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县长》

陈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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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的私人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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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县长》新版自序　陈若曦

《尹县长》在一九八七年出了二十七版后，有十七年之久不曾再版。其间曾想取回自印，却因为出版社拥有“永久出版”的合约而作罢。

朋友都很讶异：“你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留学美国，又两岸三地走透透，怎么会轻易把版权‘永久’出让呢？”

说来惭愧，其时人在温哥华，睽违台湾十多年了。以为家乡长年戒严，管制新闻和出版，出版合约必为既定模式，不可更动。仅有的顾虑是，以后出版选集要抽用部份篇幅恐有不便。在电话中与出版社老板提起，他表示没问题，打声招呼即可。

过两个月，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一本选集，我便选用了《尹县长》中的两篇。该出版社寄出合约时，先在电话中表示“合约内容可以按作者意愿修改，双方同意就行。”我这才知道，台湾的出版业相当活泼开放，并无固定契约。

其实出版社肯“永久出版”拙作是好事，苦的是长年不出版，又不让作者拿回版权，让人感到判了无期徒刑似的。这十年来，有些出版社编辑作家作品选，要求从《尹县长》集中选敝人的代表作，常因转载费太低而碰壁，也令人备感挫折。

去年九月，出版社突然又印了三百本，旋即传来老板遭逢变故的消息。听说出版社的继承人较好商量，我便亲自交涉，终以十二万元代价赎回了版权。蒙九歌出版社选为“典藏小说”丛书之一，得以校订再版，欣慰感激就不在话下了。

台湾的民主日渐成熟，海峡两岸的交流越发密切，约定俗成的用语渐渐融会贯通了。再版的集子因而取消了很多引号，相信读起来会通顺些。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转眼将满四十年。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这场几乎革掉中华文化的政治运动，可能记忆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无论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为忽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悲剧可能一演再演。《尹县长》写作不够完美，却是那个荒谬、动乱时代的见证。读者若能从中有所体会，譬如一个民族不追求民主进步并自我反省的话，会有集体疯狂而堕落、沦亡之虞，作者将会感恩戴德，不虚此生矣。

──二○○五年三月于台北

. 晶晶的生日

九月初，外子从苏北来信，说他们劳动快结束了，大概九月中旬可以回南京；正好九月十五晶晶将满四周岁，他计划带孩子去逛中山陵。“来南京也有三年了，”他在信中说，“还没有瞻仰过明孝陵、中山陵，心里总觉得对不起金陵的山水。”

不是外子提醒，我真还想不起晶儿的生日。这几年在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生日也忘了。除了每年岁末，同事们奔走相告，要我拿购物证到粮店买一斤富强粉面条──毛主席的寿面──外，对于我，生日已成了历史名词。

接信的那天，我下班后去学校附设的幼儿园接晶晶回家。路上，忍不住把他爸爸的打算告诉了他。孩子听到久违的父亲要带他出去玩，立刻喜形于色，圆乎乎的小脸绽开了笑容，就在路上跳跃起来。

忽然，他仰起小脸问我：“妈妈，生日是什么呀？”

“生日就是生下来的日子。”我信口回答。

瞧他一脸似懂非懂的神色，我才悟起这个名词的抽象性。那时，我正怀着老二，已经八个月了，肚子挺得山一般高。拉着晶晶的小手搁在我肚子上，我告诉他：“再过一个多月，娃娃就要出来了。他出来那一天就是他的生日。”

“生日！”

也不知懂了还是不懂，他只管高兴地喊叫，蹦呀跳地往前冲。我在他后面跟得很吃力，赶到宿舍区的大门口时，望着节节上升的台阶，只剩下喘气的份儿。我们住的虎踞关宿舍，一排排的平房沿着清凉山建筑，一个大围墙之内住了两百多户教职员工。我们的宿舍单元，正好在半山腰里，这大热天里，一上一下，我都要出一身汗。那天，晶晶顾不上同大院子里的小朋友打招呼，一路雀跃而上。

“奶奶！”他兴冲冲地喊起来，原来是我雇请的老太太出来接他了。

因为离预产期近了，外子又不在家，对邻的王阿姨替我做主，雇了这位老太太，好帮着照料晶晶，将来我生产时，替我熬月子。老太太姓安，苏北人，性子倒也颇爽直，才住进来两天，已经同我们母子混得很熟了，一家三口过得颇为融洽。

“奶奶，我生日啦！”晶晶迫不及待地嚷开来。

“爸爸要带我……三三陵！”

“什么，三三里？”安奶奶正六十开外，有些耳聋，听成了城南一条家喻户晓的老街名。

“是中山陵。”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上来纠正，心里突然懊悔起来。这孩子口无遮拦，如果到处去喊他要过生日，人家岂不以为我们做父母的满脑子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这样一想，我赶紧拉了他回家来。一跨进门立刻叮咛他：再不许提生日的事，否则有一天他会变成老反革命了！孩子当然弄不清生日提不得的道理，不过，“老反”的意义他是晓得的，马上绷紧了小脸，不住地点着小脑袋瓜。看那严肃的模样，我放心了，就让奶奶带他去洗手吃饭。

但孩子究竟憋不住好消息，等他吃过饭去对门王家玩时，便告诉了王阿姨的独子冬冬。冬冬七岁，刚从幼儿园升上了小学一年级，因为是紧邻，又同过幼儿园，与晶晶一向很要好，时常玩在一起。

“文老师，听说晶晶的生日快到了，是吗？”

那天晚上，王阿姨过来坐谈时，劈口便问。

“嗳！”我怪难为情地承认。

王阿姨是幼儿园的保育员，正好看顾晶晶这个小小班──三岁到四岁的孩子。她有耐心，又会唱歌，孩子们很服她。许是广东人的天性，王阿姨非常活泼健谈，加上出身是“城市小贫民”──我从来弄不清这是什么行业，有人说是无业游民，我可从不敢求证于王阿姨──属于红五类份子，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时嗓门特别响。承她看得起，与我常有来往，晚上料理完家务后，不时过门来与我聊几句。

她丈夫与我同一个教学组，目前也同外子一样在苏北的五七干校里种田。因为我俩都是独自带个孩子过日子，上班外又兼家务，不免就互相帮起忙来。早上买小菜时，我替她捎带一把；在家务料理上，她常替我出主意。譬如雇保母的事，不是她替我张罗，我自己准一筹莫展。

“我家冬冬是八月二十九生日，才过去没几天，我也没给他庆贺，”王阿姨带着遗憾的口气说。“等他爸爸回家来，也叫他带孩子去逛一趟玄武湖吧。”

“那可好，”我说，“秋高气爽的，你们全家去玄武湖划船，照张相多好！”

“可惜没有照相机呀！”她说。

我想借她我们那个卡隆照相机，但怕她一口拒绝，自己反而难堪，因此话到舌边，又强咽了下去。还记得去年的事，我热心得很，把照相机借给我们的党员组长。谁知道他一看是日本货，当场便摇头拒绝。这以后，我连这个来自军国主义国家的照相机都怕亮相了。

王阿姨坐下来以后，便不停地张嘴打哈欠。瞧她一脸倦容，我不禁关怀地问：“你昨晚上夜班，今天休息过来没有？”

她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赶紧把手捂上嘴。

“我上午、下午都躺着，就是睡不着。”

说完，她立刻伸长了颈子左右张望。见厨房门关着，猜是安奶奶在里面洗澡，又看晶晶在另一间房里已经上了床，这才凑过头来，低低地问我：“你晓得施老师的女儿小红吧？”

“当然，”我说，“她不是同晶晶一道在你的小小班里吗？”

小红的父亲与我恰巧同系，由于出身好，很早就入党。文化革命中他以造反出名，成了红人，目前正被江苏省委借去办一个学习班，审查省里的一个中级干部。小红妈妈也是教员，正在苏北劳动。因为夫妇都不在南京，小红一向是全托，日夜住在幼儿园里的。这小女孩长得眉清目秀，小脸颊喷红的，很讨人喜欢。夏天里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还曾接她来家玩过一次。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对人说才行！”王阿姨的嘴凑上了我耳朵。

“一定！一定！”我满口答应着，爽性走去把我的房门悄声带上，然后回来拉了王阿姨在书桌旁坐了下来，自己靠着她坐在床沿。

“昨夜，”她仍然压低着声说，同时倾着上身，俯着头，唯恐说的话被第三者听去似的，“十点多钟，孩子全睡了。政工组的老王领了广播室的老邵，扛了部录音机来，我们幼儿园的主任亲自陪着。他们一来便叫我把施红叫醒。孩子睡得像死去一般，怎么弄也不醒。我只好把她抱去餐室，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才半睡半醒地睁开了眼。王组长亲自把餐室的门关紧了，接着就和我们主任盘问起小红来，老邵打开录音机在一旁录音。先问她：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接着就问她：有人教你喊反动口号没有？小红闭上眼睛只管摇头。问了一阵，主任急了，说：有小朋友听到你喊反动口号──”──说到这里，王阿姨的整张嘴几乎塞住了我的一只耳朵──“毛主席坏蛋，喊了没有？这下小红似乎知道厉害了，使劲的睁大了眼睛──你知道小红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像荔枝核般亮晶晶的──她就这么干瞪着眼，瞧瞧王组长，又瞧瞧主任，一边只管摇脑袋。他们轮流劝她，哄她，交代政策，叫她老实，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只要承认就算了──最后，主任只好把汇报她的小朋友名字讲出来。这下，孩子才记起来似的，承认是说了，但立刻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哄了好一阵，她才止住了哭声。我以为事情就完了，谁知他们接下去又追问她：为什么喊这反动口号？小红又是摇脑袋。老王说，这口号哪里听来的？爸爸说过？摇头。妈妈说过？摇头。老师讲过？摇头。哎呀，文老师，你不知道，我真吓得冒冷汗！”

说到这里，王阿姨直起腰来，两只小眼睛朝上翻，做出晕厥模样，一只手轻轻拍着胸脯，似乎犹有余悸。

“我那时偷看了一下手表，不得了，十二点了！孩子已经熬不下去，瞌睡连连，眼睛闭呀闭地。最后一次问她：听见妈妈喊过没有？她就闭着眼点头了。等问她什么时候听到，她怎么也说不上来。折腾了一番，实在没有结果，他们才让我抱她回去。一上手，小红便呼呼睡去了。倒是我，下了夜班回家，整天想着这件事，竟阖不上眼。”

难怪她阖不上眼，我一路听下来，大气都不敢出。

“你说，这些全录了音？”我不能相信。

“那当然，”王阿姨说，“而且进了档案！”

“档案！”我伸手抱住我的肚子，感到一阵寒心，“天，这孩子才多大呀！”

“可不是！”王阿姨出跟着叹息。“四岁不到，比你们晶晶还小些。”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摇着头，同被逼供的小红一般，还以为在做梦似的。我想着：施老师总算出身好，但他妻子可听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干什么都特别卖力，现在女儿闯了这个大祸，可怜夫妇还蒙在鼓里呢！可怜的小红，四岁不到就留下了录音口供，存进了档案，长大后没事就好，万一出点纰漏，肯定旧事重提，那时可就是“自小一贯反动”了。

难怪王阿姨睡不好，我这间接听闻的人也深为震动，夜里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里老浮上小红那张眼睛滴溜溜转的红脸蛋。

这以后，我每天都向王阿姨打听事情的进展。先是王阿姨本人做书面检讨，以后是主任向校方做检讨，接着校方派人到小红妈妈的老家天长县调查。这下子，我又转而为那做妈妈的担忧了。可叹施老师，长年在外省奔波，调查别人，可曾想到自己的妻子也在被人调查？

一个星期天晚上，安奶奶正在厨房里刷锅洗碗，晶晶缠着我给他讲一本小人书《智擒大特务》。正讲到一半，王阿姨敲门进来了。她一进来便东张西望，两只细小的眼睛闪闪发光，那神情是紧张、兴奋，又透着神秘。我心想：小红妈妈要倒楣了！找出了两粒软糖，我把晶晶哄到他和奶奶的房间里，叫他自己看小人书，回来就顺手把自己的房门轻轻带上。

“小红妈妈怎么啦？”

我急着打听，也来不及给王阿姨让座，只给她指了指书桌前的椅子，自己先捧着肚子坐在床沿，拉长了耳朵，准备听新闻。

“小红妈妈？”

王阿姨倒瞪了我一眼，接着就是摇头又摆手。

“不是小红妈妈，是晶晶呀！”

“晶晶？”我莫名其妙地反问一句。

“哎呀，怎么告诉你才好……”

她一屁股坐下来，然后连人带椅子向我挪过来。

“是这样，”她压低了声音，上身俯向我，下巴几乎压在我肚子上，“冬冬说，他下午同晶晶在一起，听到晶晶喊……喊反动口号！”

“反动口号？”我还是摸不着头脑。“什么反动口号？”

“哎呀！”她急得坐不住了，弹起来，把前额顶着我的太阳穴，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出来：“就是：毛主席坏蛋呀！”

“什么！”我大叫一声，也跟着弹了起来。

“嘘！小声点！小声点！”

王阿姨一把抱住了我，又把我按落在床沿。我好像全身瘫痪了，身不由己地随她摆布，脑子里一片空白，嘴里不知所以地念着：反动口号……反动口号……。

“孩子还小呀，”王阿姨向我劝解，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可以教育过来的，好好同他讲，不要打他吧。”

好半天，我才在纷乱中理出一个问题来：“除了冬冬，还有谁听见？”

“不知道。”说着，王阿姨皱起了眉，歪倾着脑袋思索。“好像就是他两人在玩。”

为了弄清底细，我决定找冬冬。安奶奶步出厨房，正拉围裙擦手。看我挺着肚子，摇幌着步子，手里还拽着王阿姨，她连忙问：“什么事？”

“就回来！”

说着，我急急把王阿姨拖回家。冬冬看到我这样，吓坏了，小眼睛抡得滚圆，手也摇头也摇地直说：“我没说！我没说！晶晶说的！”

问了一阵，我才知道是下午两人在院子里玩，嘴里乱喊这个坏蛋，那个坏蛋，而晶晶在喊完爸爸坏蛋、妈妈坏蛋之后，就溜出这句最最喊不得的话来。

“这孩子，非得重重揍他一顿不可！”

在惊吓之后，我的愤怒开始抬头。捧着肚子，我恨恨地在水泥地上顿起脚来。

“光打不能解决问题呀，文老师，”王阿姨又劝说起来，“要从根本上着手，常教育他爱戴毛主席，引导孩子热爱领袖。”

“怎么没有……”

才一张口，我觉得一阵委屈，喉头顷刻被封住似的，眼泪便涌出来。

不爱戴毛主席？真是从何说起呀！孩子爸爸为了怕他生在异国，特地专程赶回中国；而没有出娘胎，便取了“卫东”的学名在等待；才几个月大，便举在头上认毛主席的像；妈妈还不会喊，便先会毛呀毛地叫了。能说孩子不爱毛主席？在襁褓中，一见到主席像，便条件反射地眉开眼笑，手舞足蹈了。我们大人也一向不落后，六九年，全国疯狂地推行“忠字化”运动，我白天上班，夜里还抽出四小时去轮流绣巨幅的毛主席肖像；响应造反派的号召，除了厨房和厕所，家里所有的走道和每一面墙都贴上了毛主席的画像、诗词、字画等，一直到江青发觉全国推行下来有庸俗化的倾向后，下令取缔，才奉令取下来。

“不要哭了，文老师，”王阿姨仍在劝说，“肚子这么大了，不能动气的。孩子还小，还可以教育过来。”

听王阿姨那口气，好像晶晶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更加伤心。想放声大哭一场，又怕哭声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反而扩大了事情，只好张大了嘴呼气，无声地擦着成串挂下来的眼泪。

肚子里的胎儿这时突然动起来，那本来会给我一种神秘和幸福的感觉，现在却转为一次意外的、痛楚的刺激。我忘了擦泪，双手赶紧捧住了肚子。

“冬冬，”王阿姨已经转身去叮咛她儿子了，“你可不许出去同人家讲晶晶的事！说了，我可要揍你，晶晶也不同你玩了！”

冬冬瞪着同他妈妈一模一样的眼睛，一上一下地点着小脑袋，那模样严肃得像个老头子。

我憋了一肚子气回家。安奶奶刚给晶晶洗完澡，正在房里给他穿衣服。看见我气呼呼地撞进来，她吓了一跳。

“文老师，怎么啦？”

我来不及回答她，便问起晶晶有没有说反动话的事。孩子仰起胖胖的脸，张大了嘴，眨巴着眼睛，好像什么事都记不住，一双小手揪弄着潮湿的头发。

“冬冬说，你喊了……毛主席”──说到这里，我压低了声音，习惯地环视了四周一下……“坏蛋……喊了没有？”

“要死啦！”老太太一听，狠很地蹬了一脚。

这下，孩子似乎记起来了，整个脸立刻僵住了，眼光怯生生地盯着我。

“喊了没有？”我再逼问。

“喊了……”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为什么喊？”我一气，忍不住提高了声音。

他一脸的呆相，不吭一声，只傻傻地张着嘴，眼珠像死鱼一般暗淡无光彩。我虽在盛怒中，却也可怜起他来，但怜悯的念头刚一滋生，心底便敲起了警钟。多少家长都说过了：一个小孩可以偷，可以抢，但万万不能犯政治错误！想到这里，我狠了狠心，吃力地弯下了腰，打了他两个巴掌。晶晶吃惊地捧住了脸，“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要死！”老太太又是吓了一跳，一把拉开了孩子。晶晶更加嚎啕大哭起来，双手捂住了脸颊，哭得一脸都是泪。

“可不许说了！”安奶奶也板起脸数落他。“反革命才说这种话……再说，准打烂你嘴！瞧把你妈弄成这样子！快说你以后不再说了！”

晶晶抽搭搭地吐出来：“不……说……”

“走，再洗脸去！”说着，奶奶也不等我说什么，立刻把他拉到厨房去了。

怎么办？我心里不断地问着自己。

失神落魄地踱回自己房里，我关了门，往墙上一靠，马上闭了眼──但愿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必忧虑。其时，脑子里是纷乱一片，好像波涛汹涌，载浮载沉，不知何处是岸；弄不清是为晶儿着急，还是为自己挂虑；想立刻写信告诉外子，又怕万一信被检查，倒留下了铁证，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也可以减少他几日的焦躁。

焦躁也还是暂时的，我最担心的是他对孩子的失望，而后者会令他多么伤心！他迢迢千里而来，如今郁郁不得志，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看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盼望着将来能成为八亿众生中的普通一份子，不背任何思想包袱，平安无事地生活下去。这么谦卑的愿望，眼看在孩子四岁时，便遭破灭的威胁，能不令他伤心吗？

我想着，想着，越发觉得不能告诉孩子的爸爸。就是他回来了，也不能告诉他。但是，怎么叫别人也不提起呢？我想：我可以明告安奶奶，相信她也会合作；而对门的王阿姨，则可以暗示她。王阿姨和外子是同乡，他们广东人很讲义气的，相信还不至于去向学校反映或汇报这件事吧。至于她丈夫，我倒比较踌躇了。老王是我同事，出名的积极份子，一向紧靠党员和上司的。虽然他太太与我处得很好，然而，因为我中过美帝国主义教育之毒，他一向对我敬而远之。今后──我下了决心──可要对王老师特别小心，得罪不得的。王阿姨也不能得罪──连冬冬都得罪不起！

想到堂堂一个大人，却要防范起一个七岁大的毛孩子，自己都感到脸红。都是晶晶闯的祸！我恨恨地想着，离开了墙，踱向书桌，充耳不闻从隔壁房里传来的抽泣声。肚子里的胎儿又动了起来，一股电流般的感觉立即传遍了全身。我抱紧了肚子，赶紧坐下来。

书桌上，靠墙站着一堆毛泽东的著作，语录、诗词、选集和全集都有。有精装本，有简装本，有横排版，直排版，还有袖珍本，甲种本，乙种本……真是名目繁多，应有尽有。我叹了口气，仰头望着贴在墙上的毛泽东半身像。墙上的人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对适才发生的事全无动于衷，沉静、冷漠得令人望而生畏。

这时，冷不防，肚子又被胎儿踢了一脚。我惊得浑身发麻，接着便感到一阵隐隐的钝痛。我抱紧了肚子，默默地说：你不要着急吧，等你出世，我一定要找个借口把这张像拿走……。

就这样，我在屋里盘算，思索，焦急，叹气，直到深夜了才熄灯上床。

天亮时，安奶奶起来烧早饭。我一看手表，六点多了，得赶去菜场买小菜，只得快快起身。因为一夜不曾阖眼，眼皮像铅般重。一举步便感到头沉脚轻，身子像失去了重心的陀螺，摇摇晃晃的。一手扶着墙，我才能弯身拎起菜篮。老太太瞧我这模样，不放心得很。

“你没睡好，”她说，“再去躺躺，我去买小菜。”

我摇摇头，不知所云地说：“他爸爸就回来了。”

“你就别告诉他了。”她看出我的心事，倒颇果决地替我出主意。“我瞧你也别这么担心事，这点大小的孩子说一句话，能把他宰了不成？在我们淮安县，农民赌咒发誓都要抬起毛主席来的，骂起来才厉害呢！骂的人都是三代老贫农，也没有人把他们怎么样！”

安奶奶的爽直憨厚给了我些安慰，但是我无法使她明白，知识份子和农民的政治待遇是多么不同。

晶晶起来了。除了眼角有些微肿，他仍是眉开眼笑的，早把自己闯的祸抛到九霄云外了。

“妈妈，我今天生日？”他捧着碗，稀饭也来不及喝，便又提起。

我板着脸，不理睬他，心里真是好气又好笑。孩子到底是孩子。瞧他白白胖胖的脸满是新奇和稚气，我立刻又想起他同班的小朋友小红来，而那深夜逼供的一幕立即浮上脑海，只是这次换了晶晶而已。这一想，对著白花花稀饭，我竟一点胃口也没有。

安奶奶为了给我开胃，特地把别人送她的一瓶杭州臭豆腐乳打开来，请我尝了一块。感谢她的一番好意，我总算把稀饭胡乱吞下了肚，只是食不知味，辜负了这名闻遐迩的臭腐乳。

差一刻八点，我领着晶晶开门出来。一如既往，隔壁的申家也同时开了门，卓先生中山装笔挺的，昂着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出来，卓太太随后跟上。瘦削矮小的卓太太一见了我，立刻堆上了一脸笑容。

“文老师，早！”

“早！早！”

我忙不迭地招呼，一边留神他们夫妇的脸色。卓先生似笑非笑地对我点点头，立刻又昂起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了。卓太太停下来，摸了一下晶晶的后脑勺后，也急急跟上她丈夫走了。我故意放慢了步伐，磨蹭了一阵。不久，卓家的两个儿子也跑出来了。他俩都是初中生，肩膀上挂着红卫兵的袖章，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气。看到我们母子，兄弟俩一个咧嘴笑笑，一个喊声“晶晶”，也匆匆去了。我揣摩着这两个红卫兵的神情，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估计并不知道晶晶的事，心中才略为松了口气。

这卓家也是我要提防的对象。当初学校把我们分到这个宿舍，一个大门进来，一共三户人家，我们和王家门户相对，卓家居中，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王先生来自南京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个教授，但因为祖父在国民政府做过官，为了表示能划清界线，他一向很积极，一切唯党的马首是瞻。听说红卫兵运动初起时，公布不许雇请保母，他立刻把冬冬的保母连夜解雇。可怜冬冬生下时才两斤八两，从医院的暖气箱出来后，便一直是这个老太太捧在掌心里带大的。四年了，感情很深，临走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和冬冬哭成一团，惹得王阿姨在旁也陪了不少眼泪。只有王先生锁紧了眉，一声不吭。

他家是我们这个大院子里第一户响应红卫兵解放保母的号召，为了表扬，红卫兵敲锣打鼓地来把贴在门上的“喝令解放保母”书撕下。这以后，失业的保母太多，生活成了问题，迫得向周恩来请愿，于是中央又悄悄传下来，准许酌情雇请。正好王先生到苏北劳动，王阿姨有时要上夜班，就有把老太太叫回来的意思，但王先生硬是不同意。可怜王阿姨，在零下气温的冬夜，把冬冬用大棉袄裹成橄榄球似的，背着上夜班。有时大雪纷飞，我可怜孩子，硬是把他留下来同晶晶一道睡。就凭这件事，我对王先生又敬又畏。

卓家是党员夫妇，一向受重用，不是派出去开会，便是审查有问题的同事，从来不得闲空到农村去劳动。正因为劳动少，他俩对劳动特别热心，逢人便宣扬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如何伟大正确，要一辈子走到底云云。尤其是卓先生，精于政治词令，又口若悬河，总摆出一贯正确的面貌。人家背后不服气，喊他“左出奇”，当面可是没有勇气问他：你什么时候去走一趟五七道路？卓家的孩子更是青出于蓝，文革初期，他们还是小学生，却晓得组织了一些小朋友，在我们宿舍里抄家、查封，几条皮带抡得呼天价响，个个杀气腾腾的。提起卓家兄弟，宿舍里的男女老幼，哪个不怕个三分？

“记着，晶晶，”我告诫自己的孩子，“以后再不许到卓阿姨家玩！”

虽然这么叮咛过，我想最保险的方法无如把孩子尽量关在家里。

九月十三日，一早醒来，我心便卜卜跳。外子中午便回来了。盼望了很久的事，一旦来临，喜悦中偏掺杂了一份疑惧，一颗心既提不起，又放不下，干愣愣地压在肚子上。

刚梳洗完毕，安奶奶喜色洋洋地开门进来了。原来她悄悄地清早四点钟便爬起来，赶到龙蟠里的自由市场，买了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又到公家市场去排队，买到了两条黄花鱼。看着一大篮丰盛的小菜和她那皱成一团的笑脸，我是又高兴又惭愧。在中国住了几年，我却一直没有养成为口腹之欲而牺牲睡眠的习惯。

上班时，我照常带晶晶出门。安奶奶说：“他爸爸就回来了，今天还送幼儿园呀！”

“妈妈，我不去！”晶晶乘机撒娇了。

“还是去吧，”我想了想说，“奶奶好做事。”

孩子很失望，正好这时王家的门开了，小冬冬挎了书包跟妈妈出来。两个孩子一见面，说起话来，晶晶什么都忘了。刚好卓家的门也“呀”地一声开了，一家四口蜂拥而出。

“早！早！”

“早！早！……”

就这么互相道早，纷乱了一阵之后，大家才各走各的路。

这是一个大好的艳阳天，朝阳照得一切明晃晃的。通往幼儿园的小路上，两旁是成荫的法国梧桐，阳光滤过梧桐叶，在小石子路上投下了斑斑剥剥的影子，随风摇曳，多采多姿的。我脚踩着树影，脑子里却忙着捕捉适才邻居们的神情：那“左出奇”仍是昂头挺胸，高不可攀的神气；他太太摸了晶晶的头没有？两兄弟喊声文阿姨，便匆匆跑了，是赶着上课去，还是避免同我们多接触？王阿姨呢，更不好了！她只同我道声早，便急忙扯着卓太太聊起天气来──她同党员这么热烈，不会把晶晶的事说出来吧？

走着，想着，头就疼起来了。晶晶却是蹦呀跳地往前冲，我跟着他，额头立即渗出了汗，肚子立刻感到一阵阵发紧。一手挥着汗，一手按着肚子，气喘吁吁的，我好不容易把他送进了幼儿园。他班上的小朋友都来了，我瞧见小红蹲在地板上搭积木，粉红的罩衫隐约露出她母亲用大红绒线绣的“爱劳动”三个字。她突然抬头，等认出了我，便嫣然一笑，喊声晶晶妈妈。我勉强向她微笑了一下，立即转身走开，很快眼眶就湿了。

中午回家时，意外地发现晶晶坐在他爸爸膝上，乐得脸上开花似的。

“你怎么啦？脸色这么坏！”

看到我，外子似乎吃了一惊，立即放了晶晶，走过来，一把拉住我，扶到床沿坐下来。

“没有什么，”我说：“走急了。”

晶晶爬上了椅子，开始翻看书桌上的一堆小人书。“妈妈，你看爸爸给我的书！”

我睨了一眼，都是千篇一律的逮特务的连环画。我嘴上不说，心里实在不喜欢这些小人书，它们使得孩子们满脑子的特务概念──晶晶便以为世界上除了好人，其他全是特务──好像人民中国成了特务充斥的国家。

与外子久别重逢，本来有多少琐事要倾诉，谁知道四目相望了，竟无从说起。瞧他晒得红里泛黑的脸，倒显得健康硬朗，头发铰得短短的，身上还穿着洗成灰白色、补钉上又加补钉的蓝布衣裤，这模样跟南京郊区的公社社员真的相差无几。

安奶奶在厨房里烧黄鱼，黄酒和鱼香弥漫了整个房子。外子望着我一起一伏的肚子，嘴角泛起了笑意，却说：“好香！”

“吃饭了！”安奶奶喊道，“晶晶洗手去！”

晶晶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堆书，爬下椅子到厨房去。

“你买小人书要注意，”我赶紧对他爸爸说，“书里头毛主席肖像多的就别买了。”

“你放心，”他会意地微笑说，“同事们早告诉我，像雷峰、王杰这种连环图画，隔一两页便有毛主席肖像出现，最好不买。不少孩子因为用蜡笔着色，无意中涂坏了毛主席肖像，惹了不少祸了。”

说到这里，他俯身向我，放低了声音说：“买书的同事都悄悄地把毛主席像撕掉了，我也如法炮制，彼此心照不宣就是。我们一定要管晶晶，这个年纪最讨厌，说懂又不懂。不许他在地上瞎画着玩，也别给孩子任何粉笔、铅笔之类的东西。他要万一闯了祸，像我们这种背景，真是跳到海里也洗不清！现在家里多住了个保母，说话更要小心些。这年头，真不可不防。”

“是……是……”我连着答应，赶紧避开了外子的眼光，肚子却又隐隐的痛起来。

在饭桌上，安奶奶和外子都忙着挟鱼挟菜给晶晶，把个小饭碗堆得高高的。

“晶晶，在家听话吧？”他爸爸问他，“干了什么坏事没有？”

“没有！”他大言不惭地回答，忙着用汤匙把鱼肉塞进嘴里。

奶奶盯了他一眼，就不作声地扒饭吃。

外子频频劝我吃鱼：“怀孕的人最要吃鱼，磷和钙最丰富。”

看他容光焕发，黑红发亮的脸满是久别还家的喜悦，听他津津乐道自己如何学会理发、补衣，我压下了忧虑，打起精神把午饭吃了。

下午出门上班时，碰见了冬冬的爸爸。他正扶着一部自行车进来，一只手上拎了个大号饭盒，一望而知是上新街口有名的大三元饭店买烧鸭回来了。我招呼他，他客气地点了头，黝黑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线白牙。

晚上，吃过了晚饭，外子等着热水洗澡，我和晶晶照例端了张板凳到院子里闲坐。南京的天气，一到九月，早晚就凉快了，晚饭后到室外坐一下便暑气全消。整个夏天，好些人家都是把晚饭搬到院子里来吃的。黄昏的时候，一眼望去，大院子里层层落落的布满了小桌小椅。教职员工，男女老幼，都汗衫短裤，一手扇子，一手筷子，笑语喧哗，热闹得很。

这晚，我们照例坐在王家的厨房窗外。王阿姨下班晚，这时才在烧晚饭，一阵阵菜香和蚝油味溢出窗外来。好不容易把王先生盼回家来，王阿姨现在是聚精会神地在烹调拿手好菜。她在厨房里来回走动，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这真是新鲜事儿，一向还以为王阿姨只会唱革命歌曲。我只看得见她上半身，竟是穿了一件笔挺的鲜红色凉短袖衬衫，新理了发，脸上兀自笑眯眯的。

她是典型的南方女子，一向穿着时新，但这么鲜艳的颜色可还是第一次见到呢。看她忙得这么高兴，我反而不好意思招呼她。这时，院子里好些刚回来的教员，乘吃饭的时候互相招呼问好，那气氛简直比大节日还热闹。

约莫九点半，晶晶和安奶奶已上了床。外子和我正收拾着要就寝，忽然传来孩子的哭声。我听那声音是冬冬的，不胜讶异，把刚脱下的衬衫又套上了身。

“你少管闲事吧。”外子劝我。

“瞧一下就来。”

说完，我赶去轻轻开了门，发现卓家的门早开了条缝，卓太太探出头在倾听。

“怎么回事？”我问她，“冬冬哭得这么伤心！”

“不知道呀。”说着，她把门缝开大了些。

冬冬爸爸本来提高了声音在说什么，这时像拔掉了插头的收音机，突然了无声响，连冬冬的哭声也压下来了，只剩下隐隐的抽泣。我和卓太太听了一阵，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彼此关上了门。

“什么事？”外子躺在床上问我。

“没什么，”我说，“冬冬哭了一阵。”

嘴上这么说，心里可是很纳闷。对门而居也几年了，难得听见冬冬的哭声；王氏夫妇一向宝贝儿子，平常连大声呵斥也舍不得的。想着，我竟莫名其妙地心虚起来，隐隐觉得是晶晶带累了他。那天夜里我又睡不安宁，动不动就睁开眼，感到心惊肉跳的；肚子像千斤重担，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故意让门开着，希望冬冬会过来玩，但他们一家三口竟没有一丝影踪。我怂恿外子带晶晶去逛明孝陵和中山陵，他说星期日车太挤，还是明天──正好是晶晶生日──去，可以避掉人群。他倒是好久没有去逛新街口，便提早吃中饭，然后兴冲冲地带着儿子上街去。

下午，煤炭店的工人送来了我们家的配给煤基，一共一百个，一古脑儿堆在门口。安奶奶不许我动手，自己四个一叠地来回搬，往厨房里的水槽下堆放。我既帮不上忙，便拿了一把扫帚，把四散的碎煤屑扫拢来。无意中一抬头，对面的门不知何时裂了一条缝，冬冬的小眼睛在夹缝儿里闪烁。

“冬冬，”我一边扫，一边招呼他，“妈妈呢？”

“睡午觉。”他细声细调地回答，同时把门缝张大了些，露出一张小脸来。

“你昨晚为什么哭呀？”我也学着细声细调地说话。

他瞧着我，小眼睛眨一眨，可是不作声。

“爸爸骂了你？”

他愣了一阵，才慢吞吞地说：“他打我。”说完小眼睛又眨巴眨巴地，似乎还感到委屈。

“真的呀！”我一惊讶，扫帚失了手，把一个煤基撞了下来，登时跌得四分五裂的。

“瞧！”老太太赶回来看见了，心疼得很，连忙夺了扫把，自己扫起来。

“爸爸为什么打你呀？”我乘机赶过去，肚子贴着门缝，悄声问他。“你干了坏事吗？”

“我说反动话。”

“什么！”我吓了一跳，一时也糊涂起来。“你说的？到底是谁说的？”

他点点头，接着又摇起头来。

“我以后不说了，爸爸叫我不要跟人家说……”

“冬冬！”

突然传来王先生的叫喊，冬冬吓得缩回了脑袋，“砰”地一声把门阖上。

“这是怎么回事？”老太太也听得一知半解地，煤屑不管了，直起腰来，瞪着眼问我，“到底是谁说啦？”

“也许晶晶根本就没有……”

心里好不容易燃起一线希望，肚子却被那记闭门羹一振，又一阵发紧作痛，话也说不下去。

“你怎么啦？”老太太看我双手抱着肚子，连忙关切起来。

“没什么，”我说。但手一摸下腹，整个缩成个硬球一般，心里也有些慌张。

“我去躺一下。”

可哪里躺得下去呢？只是焦躁地抱着肚子，在自己房里来回转圈子，等他父子俩回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传来晶晶在窗外的喊声：“妈妈！”安奶奶连忙去开门。孩子兴高采烈地跑进来，手里抱了个盒子。

“妈妈，鞋子！爸爸要带我去山山陵，我生日！”

我奔出来，一把扯住了他。

“给我来！”

我吃力地，连拖带拉把他弄进自己房里。他爸爸刚进门，一看这情景，立刻跟过来，嘴里一叠声地问：“什么事？什么事呀？”

我把晶晶拉到书桌前，指着毛主席像，压低了声调，板起脸问他：“不许说谎，晶晶。冬冬说他讲反动话，他讲了没讲？”

孩子一听“反动话”三个字，又望着毛主席像，一张脸先冻住了。

“反动话？什么反动话？”外子马上紧张起来，两只手牢牢地抓紧了晶晶的肩膀。

“晶晶没说！”孩子大声否认，来回摇晃着脑袋瓜，胆怯地盯牢他爸爸。“我不说，是冬冬说的！”

“啊……”

我大大舒了一口气，相信上回是王阿姨弄错了。长久压在心上的一块铁板突然彼抽掉，一刹那间我整个心都往上飘起来。

“他说什么？快说呀！”他爸爸急得团团转了，连着催他，使劲地摇着孩子的肩膀。“他说什么？在哪里说？”

“院子里……”晶晶期期艾艾地说，一只手指着窗口，“冬冬要我说毛主席……坏蛋……我不说，冬冬说了！”

“什么时候的事？”他爸爸追问。

“我看，准是昨天下午的事。”安奶奶突然插口，她不知何时已跟进房里来。“昨天下午，他们俩又在院子里玩了好一阵。”

“昨天？”

我愣住了，似乎一头又从云端栽了下来，原来竟是一场失望。

“还得了！讲这种反动话！”外子已经吓得脸色铁黑，虽然儿子这次没讲，他却恨恨地摇着孩子的肩膀。晶晶吓得哭起来。

“还哭！”外子大声斥责，“你自己讲了没有？快说！”

孩子哭得更响了。我自己忽然觉得头晕眼花，却被安奶奶抢过来，一把抱住。

“不好，瞧她脸色！”

就这样，我当天便被送进了医院。挣扎了一夜后，我终于早产了，生下了老二。

同事们常好奇又羡慕地说：“文老师，你两个孩子同一天生日呀！”

我总是笑笑说：“感谢毛主席呀。”

真是感谢毛主席，这以后，王阿姨竟成了我的莫逆之交。连她丈夫见到我，也是含笑又点头，亲如家人般。

. 耿尔在北京

（一）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星期六可以早退，但是一过了三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收拾起来，四点一到，便陆续走了。耿尔今天也一如常例，准四点就离开ＸＸ研究所，连宿舍也不回，骑了老英国跑车，出科学院大门，就直奔城里来。十一月的北京西郊正是天高气爽，凉而不寒的气候。耿尔踩上了第三档，风驰电掣地，背着夕阳追赶自己的影子，感到痛快淋漓，仿佛把一周来的单调和烦闷都抛到脑后去。

过了西直门，交通比较繁忙，他只好减了车速。但这段路真是熟悉得可以闭了眼过去，因此，没多久也就到了王府井东风市场的北门。在寄存车子时，他看到排队拿涮羊肉号牌的人龙已经延伸到停车场。看样子是拿不到号了，但耿尔仍是照旧跑过去殿后。这前身据说是“东来顺”馆子，每天只卖四十只火锅，一共派四十号：前二十号从五点半吃到七点，七点过后另一半的顾客才进来吃。僧多粥少，那些特别爱好涮羊肉的，从下午三点起，就到楼梯口来站队。

果然，耿尔才站上一分钟，前头的队伍就乱了，原来号牌已经派完。后头排队的人抱怨了两声，也开始散了。耿尔捱到楼梯口，耐心地等待拿后二十号的人走开。

“耿先生！”

听到喊声，他抬头一望，派号的服务员老鲁正在楼梯上端向他招手。他高兴得很，一步跨过两级的飞快上了楼。擦过老鲁身边时，老鲁不着痕迹地塞了一块油腻的小纸牌在他手里。他感激地瞧了老鲁一眼，便走进餐厅，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

他把号牌摆在桌上，一看，是十一号。惭愧！他心里暗叫了一声。今天早上政治学习时，结合批林批孔，讨论如何杜绝开后门的歪风邪气，自己最后发言，还慨慷激昂地说了一通，使得当记录的小赵奋笔疾书都来不及呢！惭愧！但是真惭愧吗？他也答不上来，只好无可奈何地耸下肩膀。大家都在大声疾呼要杜绝后门，但是，平日同事们说来说去的却是如何寻找后门。倒是耿尔孤家寡人一个，生活上的需要简单，难得去麻烦人。

当然，吃涮羊肉是例外了。

这个后门倒是开得非常自然。自从东风市场改修，这家馆子开张以来，耿尔就是个常客。逢着星期六或是星期日，他经常来吃一客涮羊肉，就这样与老鲁熟起来。老鲁是老北京的回民，比他大十岁，头发已白了一半了；但一口牙齿仍然雪白齐整，见了顾客，常慷慨地展露一番，显得特别亲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本来都是老耿老鲁地称呼着。不料，有一次老鲁问起他在那儿工作，他回答说科学院，对方竟肃然起敬，改喊耿先生了。耿尔觉得很遗憾，却也后悔无及；幸好不曾告诉他，自己是留学生，曾在美国住了二十年，否则后果就难以想像了。老鲁知道他是单身汉，似乎颇能体会他老远跑进城来吃一顿饭的心情，逢到周末，常自动替他留个号牌。难得他这样体贴，耿尔就越发来得勤。

一个年轻的服务员送来了一副碗筷，耿尔点了几盘牛羊肉，外带粉丝白菜和烧饼。等服务员算了帐，他就付了钞票和粮票，把收据压在碗下。乘别的座客忙于点菜付钱，他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取出两团酒精棉花，把一双筷子拿到桌下，用棉球揩拭了一番；小碗也如法炮制。

自从有几个同事患了肝炎──据说与爱上馆子有关──他也杯弓蛇影起来。有个同事便介绍他这个消毒碗筷的方法，他就采用了。只是每每感到心里有愧，尤其怕被老鲁看见。

“这桌还有人吗？”

一个穿戴整齐，年已古稀的客人正含笑问耿尔。耿尔摇头作答，同时悄悄把棉球扔在桌下。老人放下了一块号牌，脱了呢帽子，连同手杖一块儿挂在墙上，然后在耿尔对面落了座。

我敢情也老态龙钟了！耿尔想着，往肚里咽了一口叹息。只有七老八十的人想来与我共桌了。

想到老，不禁想到自己的年纪。一刹那间，他竟说不出自己的正确岁数。慢着，他心里默默数起来，一九七四，一九二五──整整四十九。呵，四十九！好像意想不到，他猛地吃了一惊。这“九”字给他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也给他一种里程碑的提示。廿九拿博士学位，卅九回中国，现在四十九。十年了！回来时一个人，现在仍是一个人──

“您怎么了？”对面的老人突然佷关切地问。他白发苍苍，神情既斯文又友善。

“没什么……”耿尔知道自己失态，又掩饰不了，很是难为情。

“好天气，正是吃涮羊肉的时候。”老人很识趣地顾左右而言他。

这时，正好老鲁托着一只大圆盘走过来，耿尔如见了救星一般，亲热地喊起来：“老鲁，这一向可好？”

“好！好！”老鲁朗声回答，把盘子放下，取出八九碟的肉片和蔬菜，在耿尔面前罗列开来。

“你家的小六仔有好消息吗？”

“还不是那样！”老鲁说完，立刻长叹了一口气。“这孩子，我早说他没运气，他娘还不信呢。您看，他班上到内蒙古去插队落户的，凡是干部子女，不都上来念大学啦？连去年才到他旗里的一位，现在也在外语学院念英文了。我说，你怎么就不如那张铁生呢？人家缴白卷，写了一封造反信就把自己送进大学来啦！”

老鲁只管对耿尔发泄着心事，也不在乎旁座的人听见──好在是老生常谈，也不耸人听闻。

“反正还年轻，再等等机会吧。”耿尔免不得劝慰他。

“满二十五啦！还得老子给他寄吃寄穿的。他娘想瞧一眼，不汇路费都回不来。”

心事吐完了，老鲁突然弯腰，压低了嗓门问耿尔：“您自己，有好消息吗？”

耿尔摇摇头。老鲁安慰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捡起同桌老人的号牌走了。

耿尔和老人拿碗去调配料，调好回来时，老人点的菜刚送到。服务员把找零丢在桌上就走掉。

“喂，同志，我还少一碟粉丝。”

老人转身找送菜的服务员，可是后者像聋子般，并不回头。

“咳，这服务态度！”老人摇头苦笑，莫可奈何地坐下来。

“算了吧，”耿尔劝慰着，同时把自己的粉丝推过去。“我这里多着。”

对方正要推让，老鲁正好端来了一只火锅给耿尔。老鲁顺手揭去锅盖，炭火烧得锅里水沸滚，热气腾腾的。

“劳驾了！”耿尔感激地说。

老人乘机把少了粉丝的事告诉了老服务员。

“得！得！回头给您送来。”老鲁又是朗声答应，一边扯下搭在肩上的白毛巾揩额上的汗珠。接着他又回过头来让耿尔：“趁热吧！要不要来四两竹叶青？”

“不好劳驾，老鲁，我自己来。”

耿尔慌忙起身。买酒不是服务员的义务，何况老鲁已经忙得满头是汗。这时，廿张桌子已经坐满了人，有些人等得不耐烦，都在招手喊叫着要火锅。

“批林批孔该到后期了，耿先生，”老服务员陪他朝卖酒的柜台走，同时在他耳边叨念着。“又是‘落实政策’的时候了。乘着松的时期，快找同事介绍，弄个对象呀！”

耿尔不说什么，只是摇着头笑。老鲁又安慰地拍下他的肩膀，这才朝厨房走去。

多么热心的朋友！耿尔心里感激着。但结婚谈何容易呢？实在是，他找对象的事在研究所里都出了名。领导和同志都表示过关心，但这一大把年纪了，哪儿寻合适的对象？六八年时，曾有个年轻的同事──当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对他说：“你呀，要不是留美这个身份，凭这一表人才，早成家了！”

他说的倒是真话。那一阵子，归国华侨和留学生地位很低；特别是留美的，在造反派眼里，不是准特务，也是无可改造的资产阶级份子。他知道同事在背后早已经把他列为所里的“老大难”之一。

耿尔拿了两杯酒回到座位上，举起筷子邀请同桌的老人。

“不客气，您请先用。”对方点头礼让。

正说着，另一只火锅也送来了。老人去队买了一大杯红葡萄酒来，彬彬有礼地向耿尔举起了酒杯。耿尔也举杯回答，呷了一口竹叶青。他闭上眼睛，细细地品这酒味。真是芳郁甜美，这小晴儿的酒──

“您喜欢竹叶青，”老人放下杯，望着耿尔的酒。“我喝不来，比汾酒后劲大呢。”

“还好，”耿尔说，“它香甜中带着些药味。我从前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吃涮羊肉，喝竹叶青，后来我就养成习惯了。现在，每吃涮羊肉，必定要喝些助兴。”

“噢，是这样。”对方似乎颇为感动地连点着头。“我本来只爱绍兴酒，我的老伴却喜欢葡萄酒。自从她去世后，我也喝上葡萄酒了。”

“是吗？”耿尔也颇为同情。

小晴儿，他心里想着，虽然也住在北京，但对于我，不也同没了一般？

想到小晴，那乌黑滴溜的大眼和垂肩的发辫似乎就在眼前闪烁晃动。蓦地，他觉得这喝下的酒，都凝成了冰珠，一粒粒又冷又硬地敲打在心田上。经过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这失恋的记忆，早蒙上了一层往事已矣的灰色，但这滋味却总是甜美中带着苦辛，一如这杯中的竹叶青。

他还记得第一次尝竹叶青，是在西单商场的楼上。小晴拿到一九六五年的工厂年终奖金，在春节里请他尝涮羊肉。

“你不懂吃涮羊肉，那白住北京了，”她说。“别看烤鸭店人山人海，专哄外地来的，老北京的并不太作兴吃那个。”

他生长在上海，家中从来不吃羊肉；在美国那么多年，也一向厌恶羊肉的味道。可是说也奇怪，小晴一撺掇，他就动心了。再实地一尝，觉得鲜美无比，而吃法也富有情趣，确实比那肥油四溢的烤鸭好得多。

中国人常爱说“缘份”，他现在是一点也不信了。然而，初碰到小晴时，他倒是深信不疑的。偌大一个北京市，竟让他找到她，不是天意吗？六五年初，他如果不是冒着雪霁后的严寒，骑车进城来逛书店，岂不错过了她？还得感谢那新华书店，他们把字典摆得太高了，他才有幸听到那珠圆玉润的声音：“劳驾您拿本‘简明英汉词典’给我行吗？”

他循声一瞧，便发现了她：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肩上，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正含着笑意望着自己。这眼睛，掩藏在修长的睫毛下，是如此的清澈明亮，使他立刻回忆起一度在北美洛矶山巅探访到的冰山湖，也是亮得令人目眩，又静得与世隔绝。

“你是学生吗？”他把书递给她后，急着找话说，唯恐再看不到那闪烁的两颗明星。

“不是，我是国棉三厂的工人。”她口气既坦率又自豪。

于是她告诉耿尔，她们工厂里鼓励青年工人学外语，她报名参加了英语班，学得有兴趣，所以来买字典。一知道她是当地人，他立刻向她打听卖旧书的所在。她说最有名的一家店在天桥，看他人地生疏的样子，就决定亲自带他去。她也骑车，两人就一起骑去天桥。

就是这样偶然地认识了薛晴。

“小晴儿。”他忍不住低低喊了声她的小名，寂寞地吞下一口酒。

馆子里的二十只火锅全揭了盖，热气蒸腾，烟雾弥漫；桌桌是杯盘交错，笑语喧哗。耿尔看到老人的酒杯已经见底，他本来苍白得发青的脸这时也浮上了红晕，正用微微发颤的手解开呢外套的扣子，一边张开嘴呼气。

耿尔看着老人微酣的脸，脑海中突然浮现了小晴父亲饮酒的豪迈样子。他第一次拜访她家时，她父亲留他吃饭，叫她弟弟上街去买熟菜，自己从炕边掏出瓶珍藏了半年的竹叶青，与耿尔喝起来。

老人家一仰头便一大口酒下肚，一筷子挟住三片粉肠送进口，爽快极了。他讲“解放”前的北京琐事给耿尔听，还有他当车站红帽子接送客人的往事。酒热上来了，他就把外衣脱掉，拿起报纸当着胸口扇风。酒瓶儿底了，他也醉了，很亲热地拍着耿尔的肩，放怀高歌，唱时兴的革命歌曲，也唱不知名的小调儿。

多么可爱的老人家！小晴的性格也像她父亲。耿尔再不曾遇到比她襟怀更坦白的女子，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总是那么纯朴，那么自然。除了长眉大眼外，她的模样都不是他一向梦寐以求的佳偶。她皮肤不白，个子不高，也不是大学生，而且小他十九岁之多。然而她身上具有一种气质，它充满了魅力，使得他像一根钢针撞上了磁铁，被牢牢吸住了。

自从遇到了她，自己几十年漂泊异乡所积累的那份落落无归的感觉，便消失无踪了。与她在一起，既欣喜无比，又感到稳如泰山；好像解除了一切压抑，无需矫饰挣扎，一如回到了童年时代。他爱看她笑，她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明亮，又那么温暖，好像大地春回，阳光普照。

自从在天桥分手后，他立刻找了一家信托行，买了部八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一回到宿舍，马上把原来的英国跑车束之高阁──当时，这部崭新发亮的洋车在她那半旧的国产单车面前，忽然变得唐突刺眼。认识不久后，小晴晓得他的留学生身份，也绝无丝毫的歧视──不像很多同事背后喊他“美国佬”，使他感到像只烙了火印的牛犊，终身洗刷不掉。

她是一个好工人，充满了自豪和尊严，却又能对外国的事物保持一种不亢不卑的态度──不像他研究所里的一些年轻同事，一味贬低外来事物，有时却又流露出盲目崇洋。事实上，她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他偶尔讲到外国的历史，自然界的奇迹，她准会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听着；有时还打破砂锅问到底，务求水落石出。她更加勤于学英文。耿尔就亲自教她。那年夏天，两人常跑到颐和园的后山念书去。那里林木苍翠茂盛，游客较少，比起昆明湖这边幽静许多。

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感情，虽然也绝不挂在嘴上，怕的是对她压力过重。那时她才二十岁，彼此年纪相差了一代。他明白自己必须克制，只能婉求，不宜强加于人；爱情不能像那火红的午日，光芒四射，只能学那落日晚霞，热而不炙。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多少的柔情蜜意，像压在地层里的火山岩浆到处流窜，寻求爆发的机会。起先她曾犹豫了一段时期──他相信，他们彼此间各方面的差异曾使她烦恼过──然而随着夏日的来临，她的神情逐渐爽朗起来。她主动把工厂的周休设法调在星期天，好同他见面。路上碰到熟识的女工，她欢欢喜喜地打招呼，有时还给他介绍──

“耿先生，吃糖，吃糖。”

老鲁打断了他的思路，笑吟吟地在他面前放了三颗软糖。

“什么喜事呀？”耿尔放下筷子问。

“我们的炊事班长今天结婚了，请我们吃糖。”老鲁笑眯眯的，好像是自家的喜事。他还拎了一把开水壶，替他们这桌的两只火锅都注了水。

“记着，你哪天请吃喜糖，要还我三倍才行呀。”说完，他就转到别的台子注水去了。

“一定，一定。”耿尔满口答应后，把糖放进口袋里。

有那一天吗？他问自己。

原以为有这一天的，他想，自己曾经多么渴望它的到来呀！

他不觉又端起酒杯，凝视着它。这酒色绿得多么耀眼，这气味又是多么芬芳，但哪里及得上伊人脸颊的芳郁和醉人呀！

那年秋天的一个假日，他们去香山看红叶。因为时令还早，红叶尚未成林，两人就一路寻上山去。小晴穿了新做的花夹袄，把两根乌油油的辫子收拾得玲珑剔透，还用红丝带扎了辫梢，走动时，丝带在肩上来回跳跃，叫他看得眼花撩乱。到半山腰上，看到了丛红叶，他们便停下来观赏。她摘了一片递给他。他却看她那双唇比红叶还鲜红，忍不住捧起她的脸，轻吻了下那娇艳欲滴的嘴唇。她没有推拒，只是脸胀得紫红，眼睫毛垂得低低的，半晌张不开──

啊，那段日子真是美得叫他不忍思忆。他整天都是轻飘飘的，好像载着云飞翔；心里又充满了情意，恍惚永世也诉说不尽，就像那经冬的小溪，忽然受了透夜的春雨，水满得要溢出岸来。四十岁了，爱情虽然来得迟，但究竟及时开花了。过去几年，他也曾接触过女性，但从不曾像现在这么倾心过。

刚至美国那几年，中国女性特别少。物以稀为贵，那些小姐眼睛都朝天看，把中国男子品头论足，挑剔刁难。他因此下了决心，退出这个角逐的队伍。美国姑娘是热情奔放，也不乏投怀送抱的，他虽然几次心动，却想著有一日要回国，因此不愿意论婚嫁。回想当年的苦守，确是苦尽甘来，哪一个比得上这样纯洁可爱的中华女儿呢？

他不单爱着小晴，也爱上她的家庭。就在游香山后的一个星期日，她请他去家里玩，第一次见到了她的父母。多么慈祥的老人家，一见面就叫人敬爱不已。薛老先生熬了半世的搬运工人，“解放”后北京建了纱厂，才首批进了厂，这一年刚退休。老太太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只养大了后面三个。现在大儿在部队服役，女儿年年是模范工人，小儿子也快中学毕业了，老人家俩心满意足。他们感谢共产党，炕边的墙上贴了好些从报上剪下来的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照片。

那天，她家包饺子。耿尔甚么菜都不会烧，但住在美国多年，学会了赶饺子皮，因此，也卷起了袖子，帮他们赶皮，一片片又快又薄。二老惊异极了，对他赞不绝口。他来时还担心小晴父母会对他苛求，但二老对他佷亲热，当自家儿子般疼爱。薛老还留他喝酒，如果不是碍着小晴，那晚他准让自己也大醉一番。晚饭后，小晴亲自送他出来，携着手走过了两站巴士站，才依依不舍地让他上了车。

那天夜里，他兴奋得彻夜不眠，盘算着将何时向她求婚，又不断想像婚后的幸福生活。刚回国不久，他还充满了理想，相信思想改造的可能性。想到他自己前后读了二十一年的书，又教了十年的书，而父母生前也是教员，真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想，如果能和工人血统的小晴结合，不但自己的思想改造有脱胎换骨的可能，就是子女身上也将流着工人阶级的贵族血液──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吗？

第二天中下班后，他忍着饥饿，骑车到百货大楼，用了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价钱，买了只奥米加手表，好送她作订婚纪念。看看柜台上陈列的一些漂亮货品，他多么渴望都买下来送给她，可是想到她的性情，也只好叹一口气作罢。她每月四十二元的工资，要帮着养家，但仍雄心壮志地订下储蓄计划，打算两年后买只上海表。她不喜欢耿尔为她花钱大多，有时还坚持回请他。一向习惯于献花送礼的追求方式，耿尔第一次碰到这样有性格独立、自尊心又强的女子，确是衷心敬爱。这样的女性，热情又含蕴着庄严，温柔又带着刚强，真叫他着迷。

然而就在他们最幸福的日子里，那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敲响了。耿尔没有经历过运动，起先倒是充满了热情迎接它，等待着运动结束好同小晴结婚。她在六六年春天向棉纺厂口头提出了申请，领导说等运动过后再处理。可是随着运动的推展，他们见面少了。

夏天里，红卫兵涌上了街头，小晴的弟弟也在里面。小晴第一次提出他们暂时不要见面，因为别人在说“闲话”了。他很困惑，也很痛苦，想不到爱憎分明，坚强独立的小晴会怕人“闲话”。但是最大的打击却是出差回来见到被退还的手表──

突然，餐馆里安静下来，人人的头都转向楼梯口。耿尔放下了空酒杯，也随大家望过去。两个干部模样的男子正陪着两个穿西服的中国人上来，由此转上另一层楼去。

“外宾。”同桌的老人平静地说。

“华侨！”邻桌一个年轻人憎恶地说。

“楼上听说是专供外宾吃涮羊肉的。”老人转过身来告诉耿尔。

“是。”他无所谓地点点头。“还不是一样吃法，只不过座位舒适宽敞些罢了。”

“是吗？”老人似信似疑地凝视他。

耿尔不说什么，把粉丝和白菜都倒进锅里。他不愿说出来他半个月前也曾一度“更上层楼”过。那是沾了芝加哥大学老同学ＸＸ教授的光，跟着鸡犬升天地上去了一次。楼上布置幽雅，确是宽敞舒适，他们共是四个人，就占了一个大房间；三、四个服务员来回穿梭也似地递茶水，送手巾，脸上始终是笑容可掬。

“这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阶级划分，”那年轻人容忍地说了，“将来实行了共产主义，这楼上的一层就取消，大家一起排队买票，挤在楼下吃吧！”

耿尔听了，与老人对视了一眼，就低下头吃烧饼。

想起老同学，他心中又是另一番滋味。在美国时，他们政治思想想颇有分歧，常争得不欢而散。这次见面，却亲热异常。一知道耿尔还是单身汉时，老同学不信地狠狠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怎么，回国这些年了，还是王老五呀？”

他只好笑而不答。

“老耿，年纪不小了，找太太，条件不能太苛呀！”老同学着实劝导起来。

耿尔除了苦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不想告诉他，文革以来，知识份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六八年秋毛主席下令由“工农兵给他们再教育”后，大家都是灰溜溜的，他哪敢提什么条件呢？早入了美国籍的老同学肯回国参加“国庆”，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绝不能扫他的兴──何况，他现在以“左”为荣，不能也不愿接受一些事实。

再教育──想到这个字眼，不免感到一阵凄凉。这两年虽然不太提到，但每一触及，心口仍有堵塞的感觉，一如头一次听到薛晴当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一般。那是六八年的年底，他有天又骑车到朝阳门外──尽管爱情已因文革而流产，他常身不由己地回到这边来──碰到了小晴的弟弟。这个一度是趾高气昂的红卫兵头头，当时似乎威风已收敛了不少，那天居然先向耿尔打招呼。耿尔问候了他的父母后，情不自禁地打听起他的姊姊。

“我姊姊是工宣队！”他骄傲地说。“她现在不住家里了。她们这一组被派到北京工业大学去了，我姊还是副队长呢！”

可惜耿尔不信神，竟不知向谁祈祷，祈求不要派薛晴到科学院来。这以后，每次见到院里某些工宣队员那副傲慢的神情，他立刻想起了小晴。那时心口不仅是堵塞，简直是隐隐作疼了。

心有隐痛，是最怕人触及的，可惜常常事与愿违。就像一周前，ＸＸ教授畅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后，在离京前夕又请他到旅馆里吃饭话旧。两人谈到深夜，老同学又扯到他的婚姻问题上来。

“老耿呀，其实，依我说嘛，”教授说得吞吞吐吐，似乎怕他误会，“作太太嘛，也不一定要大学生。听说国内教育已经很普及了，我看北京这些工人──对了，前天我参观第三棉纺厂，嘿，多少年轻漂亮的姑娘！”

也许是第一次尝到茅台酒，喝过多了，也许有意试验自己能否超脱失恋的羁绊，耿尔便一口气把自己恋爱故事和盘托出。老同学听了，不胜惊异，也非常为他惋惜。

“她现在结婚了吧？”

耿尔摇摇头。“我不知道。”

他虽然不曾去打听过，但直觉地感到她尚未结婚。过去两年来，他曾在街上瞥见她两回了，从未有男伴在旁。

“我说，你应该立刻去看她，”教授带着认真的口气说。“她如果还没结婚，那完全有希望！不是在讲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吗？做了高等知识份子就讨不了老婆，哪有这种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就更应该嫁给知识份子，便于改造嘛！哈哈！”

老同学说完，鼓掌大笑，以为说了最风趣的话了。耿尔也陪着笑，心中却是冷飕飕的。他想起七一年的某一天，他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曾经看到她一次：她在金水桥边踽踽独行，仍是垂肩的辫子，却是一脸的老成严肃，昂着头，目不斜视。乍一见到，他激动得手都握不稳龙头，好不容易压下叫喊她的欲望，方才无力地踩着车子继续前行。他何尝不想同她携手密谈，看不厌那水汪汪的大眼在修长的睫毛下闪烁，像寒夜两点流星？只是他早已丧失勇气了。

“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革命，据说改造了很多人，事物也都面貌一新。”老同学说着，凝视着耿尔的脸。“看来你也改变了不少。”

他点头承认。

“好的？坏的？”

“那看你好坏的定义了。”他笑着回答。

“你对于我一向都是太玄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我明天有机会见到ＸＸ部长，要不要我对他提提你的事？”

“不要，不要！”耿尔忙不迭地大声拒绝。

天呀！他心里喊叫起来，派人去向这个“领导一切”过的工人说：为了响应党的知识份子政策，你嫁给耿尔吧！

他使劲摇着头，果决地说：“我已经习惯了独身的生活，不再作结婚的打算了。”

“怎么，真把全部心思用在事业上了？这几年发表了不少论文吧？”

耿尔笑着，又摇起头来。“我们只重实际研究的工作，不重发表；重视集体创造，不搞个人单干。”

他怎能告诉老同学，自己实际上改行了；研究项目也一换再换──由于“革命的需要”？归根结柢我是中国人，他对自己说，自己怎么感受是个人的事，捍卫国家的尊严却是义不容辞的，这大概便是“一分为二”的辩证使用了。

夜深了，他起身告辞。老同学依依不舍地送到大门口，还用英语说：“老友，你再想想看，还有我能替你办的事没有？”

他真想了想后，笑了。“有的，你们常常回来观光，我好跟你们走走高级馆子，这对我也是莫大的享受。”

莫大的享受！

“嗯？”对座的老人瞪着他。“您说什么来着？”

耿尔知道自己又失态了，反正酒早已烧红了他的脸，他也不在乎。

“我说，吃涮羊肉是莫大的享受。”

“同感，同感。”老人深深点着头。

他们都挟了肉涮起来，津津有味的吃着。

（二）

春节前几天，耿尔的一些单身同事便纷纷离开北京，探亲团圆去了，剩下的都没甚心思工作。除夕那天，大家勉强挨过上午，下午来报个到后相继走人。整个研究所里冷清清的，耿尔觉得没意思，三点不到就回宿舍来。

宿舍里还听得到剁肉馅的声音；一清早，他便是被这声音叫醒的。

到底是几千年的传统，他想，光吃的就准备得比阳历新年还丰盛几倍。

一进门，他摘了帽子和手套后，便习惯地在卧房和客厅里转了一下。家里是更加冷清了。这两间房的公寓，十年前他刚搬进来时，觉得很窄小拥挤，后来却越住越感觉空旷起来。他常暗自庆幸：在北京，一个人能有两个房间可以自由地来回踱方步，真算是得天独厚。

也许因为太冷清，疲倦之感也随之而来。他踱向厨房，想烧一杯咖啡来驱寒。这两年来，他怕失眠，向来不敢在中午以后喝咖啡的，不过，今天是除夕──他给自己找借口──一年难得一回嘛。

耿尔给替他打短工的王大嫂一周的春秋假，自己又觉得没有整理内务的必要──不会有人来看他的──所以，下班回家来时，床铺零乱，一如早上刚起身；厨房的水槽里堆满了杯子和碗筷，喝茶必须现洗茶杯了。因为不耐烦洗衣服，他便不换衬衫，否则脏衣服堆下来，让王大嫂回来洗，便有剥削她劳动力之嫌──虽然她临走前一再告诉他，简直是在求他，务必把衣服留给她回来洗。

“我真是王老五一个！”进厨房，他不禁白言自语着。

看看堆积如山的水槽，他仿佛又回到研究生时代的生活了。找到了烧咖啡的小砂锅，他把它清洗干净，盛了水，坐上了炉子，然后找火柴点上煤气。回过身来，他打开了冰箱，取出一罐上海咖啡。他这魏屋牌冰箱每年只有夏天开动两个月，其他时间全熄了电，用来做储藏柜子。一来电费太贵，他虽然不在乎每月多交十块人民币，却担心人家议论；二来他吃食堂，这冰箱也实在无用武之地。五平方尺不到的厨房，放置了这个庞然大物后，便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

红卫兵抄家那阵子，如果抄走就好了！关上冰箱时，他脑海里又闪出这个念头。

可惜那次抄家太斯文。可能是对他特别客气，因为那些红卫兵都是科学院里同事的孩子。他们只是好奇地打开冰箱来研究了一番，在他弹簧床上翻了几个觔斗，把箱子里的西装抖开来取笑了一阵，便走了。当时，令他遗憾的是把他二十年中收集起来的太空探险的剪报烧毁了。不过，那些东西留着也无用，干脆烧光省事──中国人实在不忙着到月球去。即使是如此斯文，两年后，国务院还给了他一封道歉的信，盖着深红大印。这倒反而令他不好意思。比起他知道的几家，他这算什么损失呢？事后，一个同事告诉他，这是因为周恩来偶然听到院里一些欧美回来的学者被抄家，下令要赔偿道歉的结果。

水开了，白花花的热气一阵阵喷上来。他搜索了一阵，找到了一把茶匙，挖出二匙咖啡倒进砂锅里，上了锅盖，然后关小了火。

七三年，批林批孔刚开始时，很多人暗传说：虽然郭沫若受到了攻击，但矛头是指向周恩来。他不免替周恩来捏了一把汗。特别是七四年上半年，有好几个月周恩来不曾露面，他真正焦虑极了。

那一阵子，小道消息多如牛毛，他听来听去都感到心灰意冷。直到从报上证实了周恩来病卧医院的消息后，他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浓郁的咖啡香味一阵阵扑来，耿尔闭上眼，深深吸了几口，觉得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滋润，比什么都受用。走到水槽边，他捡起早上喝过的茶杯，拧开水喉，稍为冲洗了一下。

王大嫂回来前，我一定得洗掉这些杯盘，他再次提醒自己。

找出中药房买来的尼龙沙滤，正好滤出满满一大杯咖啡。他捧了杯子到对面的房间来，坐到书桌旁，细细地品尝。这客厅兼书房，除了一满书架的书，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废纸篓外，便别无他物了。书桌上立着三张美国寄来的圣诞贺卡，他又一张张看了一遍。收到这些卡片很久了，寄卡片的人都说想知道他的“近况”，他却还不曾回过信。实在是不知道写什么好；不管是近况还是远况，似乎都乏善可陈。忽然，他想到这些卡片的使命早已尽了，留着又有何益？于是他把三张收在一起，一举投进了废纸篓内。

美国真是世界上最浪费纸张的国家，他想，五花八门的节日贺卡，生离死别就不提了，连芝麻大的小病也有可能收到一张安慰卡。这里不兴这种繁文缛节倒是省时省事，虽然──虽然什么呢？他不知所以地摇摇自己的脑袋，端起咖啡，徐徐呷了口。

桌上的座钟指向三点半。他再望望自己的手表，确是三点半，一分不差。他记起同事小张请他去吃晚饭的事，一星期前就同自己说过了。过去这两年，也难得去小张家走动过，现在却突然来请他去过年。也许是同情我一个人过年太凄凉了吧！他想。

他最怕别人的怜悯，本想不去，无奈小张昨天又来催请；况且他也害怕食堂里逢年过节的晚饭──大师父放假了，小徒弟上阵顶班，饭菜味道总是差些，加上食者寥寥无几，情调备加凄清──因此昨天下午他就爽快地答应了。

小张的年纪也有三十五六岁了，只是大家叫惯了，加上他们所里另有一位老张，为免混淆，这“小”字就去不掉了。他是物理所的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脑筋很敏捷。虽然出身不好，却能乐天知命，也知道安分守己，因此，文化革命期间倒也没有吃过大苦头。耿尔是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认识他的，以后，小张又来向他请教地球物理方面的数距问题，彼此就熟悉起来。也许正因为两人不同在一个研究所，小张又不住科学院的宿舍──他住他太太的机关宿舍──所以比较敢于同耿尔来往。以前他常请耿尔去他家玩，可是他自己却一年都难得到耿尔宿舍来一次。

无论如何，我是应该去探望他们夫妇的，他一边啜着咖啡，一边想着。他们确是真正关怀过我，虽然小金和我没有结成婚，但小张夫妇是尽了力了。

小金是张太太的表姐，七一年的春天到北京来玩，住在小张家，小张特地介绍给耿尔。未见面前，他先坦白告诉耿尔：小金是新寡，但没有子女，年纪刚满三十，皮肤很白，但眼睛不大。“师范学院毕业的，也算大学生了，不太合乎你的条件就是。”他说着，忍不住微笑起来。

嗳！不但耿尔当时听了脸红，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是怪难为情的。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从前为什么那么天真，一踏进国门便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终身成为笑柄。那还是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事。一位领导同志找他谈心，问他有什么愿望。他当时坦白地说，很想早些结婚。领导同志连连点头，倒不曾说什么。不久，一个同事偶尔与他聊天，问他理想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他信口说道：最好是大学毕业生，大眼睛，白皮肤，三十岁不到。谁知这话传出去了，人人窃笑摇头，说他条件太苛。等耿尔知道后，已经后悔无及。

不过与小金第一次见面倒是令他满意的。她生长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自有一份妩媚。身材纤小，皮肤白晰，瓜子脸蛋，剪了俗称华侨头的短发，且修眉皓齿，落落大方，耿尔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三十岁的已婚妇人。小金似乎也一见便中意他。当张太太建议他在劳动节那天带她去逛颐和园时，她不但没有推却，还兴致盎然地与他约了会面的地点。果然，那次出游很愉快。这以后，每逢星期日，耿尔都约她出来玩。

自从失去了小晴，他便尽力想忘记她，特别是在认识了小金后。不久，他便发现他的努力全是白费的。他只能期望往事的阴影不要影响了他的婚姻就好了。这两个女人很不相同，他有时忍不住要加以比较。

小晴刚坠入爱河时，还是个成长中的少女，性格虽然倔强，对未来仍充满了憧憬和梦想。小金却是成熟的妇人，不存任何幻想；她懂得享受，又讲求实际，也会精打细算，肯定是个好主妇。价值的观念在小金的脑海是根深柢固的；什么事物到她跟前，她都要问个“值不值得？”耿尔有时都不敢想像，自己在她眼里值多少。但是她对耿尔十分温柔体贴，这是从开始认识以来他便体会到了。她是个健谈的人，然而一旦发现耿尔陷入沉思中时，她会抑制自己，陪他默默坐着；虽然无法与他神魂相交，却也绝不会打扰他。她喜欢洋玩意儿，最喜欢耿尔带她去吃西餐。尽管他觉得那牛排烤得味同嚼蜡，她却吃得津津有味。而他百吃不厌的羊肉火锅呢？她尝过一次后就兴头不大。

那年中秋节到来时，他带她来宿舍里喝咖啡──也是有意让大家知道他有对象了。一进门，还来不及落座，她赶忙把他这两间房的家巡视了一番。她对桃花心木的弹簧床、衣柜和冰箱等，赞不绝口，还爱不释手地一再抚摸它们。

“多漂亮的床！多好的木料，你真该多带些家具回来！”

耿尔倒不好意思起来，微红了脸，不知所云。她哪里知道他多么后悔运这几件家具回国，几年来为此背了沉重的精神包袱。我要的是一个老婆，不是恋人，他一再提醒自己。小晴也知道他有冰箱，而她看都不想来看一眼。多么不同的女人！

他仍顾忌自己的年龄，足足大她十六岁，因此迟迟不敢表示。善解人意的小金在这方面给他不少的鼓励。她常暗示，甚至明说，他身体健壮，不显年纪，而且步履如飞，和小伙子没有两样。户口检查更是大大帮了他的忙。七一年时，“一打三反”运动正处于高潮，为了迎接国庆，北京市限制外地来的户口。凡是没有公务需要在北京处理的人，街道委员便来动员他们及早离开。小金住了四个多月，街道委员已经来动员她三次了，限她国庆前一定得回桂林。小张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耿尔。耿尔第二天下班后，便去找小金出来吃晚饭，就在饭馆里向她求婚。她高兴又大方地接受了，没有丝毫娇羞的儿女态。相反的，她告诉耿尔，要及早递上申请结婚的报告。接着，她立刻取出了纸和笔，就在饭桌上写下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和工作简历，当场交给他。

“我会在桂林一心一意等着你。”她睁大了小眼睛温柔地望着他，白嫩的手贴着他的手。他很高兴，紧紧握着她的小手。在喧哗的人声中，两张笑脸默默相对着。

于是，在十月一日前两天，耿尔为她打点了车票，买了很多的礼物，和小张一起送她上了南下的火车。等国庆一过，他便把申请书交了上去。研究所里的同事听到他要和一个漂亮的小寡妇结婚，都向他道贺。有些女同事见了面，还表示愿意包办他结婚的一切琐事。那一阵子，他浑身轻松愉快，走起路来飘飘然的，有时还不自觉地哼了一句听熟了的样板戏。

自从递上申请书，他便处在兴奋的等待中。半个月后组长才对他说，上面正在慎重考虑他的申请，一有决定便会告诉他。他一听便有些胡涂了。慎重考虑？是我耿尔结婚呀，他想，怎么要劳别人来考虑呢？然而数年来的生活经验告诉他，接受一切安排是为上策，所以他也没说什么。到七一年底，仍是石沉大海一般，他开始焦急起来。

有一次，他就厚着脸皮去讨回音。组长告诉他，院里正着手调查金同志的家庭背景，请他耐心等待。他还是没说什么，虽然心里有些气愤。每当接到小金热情洋溢的信时，他因为没有佳音可以奉告，总感到无限惆怅。

不久，他去江西的农场劳动了半年，这事也就搁置起来了。接着，他又到外地出差了几个月，回来时已经是七二年秋天。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讨回音的勇气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来，都是关系着领袖和国家安危的大事，个人的婚姻又算什么呢？

有一天，政治学习休息时，组长同他闲话家常，无意似地问他是否仍和小金来往。不知道是出于警惕，还是下意识里悲观失望，他随口说：“早不来往了，她现在哪儿都不清楚。”

不料组长一听这话，似乎正中下怀。他很知心地对耿尔说：“不来往也好。她出身不好，父母都是地主，丈夫的成份也不好，公公前身还是桂系的军阀呢──丈夫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受审查，审查没结束就自绝于党和人民──自杀了──因此政治面目不清。当然，共产党一向执行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但是她个人政治表现又一贯不积极。她本是中学教员，七○年被下放到农村，借口父母健康不佳，赖在桂林不走，后来又跑到外地好长一段时间，总是不务正业吧──我们科研单位，保密性较高，这样背景的爱人并不理想──领导很关心您的婚姻问题，同事也帮您留意──”

组长还说了不少话，只是耿尔没有听进去罢了。他只暗暗庆幸自己究竟活了一大把年纪，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但没有暴跳起来，反而彬彬有礼地点头赞同。然而在他心底深处，他听得见自己绝望的呼喊：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在科学院？

他原是自叹命苦的，可是等到更深人静，铺开信纸要回信时，他却同情起小金来了。真的，她又犯了什么大错，现在竟要为父母和已故的丈夫背黑锅？说她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贪慕虚荣，留恋城市，然而他总算也去过农村，实在没有心肠去责怪她。他看出他们的结合显然是无望了，怕她白等，误了青春，但是又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因此迟迟不能下笔。最后，他只好含糊地说：领导认为他们年纪不相称，而自己也深感不堪匹配，请她原谅并另谋幸福之路云云。

信寄出之后，他真是百感交集：既觉得辜负了小金，自己又不胜委屈；想找个地方大声咆哮一番，偏无这种场所。同时，他又不愿意领导和同事看到他的失望，也怕别人笑话他娶不成老婆便心灰意懒，因此，他必须隐藏自己，而这是最吃力的了。

很快地他便发现自己容易疲倦，渴望着休息但又失眠，工作时思路滞塞，一向引以自傲的记忆力也出现了衰退。他不用找医生便知道这是典型的神经衰弱症，无药可施的。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事件披露了，一时叫他莫名其妙。中央文件和秘密传说又搅得他头昏眼花。他始终弄不清楚，是谁受了骗，他，林彪，还是毛泽东？他觉得连最后一点信仰也扬弃了他，就像盲人失去了手杖，叫他走投无路。于是一点点的感冒便使他躺倒下来了。由于多少年来他都不曾病过，领导和同事非常关怀，慰问有加。他也乐得多请了几天病假，虽然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病，只是需要休息，需要睡眠，睁开了眼睡眠。

接到小金的回信时，他已经病好又上班了。她仍是温柔体贴，只在叙述往事时含蕴着无限的眷恋和隐约的失望。她珍视这份友谊──她在信尾说──希望继续通信。知道她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耿尔心里稍为好过些。聪明的小金一定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许是小张告诉了她。小张的嗅觉灵敏过人，准打听到了这事的来龙去脉，虽然他俩彼此都避不提它。他相信小张不会责怪他；俩人见了面仍是一团和气的，只是两家往来稀疏了。

他算了一下：可不是，整整两年不曾踏进张家的门了。“玲玲和婷婷都念着你呢，”小张昨天说。这两个小女孩以前同耿尔很要好的。

过年了，我得给孩子买些礼物，他忽然想起来。瞧了一眼座钟，四点了。咖啡早喝光了，他把杯子照旧送进水槽里。然后他低下头来打量自己的衣服。见两只裤脚管都沾上了泥污，他就决定只换一条罩裤算了。从卧房的衣橱里找出一条毛的确凉外裤来换上后，他摸摸棉袄口袋里的皮夹子，手提包也不拿，戴上了帽子、围巾和手套，就带上门走了。

小张家在西直门外，不过他还是先骑车进城，到西四的大百货商店买东西。除了新贴的大红门联──全是革命的贺年口号──街上也并没有特别的节日装饰，但人来人往，自有一番喜气洋洋的景象。百货商店里仍有很多顾客。耿尔简直不相信，竟有这么多的人同他一样，需要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刻来抢购东西。他先到糖果饼干柜台去排队，一面端详着玻璃柜里摆着的罐装饼干。

“要啥？”服务员问道，眼皮却垂了下来，似乎疲倦得随时可以睡着。

“要一听泰康饼干。”耿尔指指最大最漂亮的一罐。

服务员抬了下眼皮，斜睨了一眼，便不耐烦地说：“不卖！”

“那……”耿尔有些不知所措了，“那么，哪一种是卖的？”

“您要高价的？”服务员这才睁开了眼，好奇地打量着这位顾客。

“是，是。”

服务员拿出一罐天山饼干来。“八块半。”

“要不要粮票？”耿尔身后一个操外地口音的顾客先开口了，同时挤上前来，羡慕地用手摸着这罐饼干。

“高价的，当然不收粮票，”另一个顾客抢着回答，带着讽刺的口气。“八块半哪！顶多是两斤装的，散装的一斤两块钱都要不了！”

耿尔正想开口，突然身边又伸出一双手来。

“给我也来一听！”

人家看，原来是一个解放军，他另一只手已经捏了一张十元大钞了。

“行！行！”服务员满口答应，似乎一刹那间精神抖擞起来。

“我还要一盒巧克力，”耿尔赶紧说，“如果有听装的话。”

“没有听装的。这种锡纸包的不是很好吗？”服务员说着，一边热心地指点给他看。“上海的，送礼很大方的。”

“好，好，给我二十块吧。”

“二十块？”服务员这次瞪大了眼睛。“一共就剩这几块了。”

他把它们全拿到柜台上。

“行，行。”耿尔说着，连忙掏钱，“麻烦你把这两样包在一起。”

等服务员包好，找过零钱后，他急忙挟了包裹，在众目睽睽之中下，逃也似地离开柜台。幸好卖腊肉的地方顾客不多，他很顺利地买了几斤湖南腊肉和广式香肠，包成一大包。又到水果摊买了一些香蕉苹果，看看两手全满了，而时间也不早，他才走出去，小心地把它们捆在车后的书包架上，剩下一包挂在扶手中上。然后，他慢慢地往西骑回去。

六点还不到，天已是又暗又冷。城里很热闹，出了西直门，街上就冷清了许多。来往的车辆似乎开得快些。那些骑单车的，鼻子和嘴都蒙上了白布口罩，微俯着前半身，使劲地踩着车子，想赶回家吃团圆饭。耿尔让了好多人骑到他前头去，他想他大概是唯一不必焦急赶路的了。弯进小路后不远，就到了张家所在的大宿舍区。两年不来，他似乎有些陌生了，可是还记得小张是最后一栋宿合，靠近动物园。果然，很快便找到了。他把车停在门口，正要解下包裹时，门便开了，小张探出头来。

“老耿！你来了！”他赶紧出来。

“嗨，小张！来早了吧？”

“不早，马上就吃饭啦！”说着，小张帮忙耿尔取下包裹。“来就是了，干嘛又带这么大包小包的！”

“过年嘛，给孩子的。她俩都好吧？”

才说着，两个孩子就站在门口了，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毛衣。大的倚在门边，小的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向耿尔，拉着他的棉衣角，仰起小脸蛋问他：“耿伯伯，您好久不来玩了。”

“啊，玲玲，你长这么高！”耿尔弯下腰来，很高兴地抚摸着她的小发辫。“念小学了吧？”

“还没有，”她爸爸代她回答，“她是九月一日生的，去年名额太少了，挨不上，只好等秋天上。那时整七岁，该没问题了。”

“怪可惜的，不过，迟一年上学，其实也无所谓。”耿尔安慰地说。

“真是的，”小张也同意，“将来到农村去，年纪大些反而好，锄头拿得动些。”

“耿伯伯。”大女孩向客人招呼了，神态很斯文，略带些矜持。

“啊，婷婷，我快不认得你了，越长越漂亮！几年级了？”

“四年级。”她红了脸回答，同时闪开身子，让大家进屋来。

才跨进门，耿尔便闻到一股糖醋排骨的香味，厨房里还传来菜刚下锅的哗啦声。

小张这一间半房的家──另外一间房很小，放了一张床后就只剩下走道了，所以小张一向戏称它半间──与耿尔的正好相反，摆设得异常紧凑。十平方尺大小的房间，容纳了一张大床，一张书桌兼饭桌，还有书架和缝衣机等，不但床底下令堆满了东西，不当时令的蚊帐和草席都悬空挂起来。

“请坐，请坐！”

小张一边招呼着，一边把两包东西放在床上。耿尔环视了一下，只有缝衣机上有空间，便把手中的一包腊肉搁上去，这才在桌旁坐下来。桌子就摆在床跟前，节省了一把椅子。小张自己与耿尔隔着桌子坐在床上，两个女孩立刻偎倚过来，一边一个。耿尔看桌上已经罗列着碗筷，一碗红烧肉在冒气，一个荤素相间的拼盘端正地摆在桌子当中。

“你爱人一向可好？”

“好，好，跟我差不多，全忙着学习文件呢，逐字逐句地推敲着。”

正说着，张太太端着一盘菜，笑吟吟地走过来。

“耿先生，您好！”

“好，好，谢……”

他刚起身，话还没说完便愣住了。随着张太大身后，另一个女人也端了碗菜走过来。

“小金……”他惊讶极了，一时呆站着，不知说什么好。

“你好，老耿。”小金虽然笑容满面地招呼着他，但神色之间究竟透露些慌张。

“你……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半天，他才捡起了话头。

“刚来两天罢了。”张太太替她表姐回答。

“坐吧，坐吧。”小张殷勤地招呼着大家。

张太太把两碗菜安置好，便拉着小金坐下来。“金姐，您甭到厨房来了，我回头把汤热了就端来。您就张罗着开饭吧。”

一招呼完，张太太抓起腰间的围裙，揩了一下手，又赶回厨房去。

乍看之下，小金仍是老样子，穿着较鲜艳考究，短发收拾得十分齐整，微笑时露出迷人的酒涡。她仍是落落大方，但眼光似乎不如往昔那么炯炯有神。是的，耿尔清楚地看到，她两边眼角都出现了鱼尾纹。

我们都老了！他忍不住在心里喟叹起来。

“你好像瘦了一些。”他对她说。

“是吗？”她回答的语气略带着遗憾，同时下意识地用手整整她那梳得溜光的短发。

婷婷端来了个大棉袄饭罩子。小金打开了罩盖，取来饭碗，开始给大家盛饭。小张去书架上取来一瓶樱桃酒。

“好家伙！你哪儿弄到这酒的？”耿尔颇为惊讶地问。他并不特别喜爱这种甜酒，但物以稀为贵，这种酒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哈，不简单！”小张得意地说，一边找器具来开酒瓶。“我们研究所里的英国佬老罗，你知道他吧？元旦时，他有个英国来的老同学到北京探亲，也顺便来看他。我灵机一动，便托老罗转托那个外宾在友谊商店买点东西，结果弄到这瓶酒和两件上海出品的毛衣。那毛衣，嘿，价钱和市面的一样，质量可好多了！”

不一会，张太太端出一锅全鸡汤来。因为桌子不大，加上两个孩子自己也高兴，小张便让她俩端了饭菜到隔壁房里吃去。等张太太解了围裙，在小金对面坐下来，小张便端起酒杯，对着耿尔说：“来，干杯！希望明年大伙儿都来好运。”

“祝大家春节万事如意！”小金接着祝贺道。

这两个女人都不惯喝酒，张太太还喝了半杯，小金只呷了一口便若有所思地放下了杯子。耿尔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好意思问她什么事到北京来──元旦前收到她一封信，丝毫也没提到来京的计划。他更想知道这次能住多久，只是找不到机会开口。饭桌上的话题总围绕着国内的局势，周恩来继续掌舵和邓小平正式上台等等。

“老的当家总是叫人放心点，”小张突然感慨地说，“这几年真是反反覆覆太多了！每次左派势力抬头，大家都跟着倒楣一次。”

“你这右派言论只好在家里放放，否则准给你一顶帽子戴！”张太太微笑着警告她丈夫。她是个很和气的女人，矮矮胖胖的脸上总少不了笑容。

“咳，你放心。我在研究所里一向是看风转舵，永远紧跟的。”小张不在乎地说。“上次结合周墓出土文物而批林批孔，我那篇发言稿子还被宣传组的人要去哩。”

“小张的笔杆子确实有一手。”耿尔忍不住赞扬他。想到自己每逢写政治批判文章，要遍索枯肠，咬文嚼字，比小时候造英文句子还艰苦时，他不得不佩服小张的本事。

“哪里的话，”小张倒谦虚起来了。“比起考古所的小伙子，差远了。说真的，这几年掘出不少的东西，他们可兴奋极了。只可惜整理、化验和保存的工作跟不上，有些文物出土后已变色，也可能变质了。”

大家正在惋惜着，张太太忽然又笑起来了。她说：“天晓得你是怎么结合著批林批孔的！上次我们那个批判大会上，有个工人代表发言。起先他还照著稿子念，后来激动起来了，就自己讲起来，说：林秃子说过，新中国要回到孔夫子的时代，多数人做奴隶，少数人当贵族老爷；同志们，这样反动的话，我们能答应吗？我们在台下的当然大声接着喊：一万个不答应！可是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林彪几时说的这种胡涂话。”

“处处是依样画葫芦。”耿尔听后，笑着下了一句按语。

“只要紧跟就对了。”说完，小张又给耿尔注满了酒杯。“来，老耿，还是这个好！有酒当歌，人生几何呀！”

大家就这么吃吃聊聊，无拘无束的，十分融洽。耿尔发现小金今番不如以往那样活泼健谈，但反而显得端庄娴静，格外可爱。他私下里希望着她这次能像上次来京一样，住长久些；他渴望同她在一起。一年多不见她，现在突然又坐在她身边，耿尔在兴奋之余，又感到安慰，好像长久累积的倦怠一下得到了抚慰。望着她白里泛红的脸颊，捏着筷子的小手，他突然不能抑制自己心跳的加速。许多互相依偎的情景涌上了脑海，特别是在桂林那两天──

正巧，就在他失神的当儿，张太太谈起桂林来了。她童年是在桂林过的，现在每讲起来，仍旧无限地怀念着那“千山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地方。

“你还常去七星岩吗？还有新发现的芦笛岩？”她问她表姐。小金还来不及回答，张太太已放下了筷子，颇为羡慕地说下去：“我不知道哪辈子能再去桂林！你现在可美了，不用担心下放到农村去。其实，依我说，也不必急着分配工作──”

小金立刻打断了她表妹的话。“你今年夏天就找个借口，请几天假来玩吧。”接着她转向耿尔，含着笑说：“桂林比以前更美了，你有机会到广西出差，一定要再来一游。”

“不美怎么行？”小张说，“外宾到中国的必游之地嘛！”

听到“外宾”两字，小金对耿尔说：“你还记得韩素英吗？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她在香港大学演讲的消息。她讲了我们许多的好话呢。”

“当然记得。”耿尔说着，不禁微笑起来。他也看到这则消息，还记得韩素英的演讲题目是“我怎样认识中国的”。

真的，他怎能忘记呢？虽然他还不曾向人提起过这件事。

七三年初夏，他去广西考察地质。工作任务完毕时，同行的年轻同事建议耽搁两天，好让他赶回老家探望一下双亲。耿尔乐得成全他，便约好在桂林等他。小伙子走后，他立刻去探望小金。小金真是喜出望外。见过她父母后，两人便计划如何度这两天意外的假期。她说从桂林到阳朔这段水路风景最佳，所以，第一天两人一早便去码头排队买票，终于幸运地挤上了一条船。

船驶过穿山后，漓江两岸的风景真是美得叫人啧啧称奇。耿尔几乎走遍了北美洲，见历了多少自然奇观，但如此秀丽的山水确真少见。

漓江的水澄清得出尘脱俗，白云、蓝天和千姿万态的山峰倒影在江中，水天一界，他自己仿佛行驶在边际，飘飘然不知迈向何方。他就这样出神了好久，直到小金碰碰他的膀子，他才醒过来似地，随着其他游客的目光望去。原来离他们这条船一百米不到，正浩浩荡荡驶来另一条汽船。那船首昂然坐着一对男女宾客。男的高鼻黑脸，像足印度人模样；女的显然混有东方血统。旁边的人全是中级干部的打扮，众星拱月地陪着这对外宾。茶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西瓜和点心等等。耿尔觉得这位女宾的脸孔很熟，像在哪里见过。

“啊，是了。”他突然想起来，便悄悄对小金说：“这就是韩素英。我以前在电视和电影里见过她。”

“啊，真的？”小金听了，不禁张大了眼珠子，眉毛扬得高高的，好奇地瞪着这位外宾。“报上登过江青接见他们的消息。这么说，那印度人模样的不就是陆先生吗？我还以为她丈夫既姓陆，是个中国人呢！”

韩素英夫妇显然也极欣赏这两岸的风光，不时指指点点，神色很愉快。不久，他们的船赶过耿尔的，驶到前头去了。耿尔立刻忘了他们，又陶醉在迷人的景色里，耳朵一边听着小金讲述沿途的景致：白果滩，美女照镜──

忽然，他又感到人群骚动起来，这才发现，原来韩素英的特别游艇就在他们船前边，一动不动地停在江中。

“怎么一回事，同志？”他问旁边的人。

“好像外宾船上的马达坏了，”旁边的人回答。“我们的驾驶可能要帮他们修吧。”

“这一耽搁，我们要迟到阳朔了。”另一个客人有些焦虑地说，斜眼瞧瞧自己的手表。

然而这特别客艇的马达倒是很快便又响起来，接着就开走了，只留给耿尔最后一瞥韩素英谈笑风生的丰采。他们的船越离越远，耿尔的船却一动不动地停在江中。以后，大家才被通知，旅程取消了，因为外宾的船取走了本船的马达。

真的，耿尔怎能忘记那几十个旅客失望愤怒的脸色？

“这种事倒也不稀奇。”张太太在听完耿尔的叙述后，只轻描淡写地评了一句。

“问题是，”耿尔说，“我们那船多的是赶路的旅客呀！”

小张摇头了。他对耿尔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你忘了，老耿？”他笑着问。“虽然林彪讲的话现在每一句都是毒草，但他在天安门上说的那句‘文革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收获是最大最大最大’倒是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收获最重要。几十个人赶不到阳朔，回不了家算什么？但是韩素英在国外讲一句好话，那宣传效果有多大！”

“但是，问题是……”

然而，耿尔现在也说不出来问题究竟在哪里。韩素英本人又作何感想？他未免感到好奇。但是这问题似乎愚蠢又多余，所以，他就哼都不哼一声了。

很快，话又转到物资供应上去。大家热烈地交换着各地的供应情况，诸如桂林买不到什么，北京能买到什么，什么货品需要“供应证”等等。又从而扯到世界经济危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谈论著智利百分之百的通货膨胀率。

“倒是我们物价稳定，钞票也不贬值，恐怕是举世少有的了。”小金也发表了意见，引用了报章上的话。

“尽管买不到东西，买到时价钱倒是不涨。”小张笑着接下去说，对耿尔眨了眨眼睛。

耿尔也笑了。他知道小张想到走后门和友谊商店上头去。

到了九点半，水果吃过了，耿尔才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他惦记着要约小金出来玩，只是没有机会开口。

“老耿，没有事常来坐坐嘛，”小张很诚恳地对他说，“我爱人和我很随便的。孩子们也欢迎你，她们以后还要跟你学英文呢。”

“我一定来！”他忙不迭地答应着，同时爱抚地拍拍小玲玲的肩膀。在心里，他是有些惭愧的。过去这两年来，他竟是回避了这一家人。

小金去隔壁房中取来一只编得细巧的竹篮子给耿尔，篮里盛了一瓶桂林辣豆腐乳和一瓶三花酒。“没有好东西带给你，一点土产而已。”

“小金……”他看看篮子，又望望她，一时感动得不知如何表达谢意了。些许甜酒已使小金两颊绯红，眼睛发亮，格外地迷人；那新添的鱼尾纹反而加强了脸部的表情，使得浅浅的微笑更富有内容。酒和一晚上愉快的气氛，也使得他浑身暖和，脚底都感到轻快。突然，他下了个决心：我要再打一次申请结婚报告！这次得给周恩来写信，必要时把美国的老同学都拉来帮忙。本来，桂林出差回来后，他曾打算再努力一次，可惜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他只好让步，一直拖延下来。想到此，他只能责备自己行动太迟缓。

“我送你出大门吧。”小金说着，随即去取帽子和手套。

已经穿戴整齐的小张听了，正中下怀似地赶紧摘下了帽子。“那我就不送你了，老耿，有空常来玩吧。”于是一家四口很亲切地把耿尔俩送出了家门。

外面虽然是零下的气温，天寒地冻，寒气袭人，但有小金走在身边，耿尔感觉不到丝毫的寒意。望着扶手上挂着的小竹篮随着车行而摇晃，他温暖了的心也不觉跟着摇晃了。

“小金。”他低低地喊了她一声。

“嗯？”

她仰起头来看他。两人默默相视了一眼。小金又低下了头，耿尔的脸却绽开了笑容。他空出了左手，轻轻把手搁在她的肩上。远远传来一两声爆竹，点缀得除夕夜格外宁静。很久以来，他已经习惯了寂静和沉默。直到此刻走在小金身旁，他才尝到静默中的安宁。这样难得的愉快心情反而使得他不想开口说话，而小金也知己似地保持着沉默，唯恐打破了这温馨的一刻。

两人就这么默默地走到了西直门外大街上。

“老耿。”小金忽然先开了口，音调微弱而迟疑，脚步也同时慢了下来。

“嗯？”

他低下了头，深情地注视着被黑色风雪帽包住了大半个头的脸：搁在她肩上的手轻轻地把她身子拢向自己。

“我……”她欲言又止，却只把眼睛怔怔瞧定着他，像在探索，申诉，甚至忏悔什么。他摸不着她的意思，第一次发现这对小小的眼睛竟然含蓄了如此深奥莫测的情意。

“怎么了，小金？”

困惑地，他煞住了脚步，上半身微俯下来，焦急地望着她。

突然，她避开了他的眼光，转过脸去，然后颇为费劲似地，一个字一个字讲出来：“我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他嘴里跟着重复了一句。瞧着那包头的风雪帽，竟觉得那颜色太黑了；搭在她肩上的手慢慢地滑落下来。

她立刻转过身来，仰面正对着他。

“你生气了。”她急切地说，眉头突然地皱起来。“你以为我不肯等……我没有办法呀！”

她最后的声调不仅悲切，简直是抗议的语气。

“都是我的错。”他终于开了口，立刻觉得吃力之至，嘴唇干燥得要裂开似的。

“不要那么说吧。”看他那么失望，她更加伤心了。但是，她立刻压制自己，放柔和了声调，劝解地说：“我出身不好，再等下去，也误了你。”

也许听到自己语气太僵硬了，他忽然感到非常对不起小金。她怎能再等呢？他不禁深深责备起自己来，我没有给她多少希望，我太自私了。

因为站着不动，他开始体会到刺骨的寒冷。他不得不提起了脚步，一手扶着小金，一手慢慢推着车子走。

“我很高兴你结了婚，小金。”

他先打破了沉默。听到自己强作镇静的声音，他不免佩服自己的克制力。

“你完全做得对，只要你得到幸福，我心里都是高兴的。”

小金低着头，默不作声。

“你爱人……他现在哪里？”他故作轻松的问，虽然“爱人”两字引起一份酸溜溜的感觉。“你瞧，我虽然失去了爱人，却意外得到了一个朋友。”

小金感激地瞥了他一眼，这才开口说：“他是个老干部，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反正是，一直在吃老本，十多年来，都是在家里养病。两个孩子早成家了，全在东北工作，所以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批评。领导知道他需要人照料，自然，就不叫我下乡了。”

可怜的女人……耿尔觉得从来没有像眼前这刻这样怜爱着她。

“怎么不同你一道来北京玩玩呢？”他说。“换换环境有时很有益于健康的。”

“明天就来了。”她淡淡地说。

明天！措手不及似地，他的脚跟差一点卷进了自行车的后轮。为什么不一道来？他几乎冲口而出。但小金脸上那种放弃一切，听天由命的表情叫他闭紧了嘴。

两人默默地走过了一盏路灯。背后的灯把他们的身子投影在路上，他们就踩着这黑影往前走着。

“小金，”还是他先开口──沉默使得他的胸口闷得难受──“你是个很勇敢的同志。我相信你爱人不会亏待你的。等他来时，请你打个电话给我，我要好好地招待你们夫妇。”

“老耿……”她突地停住了脚步，仰望着他的脸，不住地摇着头。终于她说了：“我们最好不再见面。”

不再见面！他感到心上被什么重物撞了一下，又引起了那种麻木的、持续的钝痛感觉。他怀疑，有生之日，这钝痛的感觉会有消失的一刻。

“老耿，你一定要了解我才好，”她几乎是在恳求他了，“我会忍受不了……我一定忍受不了！”

精明能干的她竟一下子失去了自制，眼泪全涌了上来。她也不去擦它，随它一颗颗往下淌。

“我不送你了。”她忽然说。

就在她转身要走的时候，耿尔抓紧了她的肩膀。“我送你回去。”

她果决地摇摇头，正好把泪珠都甩掉了。

他已经把自行车掉过头来，但是看她非常的坚决，他只好裹足不前。她抽开了身子，再望了他一眼，然后低低地道声“再见”，就独自走了。她越走着，脚步越快，最后竟低了头，小跑步地转进了一条巷子。

耿尔呆呆地望着她走过的马路，空荡荡的，杳无行人。附近突然传来一阵爆竹声，夹杂着孩子的欢呼，这才把他拉回现实来。寂寞地，他又把车子掉转了头。夜已深了，只是他太疲乏了，只好推着车子徐徐步行回去。

. 尹县长

我和尹县长只见过两次面，却老忘不了他。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从北京到西安，住在朋友老张家。那时老张的独子正是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还是个小毛头。才高二的小伙子，他已器宇不凡，张口闭嘴都是保卫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这小张身上一套草绿军衣，因为舍不得换下来洗，领口和袖口都油污发亮了；臂上套着五寸长的红绸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见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迫得别人不得不正视这红袖章所代表的权威。其时，他和另一位红卫兵正要往陕南的兴安县，去点燃革命的火种。据说那一带的革命形势远远落后，连个红卫兵组织都没有，因此西安“红总司”总部决定派两位得力的干部去开展工作。小张是主动要求去的。他本来就是兴安人，十二岁时才随父母迁到省城来，这一次，除了革命需要，还可以重游旧地，探亲访友，堪称公私两便。当然在那时候是绝对不能说公私两便，否则非受批判不可。因为当时正在破私立公，只能用毛泽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来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我正好办完差事，还有半个月左右的差假，而西安的名胜古迹如大小雁塔、碑林和半边坡的出土文物，早在以往的出差中就游览过。既然觉得待在西安也无聊，就接受老张的建议，同小张他们去陕南，看看汉中盆地的景物。

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才越过秦岭，到达兴安。这一路除了山还是山，车子老是处于倾斜拐弯的状态。我一直是昏昏沉沉的，很不自在，即使到站下车，走在路上身子仍然往一边倒似的。秦岭真是一座厚实的大屏风，岭南岭北两样风光。来前西安已是草枯树凋，秋意萧条，但此地却是一片浓绿，乍疑置身在江南。

小张把我安置在他的亲戚尹老头家里，自己和同学要住到县立中学的宿舍去。尹老头已七十开外，身板仍很硬朗，年前才失去老伴，现在自己住着一大间砖屋，床榻桌椅都收拾得很整洁。对我们这些远客的来访，他显然由衷地欢迎。我们一进门，他就笑眯眯的，扔了旱烟袋，卷起袖管，忙着做饭了。小张和他同学也学习解放军传统，搁下行李卷就动手给他挑水、劈柴。

吃罢晚饭，小张俩正要动身去县中，一个戴眼镜穿干部服装的男子跨进门来。小张乍见了他，愣了一会，才腼腆又勉强地向来客喊了一声表叔，接着就把我们介绍给客人，向我们说：“这是我的远房表叔。”他把“远房”两字咬得很重。

因为不知道客人的姓名，我和小张的同学也客气地用“表叔”向他招呼。刚一介绍完，小张就慌张地拉起我的手腕看表，嘴里说著「不早了，怕学生宿舍要关门”，急急忙忙地催着他的同学，一起扛了铺盖卷就走。

小张这位表叔对这匆匆碰面又分手，似乎感到又惊讶又莫名其妙。除了殷勤地向我们点头微笑外，他诧异的眼光一直追随着小张膀子上的红袖章。这个人身材很高，虽然黑黑瘦瘦的，腰板却挺得很硬，年轻时想必体态很威武的；看人时，目光凝注着对方；听人说话时，头微倾过来，唯恐听漏似的，脸上的表情既温和又谦虚。五十岁不到的年纪，一身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洗刷得很整洁，布鞋布袜，真是中国由南到北典型的老干部模样。

他坐下来和尹老寒暄，话了一回家常后，才客气地向我盘问来历。一知道我是外地人，专诚到陕南来游历，他似乎放下了心，向我表示欢迎外，他还带着中原一带人特有的纯朴自谦的口气说：“我们兴安是穷乡僻壤，除了这一眼望不到边的秦岭、大巴山外，就只有一条汉水了。北边山里倒有一些瀑布，还值得赏玩。可惜近来又搞运动了，抽不开身，否则我非常愿意陪你去走走。”

也许“运动”这个字眼使他想起什么，他的脸色竟暗了下来，轻轻地叹了口气。尹老头扭亮了唯一的一只灯泡，给他端了一碗开水。他没有喝水，发呆地坐了一会，就告辞走了。

第二天，好客的尹老打破了多年来日食两餐的习惯，一早爬起来熬粥。我睡了一夜好觉，疲劳全消，这才想起在西安买的一些腊肉、牛肉干、肉松等，赶紧检出来送给尹老。喝粥的时候，我谈起这位“表叔”，才知道他竟是兴安县长，也姓尹，和尹老是本家。

“他起义有功做了县长，虽然是党委书记抓实权，但大家都爱戴他尹县长。”

原来尹县长在解放前是胡宗南手下的军官，占据过秦岭东南的一些关口，手下有好几千名士兵，因为秦岭地势险要，虽攻必不可下，早有地下党人奉令给尹上校做思想工作。那时尹上校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手下的兵多是秦岭山区的子弟，对他也颇信服的。当他毅然决然向共产党投诚时，部下也是一面倒。

“这样，不费一粒子弹，陕南三个县便插上了红旗。”

尹老一说完，便点燃了旱烟，猛抽了两口，舒畅地吐口气。他眨巴着老花眼，似乎这往事的回忆，还颇令他激动。

“我们虽是本家，但我也不是凭空给他涂脂抹粉──你问问这方圆四十里的人去。他起义投诚时，不求自己封官发财，只要求保障手下的士兵安全，给机会改过自新。这样的人，怕也不多吧？”

我同意。“这样的人确是不多。”

“现在是谁出身好谁就吃香。可是土改那阵子，他老家的工作组给他娘划了贫农，他却要求重定。说他爹在时，农忙常雇人打工，按理得定为富农才合乎政策。后来总算划成中农。”

“这样说，尹县长表现还挺积极呢。”

“嘿，你还不知道，三反、五反时，他是县里唯一过了关的干部。我们县的党季书记换了几个；头一个就是三反五反查出贪污下台的。”

“党委书记怎么换得这么勤呢？”我不免诧异了。

“唉，咱们这个县比较复杂，加上是个穷山区，生产老是上不去嘛。生产上不去，什么问题都来了，解决不了就撤党委的职。说实话，解放以来，产量翻了番，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些，但哪能同关中一带比呢？你刚从关中来，你就晓得：那八百里秦川，种一季能坐吃两季的。咱这里可差远了！十年九旱，人民政府虽尽过力，可是天时一不好还会闹饥荒，啃树皮吃草还是有的。前几年收成坏，我曾回山里老家一次。邻家的大姑娘不能出来见客──没有长裤穿。原来她娘早把布票变换粮食吃了！我这是自己人说话，相信你不会给我一顶反革命帽子戴。”

我严肃地摇摇头。“我不是党员，而且最恨背后给人打报告。”

尹老不屑地“呸”了一声，表示与我同感。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里也是够瞧的。人说话要凭良心，我活了七十多了，在解放以前，比这个苦的也经历过。──困难时期这段日子里，干部和老百姓一样没有吃的，所以撤了个党委书记，大家也就没啥抱怨了──也幸亏这个三年困难，否则连尹县长也要下台哪！”

“怎么，他犯了错误不成？”

“大鸣大放时，他说了几句，主要是自己带头批评农业政策。谁知突然来个反右，差一点给戴上右派的帽子。他爱人本来在县中工作的，也调了职，不是叨着尹县长起义的光，有政策明摆着，早给下放回陕北窑洞去了。本来要培养尹县长入党的。他也打了报告上去了，这下反右，一切全完了。话又说回来，他也并不真想入党。他曾对我说过，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一辈子也学不到手。本来，在反右以后，也风传着要罢掉他的县长官位。可是六○年春夏，我们连着碰到空前大旱，玉米、麦子颗粒无收。农民情绪坏透了，地也不愿种了，抢粮、偷窃的案子发生了好几起，政府的救济粮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不但不好撤尹县长的职，还特地派他抓农业生产去。那两年，他亲自下到农村，号召农民坚持生产，同时放宽限制，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恢复自留地，搞包产到户，还有自由买卖的集市──”

“哎呀，尹伯伯，”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您还提这三自一包的事！要知道，这文化革命，就是追究这三自一包的责任呀！北京的大字报已经不指名的点了刘少奇，要批判这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啦！”

“有这回事？”老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大了嘴瞪着我。

“怎么没有！”我压低了嗓门说。“我亲耳听过好些人在议论了。”

“我当真老了，跟不上形势了──”他泄气地摇着脑袋，额上几根白发也跟着颤抖起来。突然，他又固执起来，锁紧了眉头，使得一张脸活像一只干瘪了的橘子。“我不懂，”他赌气地说，“那时候，不这样做，农民不造反啦？”

“快别这么说！”我赶紧警告他，“你这位亲戚如果推行了这一套，少不得也会挨批判的。”

老头听了倒笑出来，不在乎地说：“批判算什么！不要说当干部的挨批判是家常便饭，连我这个小小老百姓，这几年来，在大会小会上，也不知被批判过多少回了。”

“说的是。据说这次是为了反修防修，主要挖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根子，其他具体执行的人，还不是消消毒就算了。”

“哪就是了，”老头同意地说，似乎气消了些。“尹县长推行三自一包那一套，可是执行上头的命令，哪会是自己发明的？从反右以来，他这县长的官也是挂名而已。”

虽是那么自我辩解一番，然而自这次谈话后，尹老就挂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脸色，沉默寡言起来。没事时他就坐在门口矮凳上，抽一口旱烟，神经质地眨巴着眼睛，似乎独自在揣摩什么事情。

事情确是变化得很快。我才不见小张两天，小小的县城就出现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宣告当地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号召居民、学生起来革命，更要干部“引火烧身”，自己跳出来批判自己。

整个县城的精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尹老的房屋在西头，我站在路边，翘首东望，本县的重要建筑物──最远是县中、小学和电影院，中段是县政府、百货公司和汽车站，靠西头是县医院──都尽收眼底。那几天，常看到中学生拎着一桶煮面糊，拿了板刷，在墙上大把地刷上面糊，然后贴上大字报。进城办事的农民都好奇地站着瞧，年轻的还指指点点的谈论几句。偶然传来马达声响，人们的注意力立刻转过去。原来是山里开来的拖拉机，正招摇过市，小小拖车上挤满了一张张兴奋的，被风吹日晒得又红又亮的脸。车子过后，大家的眼睛又回到斗大的墨字和煽动性的标语上：

揪出推行资反路线的ＸＸＸ！

谁捂盖子就和谁斗到底！

ＸＸＸ必须低头认罪！

ＸＸＸ东窗事发，末日来临！

陕西红总兴安造反团奋勇前进！

那几天，在街上都可以听见人们大声议论县党委挨轰的事。红卫兵要召开批判大会和斗争会，批他抗拒“十六条”，抗拒运动，贪污腐化，还准备把他游街一番。正在这热火当头时刻，县立小学的大门口突然刷出新的大字报，斗争矛头指向另一个干部。等我听到这个消息，走去看时，大门口已经围上三四层的观众了。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挤进了里圈。

这篇大字报标题是：“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底下小标题是：“提防捞了小虾，溜走大鱼！”它要大家合力揪出县府内真正的阶级敌人和潜藏的地痞流氓；说他一向伪装积极，谎报成份，剥削成性，他的“地主婆”老婆从来都抗拒改造云云。我本来不知道这影射何人，后来听了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才明白指的是尹县长。

火终于烧到尹县长头上了。明知这是时势所趋，绝无可免的事，我仍然喟叹了一声。

那天晚饭后，小张来找我，给我送来了第二天去汉中的汽车票。我提起白天看到的大字报，顺便问他，这位“县长表叔”究竟怎么回事。

听到表叔二字，小张刷的红了脸，鼻孔一扇一扇的，隐约有气愤之意。他开始抱怨组织工作难搞，说这山区的青年思想又落后又顽固，而且压根儿不懂政策。原来刚成立不久的造反团，不知被谁幕后操纵，突然刮起一股歪风，要“先整县长，再捉党委”。

“准是一小撮保皇狗干的！”小张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想保走资派，就转移斗争大方向，打起落水狗来了。”

“怎么，你表叔还是一个老运动员吗？”我好奇地盯着小张问。

他耸耸肩。

“他最多也不过是漏网的右派。我表叔──”

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立即迅速地摇晃了一下脑袋，似乎下决心要甩掉这层亲戚关系。

“谁都知道尹飞龙多年来是挂名的县长，大张旗鼓地搞他完全脱离大方向──这才真叫捞小虾，溜掉大鱼！那党委书记贪污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民愤大极了，却轻轻放过。我怀疑就是他在幕后操纵一部分红卫兵，制造分裂。可是我一提出要捉黑手，有的反而说我有意包庇亲戚，真他妈的！”

他越说越有气，不胜委屈似的。条凳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一拳打在饭桌上，碗碟差点震破。我吓了一跳，却也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我望望尹老，他漠然地眨巴两下眼，依旧抽他的烟。偶而他冷眼端详着小张，但也不说什么。

那天，自从日头没入山峰后，便刮起了风。入黑以后，更是呼呼作吼，一阵紧似一阵。小张怕天气有变，不肯多留，翻上衣领遮风，便匆匆走了。尹老开了灯，便去收拾饭桌，烧水封火。我理出一个手提袋，准备第二天随身带走。

我们漱洗完毕，已经九点半。在这山城里一般人家这时早已进入梦乡了。正准备熄灯上床时，我突然听到有叩门的声音，很是轻微。尹老正坐在床沿，弯着身脱鞋，好像毫无所闻。我好奇地拔去了门闩，只见一个人影随着呼啸的山风闪进来，还随手替我把门带上，动作干净俐落得很。在摇曳的灯光下一看，竟是尹县长。我不免惊讶起来，这么晚了，他还来串门。

他立刻向我们表示歉意，说不该这么晚还来打搅我们休息。

“我难得碰到北京来的同志，忍不住想请教几个问题。”

我招呼他在饭桌边坐下来。尹老又套上了鞋子，也过来作陪。

尹县长摘去了帽子，除下了眼镜。也许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竟掏出一块手帕，专心地揩拭起镜片来了。一去了眼镜，他那黑黄的脸似乎放大了些，笼罩着惶惑和疲倦的神色。因坐的近，我注意到他左眼角有一道疤痕，直拖到耳边，右手背上也有寸把长的手术缝痕。这些大概是他从前当过军人的表记吧，我想，否则他现在的模样，怎么也叫人想像不出他曾是大字报所指的“军阀”。我不知道他是否晓得自己被贴了大字报，我是不忍心提起。

沉默了一阵，他突然盯紧了我的脸，很诚恳地问：“究竟为什么要搞这文化革命？”

我从他急切的语调，已能想像他心中所受的困扰。然而我那时候，也不明白这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却只管把报章上看的，耳朵里听惯的，对他背诵如流。

他似乎越听越糊涂，头大大地歪向一边，眉头也皱了起来。

“我还是不明白，这文化革命跟我有什么大关系。”

听完我说了一大通后，他才开口，同时慢条斯理地把眼镜四平八稳地戴上。

“我从来不是县里的第一把手──连第二都不是。不搞组织，不管宣传，不曾出谋画策过。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共就是一个脑袋，随党怎么改造──至于我的历史，解放以来，也交代过五六回了，还有什么隐瞒、谎报呢？”

这最后一句其实是自言自语，说完头就挂了下来，用右手撑着。手背上的伤痕像一条吃净的葡萄枝梗，映着灯光，红得发亮。

我和尹老都不知说什么好。尹老干咳了两声，又在衣袋里摸索火柴，然后点起那根相依为命的烟管。

我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向尹县长递过去，但他摇头，说一向不吸烟。我就自己点了一支，开始好心劝他，要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群众，更要相信批判从严，但处理从宽。一根烟烧完，我嘴也说干了，再说就要纯粹扯谎。

他一直细心地听着，不时还点头附和，虽然神色间掩藏不住一丝苦笑。

“我并不担心我自己，”他爽直地说，“这就是无儿无女的唯一好处。我只是觉得遗憾。至于遗憾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好像是我从来不曾做一点事，不曾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贡献。”

“你不能想得太多，”我说，“我们都不能想得太多，每个人尽了本份就是对国家有贡献了。”

但他凄然而笑，否定地摇摇头。

“我知道共产主义时，已快三十岁了，”他回忆地说。“那时，我也不清楚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否一定能实现，实现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十五岁时被拉去当兵，吃了多少的苦头。那时心里只想着怎么熬过去，向上爬，有一天做到团长，师长，将军──我从来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所以，当有人向我谈到共产主义是教人为别人活着，为中国老百姓做事，我开始感到自己真渺小，真肮脏，觉得自己一向都白活了。我记得，我曾经感动得手脚冒汗，握在手里的马鞭子变得水淋淋的──但是我毕竟是个老粗出身，小时候没有好好读过书，解放以来，虽几次参加学习班，可惜文化水平太低，总是读不懂马列主义。我有时候相信，它们是专门给知识份子看的，或者本来就不是给中国人看的。反右以前，组织上曾经辅导我学习刘少奇的论党，还有一些心得。到底是中国人说的话。现在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前天我们才从仓库里搬出几套来，全落满了灰尘。”

我告诉他，刘少奇已经靠边站了，那本《论党》变为大毒草，因为引了孔孟的话。他不仅是惊讶，简直是胡涂了。

“孔孟的话又有什么不对呢？”他问我。“我以前学过一个毛主席的文件，上面也引了孔孟的话呀！”

“那当然不同，毛主席引用的嘛！”我顺理成章地说，“别人用便是别有用心，妄想复古！”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比他清楚多少，所以我赶紧换个话题。

“你为什么两次报成份不一样呢？”

他一听，愕愕然望着我，像被人揪住辫子不放似的。

“我确是谎报，”他坦白承认，一脸的懊悔莫及。“我向党投诚后不久，被编在一个学习班里，每天学习优待俘虏的政策。干部号召大家向党坦白，交心。有人带头向党交代，供出来的罪行真是吓坏人，枪毙他都有余，可是都被宽大处理，丝毫不追究。我们这些官兵都感动得流泪了，人人争着找干部谈心、交代，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挖出来，把自己说得越坏越光荣似的。我那时还遗憾自己的老子不是军阀或特务头子。所以，填表的时候，报了个地主，至少显得可信一些──哪个不都以为我们是地主恶霸出身的？五三年时，我家乡考核土改成绩，工作组把我家划为贫农，因为解放时我家正好无田无地。本来是有几亩地的，四八年给我妹妹作嫁妆了，两老靠我汇钱过日子，比自己种地好多了。我当时觉得，定为贫农实在是对党不忠实。那时家父已经去世了，我就给当地县委写了信，请求划为富农。以后县里通知我母亲，说改成为上中农了。倒是我妹夫倒霉了，就因为添了那几亩地，被划成富农，成为黑五类份子。夫妇俩背了包袱，感情也不融洽了──。”

渐渐地，他嗓门干哑起来，终至哽咽不成声，只剩惨笑的样子，我除了叹息一声，也无话可以安慰他。

“夜了。”

尹老第一次开了口。他不知何时已收起了旱烟管，正两手交握着，焦虑地望着尹县长。

山风显著的减弱了，相伴而来的是沙沙的雨声，细细碎碎的，像春蚕啃桑叶一般。尹县长如梦初醒似地站起，套上了帽子，又不知所云地自言自语了几句。尹老直摇着头，默默和我送他出门。尹老把门边的伞给他，却被婉拒。看着他高高的身子消失在黑夜和风雨中，尹老才闩上了门，立刻熄了灯。我们彼此一语不发，摸着黑上了床。

第二天我出发去汉中。

一星期后，我又回到兴安。正是落日时分，山峰、树木和屋宇都沐浴在夕阳里，一片金光灿烂。汽车站里四面贴满了大字报，还有色彩鲜艳的连环画和宣传画，花花绿绿的，令人应接不暇。我提着行李袋，在那两条板凳的候车室里走了一转。只溜眼一下那些标题，便知道尹县长已成众矢之的了。我想踅到县立中学看大字报，经过戏院门口时，看到大幅的标语已经盖住了电影广告，“停止营业全力闹革命”的通知封住了售票窗。

县政府大门前冷清清的，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勾着头，弯着腰，在打扫台阶；另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在旁边监视，悠闲地吐着烟圈。这也许就是挨头一炮的县党委书记，不过我没有心思打听罢了。街上人来人往，比前几天热闹些；其中很多是戴红袖章穿绿制服的中学生。到处都是触目的红颜色，红纸标语，红色大字报和红色招牌，在夕阳里，一片红得冒火的景象。我仔细瞧瞧这街上两旁的铺子，原来都换上了新名称：“工农”百货公司，“战斗”饭馆，“红卫兵”照相馆，“卫东”小吃铺，“东方红”戏院，“为民”农具修理厂──。

我远远就望见中学的门口聚了一大群人，走近时，才知道有人在辩论。那人群挤得密密麻麻，针都插不进似的。我本想往回走，突然听到辩论的一方，声音似乎很熟悉。谁呢？我好奇起来，决定看个究竟。于是，我背靠校墙，把行李袋做垫脚石，然后扶着墙，站上去看。是三个红卫兵在辩论，一个招架两个。那单枪匹马的，是个方脸浓眉的少年，显然只有固守的余地了，满脸通红，嘴里粗声粗气的，不停地用手抹额头的汗。他的两个对手，因为占了上风了，很得意，竟唾沫横飞，昂头瞪眼的像斗胜的公鸡；其中特别神气活现的正是小张。他也是脸红脖子粗，但盛气凌人，头挺得比谁都高。

“我还是一句话，”方脸的少年不服气地挣扎说，“我们要本着党的政策，是起义就既往不咎，这才合乎毛主席的教导。”

“呸！”小张愤怒地驳斥他，“你还没有学通毛主席的教导哪！毛主席还说过：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怎么样？现在是给阶级兄弟报仇的时候啦！”

“瞧！人家能大义灭亲，你这立场，又站在哪儿啦？”另外一个气势汹汹地责问。

“杀人偿命，还能有二话吗？”小张再迫了一句。

“血债要用血来还！”另一个索性提高嗓门喊起来。

有几个学生跟着唱和，那方脸少年仍然顽强地争辩，但声音却被割碎，终至淹没了。

也许旅途劳累，我突然感到头昏眼花，心口作恶，便连忙跳下来，捡起手提袋，迎着微弱的夕阳走向尹老的家。一路上，耳朵里似乎仍震荡著「杀人偿命”的呼喊。

刚到尹老门口，最后一线阳光已消失无踪了。我又饿又累，只想躺下来休息，然而一推门进去，就大失所望了。屋里坐着两个客人。一个是与尹老一样年纪的白发老头，他正捧着一本红色《毛主席语录》，秦腔十足地念着。另一个是老太婆，身体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手里的小红书。听到我进屋的脚步声，老太太才醒过来似的，坐直了身子，诧异地盯住了我。她嘴张得老大，下巴脱节似地挂了下来。念书的老头停顿了一下，相了我一眼后，又喃喃念下去。尹老头从床沿站起来，与我点点头，又坐下去，捧着一本小红书，手却搁在膝盖上，也不打开书页，只默默地望着它。

我把行李袋放在一周前睡过的小塌旁，自己打水洗脸去。我开始后悔又回到兴安来──我本可以由汉中直接经西安回北京的──只不过要回来取一个挎包，兼替北京的朋友买一只木澡盆，谁知偏赶上人家在整尹老！他已自身难保，家里再住个外地来的，岂不使他难上加难！我一边抹脸，一边下了决心，只要一弄到车票，立刻就走。

尹老也来舀水淘米，升火熬了一锅粥，又切了一碟腌菜端上桌来。老头老太看这情景，才如释重负地起身，随手拎起他们屁股下的小板凳走了。他们前脚才出门，尹老便去碗橱里端出一碗湖南腊肉来。这还是我从西安捎来的，他没舍得吃，特意留着。

我告诉他，我打算第二天便回西安。

他连着点头。“早离开这里好。”说完，他埋头喝粥，绝口不提自己的事。

我们才放下碗筷，办学习班的人又来了。这次是另外两个：一个老太婆，另一个是四十开外的妇女，剪短发，神情泰然自若，很像是个干部。

“尹老头，你想了没有呀？”这中年女子一推门进来就问，锐利的眼光把桌上的碗盘来回扫过两遍。

“我实在不晓得，”尹老漫应着，管自收拾着碗盘。

“你开动脑筋，回忆回忆嘛！”她很有耐性地说，同时找个最舒适的，又背墙又靠桌的位置坐了下来，准备长期固守似的。

老太婆也在桌子另一边坐下，从兜袋里掏出《语录》，板起脸来瞧定了尹老。

“也不过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怎么就想不起来呢？”中年女子又说了，“他还是你儿子手下的人，多少人都知道这回事，难道他就不曾给自己老子提一句？十八岁的小伙子呀，活蹦跳的，竟让尹飞龙这个军阀、恶霸给一枪送了命！这是阶级仇恨呀，能不给他报吗？你自己的儿子又是怎么死的？文化革命嘛，就是要算这笔总帐！”

“我儿子是陕西解放前一年死的，”尹老头平静地回答，一边仔细地揩抹着饭桌。

“怎么死的？还不是给尹飞龙当炮灰！他顽固反共，把青年子弟押去当炮灰，真是罪大恶极！你这大把年纪了，还顾忌什么？快站出来跟他划清界线！”

“包庇亲戚会罪加一等！”老太婆也插上嘴。“别看他常来看顾你，那是黄鼠狼拜年，不安好心哪！他不做亏心事，何必这么积极想封住你嘴呢？”

屋里已经黑得脸都看不清楚了，尹老却没想到开灯，只自己闷坐在床沿。我疲倦得直想躺下来，终于忍不住去扭亮了灯。乘着这两个女人打开书翻找《语录》时，我开了门溜出，到县中找小张。

小张的名气似乎不小，一找便着。原来他当上了造反团的副司令兼宣传部长，独自坐镇一个办公室，还配备了女秘书。办公室门上新添了“宣传部重地，闲人莫入”的红字。这里人进人出，灯火辉煌，一派彻夜工作的气氛。小张自己一身崭新的绿军服，腰里扎着宽皮带，红光满面，一副少年得意的模样。

我本来想问他何以改变了对他表叔的看法，但是有女秘书在旁监视着，我也只得压下自己的好奇。我只告诉他有急事想赶回北京，明天得离开县城，请他设法解决交通工具。他倒答应得很爽快。

“包在我身上，”他拍拍胸脯说，“明天一早就有消息。”

也不过半个月光景，小张似乎变了不少，言语、动作都像在演说，神情充满了自信──简直是骄傲。

事情既已讲妥，我起身告辞。

“就走了？还早吧。”他夸耀地捋起左手袖子，仔细瞧了一眼手腕上新添的一只表。

我笑笑，也不说什么，就离开了这“宣传部重地”，自己在街上蹓跶。才九点钟，但行人稀少，多数铺子已打烊了，很多住家也熄了灯。这时山风吹来，倍感夜凉如水；镰刀似的月亮挂在山巅，耸入云霄的群峰，在朦胧的月色里，显得阴森森的，宛如窥视的猛兽，伺机要围扑过来。

我顶着寒风，从街东踅到街西，再踱回来。所有铺面全落了锁后，我只得回尹老家来。那两个女的仍在劝说，而尹老嘴里叼了旱烟，仍是洗耳恭听地坐在床沿。我累得连连打呵欠，看了手表，已经快十点了。那干部模样的妇人见我看表，就起身说：“你们早些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她很快的就同老太婆走了。

到底是山区人家，富有人情味──我想着也颇为感动──办学习班也想到让人早休息。在外地，不都是轮番作战，从早上八点直干到深夜一、两点吗？

因为疲劳过度，我在熄灯上床后，发觉全身骨节全散了似的，酸痛无比。在阖眼前，我勉强挣扎着，向对铺的尹老劝两句：“你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吧，尹老。这种‘谈心说服’的学习班，无日无夜的，不达目的不罢休，你又何苦呢？还是相信党，相信群众，把事情搞清楚就算了──”

我的声音越说越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最后竟至淹没在黑暗里。

良久，才传来尹老一声拖长的苦笑。

“我老头自己也搞不清楚哩。我也只是听说有个兵因为作战时违抗命令，被尹飞龙亲手枪杀了。我又不认识那个兵，又不曾眼见，有什么好说的呢？要干掉尹飞龙，就干掉好了，偏去挖这种烂陈帐！我儿子是跟共产党打仗死的，我又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就伴着我的叹息，一起带进了梦乡。

第二天，出乎意料之外，小张居然派人送来了一张搭乘当天飞机的介绍信。我并且摇身一变，成了他们造反团的特别观察员，连飞机票都不用花钱买。起飞时，小张还来挥手作别。我隔着机窗向他挥手，可惜转眼就失去了他的影踪，连兴安县城也不见了。机窗外，除了山，还是山，是连绵不断，万古千秋，伟大的秦岭。

六八年春一个刮风的下午，我在北京东单公园里闲步，无意中撞见了小张的堂弟。在西安时，只见过一面，还亏他先认出了我，向我打招呼。他穿了一身臃肿的棉衣，挎了个腰包，正一个人坐在条凳上削鸭梨吃。惊喜之余，我在他身边坐下，同他聊起来。他是和一些红卫兵代表来北京告状的。原来陕西红总司已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彼此文攻武卫，纠缠个不休。他们这一派先发制人，派代表到首都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

我打听了西安的近况，问起他的伯父和堂哥来。“你哥哥更得意了吧？”我略带顽笑地问，“现在做到什么官啦？”

谁知张小弟听了，脸顿时发暗。

“我哥哥不怎么好──”他有些口吃起来，好像拿不准该让我知道多少才是。“他已经三个多月不回家了，大家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伯父为他气得发了胃病──”

我听了也很为我的老朋友难受。张小弟说，他们哥儿俩不巧是对立派。小张那一派武斗搞得凶，头头都受到通缉；可能风声紧，他躲起来了。

“你们兄弟俩也太抛头露面了，”我不客气地批评起来，“现在什么时候啦，还让你们继续造反吗？马上都要军管了。年轻人不晓得学习，不重视组织纪律，成天打架，争权夺利，这样下去难保有好下场！”

听到我对红卫兵的苛责，他很不好意思，辩解地说：“我们是有缺点，找伯父也是这么说来的。我还是头一次离开陕西哪。我啥事也不出面，我这次是抓了个机会到北京来玩的。不像我哥哥，他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我爸爸说他是让胜利给冲昏了头脑。枪毙尹县长那一阵子，他真是红得发紫──”

“你说什么？”我立刻打岔。“枪毙尹县长？”

他点点头。“六七年初的事。”

“什么罪名呢？”

话一出口，我随即向他摆摆手，心里说不出的愤慨、失望和凄凉的滋味。

“算了，那些罪名我全知道，牵强附会到极点！他是向应号召起义的，何至于死罪？”

“当时都认为是革命需要，不枪毙个把人不足以树立威风，扩大影响。事后大家也觉得过份了些。我们派还有人想替他平反，只是时候还不到，不曾提出罢了。类似这样的事也不止尹飞龙一个。

正说着，一阵风刮来，泥沙纸屑都卷起在空中翻腾，太阳早不知被驱赶到何方去了，满天昏昏惨惨，一片黄蒙蒙。我眯紧眼，头顺着风势躲，脸皮被风沙刷得麻痒痒的。那黄土高原长大的少年却毫不在乎；风刮得疾时，他还兴奋地张开两臂，想捕捉一把似的。风过后，他又拾起了话头。

“我到兴安那天，正好赶上开公审尹飞龙的大会。我记得，一宣读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后，尹县长头向前栽下去。如果不是后面两个红卫兵拉着他，他大概会昏倒。他老婆想冲上台去，嘴里直嚷着：‘讲政策，你们讲政策呀！’她当场就被人架走。这一来，群众反应不热烈了，只有会场前部和两旁的红卫兵鼓掌欢呼。我哥哥立刻跳上台呼口号：‘血债要血来还！’‘处决军阀、恶霸、反革命尹飞龙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起先，我们还跟着喊，可是声音越来越稀，越来越低。我当时好像喉咙被什么堵住了，胸口饱胀得难受。到最后一句毛主席万岁时，只剩下台上的人跟着喊。大家一看，跟着喊的竟是尹飞龙！他双手被人架在身后，眼镜掉了，但头却昂起，腊黄着脸，鼓直了眼睛，低沉有力地喊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都呆了，全场不作声，只听着他一个人喊。”

“啊──”我长长吸了一口气，胸口也胀饱饱的，说不出话来。

“本来，有人提议公审时，照例用铁丝箍住他的嘴，怕他喊反动口号。可是有人说不必要，谅他没有这个胆量，终于没用。现在眼睁睁看着他喊毛主席万岁，绑架他的人又不敢用手捂住他的嘴──怕犯错误。忽然，后面的观众骚动起来，往台前拥挤，任大会主席怎么喊‘加强革命纪律’，全不理睬。红卫兵慌忙抢上台，霸住了，不许群众上去。主席只好宣布立即枪决，唯恐生出乱子。于是四五个人把尹县长拖上卡车，预定游街的节目也取消了，就直接往乱石堆开去。您知道沟口的乱石堆吧？”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坐板车进山，曾经过那里──两旁悬崖绝壁，中间是山沟冲出的一片扇形乱石地带。

“尹县长被绑在一根预先插在石堆里的木桩上。当举枪对准他时，他又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开来似的，嘴唇也咬出血来。大家吓坏了，对着这样的囗号怎能开枪呢？非让他停止喊口号不可！我哥哥正好有两条大手帕，就上去把他的嘴堵上了，刽子手这才开了枪。这一次，一声欢呼都没有，也没有人想走近去看，尸体就孤零零地斜挂在木桩上──我偏过头不敢看，一个农民却盯着我问：他这么喊毛主席万岁，怎么还枪毙他？”

“你怎么回答呢？”我说。

他苦笑地耸肩膀。“我叫他少管闲事。”

又刮过一阵大风，暮色就提早降临。

我们都沉默了。

“那尹老先生还好吧？”我想起那好客的老人。

他摇摇头说：“他已经去世了。”

接着，张小弟站起身，说要回去开会，匆匆走了。我也不问尹老是怎么死的，脑子里只是反覆地涌上一句平日诵熟的毛泽东的话：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 值夜

柳向东腋下挟了只大号饭碗，手里拿双筷子，大步跨进了农场的食堂。

食堂里挤满了人，卖菜的窗口全是人龙，连往常卖汤的墙角也拖出老长一条尾巴。原来下午刚到的一批教师，在安排好过夜的床铺后，都赶来吃饭了。而明早回南京的一批，为了享受在农场里的最后一顿晚饭，也提早来排队，弄得餐厅意外地拥挤。几张饭桌全爆满，多数人是端了饭菜站着吃。柳向东跟上了一条人龙尾巴后，一边伸手在裤袋里掏饭票和菜票，一边就研究起墙上新糊上的菜单。那菜单是红纸墨字，好不耀眼。看来炊事人员为了迎新送旧，特地推出几样好菜，像狮子头和糖醋排骨，还有南京人一向自傲的盐水鸭子。他念过一遍菜单，已经胃口大开，再瞧瞧身边那些捧了饭碗狼吞虎咽的同事，顿感到饥肠辘辘。自从回到中国，一年以来，饭量激增，翻了两番都不止，而且也不闹肠胃病。不像以前在美国，老是怀疑患了胃溃疡。他想：人的肚皮究竟适应得最快。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农场的广播开始了。向东用不着看表便知道是五点半。每天一早，高音喇叭就响了，〈东方红〉把大家催起床；午饭和工间休息也是用革命歌曲来调度；然后〈东方红〉再把大家送上床。生活秩序便这么周而复始，固定不变，连手表都显得多余。记得刚到南京时，他很不习惯这种高音喇叭，觉得它侵犯了个人自由，打扰人的思索，有迫人就范之嫌，还向领导同志提意见，以促使改进。但很快地，他便发现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只好勉强自己接受下来，如今倒也能处之泰然。前一阵子忙着插秧，农活特别累，他竟能在广播停顿之前鼾然入睡。

“快！快！盐水鸭没有了！青菜三分钱！”

终于挨近窗口了，他听见卖菜的同志提高嗓门在喊。从小窗口向里面张望了一眼，果然好菜全光了。他只好要了两碟肉片莴苣，打了四两饭，然后捧着饭碗四处张望着，想找个较空旷的窗口好站着吃。

“小柳！”

听到有人喊，他转身瞧了一阵，才发现同宿舍的老何正举着筷子招呼他过去。老何同向东系里的三四个同事占据了一张饭桌，正吃得高兴。等向东挨过来，大家挤一挤，让出了一角板凳给他。

“你来得晚，鸭子卖光啦！”老何不胜惋惜地对向东说。

“没关系！”向东无所谓地耸下肩说。他这个台湾草地人，还不会领略盐水鸭的好处，总觉得老家的白斩鸭味道比这个还鲜美些。看见饭桌上左一堆骨头，右也一堆骨头，想来同事们都吃过鸭子了。

“小柳回去就上课吧？”他对面的一个同事问过他后，就“叭”的一声，从嘴里吐出一根鸭骨头来，还用饭匙把搪瓷碗刮得叮当作响，表示珍惜粮食，绝不浪费。

“辅导大一的数学课。”老何替他回答，带着了羡慕的口气。

向东“嗯”了一声，装作埋首吃饭，没有再搭腔。目前这种轮换劳动制，不但打乱了教学计划，还使很多教师劳动回去后变相失业，当然就羡慕别人有课上了。向东自己又何尝不急于要上课呢？可是大学刚招生不久，只有一年级学生，而向东的专业须等到大三毕业班时，才考虑要不要讲授。他本来可以清闲两年的，然而他积极要求上教学第一线，领导便派给他辅导数学的任务，讲好劳动回去后便开始。所谓辅导，其实就是做任课教师的助手，在课堂里及宿舍里给学生补习。向东的热忱和献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使他忽视别人笑他大材小用，反而带了很多参考书到农场来，准备好好地研究一番。很凑巧，一齐来劳动的便有一位年轻教师，刚辅导过数学下来。向东一晓得这人，立刻去向他请教。谁知这个同事看到他的一堆书，吓了一跳，随之又哑口失笑。以后他找了个机会，悄悄地告诉向东：目前大一学生的数学是从小数点加法开始，到大学毕业时也上不了微积分，其他就别提了。

“你只要使学生懂得零点一加零点一等于零点二，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不等于四分之一就行了。”

经他这一指点，向东好比劈头浇了一盆冷水，一直凉到了心底。他把书仔细地捆起来，压在睡觉的稻草铺下，再也不提辅导学生数学的事。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对学生失望──他们被派来上大学、念数学，本身毫无过错可言──但究竟对什么灰心失望呢？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同志们请注意！”

农场广播员突然中断了革命歌曲的播送，向大家报告说：“今天晚上七点整，请同志们到饭厅集合开会，总结三个月劳动的成绩，同时欢迎新的一批教职员再来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农场党委作报告；各学习小组代表向大家报告劳动的体会和心得；会后分组讨论，请大家准时参加。”

这个开会的安排早已人人知晓，因此没有引起什么骚动。

“最后一晚了，希望会别开得太晚才好。”老何说完，捧起空饭碗先走了。

“我的心得体会和上回一模一样，两分钟可以说完，”小柳旁边的一个同事说，神态颇为轻松。他已吃完了饭，白瓷碗刮得精光发亮。突然，他饶有兴趣地转过脸对向东说：“你是第一次走五七道路，体会一定很深刻，今晚可以演讲一番了！”

向东听了“演讲”而字，脸微微发热，赶紧说：“我留着回南京讲。今晚我值夜，组长免去了我开会的任务。”

“你其实应该来开会，”另一个同了事压低了声音，颇为体己似地对他说。“明天就回南京了，你今晚值的班，也捞不到补休，未免不上算。”

“不要紧，我一夜不睡也无所谓。”

因为每个人都精打细算，向东才要到了这守更的任务。他是有意要避去这一场会。三个月前，他就经历过这种会了。当时，他听着上一批的教员慷慨激昂地叙述他们到苏北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人生观如何转变，思想如何脱胎换骨；个别教师还声泪俱下，叫他感动得差些陪着掉眼泪。一眨眼，三个月过去了。如今，他却害怕这个会。他知道，届时他无法像别人一样慷慨陈词，唱作俱佳地合伙演出一出好戏。

然而同事说他会演讲，其实也无讽刺之意。他知道自己是会讲。前几年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便是从加州柏克莱一路讲到芝加哥的。讲台、汽车顶，哪里不是一站便滔滔说上几小时？那时，支持着他的不单单是一腔爱国热血，还有美好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熬夜攻读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作了多少笔记；为防联邦调查局，躺下来时，头也要枕著文件才敢阖眼。回想起来，那一段日子真是火辣辣的。

相比之下，回国以来的生活实在太平静了。除了这三个月亲临其境的农场劳动外，其他全是在批判林彪和政治学习。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习薄薄一本《国家与革命》，逐字逐句地推敲，就差没有整本背诵了。刚开始时，他非常热烈地参加讨论。特别是当他发现很多教师无法想像“打破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境界时，他忍不住引经据典地推论这个远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越讲自己越发陶醉在未来的大同世界里。有一次，他竟不知讲了多久，等到他停下来时，发现一个同事已睡着了；而学习组长正张大了嘴打哈欠，碰到向东的眼光不得不强拉扯出一朵笑容来。这也许就种下了他“演说家”的名声。

但令他难受的倒不是这个外号，而是他逐渐了解到的事实。原来这些高级知识份子纯粹是为了讨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并非一码事──甚至是藉疑问来发泄自己的胸怀，而这是最令他痛心的。他不禁疑惑起来：在这号称世界革命的中心，究竟有多少人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许多问题一样，这也得不到答案。所以，就在他演说家的名声越传越响时，他反而逐日沉默下来。

“慢吃，慢吃。”

一个个同事离桌而去，很快的，只剩下小柳一个人了。此时，饭厅里只有寥寥无几的顾客，冷清清的，倒是扩音器里革命歌曲独自唱得震天价响。小柳正慢条斯理地往嘴里送饭，忽然对面板凳上又坐下一个人来。他一看，认得是农场雇请的编箩筐的青年农民。这人向小柳咧了下嘴后，使用铝制的饭盒把眼前的骨头推向桌中间，清出一块地盘来安置他的饭盒和一碟青菜。小柳看他饭盒里盛了三个大馒头，加上那碟青菜，此外便别无他物了。他再瞧一眼桌上狼藉的骨头，顿感惭愧，竟没有勇气正视对方抓起了馒头大口撕咬的样子。

“明天回南京去？”这年轻人吞下一口馒头后才抬起头同小柳搭讪。

“是，”小柳回答，“你也快回淮安了吧？”

对方用筷子扒了两大口青菜下肚后，方说：“作不准。你们农场的箩筐完工后，如果附近公社里没有活干，这就回去。”

说完，他用手抓起第二个馒头往嘴里送。他大口嚼着，腮帮鼓得一高一低的，圆圆大大的褐色脸孔上，粗黑的眉毛低垂着，两只眼睛全神贯注在鼻子跟前的馒头上。

小柳以前曾同他聊过几句，知道他名叫卫东──同自己一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改的名字──苏北的贫农家庭出身的。这农民二十岁出头模样，一向寡言，不太爱理人。农场的会计常常在背后骂他怠工。原来农场同他的公社订的是计时合同，而非计件。他本人不论做多做少，总是拿固定不变的工资，他因而常泡磨菇，一只箩筐往往要两三天才完得了工。有一回，会计──他还是个老党员呢──忍无可忍，找他交涉，要改为按件计酬，却被他一口拒绝了。

“包工制？那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除掉修正主义根子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永远依靠贫下中农……”他说得头头是道，使得会计面红耳赤，当场下不了台。这事向东虽是耳闻，也不由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了。

这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说话有水平，神色却不开朗，向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出来也很久了，想家吧？”向东一边刮着饭碗，一边关切地问他。

对方哼了一声，粗黑的眉毛扬了一下，圆圆大大的面孔便毫无表情了。直等到嘴里的东西全咽下后，他才冷冷地说：“回去也是劳动──地里的劳动。”

向东听了，无言地点点头。他把刮齐的饭粒一口送进嘴里，然后站起身来。右腿正要迈出板凳时，突然听到对方一声干笑。

“你们这种劳动！嘿！”

向东怔住了，脸微微热烘起来。但对方像是自言自语，声调低低的，眼睛盯着剩下的一个馒头，一边嘴角翘起，满脸不屑的神情。向东发呆了一会，只好端起饭碗，推开了板凳，默默地走开。

苏北五月的夜晚是凉爽而柔和的，一角月牙斜挂在天边，疏星点点，映着稀疏坐落的农家灯火，显著天空格外的高大深远，平原宽广得漫无边际。向东倒剪着手，一个人沿着公路散步回来。路两边的水沟，细水涓涓地流进稻田里。这声响，在空旷无边的静寂中，显得又突出又熟悉。这夜色处处激起他对家乡的回忆。老家花莲港的夜晚，该是虫声四起，海风呼啸的时候了。那里山影朦胧，而月牙似乎伸手可即，不像这平原漫漫，宽广而无所不包，让他感到自身渺小得无能为力。真的，这无能为力的感觉，不知起自何时，但的的确确与日俱增了。

他不免惊异，投奔祖国方一年，心境变化竟如此之大，岂不未老先衰了？曾几何时，他还跟知心朋友，有志之士，对着大铁荡山的冰峰了，醉吟〈沁园春〉，引吭高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今这股豪气何处去了？当年，为了捍卫神圣领土钓鱼台，抛弃博士学位的论文，生命也在所不惜，而今钓鱼台下落又如何？有一次，他向大学里的一个同事问起钓鱼台的下落，对方搔了一阵头发才说：“钓鱼台？在北京西郊吧？听说是专门招待高干和外宾的宾馆。”这以后，他也就不再提起了。

近来，他开始怀疑自己是犯了左倾幼稚病，不够冷静，以致灰心失望起来。七三年刚回国时，他还是干劲冲天的。记得初到北京那两个礼拜，虽然忙着参观游览，他却很快发现国内对台湾的情况一无所知。中级干部讲到台湾时，引用的全是老黄历的资料；不是说台湾同胞靠卖儿女度日，便是预料“祖国”一声“解放”，百姓便箪食壶浆来迎王师。惊愕之余，他立刻熬夜赶写了万言的备忘录，在离京前夕交给了国务院。他还访问了“台湾自治同盟”，发现他们与自己的所闻、见解至少相差了一代，不但弄不清台湾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连“自治同盟”的意义也茫然不知。当时他简直是气愤了，茶水都不愿沾唇，就拂袖而去。如今回想，满心都是歉意。

那备忘录一直如石沉大海。然而，七三年的国庆文件中倒是对台湾同胞了加上了“骨肉”的字眼，措词也较坚定亲切。虽然只是文字上的添饰，已使向东感到很大的安慰了。不久，他听到大家在传说：这添加的字眼乃是因为周恩来听到某位回来观光的台籍人士的建议之故──这位人士以前还是激烈的台湾独立运动份子呢。这个传闻也不知真假，但发人深思。向东不时问自己：海外的留学生，到底怎样才能最好地为祖国效劳？

想到这里，他长叹了口气。望望天际一颗孤零零的星，星儿只默默地凝视着他。于是，他又继续走，一回儿就到了农场宿舍区。多数房间都熄了灯，周围静悄悄的。他看了看表，将近十点半，该是上夜班的时候了，便快步向值班室走去。夜风不知何时也加快了了脚步，一阵阵过去，增添了不少凉意。

值夜室就在宿舍区东头，比邻农具堆放间，此刻玻璃窗关闭了，只透出昏黄的灯光来。小柳推门进去，见老傅正在灯光下一剪一只铁罐头，桌上放着尚未完工的煤油炉、尖锥、圆槌等等。

“咳，小柳。”老傅从老花眼镜下斜睨了向东一眼，嘴里招呼着，继续挥动手中的大铁剪。

招呼过老傅后，向东在桌对面坐下来。他这是第二次同老傅一道值夜，老傅仍然在敲打煤油炉。老传做煤油炉已是全校出名了，从文化大革命中期到现在，据说已经做了一打以上，全是无价奉送给有急需的人，为此人缘特别好。

“小柳，今晚请你尝尝我的鸡蛋挂面，算是欢送你走五七道路，功德圆满回南京去。”

说完，老傅已把空铁罐剪开了，便开始用槌子把铁皮槌平。

“上次是你请，今天该轮到我了。”向东说着，立即打开了书桌的一只抽屉，瞧了瞧事先摆在里面的面条和鸡蛋，还有一本列宁的著作。

“行，行，”老傅无不可地答应着。“由我来煮就是，有现成的作料。”

到底是他想得周到，向东心里不禁惭愧起来，自己竟忘了作料。他把书拿出来，关上了抽屉。老傅现在开始在铁皮上钻洞了。看他聚精会神地敲打着，向东的眼睛也不由己地跟着他的锥子移动：一锥下去一个洞，大小划一，非常干净俐落。

老傅这手艺，说来也有一段故事，向东这次来农场劳动才听到。他以前是中央大学的高材生，解放后不久就在本校任教，很快升为高级讲师，文化革命前夕已经成为副教授的候选人之一。不幸，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刚开始时，有人匿名检举他，说他念中大时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嫌疑及隐瞒年纪的可能。领导上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一贯政策，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两年过去了，始终找不到证据。专案组的四、五个同志，轮流到他河南的老家查了几次，又到外省去讯问他同期毕业的几个校友，全不得要领。但因为也找不到他绝对不曾参加过三青团的证据，便不敢贸然解放他，就只有把他无限期地“挂”了起来。当然，吃苦头的是当事人。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了半年多，以后是监督劳动，接着随全校教师到苏北开办农场。而一打三反、批林等运动接踵而来，学校无暇顾及他，就不了了之，在政治上简直忘了这个人的存在。倒是他本人还挺乐观，心平气和的，从不曾寻过短见。他河南老家的妻子就不同了，看到三番两次来调查他，丈夫杳无音信，不知犯了何事，急得跳河自杀，幸而被人及时救起。事后，家里人写信告诉他，他也没有怎样震动。如果不是那边的领导写信通知这边的领导，说他老婆有畏罪自杀之嫌，学校里还没有人知道呢。而就在他被关的那一段时期，他对于敲打炉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动手改装了自己的一只煤油炉。就是劳改那一阵子，他也是千方百计地要来空罐头，一有间空就敲打起来。而一敲打起铁皮来，他便全神贯注，身旁的事物都视若无睹了。

“喂，老傅，我听到你们组的同事在闲聊，好像领导正在考虑，今年秋天要安排你上课。”

自从知道老傅的身世后，向东心里颇同情他，因此很乐意把听到的闲话转告给他。

谁知道老傅不感兴趣地哼了一声“是吗”，两只眼仍不离两只手，而两只手只顾着钉洞。向东瞧他佝偻着背，头俯向桌面，头上早生的白发在灯光逼近照射下，显得特别耀眼。

突然，向东忍不住了，很惋惜地说：“你是多年的老讲师了，不上课，却在农场种菜，敲煤油炉，这不是浪费人力吗？”

“我自己倒是满喜欢在农场过日子，”老傅说。这次，他例外地停了手中的操作，抬起了头，把眼镜摘去，似笑非笑地瞧着向东。“至于浪费，那浪费的事儿何只一桩两桩？”

真的，向东完全同意，何只一桩两桩！毛泽东说“人是世间万物最宝贵的”，那么人力的浪费不就是最大的罪过了？

“我看农场应该关掉！”向东坦率地说。“以后学生多了，教师怎么抽调得出来？何况还赔钱！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阿尔巴尼亚，也不曾这样，每个大学办一个大农场，劳民伤财！”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干前人所未干过的事。”老傅一本正经地说着，就微笑起来了。“讲到赔钱，那是更不在话下了。过去这三年来，哪一年不是赔上三万元以上的？这还只是种籽、肥料、农具上的投资而言，教职工的工资，一点都不算在内。你想，我们平均维持了一百个人在农场，而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只够这些人半年的口粮，哪能不赔？还不说被人偷去的。”

听到这最后一句，向东的眉头整个皱了起来。还记得刚来农场时，组长们在百忙之中先开会决定值夜守更的人员安排。他当时就已经诧异了：毛主席叫我们来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既生活在贫下中农的包围之中，还守更巡逻什么呢？但是他们天天值夜，而且专门派强劳动力的教师来巡更，弄得大田里缺乏劳动力，农活向来干不完。即使这样，还常常被窃，连小柳都感到气馁了。想到此，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晚饭时那青年农民的干笑声。

“知识份子要常常劳动，”向东承认，“但是大学实在用不着拖一个大农场。”

“毛主席说：五七道路要走一辈子。”老傅不疾不徐地引证了一句毛主席的语录后，又拿起锥子来钉洞。“老人家几十年的革命经验是：只有劳动才能改造思想。”

劳动，劳动，向东默默念着这个词语，突然觉得索然无味。他长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倒剪了手，一个人在值夜室里来回踱方步。嘟！嘟！老傅一锥一锥地敲打在铁皮上，枯燥而单调。向东竭力不去看他，也不听那空洞的声响。他把头朝上看，数着头上架着的横梁：一根、两根、三根、一根、两根、三根……。

“我们要不要去走一转？”

不知何时，老傅已停止了敲打，又摘了眼镜，用手在揉擦眼角。

小柳抽出了手来，看了一下表，可不，已十二点了。“好。”说着，他到桌上拿了手电筒。老傅戴上了一顶蓝色帽子，披了一件破旧的棉袄，接着把墙角的煤球炉子的火门拉开来烧水，然后才拿了另一支电筒，同小柳推开门，走出值夜室。

“嗄，变天了，竟刮起风来啦！”

没想到苏北的天气竟也变化迅速，曾几何时，天已是黑沉沉一片，那月牙儿早被埋得无影无踪了。风呼呼作响，凉兮兮的，小柳禁不住打个哆嗦。

他们先从右边的两排宿舍走过，然后沿着稻田走，巡视了畜棚、打谷场、仓库，兜了一圈，转到广播室、办公室、伙房和食堂，又回到值夜室来。

“平安无事。”

老傅轻松地宣布了一声后，便把棉袄、帽子脱了下来，挂在墙上，立刻动手烧起挂面。长年独居惯了，他对烹调有一手，做起来轻松愉快。小柳把面条和鸡蛋交给他后，剩下来就是干眼瞧他忙去了。

“你们这三个月还算运气，也不过丢了些鱼肉馒头等。”老傅一边煮面，一边同小柳聊天。“前年秋天，有一次夜里，我们被偷去了七麻袋稻子，每袋有一两百斤重。那是最严重的一次。第二天早上发现仓库门虚掩着，地上有车轮痕迹，其他就没什么了。”

“你是说”──向东有些难以置信──“有人弄了车子，而且不只一个人，来偷稻子？查出来是谁呢？”

“查出来？”这次是老傅难以置信地瞟了小柳一眼。“案报到县里保卫科，他们派了人来察看了一番，农场党委和保管主任还陪了半天。后来一直没下文，以后再也不曾报过案。”

小柳闷声不响了，又倒剪了手，在桌旁来回踱步。但老傅很快端来两碗面，并且，一叠声地催他，小柳就同他坐下来吃。作料很普通，但经过老傅一调理，果然味道好。因为老傅煮了面，小柳就坚持洗碗和刷锅的任务。等他把擦干的碗筷送回桌上时，发现老傅又埋头在修剪另一块铁皮了。看看他鬓边半白的头发，小柳咽下了一声叹息。他在对面坐了下来，打开了列宁的选集。

但是，他无法专心阅读，读了两页书却完全不知所云。老传聚精会神的操作简直令他嫉妒。

“你以前，”他忍不住问起对方来，“我是说，文化革命以前，空闲时做什么消遣？”

老傅抬起头，好奇地望望小柳，又瞧了一眼他手上的书，然后冷冷地说：“看书。”

“是吗？”小柳抑制不住自己，也冷冷地哼了一句。

老傅盯了小柳一眼，又低下头修剪起来。半晌他才开口，轻描淡写地，好像在叙述别人的往事，一边仍低头干活。

“我以前很爱书，”他说。“除了本行的书外，我尤其酷爱文史。家父也爱文史，去世时留下不少书。我自己爱买书，解放后出版的小说、散文、评论等，我很少错过，所以，一共也收藏了八九百本书了。文革初起，破四旧，我烧毁了全部的旧版书。后来，新作家也一个个倒下来，我清理都来不及，干脆借了一部拖板车来，自己把它们拉去破烂收购站，当废纸卖了，每斤四分钱。从那以后，除了《毛选》，我没买过书。”

向东听着他讲，不知不觉地张大了嘴，不晓得是惊讶，还是惋惜，一时哑口无言。但是，他脑海里立即闪过一个新闻剪报里常见到的镜头：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外宾，书架上摆满了书。

书，书。突地，他推开了手上的书，站起身来。嘟！嘟！老傅又敲起洞来，单调地，机械地，无止息地敲着。向东又反剪了双手，在斗室来回踱步；他急躁得想狠狠地蹬几脚，明知无济于事，只好绝望地来回重踏着自己的脚印。

我为什么读书？他忽然问自己。如果全国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读书、藏书，中国文化还有多少前途？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到哪里去了？

一连串的问题纷至沓来，弄得他头脑发胀，心底却异常地空虚。他索性走到窗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冷却一下发热的脸颊。窗外漆黑一片，只偶尔一阵风声呼啸而过。

不知过了好久了，他迷糊中听见一声狗叫。接着又是一声。他猛地抬起头来。灯光，老傅，煤油炉子，它们一下子把他拉回现实来。

“我听到狗叫，”他告诉老傅，“要不要去看看？”

食堂里养了条狗，也许那边有什么事，他突然警惕起来。

“狗叫？好吧。”老傅无不可地说，接着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站了起来。

向东立即跑到桌边，抓起电筒。“我往右走，你往左走，我们在食堂碰头吧。”

说着，他先推开门跑出来。真正是夜黑风高，他亮了电筒，朝食堂小跑步过去。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周围一片死寂，他怀疑自己是否过敏了，把风声当成犬吠。手电筒照着食堂的大门，门锁得好好的；又沿着窗子一路照亮过去，窗子也是关得严严的。

于是，他绕过食堂，转到后面的厨房来。厨房门口的顶棚下，炊事员收养的一条狗对着电筒低低吼了两声，等认出向东来，立刻摇起尾巴了。向东扬起电筒照门窗，发现一扇窗子洞开着。就在这时，附近传来一声重物坠地的音响。他奔向窗口，向里面张望。可不是，对面大灶上的窗子也是洞开的。他赶紧回身跑，转到大灶这头来。还没跑到，便瞧见前头有个人影正往菜园方向跑。真有贼！他先是吃惊，接着愤怒起来，于是毫不思索地拔脚就追，一边高举着电筒，对准这人影不放。

这跑的人身材高大，脚底也有劲，向东咬着牙追赶，看看距离拉近了，但怎么也追不上。他闯过菜地，追进了山芋田里。山芋田尽头有一条大排水沟。那人逼近沟边时，突然滑了一跤，身子栽了下去，但他立刻又翻起身，在跳进水沟前，回顾了一眼，正好被电筒照了个了正面：圆圆大大的脸孔，两道浓眉。好熟悉的面孔呀！向东突地煞住了脚，手中的电筒险些掉下来。

他望着前方，茫茫漆黑一片。风声又呼啸起来了，还掺杂了自己粗重的呼吸。这时，他又听到狗叫，一定是老傅带着狗追来了。他开始往回走，小心地用电筒照亮着山芋田，挑拢沟处下脚。在菜地边，他、老傅和狗碰上头了。

“看到什么没有？”老傅问他。

向东摇摇头。许是适才跑待太急，现在心跳竟变得又缓又沉。“好像有条黑影，追了一阵，便不见什么了。”

他还该说些什么，只是不想说话，也就放弃了。他只希望老傅别再盘问下去。

果然，后者只说：“来厨房的小偷，无非弄些吃的。走，去把炊事员叫起来，问他少些什么。”

向东默默地跟他走回去。

. 查户口

我跟彭玉莲并不熟。虽然是紧邻──我卧房的窗户便对着她家的窗户和大门──但因为工作单位不同，一向没有什么交谈的机会。早晚上下班时，偶然撞见，她总是热情地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雪白齐整的牙齿，水汪汪的眼睛滴溜溜送过来，叫人不由得跟着她的眼波打转，忍不住也笑脸相迎。宿舍里的老太太们背后叫她妖精，大概是嫌她这双眼睛生得太迷人。

在我们女人眼中，彭玉莲并非什么美人。她个子生得很矮小，不过善于保养，注重穿着，身材总显得很匀称；胸部的曲线特别突出，这可就引人注目了。她的头发一向找鼓楼的一家大理发店修剪吹风，一样的短发齐耳，但她的总是蓬松有致，显得与众不同，女孩子们都管那叫海派头。皮肤黑黑的，鼻子微塌，一张大脸像圆盘，与她矮小的身材不相称；然而一双眼睛却生得又大又亮，且富于表情，顾盼之间，似有种种风情，男人瞧着，不免魂不守舍，女人则又嫉又恨。

我第一次同她打交道，还是在搬进宿舍以后一个冬天的早上。那天，我俩恰巧同时推着自行车出门，车上都挂了菜篮。她向我道早，我回答了她的招呼后，就一块儿跨上车，往菜场骑去。夜里刚下过雪，天气冷得很。我把自己裹得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外，还罩上毛大衣和风雪帽，浑身臃肿不堪，跨上自行车时颇费了一把劲。可是彭玉莲却只穿着一双上海出品的紫红呢鸭舌便鞋，一袭花绸面的丝棉袄裹在身上，还能露出腰身来，紫红的毛线帽子，配了黑手套，映着满地的白雪，越发艳丽得夺人眼目。

敢穿得这么色彩鲜明，我心里想，胆子不小呀！

瞧着鼻孔冒出的气都凝成了雾，我说：“没想到南京的冬天会这么冷！”

“我从来不喜欢南京，”她直言不讳地说，“冬天冷得要死，夏天又热得叫人不想活了。还是上海的气候好，身体强的人冬天一件厚毛衣也挺得过。”

听那夸张口气，我猜想她是上海人。上海人总有那么一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直到今日，共产党也无法把它改造掉。

“真是促狭鬼！”她突然骂了起来，脚下狠狠地蹬着自行车的脚踏板。“选下雪的夜来查户口！昨晚也查了你家吧？”

“是。”

想起夜里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接受盘问，等重上床时，手脚被窝一片冰冷的情景，我忍不住打个寒噤。

“每次查户口都有我家，真他妈的！”

第一次听到女人用三字经，我吓了一跳，一时难为情地低了头，不敢瞧她。

要说查户口，我也有一肚子牢骚。普查户口时，家家都查，倒也无话可说；有时却是抽查，一栋宿舍大楼往往只查几家。大家都说：“有问题的人家是每次必查的。”我家便是每次必查。心里尽管不服气，我可是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

“昨天不知为什么又抽查起户口。”我搭讪地说。

“左不过吃饱没事做罢了。”她说完后冷笑一声。“听我们钟表厂的人说，就为尼克森马上要来北京，各地都采取保安措施，大概这就保到我们这些人头上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已骑到了菜市场。因为人群杂沓，我们也无心说话，彼此就分手，各自排队买菜去。

这以后，我特别注意到她还是因为她丈夫冷子宣的缘故。他们夫妇给我一种不相称的感觉。首先，两人的年纪好像差了一大把，彭玉莲虽然跨进了中年，但神情、打扮总像抓着青春的时光不放，不像她丈夫暮气沉沉。冷子宣据说五十岁还不到，头发已半白了，两穴光秃秃，前额宽得像平原，一脸的褶纹不亚于刚犁过的田畦。他尤其近视得厉害，虽然架了近视眼镜，注视事物时，还得耷拉了头，弄得弓背哈腰似的。同他太太相反，他脸上难得见到笑容，沉默寡言的，同我们这些邻居都不打招呼。看他这一脸呆滞失神的表情，我总怀疑他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扣在心头。有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在窗口瞥见他背靠着自家的大门，呆呆瞧着天空，嘴巴半张着，整个人像块化石一般。一直到他女儿出来喊他吃饭，一再地拽他的衣角，他才像梦中醒来似地，眼光落下地来。进门时，他还伸出手扯拉着眼镜角，惶惑地瞪女儿一眼。

这简直是个老头子嘛！我当时忍不住替彭玉莲叹口气。

不过，我刚搬进宿舍的头一年里，却也没见过冷子宣几回，原因是他长年在外面劳动。

记得刚搬进宿舍那天，我的系党委书记特地跑来向我介绍邻居的政治面貌，也提到冷子宣，一再说他是老右派。以后，偶尔也听到同事们喊他“老运动员”，因为几次政治运动都搞到他头上。他不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关了一年多，连最近的一打三反运动也出了纰漏。后一场祸更是闯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哪个教员在一张废纸上写了“中国共产党”几个字，这冷子宣却在它们下面添了“的狗”两个字。纸团偏被人从废纸篓捡了出来交上去，于是新帐加旧帐，翻了一番，免不了总是劳动改造。这样，一个副教授便成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常委”，经年不着家门了。

我真正对彭玉莲感兴趣还是一九七二年夏天的事。有一个晚上，系里的周敏来找我，要我去居民委员会开会。周敏不但与我同事，也与我住同一栋宿舍。我喜欢她性情温厚，彼此常有往来。

“又开什么会呀，小周？”我问她。“还搞计划生育，我可不去啦，已经开了多少次会，填了几回表了！”

“不是，不是，”周敏说着，吃吃笑起来。“这回是潘金莲的事。”

“潘金莲？”

“就是你的贵邻彭玉莲呀！”

她指指我的卧房窗户，接着连连催我：“走吧，到居委会你就知道了。”

居委会就设在另一栋楼的常木匠家。常太太不做事，一直就当主任委员，每次妇女一开会，就把常木匠揈出去。这一晚，我们到达时，屋里已坐满妇女。我放眼一瞧，冷家的左邻右舍全到齐了，居民委员全出席，连老态龙钟的郭奶奶、施奶奶也来了，正七嘴八舌，说得好不热闹。我和周敏找了个床角坐下来。细听了一阵，我才明白，是商量着怎么监视彭玉莲，大家怀疑她有外遇了。

“这……到底有证据没有？”我侧过头，问旁边的周敏。

“证据？”

坐在我前面的施奶奶想是听见了，转过头来，颇为诧异地冲着我说开了：“有的是证据！都被人瞧见几回了。有一回还是我亲眼见的呢！一大早一个男的从她家后门溜出来……呸，什么好东西！还有一次是是三更半夜，有人瞧见有个黑影推门进去，鬼鬼崇祟的，能有正经事吗？真够不要脸了，也不想想女儿都十岁了！”

怪不得施奶奶骂人，这老太太年轻就守寡了，一手抚养大两个儿子，一个参军，一个入了党，她在我们宿舍里也算得上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眼睛里自然看不得一点邪。

“是不要脸！”七十高龄的郭奶奶也骂开了，“男人在下面劳动，她这里放胆偷汉子！怎么能带好自己的女儿？我每瞧见她那妖怪打扮就作呕！”

“可不，”周敏也加进来批评，“这奇装异服被群众批判几次了，真是屡教不改！”

“不但不改，还嚣张得很呢！”施奶奶兴致勃勃地接下去说。“记得去年夏天吧？她穿一件粉红的绸衬衫，衫子既薄又透明，她又把个奶子绷得高高的，走起路来一摇一颠的，在大院子里招摇过市。阎奶奶说了她两句，反而被她抢白了一顿，说什么：‘你想要大奶子叫男人多咬几口就得了！’你听！当场把个阎奶奶臊得满脸通红，几乎哭着回去！”

“常主任不是也去批评过她的服装吗？”彭玉莲右边的邻居乘机出来揭发了，“她当面不敢顶撞，等主任后脚一跨出去，她就在屋里嚷起来了：男人还没有死，先要我作寡妇打扮呀！”

常主任一听，气呼呼地说：“再不整整她，我们宿舍的风气都要败坏干净了！年轻姑娘要是跟她学，不就糟了？”

说完，主任拍拍手掌，集中了大家的注意力后，会就开始。

“文老师，”──没想到主任第一个找到我头上来──“你住她对门，看到什么破绽没有？”

“破绽？没有注意……”

因为出乎意料，又当着大庭广众，我竟口齿不灵起来。

“今天请你来，就是一起商量怎么捉她一回，”主任说。“你的窗口正好对着她的大门和窗口，里面有什么动静，听得见，又看得清楚，前门这一关就靠你了。”

我不敢答应，推辞又不是，正在左右为难，周敏用指头戳戳我的背，我只好硬着头皮承应下来。

“好了！”主任提高了声音，满意地环视着大家。“前面这一关解决了，后面就由施奶奶等几家把守。现在接下去商量具体的步骤吧。”

“我说呀，”郭奶奶虽然年纪一大把，但开会总是踊跃发言，“一发现有男人进去，我们得到院里保卫科找人来抄她家，当场捉她一回，开个批斗大会狠狠斗她才好！”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成。突然周敏说：“她要是硬不开门呢？”

“对呀，”主任也踌躇了，“得找个借口进去才行。”

“查户口！”不知是谁先叫了出来。

“好呀！”好几个人拍手附和。

“说查户口，哪个敢不开门？”

于是定下了步骤，谁家发现有男人进去彭玉莲家，得立刻报告居民委员会。居委会接着布置前后门的钉梢，然后打电话找学校里的保卫科，纠集人来捉奸。

本来会到此也就完了，然而彭玉莲是个热门人物，一提起便放不下，个个似乎忘却了一天的疲劳，唯恐漏了任何新闻，莫不拉长了脖子，歪着脑袋听。我本来对彭玉莲的事就不太清楚，现在突然被派了个钉梢的任务，自然想了解一下被钉的对象，也就从头到尾，吞进了所有的闲话。

原来这还不是彭玉莲第一次失足。

早在一九六三年四清运动时，冷子宣随工作队到射阳县三同──与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系里的党支部书记马遂便借口关怀教工家属，来接近彭玉莲，不时问寒问暖地献起殷勤。这马遂生得小白脸一张，两片嘴又会说，彭玉莲禁不住引诱，便被他搞上了手。

那时，邻居全都看在眼里，但马遂是党支书呀，谁敢哼声？起先还是乘空来幽会，厮缠一回儿也就走。后来便明目张胆了，有时马遂的老婆出差，他干脆夜夜宿在冷家。这事不但我们宿舍里的人都知道，连他老婆也风闻了，却装聋作哑。大家虽气愤，到底不忍心透露给冷子宣。

这马遂在彭玉莲之后，又搞上了学校里一个锅炉工的老婆。事情作得不密，叫人家丈夫发现，闹了开来，不得已写了检讨，校党委书记亲自施加压力，才勉强把丑事遮盖下去。正好，“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那锅炉工起来造反，他老婆亲自上台揭发，造反派就勒令马遂坦白交代。等坦白书一交出来，群众都哗然了。原来连彭玉莲在内，马遂前后勾引了五个本校的女教工，手段、情节都恶劣透顶。

那一阵子，批判马遂的大字报满天飞，从校门口一直贴到食堂里，观众络绎不绝。冷子宣直到那时候才知道老婆的丑事，据说才几天功夫头发就白了一半，走路都蹒跚了，整个人老了十年似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对谁都不讲话，像个白痴。有些人还替他捏了一把汗，怕他寻短见。

“这丑事抖了出来，夫妇不吵死啦？”我问周敏。

周敏笑了。她说：“怪就怪在这里。施奶奶住在她们家后门的斜对过，也十年多了，据说从不曾听见他俩吵过嘴！”

“真的？”我也感到纳闷。“不过，既然闹得满城风雨，彭玉莲也要写检讨啦？”

“检讨？”施奶奶又回过头来插嘴了，“快别提她的检讨啦！我们找她谈了多少话，几乎说破了嘴，好不容易才挤出她一张检讨书来。我是不识字，没有看，她们看的人都不满意。你猜怎么着？不老实得很呢！硬给自己叫屈，说什么跟马遂来往是为了找机会给冷子宣摘掉右派的帽子呀，发生关系是不得已的呀，又说什么怕声张开来对丈夫不利呀──她还梦想人家给她树牌坊哪！”

正说着，常木匠推门进来。大家一看钟，已经过了十点，赶紧收住话头，都起身散了。

有一天，我下班后步行到幼稚园，接了小孩子回家。刚转出小巷口，迎面碰见彭玉莲骑车过来，车把上的尼龙网兜了一只芦花母鸡。她见了我们，立刻煞住了车，跳了下来同我打招呼。

“今天怎么没骑车呀，文老师？”她笑眯眯地问。

“同事借走了。”我也含笑回答。

我瞧她满面春风，一副心安理得的神气，大眼睛黑得发亮，就是那黑皮肤，衬着雪白的牙齿，也带着几分俏。

这天，她穿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外面罩了一件金黄色的细绒毛衣；一条蓝布裤子穿在她身上，不像别人显得肥大臃肿，而是轻巧俐落，尺寸恰到好处。这一身衣着颜色配得鲜亮，连穿法也与众不同。在南京，毛衣一向穿在外套里面，不敢露出来的──听说只有上海的年轻女工才敢把毛衣穿在外面，也常沿路受到注目礼呢。这彭玉莲敢这么穿着，在高等学府的宿舍里招摇过市，难怪被认为眼中钉。

孩子看见了鸡，早张大了眼睛瞧着，这时突然指手画脚地喊起来：“妈妈，鸡！鸡！”

我正为无话可说而发窘，听到孩子叫，就顺口说：“哪儿弄到这么一只大母鸡呀？”

“燕子矶的社员捎到我们厂的附近来卖的。”说着她又是咧嘴一笑。“三块半一只，贵是贵，鸡可是好鸡。我的原则是买得到就吃，存到肚子里保险，不像人家把钱存在银行里。”

说完，她自得地笑起来。看见孩子目不转睛地瞪着鸡，她弯下腰来问他：“你叫晶晶吧？喜不喜欢吃鸡？”

孩子立刻来拉我的衣角了。“妈妈，我要吃鸡！”

我还来不及说话，彭玉莲已经转过脸来，很认真地问我：“你要吗？这就让给你，我常常买到鸡的。”

“不要，不要。”我急忙推辞。

“要不，我下次替你捎一只好不好？”她说话那表情丝毫不像是客套。

这反而叫我急得发慌，怎好沾这名女人的光？又是摇头，又是摇手，我一叠声地说：“不要！不要！我……不喜欢吃鸡。”

“是──吗？”

迟疑地，她凝视了我一眼，笑容逐渐收敛，脸色顿时暗了下来。我只好避开了她的眼光，隐隐感到两颊发热。

“那就算了，”她说，语调听得出来有些不自然。“再见吧，我先走了。”

看着她轻飘飘地飞驰而去，我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小文！”

我回头一看，周敏不知何时从后面走过来。

“什么事跟潘金莲搅在一起呀？”

我把路上相遇及让鸡的一节讲给她听。“这个人也还爽快俐落。”

周敏点点头。突然，她低低地对我说：“你不知道，她以前还是模范工人呢！”

“模范工人？”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点不假！”

周敏看我吃惊的样子，不禁微笑起来。当下，她拉了孩子的手，三个人慢慢走向宿舍。

“彭玉莲除了爱打扮，偷汉子，别的也没什么毛病。要讲出身，父亲是上海闵行的菜农，属于响当当的红五类份子。她很早就是共青团员，本来也快入党了，就为了同马遂有关系，才被开除了团籍。”

“这处分也不轻了。”我说。

“这还是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再三催促，南京钟表厂不得已才采取的行动呢。他们起先借口说：既然是受诱成奸，责任在男方，不在女方。”

“这次这个男的可知道是谁吗？”

周敏摇头。“据施奶奶说，不是我们附近的人，多半是他们钟表厂的人。”

“如果捉到了，钟表厂可该没话可说了！”

周敏扬了扬眉，微笑地说：“也很难说。南京钟表厂的紫金山表现在供不应求，他们抓产量都还来不及，哪顾得上这个？何况男女关系的问题在工厂里是司空见惯了，比不得政治问题可以无限加码，左不过是生活腐化而已，顶多写张检讨罢了。那马遂的情节多恶劣！民愤多大！大家都要求从严处分。院里只好报上省里，请求降级减薪，结果被省里驳了下来。”

“为什么驳了下来？”

我又一次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省里说，虽然影响很坏，但不属于强奸，几个教员、工人都是心甘情愿嘛！还是属于生活作风问题，那就加强加强教育吧。学校当然很为难，不好向大家交代，后来几经交涉，省里才把马遂调到另一个大学去。”

“真是没得……”我沉吟了一下，还是把“是非”两字强咽下喉去，只淡淡地说：“难怪彭玉莲一犯再犯。”

说着彭玉莲，忽然想起她丈夫的模样，总觉得格格不入的。我说：“小周，你不觉得彭玉莲和冷子宣有些不配吗？女的还生气勃勃，男的已经老朽了似的。”

“冷子宣这几年是老得快。”周敏也有同感，只是话里带着惋惜的语气。“说来你可能又不相信啦，从前可是彭玉莲追求冷子宣的呢！”

“啊？”

我叫了起来。

“有这回事？”

周敏看我吃惊的样子，得意地笑了，但马上就郑重其事地向我说：“你不知道，反右以前的冷子宣同现在简直判若两人呢！他是五六年提升为副教授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好那年被分配到学校来教书。那时，老婆刚死了一年，冷子宣本来不打算再结婚的，偏无意中在一个同事家邂逅了彭玉莲。女的一见就倾心了，主动找他到玄武湖划船。冷子宣很快就掉下水，一下子打得火热的，三个月后就结婚了！”

“这么快？”我听得将信将疑的。

“咳！那时候的冷子宣自然神气不同，潇洒得很呢！你想，三十岁出头就当了副教授，胸脯挺得高高的，走路都有派头──还有人专门学他走路的样子呢！他是我们南京大学──那时候还叫金陵大学──的高材生，出了名的才子，赋诗填词，样样都出人头地。就是太自命不凡，也太天真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一阵子，他真相信了号召，跑出来大放了一通，攻击共产党和政府的文教措施，结果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戴上右派的帽子。”

“真是──”我想说“典型的书呆子”，又不忍心，只好长长叹了一口气。

“有个时候，他们系里也有意给他摘掉这顶帽子。偏偏这个时候，他们组长发现了他填的一首〈沁园春〉，和毛主席一样题目也叫〈雪〉，只是大反其调，满纸肃杀之气。人家认为他这是成心唱对台戏，恶毒讽刺毛泽东，自然罪该万死了。这右派帽子不但摘不掉，只怕要戴进火葬场了！”

“你看过这首词没有？”我好奇地问。

周敏摇摇头。

“冷子宣骨头也真硬，检讨书写了几回，就是一口咬定写实写景，死不承认是讽刺。有人要求公布全首词，但系里领导认为不宜扩大影响，连检讨书在一起，一概不公开。就这样，整个系热烘烘地批讨了一番，一般人却不知道这棵毒草的内容！”

这时候，我们已经进了宿舍大门。也许顾虑耳目众多，周敏不再说什么，彼此道了再见也就分手回家。

有一天夜里，我梦中恍惚听到打门的声音。醒来后侧耳细听，果然是有人在敲打冷家的门。我想，这彭玉莲也睡得真死，我都被敲醒了，她竟没有动静。接着便传来一个男子不耐烦的喊声：“开门！查户口！”

又是查户口！我一听便厌烦起来，知道这下半夜是再也睡不成了。我一向有些神经衰弱，睡眠很差，夜里如果醒来，就难再阖眼。我家既然是必查户，我想，干脆起来等他们吧，省得临时慌张，把孩子也搅醒了。

于是我扭亮了灯，爬起来穿上了衣服，把户口本找出来，然后坐在窗口的书桌前等候。这时，壁上的挂钟朗朗敲打开来。十二点整，正是典型的查户口时间。我拉开了一角窗帘，朝外张了一眼。外面一团漆黑，只有冷家的灯火是亮的，大门半张着，窗口有人影晃动，只是隔着窗帘，也看不清楚。我随即放下了帘子，回身拿了一本书，在灯下随意翻看。

果然，一杯茶不到的功夫，我家的门便有人来敲打。我从容不迫地走去，拉开了门，随手就把户口本子递给第一个跨进门的人。

“哎呀，对不起啦，我们不是来查户口的。”

第一个进来的竟是居民委员会的常主任，她说话时脸上难得地带着几分道歉的神色。

一听不是来查户口，我反而不安起来。再看看那陆续跨进门的，两个男的是学校保卫科的，另一个女的有些面熟，大概是本校员工的家属。

“是这样，”还是常主任说话，“我们怀疑彭玉莲不老实，晚上有人看见一个男的溜进她家，一直没有出来过。刚刚我们藉查户口撞门进去，只是没搜到人。那彭玉莲一脸通红，硬是做贼心虚的样子。只是她没犯法，我们也不能翻箱倒柜地抄查，只怕人被她藏起来了也说不定。现在特地来打声招呼，请你留意一下，看到什么动静，千万告诉我们居委会一声。”

我只好满口答应下来。主任又嘱咐了几句后，四个人才离开。

我除非吃饱饭没事干才管这闲事！心里恨恨地想着，我立即脱了衣服，熄了灯，又躺上床去。

果然不出所料，经过这一折腾，我睡意全消了，躺在床上，只是翻来覆去，就像是喝了多少浓茶似的，精神越来越好。该死的彭玉莲！久久睡不成觉，我不禁暗骂起来。她闯了祸，却弄得邻居为她失眠！继而一想，她几乎当众出了丑，也够险的了，似乎又为她庆幸起来。只是这男人是谁呢？我就住在她家对面，竟从来不曾注意到有什么面生的男人进出她家。我想，这大宿舍里，密密麻麻的多少户人家住着，人多自然嘴杂，说不定哪个好事的随口乱说，结果人云亦云，弄出了一场无谓的骚扰。

胡思乱想了一阵，也不知是什么时刻了，只见窗户微微现出曙色，窗户的轮廓也逐渐明朗起来。既然没有丝毫的睡意，我决定爬起来烧茶喝，写日记自娱。

穿好衣服后，我拉开了一角窗帘，随意往外瞧瞧。谁知道一瞧，倒把我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那冷家的门悄无声息地向里斜开出一道缝，一个人头探了出来，左右张了一眼后，悄无声息地闪出身子，垂着脑袋，帽沿拉得低低的，轻踏着步子，朝宿舍的后门方向走去。匆促之间，我没看清他的脸，但无疑是个男子，怎么也不会看差的。再看冷家的门，早已阖上了，屋里没有亮灯，窗帘也低垂。不，下面的一角被拉开了，一张脸突然贴上了玻璃。我们四目相对，彼此都慌得缩回头，忙不迭地放下帘角。

好长一段时间，我呆呆地站在窗边，两只脚棉软软的，两只手紧紧揣在一道，盖住胸口，极力想把扑通乱跳的心镇压下来。如果我这辈子再见不到彭玉莲，我也忘不了她那双睁得滚圆的眼睛。是惊慌？羞愧？还是叛逆？我无法知晓。

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彭玉莲的事就传遍了学校和宿舍。事情也真凑巧，那天周敏一大早起身，就看见一个帽子戴得低低的男子慌张地走向宿舍后门，用钥匙开了门出去。常主任早上来打听消息，她就如实汇报了。周敏并没有看见他从哪家出来，但大家一口咬定那就是彭玉莲偷的汉子无疑。据说夜里查户口时，居委会主任曾见桌上有一把钥匙，估计是彭玉莲把人藏在房里唯一的一只大衣柜里，但慌乱中来不及藏钥匙，因而丢在桌上的。常主任想通后，连连顿脚，大叫“可惜呀！可惜！”但后悔也无用，没有拿到人证，自然奈何彭玉莲不得。她照样骑着自行车，在宿舍里来去自由，就像没事人一般。

这件事免不了也传到苏北的五七农场，估计冷子宣也略有耳闻了。在新年前几天，农场放假。冷子宣要回南京的前夕，他的组长找他谈话，把事情告诉了他，并说由于彭玉莲是一犯再犯，如果冷子宣想离婚的话，学校愿意考虑他的要求。谁知冷子宣竟毫无表情，只说：“如果彭玉莲要离婚，我随时答应，我自己绝不提出。”

这话一传出来，人家又议论纷纷了。有人啧啧称奇，称赞他“宽宏大量”；有人骂他是孬种，抱著「破鞋”不放；又有人幸灾乐祸地预言，夫妇一见面，冷子宣不把她打个半死才怪！

然而冷子宣到家那天，彭玉莲满面春风地拎了一只老母鸡回家，拔鸡毛时嘴里还哼着曲子。邻居们竖长了耳朵听，可是到天亮也没听见一句吵嘴的声音。接着，学校通知冷子宣开语文课，他就没再去劳动。这一来，我便常常看见他了，有时候在校园里踽踽独行，有时候在宿舍里凭窗对着天空出神，一呆就是半天。早晚上下班时，我也常碰见彭玉莲。她仍是笑眯眯地向我招呼，只是再也不肯停下来同我搭讪。

. 任秀兰

七一年的夏天，南京雨水多，草木格外茂盛。做为“小学生管理组”的管理员，我每周的大事之一便是带领孩子们整理管理组前面的草地。

我们这个管理组收容了三十多个小学生，由三个水利学院的女教员照料生活起居。小学生的父母全是本院的教职员工，因为夫妇全在苏北的农场走五七道路，家中又缺老人照料，就把孩子寄托在这里。人数虽不算多，但住宿文娱等需要，也占用了水利馆大楼六、七间教室，正好一排朝南，于是，大楼前面的这一大片草地的整修，便划归我们管理组了。入夏以来，几场大雨，草长得飞快。三个老师商量了，决定每逢周末由我带领孩子们割草，整治花木。

八月初一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和孩子们照例在水利馆前劳动。几个五、六年级的男孩子陆续溜掉，跑到对面的清凉山玩去了；剩下些低年级的学生和女孩子倒是干得挺欢的，有的用手拔，有的舞镰刀，非常带劲。看看日正当中，大家都汗流浃背了，而花木理得整齐，杂草也除尽了。正想收工时，忽然看见工宣队的马师傅三步并作两步地匆匆赶过来，一路直朝我招手。他脸上汗水淋漓，却顾不得抹一把。

看他这紧张模样，我的一颗心立刻提得高高的，唯恐那几个溜上山的孩子闯了什么大祸。有一回，张小兵上树掏鸟蛋，不幸跌下来受了伤，马师傅也是如此慌张地跑来通知我。

“马师傅。”我连忙迎过去。

“陈老师，我有事找你！”

简短地说了一句后，马师傅立刻掉头朝小学生管理组的办公室走去。

我只好喊孩子们去洗手准备吃饭，另外留下王超英姐妹俩善后，把晒得灰软的草耙拢了运走。吩咐完，我提着一颗心，也急急朝办公室奔来。

马师傅正烦躁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见我进来，他立刻把门关上。

“任秀兰跑了！”

他劈口就说，一只手使劲地搔他的后脑勺，焦灼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似的。

“任秀兰？跑了？”

怪不得马师傅紧张，连我也吃了一惊。这任秀兰是我们水利学院的前党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是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目前却是关在学习班里最重要的一名对象──水院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头号人物。她丈夫是南京军区某部的政委，造反派起来时，曾出谋策划，也红极一时，不料政治运动一来，竟是第一批关进了军区学习班。任秀兰的罪状之一便是串连军区和院校，据说是南京部队反革命份子伸向地方的一只黑手。像她这样的人跑掉，情况自然是很严重。

“跑了！”马师傅说着，就像自己被骗一般，气得把一张皱纹纵横的老脸拉得长长的。“今天早上八点不到的事。这家伙骗人说上厕所，就溜了！”

只是，怎么跑得掉呢？我惊异之中又不胜纳闷。每个学习班的对象都有五、六个人包围着，白天、晚上在一起“学习”，夜里有人同室睡，吃饭、如厕都有人跟随。所有房间的窗户都用木条打横竖直地钉死。看守得这样严密，脱身谈何容易！何况，还是从厕所溜掉，我想任秀兰真有些神通了。

“厕所的窗户不是钉死的吗？”我问。

“哎呀，那木条不知什么时候，给她弄松了两根，卸了钉子啦！这些看守的，吃饱了饭不知干什么！他妈的！”

马师傅终于骂了出来。

工宣队的人用三字经，我们都听惯了，不再觉得逆耳──尤其是出自马师傅这么一个和气的老头子。他本来是南京化纤厂的扫地工人，被派来水院和军宣队一同占领上层建筑。地位变得显赫，人倒从来不摆架子，仍是态度谦虚，一团和气的。开会时，他常哈下腰，拱拱手说：“我来向大家学习！”因此，他几乎成了唯一受欢迎的工宣队员了。可惜他没有文化，毫不识字，平常只管一些生产建设的事。我们的小学生管理组便属于他管辖。郁老师、夏老师和我常向他请示汇报，彼此处得也颇融洽。

“任秀兰跑不到哪里去的，”我安慰马师傅，“到处都在捉五一六反革命份子，跑了也是无地容身。”

“难说！”他没有把握的摇摇头。“暗藏的五一六份子太多了！不过，她身上没有带钱包，钞票、粮票全没有，除非有人接应，要不，兔子尾巴长不了！”

一听任秀兰身上什么票也没有，我不禁暗暗替她担心起来。

“清凉山搜过了？”我问。

“早搜了，就是没得影子！我来找你就是这件事。你瞧，清凉山这么大，树多，草又密，躲个把人也不费事。刚才院里开了会，要让小学生帮帮忙，到山上搜去！”

我一听，登时怔住了。要带三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到山上去转悠搜查，这责任可不轻呀！但是怎能拒绝上头派下来的任务呢？

我只能说：“没问题。”

马师傅点点头，脸上也有些歉意。

“本来不该来麻烦你们三个老师，家里都有喂奶的娃娃嘛！但是院里实在短人。全院二十几个学习班，跑了个任秀兰，抽也抽不得人，还要加强看守哪！事情又要保密，怕泄漏出去，五一六的同党知道了，又闹出什么事来。”

说到此，马师傅忍不住又连连搔他的脑袋。

“实在缺人缺得紧！”他说着叹口气。“能派上用场的人全派上了。大街小巷要搜查不说，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得有人把守。院里是总动员起来了，成立了专案组，军宣队亲自抓。我想，我们管理组也要做出贡献。孩子们没事，让他们搜去，树上、草里细细翻一遍，天黑以前许能找到一点什么。”

于是马师傅同我约好，等孩子们吃过中饭后，他再回来，会同大家一道上山去。

孩子们一听说要上山搜人，个个兴高采烈。男孩的头头张小兵立刻去寻来几根棍子，分派给几个大的男孩子。女孩子也不肯示弱，王超英和王超美姊妹俩跟着去食堂同炊事员磨菇了一阵，也弄到几根木条。任秀兰是水院里出名的人物，孩子们在兴奋中都透露出一份早熟的严肃神色，连一年级的小毛娃也感染了如临大敌的气氛，说话细声细调起来。

等马师傅一到，孩子们立刻一窝蜂地朝对过的山坡奔去，抢着往上冲。

“排成一条线！排成一条线！”

马师傅扯直了喉咙，沙哑着嗓音喊。

“像梳头一样，别错过一个角落！发现什么要马上报告！”

于是马师傅站东头，我在西殿尾，勉强拉成一道歪歪扭扭的人堤，慢慢朝清凉山拢上去。

水利学院是傍着清凉山建筑的，与南京火葬场占了半个山坡。除了虎踞关一带是军区常期驻扎外，其余便是无人管辖的地带，不少居民常来割草做柴火烧，也有农民来割草喂牲口或积肥的，虽是无人管辖，却并不荒凉。这天，我们浩浩荡荡地席卷而来，站岗的解放军因为事先早有情报了，并不诧异，倒是几个割草的老人，看我们个个弯腰弓背，几乎每一棵草都拨开来瞧，不免好奇地问：“找什么呀？”

“丢了钱哪！”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丢钱？”

他们眯细了眼睛打量马师傅和我，显然不相信，但也不再搭讪，不久就收拾了家伙，悄悄下山去了。

王超英姊妹俩正好排在我身边，两人一面拨草，一面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偶尔听进了几句，是在讲一个叫史红的女孩子，似乎跟任秀兰有关系。

“史红是谁呀？”我问超英。

“史红的妈妈就是任秀兰。”她说。

我早先就曾听过，任秀兰的最小女儿是个中学生，当过造反派的头头，走南闯北，锋头很健的。

“你们认识史红吗？”我有些好奇。

“我大姊跟她是同班同学哩！”超美抢着回答，言下有些得意洋洋。“以前她都是坐小吉普车来上学的，好神气！现在只好走路了，灰溜溜的，跟谁都不讲话。”

“我姊姊的老师说，大家都要看牢她，怕她要自杀呢！”超英告诉我。

自杀！看到小学五年级的女学生谈自杀而面不改色，我满肚子不舒服。

“自杀什么！”我说，“她父母就算是五一六，也跟她没关系，划清界线就是啦！”

“人家要她揭发她爸爸妈妈，她硬说他们不是五一六份子，死不交代，我姊姊他们都给她贴大字报呢。”

到底是将门虎女，我心想，骨头就是硬。

超英忽然停了拨草，很认真地盯着我问：“陈老师，任秀兰是五一六吧？”

“嗯，”──这问题连我自己都感到怀疑──“是吧──工宣队或军宣队在大会上点的名，不会错吧？”

给孩子这么一个不肯定的答覆，我自己都感到惭愧。

说起五一六这段案子，当时我就糊涂。六七年我在北京时，听见人说有个高干支持的“五一六造反兵团”在天安门广场贴了条“炮打周总理”的标语，很快便被盖掉了。不久，江青点出几个反革命组织，里头有五一六这个兵团，以后便销声匿迹，早被人们淡忘了。想不到事隔了几年，全国掀起个一打三反的运动，这一打就是揪五一六份子。这次是自上而下地通知下来，大家才知道五一六是个极左组织，阴险毒辣，胆大包天，公然反对毛泽东的司令部，在上海炮轰过张春桥，在南京则指向军区司令许世友等等。许世友为了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立即大张旗鼓，从军内到大专院校，一气追剿下来。

南京的人本来对五一六极陌生，运动起来后才大梦初醒，听到有这么一个恐怖组织存在过，而且竟然还是文化革命期间此地一切凶杀、武斗、抢劫、破坏的总后台。南京又据说是五一六的老巢，黑线贯穿军内外，爪牙遍布全国。解放军的长城，岂可被挖墙角，自然要彻底清剿了。

号令一下，南京军区、大专院校和工厂都纷纷圈起人来，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了。我们水院的五一六份子──据军宣队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宣布──是三位数字，即是说，至少一百人，也可能九百九十九个。全院的教职员工总共才一千人，大家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觉得除了自己，前后左右都可能是反革命份子了。

南京大学一向是南京大专院校的样板，这次运动亦不例外。南大第一次召开五一六份子坦白大会时，我也参加了，印象犹新。记得那天是烈日当空，两万多人席地坐在大操场上，场外戒备森严。五一六一个一个被押上高台，当众揭发控诉，没有一个不是声泪俱下的，有的还泣不成言，当场晕倒。这其中，有专司搜集毛泽东数十年来黑话的红色接班人，准备有朝一日效法项羽“取而代之”时用做炮弹；有抄搜图书馆禁书部的红卫兵，拿走希特勒《我的奋斗史》去彻夜研读，奉为经典著作；也有同窗数年而一向睡上下铺的亲密战友，甚至患难与共三十年的老夫妻，而竟不知对方是五一六的同党！当时，操场上的人莫不受到感动，很多人唉声叹气，甚至陪着掉泪。

任秀兰是这种五一六份子吗？我确实不知道──也许只有天知道吧。

那天，我们一直搜到天黑，山上山下都寻遍了，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形迹。孩子们都说任秀兰肯定逃出清凉山了。大家弄得精疲力尽，几个小女孩已累得直往我身上靠了，马师博看这光景，只好放弃，和我领着孩子们下山来。

第二天早上，郁老师、夏老师刚和我碰了头，还来不及打开《毛选》来学习，马师傅就跑过来。原来任秀兰失踪达廿四小时，有可能已经逃出了南京市区，省里电告了她老家山西和夫家苏州的治安机关，把她的亲戚都监视起来。另外，沿着长江两岸，从南京到上海这一段，所有的码头都派水院的人把守，监视上下船的旅客。院里怀疑她的失踪是蓄谋已久，内外相应作成的，怕事故重演，校内更要加强治安措施，因此让马师傅来通知我们，要加强巡逻，特别是清凉山，每天都要去察看一趟。

“看到什么可疑的，立刻挂电话到院办公室来！”

马师傅吩咐了一遍，匆匆走了。

夏老师望望马师博的背影说：“了不得！不见了任秀兰，把水院都闹翻了。瞧马师傅急成那样子，大概没睡好吧，眼睛都红了。”

“最可怜恐怕是看管任秀兰的顾医生啦！”郁老师说，“她急得一夜都没回家呢！”

“怎么是顾医生？”我吃了一惊。

顾医生和我是紧邻，她看守任秀兰的事，我竟一点都不知道。

“夏天里才换的，”郁老师告诉我。“任秀兰有高血压，她们怀疑她装病。她常叫头痛头昏，有时一天一夜不吭一声，真正是雷打不动。人家拿她没办法，弄不清是真病假病。后来就反映上去。工宣队说：这好办，换个医生去，看她再装病！结果就派了顾医生去，谁知道偏在她手上出纰漏！”

顾医生是好人一个，最和善不过，偏让她撞上这场意外的事，我很为她难受。

“这么多人看守，”我说，“不能只怪顾医生一个人呀！”

夏老师毫不同情地说：“谁叫是在她手上跑掉的呢？她和小周值夜班。一早起来，小周去食堂打稀饭，她在叠被子，任秀兰说上厕所，就一去不回啦！等小周打稀饭回来，要找人吃饭，才发现人跑了，自然是顾医生责任最大了。”

“顾医生以前恰巧是任秀兰支持过的革司红联这一派的人，就怕人家说她不能划清界线，”郁老师说了，口气还赋有同情之意。“任秀兰要卸掉两根木条的钉子，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大家估计她用的是发夹子，那几根钉子也要几个月才弄得松，几个看守的人不曾疑心就是了。”

我说：“这个人手脚也真够快！翻出厕所后面那块草地，还要绕过实验大楼才能摸上清凉山──她最多也只有十来分钟吧？”

任秀兰被关的地方便是我们水利馆西头附近的一个小山坡，叫马列山。山上只有两栋小平房，工宣队刚驻进本院时，用作队部。因为他们是打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号，号称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大家就管这个小山头叫马列山。马列山位置不算偏僻，毗邻水利馆，背靠实验大楼，一个人要避过耳目，逃上清凉山，确是不容易。

“嘿，她从小打游击起家，有名的长腿将军呢！”夏老师说。

“任秀兰真是老狐狸一只！”郁老师虽然感叹地摇着头，语调仍含着敬佩之意。“从陕北到现在，几十年的老干部，整别人，经验丰富得很呢！虽然现在自己挨整，不过轻易怎么斗得了她？南京这么多大学，女的做过党委书记的，就是她一个吧！”

“她是有一手，”夏老师也同意。“文革初期，她拉一派打一派，整了多少造反派！等到一声‘干部靠边站’，她第一个倒台，真是报应不爽！”

郁老师深深看了我一眼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夏老师曾属于被任秀兰打击过的“革联”一派，怪不得如此幸灾乐祸。天天喊消除派性，但文革造成的派性已经是根深柢固了。

“任秀兰红的时候，你还没有来水院吧？”

郁老师话题一转，问起我来。

我摇摇头。任秀兰名气这么大，我却只见到她有数的几回，且多半是惊鸿一瞥。刚来水院时，头一次看见她，是在劳改队里。她跟一些尚未解放的黑帮份子正掮了锄头要去劳动，打我跟前走过。

“那边那个年纪大的女人，”一个同事悄悄指点给我看，“头发有些白的，便是任秀兰。她从前是神枪手呢，看不出来吧？当年在太行山上横冲直闯过，十四岁参加游击队，十六岁入了党──。”

我听着，再瞧一眼那矮胖的背影，心里也肃然起敬。

最近一次见到她，还是春天的事。院里效法南大，也召开了一次五一六份子坦白大会，全院出席，所有关起来的准五一六份子都被押着参加。那天，任秀兰最后才进场，坐在最前排。我记得她进大厅时态度从容，高昂着头，嘴角微微翘上，似笑非笑的样子，眼光不疾不徐地全场扫射了一遍──她从前上台给全院做报告，想必就是这副神情吧。不过，这次任秀兰显得苍老多了，脸色苍白，白发添了不少，原来的圆脸突然拉长了，皱纹清晰可见，身子明显是瘦下来了──这跟其他被关的人有些不同，他们因为不见阳光，又缺运动，都变得又白又胖的。

“任秀兰以前是有一套作风，”郁老师回忆地说给我听，“她常跟我们一块儿劳动，脚下穿了打补钉的布鞋，身上是洗得泛白的蓝布制服；劳动休息的时候，手也不洗就拿了馒头啃，我印象很深的。直到有一次，王超英妈妈告诉我，她大女儿去过任秀兰家，住的是整栋的洋房，客厅里有皮的沙发，地上铺了地毯，连喝茶都是公务员端上来的。任秀兰那一套艰苦朴素的作风竟是专门用在水院的！”

我正想表示我的看法，夏老师已经抢着下结论：“两面派！典型的两面派！”

郁老师不理她，又继续说下去：“有一阵，任秀兰号召健身救国，组织了本院的女教工打球、练太极拳。我报名参加了她的太极拳组。你别看她人矮矮胖胖的，拳打得不坏呢！五分钟打完一套拳，脸不红，气不喘。还有一次赛跑，我们都半途而废，只有她一个人跑完一圈操场，脚力是有两下子！你刚刚说才十来分钟的时间，我看是够她跑掉的了。”

说起跑，我赶紧提醒大家：“院里要我们加强巡逻，赶紧布置一下吧。”

夏老师不以为然地摇起头来。

“我看是白找。这清凉山的草和树，已经像头发似的，梳过多少道了，人肯定不在南京。昨天一发现她失踪后，他们立刻组织人搜索，有的奔清凉山，有的搜实验大楼。工宣队亲自带了人搜马列山，每棵草都拨开看了，关任秀兰的那栋平房更是里外都翻掏了一番，连厕所窗外的粪池都没有漏过，还打开来，用棍子通呢！我看，可能给她逃到上海去了。上海的五一六黑线伸得长，搞不好，别让她叛国投敌了！”

尽管猜测纷纷，我们还是照章办事，每天轮流着带小学生上山一趟，摇摇树，打打草。几天下来，孩子们便忘了上山的任务，棍子丢了，心也散了。一带上山，一转眼跑掉大半，最后只剩下老师带着几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下山来。

到了星期五下午，仍是一无所获。整个水院静悄悄的，人马大都调往外地去了。我招呼过孩子们吃了晚饭，与郁老师交接了班后，便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回宿舍。刚走到半路上，正好碰见顾医生向学校走来。才几天不见，顾医生整个瘦下来，两只眼睛塌进去，腊黄着脸，垂头丧气的。

“顾医生！”

我亲切地招呼她，同时抢走几步，上前紧紧地拉住她的一只手，表示一点无言的慰藉。

“陈老师！”

她把另一只手压上了我的手，感激地瞧着我。还没说什么话，眼眶先红了起来。

“我真是倒了楣！”

“不要急，一定找得回来，”我低声安慰着她，“不能全怪你，这种事防不胜防呀！”

她来回瞧瞧马路，见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就抓着我诉起苦来。

“我真是倒楣，派我来才两个月，就发生这种事。我一来，她们已经不跟随她上厕所了，并不是从我才开始的。任秀兰狡猾极了，关了一年，就数这两三个月最老实。绝食、装病，什么手段都不耍，每天规规矩矩地学《毛选》，然后埋头写材料。大家都松了口气，谁知她暗下做了手脚！哎，我怎么办！”

说到这里，她眼角已经挂上两颗泪。

我正想再安慰她两句，她却朝我摇摇头，紧紧捏了下我的手，说：“我开会去了。”接着她低垂了头，朝前走了。

我回转身来，瞧着她瘦小的身影，心里也为她叹息、难受。在那一刹那，我真的希望任秀兰能立刻被找回来。

第二天，又是星期六。我正想动员孩子们大扫除，修整庭院，马师傅来了。

“陈老师，一切从头来起吧！一定找得回来。”

他想说得乐观些，可是神色之间掩藏不住心灰意懒。

“院里昨晚开了个紧急会议，”他告诉我，“外地都汇报回来了，还是没得下落。大家料着任秀兰多半还在南京，说不定还藏在城南、城西这一带，所以，会上交代下来，从头找起！这次用分片包干的办法，每一寸地都要翻过来看，有洞就挖，一点不能含糊！清凉山到草场门这一带是重点，军宣队亲自抓。你们包马列山，立刻就去。我布置完了其他的组，也来帮你们找吧。”

说完，交给我两把钥匙，马师傅走了。

自从任秀兰关在马列山，那个山坡便成为孩子们的禁地，平常是三申五令，不许他们越雷池一步的。这下听说可以上去，大家都兴奋得呼叫起来，又纷纷去找棍子了。我把他们分成两组，四、五个高年级的女生同我进屋去搜寻，其他的全在屋外翻草地。其实，谁也不期望会找到有关任秀兰失踪的蛛丝马迹，但对马列山的好奇已经令孩子们手舞足蹈了，连队伍都整顿不起来，才听到一声“走！”，便争先恐后地跑上了山。

我带着王超英她们，先打开任秀兰住过的房子，进去东瞧西望了一回。一共也只有四个房间，北房和东西两间除了桌椅板凳外，几乎是空荡荡的。其中两间看来是看守人员开会的场所，墙上有毛泽东的照片和激励士气的标语，如“五一六不灭亡，誓不罢休！”，“揪出军中伸向院校的黑手！”，“谁反对许司令就是反对毛主席！”云云。另一间想必是任秀兰挨整的房间，满墙是斗大的墨字，半尺长的惊叹符号，标语全是苦口婆心地劝她低头认罪，回头是岸，否则便死无葬身之地！

朝南的一间是任秀兰和值夜人员的卧房，两扇窗子全垂下了黑布窗帘，以致房间里阴森森的，几个女孩子站在门口，竟不敢走进来了。我立刻走去把窗帘拉开来。同其他房间一样，窗玻璃外也纵横钉了五六道木条。八月的艳阳天在窗外闪烁，隔着木条和玻璃，阳光的明亮像波浪般涌进来，幽暗的房间登时亮敞起来。女孩子们这才跨进来，张大了眼，到处探着头瞧。

房里只有两张木床，一张空空的，另一张被巾和枕席均在，大概是任秀兰的床了。床底下有黑布鞋和棉鞋各一双，还有一个铺盖卷，包得很松懈，可能是几经翻查的缘故。两床之间有两把椅子，堆放了几件寻常的布制服；床头边的书桌上除了一本用旧的《毛选》外，一无所有。四周的白粉墙上都是刚被撕掉的标语痕迹，也许撕得太勿忙，太潦草了，好些地方还留下残纸只字，依稀猜得出是“死路”、“何处”的字样来。

我们在屋内流连，拍拍这个，摸摸那个。可察看的东西太少了，孩子们都流露出失望的神情。除了我，她们每个人都趴在地板下，把床底望个透彻。

“老师，看不看厕所？”王超英问我。

“看吧。”我说。

找了一下，才发现厕所是在房外通道的尽头。我开了门，自己先走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厕所的窗外传来孩子们大喊大叫的声音。

“陈老师！快！陈老师！”

我一听，立刻转身走出厕所，急急跑出大门，就在门口和一个猛朝屋里钻的孩子撞个满怀。

“快！快！陈老师──。”

原来是张小兵。他立刻拉了我一只手，拖着我跑，绕过了屋角，跑到屋后来。就在厕所窗外，孩子们围成了密密一圈，瞪大了眼睛瞧什么。有的还捂住了鼻子，几个小的孩子更是吓得躲在人背后，双手掩了脸不敢看。看到我来，他们马上开了一条路，让我走近。我上前一看，两尺见方的一个坑满满地被一件物体堵住了。

“任秀兰！”

不知谁说的，我一听这名字，一阵恶心，眼前猛的一打闪，天地就渐渐黑下来，接着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了。

我整整病了一星期。每天就是躺在床上，不想吃喝；闭了眼睛，一件黑乎乎胀鼓鼓的物体便涌上脑海，使胃里泛酸作呕，想一吐为快，偏又吐不出来。慢慢的，我也习惯了，知道这不是生理的反应，而是盘据在我心头的一种感觉，像铰链一般，今生怕是解不开。

马师傅对我关怀备至，三番两次来探望我。他告诉我，院里开了如何盛大的批判大会，多少人上台批斗任秀兰；说她自甘跳粪池是形左始而极右终；是自绝于人民，死得轻于鸿毛，自然要遗臭万代。会上宣布开除了她的党籍，盖棺论定为反革命份子。

“她自己成心找死呀，有啥办法！”

连马师傅也摇头叹息，觉得不胜遗憾。

“你想，那个粪池很浅的，不到一米深，长宽也不过是一个人身长，不是死贴住坑角，头一次用棍子捅，也早捅出来了！唉！何必寻死呢？这一死，就像大会上讲的──怎么讲的？轻于──鸿毛！”

马师傅的话并没有说错。

那年秋天，林彪事件发生了，不久就忙于批林、反极右。一年不到，所有上台坦白过的五一六份子都纷纷推翻口供，叫嚷是屈打成招；而当年整他们的人，很多又做为林彪党徒的嫌疑被关进了学习班。本院的准五一六也陆续放出来了；最后一位，在关满三年后，也见了天日，什么罪名也没有。

阶级斗争的轮子滚滚向前。很快地，五一六在南京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一段恐怖中带着荒唐意味的回忆。任秀兰的死再也无人提及，她的名字也只在水院的路线斗争史上才会出现。

对于我，就不同了。她的死像一块铁投进了我的心海，重重的，越沉越深。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