字：

　　「我們的命運是你們的警鐘。」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對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這充滿作家良心的倡議裡包含著為子孫造福的渴望。但由於上述那些荒謬的誤解，它同樣被淡化，被擱置，被冷處理了。當上海作家趙麗宏發現年輕的一代對僅僅結束十年的中國歷史最大的悲劇一無所知，我們難道還不應該敲響這警鐘嗎？只有叫後代人知道過去的一切，他們才會更透徹認識到現實的一切，不迷失於身邊紛雜的生活裡，知道做什麼和怎樣做，把個人的人生信念和人類生存的永恆真理相統一。為了這些想法，我把這部書，作為向遲早會實現的「『文革』博物館」呈送的第一份普通中國人的「文革」檔案。

　　原先，我設想用兩年時間完成這個寫作計劃。工作中我發現，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項文學工程。憑我個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個最富個性、內涵深刻又相互區別的人物典型，用他們的心靈史，呈現這一無比深邃浩瀚的時代內容，何其艱難！況且有人經歷獨特，未必肯言之，或者未必善言之，或者未必能提供出文學所必需的特有而生動的細節。

　　因此，我要擴大採訪量。用篩選的方式，不斷從一批批採訪者中比較出各類典型，同時以文學的眼光審視之，再一個個精選出來，才能使這一百個普通人的內心故事，對一代中國人的心靈歷程，作出盡可能雄厚充實的包容。這樣，就必須從我的生命中多支付時間。一個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極其有限，如果這書能如願地實現我的寫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滿足了。

　　一位讀者曾寫信譴責我：「你曾經信誓旦旦，要為我們一代人寫『心靈史』，為什麼有頭無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氣沒了？還是也做買賣去了？」

　　讀了這信，我點燃一支煙，一直抽得燒到手指頭，捉筆只給他寫了一句話：

　　「我沒權利放棄這使命！」

◇【關於「文革」博物館】

　　十二年前，當舉國沉浸在「文革」覆滅的極樂裡，一個老人獨自在整個民族被損害的心靈殘骸上低首徘徊。他不斷以一篇篇沉重的懺悔錄，催動人們靈魂的自我修復。幾年過去，社會改弦更張，現代生活的聲光化電充滿魅力地傾蓋中國；貧困已久的中國人急於富裕起來，這樁未被深究、尚無答案的歷史上最慘重的「文革」悲劇卻被不知不覺淡卻了。這老人忽然仰起頭來，莊嚴地呼籲：

　　「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館！」

　　他便是巴金先生。

　　聽到這聲音，我突然想起「文革」初我家被洗劫一空的那個晚上，我躺在黑糊糊的走廊地板上睡著，外邊人們正在相互殘害，不知為什麼，夢裡忽然響起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我被這號召仁愛的神聖的音響驚醒，滿臉以及臉旁的地板上全是淚水。

　　我從巴金先生的呼籲裡，再次感受到一如《第九交響曲》這種對人類博大聖潔的愛心。在作家心中，比恨更大的是愛，比過去更重要的是未來。然而他比我們年輕一代更年輕地看到，中國要想真正的進步，必須永遠不丟掉「文革」這個歷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視它、反省它、唾棄它。

　　儘管「文革」被政治處死，它的幽靈猶存未泯。只要產生「文革」的土壤未被剷除，誰也無法保證「文革」永不再來。作為權力生命的「文革」已經消亡，但作為社會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舊頑強地活著；「文革」的影響有多久，它再生的危險就有多久，歷史的重複決不會採用同一形式。監視它以任何形式的再現，只能依靠從中覺醒的人民。在歷史前進的進程中，覺醒和成熟的人民與之同步。

　　然而，曾經有一個年輕人寫信給我，說他看過《一百個人的十年》後不相信是真的，他認為生活不可能發生這些事，純屬我的胡編亂造。他父親看了，卻告訴他：「『文革』就是這樣，甚至更殘酷、更荒唐。」他信服了。我卻不敢置信，這場全民族的悲劇結束不過十年，有些情景還在惡夢裡常常出現，怎麼會成為年輕一代異國他鄉的奇聞？這樣會帶來什麼後果？

　　一代人經受的慘痛教訓，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財富。

　　歷史交給我們的使命，是努力建造起一座把這教訓變為財富的「文革」博物館。它將把「文革」用實物以歷史見證人的方式展示給世人。在這裡，一代代中國人將親眼目睹、身臨其境他們的父輩祖輩經歷過的一切，從而深信不疑。這赤誠又愚昧的時代畫面，真實又荒謬的「文革」文化，將把一個個關於社會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點的問題擺出來，迫使他們做出思考和解答，並喚起他們文明生存所必需的良知、義務和人格力量。這樣，他們才能不再像父輩祖輩那樣因盲目而盲從，因無知而無畏，因愚昧而重蹈災難的覆轍，以清明透徹的科學頭腦投入強我中華的現代化事業中去。只有把「文革」真正送進博物館，變成一塊文化化石，才能說我們永遠告別了那個時代。

　　出於同一想法，我為一批普通的「文革」經歷者立檔。我對「文革」的所謂高層「內幕」從無興趣，我關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靈歷程。因為只有人民的經歷才是時代的真正經歷。從文學的本質上說，作家提供的只能是人物，所以我的紀實，主要是人物的心理紀實。我把這部書的寫作做為「文革」博物館的工作之一，儘管它艱鉅浩繁，但每到深夜孤燈、勞頓不堪之際，想到這每篇紀實都將送往遲早實現的「文革」博物館，頓覺激情陡增，伏案奮筆。我想，「文革」博物館一旦落成實現，將是我們民族一座偉大的博物館，它將把恨化為愛，把荒謬變為智慧，把一代人十年的不幸變為後世永恆的幸福。

◇【附錄三：歷史拒絕懷舊】

　　也可能是現代社會發展太快，人們急於抓住一些實在的生活，也可能是時間迫近了世紀末，身邊的生活轉瞬也會成為歷史，懷舊便成為一種思潮，老照片、老影片、老圖片都成了搶手貨，於是去年的「上山下鄉三十週年紀念日」也掉入這個熱乎乎又糊里糊塗的懷舊的時尚中去。

　　一天出門散步，在街角的拐彎處嚇了一跳，迎面站著兩個紅衛兵，著一身綠色軍裝，頭戴軍帽，寬皮腰帶，紅袖章，一人手握一本語錄，雙目炯炯直逼著我，那神氣彷彿問我：「什麼出身？」定睛一看，他倆的目光不動，神情定格，原來兩個假人。靜下心再瞧，原是新開的一家飯店，店名「紅太陽」，據說店主是位知青，用些製造新奇，刺激消費是也；也算是一種「企業文化」吧。店裡邊桌上牆上全是「文革」遺物，還播放著連吼帶嚎的「革命樣板戲」，進入飯店如同進入那個喊殺叫打的火紅年代。而裡邊居然也坐得不少食客。據說有的是瞧新鮮看熱鬧，也時有三三兩兩當年的知青，如今時過境遷，人非昔時，在此感受昨天，可以重溫往事。我卻心裡不知這種往事的重溫是一種什麼滋味兒，是憶苦思甜還是百感交集？

　　我注意到了去年有些報刊為紀念上山下鄉而開設的專欄，有的出版社還印刷一些知青照片專集，配上回憶文章。這之中有一些深刻的反思，我看了不少篇，張抗抗所寫的幾篇尤有深度，她冷峻地剝開了那一個時代以及自己的內心，較之以往那些訴苦式的知青文學，她這樣赤裸精神的嚴峻反省、揮舞鞭子抽打式的自我拷問應該說是邁出一大步。但是，我也看到有些文章回首當年，不痛不癢地說些趣聞趣事，苦中作樂，阿Ｑ式地撫慰自己說什麼「青春無悔」，甚至於再唱一曲當年的豪情滿懷，真叫我出了一身冷汗。

　　回想那個時代，我過了知青年齡，已經工作了。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卻經常被上級革委會抽調出來，到這些知青家中去做純粹強迫式的「說服」工作。那是由街道辦事處、派出所、糧店、副食店等單位組織起來聯合圍攻知青家庭，主要對象是這些家庭主事的老父老母或爺爺奶奶們，經常是不捨晝夜，連戰幾天，又勸又逼，使足壓力，即所謂「熬鷹」的辦法。只要對方熬不住了，一點頭同意走，聯合現場辦公的各單位馬上辦理清退戶口的手續，便是「大功告成」。這種做法缺德之極。一次，我被調到火車站去維持秩序。那天夜裡十點，有一列車知青要被送到北大荒。送站的人們人山人海，我們的任務是互相挽著胳膊在月台上拉成一條防線，防止人們感情衝動時掉到車下。火車開動了，知青們在車窗裡面拚命哭叫，家人們在月台上潮水般地往前湧，我們就死命地阻擋他們。忽然，我覺得胳膊上劇疼，一看原來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婆婆滿臉是淚，使勁地咬我的胳膊，她的牙咬進我的皮肉，當然我還是沒有鬆開，我怕她掉到車下被輾死。但事後很長時間，我胳膊上留有這個牙印兒，同時心裡還有一種很特殊的、很彆扭的感覺，當時不會也不敢對任何人說－－我有一種罪過感。

　　知青運動是一代人的災難，是歷史的陰謀和愚弄。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而每個人都珍惜自己的人生，哪怕是坎坷的遭際與苦難的生活，人們還是會去懷念。懷舊是一種人生情感和情感需要，但是對上山下鄉運動這個尚未有徹底清算和了結的歷史，卻不能用懷舊去掩蓋。這個紀念日絕不是一個懷舊的日子，而仍是一個反思的日子和清算的日子。如果我們用一種人生的情感模糊了歷史的追究，那麼我們才真正是辜負了那一代人的苦難，如果「文革」沒有進入博物館而先進入了飯館，那才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一九九九年一月六日《文匯報》）

◇【附言】

　　自一九八六年底，《一百個人的十年》陸續發表在《收穫》、《當代》、《十月》、《報告文學》、《小說家》、《文匯月刊》等刊物上，現收集成書，凡二十九篇，涉及數十人十年「文革」的經歷，其餘尚未發表者，待日後刊出後，並有幸重版此書時，再行續入。

　　本書寫作與出版過程中，在收集、整理、編輯等方面，曾得到王小慧、王仁印、張昌華、李小林、劉小雁、侯琪、汪兆騫、王楓等同志鼎力協助，銘記於此，以示永謝。

　　　　作者

◎【資料一　《一百個人的十年》新版刪除篇】

　　一九八六年底，《一百個人的十年》陸續在一些文學期刊上發表。一九九一年七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彙集成書，共收入二十四篇。一九九七年十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再版書，在一九九一年版的基礎上增加《我們，陷阱中的千軍萬馬》、《死臉》、《唯一沒有貼封條的嘴巴》、《鬼剃頭》、《三個人的苦中作樂》、《苦難意識流》、《走出瘋狂》七篇；刪除《偉大的受難者們》、《當代于連》二篇。自二○○三年至二○○四，時代文藝出版社數次再版該書及二○○五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馮驥才分類文集》第十三卷《心靈實錄》，均未再收入《偉大的受難者們》、《當代于連》二篇。

　　為完整展現《一百個人的十年》二十多年來的成書過程，現把《偉大的受難者們》、《當代于連》二篇作為資料收錄本電子書，供參考。

偉大的受難者們

　　◎一九六九年　十七歲　男　H省菜農場某團某連副連長

　　⊙一九六九年第一個報名支邊－－當幹部帶頭吃苦－－一封非常革命化的家信－－妹妹在農村被強姦－－忍辱負重終於入了黨－－寫血書發誓留在邊疆農場－－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最後一個離開－－今天的沉思

　　※※※

　　我今年三十四歲。「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結束時二十四歲。您多半會想，我不像有些人那樣，「文革」一完，已經滿腦袋白髮；也不像有的人雖然剛過半百，一生最好的時光卻全搭進去啦。我還蠻不錯，是吧！可是，即使我活到七十歲，我也會認為，這十年就是我的一輩子。

　　要想講充分，幾天幾夜也不準夠；我這個經歷就特別濃縮了，行嗎？

　　我著重說我在黑龍江支邊那段經歷吧。這以前我在學校，雖說也有不少感觸，那算嘛呢？跟我到黑龍江，在社會裡一滾，這一比份量就差多了。人生在社會裡－－這是我的體驗。我喜歡文學，文學教給我理解別人和自己，認識社會和人生。但我也恨文學，它叫我太明白了，心裡的負擔也就更重。

　　我總想，為什麼下鄉這段在我或者我們這代人身上佔有特殊的重要位置呢？它不是單純的勞動，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特定的歷史背景上，在上山下鄉獨特的運動中，我們的命運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關係。雖然我們每個人經受是完全不同的波折遭遇，可是我們每個人也都能代表這一代的成長經歷。可以這樣說吧？不過分吧？這也是我的體會。

　　我是六八屆學生。初中一年級趕上的「文革」。那陣子，也算挺懂事了，也算嘛都不懂。

　　我出身在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我爸爸解放前得肺結核要死，老闆把他踢出來。多虧解放，國家公費給他送進醫院治好。一點不假，是新社會給了他第二次生命。我媽的家庭比較富裕，原先的丈夫病死了。解放後我爸我媽都在街道辦的縫紉合作社工作。我爸認字，教學文化。我媽教縫紉技術，輔導剛走出家門的婦女學幹活。這期間他倆有了感情。我舅舅是資本家，嫌我爸窮，強烈反對我媽再嫁。我媽還是照自己的意思跟我爸結合了。先生下我，後來又生了我妹妹；生活夠難的。我舅舅就住在界北一個大四合院。我媽去串門，他家裡人總是懷著一種戒備心，怕向他們伸手借錢。那麼多年從來沒接濟過我們。我們孩子去玩，他家總以為我們這些窮孩子要偷點東西，找個詞兒把我們轟出來。

　　「文革」一來，我舅舅這資本家無疑作為牛鬼蛇神被抄了。生活很困難，他又吃喝慣了；我媽每月都抽出幾塊錢送過去。那時我雖小，不過對人生道理卻有個深刻印象；現在說就是對世態有了一些瞭解，也就對我父母特別敬重。他倆都是很厚道、很善良的人。

　　您想，照我這情況，對黨對新社會對毛主席，在感情上還會有問題嗎？

　　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文化大革命」起來，學生們都想參加紅衛兵，但是呢，據說我爺爺有點問題……嘛問題？回頭再說，您聽了會覺得可笑。可那時我只能加入「紅外圍」，屬於團結對象。那陣子紅衛兵分三等，一等公民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都是高幹子女；二等公民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都是血統工人、貧下中農出身的；第三等是不大純又不是黑五類的子女，加入毛澤東思想紅外圍。我的自尊心受到挫傷，覺得自己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別人沒差別；但是呵，身份差別開了，有些活動不讓你參加。比如批鬥會呵、抄家呵、重要的政治活動呵，絕對不能去，這對我刺激很大。我原先是班長，現在一下子就不行了。我就憋足勁，要表現自己的赤膽紅心。

　　一九六九年一號召上山下鄉，我第一個報名參加，而且第一個貼出大字報，要求到內蒙，最艱苦的地方去。當時有兩個去向，黑龍江是農場，按職工待遇；內蒙插隊算農民。我這是想表明，我「紅外圍」也不比你們覺悟低。我們家也支持我去。當時絲毫沒有被迫的意思。一個青年就該和工農兵相結合，主席號召嘛！想法就這麼鮮明堅決。現在恐怕被說成簡單可笑了。

　　我這一表態，聲勢起來了，帶動起許多人紛紛報名。學校也挺絕，對我這積極報名的，反而分配到黑龍江，也許是一種獎勵，也許是一種策略，好擠得別人爭先恐後報名，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在組建連隊時，我們三個初中班和三個高中班共一百二十多名學生組成一個連隊，分到一個農場。這農場的名字我就不提了。讓我擔任副連長，這除了我積極報名之外，還因為我當過班長，有點組織能力，不管寫呵說呵嘛的，這也有關係。八月十六日那天出發，可十五號晚上我突然發燒，打針做皮試，大夫也沒想到我會有反應，馬上休克，血壓降到二十，差點兒完。青黴素，應該說做測試的安全系數是很高的，恐怕幾萬個人裡邊也沒一個出現危險，叫我碰上了，趕緊搶救，算活過來了。學校和農場來的人看我，問我能不能走，我說一定能，擔架抬著也走，當時就這態度。轉天八月十六號下午，我叫家裡人扶著上了火車，腦袋燙著呢，打了針帶著藥去的。

　　當時下鄉和以後完全不同，自願，後來才被迫。很少哭，那場面我記得清清楚楚，整個車站人都滿了，敲鑼打鼓地歡送。當然也有掉淚的。但是呵，沒有發配的感覺。親人離別嘛，必然的感情。車上的同學們互相幫助，熱乎乎的，這時已經不分什麼「主義兵」、「思想兵」、「紅外圍」了。唱語錄歌，一路唱，還齊聲念語錄，不斷呼口號，車廂裡很活躍，有唱有蹦的。絕大部分人坐火車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一路看祖國大自然山山水水很新鮮，更覺得這是知識青年的必由之路。就這思想。

　　到了北大荒，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太艱苦。第一個現實的直接的挑戰，實實在在的挑戰就是生活。很少吃細糧，都吃所謂苞米碴子什麼的；偶而上點白麵，但很少很少。又是定量供應，每月三十斤，勞動強度太大，根本不夠吃，有時餓急了跑到馬廄牛圈偷吃餵牲口的豆餅。我們棒小伙子幹活吃的多，一頓能下去二斤。越不飽，幹活越累，越累越餓，越餓越吃不飽，惡循環。每天早晨三四點就得起床，晚上幹到天黑。這農場是水田農場，機械化程度特低，打翻地到播種再到收割完全靠人，人就是機械。東北在五月份就備耕了，先整地。那陣子就得穿一條短褲，上邊穿棉襖，別看上邊冰化了，就一層水，十幾公分，下邊連泥帶冰，腳下去扎得慌。不知是冰扎的，還是涼水砭的。冰水濺到腿上，拿風一吹，凍得全都裂成小口子，好疼。有一年春播完回到家，我媽頭一次心疼得哭了，下半身全都是小裂口，橫豎滿是。女同志我們不讓下水，男同志播種時不准穿靴子，怕把地踩壞了，只能光腳丫子。這時候人人怵頭，只能我們這些排長連長帶頭了。幹一段受不住，上來喝幾口酒再下去。現在我也納悶那時是怎麼想的。前天我翻出一封信，當時的。您一看，就明白我們當時究竟是什麼情形了。這是我給我爸爸的信，當然是封家信－－

　　【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爸爸：您好！

　　接到您的來信，內情盡知。下面謹把我個人的一些想法和您交換一下，不當之處，望批評指正。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根據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英明地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還因有一個長期四個存在；毛主席還指出，對路線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爸爸來信中所提，也是線路鬥爭的反映，正是靠這種路線鬥爭的不斷進行，我們黨才朝氣蓬勃，它推動了黨的建設和歷史的前進。

　　毛主席說：「一時的後退的觀象，不能代替總的歷史規律。」

　　對於一些資產階級派性之類的歪風邪氣，爸爸不僅要堅決鬥爭，要有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

　　毛主席教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我想爸爸應當緊緊地依靠黨組織，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育，把現實問題如實的、不添任何水分地向上一級黨組織匯報。爸爸，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要捨得一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定會勝利！

　　另外，我省新革委已成立。中央直接抓黑龍江，揪出了某某某，清算了他的滔天罪行，開展了批修整風運動，革命形勢大好。某某某有四大罪狀：

　　一．無恥叛徒；

　　二．國民黨的忠實走狗；

　　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四．反黨篡軍的罪魁禍首。

　　我的組織問題，現已開始政審，支部書記和其他成員多次找我談話，幫助我。我現在正加強對黨的認識，加強學習，努力從思想上入黨。

　　連裡知識分子成堆，所以問題不少。我要不斷地加強思想改造，努力把自己鍛煉成為讓毛主席放心的人。

　　望爸爸保重身體！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兒：××

　　一九七○．九．十五

　　托同學捎的東西已收到。

　　大秋已到，開始大忙了，天氣也冷起來了。

　　※※※

　　您看這信，好奇怪，是不？我們那時都這麼寫信。我們那些同學，全都是。這可不是寫別人看的，就是寫給自己親人看的，一切都革命化呀，就這樣。

　　要命沒想到我會碰上這事－－

　　我妹妹叫人強姦了。

　　有生以來，這是我最大的打擊。這事至今我母親也不知道。我妹夫……反正您寫這事兒時盡量避著點。千萬別叫他們猜出來。我母親現在知道了也夠她嗆的。這也是壓在我個人心裡最大的隱秘了。

　　一九七○年冬天吧。連裡頭開始輪流回去探親。我沒動，我得管著全連生產生活一大堆事呢。我是幹部，在思想上對自己要求也得嚴一些，濟著別人先走。正這時我爸爸突然來了封信。我妹妹是一九六九年下鄉的，她太小，為了離家近點好照顧，去到河北省－－甭提什麼縣、什麼公社了。我看過父親的信真是晴天霹靂，說是我妹妹不久前叫大隊一個會計強姦了。我妹妹當時很積極，被評上過縣裡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我們常互相通信，鼓勵。這一下我整個人像給撕了。馬上想到妹妹她現在究竟怎樣呀，不定有多慘、多可憐哪！我不願叫別人知道，也不敢大哭，夜裡就在被窩裡憋住聲偷偷哭。我真怕她輕生啊！咱說實在的，一個女孩子，還不到十六歲。雖然我對男女的事那時也是模模糊糊，半懂不懂，但是呵，我想像得出來，這是把她毀啦。我決定請個假回家，一個呢是要看看爸爸媽媽；另外一個呢，主要是急著去看我妹妹。我知道，妹妹現在非常需要我啊！

　　當時我就打定主意，把妹妹辦到我這兒來。臨走時把這事跟農場革委會負責人講了，拿信給他看，這領導挺不錯，當場表示同情，說那邊只要放我們就給辦，調來，很作勁。我這心還算有個靠頭。

　　回到家，我就跟我爸爸去看妹妹，當然是瞞著我媽去的。我媽身體不行，她知道了非出事不可。

　　爸爸細講了我妹妹的情況，怎麼回事呢？她自個兒住一間小屋，離大隊會計家挺近，那會計三十多，有老婆孩子。第一次夜裡闖進去，我妹妹是反抗的，她哪敵得住這樣強壯的男人。事後我妹妹沒敢聲張。我理解，她那麼小，孤孤單單，身邊沒個親人，哪知道該怎麼辦呢？她也有死的念頭，又覺得這麼死不清不白的，家裡人任嘛還不知道哪，矛盾極了呀！可過不幾天又去了，那會計，第二次之後，我妹妹實在沒辦法，上公社跟領導講了。公社通知我爸爸，我爸爸心裡也沒根，寫信告我。

　　見到妹妹……頂現在說實在的也是很難過，那時更難過，所以我特別勸妹妹千萬別輕生，這事也不怨咱。

　　這時我妹妹住在婦聯主任家，正在那躺著，一見我的面就抱頭大哭。我妹妹太小了，剛過十五歲呀！我就要去拚命，跟他一個對一個，誰也別活算了。我爸爸死活拉住我。我跑到公社要求一定要嚴懲他，公社領導答應了。我把妹妹接到家裡，當然跟她說千千萬萬別叫咱媽知道。我說：「一定把你辦走。我回去就給你辦，我們領導啊都答應了。你在家可別胡思亂想，要有嘛事你就對不起我了。」唉，我這妹妹，才十五，當時那樣子，甭提了。過幾天，我又去那公社問妹妹的調動手續，再次要求處理那會計。實際到後來根本沒動他。在農村，會計掌財權，和大隊幹部一碼事；那些土皇上啊！據我瞭解到今天也沒處理。您說今兒再去找？哎，更沒用了！十多年了，換了多少本皇曆了！

　　這次到家，總共待了十來天，沒一天在家閒著，弄輛破自行車，去訪我們連隊男男女女一百多家。有時找到人家，都上班去沒人，再去。我是連隊負責人是吧。就是想跟人家裡介紹介紹情況，叫家裡人放心。我們都挺小的，離家那麼老遠，誰放得下心呢。我媽媽疼我極了，埋怨天天跟兒子見不到面。但是呵，我有責任這麼做，特別是見到我妹妹，就聯想到別人家嘛的。

　　妹妹在家吃不下飯，每天夜裡睡覺都大喊大叫；瘦極了，臉也沒血色。我媽也看出不太對頭，可萬萬想不到那兒去。我們就好歹哄弄著唄！後來我把妹妹辦到了我那去。滿以為她到我身邊就踏實了。但是呵，不知怎麼慢慢傳開好多風言風語。傳來傳去好像我妹妹有作風問題，待不下去才辦來的。是不是打辦調動的人那兒傳出來的，說不好。如果人們知道真情也好，可是傳成這樣我反倒不能把實情講明，愈描愈黑嘛。特別是女同志都拿眼角瞅我妹妹，慢慢我妹妹也覺出來了。不能辯解，只能加倍勞動，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工作學習都跑在前頭，別人割一畝麥子，她割一畝半也評不上先進。一次次入團入不成，女同志們就是不舉手，總是隱隱約約認為她是個壞女人，有作風問題才辦到這兒來的。有人還要求組織調查她歷史。組織明知道她的情況卻不敢講。怕講出來我妹妹的臉沒處擱。生活中哪有沒矛盾的呢？一點小事人家就扔出刺激的話來，「你不幹不淨什麼東西」呀，「什麼變的」呀，「臉皮比鋼板還厚」呀這類話。妹妹有時晚上找我，在坑坑窪窪大野地裡溜躂，總哭。沒想到換了環境還會出現這壓力。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不落淚。離開父母在外，對她我有責任，我再哭不是害了她？我就鼓勵她。對她講，咱爸，十幾歲沒父母，拉扯著弟弟妹妹吃多少苦，咱大姑姑差點叫人騙進窯子裡去。人生當中嘛事都可能出現，可是咱得活下去啊！何況咱比起好多人還算好的，比那些插隊的，強多了，將來同志們隨著接觸印象慢慢會變。我一次次做工作，還是起作用的，妹妹逐漸堅強了。尤其我這人特別認真，講原則，也常得罪人，我又不是個無懈可擊的人。有些人總甩些難聽的閒話嘛的。我和妹妹由於這種特殊情況特別敏感。對妹妹勞動上從來沒有照顧－－我總覺得人受點苦沒害處－－我做一個幹部也不能那樣做。我要求妹妹比別人多幹一點兒。妹妹心裡明白，全做了。我挺感激她的，真的。

　　有些高中女學生慢慢品出我兄妹倆的人品，不再相信外邊的傳說。她們跟我說，我妹妹經常半夜裡大喊大叫，嚇得女同學們都醒了。她們雖然什麼也不知道，又隱約覺出什麼來，對我妹妹各方面都主動照顧。我妹妹這毛病大約延續了兩三年。

　　好在我們都挺過來了。幹得特別突出，先後都入了黨，後來還選拔到機關工作。

　　那時女孩子到農村去，有這樣的遭遇我敢說不是十個八個，而是成千上萬。後來，下鄉後期，我在農場的組織部門，負責紀律檢查和政策落實方面的工作，我接觸到大量案卷。發現很多農場幹部，他們有權，欺負女知青；處理這些事的簡報文件也見多了。十六團的團長槍斃了，他一個人糟踐了好幾十個女知青。每個農場都不是兩個三個，黑龍江有一百多個農場呵。全國當時下鄉知青兩千萬，女知青得佔一半，一千萬。很多女知青即便受到侮辱也不會講。我不是靠推斷。一九七七年搞複查時，農場一個老幹部要求對他的問題進行複查。什麼問題呢？也是姦污女知青被開除黨籍。這女知青當事人啊已經到外地上大學去了。組織部門派人去外調，找到那女大學生核對，沒想到她根本不承認。實際上按照當時審問記錄，處理材料，很多細節那是真實的。她是不願把這事帶到大學去。那老幹部大概也抓住了這心理，所以鬧翻案。查對無證，我們也就不好辦了－－所以我敢說是成千上萬的。

　　當然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出現這類事也不奇怪。但是呵，如果在政策上咱不失誤，不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出於政治上經濟上的原因，把那麼多知識青年轟到農村去，給那些縱慾的惡棍造成條件，我覺得很多女知青的悲慘遭遇就能倖免。那些女知青，那時候，我見得多了，甭再提了。

　　※※※

　　我們這一代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但是呵，我以為上山下鄉還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價太大了，對嗎？

　　我對待人生為什麼現在還很積極？就因為我在這段生活中－－多艱難的生活啊－－還有收穫，真實的，實實在在的。

　　北大荒好多土地都是我們開墾的。是啊，說到這兒，是有點自豪嘛的。我們去到那兒還是一片荒原呢。新建的點兒，一無所有，只是荒地，一眼看不見邊兒。農場的百分之八十都是青年，極少是五十年代的復員軍人和他們的家屬。我們是北大荒的一支主要力量。當然老一輩給打下了一個基礎。確實，甭管春天多苦多累，到了秋天麥子熟了，糧食上場了，西瓜結出來了，豬養肥了，我們心裡特別高興，那都是自己幹的。所以說這青春不是完全丟掉了，確實有價值，是吧！

　　我的好多戰友沒回來，失去了生命。好多原因，有救火死的，也有給壞人弄死的。都是身邊戰友的事。上海的一個知青跟我同時接到命令，說有個壞人破壞農場，要我們去搜捕。大黑夜裡，正好叫我們發現，逼他到河邊。那上海知青把他堵住，他看沒辦法就跳進河裡。當時四月份，河水剛剛解凍，水面還漂著冰片子，這個上海知青也跳進去了，棉襖沒來及脫，游著游著就沉下去，我就眼看他沉下去了。那壞人也淹死了。我永遠忘不了這戰鬥。你能說這知青死的沒價值嗎？他是為了保衛咱國家啊。

　　這兒大片大片森林。中原一帶很難見到，方圓幾百里，每年春秋兩季都容易起火，枯枝爛葉，積得厚厚，沾火就著。大部分是用火不注意，野炊、抽煙，或是汽車引起的，也有自燃的。一著火，我們就跑去救。啊，那大火救起來，燒死燒傷都有。有次宿舍起火，救火時還死一個知青。頭天晚上我們還一塊睡覺，說笑。房柁掉下來「轟隆」砸死了。

　　叫狗咬著得狂犬病死的，還有別的什麼病死的，都有。他們的骨灰都留在那兒啦，當然生命也就留在那兒啦。

　　想想他們，我們這代青年真有值得歌頌的地方。這可不是小說，全是事實，身邊的事實。我親眼見的。有的作家說什麼「荒原作證」、「白樺樹林作證」，不用，用不著，我就可以作證。

　　再有就是我在這當中進步入了黨。我入黨三次填表才批准。在這之前很多普通戰士都解決入黨問題了。就是因為我起頭說的我爺爺的問題。我父親當初為了感激黨救了他的命，加倍工作報答黨；要入黨，也是因為這事政審沒通過。主要是我爺爺的死沒人證實。

　　我爺爺曾在雲南是個小鎮稅務員，一次陪稅務所長上省城辦事，半截道上叫武裝走私的開槍打在腿上，流血過多死了。解放後為了我父親入黨的事，組織上找我家老奶奶（我爺爺的母親）調查我爺爺的情況。老太太還是老思想，怕人家嫌我家窮，就說：「我兒子一個月賺好幾百塊錢，在那兒當局長，闊極了！」組織上不信，說你兒子賺那麼多錢，你孫子（我父親）解放前怎麼都病得要死了？老太太答不出來。這下我爺爺的成分就沒法定了，組織也沒錢為一個普通人跑到雲南調查，成了懸案。一直影響到我加入紅衛兵和入黨。那時很左，為這事我找農場黨委問我爺爺算嘛問題。回答說：「打死你爺爺你們說是武裝走私的，萬一要是紅軍遊擊隊，共產黨領導的呢？咱們總得對黨負責吧！」實際上我連我爺爺面兒也沒見過。我爸爸十五歲時，我爺爺就死了。

　　我不管他們叫不叫我入黨，照樣幹。有些知青思想一直很浮動，總惦著返城。實際上，上山下鄉頭一年，高於子弟藉著爹媽的路子參軍，變著法兒都走了，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有各種門路的，辦選調，辦特困；還有的辦到三線去，先先後後走了不少。我一個心眼要扎根農場，咬破手指頭寫血書不走。我這兒有份材料，您看，當時的，《工作隊簡報》，當時對一些優秀青年就這麼稱呼，叫「××式的優秀隊員」。××就是我的名字。最後黨委書記拍了板啦，他說這個事再出什麼問題我負責。我就入了黨。這書記我忘不了，我離開那裡之後，他調到局裡當局長。這位老幹部心裡還是有「根」的。「文革」中批鬥，叫人弄斷三條肋骨。知青返城也真難，尤其那些沒路子的。眼看人家一個個走了，自己怎麼辦，想轍。女同志想什麼轍呢？就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婚姻關係上。跟大城市的人訂婚，再辦戶口，根本沒愛情可言。男同志更絕望，精神狀態更沒法說了。沒轍就找病，吞釘子，吃硬幣然後就透視，有陰影吧。或把手弄破，血滴在大便裡，或弄點蛋清放在尿裡，再化驗，一看幾個加號；說實在的到了瘋狂毀滅的程度。

　　記得有個女青年與北大港一個男職工訂婚。定好五一節回去見面，家裡人都給聯繫好了。春節連隊一百多號人差不多都回去過年。我沒走。還有一千多口豬，幾百隻羊，好幾十頭馬和牛，很多設施得看著。這女青年也沒回去，就為的多存幾天假放在「五一」一塊兒歇。她非常愛乾淨，在宿舍洗被子，穿得挺薄，屋裡燒得挺暖和的，來回倒水一折騰感冒了。連吃幾天核黴素也沒壓下去高燒，我們急了，送她去醫院。當時去農場場部好幾十里路，化驗又趕上停電；再送到縣裡，來回來去過去一個禮拜，造血功能已經被破壞，再生障礙性貧血。我是指導員，帶著兩個男青年兩個女青年，五個人護理。這種病得不斷輸血。我決定女同志別輸血，我們仨男的驗驗；我和另外一個男青年是O型，可這個青年臉上有點為難。我說我輸吧，輸了四百CC血，完事她臉蛋就紅撲撲了。原來是黃綠色，馬上就精神起來。整天我就在走廊上蹲著。大夫跟她說：「你這個男朋友真夠意思。」她說：「那是我們指導員，不是朋友。」大夫特別感動，非要給我開個病床，讓我睡睡覺。九天九夜我們沒合眼。她死後到哈爾濱火化。處理完後事回去，人們見我就說：「你怎麼這模樣了？」就跟打監獄裡出來的一樣。臨死之前這女同志拉著我手，不讓我離開。這時她姐姐、姐夫接到電報趕來了，搶救時不讓他們進。她和她姐姐、姐夫有點矛盾。可是拽著我說嘛不讓我走，兩眼總看著我，光掉淚。那陣子話已經不能說了，只是人還清醒著。我眼淚也嘩嘩的。我們沒有一點戀愛關係，就跟親兄弟姐妹一樣。我當時唯一的想法是怎樣把她弄活了。我覺得我們夠苦了，她得了病見不到父母，我看著她；親眼看她停止呼吸。我在哈爾濱端著那個盛骨灰的磁盆，還熱著吶，我想，哪怕我再抽多少血，只要她能活也沒說的。

　　成千上萬女同志都走這條道了。就是犧牲自己的愛情和人應有的尊嚴、權利，換一條生路，也未必會好。因為這條路沒有愛情。埋下這個種子，必然會有惡果。這也是女知青的悲劇吧！她們的價值僅僅就是一個女性。像我們這些光棍男同志，只能毀滅自己，吞釘子嘛的，我看到就一頓臭罵：「咱不能幹這事兒！挺不住還活嘛！」

　　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時，我是連隊最後走的一個。走時心裡有種負罪感。我想我最後走還是一個逃兵，最終打了敗仗，還是沒能戰勝自己，還得隨大流。我家說嘛也讓我回來；人家都走了，快空了，宿舍裡冷清得很。當時最大的壓力是孤獨。特別是後來沒人了，打山東、河北、河南招來大批盲流當臨時工，我帶著他們幹活，不是味兒了；我一想，我得走。我忘不了臨走那天，幾十個農場老職工送我，我提著手提包－－那包裡就幾件破衣服和幾本舊書嘛的。打營房出來，過那個小橋，那些人就像送殯賽的，在後邊「哞哞」地哭。有的捂臉嚎陶大哭。儘管他們沒文化，愚昧、粗魯，可是跟大城市人際關係一比，實在可愛呀！送我老遠老遠的，還聽見他們哭。

　　我回來後很久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做夢似的。照理說回到父母身邊，吃住都好了，可就覺得空虛，覺得失掉好多東西。後來我覺得不該這樣，還得從頭做起。人嗯，在哪兒就得從哪兒開始起步。這樣，積極生活那股勁才又慢慢恢復。我不是說我喜歡文學嗎？除上班努力工作之外，八○年我在文化宮的文學班業餘上了兩年課。一九八二年我又開始上電大。去年畢業了。成績還算滿意吧。我不想自吹什麼，我就得這樣幹，我怕失去自己。我學文學，有個抱負，覺得我有責任表現我們這代人和我自己。我永遠當不了萬元戶，也不可能給我兒子留下什麼產業嘛的。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能留下一本書，這輩子就沒白活。

　　那些年使我落一身病。關節疼常常發作，還有胃疼，一疼就－－忍著。恐怕我要帶著它過一輩子。我妹妹早結婚成家了，那件事，一直沒法對丈夫說。不說就別說了。我們心裡埋著的並不止這個痛苦。但是呵，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是偉大的一代。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的。當時，「文革」把國家經濟搞成那樣，幾乎崩潰，我們要是不下去，兩千萬人會給城市造成多大的壓力。儘管我們受騙，我們受苦，但我們支撐這國家大廈幾乎坍塌的一角，是吧？應當說，是我們承受著「文革」造成的惡果，就是我們這代人。可是至今對上山下鄉一直沒有一個正確的估價。我寫過一首詩，原稿早沒了，但我記著這兩句，大概是：

　　它應當枝葉繁茂的時候卻過早凋落了，

　　佈滿傷疤的軀幹卻支撐著坍塌的天空的一角。

　　我知道這詩幼稚。可它是我真實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我的力量。

　　因此我說，對於我們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樣寶貴的。我們並沒虛度年華。

　　我們不會忘掉北大荒。我們把那麼多東西留在了那裡，又把那麼多東西從那裡帶回來了。不是嗎？

　　※※※

　　拯救災難的，不是聖賢，永遠是人民！

當代于連

　　◎一九六六年　十七歲　男　T市某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

　　⊙T市最早被抄的一家－－與家庭劃清界線－－跑到邊塞也背著出身包袱－－為了報復與「紅五類」女兒結婚－－一切發生變化：調動工作、入黨、上大學－－今天的苦惱

　　※※※

　　我要對你說的，是在家裡不能說，對朋友不能說，哪怕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說，這就是內心的痛苦吧。不是眼前的很強的痛苦，是一種沒法擺脫、很深很深的痛苦吧。但我想對你說，為了什麼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有一條我清楚，因為你說你會把地名姓名全部隱掉，我才肯說。

　　我致命的要害是出身不好。在我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預感到這東西的存在，那是六四、六五年期間，我上高中一二年級時候。我還是一個勁學習上認真，政治上要求進步、靠攏組織的學生吧！可不知道自己身上散發出一種什麼氣味使得班裡那些出身好的同學躲著我，不像耗子躲貓，像人躲避瘟疫。甚至歧視我。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自然和班裡兩三個出身不好的人比較接近了，在一塊發洩過不滿。這樣，一九六六年就把我們幾個同學打成「黑幫」。我要說的不是這「黑幫」，不是訴苦，我不喜歡訴苦，我是說我的境況。

　　還有件事，我家住的房子不錯，忽然政府通知叫我們搬家。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膽小，搬走後據說那房子住進了高幹。這對我也有壓力，是種政治壓力，心理壓力，表明我生活在哪一個政治層次上。

　　「文革」一來，一切都明了。我家在這城市是最早被抄的。我爺爺我爸爸都是幹銀行的，算出名的資本家。後來我才知道，這最早抄家是我媽媽惹來的。當時銀行凍結資本家存款，不准取，說是剝削的錢，銀行門口把資本家的姓名都公佈了。我媽媽去取，銀行馬上通知紅衛兵，紅衛兵馬上就到，這就抄起來了。我得信兒不敢回去，跑去找一個要好的同學，叫他陪我回去看看。他也不敢去，他出身是職員吧，可當時對他這樣出身是什麼態度也吃不準。他說：「你們鄰居都認識我，怕我一去弄不好，我們家也完了。」我就自己回去，遠遠看大字報都糊滿了，我母親被弄在門口批鬥，亂七八糟一大堆人，砸的砸，燒的燒，冒著煙。我才十七歲，哪見過這世面，不敢走近，在外邊整整溜躂一夜。也不知我媽媽和爺爺奶奶怎麼過來的。我的弟弟是個殘廢，我更掛心是他。整整一夜在大街上徘徊，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過來的。

　　第二天我硬著頭皮去到抄我家那中學去找紅衛兵，當時我就想，鬥我一頓罵我一頓我都認了。我得求他們叫我回家看看，家裡除去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其他兄弟都在外地，那個殘廢弟弟沒人管，他打小一直跟我長大，我教他怎麼寫字畫畫，怎麼生活，跟他感情最深。有個紅衛兵還不錯，領我回家。從樓下到樓上全亂成一團。我只是順著樓梯過道往幾個屋裡看兩眼，屋裡都是紅衛兵，翻箱倒櫃不知找什麼，也沒看見媽媽爺爺奶奶他們。好些東西都破破爛爛了，砸的撕的吧。我最心愛的東西是郵票，還有和一些蘇聯朋友的通信。六十年代初不是鼓勵和蘇聯聯繫嗎。這些珍藏的東西扔了一地，也絲毫不使我動心，這時只剩下一種求生的慾望，該不該吃東西都忘了。我向紅衛兵要求把弟弟領走。我表示離開這個家紅衛兵是贊成的，這是要和家庭劃清界限，是「革命行動」。再看我弟弟又小，瘸兒吧嘰的，准許我帶了走。我拿了兩床被子，帶弟弟住到學校去。臨走時還給了我五塊錢，一點糧票，是我要的。但他們給了我，我還是很感動的。我不知道這五塊錢能花多長時間，過去家裡很富裕，從來不知道錢的具體價值。

　　我和弟弟就拿這五塊錢生活一個多月。這期間學校不准我們住。可是我家是給「掃地出門」的。媽媽爸爸住到老爺家，實際上老爺家也查封了，媽媽就在老爺家過道上一小塊地方，拉個布簾，搭幾塊木板睡。我去看她時，她腦袋剃個陰陽頭，那樣子比她任何時候的樣子給我印象都深。我爺爺奶奶給轟到另一條街一間小屋裡住。紅衛兵叫我們搬到那兒去住。就為這五塊錢，家裡和我還鬧了誤會。為了我拿錢給弟弟買煎餅果子吃，沒給奶奶爺爺，他們在旁邊看著，後來他們把這事告訴我姑姑叔叔們了。當時這錢是紅衛兵給的，我確實不敢拿這錢給他們。我媽媽當時也沒經濟來源，我不知她是怎麼過來的。我承認我不敢沾這個家，我顧不上他們了。你想想，我才十七歲，忽然落到這地步，頭次見到這世面，誰知道該怎麼做，我只想保住弟弟和我自己。這誤會到現在好像並沒完全消除。五塊錢花完了，就硬著頭皮再去找紅衛兵，還能要點回來，這錢只能我和弟弟用，必需和他們分清，只能這樣。

　　處在這種地步，我不甘心。我想我起碼得維持生命，維持生存，維持我自己在社會上一個地位。我自己應該和別人享受同樣的。看到那些同學趾高氣揚，為什麼我不行，我比他們缺體力缺能力還是缺乏智力？就是因為我先天不足的這個出身。我恨我這個出身，甚至恨我父母，恨自己的祖宗。可我不甘心出身壓著我，我不服，總想爭回這口氣。到一九六八年，第一批上山下鄉，我說我們家實在沒經濟力量接濟我，就報名參加了。

　　我去邊疆，離國境線還有二十里地，好荒涼。一到那兒就覺得終於把那倒霉的出身扔掉了。可是同一小組帶隊的，把我的出身說出去，還向大隊黨支部匯報了，大夥一下子全知道了。怎麼辦？拚命幹活吧，就這一條路。農村和別的地方不一樣，說到底還得幹活，幹活就有飯吃，能幹活人家就瞧得起你。人們是在生存線上看待一切。好，你能幹我就能幹，你能幹四分我幹八分，你能幹五分我幹十分。背著出身，咬著牙地幹，我要在農村立住腳跟。年底大伙都回家探親，也叫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說我沒家。唯一分紅最多的是我，我拿二十七元。我留下十元，那十七元寄給家裡去。只要大隊叫我做的事，再苦也做。大冬天他們叫我去刷大標語，在牆上寫美術字，刮著西北風，內蒙的西北風比這裡厲害多了，我就穿件軍褂子，攥刷子的手凍得張不開，寫著「毛澤東思想萬歲」、「社會主義好」，心裡真不是滋味。連件棉衣也沒人借我保一保體溫。要在內蒙這塊大野地裡站住腳也這麼難？我這還不是訴苦，還是說我的處境。

　　要說農民還是認實在的東西。三年過去，調我去教書。跟著開始選調了。我知道自己怎麼回事，不爭，爭也沒用，我沒資格。頭兩批出身好的都選調走了，到第三批，我們小組除去女的，就是帶點殘廢的。我們那個組長呢，就是剛來時說我出身不好那個帶隊的，反倒沒選上，聽說他爸爸是個小業主，再加上點什麼事鬧不清，我居然第三批被選調走了。到了這裡一個大城市的鐵路局，先到站上當搬運工。這就好多了，雖然累，可是沒熟人，誰也不知道我出身，混在人中間，大夥一塊幹活吃飯睡覺，還挺熱乎，也享受享受人之間沒距離那滋味吧。

　　可是一天，說要挖防空洞。叫大伙在站台上排好隊，然後說，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上山採石頭，一部分出身好的留下挖防空洞。跟著要點名，出身不好的站出來。我想，壞了，要露餡了，臉「刷」一下子熱了，頭也抬不起來。結果頭一名就是我，叫我名字，我一站出來，出身也就亮出來了，又完了。出身的陰影到哪兒都跟著我，看來這輩別存什麼幻想了。上山採石是先用火藥炸，再拿大鐵絲兜住石頭，使腕子粗的大扁擔挑，挑下山，走跳板，弄到車廂裡去。我在農村鍛煉過，這活我都能幹。可是出身真比這石頭還重，我感到有點挑不動了。

　　過後叫我到鐵路中學去教書。我是老三屆高中生呵，教書綽綽有餘。到了中學，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開會時很少說話，我沒發言權，沒人坐的地方我坐，坐在犄角旮旯，因為我知道自己出身低下，這世界叫我活著就不錯了。但在能夠發揮自己能力的地方，禁不住性子，還是盡量爭取做好。我挺矛盾，有時灰心喪氣，有時不服這命運，總想使別人看重我的價值，總要建立自己的自尊，儘管在受盡屈辱的地位上做到這些很難很難。好像要在激流中央，立一根泥柱子。

　　這時有兩個女孩子對我挺好。一個比較外在，一個比較內在，她倆的關係也很好，好得簡直有點形影不離。

　　這個比較外在的女孩子很能幹，健談、有頭腦，我同她說得來，越說我們關係越近。原來我們還是一個城市的。一次我問她家住在哪兒，她一說，嚇我一跳，萬沒想到她就住在我們最早被轟出來的那所房子，她家就是那個高幹，她就是那高幹的女兒，你說多麼巧，簡直有點戲劇性了。再問她，她還是個雙料的高幹家庭，父母都是相當高級別的幹部，而且她是「文革」初期的一個紅衛兵，抄家的紅衛兵，還是個紅衛兵頭頭。我要命也不會想到和這樣一個紅五類交朋友，和一個女紅衛兵談戀愛，這倒是挺帶勁的。我動了心，我想我是沒有出頭之日了。人人都說我是狗崽子，但我這回偏要看我是不是能和這個紅五類結合。如果結合了，看看到底是什麼結果。我想這肯定要遭到她家裡反對，可是愈反對，我愈要這樣做。坦白說，我有一種報復心理。我就抱著這目的，和她交上朋友了。我還想看看這事成了，你們紅五類那些人怎麼對待我。當時我的壓抑感相當強，就是想爆發，在社會上我要爆發了就準是反革命，我只得想用這種方式，比較損的方法。我說就要和你們紅五類結婚攀親，娶你們的閨女，你們不是說不行嗎，你們看吧就得行，看看到底行不行，看我的。

　　這是真正的《紅與黑》。紅與黑的結合。

　　就我們個人之間來說，我對她也有感情，她這個人爽快，很聰明，特別是她敢跟我這個出身的人交朋友，在那種形勢下，是一種很實在的安慰。我挺感激她的。自然這也和她所處的特殊境況有關。那時她父母都受批判，她的處境是在最低潮的時候，她一個人在這麼遠的地方，無依無靠，很寂寞，我們又談得來。還有，就是那一個比較內向的女孩子也在追我，促使她跟我結合得快一些。我不大歡喜那個內向的女孩子，但有時故意表示喜歡，這樣就刺激得她跟我確定下關係，我是誠心這麼做的。因為我需要。我要報復，也要往上奔。

　　我們家裡認為這婚姻靠不住。因為門不當戶不對，一紅一黑，差距太大了。各種習慣不一樣，將來生活肯定要出現問題。她家裡當然更堅決反對，我說不同意我還非去你們家不可。我出身不好，可我是你家女婿。雖然表面對我這股勁人心裡還是不是滋味。我不也是一個人嗎，為什麼沒有正當的婚姻權利，我的反抗勁就更大。

　　我頭次見她母親，就叫媽媽。她沒理我，我想你不理我，我也叫了。

　　我和她結合之後，緊接著確實覺得好多東西都變了，奇妙地發生變化。在學校在單位，好像拿我另眼看待了。實際上我還是我，想想又挺可笑。可我在他們眼裡真的不再是狗崽子了。但是，我與她結合，不是盯著吃呀喝呀，不是想過高幹的日子，我要改變我自己的處境，改變工作，上學，完成我自己要走的路。以前我不是什麼都不行嗎，不能上學，不能入黨，不能參軍，討論會上沒發言權，政治上不信任我。這一結婚不就變了？很快我隨她調回來，這是第二次發生變化。嗨，工作調回來了，地位馬上發生變化，我們家哪有這麼大能力。過去嘲笑我那些同學，如今又該如何？我用心觀察了，那些出身不太好的，直到今天在社會的地位也是差得遠。我就不一樣了，我利用這個家庭的地位，緊接著上大學，也入黨了。至於我的出身，根本沒人提了。我既不是好出身，又不是壞出身，莫名其妙是受優待的一種出身。你想，我這種出身的人說入黨，要在以前，大伙不拿我當笑話嗎？想想我以前走過的路，受過那麼多苦，賣那麼大的命，什麼時候能掙到這一步。儘管我和她家裡的關係始終不行，她和我家的關係更不行，她死瞧不起我父母，她那紅五類味兒和我媽媽沒共同語言。但對我個人，已經挺滿足了。

　　後來還是有點變化。特別是「文革」一完，她家的情況好起來，她的情緒就複雜了，後悔過一陣，因為她那些舊朋友老同學，高幹階層的，也都恢復了，互相一接觸，一比較，她這個丈夫就不大光彩了。那些人出國的出國，陞官的陞官，我沒法比，但我唯一能安慰她的只有兩點：一是我現在的地位，我現在是一個單位的負責人，還說得出去；另一個是大學畢業。應付一般社交往來還行，但在高一層上，尤其在她那階層的朋友中間，就差著點了。好在我們有了孩子。孩子是家庭夫妻之間最結實的紐帶。可是至今我們在生活習慣上也有磨擦，特別是她那種地位的優越感表現出來時，關係中的障礙就明顯些。

　　我好像就到此為止了。我的好時光在「文革」中都耽誤了。不可能在業務上有出息，只能走從政的路子，可是在這條路子上，出身好的還是得天獨厚的。我是憑自己掙上來的，到了真正要奮鬥一個目標的時候，沒有堅強的家庭後台不行。我又不想要他們家的支持，我的後台不是直接的，就不能起到實質作用。儘管我當初沾了她出身的光，在它們地位又起作用時，我就黯然失色了。我終究不是打根兒上就紅的。我認識一個人，他爸爸是派出所所長，他都當了挺大的頭。沒後台，沒人支持，再大的抱負也難實現。表面看我在這個家庭裡好像怪不錯的，等到知道我的來龍去脈就洩勁了。

　　說到這兒，我心裡不知是什麼滋味，咱們聊點別的好不好。

　　※※※

　　扭曲了愛情，就扭曲了一生。

◎【資料二：「文革」是我文學的母親】

　　我是在「文革」這個畸型的搖籃裡誕生的一代作家中的一個。這搖籃就像一個密不透風的骨灰盒，那時代歇斯底里的呼喊就是我的搖籃曲。「文革」，就是我的母親。她用人民傷口流出的血餵養我，用鷹一般的利嘴吻遍我的全身，給我講述著一個個充滿仇恨的現代神話。這便決定我一旦離開這搖籃、離開她的懷抱，便用什麼樣的文學報孝於她。

　　一九七九年我寫完《鋪花的歧路》和《啊》之後曾計劃寫一部長篇巨作，囊括這個致使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陷入地獄的十年惡劇。這想法在我心裡壓著，又把我拖得好累。我感覺任何過去的長篇形式都無法勝任對這一無比複雜時代做出又深又廣的包容。因為任何歷史時期都沒有這般龐雜糾纏絞結錯綜，而數億人幾乎無一倖免捲入這個災難的漩渦；每一個人的生命體驗幾乎都可以寫出一部深刻的長篇。這大概就是人們對「文革」史詩性作品千呼萬喚而終難出現的根本緣故。而時代的快節奏又容不得作家半點喘息，剛剛離開「文革」漩渦，又被捲入改革浪潮；作家不是超人是凡人，希望與焦慮同樣地日甚一日。改革引起的思考都在不斷加深對「文革」更深的反思。一九八四年後，由於我個人對文化學的興趣，便進入文化反思系列小說《怪世奇談》的創作。這一系列的內涵自然也包容著「文革」，帶著我在文學搖籃裡刻骨銘心地感受過的一切。正因為我們一代經歷了「文革」，對國民性（即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就應該比三十年代做得更堅決、徹底和進一步。

　　儘管如此，真接表現「文革」的想法對於我，沒有一個瞬息放棄過。儘管一九八五年我寫過一部中篇《感謝生活》，仍然無法實現我那種對「文革」全景式概括的奢望。一旦這想法縈繞心頭便成為一種苦惱；「文革」是我、也是當今三十歲以上中國人生命中最深刻的內容。不寫就是對我同時代人的辜負。這久疚是一種擺脫不開的痛苦。直到一九八六午，正是「文革」開始二十年和結束十年，紀念日必然帶來的回顧和回顧加重的責任感，以及我遇到許許多多人都自覺或不自主地追思往事時，我豁然開朗，突然找到一種方式，即為一百個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文革」經歷的紀實的方式，反映「文革」時代整個民族的心靈歷程。

　　兩年來我從大量要求我為其代言者選擇了一百多人進行採訪。但被為確定收入該作品並寫出來尚不到三分之一。因為我不僅需要這一百個人的本身經歷具有獨特性，更重要的是他們內心體驗具有獨特性。我想把這一百個人做為一百個文學典型。儘管他們的故事各不相關，但他們都在同一時代、社會和文化背景上，都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他們命運的深層相關，這便是民族命運的體現。這也是我選擇的全景地體現「文革」的一種方式。

　　分開是短篇，一組是中篇，合起來是一部大長篇。

　　紀實文學的文學性是我主要需要解決的問題。一九八六年，我在發表了最先完成的十個人的故事時，著意強調第一手材抖的性質，以期它們具有社會學的研究價值。這樣做的結果難免削弱了文學性。此後我做了一些糾正，比如在採訪中追求對人物獨特內心體驗的追尋。使紀實主要是紀錄人物內心的真實，加強了人物塑造的意圖。人物出來了，文學至關重要的因素便出來了，文學的深度也出來了。

　　其次是注重文學形式。

　　對於紀實文學來說，必需把採訪得來的東西昇華到審美層次上，才是文學。但又決不能離開真實的事件與人物進行充滿創作快感的虛構，否則便離開紀實。紀實文學必需在採訪中就考慮到審美內容，藝術地感受被採訪者，這樣，當採訪完結而進入寫作時，便自然進入一種文學創作狀態。由於在採訪《絕頂聰明的人》，《不會笑的故事》的講述者時，有一種強烈的荒誕感，寫作時猶如寫一部荒誕劇。在採訪《我變了一個人》的講述者時，被可怕的真實所震驚，同時感覺到徹底的真實也是一種審美境界，在寫作時自覺不自覺採用冷峻的舉法。而我在採訪《拾紙救夫》的講述者時，感覺它比傳奇還傳奇，我就採用傳奇的舉法。因為它全部都是真實的筆錄，因此我相信任何藝術誇張的傳奇故事都難以達到它的震慄力。至於語言，我努力使它與講述者的精神氣質和我採訪時的感覺相吻合。在敘述藝術上便各不相同，必然加大了各篇之間的空間，擴大它的整體涵蓄。紀實文學的形式同樣需要創造，這是紀文學能否具有文學價值或乾脆說它是否屬於文學的根本。它的難處是一邊強調文學性，一邊不傷害記實性。否則它不是要落入虛偽，傷害紀實的真實，便只是新聞或材料的屬性的東西而不是藝術。在本書尚未完成的將近一半的工作中，我致力尋求其正屬於紀實文學的文學性。

　　按照《中篇小說選刊》的慣例，作品被選，必需寫一篇「創作談」附在其後。太多作家都不喜歡談寫作經臉，卻願意把作品之外的一些思索告訴給讀者。他所期待於讀者的，不是有哪些滿足而是哪些不滿足，故此我盼切讀者把不滿足的話告訴我，並最好是在我這部作品完成之前。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夜

　　寫於武夷山莊

　　－－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中篇小說選刊》

◎【資料三：日文版《一百個人的十年》序】

　　翻譯家田口佐紀子小姐告訴我，她已將《一百個人的十年》首集譯好，即將由東京著名的講談社出版，匆匆來信要我為這書寫篇序，我馬上就寫，因為我有話要說。

　　一九八六年，也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二十年、同時是它破產式地結束整整十年之際，我心中沉甸甸產生一種莊嚴的願望，要為一百個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歷，作為那一代受難的中國人心靈歷程的如實記錄。這感覺，猶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

　　也許這想法掀動了我同時代至今難安的記憶。一年多來，我收到了一千多封來自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信件，希望我寫下他們無法忘卻的那漫長的十年的深切磨難。這些信件傾注的信任，化為我決心完成這部大書湧動不已的激情；信中透露的苦澀，是壓在我背上不能推卸的責任。如果這部書能給他們些許慰安，便是我終生最大的快樂了。

　　原先我計劃兩年中完成此書，但我現在清醒認識到，要想用一百個人的故事，包容那段無比浩繁歷史生活的規模和內涵，實在艱難。憑我個人的力量，幾乎無法從那數萬萬人中找出最富典型的事例。最使我感到為難的是，一些人口述他們的經歷時，那語氣與神情常常使我潸然淚下，可是由於口述者未能提供生動獨特的細節，落到文字就會泛空，而最終不能不割捨刪除。我必須擴大採訪量，用不斷篩選的方式從大量被採訪者中，找出一個具有代表性、內涵深刻又相互區別的故事，同時加以文學的眼光審視而取之。這是一項文學工程。我必須從自己的生命中多付出時間，把這一計劃的完成擴大到五年。

　　本書首集由香港香江出版社出版後，很快印刷第二版，受到國內也受到海外中國人和其他國家朋友們的關注。我想，人類的事業具有整體性。在人類的歷史上，不論哪個國家或民族經受的重大事件，一直都被其他國家和民族所關切。不論哪個民族創造的財富，都為人類所共享；不論哪個民族遭受的苦難，都被人類引為共同的訓誡。認真研究其他民族的歷史，便會使自己民族的前程減少坎坷。我想，將本書介紹給日本讀者的講談杜和田口佐紀子小組肯定出於這種人類意識。因此，在我說過上述這番話後，要向他們致以由衷敬意與謝意。

　　一九八八年八月．中國天津

　　－－日本東京講談社日文版《一百個人的十年》自序

◎【資料四：馮驥才就《一百個人的十年》一書的創作答美聯社記者問】

　　新華社報導了作家馮驥才準備反映「文革」十年中一百個人經歷的消息後，在國內外引起了普遍的關注。最近，英聯社駐北京記者羅婉莉女士專程來津就該書的創作情況對作者進行了專題採訪。

　　※※※

　　問：我看到新華社發的消息，說您準備寫一部反映「文革」中普通人生活的書，我對此很感興趣，請您介紹一下這部書的創作情況好嗎？

　　答：這部書正在寫作中，書名是《一百個人的十年》，我用口述實錄的方法記載一部分普通中國人在「文革」十年中各自的經歷。我採取這種辦法的目的是為了保持內容一種原始狀態的真實。目前，我已經在天津和天津周圍的地區採訪了一些人，下一步準備到全國各地跑一跑，我想使它具有全國性。採訪工作將是大量的，準備寫的人也決不止一百個。有個作家對我說：你這是個工程。我同意這種說法。我計劃一邊採訪一邊把它們整理出來陸續發表。最後再從中選擇出相當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編成書。在中國，一百是個整數。不見得正好一百，可能多，也可能少。估計該有八、九十萬字，將分做幾冊出版。我不想匆忙地去完成它，我希望這部書的份量能與「文革」這個時代的份量相稱。這將是我致力追求的目標。

　　問：對於那一百個人的生活經歷，您在整理的過程中是否準備做其些藝術上的加工？

　　答：我像新聞電影製作的剪輯人員，對講述者提供的內容僅僅進行剪裁，剪去某些重複多餘部分，前後做些適當的重新排列，除此之外，我沒有做其他方式的藝術加工。對於整理工作我給自己提這樣兩點要求：第一我要求完全忠實於講述者本身的經歷，絕不作任何藝術虛構。第二不作任何主觀參預，即在整理過程中不摻入我本人的思想感情。每段經歷後邊有一句話，用黑體字排印的，那是我的見解。每段中間對「文革」各種事物的見解，那是講述者的，嚴格區別開。我要使這部書，具有文獻性。在語言上我盡量顯示講述者的語言特點，包括語病，也做適當保留。對於我這部書，講述者的真實就是我藝術上最高的真實。

　　問：你所要寫的「普通人」，具體是指哪些人？

　　答：包括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市民以及一般幹部，也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不包括大人物或知名人士，他們在「文革」中的經歷總會有人寫，我要寫的都是那些從不見經傳的普通老百姓。然而，恰恰是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礎和中華民族的主體。他們是「文革」災難的真正承受者，他們的真實才是歷史本質的真實。不深入瞭解他們就不可能真正瞭解「文革」，不可能真正瞭解中國，不可能瞭解隱藏在那些紛雜眩目的政治現象後面更深刻的「文革」根源。

　　問：對於中國人來說，「文革」是一場災難；一般說，人們是不願回顧苦難的，這會給你的採訪工作帶來一些影響吧？

　　答：恰恰相反，對於苦難太深了，人們不會永遠保持沉默。自從報上披露了我的寫作計劃後，我幾乎每天都能收到許多來信，他們都表示願意向我講述自己在「文革」中的種種經歷，僅僅最近這一兩個星期內，我就收到了上百封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在這點上，中國的作家比外國作家有福氣，就是人民非常信賴作家，他們有些不願對別人講甚至對自己親人都不願講的話，卻肯對作家講，因為他們知道作家能夠替自己說話。

　　問：您已經瞭解了許多人在「文革」中的經歷。對此，您有些什麼感想？

　　答：通過這一段的採訪工作，使我感受最深的一點是：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我們的人民是可愛的。記得歌德在談到德國民族時，曾說過這樣的話：一想起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可貴，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麼可憐。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卻恰恰相反，作為個人來說，個個都有弱點和缺陷，但作為整個中華民族她卻是那麼可愛。

　　問：能否請您談一談寫這部書的動機？

　　答：「文革」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經過二十年的時間，「文革」給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留下的創傷表面看已經癒合了，但傷口裡還有細菌沒有完全消除，一旦化膿便是更大的傷口。我不認為造成這場災難僅僅是由於哪個個人。整個「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受到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民族的這四個方面的因素所制約的。要根除「文革」產生的土壤並非容易的事。我想，現在我們國家搞改革，改革本身也是在產除「文革」土壤。因為，改革不只是搞經濟。單純在經濟上改革也不會成功。遲早政治改革就會擺在面前。不改革政治，經濟改革就沒法推動下去。好比划船，總劃一支槳，最後就轉回來。經濟改革必需伴隨政治改革。「文革」已經二十年了，今天我們對這場災難不能再停留在控訴階段而應進入一個新的反思階段，要挖掘造成這場災難的更深的背景根由，進行一步深於一步的審議與研究。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今後避免出現這樣的悲劇。我正是基於這樣一些考慮才決定寫這部書的。在這部書中不像我以往，追求的不是文學價值和藝術價值，主要是「文革」的社會學價值。

　　－－一九八六第六期《小說家》

⊙【附加資料一：「文革」博物館】　巴金

　　前些時候我在《隨想錄》裡記下了同朋友的談話，我說「最好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我並沒有完備的計劃，也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但是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這是應當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館，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

　　我只說了一句話，其他的我等著別人來說。我相信那許多在「文革」中受盡血與火磨煉的人是不會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經驗。但是沒有人會把「牛棚」描繪成「天堂」，把慘無人道的殘殺當做「無產階級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們卻有一個共同的決心：決不讓我們國家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的災難，就會使我們民族徹底毀滅。

　　我絕不是在這裡危言聳聽，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無數難熬難忘的日子，各種各樣對同胞的傷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偽難辨的大混亂，還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難道我們應該把它們完全忘記，不讓人再提它們，以便二十年後又發動一次「文革」拿他當做新生事物來大鬧中華？！有人說：「再發生？不可能吧。」我想問一句：「為什麼不可能？」這幾年我反覆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希望找到一個明確的回答：可能，還是不可能？這樣我晚上才不怕做怪夢。但是誰能向我保證二十年前發生過的事不可能再發生呢？我怎麼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穩不會在夢中揮動雙手滾下床來呢？

　　並不是我不願意忘記，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讓我忘記。我完全給解除了武裝，災難怎樣降臨，悲劇怎樣發生，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廢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不會再有這樣的事了，還是揩乾眼淚向前看吧。」朋友們這樣地安慰我，鼓勵我。我將信將疑，心裡想：等著瞧吧，一直等到宣傳「清除精神污染」的時候。

　　那一陣子我剛剛住進醫院。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綜合症，是神經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壞的左腿已經長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脫離牽引架；我拄著手杖勉強可以走路了。讀書看報很吃力，我習慣早晨聽電台的新聞廣播，晚上到會議室看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從下午三點開始，熟人探病，常常帶來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幾天，空氣就緊張起來，收音機每天報告某省市領導幹部對「清污」問題發表意見；在螢光幕上文藝家輪流向觀眾表示清除污染的決心。聽說在部隊裡戰士們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攝的照片，不論是同親屬還是同朋友；又聽說在首都機關傳達室裡準備了大堆牛皮筋，讓長髮女人紮好辮子才允許進去。我外表相當鎮靜，每晚回到病房卻總要回憶一九六六年「文革」發動時的一些情況，我不能不感覺到大風暴已經逼近，大災難又要到來。我並無畏懼，對自己幾根老骨頭也毫無留戀，但是我想不通：難道真的必須再搞一次「文革」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仍然沒有人給我一個明確的回答。小道消息越來越多。我彷彿看見一把大掃帚在面前掃著，掃著。我也一天、兩天、三天地數著，等著。多麼漫長的日子！多麼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頭上烏雲越聚越密，四周鼓聲愈來愈緊，只是我腦子清醒，我還能夠把當時發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進展的過程相比較。我沒有聽到一片「萬歲」聲，人們不表態，也不繳械投降。一切繼續在進行，雷聲從遠方傳來，雨點開始落下，然而不到一個月，有人出來講話，掃帚掃不掉「灰塵」，密雲也不知給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們也只好銷聲匿跡。我們這才免掉了一場災難。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四十七屆國際筆會邀請我出席，我的發言稿就是在病房裡寫成的。我安靜地在醫院中住滿了第二個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斷，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腦子分析。在病房裡我沒有受到干擾，應當感謝那些牢牢記住「文革」的人，他們不再讓別人用他們的血在中國的土地上培養「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養的花看起來很鮮艷，卻有毒。倘使花再次開放，哪怕只開出一朵，我也會給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療了。

　　經過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正相反，彷彿一切都已準備妥善，上面講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要是拖長一點，譬如說再翻一番，或者再翻兩番，那麼局面就難收拾了，因為靠「文革」獲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著講下去。朋友和讀者寄來不少的信，報刊上發表了贊同的文章，他們講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堅決。他們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慘痛的遭遇。「千萬不能再讓這段醜惡的歷史重演，哪怕一星半點也不讓！」他們出來說話了。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過去」，才能做「未來」的主人。

　　六月十五日

　　－－三聯書店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隨想錄》

⊙【附加資料二：中國人，你如何跳得過文革這一頁】　摩羅

　　【一】

　　三十多年前，中國人制訂了一個非常宏大的計劃，那就是進行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後來我們所知道的，這場計劃果然在「地大物博」的中國成功而又持久地展開著，基本上是按照設計者所安排的內容和程序展開的。那一場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至今還無可拒絕地刻印在少數有靈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可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或者說，早在二十多年前那個被認為文革業已結束的日子，還是這樣的中國人，卻制定了一個更加宏大的計劃，把一場關乎十億人的榮譽與尊嚴、關乎整個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遺忘並且抹去。正如現在我們所已經知道的，這場遺忘與抹去的計劃也執行得相當成功，而且相當持久。它的成功而又持久甚至決不亞於當初的發動與展開。為了更好地配合遺忘，為了更有效地從生活的深處將它抹去，我們不能談論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訴它對人的蹂躪和凌辱，不能對它進行反思和批判。我們希望它發生的時候，它果然就發生了。我們需要遺忘它的時候，我們果然就遺忘了。今天的年輕人，面對這一片表面的平靜與安詳，誰會相信在這片大地上曾經有那麼風風火火的文革。別說對於三十多年前的事人們已經沒法相信，即使是對於大約十年前的故事，人們也已經遺忘得十分徹底。面對那血腥的照片和畫面，新一代的大學生說，沒準這是美國人製作出來的照片，他們有那樣的高科技，還有什麼做不到的。這就是新一代大學生對於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現實的認識和理解。聽了這樣的話，我終於相信，我們中國人真是沒有什麼人間奇蹟創造不出來。連我們自己殺人的照片，也可以栽贓到外國人頭上，我們還有什麼別的罪惡不敢做的呢。

　　曾經聽見過有人議論，中國的文革會不會再一次發生。很多人說，那是決不會的。更多的人則認為，文革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了。我想對這樣輕漂漂的話送上幾句冷嘲。但我終於既沒法冷也沒法嘲，我只能輕輕地說，強迫大家遺忘文革並且大家果然遺忘了文革，也許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把自己殺人的罪行栽贓到外國人頭上，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的一部分。這又一場文革的愚昧、罪惡、無恥、下流，決不亞於三十年前的那一場混亂和屠殺。

　　【二】

　　有一首歐洲人寫的詩，每一段的開頭都說：「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通過回憶，業已逝去的歷史得到了重新呈現，曾經體驗過的痛苦與歡欣得到了一次強化。回憶是對歷史的一種選擇。在回憶的過程中，人們有意地記憶一些東西，遺忘另一些東西。在這種選擇的背後，不動聲色地站著回憶者的價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個對自我生命有著美好期待的人，一個渴望自己不斷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貴、超越的人，在他的回憶活動中，一定會非常認真地反思與這些理想相背離的妄念和行為，非常痛心地懺悔他的一切過失和罪惡。對於他來說，回憶罪惡就是對罪惡的清算和清洗。沒有這樣的清算和清洗，人只會永遠深陷在他過去的罪惡之中，並且只會沿著這種罪惡的慣性無可自控地繼續進行那樣的罪惡活動。

　　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回憶一下吧，可憐的中國人。回憶一下那天早晨，我們突然被一個紅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同時被告知，我們從此就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從此也就擁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權力。那是一個多麼神秘的早晨啊，即使是在我們的回憶中，也還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回憶一下吧，中國的阿拉巴巴，回憶一下那個夜晚，那個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們無端地衝進一個平民百姓的家，將一位善良的少婦拉出被窩，逼她交代她自己也無法弄清的罪過，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回憶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這樣的大院裡，所有的紅衛兵都在對著一位上了年紀的官員的光頭吐唾沫。那麼多的唾沫，從光光的額頭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裡，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裡。這位老人則像一座雕塑那樣僵立在那裡，既不能揩一下額頭，也不能說一句話。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懼戰戰兢兢地僵立在那裡，不知道下一刻將有什麼樣的凌辱降臨到這個可憐的額頭上。回憶一下吧，所有曾經做過錯事，或者自以為沒有做過錯事的中國人，回憶一下上海的那個臨街的窗口，和那個窗口上所垂掛的兩具遺體，當代最有骨氣的文化人和最傑出的文學翻譯家，與他的妻子一道，用這兩具聖潔的遺體，表達他們對於一個野蠻民族的失望與悲憫。在相隔不遠的另一所寓所裡，當代最傑出的女鋼琴家，跟她的母親和弟弟一起，告別了那一片鋪天蓋地的喧囂，從容地走上了一條寧靜的死亡小徑。

　　一切活著的人們，至少應該選擇一個日子，深切地進行那麼一次回憶。至少要調動起我們依稀可存的那麼一點自尊心，回憶一下那些死者的苦難與恥辱，藉以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的苦難與恥辱。那些高貴的人拒絕跟我們一樣作惡，也拒絕跟我們一起呼吸那樣罪惡而又下流的空氣。他們在全民犯罪中選擇死亡，也就是在精神的地獄中選擇了對天堂的嚮往與追求。他們以對愚昧世界的遺棄言說著他們的抗議和忠告。我們不懂得跟他們一樣愛這個世界，也就不配跟他們一樣善良而又自尊地活著。因為我們不配跟他們一樣善良而又自尊地活著，所以他們只好選擇了善良而又自尊的死亡。我們至今讀不懂他們的死亡，是因為我們的靈魂永遠讀不懂生命的清潔與尊嚴。我們連起碼的自尊心也已經蕩然無存了。那些捍衛尊嚴的死者，就像一道過於深奧的數學題，不但被我們客觀地置於我們的知識之外，而且被我們主觀地推到願望之外。我們之所以不懂得回憶，不是因為我們真的不會回憶，而是因為我們不願回憶。一切都已經由近而遠，久而久之，一切都將由遠而無。當一切都果然由遠而無之後，我們又可以在這「無」的廢墟上重新跳起紅色舞蹈，重新舉起紅色鞭子和屠刀。

　　我們就從屠刀開始我們的回憶吧。我們應該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計算一下它殺了多少人，它從我們民族生活的深處砍去了多少正義、良知和尊嚴。如果你的記憶過於淡漠，那麼請你聽一聽清醒者的提示吧。僅有的幾個清醒者，他們想喊出幾句忠告，可是他們喊不出來。他們所企圖陳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實，總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們面前，總是不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與注意。我願意作他們的轉述者。如果人們從來沒有注意過關於那把屠刀的言說，我就以我的轉述強調一下清醒者的提示。這個提示也許可以喚起某幾個人的某幾縷記憶的游絲？

　　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這樣寫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文見《北京文學》一九九八年九期）。

　　著名散文家劉燁園先生在《托咐》中寫道：「一九六七年十月，某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七十六人；同年十一月，某縣民兵槍殺六十九人；一九六八年七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同月，某縣以『群眾專政』為名，殺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戶全家滅絕，佔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百分之九十三；同年八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二人，俘虜八千九百四十五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二十六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廠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萬餘人（當時全縣人口十萬人左右），槍殺一千零一十六人－－；全縣八十六個大隊，八十一個殺了人－－此類事件，不堪枚舉！我曾略做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幾十年後平反，證明幾萬冤魂，全系無辜被害！而殺人手段之殘忍，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文件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烈者，亦難信之。而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之一角），僅為乾瘦的歷史線條。最有思考價值的活生生的場景，其深處不知要複雜多少萬倍，但恐怕是再也難以復原了。」（文見電腦打印稿，估計尚未發表過）。在描述了一系列慘酷的歷史事實之後，作者沉重地說：「三十年無祭」。

　　為什麼這個民族如此沉著，面對如此可怕的罪惡可以無痛無悔？有人說，中國人在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苦難中，早就培養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記》中那麼多令人髮指的故事，《資治通鑒》裡那麼多令人噁心的故事，誰有力量認認真真面對它？如果沒有一點「不在乎」精神，早就被這些沉重的故事壓得喘不過氣來。誰願意背著這麼沉重的包袱，戰戰兢兢過日子。

　　然而，忘掉歷史，忘掉自己親手造出的罪惡，然後在每一個類似的歷史關口都肆無忌憚地造出同樣的罪惡，－－我們能心安理得地這樣循環下去麼？《狂人日記》的主人公曾經試圖勸轉作惡的世人，並說將來的世界容不得作惡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魯迅真是太天真了。現在就是狂人當初所說的將來的世界，在這「將來的世界」上，依然住著我們這些罪惡纍纍而且不思悔改的人。

　　【三】

　　在創造罪惡並承受罪惡上，中國這個民族確實有過人的智慧和才華。也許還不止於此。在創造罪惡以後死不認賬上，在遺忘罪惡和開脫罪惡上，中國人的智慧和才華才更加超群脫俗。中國人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從來就是掩惡取善。然而，掩蓋了過錯的功，還能是功麼？掩蓋了罪惡的善那還叫善嗎？有意用一種功來掩蓋過錯，用一種善來掩蓋罪惡，這本身就是罪過。幾千年來，中國的集體敘事成為一種瞞和騙的罪過敘事，中國的集體記憶成為一種自欺欺人的虛假記憶。由於在這些敘事和記憶上我們摻和了太多的倫理意圖和政治功利目的，我們有意掩蓋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實際上就是故意犯罪。我們為了掩蓋各種罪過所作的各種努力，其實就是不斷地犯下了新的罪過。

　　時光飛快地流逝，眨眼之間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經過去了幾千年。在這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我們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們究竟掩蓋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國也已經無法考索了。一般地說，這些考索也決無發生之可能。我們的本意就在於掩蓋和遺忘，哪裡還有費力考索的道理。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記憶歷史：只記憶項羽的意氣千丈寧死不屈，而不記憶他活埋二十萬俘虜的殘忍；只記憶長城的偉岸豪邁，並用它來支撐自己的虛弱與萎頓，而不記憶這種構想本身的殘酷和每塊石頭下無數慘受折磨的屍骨；只記憶紫禁城的金碧輝煌，而不記憶宮廷的陰暗、糜爛和權力的殘暴、惡毒、罪孽；只記憶農民起義的道義和復仇的快感，而不記憶血與火的殺戮、殘酷和毀滅性的破壞。我們既然養成了這樣的記憶方式，當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內心虛構出一部光輝燦爛的歷史。至於歷史的真實，那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筆糊塗賬。在劉震雲的一篇小說中，敘事人「我」向姥姥打聽某一次饑荒，也就是調查餓死人的情況。姥姥回答說，餓死人的事多得很，你問的是哪一次餓死人。面對過於頻繁過於沉重的苦難，無力反省與消化的人記憶中只是渾沌一片。「我」與姥姥的記憶方式，充分體現了民族集體記憶方式。關於文化人進幹校和知識青年下鄉，實際上就是將一千多萬人遣送到集中營裡；關於四十年代初中原大饑荒餓死三百萬人，只有外國記者和外國傳教士在忙於救災；關於六十年代初全國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我們一直說那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實際上那卻是風調雨順的三年（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見《方法》雜誌一九九八年十期）；關於文革中成千上萬的死難者和許許多多因為敢於思考而被殘酷殺害的傑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這一切，在我們民族集體記憶中，都像一團亂麻一樣，無法從中呈現出深刻的意義。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無可考索。最後從民族敘事中消失，也就是從民族記憶中消失。那時候，縱使想回憶一點什麼，也已經沒有可能。一部漫長的中國歷史，它的真實性因為沒有沉澱在記憶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現於回憶中。

　　然而至少文革歷史可以成為例外，因為它遠沒有成為歷史，它一點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們的經驗，就是我們的切身體驗，是我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所造出並承受的現實苦難。它深深地烙在我們的神經上，它時時飄裊在我們陰暗而又恐懼的眼神裡。從願望上說，也許每個人都希望擺脫這種苦難與恐懼，但遺忘絕不是通向擺脫的門徑。要用靈魂的痛苦反思我們的苦難，要用真誠的懺悔清算我們的罪惡。是清算，而不是掩蓋。是記憶，而不是遺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絲罪惡的記憶敲醒我們沉睡千年的良知。

　　也許有人說，記憶本身也需要敲醒。那就請允許我提供幾個細節吧。沉睡的人需要雷聲震撼耳鼓，遲鈍的人需要鮮明的意像刺激他的神經，健忘的人則需要豐富的細節啟動他塵封的思維。為此，我願意轉述那些清醒者所提供的細節。

　　在一九六八年「三查」運動中，江西瑞金縣的「一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去山上挖樹洞。橫多少米，寬多少米，均有嚴格要求。可樹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誰也看不見誰。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一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裡埋掉了事。事後，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頃刻間，此縣殺人達三百多名。此間相鄰的興國縣也不落後。革命幹部奮勇殺人達二百七十餘名。其中十九個人死得特別可悲可歎。某公社抓來十幾位階級敵人，他們分別是五類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組織的司令、副司令、參謀長、組織部長等。不難想見，所有這些職務絕不是他們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幹部出於鎮壓階級敵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這十幾個人被結結實實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準備殺掉。這時縣裡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公社的小人物正準備給這些階級敵人鬆綁。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此時「端杯茶水，慢悠悠地從屋裡蕩出來，環視了一下現場，又慢悠悠地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現了李九蓮、鍾海源、黎蓮、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等許多政治「犯」的悲劇。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鍾海源的遭遇更為令人髮指。為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兒子的植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當局決定給鍾海源進行活體取腎。押赴刑場前，當局給鍾海源注射了三劑特種藥劑，「可那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給體碩皮厚的牛馬使的。－－那軍人過來了，掀起鍾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又要我讓了讓，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就是隔著幾層褲子戳進去的。－－雖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還是明顯感到她因為全身揪痛而發出的劇烈顫抖。當最後一針戳進去時，猝然之中，我甚至聽見了她體內的某種異響，－－」為了製造執刑已畢的假象，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於是就對非關鍵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似的彈跳了一下，可未等塵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給淹沒了。撲上來的是三、四個軍醫。解下鍾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篷裡送。－－車篷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的手術台；－－它是U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瀰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氣。－－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滿了車底板，還滴滴嗒嗒地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裡滑得實在難以移步，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軍醫，拿起一個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幾下，又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料桶裡。約盛了半桶，他跳下車，拎起它走到池塘邊，將血水倒進了塘裡，不一會兒，整口塘全染紅了。－－車篷裡的『手術』終於完了，－－屍體丟在地上，剛好臉朝天，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頭－－」（以上引文均見胡平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的眸子》）。

　　中國人，這些血光四濺的細節還不足以喚醒我們的記憶嗎？在我們粗糲的神經上，要堆積多少人間罪惡，才能將它壓沉到良知的水平面上？要經歷多少鮮血的浸漬，才能滋生起一絲惻隱之心？李九蓮不過是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她在經歷了文革武鬥之後對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寫信傾訴她的感想。男朋友將這信交給了上級，一個案件由此誕生。鍾海源不過是在李九蓮受迫害時，站出來為她說了幾句公道話，竟然也遭此極刑。李九蓮被害於一九七七年底，鍾海源被害於一九七八年春。那個時候，誰曾聽見過這罪惡的槍聲？誰曾為這些正義而又無辜的人痛苦過呼籲過？誰曾關注過流盡了十億中國人的尊嚴與良知的這片鮮血？二十年後，當我們回想起那個年頭蕩漾在我們臉上的笑容，我們不得不承認，那是無恥而又下流的笑容。也許有人說，這沒有什麼特別，這算不上什麼殘酷。那我們究竟認為怎樣才是殘酷呢？神經特別堅強的中國人啊，下面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讓你感到一點殘酷和恐懼呢？

　　跟李九蓮一樣，她也是一個中學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蓮的一樣美麗，她的名字跟李九蓮的一樣富於詩意。她叫黎蓮。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蓮竟然如此相似，以至於時隔二十多年，人們一直分不清她們誰是誰。我多次看到人們匆匆地在文字中夾雜著這樣一個名字－－黎九蓮，這十有八九是把這兩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賣然後又都被無辜殺害的年輕女性混為一個人了。她們的主要區別在於，黎蓮早在一九七○年就被處決，那一年她才十八歲，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如果還要找出什麼區別來，那就是，十八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一個黑雲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的可能性，黎蓮被秘密拖去另一個城市執刑。囚車快到這個城市時，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裡，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背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沒幾下，一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剌剌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猶如那是一個灶眼，匆匆地往裡面塞進一些藥棉、紗布。同樣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一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扑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裡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裡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而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裡，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金石開編著《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國大地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無需羅列更多的材料。有時候僅僅一個細節就可以揭示全部歷史真實。在這兩個故事中，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態度是如此矛盾。那位將軍的兒子和那位革命幹部的生命，可以被放大到無限神聖的地步，這個世界上任何寶貴的東西，都可以無條件地拿來維持他們的殘喘。而李九蓮和黎蓮的生命，只能無條件地奉獻出去。在所有這些故事中，連最起碼的倫理界限也沒有一個人願意遵守。這是如何地傷天害理，是如何地侮辱了這個自名為人類的生靈歷盡千千萬萬年的努力才建設起來的這麼一點點自尊。不徵詢腎的主人的同意，也不徵詢法律和天理的認可；既等不及處以死刑之後，也等不及打一支麻藥；那把屠刀就這樣紮下去了。當人還在呼吸、還在感知、還在思維的時候，當人還是一個人的時候，那把掠奪和殺戮的刀就那麼迫不及待地紮下去了。我在鄉下看見獸醫給豬和牛做手術。每個獸醫工作完畢之後，都仁愛地為豬或牛的刀口抹上一些香油用以消毒。我記憶中的獸醫肯定也都是中國的獸醫，因為我至今沒有到過任何別的國家，所以不可能把別的國家的獸醫記憶成中國的獸醫。可是，中國的法院、中國的公安局、中國的軍醫，當他們聯合起來以國家的名義處置囚徒時，卻既不屑於打麻藥，也不屑於抹一絲香油。如此殘酷的真實，如此真實的殘酷，使得鄉村獸醫的職業道德顯得無力而又虛偽。他們既然是中國法院、中國公安局、中國軍醫的同類，我就不得不懷疑，他們的抹香油根本不是出於什麼對生命的仁愛，而僅僅是從避免經濟損失的角度著眼的。而鍾海源和黎蓮在被掠奪腎臟之後，再也沒有經濟價值可言，所以那把掠奪和屠殺的刀就顯得那麼凶殘那麼下流。這是十分符合中國邏輯的。

　　這一刀紮下去，使五千年中國文明立時成為了一個謊言。整個中國歷史必須以這個細節為切入口重新改寫。

　　有人說，不能改變的是逝去的歷史，可以改變的是未來的選擇。實際上改變未來的選擇正是要從改變歷史入手。我們所天天標榜的一部燦爛輝煌的中國歷史，即使不全是謊言，至少也是極其片面的。我更願意相信魯迅有關「吃人」的歷史解讀。魯迅正是第一個企圖通過改變歷史而求得對未來選擇的改變的中國人。「吃人」既是對中國歷史的偉大發現，也是對這一歷史的最神聖最歇斯底里的抗議。任何一個對中國歷史有心得體會的人，任何一個瞭解中國人的倫理邏輯的人，任何一個對中國生活的運行機制和心理奧秘具有洞察力的人，都有足夠的知識資源和經驗資源像魯迅一樣把這部由謊言堆積而成的中國歷史改寫為一部殘酷而又真實的吃人的歷史。我相信這些人也有足夠的心理願望，選擇一個與中國歷史叛然有別的人道而又文明的未來。

　　但是，恰恰是在價值資源上，我們顯出驚人的匱乏。我們從來沒有在人格意義和尊嚴意義上建立起生命神聖的觀念。我們從來只用等級意識和功利意識看待人群，看待族類。誰官高權重，誰就尊貴。誰能以工具的方式創造最大的功利，誰就是人上之人。除此之外，面對一個一個生命個體時，面對一個具體的個人所體現出的普遍人性時，我們從來就粗野得沒有一絲尊重，麻木得沒有一絲悲憫，下流得直想戲弄之、掠奪之，惡毒得直想殺戮之、毀滅之。試問中國歷史上，哪一次天下大亂血光四濺的悲劇，不是在這樣的文化心理背景下發生並蔓延的，哪一個人在備受蹂躪之後，沒有千倍萬倍地蹂躪過別的無辜的生靈。試想一下，如果那個舉刀的軍醫是一個享有充分的尊嚴、體驗過人性的自由與豐富的人，他還會這樣野蠻地對待一個在屠刀下瑟瑟發抖的柔弱的生靈嗎？

　　五千年間，我們就在如此惡劣的文化傳統中無奈地循環。面對傷痕纍纍同時也罪行纍纍的古人，我們除了以人的名義獻上一份悲憫，再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但是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作為吃人種族的後代的我們自己，卻決不可說一句悲憫了事。近代以來，我們如此大規模地瞭解過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古印度文化、近代歐洲文化、近代俄羅斯文化，所有這些文化，或充滿開朗剛健氣質、或充滿悲天憫人的宗教氣質、或充滿大慈大悲的人道主義情懷、或充滿個人主義的尊嚴意識和自由精神。一百多年來，這一切都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內，都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這一切為我們改造我們的文化，為我們改造我們的觀念和靈魂，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可能性。可是，所有這些文化，為什麼僅僅只被我們所瞭解，而不能成為我們在精神上真正擁有的資源？就在我們的民族內部，近代以來也產生了敬天憫地的《紅樓夢》，產生了極力撫慰人性的創傷的蘇曼殊，產生了為確立人性尊嚴、為改變我們的凶殘下流而終生吶喊的魯迅，為什麼我們不能從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學到一點善良、一點慈悲、一點敬畏生命的良知、一點熱愛世界並且自尊自愛的人之常情？難道非得這麼凶殘才能顯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非得這麼下流才能顯出一個文明古國的偉大嗎？

　　如果真是這樣，我不得不令人痛心地告訴你，這是一種下流的尊嚴，這是一種下流的文明。此外，我還不得不告訴你，那個受過完整的現代文明教育的軍醫所舉起的屠刀，不只是殺死了黎蓮，而是殺死了一個民族自稱為人類的資格。

　　【四】

　　有一個話題不得不涉及，有一種感想不得不抒發。在給死刑囚徒執行死刑時，有一個古老的侮辱儀式，就是將一個寫有死囚名字並在名字上打上「×」號的紙牌或木牌，插在死囚的後脖衣領裡。這個儀式的設計意圖不知是為了向廣大的看客公佈死者的姓名，還是為了強迫死囚無法抬起頭來，從而能夠始終保持低頭伏法的姿式。可是用尊嚴意識看來，它是一個有辱人的尊嚴的儀式。即使是用現代法律眼光來看，它也是法律之外的規定，是一個充滿了邪惡慾望（侮辱人的慾望）而故意保留下來的一個行政行為。

　　不說執刑前要請牧師來表示「臨終關懷」。我們沒有時間搞那樣的假「關懷」。那麼，在執行死刑前，對於即將被執行死刑的人，我們應該不應該給予一點「臨終尊重」？在執行死刑之後，對於被執刑者的遺體，要不要給予一點「遺體尊重」？縱使馬上要處死，可這尚未處死的人還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生命，我們為什麼不能尊重他？在他被處死以後，他的遺體依然是人的遺體，是一個生命的遺體，我們怎麼敢於不尊重他？

　　中國，這個向來以地大物博自我標榜的中國，歷來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統治機器。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利益，這個機器每天消耗著最多的社會財富。在如此龐大的行政開支中，為什麼獨獨沒有給死刑囚徒執行死刑的子彈開支？當一個兒子，或者是一個女兒，因了他（她）的高貴的思想被官方處死時，當他（她）的老母親因此而悲天慟地時，兩個大蓋帽制服威風凜凜地站在這位老太太面前，嚴正地向她收取子彈的費用。也就是要這位悲慟的母親，親手買下政府的子彈，用來殺死她的高貴的兒子，或者是她的高貴的女兒。這樣的無賴行為，在別的地方是不是也出現過？在中國，多年以來竟然將此看作是理所當然之事。到了九十年代，事情有了飛躍性的發展。那位老母親所必須支付的錢，由簡簡單單的子彈費，發展為一筆數目不小的慰問費。如何慰問？慰問什麼？這筆錢用來給劊子手等一桿人馬開設筵宴，洗血慶功。也就是說，那位老母親必須費盡心力籌措到一筆錢，用來買人殺死她的兒子或女兒。這樣的道理，實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道理，這樣的邏輯，實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邏輯。

　　在文革中，許多政治「犯」被執行死刑時，都不通知家屬。執刑後死難者的遺體就被遺棄給荒野和蛆蟲。那些可憐的家屬，可憐的父母，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正在承受什麼樣的折磨，什麼樣的凌辱。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死於何時，死於何地。不知道自己的親人給文明的醫生挖去了幾塊肝幾塊肺，給尚不知道文明的畜生撕斷了幾根手指幾塊肌肉。在死囚遭受屠殺的時刻，所有的親屬都因此而受到非人的折磨和凌辱，所有的同類的安全和自尊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這一切都是不需要回憶的，它不只是曾經發生過，而是至今仍在發生著。我們卻打算對此永遠沉默下去，不但以不想更改的制度和習慣沉默下去，而且以看客的方式永遠沉默下去。

　　既然它至今無法成為一個話題，我又到哪裡去抒發什麼感想。

　　【五】

　　有一些事牽動我們的心是因為它殘酷。有一些事牽動我們的心是因為它麻木。有一些事牽動我們的心是因為它下流。而有一些事，它之所以牽動我們的心，則是因為它既殘酷，又麻木，又下流。這些事往往並不重大，它只是一些小事，一點也不驚天動地，甚至還不足以引人注目。可是如果有這樣一件小事，它把一種人群或者一種文化的殘酷、麻木、下流集中於一身，它也就是集中體現了這種人群或者這種文化的內在奧秘。所以這種事一旦發生，就會永遠存在。無論你是否有勇氣正視它，無論你是否有勇氣回憶它，無論你是否有勇氣反省它，它都會頑固地存在於你的神經上。你想擺脫它，可它不想擺脫你。它會死死地糾纏著你。

　　文革中所發生的這一類故事，誰也講不清究竟有多少。因為他每天每夜，每時每刻，在每一個地方，在每一個靈魂的地獄裡，瘋狂地生長著，繁衍著。可是這樣的故事我們只要知道一個，就足可以驚起靈魂的喧囂和顫抖。我們只要真正敢於面對一個這樣的故事，這個故事中所孕含的一種人群和一種文化的全部殘酷、麻木、下流，就會完整而毫無保留地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來，展示出來。

　　我們發生過這樣的故事嗎？是的，發生過。

　　我們知道過這樣的故事嗎？也許我們聽見過，甚至還曾看見過，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從來不曾知道過。

　　我們記憶過這樣的故事嗎？沒有，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在它發生時，就有意遺忘了它們。我們一直拒絕記憶。

　　我們回憶過這樣的故事嗎？沒有。我們當時既然沒有勇氣記憶，事後當然也就沒有勇氣回憶。何況，回憶需要時間，需要特定的心境。我們一直忙於殘酷，忙於麻木，忙於下流，我們沒有時間回憶。

　　可是我們需要回憶，需要在此時此地承受回憶的痛苦，並把它化作這種人群和這種文化的永恆的記憶。

　　為了回憶和記憶，我們首先需要陳述，需要陳述真實。回憶只不過是陳述展開的一種方式。或者這樣作一個修正：陳述乃是回憶賴以發生的契機。

　　「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在一個陰暗的夜晚，回憶一個世紀的陰暗。用一個陰暗的夜晚，清理一個陰暗的世紀，和一座陰暗的地獄。

　　讓我們從一個細節開始吧。

　　時間：一九六六年某月某日。

　　地點：中國最早興起現代文明的城市上海。

　　人物：中國最具有現代文明信念的作家、安那琪主義信奉者巴金。

　　事件：巴金先生看見上海的大街上已經出現了批判豐子愷的大字報，知道那殘酷的批判和鬥爭不久就要落到自己的頭上。為了在挨鬥時表現得老實一點，以減少所受到的折磨，巴金回到家裡後，就對著穿衣鏡練習低頭認罪、彎腰求饒的動作。

　　意義闡釋：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巴金是追求最熱烈、情感最純潔的文化人之一。在一九四九年的社會大變動中，他是文化人中唯一一位不要官位、單位和職務的人，他顯然是想通過保持自己的身份獨立來求得人格上精神上的獨立。今天看來，他當時的追求是太超群脫俗、太高貴了。可是十幾年後，在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造和扭曲之後，巴金的內在力量幾乎喪失殆盡。當民族生活中真正殘酷的一面完整地呈現在他面前時，他終於徹底意識到了沒有任何個人尊嚴的空間。他將頭沉沉地低下去，實際上是撞響了一個民族的喪鐘。他將腰沉沉的彎下去，所折斷的不只是他的個人尊嚴，同時也宣佈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生命和一個民族的集體尊嚴的傾覆與毀滅。將一個尊嚴意識極強的紳士摧折到這一步的社會、民族、文化都是有罪的。

　　感慨：若干年後，當巴金先生在寫作他的隨想錄和回憶錄時，通過對這一殘酷事實的陳述拯救了他的個體人格。他因為敢於面對事實的醜陋和殘酷而重新站了起來，可這個曾經無情地將他逼進地獄的民族卻因為拒絕懺悔而繼續趴在巴金先生的腳下，怎麼也不想爬起來。

　　還需要說得更多嗎？那我就再作一個提示吧。在同樣的時間，在相近的地點，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在最集中地體現了現代文明的空間：一所大學。就在杭州的一所大學裡，發生了世界大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故事。為了更有效地進行階級教育，他們舉行了一場活人展覽。他們把學校裡的階級敵人找來，給他們分別貼上不同的標籤，分別標明這個是工頭，這個是資本家，這個是賬房先生，等等等等。然後將他們陳列在展覽室裡，要他們按照既定的要求做好各種姿式，供革命群眾參觀。解說員用鞭子在他們身上莊嚴地指指點點，向前來參觀的革命群眾憤怒地控訴他們的各種罪行，借此對革命群眾進行神聖的階級教育。

　　我很想把這個故事講得詳細一點，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我向來喜歡從一個小故事中就能看出一種環境的殘酷和一個群體的下流這樣一類故事。這樣就免得我去讀更多的故事。因為我懶於讀太多的故事。這樣下流的故事一輩子只要讀一個也就夠了，誰有力量整天泡在這樣的故事裡。只要讀得詳細一點，一個這樣的故事就足夠我們咀嚼一輩子，消受一輩子。可是我沒法把這個故事讀得更詳細，也沒法把這個故事講得更詳細，因為時代一直在遮掩這樣的故事。在公開的出版物中，我只在八十年代的一張《光明日報》上讀到過一則有關這個故事的很短的報導。但讀過一次也就永遠記住了。後來留心有關文革的書，想讀到關於這個故事的更為詳細的介紹，可是再也沒有讀到過。有人說文革「三十年無祭」，我看不只是無祭，而是沒有陳述。連陳述事實都還沒有開始，還能有什麼祭呢？巴金提議過建立「文革博物館」，我看不妨就建在這個活人展覽館裡。在我們有意展覽歷史之前，這裡已經發生過如此驚心動魄的歷史展覽。此中是不是真的含有冥冥上蒼所留給我們這個不幸族群的某種啟示？

　　我們用不著因為這個故事太簡單而感到遺憾。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同樣的故事中補充細節。在河南省的某個農村，一個粗通文墨的人所受到的迫害和凌辱，決不亞於當時被當做全國重點靶子的著名知識分子。就對於個人尊嚴的摧殘和折磨而言，這位鄉村知識分子的遭遇也許比杭州那個大學裡的知識分子更加悲慘。他不但要將自己作為一個壞人展覽給革命群眾，而且還得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罪行」。僅僅展覽還可以默默承受，他卻不得不在內心完成一個從被動承受到主動表演的心理轉換和精神昇華。革命運動對他所提出的要求實在是太高了，對他所實施的教育和改造實在太神奇了。

　　讓我們讀一讀這位不幸的人臨死之前給我們留下的回憶文字吧。「大會開始了，主持人講話了。這時，我們大隊的造反派把我叫到主席台後邊，聲色俱厲地問我，你老實不老實？老實。你想死呀想活？想活。想活了你就老老實實聽話，你敢彆扭一下，今天夜裡就打死你。我聽話。聽話了就告訴你，我們今天夜裡同台演出，我們是革命群眾，你當反革命。我心裡一沉，我這一輩子還沒有登台唱過戲，要配合不好演不好，惹革命群眾惱了可不得了。我沉默不語。鬥爭會開始了，我扛著劉少奇就主動上台，他們不讓扛劉少奇，說，你彎著腰上，偷偷摸摸四下看看再上。我很聽話，就從幕布後邊溜到前台，彎腰弓脊四下看著。這時從那邊幕布後跑出來幾個男女民兵，手持鋼槍，貓著腰躥上來抓住我的領子，說，這不是反革命分子喬典運嗎？你半夜三更跑出來幹啥？劇情就開始了，這個問我是不是想偷？那個問我是不是想搶？這個說我想放火，那個說我想下毒，我的台詞只有一個字：是。革命民兵很說了很唱了很控訴了一陣子，派一個民兵下去把劉少奇拿上來交給我，叫我抱，叫我扛，叫我親，然後幾個民兵端著槍押著我下了台。原來這叫藝術鬥爭，我出了幾身冷汗。」（引文出自喬典運《命運》，見《莽原》雜誌一九九七年五期）

　　在所有這一類故事中，在這一系列最下流的惡作劇中，由於倒下去的不是身軀，所以我們看不到。由於流出來的不是鮮血，所以我們看不到。由於哭泣的不是喉嚨，所以我們聽不到。由於咆哮的不是江河，所以我們聽不到。由於扭曲的不是流水，所以我們感覺不到。由於毀滅的不是呼吸，崩潰的不是懸崖，所以我們感覺不到。然而，那支撐和維繫著人類文明的一切美麗的東西、一切高貴的東西，都在這樣奇怪的革命運動中崩潰了、毀滅了。我們沒有感到罪過，沒有感到恐懼和絕望，那僅僅只是因為我們感覺不到而已。

　　【六】

　　如果僅僅把文革理解為一場紅衛兵造反運動，這樣的理解未免太狹窄了。文革決不只是紅衛兵的奪權運動，也決不只是毛澤東打倒他的政治對手的運動。文革比這個要豐富得多。文革是一種奇怪的革命理論在邏輯上所達到的顛峰狀態，這種顛峰狀態就是對社會的全面破壞和凌辱，對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摧毀，對人性尊嚴的全面敵視和仇恨。它與一切美好的東西勢不兩立，與一切人的尊嚴和權利勢不兩立，與一切文化和由文化所建立起來的精神家園勢不兩立。文革既不是開始於一九六六年，也不是終結於我們認為它業已終結的那一年。文革比這個要複雜得多。把中國古代的所有文化遺產命名為封建主義，把外國自古以來所有的文化遺產和現代中國所有的文化遺產命名為資本主義，把正在從斯大林極權專制下擺脫出來，逐步回歸到俄羅斯優秀的文化傳統之中的蘇聯文化命名為修正主義。總而言之，全人類有史以來的一切文化，和由這些文化所建立起來的人性的尊嚴、家園的秩序、天國的理想，全都是骯髒的，全都在掃蕩之列。古今中外，何時何地曾經見識過這樣奇怪的「革命」？秦始皇當年所「坑」者只是「儒」，而留下技術專家為社會服務。所焚者只是思想之「書」，而留下技術之書供社會使用。因為他還願意普天之下都把這日子過下去。可是他的後人卻連技術之人和技術之書也要命名為「反動技術權威」或「白專典型」或「資產階級某某學」之類，予以否定和取締。列寧曾經說過，要用人類文化的一切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可是他的整天念叨著「革命」和「解放」的中國學生卻決意要毀滅人類文化的一切財富來「解放」自己的頭腦。這樣的文化滅絕，確實只能被命名為「革命」。而且，這只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

　　革命確實是壯美而又令人激動的，革命所留下的廢墟卻讓人感到恐怖而又淒涼。烈火確實是紅艷而又輝煌的，烈火所留下的殘骸卻是黑色而又絕望。今天我們終於知道，直到今天我們才能夠知道，文革所留給我們的，不只是一大堆冤案，一大堆無辜的屍骨，一大堆人格凌辱與創傷，文革還留給我們以靈魂的黑暗。半個世紀以來，我們被切斷了一切文化資源，我們的靈魂得不到任何滋養、哺育和照耀。於是我們的靈魂漸漸成為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地獄，一片黑暗，一片陰森恐怖的黑暗。

　　無從仰承任何文化資源的人，在精神上當然就一無所賴。所謂一無所賴，也就是無賴。所謂靈魂的黑暗，就是無賴。正因為我們首先被培養成了無賴，我們才能鬧得出文革這樣的無賴把戲來。我們越是在文革這樣的無賴把戲中狂歡，就越是會變成更加徹底的無賴。當我們宣佈文革結束時，我們以為這只是一場政治運動，以為它的影響很快就會過去。在整個八十年代，我們一直處於某種亢奮之中，一心要把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從那種可怕的黑暗中拯救出來。是八十年代末的徹底失敗促成了我們的徹底反思和徹底覺醒。在這場殘酷的失敗中，我們才發現在所有的黑暗中，最最可怕最最無奈的黑暗恰是我們靈魂的黑暗。

　　精神上無所依賴的人，只有在各種各樣的狂歡中放縱自己的感官和感覺，而沒有相應的懷疑精神和反思能力。當我們在文革的炮火硝煙中呼嘯猛進時，我們一點也沒有反思它的合理性和它的後果，僅有的少數反思者，諸如遇羅克、林昭、李九蓮之類，全給我們（這裡應該寫作我們，而不是寫作他們）殺害了。今天，當我們在金錢中重新獲得狂歡的機遇時，我們一點也不比文革中的狂歡清醒一些。我們拒絕反思它的合理性，拒絕審視它的可能的後果。我們除了像一個無賴那樣嘻皮笑臉，除了像一個無賴那樣瘋狂攫取，什麼別的都不管了。正義、尊嚴、平等、自由、良知、悲憫、同情、羞愧、祈禱、拯救、文化理想、制度創新、價值的依托、靈魂的歸宿－－這一切都在我們的思維之外，在我們的關注之外，在我們的願望之外，當然，更在我們的現實關懷之外。如果有一天，我們企圖擺脫我們的無賴境遇，重建我們的「人類」生活，我們將無從想起這些使人類能夠自稱為人類的價值信念和精神品格。那個時候，我們將會真正意識到我們靈魂的黑暗。而今天，我們依然企圖跳過文革，跳過靈魂的黑暗，在滿足物慾的狂歡中瀟瀟灑灑地進入天堂。可是，我們企圖跳過黑暗靈魂的時候，正是我們繼續為靈魂黑暗付出代價的時候。在繼續付出代價的方式中，最有戲劇效果的，當然是在某個憋不住的時刻，在某個被內心的黑暗和恐懼折磨得忍無可忍的時刻，重演一場三十年前的滑稽劇。我有十足的自信心預言，那場滑稽劇的殘酷，那場滑稽劇對這個民族的破壞、對於人性的凌辱，大約會十倍於三十年前的那一次。三十年無祭。三十年無思。三十年無恥。三十年靈魂黑暗。

　　我們也許真的要為我們的靈魂黑暗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

　　※※※

　　此文引自某網站「摩羅主頁」。經摩羅先生親自確認為可靠文本。此文亦曾刊於摩羅先生所著《自由的歌謠》（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年二月第一版）一書，篇名為《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

　　《自由的歌謠》中「回憶」一文多有刪改，刪除部分，在此用楷體字標出。其中第一節第二段及結尾部分差異較大，第一節第二段「回憶」一文為：

　　可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或者說，早在二十多年前那個被認為「文革」業已結束的日子，還是這樣的一些中國人，卻制定了一個更加宏大的計劃，一場關乎十億人的榮譽與尊嚴、關乎整個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被人們漸漸地遺忘。正如現在我們所已經知道的，這個遺忘的過程確實發生在整個民族的心理層面上。我們需要遺忘它的時候，我們果然就遺忘了。今天的年輕人，面對一片平靜與安詳，誰會相信在這片大地上曾經有那麼風風火火的「文革」。

　　結尾部分「回憶」一文為：

　　三十年無祭。三十年無省。三十年無祭無省構成永恆的無恥。

　　也許，我們真的要為我們的靈魂黑暗和下流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

　　其他個別字句、標點、分段上的小差別，不一一註明。

【校閱者說明】

　　本好讀書檔之原始資料，來源於以下四個版本，茲列如下：

　　〈版本一〉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本：《一百個人的十年》（第一輯）

　　〈版本二〉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本：《一百個人的十年》（足本）

　　〈版本三〉時代文藝出版社二○○四年版本：《一百個人的十年》（足本）

　　〈版本四〉中州古籍出版社二○○六年版本：《馮驥才分類文集十三．心靈實錄》

　　本好讀書檔由校閱者參照時代文藝出版社二○○三年第二版第二次印刷之版次實體書（標示為「◇」），加上原始資料，兩者交叉交對製理。

　　在目錄頁中，「◎」標示的四篇【資料】為〈版本三〉並無收錄的內容，而其餘三個版本則曾經收錄在內。

　　在目錄頁中，「⊙」標示的兩篇【附加資料】則為四個版本均無收錄，由有心人士於網路搜集，豐富內容，以作參考。

　　詳情可參閱〈【資料一】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新版刪除篇〉一文。

　　另據作者於【附言】一節所言：「……現收集成書，凡二十九篇，涉及數十人十年『文革』的經歷，其餘尚未發表者，待日後刊出後，並有幸重版此書時，再行續入。」若日後本書再版，並加入新的內容，敬請在此版本上再作整理。

　　最後，校閱者作參照整理之實體書刊有多幀照片，內容更為豐富，讀者如有興趣，可自行購買閱讀。

　　校閱者謹啟　二○一一．八

　　◆

　　另：校閱者調閱兩個版本之原書（香港香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時代文藝出版社二○○三年版）再校全部三十一篇內容及有原書可參照的內容。

　　校閱者謹啟　二○一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