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
一、天災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二、蘇聯撕毀合同不是大饑荒的原因
三、償還蘇聯債務也不會產生大饑荒
【第十六章　大饑荒的禍根是這樣釀成的】
一、把革命和建設搞得快一點
二、周恩來帶頭反「冒進」
三、毛澤東批評「反冒進」
四、南寧會議：毛澤東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50米
五、成都會議：總路線已有雛形
六、八大二次會議：總路線終於形成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一、毛澤東掀起農業集體化高潮
二、從仙居事件到社會主義教育
三、「人民公社好」
四、從共產主義退回社會主義
五、城市人民公社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一、消滅家庭
二、大辦食堂使農民家徒四壁
三、公共食堂的幾起幾落
四、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
五、公共食堂是怎樣解散的
【第十九章　「五風」肆虐】
一、「共產風」留下歷史的笑柄
二、「浮誇風」使人瘋狂
三、瞎指揮搞亂經濟
四、強迫命令風視民如草芥
五、幹部特殊化也成了風
六、「五風」是怎樣刮起來的
七、「五風」屢禁不止
【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一、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三、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四、搞退賠，僅是紙上文章
五、擴大農民自由，但執行中遇到意識形態障礙
六、實行責任田，僅是暫時措施
七、下放城鎮職工，減小糧食壓力
八、整風整社，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
九、幾個重大錯誤一直堅持到底
【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
一、神仙會暗藏殺機
二、彭德懷為民請命
三、毛澤東翻臉倒乾坤
四、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五、常委們昧心陷忠良
六、反右傾烈火燒神州
【第二十二章　糧食問題】
一、統購統銷以前的糧食情況
二、統購統銷以後農民基本沒吃飽過
三、「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
四、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
五、殘酷的高徵購
六、糧食部的喜訊，農民的眼淚
七、壓農村，保城市
八、大饑荒年代的代食品運動
九、農民的熱量平衡
【第二十三章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一、用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的結果
二、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
三、國外人口學家的研究結果
四、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
五、我基本同意王維志的結論
【第二十四章　大躍進狂瀾中的國民經濟】
一、農業躍進，糧食減產
二、以鋼為綱，搞亂全局
三、工業躍進，盲目建廠
四、全面躍進，全面緊張
五、被迫調整，一波三折
【第二十五章　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
一、大饑荒年代的社會治安
二、沒有發生大規模社會震動的原因
【第二十六章　大饑荒的制度背景】
一、毛澤東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二、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生活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
四、用槍桿子保衛權力
五、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
六、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七、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八、約束人們行為的無形制度
九、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十、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第二十七章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一、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二、共產主義探源
三、中國為什麼走上了極權主義
【第二十八章　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一、在七千人大會上高層出現分歧
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一步觸怒毛澤東
三、八屆十中全會祭起「階級鬥爭」的殺手鑭
四、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五、從批判「修正主義」走向「原教旨主義」
【有關大饑荒的大事記】

《墓碑‧卷下》

楊繼繩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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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

　　在短短三四年時間內，非正常死亡三四千萬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觀原因，還是領導集團的主觀過錯？若干年來，中國共產黨都歸罪於客觀原因。

　　一九五九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飢餓而死說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還煞有介事地在全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來防止「瘟疫」。這個說法很快不攻自破，後又歸罪於自然災害。一九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說：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更加強調自然災害的影響：「在一九五九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一九六○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說「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進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毛澤東很不喜歡這個說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批評了對形勢估計「一團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完全歸罪於「自然災害」。「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提法是：「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這裡把大饑荒的原因歸結為三點：政策錯誤；自然災害；蘇聯撕毀合同。但強調「主要是『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這實際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具體化，但加上了蘇聯撕毀合同的因素。歷史的真實情況是怎麼樣呢？

一、天災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國疆域遼闊，地形複雜，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少數國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區發生大大小小的天災。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中國自然災害是非常頻繁的。從公元前二百零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二一五五年內，我國發生較大的旱災一千零五十六次，差不多兩年一次，較大的水災一千零九十二次，平均每兩年一次。

　　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的四十八年間，平均每年旱災受災面積二千零三十四萬頃，水災受災面積九百八十八萬公頃，二者合計約佔我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二十％。

　　一九四九年長江、淮河、漢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嚴重決口漫溢，水災嚴重；一九五○年察哈爾、綏遠、內蒙古遭受旱災，山東、平原和遼寧省遭受水災；一九五二年黃河下游、長江流域夏季乾旱，淮河上游和漢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澇；一九五三年，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春夏少雨，遼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魯、豫盛夏多雨受澇，南方部分地區夏旱較重，北方低溫凍害嚴重，颱風造成了嚴重損失；一九五四年長江流域因持續暴雨而產生特大洪澇災害，淹沒農田四千七百五十五萬畝，一千八百萬人受災，死亡一．三萬人。一九五五年華南和西南地區有冬、春旱，華北地區春旱嚴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決口；一九五六年夏秋在江南地區、秋季在黃河中上游及長江中上游少雨乾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災嚴重，颱風災害也很嚴重。

　　一九五七年晉、內蒙西部春夏秋連旱，黃河到長江北岸夏秋季先澇後旱，江南盛夏乾旱，東北多雨受澇；一九五八年全國大部分地區春夏偏旱，黃河中游出現大洪水，鄭州黃河大橋橋墩曾被洪水沖毀。儘管年年有天災，但中國的糧食產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後也同樣多災多難，持續性乾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旱情最重。在大的自然災害中總是要死一些人（特別是水災）。要把三年大饑荒的原因歸罪於自然災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據的。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肯定是有自然災害的。問題在於，這三年的自然災害是不是比歷年的自然災害更加嚴重，即使嚴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幾千萬人死亡，這就需要將這三年的自然災害情況與歷年的自然災害情況作一個比較。

　　一，用官方的數據分析

　　據官方數據，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全國自然災害是相當嚴重的。一九五九年受災面積達四千四百六十三萬公頃，成災面積一千三百七十三萬公頃。繼一九五九年大災害後，一九六○又發生了建國以來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六千五百四十六萬公頃，成災面積二千四百九十八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來首位。一九六一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六千一百七十五萬公頃，僅次於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達二千八百八十三萬公頃，為一九九四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八十％以上為絕收）。

　　表十五－－一：一九五○－－一九八三年部分年度全國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及糧食總產量

　　一九五○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一千零一　成災面積：五百一十二

　　旱災成災面積：四十一　水災成災面積：四百七十一

　　糧食產量：一萬三千二百一十八

　　一九五一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一千二百五十六　成災面積：三百七十八

　　旱災成災面積：二百三十　水災成災面積：一百四十八

　　糧食產量：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九

　　一九五二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八百一十九　成災面積：四百四十三

　　旱災成災面積：二百五十九　水災成災面積：一百八十四

　　糧食產量：一萬六千三百九十二

　　一九五三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二千三百四十二　成災面積：七百零八

　　旱災成災面積：六十八　水災成災面積：三百二十

　　糧食產量：一萬六千六百八十三

　　一九五四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二千一百四十五　成災面積：一千二百五十九

　　旱災成災面積：二十六　水災成災面積：一千一百三十一

　　糧食產量：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二

　　一九五五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一千九百九十九　成災面積：七百八十七

　　旱災成災面積：四百一十四　水災成災面積：三百零七

　　糧食產量：一萬八千三百九十四

　　一九五六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二千一百二十九　成災面積：一千五百二十三

　　旱災成災面積：二百零六　水災成災面積：一千零九十九

　　糧食產量：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五

　　一九五七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二千九百五十一　成災面積：一千四百九十八

　　旱災成災面積：七百四十　水災成災面積：六百零三

　　糧食產量：一萬九千五百零六

　　一九五八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三千零九十六　成災面積：七百八十二

　　旱災成災面積：五百零三　水災成災面積：一百四十四

　　糧食產量：二萬

　　一九五九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四千四百六十三　成災面積：一千三百七十三

　　旱災成災面積：一千一百一十七　水災成災面積：一百八十二

　　糧食產量：一萬七千

　　一九六○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六千五百四十六　成災面積：二千四百九十八

　　旱災成災面積：一千六百一十八　水災成災面積：四千九百八十一

　　糧食產量：四千三百五十

　　一九六一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六千一百七十五　成災面積：二千八百八十三

　　旱災成災面積：一千八百六十五　水災成災面積：五百四十

　　糧食產量：一萬四千七百五十

　　一九六二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三千七百一十八　成災面積：一千六百六十七

　　旱災成災面積：八百六十九　水災成災面積：六百三十二

　　糧食產量：一萬六千

　　一九六三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三千二百一十八　成災面積：二千零二

　　旱災成災面積：九百零二　水災成災面積：一千零四十八

　　糧食產量：一萬七千

　　一九六四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二千一百六十四　成災面積：一千二百六十四

　　旱災成災面積：一百四十二　水災成災面積：一千零四

　　糧食產量：一萬八千七百五十

　　一九六五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二千零八十　成災面積：一千一百二十二

　　旱災成災面積：八百一十一　水災成災面積：二百八十一

　　糧食產量：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三

　　一九六六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二千四百二十一　成災面積：九百七十六

　　旱災成災面積：八百一十一　水災成災面積：九十五

　　糧食產量：二萬一千四百

　　一九七七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五千二百零二　成災面積：一千五百一十六

　　旱災成災面積：七百零一　水災成災面積：九百一十

　　糧食產量：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三

　　一九七八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五千零七十九　成災面積：二千一百八十

　　旱災成災面積：一千七百九十七　水災成災面積：二百八十五

　　糧食產量：三萬零四百七十七

　　一九七九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三千九百三十七　成災面積：一千五百一十二

　　旱災成災面積：九百三十二　水災成災面積：六百七十六

　　糧食產量：三萬三千二百一十二

　　一九八○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四千四百五十三　成災面積：二千二百三十二

　　旱災成災面積：一千二百四十九　水災成災面積：九百一十五

　　糧食產量：三萬二千零五十六

　　一九八一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三千九百七十九　成災面積：一千八百七十四

　　旱災成災面積：一千二百一十三　水災成災面積：八百六十二

　　糧食產量：三萬二千五百零二

　　一九八二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三千三百一十三　成災面積：一千六百一十二

　　旱災成災面積：九百九十七　水災成災面積：八百三十六

　　糧食產量：三萬五千四百五十

　　一九八三年：

　　自然災害受災面積：三千四百七十一　成災面積：一千六百二十一

　　旱災成災面積：七百五十九　水災成災面積：一千二百一十六

　　糧食產量：三萬八千七百二十八

　　註：自然災害指水、旱、霜、凍、風、雹等災害。成災面積指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三十％以上的耕地。

　　資料來源：災情面積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第一百九十頁，糧食產量見《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第一百四十一頁。

　　國家統計局的這些數據來自農業部的災情統計。而農業部的災情統計是各級政府層層上報的。國家統計局是為政權服務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災害」的調子，國家統計局不可能提供與此相反的數據。連比較講科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任國家統計局局長時也只能「上面要什麼數就給什麼數」。其他人就更難說了。當然，作為職業統計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數據的客觀可靠，這是他們的職業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況在統計系統中還有不少不講職業操守的人，其中層次越高的官員，職業操守越差，而數據要經過高層次官員「審核」才能發佈。更為重要的是，各級地方政府層層上報災情數據時，總是誇大災害。誇大自然災害既可以減少上交和得到救濟，也可以減輕官員們餓死人的政治責任。

　　然而，即使從官方公佈的數據中，我們也難以得出餓死人的原因是天災。

　　我把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歷年糧食產量也列在表十五－－一中，可以看出，糧食減產和受災嚴重程度並不呈正相關關係。

　　從表十五－－一中可知，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的成災面積都超過了一九五九年，都沒有出現大饑荒。在這十一個年頭中，有九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上一年，其中有六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

　　就從表上列出的一九六五－－一九六一年三年數字來看，也看不出糧食產量和天災的正相關關係。一九六一年的成災面積比一九六○年高出十五．四％，但一九六一年的糧食產量卻比一九六○年高出二．八％。

　　退一步來說，即使是糧食大幅度減產，只要中國門戶是開放的，只要有糧食市場存在，就不會發生饑荒。當糧食稀缺的時候，糧價就會上升，外地糧食就會流入，中國沒有糧食，外國糧食也會流入。中國當時是對外封閉的計劃經濟國家，沒有糧食市場，更沒有融入國際糧食市場之中。

　　由於中國疆域遼闊，地形複雜，各地的氣象情況是很不相同的，這個地區有災，可能另一個地區豐收。雖然區域性的災害頻出，但總體上還是過得去。即使沒有糧食市場，政府可以從豐收地區調糧救濟災區，老百姓也可以到豐收地區投親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國歷史上只有區域性的饑荒，幾乎沒的出現像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期間這樣全國性的大饑荒。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一九二八－－一九三○年全國二十二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一千萬人。從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六年，十七年災荒合計死亡一千八百三十六萬人。

　　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繫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一九二八－－一九三○年的死亡人數不到六百萬，是最嚴重的一次；一九三一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十四萬。

　　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三年之內就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少出生四千多萬人，就是按官方公佈的天災數字，把這個歷史上罕見的人口大規模減少歸罪於天災，顯然說不過去。

　　二，用三百五十個站點的氣象資料分析

　　由於中國的一切數據都由國家統計局壟斷，除了統計局以外，很難找到其他的數據。然而，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總是千方百計尋找和利用其他數據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國的農業氣象學家們還有自己的統計和研究。為此，我先後五次到國家氣象局向專家求教。我不僅在國家氣象局圖書館找到了不少資料，還經專家指點，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問題的書，這就是高素華主編的《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

　　這本圖集是農業氣象學家根據一九五一－－一九九○年間全國分佈大致均勻的三百五十個站點的氣象資料作出的分析。這本書不僅資料來源於非官方，而且用曲線形象地描述了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中國的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和其他年份的比較，不懂氣象學的人也能直觀地瞭解這三年的氣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別。

　　我們從這本書中的幾個指標曲線來看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災害程度。再從其他書中引用有關知識對這些曲線作出簡單的解釋。

　　一．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據對自然災害評價的需要，氣象學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劃分乾旱等及。他們認為，這個指標能夠反映乾旱的本質特點。它反映了該年降水量與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離程度。如果當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則不論是降水量多的地方還是少的地方，都不會發生乾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計算：D等於（B減X）除X乘百分之一百式中，D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為降水量（毫米）；X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十五－－二：旱情等級的劃分（現用文字描述代替圖表）

　　旱情等級劃分由兩個項因素：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和旱期長度。

　　乾旱等級分為兩項：一般旱；重旱或大旱。

　　有三項情況可視為一般旱的標準：

　　一：連續一個月旱期，而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為負百分之八十以上；

　　二：連續二個月旱期，而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為負百分之五十至負百分之八十；

　　三：連續三個月以上旱期，而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為負百分之二十五至負百分之五十。

　　有兩項情況可視為重旱或大旱的標準：

　　一：連續二個月旱期，而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為負百分之八十以上；

　　二：連續三個月以上旱期，而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為負百分之五十以上。

　　資料來源：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著：《中國自然災害區劃研究進展》，北京，海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十四頁。

　　山東一九五九年就餓死了不少人，當時說是山東大旱。把死人歸罪於旱災。當時山東的乾旱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氣象資料表明，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全省平均降雨量為二百七十八毫米，比常年同期（三百六十毫米）偏少二十三％。即降水量距平為負二十三％。從表十五－－三中可以得知，負二十三％在一般乾旱線以下。而山東省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九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達負四十四％，屬一般乾旱，這時還在混亂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沒有餓死人。

　　高素華採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分析全國情況。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等於（某年降水量減四十年平均降水量）除四十年平均降水量乘百分之一百

　　他們採用全國分佈大致均勻的三百五十個站點一九五一－－一九九○年的降水資料。四十年平均降水量是一九五一－－一九九○年歷年降水量之和除以四十。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們繪出了一九五一－－一九九○年間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隨年代的變化曲線。曲線圖的縱座標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橫座標是年。

　　圖十五－－一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與四十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從圖中可以看出，一九六○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約為負三十％，為一般乾旱。其乾旱程度遠遠低於一九五五、一九六三、一九六六、一九七一、一九七八、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等年份。一九七八年的旱災遠比一九六○年嚴重，還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沒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八十％，是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一九五四、一九七三等年份。氣象專家將澇災分為澇、大澇兩個等級，連續一個月降水距平大於二百％，連續二個月降水距平大於一百％，連續三個月降水距平大於五十％為大澇。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只能算一般澇年。一九五四年澇災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

　　圖十五－－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一九九○年中國年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五十頁。

　　二．生長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四－－十月是農作物生長期（簡稱生長季），這個時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高素華等採用全國分佈大致均勻的三百五十個站點一九五一－－一九九○年的降水資料，製出了圖十五－－二所反映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從圖十五－－二中可以看出，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與年降水量距平變化曲線大體是一致的。由於各地區在不時季節降水量分佈不同，各地的生長季降水量距有所差異。但從總的趨勢上看，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這三年，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四十年來最小的幾年，遠遠小於一九五四、一九六五、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一九七八、一九八九等年份。從偏離幅度看，這三年是一個常態年份，不能說是大災之年。

　　圖十五－－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九九○年農作物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五十三頁。

　　三．年平均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有重要影響。我國氣象學者利用全國大體分佈均勻的三百五十個站點一九五一－－一九九○年的年平均氣溫的平均值繪出的全國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如圖十五－－三。可見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歷年來最大的，即年景比較正常。

　　圖十五－－三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四十一頁。

　　從此曲線可以看出，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氣溫偏離常年不是最大的，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降水生產力」（TSPn）和「氣溫生產力」（TSPt）都屬於「氣候生產力」。所謂氣候生產力就是以氣候條件來估算的農業生產潛力，即在當地段的光照、溫度、降水等氣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設作物品種、土壤肥力、耕作技術等作用都得到充分發揮時，單位面積可能達到的最高產量。這是自然條件影響糧食產量最直接的科學表述。降水生產力（TSPn）和「氣溫生產力」（TSPt）都有科學的公式來計算。由於過於專業，本處從略。

　　四．氣溫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TSPt）

　　農作物的自然生長力與氣候有關，主要是與氣溫和降水有關。從氣溫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上可以看到所選的年度與歷史平均水平的偏離幅度。偏離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圖十四－－四中可以看出，從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氣溫生產力的偏離不是最大的。

　　圖十五－－四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五十六頁。

　　五，降水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TSPn）

　　圖十四－－五

　　資料來源：高素華主編：《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五十九頁。

　　寫完了這一部分以後，我心裡還不踏實，想找高素華當面求教。高素華是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已退休。經多方周折，我於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在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採訪了她。一見面，就感到這是一位很有科學素質的女性。講話很客觀，不偏激。她說：「我們的研究沒有政治影響，是純自然科學研究。客觀情況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高素華一九六三年畢業於瀋陽農學院農業氣象專業。畢業後一直在國家氣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認為我的理解是正確的。她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在全國範圍內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旱災和澇災，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低溫災害。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三，用一百二十個水文站點的資料分析

　　金輝先生提供了一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一八九五－－一九七九）》，該表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像水文專家根據全國一百二十個水文站點歷年的水文氣象檔案資料編製的，逐年記錄了這八十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但金輝先生沒有提供資料來源，我無法用原始資料作進一步的分析。但我覺得金輝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錯誤。由於金先生的這一研究成果被人廣為引用，影響很大，我不得不得作出評價。

　　表十五－－三，部分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

　　一九五四年：

　　負二度站（澇）：四十一　負一度站（偏澇）：二十九

　　度站（正常）：二十六　一度站（偏旱）：十六

　　二度站（旱）：八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負七十九

　　全國平均指數：負．六百五十八

　　一九五六年：

　　負二度站（澇）：二十九　負一度站（偏澇）：三十三

　　度站（正常）：三十　一度站（偏旱）：二十

　　二度站（旱）：八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負五十五

　　全國平均指數：負．四百五十八

　　一九五七年：

　　負二度站（澇）：十五　負一度站（偏澇）：十七

　　度站（正常）：三　一度站（偏旱）：三十四

　　二度站（旱）：十九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二十五

　　全國平均指數：．二百零八

　　一九五八年：

　　負二度站（澇）：二十　負一度站（偏澇）：二十七

　　度站（正常）：三十五　一度站（偏旱）：三十

　　二度站（旱）：八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負二十一

　　全國平均指數：負．一百七十五

　　一九五九年：

　　負二度站（澇）：十三　負一度站（偏澇）：三十四

　　度站（正常）：三十五　一度站（偏旱）：二十五

　　二度站（旱）：十三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負九

　　全國平均指數：負．零七十五

　　一九六○年：

　　負二度站（澇）：十四　負一度站（偏澇）：二十一

　　度站（正常）：三十三　一度站（偏旱）：四十四

　　二度站（旱）：八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十一

　　全國平均指數：零．零九十二

　　一九六一年：

　　負二度站（澇）：十二　負一度站（偏澇）：三十六

　　度站（正常）：二十八　一度站（偏旱）：二十九

　　二度站（旱）：十五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一

　　全國平均指數：負．零八

　　一九六二年：

　　負二度站（澇）：二十三　負一度站（偏澇）：二十七

　　度站（正常）：三十八　一度站（偏旱）：二十二

　　二度站（旱）：十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負三十一

　　全國平均指數：負．二百五十八

　　一九六三年：

　　負二度站（澇）：十七　負一度站（偏澇）：二十八

　　度站（正常）：二十一　一度站（偏旱）：三十三

　　二度站（旱）：二十一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十三

　　全國平均指數：．一百零八

　　一九六四年：

　　：負二度站（澇）：二十八　負一度站（偏澇）：三十四

　　度站（正常）：二十五　一度站（偏旱）：二十五

　　二度站（旱）：八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負四十九

　　全國平均指數：．四百零八

　　一九六五年：

　　負二度站（澇）：六　負一度站（偏澇）：九

　　度站（正常）：三十　一度站（偏旱）：三十四

　　二度站（旱）：四十一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九十五

　　全國平均指數：．七百九十二

　　一九七二年：

　　負二度站（澇）：五　負一度站（偏澇）：十二

　　度站（正常）：二十六　一度站（偏旱）：三十五

　　二度站（旱）：四十二　一百二十個站點總指數：九十七

　　全國平均指數：．八百零八

　　資料來源：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北京，團結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十五－－四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況分為五個等級，即一度為澇，二度為偏澇，三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四度為偏旱，五度為旱。金輝先生將其中一些年度的數據進行了綜合整理。為了使情況一目了然，他將原表中的旱澇等級作了符號意義上的對應調整，即澇由一度改為負二度，偏澇由二度改為負一度。正常或旱澇相當的由三度改為度，偏旱由四度改為一度，旱由五度改為二度。其中（負二）度的澇和（正二）度的旱為水文氣象上的災害年度。表中的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趨近於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裡邊也包括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統計更接近於真實情況。

　　表十五－－四顯示，一九五九年總指數為負九，平均指數為負．零七十五，其中旱的二度站為十三個，它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康、萬縣、昌都；偏旱的一度站為二十五個。二度站、一度站合計三十八個。負二度站十三個。旱澇站合計二十六個，為總站五分之一強。

　　一九六○年總指數為正十一，平均指數為正．零九十二，其中旱的二度站僅八個，即大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一度站為四十四個。二度站、一度站合計五十二個，說明一九六○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多。澇的負二度站十四個。旱澇站合計二十二個，不到總站數的五分之一。

　　一九六一年總指數為負一，平均指數為負．零八，其中旱的二度站十五個即開原、朝陽、赤峰、同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重慶、銅仁、貴陽；偏旱的一度站二十九個。二度站和一度站合計稍超出總數的三分之一。澇的負二度站十二個。旱澇站合計二十七個，不到總站數的四分之一。

　　金輝認為，不論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二度和一度站、二度站和負二度站所佔的比例，也不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都可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一九五七年（總指數為正二十七，平均指數為正．二百零八）和一九五八年（總指數負二十一，平均指數負．一百七十五）更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超過正負．一，三年總平均指數為正．零三，這在《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一八九五－－一九七九）》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一九五四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負七十九，平均指數為負．六百五十八，僅澇的負二度站達到四十一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三分之一。而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二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分別高達正九十五、正九十七，平均指數分別為正．七百九十二和正．八百零八，旱的二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的三分之一，分別是四十一個和四十二個。

　　再看與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相鄰的兩個三年：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這六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復時期」。儘管這三年的氣像水文條件不如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復甦。金輝先生的結論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全國旱澇態勢相當正常。並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驚，所以可以說是風調雨順。

　　需要指出的是，金輝先生將每個站點的指數求出算術平均值，用算術平均值偏離「」的大小來判斷災情輕重，這種分析方法是錯誤的。假若某年有六十個「負二」（即澇），又有六十個「＋二（正二）」（即旱），即這一年又有旱災，又有澇災，應該是重災年，但求出指數算術平均值為「」，即沒有災情。由此得出「風調雨面順」的結論，顯然是違背事實的。「先旱後澇」或「旱澇相當」是不能抵消的，但這一平均，就抵消了。但是，這裡提供的二度站佔一百二十個站的比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我請高素華看了金輝先生的《風調雨順的三年》一文。高素華看後說：「我們搞農業氣象的不用水文站點的數據。水文數據和農業氣象數據不可比。水文數據對研究徑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來對農業氣象作出判斷。」她還說，旱災和澇災對農作物的影響不同，一度旱災和一度澇災是不對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點的旱澇度數進行數據處理是不合適的。高素華說：「我們氣象學者不用『風調雨順』這種帶有情感色彩的說法，我們只是用數據證明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二、蘇聯撕毀合同不是大饑荒的原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十月三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致電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表示蘇聯政府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蘇聯對中國增強軍事力量和經濟建設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過貸款方式為中國提供六十個師的裝備）。但是，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使毛澤東不快，毛澤東只能忍氣吞聲，不便發作。斯大林去世後中蘇關係出現了新的轉機。赫魯雪夫在新中國成立五週年時送給毛澤東的禮物：促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援華項目的簽字，歸還旅順海軍基地，出讓中蘇合股公司的蘇方股份，增加援建重點工業項目和軍事貸款，提供原子能反應堆和加速器等。約一萬八千人次的蘇聯軍事和技術專家來華工作。

　　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的主體是提供重點工業項目的整套設備和技術，據中方資料，整個五十年代與蘇聯簽訂協定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成套設備項目共計三百零四項，單獨車間和裝置六十四項。正是這些項目和設備，構成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框架。直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現代工業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領導層接連不斷地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赫魯雪夫為了戰勝其政治對手，積極調整對華政策，一再討好毛澤東。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批准了蘇聯高教部關於幫助中國進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滿足中國政府的請求，幫助在北京和蘭州組織教學，培養原子能專家。這年十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遠郊坨里地區興建一座原子能科學研究基地（代號為六百零一廠，一九五九年改稱四百零一所），並將蘇聯援建的反應堆和加速器安置在這個基地。以索洛諾夫和阿里柯謝夫為代表的蘇聯專家組與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一道，為基地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同年十二月，以諾維科夫教授為團長的蘇聯原子能科學家代表團訪華，向中國贈送了一批有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書籍。蘇聯代表團還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報告會，講授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項問題。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來與蘇聯代表團舉行的會談中，雙方討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原子能事業規劃大綱（草案）》。蘇聯科學家主動表示，蘇聯準備給中國核工業建設以全面援助。

　　此後兩年蘇聯的核援助進一步擴大。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中蘇簽署的協議規定，將鋪設從哈薩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蘭州的鐵路，以便向設在羅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實驗中心運送設備。同年八月十七日，中蘇兩國政府又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協定規定，蘇聯援助中國建設一批原子能工業項目和一批進行核科學技術研究用的實驗室。在這一基礎上，十一月十六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一次會議通過決定：設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改名為二機部），主管中國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機部制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求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在中國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業體系。一九五七年五月，著名的核物理專家沃爾比約夫率領十幾位專家來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此時已由中科院和三機部雙重領導）工作。沃爾比約夫專家組最初的任務是培養研究濃縮鈾和（左金右不）方面的中國專家，後來也負責指導反應堆的實驗。由於蘇聯專家的幫助，實驗性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相繼建成，並從重水反應堆中獲得了少量的（左金右不）。此外，通過教學和實驗，還培養了一批中國科學技術人員。儘管以後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為中國在一九六四年的第一顆原子彈打下了重要基礎。

　　中蘇關係的破裂是逐漸演變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至三月二十七日的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澤東不快。《人民日報》接連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這兩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點名地批評蘇聯二十大的作法。但中蘇關係並未像外界估計的那樣受到重要影響。一九五七年夏秋，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做出的譴責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魯雪夫則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的技術援助，中蘇關係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日，毛澤東率領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在蘇聯進行了長達十八天的訪問。毛澤東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

　　一九五八年夏天，赫魯雪夫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毛澤東提出與中國合作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這個提議觸動了毛澤東敏感的神經，他在尤金面前大發雷霆。赫魯雪夫不得不親自到北京向毛澤東解釋。毛不熱情接待，反而穿著游泳褲與不會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邊會見。在會談中，毛澤東拒絕了赫魯雪夫在中國建「長波電台」和與中國搞「聯合艦隊」的提議。但中蘇關係還是沒有破裂。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中蘇兩國簽訂協議，決定蘇聯在技術上幫助中國建設和擴建冶金、化學、煤炭、機械製造、木材加工、建築材料工業和電站，具體落實為建設和擴建四十七個工業企業。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採取的軍事行動引發了第二次台海危機。毛澤東事前有意向蘇聯隱瞞炮擊金門的決定。毛澤東此舉，一方面無視中蘇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蘇同盟以要挾美國，這令赫魯雪夫十分惱火。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蘇制薩姆－－十二地對空導彈運抵滿洲裡；前後共六套發射器、六十二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方還派了專家及一個導彈營前來一對一地教練中國官兵。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從台灣起飛的美制Ｕ－－二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使世界震驚。這是世界在實戰中用導彈擊落敵機的首例。那枚開創世界首例的導彈，正是蘇聯送的。蘇共對中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評態度，這使毛澤東十分不滿。因此，中國就大張旗鼓地批判赫魯雪夫的「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赫魯雪夫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大慶，在這期間，他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對美政策、中國和印度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發生了爭論。

　　大躍進、大煉鋼鐵、炮擊金門，使赫魯雪夫憂心忡忡。他更怕毛澤東得到核武器後在台灣海峽製造事端，把與中國結盟的蘇聯和與台灣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都牽進去，破壞蘇聯與美國搞緩和的戰略。兩黨決裂勢不可免。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一九五七年十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此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出現了半年有餘，顯然這次合同的撕毀不是大饑荒的起因。何況蘇聯這次撕毀的是原子彈的協議，不影響農業生產，也不會影響工業。而與農業有關的蘇聯援建項目－－洛陽拖拉機廠，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建成投產，達到了每五分十二秒生產一台拖拉機的設計水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報告說，在「一五計劃」中蘇聯援建的項目，在執行的過程中，由於若干項目合併建設，總數改變為一百六十六個。這些項目，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一百一十三個。從一九五九年開始，除了已經簽定協議的項目外，根據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後簽訂的兩次協議，蘇聯還將幫助中國進行一百二十五個企業的建設。

　　一九六○年三月，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還說，蘇聯一九五九年繼續給了我國巨大支援，對國民經濟繼續大躍進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六○年二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會議要求華沙條約締約國家支持蘇聯在裁軍、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張，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的方針。中國代表團的發言唱了反調，並且在中國報刊上發表了這個發言。在會議結束後的招待會上，赫魯雪夫喝了酒之後就開始罵人。他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即二月六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波斯別洛夫和外長葛羅米柯向中國代表團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的，對內政策是主觀唯心論；說中國代表團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是違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線。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對赫魯雪夫進行反擊，於是，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在一九六○年六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赫魯雪夫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突然襲擊」，對中國的內外政策和毛澤東進行了激烈的攻擊。中國共產黨也作出了激烈的回應。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六百個合同（專家合同三百四十三個，科技合同二百五十七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撤走在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名，並終止派遣專家九百多人。據中國官方宣傳，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了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撕毀的是專家合同和科技合同，與農業無關，而且撕毀合同是在一九六○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有餘。把中國的大饑荒歸罪於蘇聯撕毀合同顯然是違背事實的。

　　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到十二月八日，劉少奇赴蘇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三週年慶典，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兩國又簽訂了經濟合作和科學技術合作的協定。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沒有完全中斷。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國外貿部長葉季壯率政府貿易代表團赴蘇聯商談一九六一年中蘇兩國貿易問題，簽訂了中蘇兩國關於一九六一年貨物交換議定書。這次會談，還就處理一九六○年中蘇貿易業務上的中國欠賬問題達成了完滿的協議，同時還商談和簽訂了關於蘇聯借給中國糖的協定。葉季壯在蘇聯外貿部舉行的宴會上講話說：「由於我國最近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一九六一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一定的困難。但是，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蘇聯政府同意我們一九六○年貿易業務中的欠賬在今後五年內分期償還，並且不計利息。還提出不計利息現在借給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由中國以同等數量歸還。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

三、償還蘇聯債務也不會產生大饑荒

　　蘇聯對中國的貸款數量其說不一，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記載共有十一筆貸款，總額為五十六．七十六億舊盧布。原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著名經濟學家M．M．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蘇中經濟貿易關係史（一九一七－－一九七四）》一書中記載的貸款六筆，總額為十四．八百六十一億新盧布（折合六十六．一百一十七億舊盧布－－一個新盧布折合四．四十五個舊盧布）。而吳冷西在他的《十年論戰一九五六－－一九六六－－中蘇關係回憶錄》中轉引一九六○年七月中旬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數字：斯大林時期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一百五十六項，赫魯雪夫時期又增加了一百四十八項，共三百零四項。這些援助不是無償的，共一百五十二億盧布。到一九六○年，已經還了七十二億盧布，還剩七十九億盧布。北京大學沈志華教授利用中國和俄國兩方面的檔案文獻和相關史料，對蘇聯一九五○年代援華的貸款數額、用途及其條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結論是：一九五○年代蘇聯給中國的貸款應為十三筆，而不是十一筆，總金額大約是六十六億舊盧布，而不是五十六．七十六億。中方少算的兩筆貸款是忽略了一九五一年四月十日和九月十二日兩筆追加的軍事貸款，其原因可能是這兩筆貸款沒有簽訂協議，而只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電報中商定的。

　　蘇聯向中國提供六十六億舊盧布的貸款中，軍事貸款總計六十二．八十八億盧布，佔五十年代全部貸款的九十五％。其中，抗美援朝貸款在貸款總數中所佔比例大約四十八％。經濟貸款，如果不算一九六一年的三．二百九十六新盧布蔗糖貸款（合十四．六億舊盧布），則不到三．三億舊盧布。

　　表十五－－四，一九五○年代蘇聯給中國貸款的統計

　　單位：億（舊盧布）

　　序號一：

　　時間：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　協議金額：十二

　　實際使用：十二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十二（基本全部）

　　序號二：時間：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協議金額：十二．三十五

　　實際使用：九．八十六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九．八十六（九．八十六）

　　序號三：

　　時間：一九五一年四月十日　協議金額：三．四

　　實際使用：三．四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三．四（三．四）

　　序號四：

　　時間：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協議金額：六

　　實際使用：六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六（六）

　　序號五：

　　時間：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　協議金額：．七

　　實際使用：．三十八　經濟：．三十八

　　序號六：

　　時間：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九日　協議金額：十．三十六

　　實際使用：十．三十六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十．三十六（大約一）

　　序號七：

　　時間：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　協議金額：六．一

　　實際使用：六．一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六．一

　　序號八：

　　時間：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協議金額：零．零三十五

　　實際使用：零．零三十五　經濟：零．零三十五

　　序號九：

　　時間：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　協議金額：零．零八十八

　　實際使用：零．零八十八　經濟：零．零八十八

　　序號十：

　　時間：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　協議金額：五．二

　　實際使用：五．四十六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五．四十六

　　序號十一：

　　時間：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　協議金額：二．七十八

　　實際使用：二．七十八　經濟：二．七十八

　　序號十二：

　　時間：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協議金額：二．四十七

　　實際使用：二．四十七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二．四十七

　　序號十三：時間：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協議金額：七．二十三

　　實際使用：七．二十三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七．二十三

　　合計：

　　協議金額：六十八．七百一十三　實際使用：六十六．一百六十三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六十二．八十八（約三十二億）

　　經濟：三．二百八十三

　　資料來源：沈志華：《關於一九五○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二○○二年第三期

　　沈志華教授認為，傳聞中所說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他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卻發現了蘇聯為緩解中國的饑荒提供的援助的資料。一九六一年三月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蘇聯提出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一百萬噸小麥和五十萬噸轉口古巴蔗糖，但中國不要小麥，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三．二百九十六億新盧布。按協議，這些債務應到一九六五年全部還清。到一九六四年，中國提前一年還清了五十年代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一九六五年十月以前又還清了蔗糖貸款和貿易欠款。至此，中國還清了所欠蘇聯的全部債務。

　　中國提前還清了的債務，並不是蘇聯逼債，而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的。吳冷西在他的書中回憶道：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蘇聯以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反蘇文章為由，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毛澤東即於十八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大談自力更生問題。雖然蘇聯照會並未提出還債問題，毛澤東卻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賬。周恩來把賬算出來，說，按八十億盧布計算（即前面說的七十九億盧布），過去我們每年還五億，照此算需十六年才能還清。如果按八億計算，則要十年才能還清。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延安時期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決定，要爭取五年還清。於是，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我們欠蘇聯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零六億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八十九億新盧布，剩下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向蘇聯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中的一部分來提前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這裡引用的《人民日報》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只是摘要，沒有發佈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多少錢。在《政府工作報告》的全文中有這個數字：「不僅如此，這一期間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六十六．七億元，其中一九六一－－一九六四支出的為三十五．五億元，佔五十三％。」既然能夠用「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小兄弟，說明償還外債並沒有構成重大負擔，更說明償還外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當年中國的援外是「無私」的。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一九六○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在一九五八年就跟中國要了五十萬盧布。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中阿雙方在北京根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貸款協定》的規定，進一步簽訂了幾份議定書，並且交換了中國向阿爾巴尼亞供應糧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換文。根據上述議定書和換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意對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建設化學、冶金、電力、建築材料、輕工業等二十五個項目方面，提供成套設備和給予技術援助。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供應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械、糧食和其他商品。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二十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四百公斤，還遠超過中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當時阿共第二號人物）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國政要》裡回憶說：一九六二年，他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

　　中國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錢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黃油」變成了「大炮」。在大饑荒年間，中國的國防費用比償還外債的錢高出很多倍。這也說明還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表十五－－五：中國償還外債、對外援助和國防費用的比較

　　人民幣：億元

　　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

　　償還外債：六．八十　對外援助：十二．六十

　　國防費用：三百三十二．三

　　一九五六年：

　　償還外債：五．九十七　對外援助：四．零四

　　國防費用：六十一．二

　　一九五七年：

　　償還外債：六．零八　對外援助：四．六十七

　　國防費用：五十五．一

　　一九五八年：

　　償還外債：七．二十三　對外援助：二．七十六

　　國防費用：五十．

　　一九五九年：

　　償還外債：七．十一　對外援助：三．五十

　　國防費用：五十八．

　　一九六○年：

　　償還外債：六．七十三　對外援助：三．六十三

　　國防費用：五十八．

　　一九六一年：

　　償還外債：六．五十八　對外援助：五．十九

　　國防費用：五十．

　　一九六二年：

　　償還外債：六．四十二　對外援助：八．五十四

　　國防費用：五十六．九

　　一九六三年：

　　償還外債：二．八十六　對外援助：九．六十一

　　國防費用：六十六．四

　　一九六四年：

　　償還外債：．九十六　對外援助：十二．十六

　　國防費用：七十二．九

　　註：中國很多武器是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由民用工廠生產的。當時各省市都設有「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軍工動員」任務的落實。此外，一些重要的軍事科研項目由非軍事研究單位承擔，很多普通院校承擔了軍事院校的科研項目和培養人才的任務。「兩彈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來自國防經費。所以，表中的「國防費用」低於實際國防費用。

　　資料來源：歷年國家財政決算報告和《中國財政統計:一九五○－－一九九一》（財政部綜合計劃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

　　表十五－－五中的外援數字低於周恩來報告中的六十六．七億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資。從表十五－－五中可以得知，從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償還外債總額為十九．七十三億元。此數不僅是還蘇聯的債，還包括償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欠賬。同期外援數十七．三十六億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資）僅多出二．三十七億元；相當於同期國防費用一百六十四．九億的十一．九十六％。如果償還外債真的不堪重負，影響到食品供應，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點點資金變成「黃油」就行了。

【第十六章　大饑荒的禍根是這樣釀成的】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合稱為「三面紅旗」。這是一九五八年令中國人狂熱的政治旗幟，是造成三年大饑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饑荒的禍根。

　　然而，執政者多年來把這一禍根視為珍寶，從一九五八年到改革開放以前的一九七八年，對「三面紅旗」的態度是劃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忠與不忠的一個重要標準。

　　「總路線」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簡稱。它的文字表達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當時報刊宣傳說，「高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大躍進就是高速度的體現。所以，從思想認識上，總路線和大躍進是一回事。不過，總路線偏重於指導思想，大躍進偏重於行動，大躍進是總路線指導下的行動。

　　在五十年代，中國有兩個「總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之前，還有一個「過渡時期總路線」。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在一九五三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寫進了一九五四年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總綱，表明它有相對的穩定性。過渡時期總路線簡單表述為「一化三改」，即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那時認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務十年到十五年。也就是說，過渡時期總路線要管十年到十五年。結果，寫進憲法後的四年就被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取代，開始向社會主義邁進了。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國以後逐漸形成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到二十五日的成都會議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設搞得快一點

　　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都有一種思想傾向，總是過早地估計革命勝利的到來。人們稱為「急性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認為歐洲的革命危機迫在眉睫。列寧論證了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他曾想直接從當時的俄國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受挫以後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但他對共產主義的到來也估計過早。他在一九二○年《青年團的任務》中排了這樣一個時間表：「現在已經五十歲的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產主義了，那時候他們都死了。至於十五歲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按列寧的估計，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就宣佈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一九五二年又宣佈，蘇聯已處於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有急性病，這種急性病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他們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為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糾錯機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經濟上的市場制度能夠對所謂「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端」不斷自動地進行糾正。這正是他們認識上的盲點。這個盲點也造就了他們所設計的社會制度的根本缺陷：對市場的敵視和對民主的輕視。

　　舊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領導人迫切地希望盡快地改變中國的面貌，總想事情辦得快一點：快一點實行城市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快一點實現農業集體化，快一點發展農業、工業、教育事業和其他事業。但是，為了實現這種願望，領導人往往不顧客觀現實的可能性，認為只要大搞群眾運動，什麼事情都能辦成。由於缺乏民主的決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澤東的意見佔絕對支配地位。直接負責經濟工作的幾位領導人，知道很多主觀願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實際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不僅得不到自由表達，反而被指摘為「右傾思想」。毛澤東一批評右傾，多數人就附和，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瞭解實際情況的領導人，要堅持自己正確的認識，不僅僅是面對毛澤東的批評，也面對眾多人的批評。這樣，他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正確認識，轉而附和毛澤東，從而使毛澤東的認識更偏離實際。他更強調「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更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認為只要有了這樣的精神狀態，就能把事情辦好辦快。從這種指導思想出發，毛澤東一直批判經濟建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參加會議的有一百二十多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

　　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毛主席說：「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一下，要選擇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現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後於形勢的發展，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的路線．……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據上引資料，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還當場念了一幅對聯，表示對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的體會。上聯是：客觀可能超過了主觀認識；下聯是：主觀努力落後於客觀需要。他還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一九六七年糧食總產量一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按照現代的語言來說，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想搞「超越式發展」。對當時的中國貧困落後的現狀來說，誰都想「超越式發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發展」也可能成功。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又是輿論一律，當權力中心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只有一個方向的力量推動，只有一個方向的輿論作動員，只有「正反饋」，沒有「負反饋」。最高領導人只能得到他喜歡的信息。這就很容易把這種思路推向極端。按照劉少奇的上述傳達，毛澤東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批判的範圍涉及到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村通過集體化剝奪農民，限制農民的自由；在城市通過國有化剝奪民有企業，消滅民間的經營活動。這實際是從根本上消滅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僅希望經濟發展快一點，更希望消滅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也快一點。這樣做，哪裡還能實現「超越式發展」？

　　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定稿的毛澤東著作《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序言中還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糧食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一九五六年一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的稿子是經毛澤東審定的，「說明」指出，到一九六七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一萬億斤。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千億斤，增加二百％，即九千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一九六七年糧食總是量只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億斤，不到毛澤東提出的目標的一半。直到一九九三年才達到九千億斤。當時毛澤東講一九六七年糧食產量達到一萬億斤也是組織人算過賬的。不過，算賬時從好的方面想得多，從不利的方面想得少。這個綱要還規定，從一九五六年算起，五年到七年內，基本掃除城鄉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實卻是，二○○○年進行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是年中國文盲人口八千五百零七萬人，文盲率為六．七十二％。要說「冒進」的話，這個序言中的糧食指標「冒進」了近三十年，掃盲計劃「冒進」了一百年。所以，毛澤東後來說，他這篇序言，是「冒進」的罪魁禍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傾保守」的精神下達後，國務院各部也不顧各自的實際情況，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一九五五年夏季在北戴河匯報時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到一九六七年）的指標。如糧食計劃由六千億斤提高到九千五百億斤（加上大豆為一萬億斤）；棉花由五千六百萬擔提高到一億擔；鋼由一千八百萬噸提高到二千四百萬噸；煤由二萬八千萬噸提高到三萬三千萬噸。有的部乾脆把上述指標的完成時間由一九六七年提早到一九六二年。國家計委，作為全國經濟計劃的權威部門，本來有審查計劃、搞好綜合平衡的責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標報到國家計委以後，在政治高壓力氣氛中，他們怕人說自己「右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職責，不敢提出不同意見。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有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這個激動人心的計劃，毛澤東心裡更有底了。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的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一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開始，三十四個部委向中共中央匯報。這些匯報也是在批評「右傾保守」的政治氣氛下進行的，匯報的內容大多是毛澤東愛聽的。聽匯報時毛澤東很興奮，不停地插話，不停地鼓勁，說「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可以超過蘇聯」，說「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後來發表時改為「一窮二白」）這些插話向下傳達後，進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標的溫度。

　　毛澤東如此急於建成社會主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他要同赫魯雪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之後，蘇聯領導層幾經反覆，一九五四年赫魯雪夫終於取得了比較穩固的地位。但是，毛澤東看不起赫魯雪夫。朝鮮戰爭勝利以後，他的地位顯然提高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感覺。他雖然口頭上一再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但在內心想取而代之。而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兒」，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走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前面。毛澤東說要超英趕美，其實，他最想超的就是蘇聯。對毛澤東這一動機，李銳、沈志華的著作中都有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來帶頭反「冒進」

　　冒進，是指走得太快，不顧條件、不顧後果冒然前進。反對經濟建設上的冒進是一九五六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續到一九五七年初。反冒進的主要人物是國務院的一些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因為速度太高帶來了很多難以解決的難題。而這些難題必須由他們來解決。他們是實際工作者，他們更多地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他們是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這批人以後發展為中國的「務實派」的主力，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後的八十年代，他們成為左右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力量，對中國的命運起著決定性作用。這是後話。

　　在批判右傾思想的形勢下，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在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勢頭。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八）規定，五年內限額以上的基本建設項目六百九十四個，建成的四百五十五個，後來基本建設項目追加到七百四十五個，建成項目追加到四百七十七個。幾個月以後，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八百個，建成項目追加到五百多個。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設投資原來是一百二十一億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三十二％，後來又增加到一百七十億，一百八十億。基本建設項目一多，資金，鋼材，水泥，設計等方方面面都顯得十分緊張。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設項目。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感到「各方面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壓力很大。從他這個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很多部門正在做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他們商定把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一百八十億元壓縮到一百四十七億元。壓縮以後的這個數字還是比上一年增加了六十八％。

　　二月八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周恩來、陳雲還感到指標太高。但四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二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不同意毛的意見，說這樣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會帶來一系列困難。毛澤東最後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宣佈散會。會後周恩來找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很生氣。不久，毛就離開了北京。從五月起，周恩來從防止冒進轉向糾正冒進，五月十一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斷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共中央開會研究六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預算報告，決定經濟發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根據中央這個會議的意見，六月三日，財政部提交給政治局討論的預算報告初稿中，寫進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的文字。六月十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這個初稿。並指定胡喬木根據討論的意見加以修改。在政治局會議的修改稿中，明顯地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在這期間，又把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一百四十七億元進一步壓縮到一百四十億元。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起草《人民日報》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其中有這樣的話：「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面幹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間，下面的急躁冒進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綱要四十條一出來，各系統都不願意民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佈置工作，條條下達，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採取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這個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經過多次討論，經過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於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登出。在發表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上面批了四個字：「我不看了」。

　　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來勢洶湧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一九五六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基本建設、職工人數等方面還是增長過快，以致財政第一次出現了十億的赤字。在編製第二個一年計劃和一九五七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一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到二十七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八大」通過的這個政治報告實際是政治上的反冒進。報告中有兩個估計：

　　一個是對階級關係的估計：「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在上述估計的基礎上，對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

　　在「八大」上通過的、周恩來作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強調「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個表面上兩面都反的說法，在當時就是反冒進。

　　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和毛澤東的認識有些不一樣。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澤東必須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八大」的決議。否則，他只能辭職下台。但是，中國是一個王權思想影響很深的國家，制度構架已經把毛澤東放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極其穩固。毛澤東是不會允許臣下違背他的意願的。他對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不滿，對「八大」的決議不滿。他不僅要對反冒進進行還擊，還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針和路線。在這個制度條件下，他有力量做這件事。他在等待條件和時機。

三、毛澤東批評「反冒進」

　　批評反冒進的條件終於有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經過去，國內的反右派鬥爭已經結束，「一五」計劃完成，農村出現了冬季農田水利建設的熱潮。毛澤東開始反擊了。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高調講話。他說：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請大家研究一下。還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就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則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促退，我也沒辦法……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聯盟。

　　毛澤東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國民黨、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這是具有很大殺傷力的說法。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毛澤東轉向了政治。他不動聲色地否定了「八大」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他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一個人輕而易舉地推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堅持，沒有遇到一點阻力，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點民主氣息，可見在他身邊工作的「戰友」們都是他馴服的臣下。既然黨代會的重大決議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見都會被他的臣下附和，並奉之為金科玉律。

　　而就在這次會上，在毛澤東講話之前，周恩來還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毛澤東話音一落，原來主張反冒進的人噤若寒蟬，再不敢說反冒進了。

　　毛澤東推翻「八大」決議中的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重要判斷，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在領導幹部中是有基礎的，黨的幹部大多數是階級鬥爭的專家，一提起階級鬥爭就十分興奮，就會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為。毛澤東舉起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把刀子，為一九五八年以後壓制不同意見，準備了武器。

　　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後，於十一月十三日，又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把批評反冒進的問題向全民公開。這篇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說，「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為農業發展綱要是『冒進』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次會上，他受到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啟示，提出超英趕美的問題。十一月六日，赫魯雪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佈，在以後的十五年中，蘇聯不僅能趕上，並且能夠超過美國目前的主要產品產量。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雪夫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鋼二千萬噸，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萬噸。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毛澤東設想一九七三達到四千萬噸鋼的產量，實際上，中國的鋼產量直到一九八三年才達到四千萬噸。毛澤東提的指標「冒進」了十多年。但是，毛澤東的這一重大設想事前和事後都沒有經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討論和分析，沒有組織專家論證，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佈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那時認為北京空氣沉悶，華東空氣活躍，想用地方促中央。他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離京，到華東住了一個月。在此期間，他通過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國內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報》上公佈於世。這兩位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思想跟得緊，跟得快。緊接著是杭州會議。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和一月四日，毛澤在杭州會議上發表了兩次講話。他用安徽一個冬季就挖了十六億方土，超過七年的土方數量的事例（這是一個假數字，本書「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紹），說明原來的計劃太低了，太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他還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傾。一九五六年工業增長了三十一％，沒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他要求各地開展比賽。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開黨代會再比一次。省與省比，縣與縣比，社與社比。比輸了活該。他說，上海提要有幹勁，很好。《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人民日報》要轉載。他還說，趁熱打鐵，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斷氣，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氣去破壞。

四、南寧會議：毛澤東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五十米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毛澤東到了廣西的首府南寧。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召開南寧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別墅裡召開的。這座別墅是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這個會把批評反冒進推向了高潮。

　　為了批評反冒進，會上把周恩來、李先念一九五六年有關反冒進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作為參考材料印發給與會者，作為批評反冒進的「靶子」。在印發到會上的《人民日報》社論前面，毛澤東在文章上劃了很多橫線、波線、豎線、三角，加了很多批語：「庸俗的辯證法」、「尖銳地針對我」、「既然幹部走至了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批了右沒有？」、「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等。他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裡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麼要看？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評。」他說的序言是毛澤東為《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作為南寧會議批判材料的還有周恩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屆二次會議上《關於一九五七年計劃的報告》的節錄。

　　一月十一日晚，毛澤東先從「紅」與「專」講起。他強調「又紅又專」，「紅」是指政治好，「專」指業務好。他說，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要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鑽到那裡面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

　　他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洩氣就不得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十個指頭中有一個指頭生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這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條綱要，三是促進委員會。這些屬於政治問題，而不是屬於業務。

　　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六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面的反冒進。

　　「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毛澤東常用的說法。在以後的幾年中，這個說法成了各級領導人掩蓋工作中缺點錯誤的借口，誰揭露工作中的問題，就說誰沒有分清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就說誰「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講到這裡，他回答「右派」對他的指摘：

　　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未來」。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畝產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二十年經驗，只給我們留下四萬噸鋼。我們不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什麼希望？偏聽偏信，不偏聽不可能，問題是偏聽資產階級還是偏聽無產階級。有些同志偏得不夠，還要偏。不愛古董，這是比先進還是比落後的問題。古董總是落後一點嘛！一般是後來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對陳銘樞和張奚若等的這種不同看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反駁過多次。對「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有什麼不好？」

　　在一月十二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發表了《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說：「為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五十米。」這是說周恩來的。這一天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三批外賓。十三日，周恩來一到南寧，就嗅到會議不同尋常的氣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準備。

　　一月十三日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劉少奇談話，直到深夜。十六日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大加稱讚。這是柯慶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黨代會上作的報告，毛澤東曾作過修改，並要《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毛澤東說：「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他問周恩來：「恩來同志，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看到毛澤東的目光，周恩來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聽了毛澤東的話，周恩來和幾位副總理坐臥不安。

　　在南寧會議上，柯慶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王任重在會上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陶鑄表示「要趕上柯老」。對反冒進的批評，使會上氣氛很緊張。李先念緊張得睡不著覺，吃安眠藥。大家心裡納悶：這到底批評誰？劉少奇說，主席是批評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澤東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談話，明確講批評主要是指陳雲的（陳雲沒有參加南寧會議）。一月十九日，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一次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凌晨一時結束。不知周恩來是顧全大局還是以退自保，在這次會上主動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一個問題、一段時間（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在毛澤東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係，成了君臣關係。周恩來主動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經常放棄自己的看法順從毛澤東。周恩來的順從，更使毛澤東的認識沿著錯誤的思路繼續發展。南寧會議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周恩來被毛澤東壓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結束以後，他決定辭職。到目前為止，研究者還沒有看到周恩來寫的辭職報告，也沒有看到別人記錄下他的口頭辭職報告。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進行討論，同時討論還討論彭德懷的「不擔任國防部長」的辭職要求。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報告，主要講要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為《工作方法六十條》，在這個文件中，要求各級領導對經濟指標實行「兩本賬」制度：「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佈；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佈。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須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這樣，從中央到省、地、縣、鄉，上級的期望完成賬變成下級的必須完成賬，各級計劃層層加碼便成了正常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標不高，層層加碼到了基層，也變得極為沉重而難以實現了，何況中央還不斷提出高指標？由此而給基層幹部帶來的巨大壓力，成為「高指標」、「浮誇風」也就難免了。

五、成都會議：總路線已有雛形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召開的成都會議，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只請部分省委書記到會。會址是成都金牛壩賓館。會議三月二十六日結束。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始終處於興奮狀態。在十八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匯報時不斷插話外，一連發表了六次長篇講話。參加會議的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真可謂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成都會議是在南寧會議一個月以後，由於南寧會議的貫徹，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訂計劃，再次提高原來的指標，並紛紛上書毛澤東表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報告說：

　　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指示，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能不能躍進、敢不敢躍進的問題，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論」，粉碎了「反冒進」（就是反躍進）的觀點，以最鋒利的馬克思主義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乘風破浪，躍進再躍進。

　　成都會議和南寧會議的基調一樣，批評反冒進，鼓勁，為形成「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繼續統一思想。看到大躍進的潮頭已起，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也不是完全講一面話，他大講辯證法，也講了不要指標太高，要留有餘地的話。但他總的精神是鼓勁，他的另一面的話就被人們理解為策略性的。

　　他說，兩種方法比較，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個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還是採取冒進。他強調「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好？」很明顯，冒進是轟轟烈烈，反冒進是冷冷清清。在成都會上，毛澤東反覆講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幹。他特別鼓勵年輕人敢想敢幹。他舉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說明「自古以來，創新思想、學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他還號召人們要敢於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膽地創新。「一切正義的、有生命的東西開始都是違法的」。毛澤東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這些話傳達到基層以後，一大批無知的年輕人，在大躍進中為所欲為，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務而不顧其他，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壞力量。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到要躍進，但不要空喊，要有辦法，有措施。否則，指標很高，實現不了。他說，有的高指標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但無大害處，屁股不要打得那樣重。現在不是去潑冷水，而是提倡實報實說。他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毛澤東要求，要宣傳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如何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

　　毛澤東沒有料到，他要求宣傳「豐收例子」，引發了各地大放「衛星」，都變成了浮誇的典型。對這些浮誇典型，人們又不敢「潑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終於成了危害極大的「浮誇風」。

　　在「氣若長虹，勢如破竹」的毛澤東面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

　　他附合毛澤東的想法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於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到底應當多快呢？現在還難以預料，從當前來看，右傾保守還是主要的。」

　　三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又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查。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了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反冒進的錯誤在於將一個指頭當作多個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制、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毛澤東的兩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見也就完全可以暢通無阻了。在劉、周之下的官員們也都作了檢查。三月二十一日，陳雲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用理論的語言把毛澤東的想法「科學化」，還提出「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陶鑄在三月十八日的發言中提出解決「搞社會主義的立場問題」，他舉例說，合浦專區縣以下幹部大概有八十％的幹部搞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毛澤東插話說，這個問題全國也沒有解決。陶鑄表白說「前兩年反冒進，我沒有反，我是被反的」。三月十九日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在會上受命與沒有到會的河南、湖南兩省聯繫，顯得不同於一般省委書記。他的發言，不僅講湖北，還講河南。他說：「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農業也好，工業也好，發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們在平常情況下能估計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產確實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麥收要比去年增產五十％－－七十％。」「一個禮拜一個縣就車子化了，群眾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說：「我們沒有反冒進，我們查了報紙、會議文件、記錄，從全年看，省委總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會議上，所有反冒進的人都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全都向毛澤東臣服；沒有反冒進的或被反的紛紛表功。與會者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討好毛澤東，並且把他的想法向更為極端發展。

　　成都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將它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之為「總路線」。在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一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處理。」

　　成都會議通過的三十七個文件中，其中之一是《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這個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會議把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次會議上，三月十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誰的權力最大，誰就代表真理，最高領導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澤東說要崇拜真理，實際就是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借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按照他的邏輯，獨裁是合理的。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他人積極表態效忠。三月十八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應當把必要的權威同個人崇拜區別開來，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沒有權威是不行的。」陳伯達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一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思，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贊成，錯誤的主張反對。」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其他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對毛澤東大加讚揚。有的說：我們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譽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有的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

　　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攻擊還沒有停止。四月上旬，毛澤東在武漢主持了一個匯報會，田家英後來說，武漢會議是成都會議的補充。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批評反冒進。四月五日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來了個反冒進，搞得人不舒服。這個挫折有益處，教育了幹部和群眾，是反面教育。因為受了損失，是個馬鞍形。反冒進是兩個高潮中的低潮。四月八日，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匯報時，毛澤東插話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好些。對「穩妥派」的辦法就是到了一定時候提出新的口號，使他們無法穩。「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毛澤東還說，還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要刮颱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在大躍進期間，「觀潮派」、「秋後算賬派」的帽子滿天飛，都是從這裡「批發」出去的。

　　毛澤東並不是偏執狂，看到大躍進潮頭已起，他還是講了一些冷靜的話。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告誡報紙不要動不動就宣傳什麼「化」，如「綠化」，「水利化」，還講到「做事要留有餘地」。但是，由於整個制度沒有制衡力量，沒有負反饋，毛澤東這些冷靜的話，被人理解為這是方法問題、策略問題，他的思想實質還是要「化」，還是要把勁鼓「足」，「充分」調動一切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形成過程中有這樣一種現象：黨的領袖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全黨緊跟，並且通過輿論工具在全社會造成一種巨大的聲勢。在幹部隊伍中難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極端的人，而這種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專制制度下必然現象。領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極端。這時，領袖又出來說話，成為糾偏者，他顯得比別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從本質上」理解他的這些「清醒」、「英明」的話，還是沿著原來的傾向走下去。在領導人眼中，走極端的人和不緊跟他的人相比，前者還是可愛一些。「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還說走極端的人有「樸素的階級感情」。下面的人深知這一點，所以，領袖這些糾偏的話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會議：總路線終於形成

　　在一個黨單獨執政的情況下，這個黨必須團結一致，必須統一思想。當然，思想只能統一在領袖的思想上去，團結只能團結在領袖周圍。凡是與領袖不一致的，只能放棄自己的看法，服從領袖。如果個別領導人和領袖公開對抗，那就是「分裂黨」。「分裂黨」是十惡不赦的罪名。劉少奇、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百依百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過八屆三中全會、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大躍進的勢頭已定。毛澤東高速度發展戰略已被全黨所接受。在成都會議上總路線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現在需要開一次黨代會，把總路線確立起來。這就是八大二次會議。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半年前開了一個八屆三中全會，現在又要開八大二次會議。這兩個會有什麼不同呢？八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八大二次會議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者是中央委員會，後者是全國代表大會。從法律地位上看，後者高於前者。八大二次會議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開的。會上聽取並討論了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聽取並討論了鄧小平的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聽取了譚震林作的關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說明；增選了中央委員。

　　劉少奇的報告接受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對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正式否定了八大的決議。報告嚴厲批評了「反冒進」，指摘反冒進造成了生產建設上的「馬鞍形」（即一九五七年低於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全面闡述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闡述中，劉少奇特別強調速度，要求「盡可能地加快建設」，以以論戰的語氣尖銳地批評了「有些人說，提高建設速度會使人們過度緊張。」、「有些人懷疑多快好省的方針會造成浪費。」、「有些人擔心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會在經濟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懷疑農業生產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長。」等對高速度懷疑態度。劉少奇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說：

　　有人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說得正對！難道我們能夠不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嗎？難道我們應當好小喜過，絕功棄利，安於落後，無為而治嗎？

　　劉少奇在報告中要求各級領導「真正地能夠站在群眾的前面，運動的前面」，對群眾的熱情「應當十分愛護，絕不允許向群眾潑冷水。」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講話四次，在五月八日的第一次講話中，他廣徵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講解放思想，無所畏懼，講年輕人勝過老年人，講學問少的勝過學問多的，講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講這些的目的還是超英趕美。會議期間，他在一份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幹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毛澤東當時可能沒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後變成了全民破除科學；他提倡的「敢想敢幹」變成了全民的蠻幹，胡幹；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後變成「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狂想；他說的「高貴者最愚蠢」成了打擊專家、學者的根據。

　　在五月八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揚歷史學家範文瀾的文章《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毛澤東這時站了起來，說：「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時林彪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反駁林彪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毛澤東在五月十七日的講話主要是講國內外形勢。在講到農村有人叫沒有糧、油、布時，毛澤東說：

　　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糧油布都沒有了？柯慶施同志給我講過，在江蘇做過一次統計，一九五五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三十％鬧得最凶，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他們是哪些成份呢？這些幹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農，或者先是貧農、下中農，後來上升為富裕中農的。所謂喊農民苦，就是富裕中農苦。富裕中農想存糧，不想拿出糧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下邊這樣叫，地、省、市、中央沒有人叫嗎？沒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農村的影響嗎？問題是你站在哪個立場上看問題。是站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還是站在富裕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

　　毛澤東這段話堵住了幹部的嘴，誰要說農民沒有糧食吃，誰就是站錯了立場。如果一個幹部犯了立場問題的錯誤，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一九五八年冬天以後的三年大饑荒中，明明農村沒有糧食，很多幹部不僅不為民請命，反而還說農村有糧，原因就在這裡。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不止一次講過這樣的話。

　　講到「準備對付災難」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講到：

　　假如黨分裂，要亂一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高崗、饒漱石那樣不顧大局，黨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會出現不平衡。當然最後還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黨代會代表，特別是中央委員更要注意，要顧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栽跟頭。凡不顧大局搞分裂的，有什麼好結果？……高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顧大局鬧分裂有什麼好處？不應當鬧分裂，鬧分裂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這裡警告對總路線持懷疑態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沒有好下場。周恩來徹底投降了，沒想到一年以後又跳出個彭德懷出來「搞分裂」。這段話為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埋下了伏筆。對於反冒進的批評，在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已經很徹底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批評火力不減。周恩來、陳雲再一次作檢查。陳雲在檢討中說「反冒進的錯誤是看不見和低估了當時群眾生產高潮的偉大成績，是誇大估計了當時財政和市場的緊張情況。」「如果不是得到毛澤東的及時糾正，聽任這個錯誤發展下去，必將使命我們的事業受到很嚴重的損失。」周恩來在五月十七日的大會發言中說：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采，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蹟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反冒進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接著，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作深刻的檢查，還把反冒進的錯誤同右派進攻聯繫起來。他又以現身說法的方式，把話題轉到對毛澤東的歌頌上：

　　中國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

　　周恩來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在其他人的發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澤東，整個會上對澤東的歌頌聲不絕於耳。陶鑄在發言中不僅歌頌，還要求全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說：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須在全黨廣泛地深入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幾年來，我們的學習有教條主義偏向，過分強調學習外國的經典著作，而忽視了學習主席著作，這是不對的。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好的教科書。……毛心席的著作不僅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偉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設勝利的偉大武器。

　　人們普遍認為，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實際上，陶鑄比林彪早了好幾年！讀者可以對照一下，林彪幾年以後說的話和陶鑄的話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鑄的專利權？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在專制制度下，爭相向皇帝獻媚、爭相邀功取寵，本來是正常現象。這是在專制制度下的必然現象。

　　王任重發言的題目是《如何領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從六個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頗有新意的是「大辯論，大字報，大檢查」：「幹什麼，辯什麼，哪裡不通哪裡辯，方式靈活，田邊地頭，床頭灶頭，會內會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間，都可以辯。一場辯論之後，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後保守容易克服，先進經驗好推廣了。」王任重這個「發明」很快在全國推廣，辯論會實際是批判鬥爭會。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倡的「插紅旗」「拔白旗」風行全國，不知多少說真話的人被摧殘在「大辯論」和「拔白旗」之中！

　　柯慶施的發言內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繪了十五年以後的美好情景：人人知書識理，大家都能讀《資本論》，大家都懂得高等數學。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斷子絕孫，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共產主義的最後建成，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是驚人的一致。從五月八日開始大會發言，口頭髮言一百一十七人，書面發言一百四十人，都表示完全擁護這條總路線。國務院有關部委的發言不僅完全支持總路線，還把已經很高的指標，再進一步調高。

　　五月二十三日，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在這次會上，大躍進已經開始。思想一旦統一，經濟官員們急忙把總路線落實到具體建設指標之中。國家計委負責人李富春的發言題目是《趕上英國，再趕上美國，第二個五年計劃是關鍵》，他把超英趕美的設想一一落實到令人振奮的指標數字上。這些指標得到了大會批准。他說：「一九五八年的形勢完全說明，第二個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躍進的。」

　　中央各部門唯恐說自己落後，他們的躍進指標又遠遠高於國家計委的指標。冶金部長王鶴壽的發言題目是《十五年趕上美國》他說，明年鋼產量達到一千二百萬噸，一九六二年達到三千萬噸以上，一九六七年達到七千萬噸以上，一九七二年達到一．二億噸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鐵道部長滕代遠在發言中提出了十五年內修建十二萬公里鐵路的安排。農墾部長王震發言提出十年內開荒三億畝。沒有大會發言的部長們也向大會提交了本部門大躍進的報告。交通部黨組的報告是：《全黨全民辦交通，水陸空運大躍進》；紡織部黨組的報告是《在五年內紡織工業主要產品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林業部的報告提出五年內把十五億畝荒山全部綠化……。

　　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又把中央部門的指標分解到各自的省。為表示自己緊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標。省委書記們競相向毛澤東表示效忠，你的指標高，我比你還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還要快。這些指標，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實際，除了毛澤東以外，是沒人有敢提出質疑的。

　　中國有句古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在專制制度下，下級官員迎合上級的情形。一九五八年的情況也是如此。處在一層一層的權力階梯上的官員們，總是把最高層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極端。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除了進一步鼓吹大躍進以外，又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有些中央領導人說：黨的這條總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本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光輝範例，同時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學說的新發展。」「擁護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擁護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這句話聽起來有點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這恰恰是殘酷的現實！

　　八大二次會議後，毛澤東意猶未盡。他對「躍進」這個詞兒不停地玩味和欣賞。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五月二十五日，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彭真送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躍進」一詞是這篇社論最早使用。毛澤東立即揮筆寫了一段話，稱讚最早提這個詞兒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詞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時

　　其實，周恩來使用「躍進」一詞比這篇社論早一百四十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兩處使用「躍進」這個詞。周恩來看了毛澤東表揚《人民日報》社論，好像自己的專利權被別人侵犯了一樣，連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送給毛澤東，並標明「躍進」這個詞在第九頁和第十四頁上。同時為自己反冒進的錯誤辯解，但辯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謙恭的，對自己首先發明「躍進」一詞的估價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現將政府工作報告單行本送上。在第九頁和第十四頁上提到一九五六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

　　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一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一九五六年建設是「冒進」的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到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四十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從量到質的躍進。我在這次黨代會上發言，說那是「開始覺醒」，經過三中全會，杭州、南寧、成都、三次會議的整風，和接觸了一些群眾的實際活動，才真正認識到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正確和力量。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因為我在這半年多的整風中思想並無牴觸，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認識的落後。

　　這也足以說明為什麼我在政府工作報告發表後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對一九五六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的估計並不能起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必須在《人民日報》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二月十二日兩篇社論根據三中全會主席宣告的精神進行號召，才能起動員輿論、促進運動的作用。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個真理，單單選詞相同，這是形式問題，主要看立的什麼旗，破的什麼邪。《人民日報》兩篇社論立的是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大旗，破的是反「冒進」而「促退」的邪氣，所以能夠提綱挈領、勢如破竹地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認為，《人民日報》這兩篇文章有同樣的價值和功勞。

　　周恩來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夜

　　看來，「功不在禹下」應是周恩來，而不是人民日報社論的作者。為了不埋沒周恩來最早使用「躍進」這個詞的功勞，毛澤東把周恩來送給他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信件發給到會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發給到會各同志

　　毛澤東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

　　功過已經分明，思想已經統一，總路線已經確定。全國很快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總路線的熱潮。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全國所有的報紙按同一口徑發表文章。文藝界也開足了馬力，全國每一個角落，頌揚總路線的歌聲如潮：躍進，躍進，再躍進！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陳雲那時也不受重用，國務院很多工作就轉到書記處。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的權力樞紐。在「三面紅旗」方面，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大躍進時期許多決策，都出處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不過，「大躍進」的問題暴露以後，鄧小平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但他還堅持對「三面紅旗」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物對鄧小平大躍進這一段時間的情況極力迴避。

　　從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在一年半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上，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都從比較實際向錯誤的方向轉變：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不顧實際條件強調高速度發展。在這個向錯誤的方向轉變中，毛澤東無疑起了主導性作用。但是，從制度層面看，中國共產黨內不僅缺乏一種對主要領導人的糾錯機制，還有一種把領導人的認識推向更加錯誤的機制。當時毛澤東的確有點頭腦發熱，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在實際工作中已經發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偏差，並在實際中進行了糾正（反冒進）。但是一旦毛澤東堅持己見，糾偏的人放棄了糾偏，反而附和毛澤東。其他的人不僅不支持糾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澤東一邊，把毛澤東的錯誤認識更推向極端。為什麼沒有糾錯機制？這是專制制度固有的缺陷。一九五八年指導思想的錯誤，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而是制度性錯誤。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要瞭解人民公社是怎樣出現的，就得瞭解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中國官方一直稱農業集體化為農業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農業合作化和農業集體化混為一談。其實，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礎上的互惠互利，後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發達國家至今還有合作制的事實來為中國合作化辯護，實際是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既然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殘酷剝奪，集體化過程勢必也是殘酷的、強制的。人民公社是集體化制度的發展，是對個人利益的進一步否定，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當然也是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一、毛澤東掀起農業集體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產生於十九世紀初的西歐。當時，資本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出現了經濟危機等一系列社會弊病，當時一些知識分子激烈地批判這個制度，認為這些問題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十九世紀初，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沙利．傅立葉（一七七二－－一千八百三十七）發表了《論家務農業協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來社會應建立和諧的社會制度和「法郎吉」（來自希臘語「隊伍」一詞phalanx 的英文phalange，意思為嚴整的步兵隊伍）的設想。

　　沙利．傅立葉認為，「法郎吉」是和諧的社會組織，有組織的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它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工業，是工農相結合的合作組織。他還設想，每個「法郎吉」佔地一平方英里，用招股的辦法募集股本組成。「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勞動、資本、知識進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勞動佔十二分之五；資本佔十二分之四；知識佔十二分之三。不同「法郎吉」之間存在商品貨幣關係，但商業由行政壟斷，不准私人經營。

　　繼沙利．傅立葉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後，由法國人畢薛（philippe Buchez,一七九六－－一千八百六十五）倡導，極力鼓吹勞動者應從資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並應組織勞動者自己的合作社。他還親自指導了一個木工生產合作社。

　　英國醫生維廉．金（Dr Willian King,一七八六－－一千八百六十五）認為合作組織是窮人自救的好辦法。土地是一切財富之母，勞動是一切財富之父，勞動者必須聯合，才能免受剝削。他於一八二八－－一八三○年間，主辦發行了一個名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二十八期。

　　英國人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一七七一－－一千八百五十八）是合作社的第一個實踐者。歐文設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生產和消費組織。其成員除了個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東西都是公有財產。全民從事農業生產，但農業和工業生產相結合，每個合作公社是一個由農、工、商、學結合起來的大家庭。全體成員都分配與其年齡、特點相適應的工作，各盡所能，「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合作公社設立公共倉庫，社內成員都可以從公共倉庫裡領取民需要的東西，按需分配。

　　一八四二年，歐文傾其所有，帶領他的四個兒子和英國的信徒們，一同到美國的印第安那州進行「合作公社」試驗。他購買了三萬英畝土地，建立了一個合作示範區，取名為「新和諧公社」（New Harmonig）。在《新和諧公社的組織法》裡規定，「我們的原則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別和地位，權利和義務一律平等……財產公有。」「社員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公社管理人員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並組成理事會。理事會定期向社員大會報告工作情況。」歐文的搞了四年宣告失敗。他為此付出了四萬英鎊，這幾乎是他的全部財產。

　　馬克思主義者對歐文的試驗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他們認為不採取革命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歐文失敗的根本原因。所謂沒有採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沒有掌握政權，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不能控制和調動全社會的資源來做這件事。毛澤東等就不同，他們掌握了政權，利用政權的力量可以強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可以動員，利用手中的物質資源，可以逼農民就範。先驅者的理想無可厚非，但是，用強權來推行一種理想，就會造成災難。為了推行某種理想而建立的強權制度，就會把更多的人置於這個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國實行土地改革以後，一些能力強的人買了大型農具，有的置了車馬，還有的雇工。比較弱的農戶開始出賣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農民得到更多的土地。一九五○年，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提出，要使多數農民豐衣足食，必須讓農民由個體向集體發展。劉少奇認為，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沒有機器工具，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毛澤東很讚賞高崗的意見，對劉少奇的看法不滿。這是一九五四年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一個原因。

　　土地改革以後，農戶出現富裕和貧困現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斷定兩極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土地改革以後，農村階級變化不是向兩極分化，而是向中間集中的中農化趨勢。據一九五四年對二十一省一萬四千三百三十四戶農家的調查，中國農村階級構成的變化是：土地改革結束時，貧雇農佔總戶數的五十七．一％，到一九五四年末下降為二十九％，中農由三十五．八％上升到六十二．二％，富農由三．六％下降到二．一％。

　　為了解決農業集體化過程中依靠大多數的問題，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將中農劃分為上、中、下三等。從中農中劃出的下中農，加上貧農，佔農村總人口的六十％到七十％，這個農村的大多數，就當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農，就被看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異己力量了。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共山西省委為了防止兩極分化，曾想試辦土地入股的農業合作社，合作社實行按勞分配為主，並把這個意思向華北局寫了報告。這個報告由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副書記劉瀾濤轉給劉少奇。劉少奇認為，現在搞集體化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合作社。

　　七月，毛澤東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們，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澤東還讓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他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發展為合作社的觀點，批評了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制基礎的觀點。

　　九月，毛澤東倡議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十月十七日，毛澤東轉發了高崗十月十四日的關於東北互助合作的報告，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春夏，農業合作社發展到九萬多個。到一九五五年底，有七千多萬農戶入社，組成了一百八十四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其中高級社二千九百多個）

　　其實，防止兩極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個理由，甚至只是作為動員群眾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要實行計劃經濟，糧食必須掌握在國家手裡。當時農村自耕農有一億一千多戶，居住分散。任何一個政府都無力掌握這個分散而龐大的群體，都無法一家一戶地徵購糧食。沒有合作化，統購統銷也無法實施。一個政府不能面對千萬根頭髮，把它梳成辮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個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農民的生產、生活、思想全都納入政府控制之下，集體化就可以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是共產黨的專長。

　　在一九五三年那一段時間的初步集體化過程中，很多地方出現強迫農民入社的情況。河北省大名縣五區堤上村的兩個合作社，發展社員時，在街上擺了兩張桌子，村幹部向群眾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你走哪條，要走社會主義的就在桌子上簽名入社」，「咱村就這兩個社，不入這個入那個，反正得入一個」。文集村幹部在群眾大會上講「誰要不參加，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金南村葉洪善社共一百二十七戶，最少有半數不是自願入社的。社員張得榮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間掉淚。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縣，糾正了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後來毛澤東批評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浙江省吳興縣善連區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會上，縣委宣傳部長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們一樣！」由於強迫入社，農業社很不穩固，當時農村工作部和各省壓縮了一些條件很差的農業社。這就是毛澤東說的「一九五三年解散合作社的錯誤」。

　　一九五五年夏天，浙江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五萬三千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問題。有的縣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說誰不入社就要像鬥爭富農一樣鬥爭誰。有的地方宣佈：「入了社可以少派糧食徵購任務，不入社多派。」全省徵購糧食五十一億斤，佔總產量的三十八％。因此，全省耕牛減少五萬七千多頭，豬減少三分之一，羊減少二分之一，賣傢俱、吃種子糧、逃荒賣子女，老弱餓死的情況開始出現。

　　為了幫助浙江省做好農業社的整頓、鞏固工作，三月下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和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的譚震林，邀請浙江省委書記江華，開會作了研究，並將研究意見寫成《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於三月二十五日，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名義，用電報發給浙江省委。《意見》說：你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過猛，步子邁得過大過急（由千分之六發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據此，特建議你們對合作社數量分別地區進行壓縮，有條件鞏固的必須加以鞏固，無條件鞏固的，應主動有領導地轉回互助組或單幹經營，能鞏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強維持虛假成績。」據有關人士介紹，這份電報稿寫成後，鄧子恢曾讓陳伯達（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帶回去請毛主席審閱。

　　收到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電報以後，浙江省委一致同意，並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作了佈置。經過壓縮，浙江省的農業合作社由五．三萬個退到三．八萬個。入社農戶由佔總農戶的二十八％退到十八．六％。

　　毛澤東心愛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萬五千多個，他十分惱怒。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毛在頤年堂找鄧子恢談話，向鄧子恢發出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區黨委書記會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鄧子恢：

　　浙江省由於採取「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五萬三千個合作社中解散了一萬五千個包括四十萬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幹部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經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檢討。」可是有些同志不願意聽。

　　鄧子恢見情況不妙，急忙作檢查。九月二十六日，審查鄧子恢準備的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自我批評的發言稿時，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為什麼老是喜歡挫折社會主義因素，而老是不喜歡去挫折資本主義因素？你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回答應是：你們腦子裡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所以你們覺得社會主義因素沒有什麼可愛，忍心去挫折它。」「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影響了你們，佔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的積極性，你們卻熟視無睹，敢於抹殺，敢於『與此相反，不是去愛護，而是去挫折它』，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業合作社黨組織不僅是農村經濟的組織者，在鄉以下，合作社也是農村的政治組織者。農業合作社對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都進行著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實際是中央政權對鄉村控制的基層組織。從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特別到了高級農業社，集體經濟組織已基本上掌握了農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農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一九五五年九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他在《大社的優勢性》一文的按語中寫道：

　　現在辦的半社會主義合作社，為了易於辦成，為了幹部和群眾迅速取得經驗，二三十戶小社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樣的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併。有些地方可以一鄉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個鄉一個社，當然很多地方一鄉有幾個社的。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在通過的三十七個文件中，其中有《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從仙居事件到社會主義教育

　　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集體化高潮。原來計劃一九六○年完成集體化的高級形式，毛澤東建議提前到一九五九年完成，後來到一九五七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報紙對農業集體化的報導很多。從已有的報導中給人一個錯覺，好像集體化是農民的自願行動。其實不然。就農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別是就那些生產和經營能力較強的農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對他們利益的侵害。相當多的人是不願意集體化的。因此，在集體化的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退社與反退社的鬥爭。一直伴隨著對農民的強制和迫害。

　　先說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國鬧退社最嚴重的省份之一。據當時趕往處置鬧退社潮的中央農工部二處處長霍泛回憶：「我們到蕭山縣和上虞縣的公路上，就遇到數百人的農民隊伍迎面而來。省裡同志說，這就是去鬧退社的，我們的車躲開點，免生麻煩，可見農村確實不夠穩定。到了上虞縣委，得知不久前縣領導機關受農民隊伍衝擊……全縣農業社的生產多數暫時處於渙散狀態。」仙居是鬧退社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關於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評了堅決壓縮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發展。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浙江省仙居縣只有四個高級社，入社農戶佔總農戶五十五．八十六％都是初級社。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加入高級社的農戶佔總農戶的八十八．十五％，一九五七年春天達到九十一％。同時，社的規模過大。賬目混亂，生產上不聽群眾意見，盲目地將兩熟水稻改為三熟，造成減產，全縣全年減產二十二％。由於生產管理上問題很多，全縣一九五六年每個勞動日最高的七角四分，最低的只有九分錢，平均為三角三分錢。與此同時，農村幹部作風惡劣，在生產和分配等重大問題上命令行事，不與群眾商量，動不動就對社員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脫衣服受冷等辦法。合作化以來，在二百五十一個鄉幹部中，有七十四人吊打過人；二十三具鄉鎮一千一百一十七個黨員中，有貪污行為的四十八名，佔四．七％。幹部不參加勞動，而且多得工分。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退社的越來越多。此時，縣委不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卻大批「富裕農民思想」，從而使矛盾激化。

　　一九五六年秋收後，這個縣個別地區就發生退社問題。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在全縣三十三個鎮中有二十九個鄉鎮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三百零二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一百一十六個，部分垮臺的有五十五個。入社農戶由九十一％下降到一百九十五，被打幹部一百零七人，社員幹部家庭被搜查的有四百三十戶。

　　事件發生以後，縣政法部門、兵役局（他們有槍）、駐當地部隊、地區公安處組成聯合辦公室，對案件進行偵察。最後共捕了九人，拘留了四十二人。

　　對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對楊心培的報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為戒，要及時解決社員的意見和要求，要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氣壯地批判錯誤言論，對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要堅決給予反擊。

　　無獨有偶。一九五七年一－－四月，浙江上虞縣發生各種鬧事四十七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二十三起，因糧食問題引起的有十一起。到五月份又發生鬧事六十三起，涉及四具區，二十五個鄉，四十七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鬧事的人數共達一．三萬人。七月份，事態進一步發展，百官鎮和永徐鄉馬家村發生了大旗會（求菩薩的組織）鬧事，參加人數達二千多人。警察向天鳴槍警告，無濟於事，後來向鬧事者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二人，傷十二人，才驅散人群。事後逮捕了鬧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幹分子十四人，拘留了二十三人。

　　農民要求退社不僅發生在浙江，在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類似情況。

　　一九五六年冬天以來，河南省臨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權、商丘、寧陵、柘城、淮陽、睢縣、杞縣、中牟等十二個縣的部分地區部分農業社一度發生了鬧社退社現象。據不完全統計，這次鬧社退社涉及到二百七十八個高、初級社，七百多個生產隊。在鬧社退社中，有的社員到鄉、縣、專區、甚至到省告狀請願。有的社員私自拉走社內牲畜，有的社員私分了社內的糧食、種子、油料、農具和飼料。有的社員毆打幹部。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些鬧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毆打幹部六十六人，拉走牲畜四千九百四十六頭，私分糧食十二．五萬斤，種子二．四萬餘斤，油料三百九十多斤，農具二百多件，柴火五．二萬餘斤。鬧的方式先黑夜活動，後白天活動；先秘密醞釀，後公開開會；先婦女、老年鬧，後壯年參加；先幾個人、幾戶，後發展到一個生產隊、一個社或一個鄉。因為鬧社、退社，臨汝縣老連社，元月小麥才種四十％，虞縣寓賢鄉，元月冬耕地只完成十八．六％。民權縣渾子鄉，因鬧社停產一個月。中牟縣劉莊社鄭油磨村，在鬧社過程中，牲畜沒好餵，七天死了十一頭。

　　據不完全統計，到一九五七年八月，廣東省退社農戶已達七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一％左右。已垮掉的社共一百零二個，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十二．七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二％弱。個別地區曾經發展為群眾性退社的風潮。如佛山專區的順德、南海、中山三縣經濟作物區，受退社風波影響的就有六十五個鄉，二百一十多個社。僅中山縣永平、南興兩個區，十月下旬分別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十六個鄉，六百多人。他們有的要回原來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鎖上，不給社用。有的到社的魚塘桑基去撈魚、摘桑葉，有的將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種。有的因鬧退社而包圍、毆打區鄉幹部、社主任的事件已發生多起。

　　遼寧省對昌圖、鳳城等九個縣的不完全統計，鬧退社的有一萬多戶，已退社的有四千多戶。退社的社員把入社的馬拉回去。

　　一九五七年春天以來，江蘇省各地農村發生了不少的群眾鬧事，泰縣鬧退社事件竟在幾個鄉的範圍內成片發生，有二千多人到縣裡請願。鬧退社員的社員中，中農佔六十％－－七十％。他們絕大多數是因為收入減少，少數是因為耕牛、農具、果木折價不合理，或因為在社內不自由，受幹部歧視等。

　　一九五六年，農民退社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報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佔社員戶數的一％，多的達五％；思想動盪想退社的戶，所佔的比例更大一些。」「鬧退社的戶主要是富裕中農，其次是勞動力少、人口多的戶和手工業者、小商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減少。全省一般地都有十％－－二十％的社員戶減少了收入；二是對社員勞動時間控制過死。遼寧農民普遍反映：「農業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氣受不了，」「入了社，還不如勞改隊，勞改隊還有一個禮拜天」；三是幹部作不民主，社員肚裡有氣；四是對社員入社的生產資料處理不當，將社員的零星樹木、果樹也入了社；五，農村自由市場放開以後，有些社員，特別是一些富裕農民，認為是單幹賺錢的門路了，不願留在合作社裡。

　　在這些退社事件發生以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組主持這種辯論，「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反對一切不顧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

　　這次社會主義教育實際是一場政治運動。大辯論一到農村就成了大批判，大鬥爭。這一場政治運動和城市的反右派鬥爭互相呼應，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兩個方面，有的地方乾脆稱為農村反右派鬥爭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城鄉的同一主題。在這場運動中，一些對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有牴觸情緒的人受到了懲治。據河北省保定地委報告，清苑縣自開展政治宣傳運動以來，有十一個鄉六個人被打，七人被拉，二人遊街，七人被鬥爭。徐水小東張鄉在遊行時，遊行隊伍走到生產不積極的社員門前喊「不生產是右派」，走到瞞產者門前喊「瞞產是右派」，有的單幹農民不願交公糧，遊行隊伍就喊「不交公糧是右派」，看到婦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時右派帽子滿天飛。

　　不知道有多少「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僅廣東省「全省已斗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達一萬六千多人，其中已捕二千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一千一百多人，管制一百三十五人。陝西咸陽縣鬥爭了一百五十八人，有七十九人捆綁吊打。雲南宜良縣鬥爭了六百四十三人，其中被打一百零二人，自殺十五人，逃跑八人。廣東惠來縣鬥爭對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東打死、嚇死約十多人。河北省邢台縣王快村四百多戶，摸出六十五戶右派。有的合作社把鬥爭對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僅富裕中農反對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一些在土改時分得土地的貧農也有人反對。如河北省清苑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整的二百三十多人當中，有十八人是貧農。對待貧農的反對意見，通常是教育。全國樹了「劉介梅忘本回頭」這個樣板，教育翻身農民不要忘本，要緊跟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劉介梅是湖北省黃岡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要過飯，生活在最底層。一九五○年當了鄉農會主席，入了黨，當了工作組長。土改時分了田，分了「果實」（沒收的地主財產分給貧農）。他想好好種田、經商、發家。但是，統購統銷，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種田經商發家夢，他就開始反對。經過社會主義教育，劉介梅承認錯誤，作了深刻檢討，認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頭搞社會主義。當時，報紙上大力宣傳劉介梅這個典型人物，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還舉辦「劉介梅忘本回頭」展覽會。後來這個展覽到全國各地巡迴展出。

　　中國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在敲鑼打鼓、紅旗招展的背後，有著廣泛的抵制和強制、反抗與鎮壓。但是，和當年蘇聯集體化比起來，中國農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鎮壓都要緩和得多。當年蘇聯為了迫使農民接受集體化，曾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逮捕、流放了上百萬「富農」；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一些地區的鎮壓，其慘烈程度甚至導致某些紅軍部隊（他們也是「穿軍裝的農民」）的譁變。僅在一九三○年初，捲入反抗的暴動農民就達七十萬人。蘇聯「全盤集體化運動」費時四年，而在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社時，他們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中國的農業集體化過程沒有蘇聯那麼慘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每一個村莊是一個原因；中國文化傳統不同於俄國是深層次的原因。

　　既然農業集體化過程是反抗和鎮壓的過程，那麼，加入了農業社的農民，退出農業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誰要退出，誰就要受到批判和鬥爭。但是，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認為，在一九五八年以前的合作化運動中，農民退社自由的權利還受到尊重，直到一九五八年的公社化運動後，退社自由的權利才被剝奪。還說，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退出權」是產生六十年代大饑荒的重要原因。顯然，這種與歷史事實完全相悖的論斷。

三、「人民公社好」

　　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些公開反對集體化的人受到打擊，農民順從了。農村中的青年人，多數是願意集體化的。一群年輕人熱熱鬧鬧地一起勞動，比獨自在父親的嚴厲的指導下勞動愉快得多。他們太年輕，喜歡新鮮事，對改變現狀的事情都擁護。但他們並不知道這種改變對自己的利害關係。他們在家裡雖然沒有多大的發言權，但可以在社會上造輿論。與此同時，從上到下對合作社進行了整頓，改變了一些明顯不合理的東西，這也減少了農民的牴觸情緒。多數人入社以後，不願入社的人就顯得很孤立，不得不參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還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覺行動，而是按中央的意願，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它起源於中央領導集團的共產主義情結，也起源於極權制度的需要。不過，它的興起卻借助了全民大辦水利的契機。

　　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在中央政府的號召和推動下，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都在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這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要求在大面積的土地上統一規劃，修建長達十幾公里甚至更長的灌溉渠系。這種較大工程需要大量勞力和資金，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這種事，只能通過調整農業合作社的規模甚至調整行政區劃來解決問題。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改變農村基層結構的思想。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一九五八年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認為，生產關係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進生產力的高速發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四月十二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編者按的形式將毛澤東關於小社並成大社、小鄉並成大鄉、幾鄉並為一社的觀點發表。

　　成都會議傳出的信息啟發了河南省遂平縣的領導人，這個縣在水利建設、山地開發、發展多種經營方面，在山區與平原互相協助、共同發展方面，鄉與鄉之間發生過一些磨擦。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呢？遂平縣委書記婁本耀、縣委農工部副部長陳丙寅認為，可以根據成都會議的精神，把在實際利益上難以協調的鮑莊、揚店、槐樹、土山這四個鄉合在一起。他們請示了到這裡檢查工作的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要他在聯合成大社的問題上表態，張樹藩說這是大事，要經過地委討論才能決定。

　　但他們等不及地委的討論，說幹就幹，立即召集四個鄉的黨委書記、鄉長開會。會上各自表態，他們都同意合併。後過經過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同意，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左山右查）岈山大社正式成立。陳丙寅任書記，全國勞動模範、縣委委員鍾德清任社長。大社內分為八個部：農業部、工業部、水利部、林業部、畜牧部、文化衛生部、交通部。共有五千五百六十六戶，三萬零一百一十三人。

　　縣委向省委上報時，受到蘇聯集體農莊的啟發，改名為「（左山右查）岈山衛星集體農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專門到省委匯報的婁本耀，受到了當時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書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的接見。譚震林說：為什麼要叫集體農莊呢？你這個農莊實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實際上比蘇聯的集體農莊的層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況差不多，還是叫公社好。婁本耀一聽，很受鼓舞，連夜給縣委辦公室打電話，經反覆商量，最後名稱定為：（左山右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

　　其實，「公社」這個名字也不是譚震林的發明，而是當時不少中央領導人的集體創作。劉少奇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講話中回憶：「公社這個名字，我記得在這裡跟芝圃同志談過。去廣州開會，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他們四人去廣州的火車上應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在譚震林見婁本耀之前。

　　《陸定一傳》中是這樣記載他們四人的火車上是怎樣「吹」的。一九五八年四月底，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到廣州向毛澤匯報八大二次會議的準備情況，他們在火車上放開思想海闊天空地議論許多重大問題，包括半工半讀、教育如何普及、公社、烏托邦、過渡到共產主義，等等。劉少奇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要使前一階段為後一階段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的，開始搞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為下一步創造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他們還吹了空想社會主義，還吹了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劉少奇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陸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

　　到了鄭州，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到車站來看他們。劉少奇對吳芝圃談了他們議論的東西，要吳芝圃試驗一下。吳芝圃熱情很高，採取的辦法也很快。不久，河南農村就出現了托兒所、食堂，工農商學也有了，鄉社合併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會議，劉少奇講了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問題，後來要北京和天津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

　　五月間，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十九日陸定一作了題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的發言。他在這個發言的最後說：「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以後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們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鎮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的夢想，將被實現，並將被超過。我們的教育事業和其他文教事業，也將朝著這個目標去發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談到這件事時說，陸定一發言中的這段話，是在發言的頭天晚上，陸定一自己大會秘書處已經鉛印好的發言稿加上去的。這段話包括同少奇在火車上『吹』的那些內容，但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

　　陸定一這段話雖然不長，但已經反映了公社的輪廓，勾畫出毛澤東對公社的構想和憧憬。陸定一在火車上接受了劉少奇交給的編書任務，從廣州回到北京立即組織中央宣傳部的人全力突擊，六月間初稿編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條語錄，就是恩格斯一八四五年二月八日《在愛北菲特的演說》中描繪共產主義概況的幾段話。這條語錄就有兩個地方提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叫做公社。這部書的編出，對毛澤東最後決定把新合併起來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因此，在後來的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向與會同志一再推薦這本書，即《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在北戴河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人民公社問題是議題之一。從此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伯達得知（左山右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後，立即派《紅旗》雜誌社編輯李友九到（左山右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幫助工作。李友九在這裡工作了一個月，和河南省委的幹部合作，寫出了《（左山右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陳伯達將《楂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轉給毛澤東，毛澤東如獲至寶，當即對章程初稿進行了修改，批示：請各同志討論，似可發各省、縣參考。這個文件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表，題為《（左山右查）岈山人民公社試行草案》，成了全國各地辦公社的藍本。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國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七月十六日，他又在《紅旗》第四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一文，公開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辦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講到：「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當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運動中走在前面。八月二十二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報告說，截到目前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一千一百七十二個，正在建立的有三百個。估計運動的結果，將並成一千五百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七千戶左右，平原地區一萬戶左右。修武縣全縣十三萬人口試辦一個以縣為單位的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在與吳芝圃等當地領導人談話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八月九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從毛澤東這次兩次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於領導」，可以把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全面管起來。的確如此，後來的實踐證明，人民公社這個全能組織是實現極權主義最為有效的工具。而在極權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隨意被統治者魚肉。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強調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指導農民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一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佈：「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到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四個，加入的農戶一億一千二百一十七萬四千六百五十一戶，佔總農戶的九十．四％，其中有十二個省達一百％。十一月二十七日農村工作部報告，到十月底，農村共有人民公社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個，參加的農戶佔農戶部數的九十九．一％。由於規模過大帶來很大問題，後又由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個分解為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一個。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點。

　　「大」是指規模大。按經濟學理論，「大」可以實現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毛澤東當時不會知道這個理論，但有直觀的感覺。不過，要通過「大」來實現規模經濟，必須以有效的管理為前提。農業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鄉數社；人民公社是一鄉一社，數鄉一社，還有一縣一社。全國平均每社五千戶，每一個公社的規模比原來的農業合作社擴大了十倍至幾十倍。這麼大的規模，又是經濟、政治、教育、文化、軍事統一指揮，生產、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遠遠超過了公社領導機構的管理能力。且不說中國素質低下的農村幹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難以勝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現了管理混亂和強迫命令的情況。在一些山區，規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問題。例如，雲南省普洱縣和平公社，僅其中一個大隊（雅路生產大隊）的五百五十二戶人家、二千六百九十六人，就有七個民族，從東到西八十里，從南到北六十里。除了不少單家獨戶以外，有三戶以上的大小自然村三十九個，從大隊到最遠的生產隊六十里，生產隊之間相距一二十里。一個生產隊之內的村寨之間相距最遠的有三十五里。這個大隊原來是五個高級社，一九五八年合併為一個大隊以後，實行統一分配，貧富拉平，結果連年減產。這樣的社隊規模，在普洱縣佔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農業合作社的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以及其他公共財產全部轉歸人民公社所有，實行全社統一核算。其次，由於社員原來經營的自留地以及個人擁有的林木、牲畜等財產，被收歸人民公社經營和轉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謂「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殘餘」徹底消除。再次，由於國家把糧食、商業、財政、銀行等全民經濟部門在農村的基層機構，下放給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體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這種所有制的變革，把經濟條件不同的農業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統一核算，就是讓窮社「共」富社的產；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殘餘」，就是讓集體「共」個人的產；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業下放給公社，就是公社「共」國家的產。總的來說，只有國家「共」農民的產，沒有農民「共」國家的產；只有上級「共」下級的產，沒有下級「共」上級的產。「共產風」就是這樣刮起來的。刮「共產風」使生產力大受破壞，以後不得不將所有制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出現大饑荒以後，對社員的私有財產也不得不作一些讓步。這是後話。

　　「一大二公」，規模那麼大，能夠維繫，公有化程度那麼高，卻無人反對，就得依靠權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實際是極權制度的具體模式和基層組織。極權制度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經濟組織，又是政權機關。它不但組織全社的經濟活動，又對全社的工農兵學商進行統一管理。從經濟組織方面來說，生產計劃、勞力調配、物資調撥，產品分配，甚至哪塊地種什麼，按什麼樣的標準種，都由公社決定，生產隊只是一個具體組織勞動力完成上級指令的生產單位。作為政權機關，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轄區的建設、財政、貿易、民政、文教、衛生、治安、武裝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僅是勞動組織，而且是軍事組織。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黨政合一為基礎的，公社黨委是全公社的領導核心。每個大隊有黨支部，大隊黨支部書記是公社黨委任命的。大隊黨支部貫徹公社黨委的決定，黨支部書記決定大隊的一切事務。由於大隊黨支部書記通常是連任多屆，他的權力資源不斷積累，有些人成了凌駕於農民頭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員隊伍急劇擴大。依照當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個公社有幹部三十人以上，生產大隊大約十人，生產隊則五人。這樣，在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一個人民公社，六十九萬個生產大隊和四百八十一萬個生產隊當中，大小官員共達六千萬以上，大體佔全部農村人口的七％。這七％的公社官員佔有大約十％－－三十％的農村收入。農民說，「過去幾個村養一個保長，現在一個村養一堆保長」。這些官員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則奉為金科玉律，深入貫徹到每一人農戶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著每一個農民的生活和思想。貫徹和箝制是不擇手段的，手持刀槍棍棒隨意闖入民宅是家常便飯。公社幹部是極權制度的末梢，是極權制度的直接執行者。廣大農民幾乎完全被束縛在行政體系之下，行政關係取代了血緣、地緣關係，只有政府，沒有社會。

　　二是企圖用「供給制」代替按勞分配，把戰爭年代的「軍事共產主義」引入日常經濟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根據人民公社不同的經濟條件，供給制主要有糧食供給制、伙食供給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給制三種形式。實行最為普遍的是吃飯不要錢的糧食供給制。除此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民公社實行「七包」、「十包」的供給制。七包是指包吃飯、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喪；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發、看電影。由於政府不具備「包」的供給能力，這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供給制，實際上是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人民公社的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為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提供了物質基礎。例如，在糧食供給制的公共食堂裡，幹部可以隨意用不准吃飯的辦法懲罰不聽話的社員。

　　三是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中，幹部像指揮軍隊那樣統一指揮，統一調度。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左山右查）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二十七個生產兵團和一個鋼鐵兵團。一個生產隊為一個團，一個中隊為一個營，營下按村莊和作業組成立連、排、班。制定了五項制度：服從領導，聽從調動；積極生產，不遲到早退；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經常對資本主義思想作鬥爭；愛護公物，團結互助。每月保證出勤二十八天以上，有事請假，半天內排長批准，一天以內連長批准，一天以上營長批准。統一起床，統一吃飯，統一出工，統一收工，統一睡覺，這些行動聽軍號指揮。全村的房子按營房統一分配，男人住東頭的「營房」，女人住西頭的「營房」，老人帶著小孩住「留守營房」。個別年輕夫婦偷偷相約到野外重溫舊課，被巡邏隊抓住了的就開全團辯論會，被辯論的一對，男人低頭認錯，女人哭成淚人。

　　第四，對農村進行強權整合，使行政權力的擴張深入到中國版圖上的每一個邊遠的角落，使無產階級專政深入到每一個家庭，深入到每一個人的頭腦和腸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經濟，既管生產，又管生活，還強化了對農民思想的控制。這使得中央政權的末梢，不僅深入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還深入了每一個家庭。

　　中共中央在發出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的同時，還發出了《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是對非共產主義思想的大掃蕩。在政治高壓之下，鄉村社會表面上顯得有序，但這種秩序是強權整合的結果，這種收效使得掌權者更加迷信權力，也更離不開權力的強制。

　　權力至上和領袖崇拜，暫時減小了剝奪農民的阻力。但這種阻力隨著農民貧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漸加大，農民用各種不同方式進行反抗。於是，掌權者一方面依靠不斷的政治運動來維持，通過意識形態的力量消除農民偏離社會運行的軌道。另一方面則採取政治高壓，將階級鬥爭擴大化，把反對意見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進行打壓。

　　極權制度能夠深入到鄉村每一個角落，深入到每一個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還有賴於成千上萬的鄉村幹部。中國鄉村幹部是從土地改革中逐漸成長起來的。農業集體化的主要推動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現的積極分子。但是，不是每一個土地改革幹

　　部都能成為農村幹部。江蘇一位農村幹部說：在建國初期，「鄉村幹部就像被攤在篩子上，篩子不停地在動，平時小動，運動來時大動，不合格的幹部就被篩掉了，一直到高級社時，鄉村幹部隊伍才穩定下來。」當然，這把「篩子」的操作者是各級黨的領導，篩選的標準是能不能「聽黨的話」。所以，能留下來的，大多是「聽黨的話」的。在皇權時代，雖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長莫及，在廣大鄉村，總是「天高皇帝遠」。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這一批「聽黨的話」的幹部，使得鄉村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黨的聲音，每一個村民都受到黨的控制。

四、從共產主義退回社會主義

　　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和向共產主義過渡連在一起的。當時的口號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據說這兩句話是政治陰謀家康生最先提出來的。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情有獨鍾，是與他青年時代的「新村主義」情結有關。早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新學校之學生漸多，新家庭之創造漸多。

　　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醫院、公園、博物館、自治區。」

　　青年毛澤東受康有為的《大同書》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的影響，曾與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計劃在岳麓山建設一個實行共同勞動、共同學習、財產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獨立的「新村」。但是，毛澤東一直沒有得到實現這個理想的條件。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認為條件具備了。他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達到大同之路。」現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認為這條路算是找到了。

　　這種共產主義情結不僅毛澤東有，其他中央領導人也有。這些領導人到處演講，大力鼓吹共產主義。

　　有了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上的共識，就有了北戴河會議決議上「短則三五年、多則五六年」實現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提法。在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毛澤東還說：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可以從吃飯到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說：「河北省劉子厚同志，找來十來個人吹共產主義思想作風，很有勁，你們回去也這樣吹一下。」

　　但是，使人們始料不及的是，兩三個月內，人民公社刮起的「共產風」掃蕩著全國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壞。農民開始抱怨，各種反對意見從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澤東等不得不暫時收回共產主義的幻夢，對人民公社制度也進行調整。他想盡力糾正，但他的糾正，卻跳不出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局限：具體的錯誤可以改正，但「三面紅旗」不能動搖，對人民公社只是進行漏洞的修補和在現有基礎上的完善。

　　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再度出京南巡，直到這年十二月最後一天才回到中南海。這是他一九五八年的第四次離京出巡。且不說前幾次，就是九月間他就視察了長江流域的幾個省，還是意氣風發。十月的出巡和他的態度和前幾次有所不同，調子有所降低。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到十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會議（通稱第一次鄭州會議），緊接著，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就地召開八屆六中全會；兩次通稱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評價，同時把人們從狂熱的共產主義暢想中拉回，從共產主義退回到社會主義。八屆六中全會澄清了幾個理論問題：第一，現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產還得大力發展；第四，按勞分配原則還要繼續保持。但是，並沒有從理論上否定前幾個月的作法，例如，認為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會主義分配方式上的一個創舉」，「具有共產主義的萌芽」。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時，毛澤東還將《張魯傳》親自作注，印發與會者。對吃飯不要錢十分讚賞。毛澤東一方面不得不強調不能超越社會主義階段，一方面鼓吹吃飯不要錢。這說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為之。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十四句話，作為建設和整頓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意見，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確定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以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肯定小隊的部分所有制。這就把幾個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著，三四月間，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以《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作為紀要公佈。其內容主要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況不能很快改變；確定基本核算單位，即以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小隊部分所有制，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生產隊下面的生產小隊是包產單位；公社管理委員會的工作；「舊賬」的清算和處理；等。接著，毛澤東又親自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又把上海會議確定的「基本隊有制」（即大隊所有制）進一步退到以「生產小隊為基礎」的三級核算制。

　　然而，這種倒退是形勢所迫，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的廬山會議，不僅使這種倒退剎車，還使得在這次執行倒退政策的幹部受到打擊。反右傾以後，又急於向公社所有制過渡。

　　一九六○年大饑荒更加嚴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澤東對自己的認識開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說他三月四日對貴州公共食堂報告的批示有毛病，應當改過來。二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轉發甘肅省委的報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這種認識的改變在實踐上指向兩個方向：一是繼續執行廬山會議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階級鬥爭的辦法打擊「五風」幹部。前一種作法是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後一種作法更強化了中央的權威，強化了非法制的行為。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八屆十中全會《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確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大隊改為生產隊；社員收益勞分配，以公益金照顧困難戶；公社內部三級所有，各自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組織上人民公社還是一個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組織，生產大隊、生產隊是公社下級。

　　經過多次調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級農業社的狀況。所有制的退讓是以三年大饑荒為代價的，是這種制度釀成了災難性後果之後。由於政社合一的情況沒有改變，農民還是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鄭州、哈爾濱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十月鄧小平視察了哈爾濱、長春、四平、瀋陽四個城市時，聽取了在城市試辦公社的匯報。鄧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須辦。全國農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後邊。」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其中寫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開始進行一些試驗。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將來也會以適合城市特點的形式，成為改造舊城市和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的工具，成為生產、交換、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統一組織者，成為工農商學兵相結合和政社合一的社會組織。」此時中共中央的態度比較謹慎，主張「繼續試點，一般不忙大量興辦，在大城市中更要從緩，只做醞釀工作」。

　　一九六○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認為對於城市人民公社的組織試驗和推廣，應當採取積極的態度」。與這個指示同時下發的還有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哈爾濱市香坊人民公社發展情況的報告》和河南省委《關於城市人民公社鞏固和發展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書記率領幾個幹部到哈爾濱、天津、鄭州處參觀學習。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天津會議）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速度。

　　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上海市委關於裡弄工作情況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報告》，上海市委的報告說：「裡弄居民工作還是城市中的一個薄弱環節：為數眾多的家庭婦女，和一部分閒散社會勞動力，還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參加社會勞動；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家屬還有待於繼續加強改造；一部分個體經濟尚未完全走上集體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員會組織還不純；這和當前已經到來的大躍進形勢極不適應。在一九五八年裡弄整風運動勝利的基礎上，為了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準備組織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積極態度，但對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家屬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規定：第一，除對一些小業主在自願原則下可以吸收他們參加公社外，對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家屬，不要急於讓他們入社；第二，不要動員他們拿出房屋、傢俱。即使是自己送來，也應加以勸阻。第三，也不要動員他們進食堂吃飯，有些高級知識分子和知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飯時，應當說服他們等到食堂辦好了再說。第四，不要動員他們對公社工業或其他方面投資。

　　一九六○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當前城市人民公社發展情況和幾個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一、關於整頓和純潔幹部隊伍，保證黨對公社各項工作的絕對領導問題；二、關於政社合一和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政策問題；三、關於生產和生活方面的幾個問題；四、關於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產協作、大搞經濟綜合利用問題；五、關於在城市人民公社運動新形勢下的工會工作問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參照執行。

　　一九六○年是大饑荒最嚴重的一年。既要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又要反擊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既要抓生產建設，又要安排生活（即將有限的糧食配給城市人口）。正如《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說的，是希望達到組織生產和生活、振奮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期望。一九六○年春天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繼續肯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樂觀地認為城市人民公社將把城市人民更加廣泛地組織起來，解放成千上萬的家庭婦女，這不僅有利於生產建設，也有利於城市社會生活的徹底改造。

　　一九六○年四月一日到八日，新華社連續發了系列報導，分別介紹了鄭州、哈爾濱、北京、重慶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跡。四月八日，新華社發了綜合報導《我國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報導說，全國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達二千萬人，辦起了工業生產單位五萬六千多個。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五大城市的市委書記作了題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聯合發言，盛讚城市人民公社不僅能促進生產高速發展，而且能徹底改造舊城市，使之適合於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未來共產主義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實現人民公社化。

　　在一九六○年四月至八月這一時期，城市人民公社運動加速，到八月底，全國城市人民公社已達到一千零七十七個，公社人口五千六百九十三萬人，達到了城市人口的七十六％。一九六○年底，全國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縣城鎮人民公社）一千零三十二個，其中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組織的四百一十七個，以機關學校為中心組織的九十七個，以街道居民為主體組織的四百八十四個。參加公社人口六千零六十五萬人，佔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區的參加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八十一％。

　　和農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幾點不同：其一，農村人民公社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這樣。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區街政權為依託辦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權的牌子，相當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託大企業、機關、學校組建的，主要是組織生產和生活的單位，而不承擔政權機關的職能。其二，農村人民公社以集體所有制為主（雖然一度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但還是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雖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體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這是因為城市人民公社生產的產品，大多是為國營工廠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國營工廠下放的部分產品。其三，從分配制度上看，農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實物供給和少量的工資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則基本是實行工資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帶動下建立起來的，其目標是增加城市的共產主義因素，削弱或者消滅「資產階級」對城市的影響。但是，由於與大饑荒同時發生的國民經濟困難，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實亡，無疾而終。

　　城市人民公社雖然消失，它留下了三個結果，一是留下了區街工業，一些不能到大工業就業的人，在這裡就業；二是「對舊城市進行了改造」，即對舊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會關係進行了較深入的掃蕩。三是消滅了在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遺留下來的城市個體工商者，他們有的進入了街道工廠，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簡中，被下放到農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於一九五八年夏秋之間，停於一九六一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國大地保持了不到兩年時間，但它帶來的災難和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兩年。公共食堂本來是人民公社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放在人民公社一章裡介紹。但對於大饑荒來說，它具有直接意義，所以單闢一章。

一、消滅家庭

　　幾千年來，家庭，這個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細胞，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還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單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義者看來，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會基礎，是實現共產主義或世界大同的障礙。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主張消滅家庭。毛澤東等一批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年青時就深受這種理想的影響，接受了消滅家庭的思想。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第四次講話中說：「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看到了這一點。家庭在歷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一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一般為非生產單位，只有部分副業。至於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產什麼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力後備並撫養成人的單位。……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許多同志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毛澤東此言一出，他的臣下們，不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當時的報紙說公共食堂是農村幹部「自發」辦起來的，實際上是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上下互動，「轟」起來的。開始，個別地方辦了不大的農忙食堂，上面立即總結，宣傳，表揚，把它提到共產主義的高度，其他地方也就跟著一轟而起。

　　公共食堂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使毛澤東等領導人無限欣喜，他們似乎找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途徑。恩格斯早在一八四五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設想。他說：「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這種分散經濟的情況下，每一個家庭都單獨準備一份自己所必需的、份量又不多的飯菜，單獨備有餐具，單獨僱用廚師，單獨在市場上、菜場裡向肉商和麵包商購買食品，這白白佔據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勞動力！可以大膽設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餘的三分之一也能夠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他不僅有恩格斯的根據，還有中國古代的根據。十二月十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誌．魏志》中的張魯傳，供參加會議的人閱讀。他對漢末張魯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賞。，他在批語中寫道：「道路上的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張魯傳值得一看。」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和八月六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他聽說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後說：「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賣飯，比起這裡還不行。」他說，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才算徹底解放。他對公共食堂、托兒所等組織評價很高，稱之為共產主義萌芽。周恩來參觀結束時，工作人員請他題字留念，他毫不猶豫地寫下了十九個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劉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論，比較完整地表達了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現以前的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

　　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要消滅的。不知道你們對消滅家庭怎樣理解？你們要座談一下。當然家庭消滅不是現在的事情，而是將來的事情。在中國，康有為最早提出消滅家庭，他主張男女結婚不得超過一年，他說這樣一來，六十年後就沒有家族了，他是從消滅私有財產想的，他認為家庭佔有私有財產，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他說如果把妻子兒女作為私有就不能天下為公。因此，他主張消滅家庭。

　　毛主席講，家庭是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消滅的……家庭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生產單位、教育單位、消費單位，它的社會職能有這麼多，現在家庭已不能成為物質生產單位了，物質生產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業，但家庭還是消費單位。現在社會上的勞動力有很大浪費。……現在家務是各個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飯，家家洗衣，家家帶小孩，家家補衣服、做鞋子……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應該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托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河南一個農業社，有五百多戶人家，其中二百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飯了，組織起來以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二百多人做飯，現在只要四十人做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最大的好處是二百人做飯變成了四十人做飯，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

　　後來，由於西方報紙批評中國共產黨消滅家庭，中國的報刊上不再提消滅家庭，是為了「不給反動派留下口實」，但消滅私有制的口號一直沒有停。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的宣傳機器，所有的教科書，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會議，無不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考察和任用中，還把共產主義信仰是否堅定，當作一個重要條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關係這麼密切，不積極響應的幹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轟而起，發展速度驚人。很多地方不到十天時間內，所有農民都加入了食堂。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國共辦農村公共食堂三百四十多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佔全國農村總人口的九十％。連青海、寧夏這些西部邊遠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發展。據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青海日報》報導：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已辦起公共食堂九千八百多個，在公共食堂裡就餐的有一百五十多萬人，佔全省農業總人口的九十％左右。《寧夏日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報導，全自治區一百五十二個人民公社建立了九千七百四十八個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飯的農戶已有二十三．四千八百五十二萬戶，佔農戶總數的七十五．十五％。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區的公共食堂，總數在五千個左右。青海和寧夏是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發展更加迅猛。一九五八年十月公共食堂發展到頂峰。

　　實際上，消滅家庭以後，更有便於各級官員更加強對農民的控制，使極權社會達到極致。一九五九年七月，對四川省新繁縣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調查稱，「人們在食堂一起吃飯，出工時間一致，保證了勞動時間。吃食堂以前，社員一天只能幹七八小時的活，現在，平均每人每天勞動十小時」，「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食堂，把生產和生活的組織合而為一了，過去開會排活浪費時間，現在隊長吃早飯時一宣佈排工，碗盞一推，組長就帶人出工。」「公共食堂成為對社員進行教育的陣地。飯前飯後給社員讀報、組織收聽廣播，加強了對社員的共產主義教育」。這個調查報告，按照當時的主體輿論，列出了辦食堂的多種好處，如節約勞動力；社員吃得飽，吃得好；等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都是假話，而這裡摘引的加強了對社員的生活、行動和思想控制的內容，卻是事實。給幹部控制農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實。

　　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食堂。消滅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單位以後，就降低了家庭抗禦饑荒的能力。家裡沒有鍋灶，連燒一壺開水的條件也沒有，更不用說弄點代食品充飢了。

二、大辦食堂使農民家徒四壁

　　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連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再冒煙。有些地方，農村幹部手下留情，沒有搞得這麼徹底，社員家裡還保留簡單的鍋灶，從食堂打回飯菜以後，再熱一下。

　　在大辦公共食堂同時，還大辦幼兒園、托兒所、養老院。辦這些公益機構的物資都是從農民家庭裡無償徵集的。房子是農民騰出來的。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公社「由於辦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亂了，變動面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權，家家戶戶不安心。」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點拆除，集中建設「共產主義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來，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開居住。這是真正消滅了家庭。一九六一年劉少奇回家鄉調查，跟隨劉少奇的蹲點工作組寫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寧鄉縣當時有八十四萬人口，有住房七十多萬間。大躍進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四十五萬間，其中又有三萬一千間被國家、集體無償佔用，社員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四十二萬間。拆房不僅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新村，還有一個目的是拆下陳磚當肥料。大搞「積肥運動」，主意打到農民的住房上。

　　當時的報紙宣傳說，農民交出這些財產是自願的，實際情況是，在收繳這些財產時，幹部、民兵同時出動，挨家搜查，鬧得雞飛狗跳，有些地方還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農民自己交出來，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的被迫行為。當時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正是辦了公共食堂，才使得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被拆了房子的農民連「四壁」也沒有。

　　四川省簡陽解放公社解放管區的民主大隊，是省委書記李井泉「蹲點」的地方。全大隊有三百八十三戶、一千五百三十七人，耕地面積一千八百六十四畝，共轄八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其中，「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是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僅其規模大，設施好，而且聲譽高，遠近馳名。

　　這兩個食堂都是一九五九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員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據知情人員講，建立萬年食堂單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牆壁、做門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個壯勞動力一天的勞動才兩角多錢）。萬樂食堂花的錢也是一千多元。萬樂食堂的餐廳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萬年食堂的餐廳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兩個食堂除了有用紅綠油漆漆好的大餐廳以外，還有很多閒置的房間，它們都被掛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樂部」、「圖書室」、「保管室」、「男來賓室」、「女來賓室」、「縫紉室」，以及「理髮室」、「醫療室」、「托兒所」等等。房屋四周的牆壁上，繪上各種各樣的花卉，設有各種各樣的欄台，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台」、「詩歌台」、「社員五好評比台」、「團員評比台」、「毛主席著作學習台」，以及「創作台」、「來賓詩話、留言台」等等。客廳正中放置一張鋪著花毯的長桌，上面擺著花瓶、熱水瓶、書刊。客廳前的天池裡，修建了一個五角形的花壇，種著美人蕉、鳳仙花、蘭草等花卉。大門上壁房頂列豎一排五彩旗竿十餘根，中間最高一根是國旗竿，兩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滿插旗幟，從遠處望去，煞像一個展覽館或大機關，絕不會想到它是一個集體食堂。

　　建這兩個食堂所花的錢，都是由社員出的，每家每戶四至五元；房子則是採取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辦法，把原有的幾十家社員逼走後得來的。餐廳內的一百多張方桌、四百多根雙人條凳，全是從各戶社員家中強行搜來的。為了不讓方桌和條凳的主人認出來，就用油漆刷上統一的顏色，掩下了它們的原來面目。食堂建成後，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有地方機關的、省級機關的，有學校的、工廠的、農村的，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食堂的招待員、炊事員，都穿統一製作的白色工作服，圍鑲嵌荷葉邊的圍腰。遇有參觀者，他們便顯示其最高的「本領」：主食做大米白飯、花卷、包子、饅頭，菜餚則是各式各樣的，讓參觀者盡吃，吃好吃飽。另一方面，廣大社員這時連稀湯都喝不飽。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糧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著就收走自留地。農業集體化以後，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歸社員家庭種植。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在第三章第十七條明確規定，「為了照顧社員種植蔬菜或別的園藝作物的需要，應該允許社員有小塊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擁有的數量「至多不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數的五％」。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公佈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與初級社規定的基本相同。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並社中變為集體經營」。辦了公共食堂以後，家裡不做飯，種菜就沒有必要；沒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種飼料。要辦好食堂，必須建立蔬菜基地，大辦養豬場，這就要佔有社員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國推廣的貴州省辦食堂的經驗中，明確提出「要辦好食堂，社員的自留地勢必要轉交給食堂」。因此，凡是辦公共食堂積極的地方，大都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對他這一招十分得意。一九六○年二月十四日晚，他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會要進行激烈的鬥爭。」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體生產以外，家庭副業完全被消滅。在大饑荒面前，農民家庭毫無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斃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一月三日，全國處於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中共中央才明確規定：「應該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經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應當撥出適當土地分給社員，做為自留地。今後不得將自留地收歸公有，也不得任意調換社員的自留地。」這個規定還是堅持自留地不得超過人均土地的五％。但此時已到冬天，農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決飢餓問題。

三、公共食堂的幾起幾落

　　從一九五八年夏秋到一九六一年夏秋，公共食堂經歷了一轟而起－－大批散伙－－強令恢復－－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過程。

　　公共食堂一轟而起後，大吃大喝了兩個月，沒有糧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當多的食堂是開開停停。以甘肅省榆中縣金崖公社紅柳溝大隊為例，一九五八年八月，前後不到十天，全隊五十四戶、三百零八人都加入了食堂。初辦時每人每天口糧一斤，實際上還多一些，以後就放開肚皮吃飯，那時還能吃到蒸饃、麵條、米飯等，節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於人人可以吃飽，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佔不顯得突出，群眾意見不大。一九五九年四月，糧食定量下降，先是七兩半，後是半斤，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佔顯得突出，群眾意見很大，辦了九個月的食堂散了伙。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上級又動員辦食堂，大家不願意，就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有十幾戶就勉強加入了食堂，其餘戶直到一九六○年四月份，將隊裡分給的、自留地的糧食吃完以後，也先後加入了食堂。當時的口糧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時斷炊。群眾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條」下來後，於一九六○年十二月份又開始回家去吃飯，實際是散了伙。從此食堂再沒恢復，這一段也是九個月時間。前後兩階段同共經歷了一年半時間。據本書作者在各地調查瞭解，全國多數地區的情況和榆中縣差不多。

　　面對公共食堂開開停停的狀況，毛澤東還是持樂觀的態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說：

　　食堂吃冷飯，有飯無菜，也會垮掉一批，認為一個不垮，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搞得不好而垮，這是很合理的，總的來說，垮掉是部分的，暫時的，不垮是永久的，總的趨勢是發展和鞏固。

　　我是到處講倒霉的事，無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臺，黨分裂……打游擊。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規律管著，不管怎樣，這些倒霉的事總是暫時的，局部的。我們歷史上多次失敗，都證明了這一點。

　　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饑荒已經很嚴重，輿論上對食堂的批評也大膽一些。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教動態》上客觀報導說：在陝西省商城縣城關公社召開的黨員和社員代表大會上，不少基層幹部、代表對農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見。有人乾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雖然未明顯提出解散食堂，而卻說出了一大堆缺點。

　　此時，面對嚴重的饑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農民作出一些退讓。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六條中提出，「認真地整頓公共食堂」，提出了「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方針，規定了「口糧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分給個人保管使用。」，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許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進行了初步整頓。主要的措施是：實行了「糧食分配到戶、自願參加、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的原則；按照便於生產，便於社員的原則，調整食堂規模，一般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食堂；根據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採取各種靈活辦法，盡量給社員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等。這些措施僅屬應急性質，並不是解決食堂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使食堂初辦時的混亂現象有所好轉。

　　中央文件說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口糧分配到戶」但到基層，農民的「自願」被各級幹部以種種辦法剝奪。「口糧分配到戶」變成了「口糧指標到戶」，糧食還由生產隊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為爭取一九六○年糧油工作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的講話稿時，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寫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審稿人改為「以人定量，指標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本書作者在十二個省調查，指標到戶，糧食由生產隊掌，不僅僅浙江如此，也是全國各地的普遍情況。為什麼各地幹部不願分糧到戶呢？因為糧食一旦分到社員家中，他們就不到食堂吃飯了，食堂就要垮臺。一九六○年冬，浙江寧波地區停伙的三百九十六個食堂當中，有一百七十六個是分糧到戶造成的。

　　在整頓中，有的地區的農村，從實際情況出發，取消了供給制，解散了公共食堂。一九五九年五月上旬，中共四川省瀘州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同意暫時停辦食堂。隆昌縣解散了九十八．七十二％（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順縣解散了七十五．五％（以前垮的在外），合江縣解散了六十三％（包括以前垮的），敘永解散了七十五％（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瀘縣、古藺解散了大部分。安徽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在無為縣蹲點，看到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也解散了四千多個食堂。

　　河北省在一九五八年秋後有三十多萬個食堂，參加食堂的有三千五百萬人，佔全省農業人口的九十九％以上。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四萬九千零四個，比原來減少了八十三．六％，加入食堂的戶數只有一百六十四萬戶，佔總農戶數的十九．六十五％，較原來減省了八十％。

　　食堂紛紛垮臺的情況，毛澤東是很不滿意的。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赴廬山開會的專列上，接見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和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等人，毛澤東對他們說：「食堂要堅持下來，又可以堅持下來。我不是要你們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夠堅持下來。」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上廬山的船上，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講話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他要求在這個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哄而散。還說，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積極維持；一為湖北號召自願，擬從少到多，三十％－－五十％，將來八十％。吃飯基本要錢，一部分不要錢。四川老小不要錢，湖北半供給制。供給制部分要少，三七開，四六開，可以靈活。供給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節，糧食上場了，飢餓短暫緩解，毛澤東開始反擊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對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組的一個報告中批道：

　　印發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個大隊的幾十個食堂，一下子都散了；過一會，又都恢復了。教訓是：不應當在困難面前低頭。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這一類事情，是有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的，一風吹是不應當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風吹掉，但是總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辦起來。或者在幾天之後，或者在幾十天之後，或者在幾個月之後，或者在更長時間之後，總之要吹回來的。孫中山先生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困難總是有的，錯誤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志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整頓農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鬥爭而被迫停止下來。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談到食堂問題時說：「過早地提出吃飯不要錢」，「提倡放開肚皮吃」，「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周小舟認為食堂「不利於節糧、養豬、造林、積肥，而且浪費勞力，吃得不愉快」。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制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採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這幾位說真話的高級幹部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這些正確的意見也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的長篇講話中，強調「食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堅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毛澤東對解散食堂的批評不僅停留在「悲觀主義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頂政治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對安徽省麼書記處書記張愷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憤怒，說他「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宣傳機器緊跟毛澤東，密切配合，為公共食堂大唱讚歌，對批評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加鞭撻。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報》轉發了《中國婦女》的專論《辦得對，辦得好，辦得適時》，駁斥「食堂「辦早了，辦快了，辦我了」的說法。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以《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題發表社論。用論戰式的風格、政治高壓語言說：「當多數農民積極支持公共食堂的時候，不但遠在天邊的帝國主義者為此而大吵大鬧，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習慣勢力不放的人們，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暫時的缺點，指手劃腳地議論起來。」接著，社論自己設問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駁了對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見，高調地歌頌了公共食堂的好處，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輝前景」。社論最後寫道：「帝國主義者對我們公共食堂的造謠誣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們的無恥和無知之外，還能再有什麼呢」？「他們擔憂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國勞動人民所歡喜和熱愛的嗎」？「至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脫離人民群眾的觀點，也學著帝國主義者的腔調，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釘，那麼他們遲早就會發現，被人民拋棄的將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將是他們自己。」當時黨報在批評把國內的不同意見時，總是把這些不同意見和被當作萬惡不赦的「帝國主義」掛上鉤。

　　各省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時，都找出了本省的「張愷帆」。四川最為激烈。四川省委在瀘山會議之前就即時「糾正」了解散食堂的問題。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瀘州解散食堂的情況以後，當即嚴肅指出，這是右傾，責令地委限期恢復。幾天以後，李井泉又親自打電話批評地委，限七天內將食堂恢復起來，並且嚴厲指出：富裕農民幹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圖搞垮人民公社，反對社會主義，因此，對抵制恢復食堂的幹部要給以嚴厲批評。對搞垮食堂又帶頭搶購食品的壞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各縣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復起來，由於沒有糧食，還有些食堂無法恢復。廬山會議以後，中共四川省委對瀘州解散食堂的作法進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幾位主工領導人都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過大辯論，使不鞏固的公共食堂迅速鞏固起來，被右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誇的食堂迅速恢復起來。……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右傾分子，樹立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的積極分子的領導優勢，把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領導權掌握在這些人手裡。」

　　由於開展了反右傾鬥爭，用強大的政治高壓堅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復了起來。據國家統計局一九六○年一月份統計，截至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國農村已辦公共食堂三百九十一萬九千個，參加食堂吃飯人數約四億人，佔人民公社總人數的七十二．六％。分省統計如下：

　　九十％以上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九十七．八％），湖南（九十七．六％），四川（九十六．七％），雲南（九十六．五％），貴州（九十二．六％），上海（九十四．五％），安徽（九十．五％）；

　　七十％－－九十％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八十七．四％），新疆（八十五．一％），浙江（八十一．六％），廣西（八十一％），廣東（七十七．六％），河北（七十四．四％），山西（七十．六％）；

　　五十％－－七十％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六十八．二％），福建（六十七．二％），江西（六十一％），陝西（六十．八％），江蘇（五十六％），寧夏（五十二．九％）；

　　五十％以下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肅（四十七．七％）、山東（三十五．五％）、青海（二十九．九％）、吉林（二十九．四％）、黑龍江（二十六．五％）、遼寧（二十三％）、內蒙（十六．七％）。

　　另據中央辦公廳整理資料，一九六○年二月底統計，在公共食堂吃飯人數佔農村人口數的比例，河南為九十九％，河北為八十六．一％，山西為八十一％，甘肅為六十三．三％，山東為五十五．四％，黑龍江為四十％，遼寧為三十三％，吉林為二十九．四％。

　　但是，因沒有糧食，到了一九六○年新年剛過，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趨勢。這時，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公共食堂的鞏固和提高工作。

　　怎樣鞏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經常採用典型引路的辦法，即通過總結介紹一個先進典型的經驗，讓全國傚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在極權制度下，任何個案都具有普遍意義。在這種制度下，相隔千里的兩個生產隊都實行同樣的制度和同樣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沒有多大差別。

　　貴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個典型。一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貴州省委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兩天後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縣黨委批轉了這個報告。按語中說：「富裕中農階層中反對人民公社的分子，為了破壞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壞公共食堂。我們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三月四日，毛澤東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三月六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再一次下發各省。毛澤東的批語是：

　　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現轉發給你們，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中央所以這樣下斷語，是因為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時間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全國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時要有步驟，要有堅強領導，要提高幹部和群眾覺悟，要走群眾路線。在一九六○年一年內，全國食堂達到貴州現時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領導不強的地方可能一年達不到，那就一九六一年達到也可以。即使更長一點時間達到也可以。總之一定要達到，並且還要提高。請你們在今年春季專為食堂問題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是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黨刊，並可轉發公社黨委。

　　後來的事實證明，貴州省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省份之一，據官方公佈的數字推算，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八十九．五十九萬，婦女閉經、子宮下垂而少生人口一百一十六．九十七萬。一九六○年是大饑荒最為嚴重的一年（見本書第二十三章表二十三－－三）。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貴州省委的報告是怎樣「科學總結」的呢？

　　報告說，全省農村公共食堂十三萬多個，八十％左右是鞏固的或基本鞏固的。報告說，「要辦好食堂，社員自留地勢必轉交給食堂」。報告認為，「富裕中農同我們作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食堂。」他們「千方百計地搞垮食堂，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牆腳。」「食堂是我們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

　　在落實貴州經驗中，中共中央還批轉了中共河北省委「關於幹部參加公共食堂的規定」，要求所有的農村支部書記和隊幹部，除因病等特殊情況以外，一律參加公共食堂，不得獨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參加公共食堂的幹部必須同社員群眾一樣，按照定額吃，不得單立小灶額外吃好的；所有到農村的各級幹部，必須到公共食堂去吃飯。這幾條規定沒有監督和懲治辦法，實際很難落實。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佈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九五九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況》中說，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三十三萬六千個，在食堂就餐的人數佔農村總人口的九十九％，基本辦得好的一類食堂佔六十六％，二類食堂佔三十一．二％，三類食堂只佔二．八％。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說使人看了高興。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從省到社四級，都應組織生活福利委員會，派一個懂得政治、熱心肯幹、善於分析問題、勤於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沒有一點官僚主義作風的書記去當領導。在每一個食堂內都組織一個食堂管理委員會。

　　中央辦公廳整理的《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是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的電話匯報整理的。這時正值全國批判彭德懷、反右傾運動的高潮，各省的匯報當然不敢說公共食堂不好。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中說，「目前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文中說「辦得好」有五條標準：種了菜，養了豬；吃得飽，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進行了炊具改革；講究衛生。還說，「各地結合整社，純潔和調整了食堂工作人員隊伍……培訓了管理員、炊事員、保管員」。「許多食堂進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實現了炊具機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東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員會……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員會……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員生活委員會」。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文指出，辦好食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口糧分配實行「指標到戶，糧食分到食堂」，即社員只能得到指標，見不到糧食，糧食一律由食堂掌握，這比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的「糧食到戶」向左邁進了一步。中共中央在這一條下面批註：「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堅決逐步實行」。第二，隨著集體生活的發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縮小，要逐步限制和減少自留地。第三，堅持糧菜混吃，節約用糧。第四，除了食堂以外，還要全面安排群眾生活，如黑龍江省全省農村搞綜合性生活站。第五，關鍵在於領導，如甘肅通渭縣由於領導嚴重右傾，全縣二千八百多個食堂只剩下十幾個，至今還沒有恢復（此時，通渭縣由於斷糧，已是餓殍遍地，全縣人口一九六○年減少了三分之一，請看本書「甘肅不甘」一章－－本書作者注）。

　　根據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一九六○年春季再次進行整頓：一是調整食堂工作人員，堅決撤換所謂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如河南的信陽、洛陽、許昌三個專區，清洗各類「不純分子」或調換不稱職的管理、炊事人員二萬八千多人。這裡的所謂「不純分子」、「不稱職的」，主要是指富裕中農。二是重新沒收社員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實行統一用糧、指標到戶、實物到堂、憑票吃飯節餘歸己的原則。糧食分到食堂，使社員不得不到食堂吃飯。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積恢復。到一九六○年四月，據河北、山西、陝西、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的統計，參加食堂的戶數達到農村總戶數的八十八．九％，參加食堂的人數佔農村總人數的八十八．六％，其中河南省達到九十九％。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像抓生產一樣抓生活》，樂觀地認為：「我國各地農村的公共食堂，自從今年春季普遍整頓以來，越辦越好」，「我國農村公共食堂已經進入健全發展的新時期」。

　　實際上，食堂維持下去十分困難。中共中央堅持逆水行舟。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為中心安排好群眾生活的要求，並且發出了「書記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號召。十二月，中共中央在批轉一個省的報告中更加強調指出，「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尖銳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階級鬥爭」的思想指導下。農村公共食堂又進行了整頓。如河北省從省到公社抽調十四萬名脫產幹部下鄉，對十八萬個食堂大力進行整頓，「清洗了壞分子」，「撤換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員」，打擊了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和富裕中農。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從共產主義的理想出發，竭盡全力、動用各種政治手段、組織手段和專政手段，保護公共食堂，使它不致於解散，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某種理想，給群眾造成了巨大有災難。

四、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費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天。食堂初開辦的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開肚皮，是因為當時有一股認為糧食已經過關的強大輿論，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生產隊裡的農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糧食經不起這麼大吃大喝，但認為國家的糧食多，吃完了國家會供應。

　　「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實行「放開肚子吃飽飯」，「開流水席」，「來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糧，造成糧食的大量浪費，致使有的公社到一九五八年底糧食就「吃緊」了，一九五九年春天便鬧春荒。

　　江西省豐城縣小港公社食堂辦起後，在「鼓足幹勁搞生產，敞開肚皮吃飽飯」的口號下，既不顧生產生活條件，也不管社員覺悟，各村只管盯著吃飽吃好的目標辦。吃飯不限量，三菜一湯或四菜一湯開桌吃飯。一些社員怕吃虧上當，每餐都是死吃活撐。一些婦女吃飽後，還要再盛上一滿碗，邊走邊吃帶回家養豬餵雞。有的生產隊怕吃過了頭，實行定量供應，還被大隊幹部制止。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春節前，才發現五個月吃了七八個月的口糧。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讓常年啃乾饃喝稀飯的農民欣喜異常。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回憶說：「剛開始吃食堂，飯的花樣真多，光紅薯就能做出十幾樣的飯，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價想著擺弄吃了。」一大隊劉莊和平隊食堂一個月改善二十次生活，炸油條、糖糕、丸子、魚、肉等。社員沒有不高興的。

　　河北省懷來縣西榆林各隊都爭著製作大籠屜，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開飯時，一個個拿茶缸飯碗來打飯，真好像到了共產主義的樣子。作家協會下放的女編輯張希至擔任一個食堂小炒部的大師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飯館的差不多。頓頓是熱炒或煮的蔬菜。淨玉米麵餅子，還常有饅頭。這些都是過節和招待貴賓時才有的伙食，現在成了家常便飯。這一吃，就把中國農村吃垮了。

　　當時，社員和基層幹部都知道，敞開肚皮吃飯不會持續下去，但相信國家有糧食，吃完了可以靠國家。這樣吃了兩三個月，國家定量限內的口糧指標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國家不但不給糧食，還要大搞反瞞產私分。苦果還是農民吃，不少地方到了一九五八年年底就出現了饑荒。食堂大面積停伙。在大饑荒年代餓死的幾千萬人當中，一九五八年就佔七．七十二％（見本書「大饑荒中的人口損失」一章），這些人主要是一九五八年最後一、兩個月餓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紹了大量的不讓農民吃飯、讓農民在食堂門前活活餓死的事實，這些事實是駭人聽聞的，但的確是在公共食堂這種制度製造出來的。例如，四川省敘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六生產隊全隊七十戶人家，就有六十四戶被扣過飯。據四川省金堂縣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一九六○年一月到十二月，就有二百四十一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二百六十五人被扣飯，二百三十戶被搜查，九十九人被罰苦工，六十八人被罰款，二十七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十七人，致殘者三人。（詳見本書「天府饑魂」章）。

　　劉少奇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一位副書記說：「為了建沒社會主義，就必須人人躍進，要躍進就得一天等於二十年。要實現這種高速度就要全民總動員，老弱病殘也不能白吃飯，要盡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著送到地裡去，也比睡在床上貢獻大。」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勞不使，使而不盡力的都要扣飯、少吃，或者一餐幾餐不讓吃。由於口糧少，又實行扣飯、罰飯政策，有的社員餓得吃樹皮和草根。羅湖作業組有個楊十三老倌因糧食少了，又要勉強出工，實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沒有起來。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有位七十多歲的肖星階老人，民國十六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

　　公共食堂利用飯勺子來控制社員，通過對肚子專政來實行對人專政。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問題。

　　一是幹部多吃多佔，公共食堂成了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這不是個別現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問題。本書有關各省的章節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在中國當時的制度下，在每一個權力等級上，都沒有對權力的制衡。任何一級官員，哪怕是生產隊的一個黨支部書記，只要取得了他頂頭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為「土皇帝」，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在這種制度條件下的饑荒年代，幹部多吃多佔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現象。幹部多吃多佔，貪污腐化，侵佔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二是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吃飯時從家裡到食堂遠的幾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幾分鐘，熱飯打回家成了涼飯。由於打飯時間長，孩子在家裡餓得哭。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一九六○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裡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樑，十五里，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里，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食堂裡做的飯菜質量很差。大鍋煮粥，粥裡常有老鼠屎、羊糞蛋；大鍋炒菜，味道極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社員吃飯不自由，糧菜難於調劑、機動。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斷發生。據遼寧、甘肅、貴州和上海等十九個省市的統計，一九五九年一、二月份共發生中毒七百八十五起，中毒的有八千零四十二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來情況又有發展，僅據山西、河北、浙江、甘肅四地的不完全統計，中毒人數即達三千八百四十三人，已死亡二百人。

　　三是浪費了勞動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長沙縣施家沖食堂，七十二人吃飯，做飯，整米、種菜、挑水、餵豬，一共佔了七男個勞動力、兩個女勞動力。總人口的十二．五％的人專門為食堂做事，在家裡很多做飯的事順手就幹了。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在臨夏調查的結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佔全隊總用工日的十三．十六％。胡喬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調查結果是：「辦了食堂以後，砍柴、種菜、煮飯都佔用勞動力，生活用工往往佔生產隊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農業勞動的工分值，直接影響了勞動積極性。」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在一九五七年，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九十四元，一九六一年，農業用工一千四百六十六個，每個勞動日的工值應為．六十九元，但由於加上食堂用工一千八百一十二個，工值就降到．三十二元。

　　四是不利於社員家庭養豬和家庭副業。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一九五七年家家養豬餵雞，全隊共有五十四頭豬，一百多隻雞。由於辦食堂，一九六一年全隊只有四頭豬，十一隻雞。

　　公共食堂劣跡斑斑，社員對它非常反感。

　　一九六一年四月，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帶領五個幹部到臨夏新集公社新一號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五月九日，他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寫道：

　　群眾對食堂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是法廳（炊管人員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裡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管理員拜景義，貪污多佔，剋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姦、強姦婦女十三人之多。一九六○年，在這個食堂裡吃飯的共死了三十九人。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汪鋒，能說出這樣的真話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些話是一九六一年說的，毛澤東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已經有了改變。這時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摧殘已成事實。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大饑荒期間，如果沒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餓死的農民可能要減少一半。從全國來看，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樣解散的

　　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各級幹部為自保都不敢講真話。反右傾運動以後，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據說，毛澤東還是從自己家鄉的親戚那裡聽到了真話。一

　　九百六十年九月，湖南湘潭和湘鄉的兩個農民，一個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一個是毛澤東的堂表弟文東仙。毛澤榮說：現在幹部群眾都怕講話，只有我們直接向主席三哥報告才行。文東仙也說：一九五四年一月我在北京見到主席，他找我瞭解農村情況，反覆叮囑我要講真話；如今問題這樣嚴重，只有直接向他匯報才行。他們兩人於九月下旬到了北京。時值國慶前夕，毛澤東特別忙，沒有時間接見，他們就住在王季范（毛澤東的姨表兄，時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家裡。王季范將他們反映的情況整理成十個問題，準備當面向毛澤東匯報，並說：「我願意作你們的參謀，我們一起去見主席。」

　　時間一天天過去。國慶過後，他們兩人與王季范終於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榮向毛澤東匯報了兩年多來家鄉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談到，公社食堂越辦越糟，糧食越來越缺乏，現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爛白菜；社員出工不出力，也沒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飽，得了浮腫病……

　　最後，毛澤榮提高嗓門說：「主席三哥，這些情況，幹部都不敢給你匯報。你住在北京城裡，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東仙說：「主席，你知道我們韶山是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地方，三縣情況都一樣哩！你可以派人去調查。」

　　毛澤東相信他的親戚，承認食堂有不少問題，但不認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裡有壞人，沒有辦好。所以，十二月，提出對公共食堂進行整頓，清理食堂裡的「壞人」。對於公共食堂，毛澤東還想聽取更多的意見。一九六○年冬天，毛澤東乘火車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區的書記和有關人員找到專列上，與他研究農村工作問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當談到公共食堂問題時，參加會議的人當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擁護公共食堂的還是佔多數。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過調查，對食堂問題心裡有底。但一開始沒有說話。毛澤東點名讓他發表意見，他面有難色。毛澤東鼓勵他說，並承諾「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個問題：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糧，我們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養那麼多的豬。如果一家一戶一頭豬，就是三億頭豬。現在豬少了，雞少了。三，辦公共大食堂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食堂裡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丟。樹已砍光了，都用來燒飯。原來一家一戶做飯，小孩去弄點乾柴樹葉，就行了。現在都燒木材，可惜！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總理，他說得對呀！」周恩來點頭贊同。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央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清楚下面的真實情況。全會一結束，毛澤東就派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率三個調查組去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

　　毛澤東派出的中共中央調查組三月下旬到韶山，然後分為兩個小組，一個組在韶山大隊（毛澤東老家），一個組在湘鄉縣沙田公社大坪大隊（毛澤東外婆家）。

　　這年三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以解決公社化以來出現的各種問題。調查組到韶山和大坪之後，廣泛聽取了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當時，《六十條》草案仍規定實行部分供給制，保留公共食堂，糧食分到食堂不分到個人。但在討論中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們說：「民以食為天，飯都吃不飽，講什麼發展生產？」「食堂沒得油水，沒得菜，一缽飯，一瓢辣椒鹽水湯，吃了以後還是飢腸咕咕叫。」「食堂是幹部剋扣社員口糧的場所，動不動就扣社員的缽子飯，餓起來比受打罵還難受。」有的說，《六十條》不要多，只要有三條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勞分配，全獎全罰。

　　大坪調查組在陳家灣食堂召開了大坪大隊社員代表會。這裡的社員還是敢說真話。有的說：「六十條我們都擁護，就是公共食堂難辦好，不如散了算了，分點自留地，讓大家在屋前屋後種點菜，菜好半年糧，吃飽了，生產才會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問題都是空談。」有的說，「什麼水腫病、乾瘦病，實際上都是飯吃不飽餓出來的病。」有的說，「只有解散食堂，才能剷除幹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員才有活路。」座談會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聲很強烈，但調查組不敢表態。會後，調查組專門開會討論，認識還不一致。有的說，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這是寫在中央文件上的，誰敢否定？有的說，周小舟是省委書記，因為講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職，要是我們表態散了食堂，該當何罪？！經過討論，調查組內統一了認識，認為不管怎樣，應該向中央領導如實匯報。在大坪的中央調查組成員去韶山向胡喬木作了匯報。

　　中央調查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農村傳開。鄰近韶山的湘鄉龍洞公社谷陽、平裡、城前等大隊的群眾紛紛去韶山打聽消息，反映幾年來「五風」嚴重，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水腫乾瘦病人多，死人嚴重等情況。據此，省委調查組即電告湘鄉縣委，速將上述情況查明，專題報告中央調查組。縣委接電後，即派縣委候補委員、縣監委副書記楊連生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並於四月十二日向邵陽地委、省委工作組、中央考察團上報《關於我縣龍洞人民公社谷陽、平裡、城前三個大隊人口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胡喬木等在兩個小組調查的基礎上，形成了四個材料：《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韶山人民公社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情況簡報》、《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伙後情況》、《毛華初：訪問東塘生產隊》。這幾個材料反映了農村一些真實情況：公共食堂帶來的危害，農村多數人不願意辦公共食堂等。四月十四日，胡喬木讓毛華初把這四個材料送到在長沙的毛澤東，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毛華初帶回毛澤東的指示。信中還反映了鄰近韶山的湘鄉縣陳賡公社大量餓死人情況和其他農村問題。

　　毛華初隨即將所帶信件、材料及這封信一併交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請他轉交給毛澤東。當晚，毛澤東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四月十五日上午，毛澤東對材料作了批示，讓張平化當日印發給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同志，予以討論，並送劉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四月十五日下午四時，毛澤東在省委蓉園四號樓接見毛華初。毛華初匯報說：「我陪喬木同志在韶山調查，還到了湘潭縣和湘鄉縣等地聽取匯報。我們每到一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自己的意見。看來當前農村水腫病較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群眾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們說食堂這個辦法要不得……」毛澤東問：「公共食堂為什麼群眾不願意，而辦不下去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毛澤東又追問：「糧食都是那麼多，為什麼在食堂就吃不飽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樣，一家一戶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樣，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糧，主糧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幾口人，誰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過去了。」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又問：「辦食堂為什麼破壞山林那麼嚴重」毛華初答：「辦食堂吃飯人多，用大鍋大灶蒸飯，茅柴子不經燒，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樹都砍著燒了。」毛澤東問：「依你們看食堂不辦為好？」毛華初答：「是的。」毛澤東停了一下又問：「唐家坨情況怎麼樣？」毛華初如實作了回答。毛澤東聽了，嚴肅地說：「你談得好，說了真話。當幹部匯報情況都要說真話。有些人向領導匯報情況說好不說憂，結果是害人不淺。」「關於解散食堂問題，我一個人不能獨自決定。即使要散，也得經中央討論決定。因為這是關係到全國的問題。」又說：「你們在韶山先作試點，注意解散食堂後還會有什麼新問題。」最後，叮囑毛華初：「你回韶山去和胡喬木同志講，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四月十七日，毛華初從長沙回到韶山，向胡喬木匯報了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當即召開調查組和公社幹部會議，佈置進行解散食堂的試點。

　　試點先在大坪大隊陳家灣進行。四月十九日晚，調查組在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佈解散公共食堂，並宣佈具體做法是用三天時間分三步走，先充分醞釀好，然後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後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現有住房的處理方案。社員聽了報告後，個個歡天喜地，笑逐顏開，說中央調查組是「青天」，為農民鬆了綁，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還有的社員說，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醞釀好了，具體問題好解決，不要三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討論好，明天就可以散伙。當晚社員勁頭很足，會議開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擬訂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鍋飯，飯後分配了餐具和糧食、油鹽、柴禾、蔬菜，午飯各家自煮自吃。至二十一日，房屋、自留地等問題都處理恰當了。陳家灣食堂解散後，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聲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隊的食堂散了，其餘各大隊群眾踴躍前來參觀，紛紛要求中央調查組允許他們也解散食堂。至二十五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中共中央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現將胡喬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轉給你們，請你們仔細研究，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個文件是否轉發至下級，由你們自行決定。

　　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是含糊的，沒有明確講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連是否向下轉發，也沒有明確說法。

　　在毛澤東組織農村調查的同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和各地方黨委負責人都深入農村，親自作調查研究，先後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見。朱德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員吃不夠標準，浪費勞力，浪費時間，吃飯不方便，一年到頭吃糊塗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會開砸了，把批評挨砸了，把臉傷砸了，把上級哄砸了，把群眾整砸了，把勞動力費砸了，把樹砍砸了，把牲口草燒砸了，把鍋把砸了，炊事員把鬼日砸了。劉少奇在他的家鄉湖南寧鄉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調查時說：「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他親自向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通報了情況。周恩來在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後，向毛澤東報告：「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一些省委書記也提交了調查報告，主張解散食堂。汪鋒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對於食堂問題，應當堅決地貫徹利於生產、利於生活的原則，絕不應當把食堂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強使群眾非在食堂吃飯不可」。

　　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文件改變了過去要求每個生產隊都辦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的硬性規定，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從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國消失。

　　汪鋒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說：「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鋒的這個報告轉述了群眾對解散食堂的喜悅：群眾說：「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裡了，他們再也卡不住我們脖子了。」「回家做飯，鍋也熱了，炕也熱了，心也熱了。」

　　然而，這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說出了與其他省委書記不一樣的話。他對公共食堂還情有獨鍾。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他在內江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他調查，有二十五％的食堂多數社員不贊成解散；七十五％的食堂有半數社員不贊成解散的。他說，內江縣交通公社臨江大隊第二生產隊不願意解散食堂，社員說：「你們再動員，我們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這份報告中主張，凡是有利生產、便利群眾，自願參加、自己管理，適合當前生產力水平的食堂，多數社員將會繼續辦下去。對這類食堂應當幫他產辦好。他還把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對公共食堂情有獨鍾的不只是李井泉。三十多年以後的九十年代，新華社主辦的《中國圖片報》一版頭條發出了來自山東的一條新聞：一號字的標題是「公共食堂又回來了」，認為這是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這條消息是新華社副總編兼《中國圖片報》總編輯姚某親自選定的。發稿前，他們請我為這條消息配一個評論。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評論中我只好寫道：「看了這條消息，使人們起了荒唐的一九五八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來了，勢必成為鄉村幹部搞腐敗的場所。」我對來拿稿子的一位編輯說：「這篇評論不要改，如果你們要改，就不要發了。」姚總編看了我寫的評論，不但不用，據說還背後罵了我。

【第十九章　「五風」肆虐】

　　所謂「五風」是指「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是隨著「三面紅旗」而起的，它的產生又與中國當時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五風」同時肆虐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奇觀。「五風」以「共產風」為主，相互伴隨、交織作惡，摧殘了廣大農民，破壞了農村生產力，是造成大饑荒的一個直按原因，也是大饑荒年間的災難之一。

一、「共產風」留下歷史的笑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到八月三十日的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共產風」的產生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個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中，對人民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各地的領導人對決議的理解不同，有的認為，三四年時間是就全國範圍講的，我們這裡可以更快一些。毛澤東於八月三十日的總結中還講到：「有人說，平均主義出懶漢，過去二十二年，出了幾個懶漢？我沒有看見幾個。這是什麼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掛帥，階級鬥爭，有共同目的，為了多數人而辛苦。」這種公開提倡平均主義的「最高指示」，對「共產風」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會議以後，各級黨報大造共產主義的輿論，理論家們紛紛出來寫文章。張春橋為了迎合毛澤東，寫了《論資產階級法權》。這篇文章批評工資制，鼓吹供給制，很受毛澤東欣賞，毛澤東推薦給《人民日報》發表，並親自寫了編者按。八月份，《人民日報》又以「資產階級法權」為題，開展專題討論，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關鋒發表文章認為，「部分供給制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繩發表文章批評工資制，讚揚供給制。在這個專題以外，《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不少鼓吹共產主義的文章，如吳傳啟發表《從人民公社看共產主義》等。發表文章的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對一般幹部很有號召力。

　　人們對共產主義如此熱心，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廣泛深入人心。無論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還是各種政治培訓班，都講社會發展規律。說社會發展必須經歷五個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一種社會制度比前一種先進，後一種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種制度。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並且進入共產主義是遲早的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多少年來，中國的知識界都相信這種理論，從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都向自己的學生灌輸這種理論。這種歷史決定論的思想到老百姓那裡，就成了宿命論：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誰也無法抗拒。大力推進共產主義的人們，都是符合這個「天律」的。掃除這個「天律」的實現的障礙，無論用什麼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一九五八年，各級黨報造同樣的的輿論：全民所有制就是共產主義，是天堂。在輿論的鼓動下，為了早日進天堂，各地都企圖比中共中央預計的速度還要快。各地的農村幹部很快付之行動。結果鬧了很多荒唐事，給農民帶來了災難。

　　搞共產主義，河北省徐水縣最早成了全國學習的典型。這個縣提出：一九五九年建成社會主義，一九六三年進入共產主義。

　　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到這裡視察，並通過報紙向全國宣傳。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在發動大躍進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經驗。本書《燕趙悲歌》一章詳細個紹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情況，這裡不再重複。

　　《人民日報》等媒體的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毛澤東十分關注報紙對徐水的宣傳宣傳。毛澤東視察徐水後不久，他讓身邊的秘書葉子龍看《人民日報》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導。文章對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動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畝產將達到五千斤。毛澤東說：「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到徐水看看。」後來證明，《人民日報》宣傳徐水的一些報導和文章都是假話。但這些宣傳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萬朝聖者。到這裡「取經」的各省及中央部門的單位共有三千多個。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徐水縣弄虛作假的問題被揭露，十一月九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提出以後不要宣傳徐水。但徐水的「共產風」的已颳到全國。各地新出現了一批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典型。一九五八年十月，山東壽張縣作出了二年內「基本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的規劃。山東莒南縣制定出大幹二百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最先實行一縣一社的河南武修縣制定了「三年豐衣足食、五年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從毛澤東對山東范縣（後屬河南省）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當時對這些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是很欣賞的，是鼓勵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印的《宣教動態》上，刊登了《山東范縣提出一九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主要內容是，在兩年內實現全縣工業化、電氣化；糧食畝產二萬斤；建成四至六所大學和一個科學院；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規劃同時提出，用三年時間把全縣九百九十三個自然村改造成二十五個新樂園。新樂園的前景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種種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十一月六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這份文件，讀後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返。會後出征，以為如何？」同時印發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委書記。第一次鄭州會議是糾偏會議。從這個批示可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范縣這個「共產風」的典型卻十分珍愛，沒有「糾」的意思。不過在這次會上他說過：「修武一縣一社，它的東西在縣的範圍可以調撥，但河南省去調就不行，國家調更不行。修武的糧，七里營的棉，是要交換的，不能調撥……總不能說全民所有制，可以說縣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體所有制。把全民、集體混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麼快，太快了！奮鬥太容易了！」看來，毛澤東只反對縣以上範圍的「共產風」，對一縣之內的「共產風」是支持的。

　　湖北省當陽縣（一九八九年一月撤縣建市）跑馬公社是又一個共產主義典型。這個公社成立於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共有農戶五千八百七十五家、二萬三千零二十五人。公社成立以後，打破了原有的鄉社界線，人力、財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統一支配。按上級要求，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帶領大部分勞動力上山「大辦鋼鐵」，黨委第二書記張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張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級對他的評價是：「有樸素的階級感情，聽黨的話，工作熱情很高。」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在農田水利建設中，他帶頭大搞「車子化」（即用手推車代替肩挑），不僅受到省、地縣的表揚，毛澤東還在成都會議上說「當陽縣的車子化是技術革命的萌芽」。張天高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徐水縣的經驗和大量關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又看到《湖北日報》十一月七日的社論《走向最終目的－－共產主義》中「不要把共產主義神秘化」、「不應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將來」等說法，就很快付之行動。

　　十月，跑馬公社開始實行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興辦以公共食堂為中心的各項福利事業。十一月十七日，張天高在公社幹部擴大會上說：「我宣佈，今天是社會主義的尾，明天是共產主義的頭，共產主義已經到了。」「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家庭，除了老婆以外－－這是我的意思，什麼也不私有了。」在這個會上，有人列舉了「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的種種理由。在公社管委會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繼貼出了許多歡呼進入共產主義的標語，如「人類最美好的社－－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這次會議以後，就刮起了「共產風」。張天高在公社教師會上講：「現在是共產主義，你們要文具，就到文具店裡去拿。」他親自帶半月中學的事務員到文具店拿走樂器、球類等一百一十五件，價值一千四百三十六元。之後，其他學校聞訊而來，搶光了這個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黨委的試驗田需要化肥、農藥，張天高帶人將商店裡的化肥、農藥搬走了三十萬斤。之後，商店裡的化肥、農藥一搶而空。當有的群眾說沒有衣服穿時，張天高說：「沒有衣服到商店裡去拿，各取所需。」結果，全公社商店被搶走了布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四尺，棉衣一千三百零四件。在公社內不分集體和個人、不分你我，隊與隊之間牲畜隨便拉，社員家庭的家禽、蔬菜隨便吃。育溪公社關陵大隊曙光生產隊雙目失明的李婆婆餵的五隻雞全部歸公後，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後統計，共吃社員的雞二千八百多只，蔬菜六萬八千六百多斤。社、隊佔用社員的生活用具和小農具更是不計其數。公社集中了社員家庭餵養的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三頭豬、三萬六千二百五十一隻雞。集中後，豬死了六千一百六十四頭，雞死了三千六百九十一隻。

　　為了體現共產主義，跑馬公社實行居住大集中，學校大集中，幼兒園全托化，老人一律收進養老院。全公社五千八百多戶社員由原來居住的一千二百多處集中到六十二個居民點。食堂由原來的二百五十個合併為六十九個。三天內將二十七所學校合併為八所，而且全部學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後，房屋窄小，十分擁擠，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學校集中以後，四個孩了蓋一條被，被子被孩子帶到了學校，家長只好蓋蓑衣睡覺。

　　幹部按自己設想的共產主義強迫群眾實行，對不聽話的社員，用罰做苦工、開「辯論會」、批鬥、打、罵、不准吃飯等處罰手段。全公社共有二十八個幹部曾用打、罵、捆、斗、罰、餓等手段，處罰社員六十八人。不少地方到當跑馬公社參觀學習，跑馬公社的「共產風」迅速蔓延到當陽全縣。不少幹部開會時講「共產主義到了，不分你我。」社員怕自己的東西被「共產」，有的把自己竹園裡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裡的樓板拆下來賣光。由於大力宣傳供給制，有的社員說：「幹不幹，鐵飯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飯不要錢」。勞動中出現了「三等」：等幹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齊了才下田，等組長分了工才幹活。勞動效率很低。

　　「共產風」在毛澤東的家鄉韶山也刮了起來。韶山在大辦鋼鐵、大修公路、大辦水利、大建居民點的同時，實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飯、勞動、幼兒、學生、家禽家畜，都統統集中。韶山大隊五十二個屋場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個屋場裡。在這個期間，社員遷徙無時，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資料和私有小工具誰都可以隨便拿。據大隊統計，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三年間，共拆房屋一百四十四間，損壞農具三百六十件，平調木料五萬根、磚瓦兩萬塊、牲豬一百九十只、雞鴨五百七十只、糧食六千、傢俱和炊具一千九百五十件、勞動日七千七百個。但是，這個大隊的情況比湘潭縣其他公社相比，不算是嚴重的。

　　東北的遼寧省，「共產風」從一九五八年一直刮到一九六○年底。一九六○年十二月《鐵嶺縣汎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總結》中說「這個社的『共產風』，從公社化一開始就刮。經過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糾正，但不久又刮了起來。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高潮』，每一個『大發展』，都要刮一次『共產風』。大運動大刮，小運動小刮，沒有運動零星刮。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自省級，下至小隊，各級領導機關都有。掛鉤單位、試驗單位和搞『南泥灣』的單位也在刮。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自土地、勞力、車馬，小至磚瓦石塊、破銅爛鐵、鍋碗瓢盆、皮麻繩套，連幔桿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爐也都刮走了。氣得群眾說：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他什麼都要。」這個報告還說，「總的看，共產風隊隊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體規律是：在工作重點、富裕隊、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點工程所在地，凡是離官近的地方，刮的就嚴重。」

　　「共產風」，實際是「共」老百姓的產，群眾大量的財產被充公。四川省新繁縣一個調查證明，是上一級「共」下級的「產」，即上級「平調」下級的財產。以這個縣的三個典型公社為例：國家「平調」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佔「平調」總額的二十三．九％；公社「平調」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佔「平調」總額的四十三．一％；管理區「平調」生產隊和社員的佔「平調」總額的十八．四％；生產隊「平調」社員的佔「平調」總額的十四．六％。

　　由於「共產風」與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相聯繫，因而傳播最廣，最難糾正。「共產風」刮到全國各地，刮到哪裡，哪裡的農民就傾家蕩產。本來生產力水平低下，硬要說到了共產主義；本來形勢不好，硬要說形勢大好；本來沒有條件搞供給制，硬是宣佈搞供給制。

　　共產主義的天堂是靠假話支撐的，「浮誇風」也就成為必然了。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從生產到生活，從政治到經濟，什麼都管，幹部水平本來就很低，加上公社過大的規模超過了公社幹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揮風」也就成為必然。「共產風」否定了「三級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幹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權力，權力高度集中又沒有制衡，就成了幹部特殊化的沃土。「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本來就損害農民利益，違背農民意願，要強制推行，就出現了「強迫命令風」。所以說「共產風」是「五風」之首。

　　毛澤東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間有一個認識過程。一九五八年八月說是三四年或五六年，十一月六日的講話中認為「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又說「總的講，是一定要讓蘇聯先進入，我們後進入，如果我們實際先進入了怎麼辦。可以掛社會主義的招牌，行共產主義的實際。有實無名。」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刊登《赫魯雪夫在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祝大會的的講話》，其中有十二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意思。在蘇聯以後，還是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關於安徽桐城的報告上批示說：「至少在二十年內，不談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不可能這樣快。」

　　供給制是「共產風」的一個重要表現。據中央農村工作部會議簡報提供了二十四個省區供給部分佔的比重：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各佔五十％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龍江四個省；供給部分佔六十％、工資部分佔四十％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江蘇、江西、內蒙九省區；供給部分佔六十五－－七十％、工資部分佔三十－－三十五％的有安徽、湖南、遼寧、吉林、貴州、甘肅和寧夏七個省區。

　　另據二十三個省、區的二萬一千一百七十六個公社統計：實行伙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個，佔七十八．四十三％；實行糧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二千八百七十二個，佔十三．五十八％；實行基本生活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九百八十九個，佔四．六十七％；實行半糧食供給制的有二百六十一個佔，一．二十五％；實行完全工資制的人民公社有一百二十三個，佔．五十八％；實行勞動日制的人民公社有三百二十二個，佔一．五十一％。在分配給社員的總額中的工資部分，平均每個勞動力每月工資，據二十個省區反映，一般是三至五元。

　　據河南、山西、山東、安徽福建、湖南、廣西、黑龍江等八個省的統計，在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八千四百三十一個公社當中，已發工資的有六千三百九十三個，佔總數的七十七．十三％，大部分公社發工資二到三個月，準備發但未發的有二千零三十九個公社，佔二十二．八十七％。在兩三個月以後都無力發工資了。不發工資以後，就全部實行「供給制」了，即政府給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給就沒吃的了。

二、「浮誇風」使人瘋狂

　　「浮誇風」集中表現在糧食產量上大放「衛星」上，這方面的情況在第「糧食問題」一章已經作了詳細介紹，這裡不再贅述。其實，「浮誇風」還有多方面的表現。

　　當時河南流行一個口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書記吳芝圃在一次會上講了一個《李廣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廣出遊，隱約看到一虎攔路，遂開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頭竟入石寸餘。彼復射，箭頭觸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這種借助於無根據的傳說，鼓勵唯意志論，又出自當權人物之口，當然會鼓起群眾浮躁浮誇的情緒。此時又反回來依據「氣可鼓而不可洩」的論述，壓制一切不同意見，並上綱到兩條道路鬥爭，從而使「浮誇風」在各條戰線上愈演愈烈。

　　在工業建設上，「浮誇風」不僅表現在大辦鋼鐵方面，在其他行業也很嚴重。不僅大城市浮誇，在一些邊遠地區的「浮誇風」簡直到了天方夜譚的地步。例如，雲南有的地區號稱平均每一．零五分鐘就辦一個工廠，花二元錢也可以辦一個工廠。一九五八年甘肅靜寧縣謊報在十五天內建了一萬多個工廠，而這個縣當年只有二十五．七萬人。貴州省鎮寧縣，是一個苗族聚居的縣，一九五八年全縣建了四百九十四座工廠和一千二百零五座高爐，當時全縣僅三十萬人，平均每二百五十人就有一座高爐。

　　在科學研究領域，應當是最講科學性的，但這裡也刮起了「浮誇風」。一九六○年秋，我剛上清華大學時，就聽上兩屆的老同學說，一九五八年，全校搞科學大躍進，搞了很多不切實際的課題。例如，我們系（當時是動力系）就批判「熱力學第二定律」，說克勞休斯的「熱寂說」是唯心主義，是悲觀論。其他系也根據自己的專業，選擇大批判的課題，向科學權威挑戰。

　　大躍進狂風颳到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資料與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上發表了關於「大躍進」時生物學部的回憶文章。文中有一段說：「會議一開始，一位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講話。他提出：科研單位要同農民開展種高額豐產田的競賽，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後來有人問薛這位領導同志是誰，他說是於光遠。當時於光遠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長。可見於光遠當時也頭腦發熱。有一次，聶榮臻元帥（負責軍事科學）曾帶張勁夫（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和於光遠兩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見毛澤東，要張勁夫匯報科學院的情況，要於光遠匯報全國科技的情況。於光遠根據山東省委的報告，匯報了山東的農民把蘋果苗插在正在長的南瓜上，結果蘋果同南瓜一起長。那時的於光遠認為，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省委的報告還能有錯？後來，於光遠越想越不是滋味，認為這是他一件丟臉的事。他堅決反對「人體特異功能」之類的偽科學，就是從這裡吸取了教訓。

　　全國都大躍進，中國科學院也得大躍進。因此，上級一號召，各研究所就分頭動起來了，主要是搞了超聲波管道化等一些東西，不少所搞大戰多少天，向黨獻禮。這些獻禮項目，都是浮誇的。

　　當時，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下，不迷信教授，向權威挑戰，中國科學院廣泛開展學術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遺傳學外，還批判了牛頓力學、微爾和的細胞病理學。在「科學大批判中」，說果樹栽培方面農大園藝系教授沈雋「疏花疏果」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保花保果是無產階級思想。批判在林木採伐中主張「間伐」的（中科院瀋陽林土所劉鎮諤）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主張「皆伐」的是無產階級思想。連最抽象的數學領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漢大學數學系的齊民友就是當作白旗給「拔掉」的，等等。心理學的批判是從批北師大心理學教授朱智賢開始的，心理學被當作唯心主義的被否定。

　　教育戰線的「浮誇風」也不弱。全國各地都辦起了大學。專區辦大學，很多縣也辦起了大學。在河南省逐平縣十個公社八月底就創辦紅專綜合大學、水利工礦專科學校，業餘農業大學五百七十多所，河南省登封縣兩天之內辦起了四十四所紅專大學。大學遍地都是，村支書就可以任命大學教授。就在我們中學－－浠水一中，也騰出了幾間房子辦起了「浠水大學」。我們中學一些老師一夜之間就成了大學教授。不知哪裡來的一些二三十歲的「大學生」，在我們這些中學生面前昂首闊步、大搖大擺起來。「浠水大學」不到幾個月就散了伙。報紙宣傳，截止七月底，全國已有六百三十九個縣基本掃除文盲，佔全國縣市總數的二十八．一％。

　　在文化戰線，其狂熱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一九五八年八月和十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有的單位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五千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二萬二千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佈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麼「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六十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

　　全國都搞詩歌運動。著名詩人田間下放到河北省懷來縣，他在那裡搞起了「詩傳單」，不但他寫，還把所有的村幹部、社員都拉進去寫詩。寫出來的都是順口溜，什麼「千日想，萬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個鄉，成一家，社會主義開紅花。」這些詩編成集拿到石家莊出版了，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後來，這場詩歌運動越搞越大，鬧到火車上每個乘客必須交詩一首，鬧到制定文學創作規劃，各公社開展有比賽。這個說：「我們年產詩一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最後張家口地區竟出了一位「萬首詩標兵」，他一個人在一個月內就寫了一萬首詩！

　　當時，一些著名作家、詩人、文藝工作者，有的不瞭解真相，有的隨波逐流，有的賣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筆，胡說八道，助紂為虐。在這些人當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當時被認為是大文豪、大詩人的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現引他寫的《太陽問答》中的幾句：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你早收工進山裡。

　　太陽太陽我問你，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志同志你問得好，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同志同志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幾段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極其誇張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後一段是農民、太陽、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謝黨呵感謝黨，黨是不落的紅太陽。

　　東風永把西風壓，社會主義放光芒。

　　鼓足幹勁爭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

　　紅旗插遍全世界，紅旗插在天頂上。

　　郭沫若還與周揚一起編《紅旗歌謠》，這本書極盡浮誇獻媚之能事。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中寫道：「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氾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據說，郭沫若的秘書對這封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果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一九五八年不瞭解真實情況，跟風起哄；如果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一九五八年是對實際的無知，跟風起哄，還是內心很明白，卻要違背良心，作「新文藝的大敵」、「新社會的大敵」，像他這樣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樣浮誇獻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澤東曾說過，「經濟事業和作詩是兩回事。『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怎麼端得起來？」但是，當時報刊沒有宣傳毛澤東這些話。因為「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這樣的詩歌在當時浮誇風中推波助瀾。

　　統計部門的「浮誇風」影響最大。本來，統計工作的生命和靈魂在於真實，然而在「大躍進」運動期間，統計工作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方法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用編織的數字來證實謊言。國民經濟信息的嚴重失真直接導致了決策的失誤。北戴河會議之所以做出大煉鋼鐵的決議，就在很大程度上與一九五八年夏糧的虛假數字造成了「農業問題已經解決」的假象有關。

　　一九五八年的工農業大躍進帶來了「統計工作的大躍進」，從而產生了「躍進型」統計體制。「躍進型」統計體制，是指在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以黨政領導的意圖和指示為圭臬，以證明大躍進路線的正確性為宗旨的統計體制。大躍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在數字上必須體現。在組織壓力下，統計部門不得不服從各級黨政機關的意志，炮製一個個高產衛星，形成一套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統計」數據。困難時期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正與這一體制密不可分。

　　在極權制度下，國家機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緊緊圍繞政治軸心運轉，統計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統計工作者從上級那裡得到的指令是：「黨政領導需要什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裡，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裡。」「要根據黨的指示和實際工作需要辦事，黨叫怎樣做，就怎麼做。」薛暮橋和賈啟允是當時中家統計局的領導人。

　　為了把統計工作完全納入大躍進的軌道，使它成為服務於大躍進的「馴服」工具，各級政權一方面通過「思想教育」實現軟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動用國家機器實行超強控制，對不聽話的統計工作者進行批判、鬥爭。與此相反，有些不說老實話、作假報告、誇張成績、隱瞞缺點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反而得到表揚和提拔。統計管理也下放權力，國家統計局要求地方統計部門以九十％的時間完成地方任務，上報的統計數字要經黨委批准，甚至統計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時制宜的靈活性」，從而便利了地方黨政領導對統計工作的干預。根據薛暮橋回憶，一九五八年八月有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向他訴苦：「省委要統計局報假帳，不報就要受處分。」問薛暮橋怎麼辦。薛回答說，「大躍進勢不可擋，只能聽省委的話，將來總有一天中央會問你們真實數字，你們要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把真實數字拿出來。」薛暮橋在這裡暗示統計工作者搞兩套統計數字，把真的留下來，等中央需要時再上報。

　　隨著大躍進的升溫，統計部門對「統計大躍進」的認識也呈水漲船高之勢。薛暮橋六月份的講話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業務是次要的。」「我們搞統計工作是為人家服務的，不是為自己服務。要不要，要什麼，要問人家。計算方法，計算口徑，也是如此，為誰服務，就去問誰。」薛暮橋還是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當時經濟學界討論速度和比例的關係（針對只顧高速度）、討論經濟核算（針對不講經濟效益）、討論商品經濟（針對消滅商品經濟），薛暮橋還是站在比較科學的一方，但是，在「勢不可擋」的形勢面前，在他主管的統計工作中，也頂不住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在河北保定召開的全國統計工作現場會議上，打破了原來的躍進標準，認為「統計工作是否躍進，既不在報表數量的多少，也不在時間的遲早」，重新確立了躍進的兩條標準：第一，政治領導業務，同群眾的生產高潮結合起來，及時掌握生產進度，發動群眾評比，黨政領導需要什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裡，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裡」；第二，在各級黨委的經常領導下，由統計部門統一組織，結合群眾生產運動，發動廣大群眾積極參加統計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貫徹執行統計工作的群眾路線。」《人民日報》在八月十三日發表社論，號召「全黨全民辦統計」，意欲借助群眾運動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動「統計躍進」。

　　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下達了幾項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如允許家庭養豬，擴大自留地等。統計工作者利用這個稍微寬鬆的政治環境，準備糾正統計工作中的錯誤。一九五九年四月召開的國家統計局長座談會上提出了提高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建立準確的人民公社統計工作，做好農作物產量調查工作以及整頓工礦企業統計工作等問題。國家統計局還提交了幾篇反映大躍進中實際存在問題的報告，如《關於鋼鐵工業的幾個問題》和《女職工人數的增長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地方統計部門也行動起來，用統計手段分析本地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如江蘇省統計局編印了不定期的內部刊物《統計報告》，專門向指揮生產的黨政領導反映情況。這些統計報告比較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得失利弊，對抵制「五風」起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評為「向大躍進吹冷風。」

　　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和以後的反右傾運動，國家統計局不得不送上了檢討報告，承認前些時由於「政治覺悟不高」而向大躍進「吹了幾口冷風」。而且，國家統計局不僅帶頭寫了十幾篇報告，從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基本建設等方面全面論證總路線的正確性和偉大成就，還通知各地統計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們動員組織全體統計工作人員，在黨的領導下積極行動起來，拿起統計武器，為堅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

　　在極權制度下，統計數字「隨風倒」，隨最高掌權者的主觀意願而忽高忽低，「熱漲冷縮」。即使個人品質較好的經濟學家，如薛暮橋，只要他為這個制度服務，也只能隨之「熱脹冷縮」。這一點，毛澤東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無能為力。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在廣東省委三號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老是要數字，什麼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麼，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胡報，結果就浮誇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

三、瞎指揮搞亂經濟

　　瞎指揮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一股強風。當時搞各種「大辦」：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大辦工業……每種「大辦」都是「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成千上萬的人，呼之即來，招之即去，「白天紅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縣領導人晚上站在山頭上看各公社的幹勁，看到哪裡火把最多，就認為哪裡幹勁越大，不問勞動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縣廣播上表揚。其實，這種大兵團作戰不僅造成了窩工和浪費，也使得幹部的瞎指揮到了極致。農業上的瞎指揮表現在很多方面，如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少，什麼時候種，用什麼方式種，都由上級規定。上級的規定不是來自實際，而是來自更上一級的意圖。上面有什麼意圖，下面就層層放大，最後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這兩個方面毛澤東都說過話，下面就當聖旨，強令農民執行。

　　關於密植，其實毛澤東只說一個字，這就是他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農業必須抓好這八個方面。前面四個字好理解，不必解釋。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間管理。「密」字僅是「八字憲法」中的一個字。這一個字經各級領導人層層放大，就變成了一股狂風，刮遍全國各地。在很多地方，縣裡規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貫徹到每一個生產隊，沒有按這個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積，都得全部撥掉重插。不僅重新返工，還要「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說成是「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就要當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學習密植經驗積極、一畝地下幾百斤種的幹部看作「紅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實行「聚土、定向、雙行、錯窩、密植」，距離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窩糾正。蒲江縣壽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試驗田吃了大虧，五個黨委書記研究來研究去，再搞大面積密植後果不堪設想，認為最多栽八寸見方，但又不敢給縣上講，就請求來公社檢查工作的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領導人答覆不行，說：「因為你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組織，這是黨中央規定的，應該執行。」

　　由於過度密植，有的一畝地就播下種子幾百斤，長出後苗株間密不透風，陽光也進不去，連種子也收不回。儘管如此，但「密植」是來自最高指示，誰也不敢反對。解鈴還需繫鈴人，最後還得毛澤東自己出來說話。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通信」，才解決「不可太密」的問題。只有他自己說話沒有政治風險。

　　對深翻，毛澤東也講過幾句深翻對作物生長有利的話。於是，全國各地都深翻土地一米以上。把生土翻上來，把熟土埋在下面。不僅勞民傷財，還破壞了土壤結構，造成大幅度減產。

　　吉林省公主嶺鳳響鄉泡子沿村，一九五八年十月，將鳳響、響水、范家屯三個區並入一個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設團、營、連的軍事體制。然後「大躍進、大兵團大會戰」。第一個戰役就是深翻地。在會戰中「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各家煙囪站崗，鎖頭看門」，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裡參加大會戰。全管區共抽一千人，其中五百人被調到王學坊管理區「放衛星」，其餘五百人在本村搞會戰，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檢查，隨時報進度。十隊因進度慢，隊長萬老九，被公社幹部當場拔了「白旗」，撤了職。為了加快深翻進度，勞動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婦女搞秋收，有十％的莊稼扔在地裡。

　　遼寧省鐵嶺縣汎河公社，上級說搞密植，就不管好壞地，一律規定一個株距，下種時用尺量。有一個社員比規定的株距種寬了一點，就拉到會上「辯論」，直到本人承認「破壞生產」才算完事。各種活計安排，都是公社幹部發令，大隊幹部傳令，小隊幹部聽令，社員任憑幹部擺弄。不管幹什麼，都要求一個規格，一個期限，一個進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戰，大搞辯論。楊威樓生產隊社員編了一個順口溜：「種地不由民，生產亂調兵，草比苗還高，還喊產萬斤」。瞎指揮從一九五八年一直搞到一九六○年。一九六○年社員說：「五十八年你們瞎指揮，我們提意見；五十九年你們搞瞎指揮，我們還偷著幹；今年豁出來了，叫我們種石頭我們也種。反正我們挨餓你們也飽不了。」

　　湖北省沔陽縣在貫徹《緊急指示》（十二條）的過程中，由於中共中央開始批評瞎指揮，群眾才敢說話，貼了不少批評瞎指揮的大字報。選錄如下幾張：

　　天下雪，地下秧，穀芽落地一掃光，

　　群眾反映有困難，右傾帽子實難當。

　　（沙湖公社中幫管理區群眾貼）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麥種這密，

　　每畝下種一千斤，害得群眾餓肚皮。

　　（雙江公社黃荊生產隊群眾貼）

　　幹部強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誤了一年好莊稼。

　　（沙湖公社杜窯管理區群眾貼）

　　幹部主觀主義大，扭轉乾坤種莊稼，

　　為了好看連片化，壞田也要種棉花。

　　（楊林尾公社中心生產隊群眾貼）

四、強迫命令風視民如草芥

　　幹部強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極權制度的產物，又是對農民實行專制的具體表現。在大饑荒期間，除了飢餓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計其數。在本書各省的章節中都有詳細的介紹，這裡不再一一贅述，只重點介紹一下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發生的「上海奉賢縣問題」。

　　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就發生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一九五八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因而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亂關等現象。據調查，被活活打死的農民有四人，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死的有九十五人，晝夜連續勞動不准休息而累死的一百三十一人，生病不准請醫治而導致死亡的二百零五人，不准父母請假、使生病兒童失去護理而致死亡的四百一十一人，其他因嚴重強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一百一十四人。共計九百六十人。僅奉賢公社（縣委的重點社）一個社，被直接或間接逼死的群眾，就達三百六十四人。經初步調查，公社黨委副書記、正副社長以上的領導幹部，親自動手捆綁、吊、打、關過農民的就有五十五人，佔上述幹部總數的五十％，被他們親手捆綁、吊、打、關過的農民有三百二十九人，被他們直接逼死的農民有二十九人。

　　十月間，縣委領導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農為代表的地、富、反、壞分子作鬥爭」的口號，普遍發生亂鬥中農亂撤幹部的現象。經縣委排隊準備鬥爭、撤職的幹部有一千八百多人（佔幹部總數近二十％），其中七百二十五人已被鬥爭後撤職。被戴上「富裕中農」帽子（實際上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而鬥爭或勞改的農民，約四千人左右。

　　十月下旬，在縣委的統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產營都普遍設立了所謂「勞改隊」，被勞改的農民就有二千四百多人，此外集訓了二千多人。有的「勞改隊」還定了各種「處罰條例」，動輒加以嚴刑拷打。縣公安局還舉辦了「兒童集訓班」，集訓了二百多名兒童。進入集訓班的兒童大都十歲左右，最小的僅六歲。「兒童集訓班」規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講話，違者就受到吊打、腳踢、罰站、罰跪，用針刺手心、用手銬銬（小手小，雙手銬在一個圈裡），用手槍對準腦袋等種種摧殘手段進行折磨。

　　十一月間，該縣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認為放過棉花的房子都有紅鈴蟲，就將放過棉花的二千一百三十一間房子燒掉。此外，在「拆屋並村」時，又拆掉房屋二千一百四十六間。被拆房屋的群眾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有的淋雨受凍、氣憤發瘋，有的叫苦連天，碰頭打滾。在深耕秋播中，強迫群眾將已經成熟、即將收穫的棉花七萬八千八百九十一畝統統翻掉。在興修水利時，為了鋪設運土方的四輪車木軌道，將全縣九千多台織布機全部拆掉，連社員的門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還挖出了墓地裡八千多具棺材。掘墓時既不徵得墓主的同意，對屍骨也不作善後處理。

　　奉賢縣的問題雖然很突出，但不是個別的。不管是地處中原的河南省、山東省，還是遠在大西南的雲南省瀘西和遠在大西北的甘肅省通渭，都出現過類似奉賢這樣的問題，有的情況比奉賢還要嚴重。但是，在處理這些違法亂紀的幹部時，又都追究這些幹部個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認為是他們是國民黨的殘餘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補課」，為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埋下了伏筆。

五、幹部特殊化也成了風

　　由於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各級黨委，幹部掌握著一切資源，權力的運用又沒有制衡，幹部們運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饑荒期間，幹部特殊化主要表現在食品方面。幹部及其親屬多吃多佔，損公肥私比較普遍。幹部大吃大喝和農民的飢餓形成了強烈反差。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時已有大量的介紹。這裡不再贅述。

六、「五風」是怎樣刮起來的

　　「五風」其所以成為全局性的災難，有颳風的，有跟風的。颳風的是風源，跟風使「五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緊。有人說風源是毛澤東，毛曾自己說過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說風源是劉少奇，一九五八年夏秋之間，劉說過很多狂熱的話。不管怎麼樣，在當時中國那種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響全國的風潮。全國性風潮一般是由高層領導刮起來的，或者起源於地方（實際是地方官員揣磨中央的意圖而作為），然後由高層領導肯定或倡導刮向全國的。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對「五風」的形成過程講了一外故事：有一個人砌了一堵牆，粉刷得很乾淨，不讓任何人在牆上畫東西，他就在牆上寫了「此牆不准畫」。有一個人看了就寫了一句「我來畫一畫」，第三個人看了就寫了「你畫我也畫」，後來又一個人寫了「要畫大家畫」。這樣就成了一首詩：此牆不准畫，我來畫一畫，你畫我也畫，要畫大家畫。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這堵牆不是一個人弄髒的，「五風」不是某一個人刮起來的。

　　毛澤東「始作俑者」的事實本書已有充分的介紹。由於劉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於對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後的社會輿論和回憶文章中，常常把劉說成毛澤東的錯誤的反對者，是「右」的，是反「五風」的。其實不然。看了下面列舉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的一些言論，讀者就會知道，劉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這方面的言論，本書其他章節已經有些介紹，這裡再作些補充：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二十七歲（一說二十五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等九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劉少奇這次還講到要消滅家庭。在《大同書》中，康有為認為，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三、四十年之後，我看可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麼長？」「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淨種地，做工的淨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劉少奇在首鋼視察時說：「總路線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總路線的，通通破掉。」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過」，「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國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過英美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在天津地委向劉少奇匯報到高速度的糧食增產與生產基礎條件不相適應是當前一個重要矛盾時，劉少奇說：「鄉社合一怎麼樣啊，你們不是並社嗎，一鄉一社不好嗎？」「農業合作社，合在一塊，採取打亂平均的辦法，把道路一修，那個吃虧，那個佔便宜，好在你這裡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麼你的。」「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裡，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於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只有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極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文化，工農、城鄉以及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消失了，這才得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不過，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卻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

　　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擔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同志在匯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少奇同志對群眾的這兩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劉少奇在九月二十七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報告中，對上述「兩個心思」又作了進一步的強調。他說：「從馬克思以來，從提出共產主義制度這個理想以來，就有人反對。反對的一條理由就是認為實行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願工作了，就要懶下來……．我們實行供給制，也有人怕『幹不幹，兩斤半』。勞動人民不是這麼想的。他們想到實行供給制以後，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農民這句話證明，實行糧食供給制，不是使人家更懶了，而是使人更勤勞。」

　　在同一次講話中，劉少奇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九月二十七日，他在南京黨員幹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贊成分配制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那裡？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他站穩了，他實行了供給制，其他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齊。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視察，不僅鼓吹共產主義，還相信下面幹部說的假話，並加以鼓勵。一九五八年八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瞭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一百二十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劉少奇很支持密植，看過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說：「你們這裡種大畦子的方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左土右龍）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鋤草、間苗的話，可以作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一萬斤。少奇同志笑著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劉少奇同志一再讚揚各地從公社裡組織大批「遠征隊」上山採礦，到城市煉鋼鐵的做法。他說：「現在各地方煉鋼鐵、採礦石、修水利都是採取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各人自帶工具、自備糧食，或者實行糧食供給制，或者半供給半工資制，這辦法很好，一個鋼鐵基地就集中了幾千幾萬人……這是一種共產主義精神，是新的勞動工資制度的萌芽，它給我們今後新辦工廠的勞動制度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道路。」劉少奇這段話不僅助長了各地的瞎指揮，還對勞動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誤導。九月二十七日，他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江蘇省有三百多萬人煉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幹，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什麼工資太少。江蘇省只有五十萬產業工人，現在煉鋼鐵的有三百萬。哪個大呢？是三百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煉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那麼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我這裡羅列劉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風」的言論，並不是說，「五風」的風源是劉少奇。也不是為了減輕毛澤東的責任，而是說明，自從批評「反冒進」以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中的多數人是和毛澤東一致的，是支持毛澤東的。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調子一致，他們有時還說出比毛澤東更激進的話。二十多年以後，鄧小平回顧當年的情況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何止沒有反對？實際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如果要追究「五風」的風源的話，那就是整個中央領導集團。當然，說中央領導集團有意刮「五風」那也不符合事實。他們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們的這些言行一層一層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更有制度的原因。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風源」來自中央領導集團。在高度集權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動靜，下面的跟風者會成千上萬、風起雲湧。

　　在龐大的跟風隊伍中，有幾種不同情況，一是自覺認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機鑽的；四是盲目無知的；五是混水摸魚的。

　　自覺認同者中有一批是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盲目無知者，相當一部分是「熱血青年」，他們深信在「共產主義教育」中學到的一切，深信報刊上關於大躍進宣傳。這兩部分人在知識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兩極，但在跟風上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真誠」的贊同，他們表現得自覺而虔誠。他們在跟風過程有一種參與神聖事業的自豪感，有一種實現理想目標的責任心。但是，這兩類人在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顯然不同。自覺認同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有號召力，能發動群眾，關鍵時刻能提出新的口號，新的說法推動運動深入。無知的「熱血青年」，最為激進，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極端，也最具有破壞性。這兩批人是跟風力量的中堅。

　　熱血青年，腦子裡只有輿論所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們很容易被上級領導發動起來，不顧一切地去保衛某種價值。為保衛這種價值，他們無所畏懼。這種無畏是以無知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的每次政治運動，都是熱血青年打衝鋒，這是毛澤東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毀性的力量。他們易衝動，往往把事情搞得過火，只要這種過火不破壞政府的目標，這種過火是允許的，甚至被認為是可愛的。

　　被迫自保而跟風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跟風有可能被認定為「態度」、「立場」有問題，有可能犯「方向」、「路線」錯誤。右傾的帽子就拿在上級的手上，是可以隨時給戴上的，誰也擔當不起。在這批人當中，多數人不激進，但也有一些品質不好的人，為了給自己營造更可靠的保護層，也說出一些過激的話，做出一些過激的事。開始有的地方放「高產衛星」，並不是所有的幹部都信以為真，許多地方領導人起初都持懷疑和觀望態度，到了「浮誇」者得到了中央的稱讚，感到自己再不跟風就有政治危險時，才跟風放起了「衛星」。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持否定、批判態度者，開始只是少數人，經過一段時間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後，才「同仇敵愾」掀起「反右傾」的風潮的。跟風者知道自己的行為違背現實，也違背自己的心願，但是身不由己或無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風過程往往伴隨著痛苦與不安，伴隨著對風潮嚴重後果的擔憂與焦慮。

　　一些投機鑽營分子，跟風是為了投領導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這固然與個人品質有關，最根本的還是中國的幹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幹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過民主選舉程序，全由領導人說了算。只要主要領導人喜歡，仕途就暢通無阻。在這種制度下，看到上級喜歡畝產一千斤，他就來一個畝產二千斤。他的言行舉止，完全是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與歡心。他使出渾身解數去跟風，以求仕途通達。

　　在農村有一批素質極差的人，在任何政治運動中，總是打頭陣。毛澤東的《湖南運動考察報告》中稱這種人為「痞子」。沒有這些「痞子」，運動就打不開局面。所以毛澤東對「痞子運動」持肯定態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後的「四清運動」中，這些人被稱之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農村幹部隊伍中，就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表現得十分激進，以求混水摸魚。對農民進行拷打，捆綁，各種違反政策的事，就是這批人幹出來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幹出來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長沙縣天華大隊黨支部書記，她不是壞人，只是「三面紅旗」的一個積極推行者。她是全國三八紅旗手，湖南省勞動模範、省人大代表。土改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她都是分子。一九五二年她串聯了左鄰右舍六戶農民組織了互助組。秋後，六戶農民家家增產。「彭梅秀互助組」被評為全縣的模範互助組。以後的合作化中，她又帶頭緊跟中央，組織了初級社、高級社。省報和地報還經常有她的報導。我這裡提到她還因為她和劉少奇直接發生過衝突，作為風源人物之一的劉少奇認識已經改變，而她還沒有轉變。《渴望真話．劉少奇在一九六一》一書對她作了生動的介紹。現摘錄如下：

　　在大煉鋼鐵時，公社下達天華大隊上交林炭的任務很重，按這個指標，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隊黨總支副書記段樹成建議不要上交這麼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務一斤不少，結果幾個山頭都剃了光頭。後來又沒有煉出鋼鐵，段樹成說「這是得不償失」。上級強調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間有幾丘冷浸田不適合種棉花。小隊幹部請示段樹成。段樹成回答說：「因地制宜吧！」結果，大片棉田中，有幾丘田種了水稻。大隊有個茶園，由於蟲害和乾旱，有些茶樹枯死，在茶樹間有一些空地。段樹成讓社員在空地上栽上了紅薯，以補茶場工人糧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樹成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日夜批鬥,車輪戰術，留黨察看兩年。

　　劉少奇到天華召開各種座談會，討論六十條，重點聽取對公共食堂的見。彭梅秀也參加了一次座談會。劉少奇說，「我們今天討論公共食堂，剛才已經學習過六十條，請談談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條，翻了幾頁，說：「劉主席，我們今天不說辦不辦公共食堂的事！」劉少奇微笑著說：「為什麼呢？」彭梅秀揚著手裡的六十條說：「第三十四條講得很明白，一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積極辦好公共食堂，天華怎麼沒有條件呢？省裡都在天華開過座談會。即使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辦。要不然，還算什麼紅旗大隊？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會主義牆腳，不辦，那還算什麼社會主義？」劉少奇笑了笑，說：「過去我們的宣傳有點過火，也不能說不辦公共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看有不有利於群眾生活，有不有利於發展生產。紅旗大隊更應該實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說：「別人辦不辦，我不管，反正天華的公共食堂要堅決辦，積極辦！」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連劉少奇也不放在眼裡。她得知劉少奇找她的「政敵」段樹成瞭解情況，很不滿意。在屋裡摔東西，擔桌子，暴跳如雷。她衝到劉少奇和段樹成談話的屋子，要進去，被劉少奇的警衛攔在門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劉鬍子，你到天華來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後的幾天，彭梅秀越來越不像話，對中央調查組的工作設置重重障礙，長沙縣委不得不將她調到另一個大隊任黨支部書記。幾天以後，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長沙縣委書記李滿成等上領導人到天華大隊開會，劉少奇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宣佈彭梅秀工作調動的決定，同時宣佈為段樹成平反。並由段樹成擔任天華大隊領導。就在這個時候，彭梅秀闖到會場來了，她哭著，鬧著，在地上打滾，破口大罵「劉鬍子」。

　　應該說，彭梅秀這樣的人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忠誠骨幹，是核心力量，中國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這樣一些人推動的。

　　「風源人物」和大批跟風者又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聯繫起來，使「五風」的蔓延有了組織依託。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每次運動，都是通過這種層層核心力量，通過種種會議，實行全民動員，大搞「群眾運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群眾運動，把它作為推動一切工作的手段。不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眾運動，就是在科學性很強的工業建設中，也大搞群眾運動。作為工業指導思想的「鞍鋼憲法」中，就有「大搞群眾運動」這一條。其實，在極權制度下，群眾運動實質就是運動群眾。群眾運動背後總是以最高權力的意志為背景的。最高權力人物「運動」群眾打擊自己的反對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眾運動是依靠權力系統層層發動的，在運作過程中有權力的操縱。被「運動」的群眾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斷能力，處於一種盲目的亢奮狀態，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就出現了「過火」行為。只要這種「過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最高當權者是樂觀其成的。在「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往」思想的指引下，這種被「運動」起來的無知者，對一切反對力量和反對意見形成摧枯拉朽之勢。

　　有了風源，又有了跟風者，如果沒有輿工具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還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響全國的「五風」。上面介紹的種種跟風人物，都是在輿論工具的鼓動下行動的。甚至風源人物也受到輿論工具的影響。這裡說的輿論工具，不僅是報紙、電台，還包括文藝工、教育、社會科學。輿論工具的動員作用是「五風」大面積成災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新聞、文藝、教育、社會科學研究，都是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下動員群眾的工具。在全體人民中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批判一切非共產主義思想，是這些機構的任務。教育工作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灌輸，在一張白紙上印上最初的印記；文藝工作者則編織動人的故事，改變人們的感情；社會科學研究，則用共產主義理論「武裝」群眾，從深層次改變人們的認識；而新聞則無時無地的用「事實」教育群眾，開成強大的攻勢。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都是知識分子。建國以來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多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一些獨立思考的人士幾乎被掃蕩以盡，能留在工作崗位上的，不是順從者就是沒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培養的只知道共產主義不知道其他的年輕人。這些在輿論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在宣傳共產主義以及「三面紅旗」時，不僅幹勁十足，還富有創造性。

　　輿論工具說假話不臉紅，因為也是有理論根據的。當時新聞界常用的理論是：

　　「現象和本質」。你看到的雖然是真實的，但只是表面現象，不是事物的本質。記者明明看到了真實情況，卻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質」的理由被編輯部否定。明明是與現實相悖的報導，卻因為它說出了事物的「本質」，而得到肯定。當然，什麼是本質，只有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體」。不能只看一個局部，要從全局上看問題。你雖然看到了真實情況，如餓死了人，但這只是一個局部，不能代表整體情況。缺點只是「一個指頭」，而「九個指頭」是好的。你如果過份強調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體」的錯誤。

　　當然，普通百姓、一般記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領導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說話，寫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雖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雖然多數農民的現實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誰能瞭解什麼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識分子，當然沒有這個能力。只有最高當權者才有這個認識水平。

　　「事實選擇的階級性」。世間事物是十分複雜的，同一個問題包含著很多不同的事實。說話、寫文章就要選擇事實。選擇過程就體現了一個人的立場，體現了他代表誰的利益。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對「三面紅旗」懷有強烈階級感情的人，在寫文章、說話時，決不會選擇不利於無產階級的事實。而選擇「黑暗面」的事實，批評「三面紅旗」的人，他的立場、感情一定有問題。

　　這些「本質」、「整體」、「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論，把判斷是非的權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領導人手裡，下面的人只能聽命從事。「事實選擇的階級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們思考問題、寫文章時，只能選擇反映「光明」的事實，不能選擇反映「黑暗」的事實。所以，報紙上只能一片叫好，沒有一絲批評的聲音。

　　輿論一律，理論一律，文藝、教育也是一律。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聲音，沒有「噪音」，沒有「雜音」。「五風」也就一致地刮了起來。

　　在思想輿論控制和信息封鎖的條件下，開動所有的輿論機器，長期宣傳一種價值，批判其他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崇高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的攻擊。

七、「五風」屢禁不止

　　對以「共產風」為主的「五風」，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底就有所察覺，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的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指出「共產風」「引起了農民的極大恐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清理「共產風」，「五風」有所收斂，但不久又刮了起來，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刮得更厲害。

　　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湖北省沔陽縣委報告，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對「共產風」年年處理，但始終沒有停止，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嚴重。開始，只有縣、公社、生產隊刮，到後來，省、專兩級也刮，社員和社員之間也刮。開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資金、糧食等，到後來，就像群眾說的，「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上至樹梢，下至浮土」什麼東西都刮到了。生產隊變成了「一口破鍋」、「一個爛攤子」。九月十八日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給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省長張體學的信中說，在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自留地等問題最為嚴重。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許多生產隊粗算了一下，「共產風」的各項損失，人均達五十元左右，多的達一百多元，相當於社員一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生產瞎指揮的問題，嚴重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這個公社的幹部，採取了靠電話統一指揮生產的辦法，公社統一安排農活，全社一齊行動，群眾稱為「一刀切」的領導方法。糧食方面較普遍的問題是徵過頭糧。有的生產隊還幾次壓縮社員的自留地。社員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糧食連年減產。

　　毛澤東大概不僅看到來自湖北省沔陽縣的報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剎住「五風」的決心。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後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瞭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瞭，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招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匯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對「五風」一刮再刮的問題，毛澤東有過反思，他認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亂，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亂。他說：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

　　毛澤東從中央領導思想上找「五風」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確提出「人禍」問題，這是對的。但是，有一點他沒有說到，一九六○年「五風」比一九五八年持續時間更長的主要原因，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五風」難以糾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糾正「五風」，各級幹部也聽命行事。在一九六○年底到一九六一年，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了整風整社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整風整社中，糾正「五風」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賠，讓社員揭發批鬥幹部的「五風」行為。退賠、清算是不徹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這些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真正受到了打擊。有人估計，在整風整社中，受批判鬥爭的幹部五％左右，受到黨紀處分的大約佔十五％左右。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雖然對共「五風」進行了有限的糾正，但同時，由於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運動形式，使行政權力進一步神化，強化了極權制度的的危害。

　　「五風」屢禁不止，最後不得不靠強權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是因為「五風」有深刻的制度基礎。三十多年以後，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共產風」其所以連綿不斷，清理了又刮，邊清理邊刮，固然同清算、退賠不徹底，特別是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有密切關係，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階段空想論的影響。」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度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四是政社合一的體制。薄一波這一點說得對，「五風」其所以產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實際的理想。而且這種理想已經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僅如此，產生「五風」的制度，不僅僅在人民公社這一層級上。整個國家制度，即極權制度，才是產生「五風」的真正根源。不解決制度問題，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裡反「五風」，是不可能徹底的。以後的歷史證明，在大饑荒以後的歲月裡，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二十一世紀初，除了「共產風」不再刮以外，其他四風依存在。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新的「浮誇風」機制。

【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危機都會採取相應的對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面對全國性的大饑荒，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這主要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之間的八個月。

　　毛澤東的一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把執行「三面紅旗」的成績和問題說成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糾偏時只能談「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毛澤東對錯誤的糾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許動搖三面紅旗為前提的。」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一九六○年又一次大躍進，又一次共產風，一九六一年又一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饑荒持續了三四年。糾正錯誤的遲緩、波折、低效，不僅反映這個制度信息閉塞、機制僵化、領導專制等種種弊端，還反映這個制度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

一、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

　　自一九五八年夏秋以來，由於大躍進搞亂了全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毛澤東的認識有了轉變，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有所冷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這八個月間，採取了一些糾正偏差、克服困難的措施。毛澤東首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統一領導層的認識。

　　一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十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二是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七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是十一月二十八－－十二月十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四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三月五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見本書「人民公社」一章），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五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四月五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權限。通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除了上述會議，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會議和信件中，毛澤東除了講一些糾正偏差的話以外，也講了另一面的話。例如，他認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母親肚裡有娃娃，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萌芽」。他還是想盡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他說過反對「一平二調」的話，但他也說過「公糧、積累、勞動力，都是調撥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萬雄師下江南，現在為什麼不能調人去勞動。」他認為「現在只能部分地調，全省全國調不行。」他主張在公社內部可以無償調撥，搞公社範圍內的「小全民所有制」。他說過不能一下子否定價值法則，但也說過「價值法則是一個工具，只起計算作用，不起調節生產的作用。」他講過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認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

　　在糾正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宣傳部門繼續歌頌「三面紅旗」。對於一九五八年秋季以來出現的大量問題，毛澤東肯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報批的《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幾項通知》中的意見：對報刊工作的態度是，繼續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充分地宣傳，只宣傳成就和積極方面，一般不報導消極方面。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鑒於一九五六年反冒進時期，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造成了馬鞍形。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一個指頭，或者還不到一個指頭。那時卻有些人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一種左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在轉變指導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也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社員飼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養豬，有所放鬆。

　　指導思想的這些轉變和上述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在廬山會議及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都「一風吹」。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農業部黨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指出五、六、七三個月內農村出現了一股右傾歪風：改變了「基本隊有制」，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吹掉了部分供給制；吹掉公共食堂。其實，農業部黨組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在執行中共中央向農民讓步的政策的結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五月七日和六月十一日發出的三個文件的結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轉了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說農業部黨組揭露的這些問題「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其實，毛澤東對一九五九年五六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幾個讓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愛將李井泉一九六○年二月向地委書記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說：「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有的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當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應該積極辦好，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反右傾以後的一九六○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一年，這一年餓死人最多。一九六一年一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饑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毛澤東不是一個遲鈍的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干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三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九位省委書記的匯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四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五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九日，針對一些人迴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一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

　　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煉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一百五十元－－二百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一百五十元－－二百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一共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乾，閒時半乾半稀，雜以蕃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一九五八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佈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一九六一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四十多天。這些調查，瞭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一九六○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下達後二十多天，即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一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七年時間公社現行的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二十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二十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據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毛澤東這個自我批評的意思還是制止「共產風」。但是，有些地方「共產風」一直刮到一九六一年。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的理想，在各級幹部中印象太深了。這是中國輿論工具的功勞；也是因為，實現共產主義，已經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面，考核幹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堅定。

三、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瞞產私分的問題使毛澤東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轉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為了抑制所謂瞞產私分，毛澤東等人糾正不顧條件過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偏向，從所有制上退回來。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六次講話，重點講調整所有制。他說：

　　要基本消滅三級所有制（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別，把三級所有制變成一級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過程，而不是什麼向農民讓步的問題。……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這個過程。

　　就在鄭州會議期間，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中說：

　　這裡應當加一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為了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毛澤東建議各省召開六級幹部會議。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他在寫給各省委書記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立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當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後，就會想通的。」

　　在毛澤東建議下，各省都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各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按毛澤東的意見，也請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所謂「觀潮派」參加會議。安徽的六級幹部會從三月九日開始，十八日結束，參加人數達一萬人，內有「觀潮派」一千多人。廣東的會議參加者有一萬六千人。這些會議都是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方針，算一九五八年一平二調的帳，清退物資財產。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大會，搞「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縣、公社、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讓基層幹部把話說出來，做到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三個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的三個報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的作法。但是，這只是口頭文章，實際上沒有兌現，如果真的兌現了「缺口糧的，立即供應」，那就不會餓死人。

　　不過，從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不能否定一九五八年的成績，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中有言在先：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會議和六中全會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由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這個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一直有一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一把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著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人們對錯誤的估計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錯誤只是「一個指頭」，即只佔十分之一。超過了這個範圍，懸劍就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

四、搞退賠，僅是紙上文章

　　為了糾正「共產風」，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還要求各地清退「共產風」中刮走農民的和生產小隊的財物。有些地方也賠了一些。如江蘇省東台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歸還社員小農具一百八十件，苗豬、小豬、肉豬二十七頭，羊三十三隻，其他沒有償還的也計價，答應償還。

　　農民的房子已經拆了，重建是很困難的，拿走的東西大部分都揮霍了，退賠很不容易。由於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報上來不少公社退還給生產隊、生產隊退還給農民的數字。

　　這些數字大部分是虛誇的。清退工作一九五九年春天開始，但進展十分艱難，在以後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發文，強調退賠問題：

　　一九五九年二月鄭州會議以後的各省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清退是一個重點內容。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中的第二條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縣和縣以上各級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向社平調的房屋、傢俱、土地、農具、車輛、家畜、家禽、農副產品和建築材料等等種種財物，都必須認真清理，堅決退還。」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中，說，中央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的緊急指示信和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會議紀要發出後，各地都進行了退賠工作，取得了成效，但總的來說退賠工作做得不徹底，再次強調，「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反覆多次的指示，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全部、徹底進行退賠」。

　　中共中央這些指示在基層落實的情況怎麼樣呢？請看江蘇省的兩個資料。

　　一九六○年十一月，江蘇省常熟縣莫城公社已經進行了「三反」，十日工作組進村與公社幹部開了會，十一日、十二日召開了小隊長以上幹部會。在這兩個會上都原原本本地傳達了「十二條」，並聯繫實際進行了討論。在食堂設立登記處，登記社員被「平調」的物資和去路，制定兌現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兌現階段。傳達後群眾普遍歡迎，認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眾怕十二條不能兌現。幹部中有人有情緒。他們說：「搞一平二調時是上面刮起來的風，通不通，三分鐘，不通也得通。現在群眾批評，退物賠款難上加難，越想越冤。」「我們這些小兵小卒總是先挨當頭炮，刮共產風帶頭上陣，批共產風帶頭檢查。」

　　共產風共刮了五次的江蘇省曲唐公社胡莊大隊。十二條下達後，強調退賠兌現。當然，要完全兌現是很難的。只要兌現一點農民就感激不盡。七隊社員劉文彬退賠得到了十三元錢，高興得不得了，說：「再不好好生產，就對不起毛主席。」七隊社員馬金榮退回了兩件農具，高興地說：「做夢也想不到拿去的東西還能拿回來。」兌現的第二天早上，隊長的喇叭還沒有喊，社員已經到齊，個個爭做重活，一會兒功夫就把公路兩邊全都種上了蠶豆。

　　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洛陽地委關於退賠的報告。這個文件介紹了靈寶縣大王公社「政策兌現」的情況。時任洛陽地委書記的紀登奎親自到這個公社抓中共中央「十二條」的落實。層層召開「兌現會」。但是，「各大隊兌現退賠的財物合計，只佔平調總數的二十三％」，退賠中最困難的是，大辦鋼鐵的虧損，興修水利的虧損，公社無法向大隊退賠。於是，「地縣社工作組決定，在元月一日，又召開第二次兌現會，除了大辦鋼鐵和修水利平調的財產以外，其他基本上退賠徹底了。」中共中央將大王公社的退賠經驗向全國介紹。要求各地「充分發動群眾，真正依靠貧雇農和下中農，經過幾次嚴肅的鬥爭」來搞退賠工作。實際上，鬥爭再嚴肅，公社也無法退賠已經消耗了的財物。例如，直到一九六一年六月，四川省眉縣大辦鋼鐵中平調走的財物，基本沒有退賠；大辦水利、大辦交通的調走的財物，只退賠了一小部分。中共四川省委退賠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提出，在退賠中，縣、公社一級沒有錢退賠，要求財政拿錢出來；而財政又拿不出錢。各地工商部門組織生產出一部分退賠物資，但由於平調單位沒有現金支付，以致這批物資積存起來，退不到社、隊和社員手中。

　　有些地方在退賠時定了很多限制。江蘇省東台縣盧南大隊規定：「在退賠時，苗豬和小肉豬退還給社員，母豬還是全部歸集體飼養，以免發展資本主義。」「糾正共產風是人民內部的事，地主富農沒有參加運動的權利，對地主富農被刮走的物資，暫不清算」。據一九六一年八月統計，全國平調總數為二百五十億元（較原來估算的一百一十一億元增加了一．四倍），已退賠了的佔平調總數的二十％－－三十％。經過退賠，大部分人相信今後「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像個過日子的樣子了。」但是，退賠普遍不徹底，據各地統計，實際退賠到社員手中的，只佔平調數字的二十％－－三十％，其中實物退賠很少。有的地方又發生了新的平調現象。在一九六一年夏收中，有的地方還沒收群眾自留地產的小麥，頂上交任務；有的把自留地產的糧食頂分配口糧食。

五、擴大農民自由，但執行中遇到意識形態障礙

　　集體組織不能保證農民的生活，只好給社員一點自由，讓他們自找生路。從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開始，對農民的某些政策開始鬆綁。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為改變牲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問題，採取公社各級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私養並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雞、鴨也是如此，為此，必須分配社員一定的自留地，按人口計算，不超過每人平均佔有土地的五％，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一分或二分自留地。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四點指示：一，社員私養的豬羊雞鴨兔賣得價款歸社員個人所有，為了經營自留地和養豬羊雞鴨兔，每月給社員放假幾天；二，恢復自留地，不管餵不餵豬，都給自留地。自留地的產品不徵公糧，不派統購任務，但自留地不准社員出賣、出租和私自轉讓；三，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閒時間，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土地利用起來。這些土地誰種誰收，不徵公糧，不派統購任務。四、房前屋後的零星樹木（包括竹木果樹）歸社員私有。

　　恢復自留地和家庭飼養以後，又放開了農村集市貿易（有的地方稱為「自由市場」），以調節農民家庭種養產品的余缺。以江蘇省為例，集市貿易是一九六○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允許恢復的。到一九六二年有了一定的發展，幾年不見的生疆、百合、荷藕、荸薺、茨菇都有賣的了。農村集市貿易的商品流通量，大致佔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十五％左右。集市貿易剛開放時，食品的價格比國家牌價高出兩倍以上，高價格刺激生產，使東西逐漸多了起來，價格也下降了，到一九六二年六月，食品只比國家牌價只高出百分之幾十。雖然開放了自由市場，但還是把自由市場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黨內規定，黨員幹部不得到自由市場上買東西。

　　這些政策是受農民歡迎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如果出現偏向農民利益的情況（即偏右），各級黨委立即制止。中共廣東省委很快發現並糾正了農村副產品自給部分過多的現象。《宣教動態》一九五九年第六十期發表了廣東省委的作法，八月一日，毛澤東就作了批示，認為「這是一個大問題，必須一律採取措施，改變現狀」。中共中央於八月十九日轉發了這個材料和毛澤東的批示，要求「適當限制自給部分，盡可能按照城鄉需要增加商品部分」，「切實做好農副產品的收購工作」。這實際是壓農民的肚皮，讓農民不吃，保城市、保出口。

　　實際上，有些地區並沒有按中央五％的要求給足自留地。江蘇省全省平均只佔四．七％，有的地方不足四％。一部分幹部認為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怕影響集體生產，怕社員搞「自發」，對於恢復自留地的規定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四川省根本沒有執行中央關於自留地的指示。

　　六、實行責任田，僅是暫時措施

　　在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的原則。怎麼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掙得越多，分得的勞動報酬就越多。開始是「死分死記」，壯勞動力勞動一天記十二分，普通勞動力勞動一天記十分，婦女和幾童勞動按勞動能力不同，一天記五分或六分不等。但「死分死記」的辦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後來又發展為「死分活評」。每天勞動以後，晚上開會評工分。但評工分時拉不開面子，很難評出真正的勞動成果。後來又發展為「定額包工」的辦法。這一畝地交給你鋤，鋤完了，再檢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給你三十分。從包工發展到包產到組，最後發展到包產到戶。所謂包產到戶，就是這塊地包給一個家庭，上交集體一千斤，多餘的歸自己。責任越明確，勞動和分配掛鉤越緊密，勞動積極性就越高。包產到戶也叫「責任田」。但是，包產到戶主要生產過程是家庭經營，打破了集體經濟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統一分配的原則，因而被認為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有些地方實行種種變相的包產到戶。這實際是生產隊自發搞起來的，一九五九年五－－七月就出現了。一九六一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廣，安徽十戶農民中有八戶參加包產到戶。當時把分到農戶的田稱為「救命田」。各地也先後採取了同樣的措施。如甘肅的臨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參加包產到戶的農戶十中有七。廣西龍勝、福建連城和貴州全省，十中有四。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也有大體同樣的比重。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定，全國包產到戶者至少已佔總數的二十％。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一樣的。例如，廣西出現了七種形式：一，分田到戶；二，包產到戶；三，「公私合營」，即早造私人種，晚造集體種；四，「井田制」，即徵購田集體種，口糧田個人種。有的實行三三制：即口糧田，上交田，照顧田；五，「抓大頭」，即畬地分到戶，水田集體種；六，山田，遠田，壞田分到戶，誰種誰收；七，化整為零，即過小地劃分生產隊，有的成了兄弟隊、父子隊。江蘇省有些地方在全部農活包到戶的同時，還以「定田到戶，超產獎勵」的辦法，實行了全部或部分農作物（如山芋等）包產到戶。

　　然而，包產到戶是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的，也是與集體化的方針相悖的。在三年饑荒以前的一九五六年，浙江省永嘉縣委農業書記李雲河和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就在這個縣的燎原合作社搞過包產到戶的試驗。從生產看效果非常好。當時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方向問題」。一九五八年初，李雲河成了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消職務，勞動改造。戴潔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返農村。

　　在三年大饑荒中，挽救危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如果沒有這項措施，可能還要餓死更多的人。但是，對這是群眾的自發的救命措施，省、縣級領導人只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只有安徽的曾希聖一九六一年才明確支持並推廣，不過，曾希聖也是採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對外稱「包工包產責任制」，實際搞的是「包產到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微妙而多變。在一九五九年，由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饑荒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對剛露頭的包產到戶極力打壓。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指出，「包產到戶這種毒草必須連根拔掉，一丁點也不許留！」同年十二月四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的文章，把反包產到戶和反右傾結合在一起。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的《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語中說，「把全部或者大部農活包工到戶或者包產到戶的作法，實際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作法，凡有這種意見和活動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關於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是九月二十九日寫的，並作如下批語：

　　這個報告所反映的情況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補委員、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同志和洛陽地委第一書記王慧智同志，藉著整社和包工包產的機會，推行所謂「地段責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張把土地、牲畜、農具、勞力等，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指導下幹活，他們讚揚所謂「滿地人，不成群」的單幹景象。他們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為「一小二私」的互助組或單幹戶。這裡明顯暴露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實質，是根本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農的要求。但是，歸根結底，最後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如果不徹底地加以肅清，黨的總路線是不可能順利貫徹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對於這種思想，各地黨委應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組織黨員幹部進行深入徹底地揭發和批判，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險惡面目徹底揭露，把他們的市場縮小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徹底搞臭，以保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貫徹執行。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批評「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

　　也是在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委關於在十個公社中選擇十個大隊整社試點即進行兩條道路鬥爭的經驗，中共中央的按語說：「目前農村中正在進行著一場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在當時那種意識形態條件下，在政權機構內部反對「救命田」的力量相當強大。有些領導人，批判右傾比毛澤東還要堅決。據對有關文獻的分析，中共中央上述四個報告的按語，除湖南這個報告經過毛澤東的修改以外，其他都不是出自毛澤東之手。

　　到了一九六○年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才真正知道饑荒的嚴重程度，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才以生產責任制的名義默許包產到戶，但不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不同時間對曾希聖說的三句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包產到戶的微妙態度：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說：「你試驗嘛！搞壞了檢查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十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一九六一年七月說：「你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說：「生產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

　　一九六○年以後，由於大量餓死人，中共中央再沒有打壓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在各地發展很快。到一九六二年秋後，饑荒稍有緩解，中共中央就明確表示，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道路，下令各地「改正」。

　　原來搞包產到戶比較多的地方，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就千方百計地淡化包產到戶的情況。廣西桂林地區龍勝縣是搞包產到戶比較有名的地方。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到七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陶鑄和王任重，到龍勝縣聽匯報，召開座談會。他們寫的《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在廣西龍勝縣舉行的座談紀要》中寫道：「情況表明，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目前形勢的主流。同時確有一部分貧下中農對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暫時的動搖；也確實還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數富裕中農留戀資本主義道路，積極進行單幹。但這不是主流。原來估計全縣有六十％甚至七十％的生產隊單幹了。事實上單幹並沒有那麼多。那是因為界限不清，把那些正確地採取田間管理責任制和其他基本上仍是集體經營的生產隊，都算到單幹裡面去了。」這個報告表明，在最困難的時刻，中國農民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很需要這樣的報告，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各同志。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

　　為了推動改正「責任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以《安徽改正「責任田」情況》為題，向全國轉發了安徽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的總結。這個文件介紹，據最近統計，安徽省已改正「責任田」的生產隊有六萬零一百多個，佔實行「責任田」生產隊總數的二十三％。這個文件說，從改正責任田過程中揭發出來的大量材料說明，實行責任田雖然不到兩年，但是已經暴露出來許多嚴重惡果：生產資料支配權已逐漸轉移到個人手裡，生產資料所有權發生很大變化；生產上不能統一計劃，不能統一使用勞動力；統一分配受到破壞，集體和國家利益受到損害；四，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農民中個人主義、自私觀念日益發展，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逐漸削弱。

　　改正責任田的過程是一次批判資本主義的過程，當初實行責任田的積極分子，從死亡線上救助農民的基層幹部，卻遭受到打擊。這種打擊不僅在改正的過程中，在以後的「四清」和「文革」中，還加倍清算這筆政治帳。

六、實行責任田，僅是暫時措施

　　在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的原則。怎麼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掙得越多，分得的勞動報酬就越多。開始是「死分死記」，壯勞動力勞動一天記十二分，普通勞動力勞動一天記十分，婦女和幾童勞動按勞動能力不同，一天記五分或六分不等。但「死分死記」的辦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後來又發展為「死分活評」。每天勞動以後，晚上開會評工分。但評工分時拉不開面子，很難評出真正的勞動成果。後來又發展為「定額包工」的辦法。這一畝地交給你鋤，鋤完了，再檢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給你三十分。從包工發展到包產到組，最後發展到包產到戶。所謂包產到戶，就是這塊地包給一個家庭，上交集體一千斤，多餘的歸自己。責任越明確，勞動和分配掛鉤越緊密，勞動積極性就越高。包產到戶也叫「責任田」。但是，包產到戶主要生產過程是家庭經營，打破了集體經濟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統一分配的原則，因而被認為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有些地方實行種種變相的包產到戶。這實際是生產隊自發搞起來的，一九五九年五－－七月就出現了。一九六一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廣，安徽十戶農民中有八戶參加包產到戶。當時把分到農戶的田稱為「救命田」。各地也先後採取了同樣的措施。如甘肅的臨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參加包產到戶的農戶十中有七。廣西龍勝、福建連城和貴州全省，十中有四。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也有大體同樣的比重。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定，全國包產到戶者至少已佔總數的二十％。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一樣的。例如，廣西出現了七種形式：一，分田到戶；二，包產到戶；三，「公私合營」，即早造私人種，晚造集體種；四，「井田制」，即徵購田集體種，口糧田個人種。有的實行三三制：即口糧田，上交田，照顧田；五，「抓大頭」，即畬地分到戶，水田集體種；六，山田，遠田，壞田分到戶，誰種誰收；七，化整為零，即過小地劃分生產隊，有的成了兄弟隊、父子隊。江蘇省有些地方在全部農活包到戶的同時，還以「定田到戶，超產獎勵」的辦法，實行了全部或部分農作物（如山芋等）包產到戶。

　　然而，包產到戶是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的，也是與集體化的方針相悖的。在三年饑荒以前的一九五六年，浙江省永嘉縣委農業書記李雲河和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就在這個縣的燎原合作社搞過包產到戶的試驗。從生產看效果非常好。當時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方向問題」。一九五八年初，李雲河成了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消職務，勞動改造。戴潔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返農村。

　　在三年大饑荒中，挽救危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如果沒有這項措施，可能還要餓死更多的人。但是，對這是群眾的自發的救命措施，省、縣級領導人只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只有安徽的曾希聖一九六一年才明確支持並推廣，不過，曾希聖也是採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對外稱「包工包產責任制」，實際搞的是「包產到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微妙而多變。在一九五九年，由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饑荒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對剛露頭的包產到戶極力打壓。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指出，「包產到戶這種毒草必須連根拔掉，一丁點也不許留！」同年十二月四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的文章，把反包產到戶和反右傾結合在一起。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的《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語中說，「把全部或者大部農活包工到戶或者包產到戶的作法，實際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作法，凡有這種意見和活動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關於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是九月二十九日寫的，並作如下批語：

　　這個報告所反映的情況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補委員、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同志和洛陽地委第一書記王慧智同志，藉著整社和包工包產的機會，推行所謂「地段責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張把土地、牲畜、農具、勞力等，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指導下幹活，他們讚揚所謂「滿地人，不成群」的單幹景象。他們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為「一小二私」的互助組或單幹戶。這裡明顯暴露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實質，是根本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農的要求。但是，歸根結底，最後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如果不徹底地加以肅清，黨的總路線是不可能順利貫徹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對於這種思想，各地黨委應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組織黨員幹部進行深入徹底地揭發和批判，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險惡面目徹底揭露，把他們的市場縮小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徹底搞臭，以保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貫徹執行。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批評「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

　　也是在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委關於在十個公社中選擇十個大隊整社試點即進行兩條道路鬥爭的經驗，中共中央的按語說：「目前農村中正在進行著一場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在當時那種意識形態條件下，在政權機構內部反對「救命田」的力量相當強大。有些領導人，批判右傾比毛澤東還要堅決。據對有關文獻的分析，中共中央上述四個報告的按語，除湖南這個報告經過毛澤東的修改以外，其他都不是出自毛澤東之手。

　　到了一九六○年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才真正知道饑荒的嚴重程度，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才以生產責任制的名義默許包產到戶，但不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不同時間對曾希聖說的三句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包產到戶的微妙態度：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說：「你試驗嘛！搞壞了檢查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十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一九六一年七月說：「你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說：「生產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

　　一九六○年以後，由於大量餓死人，中共中央再沒有打壓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在各地發展很快。到一九六二年秋後，饑荒稍有緩解，中共中央就明確表示，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道路，下令各地「改正」。

　　原來搞包產到戶比較多的地方，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就千方百計地淡化包產到戶的情況。廣西桂林地區龍勝縣是搞包產到戶比較有名的地方。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到七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陶鑄和王任重，到龍勝縣聽匯報，召開座談會。他們寫的《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在廣西龍勝縣舉行的座談紀要》中寫道：「情況表明，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目前形勢的主流。同時確有一部分貧下中農對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暫時的動搖；也確實還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數富裕中農留戀資本主義道路，積極進行單幹。但這不是主流。原來估計全縣有六十％甚至七十％的生產隊單幹了。事實上單幹並沒有那麼多。那是因為界限不清，把那些正確地採取田間管理責任制和其他基本上仍是集體經營的生產隊，都算到單幹裡面去了。」這個報告表明，在最困難的時刻，中國農民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很需要這樣的報告，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各同志。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

　　為了推動改正「責任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以《安徽改正「責任田」情況》為題，向全國轉發了安徽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的總結。這個文件介紹，據最近統計，安徽省已改正「責任田」的生產隊有六萬零一百多個，佔實行「責任田」生產隊總數的二十三％。這個文件說，從改正責任田過程中揭發出來的大量材料說明，實行責任田雖然不到兩年，但是已經暴露出來許多嚴重惡果：生產資料支配權已逐漸轉移到個人手裡，生產資料所有權發生很大變化；生產上不能統一計劃，不能統一使用勞動力；統一分配受到破壞，集體和國家利益受到損害；四，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農民中個人主義、自私觀念日益發展，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逐漸削弱。

　　改正責任田的過程是一次批判資本主義的過程，當初實行責任田的積極分子，從死亡線上救助農民的基層幹部，卻遭受到打擊。這種打擊不僅在改正的過程中，在以後的「四清」和「文革」中，還加倍清算這筆政治帳。

七、下放城鎮職工，減小糧食壓力

　　糧食徵購是為了滿足城鎮的需要。工業上得太快，城鎮人口增長太快，使農業不堪重負。陳雲說，三年來招收職工二千五百多萬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一億三千萬，現在看來，並不恰當。大躍進中，各地上的工業項目太多，造成物資、財政十分緊張。因此，「下馬」一些工業建設項目，精簡城鎮人口，是解決糧食不足和緩解緊張氣氛的一個必要措施。陳雲對此作過精確的計算，他說，下鄉一千萬人可以少供應糧食四十五億斤，下鄉二千萬人就可以少供應糧食九十億斤。

　　在大躍進中，由於要盡快地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大批農民進城當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糧的人。他們由農民身份變成了工人身份，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長，糧食一緊張，他們就成了精簡下放的對象，又由工人變成了農民，社會地位下降。千萬個家庭由此經歷了一次悲歡離合。陳雲建議，「凡是近三年從農村來的，一般地都要動員他們回去。那裡來的，就回到那裡去」。

　　精簡職工從一九五九年在一些地方就開始了。但精簡人數不算很多，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三面紅旗」重新高高舉起，各地又進一步招工。由於國民經濟嚴重困難，資金和原料不足，一些工廠無法開工，大批工廠被迫關、停、並、轉，一些基建目被迫停止，成千上萬的工人無事可做。大規模精簡職工是從一九六一年伴隨著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的。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五月三十一日，陳雲在會上作了「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發言。他說，要解決糧食緊張問題，有四條：第一，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政策，如貫徹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等；第二，工業要大力支援農業；第三，進口糧食，但沒有外匯，沒有運輸力量；第四，動員城市人口下鄉。以上四條，第一條是基本的，第二、第三兩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制，第四條則是必不可少的，非採取不可。中央接受了陳雲的建議，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一九六○年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中央一聲令下，各地加緊執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攜幼回到了農村。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下達《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又加強了城鎮人口下放的工作。

　　當年到底有多少城鎮人口下放到農村？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報告》中說，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全國減少職工一千八百三十三萬人，城鎮人口減少二千六百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二千八百萬人。

　　在中國當時那種制度下，不管做什麼事，中央一聲令下，各地總是要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下放城鎮人口任務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標是八十一．二萬人，實際下放九十八．萬。河南省任務是一百零九．九萬人，實際下放一百二十．六萬人。福建省的任務是八十七．三萬人，實際下放九十四．五萬人。除了近三年進城農民以外，城市中其他弱勢群體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間，將社會閒散戶和無固定工作戶計六千戶、二．六萬人遷往安徽農村。

　　在齊齊哈爾市，一九六○年下放了十一．四萬人，其中在城裡的盲流三．五萬人，無固定職業的五．六萬人。在有些地方，勞改、勞教人家屬，如果在農村有家的，也要下放，這種家庭裡超過十六歲的學生，也是下放對象。在精簡職工、壓縮城市人口的過程中，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一些阻力。被精簡的職工，有的是城市戶口，在農村無依無靠；有的早就脫離農村，在城裡已經成家立業；如果下鄉務農，不僅生產勞動、衣食住行等方面實際困難很多，而且農村並不歡迎他們。因此，精簡職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為例，一九六一年計劃壓縮城市人口三萬五千六百人，到十月底，只完成任務二萬八千三百九十人，很難完成當年計劃。十一月份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把剩下的指標進一步下達到各個部門，要求所有的企業事業單位，摸底排隊，落實計劃，該停的停，該並的並，該減的減，把一切可以精簡的人員，迅速壓回農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一九六一年的計劃，一九六二又下達了二萬五千人的計劃。有些地方在精簡過程中還出了些小亂子，如江蘇省常州市大明紡織廠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七十名安排下放回農村的老工人，集體鬧事，經過幾天的說服工作，事態沒有擴大，這七十名工人還是老老實實地回農村去了。也有的城市，一些確定去農村的城市人口並沒有去農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過種種不合法的手段謀生。但總的說來，兩千多萬人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沒有出什麼大亂子，是很不容易的，這只有在中國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實際上，這幾千萬人回到農村，留下了大量的遺留問題，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幾十年來一直上訪告狀，七十年代，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時，就接待過不少這樣的來訪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決，但很少有如願者。

八、整風整社，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

　　上述糾錯措施，都是針對「三面紅旗」中過激的問題，事實上正是「三面紅旗」造成了大饑荒。所以，一糾錯，就會傷及「三面紅旗」，一傷及「三面紅旗」，就觸動了毛澤東等人最敏感的神經，認為有一股「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認為大量餓死農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紅旗」，而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來自何方？毛澤東認為，在上層來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在基層則來自地、富、反、壞、右。他們反對「三面紅旗」，是他們造成了農村的嚴重問題。自從一九六○年底信陽事件在黨的高層揭露以後，毛澤東就把過去九分之一（「一個指頭」）的問題改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問題。而這三分之一的問題是基層幹部中壞人掌權造成的。這就把農民受摧殘的原因歸罪於基層幹部。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關於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的報告》。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個月內把三分之一地區的形勢扭轉過來，爭取一九六一年的農業大豐收。」「全國大好形勢，佔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的佔三分之一地區。五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扭轉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要爭取一九六一年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在同一報告上，毛澤東批給周恩來一句話：「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中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革命補課問題。其中寫道：

　　山東、河南、甘肅三省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你們已有所知。現將中央監委工作情況反映二百一十五號轉發給你們。這個反映中描述的貴州省的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極其嚴重的鋪張浪費、貪污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令人想像，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報復。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最激烈的表現。要知道，中國農村人口中還有八％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屬，連同城市的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家屬，總共佔全國人口十％左右。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經過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已經生活在農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種種企業、事業、學校、機關、部隊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組織中。因此，我們有絕對必要改造他們。但是，他們中間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也天天在影響和腐蝕我們。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堅決的最隱蔽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極端仇視，有意識地隨時都在準備「借屍還魂」篡奪領導，實行報復和瘋狂掙扎。毛澤東同志說，我們不僅要繼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要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務。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生產關係的改變，經過一定時間是可以實現的，而上層建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只要我們領導疏忽麻痺，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鑽進來的機會，把我們中間的革命動搖、意志薄弱的人拖過去，使部分地區、單位、至少個別地區、單位黨的領導變質，隨著也就極大地破壞現在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個材料揭發的事實中，已有不少明證。由此可見，整個社會改造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階級鬥爭任務。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決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絕望的破壞和掙扎，我們對他們萬萬疏忽麻痺不得。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可以拿來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沒有從制度、政策、指導思想方面尋找大饑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歸罪於早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地、富、反、壞、右。說是因「民主革命不徹底」，而使階級敵人篡奪基層領導權。這顯然是違背事實。河南信陽是革命老區，民主革命就很徹底。但也被毛澤東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餓死人較多的地方，都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就是像土地改革時期那樣，像鬥爭地主惡霸一樣鬥爭基層幹部，讓農下中農申冤訴苦，然後全面奪權。（見本書「禍起中原」一章中「信陽事件」）本書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肅、四川、廣東等地瞭解當年情況時得知，在民主革命補課中，也像信陽一樣，有大批農村基層幹部受到摧殘。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組對據四川省合川縣作一了次調查，調查結果是：由於反瞞產私分、反右傾、整風整社等運動，農村幹部受打擊的面很廣：全縣共有幹部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三人，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共處理了五千一百八十四人，佔幹部總數的二十．五％。其中，公社黨委書記被處理的佔六十％，大隊正副書記被處理的佔五十七．二％，生產隊正副隊長被處理的佔二十四．八％。

　　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一批流氓地痞，他們借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才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但其責任應在中央，而不能讓一些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九、幾個重大錯誤一直堅持到底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一波三折地調整極左政策，也曾下令糾正農村幹部作風，改變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一些過激的作法，但是，在幾個重大的問題上，沒有採取切實措施。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糧食問題上對農民見死不救，繼續高徵購，繼續出口，從而加劇了饑荒；二是在建設速度和經濟指標上，繼續堅持大躍進，遲遲得不到調整。

　　一九五八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一九五九年春天餓死人更多。也就是說一九五九年春天，大饑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四月九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四月十七日作了批示，只採取兩項措施：一是將這兩個材料印三十份，十五份在三日內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是給十五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澤東認為這是「暫時的（兩個月）緊急危機」。對這麼大面積的危機，毛澤東沒有採取全局性的措施，還是當作局部問題交給地方自己處理。特別是沒有在糧食上鬆口。

　　一九六○年一月七日到十七日，正是農村大量餓死人的時候，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面對遍地的餓殍，毛澤東繼續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他在會上說：「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看來今年至少不弱於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們準備分幾個階段，把我們這個國家搞強大起來，把人民進步起來，把物質力量搞強大起來。」這個會議批准了國家國家計委《關於一九六○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了今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會議認為，一九六○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勢更好；確定一九六○年鋼產量為一千八百四十萬噸，糧食產量六千億斤。八年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基本完成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會議還要求大辦食堂，試辦和推廣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會議以後，全國各地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壓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共產內等「五風」又嚴重氾濫起來。

　　下面繼續送上來欺騙毛澤東的報告。《內務部關於各地加強工作春荒有所好轉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報告說，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經在全省的範圍內停止發展，山東農民外流現象大部分已經停止，浮腫現象開始下降，但少數地區春荒俘在發展。其實，當時饑荒正在迅速發展。二十六日，毛澤東批示：「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閒時少吃，忙時多吃。」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材料。這個材料說信陽地區餓死了幾十萬人，並介紹了農村的慘狀。毛澤東只是輕描淡寫地批了十幾個字：「請劉周今日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他還是把信陽事件當個別問題處理，當一般工作中的問題來處理。也沒有在糧食徵購問題上鬆口。

　　在糧食徵購和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方面，一九五八－－一千八百五十九糧食年度徵購數達一千一百二十五．四十四億斤，比上一年度高出二十二．三十二％，大饑荒全面出現的一九五九年，不但沒有減少糧食徵購，徵購數反而比上一糧食年度高出八十八．八十五億斤，高出比例為七．八十九％。（從生產年度看，一九五九年的徵購數比一九五八年高出一百零三．十八億斤，高出比例為九．四十五％）。而返銷給農村的糧食，一九五九－－一九六○糧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二十一．二十九億斤。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全面爆發的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國家不僅沒有救濟，反而從農村多拿走糧食六十七．五十六億斤。（見表二十－－一，表二十－－二）在饑民口中奪糧，是一件十分殘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現了本書前面所介紹的鮮血淋淋的反瞞產私分的大規模慘劇。直到大饑荒發生了一年半以後的一九六○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糧食徵購數。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糧食徵購數從上一年度的一千二百一十四．二十九億斤，降低到七百八十．八十四億斤，降低了四百三十三．六億斤（從生產年度看，一九六○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三百四十二．五十三億斤），但向農民返銷的糧食也減少了一百六十四．四億斤，實際農民負擔只減輕了二百六十九．二億斤。

　　表二十－－一：大饑荒時期國家對農村糧食的徵購和銷售

　　單位：貿易糧（億斤）

　　從農村徵購：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九百二十．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一千一百二十五．四十四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一千二百一十四．二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七百八十．八十四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六百七十九．十四

　　銷售給農村：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四百一十九．六十六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五百零五．十九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五百二十六．四十八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三百六十二．零八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二百六十八．四十五

　　資料來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表二十－－二：生產年度的糧食徵購數

　　單位：貿易糧（億斤）

　　一九五七年：八百七十五．八十

　　一九五八年：一千零九十二．零二

　　一九五九年：一千一百九十五．二十

　　一九六○年：八百五十二．六十七

　　一九六一年：六百八十二．四十八

　　資料來源：同表二十－－一。

　　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不僅在糧食徵購上不讓步，一九六○年一月，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中共中央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中共中央在糧食部的一份報告說：「糧食徵購從一九五九年夏糧登場時計算起，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已經收到一千一百四十二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計劃一千零七十五．八億斤超過了六％，按糧食季度計算，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已收到一千零一十六億斤，完成計劃的九十四％，再加上一九六○年五六月的新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劃。我們預計一九五九－－一九六○糧食年度，收到一千二百億斤糧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轉這個文件中寫道：「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餓死人最多的一九六○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卻沒有大規模地開倉放糧救人。

　　從表二十－－三的糧食庫存數中可以看出，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到一九六○年四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八百八十七．零三億斤（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最少也有三百一十九億斤（一九六○年五月）。一九六○年四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四百零三．五十一億斤，這是貿易糧，折合原糧為四百八十二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一．四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由此可見這個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二十－－三：大饑荒年代糧食庫存（貿易糧，億斤）

　　七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三百五十四．八十五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百八十八．九十四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三百三十八．七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百六十五．八十八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一百五十七．四十六

　　八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百零一．九十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百九十八．七十一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三百九十五．八十四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百八十九．十一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一百九十一．三十

　　九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百八十六．三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四百一十七．二十三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五百零三．十五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三百四十一．零二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二百三十四．八十一

　　十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五百六十．二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四百一十八．十二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六百五十五．二十一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三百八十六．九十三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三百零四．九十五

　　十一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六百九十．六十六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六百五十八．零二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八百八十七．零三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五百四十．零八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四百六十．五十七

　　十二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七百五十六．九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七百四十八．四十三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八百四十八．九十八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五百七十二．十一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四百九十．零二

　　一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七百二十五．零八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七百一十四．四十二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七百六十四．十五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五百一十．三十五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四百三十八．七十九

　　二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六百七十六．七十五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六百五十四．五十六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六百七十三．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四百四十四．五十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三百九十四．八十八

　　三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六百零一．六十六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五百五十六．零一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五百四十四．五十四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三百五十九．八十三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三百二十八．八十六

　　四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五百零七．六十二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四百三十三．五十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四百零三．五十一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百六十七．八十九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二百五十七．九十八

　　五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百零四．五十三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百一十九．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二百八十六．二十二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一百九十．八十六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二百．九十二

　　六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三百八十四．四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百四十三．二十八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二百九十七．零六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一百七十一．七十一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一百八十九．二十八

　　資料來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糧食部另一個數字說一九六○年六月三十日，全國糧食庫存為三百零一．四十八億斤，和表二十－－三中的二百九十七．七十一億斤差不多。這三百零一．四十八億斤糧食在各省分佈如下：北京二．三十億斤；天津一．十五億斤；上海二．五十三億斤；河北十八．二十六億斤；山西八．十六億斤；內蒙五．四十九億斤；遼寧七．八十九億斤；吉林五．零八億斤；黑龍江二十．四十一億斤；陝西十五．九十六億斤；甘肅四．八十一億斤；寧夏．七十二億斤；青海一．二十五億斤；新疆四．四十五億斤；山東二十二．四十四億斤；安徽七．零五億斤；浙江十二．三十七億斤；福建二．七十二億斤；河南二十五．零七億斤；湖北十三．二十二億斤；江西七．十四億斤；廣東七．四十億斤；廣西二．八十四億斤；四川四十一．六十一億斤；貴州十一．四十九億斤；雲南十七．四十三億斤。

　　從這些庫存數字可以看出，當信陽一百多萬人死於飢餓時，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零七億斤糧食存在庫裡，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二十二億斤糧食存在庫裡。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八百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五十多斤糧食，根本不會餓死人！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按生產年度計，與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二千五百萬噸，而一九五九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四百一十五．七十五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的二百零九．二十六萬噸多了一倍以上（見表二十－－四）。這一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四百一十五．七十五萬噸，這是「貿易糧」，每噸「貿易糧」相當於一．二噸原糧。四百一十五．七十五萬噸貿易糧相當於五百萬噸原糧。留給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其中大部分還是山芋（又稱白薯、紅薯、甘薯、紅苕。由於本書引用各地檔案資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稱不一）。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量為一百六十四公斤，一九五七年為二百零四．五公斤。按一九五七年的標準算，五百萬噸原糧足夠二千四百五十萬人吃一年。大饑荒最為嚴重的一九六○年，還繼續出口糧食二百七十二．零四萬噸。一九五九年幾乎沒有進口糧食，一九六○年也進口很少，直到大饑荒發生以後的第三年，才開始進口糧食及少量砂糖。而進口食品都是供應給城市。（見表二十－－五）

　　在這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講了四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豬和蛋出口的問題」。當時農村已經餓殍遍地，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李先念說：「今年一季度二．六萬噸豬的出口任務只完成一萬零幾十噸，這樣不行。請各省委考慮，既要很好地說服，也要加一點命令。」李先念抱怨說：「豬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什麼賣掉呢。捷克總理西羅基給周總理寫信抗議，說：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出售，質量太次。」談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務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業系統「來一個突擊收購運動」，「要採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

　　為了從農民嘴邊擠出食品出口，在收購中出現了大規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一九六○年四月收購雞和蛋時，不是按社員實有的雞和可能生的蛋來攤派，而是按人頭下指標，不管有雞無雞，不管雞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節，將任務層層下達，社員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懲罰。誰家拿不出雞蛋，食堂就不讓誰吃飯。六隊社員柯政國沒有蛋上交，全家七口人被扣飯。他母親到親戚家借了六個雞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飯。除了扣飯以外，完不成雞蛋任務，還不准買鹽、煤油、煙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銷社幹部和生產隊幹部，為了完成雞蛋徵購任務，竟不經社員同意，到社員家強行捉雞。捉雞經常是深更半夜進行，弄得雞飛狗叫，人心惶惶。

　　表二十－－四：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間中國的食品出口

　　單位：

　　活畜（萬頭），活禽（萬隻），紅棗、香茹（噸），

　　其他農產品（萬噸），啤酒（萬箱）

　　糧食

　　一九五六年：二百六十五．十二　一九五七年：二百零九．二十六

　　一九五八年：二百八十八．三十四　一九五九年：四百一十五．七十五

　　一九六○年：二百七十二．零四　一九六一年：一百三十五．五十

　　一九六二年：一百零三．零九　一九六三年：一百四十九．零一

　　一九六四年：一百八十二．零八　一九六五年：二百四十一．六十五

　　花生油：

　　一九五六年：三．八十五　一九五七年：一．九十三

　　一九五八年：二．八十六　一九五九年：四．二十四

　　一九六○年：二．六十六　一九六一年：．六十二

　　一九六二年：．四十二　一九六三年：．八十一

　　一九六四年：．九十八　一九六五年：一．十九

　　花生仁：

　　一九五六年：三十五．零四　一九五七年：二十三．九十三

　　一九五八年：六．八十　一九五九年：六．四十四

　　一九六○年：三．四十五　一九六一年：零．零五

　　一九六二年：．三十九　一九六三年：．三十三

　　一九六四年：二．六十六　一九六五年：五．八十三

　　鮮蛋：

　　一九五六年：二．十三　一九五七年：三．零八

　　一九五八年：三．八十四　一九五九年：一．三十四

　　一九六○年：一．三十一　一九六一年：一．十一

　　一九六二年：二．零八　一九六三年：二．九十九

　　一九六四年：三．十九　一九六五年：三．七十六

　　活豬：

　　一九五六年：五十四．四十六　一九五七年：五十．七十

　　一九五八年：七十九．十四　一九五九年：七十一．八十七

　　一九六○年：七十八．七十五　一九六一年：三十七．九十二

　　一九六二年：八十一．七十九　一九六三年：一百三十．十九

　　一九六四年：一百六十四．六十七　一九六五年：一百七十一．八十六

　　凍豬肉：

　　一九五六年：十二．二十三　一九五七年：五．四十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八十一　一九五九年：十．九十六

　　一九六○年：七．四十三　一九六一年：．九十三

　　一九六二年：．三十四　一九六三年：一．五十四

　　一九六四年：六．二十一　一九六五年：十四．二十五

　　活牛：

　　一九五六年：十．七十二　一九五七年：八．七十六

　　一九五八年：十三．五十　一九五九年：十一．五十五

　　一九六○年：九．四十八　一九六一年：一．十二

　　一九六二年：一．六十四　一九六三年：二．四十六

　　一九六四年：四．九十八　一九六五年：九．三十三

　　活家禽：

　　一九五六年：八百三十八　一九五七年：一千二百二十二

　　一九五八年：一千四百五十五　一九五九年：六百一十二

　　一九六○年：八百二十四　一九六一年：四百九十二

　　一九六二年：六百五十九　一九六三年：一千零四十四

　　一九六四年：一千六百五十八　一九六五年：二千一百四十一

　　凍家禽：

　　一九五六年：四千五百二十五　一九五七年：五千八百九十

　　一九五八年：九千五百六十九　一九五九年：四千二百零二

　　一九六○年：四千七百五十五　一九六一年：三千零五十五

　　一九六二年：二千一百七十五　一九六三年：二千九百六十三

　　一九六四年：三千八百六十　一九六五年：四千零一十三

　　凍兔肉：

　　一九五七年：二百二十一　一九五八年：八百零二

　　一九五九年：六百五十　一九六○年：九百二十六

　　一九六一年：六百四十三　一九六二年：二千三百零四

　　一九六三年：三千六百二十　一九六四年：二千四百三十一

　　一九六五年：二千六百八十

　　水產品：

　　一九五六年：四．四十九　一九五七年：五．七十八

　　一九五八年：八．八十五　一九五九年：八．六十二

　　一九六○年：九．四十六　一九六一年：四．二十三

　　一九六二年：四．六十　一九六三年：五．九十四

　　一九六四年：九．二十五　一九六五年：十二．

　　蘋果：

　　一九五六年：四．七十六　一九五七年：六．六十七

　　一九五八年：九．二十四　一九五九年：十．十一

　　一九六○年：十．七十五　一九六一年：四．九十九

　　一九六二年：六．三十五　一九六三年：六．零二

　　一九六四年：七．五十三　一九六五年：八．零六

　　桔柑：

　　一九五六年：七．　一九五七年：七．十一

　　一九五八年：八．八十二　一九五九年：七．六十九

　　一九六○年：六．三十二　一九六一年：三．四十一

　　一九六二年：二．九十七　一九六三年：三．三十六

　　一九六四年：三．七十五　一九六五年：三．七十二

　　豬肉罐頭：

　　一九五六年：．九十六　一九五七年：一．零一

　　一九五八年：三．二十　一九五九年：二．八十八

　　一九六○年：一．四十一　一九六一年：．八十九

　　一九六二年：．五十七　一九六三年：一．三十八

　　一九六四年：三．二十六　一九六五年：三．五十一

　　水果罐頭：

　　一九五六年：一．四十六　一九五七年：一．八十八

　　一九五八年：三．八十一　一九五九年：三．四十

　　一九六○年：一．九十六　一九六一年：一．九十二

　　一九六二年：一．八十三　一九六三年：二．六十二

　　一九六四年：二．七十五　一九六五年：二．五十二

　　蔬菜罐頭：

　　一九五六年：．三十二　一九五七年：．六十九

　　一九五八年：一．二十八　一九五九年：一．三十

　　一九六○年：．六十二　一九六一年：．六十三

　　一九六二年：．八十一　一九六三年：一．零六

　　一九六四年：一．十五　一九六五年：一．零八

　　啤酒：

　　一九五六年：三．四十七　一九五七年：八．二十七

　　一九五八年：四．二十二　一九五九年：十．二十五

　　一九六○年：七．三十八　一九六一年：七．九十一

　　一九六二年：七．九十九　一九六三年：十五．零三

　　一九六四年：二十九．四十六　一九六五年：四十一．八十二

　　核桃：

　　一九五六年：．三十五　一九五七年：．四十六

　　一九五八年：．三十九　一九五九年：．四十五

　　一九六○年：．三十九　一九六一年：．三十九

　　一九六二年：．二十四　一九六三年：．二十六

　　一九六四年：．三十一　一九六五年：．四十一

　　核桃仁：

　　一九五六年：．五十五　一九五七年：．五十四

　　一九五八年：．二十六　一九五九年：．五十五

　　一九六○年：．四十五　一九六一年：．二十

　　一九六二年：．十七　一九六三年：．二十八

　　一九六四年：．四十三　一九六五年：．五十一

　　黑木耳：

　　一九五六年：五百零二　一九五七年：四百九十一

　　一九五八年：四百七十五　一九五九年：四百一十四

　　一九六○年：三百三十一　一九六一年：一百二十八

　　一九六二年：一百八十四　一九六三年：二百六十九

　　一九六四年：三百九十六　一九六五年：四百六十九

　　紅棗：

　　一九五六年：一千二百六十六　一九五七年：一千一百五十八

　　一九五八年：一千一百八十六　一九五九年：一千三百一十八

　　一九六○年：一千一百四十七　一九六一年：八百七十五

　　一九六二年：九百九十四　一九六三年：八百零六

　　一九六四年：一千零五十七　一九六五年：一千三百九十三

　　香菇：

　　一九五六年：五百二十六　一九五七年：二百二十四

　　一九五八年：三百七十一　一九五九年：二百二十四

　　一九六○年：一百七十九　一九六一年：二十七

　　一九六二年：三十四　一九六三年：五十八

　　一九六四年：一百二十八　一九六五年：二百零四

　　栗子：

　　一九五六年：．二十三　一九五七年：．四十六

　　一九五八年：．三十二　一九五九年：．四十六

　　一九六○年：．三十四　一九六一年：．二十七

　　一九六二年：．六十七　一九六三年：．六十三

　　一九六四年：．八十八　一九六五年：一．二十九

　　蜂蜜：

　　一九五六年：．三十九　一九五七年：．十七

　　一九五八年：．四十一　一九五九年：．四十四

　　一九六○年：．四十五　一九六一年：．二十二

　　一九六二年：．二十六　一九六三年：．四十

　　一九六四年：．七十五　一九六五年：一．二十九

　　資料來源：一九八一年《中國經濟年鑒》第八冊第四十七到五十頁，《中國經濟年鑒》（一九八二年海外版）第八冊第四十七到四十八頁，花生仁出口數比內地版多一些。

　　商業部黨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數字是：一九五九年商業部系統供應出口的任務完成了三十萬三千萬元，佔出口計劃的一百一十．八％。比一九五八年供應出口實績增長了二十八．九％，其中，豬肉供應出口二十三．三萬噸，是建國以來出口最多的一年；凍牛羊肉二萬噸，為出口計劃的一百二十五％；鮮蛋出口五千二百多萬斤，冰蛋出口六千二百零八噸；活家禽出口九百五十四萬隻，凍家禽出口七千零二十二噸。此外，還出口蘋果十．二萬噸，桔柑九．一萬噸。

　　表二十－－五：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間中國進口的食品數（萬噸，原糧）

　　糧食合計：

　　一九五六年：十四．九十二　一九五七年：十六．六十八

　　一九五八年：二十二．三十五　一九五九年：．二

　　一九六○年：六．六十三　一九六一年：五百八十．九十七

　　一九六二年：四百九十二．三　一九六三年：五百九十五．二

　　一九六四年：六百五十七．零一　一九六五年：六百四十．五十二

　　其中小麥：

　　一九五六年：二．六十二　一九五七年：四．九十九

　　一九五八年：十四．八十三　一九六○年：三．八十七

　　一九六一年：三百三十八．十七　一九六二年：三百五十三．五十六

　　一九六三年：五百五十八．七十七　一九六四年：五百三十六．八十七

　　一九六五年：六百零七．二十七

　　砂糖：

　　一九五六年：十七．六十一　一九五七年：十一．九十三

　　一九五八年：二十．九十一　一九五九年：二．六

　　一九六○年：二十三．三十八　一九六一年：一百一十八．六十六

　　一九六二年：九十九．五十六　一九六三年：四十九．六十九

　　一九六四年：五十九．八十八　一九六五年：七十．七十九

　　資料來源：同表二十－－四。

　　從表二十－－四中可看到，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在全國餓殍遍地的時候，中國出口了多少食品！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饑民！但是，當時的中國的領導人卻沒有想到饑民，想到的只是外匯和進口機器。為什麼拋饑民於不顧而急於進口機器，是因為沒有放棄大躍進的指導思想。

　　由於在政策調整中不能放棄「三面紅旗」，所以在經濟建設中，「大躍進」的思想始終存在。直到一九六○年，還保持著很高的經濟指標。

　　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全面搞亂國民經濟以後，十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一九五九年「為生產三千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二千萬噸，對外公佈一千八百萬噸。以後看到不行，一九五九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噸。年末實際完成一千三百八十七萬噸。一九六○年又提出了鋼產量一千八百萬噸的指標。到了經濟嚴重困難的一九六○年，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鋼產量不是搞一千八百萬噸，而是要搞二千萬噸。除鋼以外，一九六○年，由於反右傾的影響，其他工業生產的指標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資產投資最能表現國民經濟的冷熱程度。一九六○年，固定資產投資達四百一十六．五十八億，不僅高於一九五九年，還比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高出四十九％。在固定資產投資中，九十三％是基本建設投資。全國到處是基建工地。到一九六一年被迫下馬，到處是半截子工程。

　　表二十－－六：大饑荒年代前後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單位：億元

　　總計：

　　一九五六年：一百六十．八十四　一九五七年：一百五十一．二十三

　　一九五八年：二百七十九．零六　一九五九年：三百六十八．零二

　　一九六○年：四百一十六．五十八　一九六一年：一百五十六．零六

　　一九六二年：八十七．二十六　一九六三年：一百一十六．六十六

　　一九六四年：一百六十五．八十九

　　基建投資：

　　一九五六年：一百五十五．二十八　一九五七年：一百四十三．三十二

　　一九五八年：二百六十九．　一九五九年：三百四十三．七十二

　　一九六○年：三百八十八．六十九　一九六一年：一百二十七．四十二

　　一九六二年：七十一．二十六　一九六三年：九十八．十六

　　一九六四年：一百四十四．十二

　　資料來源：一九八八年《中國經濟年鑒》第九冊－－七十三。

　　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責任田。但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的無奈的選擇。而自留地、責任田中的大多數是農民背著政府做的，縣以下幹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央和省級不知道搞責任田的面有這麼廣。從一九五八年過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標）是形勢所迫，但對阻止形勢進一步惡化起了作用。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傾。這場政治鬥爭，加劇了災難。對中國共產黨挽救危局如此無力，羅隆基有一段精闢的談話：「他們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現在還不知道毛病出在哪裡，檢查糾正沒有觸及到基本問題，訂的措施沒有抓住要點，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癒出愈多……

　　共產黨講唯物，實際上最唯心，說的是客觀規律，實際上最不尊重客觀規律。他們現在拿著一八四八年的資本論，解決一九五八年的問題。這是一個什麼制度？平心而論，我要對人類負責，就不能同意這個制度。」羅說：「物資供應如此緊張，不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是社會制度造成的。」這段話本來是羅隆基在私下說的，後來被人打小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把它當作反動言論。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毛澤東批給廬山會議的參加者，作為反面教材。羅隆基還說：「目前物資供應如此緊張，是古今中外所沒有過的大亂子。依我看，一九五六年就把事情搞壞了，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大工廠只能解決大問題，日常生活問題要靠小工廠來解決，現在只見其大而不見其小。私營工商業改造以後，又來了個反右，反右以後又接著搞政治掛帥、大躍進、人民公社。」

　　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才知道，羅隆基的這些「反動言論」，是遠見卓識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從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一共開了四十六天。八月二日以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八月二日至十六日為八屆八中全會。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按照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糾偏的勢頭，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一九五八年造成的大混亂，饑荒就可能止於一九五九年。如果是這樣，餓死人數只有已經發生的人數的三十％，即可以減少七十％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佈的人口數據計算，如果沒有廬山會議，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有六百六十五萬人，可以少餓死一千四百六十七萬人（見本書「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

　　廬山會議，不僅使一九五九年春天的一切糾錯措施剎車，還使一九五八年的那種錯誤政策更加嚴重氾濫，從而使大饑荒加劇並延長到三四年之久。

　　廬山會議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不僅維護了極權制度，而且強化了極權制度。

一、神仙會暗藏殺機

　　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狂潮席捲全國，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亂。為了挽回危局，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八個月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

　　按照這一段時間的政策邏輯，廬山會議應當是在這些糾偏政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調整。到了一九五九年六、七月，大躍進的高溫已經下降，領導人們也冷靜下來了。他們需要總結這一段時間的經驗教訓，安排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當然，這些任務和工作安排是狂熱過後較為冷靜的安排。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們認為，廬山會議的初衷應當是糾左的。

　　不過，這些糾左措施，是在一個重要的前題下進行的，即不僅不能傷及「三面紅旗」，還要在維護和高舉「三面紅旗」。在糾正錯誤時必須堅持一個總體估計：如果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工作是十個指頭，其成績則是九個指頭，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一個指頭。另外，在安排任務時雖然要比上一年冷靜，但也不能洩氣。「氣可鼓而不可洩」，這是毛澤東當時常說的話。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是複雜的，既認為一九五八年打了敗仗，應糾正錯誤，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丟分，甚至失去領導地位。他最怕被人說成路線錯誤。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只要是路線錯誤，就得改組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路線錯誤頭子是不可能改正錯誤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錯誤路線的頭子，都沒有好下場。如果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後塵。而這些倒霉的人，是他經常用來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員。他的支持者也極力維護毛澤東這個最敏感的部分，誰的發言略有涉及路線、政治等內容，必群起而攻，大加撻伐。

　　過去經濟工作由陳雲主管。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和譚震林、田家英一起談話，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毛澤東突然說起，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走到前台直接管經濟，結果碰了大釘子，捅了大漏子。一九五九年他對吳冷西說：「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不行了。」還說：「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又說：「沉重的心情直到五月後才開始好轉」。此外，在一九五九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發出的一些糾錯政策，毛澤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心裡是不愉快的，認為是右傾的。可見，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不只是沉重，應當還有酸楚、焦慮、不滿。處在極權頂點的毛澤東，有這種複雜的心態，對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發作出來，就會傷人。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十三日，在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檢討了一九五八年的錯誤。他說：「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一九二七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毛澤東還詳細地談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第三天才找到起義的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他還說：「人不要不如豬，撞了牆就要轉彎。」看來，毛澤東是認了錯，是準備「轉彎」的。但是，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認識是很膚淺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他說：「去年（一九五八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劃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六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協作區主任開了個小會，有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他們準備一起從武昌動身，上廬山開會。

　　在赴廬山的船上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十九個問題請大家討論。這十九個問題除了國際問題是周恩來建議加上的以外，其他都出自毛澤東一人。這十九個問題是：一，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第三版下冊，縣級讀《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二，形勢；三，今年任務；四明年的任務；五，四年的任務；六，宣傳問題；七，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八，群眾路線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九，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十，體制問題，即下放了的人權、工權、財權、商權要收回，由中央、省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十一，協作區關係問題；十二，公社食堂問題；十三，學會過日子問題，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十四，三定政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十五，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十九，國際問題。

　　在這十九個問題中，最為核心的是對形勢估計和對一九五八年的評價。對這個核心問題，毛澤東已經定了調子：「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在當時那種制度下，毛澤東的意志是不能違背的。既然毛澤東給糾正一九五八年的錯誤定了調子，劃了範圍。誰不按這個調了說話，誰超越了他劃定的範圍，誰就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毛澤東不乏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周圍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澤東權力在地方的兩個支柱。他們兩人不僅是封疆大吏，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地方官員中僅有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堅決肯定「三面紅旗」、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在南寧會議上因馬鞍形問題受到批評的周恩來，這次也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他不是不瞭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出於維護團結，也可能是出於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員都是採取自保而隨風倒的態度。另外，軍隊的高級幹部由於來自不同的「山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又結下了舊怨，如果有新的政治鬥爭，也是報復舊怨的好機會。還有一些政治投機者、政治陰謀者，也總是倚仗毛的權勢，在整人中求得晉陞的機會。

　　六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時得出了「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結論。還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家鄉。二十八日赴武漢，二十九日乘船到達廬山。登山後他賦詩一首：

　　登廬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

　　毛澤東的心境總是那樣豪邁、廣闊而俯視一切。他為什麼想起了陶淵明？是想到自己萬一政治鬥爭失敗，走退隱歸田之路，還是想把政治對手推向遠離權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澤東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當時可以說是民怨沸騰。專制制度下的官員們通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但當時毛澤東卻收到了不少批評「三面紅旗」的材料，這些材料已收集起來作為廬山會議的參閱文件：一九五九年五月，江西省委黨校八十多名縣委一級幹部在「鳴放」中，把「三面紅旗」說得一無是處。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反映，一些軍隊幹部的批評矛頭直指中央：「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學習中對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區黨員「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對大辦鋼鐵、人民公社提出了懷疑和指責。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更為尖銳。這些是選送到會上的材料還是經過處理的，下面幹部反對「三面紅旗」的呼聲比這些材料要強烈得多。

　　就是在毛澤東周圍的人，相當多的人並不承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認為一九五八年的問題很嚴重。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一日，到廬山開會的中央領導人，從北京乘專車到武漢，然後乘船到九江。在這列專車上的高級幹部們自由交談，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的問題是重要談話資料。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坐在一起。陸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來之命調查過大煉鋼鐵的問題。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弄虛作假的現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辦法煉鐵是極大的浪費，大批壯勞動力去煉鐵了，地裡的莊稼沒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懷談了這些情況，彭德懷十分關心這些事。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月，通過《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後，下山各司其職。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為是反左的，二○○三年四月本書作者同當年參加廬山會議的李銳交談時說：「連柯慶施帶上山來的材料也是反左的，會議轉向以後他不得不再讓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澤東的思想深處是不是這麼想的？看來不是那麼簡單，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自己所處的危機，有人對「三面紅旗」提出了質疑。七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最關心的是對形勢的估計，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他警告說：「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係到全黨、全民的大問題。」看來，毛澤東是想糾正大躍進中的一些具體錯誤，但不「三面紅旗」的問題，不容許有批評意見。

　　頭幾天，會議的開法是「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人們稱為「神仙會」。與會者講了不少大躍進帶來的問題，批評的聲音較強。有些天真的人真想「暢所欲言」。毛澤東真願意讓大家「暢所欲言」嗎？真願意硬著頭皮聽批評嗎？不是。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就很明確表示反對批評的態度：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既然毛澤東從根本上反對批評一九五八年，為什麼還要開「神仙會」呢？那是引蛇出洞。

　　引蛇出洞的辦法一九五六年用了一次，結果大獲全勝，把五六十萬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一九五九年三四月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大講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還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讓彭向海瑞學習。就是在這次上海會議會上，毛澤東還談到彭德懷，他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僅跟彭德懷一個人這樣，跟其他同志也是這樣，」這不僅僅是引蛇出洞，還暗藏殺機。在毛澤東心中，彭德懷是一個不聽話的人。黃克誠說：「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地說：「老總，咱們訂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黃克誠說，可惜彭德懷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先引誘彭德懷「犯我」，然後再將「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懷。

　　在會議的最初幾天，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發言中承認河南共產風、浮誇風很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了湖北的一些實際情況，心情顯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認為總的形勢不能太樂觀。有些人也對大躍進提出了種種批評。但在批評的同時，有些人維護大躍進，經常打斷批評者的發言。這使得一些想批評者感到有壓力，覺得不能暢所欲言。打斷髮言的人除了保衛自己工作成績的「諸侯」以外，還有羅瑞卿大將、譚震林副總理等人。在會議參閱文件中，有幾份否定「三面紅旗的資料。如《李雲仲同志的意見書》，江西省委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的報告，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等。毛澤東都不加表態地批給與會者參閱。有些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所發的這些文件，強化了「廬山會議要反左」的看法。其實，這些文件也是為了「引蛇出洞」。毛澤東在七月十日和十六日還兩次召見他的幾位「右派朋友」談話，他們是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等，談話是輕鬆愉快的。講了很多「私房話」、「知心話」。書生李銳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登樓再度群言堂」，「都覺暢懷言已盡」。實際這兩次談話是火力偵察，看一看反對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瞭解一下反對者的動靜。毛澤東多次說他有幾個右派朋友，其實，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熟讀中國古籍，對君王之術爛熟於心。經過江西肅AB團、延安整風、高饒事件、反右鬥爭等一系列實踐，毛澤東整反對派的技術已經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說是半個月的會，已經開到超過了半個月，也沒有散會的意思。除了毛澤東以外，誰也不知道會如何繼續開下去。會議進程和內容全在毛澤東一人心中。毛澤東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圖，都是臨時發表講話，引導會議走向。而他的講話事先沒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襲擊。這就是中國當時政治制度的特點。

二、彭德懷為民請命

　　彭德懷是毛澤東在井崗山時期的戰友，那時兩人關係很密切，彭要找毛澤東談事推門就進，直呼「老毛」，如果毛澤東在睡覺，就揭開被子和他說話。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已位處九鼎之尊，彭德懷還沒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歡叫「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習慣稱「主席」，還是稱「老毛」。這在中國皇權制度中已經犯下大忌。

　　在「大躍進」的時候，彭德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大躍進剛剛開始時，他也曾興高采烈，積極得很。但他接觸實際以後，幾個月就改變了看法。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武昌會議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在討論公佈一九五八年糧棉數字時，有的人說糧食產量在一萬億斤以上。彭說糧沒有那麼多。譚震林對他客氣地提出了批評：「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後來毛澤東說公佈七千五百億斤，彭同意了，但心中還有懷疑。武昌會議閉幕後，彭德懷到湖南考察，他覺得糧食產量沒有公佈的那麼多。在平江縣他還發現了數字造假的情況。他認為按公佈的糧食產量確定的一千二百億斤的徵購任務太重。在株洲，他給中央發了一個電報，說不能徵購一千二百億斤糧食，只能徵購九百億斤。在湖南考察時發現農民挨餓的情況，連「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兩米。有一位紅軍時期的傷殘老戰士，暗中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農民悲慘的生活，幹部們的胡作非為，是他在湖南老家親眼目睹的。上廬山以後，他怎能昧著良心不「鼓嚨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的。後來這成了周小舟的一條罪狀：為彭德懷提供「炮彈」。

　　一九五九年五月，彭德懷到東歐國家訪問，六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訪問時，瞭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肅反擴大化和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所致。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接見他時，彭德懷感慨地說：「敵人並不可怕，最怕的是黨的路線不正確和黨的作風脫離群眾，這是我們最深刻的體會。」在羅馬尼亞時，他給總參謀長黃克誠打電話，專門詢問了國內的經濟情況。

　　六月十三日，彭德懷出國回京，他對國內問題十分關注，認真看了內部參考，把自己認為嚴重的情況都圈出來，送給主席看，數量很多。六月底彭德懷收到了到廬山開會的通知，他不想去，讓黃克誠去，黃克誠說：「中央通知你，沒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評，心裡不舒服？」彭說，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覺得彆扭。他後來還是開會去了。

　　北京到廬山開會的高級幹部們先從北京乘火車到武漢，再從武漢乘船到九江上廬山。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一日，在北京赴武漢的火車上，彭德懷、張聞天、賀龍、康生等同乘一節車箱，車上交談很隨便。彭德懷都談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四十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來的。後來，他的這些話都被認為是重要的政治錯誤，而嚴加批判。

　　在「神仙會」期間，彭德懷在西北組連續作了七次發言，坦率地講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關係到毛澤東的內容。如：

　　「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勢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一點。」「主席家鄉那個公社，去年提的增產數，實際沒那麼多，我瞭解實際只增產十六％。我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公社只增產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曾問主席，你瞭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這件事。我看他是談過。」（七月三日上午）「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的一切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因為黨的威信高。．．．．．與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事，如砸鍋，在一定的時候也可以做到，因為黨在群眾中威信高。」「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一千零七十』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自我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一下。」（七月四日上午）「從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一萬三千多個，現在怎麼辦？」「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七月六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認為辦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七月七日上午）「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規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七月八日上午）「什麼『算賬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擴大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七月九日上午）「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的威信，只建立個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七月八日上午）等等。柯慶施把彭的這些尖銳發言，送給了毛澤東。這些話，在原來的西北組《簡報》中刪去了，後來批判彭德懷時，又整理出來，當作批判的材料。

　　據彭德懷說，在「神仙會」階段，周小舟到彭的住處談過兩次。第一次談話是周向彭談了湖南的工業情況。還談了水利建設的成就。過了兩天，周小舟第二次來談。說去年糧食數字造了假。還談到公共食堂的問題。彭對周說，這些問題應當如實地向主席反映。周說昨天向主席談了一些。李銳在日記中記載這兩次談話的時間和內容，第一次是七月五日，周介紹了湖南的一些情況。彭德懷除了向周小舟重複他在西北小組的發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組，沒有聽到他的發言），還談到，今年一月毛澤東找幾個人討論鋼鐵指標，陳雲認為二千萬噸指標不可能完成。說毛澤東以個人名義直接寫信給基層幹部，不知是否經過中央。還說他從歐洲回來向毛澤東匯報，談到鐵托左右幾十個人跑到阿爾巴尼亞去了，這時毛澤東臉色頓然發紅。還對周說在中央常委之間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地開展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彭對周說，有些意見想找毛主席談，又怕講錯，引起不滿，由於自己性格，言詞生硬，容易頂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誤會。不過，「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當國防部長。第二次是七月十二日上午，是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談話之後。他們三人都感到毛是能聽不同意見的。周對彭說，我們講話很隨便，主席都聽進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談一談。彭說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在西北組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想寫一封信。小舟贊成寫信。

　　七月十二日下午彭德懷又覺得寫信不易，還不如當面談一次。他下午到毛澤東住處去了一次，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又想到會議幾天內要結束，於是下決心寫信。

　　十三日中午，彭德懷手持擬好的提綱，向隨從參謀口述了詳細內容。記錄整理以後，他親自修改兩遍，參謀謄了兩次，於十四日下午送給毛澤東。也許彭德懷自己不會想到，這封信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彭德懷在信中首先肯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他接著談到「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捨，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

　　彭德懷還肯定：「一九五八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解決」

　　彭德懷還從另一個角度肯定了大躍進：「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裡，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談到「全民煉鋼鐵」，彭德懷說：「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了一筆學費（貼補二十餘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這裡，彭德懷說「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接著，彭德懷談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據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三十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接著，彭德懷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他認為「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可以說，彭德懷這封信既沒有鋒芒畢露，也沒有直抒胸臆，在講缺點以前先講成績，講缺點留有餘地，並且一再肯定「三面紅旗」。像德懷這樣敢說話的人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之壓抑，「神仙會」大概也「神」不起來。沒想到這樣平和的信，毛澤東卻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後，七月十六日，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彭德懷沒有想到這封本來是給毛澤東個人參考的信成了公開發表的「意見書」。七月十八日，在小組會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覆水難收。善於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見書下發的當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字條：「我斗膽建議，不能姑息」。信發下去以後，與會者多數人基本上是同意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對第二部分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於嚴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則是個別人。胡喬木、周小舟、李銳很支持彭德懷的信。一機部部長趙爾陸、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二十一日在第四組發言時都積極地肯定了彭德懷的信。陶魯笳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種精神，信中某些內容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賈拓夫在第三組發言中也表示，彭總的意見書總的是好的，總的是同意的，這會推動大會的討論。軍隊幹部萬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懷的信。後來，有這類發言的人都受到批評和追究。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應召於七月十七日上山（毛澤東七月十六日讓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寫信讓調來的，同時調上山的還有林彪、彭真、陳毅、宋任窮、安子文等）。把黃克誠召上山來，是毛澤東向彭德懷發起攻擊的一步棋。如果在廬山上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在北京掌握軍隊，毛澤東感到不安全。把黃召上山來，不僅解了北京之憂，還可以一網打盡。黃克誠上山的當晚，彭告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給黃看。黃克誠看後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寫得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樣幹什麼？」彭說：「實際情況那麼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十八日，周小舟、周惠、李銳去看望黃克誠，他們三人都談到在會上有一種壓力，不能多說缺點。黃克誠說：「在書記處會上我也說過，我黃克誠總算是一個敢講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了」。在這期間，黃克誠和大躍進的激進派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發火說：「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們的。」黃克誠說：「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黃說「反兵」的本意是和譚震林的意見相反，後來受批判時說成是「畜意謀反」。

　　在毛澤東發起反擊以前，與會者的發言中批評彭德懷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陳正人、程子華、賀龍等人。陳正人有這樣的態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慶施的影響，在會議期間，他與柯慶施住一棟房子。在毛髮起反擊以前，柯慶施和李井泉卻沒有在會上對彭的信發表意見。七月二十一日賀龍在小組全上發言說：「目前主要問題是幹勁不足，而不頭腦發熱和虛報。」他批評彭德懷的信說：「我們的缺點不到一個指頭。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人，工作中有一點缺點、錯誤，這有什麼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糾正。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在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說得過於嚴重。」接著賀龍揭發了一件事：「我記得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過火了。」

　　賀龍把火車上的私下閒談拿到政治鬥爭的桌面上了，這個揭發非常要害。二十三日毛澤東講話中說：「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這句很重的話就是針對這個揭發的。

　　彭德懷和毛澤東這裡說的「紅軍」是指中國工農紅軍，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鄧力群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的談話中，談到廬山會議時，卻在紅軍前面加上了「蘇聯」二字，硬說彭德懷要請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問題。看來，鄧力群先生直到四十年以後，還堅持彭德懷有「裡通外國」的罪名。

　　賀龍給彭德懷這麼重重的一擊，大概是出於倆人的關係原因。八月十六日，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中有這麼一段話：「過去彭德懷對賀龍不信任，甘泗淇到華北局去請示，回來的時候，他們五人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賀龍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學習。哪不是讓蕭克代替嗎？六軍團、二軍團是兩個山頭。在雲陽，反山頭主義就是反賀龍。賀龍是有缺點，但要看大處：對敵鬥爭堅決，忠於黨，忠於人民。有這三條就好。」

　　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也整過劉伯承、肖克等高級將領。我還記得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大會議期間，我與同事陳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採訪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肖克上將，肖克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訓，談到大躍進餓死人的情況。我接他的話薦說：對大躍進，彭德懷還是講了些實話。沒想到肖克說：「別提彭德懷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說彭德懷和林彪一起整劉伯承。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麼批評彭德懷的，還是在八十年代，彭德懷已經平反、在社會上備受稱讚的時候。高級將領來自不同的「山頭」，他們之間有種種矛盾和成見。高級將領之間不團結，對毛澤東的地位來說是最安全的。毛澤東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

　　在七月十七日，彭德懷的信交上去兩天以後，下午五時到十時，毛澤東還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胡喬木、田家英五人去談了五個小時。他們在一起吃飯，喝茅台酒，頻頻舉杯，談笑風生。當時給李銳的感覺是「這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完全轉向左派，更沒有立意發起一場反擊」。從七月十六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沒有流露出反擊彭德懷的意思。但當時會議的形勢，猶如廬山氣象：密雲不雨，氣壓很低，雲霧繚繞，山上的人都不識廬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澤東心中。

　　事有湊巧，彭德懷回國不久的七月十八日，赫魯雪夫在波蘭波茲蘭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發表講話中談到，蘇聯在內戰剛結束時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備經濟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所以這些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我們就不搞了，就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羅德裡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認為，赫魯雪夫七月十八日的講話讓毛澤東佔了理，這是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原因。麥克法誇爾的說法是不對的。蘇聯《真理報》七月二十一日才發表赫魯雪夫講話的全文，只有這個全文中才有批評人民公社的話。新華社七月二十七日在《內部參考》二千八百三十一期以《赫魯雪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為題刊出，胡喬木七月二十八日才將這期《內部參考》送給毛澤東，毛澤東七月二十九日就批給與會人員參閱。也就是說，毛澤東知道赫魯雪夫七月十八日的講話是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以後。毛澤東七月十六日就把彭德懷的信當作「意見書」批給大會，而且對會議作了兩個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編組；二是調援兵上山，這些顯示毛此時已露殺機，這時赫魯雪夫還沒有發表講話。中國作家權延赤也寫過與麥克法誇爾類似的文字，他說，在蘇聯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以後，在毛看來，「『意見書』本身的內容已不是問題的焦點，對全局事業而言，他的威信，共產黨的領導權，以及黨的凝聚力，變成了問題的焦點，這些是遠比彭德懷命運更為重要的大事。」言外之意，毛澤東整彭德懷是出於大局。四十年以後的一九九八年，鄧力群也持這一看法，他談到廬山會議時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的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大同小異。因此，引起懷疑：裡外互相呼應。」根據我上面列出的時間順序，權延赤和鄧力群的說法也是與事實相悖的。

三、毛澤東翻臉倒乾坤

　　李銳的書中只講了他們這些對「三面紅旗」有意見的人的一些活動，沒有講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李銳是不知道的。七月二十一日，這時距毛澤東的反擊只有兩天，由於左派的活動，對彭德懷信的指責的聲音已經逐步升高，左派說這封信主要是「針對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動和言論對毛澤東有多大影響，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人已經聞到了某種氣味。張聞天準備這天在第二組（通稱華東組，組長柯慶施）發言，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早晨打電話給張聞天，提醒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問題。

　　張聞天不顧這些，卻作了長達三小時的發言。在發言過程中，組長柯慶施和其他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張聞天毫不讓步，按照自己的提綱，一直把話講完。張聞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學美國。一九二五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一九三一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年九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長征到達遵義時，他支持毛澤東，參與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隨後，他代替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的總書記職務一直擔任到一九四三年，不過，後幾年由於毛澤東專權，他的總書記只是名義而已。在延安期間，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先後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麥克法誇爾認為，張聞天是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三面紅旗」的主要策劃者，而彭是配角。就這個問題我專門問過廬山會議的參加者李銳（時任毛澤東的秘書）和姚力文（時任劉少奇的秘書），他們都認為麥克法誇爾這個說法只是他個人猜想，與事實不符。

　　張聞天對「三面紅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論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在三個小時的發言中，張聞天講了十三個問題：一，大躍進的成績；二，缺點；三，缺點的後果；四，對缺點的估計；五，產生缺點的原因；六，主觀主義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經濟；八，三種所有制關係；九，民主和集中；十，缺點講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問題；十二，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十三，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發言對大躍進以來暴露的嚴重問題及其後果作了系統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銳，針對性強，幾乎毫無顧忌。他強調，對產生問題的原因「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當從思想方法和作風上去探討」，領導經濟「光靠政治掛帥不行，還要根據客觀規律辦事」。他認為一九五八年以來出現的這些問題關鍵在於健全黨內民主生活。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領導上要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便於下面敢於發表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自由的局面。」發言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他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評最多之處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就是支持彭這封信的人，也認為這句話不妥當。張聞天卻說：「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麼樣，可以考慮。但是，『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張聞天發言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說，我今天講了三個鐘頭，支持了你。彭德懷把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後告張「你講得很全面。」

　　在批判張聞天的時候，有人說他的這個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有人對他的這個發言作了精心統計：全文九千多字，講成績的只二百七十多個字。用了三十九個「但」字，只有一個好「但」，其餘都是壞「但」。

　　張聞天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他是六月三十日離京赴廬山參加會議的。乘同一車廂的有彭德懷、賀龍、康生等。上廬山後，住東谷河東路一百七十七號，同彭德懷住的河東路一百七十六號是近鄰。七月二日到十六日，張聞天被編在華北組。他在小組發言說：大躍進給外交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會議初期，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他對身邊的秘書說：小高爐煉鋼是無效勞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按勞分配原則不能破壞等看法。還說，現在是驕傲了，就像當年斯大林說的勝利沖昏頭腦。七月十二日，他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彭說：我們西北組也是這樣。張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歷史中學了不少好的東西，但是也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

　　七月上、中旬，彭、張二人在飯前飯後還有若干交談。其中曾講，政治局會議很少討論，一般只做個大報告，實際是空的。

　　七月十四日，彭德懷給毛的信送出。此前張散步到彭處，得悉彭將寫信，對彭所說的寫信是希望把問題攤開、搞得深些表示贊成。彭要張看信，張不看。彭念給張聽，張沒聽完就走了。

　　七月十七－－八月一日，張聞天被編入第二組（華東組）。七月十八日，張準備在小組會上發言，開始準備發言提綱。

　　七月十九日，張聞天出席小組會議後，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時相遇的還有周小舟、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李銳。交談中大家都感到有壓力，認為應當肯定成績之後，缺點也可以講。胡喬木說：主席也是主張講一講缺點的。同日，在田家英處吃飯後，邀周小舟到住處交談。

　　七月下旬某一天，張聞天約戎子和到住處閒談。得知國家給土鐵生產補貼了四十億元時說：問題主要還不在於這四十億，而在於九千萬人上山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

　　七月二十日前後在準備發言過程中，張聞天接田家英電話，田勸說，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別講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話後張聞天對秘書說：「不去管他！」接著繼續準備提綱。後來又接胡喬木電話，說毛要向彭開火，勸張少說。同時秘書也感到發言與會上對彭批評的氣氛不合，擔心會挨批評。但張不顧一切要講。

　　李銳認為，「使毛澤東作二十三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這個長篇尖銳的發言，可能是最後的一副催化劑。」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報告中談到：「據榆次市、太谷縣的材料，五級幹部會議經過三天的鳴放，有觀潮派、算賬派的言論甚至反動言論的人佔十％左右。估計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言論是屬於發牢騷的性質。」毛註：「牢騷也吧，反動言論也吧，放出來就好。牢騷是一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到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裡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現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在上海會議上，四月五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抱怨他的下屬「不大批評我的缺點」，提倡海瑞精神。他說：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

　　彭德懷的這封信和海瑞給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氣得多了。勸彭德懷學海瑞的毛澤東，是怎對待彭德懷這封信的呢？怎樣對待張聞天等人的批評呢？

　　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主席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通知大家開會，聽主席講話。毛澤東講話的內容事前沒有跟常委討論，常委們也和大家一樣，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講話什麼。

　　毛澤東在講話中一開頭就說他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會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這大概是指緊跟他的京官和省委書記。「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要聽壞話，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他講的另一種傾向是：「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集中表現在江西省委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麼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塌糊塗。」他說：「越講得一塌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神州不會下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麼緊張的。」

　　會上發給與會者的江西黨校、廣東軍區等材料，以及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等人的言論上，本來沒有加按語，有人還以為是批「左」的材料，毛澤東現在明確列為反面教材。接著，他針對彭德懷的信中說幹部脫離群眾和「小資產階級狂熱」的批評說：「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點，不那麼多。」「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他講到共產風、講到一平調，他說：「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

　　他為颳共產風的幹部和自己開脫，並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的態度，他說：「他們（指括共產風的幹部－－作者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批評大躍進的意見）「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罵祖宗三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

　　接著，毛澤東指出：「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麼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洩氣性、悲觀性了。」

　　講到反冒進，他話鋒直指彭德懷，說：「雖然彭德懷「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他告誡那些批評大躍進的人說：「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重複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時常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里。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接著，他為食堂和大辦鋼鐵辯護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在辦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他正話反說：「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楂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麼如獲至寶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這篇講話態度鮮明，對左派只是安撫，讓他們「硬著頭皮聽」；說批評「三面紅旗」的人「離右派只有三十公里」；把中間派說成「動搖分子」。他在講話中批駁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的說法。講話中也講了大躍進中一些問題的責任，說自己是「始作俑者，應該絕子滅孫」，但這些話明顯帶有賭氣的情調緒，不是誠心自我批評，不是「罪己詔」。毛澤東曾說過，他是不下「罪己詔」的。

　　散會後，萬毅將軍走出小禮堂時，親眼看到這樣一幕：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主席走出小禮堂後，他立即迎上去，貼近毛澤東，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的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

　　七月二十三日聽毛澤東講話回來後，彭德懷和黃克誠都吃不下飯，沉默不語，他們雖然同住一棟房子裡，但卻避免交談。在這以後彭德懷再沒有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七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張聞天遇到彭德懷，交談時張說：不能講缺點了，不能批評，批評有危險。我們沒有錯，毛澤東講話是壓，是扣帽子。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李銳聽了講話猶如晴天霹靂，悶頭一棍。他們四人沿著山邊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沒有一個人說話。田家英拾起一根燒焦的松枝，在石頭上寫了一首有名的舊聯：「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七月二十三日晚，彭德懷怎麼睡不著，直到天亮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成了意見書呢？為什麼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麼說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呢？

四、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只要毛澤東拿定了主意，在領導集團中，絕大多數人就會積極響應，很快形成具有壓倒優勢的主流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表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誰就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就會遭到集體的圍攻。所以，在這個領導集體中，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就很難有人為他說半句公道話。只有若干年後，隨著大環境的變化，主流意見隨之發生了變化，他的錯案才能得到糾正。

　　西方國家是議會政治，當時的中國是「會議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後者雖然只是顛倒了一個字，就變成了專制制度了。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人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麼多人跟著幫腔起哄，沒有「多數人專政」，所以，皇帝想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別人還可以為之說情。在「會議政治」條件下，連說情的可能也沒有了。

　　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以後，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大會集中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逼他們作違心的檢查。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加入反右傾的大合唱。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當然，他們這樣做有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迴避的：個人利害關係。在戰爭年代，他們多是孤身一個，沒有家庭包袱，他們認定鬥爭的對象是邪惡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犧牲了就是烈士。當了高官以後，有妻子兒女，有榮華富貴。更為重要的是，懲治他們的是被戴上種種理想光環的政權，是被所有的宣傳工具天天歌頌的「英明領袖」。這使他們感到，殺了頭不僅殃及子女，還要遺臭萬年。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中國的高官歷來有一個追求：文死諫，武死戰。實際在中國的歷史上，武死戰的層出不窮，文死諫的寥若晨星。這也是制度使然。

　　在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康生、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條條兇猛的鷹犬對彭德懷勁頭十足地批判，無根無據地加罪，這是意料之中的。這些人在文革以後也沒有多少人為他們說好話。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後受到報刊輿論備加稱讚的高官中，在廬山會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於廬山會議檔案還沒有公開，我無法引證更多的資料研究七月二十三日前後高官們態度的變化。目前唯一公開的信史就是李銳根據他參加廬山會議的記錄整理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廬山會議實錄》中是按時間順序寫的，高官們的態度變化淹沒在複雜的事件和冗長的過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中每一個人的資料，按人頭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來。這樣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個人在七月二十三日前後態度的變化。請讀者原諒，在這一節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銳這本書的資料。我盡可能再引用其他當事人的材料，盡可能地避免李銳一個人的孤證。

　　劉少奇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成為國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說是當選，實際是毛澤東指定的，選舉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當時毛澤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這把交椅就讓給了劉少奇。但毛澤東還是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最有實權的職務。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麼說，當時劉少奇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真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時中央領導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劉、周、朱、陳、林、鄧。陳雲和鄧小平因生病沒有參加廬山會議。如果劉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就不可能隨心所欲。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名義上劉是二把手，實際上劉是毛的臣下。劉的命運還是由毛主宰。所以，劉還得看毛的臉色行事。

　　七月四日，劉少奇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時發了言。他說，一九五八年的躍進，吃了一九五七年的庫存、預支了一九五九年。他指出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績是得到教訓，全黨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訓。去年錯誤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忽視。聰明人是碰了釘子知道轉彎，不犯長期性、全國性的錯誤。全民煉鋼、親身經驗，碰釘子轉彎，就是馬克思主義、正確領導，欲速不達，不要責備下面。他談到教訓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義為失誤辯護。

　　七月十六日劉少奇講話，提出「成績講夠，缺點講透，鼓足幹勁」，作為會議的開法。對於認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來說，這十二個字中，「缺點講透」四個字是核心內容。

　　李銳認為，劉少奇是主張反左的，在會議發言中沒有明講，但從許多言外之意看得出來。他曾找胡喬木長談過反左問題，胡喬木沒有敢向毛反映。劉少奇是毛澤東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澤東談，還得通過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喬木向毛反映，這正如皇權時代丞相的意見還得通過皇帝的近臣轉達一樣。胡喬木雖然地位遠低於劉、周、朱、陳、林、鄧，但他是毛澤東的近臣。在武昌會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陳雲也向胡喬木表示，不同意公佈七千五百億斤糧食產量，胡喬木也沒敢及時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劉源也說「廬山會議前後，劉少奇是反『左』的」。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毛澤東通知要開大會，他要講話。劉少奇頭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藥入睡，突然接到開會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於安眠藥性還沒有過去，警衛員扶著他晃晃悠悠走進會場。劉聽了毛批彭講話以後，約胡喬木到他的住處談話，主張批彭只在小範圍進行，另外發一個反左文件。要胡喬木起草這個文件。胡喬木說，是不是同毛主席談一下。劉生氣了，說：你寫出來，我自然會去談。後來胡喬木讓彭真找劉少奇談，才決定不寫。

　　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常委會上，對彭德懷的集體圍攻中，看法本來與彭德懷接近的劉少奇，不僅沒說一句公道話，在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劉少奇還抓住機會插話、幫腔，當別人追逼彭德懷交待什麼問題時，劉少奇也積極參與追問。八月一日，劉少奇發言說彭德懷「腦子裡所想的社會主義與黨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慮」，「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劉少奇還揭發了一件事：「會理會議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從那以後，我覺得此人不簡單。」

　　劉少奇的這個揭發引起了毛澤東和林彪尖銳的插話。

　　劉少奇還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彭認為中國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黨章中關於毛澤東思想這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了。劉少奇的發言中把八大黨中沒有寫上毛澤東思想這一條的責任推給了彭德懷。劉少奇這個揭發不僅打擊了彭德懷，還討好了毛澤東。

　　黃克誠回憶說，有人說我是彭德懷的走狗，我氣得要命，說：你砍了我的頭，我也不承認。有位中央領導同志找我談話，談了兩次。他以幫助我擺脫困境的善意，勸我對彭德懷「反戈一擊」。我說：「落井下石」得有石頭，可是我一塊石頭也沒有。我絕不做誣陷別人解脫自己的事。從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第二百五十三頁可知，這位兩次找黃克誠談話的中央領導同志就是劉少奇。

　　八月十七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開了一個中央工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他一開頭就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勝利。」接著又為大躍進中的錯誤辯護說：「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亂子。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並不是亂子，並不是缺點錯誤，而是一個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接著，劉少奇大力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先說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是最正確的領導」，接著說：「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和林彪在毛澤東面前進行拍馬比賽，八月一日，在常委會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八月十七日，劉少奇又超過了林彪。

　　其實，劉少奇並不是不知道「三面紅旗」的危害。廬山會議後不到一個月，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時，他和鄧子恢一同上廁所。在廁所裡劉少奇對鄧子恢說：「想不到人民公社對生產力破壞這麼嚴重！」當時鄧子恢的秘書在場。事後，鄧的秘書將此事告訴了劉的秘書姚力文。四十年後，姚力文將此事告訴本書的作者。可見，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心底裡的看法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但他還是參與圍攻了彭德懷。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說乃父親生前有兩個錯誤：一是沒有阻止大躍進，二是沒有阻止文化大革命。書中說：「對大躍進，劉少奇的態度是被動消極的，他的觀點即使在『文革』中，對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隱約可見；但他曾力圖緊跟，積極去理解，對人民群眾中迸發出巨大的積極性，倍感興奮，為取得驚人『奇蹟』所感動，並由衷高興。正如他後來說的：『如果能夠快，當然好，誰願意慢呢？』不久，發現了嚴重問題。廬山會議前後，他堅決要反『左』，並在以後的工作中，盡力去糾正『五風』，反對高指標。」

　　「劉少奇雖不負有主要責任，但是他畢竟沒能制止這場災難。作為黨的第二號領袖、國家主席，他參與、贊同了『大躍進』，支持了反右。發現問題後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錯誤，責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種種原因，對這場浩劫以及嚴重的災難性後果，沒有深刻總結。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一天，歷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歷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批判。」劉源說乃父沒有制止大饑荒的災難，這是苛求。他沒有想到，乃父名義上是黨的第二號領袖，但在當時的制度下，實際是毛澤東的臣下。不過，劉源這一句話是有道理的：「毛澤東最後得以凌駕於全黨全民，人們自然歸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祇砸死」。

　　周恩來

　　在過去漫長的革命歲月，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高於毛澤東。在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是「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實際上，周恩來將軍事實際指揮權交給了毛澤東。一九三五年三月的「打鼓新場風波」以後，毛澤東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軍事指揮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並以辭職相要脅，最終得到了周、張的同意，毛澤東從此取得了獨自指揮軍隊的權力。建國以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毛澤東以君臣關係相處。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和陳雲根據在第一線抓經濟所遇到的困難，提出了「反冒進」，後來在南寧會議以及其他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周恩來一度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大躍進」就是針對「反冒進」而提出來的。周恩來從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議「大躍進」了，緊跟毛澤東搞「大躍進」。

　　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前期，全黨範圍內的糾「左」，已成氣候。六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赴長沙的火車上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起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失誤時,提到正在養病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竟說出了「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那樣耐人尋味的話。同時，他再三提議由周恩來負責編製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周恩來等人這才重新獲得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會議的第二天，周恩來受留在北京主持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到會各同志參考。這份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著重強調: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面也是危險的。為此,報告提出了一些調整、鞏固的措施。

　　周恩來是七月一日上山的，二日，他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了毛澤東出的十九個題目，關於國際問題是他建議加上去的。以後，他先後參加東北小組、華南小組、華北小組、西北小組等小組會以及各協作區主任會議，都明確地指出了「大躍進」以來的黨在領導工農業方面的一系列缺點、錯誤:生產計劃指標偏高，基本建設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周恩來是一個聰明人，他深知，對某些「左」的錯誤進行一定程度的批評或糾正可以，但傷及「三面紅旗」是絕對不行的。周恩來的傳記作者認為；「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對形勢有著和彭德懷類似的看法，但沒有採取和彭德懷相同的做法。」

　　既要維護「三面紅旗」，又要解決「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周恩來的內心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

　　七月十日，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一次會，講了一番話。這番講話主要是為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辯護。第二天傳達時，當傳達到「一年來有好的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光說有壞的錯誤的經驗」時，周恩來插話說，一九五八年邀請來中國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國後談在中國的觀感，說中國高速度發展，「大躍進」超過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好處；錯誤缺點發現快，糾正也快。蘇聯一教授說中國「大躍進」這個詞好。其實，扎夏季科對中國有批評性意見。周恩來只轉達人家的好話，把人家批評的話隱瞞了。周恩來為了用蘇聯人的話為毛澤東幫腔，竟片面地轉述人家的意見。

　　七月十二日到二十二日，周恩來四次找國務院各部開會，討論形勢與任務。十二日周有一個長篇講話，談形勢、擺問題、算細賬，他認為去年是新的革命，當然問題不少，突破了舊的平衡，要解決新的平衡。他用大量的時間講業務問題，這是國務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迴避政治鬥爭的鋒芒。

　　七月十六日，關於大煉鋼鐵問題，周恩來講話中算了一筆賬：雖然財政補貼了四十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而且大大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盈虧的賬，也要算將來盈虧的賬。當時不少人認為，周恩來這麼算賬，對於維護「大躍進」，很有說服力。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澤東發表講話批評彭德懷，卻表揚了周恩來。在講話中間，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一邊表揚，一邊又說：「他們重複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三十公里了。」這句話雖然是指批評大躍進的那些人，但鉤起周恩來南寧會議的舊痛。毛澤東又拉又打，使周恩來更加小心。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講話散會以後，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其中，周恩來和彭德懷有一段對話頗有意味，不妨抄錄如下：

　　周：九千萬人上山。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一個革命。二千七百萬－－三千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一千三百萬噸。

　　彭：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一點，只講這一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把落實和洩氣分開。

　　彭：一千零七十萬噸，腦子熱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冷得比較早，十月底就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呢？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情況，有那麼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共產黨裡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要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儲備。六月底的存糧只有三百一十億斤。去年增加了二千零一十萬人。按「一五」經驗，一元貨幣比九．六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一九五六年一比八．八就緊張了。

　　彭：這個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洩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就跑到二中全會上講了那麼一通。應當謹慎，汲取教訓。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實，你有鑒於我，還是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兩個方面都說了的。

　　周彭對話中，彭很直率地批評周恩來「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讓周恩來和彭德懷學海瑞，周恩來沒有學，彭德懷學了。現在周恩來主動了，可以批評彭德懷了。

　　七月二十六日，毛澤東提出「對事，也要對人」以後，批鬥升級。彭德懷寫信成了「右傾活動」，成了「猖狂進攻」。這一天下午，周恩來向北京來的各部委的來參加會議的幹部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堅持兩點：一點是政治上維護總路線，另一點是實事求是地抓工作。說：「這兩點一個是政治方向，一個是工作態度」。他強調：「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問題，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線性的問題，工作態度是第二位的問題。」他不僅認為彭德懷的信屬於政治方向的問題，還說國家計委李雲仲的信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錯誤。」他苦口婆心地對他的部下關照。讓大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要站錯隊，要保衛總路線，不要動搖；同時要抓好經濟工作，渡過經濟難關。

　　八月一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講話，其他人也不時插話，追問。周恩來也有不少插話和追問。彭德懷在談到一些歷史情況時，周恩來問，訪問蘇聯時，他們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後，送彭德懷出門時，斯大林跟彭德懷說過什麼話。這是在追查彭德懷「裡通外國」的問題。周還插話說，彭德懷的信「方向是向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是指向總路線」。「主席講了話，還聽不進去。」當林彪說彭德懷「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看風使舵」、「馬列主義世界觀沒有接受」的時候，周恩來插話：「相反，很驕傲，犯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我多次錯誤，認識不全面。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周恩來說彭批評毛澤東是「犯上」，這顯然是皇權時代的思維。當劉少奇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時，周恩來插話說：「這是感情問題。」當毛澤東說彭德懷過去和他七分合作時，周恩來急忙補充說：「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八月一日，批判彭德懷的大批「援軍」上山，他們是來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八月四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這批「援軍」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會議中有一種苗頭，就是多講缺點，誇大缺點，以彭德懷國志為代表。他在火車上就談到若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就會出匈牙利事件，七月七日在主席那裡匯報時，他也談了這個看法，我們聽到就不以為然。」，接著，周恩來把常委會上強加給彭德懷的各種罪名，傳達給「援軍」。如：「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張聞天講了三個鐘頭，『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國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著無產階級旗幟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的。」「彭信一出來，問題性質變了……是糾左之後，右傾機會主義露頭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彭德懷同志是這一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所以，這次全會毛主席提出來，全會的任務，就是要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黨內分裂鬥爭。問題本質是這麼一回事。」

　　八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集中力量批判毛澤東強加給彭德懷等人的「軍事俱樂部」。八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在這個會上作《善於彭德懷同志歷史問題的報告》，不僅傳達了廬山會議上加給彭德懷的種種罪名，還按照毛澤東的口徑，清算了彭德懷在歷史上的錯誤。

　　在彭德懷受到圍攻的時候，周恩來沒有說一句公道話，反而落井下石。在七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擔任了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個定案材料，經周恩來簽字，傳達到全國每一個黨支部。

　　朱德

　　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師，建立革命根據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面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國以後，毛澤東給朱德一個委員長的職務，名義上很好聽，蔣介石也不過是個委員長嘛！實際沒有實權。朱德也落得個清閒，不爭權，學明朝初年的徐達對朱元璋，和毛澤東保持君臣之禮。朱德有較深的國學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後，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飛鳥盡，良弓藏」；知道此時再不能像戰爭年代那樣不講「名份」。在這一點上彭德懷不如朱德有「文化」。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朱德題詞支持甘肅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如果這是不瞭解實情的話，那麼，一九五九年他和董必武、林楓一起到東北三省視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實情況的。

　　七月六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組發言，很客觀、很明白。他說：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一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給制是共產制，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麼願意共產嗎？食堂說是自負盈虧，實際公家總吃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家庭制度應當鞏固起來。各省不要自搞工業體系。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朱德參加第一組，他第一個發言。他為一九五八年過熱辯護，說：「大躍進是靠熱出來的，熱是革命的基礎。」他的調子開始向支持大躍進變化。不過，他還是堅持說一些真話：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斷什麼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一些。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朱德參加第四組，作了較長的發言才談到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他說，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一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符合事實。

　　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重。李銳就這段話評論說：「朱德同彭德懷是三十來年的戰友，相知很深。看得出來，這時他非說這番話不可。「非說這番話不可」說明，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連朱德這樣高地位的人，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二十六日，彭德懷違心地作了檢查以後，朱寬慰地說：「彭總發言態度是好的，我想他是暢快的。彭總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談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它當作包袱背起來了。」朱德還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

　　八月一日常委會，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德，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當然沒有「擊中要害」。他還沒有講完，毛澤東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

　　八月四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來廬山的人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在林彪作了長篇發言之後，朱德講了約十分鐘。他說，自己原來估計不合適，認為彭德懷同志寫這封信是臨時想到的，現在看來並非如此。他最後說：「現在毛主席還在，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讓位，我看誰也不贊成的。德懷同志對總路線動搖，最基本的問題是不認識群眾，不認識黨。他的最大錯誤就在這裡。」

　　朱德和彭德懷是老戰友，對待「三面紅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時，朱德雖然批判的調子比別人低，也沒有為彭德懷說一句公道話。朱德也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書林克私下說過：「朱德是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

　　在「會議政治」制度下，參加會議的人，必須就最高領導人的看法，人人表態。通過表態來「劃線」、「站隊」。這像每個人必須脫光衣服，在眾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領導人的檢查。在這種情況下，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說話是不行的。不說話就意味意站到反對派一邊了。但是，要說話，只能跟隨主流意見。說不同的意見，就要遭到圍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話下。

　　林彪

　　新中國的建立，論戰功，沒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敗名裂之後，也沒有人否認這一點。一九五四年的高崗事件，林彪受到牽連，在政治上丟了不少分。從此林彪以養病為名，韜光養晦，等待時機。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們分析這中間有毛澤東的授意。一九五七年夏，毛澤東在上海期間，還看望了在上海養病的林彪。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相信，有了這樣的政治投資，在關鍵時刻，林彪還是一員用得著的猛將。也許毛澤東對彭德懷早就不滿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懷之上，就有讓林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來沒有參加廬山會議。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以後，就調林彪作為「援軍」上山。在軍事建設上本來林彪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他們兩人一起批評劉伯承的軍事思想。工於心計的林彪，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洞若觀火，他知道毛澤東此時處境相當困難。他盤算，此時支持毛澤東，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資。林彪是七月十七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經過了「神仙會」階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堅決的態度反右。他對彭德懷的批判上綱最高，火力最為猛烈。

　　七月三十一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說話，他批彭的過程中別人插話幫腔。當毛澤東說到一九五八年的問題是在群眾運動中發生的，氣可鼓而不可洩。彭德懷說，我對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話說，氣難鼓易洩，洩了便難鼓。他的態度和彭德懷成了鮮明對比，他說的話也符合毛澤東的思路。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期間，平型關大捷廣為中國人稱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資本。彭德懷搞百團大戰使在日本鐵蹄下的中國人振奮。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認為百團大戰雖然對抗日戰爭有好處，但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因為它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實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軍這邊來了。因此，毛澤東不僅不肯定百團大戰，反而當作彭德懷的一個歷史錯誤。為了迎合毛澤東，林彪在批判彭德懷時，把自己指揮的平型關大戰也否定了。他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澤東接著林彪的話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就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我，日，三國誌」。在毛澤東的心中，共產黨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愛黨勝於愛國。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全國人民知道了毛澤東的這個態度，中國共產黨就會受到中國人的唾罵。所以，百團大戰結束時毛澤東公開向彭發了賀電：「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這個賀電並不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

　　七月十四日的信，本來是彭德懷給毛個人的，毛不經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發給與會者。彭對此有意見，一再要求收回。毛在七月三十一日卻違背事實地說：「你說發表你的信你不高興，不一定吧。寫這信的目的就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林彪立即幫腔：「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八月一日常委會上，緊接著朱德「隔靴搔癢」的發言之後，林彪的發言直擊要害，為即將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定了調子。他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是野心家，偽君子，馮玉祥。說中國只有毛澤東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在劉少奇的發言後，林彪又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否定：「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換個名字，就是野心，派頭、氣勢。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東西。說你張飛，實際上不是張飛；你自己走火說過，老奸巨滑，老於世故。內容形式不統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劉少奇插話：不好敞開談）……平時以二桿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沒有成見的形式對人，但仇解不開，如對羅瑞卿，實際記仇，實際是老奸巨滑的本質。（毛澤東插話：內有二心，外似張飛）說信不準備發表，而是準備發表的……國內外都颳風，以為好時機到了……表面上好意，實際要抓辮子……表面似好意，實際用意很深，是壞意，表現個人的單獨見解。內容與形式總相反，採取迷人的辦法。事實證明是右傾，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八月四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傳達兩天常委會開會的情況，第一個是林彪講話，他講了一個半小時，不用「彭德懷同志」。林彪說：「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援兵。」彭德懷的信「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的，反對大躍進的，反對人民公社的。」「他雖然沒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後後，會內會外的講話，字裡行間，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就是反對毛主席。」「他是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來向黨進攻，向毛主席進攻。」「我的直接印象，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毛主席無論在天資方面，學問方面，事業的成就，工作能力，馬列主義水準方面，更何況思想意識，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不是始於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於一九六四年，而是始於毛澤東最困難的一九五九年。這對毛澤東是雪中送炭。

　　在八月一日的會上，彭德懷曾提出換一個人管軍隊，毛澤東很明確地說：「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幹。」但就在八月十七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彭德懷被罷了官。經毛澤東提議，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工作，擔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幫助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親自主持，對彭德懷、黃克誠、鄧華（接替彭德懷任志願軍司令員，當時任副總參謀長兼瀋陽軍區司令）、洪學智（接替黃克誠任總後勤部長）、萬毅（國防科委副主任）、鍾偉（北京軍區參謀長）等進行了殘酷的批判和鬥爭。

　　陶鑄

　　陶鑄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重要的封疆大吏。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毛澤東派他到廣東大反地方主義，打擊和壓制了一批廣東籍幹部。一九五九年反瞞產私分是廣東最先搞起來的。

　　七月二日，從武漢到九江的江新輪上，陶鑄遇到從北京來開會的人。他請大家吃荔枝。談到廣東因鬧水災，更增加形勢的嚴峻。不過，他是樂觀的。

　　七月三日，陶鑄在中南組發言談廣東的情況。說共產風將副業、手工業刮掉了，商業協作搞亂了。將絲一下子攪成團，「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農民不養豬了，副食傷得太厲害。不過，他雖然講廣東形勢嚴峻，但還認為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七月三日，剛上山的晚飯後，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標，沒有遵守客觀規律，計劃工作沒有搞好綜合平衡。談到高指標計委頂不住的問題，都認為計委有責任。陶鑄還從王明路線的歷史情況，談到富春是頂不住的。冶金部的負責人，當然更有責任。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陶鑄在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可能聽到了什麼風聲，談問題的基調同會議初期有了不同。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用不著懷疑。去年糧食和工業增長幅度古今中外都沒有過。談到彭德懷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應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從通篇精神來看，對缺點的看法不止一個指頭。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係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看成為去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所取得偉大勝利是否可靠。從我黨歷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所產生的左的錯誤，那確實是難以糾正的。而難以糾正的錯誤，也決不是如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屢次指出的一個指頭的缺點、錯誤。這樣，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不是一個指頭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現在並未糾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務是反左。這就會把事情搞壞。」請注意，在毛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以前，這樣上綱上線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鑄。

　　陶鑄三次找黃克誠勸降。第一次沒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黃談話，說：「不管你主觀上怎麼想，但客觀上表現出來的是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麼用呢？」黃克誠反駁：「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認？」第二次失敗，陶鑄第三次批黃克誠談話，讓黃「為黨、為國家大局著想」，盡早承認錯誤。八月五日，陶鑄寫信給黃克誠，說：「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站出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處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陶鑄用專制社會婦女的「貞節」解釋「對黨的忠誠」（實際是對領袖的忠誠），把對領袖個人的忠誠，當作一個人立身的「操守」。不顧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誰手裡，只對最高掌權者個人忠誠，正是專制制度中官員的行事原則。

　　八月六日，陶鑄在第三組發言。說他對彭德懷「總的印象是，他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三十多年來黨的歷史證明，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就沒有今天革命的勝利。可是彭德懷同志對毛澤東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懷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親自製定了一系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證」。「彭德懷同志之所以對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不滿，其用意不是別的，是企圖改變黨中央的領導，由他來幹。他總希望中國出現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時他就可以充當納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亂，搞亂了，他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實現個人野心。」陶鑄把彭德懷比作納吉，這是這次會上批彭上綱最高的說法。陶還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全面否定，說「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志的一貫作風……彭德懷同志的為人就是這樣：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艱苦樸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開來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八月八日，陶鑄在小組會上又揭批張聞天，對張聞天的檢討提出三點意見。說張聞天與「軍事俱樂部」的關係「完全是自覺的、有意識伯，並有實際行動的」。逼問張二十一日發言的目的。還說張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根本沒有改造好。又聲色俱厲地逼問周小舟在「軍事俱樂部」裡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會」期間，陶鑄寫了《七律．登廬山》：

　　廬山真面誰能識？盡在雲煙變幻奇。

　　偶見晴空飄白練，忽驚樹杪湧清漪。

　　朱陳往事增惆悵，白李遺詩添彩姿。

　　最是勁松絕壁立，崇高風格不須疑。

　　陶鑄以自己的政治經驗，判斷這次廬山會議一定會風雲變幻，他隨風向變化而自保，但心頭還是若有所失。他多麼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樹的風格啊？但是，在專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樹那種傲然挺立呢？這是陶鑄的悲劇，也是共產黨多數高官的悲劇。

　　譚震林

　　譚震林是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他在廬山會議上站在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立場是很自然的事。

　　還是在武昌會議時，討論糧食公佈數字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有的說可以公佈一萬億斤，有的說可以九千億斤。彭說糧食沒有那麼多。譚震林立即說：「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七月二十日，在周恩來處開會，批評周惠時，黃克誠同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說請黃克誠上山是作為批彭德懷的「救兵」，黃回答說，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黃說的「反兵」本來是從譚的「救兵」而來的，後來批判黃時，譚震林把這句話說成為「蓄意反黨」罪證。

　　二十六日，在黃克誠檢討之後，譚在第五組發言。他首先檢查了自己在一九五八年的錯誤，認為他要負主要責任，要追究責任，要給處分。在檢討自己時，還為毛開脫，說毛主席不僅無過錯，而且作出了偉大貢獻。說兩次鄭州會議，主席嚴厲批評了左的錯誤，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然後說到彭德懷的信，說：「這封信是煙幕加毒氣。彭德懷是一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好同志。他為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勞，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我決不因為這封信，就不承認他的過去。他的為人是正直無私的。他勇敢地寫這封信，引起爭論，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為他過去的功勞而原諒他。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是要和他鬥爭到底的。這種鬥爭並不妨礙我尊重他的過去，也不妨礙我尊重他將來再作出的貢獻。」

　　過了兩天，有人批評譚對彭人格和歷史功勞的肯定，譚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對彭德懷的肯定方面。還說：「我看他不像張飛，倒有點像魏延。」在《三國演義》中，張飛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卻是有「反骨」的。

　　陳伯達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高潮時，陳伯達提出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主張，在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奚落。後來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實際情況，開始轉向反左。

　　剛上廬山時，他和幾個秀才一起發表議論，批評一九五八年的失誤。他在七月十八日、十九日在第三組曾經兩次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他說：「我和陳正人同志開了一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當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只是小部分地區緊張。陳伯達還說到他受騙、「吃苦藥」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東范縣所看到、所聽到的一些東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實的。是下面幹部預先佈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志到那兩個縣，把一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志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到福建作過調查，因為他是福建人，聽到一些真實情況，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問題。

　　在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以前，陳伯達和田家英、吳冷西、李銳等人看法是相同的，二十三日講話以後，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樣，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離右派三十公里」的人中的一個。

　　二十三日以後，陳伯達在小組會上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一。

　　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陳伯達一方面修改自己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一些），一方面又長篇大論地批判彭德懷的信。他以理論家的姿態，引經據典地為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幫腔。把大躍進和巴黎公社並提。還說：「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那種沖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沖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陳伯達認為彭德懷的信「一個對形勢的估計，一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

　　由於他在鄭州會議上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不管他怎樣表態，怎樣洗刷自己，別人對他還是不留情面，還是不放過他。在八月初最緊張、鬥爭最尖銳的時候，陳伯達就生病，不參加會議。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陳伯達埋頭寫文章。十月九日，他將寫就的《請看彭德懷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給毛澤東。此文正中毛澤東下懷，但還嫌火力不足。十月十一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志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更好。」陳伯達按毛澤東的意見，徵求了康生、胡喬木的意見並加以修改以後，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再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後，發表在《紅旗》一九五九年二十二期上。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各級黨委。

　　由於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陳伯達走出了鄭州會議挨批的陰影，重新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胡喬木

　　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是毛澤東的近臣。

　　在去廬山開會的列車上，李銳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閒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胡還認為「以鋼為綱」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

　　七月三日，剛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標。胡喬木除了再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他說，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記了。

　　七月六日晚，在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五人閒談，胡再一次談到綜合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而才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又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的說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的規律。胡喬木還特別談到，一九五八年一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要及時。為什麼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導呢？可見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佈糧食產量七千五百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佈，告訴了胡喬木，但胡沒有敢向毛匯報。為此，上海會議胡喬木挨了毛的批評，毛稱讚了陳云：「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胡喬木說，當時不匯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胡喬木介紹，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對劉少奇說，不要公佈關於人民公社的決定，王不敢去向毛匯報，劉向毛轉告了，結果毛髮了脾氣。胡喬木說，王應該受到表揚。隨後大家還談到，自南寧會議以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之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

　　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在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五人對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內容好，觀點跟我們一致。不過，胡喬木說了一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可能從王任重那裡得知毛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滿的消息。

　　七月十八日，胡喬木在第二組作了較長的發言，為《記錄》（草稿）起草者辯護。因為《記錄》（草稿）中關於形勢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對一九五八年成績講得不夠，問題講得太重。胡喬木回答這些批評，認為一九五八年問題還是應該說透。在發言中，胡喬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他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

　　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之後，胡喬木一度沉默，幾天以後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急忙緊跟。八月十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是參加第二組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長篇發言。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蔑。」接著從六個方面將斯大林晚年和毛澤東作了比較，借此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由於胡喬木、陳伯達等「秀才」的善變，八月十一日毛澤東講話中說：「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樣，雖然會議初期，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也說了一些真話，但沒有受到批判。

　　為了進一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一下廬山，胡喬木就送上了《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什麼是一個反黨的綱領？》的長文，對彭德懷的信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強加了種種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示，印發給全國，成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重武器。

　　說完了胡喬木，還得順便提一提吳冷西。他身兼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長之職。上廬山以前和廬山會議初期，吳冷西對大躍進的形勢持批評態度。他還給分社下達指令，讓分社收集大躍進以來的材料。所以，當時分社發來的內參稿件講了一些真話。彭德懷回國以後看了很多「內部參考」、並對他產生影響的，就是新華社提供的。廬山會議轉向以後，吳冷西不僅態度很快轉變，他還立即給北京新華社總社打電話，讓把分社收集的批評大躍進的材料送上廬山，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根據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長尤淇、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四川分社社長紀希晨、雲南分社社長陳湧進、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福建分社社長孫權等七位，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杜導正對本書作者說，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要是總社的意見，廣東的陶鑄是想保他的。

　　賀龍及其他幾位高級將領

　　賀龍元帥是一個有膽量的人。一九一六年春天，他用兩把菜刀砍了巴茅溪鹽稅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濟貧的隊伍。在南昌起義時，他是主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後，賀龍先是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後調北京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處在高位的賀龍，在毛澤東面前，已經沒有「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膽量了。在廬山會議上，他是毛澤東的一個得力打手。

　　從七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第三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批評態度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少數幾個人。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發表七．二十三講話，他們卻態度鮮明，堅決維護「三面紅旗」。賀龍還揭發彭德懷說的「請紅軍來」的話。

　　七月二十四日，賀龍在發言中進一步揭發彭德懷，他提到洛川會議，說對毛主席的抗戰戰略方針，有人不堅決執行。毛在七月十七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五人談話時，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彭德懷主持的華北軍委分發的小冊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為主的方針。這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說明彭歷史上就跟他不一致。但這五人沒有向其他人透露過毛談話的內容。賀龍這個揭發和毛澤東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講話以後，賀龍發言更為尖銳。八月三日，他在第三組發言說，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軍隊幹部中，羅瑞卿、蘇振華、黃永勝、蕭華等對彭德懷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銳。

　　這裡簡單介紹一下羅瑞卿的態度。

　　七月八日，還是在「神仙會」階段的早幾天，李銳發言批評「以鋼為綱」和指出國民經濟沒有搞好綜合平衡時，羅瑞卿就打斷李的發言，極力維護「大躍進」。（同上，第三十一頁）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發表反擊講話以後，李銳、周小舟、周惠三人由於想不通，在周惠住處發洩情緒。周小舟懷疑毛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認為按照講話的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他們三人就去找黃克誠談談，後來，彭德懷也進來了。他們出來時，被羅瑞卿碰上了。當然羅瑞卿不知道他們談論了什麼，但是，在這個時間，在這個地點，這幾個人相聚，引起了羅瑞卿的高度警惕。經羅瑞卿揭發後成了「二十三晚事件」。在會議後期的批判中，這個事件成了追查和圍攻的重點。

　　八月三日，羅瑞卿在第五組發言說，彭德懷生活上學馮玉祥（指艱苦樸素）是「偽君子」，「所謂艱苦樸素，實際上很多都是裝的（有人插話：『換了政治上的慾望』），他的政治慾望很大……黨性有虧，私心很重，不是正直無私，他的個人主義很嚴重。不要說生活，為人很多是裝的，即使是真的，可是總是反黨，反對黨的正確領導，反對總路線，這種所謂生活樸素有什麼用處？」羅不僅在小組會上發言否定彭德懷的人格，在會下見面時還當面質問彭德懷。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組裡發言。但羅瑞卿十分活躍，不僅在自己組裡發言，還到其他幾個組裡發言。八月十日，羅瑞卿強行帶著著李銳到黃克誠那個小組去，就「二十三日晚事件」和所謂「斯大林晚年」問題和黃克誠對質。批鬥會形成了一個新高潮。像爆發了一棵炸彈，全組立時嘩然。羅發言時疾言厲色，說彭德懷、黃克誠的住處成了反黨司令部，成了搞陰謀活動的地方。他厲聲質問黃克誠：「你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你聽到了把毛澤東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這樣的話，為什麼不氣憤？為什麼不不臭罵你們『軍事俱樂部』的成員？為什麼不反映？」

　　廬山會議結束以後，羅瑞卿由公安部長升任為總參謀長，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軍委工作。據說這是林彪建議的。但是，好景不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揪」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政治高壓下，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摔斷了腿。葉劍英元帥為此賦詩一首，其中有「將軍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陸羅楊」中的彭真，在廬山會議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懷的得力幹將。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常委會上，彭真多次發言、插話和質問。

　　蕭華對彭德懷也是落井下石。由於他和彭德懷一起出訪東歐，他的揭發是很要害的。八月九日第四組繼續開會，有人又追查彭德懷出國的事。蕭華說：彭德懷同志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有人接著念了彭德懷在出訪東歐幾國時的談話記錄。蕭華說：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雪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我們在另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

　　在彭德懷蒙受冤案時，其他幾位元帥沒有人為他說過半句公道話，沒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澤東去勸降，要彭早點認罪。七月三十日上午（彭德懷說是七月二十四日，李銳的日記中記的是三十日），聶榮臻、葉劍英兩位元帥來到彭德懷的住處勸說彭德懷作檢查。彭德懷的記下了當時談話的主要內容：

　　他們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我說：「除了周小舟同志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了我準備寫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志談過。張聞天同志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並沒談寫信的問題。」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

　　八月三日，聶榮臻在小組會上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形說：「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主席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話時，都激動得掉淚了。」陳毅元帥是外交部長，八月二十四日，外事系統召開批鬥張聞天大會，大會小會反覆進行揭發、批判。集中火力追查「裡通外國」的問題，一盆盆污水潑到張聞天頭上，對一切問題都要當場交待清楚。張聞天受到莫大的侮辱，傷心之至。回到家裡，同親人相對默坐，禁不住潸然淚下。主持批鬥張聞天的，就是陳毅元師。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來都是支持彭德懷的，周惠因講了不少真話在會上受到不少批評。毛澤東對原來持彭德懷看法的人極力分化瓦解，爭取歸順。為了「挖彭德懷的牆腳」，找周惠到美廬（毛澤東的住處）單獨談話。周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列入反黨集團。毛澤東也曾想把周小舟拉過來，八月一日，給周小舟寫信，信中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並且和周小舟談了一個通宵，曉之以利害。毛告訴周，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著眼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麼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你走吧！」周小舟站起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小舟將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臨下山時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並請他幫自己照顧妻室兒女。周小舟沒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圍攻，但他還是堅持到底，一九六二年對右傾主義分子甄別時，中央規定對周小舟不甄別。

　　周惠的歸順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四十年以後，作家權延赤合寫了一本書，書中把右傾反黨集團寫成「彭黃張周周」，把本來不是反黨集團的周惠加了進去，還對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實的粉飾。據知情人說，這是周惠的子女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況。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鄉－－《新湖南報》即《湖南日報》的前身的編輯記者們，他們自費出了一本書，書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廬山會議結束以後，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態，回湖南和張平化一起，不僅窮追狠鬥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還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株連二萬多名幹部落馬。這本書還揭露，一九五七年，周惠製造了一個「新湖南報右派反黨集團」，將五十四人打成了右派（全報社共有編輯記者一百四十五人）。當年《新湖南報》的社長朱九思還在這本書的前面寫道：「誰是真金，誰是糞土，包括當年那位不可一世現在仍不知羞恥的人物，歷史終於做出了公正的結論。」

　　在中國政治制度下的官員們，要保住地位，是很難成為「真金」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誰沒整過人，誰沒挨過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內蒙古任書記時，還是做了一些好事的。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親有一個光輝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過於粉飾，反而損害長輩的形象。順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一些高官的親屬、子女、部下，寫了一批歌頌他們父輩的書和文章，其中，不少有類似《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的問題。

五、常委們昧心陷忠良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兩天，毛澤東在他住處的樓上，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毛澤東親自主持，批判彭德懷。連中午都不休息，午飯吃包子充飢。參加的人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賀龍等人。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列席。這兩天會議，為彭德懷的「錯誤」性質定了調，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帳。

　　政治局常委會上的發言不可能公佈於世，幸虧李銳在場，而且做了筆記。所以，這一段，我還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廬山會議實錄》中的內容。

　　七月三十一日，由毛澤東一人主講，由他定調，其他人插話幫腔。八月一日，也是毛澤東講話最多，其他人逼問和圍攻。其中林彪上綱最高，發言最尖銳。會上沒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全都是一邊倒。

　　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個既定的前題，毛澤東是一貫正確的，在過去的革命歷程中，凡是和毛澤東有過不同意見，都是歷史問題，都是政治上的污點。以後再和毛澤東不一致時候，都要清算過去這些問題。

　　在兩天的常委會上，毛澤東親自清算彭德懷，說過去三十一年年的共事過程中，彭德懷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把兩人過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綱上線，重新清查在過去的路線鬥爭中彭德懷的站隊情況，抗日戰爭期間的「百團大戰」也是彭德懷的重要罪過。

　　毛澤東在清算歷史舊帳以後，又說「同在北京城，十年九次電話，一年不到一次」，說彭德懷和他疏遠，請示回報太少。對七月十四日的信，毛澤東說：「多次重要時期，你從沒有寫過信，為什麼這次要上萬言書。」「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著中央領導機關，並非向省，更不是向群眾。這是我的觀察。講『得心應手』這話，是指領導機關，其實講這個，鋒芒是攻擊中央」，「是準備發表了，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要修正總路線，你想搞另一個……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歷來要用你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有各種原因，沒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取了點經（不能斷定）。」「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後一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參加常委會的其他人除了追問彭德懷的政治問題以外，還否定彭德懷的人格，並乘機吹捧毛澤東。林彪、劉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懷反對搞「個人崇拜」的言論，肯定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常委會本來應當是一個領導集體，毛澤東應當僅是這個集體的召集人。實際上，毛澤東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體領導變成了毛澤東個人獨裁。出現這種結果，當然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為毛澤東「抬轎子」、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

　　這兩天常委會為彭德懷等定了調子，冤案已經構成，無中生有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的鐵帽子已經戴在他們的頭上。第二天（八月二日下午），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為這個冤案蓋上合法的圖章，並動員全黨開展批右傾運動。

　　全會開幕時，毛澤東講話不長，但十分鮮明而堅決地動員全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他說：「我們的路線到底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初上廬山後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說我們現在不民主，說話不自由，有一種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後來才瞭解，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踟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要言論自由，是要破壞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我們反了九個月的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個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左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著人民的事業，向著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

　　也是在全會開幕的這一天，毛澤東寫了《給張聞天的信》，並立即印發給全會。這封信雖然只有五百多字，卻大量引經據典，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信中為他們五人羅織了「軍事俱樂部」的罪名，還說這個「軍事俱樂部」的成員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屆八中全會開始以後，對彭德懷的鬥爭進入了緊張階段，晚會都停止了。小組並成大組，共分成三個大組，李井泉大組對彭德懷，張德生大組對黃克誠，柯慶施大組對張聞天、周小舟。大組會採取批評質問的方法，十分尖銳。在這些批判會上，進一步圍剿「軍事俱樂部」和追查周小舟說過的「斯大林晚年」問題。圍剿之烈，追逼之嚴，氣氛之緊張，不亞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批鬥會。在接連不斷地追逼下，彭德懷說：「說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澤東趕下台，你們願意聽，可我不能那麼講。」有人指責他態度不好，彭德懷說：「我沒有辯護律師，你們像法庭審判。」

　　八月十日，毛澤東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報告》作批示，也同時印發給全會。毛澤東說彭德懷等：「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佈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機會主義的黨。」「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

　　為了給批判彭德懷等提供理論武器，並不是理論家、也不從事理論工作的的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動組織人編寫了《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馬、恩、列、斯、毛語錄，毛澤東收到後如獲至寶，八月十五日和八月十六日，接連寫了兩個長篇批示。十五日的批示說：「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經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斷橫行』，不給你們『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十六日的批示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幾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毛澤東的這些批示，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不僅使得八屆八中全會上對所謂「右傾反黨集團」的批判鬥爭一步步升級，還為會後的全國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提供了錯誤的指導思想。

　　八月十六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一開始就給他們定了性：「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而「來自黨內特別是來自黨中央內部的進攻，顯然比來自黨外的進攻更危險」，因此，「堅持粉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不但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於保衛黨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完全必要的」。

　　《決議》說，彭德懷的信和發言「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綱領」，特別指出他是「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使「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受到某種威脅，這就是要害所在。《決議》宣稱：「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者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而且，「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

　　《決議》中還有這樣一段彭、高反黨異同論：「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你看他，連偽裝都不要了，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只能說彭德懷比高崗更加瘋狂，所以叫做猖狂進攻，不過也還是有偽裝的：「由於他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決議》向全黨提出了「揭露這個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的任務。

　　為了揭露，《決議》清算了彭德懷的歷史老帳：「立三路線時期、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時期，他都曾經站在錯誤路線方面而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他們「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

　　他們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地發難，猖狂進攻呢？《決議》對此作出了分析，這些分析今天看來特別值得回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勝利，顯然注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滅亡。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高崗集團殘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們認為『有利』的時機興風作浪，出來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是因為毛澤東決策重大失誤導致的嚴重後果引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而是總路線等等的勝利使面臨滅亡威脅的剝削者蠢動的。

　　這個所謂的「反黨集團」成員，除了「彭黃張周」以外，還有李銳。因為李銳不是中央委員，級別不夠，所以沒有提他的名字，但對他的處分很重：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下放勞動。

　　廬山會議加劇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錯誤政策，把已經深陷困難的中國推向更深的災難。同時，還更加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化了他個人獨裁。為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六、反右傾烈火燒神州

　　廬山會議還沒有結束，中共中央就下達文件，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八九兩個月，堅決反對右傾思想」。

　　廬山會議毛澤東大獲全勝，他已經狂熱到變態的程度。這種變態在他給《詩刊》主編、副主編臧克家、徐遲的信中充分反映出來。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毛澤東將他上山前和剛上山時寫的《到韶山》、《登廬山》兩首七律寄給臧克家、徐遲，同時在附信中寫道：

　　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裡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傢伙，簡直要把個崑崙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覆那些王八蛋的。

　　毛澤東認為大批農民飢餓而死只不過是幾片「雞毛蒜皮」，罵為農民說話的人是「王八蛋」。這種思想由各級黨組織貫徹下去，為反右傾的運動添柴加火，也為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錯誤作法推波助瀾。一時，全國所有的報刊，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會議，都圍繞批判右傾思想這個中心。各種報刊保衛「三面紅旗」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全國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鬥爭。被批判鬥爭的人，有的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定為「嚴重右傾」。

　　什麼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經中共中央轉發，成為全國的統一標準：一，公開散佈系統性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二，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三，組織宗派集團，誇大、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缺點，反黨反中央的；四，對黨中央規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業務方針拒不執行，同黨鬧獨立性，或者採取其他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手段，以阻撓總路線的貫徹執行的；五，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一九五八年以來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行攻擊的；六，在革命鬥爭中，在黨的路線、政策問題上，一貫嚴重右傾，一九五八年以來，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以後，仍然保持錯誤貫觀點，不主動檢討的。

　　上述六條，只要有其中一條，又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軍隊系統，中共中央批准了總政治部提出的四條標準：一是公開散佈系統性的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攻的；四是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一貫嚴重右傾，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而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後仍然執迷不悟，不主動作深刻檢討的。凡是犯有上列情況之一的，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軍隊的反右傾標準定在地方幹部之前。地方標準是在軍隊標準的基礎上制定的。

　　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反右傾鬥爭為全國做出榜樣。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從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到一九六○年一月中旬，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共有一千九百人，佔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三％（其中司局級以上有二百八十七人，佔同級黨員幹部的九．三％）；被列為重點幫助對象的共有二千七百一十四人，佔這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四．四％。重點批判和重點幫助的共佔黨員總數的七．五％。經過揭發和批判，這兩個黨委給二百二十四人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其中司局級幹部六十一人。此外，在這次運動中，還揭發出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九十多人。

　　九月初，各地反右傾的戰況匯報到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一些省市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材料，以推動運動時一步深入。九月初的情況如下。

　　甘肅。揪出了省委書記霍維德、省委委員賀健山（農業廳長）、省委委員雷恩鈞（省監委書記）。霍維德主要問題是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問題，說省委在糧食問題上犯了錯誤。批評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後兩人的罪名是在反對「三面紅旗」方面的看法與霍維德完全一致，他們所發表的「露骨的反黨言論」還受到霍維德的讚揚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書記張國聲、省委宣傳部長聶景德、省委委員副省長張毅忱、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陳光遠。說張國聲攻擊省委第一書記，否定一九五八年的偉大成就。張毅忱的罪狀是「攻擊」省委在一九五八年中的做法，「認為去年省委訂的糧食產量過高」「誇大了農村缺糧問題」。陳光遠的罪行是寫了一篇題為《要注意加強州、縣、公社黨委的集體領導》（內參），批評了黨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風，還寫了《革命膽略與實事求是》（發表於七月十日的《青海日報》）的文章，「誇大了一九五八年的陰暗面」。

　　新疆。揭發批判了自治區黨委常委、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辛蘭亭。「對大辦鋼鐵潑冷水」、「對去年大躍進成績有懷疑」、「對自治區黨委領導不尊重」。

　　貴州。一九五八年八月就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常頌，到廬山會議後，常頌已死，但還要「清算」，又揭發批判和常頌看法相同的省委組織部長夏德義。

　　湖南。揭發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麟。「他與周小舟的社會觀、政治主張是一樣的，並和周小舟一起進行宗派活動」。

　　安徽。揭發批判省委書記張愷帆，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張愷帆「下令強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發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農到處叫喊等嚴重問題。」陸學斌「認為大辦鋼鐵是勞民傷財，大躍進是一筆糊塗帳，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國農民太老實了。」「誣蔑毛主席給公社小隊長寫信是不相信中間這一層幹部。」

　　黑龍江。揭發批判了省委委員、黑龍江大學校長兼東北農學院院長劉成棟，哈爾濱市委委員、哈爾濱電機廠黨委書記邢子陶，雞西市委委員、雞西礦務局長李奎生。劉成棟說大躍進的「缺點是一個大拇指」。

　　河南。「揭發批判了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和洛陽軸承廠廠長閆濟民等人的嚴重的右傾言行。」

　　陝西。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西安市委書記程元方、西安市委宣傳部長叢一平、省經委副主任陳平、省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岳邦珣等人反對大躍進、公社化、大辦鋼鐵的一系列反動論點。

　　吉林。全省黨員幹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書記李晨反對農業八字憲法，反對供給制等右傾言行。

　　廣東。省委擴大會議，揭露批判了海南區黨委委員、瓊崖縣縣委第一書記王蔭軒等二十四名右傾思想、言論突出的重點對象的錯誤論點。

　　江西。揭發了省地質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呂承恩等人說大躍進「得不償失」、今年再躍進「絕不可能」等右傾言論。同時還揭露了一九五六年省黨代表大會期間，原贛南區黨委工業部長等人，對省委領導和三反、五反、鎮反、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毒攻擊。

　　中共中央在這個材料的按語中寫道：現將一些省市自治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簡報發給你們。右傾分子的人數雖然不多，在高級幹部中所佔比例雖然很小，但是在適合他們的氣候下，卻可以興風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時加以揭發和批判，就會妨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躍進，給工作以很大危害。請你們加以注意。其他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傾的「靶子」。有些省將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定為「反黨集團」。如青海省定為「以張國聲國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有綱領」。撤銷張國聲省委書記、常委的職務，保留省委委員；撤銷聶景德的宣傳部長等一切職務；撤銷程光遠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的職務。

　　在工礦企業，按照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對職工進行分類排隊，對問題嚴重的進行重點批判。為了推動各地的反右傾運動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連三地批轉各地反右傾的經驗：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第一屆第十一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上的批示中強調：「對一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一切角落裡把他們的思想影響掃除。」批示全文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饑魂》。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是：

　　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這實際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廬山會議以來，在反右傾，鼓幹勁，保衛黨的總路線鬥爭中，已開始把這些反動的、醜惡的東西大量地揭露出來，請你們認真注意，徹底加以批判。

　　這個文件不僅把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些糾偏措施全部否定，還說成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傾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共中央還多次批示、轉發各地的鬥爭經驗，說「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農村中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幹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並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一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總線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一九五八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都說成是「右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綿陽地委的一篇報告中說：「綿竹縣興隆公社是全縣土地最肥沃、水利條件最好的米麥之鄉，但是在以黨委書記丁仁發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害下，糧食竟減產三十．八％，生豬減少五十一％，耕牛死亡十二％，社員出勤率只有五十％。又如青川縣蘇河公社，因為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田地荒蕪，連年減產，疾病流行……」報告說，反右傾運動就是要「給鐵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層鋼，給大躍進的車子再加足油！」這樣以左反左，後果越來越嚴重。

　　在這場鬥爭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據一九六二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顯然，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全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四十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只有一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麼，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發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因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這更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因此，一九五九年繼續餓死人，一九六○年出現了餓死人的高峰，一九六一年飢餓死亡的情況還在繼續。這時毛澤東才說：

　　廬山會議後，我們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紀要、上海會議十八條的精神，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要搞到連隊，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有一點悔過之意，但他對錯誤的認識多麼膚淺！

【第二十二章　糧食問題】

　　要研究中國的大饑荒，必須研究中國的糧食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糧食短缺就成為十分突出的問題。用國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業化，增加了城市對糧食的需求；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減少了糧食的供給。糧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資源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對極為短缺的糧食，中央政府對其生產和分配實行直接管理。控制越嚴密，糧食越短缺；糧食越短缺，控制更加嚴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的「糧食戰爭」：

　　這種「戰爭」每年一次，到一九五九年以後，天天、月月都有。這是政府和農民的戰爭，是工業和農業的戰爭，是城市和農村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傷亡的大多是農民。被國家機器嚴密控制了的農民是弱者。為了糧食，農民成了政府無限壓搾的對象。政府一感到糧食緊張，「徵購任務必須完成」這句號令，就會迅速被政權機器物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層層放大，到農民那裡就成了巨大的災難。

　　一九五八年以後的大饑荒，是在糧食統購統銷的制度背景下出現的。統購統銷，消滅了糧食市場，扼殺了使糧食增加產量的市場動力；統購統銷，剝奪了農民取得食物的權利，每一餐飯都仰仗政府供應。集體經濟，又剝奪了農民通過個人的加倍勞動，生產食物的權利。統購統銷和集體經濟又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饑荒是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

一、統購統銷以前的糧食情況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城鎮總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五千七百六十五萬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八千二百四十九萬，五年增長了四十三％。而糧食部統計的一九五三年城鎮人口為九千一百八十二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比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的數字多一些。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徵收和統購數由一九五○年的三百五十五億斤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七百二十一億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中央十四個直轄市（京、津、沈、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一九五○年為一百，一九五一年為一百四十七，一九五二年為二百二十八，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四十億斤的赤字。六月三十日，國庫存糧由一百四十五億斤減少到一百零五億斤，特別是各大城市糧食庫存大幅度減少。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繼續大幅度增加，糧食供應形勢日益嚴峻。一九五三年六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的結論是：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加上土地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是逐年增加的，糧食產量以一九四九年為一百，則一九五○年為一百一十七，一九五一年為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二年為一百四十五，一九五三年稍高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糧食產量已超過戰前最高年度的十％。但是，國家徵購的增長高於糧食產量的增長。而國家徵購的增長又趕不上城市對糧食需求的增長。一九五三年，需要國家供應的商品糧的人口為二萬四千七百八十八萬人，需要商品糧總數為六百五十九億斤。詳見表二十二－－一，此外還有軍糧和出口糧食。國家徵購糧食七百二十一億斤，和一九五二年相比，產量只增加一．四十四％，而徵購數量卻提高了二十．一％。

　　表二十二－－一：一九五三年城鄉需要商品糧供應的人口和數量（貿易糧）

　　城鎮人口：

　　人口（萬人）：九千一百八十二　每人需要量（市斤）：四百八十

　　總需要量（億斤）：四百四十一

　　經濟作物區：

　　人口（萬人）：五千三百　每人需要量（市斤）：四百五十四．七

　　總需要量（億斤）：八十八

　　分散缺糧戶：

　　人口（萬人）：六千六百　每人需要量（市斤）：一百二十一

　　總需要量（億斤）：八十

　　災區：

　　人口（萬人）：二千一百九十六　每人需要量（市斤）：一百二十四

　　總需要量（億斤）：八十六

　　缺糧區：

　　人口（萬人）：九百九十　每人需要量（市斤）：二百五十三

　　總需要量（億斤）：二十

　　共計：

　　人口（萬人）：二萬四千七百八十八　總需要量（億斤）：六百五十九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統計資料

　　表二十二－－二可以反映出國家徵購數食數量急劇增長的情況。國家從農民手中拿走的糧食（農業稅－－即徵收加上收購），一九五○年佔產量的十三．四十五％，一九五三年增加到二十一．七十七％。這是統購統銷以前的數，我們將會看到，在以後的年代，這個比重將會大度提高。

　　表二十二－－二：一九五○－－一九五三年全國糧食徵購與產量的比較（單位：億斤）

　　產量：

　　一九五○年：二千六百四十六　一九五一年：二千八百七十六

　　一九五二年：三千二百七十一　一九五三年：三千三百一十八

　　產量百分比：

　　一九五○年：一百　一九五一年：一百

　　一九五二年：一百　一九五三年：一百

　　徵收和收購總和：

　　一九五○年：三百五十五　一九五一年：四百七十九

　　一九五二年：五百九十六　一九五三年：七百二十一

　　徵收和收購總和佔產量百分比：

　　一九五○年：十三．四十五　一九五一年：十六．六十六

　　一九五二年：十八．二十二　一九五三年：二十一．七十四

　　徵收數量：

　　一九五○年：二百六十六　一九五一年：二百九十九

　　一九五二年：二百八十二　一九五三年：三百一十六

　　徵收數量佔產量百分比：

　　一九五○年：十．零五　一九五一年：十．四十

　　一九五二年：八．六十二　一九五三年：九．五十三

　　收購數量：

　　一九五○年：九十　一九五一年：一百八十

　　一九五二年：三百一十四　一九五三年：四百零五

　　收購數量佔產量百分比：

　　一九五○年：三．四十　一九五一年：六．二十五

　　一九五二年：九．六十　一九五三年：十二．二十一

　　資料來源：同表二十二－－一。

　　當時糧食緊張，除了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增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據交通大學研究所的調查統計，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年平均每年進口洋麥二百五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擔，上海麵粉工業所用的洋麥佔其麵粉產量的二十八．七十八％，即每年有三個半月用洋麥作原料。自一九三一年以後，洋麥入口激增，低價傾銷我國。上海進口洋麥數逐年增加，到一九三三年，每年十二個月中有十個月用洋麥作原料。

　　一九四九年以後，停止了洋麥進口，還有少量糧食出口。糧食部長章乃器一九五四年九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自豪地說：「我們扭轉了五十多年來依賴洋米、洋麥的進口趨勢，米麥反而有一些出口」。

　　為了搞好糧食平衡，一九五二年成立糧食部。像財政部收錢、保證財政收支平衡一樣，糧食部收糧，保證糧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盡可能多收，盡可能少賣。在統購統銷之前，糧食部和糧食商人爭糧，統購統銷以後，糧食部就和農民爭糧。糧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糧食收購和銷售情況。糧食部成立之初，還沒有進行城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搞統購統銷，還有糧商，有糧食自由市場。因此，國家必須和私商爭糧。來自公糧徵收和市場收購的比例，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度為六十一：三十九，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度為五十六：四十四。當時估算，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國家需要掌握糧食七百多億斤，除了農業稅可以拿到二百七十五億斤以外，還需要收購四百三十一億斤（上年度實際收購二百四十三億斤）。光靠市場收購這麼多糧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發言中認為：「我國糧食問題的本質，反映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的矛盾；反映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道路與農民自發勢力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作為一名黨外人士的糧食部長章乃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這一看法，顯然是代表了當時權力主流的看法。這種看法表明，統購統銷和農業集體化是計劃經濟的需要，這勢必加劇政府對農民的壓搾。

二、統購統銷以後農民基本沒吃飽過

　　面對糧食短缺的尖銳矛盾，毛澤東讓中央財經委員會拿出辦法。中財委負責人陳雲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時，各城市糧食進一步緊張，此時陳雲顧不得養病，急忙趕回北京。中財委開始提出八種方案，最後選定統購統銷的方案。陳雲一九八一年回憶說：

　　「我下決心搞統購統銷，鑽了兩個禮拜。那時候許多同志不贊成……到了十月一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跟毛主席講，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所謂統購統銷就是借助政權的強力，把全部糧食都置於政府控制之下。農民生產的糧食全部賣給國家，所需要的糧食全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也得由國家批准後才能留下。全國城鎮五千多萬個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一口吃的。這種作法當然會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陳雲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一個，都是危險傢伙。」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從陳雲肩擔兩個「炸藥包」的體驗可以看到，一個政權想為其被統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難的。;政權不是萬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難很難的。所有的國家主義者都輕視了這種困難。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匯報，採納了陳雲的建議。除國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糧食買賣。農民的糧食只能賣給國家，不能賣給他人。《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中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統購統銷不僅是解決城市糧食問題的手段，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全國自耕農戶有一億萬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遇到了技術上的困難。於是，把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就成為必要。農業集體化，不僅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需要，也是糧食統購統銷的需要，即國家控制糧食資源的需要。

　　在統購統銷中，國家規定了城鎮人口每月的糧食定量。各省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餘地，在國務院規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糧食定量略低於國家的定量。

　　表二十二－－三：一九五六年每人每月的糧食定量（單位：市斤）

　　居民類型：特殊重體力勞動者

　　十五個城市的標準：五十一．七十二

　　國務院規定標準：五十五．

　　居民類型：重體力勞動者

　　十五個城市的標準：四十一．四十九

　　國務院規定標準：四十四．

　　居民類型：輕體力勞動者

　　十五個城市的標準：三十二．五十七

　　國務院規定標準：三十五．

　　居民類型：大中學生

　　十五個城市的標準：三十二．七十五

　　國務院規定標準：三十五．

　　居民類型：一般居民及十週歲以下兒童

　　十五個城市的標準：二十六．十五

　　國務院規定標準：二十七．五十

　　居民類型：六至十歲兒童

　　十五個城市的標準：二十．五十六

　　國務院規定標準：二十二．

　　居民類型：三至六歲兒童

　　十五個城市的標準：八．八十五

　　國務院規定標準：九．

　　居民類型：三週歲以下兒童

　　十五個城市的標準：七．八十九

　　國務院規定標準：八．

　　十五個城市的標準平均數：二十六．零七

　　國務院規定標準平均數：二十七．七十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統計資料

　　今天看來，城鎮這個定量並不低。但當年副食供應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糧食是人們熱量的主要來源。雖然城鎮居民總是感到飢腸轆轆，但對農民來說，這種有保證的糧食定量是一種求之不得的特權。

　　統購統銷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實行的。在農村的口號是，把餘糧賣給國家。實際上，地方官員為了超額完成徵購任務以顯示自己的政績，農民賣掉的不是餘糧，而是被強制性地把口糧、飼料和種子也賣掉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糧食部長章乃器在上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糧食問題的發言中說，一九五三年七月－－一九五四年六月糧食年度，糧食收購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七十七．七十八％，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以前的庫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五十一％。這僅是統購統銷實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長說糧食庫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五十一％，這是事實的一面。但是，還有事實的另一面，即由於糧食需求增加，使庫存逐日減少。當時，糧食部和中央財經辦公室提供了一九五四年全國糧食庫存減少的數據：

　　四月六日庫存為四百七十七．九十三億斤；

　　四月九日庫存為四百六十九．六十一億斤；

　　四月十二日庫存為四百六十五．七十九億斤；

　　四月十五日庫存為四百五十六．五十二億斤；

　　四月十九日庫存為四百四十六．四十二億斤；

　　四月二十三日庫存為四百三十四．五十億斤；

　　四月二十八日庫存為四百二十二．八十一億斤；

　　四月三十日庫存為四百一十六．五十六億斤；

　　五月六日庫存為四百．五十四億斤；

　　五月十日庫存為三百八十九．四十三億斤；

　　五月十三日庫存為三百七十八．九十六億斤；

　　五月十七日庫存為三百七十．二十億斤；

　　五月二十日庫存為三百六十．七十七億斤；

　　五月二十四日庫存為三百五十二．八十四億斤；

　　五月二十七日庫存為三百四十六．零二億斤；

　　六月十日庫存為三百一十七．三十八億斤；

　　六月二十二日庫存為三百零一．九十八億斤；

　　六月三十日庫存為二百九十八．九十二億斤。

　　中央財經辦公室和糧食部緊鑼密鼓地向中央提出這樣一組數字，有如一次次警報，可見當時主管糧食的幹部們心情之急。國家領導人眼看著全國糧食庫存從四百七十七．九十三億斤逐日降到二百九十八．九十二億斤，心裡也一定無比焦急。這種焦急的心情將轉化為加強對糧食的統購力度，轉化為統購指標的提高。

　　第二年，統購任務進一步提高，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給糧食部的計劃是：徵收三百零九．八億斤，收購五百六十九．七十三億斤（指標分配到各大區）。二者合計八百七十九．五十三億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二十一．九十八％，而一九五四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災。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在湖北省浠水縣農村，那時由於打場後糧食全部被強迫賣給國家了，秋收後一個多月，農民就沒有吃的。這時鄉政府不得不再開供應糧食的條子，農民拿著條子去買糧食。每到星期天，我們這些小學生都到三里以外的鄉政府去排長隊開條子，每次只開五斤到十斤。我們拿著這寶貴的條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糧庫去排隊買糧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來，我的家鄉還算幸運的。為了完成過高的徵購任務，有的地方，對沒有完成徵購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五十三人搜屋三十六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一百一十一人。」

　　據糧食部統計，一九五四年統購中死亡七百一十人，其中自殺五百六十六人，自殺未逐三十五人，送糧而死的七十四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一百五十人，河北一百三十人，河南一百零八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一，在購糧運動後期（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種不滿情緒。「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二千零二十二萬斤，上級下達了三千三百萬斤任務，實際完成二千九百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三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八人，扒衣服挨凍十六人，嚇跑三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九個縣統計，共有五百七十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二百五十七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一百七十八人，罰款二十四戶。

　　浙江省一九五四年糧食產量一百四十一億斤，徵購共五十一億斤，佔總產量的三十六％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幹部強迫命令。一九五五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七％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一百一十二％。統購中頂牛，死了一百三十四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四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瞭解，全村七十二戶，只有三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一百二十六個村，這樣的村有三十九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杭縣開擴大幹部會，鄉村幹部哭的就有二十多個。上面批資本主義尾巴，群眾罵不實事求是。另一報告也反映了浙江統購統銷以後的情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賣家俱，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

　　在統購統銷初期，出現了大量的反抗和嚴厲懲罰。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決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雲南在統購統銷實行初期，發生過批鬥農民，導致多起死人事件，也發生過暴力抗拒。四川省德昌縣在一九五四年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召開群眾大會二十五次，判決二十九人，其中死刑一人，有期徒刑二十三人。一九五三年四川石柱縣法院與公安局組成「保衛收購辦公室」召開公判大會九次，判處死刑二人，有期徒刑五人，管制二人。一九五四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一百一十四人，十六人被處決，五十六人判有期徒刑，九人管制。

　　大量的農民反抗事例表明，農村糧食的確緊張。糧食部門怎樣看農村糧食緊張呢？一九五五年糧食部為李先念副總理起草的報告中是這樣說的：

　　有人認為，今年春季，我國農村糧食情況的某些緊張，主要是由於國家統購的糧食過多了。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兩年來糧食統購數量我認為沒有超過農民可能的限度。我們供應給農村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還要我們多銷，那是說不過去的。」報告列舉了地主、富農鬧糧的例子後接著說：「農民叫喊缺糧食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一九五三年出口糧食三十二億斤，一九五四年出口三十九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糧食部門這種與事實不符的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右了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飢餓的哀嚎，上面都當成是自發勢力的叫喊，而當時認為農民中間的「自發勢力」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甚至當作反革命煽動的結果。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虛報產量，徵購過多，一九五五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三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據統計，一九五七年六月國務院五十二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一九五六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同時，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一九五六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一舟撤銷黨內外職務，三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有的幹部不服，認為餓死人是統購統銷造成的。說這些話的幹部被開除黨籍。

三、「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上午，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會議由陳雲、李先念主持。這是一九五七年的第二次糧食會議。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兩位主管糧食的最高領導人深受糧食緊張之累。陳雲首先在會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億斤庫存。虧得四川調入了五十多億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國可供調撥的糧食極少，已經發生了調度不靈的情況。如果再遇到一個災荒就不行了。現在看來，國家的糧食庫存，要能夠應付兩個災年才行。我們能夠對付兩個災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穩定的。兩個災年需要多少庫存呢？這次會上分析，國家應付一個災年需要四百三十億－－四百五十億斤庫存，應付兩個災年需要四百八十億－－五百億斤庫存，最好能有六百億斤庫存。

　　李先念在這個會上介紹了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糧食收支情況。這個年度計劃徵購八百零一億斤，實際徵購了八百三十三億斤，實際徵購數比上一年度的八百六十億斤減少了二十七億斤，因為這一年災害較大。在糧食支出方面，銷售計劃是七百四十三億斤，實際銷售八百三十三億斤。比計劃多銷了九十億斤。比上一年實際銷售多出了一百三十二億斤。多銷了糧食是因為災年。另兩項支出是出口和軍糧。出口計劃是四十八億斤（包括大豆），實際出口四十三．七十六億斤，軍糧計劃是二十三億斤，實際是十七．二億斤。以上三項支出總共為八百九十四億斤，比收入（即徵購）多出了六十一億斤，只好挖庫存填平。去年六月底庫存為四百二十七億斤，今年六月底庫存減少到三百六十六億斤，連一個災年都應付不了。庫存再不能減少了。

　　李先念說，現在城鎮人口逐年增加，今後城鎮的糧食供應每年大約要增加二三十億斤，即每年銷量要增加六％左右。怎麼辦？一要堅持「三定」（即一級一級政府向下定產量，定收購數，定銷量）為基礎；二要增產增購；三要堅持統一調度；四要堅持先公後私；五要嚴格控制銷量；六要加強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六條歸結起來就是一條：加強政府對糧食的控制，多徵購，少銷售。

　　當時全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陳雲在八月三十一日的講話中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乘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年景較好的機會，應當多收一點糧食。陳雲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正常年景糧食徵購不得少於八百五十億斤。這次會議初步認定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糧食徵購計劃為八百五十六．三十二億斤（貿易糧），銷售計劃為七百五十七．二十億斤，財政供應糧食（即軍糧）十八億斤，出口三十六億斤。收支相抵，可以有四十五．十二億斤補進庫存。一斤貿易糧大約相當於一．十五斤到一．二斤原糧（這個折算範圍依原糧質量好壞而定）。國家徵購的都是貿易糧，而給農民的口糧都以原糧計算。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但是，糧食會議上定的計劃遇到各省的抵制。經過中央和地方反覆討價還價，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家對糧食徵購計劃減少到八百五十二億斤，銷售提高到七百六十七億斤，再加上出口和軍糧支出，庫存只能增加三十一億斤。陳雲在會上說，據農業部估計，一九五七年全國糧食產量可達三千六百八十五億－－三千七百億斤，比上一年增產三十五億－－五十億斤。從中央到省到專、縣，層層下達季度、月度統購統銷指標，專、縣兩級只能執行，不能改變指標。省裡可以改變指標，即對中央下達的徵購指標稍加提高，對中央下達的銷售指標稍加壓縮，為省裡留下一定的調劑餘地，省裡改變指標可以先斬後奏。又經過和各省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原來的八百五十二億斤的徵購指標還是不能落實，減為八百四十七億斤。李先念根據毛主席「壓縮銷量」的指示，將銷量由原來的七百六十七億斤，減為七百四十八億斤。軍糧十八億斤和出口三十六億斤不變。中央與地方的這一輪博弈，中央取勝：中央庫存增加計劃由原來的三十一億斤增加到四十五億斤。

　　中央這樣堅決地壓縮銷量、確保庫存增加四十五億斤，是迫於形勢的壓力。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糧食收入（即徵購）只超過計劃十九．二億斤，而銷售卻超過計劃七十七億斤，使得出口計劃沒有完成。國家庫存減少過多。

　　進入一九五八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中發【五十八】一百零四），這個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相當艱鉅，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劃，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徵購九百二十．十一億斤，銷售八百四十二．零九億斤。徵購比計劃增多，銷售比計劃減少。在博奕中還是中央佔優勢。

　　表二十二－－四：「大躍進」以前糧食產量和徵購情況

　　（單位：億斤）

　　產量：

　　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三千三百三十七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三千三百九十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度：三千六百七十八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三千八百五十五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三千八百九十八．二

　　徵購數（折貿易糧）：

　　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一千零三（八百二十八）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一千零七十八（九百零三）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度：一千零四十一（八百六十）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九百九十四（八百三十八．四十八）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一千零三十八．三（八百五十四．七十四）

　　佔產量比重（百分比）：

　　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三十．一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三十一．八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度：二十八．三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二十五．八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二十六．六

　　資料來源：糧食部統計司一九五七年七月表格和糧食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表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不是最後數。

　　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佔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以前提高了十個百分點左右。從表二十二－－四中可以看出，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徵購比重最大，多收了七十億斤糧食，後兩個年度的徵收數不得不下降。由於每年徵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銷給農村的糧食高達四十％以上。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儘管浪費，國家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過頭糧」還是年年徵。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比「過頭糧」要少。

　　表二十二－－五：「大躍進」前返銷回農村的糧食數（單位：億斤）

　　返銷回農村的糧食（折合貿易糧）：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四百九十四（四百零一）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度：四百零五（三百三十四）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四百九十（四百零二）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百二十九（三百五十一）

　　佔徵購糧食的比重（百分比）：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四十五．八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度：三十八．九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四十九．三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十一．三

　　資料來源：糧食部統計司一九五七年七月表格和糧食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表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不是最後數。

　　在「大躍進」以前，在糧食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每年有四十多億斤糧食出口，用於換取外匯進口設備。這些糧食都是從農民的牙縫裡擠出來的。

　　表二十二－－六：「大躍進」以前糧食出口情況（單位：億斤）

　　出口貿易糧：

　　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三十二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四十一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度：四十四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四十四

　　折原糧：

　　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三十六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四十六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度：五十一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五十一

　　其中大豆：

　　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十八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二十三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度：二十三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度：二十四

　　資料來源：糧食部統計司一九五七年七月表格和糧食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表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不是最後數。由於糧食部的數字是按糧食年度計，《中國經濟年鑒》的數字是按生產年度計，所以這個表中的糧食出口數和第二十章「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間中國食品出口」一表中的數字有所差別。

　　一九五七年，在糧食徵購中國家和農民間多年的「頂牛」現象有所發展。各地要求提高農村用糧標準的呼聲很高，有的地方發生農民集體搶糧，不少地方出現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魯、豫、皖、蘇（北）五省「頂牛」現象最為尖銳。城市反右派鬥爭，農村也開展「大辯論」。農村「大辯論」的主題是「明辨糧食問題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兩個地區的「糧食統購統銷問題辯論要點」是：一，糧食統購統銷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糧標準低不低？國家是不是卡農民？三，糧食統購統銷任務要不要完成？增產應不應該增購？四，計劃用糧和節約用糧能不能做到？通過大辯論，益陽超額完成了早稻、中稻徵購任務。明為辯論，實際是為徵購糧食施加政治壓力。對上述辯論題目誰要作出與政府意見不一的回答，誰就要成為被「辯論」的對象。當時中央和地方報紙上發表大量的文章和新聞報導。例如：《統購統銷好得很－－駁右派分子》，《反對統購統銷就是反對社會主義》。輿論工具告訴農民：再「頂牛」就有當右派的危險。

　　不管怎樣加大徵購力度，政府總感到糧食緊張。因此，中央政府又採取了一系列減少糧食供應的措施。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糧食部發文，對牲畜的飼料實行定量供應。北京有組織的專業運輸騾馬每月每頭供應飼料一百八十斤，驢供應飼料九十斤，零散大牲畜減半供應。在飼料供應上，對牲畜也限制單幹，鼓勵集體化。麩皮、玉米皮一斤折糧一斤，搾油後的豆餅每斤折糧一斤。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國務院發出文件：《國務院關於統購統銷的補充規定》中寫道：「一九五五年實行的糧食『三定』所規定的留糧標準不得提高，國家核定的糧食收購數量不得減少，定銷數字不增加。災區人民的口糧標準應該適當降低，收成較差的地區的農民口糧標準也應該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於糧食緊張，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以來，京、津、滬三大城市及主要產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鎮，供應給居民的口糧中開始用紅薯搭配。搭配紅薯的比例和折糧率為：北京、天津為十％，四斤薯折一斤糧。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劉少奇從河北省拿來各種百分比的紅薯面和小麥面摻和做的饃十多個，給中央領導人嘗一嘗。大家嘗了以後覺得好吃。建議糧食部全國統一安排。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糧食部黨組全面安排薯類生產和銷售。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在農村和城市銷售糧食搭配十％－－二十％的薯乾或薯面。

　　一九五八年春天，農村缺糧問題相當嚴重。四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中央辦公廳聽取了安徽、河北、山東、廣西、廣東、甘肅、山西、四川、江蘇、吉林、遼寧、湖南、福建、內蒙古、雲南十六個省的電話匯報，得知這些省都發生了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安徽一百三十萬人缺糧。山東農村有六十七萬多人斷糧。廣東僅十五個縣斷糧的就有六十九萬多人。甘肅二十一個縣缺糧，其中最嚴重的縣餓死七百三十五人。

　　在「大躍進」以前，糧食短缺問題就相當嚴重。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寫的《對今後五年糧食局勢的展望》中說：「過去幾年糧食工作是很緊張的，冬季抓統購，春季抓統銷，夏季既要抓統銷，又要抓夏糧統購，工作稍一放鬆，糧食局勢就會出問題。這是因為，糧食產需矛盾非常尖銳。」「原來認為，要經過十幾年的緊張，才能爭取糧食情況的好轉，而糧食問題的根本解決，則要到更遠的將來。」

四、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

　　由於「大躍進」期間「五風」成災，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全國糧食總產量一九五六年就達到三千八百五十五億斤，一九五八年估計為四千億斤，一九五九－－一九六三年，一直在三千四百億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一九六○年只有二千八百七十億斤，低於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才恢復到一九五六年的水平。

　　但是，大躍進期間，浮誇風盛行，一九五八年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糧食總產量一下子吹到八千五百億斤。

　　表二十二－－七：大饑荒年代及前後年代的糧食產量（億斤）

　　一九五六年產量：三千八百五十五　一九五七年產量：三千九百零一

　　一九五八年產量：四千　一九五九年產量：三千四百

　　一九六○年產量：二千八百七十　一九六一年產量：二千九百五十

　　一九六二年產量：三千二百　一九六三年產量：三千四百

　　一九六四年產量：三千七百五十　一九六五年產量：三千八百九十一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第一百四十一頁，統計年鑒的糧食數為生產年度（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日前。）糧食部的糧食數為糧食年度（上年七月一日到下年六月三十日）。

　　人們通常認為，一九五八年糧食「放衛星」只是下面幹部的荒唐，是下面幹部欺騙中央。實際上，這種荒唐行為是上下互動的結果。最早是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要舉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毛澤東一句話，黨報立即緊跟，馬上宣傳「豐收的例子」，就放起了「衛星」。上面有高產的希望和急切心理，並且聽不進「保守」的意見，下面就千方百計地迎合上級的意圖。毛澤東希望畝產一萬斤，下面就會送來畝產十萬斤的好消息。浮誇，實際上是對上層意志的迎合和誇大。而這種迎合和誇大是權力機器的利害所逼。

　　浮誇風是從一九五八年夏收開始的。《人民日報》先出現的是河南省遂平縣「放衛星」的報導，說是畝產小麥二千零一十五斤。

　　遂平縣假話只不過是全國假話大合唱中的一個音符。翻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報》真叫人大開眼界：在一版顯著地位不斷地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小麥創高產的新聞，不斷地為假話推波助瀾：

　　六月八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五畝小麥平均畝產二千零一十五斤；

　　六月九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二千三百五十七斤；湖北襄陽，七百萬畝小麥畝產一五○○－－二千斤；

　　六月十一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二千三百九十四斤；

　　六月十二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三千五百三十斤；

　　六月十五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六月十六日，湖北谷城，四千三百五十三斤；

　　六月十八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四千四百一十二斤；

　　六月二十一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四千五百三十五斤；

　　六月二十三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四千六百八十九斤；

　　六月三十日，河北安國，五千一百零三斤；

　　七月十二日，河南西平，七千三百二十斤；

　　九月二十二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拔二千七百九十七米的一個農場畝產八千五百八十五斤六兩。

　　從報紙上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簡直是組織浮誇競賽，後一個參賽者的「成績」總是比前一個參賽者要高，後一個吹牛者比前一個吹牛者膽子更大。

　　進入七月，《人民日報》又開始報導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七月十二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三千二百七十五斤；

　　七月十八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五千八百零六斤；

　　七月二十六日，江西波陽，九千一百九十五斤；

　　七月三十一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一萬零五百九十七斤；

　　八月一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斤；

　　八月十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斤；

　　八月十三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繁昌，四萬三千零七十五斤九兩；

　　九月五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六萬零四百三十七斤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往山東壽張縣的工作人員寫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到壽張縣調查的工作人員是奉劉少奇之命派遣的。這句話一時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說假話的人膽子就越來越大，報上來的產量說越來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編造謊言，宣傳機器捕風捉影散佈謊言，瘋狂的「衛星」大戰把謊言變成災難。全國群起傚尤「後期移栽」的「先進經驗」，造成慘重損失。

　　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浮誇風中起了主導作用。它今天推波助瀾，鼓勵浮誇；明天施加政治壓力，打壓不相信浮誇的看法。當時吳冷西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和新華社社長。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吳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紀念吳的文章中寫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聞界優秀的領導人，也是我黨老一代新聞事業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是激發我們前進的動力。」新華社有人寫的紀念文章中竟說吳冷西「用一生詮釋兩個字」：「真」和「嚴」。新華社和吳冷西同時代的老編輯私下議論：「吳冷西『真』在何處？」「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這樣吹捧吳冷西，說明改革二十多年了，中國的新聞界和吳冷西時代沒有根本變化。」

　　黨報宣傳的這些「衛星」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的看法，誰就有被打成右傾的危險。在基層，誰懷疑，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當時的所謂「辯論」，是一種看法壓制另一種看法，不讓另一種看法說話。在城市就是對不同意見進行批駁，說人家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農村，「辯論」不是口頭上的爭辯，而是人身摧殘。

　　說假話受到鼓勵，說真話受到打擊，浮誇就成為風氣。而浮誇邪風一旦形成，就會產生互動效應，那些本來不說假話的人也會發表助長假話的言論，從而使浮誇風就成為肆虐中國大地的惡風。

　　在人們對報紙上的「高產衛星」心懷疑慮的時候，著名的科學家、當時全國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錢學森，以科學的名義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三十％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裡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著名科學家的文章以科學的權威掃除了人們的懷疑。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會議期間，李銳問毛澤東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的這篇文章。二○○四年，李銳對本書作者說，毛澤東這一說法也可能有推脫責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實。

　　科學家如此，官員的狂熱和無知就更不足為奇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認為廣東水稻畝產可達一萬斤。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不僅肯定了所紙上的浮誇數字，還從政治高度肯定了這些數字的偉大意義。九月二十六日，以講實話著稱的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產一百萬斤蕃薯、六十萬斤甘蔗、五萬斤水稻的事實。

　　如果說上述單產是個別現象的話，下面的報導就是全面大豐收了：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省宣佈自己是早稻平均畝產千斤省；九月十三日，河南也宣佈自己是第二個千斤省；十月二十日，四川也宣佈是千斤省。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稱：「甘肅糧食增產一倍多，糧食總產量可達二百億斤，比去年增長一．四倍，全省平均每人擁有糧食一千五百四十斤，至此，一向缺糧的甘肅省在糧食方面開始富裕起來了。」《人民日報》還報導，全國夏糧總產量比上一年增長六十九％，早稻總產量比上年增長一倍。

　　多年來為糧食而發愁的糧食部也高興起來。他們向中央的報告寫道：「過去我們以為糧食大量增產、糧食狀況根本好轉是十年以後的事，現在我們看，三、四年後糧食狀況就能根本好轉。三、四年後糧食產量可達六千億斤（包括大豆），人均九百斤，比現在增長五十％。」糧食部黨組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向中央的報告更為樂觀：「據各地匯報的材料來看，今年全國糧食產量預計為六千二百八十三億斤，比去年的三千八百九十九億斤增加二千三百八十四億斤，增長六十一．四十四％。

　　在這種情況下，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誰就是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是一頂不輕的政治帽子。在信陽，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一萬二千人次。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嚴重。

　　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於下面的浮誇，而且在於相當多的中央領導人以致中央工作會議，竟相信這種天方夜譚的高產記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對這些高產「衛星」有時相信，有時懷疑，但相信還是主要方面。他對一九五八年糧食成倍增長深信不疑。一九五八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在武漢對王任重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翻，明年還可能翻一翻，這樣我們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一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你看怪不怪。」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兩人聯合給黨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中說：「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四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一九五八年糧食總產量為八千五百億斤。這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後的數字，壓縮幅度一般比地縣報的數字少十％－－三十％。下面報產，有浮誇的，也有隱瞞產量的。經過省、地、縣三級打了些折扣，八千五百億斤是比較可靠的；退一步講，總不會少於七千五百億斤，可以照此數公佈。這比一九五七年的產量三千七百億斤翻一番還多一點，這是很大的躍進。這一點必須肯定，不能為少數虛報浮誇現象以及某些缺點錯誤而動搖這個總的估計。」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這兩位領導人對待數字的態度是認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數字的真實性。但是，這些自認為「認真」的高官們卻是被下面幹部「認真地」騙了一把。而下面幹部其所以騙上面，也是上面逼出來的。有了八千五百億斤這個數字，這兩位農業領導人樂觀地說：「一九五八年糧食增產較多，完成了國家徵購任務以後，可以分一部分糧食給社員，使每戶都有三百－－五百斤儲備糧……這樣做，減少了集中儲備所引起的倉房設備等困難」。也是有了上面的數字，「意見」中談到下一年的計劃時說：「一九五九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糧食種植面積減少了四億畝左右，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二十％以上。但糧食產量計劃定為一萬零五百億斤，城鄉人口人均糧食二千斤。」

　　高產神話不僅掃除了主管農業的高官們多年糧食緊張的愁苦，也使毛澤東對糧食的狀況十分樂觀。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他相信了縣委書記張國忠的假話，高興地說：「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還說：「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餵牲口，餵豬；豬餵多了，人民就多吃肉。」還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兒。」

　　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進而提出了種植方面的對策：少種，高產，多收。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時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植樹，三分之一休閒」，「少種、多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文規定：「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理論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農作物面積縮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餘的一部分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值物，實行大地園田化。」高產不容易，少種是最容易的，減少糧食種植面積，自然是少收。上面這麼說，下面就行動。這一行動又和瞎指揮結合起來。江蘇省曲塘公社胡莊大隊為了貫徹「少種、高產、多收」的精神，一九五八年秋種全大隊只種耕地面積的五十四．五％，社員看到大片良田拋荒十分痛心，瞞著幹部直到臘月三十夜還偷種了二百多畝。但是，不是所有被幹部拋荒的土地社員都偷種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所不惜九百六十年二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書記會上說：「一九五九年播種面積比一九五八年少一萬七千七百萬畝，即減少十％弱。這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糧食減產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以後，還引出中國科學院的一場鬧劇。八月六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人說：「主席說鋼鐵產量超過英國，糧食也要大大增產，過不了幾年，全國人民每年有三千斤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糧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經過緊張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把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任務下達給六個與化學和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所。它們是：在長春的應用化學所，在大連的石油研究所（即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學所，在上海的有機化學所、生物化學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停止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抽調了一大批科研人員，於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啟動了糧食綜合利用課題。這些課題進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資，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時，研究「糧食多了怎麼辦」的科學家們也餓得發慌。於是，二十多個與生物有關的研究所的數百名研究人員被緊急動員起來，轉而進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一九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關於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

五、殘酷的高徵購

　　糧食高產的神話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徵購。大吃大喝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季短暫時間，但也是造成一九五九年大饑荒的一個原因。有些地方「吃飯放衛星」，「甩開膀子乾，敞開肚皮吃」，一天三頓乾飯。個別地方還開「流水席」，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來了就吃，吃了就走。當時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儉學，幫郵局送信，在一次從浠水縣城到洗馬鎮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個公共食堂開午飯，食堂牆上掛著「吃飯不要錢」的紅布橫幅。我也試著走進了食堂，管理人員二話不說，就給我一個大碗讓我隨便吃。我飽吃了一頓白米飯，享受了一次「共產主義」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隊，食堂還為農民炸油條吃。過去農民連節日也吃不上油條。

　　由於大辦鋼鐵，大辦水利，留在農業上的只有老年、婦女和兒童，已經成熟了的糧食爛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萬人上山大辦鋼鐵，留在農業戰線上的勞動力很少，有的鄉只留下幾個男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還提「秋收放衛星」，莊稼熟了不收割，等著放衛星的時候，「青黃一齊割」，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臘月二十七還割穀子的怪現象。收穫上浪費，一般要丟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紅苕丟失二三成。

　　對農民致命的打擊是高徵購。由於把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總產量估為八千五百億斤，公佈數為七千五百億斤（兩三年後糧食部的數字是三千九百八十億斤，一九八○年代統計局公佈的數字為四千億斤，實際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徵購指標也就水漲船高。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糧食年度（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實際徵購糧食一千一百一十三．三十五億斤，比上一年度多徵購了一百九十五．十四億斤，增長幅度為二十一．二十五％，糧食實際產量按四千億斤算，只比上年增長．二十六％。一千一百一十三．三十五億斤比正常年景的八百五十億斤高出二百六十三．三十五億斤。

　　高徵購的直接後果是擠佔農民的口糧。福建省一九五九年全省糧食總產比一九五七年下降十二．二％，而從農村淨徵購（徵購扣減返銷）的糧食卻比上年增長四十．九％，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糧食總產量減少十一．四十五億公斤，而糧食淨徵購量卻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四億公斤。糧食淨徵購佔全省糧食總產量的比例，一九五七年為十六．八％，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分別上升到三十一．九％、二十七．二％。全省人均口糧水平從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九十四公斤，下降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四十公斤，一九六○年只二百一十五公斤，再加上當時限制甚至不准農村公社社員個人經營農副業生產，使全省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根據省公安廳與省統計局資料統計，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八十七萬人。福建當時並不是饑荒最嚴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通欄標題：「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這是動用四百多名勞動力把其他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產隊一．零一十六畝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幹部造假，農民糟殃。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年一年多時間內，僅第二生產隊所在地河北垸的四百多人口就餓死了七十多人，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公社的人見了建國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賣超了。」

　　農民沒有這多糧食，徵購自然遇到困難。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糧食部黨組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今年糧食大豐收，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可是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很不好。從今年七月一日到九月底，全國徵購糧食二百六十八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四十九億斤，銷售糧食二百一十一億斤，比去年同期多二十二億斤。其中城市多銷十億斤，農村多銷十二億斤。全國九月底，糧食庫存四百一十八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六十八億斤。有十七個省市庫存減少，其中津、京、遼、吉庫存最為薄弱。」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二千五百一十七萬。從一九五九年春天開始，農村大批餓死人。由於地方官員隱瞞和縮小死亡數字，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譚震林在晉、冀、魯、豫、陝、川、鄂、蘇、皖、京十省市小麥座談會的總結上說：「現在糧食問題主要是心理狀態，並不是實際上有什麼糧食問題。河南整社還沒有結束，據說就搞出來成百億斤糧食。為什麼這樣的豐收他們還要打一些埋伏？這是一個心理狀態。」譚震林其所以這麼說，因為當時上層有這麼一股輿論。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廣東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寫了《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成為農村的輿論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個報告介紹，雷南縣反覆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佈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幹，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幹部的政策。應明確宣佈瞞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在趙紫陽的報告上的批語中強調「去年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對趙紫陽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認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在批語中肯定了雷南縣的兩條政策。

　　時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杜導正，當時經常列席廣東省委常委會，是知道廣東反瞞產私分的。他在二○○三年八月對本書作者說：反瞞產私分是陶鑄的意見，趙是支持的，當時只有陳郁夫人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東莞反瞞產，趙在湛江反瞞。趙比陶緩和得多。陶整人，趙不主張整人。不過，到了在四月份，陶鑄看到農民真的沒糧食，主動停止了反瞞產運動。

　　無獨有偶，一九五九年二月，國家計委辦的供領導人參考的內部刊物《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毛澤東不知底細，二月二十八日，他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他認為只有實行「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決瞞產私分的問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的鄭州會議上，雖然各地鬧糧食的嚴重情況不斷傳來，但中共中央還不承認缺糧。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說：

　　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這裡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在這裡，毛澤東認識到公社所有制還不行，要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是，毛澤東還不相信糧食不足，不相信農民挨餓。認為只要所有制調整了，糧食就會來。

　　表二十二－－八：大饑荒時期國家調度糧食情況一覽

　　單位：貿易糧，億斤

　　收入部份

　　合計徵購：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九百二十．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千一百二十五．四十四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千二百一十四．二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八百二十三．七十四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七百九十四．六十七

　　糧食年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九百二十．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千一百二十五．四十四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千二百一十四．二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七百八十．八十四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六百七十九．十四

　　生產年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八百七十五．八十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千零九十二．零二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千一百九十五．二十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八百五十二．六十七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六百八十二．四十八

　　進口：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負四十二．九十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負一百一十五．五十三

　　支出部份

　　合計銷售：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八百九十九．六十五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千一百六十六．五十七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千二百六十．五十一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九百四十九．零九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七百七十七．十

　　城鎮和鄉村銷售總和：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八百四十二．零九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千零五十二．零一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千一百一十九．十三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八百八十六．九十七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七百三十六．三十二

　　城鎮銷售：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百二十二．四十三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五百四十六．三十二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五百九十二．六十五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五百二十四．八十九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四百六十七．八十七

　　鄉村銷售：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百一十九．六十六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五百零五．十九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五百二十六．四十八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三百六十二．零八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二百六十八．四十五

　　財政供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十二．四十三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十二．三十二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十三．十二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十二．十八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十二．四十五

　　出口：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十一．六十八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七十二．五十六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八十六．五十一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十三．九十二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十七．五十五

　　損耗：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三．四十五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二十九．六十八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四十一．七十五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十六．零二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十．七十八

　　期末庫存其中陳糧

　　糧食年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三百八十四．四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百四十三．二十八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二百九十七．零六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一百七十一．七十一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一百八十九．二十八

　　生產年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二百九十一．六十八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二百一十七．十四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百五十一．八十三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一百零九．三十九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一百三十．三十

　　資料來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說明：五十七－－五十九年，五十八－－五十九年，五十九－－六十年三個年度購銷數字中包括周轉糧和品種兌換，六十－－六十一年度和六十一－－六十二年度不包括。財政供給是指軍糧。

　　高徵購指標下達以後，農民算計了一下，按這個指標，口糧、飼料、種子都沒有了，為了保衛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產隊的確私下藏了一些糧食，但數量不多。中央和省級幹部過高地估計了這個數量，在大批農民餓死的時候，還不相信沒有糧食。有了這個錯誤的估計，中央和各省還繼續加大糧食徵購力度，徵購指標一斤不能少。徵購任務的沉重壓力，上級對徵購期限的緊迫要求，基層幹部也顧不得按毛澤東所要求的從所有制上、從政策上做工作，通過反瞞產私分對農民的暴力掠奪是一條捷徑。反瞞產私分和整風整社結合在一起，強化了政治壓力。可憐的中國農民，在深受飢餓的拆磨的同時，又遭受反瞞產私分的暴力摧殘。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的章節中，對反瞞產私分中出現的慘狀進行了描述，這裡再補充兩個案例：

　　一九五九年，四川省榮縣小春徵購任務沒有完成，十月二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千餘人的會議，反瞞產，落實徵購任務。縣委第一書記徐某佈置鬥爭說：「群眾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並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吊打了三十多名社隊幹部，十多人致殘，捕了三個公社幹部。十月二十五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為四千人。會議的內容是反右傾，查糧食。這個會有三十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准外出，不準會客。樂德公社十四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四人，撤職八人，受其他處分二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一百四十二人，當場打死一人，打殘病死一人。縣委第一書記徐某等人提出「要糧不要人」、「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有糧不交者打」等的口號。會後，區、公社、生產隊又層層打人。縣裡召開的會計會、醫生會都打人，打人成風，「上級打下級，一級打一級，幹部打群眾，壞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於是，區、公社、生產隊普遍設「警察」、「監獄」、「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眾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並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瞭解，就有七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三人。（詳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饑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豐都縣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區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先打第一線（管區支書、大隊長、會計、保管），再打第二線（生產隊長），後打富裕中農」的主張。現場會上吊打七人，其中一人當場打死。會後，區、鄉先後召開現場會，當場打死一百七十三人，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幹部被撤職。

　　遼寧省鐵嶺汎河公社在查糧挖糧過程中宣佈：「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誰藏一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某在楊威樓片召開生產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你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著辦！」當場把藥王廟生產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鬥爭得尿撒在褲子裡。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產隊隊幹部會上，第一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廣仁讓人用手推車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著問：「那你為什麼不拿糧食？」購糧幹部（縣委宣傳部的）安某逼社員李墨林回家拿來七十斤口糧，還要他再回去拿。李說這是逼人命，安就說李「破壞糧食運動」，送縣公安局押了十五天。購糧幹部魏某（縣農委股長）在藥王廟生產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魏親自用腳踢，還遊街一天，劉被迫自殺，劉的老婆也逼瘋了。魏在老河生產隊開大會動員群眾交糧時，叫社員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學著日本人的腔調訓話：「你們把糧食統統地拿來，糧食大大的有！」會後領著三十多人到各家搜糧。公社秘書李興民，在城南堡生產隊立公堂，審訊逼糧。在一九五九年購糧過程中，全公社有六十七名幹部打過人，被打的八十八人，被「辯論」的一百一十二人。

　　農民本來沒有糧食，反瞞產私分是反不出糧食來的。到一九五九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認糧食真的緊張，但不否認一九五八年的大增產。四月十九日，李先念在中央電話會議上說：「今年的特點是大增產也大緊張」，他認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糧食產量還是比上一年度增長了三十五％（上一年度的產量為三千八百九十八億斤，增長三十五％即五千二百六十二億斤）。他說，國家糧食庫存比去年同期減少了五十五億斤，今年六月底，庫存連三百六十億斤的最低線也保不住了，是統購統銷以來庫存最少的一年。

　　為了證明農民手中還有糧食，科學家錢學森又以科學為證。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錢學森又在《知識與力量》八、九期合刊上發表了題為《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的文章。這篇文章認為，按照中國的平均緯度，接受的太陽能轉換成碳水化合物的乾物質，每畝糧食產量應為七．八萬斤，扣除陰天和非生長季節，也應有三．九萬斤。

　　一九五九－－一九六○糧食年度，還繼續實行高徵購政策。

六、糧食部的喜訊，農民的眼淚

　　一九五九年糧食產量只有三千四百億斤，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十五％。但當時繼續頭腦發熱，認為糧食總產量將達五千五百億斤。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糧食部長沙千里在他的報告中公佈了這個數字後說：「在整個非常好的經濟形勢下，糧食形勢也好得很。」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向中央提供了一個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分析了歷年城鄉糧食銷售情況和歷年國家糧食收支情況，建議把一九五九－－一九六○年的糧食產量定為五千億斤，徵購指標定為一千一百五十億斤，銷售指標定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七月五日上午六時，毛澤東作了很長的批示，說這個報告是一個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這個文件所述的意見，印發與會各同志。批示說：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確實好的情況下，徵購一千一百億斤力爭辦到，這是變被動為主動的第一著。二，下半年銷售計劃我感到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多了一點。是否可調為八百億斤，或八百一十億－－八百二十億斤呢？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約歸己，忙時多吃，閒時少吃，有稀有乾，糧菜混吃，仍可以吃飽吃好。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徵不購，主要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配給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細地過日子，是否可按一九五七年的實際產量安排過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過得不錯嗎？這樣做，農民的糧食儲備就可以增得較多了。手裡有糧，心裡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確實知道糧食比去年增產的情況之下，一定要劃出牲口飼料和豬飼料兩種，一定要比過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糧的一半？人糧一斤，飼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內，力爭做到一畝田一頭豬。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徵購任務為一千一百億斤，銷售計劃為八百二十億斤。由於估產五千億斤大大高於實際產量，徵購任務一千一百億斤很難完成。為了完成毛澤東欽定的徵購任務，反瞞產私分還繼續進行。徵購糧食和反右傾結合在一起，用反右傾的的政治壓力徵購糧食。因此，糧食徵購任務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規。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李先念在全國電話會議上稱：「從七月一日到十月十日，共收購糧食四百五十三．八億斤，比去年同期多收一百五十六．八億斤。」他強調，收購糧食「是一場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一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鬥爭。」「要開展總路線的宣傳教育和對右傾思想的批判。」殘酷的政治鬥爭終於從農民那裡拿來了糧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糧食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字裡行間露出喜悅之情：「今年秋季糧食徵購運動聲勢浩大，來勢猛，進度快，為往年所沒有。從七月一日到十一月二十日，徵購入庫已達八百九十七億斤，比往同期多二百七十五億斤……全年糧食徵購任務預計十一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兩個月，打破了往的常規。」這個報告還有其他的喜訊：糧食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二十億斤；出口調撥計劃完成了七十九億斤，提前三十四天完成了一九五九年的計劃；十月底，全國糧食庫存已達六百五十八億斤，為歷年同期最高峰。報告還承諾：中央確定的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千零七十五．八億斤的徵購計劃可以超額完成，各地決心很大，已安排了一千一百億斤，完成一千二百億斤是有可能的。……

　　宏觀報喜，微觀報憂。糧食部門的喜訊是對農民壓搾和剝奪的結果。正是反右傾運動，使這一輪剝奪比往年更加順利。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冬，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饑荒中餓死的人，六十％發生在這一年。

　　表二十二－－九：大饑荒年間國家向農村銷售的糧食數（貿易糧，億斤）

　　全年：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百一十九．六十六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五百零五．十九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五百二十六．四十八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三百六十二．零九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二百六十八．四十五

　　下半年：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一百三十四．零三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二百零一．零一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百六十六．九十三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一百三十二．六十七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五十七．十六

　　三季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八十四．零六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百零二．二十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百零一．十四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八十四．四十七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五十三．二十四

　　七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三十八．七十三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四十二．十八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三十七．五十五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三十五．十四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二十五．九十七

　　八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二十三．零二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十一．五十六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二十九．三十七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十七．十三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十九．七十三

　　九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十九．三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二十八．四十六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二十四．二十二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十二．二十

　　一九六○－－一九六二年度：十三．五十四

　　四季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十九．九十七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九十八．八十一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七十五．八十五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四十八．二十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三十七．九十二

　　十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十六．七十五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十六．零六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二十八．五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十七．九十六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十一．八十六

　　十一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十五．五十四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十一．零二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二十二．十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十三．五十四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十一．七十六

　　十二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十七．六十八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十一．七十三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二十五．十六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十六．七十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十四．三十

　　上半年：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二百八十五．六十三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百零四．十八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三百五十九．四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百二十九．四十一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一百七十一．二十九

　　一季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九十四．四十六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百一十．二十六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百四十二．七十一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八十九．四十六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一百七十一．二十九

　　一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二十二．十九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三十．十八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三十三．六十三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十一．六十三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十六．六十一

　　二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二十二．九十六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二十九．八十八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四十．九十一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二十六．十三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十五．九十三

　　三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四十四．三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五十．二十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六十八．十七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四十一．七十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三十一．零四

　　二季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一百九十一．十七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百九十三．八十二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二百一十六．七十八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一百三十九．九十五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一百零七．七十一

　　四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五十九．零九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六十九．六十七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七十八．零二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四十九．四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二年度：三十八．十八

　　五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七十二．七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七十二．八十七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七十七．九十二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四十九．四十三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三十七．四十六

　　六月：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五十九．三十七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五十一．三十八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六十．八十四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四十一．零三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三十二．零七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國家銷售給農村的糧食除了供給種經濟作物的農民以外，基本是徵購的「過頭糧」的返銷。從返銷的數字可以看出，每年七－－十二月銷售少，一－－六月銷售多。七－－十二月離秋收時間近，農民自己可以維持一部分，一月以後，就得完全吃返銷糧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過頭糧徵得多，返銷糧也就多；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過頭糧徵得少一些，返銷糧就少一些。

七、壓農村，保城市

　　如果說，一九五九年末糧食部門因收得多、銷得少、庫存增加而喜悅，到了一九六○年夏天，糧食部門開始嘗到上一年對農民壓搾過度的苦果了。七月十二日，國務院財貿辦負責人的一個報告稱，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遼寧的十個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區情況緊急，現在糧食庫存北京、天津只夠銷四天，上海只夠銷兩天，遼寧只夠銷六天。

　　由於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餓死人太多，到一九六○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報糧食產量了。十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書記會上，各省報上來的糧食產量匯總起來只有三千五百三十五億斤，比一九五七年的產量三千九百億斤還少。徵購進展十分緩慢，而銷售卻增加很快，糧食庫存不斷減少。那時，全國八十二個大中城市六千一百萬人口，九月底庫存只有二十六億斤，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滬、遼等地庫存很少，隨調進，隨銷售。十月十六日，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會上的報告說，今後九個月（今年十月到明年六月）剩下的銷售指標只有六百四十八億斤，每月平均七十二億斤。上年度同期實際銷售八百八十六億斤，月均九十八億斤。農民的口糧指標剩下更少。李先念說，如果每月平均銷售量不比上年度減少二十六億斤，今年增加三十三億斤的糧食庫存計劃就不能實現。李先念總是念念不忘國家糧食庫存，把國家糧庫看得比農民肚子還重要，這是統購包銷制度的必然。沒有寬裕的庫存，他就無法保證糧食供應，而糧食供應首先保城市。

　　城市糧食定量雖然一壓再壓，但還有保證。可憐的是農民。據譚震林一九六○年十一月二日在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從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六月，每人每月的口糧為：山東十一．十三斤；河南十七斤；河北十七斤；山西二十斤；遼寧二十斤。這些口糧中以地瓜為主，如河南的十七斤中只有五斤純糧，山東沒有純糧。這還是國家供應指標，各級剋扣口糧的情況分嚴重，農民能吃到口裡的比上述數字要低得多。

　　在大饑荒期間一直實行壓農村、保城市的政策。時任貴州省糧食廳長的王民三回憶，一九五九年底，貴州正在大批餓死人的時候，中央召開了救災電話會議，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在會上講了話，說北京糧食告急，要求各省從速調糧食支援北京。彭真講話態度嚴肅，語氣很重，說：「省裡死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各地顧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貴州省調糧一億斤。省委書記周林態度堅決，當場立即部署，省糧食廳連夜安排，限期突擊集運加工。鄧小平到四川時對李井泉也講過和彭真類似的話，認為四川缺糧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響大，要李井泉從政治大局考慮，多調出糧食保城市。

　　如果說過去幾年壓農村、保城市只是實際操作不見諸文字的話，一九六一年八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卻明確提出了「緊農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針。八月二日下午周恩來在講話中說，去年六月底庫存三百億斤，今年只有一百四十七億斤，其中新糧五十五斤，庫存再也不能挖了。準備進口糧食五百萬噸，但外匯緊張。農村調整先於城市，好轉先於城市。問題在城市。要緊縮農村，保大中城市。從一九六○年六月至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兩年零四個月裡，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有一百一十五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三十二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九百九十四處。從這些談話和筆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是糧食部最難的一年。糧食部反覆算賬，算來算出，中央糧庫要虧空一百二十億斤（貿易糧）。國家打算進口一百億斤來補這個虧空。但外貿部估計，由於加拿大、澳大利亞有旱災，我們的外匯又不夠，進口一百億斤有困難。這一年怎麼過來的？還是擠農民的口糧。一九六一年糧食產量只有二千八百五十億斤，即使全部留給農民，農民的口糧還不如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七年農民佔有糧食三千一百三十億斤）。實際上，這一年從農村淨調出糧食三百八十三億斤，拆原糧四百六十億斤。這樣，農村人均佔有糧食比一九五七年少一百二十三斤。幸虧很多地方已放寬政策，農民自留地、三邊地生產了一些糧食，有些地方還搞了包產到戶，形勢實際開始好轉。否則一九六一年餓死人會更多。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全國吃商品糧的人口有一．二億人，僅供應的口糧食就有四百億斤，還有食品業、副食釀造業及工業用糧，總共需要五百多億斤。儘管從農村擠出三百八十三億斤糧食，但不能滿足城鎮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壓縮城鎮糧食銷售量，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城鎮糧食銷售量比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減少了一百二十二億斤，但比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還是多四十八億斤。為了補上虧空，只好進口糧食。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進口糧食一百一十五．五億斤（從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就開始進口糧食，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進口糧食四十二．九億斤）。從一九六一年開始，津、京、滬主要是靠進口糧食維持。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李先念在糧食、商業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說，現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一九六一年購買力為六百七十五億元，而商品可供量為六百五十五億元。儘管商品供不應求，還是要優先保證出口。為了進口糧食，一定要擠出一切可以出口的東西出口。出口的商品是豬、蛋、油之類的食品,還是從農民的嘴邊上奪過來的。進口的糧食只供應給城市。這也是壓農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虧由於實行包產到戶等應急措施，農村的糧食比前兩年度多了（全國總產量統計數為二千九百五十億斤，實際上農民自己在「三邊」地上種的糧食很難進入統計），徵購糧卻比前兩年大大減少，只有六百七十九億斤。這是幾千萬農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讓步。但這個糧食年度，國家向農村銷售的糧食也減少了一百五十億斤。農民還在飢餓中掙扎，據糧食部統計，一九六○年農民的糧食佔有量比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三年平均數減少了一百九十多斤。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全國農村大約有一億人口每天吃糧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壓農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應方面。一九五九年春季，食油供應緊張，城市緊，鄉村也緊，出口任務完不成，工業用油不能滿足。中共中央開會討論，認為「多頭緊不如一頭緊」，決定把農村的食油供應堅決壓下來。除了生產油菜籽的地區以外，其他農村六、七、八、九四個月不供應食油。中共中央為此下了緊指示。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預備會議上的報告中談到這件事時說：「採取這個措施引起了不少議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我們也有這一條，他們說農村不供應食油農民會造反。現在證明，農民沒有造反。」李先念用農民沒有造反的事實來批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說：「農村九月份恢復供應，但是供應量不能超過停止供應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應標準已經減少到二兩，新油上來以後是不是增加上去？我們的意見不再增加。」

　　眾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熱量是碳氫化合物（即澱粉類）的好幾倍。本來熱量不夠的農民，卻剝奪了他們吸收脂肪的權利，這是農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幹什麼？出口是一個方面。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收購食油二十五．七億斤，出口四．三十八億斤，國內銷售不到十九億斤。農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連雞蛋也吃不上。肉和雞蛋到哪裡去了？國家強行收購走了。國家用強制手段要農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為了完成雞蛋徵購任務，按人頭下達指標。國家收購的生豬和雞蛋一是滿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強收購副食品，他說，收購上來的蛋，八十％出口，二十％內銷。內銷中第一是滿足在中國的外國人，第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帶有調侃地說：「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不吃雞蛋。工農聯盟，工農都不吃雞蛋。」他說的「滿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實際就是城市的特需供應。特需供應的對象一部分是高級知識分子，更多的是高級幹部。

八、大饑荒年代的代食品運動

　　糧食短缺，全國上下都大搞代食品運動，發動群眾尋找代食品。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十日，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說：「為了廣泛開展大辦代食品的群眾運動，省、地、縣各級黨委和較大的企業、機關、團體黨委，都要成立領導小組，設立代食品辦公室。」他說：「現在中央已經成立了五人領導小組，由總理親自掛帥，還設立了專門辦公室。」譚震林說：「人造肉精（一種食用酵母）、小球藻、葉蛋白這幾種東西，比大米、小麥、高梁、玉米的營養價值還高。」中國最高的科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利用他們「生物分類和生物化學方面的基礎」，尋找糧食以外的食物。一九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關於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這個建議說：「根據中央支援農業的指示，為了有助於節約用糧，安排群眾生活，最近幾個月來，我們著重抓了糧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他們提出了一批「既有營養，又無毒害，原料豐富，做法簡便，可以分別情況，大規模的推廣」的代食品。

　　這些代食品主要是：一，橡子麵粉。先將橡子去殼破碎，然後用千分之一濃度的碳酸鈉溶液浸泡一、二天，就可以去掉不適合食用的單寧，得到可食用的澱粉。全國年產橡子粗估約八十億斤以上，如果將其中二十％提取澱粉，可得六七億斤。二，玉米根粉、小麥根粉。將其磨碎，碾成粉，色香味有點像炒麵。用玉米根、小麥根的二十％做成根粉，全國可得幾十億斤代食品。三，葉蛋白。經過選擇後可食用的新鮮草葉、作物葉子和樹葉，每百斤一般可提取葉蛋白乾粉二－－十斤。從葉中取葉蛋白跟做豆腐相似，即先把採集的鮮葉（採集後不能過夜）切碎，摻水磨成漿，搾出葉汁，加熱至攝氏七十－－八十度，使葉汁中的蛋白凝固沉澱，然後過濾、弄乾即成。四，人造肉精。這是一種用酵母菌做成的食品，所含營養極似肉類。我們從四百多種菌種中選出一種叫做「白地霉」的酵母菌。把白地霉放在培養液（淘米水、涮鍋水、殘菜幫、爛水果、無毒的樹葉、野草、農作物的根莖葉煮後都可製成營養液）裡，保持攝氏二十－－三十度，兩三天內就繁殖出一層白膜。白膜在攝氏五十－－六十度溫度下，即溶解成糊狀，便是人造肉精。五，小球藻、柵藻、扁藻。小球藻和柵藻的乾粉中含蛋白質二十％－－四十％，脂肪四％－－六％。小球藻、柵藻是淡水中繁殖的，扁藻是在海水中養殖的。此外，我們還在研究紅蟲（即水蚤）、玉米桿曲等代食品，看起來也是很有前途的。

　　中共中央於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向全國轉發了中國科學院黨組這個建議。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又提出了一個新建議：採食昆蟲。他們的報告說：「兩個星期來，採集了可和食用的昆蟲一千二百多斤，蟲體蛋白質既多，油又很大。昆蟲所已用來作成了醬油、乳醬、肉鬆和食用油，並加工成各種糕點和餅乾。」昆蟲所還介紹了烤食、油炸、制乾粉、搾油、作醬油、作糕點等幾種簡便的加工方法。中共中央東北局辦公廳發通知東北三省，要求各地推廣。

　　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推薦了十三種昆蟲，並作了營養分析。

　　表二十二－－十：十三種蟲體營養成份分析（以蟲體重量的百分比表示）

　　粗蛋白

　　豆天蛾越冬幼蟲（乾蟲）：五十．八

　　金龜子幼蟲（即屎克螂，乾蟲）：四十八．一

　　蠅蛆（乾蟲）：六十三．一

　　蠅蛹（乾蟲）：四十一．七

　　玉米螟越冬蟲（乾蟲）：四十一．二

　　剌蛾越冬蟲（乾蟲）：五十．六

　　菜粉蝶老熟幼蟲（乾蟲）：六十．六

　　菜粉蝶蛹（乾蟲）：五十三．九

　　粘蟲蛹（鮮蟲）：十三．八

　　粘蟲蛹（鮮蟲）：二十一．三

　　蝗蟲（鮮蟲）：十八．七

　　白蟻（鮮蟲）：二十三．二

　　蠶蛹（鮮蟲）：二十三．一

　　粗脂肪：

　　豆天蛾越冬幼蟲（乾蟲）：二十三．三

　　金龜子幼蟲（即屎克螂，乾蟲）：二十一．

　　蠅蛆（乾蟲）：二十五．九

　　蠅蛹（乾蟲）：二十五．一

　　玉米螟越冬蟲（乾蟲）：四十四．八

　　剌蛾越冬蟲（乾蟲）：三十三．七

　　菜粉蝶老熟幼蟲（乾蟲）：二十一．四

　　菜粉蝶蛹（乾蟲）：二十四．四

　　粘蟲蛹（鮮蟲）：六．二

　　棉蝗蟲成蟲（鮮蟲）：二．八

　　蝗蟲（鮮蟲）：四．一

　　白蟻（鮮蟲）：二十八．三

　　蠶蛹（鮮蟲）：十四．二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一九六○年十一月。

　　只要中共中央一號召，下面就會搞起群眾運動。中央號召搞代食品，各地就大搞代食品運動。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飢餓起了一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此外，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的代食品運動破壞了生態環境。本書有關各省情況的章節裡，介紹了很多地方大搞代食品運動的情況。

九、農民的熱量平衡

　　生產糧食的農民卻因得不到糧食而活活餓死。李銳多次對我說：挨餓的滋味最難受。他當「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在勞動改造中有挨餓的親身體會。我所查閱的十多個省的檔案中，零星記載了一些飢餓死亡者瀕死時的悲慘狀況，因此，我想研究一下飢餓死亡的生理機機制。我的一位同鄉王梅松，六十年代初畢業於湖南醫學院，後在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多年從事特殊條件下的生理變化的研究，轉業後在天津醫科大學任教，著述頗豐。一九六○－－一九六一年，他曾帶領一個醫療隊到湖南幾個縣救治飢餓病人，積累了很多資料。他父親和伯父都是在大饑荒年代餓死的，他聽說我正在寫這本書，熱情地給我提供了幫助。這一部分內容是根據他寫的文字材料和他提供的書籍寫成的。

　　【人體活動所需要的能量】

　　生命的活動就是能量的循環，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維持，據《營養與食品衛生學》一書介紹，人體在不同的狀態下能量的需求不同：

　　基礎代謝所需要的能量：即人體處於安靜狀態時，體溫的維持、心臟的跳動、肺的呼吸和肌肉緊張度的維持，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即基礎代謝能量。機體靜臥在攝氏十八－－二十五度的環境中，完全處於休息狀態，既無體力勞動，也無腦力勞動，而在十二小時前就已停止進食，消化系統也處於靜止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消耗的能量就是基礎代謝能量。基礎代謝能量是維持生命活動最低的能量。基礎代謝能量受身體的大小、性別、年齡和氣候的影響。男性比女性高，兒童和青少年比成年人高，寒冷氣候比溫熱帶氣候高。一般說來，在普通情況下，成年男子每公斤體重每小時平均消耗能量一千卡（即四．四百一十八千焦耳）。以六十五公斤體重的男子計算，則二十四小時的基礎代謝需要一千五百六十千卡。

　　除了維持基礎代謝以外，從事各種勞動也需要能量。如走路（每小時四．九公里）每一分鐘消耗能量三．七千卡。一般根據勞動強度不同將人體的能量消耗分為五級：

　　極輕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以坐位為主的工作，如辦公室工作、修理鐘錶和收音機等。每日需供應熱量二千四百千卡；

　　輕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以站立為主要的工作，例如商店售貨員和講課教師等。每日所需熱量二千六百千卡；

　　中等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如重型機械操作、拖拉機與汽車駕駛等。每日所需熱量約為三千千卡；

　　重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機械化農業勞動、半機械化搬運工作等。每日所需要熱量約為三千四百千卡；

　　極重體力勞動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機械化裝卸工作、採礦、伐木和開墾土地等，每日所需熱量為四千千卡。

　　勞動者所需要的熱量除勞動強度以外，還與工作環境有關。如冬天是露天作業還是室內作業，顯然露天作業所需要的能量要多一些。中國農民所從事的勞動多是重體力勞動和極重體力勞動，都是露天作業。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大約在三四○○－－四千大卡之間。

　　【中國農民在大饑荒期間獲得的能量】

　　中國農民每天需要的三四○○－－四千千卡的能量是從食物中攝取的。那麼，在大饑荒期間，中國農民每天能得到多少能量？

　　綜合各省情況，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農民的口糧平均每天原糧不超過半斤。半斤原糧相脫殼後只有．三十五斤。這還不是純糧，多是以紅薯、瓜菜替代。那時農民沒有油，沒有肉，這點口糧，是農民的全部熱量的來源。

　　首先看各種食物能夠產生多少熱量。這一點，醫學界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

　　表二十二－－十一：不同地區每一市斤農產品所含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熱量

　　食物項目：稻米（秈）（糙）　別名：大米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四十一．五　脂肪（克）：十二．五

　　碳水化合物（克）：三百七十一．　熱量（千卡）：一千七百六十五

　　食物項目：小麥粉（標準粉）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四十九．五　脂肪（克）：九．

　　碳水化合物（克）：三百七十三．　熱量（千卡）：一千七百七十

　　食物項目：小米　別名：伏地小米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四十八．五　脂肪（克）：十七．五

　　碳水化合物（克）：三百六十四．　熱量（千卡）：一千八百一十

　　食物項目：玉米碴（黃）　別名：包米碴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四十六．　脂肪（克）：三．五

　　碳水化合物（克）：三百八十．　熱量（千卡）：一千七百四十

　　食物項目：玉米面（黃）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四十二．　脂肪（克）：二十一．五

　　碳水化合物（克）：三百五十一．　熱量（千卡）：一千七百六十五

　　食物項目：高糧米（紅）（三級）　別名：紅高糧米　地區：東北

　　蛋白質（克）：四十二．　脂肪（克）：十三．五

　　碳水化合物（克）：三百七十八．　熱量（千卡）：一千八百

　　食物項目：黃豆　別名：大豆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一百八十一．五　脂肪（克）：九十二．

　　碳水化合物（克）：一百二十六．五　熱量（千卡）：二千零六十

　　食物項目：黃豆粉　別名：豆粉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二百．　脂肪（克）：九十六．

　　碳水化合物（克）：一百四十一．五　熱量（千卡）：二千二百三十

　　食物項目：甘薯　別名：紅薯、白薯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七．八　脂肪（克）：．九

　　碳水化合物（克）：一百二十八．三　熱量（千卡）：五百五十二

　　食物項目：甘薯片　別名：白薯乾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十九．五　脂肪（克）：四．

　　碳水化合物（克）：四百零一．五　熱量（千卡）：一千七百二十

　　食物項目：甘薯粉　別名：白薯面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十九．　脂肪（克）：四．

　　碳水化合物（克）：三百九十五．　熱量（千卡）：一千六百九十

　　食物項目：馬鈴薯　別名：土豆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十．一　脂肪（克）：．四

　　碳水化合物（克）：七十三．　熱量（千卡）：三百三十九

　　食物項目：馬鈴薯　別名：洋芋　地區：陝西

　　蛋白質（克）：七．一　脂肪（克）：．九

　　碳水化合物（克）：七十一．　熱量（千卡）：三百二十

　　食物項目：大白菜　地區：四川

　　蛋白質（克）：五．八　脂肪（克）：．九

　　碳水化合物（克）：十五．三　熱量（千卡）：九十四

　　食物項目：大白菜（竹筒白）　別名：天津白　地區：四川

　　蛋白質（克）：三．二　脂肪（克）：．四

　　碳水化合物（克）：十三．五　熱量（千卡）：七十二

　　食物項目：小白菜　別名：油菜　地區：湖北

　　蛋白質（克）：五．六　脂肪（克）：．九

　　碳水化合物（克）：十六．九　熱量（千卡）：九十九

　　食物項目：南瓜（八方瓜）　地區：湖北

　　蛋白質（克）：一．八　脂肪（克）：一．四

　　碳水化合物（克）：二十九．二　熱量（千卡）：一百三十五

　　食物項目：番瓜（花皮）　別名：飯瓜，南瓜　地區：甘肅

　　蛋白質（克）：二．三　脂肪（克）：．五

　　碳水化合物（克）：十四．　熱量（千卡）：六十八

　　食物項目：冬瓜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一．五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九．一　熱量（千卡）：四十二

　　食物項目：西葫蘆　地區：北京

　　蛋白質（克）：二．五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八．七　熱量（千卡）：四十四

　　食物項目：豬肉　地區：湖北

　　蛋白質（克）：八十七．　脂肪（克）：一百零四．

　　熱量（千卡）：一千二百八十五

　　資料來源：中國醫學科學院衛生研究所編：《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在大饑荒期間，中國廣大農村平均口量定量為每天．三十五斤大米，折合熱量六百一十八千卡。在大饑荒期間，農民是見不到大米的。有甘薯吃還算是不錯的。五斤甘薯折一斤糧食（有的地方四斤折一斤），半斤口糧定量只有二．五斤甘薯，按每斤甘薯產生熱量五百五十二千卡計算，折合熱量只有一千三百一十三千卡，比基礎代謝一千六百五十千卡還少三百三十七千卡。有些地方以菜代糧，每斤大白菜只產生熱量八十千卡左右，一天能吃五斤大白菜，也只能吸收熱量四百千卡。一些饑荒嚴重的地方，既得不到二．五斤甘薯，也得不到五斤白菜。有的地方食堂停伙，不給農民供應食品，而樹皮剝盡，野草挖盡，農民從食堂以外也找不到食品。農民得到的熱量更是微乎其微。

　　人體每日從食物中攝取五大類營養素：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維生素、無機鹽和微量元素。由於食物過少，除了熱量嚴重不足以外，蛋白質、維生素、無機鹽和微量元素的缺乏會引起多種疾病。但在當時的統計中，對因此類病而死亡的人，列入正常死亡之列，不算飢餓死亡。

　　在大饑荒年代，政府推行了很多違反科學的渡荒辦法，從而加劇了農民的災難。王梅松教授向本書作者指出了當時推廣的幾種反科學的辦法：

　　「雙蒸飯」：把米放在瓦盆裡加上水蒸成飯，再加一次水，再蒸一次。蒸了兩次以後，飯的體積擴大一倍，吃到肚子裡當時感覺飽。實際上它和稀飯沒有區別，過後餓得更快。當時還宣傳這樣做飯可以增加營養，實際上，有許多不耐高溫的維生素在反覆加熱後遭到破壞，營養比一次蒸的要差。

　　「瓜菜代」：這是當時政府提出的口號，而且普遍實行。沒有糧食時只能用瓜菜代替，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報紙還宣傳如何有利於人的健康。實際上瓜菜是代替不了糧食的。從食物成份表中可以看出，一斤白菜含蛋白質五．八克，脂肪．九克，碳水化合物十五．三克，產生熱量九十四千卡。一斤南瓜含蛋白質五．八克，脂肪一．四克，碳水化合物二十九．二克，產生熱量為一百三十五千卡。一斤冬瓜蛋白質一．五克，脂肪克，碳水代合物九．一克，產生熱量四十二千卡。而一斤大米含蛋白質四十一．五克，脂肪十二．五克，碳水化合物三百七十一克，產生熱量一千七百六十五千卡。由上述數據可以計算出，十八斤大白菜、十三斤南瓜或二十七斤冬瓜才相當於一斤大米的熱量，這些東西怎麼能代替主食呢？蔬菜中含有較多的亞硝酸鹽。人體吸收亞硝酸鹽以後，它將人體內的血紅蛋白氧化為高鐵血紅蛋白，從而使得血紅蛋白失去了運輸氧的功能。因此，就出現口唇、指甲及全身皮膚青紫，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這就是大饑荒年代大量出現因「青紫病」而死亡的原因。

　　桔桿做饅頭：如將稻草用石灰水浸泡以後，再切碎加入到麵粉裡做饅頭。稻草的主要成份是纖維素、木質素，它們是用一種很複雜的碳水化合物結構（即複雜的多糖）。草食動物吃它能長肉，這是億萬年來生物適應環境進化的結果，它們的消化道中能分泌一種纖維素（左酉右每），這種（左酉右每）能消化纖維素，使之成為單糖。而人的消化道是沒有這種功能的。石灰水是鹼性，它也不可能消化纖維素，用石灰水處理後的稻草，人吃了以後不會得到任何營養。

　　吃陳骨頭：有些地方將死後放在戶外多年的牛骨頭收集起打碎後煮湯喝。牛骨頭通過在戶外多年風化及細菌分解後，除了剩下鈣和磷以外，不會有任何能提供能量的營養物質。

　　飢餓引起死亡的病理生理機制

　　醫學界將飢餓分為「完全飢餓」（機體完全得不到食物）、「不全飢餓」（總熱量不足，食物成份不足）和「部分（質）的飢餓」（總熱量充足，但缺乏某一種或幾種機體必須的物質）三種。大饑荒年代，中國部分地區的農民處於間斷性的「完全飢餓」狀態，全國城鄉都處於「不全飢餓」狀態。也可以說，自實行統購統銷以來，中國農民中的大多數，除了短暫的收穫季節以外，基本上處於「不全飢餓」狀態。

　　當人體的能量入不敷出時，首先動用體內儲存的「糖原」來供應能量。體內存儲的「肝糖原」和「肌糖原」的重量為三百七十克，全部氧化代謝產生的熱量為一千四百八十千卡，還不夠一天基礎代謝的能量需要。

　　體內儲存的「糖原」消耗完了以後，下一步就消耗體內的脂肪。消耗脂肪所持續的時間取決於人的胖瘦。肥胖者持續的時間長一些。但是，完全依靠脂肪產生熱量，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產生大量的酮酸，可能發生代謝性酸中毒。

　　當體內存儲的脂肪消耗完畢時，便開始分解體內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質。人體內的蛋白質被大量消耗以後，肌肉出現乾瘦，臟器出現萎縮。

　　心肌萎縮，就出現收縮無力，血排出量減少血壓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王梅松教授在大饑荒期間參加的醫療隊，在一所公社學校裡收治水腫病人，常住水腫病人二百多人，所觀察到的水腫病人，最後大多是死於心力衰竭。

　　腎臟萎縮、腎血流量減少、腎小球濾過率降低，尿量減少，出現腎功能不全。

　　垂體、甲狀腺、性腺等內分泌腺都出現萎縮和功能低下。胃腸道黏膜萎縮，使營養消化吸收減少。

　　生殖器萎縮，由於缺乏蛋白質，年輕女性子宮發育不良，出現幼稚子宮。更多的人是月經量減少，乃至停經。由於子宮懸吊組織萎縮，子宮脫垂出體外。全國婦聯黨組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關於農村治療婦女子宮脫垂、閉經病初步經驗的報告》中指出，「去冬以來，各地黨委在大抓群眾生活的同時，將普查普治婦女病列為除害滅病的重要內容之一」。報告中明確指出婦女病就是閉經和子宮脫垂。可見這個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時任甘肅省委書記汪鋒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在臨夏調研時給毛主席的報告中說，臨夏新集公社新一號生產大隊第九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二十五人，閉經的十二人，佔四十八％。一直沒的閉經的兩人中一個是女隊長，一個是炊事員，一九五九年以來，只有脫產幹部的家屬生了一個孩子。第五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二十六人，閉經的二十一人，佔八十一．二％，全隊自一九五九年以來沒有生一個孩子。第六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十九人，閉經的十三人，佔六十八．四％，在通經的六人當中，三個是炊事員，兩個是女隊長，一個是脫產幹部的愛人。一九五九年以來生了兩個小孩，都是幹部家屬生的。第七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二十四人，閉經的十六人，佔六十六．六％，一直沒閉經的四人，一個是炊事員，另三個是幹部的愛人。一九五九年以來只有幹部家裡生了一個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在湖南參加醫療隊時，在漣源、邵東、祁東等縣調查發現，一整個縣的育齡婦女中，數十萬人中只有極少數婦女來月經，其他都是非妊娠性停經。這些極少數來月經的婦女是多吃多佔的「四不清幹部」家屬。青壯年男性出現睪丸、附睪萎縮，精液不能生成。青壯年未婚男子，在正常營養的情況下，每月遺精一－－三次是正常現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調查發現，在一九六○－－一九六一年間，許多青壯年未婚男子，一年到頭都未發生過遺精現象。所以，在大饑荒年代，除了因飢餓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極低的水平。

　　在食物缺乏時，所需要的各種營養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但首先最突出表現出來的症狀是蛋白質熱能營養不良（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也就是攝入熱能量和蛋白質量不足的症狀最先發生。熱能不足，人的各項體力活動都不能進行，全身無力，各項機能下降。蛋白質攝入不足，血液中的血漿蛋白含量下降，血漿膠體滲透壓下降，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血管內的水份大量滲透到血管外的皮下組織中，引起全身水腫。

　　人體內的各種（左酉右每）和激素其本質都是蛋白質，是以蛋白質為原料合成的。如胰島素、垂體前頁激素，在蛋白質攝入量不足時，這些（左酉右每）和激素就不能合成，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症狀。例如，胃蛋白（左酉右每）、胰蛋白（左酉右每）、胰脂肪（左酉右每）缺乏，攝入的蛋白質、脂肪就不能消化吸收，這就更增加了體內蛋白質的缺乏，從而出現惡性循環。

　　當蛋白質攝入不足時，體內抗體不能生成，如免疫球蛋白不能生成，淋巴細胞、吞噬細胞、白血球減少，抵抗力極度下降，很容易患細菌性感染疾病而死亡。

　　長時間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攝入量不足，體內脂肪消耗盡，內臟、肌肉的蛋白質亦消耗窮盡，病人出現乾瘦，骨瘦如柴，這就是乾瘦型的蛋白質熱能營養不良。

　　至於飢餓時生命的持續時間長短，則看熱量不足和蛋白質缺乏的程度，看機體原有的營養水平等因素。長的可達幾年，短則數月，當體重下降到正常值的七十％以下，這個病人就無可救藥了。但是，很多飢餓者在機體消耗盡以前就因併發症而死亡。但是，當年各地的死亡統計中，將併發症死亡都列入正常死亡之列，排出飢餓死亡數字之外。

　　上面介紹的是「不全飢餓」的情況。如前所述，在大饑荒期間，部分地區的中國農民處於間斷性「完全飢餓」狀態。「完全飢餓」可分為「飲水全飢餓」和「不飲水全飢餓」，前一種完全飢餓可以喝到水。大饑荒年代的農民都是屬於「飲水全飢餓」。

　　飲水全飢餓的整個過程通常可分為三期：一，興奮期，約三到四天；二，抑制期，約三十五－－四十天；三，麻痺期，約二－－三天。

　　興奮期以消耗機體內儲存的糖原為主；糖原消耗殆盡，就轉為以分解脂肪為主。機體能量八十％以上靠分解脂肪獲得；到末期時，由於脂肪消耗殆盡，同時代謝調節機能發生了深刻的障礙，組織蛋白質急劇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個時期也可稱為：一，最初適應期；二，最大適應期；三，瀕死前障礙期。

　　和不全飢餓相比，完全飢餓水腫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發生水鹽喪失。到了後期，當血漿蛋白減少、血液膠體滲透壓降低時可以出現水腫。但它並不是普遍出現的症狀。

　　完全飢餓的臟器形態改變沒有不全飢餓明顯，尤其是心臟一般並不萎縮。就各器官的重量喪失程度而言，心臟重量減少得最慢。但是心臟的收縮力的減小與其重量的減輕並不成比例。心臟的重量雖然減少得慢，但心力衰竭並不慢，因為心力還與糖的供應有關。所以，相當多的飢餓者死於心力衰竭。完全飢餓一百天時，脂肪消耗了九十七％，脾消耗了六十％，肝消耗了五十三．七％，睪丸消耗了四十％，肌肉消耗了三十．七％，血液消耗了三十．七％，腎消耗了二十五．九％，皮膚消耗了二十．六％，腸消耗了十八％，肺消耗了十七．七％，胰腺消耗了十七％，骨消耗了十三．九％，神經系統消耗了三．九％，心臟消耗了三．六％。最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和不全飢餓相比，完全飢餓時往往體重喪失更多，達四十％－－五十％或五十％以上時才死亡。

　　人在極度飢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活動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時間內，其本能的飢餓反射極度強烈。由於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一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饑到極點的人們，為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他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超過一千起，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讀者在本書上篇中已經看到，在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期間，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大饑荒發生期間，由於餓死人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級政府極力隱瞞和縮小人口死亡數字，沒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資料。再加上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比較混亂，很難用公佈的人口數據推算。所以，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是一種估計，而各種估計之間相差很大。我在這裡先介紹中外學者的估計，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一章數字計算很多，讀者在讀這一章時必須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最好手拿計算器，一邊看，一邊算，否則一頭霧水。

一、用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的結果

　　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公安部報送的，其根據是戶口登記。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官方數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雖然比實際死亡人數少得多，但指出的這幾年的人口變化的趨勢是可信的。從人口統計數據上看，說是三年大饑荒，實際上從一九五八年冬天就開始了。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表明，一九五八年死亡率高於正常狀態，出生率低於正常狀態。到了一九六二年，除四川等個別省份以外，全國的死亡率已經恢復到正常狀態，由於饑荒以後的恢復性增長，出生率高於正常的狀態。所以，本書對全國數據的分析計算中，從一九五八年算起。個別省份的起止年份，視其情況而定。

　　中國官方對大饑荒期間餓死人的問題諱莫如深。據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由於死亡人口過多，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省的人口統計數字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的人口數只能五個人看：省委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晚年對本書作者說：一九六一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在這以後，沒有公佈人口數字。從生產隊到公社到縣，都盡可能隱瞞或少報餓死人口。少報餓死人口不僅可以減小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還可以領取這些已死的人的口糧，這種「吃空額」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一九八三年，經國務院批准，除了公佈一九八二年普查數據以外，還公佈了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公佈數字中，一九六○年人口總數比一九五九年減少一千萬（一九五九年六萬七千二百零七萬人，一九六○年為六萬六千二百零七萬人），這個數字曾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強烈反響。日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一九六○年人口比一九五九年整整少了一千萬。這個數字是不是人造的？為此我訪問了公安大學的張慶五教授。張教授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六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從事人口統計工作，一九八六年以後才到公安大學任教。他說，一九八四年以前，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數都來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報。有總戶數、總人口、男、女、城市人口、鄉村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數、遷入數。公安部的數字是各省公安廳所上來的，各省公安廳是各縣公安局上報的。而縣的數字是由公社、大隊、小隊逐級上報的。下面報多少，就寫多少，除了明顯的技術錯誤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對下面來的數據不加改動。一九六○年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一千萬，就是根據各省報上來的數字彙總的，沒有進行加工。由於基層幹部怕死人多擔政治責任，不願多報死人數。再加上一個人一份口糧，死一個人口糧就減少一份。所以死亡數是偏小的。在生產隊裡並沒有真正的人口統計，大隊要數字，小隊的幾個幹部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會計記錄下來就上報。小隊的總人口是與糧食供應相關的，和出生、死亡數比，相對準確一些。

　　一九八三年還公佈了歷年的人口總數、死亡率、出生率。詳見表二十三－－一。

　　表二十三－－一：國家正式公佈的歷年總人口（萬人）、出生率（千分比）和死亡率（千分比）

　　年末總人口（萬人）：

　　一九五三年：五萬八千七百九十六　一九五四年：六萬零二百六十六

　　一九五五年：六萬一千六百四十五　一九五六年：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八

　　一九五七年：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三　一九五八年：六萬五千九百九十四

　　一九五九年：六萬七千二百零七　一九六○年：六萬六千二百零七

　　一九六一年：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九　一九六二年：六萬七千二百九十五

　　一九六三年：六萬九千一百七十二　一九六四年：七萬零四百九十九

　　一九六五年：七萬二千五百三十八　一九六六年：七萬四千五百四十二

　　出生率（千分比）：

　　一九五三年：三十七．　一九五四年：三十七．九十七

　　一九五五年：三十二．六十　一九五六年：三十一．九十

　　一九五七年：三十四．零三　一九五八年：二十九．二十二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七十八　一九六○年：二十．六十八

　　一九六一年：十八．零二　一九六二年：三十七．零一

　　一九六三年：四十三．三十七　一九六四年：三十九．十四

　　一九六五年：三十七．八十八　一九六六年：三十五．零五

　　死亡率（千分比）：

　　一九五三年：十四．　一九五四年：十三．十八

　　一九五五年：十二．二十八　一九五六年：十一．四十

　　一九五七年：十．零八　一九五八年：十一．九十八

　　一九五九年：十四．五十九　一九六○年：二十五．四十三

　　一九六一年：十四．二十四　一九六二年：十．零二

　　一九六三年：十．零四　一九六四年：十一．五十

　　一九六五年：九．五十　一九六六年：八．八十三

　　自然增長率（千分比）：

　　一九五三年：二十三．　一九五四年：二十四．七十九

　　一九五五年：二十．三十二　一九五六年：二十．五十

　　一九五七年：二十三．二十三　一九五八年：十七．二十四

　　一九五九年：十．十九　一九六○年：負四．五十七

　　一九六一年：三．七十八　一九六二年：二十六．九十九

　　一九六三年：三十三．三十三　一九六四年：二十七．六十四

　　一九六五年：二十八．三十八　一九六六年：二十六．二十二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八十三頁。

　　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即：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等於（當年死亡率減正常死亡率）乘當年平均人口

　　說某年餓死多少人，除了當年的死亡率、當年的總人口（由於年初和年終人口數不同，計算時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則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計算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時，有些學者將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當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計算的時候注意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由於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計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加本年底人口）除以二）。

　　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和平年代，如果沒有特別情況，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這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四年間的人口趨勢是連續的。在這期間，死亡率趨勢是一條略微向下傾斜的直線，出生率是一條略微向上傾斜的直線。其間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應分佈在這條線上。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據。

　　三、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擾，我取一九五八年前三年（一九五五－－一九五七）的平均數為起點，取一九六二年後三年（一九六四－－一九六六）的平均數為終點。終點不取一九六二年而取一九六四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沖銷了前兩年多報的八百二十多萬人口，使得一九六四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

　　由上述數字，我們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等於【（十二．二十八加十一．四十加十．八十）除三加（十．零四加九．五十加八．八十三）除三】除千分之二等於千分之十．四十七

　　正常出生率等於【（三十二．六十加三十一．九十加三十四．零三）除三加（三十九．十四加三十七．八十八加三十五．零五）除三】除千分之二等於千分之三十五．十

　　表二十三－－一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實際死亡率。當年的實際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當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六萬五千三百二十四乘千分之（十一．九十八減十．四十七）等於九十八．六十四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二百七十四．四萬人，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九百九十七．九十四萬人，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百四十八．九十四萬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為一千六百一十九．九十二萬人。此外，在三年大饑荒期間，由於嚴重營養不良，大批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男子精子減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飢餓使得夫妻生活減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從三年大饑荒的實際情況來看，飢餓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遠勝於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一九六○年的死亡率為千分之六．八比一九五七年的千分之六．上升不多。但一九六○年的出生率為千分之二十七．六，一九六一年的出生率只有千分之二十二．四，比一九五七年的千分之四十五．六下降了很大的幅度。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很少餓死人，但有約十四萬正常年景下應當出生的人口沒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實際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饑荒少出生的人口數。例如，種趨勢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二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沒有「大躍進」，一九五八年少出生人口為：六萬五千三百二十四乘千分之（三十五．十減二十九．二十二）等於三百八十五．四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一九五九年少出生人口為六百八十七．三萬人，一九六○年少出生人口為九百四十九．九萬人，一九六一年少出生人口為一千一百二十七．八萬人。大饑荒期間共少出生人口三千一百五十萬人。

　　也就是說，按照國家公佈的數據，由於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一千六百一十九．九加三千一百五十）萬人，即四千七百七十多萬人。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計算三年大饑荒造成全國總人口的減少。由表二十三－－一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長率，我們採用計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辦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長率，有了一九五七年年底的總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沒有大饑荒，一九六一年底應當有多少人口。而由於大饑荒，使得一九六一年底只有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九萬人。應有人口和實際人口的差額，就是大饑荒造成總人口的減少。

　　我採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兩個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長率，計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長率是千分之二十四．三十八。以一九五七年底人口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三萬人為基數，按這個自然增長率，一九六一年底應有人口為七萬一千一百九十二萬人。所以，三年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七萬一千一百九十二減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九）萬人，即五千三百三十三萬人。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兩部分。

　　為什麼用後一種計算辦法得出的總人口減少比分年度計算出來的要多五百六十三萬？這是因為，第一，在分年度計算時，由於上一年的影響，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總人口比正常年景少，總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也就少了。第二，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中，總人口的自然增長數和按自然增長率算出來的人口增長數對不上。以上兩種計算中，都用了總人口數和自然變動數，把原來人口統計中的誤差轉移過來了。

　　圖二十三－－一中國人口金字塔圖（略）

　　人口金字塔是以條形圖的形式直觀地表現某一年人口的年齡結構與性別結構的組合圖形。它以縱軸表示年齡，橫軸表示人口數量或比重。橫軸的左邊表示男性人口，橫軸的右邊表示女性人口。年齡最小的放在底層，然後逐一將相鄰各年齡組向上疊加。中國三次人口普查都繪出了人口金字塔圖。從圖二十三－－一中可以看出，在與大饑荒相應的年齡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情況相差很大，以一九五七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數據）為例，廣東千分之八．四十三，雲南卻高達千分之十六．二十九，而全國平均水平為千分之十．八。不考慮地區差別，用統一的標準估計中國全國的情況，必然存在較大誤差。前面我們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了計算，現在，我們用各省數據進行計算。各省的數據來自《中國人口》這一套書。《中國人口》每省一分冊，包括香港和澳門，共三十二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此書是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各省分冊由各省組織有關人員編寫。一九八六年以後陸續出版。各省的數據也是經各省官方審定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也是縮小了的，但比國家官方數據接近實際一些。我從除了西藏、台灣的二十八本書中，將各省、市、自治區的總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數據抄錄如表二十三－－二。

　　表二十三－－二：《中國人口》各省分冊記載的人口狀況

　　（人口：萬人，率：千分比）

　　四川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六千七百九十．六　一九五六年：六千七百九十．六

　　一九五七年：六千九百四十五．二　一九五八年：七千零八十一

　　一九五九年：七千零七十七．九　一九六○年：六千八百九十七．三

　　一九六一年：六千四百五十九．二　一九六二年：六千四百八十五．六

　　一九六三年：六千六百九十五．八　一九六四年：六千八百九十八．三

　　一九六五年：七千一百三十六．八　一九六六年：七千三百八十六．三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八．三十九　一九五六年：二十八．五

　　一九五七年：二十九．二十二　一九五八年：二十四．零三

　　一九五九年：十六．七十一　一九六○年：十一．七十三

　　一九六一年：十一．八十一　一九六二年：二十八．零一

　　一九六三年：五十．十一　一九六四年：四十六．九十四

　　一九六五年：四十二．四十一　一九六六年：三十九．九十五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九．十八　一九五六年：十．四十一

　　一九五七年：十二．零七　一九五八年：二十五．十七

　　一九五九年：四十六．九十一　一九六○年：五十三．九十七

　　一九六一年：二十九．四十二　一九六二年：十四．六十二

　　一九六三年：十二．八十二　一九六四年：十三．八十七

　　一九六五年：十一．四十六　一九六六年：十．七十六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九．二十一　一九五六年：十八．零九

　　一九五七年：十七．十五　一九五八年：負一．十三

　　一九五九年：負三十．二十六　一九六○年：負四十二．二十三

　　一九六一年：負十七．六　一九六二年：十三．三十九

　　一九六三年：三十七．二十八　一九六四年：三十三．零七

　　一九五六年：三十．九十五　　一九六六年：二十九．二

　　河南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四千六百五十二　一九五六年：四千七百三十三

　　一九五七年：四千八百四十　一九五八年：四千九百四十三

　　一九五九年：四千九百七十九　一九六○年：四千八百一十八

　　一九六一年：四千八百三十　一九六二年：四千九百四十

　　一九六三年：五千零八十　一九六四年：五千零九十九

　　一九六五年：五千二百四十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八十二　一九五六年：三十五．八十五

　　一九五七年：三十三．七十一　一九五八年：三十三．十六

　　一九五九年：二十八．零七　一九六○年：十四．零一

　　一九六一年：十五．三十一　一九六二年：三十七．五

　　一九六三年：四十五．零八　一九六四年：三十六

　　一九六五年：三十六．一　一九六六年：三十五．六十一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一．七十七　一九五六年：十四

　　一九五七年：十一．八十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七

　　一九五九年：十四．十二　一九六○年：三十九．六

　　一九六一年：十．十八　一九六二年：八．零三

　　一九六三年：九．四十三　一九六四年：十．六

　　一九六五年：八．五　一九六六年：八．五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九．零五　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八十五

　　一九五七年：二十一．九　一九五八年：二十．四十六

　　一九五九年：十三．九十五　一九六○年：負二十五．五十九

　　一九六一年：五．十三　一九六二年：二十九．四十七

　　一九六三年：三十五．六十五　一九六四年：二十五．四

　　一九六五年：二十七．六　一九六六年：二十七．十一

　　安徽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三千二百二十一．四　一九五六年：三千二百六十一．六

　　一九五七年：三千三百五十六　一九五八年：三千四百二十六．七

　　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四十五．五　一九六○年：三千零八十五．六

　　一九六一年：二千九百八十七．七　一九六二年：三千一百三十三．二

　　一九六三年：三千二百三十二．三　一九六四年：三千一百八十一．二

　　一九六五年：三千二百八十五．六　一九六六年：三千四百零七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七．六十七　一九五六年：三十三．十七

　　一九五七年：二十九．七十五　一九五八年：二十三．八十三

　　一九五九年：十九．八十五　一九六○年：十一．三十五

　　一九六一年：十二．三十四　一九六二年：五十三．二十六

　　一九六三年：五十．六十九　一九六四年：三十九．八十五

　　一九六五年：四十一．七十九　一九六六年：四十一．零五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一．八　一九五六年：十四．二十五

　　一九五七年：九．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三十六

　　一九五九年：十六．五十九　一九六○年：六十八．五十八

　　一九六一年：八．十一　一九六二年：八．五十一

　　一九六三年：七．九十二　一九六四年：八．五十九

　　一九六五年：七．二十四　一九六六年：七．十二

　　山東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五千一百七十四　一九五六年：五千二百五十六

　　一九五七年：五千三百七十三　一九五八年：五千四百二十二

　　一九五九年：五千三百七十三　一九六○年：五千一百八十八

　　一九六一年：五千二百六十五　一九六二年：五千二百四十六

　　一九六三年：五千五百八十五　一九六四年：五千六百零七

　　一九六五年：五千七百一十一　一九六六年：五千八百五十一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七．三　一九五六年：三十二．七

　　一九五七年：三十五．七十九　一九五八年：二十五

　　一九五九年：二十．九　一九六○年：十九．五

　　一九六一年：二十四．四十一　一九六二年：三十八．十四

　　一九六三年：四十四．十八　一九六四年：三十六．八十八

　　一九六五年：三十五．四十六　一九六六年：三十四．五十六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三．七十三　一九五六年：十二．一

　　一九五七年：十二．零五　一九五八年：十二．七十七

　　一九五九年：十八．十九　一九六○年：二十三．六

　　一九六一年：十八．四十九　一九六二年：十二．三十五

　　一九六三年：十一．七十八　一九六四年：十二．零四

　　一九六五年：十．二　一九六六年：九．九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三．六　一九五六年：二十．六

　　一九五七年：二十三．七　一九五八年：十二．三

　　一九五九年：二．零七　一九六○年：負四．一

　　一九六一年：三　一九六二年：二十五．七十九

　　一九六三年：三十二．零四　一九六四年：二十四．八十二

　　一九六五年：二十五．三　一九六六年：二十四．六

　　甘肅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千一百五十五．零四　一九五六年：一千二百一十八．七

　　一九五七年：一千二百五十五．零六　一九五八年：一千二百八十一．四十八

　　一九五九年：一千二百九十三．十二　一九六○年：一千二百四十四．零四

　　一九六一年：一千二百一十．八十二　一九六二年：一千二百四十．一

　　一九六三年：一千二百四十九．十七　一九六四年：一千二百九十．零三

　　一九六五年：一千三百四十五．四十四　一九六六年：一千三百九十二．九十七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八．八　一九五六年：二十八．二

　　一九五七年：三十　一九五八年：三十一．五

　　一九五九年：十九．三　一九六○年：十五．五

　　一九六一年：十四．八　一九六二年：四十一．四

　　一九六三年：四十二．一　一九六四年：四十七．二

　　一九六五年：四十五．三　一九六六年：四十二．五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一．九　一九五六年：十．八

　　一九五七年：十一．三　一九五八年：二十一．一

　　一九五九年：十七．四　一九六○年：四十一．三

　　一九六一年：十一．五　一九六二年：八．二

　　一九六三年：十．四　一九六四年：十五．六

　　一九六五年：十二．三　一九六六年：十一．四十九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六．九　一九五六年：十七．四

　　一九五七年：二十一．七　一九五八年：十．四

　　一九五九年：一．九　一九六○年：負二十五．八

　　一九六一年：三．三　一九六二年：三十二．九

　　一九六三年：三十一．七　一九六四年：三十一．六

　　一九六五年：三十三　一九六六年：三十一．一

　　江蘇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三千九百八十四　一九五六年：四千零八十九

　　一九五七年：四千一百八十三　一九五八年：四千二百五十八

　　一九五九年：四千二百九十　一九六○年：四千二百四十六

　　一九六一年：四千二百四十三　一九六二年：四千三百三十四

　　一九六三年：四千四百四十一　一九六四年：四千五百一十六

　　一九六五年：四千六百二十四　一九六六年：四千七百四十八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二．二十一　一九五六年：三十七．六

　　一九五七年：三十四．三十八　一九五八年：二十四．八十三

　　一九五九年：二十．九十二　一九六○年：十八．五十六

　　一九六一年：十八．八十四　一九六二年：三十三．二十七

　　一九六三年：三十七．六十八　一九六四年：三十四．七

　　一九五七年：三十六．九十一　一九六六年：三十四．八十九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一．七十六　一九五六年：十三．零二

　　一九五七年：十．二十六　一九五八年：九．四

　　一九五九年：十四．五十五　一九六○年：十八．四十一

　　一九六一年：十三．三十五　一九六二年：十．三十六

　　一九六三年：九．零四　一九六四年：十．十三

　　一九六五年：九．四十八　一九六六年：八．零五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四十五　一九五六年：二十四．五十八

　　一九五七年：二十四．十二　一九五八年：十五．四十三

　　一九五九年：六．三十七　一九六○年：．十五

　　一九六一年：五．四十九　一九六二年：二十二．九十一

　　一九六三年：二十八．六十四　一九六四年：二十四．五十七

　　一九六五年：二十七．四十三　一九六六年：二十六．八十四

　　浙江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二千三百八十五．五　一九五六年：二千四百四十二．九

　　一九五七年：二千五百零三．三　一九五八年：二千五百六十三．五

　　一九五九年：二千五百九十八．三　一九六○年：二千六百一十六．九

　　一九六一年：二千六百六十三．二　一九六二年：二千七百零七．二

　　一九六三年：二千八百．五　一九六四年：二千八百七十四．六

　　一九六五年：二千九百五十七．三　一九六六年：三千零三十三．四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八．零九　一九五六年：三十三．四

　　一九五七年：三十四．九十一　一九五八年：三十四．一

　　一九五九年：二十六．二十八　一九六○年：二十三．五十二

　　一九六一年：十七．五十八　一九六二年：三十六．零七

　　一九六三年：四十．七十一　一九六四年：三十七．十八

　　一九六五年：三十六．四十八　一九六六年：三十二．四十八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二．五十八　一九五六年：九．四十六

　　一九五七年：九．三十二　一九五八年：九．十五

　　一九五九年：十．三十一　一九六○年：十一．八十八

　　一九六一年：九．八十四　一九六二年：八．六十一

　　一九六三年：七．九　一九六四年：九．二十一

　　一九六五年：八．零九　一九六六年：七．十二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五．五十一　一九五六年：二十三．九十四

　　一九五七年：二十五．六十二　一九五八年：二十四．九十五

　　一九五九年：十五．四十七　一九六○年：十一．六十四

　　一九六一年：七．七十一　一九六二年：二十七．四十一

　　一九六三年：三十二．八十一　一九六四年：二十七．九十七

　　一九六五年：二十八．三十九　一九六六年：二十五．三十六

　　廣東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三千四百二十九．七　一九五六年：三千四百九十四．二

　　一九五七年：三千五百九十二．六　一九五八年：三千六百七十一．八

　　一九五九年：三千七百三十九．二　一九六○年：三千七百八十五．七

　　一九六一年：三千八百一十七．三　一九六二年：三千九百零九．八

　　一九六三年：四千零一十三．七　一九六四年：四千一百零八

　　一九六五年：四千二百三十一．三　一九六六年：四千三百四十六．九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一．零九　一九五六年：三十四．九十三

　　一九五七年：三十四．九十九　一九五八年：三十．一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六十七　一九六○年：十八．九十六

　　一九六一年：二十一．二十七　一九六二年：四十三．三十一

　　一九六三年：三十九．十七　一九六四年：三十六．七十四

　　一九六五年：三十六．二十八　一九六六年：三十二．十八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十九

　　一九五七年：八．四十三　一九五八年：九．十三

　　一九五九年：十一．七十四　一九六○年：十五．十二

　　一九六一年：十．六十七　一九六二年：九．三十二

　　一九六三年：七．六十二　一九六四年：八．三十三

　　一九六五年：六．八十二　一九六六年：六．三十七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四十九　一九五六年：二十三．七十四

　　一九五七年：二十六．五十六　一九五八年：二十．九十七

　　一九五九年：十三．零四　一九六○年：三．八十四

　　一九六一年：十．零六　一九六二年：三十三．九十九

　　一九六三年：三十一．五十五　一九六四年：二十八．四十二

　　一九六五年：二十九．四十六　一九六六年：二十五．八十一

　　貴州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千五百八十六．八　一九五六年：一千六百二十八．一

　　一九五七年：一千六百八十．九　一九五八年：一千七百一十

　　一九五九年：一千七百四十四　一九六○年：一千六百四十三

　　一九六一年：一千六百二十三．五　一九六二年：一千六百六十四．三

　　一九六三年：一千七百零三．六　一九六四年：一千七百五十二

　　一九六五年：一千八百二十．七　一九六六年：一千八百八十五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七．九十二　一九五六年：三十二．二十六

　　一九五七年：三十四．四十三　一九五八年：三十三．六十九

　　一九五九年：二十七．五十七　一九六○年：十九．九十七

　　一九六一年：十六．五十八　一九六二年：四十三．七十二

　　一九六三年：四十八．七　一九六四年：五十二．六十二

　　一九六五年：四十九．九十六　一九六六年：四十四．零四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六．二十四　一九五六年：十三．零二

　　一九五七年：十二．三十五　一九五八年：十五．二十六

　　一九五九年：二十．二十八　一九六○年：五十二．三十三

　　一九六一年：二十三．三十七　一九六二年：十一．六十四

　　一九六三年：十七．十四　一九六四年：二十．六十六

　　一九六五年：十五．十六　一九六六年：十三．四十九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一．七　一九五六年：十九．三

　　一九五七年：二十二．一　一九五八年：十八．四

　　一九五九年：七．三　一九六○年：負三十二．四

　　一九六一年：負六．七　一九六二年：三十二．一

　　一九六三年：三十一．六　一九六四年：三十二

　　一九六五年：三十四．八　一九六六年：三十．六

　　廣西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二千零五十二．六　一九五六年：二千零九十一．八

　　一九五七年：二千一百四十六．六十三　一九五八年：二千一百八十六．十六

　　一九五九年：二千二百零五．二十二　一九六○年：二千一百七十二．零六

　　一九六一年：二千一百五十九．十六　一九六二年：二千二百一十七．八十二

　　一九六三年：二千二百九十九．七　一九六四年：二千二百六十一．六十六

　　一九六五年：二千四百四十四．六十八　一九六六年：二千五百二十八．二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二十六　一九五六年：二十九．三十七

　　一九五七年：三十四．五十二　一九五八年：三十二．八十七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五十二　一九六○年：十九．四

　　一九六一年：十七．七十三　一九六二年：三十九．零八

　　一九六三年：四十六．七十二　一九六四年：四．九十五

　　一九六五年：四十二．四　一九六六年：三十九．二十三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四．五十八　一九五六年：十二．四十六

　　一九五七年：十二．三十五　一九五八年：十一．七十四

　　一九五九年：十七．四十九　一九六○年：二十九．四十六

　　一九六一年：十九．五　一九六二年：十．二十五

　　一九六三年：十．十三　一九六四年：十．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九．零三　一九六六年：七．五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五．六十八　一九五六年：十六．九十一

　　一九五七年：二十二．十七　一九五八年：二十一．十三

　　一九五九年：七．零三　一九六○年：負十．零六

　　一九六一年：負一．十七　一九六二年：二十八．八十三

　　一九六三年：三十六．五十九　一九六四年：三十．四

　　一九六五年：三十三．三十七　一九六六年：三十一．七十三

　　陝西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千七百一十六　一九五六年：一千七百五十六

　　一九五七年：一千八百零三　一九五八年：一千八百三十二

　　一九五九年：一千八百八十一　一九六○年：一千九百四十四

　　一九六一年：一千九百六十九　一九六二年：二千零八

　　一九五三年：二千零一十八　一九六四年：二千一百

　　一九六五年：二千一百四十四　一九六六年：二千一百九十四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　一九五六年：二十八

　　一九五七年：三十二．二　一九五八年：二十六．七

　　一九五九年：二十六．六　一九六○年：二十七．七

　　一九六一年：二十一．一　一九六二年：三十四．六

　　一九六三年：三十八．七　一九六四年：四十

　　一九六五年：三十四．七　一九六六年：三十四．四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六　一九五六年：九．九

　　一九五七年：十．三　一九五八年：十一

　　一九五九年：十二．七　一九六○年：十二．三

　　一九六一年：八．七　一九六二年：九．四

　　一九六三年：十．五　一九六四年：十六

　　一九六五年：十三　一九六六年：二．九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九．四　一九五六年：十八．一

　　一九五七年：二十一．九　一九五八年：十五．七

　　一九五九年：十三．九　一九六○年：十五．四

　　一九六一年：十二．四　一九六二年：二十五．二

　　一九六三年：二十八．二　一九六四年：二十四

　　一九六五年：二十一．七　一九六六年：二十一．五

　　青海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百七十九．二　一九五六年：一百九十九．九十二

　　一九五七年：二百零四．六十四　一九五八年：二百二十五

　　一九五九年：二百六十．零一　一九六○年：二百四十八．六十五

　　一九六一年：二百一十一．四十二　一九六二年：二百零五．零一

　　一九六三年：二百零九．三十三　一九六四年：二百一十九．四十七

　　一九六五年：二百三十．四十五　一九六六年：二百四十．六十一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五．九十三　一九五六年：二十四．六十八

　　一九五七年：三十二．十八　一九五八年：二十七．九百四十二

　　一九五九年：三．零二　一九六○年：十三．零七

　　一九六一年：十一．四十三　一九六二年：三十五．七十二

　　一九六三年：四十五．五十六　一九六四年：五十二．零八

　　一九六五年：四十八．七十二　一九六六年：四十一．三十九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四．零六　一九五六年：九．三十四

　　一九五七年：十．四　一九五八年：十二．九十九

　　一九五九年：十六．五十九　一九六○年：四十．七十三

　　一九六一年：十一．六十八　一九六二年：五．三十五

　　一九六三年：八．三十七　一九六四年：十五．五十三

　　一九六五年：九．零六　一九六六年：九．七十五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一．八十七　一九五六年：十五．二十五

　　一九五七年：二十一．七十八　一九五八年：十四．九十八

　　一九五九年：六．四十四　一九六○年：負二十七．六十六

　　一九六一年：負．二十五　一九六二年：三十．三十七

　　一九六三年：三十七．十九　一九六四年：三十六．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三十九．六十六　一九六六年：三十一．六十四

　　山西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千五百零八．七　一九五六年：一千五百五十三．五十八

　　一九五七年：一千五百八十六．七十四　一九五八年：一千六百二十一．七

　　一九五九年：一千六百六十六．五十七　一九六○年：一千七百零三．二

　　一九六一年：一千七百一十．零四　一九六二年：一千七百四十五．三十三

　　一九六三年：一千七百九十．十一　一九六四年：一千八百二十四．三十七

　　一九六五年：一千八百七十一．五十六　一九六六年：一千九百一十一．零五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四．二　一九五六年：二十九．九

　　一九五七年：三十三．三　一九五八年：二十八．七

　　一九五九年：二十七．五　一九六○年：二十七．三

　　一九六一年：十九．一　一九六二年：三十七．七

　　一九六三年：三十八．一　一九六四年：三十六．二

　　一九六五年：三十三．九　一九六六年：三十．三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二．九　一九五六年：十一．六

　　一九五七年：十二．七　一九五八年：十一．七

　　一九五九年：十二．八　一九六○年：十四．二

　　一九六一年：十二．二　一九六二年：十一．三

　　一九六三年：十一．四　一九六四年：十四

　　一九六五年：十．四　一九六六年：十．三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一．三　一九五六年：十八．三

　　一九五七年：二十．六　一九五八年：十七

　　一九五九年：十四．七　一九六○年：十三．一

　　一九六一年：六．九　一九六二年：二十六．四

　　一九六三年：二十六．七　一九六四年：二十二．二

　　一九六五年：二十三．五　一九六六年：十九．七

　　河北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三千五百二十九　一九五六年：三千五百八十八．七

　　一九五七年：三千六百七十．一　一九五八年：三千七百三十二．三

　　一九五九年：三千七百九十一．三　一九六○年：三千七百七十九．二

　　一九六一年：二千七百九十五　一九六二年：三千八百八十三．六

　　一九六三年：三千九百五十六．二　一九六四年：三千九百九十六．七

　　一九六五年：四千零八十七　一九六六年：四千一百八十三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二．二十九　一九五六年：二十九．二十四

　　一九五七年：二十九．六十二　一九六八年：二十四．四十五

　　一九五九年：二十三．零九　一九六○年：二十．五

　　一九六一年：十五．十三　一九六二年：二十八．六十三

　　一九六三年：三十八．六十一　一九六四年：三十三．六十三

　　一九六五年：三十二．九十二　一九六六年：二十九．三十二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一．六十四　一九五六年：十一．三十四

　　一九五七年：十一．三　一九五八年：十．九十二

　　一九五九年：十二．二十九　一九六○年：十五．八十四

　　一九六一年：十三．六十三　一九六二年：九．零六

　　一九六三年：十一．二　一九六四年：十．九十一

　　一九六五年：八．七十四　一九六六年：八．六十九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六十五　一九五六年：十七．九十五

　　一九五七年：十八．三十二　一九五八年：十三．五十三

　　一九五九年：十．八　一九六○年：四．六十七

　　一九六一年：一．五　一九六二年：十九．六十二

　　一九六三年：二十七．四十一　一九六四年：二十二．七十二

　　一九六五年：二十四．十八　一九六六年：二十．五十三

　　湖南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三千四百七十二．八十三　一九五六年：三千五百零七．四十七

　　一九五七年：三千六百零二．二　一九五八年：三千六百七十二．七十二

　　一九五九年：三千六百九十一．九十五　一九六○年：三千五百八十六．三十七

　　一九六一年：三千五百零七．九十八　一九六二年：三千六百．二十六

　　一九六三年：三千七百一十五．二　一九六四年：三千七百八十五．十三

　　一九六五年：三千九百零一．四十七　一九六六年：四千零九．六十五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一．一　一九五六年：二十九．五十九

　　一九五七年：三十三．四十七　一九五八年：二十九．九十六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　一九六○年：十九．四十九

　　一九六一年：十二．五十二　一九六二年：四十一．四

　　一九六三年：四十七．二十九　一九六四年：四十二．二

　　一九六五年：四十二．二十五　一九六六年：三十七．二十三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六．三十六　一九五六年：十一．五十一

　　一九五七年：十．四十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六十五

　　一九五九年：十二．九十九　一九六○年：二十九．四十二

　　一九六一年：十七．四十九　一九六二年：十．二十三

　　一九六三年：十．二十六　一九六四年：十二．八十八

　　一九六五年：十一．十九　一九六六年：十．十六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四．七十四　一九五六年：十八．零八

　　一九五七年：二十三．零六　一九五八年：十八．三十二

　　一九五九年：十一　一九六○年：負九．九十三

　　一九六一年：負四．九十七　一九六二年：三十一．十六

　　一九五三年：三十七．零三　一九六四年：二十九．三十一

　　一九六五年：三十一．零六　一九六六年：二十七．零八

　　福建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千三百六十六．六　一九五六年：一千四百．四

　　一九五七年：一千四百五十二．五　一九五八年：一千四百九十三．四

　　一九五九年：一千五百四十三　一九六○年：一千五百七十二．六

　　一九六一年：一千五百九十七．八　一九六二年：一千六百三十九．七

　　一九六三年：一千六百七十八．四　一九六四年：一千七百零三．五

　　一九六五年：一千七百五十九．八　一九六六年：一千八百一十三．七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七．二十八　一九五六年：二十八．六十七

　　一九五七年：三十八．二十四　一九五八年：二十九．十二

　　一九五九年：二十七．五十六　一九六○年：二十五．十一

　　一九六一年：十七．四十二　一九六二年：四十．十六

　　一九六三年：四十四．九十六　一九六四年：三十八．三十三

　　一九六五年：四十一．十八　一九六六年：三十七．零四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八．二十六　一九五六年：八．四十三

　　一九五七年：九　一九五八年：七．四十六

　　一九五九年：七．七十八　一九六○年：十五．三十四

　　一九六一年：十一．八十七　一九六二年：八．二十八

　　一九六三年：七．三十六　一九六四年：八．六十二

　　一九六五年：七．三十四　一九六六年：七．十一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九．零二　一九五六年：二十．二十四

　　一九五七年：二十九．二十四　一九五八年：二十一．六十六

　　一九五九年：十九．七十九　一九六○年：九．七十七

　　一九六一年：五．五十五　一九六二年：三十一．八十八

　　一九六三年：三十七．六　一九六六年：二十九．七十一

　　一九六五年：三十三．八十四　一九六六年：二十九．九十三

　　雲南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千八百零五．八十五　一九五六年：一千八百四十一．八十三

　　一九五七年：一千八百六十九．七十八　一九五八年：一千九百一十四．四十八

　　一九五九年：一千九百一十一．九十三　一九六○年：一千八百九十四．五十五

　　一九六一年：一千八百八十九．八十六　一九六二年：一千九百六十三．七十二

　　一九六三年：二千零二十一．零八　一九六四年：二千零八十八．四十四

　　一九六五年：二千一百六十．三十六　一九六六年：二千二百三十一．八十六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二．四十八　一九五六年：三十四．七十五

　　一九五七年：三十六．二十七　一九五八年：二十三．六十一

　　一九五九年：二十．九十四　一九六○年：二十四．十九

　　一九六一年：十九．四　一九六二年：三十九．七十一

　　一九六三年：四十三．十五　一九六四年：四十五．六十六

　　一九六五年：四十四．零一　一九六六年：三十八．九十七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三．六　一九五六年：十五．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十六．二十九　一九五八年：二十一．六十二

　　一九五九年：十七．九十六　一九六○年：二十六．二十六

　　一九六一年：十一．八十五　一九六二年：十．八十五

　　一九六三年：十四．十四　一九六四年：十五．二十三

　　一九六五年：十二．九十九　一九六六年：十．零八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八．八十八　一九五六年：十九．五十三

　　一九五七年：十九．九十八　一九五八年：一．九十九

　　一九五九年：二．九十八　一九六○年：負二．零七

　　一九六一年：七．五十八　一九六二年：二十八．八十六

　　一九六三年：二十九．零一　一九六四年：三十．四十三

　　一九六五年：三十一．零二　一九六六年：二十八．十七

　　吉林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千二百零二．一　一九五六年：一千二百二十四．五

　　一九五七年：一千二百四十八．一　一九五八年：一千二百八十．九

　　一九五九年：一千三百一十三　一九六○年：一千三百九十七．一

　　一九六一年：一千四百一十四．三　一九六二年：一千四百七十六．四

　　一九六三年：一千五百三十七．一　一九六四年：一千五百九十五．一

　　一九六五年：一千六百三十九．一　一九六六年：一千六百七十九．三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四十一．五十七　一九五六年：三十二．六十四

　　一九五七年：三十五．四十六　一九五八年：三十三．三十一

　　一九五九年：二十八．零四　一九六○年：三十二．五十一

　　一九六一年：二十六．四十五　一九六二年：四十．七

　　一九六三年：四十七．零三　一九六四年：四十四．十九

　　一九六五年：四十．四十六　一九六六年：三十四．五十八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九．九　一九五六年：七．五

　　一九五七年：九．一　一九五八年：九．一

　　一九五九年：十三．四　一九六○年：十．一

　　一九六一年：十二　一九六二年：十

　　一九六三年：九．四　一九六四年：十二．六

　　一九六五年：九．七　一九六六年：八．六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七．七　一九五六年：二十五．一

　　一九五七年：二十六．四　一九五八年：二十四．二

　　一九五九年：十四．六　一九六○年：二十二．四

　　一九六一年：十四．五　一九六二年：三十．七

　　一九六三年：三十七．六　一九六四年：三十一．六

　　一九六五年：三十．八　一九六六年：二十六

　　遼寧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二千二百六十一．五　一九五六年：二千三百零六．五

　　一九五七年：二千三百九十五．五　一九五八年：二千四百四十五

　　一九五九年：二千五百零一．八　一九六○年：二千五百五十九．五

　　一九六一年：二千五百一十九．三　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四十九

　　一九六三年：二千六百五十三．一　一九六四年：二千七百三十四．二

　　一九六五年：二千八百零八．三　一九六六年：二千八百六十九．七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九．一　一九五六年：三十三．七

　　一九五七年：四十一．九　一九五八年：三十八．七

　　一九五九年：二十八　一九六○年：三十一．八

　　一九六一年：十七．二　一九六二年：三十四．一

　　一九六三年：四十九．一　一九六四年：四十．二

　　一九六五年：三十六．二　一九六六年：二十九．四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九．四　一九五六年：六．六

　　一九五七年：九．四　一九五八年：八．八

　　一九五九年：十一．八　一九六○年：十一．五

　　一九六一年：十七．五　一九六二年：八．五

　　一九六三年：七．九　一九六四年：九．五

　　一九六五年：七．一　一九六六年：六．二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九．七　一九五六年：二十七．一

　　一九五七年：三十二．五　一九五八年：二十九．九

　　一九五九年：十六．二　一九六○年：二十．三

　　一九六一年：負．三　一九六二年：二十五．六

　　一九六三年：四十一．二　一九六四年：三十．一

　　一九五九年：二十九．一　一九六六年：六．二

　　黑龍江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千三百二十一　一九五六年：一千四百一十八

　　一九五七年：一千四百七十九　一九五八年：一千五百六十四

　　一九五九年：一千六百八十二　一九六○年：一千八百零七

　　一九六一年：一千八百零九　一九六二年：一千八百九十三

　　一九六三年：一千九百七十二　一九六四年：二千零五十三

　　一九六五年：二千一百三十四　一九六六年：二千一百九十八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四十．四　一九五六年：三十三．一

　　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六　一九五八年：三十三

　　一九五九年：三十．四　一九六○年：三十二．五

　　一九六一年：二十七．三　一九六二年：三十五．五

　　一九六三年：四十五．一　一九六四年：四十二．六

　　一九六五年：四十．四　一九六六年：三十四．三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一．四　一九五六年：十．一

　　一九五七年：十．四　一九五八年：九．一

　　一九五九年：十二．八　一九六○年：十．五

　　一九六一年：十一．一　一九六二年：八．七

　　一九六三年：八．五　一九六四年：十一．五

　　一九六五年：八　一九六六年：七．三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九　一九五六年：二十三

　　一九五七年：二十六．二　一九五八年：二十三．九

　　一九五九年：十七．六　一九六○年：二十二

　　一九六一年：十六．二　一九六二年：二十六．三

　　一九六三年：三十六．六　一九六四年：三十一．一

　　一九六五年：三十二．四　一九六六年：二十七

　　湖北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二千八百九十六．七　一九五六年：二千九百六十三．二

　　一九五七年：三千零六十四．八　一九五八年：三千一百四十六．七

　　一九五九年：三千一百七十三．二　一九六○年：三千一百五十二．二

　　一九六一年：三千一百八十二．九十六　一九六二年：三千二百七十三．九十三

　　一九六三年：三千三百五十．零九　一九六四年：三千四百一十八．零一

　　一九六五年：三千五百零四．五十四　一九六六年：三千六百零一．零一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六．零六　一九五六年：二十七．零七

　　一九五七年：三十四．三十六　一九五八年：三十．四十九

　　一九五九年：二十六．四十二　一九六○年：十六．四十一

　　一九六一年：二十七．三十四　一九六二年：四十二．五十一

　　一九六三年：四十一．零五　一九六四年：三十七．七十三

　　一九六五年：三十五．一　一九六六年：三十四．八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一．五十五　一九五六年：十．八十五

　　一九五七年：九．六十四　一九五八年：九．六十四

　　一九五九年：十四．五　一九六○年：二十一．十九

　　一九六一年：九．十九　一九六二年：八．七十六

　　一九六三年：九．八十三　一九六四年：十．三十九

　　一九六五年：十．零四　一九六六年：九．六十三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四．五十一　一九五六年：十六．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二十四．七十二　一九五八年：二十一．零一

　　一九五九年：十一．九十二　一九六○年：負四．七十八

　　一九六一年：十八．十四　一九六二年：三十三．七十五

　　一九六三年：三十一．三十二　一九六四年：二十六．八

　　一九六五年：二十五．零六　一九六六年：二十五．十六

　　寧夏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百六十五．十一　一九五六年：一百七十二．零二

　　一九五七年：一百七十九．三十八　一九五八年：一百九十三．五十一

　　一九五九年：二百零八．八十五　一九六○年：二百一十三．零三

　　一九六一年：二百零三．零五　一九六二年：一百九十八．八十一

　　一九六三年：二百零六．七　一九六四年：二百一十四．八十九

　　一九六五年：二百二十六．七十八　一九六六年：二百三十五．三十八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四．零九　一九五六年：三十四．二

　　一九五七年：四十三．二十四　一九五八年：三十九．三十二

　　一九五九年：二十三．八　一九六○年：十六．五十八

　　一九六一年：十三．零四　一九六二年：四十四．六

　　一九六三年：五十．五十二　一九六四年：四十九．三十七

　　一九六五年：四十八．零二　一九六六年：四十二．二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二十四　一九五六年：十．五十八

　　一九五七年：十一．零六　一九五八年：十四．九十八

　　一九五九年：十五．八十二　一九六○年：十三．九

　　一九六一年：十．七十一　一九六二年：八．四十九

　　一九六三年：十．二十二　一九六四年：十三．四十四

　　一九六五年：九．二十七　一九六六年：九．三十五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四．六十六　一九五六年：二十三．六十二

　　一九五七年：三十二．十八　一九五八年：二十四．三十四

　　一九五九年：七．九十八　一九六○年：二．六十八

　　一九六一年：二．三十二　一九六二年：三十六．十一

　　一九六三年：四十．三　一九六四年：三十五．九十三

　　一九六五年：三十八．七十九　一九六六年：三十二．八十五

　　江西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一千七百六十三．三十八　一九五六年：一千七百九十九．九十七

　　一九五七年：一千八百五十一．四十五　一九五八年：一千九百一十二．八十九

　　一九五九年：一千九百七十五．九十七　一九六○年：二千零九．八十五

　　一九六一年：二千零二．六十七　一九六二年：二千零三十九．九十一

　　一九六三年：二千一百零一．零三　一九六四年：二千一百四十三．六十三

　　一九六五年：二千二百零九．五十四　一九六六年：二千二百八十三．六十五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二．三十三　一九五六年：二十九．零一

　　一九五七年：三十八．三十四　一九五八年：三十．二十八

　　一九五九年：二十八．六十四　一九六○年：二十六．七十八

　　一九六一年：二十一　一九六二年：三十七．十九

　　一九六三年：三十九．五十六　一九六四年：三十八．零五

　　一九六五年：三十八．八十五　一九六六年：三十八．十三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六．二十三　一九五六年：十二．四十九

　　一九五七年：十一．四十八　一九五八年：十一．三十四

　　一九五九年：十三．零一　一九六○年：十六．零六

　　一九六一年：十一．五十四　一九六二年：十一

　　一九六三年：九．七十六　一九六四年：十．八十七

　　一九六五年：九．三十九　一九六六年：八．五十四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六．一　一九五六年：十六．五十二

　　一九五七年：二十六．八十六　一九五八年：十八．九十四

　　一九五九年：十五．六十三　一九六○年：十．七十二

　　一九六一年：九．四十六　一九六二年：二十六．十九

　　一九六三年：二十九．八　一九六四年：二十七．十八

　　一九六五年：二十九．四十六　一九六六年：二十九．九

　　新疆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五百一十一．七十八　一九五六年：五百三十三．十七

　　一九五七年：五百五十八．零一　一九五八年：五百八十二．三十五

　　一九五九年：六百四十八．九十八　一九六○年：六百八十六．三十三

　　一九六一年：七百一十．零六　一九六二年：六百九十八．九十七

　　一九六三年：七百一十三．十二　一九六六年：七百四十四．十八

　　一九六五年：七百八十九．一　一九六六年：八百三十七．九十九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六十七　一九五六年：三十一．一

　　一九五七年：三十一．四十八　一九五八年：三十一．零三

　　一九五九年：二十九．八十七　一九六○年：二十八．十三

　　一九六一年：二十五．十六　一九六二年：三十二．零二

　　一九六三年：三十五．十四　一九六四年：四十二．二十一

　　一九六五年：四十一．七　一九六六年：三十八．零八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四．四　一九五六年：十四．二

　　一九五七年：十四　一九五八年：十三

　　一九五九年：十八．八十四　一九六○年：十五．六十七

　　一九六一年：十一．七十一　一九六二年：九．七十一

　　一九六三年：九．四十三　一九六四年：十六．三十五

　　一九六五年：十一．一　一九六六年：九．三十九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十六．二十七　一九五六年：十六．九

　　一九五七年：十七．四十八　一九五八年：十八．零三

　　一九五九年：十一．零三　一九六○年：十二．四十八

　　一九六一年：十三．四十五　一九六二年：二十二．三十一

　　一九六三年：二十五．七十一　一九六四年：二十五．九十一

　　一九六五年：三十．六　一九六六年：二十八．六十九

　　內蒙古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八百四十三　一九五六年：八百九十六．六

　　一九五七年：九百三十六　一九五八年：九百八十六．一

　　一九五九年：一千零六十二．五　一九六○年：一千一百九十一．一

　　一九六一年：一千一百六十三．一　一九六二年：一千一百七十一．八

　　一九六三年：一千二百一十五．四　一九六四年：一千二百五十三．七

　　一九六五年：一千二百九十六．四　一九六六年：一千三百二十九．六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七．五　一九五六年：二十九．五

　　一九五七年：三十七．二　一九五八年：二十八．四

　　一九五九年：三十．八　一九六○年：二十九．四

　　一九六一年：二十二．一　一九六二年：三十八．二

　　一九六三年：四十五．一　一九六四年：四十一．九

　　一九六五年：四十　一九六六年：三十六．一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一．四　一九五六年：七．九

　　一九五七年：十．五　一九五八年：七．九

　　一九五九年：十一　一九六○年：九．四

　　一九六一年：八．八　一九六二年：九

　　一九六三年：九．四　一九六四年：十一．八

　　一九六五年：九．三　一九六六年：八．零七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六．一　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六

　　一九五七年：二十八．七　一九五八年：二十．五

　　一九五九年：十九．八　一九六○年：二十

　　一九六一年：十三．三　一九六二年：二十九．二

　　一九六三年：三十五．七　一九六四年：三十．一

　　一九六五年：三十．七　一九六六年：二十八

　　北京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五百五十五．九十二　一九五六年：五百九十八．二十三

　　一九五七年：六百一十九．零八　一九五八年：六百三十一．八十五

　　一九五九年：六百八十四．一　一九六○年：七百三十二．十三

　　一九六一年：七百二十一．零二　一九六二年：七百二十三．六十四

　　一九六三年：七百四十七．三十八　一九六四年：七百六十五．零一

　　一九六五年：七百七十三．九十三　一九六六年：七百七十．零六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四十．零七　一九五六年：四十．零二

　　一九五七年：四十二．一　一九五八年：三十七．零二

　　一九五九年：三十．七　一九六○年：三十三．零三

　　一九六一年：二十五．七　一九六二年：三十五．九十二

　　一九六三年：四十三．四十一　一九六四年：三十．四

　　一九六五年：二十二．九十五　一九六六年：十九．四十一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九．六　一九五六年：七．五十七

　　一九五七年：八．十九　一九五八年：八．零八

　　一九五九年：九．五十八　一九六○年：九．二十二

　　一九六一年：十．零八　一九六二年：八．七十一

　　一九六三年：八．十一　一九六四年：八．二十七

　　一九六五年：六．七十五　一九六六年：七．二十四

　　天津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四百八十七．三　一九五六年：五百零六．九

　　一九五七年：五百二十九．五　一九五八年：五百四十八．二

　　一九五九年：五百六十七．五　一九六○年：五百八十三．五

　　一九六一年：五百八十四．二　一九六二年：五百九十五．六

　　一九六三年：六百一十五．三　一九六四年：六百二十九．五

　　一九六五年：六百三十七．七　一九六六年：六百四十．八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七．十二　一九五六年：三十四．三十九

　　一九五七年：三十七．二十八　一九五八年：三十四．五十六

　　一九五九年：二十八．四十九　一九六○年：二十七．三十八

　　一九六一年：二十．四十二　一九六二年：三十三．六十八

　　一九六三年：四十．六十一　一九六四年：二十八．七十二

　　一九六五年：二十四．三十三　一九六六年：二十一．零二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九．八十五　一九五六年：八．七十九

　　一九五七年：九．三十五　一九五八年：八．六十六

　　一九五九年：九．八十八　一九六○年：十．三十四

　　一九六一年：九．八十九　一九六二年：七．三十六

　　一九六三年：七．三　一九六四年：七．七十九

　　一九六五年：六．十七　一九六六年：六．九十一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七．二十七　一九五六年：二十五．六

　　一九五七年：二十七．九十三　一九五八年：二十五．九

　　一九五九年：十八．六　一九六○年：十七．零四

　　一九六一年：十．五十三　一九六二年：二十六．三

　　一九六三年：三十三．三十一　一九六四年：二十．九十三

　　一九六五年：十八．十六　一九六六年：十四．十一

　　上海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九百二十五．六　一九五六年：九百四十二．零七

　　一九五七年：一千零九．五十八　一九五八年：九百九十八．八十二

　　一九五九年：一千零二十八．三十九　一九六○年：一千零五十四．零八

　　一九六一年：一千零五十三．十七　一九六二年：一千零五十七．八十六

　　一九六三年：一千零七十三．六十四　一九六四年：一千零八十六．七十二

　　一九六五年：一千零九十三．七十九　一九六六年：一千零九十五．八十三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四十一．七　一九五六年：四十．五

　　一九五七年：四十五．六　一九五八年：三十六

　　一九五九年：二十七．八　一九六○年：二十七．六

　　一九六一年：二十二．四　一九六二年：二十六．三

　　一九六三年：三十．三　一九六四年：二十．六

　　一九六五年：十七　一九六六年：十四．六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八．一　一九五六年：六．八

　　一九五七年：六　一九五八年：五．九

　　一九五九年：六．九　一九六○年：六．八

　　一九六一年：七．七　一九六二年：七．三

　　一九六三年：七　一九六四年：六．一

　　一九六五年：五．七　一九六六年：五．三

　　自然增長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三．六　一九五六年：三十三．七

　　一九五七年：三十九．六　一九五八年：三十．一

　　一九五九年：二十．九　一九六○年：二十．八

　　一九六一年：十四．七　一九六二年：十九

　　一九六三年：二十三．三　一九六四年：十四．五

　　一九六五年：十一．三　一九六六年：九．三

　　註：《中國人口．湖北》缺一九五五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本表用公安部的數據補上。《中國人口．北京》中缺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六六的死亡率，表中數據系用公安部數據補上。另外，安徽數據中也缺大部分年份的死亡率，也是用公安部的數據補上的。公安部的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國人口．江蘇》中數據有錯，本書用《江蘇統計年鑒》數據作了修正。

　　根據表二十三－－二中的數據，採用本章前面的辦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取前三年（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和後三年（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一九六六）的算術平均數。計算結果如表二十三－－三。

　　表二十三－－三：大饑荒對各省人口的影響（單位：萬人）

　　四川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九十八．五十三　一九五九年：二百五十三．三十七

　　一九六○年：二百九十九．四十二　一九六一年：一百二十三．零四

　　一九六二年：二十二．六十五　總計：七百九十七．零一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八十六．九十六　一九五九年：一百三十九．六十一

　　一九六○年：一百七十二．五十九　一九六一年：一百六十五．五十三

　　一九六二年：五十四．五　總計：六百一十九．十九

　　安徽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九．四十六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十二

　　一九六○年：一百九十二．七　總計：二百二十六．二十八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三十九．七十四　一九五九年：五十三．八十一

　　一九六○年：七十九．零三　一九六一年：七十．四十八

　　總計：二百四十三．零六

　　河南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九．八十九　一九五九年：十七．十八

　　一九六○年：一百三十九．三十八　總計：一百六十六．四十五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七．四十四　一九五九年：三十二．七十九

　　一九六○年：一百零一．二十五　一九六一年：九十三．五十二

　　總計：二百三十五．

　　山東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十四．三十　一九五九年：四十三．五十

　　一九六○年：七十一．十八　一九六一年：四十三．七十五

　　一九六二年：十一．七十一　總計：一百八十四．四十三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五年：五．三十五　一九五九年：七十八．四十九

　　一九六○年：八十四．十七　一九六一年：五十七．六十五

　　總計：二百二十五．六十六

　　湖南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四．九十三　一九六○年：六十四．六十七

　　一九六一年：二十．七十二　總計：九十．三十二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二十一．八十六　一九五九年：四十四．零四

　　一九六○年：五十九．九十七　一九六一年：八十三．十八

　　總計：二百零九．零五

　　貴州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一．十九　一九五九年：十．零五

　　一九六○年：六十三．九十六　一九六一年：十四．三十四

　　總計：八十九．五十九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十三．八十八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七十

　　一九六○年：三十七．零九　一九六一年：四十一．三十

　　總計：一百一十六．九十七

　　廣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一．四十三　一九五九年：十四．零七

　　一九六○年：四十．二十三　一九六一年：十八．二十三

　　總計：七十三．九十六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七．四十一　一九五九年：二十五．八十四

　　一九六○年：三十六．八十七　一九六一年：四十．二十

　　總計：一百一十．三十二

　　甘肅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十四．四十五　一九五九年：九．九十一

　　一九六○年：四十．十　一九六一年：二．二十一

　　總計：六十六．六十七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五．九十　一九五九年：二十一．六十九

　　一九六○年：二十六．二　一九六一年：二十六．二十一

　　總計：八十．

　　江蘇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十七．五十二　一九六○年：三十三．九十七

　　一九六一年：十二．三十　總計：六十三．七十九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四十三．四十三　一九五九年：六十．六十九

　　一九六○年：七十．七十八　一九六一年：九．二十三

　　一九六二年：七．九十三　總計：一百九十二．零六

　　遼寧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二．四十二　一九五九年：九．八十九

　　一九六○年：九．三十六　一九六一年：二十四．六十三

　　一九六二年：一．七十七　總計：四十八．零七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九年：二十一．六十四　一九六○年：十二．五十三

　　一九六一年：四十九．六十五　一九六二年：六．七十二

　　總計：九十．五十四

　　廣東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一．八十　一九五九年：十一．四十九

　　一九六○年：二十四．三十八　一九六一年：七．七十二

　　一九六二年：二．六十三　總計：四十八．零二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十五．五十一　一九五九年：三十五．九十四

　　一九六○年：五十七．九十八　一九六一年：四十八．

　　總計：一百五十七

　　雲南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十五．十二　一九五九年：八．二十八

　　一九六○年：二十四．零四　總計：四十七．四十四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二十八．五十三　一九五九年：三十三．九十六

　　一九六○年：二十七．六　一九六一年：三十六．五

　　總計：一百二十六．五十九

　　湖北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十三．十一　一九六○年：三十四．二十八

　　總計：四十七．三十九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六．三十　一九五九年：十九．二十八

　　一九六○年：五十．九十二　一九六一年：十六．四十一

　　總計：九十二．九十一

　　河北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一．七十八　一九五九年：六．九十六

　　一九六○年：二十．四十四　一九六一年：十二．零八

　　總計：四十一．二十六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二十四．八十七　一九五九年：三十．四十

　　一九六○年：四十．三十九　一九六一年：六十．七十五

　　一九六二年：九．七十五　總計：一百六十六．十六

　　福建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六○年：十一．五十六　一九六一年：六．二十六

　　一九六二年：．五十八　總計：十八．四十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八．八十四　一九五九年：十一．四十八

　　一九六○年：十五．五十九　一九六一年：二十八．零六

　　總計：六十三．九十七

　　江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三．三十二　一九六○年：九．四十九

　　一九六一年：．四十八　總計：十三．二十九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十．三十七　一九五九年：十三．九

　　一九六○年：十七．九十六　一九六一年：二十九．六十七

　　總計：七十一．九

　　吉林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零．零九　一九五九年：五．六十七

　　一九六○年：一．四十五　一九六一年：四．十七

　　一九六二年：一．四十　總計：十二．七十八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六．十二　一九五九年：十三．十一

　　一九六○年：七．六十四　一九六一年：十六．四十五

　　總計：四十三．三十二

　　浙江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二．六十一　一九六○年：六．七十三

　　一九六一年：一．四十三　總計：十．七十七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三．三十七　一九五九年：二十三．六十二

　　一九六○年：三十一．零六　一九六一年：四十七．十二

　　總計：一百零五．十七

　　青海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六十一　一九五九年：一．五十六

　　一九六○年：七．七十七　一九六一年：．三十五

　　總計：十．二十九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二．十八　一九五九年：三．六十五

　　一九六○年：六．三十六　一九六一年：六．十三

　　一九六二年：．四十九　總計：十八．八十一

　　黑龍江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五．七十一　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年：二．十三

　　一九六一年：三．二十九　總計：十一．十三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七．四十六　一九五九年：十二．十七

　　一九六○年：九．四十二　一九六一年：十九．十六

　　一九六二年：四．四十四　總計：五十二．六十五

　　山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二十四　一九五九年：二．零六

　　一九六○年：四．四十六　一九六一年：一．十一

　　總計：七．八十七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六．八十五　一九五九年：八．九十九

　　一九六○年：九．五十五　一九六一年：二十三．六十七

　　總計：四十九．零六

　　陝西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二．七十八　一九六○年：二．十

　　總計：四．八十八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十一．八十五　一九五九年：十二．二十九

　　一九六○年：十．五十八　一九六一年：二十三．九十五

　　總計：五十八．六十七

　　寧夏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九十一　一九五九年：一．十五

　　一九六○年：．七十九　一九六一年：．十二

　　總計：二．九十八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四十七　一九五九年：三．六十三

　　一百九十六年：五．三十三　一九六一年：五．九十九

　　總計：十五．四十二

　　新疆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三．四十五　一九六○年：一．六十二

　　總計：五．零七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九年：三．六十七　一九五○年：五．十七

　　一九六一年：七．四十八　總計：十六．三十二

　　內蒙古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一．二十　總計：一．二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九年：六．三十八　一九六○年：八．六

　　一九六一年：十七．五十七　總計：三十二．五十五

　　北京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六○年：．九十八　一九六一年：一．五十五

　　總計：二．五十三

　　少出生人數：

　　一九六一年：五．三十九　總計：五．三十九

　　天津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九十七　一九六○年：一．二十七

　　一九六一年：一．零二　總計：三．二十六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九年：一．十一　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年：一．七十八

　　一九六一年：五．八十七　總計：八．七十六

　　上海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六○年：．四十九　一九六一年：一．四十四

　　一九六二年：一．零二　總計：二．九十五

　　少出生人數：

　　一九六○年：二．五　一九六一年：八．零一

　　一九六二年：三．九十一　總計：十四．四十二

　　全國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一百七十二　一九五九年：四百七十五

　　一九六○年：一千一百零九　一九六一年：三百

　　一九六二年：四十二　總計：二千零九十八

　　少出生人數：

　　一九五八年：三百六十五　一九五九年：七百三十五

　　一九六○年：九百八十九　一九六一年：一千零四十四

　　一九六二年：八十七　總計：三千二百二十

　　人口總減少數：

　　一九五八年：五百三十七　一九五九年：一千二百一十

　　一九六○年：二千零九十八　一九六一年：一千三百四十四

　　一九六二年：一百二十九　總計：五千三百一十八

　　由表二十三－－三計算結果可知，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了五千三百一十八萬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二千零九十八萬人，少出生三千二百二十萬人）。

　　各省的死亡率數據基本上是以官方統計為基礎的。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人們有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少省份對數進行了一些修正。應當比原有的統計數更接近實際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餓死人還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有些省份用這些數據計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據，比調查者的數字偏小。例如，中監委李堅當年到安徽調查的估計是，非正常死亡是三百萬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組織部長安子文下放安徽勞動，回京後對李堅說，安徽餓死五百萬人（見本書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計算的結果只有二百二十六萬人。薄一波對趙健民說山東餓死三百萬人，這裡計算的結果只有一百八十四．四十三萬人。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著文認為，四川省餓死一千二百萬人，上表中只有七百八十七萬人。《福建黨史月刊》二○○一年第一期載文認為，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萬人數為二十二萬人，少出生六十五萬人，該文是用省公安廳的數字計算的。而表二十三－－三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十八萬人。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當年在省裡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幹部，如果八十年代還在該省或在中央擔任要職，他有可能干預這些省份的死亡數據，以減輕其歷史責任。我在調查中發現過這種情況。所以，用各省的數據計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雖然比國家統計局的數要接近實際一些，但還是一個比實際情況縮小了的數據。

　　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按年度分佈情況，見圖二十三－－二。

　　根據各省官方數據計算，早在一九五八年，全國就有一百七十二萬人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四百七十五萬，至一九六○年達到頂點，非正常死亡為一千一百零九萬人。隨著落實救荒措施，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減少，一九六一年為三百萬人，至一九六二年，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基本走出饑荒，但個別省份如四川還在餓死人，全國總計仍有四十二萬人非正常死亡。此圖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實際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變化趨勢是可信的。

三、國外人口學家的研究結果

　　國外學者對中國大饑荒引起的人口減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種種不同的數字。艾德爾認為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二千三百萬，莫捨估計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一千一百萬至三千萬之間。希爾估計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三千萬，同時有三千三百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科爾認為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千七百萬。傑勒德．卡羅特認為，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年有二千七百萬人過量死亡，有二千九百萬嬰兒沒有出生，他後來在另一篇論文中重新估算，認為在一九六○年，死亡人口為四千零九十萬。

　　國外學者在研究這個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時，首先用人口學的方法，對《中國統計年鑒》上的人口數據進行修正。

　　《中國統計年鑒》上公佈的各年底人口總數、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戶籍管理部門統計的，具體說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處（戶政處）提供的。戶政處有關人口的數字是省公安廳和縣公安局逐級報上來的。據當年在公安部戶政處工作的張慶五和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他們不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上報的數字就不太準確。當時生產隊人口報表上有總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遷入數。總人口是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顧的：生產隊幹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所以，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總人口數相對準確一些，但死人過多的年份總人口有多報的情況。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據上述三個數字計算出來的。考慮人口調出和調入以後，總人口增加數（當年底人口總數減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和自然人口增加數（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應當是相等的。但是，各省報上來的這兩個數字彙總後卻有不小的差別。見表二十三－－四。

　　表二十三－－四：人口統計數字中不應有的差別（萬人）

　　名詞說明：（一）總人口增加數　（二）自然增長人數

　　（二）減（一）理論上應為

　　一九五三年：（一）一千三百一十四（二）一千三百三十七

　　（二）減（一）：二十三

　　一九五四年：（一）一千四百七十（二）一千四百六十六

　　（二）減（一）：四

　　一九五五年：（一）一千一百九十九（二）一千二百三十三

　　（二）減（一）：三十四

　　一九五六年：（一）一千三百六十三（二）一千二百七十

　　（二）減（一）：負九十三

　　一九五七年：（一）一千八百二十五（二）一千四百七十九

　　（二）減（一）：負三百四十六

　　一九五八年：（一）一千三百四十一（二）一千一百二十四

　　（二）減（一）：負二百一十七

　　一九五九年：（一）一千二百一十三（二）六百七十七

　　（二）減（一）：負五百三十六

　　一九六○年：（一）負一千（二）負三百零四

　　（二）減（一）：六百九十六

　　一九六一年：（一）負三百四十八（二）二百四十九

　　（二）減（一）：五百七十九

　　一九六二年：（一）一千四百三十六（二）一千七百九十四

　　（二）減（一）：三百五十八

　　一九六三年：（一）一千八百七十七（二）二千二百七十

　　（二）減（一）：負三百九十三

　　一九六四年：（一）一千三百二十七（二）一千九百二十七

　　（二）減（一）：六百

　　一九六五年：（一）二千零三十九（二）二千零二十六

　　（二）減（一）：負十三

　　資料來源：王維志手稿：《關於解放後我國總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長人數差數的情況》，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

　　《中國統計年鑒》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數漏報。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出生人口漏報較多。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生人口漏報不多，但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銷了戶口，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他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他的仕途。對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王維志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裡、省裡以後，上面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你的數準不準？再核一核！」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在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間，死亡普遍少報，而出生少報的情況較少。這就造成自然增長人口（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高於總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資源統計的，相對準確一些）的增長。

　　鑒於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的不準確，人口學家則採用人口學的方法來修正。

　　相對於年度人口數據（即戶籍數）而言，人口普查數據要準確得多。中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進行了兩次人口普查。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普查項目較少，主要調查年齡、姓別、民族等基本特徵。一九六四年的人口普查在一九五三年普查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項目，成為九項。一九八二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比前兩次規模更大，普查項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之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一九八三年公佈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結果。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大約一百萬人口中的約三十萬名十五至六十七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一九四○年以來的四十一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有了幾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調查數據，人口學家們就採用人口學的方法，對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行修正。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國際著名的人口學家。據李成瑞和她接觸時的印象，這位學者沒有政治偏見，對中國比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調查的數據，重新對出生率進行估計。並用人口普查數據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國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總趨勢。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對估計中國三年大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動提供了基礎數據。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對中國人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二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一九五二－－一九八二》）一書上。他依據我國計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資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重估歷年出生率。再根據他推算出來的歷年出生人數，減去實際存活人口，重新估計了死亡率。

　　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洛（G．Calot）（又譯傑．卡羅特）也用他自己的辦法重新修訂了中國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現將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列如表二十三－－五。

　　表二十三－－五：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

　　班尼斯特數：出生率（千分比）

　　一九五四年：四十三．四十四　一九五五年：四十三．零四

　　一九五六年：三十九．八十九　一九五七年：四十三．二十五

　　一九五八年：三十七．七十六　一九五九年：二十八．五十三

　　一九六○年：二十六．七十六　一九六一年：二十二．四十三

　　一九六二年：四十一．零二　一九六三年：四十九．七十九

　　一九六四年：四十．二十九　一九六五年：三十八．九十八

　　一九六六年：三十九．八十三

　　班尼斯特數：死亡率（千分比）

　　一九五四年：二十四．二十　一九五五年：二十二．三十三

　　一九五六年：二十．十一　一九五七年：十八．十二

　　一九五八年：二十．六十五　一九五九年：二十二．零六

　　一九六○年：四十四．六十　一九六一年：二十三．零一

　　一九六二年：十四．零二　一九六三年：十三．八十一

　　一九六四年：十二．四十五　一九六五年：十一．六十一

　　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

　　科爾數：出生率（千分比）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四　一九五五年：四十一．三

　　一九五六年：四十．零二　一九五七年：四十一．一

　　一九五八年：三十七．七　一九五九年：二十八．三

　　一九六○年：二十五．二　一九六一年：二十二．三

　　一九六二年：四十．九　一九六三年：四十七．三

　　一九六四年：四十．七　一九六五年：三十九．七

　　一九六六年：三十八．三

　　科爾數：死亡率（千分比）

　　一九五四年：二十九．一　一九五五年：二十二．四

　　一九五六年：二十．八　一九五七年：十九．

　　一九五八年：二十．四　一九五九年：二十三．三

　　一九六○年：三十八．八　一九六一年：二十．五

　　一九六二年：十三．七　一九六三年：十三．

　　一九六四年：十三．五　一九六五年：十一．一

　　一九六六年：十．四

　　卡洛數：出生率（千分比）

　　一九五四年：四十一．九十一　一九五五年：四十一．三十七

　　一九五六年：三十八．二十八　一九五七年：四十一．四十五

　　一九五八年：三十六．二十二　一九五九年：二十七．二十四

　　一九六○年：二十五．六十五　一九六一年：二十一．七十

　　一九六二年：三十九．七十九　一九六三年：四十八．六十九

　　一九六四年：三十九．八十二　一九六五年：三十八．七十七

　　一九六六年：三十九．五十二

　　卡洛數：死亡率（千分比）

　　一九五四年：十九．九十六　一九五五年：二十二．三十一

　　一九五六年：十六．八十五　一九五七年：十三．二十四

　　一九五八年：十五．九十八　一九五九年：十九．二十

　　一九六○年：四十．七十六　一九六一年：二十七．零三

　　一九六二年：十八．二十八　一九六三年：二十一．二十二

　　一九六四年：二千零八十二．　一九六五年：十．二十六

　　一九六六年：十二．二十七

　　資料來源：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Ansley J ．Coale：《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一九五二－－一九八二》，NATIONAL ACADEMYPRESS Washington，D．C 一九八四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學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數，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計算辦法是，用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的三年平均數作為起始點，用一九六四－－一九六六三年平均數為另一點。如果不發生三年大饑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連續的。即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這兩個點的連線上。為簡單起見，取這兩個點的平均數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數據計算：正常死亡率為：

　　【（二十二．三十三加二十．十一加十八．十二）除三加（十二．四十五加十一．六十一加十一．十二）除三】千分比除二等於千分之十五．九十六

　　正常出生率為：【（四十三．零四加三十九．八十九加四十三．二十五）除三加（四十．二十九加三十八．九十八加三十九．八十三）除三】千分比除二等於千分之四十．八十八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後的總人口數字，見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八年為三百．一萬人，一九五九年為三百八十六．八萬人，一九六○年為一千八百三十三．五萬人，一九六一年為四百五十六．七萬人。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二千八百八十七．一萬人。

　　同樣辦法，計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一九五八年一百九十九．七萬，一九五九年為八百零三．四萬，一九六○年為九百二十一．三十三萬，一九六一年為一千一百九十五．一萬。四年共少出生人口總數為三千一百一十九．五萬人。

　　用班久蒂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期間中國人口減少總數為（二千九百八十七．一加三千一百一十九．五）萬人，即六千一百零六．六萬人。

　　表二十三－－六：班久蒂對中國總人口和增長率的修正

　　修正後的平均人口（百萬）：

　　一九五五年：六百零六．五　一九五六年：六百一十九．一

　　一九五七年：六百三十三．二　一九五八年：六百三十八．八十五

　　一九五九年：六百五十．五　一九六○年：六百五十二．五

　　一九六一年：六百四十七．七十五　一九六二年：六百五十三．三

　　一九六三年：六百七十四．二　一九六四年：六百九十六．一

　　一九六五年：七百一十五．五

　　修正後的自然增長率（千分比）：

　　一九五五年：二十．七　一九五六年：十九．八

　　一九五五年：二十五．一　一九五八年：十七．一

　　一九五九年：六．五　一九六○年：負十七．八

　　一九六一年：負．六　一九六二年：二十七

　　一九六三年：三十五．九　一九六四年：二十七．八

　　一九六五年：二十七．四

　　修正後的總人口（百萬）：

　　一九五八年：六百四十六．七　一九五九年：六百五十四．三

　　一九六○年：六百五十．七　一九六一年：六百四十四．八

　　資料來源：彭尼．凱恩：《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中國大饑荒》，鄭文鑫、畢建康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零四頁

　　用同樣的辦法，根據科爾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千分之十六．二，正常出生率為千分之四十．二。

　　即：正常死亡率：【（二十二．四加二十．八加十九．）除三加（十三．五加十一．一加十．四）除三】千分比（除）二等於千分之十六．二

　　正常出生率：【（四十一．三加四十．二加四十一．一）除三加（四十．七加三十九．七加三十八．三）除三】千分比（除）二等於千分之四十．二

　　用科爾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科爾修訂的總人口數（以一九五四年底總人口六萬零二百六十六萬為基數）。

　　表二十三－－七：科爾修訂的人口數

　　修正後的自然增長率（千分比）：

　　一九五五年：十八．九十　一九五六年：十九．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二十二．十　一九五八年：十七．三十

　　一九五九年：五．　一九六○年：負十三．六十

　　一九六一年：一．八十　一九六二年：二十七．二十

　　一九六三年：三十四．三十

　　修正後的總人口（萬）：

　　一九五五年：六萬一千四百零五　一九五六年：六萬二千五百八十五

　　一九五七年：六萬三千八百六十八　一九五八年：六萬五千零七十五

　　一九五九年：六萬五千四百　一九六○年：六萬四千五百一十

　　一九六一年：六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一九六二年：六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一九六三年：六萬八千六百六十一

　　修正後的年平均人口（萬）：

　　一九五八年：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二　一九五九年：六萬五千二百三十八

　　一九六○年：六萬四千八百五十五　一九六一年：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八

　　一九六二年：六萬五千五百零五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計算出這幾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

　　一九五八年：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二乘（二十．四減十六．二）等於二百七十一萬人；同樣可以算出一九五九年為四百六十三萬人；一九六○年為一千四百六十八萬人，一九六一年為二百七十八萬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千四百八十一萬人。

　　少出生人口：

　　一九五八年：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二乘（四十．二減三十七．七）等於一百六十一．三萬人，同樣可以算出一九五九年為七百七十六．三萬人，一九六○年為九百七十四．九萬人，一九六一年為一千一百五十五．八萬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三千零六十八．三萬人。

　　用科爾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總影響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五千五百四十九．三萬人。

　　用卡洛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訂的總人口數（以一九五四年底總人口六萬零二百六十六萬為基數）。

　　表二十三－－八：卡洛修訂的人口數

　　修正後的自然增長率（千分比）：

　　一九五五年：十九．零六　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四十三

　　一九五七年：二十八．二十一　一九五八年：二十．零四

　　一九五九年：八．零四　一九六○年：負十五．十一

　　一九六一年：負五．三十三　一九六二年：：二十一．五十一

　　一九六三年：二十四．七十七

　　修正後的總人口（萬）：

　　一九五五年：六萬一千四百一十五　一九五六年：六萬二千七百三十一

　　一九五七年：六萬四千五百　一九五八年：六萬五千八百零六

　　一九五九年：六萬六千三百三十五　一九六○年：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三

　　一九六一年：六萬四千九百九十四　一九六二年：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二

　　一九六三年：六萬八千零三十七

　　修正後的年平均人口（萬）：

　　一九五八年：六萬五千一百五十三　一九五九年：六萬六千零七十

　　一九六○年：六萬五千八百三十八　一九六一年：六萬五千一百六十七

　　一九六二年：六萬五千六百九十三

　　依據表二十三－－八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一九五四年總人口為基數，用卡洛的自然增長率，計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結果是，正常死亡率為千分之十五．九十六，正常出生率為千分之三十九．八十七。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二千八百五十．九萬（一九五八年為一百三十．三萬，一九五九年二百一十四．萬，一九六○年一千六百三十二．八萬，一九六一年七百二十一．四萬，一九六二年為一百五十二．四萬）。四年少出生人口三千一百九十七．八十五萬（一九五八年為二百三十七．八萬，一九五九年八百三十四．五萬，一九六○年九百三十六．二萬，一九六一年一千一百八十四．一萬，一九六二年為五．二十五萬）。

　　用卡洛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總影響為上述兩項加，即六千零四十八．八萬人。

　　現將依據三位國外學者的的修訂數據計算的結果列下表。

　　表二十三－－九：根據三位外國學者的數據計算出的三年人口變動（萬人）

　　非正常死亡人口數

　　班久蒂數據：

　　一九五八年：三百．一　一九五九年：三百九十六．八

　　一九六○年：一千八百三十三．五　一九六一年：四百五十六．七

　　一九六二年：一百五十二．四　總計：二千九百八十七．一

　　科爾數據：

　　一九五八年：二百七十一．　一九五九年：四百六十三．二

　　一九六○年：一千四百六十八．九　一九六一年：二千七百七十六．九

　　總計：二千四百八十一

　　卡洛數據：

　　一九五八年：一百三十．三　一九五九年：二百一十四．

　　一九六○年：一千六百三十二．八　一九六一年：七百二十一．四

　　總計：二千八百五十．九

　　少出生人口

　　班久蒂數據：

　　一九五八年：一百九十九．七　一九五九年：八百零三．四

　　一九六○年：九百二十一．三　一九六一年：一千一百九十五．一

　　一九六二年：五．二十五　總計：三千一百一十九．五

　　科爾數據：

　　一九五八年：一百一十六．三　一九五九年：七百七十六．三

　　一九六○年：九萬七千四百零九　一九六一年：一千一百五十五．八

　　總計：三千零六十八．三

　　卡洛數據：

　　一九五八年：二百三十七．八　一九五九年：八百三十四．五

　　一九六○年：九百三十六．二　一九六一年：一千一百八十四．一

　　總計：三千一百九十七．九

　　人口總減少：

　　班久蒂數據：六千一百零六．六

　　科爾數據：五千五百四十九．三

　　卡洛數據：六千零四十八．八

四、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

　　【蔣正華的研究】

　　蔣正華研究的結論是，在三年大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一千七百萬人。由於蔣正華的這個結論已被國內主流意見接納，所以，我作一詳細介紹。

　　蔣正華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動下進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資深的革命幹部，是副部級高官，直到晚年還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一九五六年後任國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李先念秘書多年，後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他在統計局長任期內，主持了一九八二年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因此對人口問題有相當深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六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羅倫薩參加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的第二十屆大會。在這次會上，他結識了科爾、班久蒂和卡洛等國際著名學者，同他們交談中產生了研究中國大饑荒期間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願望。回來以後，他向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提議，將這個問題列入了國家研究課題。經過多方「招賢」，最後由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接受了任務。

　　蔣正華，一九三七年十月生，一九五八年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系，一九五八－－一九八○年在該校自動控制系任教，一九八○－－一九八二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研究院讀研究生，回國後在西安交大系統工程研究所任講師。一九八四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這個課題。蔣正華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結論是，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一千七百萬人，遠遠低於國外學者的估計。蔣正華的研究成果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專家評審後，得到了認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認為，和國外學者比起來，蔣正華的研究「科學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採訪時，也一再推薦蔣正華的研究。

　　由於此時的蔣正華已經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算是國家領導人，找他採訪很困難。於是，我找到了蔣正華就這個問題發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數字（後來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這個情況）。一是蔣正華、李南：《中國人口動態參數的校正》，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數據。（以蔣正華和李南的名義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供的論文《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學講義專用紙手抄稿複印件，也是這組數據。）二是在《中國人口年鑒，一九八七》上以《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為題的文章中的數據。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六百一十七頁上的數據，李成瑞對我說，這部分內容是他和蔣正華二人合寫的，數字是蔣正華的。現列出三組數字列表如下：

　　表二十三－－十：蔣正華提出的三組不同的中國人口數據（千分比）

　　《中國人口．總論》數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六．五十四　一九五六年：三十五．二十

　　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四十五　一九五八年：三十一．六十二

　　一九五九年：二十八．四十六　一九六○年：二十三．八十四

　　一九六一年：二十．七十八　一九六二年：四十四．七十三

　　一九六三年：四十五．五十七　一九六四年：四十．四十八

　　一九六五年：三十八．四十六　一九六六年：三十五．七十六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七．二十三　一九五六年：十六．七十七

　　一九五七年：十六．五十五　一九五八年：十七．二十五

　　一九五九年：十八．九十六　一九六○年：三十一．二十五

　　一九六一年：二十四．五十七　一九六二年：十八．零八

　　一九六三年：十六．七十二　一九六四年：十三．零三

　　一九六五年：十一．二十八　一九六六年：九．六十四

　　《中國人口年鑒，一九八七》數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七．三十二　一九五六年：三十五．九十二

　　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八十四　一九五八年：三十一．七十七

　　一九五九年：二十七．八十六　一九六○年：二十四．二十四

　　一九六一年：二十五．零三　一九六二年：三十九．六十五

　　一九六三年：四十六．二十三　一九六四年：四十三．六十三

　　一九六五年：三十九．五十一　一九六六年：三十六．五十四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二十二．五十四　一九五六年：二十一．五十二

　　一九五七年：二十．五十三　一九五八年：二十．零六

　　一九五九年：二十六．九十一　一九六○年：三十一．五十八

　　一九六一年：二十四．三十八　一九六二年：十七．八十四

　　一九六三年：十六．三十五　一九六四年：十四．九十三

　　一九六五年：十三．零四　一九六六年：十一．六十二

　　《西安交大學報》數

　　出生率：

　　一九五五年：三十七．九十八　一九五六年：三十六．三十九

　　一九五七年：三十七．十九　一九五八年：三十二．二十九

　　一九五九年：二十七．七十七　一九六○年：二十四．六十七

　　一九六一年：二十四．五十　一九六二年：三十八．三十七

　　一九六三年：四十五．三十七　一九六四年：四十一．二十三

　　一九六五年：三十九．四十三　一九六六年：三十六．六十六

　　死亡率：

　　一九五五年：十二．六十八　一九五六年：十二．八十

　　一九五七年：十三．零一　一九五八年：十三．三十六

　　一九五九年：十七．二十九　一九六○年：三十二．四十

　　一九六一年：十六．五十二　一九六二年：十三．六十

　　一九六三年：十三．二十七　一九六四年：十二．六十四

　　一九六五年：十．八十六　一九六六年：九．六十

　　表二十三－－十一：蔣正華對中國總人口數的修正（萬人）

　　估計年末人口：

　　一九五四年：六萬零三百一十　一九五五年：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四

　　一九五六年：六萬二千六百三十六　一九五七年：六萬三千八百九十三

　　一九五八年：六萬四千八百二十九　一九五九年：六萬五千四百七十六

　　一九六○年：六萬五千二百三十九　一九六一年：六萬四千九百二十六

　　一九六二年：六萬六千七百六十　一九六三年：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九

　　一九六四年：七萬零四百　一九六五年：七萬二千三百五十八

　　一九六六年：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五

　　估計年中人口：

　　一九五四年：五萬九千四百六十八　一九五五年：六萬零七百八十五

　　一九五六年：六萬一千八百七十三　一九五七年：六萬三千零五十七

　　一九五八年：六萬四千三百五十四　一九五九年：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一九六○年：六萬五千五百零四　一九六一年：六萬四千九百三十二

　　一九六二年：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九　一九六三年：六萬七千六百零三

　　一九六四年：六萬九千四百六十一　一九六五年：七萬一千二百六十三

　　一九六六年：七萬三千三百五十六

　　資料來源：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百一十八頁。

　　蔣正華以歷年的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其中，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總共死亡人數為八千二百九十九萬人；同時按這六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為六千六百零二萬人。二者相減，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一千六百九十七萬人，約一千七百萬人。

　　讀者可能看到，蔣正華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國外學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計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蔣正華提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總共死亡人數為八千二百九十九萬人（這和科爾的估計的八千六百二十六萬人僅少三百二十七萬人），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數高達六千六百零二萬人（這個數比科爾的五千八百四十萬人高出六百六十二萬人）。

　　我不知道六千六百零二萬人這個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但我們可以用蔣正華提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總共死亡人數為八千二百九十九萬人；用他修正後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後的每年平均人口數，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數；總死亡數減去正常死亡數，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我們起點用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三年平均數，終點取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一九六六三年平均數，用他提出的三組死亡率分別計算：

　　按西安交大學報數據計算：正常死亡率等於【（十二．六十八加十二．八十加十三．零一）除三加（十二．六十四加十．八十六加九．六十）除三】除二等於千分之十一．九十三

　　按千分之十一．九十三正常死亡率，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歷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數，六年正常死亡人數總共四千六百八十五萬人。蔣正華算出的六年死亡總數八千六百二十六萬人減去四千六百八十五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三千九百四十一萬人。

　　按《中國人口．總論》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千分之十四．十，由此計算出的六年正常死亡人數為五千五百三十八．五萬人；則六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二千七百六十萬人；

　　按《中國人口年鑒，一九八七年》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千分之十七．三十六，六年正常死亡人口為六千八百一十八．八萬人。六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一千四百七十八萬人。

　　蔣正華在一九八七年發表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此文收在《中國人口年鑒，一九八七年》上）一文中正式公佈大饑荒年代非正常死亡一千七百萬，原因在於這篇文章中他公佈的大饑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兩組數字要高得多，從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數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蔣正華估計的總死亡人口，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從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我再換一種方法驗算，還是用蔣正華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訂後的每年平均人口，計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等於（當年死亡率減正常死亡率）乘當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等於（正常出生率減當年出生率）乘當年年中人口

　　由於他提提供了三組數據，我們還得計算三次，其結果如下：

　　用蔣正華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計算：

　　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等於（十三．三十六減十一．九十三）乘六萬四千三百五十四等於九十二．零三（萬人）

　　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等於（十七．二十九減十一．九十三）乘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九等於三百四十八．三十九（萬人）

　　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等於（三十二．四十減十一．九十三）乘六萬五千五百零四等於一千三百四十．八十六（萬人）

　　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等於（十六．五十二減十一．九十三）乘六萬四千九百三十二等於二百九十八．零三（萬人）

　　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等於（十三．六十減十一．九十三）乘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九等於一百零九．三十六（萬人）

　　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年間，非正常死亡為二千一百八十八．六十七萬人。

　　用西安交大學報數據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二千八百二十一萬人（一九五八年為三百七十七．一萬人，一九五九年為六百七十四．七萬人，一九六○年為八百八十三萬人，一九六一年為八百八十六．三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的總影響為五千零九．九萬人。

　　用蔣正華《中國人口．總論》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二千三百三十七萬人（一九五八年為二百零四萬，一九五九年為三百一十七．二萬，一九六○年為一千一百二十四．七萬，一九六一年為六百八十一．一萬），少出生人口為二千八百六十八．五萬人（一九五八年為三百五十九．一萬，一九五九年為五百六十八．一萬，一九六○年為八百七十五．一萬，一九六一年為一千零六十六．二萬）。大饑荒對人口總影響為五千二百零五．五萬人。

　　用《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二千二百零九．九萬人（一九五八年一百七十三．一萬，一九五八年六百二十．一萬，一九六○年八百三十．八萬，一九六一年四百五十五．二萬，一九六二年三十．八萬）。四年少出生人數為二千七百四十八．九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總減少為四千九百五十八．八萬人。

　　以上用蔣正華的數據從不同的角度計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一千七百萬的結果。按數學常識，一種方法計算是否正確，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驗算。但不知道為什麼驗算的結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為什麼蔣正華同一種方法得出三組不同的數據？為什麼提出與前一組數據不同的數據時，不作為什麼不同的說明？為什麼用他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的結果都遠遠超過他的一千七百萬的結論？二○○二年六月我曾就此寫信向蔣正華求教，他沒有答覆。此時，我冒昧猜測，蔣正華最早用《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過多，就提出了後兩組數據。後兩組數據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辦法來減少非正常死亡數，從而減少政治風險。他發表的三組數據中，官方性最濃的《中國人口年鑒，一九八七》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於這種考慮。他做的畢竟是國家下達的課題啊！

　　我不願意停留在猜測上，二○○五年六月再一次將三年以前的信寄給蔣正華，十月十九日，終於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寫，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信簽，信簽抬頭是黑字，顯然發給我的是複印件）。為了供讀者研究，現將此信全文公佈如下：

　　繼繩同志：收到來函，以事煩未即復為歉。

　　中國經濟困難時期的人口數量變動情況是國內外都關心的的問題，也是我們應當在歷史上講清的一段往事。外國學者對這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的推算是以一九五七年或在此前死亡率與一九六四年前後死亡率或一九六四年死亡率為基準，估計其間正常死亡率水平，與實際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數。這樣的估計有兩個最大的誤差，第一，每個年齡人口死亡率不同，採用總死亡率不能考慮到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中國不同年齡人口死亡率變化模式的影響。當時的死亡率水平下，嬰兒和兒童死亡率下降較快，其他年齡段死亡率變化較少，或基本不變。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對較多，因為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條件衝擊較為嚴重，逃離最不利的環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學者獲得的計算結果高於實際。我們根據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獲得了很好的數據，在第四、五兩次人口普查後，我們都做過數據分析，發現這兩次普查數據質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認為可利用的詳盡的死亡率分年齡資料仍以這次最可靠。我們利用一九八二年數據構建了年齡別的生命表，並利用優化擬合的回推技術，再現了歷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據此計算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的死亡率與非正常死亡率之差從方法學而言比外國學者更加嚴密，我們的優勢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觀個人數據。

　　三組數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優化擬合回推時，需要採取歷史上的時點的基準數，優化技術也可以有總體優化和年齡組優化的不同準則。歷史上的基點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後的平均值為準，也可以對每一年的死亡率都進行擬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學報上發表的就是採用總體優化和時點基準計算的結果，年鑒數據發表時，我們已經用總體擬合了歷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結構就有了變化。「中國人口．總論」的數字計算中，我們在優化技術上又進行了改進，採取了分年齡組的優化方法，從方法學上看是最嚴密的，我個人認為這個結果是我可以推薦你作為參考的基準。因我手頭沒有詳細資料，許多計算結果都壓在手稿等資料堆中，要待我有機會再來整理。現在的印象三次計算相差不過二百萬左右，一千七百萬是取其整大數，待我找到原始材料當可提供直到個位數的計算結果。

　　以上情況供您參考，您在退休後仍關心國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

　　匆匆，順祝秋安

　　蔣正華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

　　蔣正華的回信沒有完全解釋我的疑惑。蔣正華說用三組數據計算的結果相差不過二百萬人，我在上面用三數字分別計算的結果的差異顯然超出了二百萬。他說三組數字其所以不同，是因為對數字不同的的「優化」。蔣正華的「優化」的技術的問題，人口統計學者會作出科學的評判。三年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蔣正華的一千七百萬為國內的主流所接受，被視為權威數據。但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個數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饑荒人口減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丁抒。他認為：

　　一，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則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等於（某年死亡率減正常死亡率）乘前一年年底人口數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則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等於該年年底人口減【一加（出生率減正常死亡率）】乘前一年底人口數

　　由於沒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將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死亡率（千分之十．零八），如果不發生大饑荒，死亡率應當是逐年下降的，選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會低估正常死亡率，從而不會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認為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一九六二年的出生率可信（千分之三十七．零一）。由於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個公式計算。

　　丁抒計算的結果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三千五百萬人。這個數是以統計局公佈的逐年人口數字為依據的計算結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國家統計局的總人口數據，因為統計局公佈的年底人口數和人口增長率互相矛盾。但他認為他用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增長率比較可信。他同意金輝的判斷：「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而人口增長率就是他們保留的真實數據。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長率為依據，推算出則非正常死亡為四千四百萬。（丁抒：《人禍》附錄：「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丁先生遠在國外，他採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從他的敘述中，對中國人口統計數據的形成過程不甚瞭解，還相信什麼「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我覺得其計算結果不可靠，只能作參考。

　　【金輝的研究】

　　上海的金輝先生也提出了一個數字。一九九三年，金輝先生根據中國政府公佈的一九五三－－一九六六年歷年人口統計數，指出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中國人口淨減少一千三百四十八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佈的出生率，計算出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二千五百六十八萬，根據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以及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平均死亡率作為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一千三百九十五萬。

　　出生人口減正常死亡人口加總人口減少值等於非正常死亡人口

　　據此式，二千五百六十八減一千三百九十五加一千三百四十八等於二千五百二十一，即一九六○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二千五百二十一萬。

　　按照同樣方法計算，如加上一九五九年，三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二千七百九十一萬。

　　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在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六百八十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達到三千四百七十一萬。

　　金輝先生雖然計算方法不同，但還是用的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並沒有對數據進行修正，他的結果只能作為參考。

　　【陳一咨的數據】

　　【英】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一書中透露，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曾告訴他，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四千三百萬人死於飢餓，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五千萬到六千萬。這份資料的準確性得不到檢驗，迄今少為人引用。

　　【曹樹基的研究】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他的作法是，採用一九五三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八二年全國各市縣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分析的基礎。再通過各地地方志中記載的資料，計算出各地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確定各地災前災後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體作法是：以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普查人口為基礎，根據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即可求得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一年的人口。用一九五八年人口減去一九六一年人口，所得淨減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饑荒時期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長人口，所得為減少人口或稱全部減少人口，再加淨遷移人口，所得為這一地區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資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他任何資料所不可替代的，這是本項研究賴以進行的基礎。地方志資料雖然不完整，但從抽樣的角度看，卻已足夠。兩套資料的配合應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誤差，排除錯誤。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饑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損失，並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進而求得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三千二百四十五．八萬。

　　我閱讀了曹樹基的專著《大饑荒－－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我覺得他以清代的「府」為單位作為分析的基本政區比較可取，這可以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多次行政區劃的變化造成的影響。他的方法我還要作進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維志的結論

　　我在這裡要重點介紹介紹另外一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位學者就是王維志。

　　王維志，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一九五九年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過很短一段時間後，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王維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實人口數據，瞭解了更多的實際情況。八十年代以後，到中國社會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他對中國人口統計的理論和實踐十分熟悉。王維志認為，蔣正華提供的一千七百萬非正常死亡數據偏小，與實際情況差別較大。他的研究結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三千三百萬至三千五百萬人。

　　王維志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對已經公佈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人口數據進行了修正。

　　表二十三－－十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總人口和自然增長情況（萬人）

　　一九五八年：

　　總人口：六萬五千九百九十四

　　一九五九年：

　　總人口：六萬七千二百零七

　　總人口增加數：一千二百一十三

　　自然增長人數：六百七十七

　　一九六○年：

　　總人口：六萬六千二百零七

　　總人口增加數：負一千

　　自然增長人數：負三百零四

　　一九六一年：

　　總人口：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九

　　總人口增加數：負三百四十八

　　自然增長人數：二百四十九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八十三頁。

　　中國政府已公佈的上述數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計，按總人口增加數計算，減少一百三十五萬人，按自然變動算，卻增加六百二十二萬人，兩者差額為七百五十七萬人。究竟哪個對呢？王維志認為，這兩筆數都有問題。他分析，一九五九年是困難時期的第一年，這一年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的情況已經開始。這一年自然增長六百七十七萬比上一年的增長數下降四十％是比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長一千二百一十三萬，只比上一年少增一百二十八萬，增長率仍然保持一．八％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經減慢，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對一九六○年來說，總人口減少一千萬，自然變動減少三百零四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一方面有意多報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報死亡人數。一九六一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了二百四十九萬人，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

　　根據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資料回推，一九六一年人口應當是六萬四千五百零八萬人，比原統計數減少一千四百八十六萬人。這就需要對三年困難時期總人口和自然增長人數重新估計。王維志做了以下假定，一九五九年按自然變動計算，人口增加六百七十七萬人。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共減少二千一百六十三萬人，比原來統計數減少一千三百四十八萬人多減少八百一十五萬人。王維志將這多減少的八百一十五萬人調整到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兩年裡。即將一九六○年的原統計總人口減少一千萬調為一千五百萬，一九六一年原統計人口減少的三百四十八萬調整為六百六十三萬。見表二十三－－十三。

　　表二十三－－十三：王維志調整後的三年總人口數和自然增減數（萬人）

　　一九五八年：

　　人口數：六萬五千九百九十四

　　一九五九年：

　　人口數：六萬六千六百七十一　人口增減數：一百零一．零三

　　數量（以一九五八年為一百）：六百七十七

　　增減比例（百分比）：一．零三

　　一九六○年：

　　人口數：六萬五千一百七十一　人口增減數：九十七．七十五

　　數量（以一九五八年為一百）：負一千五百

　　增減比例（百分比）：負二．二十五

　　一九六一年：

　　人口數：六萬四千五百零八　人口增減數：九十八．九十八

　　數量（以一九五八年為一百）：負六百六十三

　　增減比例（百分比）：負一．零二

　　公安部公佈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一九五九年一千六百四十七．四萬人，一九六○年一千三百八十九．三萬人，一九六一年一千一百八十八．六萬人。

　　如前所述，當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國家的供應指標，出生人口漏報較少，所以假定這些數字是準確的。當年的出生人口減去當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就是當年的死亡人口：

　　一九五九年死亡人口等於一千六百四十七．四減六百六十七等於九百八十．四萬人

　　一九六○年死亡人口等於一千三百八十九．三減（負一千五百）等於二千八百八十九．三萬人

　　一九六一年死亡人口等於一千一百八十八．六減（負六百六十三）等於一千八百五十一．六萬人

　　三年總死亡人數是以上三項相加，即五千七百二十一．三萬人。在這總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餓死人口）。一九五八年死亡人口為七百八十一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六十八頁），王維志僅粗略估算，將七百八十一萬人作為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數，則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三年正常死亡為二千三百四十三萬人，總死亡人數五千七百二十一．三萬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二千三百四十三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五千七百二十一．三－－二千三百四十三等於三千三百六十七．九萬人。即三年餓死三千三百七十八．三萬人。

　　其實，一九五八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發生饑荒，這七百八十一萬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為正常死亡人數，即（七百零六．二加六百八十七．五加七百八十一．一）除三等於七百二十四．九，則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正常死亡人數為七百二十四．九乘三等於二千一百七十四．七萬人，將總死亡人口的五千七百二十一．三萬人扣除二千一百七十四．七萬人，則三年餓死人口為三千五百四十六．六萬人。

　　按王維志的修訂數，一九六○年的死亡率應為千分之四十四．三十三，而不是統計年鑒上的千分之二十五．四十三。千分之四十四．三十三這個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計的四十四．六十千分之、卡洛的千分之四十．七十六接近，高於科爾的千分之三十八．八，更高於蔣正華的千分之三十一．二十五（《中國人口．總論》數）、千分之三十一．五十八（李成瑞書中數）和千分之三十二．四十（《西安交大學報》數）。

　　王維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實際經驗和親身體驗對統計數字進行調整的。他是學統計的，當然熟悉數學工具，但他沒有用複雜的數學計算。他知道各地報上來的數字是多麼不準確，如果用精確的數學工具來處理這些數據，顯得滑稽。

　　金輝、曹樹基、王維志幾位中國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三千二百五十萬到三千五百萬之間，他們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卻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但是，金輝、王維志沒有考慮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因為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六二年春，一些地方有餓死人的現象。曹樹基的計算中雖然包括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但他計算中小規模的人口死亡無法發覺。有些地區計算中有遺漏。如果加上一九五八和一九六二年兩年的餓死人的數字（按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是，一九五八年為一百八十一萬，一九六二年為四十二萬，共計二百二十三萬人），則大饑荒餓死人在三千五百萬到三千七百萬之間。取其中數三千六百萬。

　　據我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調查，我認為，同所有中外學者的數字比較，三千六百萬這個數字比較接近實際，但還是低於實際。例如，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認為，四川餓死人數在一千二百萬人（本書前面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七百九十七萬）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安子文在文革期間下放安徽時考察結果，認為安徽餓死五百萬人（本書前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二百二十六萬）。在大饑荒期間曾負責亳縣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梁志遠（他當時擔任亳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以親身經歷證明，非正常死亡統計數據遠遠低於實際情況（見本書《安徽不安》一章）。親歷者提供的數據遠遠多於現有的各種統計數據，也高於王維志的數據。

　　在人口減少中，本書計算沒有考慮各省淨遷出人口。如果考慮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少一些。但不會少很多。這是因為流動人口的數量是有限的。據當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提供人的數字，一九六○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為六百萬人，省際流動遠遠小於這個數。省內流動不會影響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數字，省際流動對我上述計算有一些影響。因此，我將廖伯康、安子文、梁志遠等親歷者所說的情況抵消省際流動的數字。全國非正常死亡還是按三千六百萬計。

　　根據以上分析和多方面聽取意見，我估計，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三千六百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四千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七千六百萬。

　　附錄：

　　蔣正華先生台鑒：

　　請恕我稱您為先生而不稱副委員長，這是因為我看重作為學者的蔣正華更勝於作為官員的蔣正華。古人云：「文章草草傳千古，仕宦匆匆僅十年」，何況您的文章不會是「草草」之作，應是精心研究的學術著作，其影響更為深遠。

　　是李成瑞推薦我找您的。據李老講，您原來住十九層，他住八層，經常交談。對大躍進期間中國的人口變動，國外學者研究很多，有科爾，有班久蒂，有卡洛，等等，而李老獨推崇於您。他認為您是用人口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大躍進人口變動第一人。李老已發表了專門推薦您的文章。我是新華社退休記者。退休後想研究一下大躍進期間人口變動問題。李老建議我必須找您談。

　　經李老推薦，我拜讀了您的論文。現有幾個問題想求教於您：

　　第一個問題：您提供的三組數據為什麼不同？是同一方法算出來的嗎？這三組數據哪一組代表您最後的看法？為什麼要對前一組時進行修正？

　　現在我看到了您提供了三組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數字。一是蔣正華、李南：《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數據（以蔣正華和和李南的名義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供的論文《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學講義專用紙手抄稿，也是這組數據）。二是《中國人口年鑒，一九八七》，中國經濟管理出版社，第九十四－－一百零六頁。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六百一十七頁，據李成瑞講，這部分內容是他和蔣正華二人寫的，數字是蔣正華的。現僅列出死亡率一項三種出處的差別。

　　年份

　　一九五七年：

　　中國人口總論：十六．五十五　中國人口年鑒：二十．五十三

　　西安交大學報：十三．零一

　　一九五八年：

　　中國人口總論：十七．二十五　中國人口年鑒：二十．零六

　　西安交大學報：十三．三十六

　　一九五九年：

　　中國人口總論：十八．九十六　中國人口年鑒：二十六．九十一

　　西安交大學報：十七．二十九

　　一九六○年：

　　中國人口總論：三十一．二十五　中國人口年鑒：三十一．五十八

　　西安交大學報：三十二．四十

　　一九六一年：

　　中國人口總論：二十四．五十七　中國人口年鑒：二十四．三十八

　　西安交大學報：十六．五十二

　　一九六二年：

　　中國人口總論：十八．零八　中國人口年鑒：十七．八十三

　　西安交大學報：十三．六十

　　一九六三年：

　　中國人口總論：十六．七十二　中國人口年鑒：十六．三十五

　　西安交大學報：十三．二十七

　　一九六四年：

　　中國人口總論：十三．零三　中國人口年鑒：十四．九十三

　　西安交大學報：十二．六十四

　　一九六五年：

　　中國人口總論：十一．二十八　中國人口年鑒：十三．零四

　　西安交大學報：十．八十六

　　第二個問題：您推算出來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數為一千七百萬，是用哪一組數據為基礎？是用什麼辦法算出來的？一般說來，知道各年死亡率（如您提供的）各年平均人口數（按統計年鑒兩個年底數之和除二），就可以算出各年死亡人數。

　　各年死亡人數減去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數。

　　怎樣確定正常死亡數呢？科爾以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四年的死亡率兩點，取其中數。也有人取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三年的死亡率平均數作為起點，取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三年死亡率的平均數為另一點，再用科爾辦法取其中數。這比科爾數要準確一些。也有人用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為正常死亡率。您是怎樣確定正常死亡人數的？

　　以上問題如能給我以啟蒙，將不勝感謝。

　　找您很難，王維志提供了您夫人辦公室的電話，我兩個星期四都打電話，沒找到人。我把我的電話留給了您夫人，也未見回音。給人大常委打電話，把我當成信訪的。所以，只好寫這封信。

　　敬祝大安！

　　楊繼繩

　　二零零二六月

　　二零零五年八月再發

【第二十四章　大躍進狂瀾中的國民經濟】

　　儘管糧食生產非常重要，但國家的總體經濟狀況更為重要，如果國家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一旦出現饑荒，國家可以從國外購買糧食。所以解決饑荒問題的關鍵是整個經濟的增長，而不能僅限於增加糧食生產方面。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間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狀況。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到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對一九五八年的形勢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十七個問題，其中，重點討論了當年的鋼鐵生產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參加過這次會議的李銳說，如果說大躍進是狂風巨浪，那麼，北戴河會議就是洪峰的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薄一波在工業書記會上作總結發言，傳達了毛澤東一個驚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一般的超英趕美已經不夠氣魂了，要變成四個美國，還要成為老大哥蘇聯的一倍。人們的思想更加狂熱。

　　這次會議不僅就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作出了具體的規定，還提出了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辦法，這就是「拔白旗」和「插紅旗」。所謂「拔白旗」，落實到基層就是對大躍進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壓力，甚至批判鬥爭。「插紅旗」就是對那些激進分子進行表彰。這樣做的結果，形成了「正反饋」機制，使大躍進越來越向激進的方向偏移。

　　大躍進不僅沒有使國民經濟實現超越式發展，反而使國民經濟落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一九五七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總值為三百六十九億美元，日本只有二百九十七億美元。一九六一年，日本的國民收入總值超過了中國，從此以後兩國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

一、農業躍進，糧食減產

　　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農業的躍進就是要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具體目標是，到一九六七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一萬億斤。如本書「糧食問題」一章所述，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千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一九六七年糧食總產量只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億斤。一九九六年才突破一萬億斤，以後一直在一萬億斤上下徘徊。可見，這個指標「冒進」了三十年，當時卻作為政治任務層層下達，非完成不可。

　　為了完成高產任務，各地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開荒，大興水利。而這些都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大兵團作戰。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極為荒唐的瞎指揮和駭人聽聞的強迫命令。其中的具體情況，在本書介紹各省情況中有詳盡的陳述。

　　農業大躍進的前奏是水利化運動。一九五七年冬，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以後，各地投入了大量勞動力，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興修水利是應該的，但要求過高過急，超過了社會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過程中，又不講科學，強迫命令，蠻幹，好的出發點，就造成了壞的結果。

　　據統計，全國各地農村興修農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數，從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兩三千萬人，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增加到一億人左右。到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全國農民投入興修水利的勞動日共計一百三十多億個，完成土石方量二百五十多億立方米。有人計算，如果將這些土方鋪成一米厚、六十六米寬的路，可以從地球鋪到月球。

　　一億農村勞動力興修水利是個什麼概念呢？一九五八年，全國人口為六萬五千九百九十四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五萬五千三百零三萬人，農村勞動力約有二．六十五億人，即每二．六十五個勞動力中，就有一個人上了水利工地。這是全國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勞動力遠遠超出了這個數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長期在水利工地上。

　　據水利部門當年統計，從一九五七年十月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全國擴大灌溉面積三萬五千三百三十四萬畝，比解放後八年增加的灌溉而積還多二十九．三％。顯然，這個數是誇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過，當年建設的水利設施，有一些到八十年代還起作用。所以，對一九五八年的水利建設，不能全盤否定。但是，相當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沒有考慮當時科技和經濟能力，有的缺乏科學的勘探和設計，結果半途而廢，既勞民傷財，又破壞了生態環境。一億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糧食，這是民饑荒的原因之一。

　　興修水利是大兵團作戰。在工地上的勞動者按軍事編製。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勞動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幹部摧殘農民的情況相當普遍，特別是任務難以完成的時候，情況更為嚴重，打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

　　當時搞水利化運動實行的是「三邊方針」：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使很多工程倉促上馬，半途而廢。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後患。

　　在耕作上，一反農民千百年的犁耕的習慣，要農民用鐵掀搞深翻。過去農民犁耕的深度二十厘米左右，現在用鐵掀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僅耗費了大量的勞動力，還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處，把深處的生土翻了上來，影響農作物的生長。深翻時候，田頭紅旗招展，上百個勞動力，每人一把鐵掀，站成一橫排，像運動場上短跑比賽一樣向前挖掘。領導人還組織學生們在田頭敲鑼打鼓助威。

　　水利化運動和積肥運動，使得運輸任務重。上級要求各地在搬運土方和肥料時，用手推車取代扁擔。於是，各地又大搞「車子化」的群眾運動。為了造車子，不僅砍樹，還把農民家裡的板凳也拿來做車子。有了車子，為了提高速度，上級要求給車子裝上軸承。於是又搞起了「軸承化」。軸承哪裡來？發動農民自己製造。於是，千家萬戶拿起鐵錘砸鐵珠子。農村鐵匠把這些珠子鑲嵌在大小兩個鐵圈之間就算是軸承。顯然，這樣的軸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費了。

　　農業大躍進，不但沒有躍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六一年糧食產量下降了二十四．三％（按中央檔案館保存的糧食部的數字，減少了二十六．四％－－本書作者注），棉花產量下降了五十一．二％，三種油料下降了五十七．一％，林牧副漁也大幅度下降。耕畜減少了二十八．八％，中小農具減少了二十五％，舊式中型農具減少了四十％左右。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農業總產值連續三年下降。按可比價格計算，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的農業總產值低於一九五二年。按當年價格計算，一九六○年農業總產值低於一九五二年。詳見表二十四－－一。

　　表二十四－－一：農業總產值及其指數

　　農業總產值（億元）：

　　一九五二年：四百六十一　一九五三年：五百一十

　　一九五四年：五百三十五　一九五五年：五百七十五

　　一九五六年：六百一十　一九五七年：五百三十七

　　一九五八年：五百六十六　一九五九年：四百九十七

　　一九六○年：四百五十七　一九六一年：五百五十九

　　一九六二年：五百八十四　一九六三年：六百四十二

　　以一九五二年為一百：

　　一九五二年：四百六十一　一九五三年：一百零三．一

　　一九五四年：一百零六．六　一九五五年：一百一十四．八

　　一九五六年：一百二十．四　一九五七年：一百二十四．八

　　一九五八年：一百二十七．八　一九五九年：一百一十．四

　　一九六○年：九十六．四　一九六一年：九十四．

　　一九六二年：一百　一九六三年：一百一十一．六

　　以上一年為一百：

　　一九五二年：一百一十五．二　一九五三年：一百零三．一

　　一九五四年：一百零三．四　一九五五年：一百零七．六

　　一九五六年：一百零五．　一九五七年：一百零三．六

　　一九五八年：一百零二．四　一九五九年：八十六．四

　　一九六○年：八十七．四　一九六一年：九十七．六

　　一九六二年：一百零六．二　一九六三年：一百一十一．六

　　資料來源：一九八○年《中國經濟年鑒》第五部分和一九八三年《中國經濟年鑒》第六部分。

二、以鋼為綱，搞亂全局

　　「以鋼為綱」的指導思想及全民大辦鋼鐵的作法，搞亂了國民經濟全局。對國民經濟影響最大，危害最深。

　　一九五七年鋼產量五百三十五萬噸，一九五八年計劃六百二十萬噸。如果不搞大躍進，實現七百萬噸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是不可能的事。

　　表二十四－－二：大躍進以前各年的鋼產量（單位：萬噸）

　　鋼：

　　一九五○年：六十一　一九五一年：九十

　　一九五二年：一百三十五　一九五三年：一百七十七

　　一九五四年：二百二十三　一九五五年：二百八十五

　　一九五六年：四百四十七　一九五七年：五百三十五

　　鋼材：

　　一九五○年：三十七　一九五一年：六十七

　　一九五二年：一百零六　一九五三年：一百四十七

　　一九五四年：一百七十二　一九五五年：二百一十六

　　一九五六年：三百一十四　一九五七年：四百一十五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百二十五頁。

　　毛澤東早就把大話說出去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團訪蘇期間，得知赫魯雪夫計劃蘇聯十五年趕上美國後，於十一月十八日，就在六十四個黨的會議上發言，提出了中國用十五年鋼產量等方面趕上英國的目標。毛澤東金口一出，就成為全國上下鐵打不動的任務。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冶金部長王鶴壽組織治金部黨組「務了八天虛」向毛澤東提出了鋼鐵「十年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的報告。這比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標又提前了五年，毛十分高興，多次表揚了這個報告，還說這個報告是「一首抒情詩」。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鋼產量為六百二十四．八萬噸的指標，比上一年增長十六．七％。但是，這個指標被認為太低。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又把指標提高到七百七十一萬噸，比上年增長四十四．一％。但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政治局會議又把鋼產計劃提高到八百萬－－八百五十萬噸。比上年增長四十九．五％－－五十八．九％。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五月底，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八次擴大會議時，華東局柯慶施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到八百萬噸。這被認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建議指標。」隨後，各大協作區紛紛召開鋼鐵規劃會議，各自提出明年鋼產指標：華東八百萬噸，華北六百萬噸，西南三百一十萬噸，東北一千一百萬噸，西北一百五十萬噸，並預計到一九六二年將達到八九千萬噸。

　　六月十七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將此件印發給軍委會議各同志，將題目改為《兩年超過英國》，毛澤東批示說：

　　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一九五九年達到二千五百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達到英國了。

　　在這種氣氛之下，六月十九日晚上在中南海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毛澤東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冶金部長王鶴壽也參加了，毛問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佈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佈置了。所以，六月十九號才決定搞一千一。一九五八年鋼產指標為一千一百萬噸（對外公佈是一千零七十萬噸）就是這樣的確定下來的。這麼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邊三言兩語決定了。

　　但是，從六月十九日到八月中旬，鋼鐵完成任務的情況不理想，八月十六日，在北戴河會議召開的那一天，毛澤東提出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方針。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幾天，毛澤東聽取了鋼鐵生產情況的匯報以後，給陳雲打電話，作了八點指示，其中談到要有鐵的紀律，沒有完成生產和調撥計劃的，分別情況給予警告、記過（小過、中過、大過）、撤職留任、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的處分（這些處分措施後來寫進了北戴河會議的文件中）。並讓陳雲把各省工業書記召到北戴河開一次會議。八月二十一日，陳雲向參加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傳達了毛的指示，並提議，要發動群眾搞「土爐子」，說「土爐子」在中國的命運還有一個時期。薄一波插話說，對土爐子要有信心，一百個土爐子有一個出鐵那就很好。從此，「小、土、群」（小爐子，土爐子，遍地成群）在中國大地到處風行，危害極深。一向被人們譽為講究科學、頭腦冷靜的陳雲也出此下策，可能當時人們頭腦熱到什麼程度。在北戴河的工業書記會上，按月落實了鋼鐵的生產進度，還按地區分配了鋼鐵生產任務，連幾乎沒有鋼鐵工業的廣西，也必須生產二十萬噸生鐵，其他省市的任務就更重了。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全民的大煉鋼鐵運動迅速展開。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在八月三十日的總結報告中說：

　　死與活的問題。不是死人之「死」，是統死統活的問題，世界上沒「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萬噸鋼，少一噸也不行，這是「死」的。明年二千五百萬到二千七百萬噸，爭取三千萬噸，其中二千五百萬噸是「死」的，是「死鋼」，另外二百萬－－二百五十萬噸是「活」的，歸地方支配。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傳達下去已經九月份了。在剩下兩三個月時間內，還要完成六百多萬噸的任務，才能實現全年的一千零七十萬噸。按常規這是不可能的，只好發動全民蠻幹。九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鐵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九月五日，《人民日報》再發社論：《全力保證鋼鐵生產》，號召與鋼鐵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部門「停車讓路」。這一「停車讓路」，使各頂工作停頓，各個部門為鋼鐵行業作出犧牲，造成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當時，一千零七十萬噸這個數字用巨字寫在全國各地的牆壁上，「為鋼鐵元帥升帳」「為鋼鐵元帥讓路」的宣傳品遍及各地。全國上下，不分工農商學兵，不分男女，都為「一千零七十」而奮鬥。工廠，農村，學校，機關，都搭起了爐子，找來礦石，不分晝夜地大煉鋼鐵。九月四日的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傳達說：「主席提出，明年糧食再翻一番，今年一千一百萬噸鋼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敗。」彭真說：「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鋼鐵有一個大躍進，因為九月是要命的一個月。」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到九月三十日，要達到日產鋼六萬噸，鐵十萬噸。九月，全國參加大煉鋼鐵的人數由八月份的幾百萬人增加到五千萬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爐六十多萬座。十月，達六千多萬人，最高達九千萬人。加上其他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為了配合大辦鋼鐵，還大辦地質，全國上千萬人上山找礦；大辦煤炭，到處設法挖煤，僅小煤窯就開挖了十萬多個；大辦運輸，組成了數以千萬計的運輸大軍，各行各業，男女老少，既有現代化的運輸車輛，又有牛車馬車和肩挑背馱。

　　這上億人的大辦鋼鐵的大軍中，絕大多數人不僅從來沒有煉過鋼鐵，連高爐也沒有見過。對他們能不能煉出鋼來，是有人懷疑的。懷疑是要受到批評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在介紹湖南邵陽專區的經驗中說：「他們組織全民大辯論，駁倒『農民煉不出鐵來』的』『懷疑論』、『條件論』等右傾保守思想，在全區組織了萬餘名幹部、九十三萬群眾投入煉鐵運動。沒有礦，他們說，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礦來。」

　　「全民大辦鋼鐵」，的確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煉鋼爐，建立了小型鋼鐵廠，毛澤東的生活秘書葉子龍被任命為廠長。葉子龍對鋼鐵生產一竅不通。毛澤東還到這個「鋼鐵廠」視察，聽取葉子龍匯報。

　　在中南海的帶動下，中央機關和各省委機關也都架起了煉鐵爐：在國家計委在三里河的辦公樓的院子裡煉鋼爐火沖天，把鐵絲網剪成一段一段去煉鐵，煉出幾塊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

　　文化部也成立了煉鋼指揮部，副部長、著名戲劇家夏衍擔任煉鋼總指揮，倒是頗有戲劇性。

　　外交部也在院裡築起了小土爐，燃起了熊熊烈火。

　　連手無縛雞之力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她家的院子裡也搭起了煉鐵爐，秘書、司機、炊事員一齊上陣，孫夫人也親自動手，也在努力為「一千零七十」作貢獻。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變成了荒唐的行動。河南省遂平縣提出了口號：「建百廠，設萬爐，日產千噸」。後來以發展到：「社社建爐，鄉鄉建廠，三天準備三天建，五天投入生產，日產萬噸鋼」。為了找礦報礦，他們提出：「向深山進軍，向高山要寶，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羅地網，圍剿山中寶藏，不漏一個山頭，為找到六千萬噸鐵礦石而奮鬥！」礦石還沒有找到，遂平縣（左山右查）岈山公社就接受到縣裡分配的鋼鐵生產指標，十月十四日，公社就把鋼鐵生產指標到各大隊。經過千辛萬苦，人們終於在歪尖山下紅石崖發現了鐵礦，品位很低。但人們已經顧不得品位高低了，瘋了一樣到紅石崖挖礦石。幾天時間，紅石崖、柴王台的山野裡，就建起了一座座煉鐵爐子，八萬鋼鐵大軍聚集在這裡，全縣建立了三個戰區、四十二個營，一百七十四個連隊，開始了大煉鋼鐵的戰鬥。原來這裡滿山遍野是樹林，林子裡有老虎、豹子、野豬，這一大煉鋼鐵，樹全砍光了。縣委還嫌進度太慢，高爐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爐，幾戶建小爐。建爐的磚從哪裡來？扒房子。先扒沒人住的，夫妻雙雙上佔戰區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說。據統計，在大煉鋼鐵期間，（左山右查）岈山公社共扒房屋一千六百五十三間。煤燒完了，樹砍光了，可鋼鐵指標還是上不去，急壞了公社書記陳炳寅。後來公社黨委決定「六找、七查」：床下找，牆上找，牆內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淨，不放過一根鐵釘。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廟古寺，找大鐘香爐；查武舉人後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鐵器；查光，查淨，家家不能有鐵鍋。一夜間，千家萬戶沒有鍋，古廟寺院再沒有鐘聲，石磨石碾挖去了鐵軸，門沒有鐵鼻。這一夜，（左山右查）岈山公社共繳「廢鐵」七萬一千七百八十六斤，全部投進了煉鐵爐裡。

　　全國各地都像（左山右查）岈山公社一樣，機關、學校、公社、商店，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鋼鐵生產指標，搜集各種鐵件，化成鐵錠，向上級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無寸鐵」。

　　當時，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為「一千零七十」而奮鬥。在熱火朝天的大煉鋼鐵運動中，青年學生們是很真誠的。浠水縣，既沒有鐵礦，也不產煤。我們這些中學生到四十里外的蘭溪港去挑從外地運來礦石和煤炭。那時我們熱情很高，雖然體重只有七八十斤，卻挑了上百斤的擔子。學校請人在校園後面的空地上搭了一個很大的土爐子，請木匠做了一個很大的風箱。拉風箱是四個人，他們以同一節奏，以跑步的速度前進，後退，前進，後退，不到幾分鐘就滿身大汗。因此組織了幾個小組，十幾分鐘就輪換一次。物理老師，化學老師也在爐子邊忙碌著。忙了幾天，沒見出鐵。有人說，必須用鐵做「引子」，新煉的鐵水才會出來。於是，畢業班陳武安、范炳文、雷伯軒、侯耀等同學把學校上下課報時的大鐵鍾砸了，投進爐子裡。不久，紅紅的鐵水果然出來了，大家歡呼「總路線萬歲！三面紅旗萬歲！」鐵水流進模型裡鑄出了幾塊「鋼錠」，還不等完全冷卻，就給它扎上紅綢，敲鑼打鼓地抬到縣委會去報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動，認為在「一千零七十」中也有我們的一份貢獻。當時只有五十多萬人口的浠水縣，組織了十三萬多人的「大兵團」砍樹燒炭，建煉鋼爐一百六十八個，煉鐵爐二千八百四十六個，在城關、蘭溪兩地各建鋼鐵廠一個，職工上千人。據當時上報共煉鋼九．三十四噸，鐵三千零七十八噸，實際多為廢渣。這十三萬砍樹燒炭的「大兵團」使全縣所有的山林都變成一片光禿。

　　像農業上大放高產衛星一樣，各地也大放鋼鐵的高產衛星。《人民日報》在鼓吹鋼鐵生產「放衛星」中，又一次大顯身手，除了發表大量的新聞報導以外，還在一版顯蓍位置不停地發表社論：

　　九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社論《緊緊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紹，九月十四日，貴州省首放衛星，宣佈生產生鐵一萬四千噸，提前完成了九月份的九千噸生產計劃。

　　九月十七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論中說，僅在九月十五日這一天，全省就產鐵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九．二噸，日產千噸以上的縣出現了八個，其中禹縣日產生鐵高達四千三百九十六噸。

　　十月一日，《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的社論中說，九月二十九日，是中央確定放衛星的日子。這一天，各種衛星一齊上天，全國鋼的日產量近六萬噸，鐵的日產量近三十萬噸，出現了九個日產生鐵超過萬噸的省，七十三個日產生鐵超過千噸的縣，出現了兩個日產五千噸鋼、一個日產四千噸鋼的省。

　　十月十八日，《祝廣西大捷》的社論中介紹，毫無鋼鐵生產基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反而後來居上，接連放了幾顆特大的衛星。其中，環江縣日產生鐵六千三百多噸。

　　十月二十六日，《「鋼鐵生產周」勝利以後》的社論中說，十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中央確定的「鋼鐵生產高產周」，在這一周內，鋼鐵平均日產量比以前十四天的平均日產量增加了八十五％，生鐵的平均日產量比以前增加了三百零三％。其中鋼的最高日產量曾達到十萬多噸，生鐵最高日產量達到三十七萬多噸。

　　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導：《一零七零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實現》。消息說，據治金工業部十二月十九日統計，全國已生產鋼一千零七十三萬噸。以後的報導說，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年累計產鋼一千一百零八萬噸。

　　《人民日報》提供的這些鋼鐵產量的數字，和它提供的糧食產量的數字一樣，完全是天方夜談。但是，對這些謊言不容懷疑，誰懷疑，誰就要倒霉。時任中央工業部副部長的高揚到河南瞭解大煉鋼鐵的情況，他發現「小、土、群」煉鐵爐煉出的根本不是鐵，只是一些熏得烏黑的石頭。高揚當即對禹縣委書記刁文指出，這裡有嚴重的弄虛作假現象，上報的數字九十％與實際不符。高揚還向中央工業部和中央監委寫了報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評，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人民日報》的這些假話比賽的惡果不僅是數字的浮誇，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權威使荒唐更加擴大，逼迫人們在錯誤的路上走得更遠。一九五八年同時兼任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家權威新聞單位第一把手的吳冷西，在三十七年以後的一九九五年，出版了《憶毛主席》的小冊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六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誇風到處氾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於典型報導，後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一九五八年的浮誇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吳冷西在一九五八年的行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樣，逃不過制度的約束。所以，人們不能過多地追究他的責任。但是，他對於造成他犯錯誤的制度是戀戀不捨的，以致於在一九七八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公然出面強烈反對。在《憶毛主席》這本小冊子中，雖然講了一些真話，但還處處還流露出對那種制度的留戀，流露出他當年能伴隨毛澤東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講科學的蠻幹，必然受到科學的懲罰。一九五八年四季度和一九五九年一季度，各鋼廠調入的生鐵，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爐處產的生鐵含硫量超過二％、三％，有的高達六％。生鐵質量太低，用這種生鐵作原料的大鋼廠產品質量也下降。鞍鋼一九五八年四季度一級鋼在全部鋼產量中的比重，由原來的九十三％下降到五十％以下，一九五九年初的幾個月，鞍鋼每天有三千多噸鐵水不能煉成鋼，只能鑄成鐵塊。不僅質量差，成本也上升。原來生鐵的調撥價每噸一百五十元，小高爐生鐵的成本多數為二百五十－－三百元，為了鼓勵群眾煉鐵的積極性，從一九五八年九月起，小高爐生鐵的調撥價提高到二百元，虧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僅這項補貼就佔當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煉鋼鐵只折騰了幾個月時間，但給中國人留下的創傷是多少年也無法醫治的。大量農業勞動力成了鋼鐵大軍，使糧食爛在田里沒人收穫。在大煉鋼鐵第一線，一度「放開肚皮吃飯，甩開膀子大幹」，吃掉了很多糧食，是造成一九五九年春天饑荒的原因之一。大煉鋼鐵還擠掉了輕工業，造成了日用品市場供應緊張。礦產資源遭到破壞，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牆的千年磚塊拆下來砌了煉鐵爐，價值連城的金屬文物都化成了鐵水。

　　但是，「以鋼為綱」的方針並沒有就此結束，一九五八年十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一九五九年「為生產三千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二千萬噸，對外公佈一千八百百萬噸。以後看到不行，一九五九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噸。年末實際完成一千三百八十七萬噸。一九六○年鋼產量的指標又定為一千八百萬噸。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要給毛主席爭氣，給我們國家爭氣。你赫魯雪夫欺侮我們，我們要幹個樣子給你看。鋼產量不是搞一千八百萬噸，而是要搞二千萬噸。就這樣使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誰為這場災難負責？現在幾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責任推給了毛澤東。當然，作為國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是膚淺的。在當時那個制度，沒有民主決策機制，沒有制度性的糾錯機制，沒有暢通的信息傳送渠道，如果把別人放在毛澤東的位置，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三、工業躍進，盲目建廠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在五年到十年內，各省的地方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三月成都會議，又進一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四月七日，中央正式批發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五年到十年縮短為五年到七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都要求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六月到八日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由於糧食高產「喜訊」頻傳，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為，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一九五八年全國每人佔有糧食的平均數已經達一千斤左右，省一級領導今後的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會議公報指出：「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而且省一級黨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轉發移到工業方面來」。這個會議估計，「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將提前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傳大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

　　宏偉的設想使各級幹部亢奮。為了實現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一九五八年一月到三月，全省建廠一千多個；三月到五月，建廠三千五百個；五月到六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二十二萬個。其中，省辦的二千五百多個，縣辦的一萬五千多個，社辦的十八萬五千多個。全省出現了十多個萬廠縣，二十多個千廠鄉，五十多個百廠社。河北省定縣，在一個多月時間內，就建起了一千五百三十個中、小型工廠，平均每天三十五個工廠投入生產。只有十三萬人口的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到五月底就建成了廠礦三百零七座。根據各鄉鎮提出的數字，全旗一九五八年新建廠礦可達一千二百六十七座。這些數字顯然帶有浮誇的成份，不可信以為真，但盲目建廠的情況是真實的。不過，全民大辦工業為以後縣鄉以下的「五小」工業播下了種子，成為一九八○年代鄉鎮企業的起點之一。然而，這種代價是十分昂貴的。

　　為了追求產量和產值，新建煤井尚未投產，就追加了煤產量任務，這些增加的任務還得靠原有的礦井完成。中央直屬煤礦在一九五九年時九十二％的產量依靠原有礦井提供。由於高指標的壓力，這些礦井的採掘比嚴重失調，工作面大量減少，設備破壞。據國家礦山小組一九六二年調查，在煤炭部屬的五百零八處礦井中，生產能力破壞嚴重和簡易投產的有一百七十九處、設計能力七千四百八十四萬噸，佔設計總能力的四十四％。其中採掘關係不正常的礦井佔七十七％，因此從一九六○年四、五月份開始，產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於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辦工業，把過去一套管理制度都衝垮了，企業管理混亂，經濟效果顯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種減少，產品質量下降。重點煤礦煤炭灰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為二十一％，一九六○年提高到二十四％；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十二％。虧損額直線上升，到一九六一年達到一百零五億元。其中工業虧損四十六．五億元。

　　由於以鋼為綱，只顧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輕重工業的比重一九五七年的五十三：四十七下降到一九六○年的三十三：六十七。自行車、電池、火柴、日用陶瓷、鐵鍋、甚至女人用的發卡等小商品嚴重供不應求，影響群眾生活。輕工產品的質量也很差，老百姓稱質量差的日用工業品為「躍進牌」。

　　要大上工業，就得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基本建設投資：一九五七年一百三十八億元，一九五八年二百六十七億元，一九五九年三百四十五億元，一九六○年三百八十四億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共九百九十六億元，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八十一％。平均每年投資三百三十二億元，比一九五七年高出一．四倍。機械、煤炭、電力、化工、建材等重工業部門，上了一大批重點項目，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一九五八年，全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有一千五百八十七個，一九五九年一千三百六十一個，一九六一年一千八百一十五個，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只有一千三百八十四個。小型項目更是遍地開花，不計其數。基本建設投資效果很差，建設週期長，建成投產少，許多建成項目因設備不配套，不能充分發揮效益。

　　由於基本建設規模太大，儘管擠了農業、輕工業、文教衛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難以為繼，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緊張。從國民收入分配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三年共增加國民收入三百一十二億元，而同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就增加了二百四十六億元，佔新增國民收入的八十％，其中一九六○年國民收入減少二億元，基本建設投資還增加了三十九億元。基本建設材料的增長速度低於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長速度：鋼材為三十八．八％，木材為十四．八％，水泥為三十一．七％，而基本建設投資增速為四十．七％。在編製一九五九年計劃時物資無法平衡，就留了五十元物資缺口，致使許多項目開工後不是無物資就是無資金，長期不能投產。從人力看，儘管基建職工人數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四百二十一萬人，但仍到處喊人不夠。不少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建，僅停建項目，全國損失約一百五十億元。

　　表二十四－－三：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單位：億元）

　　總計：

　　一九五四年：一百零二．六十八　一九五五年：一百零五．二十四

　　一九五六年：一百六十．八十四　一九五七年：一百五十一．二十三

　　一九五八年：二百七十九．零六　一九五九年：三百六十八．四十二

　　一九六○年：四百一十六．五十八　一九六一年：一百五十六．零六

　　一九六二年：八十七．二十八　一九六三年：一百一十六．六十六

　　一九六四年：一百六十五．八十九

　　基本建設投資：

　　一九五四年：九十九．零七　一九五五年：一百．三十六

　　一九五六年：一百五十五．二十八　一九五七年：一百四十三．三十二

　　一九五八年：二百六十九．　一九五九年：三百四十九．七十二

　　一九六○年：三百八十八．六十九　一九六一年：一百二十七．四十二

　　一九六二年：七十一．二十六　一九六三年：九十八．十六

　　一九六四年：一百四十四．十二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三百零一頁。

　　為了籌集基本建設投資，就擴大國民收入的積累率。國民收入即全社會創造的財富，一部分用於當年消費，一部分用於積累，積累主要用於工業建設，以圖進一步發展。積累過多，消費必然減少，群眾生活水平必然下降。這就是所謂「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幾年也是可以的，但事與願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國民收入中，用於積累的部分共佔三十九．一％，積累率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二十四．二％。高積累、高投入，卻是低效果。每百元積累增加的國民收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平均三十五元，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僅有一元。

　　「大上快上」工業，就必須大量進口機器設備。要進口設備，就得增加出口，換回外匯。而當時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主要是食品），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商品中，農副產品和農副產品加工品佔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一九五九年為七十六．三％，一九六○年為七十三．三％。見表二十四－－四。出口商品都從農民口邊擠出來的。

　　表二十四－－四：大饑荒年代中國的外貿進出口情況

　　出口額（人民幣，億元）：

　　一九五六年：五十五．七　一九五七年：五十四．五

　　一九五八年：六十七．一　一九五九年：七十八．一

　　一九六○年：六十三．三　一九六一年：四十七．八

　　一九六二年：四十七．七　一九六三年：五十．

　　一九六四年：五十五．四　一九六五年：六十三．一

　　一九六六年：六十六．

　　進口額（人民幣，億元）：

　　一九五六年：五十三．　一九五七年：五十．

　　一九五八年：六十一．七　一九五九年：七十一．二

　　一九六○年：六十五．二　一九六一年：四十三．

　　一九六二年：三十三．八　一九六三年：三十五．七

　　一九六四年：四十二．一　一九六五年：五十五．三

　　一九六六年：六十一．一

　　出口商品額構成（以出口總額為一百）：

　　一九五六年：二十六．一　一九五七年：二十八．四

　　一九五八年：二十七．五　一九五九年：二十三．七

　　一九六○年：二十六．七　一九六一年：三十三．四

　　一九六二年：三十四．七　一九六三年：三十二．九

　　一九六四年：三十二．九　一九六五年：三十．九

　　一九六六年：二十六．六

　　進口商品額構成（以進口總額為一百）：

　　一九五六年：三十一．三　一九五七年：三十一．五

　　一九五八年：三十七．　一九五九年：三十八．七

　　一九六○年：四十二．三　一九六一年：四十五．九

　　一九六二年：四十五．九　一九六三年：四十二．九

　　一九六四年：三十九．一　一九六五年：三十六．

　　一九六六年：三十七．五

　　工礦產品：

　　一九五六年：四十二．六　一九五七年：四十．

　　一九五八年：三十五．五　一九五九年：三十七．六

　　一九六○年：三十一．　一九六一年：二十．七

　　一九六二年：十九．四　一九六三年：二十四．二

　　一九六四年：二十八．　一九六五年：三十三．一

　　一九六六年：三十五．九

　　農副產品加工品：

　　一九五六年：九十一．五　一九五七年：九十二．

　　一九五八年：九十三．一　一九五九年：九十五．一

　　一九六○年：九十五．四　一九六一年：六十一．九

　　一九六二年：五十五．二　一九六三年：五十六．

　　一九六四年：五十五．五　一九六五年：六十六．五

　　一九六六年：七十二．二

　　農副產品：

　　一九五六年：八．五　一九五七年：八．

　　一九五八年：六．九　一九五九年：四．三

　　一九六○年：四．六　一九六一年：三十八．一

　　一九六二年：四十四．八　一九六三年：四十四．

　　一九六四年：四十四．五　一九六五年：三十三．五

　　一九六六年：二十七．八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一九八一年，第八冊第三十二頁，經濟管理出版社，第三十三頁。

　　「大上快上」工業，不僅基本建設項目大增，城鎮人口也急劇增加。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決定各地的招工計劃經省、市確定後即可執行，不必經中央批准。招工權力下放以後，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車站設立招工點。職工人數從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一百零一萬人，增加到一九六○年的五千九百六十九萬人，三年增加二千八百六十八萬人，增長九十二．二％。與此相應的是城鎮人口增加。一九五七年，城鎮人口總數為九千九百四十九萬人，以後連續三年猛增。一九五八年為一萬零七百二十一萬人，一九五九年為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一萬人，一九六○年達一萬三千零七十三萬人。三年共增加三千一百二十四萬人，增長三十一．四％。其中從農村遷入城鎮的大約有二千二百一十八萬人。城鎮人口急劇增加，吃商品糧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糧食徵購指標不得不提高，加劇了農村的饑荒。

　　在人們的印象中，認為大慶油田是在大饑荒年代開發出來的，認為這是工業大躍進的亮點。實際上，大慶油田的地質勘探始於一九五四年初，經過幾年艱辛的努力，於一九五九年九月國慶十週年前夕射孔試油成功。大慶油田並不是大躍進的成果。

四、全面躍進，全面緊張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市場不能起配置資源的作用，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完全靠宏觀經濟領導部門對國民經濟進行綜合平衡：積累與消費的平衡，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工業與農業的平衡，重工業與輕工業平衡，相關產業間的平衡，等等，如果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調。這樣，有的部門生產能力閒置，有的部門生產能力不足，就會造成嚴重的浪費。此外還有物資平衡，財政平衡，外匯平衡等，這些也是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但是，在大躍進期間，由於按主觀意志行事，搞亂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相互關係，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由於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失調又不能靠市場配置資源去自動地平衡，就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財政金融全面困難。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財政收入年年增加，一九六○年的財政收入竟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八十四％，當年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四十七％，大大突破了中國財政收入一向只佔國民收入三十％多一點的比例。這表明國家財政集中了過多的社會財富。國家財政集中得過多，其資金又主要用於基本建設，就擠了人民的消費。基本建設投資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損害了人民的利益。財政集中過多的情況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財政收入中還有不少虛假部分，因此，財政收入很快銳減。在一九六○年八十一．八億的赤字的基礎上，一九六一年財政收入比一九六○年減少三十七．八％，一九六二年又減少十一．九％。財政的虛假收入，銀行的虛假存款，掩蓋了財政赤字。據有關部門事後估計，大躍進造成的財政赤字，大約一百八十億元。在市場經濟國家，民間財富大於國家財富，這個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個赤字已經相當危險。何況當時的財政總收入才三百多億元，一百八十億元的赤字，佔財政收入的比重是相當大的。

　　財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來解決。一九六一年，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農業總產值只增長十四．七％。貨幣流通量大大超過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會購買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額，一九六○年達七十四．八億元，一九六一年仍有二十六．九億元。每一貨幣流通量擁有的商品庫存量（包括一部分沒有用的質次價高的在內）由一九五七年的五．二元降到一九六一年的四．一元。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說：「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現在的通貨膨脹，雖然根本不同於國民黨垮臺前那種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毫無疑義，也是一種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表二十四－－五：大饑荒年間的財政狀況（億元）

　　財政收入：

　　一九五七年：三百一十．二　一九五八年：三百八十七．六

　　一九五九年：四百八十七．一　一九六○年：五百七十二．三

　　一九六一年：三百五十六．一　一九六二年：三百一十三．六

　　一九六三年：三百四十二．三

　　財政支出：

　　一九五七年：三百零四．二　一九五八年：四百零九．四

　　一九五九年：五百五十二．九　一九六○年：六百五十四．一

　　一九六一年：三百六十七．　一九六二年：三百零五．

　　一九六三年：三百三十九．六

　　收支差額：

　　一九五七年：六．　一九五八年：負二十一．八

　　一九五九年：負六十五．六　一九六○年：負八十一．八

　　一九六一年：負十．九　一九六二年：八．三

　　一九六三年：二．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四百一十七頁。

　　商品供應全面緊張。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市場上商品短缺現象逐漸嚴重，從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嚴重供不應求。一九六○年商品短缺狀況進一步加劇，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減少糧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標準。一九六一年商品供應緊張的情況更為嚴重，食鹽、火柴、鍋、碗、盆、筷之類日常用品都買不到。但是，商業部門的商品庫存總額卻增加三十五％，其中，日用品庫存總額增加近七十％。這些庫存商品都是質次價高、不適銷、不對路的冷背殘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後的清倉中報廢了。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結果。貨幣流通過多，商品供應不足，應當物價上漲。但中國的物價受到行政管制，對佔人民生活開支的六十％的生活必需品，國家不讓漲價，它們是列入國家控制的十八類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供應的平價消費品還是漲了十五％，為了回籠貨幣，還開放了一些高價商品。一九六二年一度放開了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價格大幅度上漲，比計劃內的價格高出很多。詳見表二十四－－六。有人分析，計劃內商品漲價、高價商品的影響、集市貿易價格的帶動三項因素加在一起，整個價格上漲了三十％，有的地區上漲了四十％。

　　表二十四－－六：四川省簡陽國家牌價與自由市場價對比表（一九六二年三月）

　　單位：元/斤）

　　大米：

　　國家牌價：零．零九十三　自由市價：．九十三

　　菜油：

　　國家牌價：．六十七　自由市價：八至十

　　紅苕：

　　國家牌價：零．零一十五　自由市價：．十五

　　胡蘿蔔：

　　國家牌價：零．零五　自由市價：．二十

　　棕片：

　　國家牌價：．二十一　自由市價：一．十至一．二十

　　蓮花白菜：

　　國家牌價：零．零八　自由市價：．二十至．三十

　　白布：

　　國家牌價：．二十八　自由市價：三．至三．二十

　　豬肉：

　　國家牌價：．六十七　自由市價：八．至八．五十

　　水牛肉：

　　國家牌價：．四十六　自由市價：五．至五．五十

　　鯽魚：

　　國家牌價：．四十七　自由市價：四．八十至五．

　　雞蛋：

　　國家牌價：．六十四　自由市價：七．五十至八．

　　資料來源：惠文：《困難時期農村整社紀實》，「大饑荒網站」。

　　職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副食品供應也大幅度減少：食用油減少四十七．六％，豬肉減少八十．六％，有些副食品連定量供應也不能保證。以當時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瀋陽、武漢、廣州、重慶、西安）一九六一年居民消費水平為例，全年每人消費豬牛羊肉：重慶最高，每人五斤，上海三．六斤，北京、武漢二斤，天津、廣州一．七斤，西安一．三斤，瀋陽．六斤。全年每人消費雞蛋：天津、廣州、瀋陽無貨供應，其他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費食糖：廣州最高，為十二斤，上海、北京三．五斤，重慶二．八斤，天津、武漢、瀋陽一．三－－一．八斤，西安不到七兩。職工工資也下降。一九六一年，國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工資平均為五百三十七元，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低十五．七％；如果扣除物價因素，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二十八．七％。根據全國大、中、小十三個城市、五百二十六戶職工家庭收支情況調查，一九六一年上半年，職工家庭每人平均貨幣收入為十七．零七元，扣除物價因素，每人平均實際收入只有十五．五十三元，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一．八十七元。

　　由於商品供應全面緊張，商品「走後門」的情況十分嚴重。如果沒有私人關係，就是手持國家發的供應票證也買不到東西。有了私人關係，就可以買到超過票證供應量的商品，商品的質量也比正常渠道買的要好。能夠「走後門」的主要是幹部。當然，一些掌握商品供應人員的親戚朋友也會沾光。「走後門」賣出的商品有時比正常供應的商品還要多。河北省唐山市節日的副食品供應量，「走後門」賣出去的比實有人數定量供應量多十％。在商品供應本來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走後門」猖獗，普通百姓更買不到東西了。所以，群眾對商品走後門的情況非常憤慨。一九六一年，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召開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專門會議，中共中央在這個會議的《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業中反對商品『走後門』的鬥爭，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經濟戰線上的反映」。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在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中（不包括西藏），有二十一個開展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群眾運動，有三個省進行反對商品「走後門」的教育，有三個省把反對商品「走後門」作為整風運動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容之一。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國務院財貿辦和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聯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運動情況報告》，這個報告在肯定運動成績的同時，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邊反邊走，有些不合理的『內部供應辦法』還沒有取消。」實際上，只要商品供應緊，只要權力至上，走後門的現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調整，一波三折

　　面對國民經濟的困境，在一九六○年七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得不年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實際就是從前兩年過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過，在這次會上，調整的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完成鋼鐵生產任務。

　　北戴河會議期間及稍後，國家計委黨組根據中央的決議，醞釀提出對工業進行調整、鞏固、提高的初步設想。八月底，國家計委黨組向國務院匯報一九六一年的計劃指標時談了他們的設想，周恩來總理補充了「充實」兩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個字。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家計委黨組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報告》的批語中指出：「一九六一年，我們要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這八個字，但當時尚未當作一個時期的工作方針明確起來。由於思想認識尚不明確，組織行動不及時，所以一九六○年下半年調整工作並未實際貫徹下去。中央對一九六○年的高指標也未提出修改。眼見鋼鐵生產月月完不成計劃，中共中央還於八月和十二月兩次發出緊急指示，作為政治任務，要求保證完成當年一千八百六十萬噸鋼的生產計劃。這一年雖然經過拼消耗、拼設備，勉強把鋼鐵生產任務完成了，而農業卻大幅度地減產，結果造成了工農業比例的更大失調。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作為方針確定下來，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決定的。全會第一次正式向全黨和全國宣佈：必須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之後，在調整方針的貫徹過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體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調整農村生產關係。同時，壓縮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基本建設的規模，充實和加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隊伍；壓縮黨政機關和社會集團的購買力；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等等。

　　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屆九中全會還抱著「十個指頭」成績和「一個指頭」缺點的看法，不承認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的嚴重後果，調整工作還是在肯定「大躍進」「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因此，當時確定的一九六一年的主要工業指標，如要求鋼的產量達到一，九百萬噸，比上年增長一．六％；原煤產量四十三，一百萬噸，比上年增長二．六％；糧食產量要求達到四，一百億斤，比上年增長十．八％。發展速度比「大躍進」的速度是大大降下來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過高的水平上有所發展，而實際執行的結果同人們的主觀願望相反。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戰線都在全面下跌，不僅距離完成計劃甚遠，而且大大低於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糧食產量也沒有達到計劃規定的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認真研究了工業狀況。會議對當時工業生產中的混亂和被動局面有了較深的瞭解，九月十五日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在這一指示中承認，八字方針雖然提出一年多，但由於情況不明，認識不足，經驗不夠，一直沒有按照實際情況降低指標，以致調整工作沒有能夠有效地進行，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也不能猶豫了，必須以最大的決心，把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降到確實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全局出發，在應當後退的地方堅決後退，而且要退夠。廬山會議確定了具體降低鋼、鐵、煤、電等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縮短基本建設規模的指標。又對四十種急需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提出具體的發展指標。這次會議提出「退夠了再前進」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但經濟調整工作仍然不能越過「肯定『三面紅旗』成績」的障礙。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隨後他又形象地說，「現在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因此，「退」的決心還不大，這一年計劃指標還是很高，始終沒有放下大躍進的架子，結果，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三十．九％，國民收入比上年下降二十九．七％主要工農業產品，除糧食略有增長以外，多數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緊張局面還在發展。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家對經濟形勢講了一些真話。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但是，在對經濟困難程度的估計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的步措施上，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領導核心間和高級幹部中，存在著不同的認識。一部分人能夠實事求是地承認國民經的嚴重局面，主張採取堅決有效的調整措施，扭轉危局。另一部分人不願意承認工作中犯了錯誤，把困難主要歸之於農業遭到的自然災害，認為只要農業有了好收成，困難就過去了。他們留戀「大躍進」，不僅不肯下馬收攤子，還認為政策的後退是右傾，並且隨時準備反「右傾」。

　　真正實現「退夠」還是「西樓會議」。七千人大會結束後的第十四天，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這次會議上，陳雲分析了經濟形勢的嚴峻情況，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點措施。西樓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由陳雲任組長。五月七日到十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這次會議，進一步統一了調整國民經濟的認識，特別是在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切實加強農業這兩件事上下定了決心。進一步調低了一九六二年的各項經濟指標，明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具體方案。在這次會議以後，對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減少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城鎮人口在一九六一年已經減少一千多萬人（其中減少職工八百七十三萬人）的基礎上，一九六二年又減少一千萬人（其中職工八百五十萬人）。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兩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人以上。精簡工作一九六三年還繼續進行。從一九六一年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三年共減少職工一千九百四十萬人。如果減去同期安排就業的大中專學生等，淨減職工一千七百四十四萬人。其中，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有一千三百多萬人。精簡職工相應帶來城鎮人口減少，截至一九六三年六月，共減少城鎮人口二千六百萬人左右。

　　（二）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基建戰線。一九六○年基建投資完成三百八十四億元，一九六一年減到一百二十三億元，一九六二年計劃減到四十六億元，後來實際完成五十六億元加上自籌完成六十七億元。這樣，積累率就從一九六○年的三十九．六％降到一九六一年的十九．二％，一九六二年進一步降到十．四％。基本建設的大中型項目，從一九六○年的一千八百一十五個減到一九六一年的一千四百零九個，一九六二年進一步減至一千零三個，許多工程下馬。

　　（三）縮短重工業戰線，實行某些必要的關、停、並、轉。首先是壓縮鋼鐵指標。一九六○年鋼產量一千八百六十六萬噸，一九六一年壓到八百七十萬噸，一九六二年最初的計劃是七百五十噸，後來調整為六百萬噸，實際完成六百六十七萬噸。煤炭，一九六○年實際產量三萬九千七百萬噸，一九六一年完成二萬七千八百萬噸，一九六二年計劃二萬五千一百萬噸，後來調整為二萬三千九百萬噸，實際完成二萬二千萬噸。關、停、並、轉，一九六一年已經開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民所有制企業，一九六一年已經比一九六○年減少二萬五千個，主要是大躍進時期發展起來的地方小企業。一九六二年繼續減少了一萬八千，兩年合計減少了四萬三千七百個，相當於一九六○年九萬六千個的四十四．八％。

　　（四）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大力發展農業。首先，是精簡職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勞無益的水利建設，農村勞動力一九六○年只有一萬七千零一十七萬人，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兩年，增加到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萬人。其次，減少糧食徵購量。為了解決國內糧食供應不足，僅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兩年，淨進口糧食一百六十多億斤。第三，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向農業增撥鋼材、木材、毛竹，滿足農村製造小農具需要。到一九六二年，農村鐵製小農具基本上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集中力量修理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及運輸工具。第四，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農民實行退賠。一九六一年糧食價格提高二十五％，幾年來由國家財政共向農民退賠二十億元。

　　（五）對一些急需的工業進行了充實。在輕紡工業方面，除了恢復傳統手工業和一般輕工業產品外，還發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學纖維工業。在重工業方面，特別是保證了石油工業的發展。原油產量一九六○年五百二十萬噸，一九六二年五百七十五萬噸，化纖一九六○年一萬零六百噸，一九六二年一萬三千六百噸，一九六五年達到五萬零一百噸。

　　（六）整頓了經濟秩序，整頓了管理。在經濟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時，在工業、農業、手工業、商業、財政、銀行、計劃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許多新的規章制度。

　　（七）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消滅財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和各項事業支出；其次，清倉查庫，處理庫存積壓，包括機關招待所的物資；第三，在堅決穩住十八類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基礎上，對部分商品實行高價政策，如糖果，糕點，飯館，自行車，尼龍襪子等。第四，堅決打擊投機倒把。開頭，自由市場上許多產品的價格，比國營的價格要高幾倍甚至十幾倍。經過採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籠了幾十億貨幣，自由市場價格就下來了。

　　經濟調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全民所有制」條件下，說是「全民」所有，實際無人負責，工程下馬以後，很多地方對停建、緩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損失。一九六一年九、十月，建築工程部派了幾個工作組，到瀋陽、天津、太原、西安、蘭州、長沙等城市，對停建緩建的項目進行了調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調查報告。報告稱，截至一九六一年九月的不完全統計，上述六個城市先後停建的工程共一千零三十五項，建築面積三百三十四．四萬平方米，約佔開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礎的有九十五．四萬平米，佔停建工程的二十八．五％；主體工程進行了一半的約有一百三十二．九萬平米，佔三十八．六％；主體工程基本完成的有七十四．六萬平米，佔二十二．三％；只剩下少量裝修工程的有三十一．四萬米，佔十．六％。到工作組檢查的時候，許多工程基礎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門窗玻璃丟的丟，壞的壞，甚至房倒屋塌，造成傷亡事故。天津東郊電廠、天津西郊電廠的主廠房和天津鋼廠的粗軋車間，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礎樁，就停下來了，這些基礎槽，都被雨水灌滿，槽幫遭到嚴重破壞。瀋陽市籌建的小洋水泥廠工程，主要廠房已建成，機械設備也基本安裝起來，由於地下防水工程沒有做，地下水滲出，深達三米，把安裝在地下室的機電設備全部淹沒。商業部蘭州石油倉庫的宿舍工程，磚牆即將砌完，停工以後，由於沒有搞好排水，四面牆基全泡在水裡。太原藝術學院新建的二千六百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掛瓦，就停了工。一九六一年八月底，一陣大風把屋頂刮掉，刮倒了牆，壓死了三人，傷了兩人。

　　停建以後，工地上的大量建築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費。據瀋陽、天津、甘肅等四地的不完全統計，共留下鋼材一萬零二百八十五噸，木材一萬零九百立方米，水泥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噸，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築材料。這些材料不僅呆滯積壓，而且很多損壞變質。天津炭黑廠工程進場的白灰一百三十八噸，大部分被風刮走。

　　有些設備，露天放置，無人管理，損壞嚴重。瀋陽市磚瓦廠一套隧道窯，停建以後，兩台鼓風機放在野外，全部生銹，二百多個爐篦全部銹爛，不能使用。瀋陽合成氨廠七台大型設備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風吹雨淋。天津東郊電廠第一期十萬千瓦的進口發電設備和第二期的十萬千瓦的國內設備，先後進廠，一無倉庫，二無遮蓋，在車站、馬路以及施工現場，到處亂擺亂放，普遍生銹。

　　許多停建工程下馬以後，多佔的土地沒有及時退還，任其荒蕪。凡是工程下馬之處，都能看到殘垣斷壁，荒草萋萋。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級一聲令下，說停就停。很多本來可以利用的工程，功虧一簣。瀋陽地區一九六○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屬工程中，有十三項已經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裝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於「一刀切」，這些工程無人收尾。

　　不管代價多麼大，以上措施對於糾正過激的政策，還是取得了明顯效果。到一九六五年，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

　　但是，這樣大步倒退，雖然穩住了經濟，但毛澤東從心底裡是不滿意的，國民經濟稍有轉機，他就想反右，一九六二年夏秋經濟形勢剛有轉機。毛澤東等人卻認為形勢本來不錯，主張實行大調整的人把形勢看得過於嚴重了，犯了所謂右傾錯誤，刮了「黑暗風」。於是在八、九月間相繼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又發動批「右傾」，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為新一輪政治鬥爭埋下了殺機。

【第二十五章　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

　　中國歷史上的大饑荒通常會引發的農民的大反抗，造成劇烈的社會動盪。有的會引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從而實現王朝更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大饑荒的規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為什麼沒有引發重大的社會震盪？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歷史之謎。

一、大饑荒年代的社會治安

　　在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間，由於苛政害民、饑民遍地，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加劇，據陝西省興平縣、寶雞市和西安市雁塔區三個地方統計，一九六○年發生的一百一十六起「反動標語」和信件中，有五十％是針對糧食問題的。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局部地區出現了小規模的騷亂和暴動，邊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盪。

　　一，騷亂和暴動

　　騷亂和暴動較多地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原漢族地區相對少一些。這是因為，政府對中原漢族地區的控制比少數地區更為嚴密，民間沒有武器，沒有非政府組織；有些少數民族性格驃悍好鬥，並有槍支武器，有些地方頭人還能夠起一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經常出現民族騷亂和暴動。民族騷亂和暴動的原因比較複雜，不全是「大躍進」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認，農業合作化中的過激政策、大躍進中的失誤，群眾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騷亂和暴動的重要誘因。對這些騷亂和暴動，政府諱莫如深，報紙上通常不作報導，現將散見在地方志裡的一些資料摘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介紹了「麗江小涼山暴亂」、「富寧縣瑤族騷亂」、「維西縣伏擊事件」、「歸化寺武裝衝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鐵匠寨事件」、「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宣威事件」等暴亂。其中「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和「宣威事件」規模最大。這裡不再複述。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街老館裡，本書作者調閱了幾十本一九九○年代編修的地方志，從中看到了以下記載：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以「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韓乙奴為首的二百餘名匪徒，脅迫群眾四千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縣發起武裝叛亂，隨之牧業區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反革命武裝叛亂。這場叛亂歷經五年才得以平息。「從一九五八年四月到一九六二年三月，為期五年共進行大小戰鬥三千六百三十九次（其中部隊作戰二千八百一十一次，地方幹部和民兵作戰八百二十八次），斃敵一．六萬人，傷敵四千八百七十六人，俘獲四．六十八萬人次，招降五．八十八萬人次。繳獲無座力炮四門、高射機槍四挺和其他大量武器。」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晚，甘肅省卓尼縣錄竹全區發生武裝叛，上迭區（今迭部縣）扎尕那、北山地區也相繼發生叛亂。

　　一九五八年七月，雲南省在鶴慶、永勝、賓川三縣結合部的四角山發生土匪騷亂。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甘肅省廣河、東鄉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在馬國忠等人的策劃下，廣河、東鄉等縣相繼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他們呼喊反動口號、搗毀政府、殺害幹部、搶劫銀行、破壞公路及通信線路等。八月下旬，蘭州部隊在民兵的協助下，及時平叛，九月中旬叛亂平息。在平叛中，有擴大化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二十八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一百一十七人，大搞逼供信，打死二十四人，打傷致殘三十六人（致死七人），判刑五十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一九五八年四川省榮昌縣破獲「歸根堂」、「乾元堂」、「萬全黨」等反動會道門的復辟活動。

　　一九五八年雲南牟定縣有人對大躍進不滿，打死公安人員，攻打區公所。

　　一九五八年廣東陽山縣發生暴亂。

　　一九五八年廣東連南和連山兩縣的瑤族地區發生暴亂。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雲南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發生暴亂。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廣東翁源縣兩度發生暴亂。

　　一九五八年廣西百色縣發生暴亂。

　　一九五九年安徽岳西縣發生暴亂。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六，雲南省建水縣岔科公社白雲村發生暴亂。生產隊長李萬成被殺，奪走民兵槍支十四支。四月二十六日平息。

　　一九五九年青海省海西州發生部落叛亂。

　　一九五九年湖北保康縣有人自稱皇帝，糾集二百多農民企圖暴動。

　　一九五八年，貴州省黔東南州共破獲反革命案件二十四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天柱縣的「自由中國民主同盟西南聯合反共戰鬥軍」反革命暴亂案、黎平縣的中黃農場勞改犯預謀叛國投敵反革命集團案、歸養反革命集團預謀暴亂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團復活預謀暴亂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三十五名。一九五九年這個州共破獲反革命集團案十九起。一九六○年十月這個州鎮遠縣破獲「中國自由民主黨」預謀暴亂案。一九六一年一月，在錦屏、劍河、黎平三縣結合部的青山介地區破獲「中國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反革命預謀暴亂案。

　　一九六○年六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十萬人卻餓死了四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三百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十八條，子彈一千二百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佔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四人，綁架幹部十六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一九六一年七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五支，子彈五十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甘肅省鎮原縣屯字公社發生「救國起義為民五極軍第一師」反革命暴亂。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湖南公安廳、株州市公安局和鳳凰縣公安局在鳳凰縣的臘爾山、沱江鎮抓獲以吳求富、龍紹海為首的「中國民主救星黨」陰謀暴亂案，抓獲四十多人。

　　一九六○年十二月，雲南省宣威發生「反革命暴亂。

　　一九六○年十二月，河北省邯鄲市破獲「新星會」陰謀暴亂案。首犯閻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機會，成立武裝組織「仁義軍」。十二月十三日閻普真帶領九十五名道徒人企圖佔領河北省永年縣老城。被公安部門全部抓獲。

　　一九六一年四月，四川省劍河縣公安局破獲太擁公社展模管理區反革命集團「中國英雄黨」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辦。一九六二年八月，劍河縣公安局與三穗縣公安局配合，捕獲涉及劍河縣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縣瓦寨、順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團「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政司令部」全部成員。

　　一九六一年四川省墊江縣在西山蝦蟆灣一帶破獲預謀反革命組織「中國國民革命軍」，捕獲頭目五名。

　　一九六一年七月，吉林省公安部門破獲「中國民主黨」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趙革東是原懷德縣委宣傳部長。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雲南省南華縣沙橋、五街地區發生反革命武裝土匪暴亂，十一月二十二日平息。

　　一九六三年，甘肅省嘉峪關市嘉峪關公社黃草營大隊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

　　四川省阿壩地區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元月少數民族上層發動的武裝叛亂持續不斷。

　　一九六二年雲南鎮沅縣發生三十餘人的暴亂。

　　在地方志裡（特別是各地的「公安志」）這樣的記載很多，本書不再一一列舉。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裡翻閱。

　　絕大部分暴亂的規模都不大。有些所謂的反革命暴亂並沒有政治動機，只是為了填飽肚皮。有些地方官員把正常的反映意見行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為成為反革命暴亂。例如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雲南通海一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八百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十四人遭冤獄，到一九七九年才平反。

　　二，邊民外逃

　　在苛政、飢餓和幹部惡劣作風的壓迫下，邊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資料中得知，大規模的邊民外逃有三處。

　　一是西南邊界。雲南省沿邊一帶州縣發生人口外逃，總數達八萬人，從現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員超過了此數。僅德宏州外逃人員就有近六萬人。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已有介紹，此處不再贅述。

　　二是廣東深圳，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就出現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一九六○年，而是發生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參與這次偷渡外流的有十一萬多人，其中六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四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港英當遣返四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二萬人。（詳見本書《嶺南風雲》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一九六二年春夏，六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三，哄搶糧食

　　饑民哄搶糧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檔案館有資料記錄。哄搶糧食多發生在鐵路沿線，成群結隊的饑民哄搶運糧列車。哄搶糧庫的情況也有發生。

　　張掖地委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日晚向省委的報告說，武威車站自運糧一開始，群眾就成群結隊地到車站偷糧，一月五日，白天約有五六百人，晚上約有二百多名青年人，到車站偷糧、偷煤，共偷去青稞九十多包，約一萬八千多斤。駐車站炮兵團警衛戰士阻攔不住，有的向戰士擲石頭，逼迫戰士後退。有的喊話說：「你們不敢開槍打我們。」有的一個人糾纏戰士，其他人去偷。據瞭解，當時警衛戰士已架起了機槍，以阻攔群眾。下午，到車站的群眾已增加到一千人左右，縣委常委黃進忠，從炮兵團又調兩個排。同時，抽了部、局長十多人，到車站附近的生產隊瞭解情況，教育群眾，安排社員生活。張掖地委得知情況後立即撤回新調去的兩個排戰士，不准打罵群眾，不准拘留，絕對不准開槍，對遠道而來吃不上飯的給他們做飯吃，說服他們回去。這天下午六時張掖地委喬生瑞向省委電話報告說，警衛人員架了一挺機槍，又從炮兵團抽了兩個排的戰士。

　　中共酒泉市委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十四日連續向省委的報告說，從一月五日到八日，先後三天有四百多名群眾成群結隊地抬上梯子，拿著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鐵銑等到麵粉廠搶糧。有的是搭上梯子越過牆去硬要，硬拿，有的在牆上挖洞進去偷，還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攔劫拉糧的皮車，用刀子將裝糧的口袋割破，一湧而上，搶到糧就走。五日曾鳴槍驅散，但後兩天有人繼續搶糧。對鳴槍行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檢查。

　　省委天水工作組和中共天水地委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聯向省委的報告說，最近以來，鐵路沿線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列車被搶被偷事件不斷發生，繼續蔓延，日益嚴重，損失非常驚人。北道車站檢查組去年十二月份檢查了進站列車三百三十八次，發現有一百四十二組列車被盜。另據統計，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共發生列車被盜事件四百二十次。其中，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二十天中就發生一百八十四次。被盜地區由小到大，由站到線，逐步蔓延發展，偷盜人數由單個發展到三五成群、結伙作案，由小量地偷竊糧食到大宗地見什麼偷什麼，由黑夜秘密偷盜到白天公開搶奪。

　　一些地方志記載了一些群眾哄搶糧食的事件：

　　一九六○年十二月安徽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件一百八十起，據查清的九十六起統計，搶走糧食三．六萬斤，一九六一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六十五起，搶走糧食萬多斤，直到一九六二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搶糧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大的地區。據淮南等十三個縣二十二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五千四百九十五人。

　　甘肅省在一九六一年一月間發生哄搶糧食事件五六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瘓。

　　一九六一年在張掖市發生三千多人搶國家糧庫哄搶糧食事件。

　　一九六一年甘肅安西縣發生群眾砸開國家糧食倉庫搶糧食事件。

　　貴州省雷山縣在一九六○年發生多次哄搶國家糧庫事件。

　　貴州黎平縣一九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一年一月期間發生四千多群眾因缺糧而哄搶國家和集體糧食事件。

　　廣東省潮州市也發生哄搶集體糧食事件。

　　四，刑事案件增多

　　個案調查報告顯示，四川省瀘縣治安情況混亂，個別嚴重的生產隊、管理區，連夜裡開會都開不起來。如楊九公社自一九六一年一月六日到十日五天當中，連續發生搶劫偷盜案件十七起。該村二朗管區三隊社員楊雲章在十日晚就被持棍棒進家搶走六只鵝、十二個雞蛋、三隻羊。又如曹市公社從一九六○年十二月底以來，發生搶劫偷盜案件一百零四起。據政法部門統計，一九六一年春一周內，全縣六十九個公社中，有三十六個公社發生了搶劫偷盜案件。

　　過去中國是不公佈犯罪統計資料的，一九八七年才在有關部門中逐年公佈，並且將以往的犯罪統計補充公佈。從公佈的刑事案件數據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數二十一萬起左右，在飢餓最為嚴重的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的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但也與司法部門的指導思想不當有關。甘肅省《民勤縣志》記載：「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難時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們大量外逃和死亡，為了生存，一些社員宰殺牲畜、偷盜糧食。期間，法院審判工作由於受左的影響，將這些行為當作破壞活動進行打擊。一九五九年受理各種案件種類刑事案件四百九十二件，佔總案數的五十五．八％。」這本縣志的說法也符合其他地方的情況。

　　中國公安大學研究社會治安的教授張慶五當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對本書作者說，當年所發生的所謂刑事案件，大多是饑民為了生存偷竊或搶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盜竊案最多，殺人案很少。從吉林省的一份統計資料證實，在最困難的時候，兇殺、縱火、詐騙等案件與常年差不多，強姦案大幅下降，而盜竊案和殘害牲畜案（殺了吃了）大幅上升。這和張慶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二十五－－一：一九五七－－一九六三年吉林省刑事案件發案數（起）的變化狀況

　　兇殺：

　　一九五七年：一百四十　一九五八年：一百六十五

　　一九五九年：一百零七　一九六○年：一百零六

　　一九六一年：一百一十四　一九六二年：一百四十六

　　一九六三年：一百三十六

　　強姦：

　　一九五七年：六百零三　一九五八年：六百七十一

　　一九五九年：四百九十三　一九六○年：五百四十二

　　一九六一年：二百六十三　一九六二年：三百八十八

　　一九六三年：九百六十七

　　盜竊：

　　一九五七年：四千五百三十七　一九五八年：七千八百六十七

　　一九五九年：四千三百九十五　一九六○年：四千二百九十五

　　一九六一年：五千四百七十八　一九六二年：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四

　　一九六三年：九千四百四十三

　　殘害牲畜：

　　一九五七年：七十　一九五八年：七十三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　一九六○年：六十

　　一九六一年：三百九十七　一九六二年：一百五十九

　　一九六三年：二十七

　　詐騙：

　　一九五七年：三百六十六　一九五八年：二百零三

　　一九五九年：一百二十五　一九六○年：一百六十三

　　一九六一年：二百九十七　一九六二年：二百六十

　　一九六三年：三百六十六

　　縱火：

　　一九五七年：七十四　一九五八年：六十四

　　一九五九年：二十六　一九六○年：三十二

　　一九六一年：三十八　一九六二年：二十八

　　一九六三年：四十八

　　合計：

　　一九五七年：一萬零五百七十三　一九五八年：六千一百四十八

　　一九五九年：五千二百七十八　一九六○年：六千五百五十七

　　一九六一年：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五　一九六二年：一萬零五百九十三

　　一九六三年：九千五百四十

　　資料來源：《吉林省志》卷十二《公安司法志．公安志》，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百七十二頁。

二、沒有發生大規模社會震動的原因

　　在三年大饑荒期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和社會震動，其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有效的社會控制，而這些社會控制的手段都是來自極權制度。

　　一，大規模的鎮反肅反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在這些政令發出以後，各地大規模地開展了鎮壓和肅清反革命的群眾運動。在這場大規模的鎮反運動中，共捕了二百六十萬人（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三十八萬人），殺了七十一．二萬人，關了一百二十九萬人，管制了一百二十萬人。

　　以後這種懲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續不斷：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公安部公佈《關於沒收反革命罪犯財產的規定》；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七日，公安部公佈《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羅法》；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國務院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加強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爭的決議；

　　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國務院第五十六次會議通過關於處理國家機關、企業、學校在肅反運動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工齡和工資問題的規定；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二十七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證展覽在北京展出，開展了關於肅反的大宣傳。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到八月十六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加強對「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肅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會在各省、地、縣掀起一次肅清反革命的高潮。從廣東省鎮反可見一斑。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發表以後，一九五○年十月，廣州市軍管會就頒布了《關於特務分子登記自新的佈告》，限令所有國民黨特務在十月十一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門登記自新。廣州市的鎮反由此拉開序幕。葉曙明先生寫了一篇題為《一九五一年：廣東鎮反實錄》長文，現摘引部分內容如下。

　　直到一九五一年三月為止，在省、市機關及鐵路自首登記的特務共有一千零一十三人；另有反動黨團分子登記，在市機關有一萬零六百六十九人；鐵路系統職工總人數九千人，其中已登記的反動黨團分子就有五千零五十四人……從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年十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三千四百三十七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內，其中廣州市一千二百六十三人），殺了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其中廣州市六十七人）。

　　一九五○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盡快完成兩廣的剿匪和鎮反。十月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堅決糾正鎮反中「寬大無邊」的偏向。毛澤東多次指示中南軍區、華南分局和廣東軍區領導，國民黨進攻廈門、汕頭的可能性很大，廣東、福建要加強剿匪，大膽處決一批罪大惡極的惡霸匪首。「廣東必需有計劃地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毛澤東《關於對反革命分子判刑問題的電報》），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廣東決心急起直追。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一千三百四十人（不完全統計，其中廣州市三百人），殺了一千三百零八人，在押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二人（剿匪中的俘虜未計，其中廣州市三千三百二十二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到廣東坐鎮督戰。一月下旬以後，廣東再加快捕殺的進度。為了提高效率，決定把殺人批准權，下放到地委一級。據廣東省公安廳二月份的公佈，從十一月會議之後，至翌年二月，「根據初步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二千八百三十一名（其中軍區一千四百零六，地方一千四百二十五），破案一百八十件。另外僅潮汕、珠江、西江三個區和汕頭湛江二市的統計，已抓七千二百七十名，現在全省統計共押犯人四萬零四百八十六名，其中公安系統二萬八千五百七十五名，法院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一名。」但距離完成「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的任務尚遠。

　　二月十七日，毛澤東在一封給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信中，對兩廣在剿匪和鎮反中的「寬大無邊」政策，再次提出嚴厲批評……隨著二月二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批准和公佈，廣東各地，再次掀起鎮反高潮，成批鎮壓反革命分子。並定下指標，在大城市須按千分之．五比例殺，在農村須按千分之一比例殺。

　　按三月份一個月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八千零三十九名，超過了解放後至一九五一年二月的十四個月內所處決的總和（五千二百一十八名）。現在（截至三月份）全省共已處決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七名，關押四萬九千二百八十一名。

　　通過遊街、舉行宣判大會、街頭佈告、動員、上門宣講，以及詩歌、小說、電影等等形式的鋪天蓋地的宣傳，形成全民鎮反的高潮。四月二十五日，廣州市舉行了有三萬人參加的各界人民控訴反革命罪行大會，當場判處一百九十八名反革命分子死刑。會後三天之內，政府收到群眾投寄的擁護信和檢舉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達三萬多封。

　　三月以後，雷霆萬鈞，高潮疊湧，各地都有不同規模的公審大會、控訴大會。在報紙上，人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導：「我檢舉了我的爺爺」，「我不承認他是我的父親，我要控訴他」，「我的丈夫是特務，現在人民政府槍決了他，我很歡喜」。

　　廣東的情況不是個別的。朝鮮戰爭開始以後，為了糾正一些地方對反革命分子處理「過寬」的傾向，根據政務院和最高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東北地區迅速大規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處決近千人。廣西接到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後，扣押了各類反革命分子八萬多人，其中一批人被處決。

　　建國初的徹底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後，五十年代中期又進行了多次肅反。在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全國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工廠進行了三次肅反運動。大躍進期間，公安部門還強化了各單位、機關、企事業單位和農、林基層單位的治安保衛系統，基本達到了「無一死角」。在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形勢下，中共中央對公安工作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其具體方法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展開後，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蘇省又在全省公私合營工礦企業、手工業合作社等其他基層單位共一百四十一萬人口中進行第四次肅反。「這一次肅反任務比第一、二、三批的總和要大一倍以上」。由於肅反任務過於繁重，就批判「肅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傾保守思想，從而「促進了肅反運動的大躍進」。在這次肅反期間，全省共收到檢舉材料四十多萬件，對地富反壞份子普遍地開展了一次審查評議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江蘇省在鎮江、常州召開了各地、市、縣的肅反現場會議。六月下旬，南京大學進行「肅反補課」。在大躍進的形勢下，第四次肅反進展尤其順利，江蘇全省「搜出各種反動證件三萬一千餘件」，給一些「翹尾巴」的地富反壞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強大的國家威權的震懾下，全省有二萬五千名「反、壞份子」投案自首，或補充交代了問題。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又在大躍進期間新建、擴建單位共七十七萬人中繼續開展肅反運動，直到一九五九年第三季度才結束。經過這次肅反運動，實現了「三見底」：「反革命組織見底，外來人口、長期外出回歸人員政治情況見底，現行破壞事故見底。」大躍進期間，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顯的突出。一九五九年，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城市基層的領導，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與街道支部合併為街道黨委，多數黨委書記由原派出所長擔任，公安部門與所轄地段的所有單位建立了經常的工作聯繫，對城市社會的控制已全面滲入到每一個角落。

　　連續不斷的鎮反、肅反運動，使社會反抗力量大為削弱，沒有人敢當反抗的帶頭人。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黨組的一份報告分析說：「由於幾年來鎮壓反革命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級政治機關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抓緊了打擊現行、挖掘殘餘、大搞改造、加強預防等工作，給敵人連續不斷的沉重打擊。所有這些，促使全省敵我鬥爭形勢進一步趨向緩和，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比過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二，利用專政工具連續嚴厲的打擊，形成了強大的鎮懾作用

　　大躍進以來，專政機關也對專政工作實行了大躍進，任何反政府的言論和行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時發現和嚴厲打擊。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到八月十六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肅反鬥爭進行了總結，還作出了《關於徹底肅清山區、結合部、水上、落後地區漏網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竄犯的決議》，加強了肅反和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清理力度。根據全國第九次公安會議的決議，各省紛紛行動。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吉林省共挖出殘餘反革命分子九千零五十八名，反動會道門骨幹九百四十三名；捉住流竄犯六百七十七名。還揭發出隱瞞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四千九百五十九名。此外，還清查出嫌疑分子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五名。戰役中收到群眾檢舉揭發材料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九件，其中有價值的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八件。在群眾壓力和黨的政策的感召下，有二千二百三十二名反革命、流竄犯投案自首。一九六○年七月，吉林省將「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批捕人犯的權限下放到縣委和省、地委工作組，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打擊力度。據本書作者黨握的資料，吉林的情況具有普遍性。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安徽天長縣法院帶著蓋好公章的空白判決書下鄉，遇到被認為表現不好的人，隨時判決，宣佈管制。公安、檢察機關和公社幹部亦可隨時填寫空白判決書，甚至出現少數口頭判決現象。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間，雲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擊現行反革命五千八百一十三人，在一九五八年共打擊各種壞分子一萬零五百四十九名，其中死刑三十七人，逮捕三千二百三十八人，勞動教養七百零二人，被打擊的壞分子大約佔總人口．七％。這些被打擊的對象，有相當一部分是冤假錯案。

　　除了常規打擊以外，各地還集中組織力量，進行突擊性的打擊。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的統一部署，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到十九日，吉林省在城市、鐵路沿線的集鎮，集中力量統一領導，採取突然襲擊的方法，對盜竊和投機倒把活動，進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圍剿。這次行動，全省組織了二萬多名幹部參加，檢查了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七個重點場所和部位。全省共發現盜竊、投機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九千九百零五名，其中集中審查八千七百三十三名，拘留審查一千一百七十二名。清查處理了七千七百一十三名。其中逮捕了三十九名，勞動教養七十九名，強制勞動一百四十三名，行政拘留三百一十五名。其他屬一般問題，轉交有關部門或經過批評教育後放回。由於廣泛發群眾，群眾檢舉各種犯罪線索一萬多件，扭送違法犯罪分子五十二名。在強大的聲勢下，七天中坦白自首的盜竊、投機倒把、走私分子二千多名，坦白出來的集團有二十一個。一九六一年四川崇慶縣開展了七天的突擊「治安運動」，對九百零九名有小偷小摸行為的人進行鬥爭，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殺事件十二起。

　　為了防止敵捕亂殺，有的省對捕人、殺人有控制數字。但是，一九六○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殺人的指標不夠。如，一九六○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數為五千人，殺人控制數字為八十人。到六月底，全省已捕二千五百七十五人（其中，反革命分子七百一十四人，其他犯罪分子一千八百六十一人）佔控制數字的五十一．五％；殺五十三人，佔控制數字的六十六．二十五％。吉林省政法委黨組給省委的報告說：「據目前情況來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更加深入，特別是改造落後地區、三反運動和城市調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開，必然會有許多敵人被揭發暴露出來，捕人、殺人也就會相應地增多……為了爭取主動，領導心中有數，必須將捕人、殺人的控制數加以調整。我們的意見是，捕人控制數由五千人增加到六五○○－－七千人；殺人控制數由八十人增加到一百六十人。」吉林是一個饑荒不算嚴重的省份，殺人的指標成倍突破，一些饑荒嚴重的省份，捕人、殺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強打擊以外，大躍進一開始，各地基層政權對「敵對勢力」加強了控制。《墊江縣志》記載：「從一九五九年起，採取由黨員、團員、民兵、治保員組成『包夾小組』，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監管起來；實行一月一訓話、季度一考評、年終總評的制度。根據表現好壞，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縣人民委員會批准，予以宣佈。」四川省墊江縣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三，嚴密的組織、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食品供應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一千五百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都必須聽從黨的意志，並帶動和監督他周圍的群眾執行黨的意志。黨組織的控制深入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車間、每一所學校、每一家商店，每一個連隊。共產黨還領導著共青團、工會、婦聯、少年先鋒隊等「群眾組織」，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共產黨所控制的組織裡面工作、學習和生活。每一個人都只能從組織裡得到生活資料，只能從組織那裡得到信息。每一個人的行為和思想都受到組織的控制。很少有人發表與政府不一致的言論，反政府是極其個別的極端行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會動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十分注意減少流民、控制流民。自一九五三年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領取。一九五八年一月，國務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規定由公安部門主管全國公民的戶口登記工作。各級公安部門將加強戶口管理作為公安工作的重要內容。通過對戶口的控制，公安部門對每一個居民的情況瞭如指掌。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他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由於把農民緊緊捆在土地上，社會上基本沒有流民。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一九六○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六百萬，一九六一年一月至八月，全國收容二百零七萬人，一九六二年一月至八月全國共收容一百四十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二百萬人。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負責人徐守身在省委召開的整頓城市治安秩序的電話會議上講話說：最近中央公安部、內務部召開了會議，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頓城市的治安秩序問題。因此，吉林省八個市在十一月都要行動起來，到年底要求見效，到春節要求見大效。為了實現這個要求，必須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堅決制止流動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農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鐵路要卡緊，火車上要嚴格執行憑票上車、憑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鐵路沿線的流動人口，一律收容起來，有一個收一個。有家可歸、自己願意回去的，就遣送回鄉；實在不願意走或有困難的，也可以安置到農村。對遣送不歸或假籍貫的人，要集中勞動，邊勞動，邊審查，邊教育，邊處理。

　　二是認真解決城市閒散人口。經過整頓以後，戶口工作要加強起來。城市戶籍警一般只管五百戶，力量不足的要補充。戶籍警按幹部待遇，並且不得輕易調動。對旅店、飯店、澡堂等複雜場所控制要嚴，防止壞人混入。立即停止對外售票的舞廳。

　　三是加強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要整頓內部秩序，加強紀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還說，要有計劃地大張旗鼓地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個大城市都要選擇典型案件殺幾個，中等城市、農村也要殺一點。殺人要開萬人大會，會上要有市長講話，當場宣判，立即執行，張貼佈告，做到家喻戶曉，以收殺一儆百之效。

　　四，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消減了人們的反抗情緒

　　那時，真理的旗幟掌握在共產黨手裡。經過半個世紀的戰亂和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新生政權得到人民的信賴，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產主義，不少人願意為這個偉大的理想作出犧牲。自己挨了餓，家裡餓死了人，還認為這是個別現象，為了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作出這樣的犧牲也是應該的。

　　所有報刊，所有會議，所有的課堂和講壇，都千篇一律地宣傳政府的聲音，發佈對政府有利的信息。黨支部、共青團、民兵、婦聯、工會、學校，都向群眾灌輸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滅一切與中央聲音不一致的「雜音」。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一律，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

　　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們馴服，新聞封鎖使人愚昧。餓死上百萬人的「信陽事件」、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問題」，不僅當時鄰近地區不知有其事，甚到幾十年後還嚴加保密。處理這些重大事件的辦法是，把全局問題當作個別問題來處理，把一個地方餓死人當作「一個指頭」，在承認「一個指頭」的同時，大講「九個指頭」的成績。誰要否定「九個指頭」，誰就是否定「三面紅旗」。用空洞的「全國形勢一派大好」淡化人們實實在在的飢餓，壓制人們對飢餓的不滿。

　　五，饑民的反抗在萌芽狀態即被消滅，不可能發展壯大

　　在古代，饑民沒有辦法生存時就嘯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澤東早年建立「革命根據地」，和中央政權對抗。在現代社會，這些已成為不可重複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民間力量很難借助武力來推翻它。這是因為：第一，沒有領袖。中國歷代農民起義，起骨幹作用的還是地方豪強和中小地主。由於土改、鎮壓反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農村的強人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既然豪強不存，農民起義也就沒有領導精英。第二，沒有財富。在中國共產黨掌權以前，可以通過剝奪民間富豪為造反提供經濟手段，新中國成立以後，一切財富全由國家控制，民間再沒有可剝奪的地主富豪。第三，沒有可以與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現代化武器和現代交通、通訊工具，而民間不能擁有任何武器。任何嘯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對任何邊遠地區的「根據地」，政府軍都可以借助現代交通，迅速到達。第四，沒有組織。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眾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在現代極權制度下，民間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現代極權制度只有在社會矛盾積累到相當尖銳的程度，靠領導集團內部瓦解，靠宮廷政變來更換領導集團。民間的反抗和騷亂只能是上層權力更迭的外因。

　　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政府擁有四百萬人以上的強大軍隊。這支軍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它既應對外患，更是為了應對內亂。民間反對者不可能聚集與政府軍相抗衡的力量。為了維持這支軍隊，為了提高這支軍隊的裝備水平，軍費支出在國家財政總支出中一直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見表二十五－－二。

　　表二十五－－二：中國的國防戰備費金額（億元）及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百分比）

　　國家財政總支出：

　　一九五○年：六十八．一　一九五一年：一百二十二．五

　　一九五二年：一百七十六．　一九五三年：二百二十．一

　　一九五四年：二百四十六．三　一九五五年：二百六十九．三

　　一九五六年：三百零五．七　一九五七年：三百零四．二

　　一九五八年：四百零九．四　一九五九年：五百五十二．九

　　一九六○年：六百五十四．一　一九六一年：三百六十七．

　　一九六二年：三百零五．三　一九六三年：三百三十九．六

　　一九六四年：三百九十九．　一九六五年：四百六十六．三

　　一九六六年：五百四十一．六　一九六七年：四百四十一．九

　　一九六八年：三百五十九．八

　　國防戰備費：

　　一九五○年：二十八．　一九五一年：五十二．六

　　一九五二年：五十七．八　一九五三年：七十五．四

　　一九五四年：五十八．一　一九五五年：六十五．

　　一九五六年：六十一．二　一九五七年：五十五．一

　　一九五八年：五十．　一九五九年：五十八．

　　一九六○年：五十八．　一九六一年：五十．

　　一九六二年：五十六．九　一九六三年：六十六．四

　　一九六四年：七十二．九　一九六五年：八十六．八

　　一九六六年：一百零一．　一九六七年：八十三．

　　一九六八年：九十四．一

　　國防戰備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

　　一九五○年：四十一．一　一九五一年：四十三．

　　一九五二年：三十二．八　一九五三年：三十四．二

　　一九五四年：二十三．六　一九五五年：二十四．一

　　一九五六年：二十．　一九五七年：十八．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二　一九五九年：十．五

　　一九六○年：八．九　一九六一年：十三．六

　　一九六二年：十八．七　一九六三年：十九．六

　　一九六四年：十八．三　一九六五年：十八．六

　　一九六六年：十八．七　一九六七年：十八．八

　　一九六八年：二十六．一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第四百二十－－四百二十一頁年份

　　六，懲罰農村基層幹部，消減農民的不滿情緒

　　餓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幹部作風最為惡劣的地方，也是「五風」刮得最嚴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過全國性的糾正「五風」運動，處理了一大批農村基層幹部。處理這些基層幹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說這些被處理的基層幹部本來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這為受害的農民出了一口氣，緩和了矛盾，讓農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幹部不好」。而這些壞幹部又都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這就把共產黨的過錯推到已經下台的國民黨身上了。這些情況在本書上冊介紹各省情況時有比較詳細的敘述，這裡不再重覆。

【第二十六章　大饑荒的制度背景】

　　為什麼像糧食「高產衛星」那麼離奇的謊言沒人揭穿？

　　為什麼數千萬的饑民瀕臨死亡得不到救助？

　　為什麼造成餓死人的路線、政策一直持續三年？

　　為什麼農村基層幹部能如此殘忍地摧殘農民？

　　為什麼餓死的大多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為什麼餓死幾千萬人絕世慘案能夠密而不宜、一直隱瞞半個世紀？

　　這些問題只能從制度中找答案。

　　產生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饑荒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徵的極權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一、毛澤東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召見江青，令其手記七律一首，這首詩是批評郭沫若《十批》的。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裡，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他這裡說《封建論》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領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獨立性，中央政權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況。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柳宗元在《封建論》一文中，認為秦始皇最先實行的郡邑制優於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評判優劣的。郡邑制把全國的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地方官員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員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決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創建的行政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

　　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歷史學家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一書，使這個認識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王權主義。實際上，和毛澤東對應的不僅僅是王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一個政治術語，是墨索里尼最早發明的，墨索里尼強調「一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一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一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邊遠的鄉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毛澤東這一代領導人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們描繪出了人類最美好制度的圖景。為什麼他們所建成的制度和原來的理想大相逕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複他這本書的內容，我只是想說，我並不懷疑開創者的真誠。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是想救民於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開始用這個理想建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人的認識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關係，也是個人和整體的關係。通過制度把單個人的活動連接成整體。但是，連接整體以後所導致的結果，任何個人憑著有限的知識和觀察，是不能預知的。這像數學中的「有限」和「無限」的概念一樣，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放在「無限」中有時是不正確的。這是一。

　　制度是千百萬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過程並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願，它要因襲原有制度的遺產（現代語言稱為「路徑依賴」），它還要受到種種外力的影響。一種「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後，建造者會驚奇地發現：「竣工驗收」的成果和「設計圖紙」大相逕庭。這是二。

　　第三，從理論上說，制度是為人服務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人們都要受到這個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邏輯力，制度的慣性力）又迫使制度的執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這些事情的後果是與制度建造者的最初願望有時是相悖的。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中國人經歷的情況正是如此。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裡，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雲外，儼然以帝王自居。

　　二○○○年的一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一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一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一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鍾，在他眼裡，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一個情況：一九五○年四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一九七二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森介紹毛澤東：「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一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亂必治」的歷史契機，把歷經半個世紀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皇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這些相輔相成，形成了一個十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牢固地掌握了這個權力結構之柄。這個「柄」就是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有了這個權柄，他就比任何人強大，他就成了全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思想權威。民眾的個體在這個權力結構裡微不足道，他們只能為全國唯一的目標－－共產主義獻出一切。

　　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儘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

　　中國最後一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權限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範圍內像毛澤東一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一個個土皇帝。

二、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生活

　　哈耶克說：「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它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他們想要引導社會努力所要達到的目標性質不同。但他們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不同，則在於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一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

　　怎樣「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共產主義的「這個單一目標」呢？這就得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的正是這樣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完全剝奪了個人的自主領域。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麼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

　　在城市，工商業都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一九五七年，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佔五十三．八％，集體所有制工業佔十九％，公私合營工業佔二十六．三％，私人工業佔．一％，城鎮個體工業佔．八％。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佔六十二．一％，集體所有制商業十六．四％，公私合營商業佔十六％，個體商業只佔二．七％，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為二．八％。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只有國家計劃，沒有市場。個人不可能在「國家分配」以外的渠道買到任何物資。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樣的方式生產，全都由國家下達計劃。工廠建一個廁所也得層層報批，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動工。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包銷，外貿統進統出，職工統招統配，工資全國統一制定級別、統一時間調整。

　　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澤東的個人意見份量最重。例如，中國的很多經濟指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裡，控制中樞（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一方面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中國當時的制度不僅剝奪了老百姓獲取食物的權利，也剝奪了百姓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食物的權力。

　　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干擾，就得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一律。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一千五百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一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執行一條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一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它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內奉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黨內不同意見很難發表，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力量很微弱。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和秦始皇建立的專制制度結合起來，就成為最高領導人實行專斷的工具，成為極權政治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城市按部門或單位建立組織，在農村按屬地建立組織。這些組織與各級政府相平行（實際是凌駕在各同級國家行政機構之上），都設立了黨委會，基層組織為黨支部。名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實行代表大會制度，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實際上，黨的主席凌駕於代表大會之上。他的意志就是黨的意志，各級黨代會只不過議事機構和表決機器。中央委員會內又產生政治局，政治局內又設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實權的領導機構，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領導之下。黨中央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名義上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由它產生的委員會，實際上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級任命。在幹部任命等一切重大問題上，黨的第一把手有絕對的權力。地方黨委會內也設常委，執掌日常實際權力。

　　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特徵是，一是它在新中國建立後一直處於獨立的執政地位。按照黨的理論，共產黨執政一直到國家消亡、共產主義實現為止。二是黨的機構全部國家化了。黨的專職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的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黨的活動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支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民主只不過是集中的手段。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於批評共產黨。一九五九年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各級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家長，毛澤東是全黨最大的家長。黨的各級領導人既缺乏黨外監督，又缺乏黨內監督。從一九五七年以後，黨內特權開始嚴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一錘定音」。而對重大問題的爭論是靠「路線鬥爭」來解決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一批人戰勝另一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一批人下台，堅持「正確路線」的一批人上台。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你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自從毛澤東有著絕對權力以後，路線鬥爭常常成為他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的唯一政治集團。中國雖然也有其他黨派，但這些黨派都不以取得執政地位為目的，都以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它們被稱之為「參政黨」。這些民主黨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國共產黨派進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有的民主黨派內還設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作為該黨派的領導核心。從經濟上，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民主黨派的幹部也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任命。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只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為共產黨服務的社會團體。

　　在帝王社會，農民起義推翻了一個皇帝，又用一個新皇帝來代替它。在政黨社會，推翻了一個一黨專政，又一個新的一黨專政來代替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呢？還是一黨專政。只不過是用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取代了國民黨一黨專政。這兩個黨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過蘇聯共產黨的幫助，都從蘇聯共產黨那裡吸取了組織經驗，都是奉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原則。

四、用槍桿子保衛權力

　　軍隊是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的支柱。高度集權制度是靠軍隊來維持的。這支軍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五○年六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八百零七萬人，實現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這是一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軍隊。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末，即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四百萬人。到一九五○年七月，又增加到五百萬人。一九五一年，人數為歷史上最多，即六百一十一萬人。朝鮮戰爭以後，還一直維持在四百萬人以上。一直到一九八五年六月，鄧小平決定裁軍一百萬，人數降低到三百三十萬人。除了這支龐大的常備軍以外，一旦戰爭需要還可以隨時召集數以千萬計的預備役軍人。

　　這是一支由多兵種合成的強大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戰略導彈部隊。這支多兵種高度合成化的部隊，其火力、防護力、突擊力、機動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都相當強大。

　　這是一支由龐大的軍事科研隊伍支撐的部隊。全國有數以百計的國防科研機構、一百多所軍事院校和國防科研機構，幾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優秀人才。

　　這是一支由整個國家的重工業為後盾的軍隊。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於備戰的需要。一旦需要，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汽車拖拉機工業很快就可以轉為軍事工業。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武器裝備都是在民用工廠裡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生產的。即動員民用工廠的力量、用民用工廠的資源生產武器，毛澤東時代的軍費不包括「軍工動員」的費用。

　　這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手裡。在毛澤東帝國，是「黨指揮槍」。黨指揮搶，不是一項空洞的原則，不僅是靠軍官們對黨的忠誠，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央軍委的成員。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各級軍隊都有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幹部都是同級黨委的成員。部隊的重大事情都由黨委討論、批准。從上到下，黨組織無處不在，無處不起領導作用。這些是「黨指揮槍」的重要組織保證。同時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個戰士都知道「黨指揮槍」的原則。此外，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

　　一、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軍官調動頻繁。這樣，上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之間，軍官和戰士之間，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關係。這就防止軍隊變成個別軍官的私家軍隊。在一支軍隊內部也不可能進行對抗中央的密謀。

　　二、帶兵的不能調兵，調兵的不能帶兵。軍長和軍長以下的各級帶兵的軍官，不能帶領自己的部隊移動。作戰部隊一個營的移動需要中央軍委批准。生產經營部隊一個團的移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調兵權的人，不經批准，不能自已到一個部隊裡去帶兵。調兵權和帶兵權分離，使每一支軍隊只能在劃定的駐防範圍內活動，不可能進行中央給定以外的軍事行動。

　　三、不能一個人單獨調兵，軍隊調動由集體決定。中央軍委調兵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研究，集體決定。當然，中央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四、軍餉和裝備由中央統一供給，不能就地籌餉。過去軍閥割據，其中一個原因是軍閥在自己管轄的地盤裡籌餉，他可以在轄地內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地盤大，軍餉就充足，就可以進一步擴充軍隊。因此就有軍閥間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餉由總後勤部統一供給，一律「吃皇糧」。軍隊自己不能就地籌餉。

　　五、駐軍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權分離，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分離。在軍閥時代，地方軍政合一，軍事長官就是行政長官。他們既憑借自己的軍事實力和中央分庭抗禮，又憑借自己的行政職務，對百姓發號施令。毛澤東時代，地方長官沒有軍事力量，只能聽命於中央；軍事長官沒有行政權力，不能號令百姓。中央對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分別控制，並讓二者相互監督。這樣，地方實行軍事割據就無可能。雖然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兼任當地駐軍政委、當地駐軍主要負責人參加駐地黨委，但這只是一種相互溝通，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還是涇渭分明。

　　六、「雙長制」，即同一部隊有兩個一把手。軍長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兩人都對上級黨委負責。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很難齊心協力進行謀反。

　　七、司、政、後分立。軍隊裡的作戰指揮、幹部和考核任免、後勤保障分別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分別負責。三者都服從同級黨委領導，同時接受上一級對口部門的業務指導。

　　八、強幹弱枝。在軍隊部署上，首都附近的軍事力量大於任何一個地區的軍事力量。萬一個別地方出現問題，中央可以憑借具有壓倒優勢的首都軍事力量討伐叛逆。駐首都以外的部隊（包括軍事首長）帶一支槍進入首都要經過批准。空、海軍的飛機不能飛越首都上空。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過去毛澤東靠「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現在，毛澤東用槍桿子來保衛自己的權力。

五、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時。北京市三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毛澤東站在天安城樓上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國實行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呢？毛澤東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他曾多次提出過民主政治的口號，多次提出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對民主的態度比過去顯得不同了。一九四九年八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他把人類創造的現代政治制度－－「議會制」和權力制衡的「三權分立」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澤東把國家組成分為國體和政體兩個問題。他說，「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在中國應當由那個階級來專政呢？在一九四○年二月，他主張「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到了晚年，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三種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關鍵在於對「人民」的解釋上。如果把「人民」解釋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各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如果強調在這個聯合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則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壞、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在農村連富裕中農也受打擊。實際上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毛澤東曾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敵人」並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毛澤東到一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從而變成專政對象。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它的「政體」。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最高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有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權外，擁有產生並監督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權力。國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經國家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有權決定國家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如審查和批准國民經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批准省、市自治區區劃，決定戰爭與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有國家元首制度。按照一九五四年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必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職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元首實際是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組成的集體。第一屆人大屆滿以後，毛澤東再不願意當國家主席，一九五八年，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就不設國家主席了。以後，由於毛澤東自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又不讓別人當國家主席，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八年的《憲法》就規定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上的條款也得遵命毛澤東的個人意願。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有「共和」兩字。孟德斯鳩把國家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種。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一個人遵照法律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自己的意志來執政的政體。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的，不是專制的。

　　中國當時只有兩部法律，一部是《憲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憲法》而不顧，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劉少奇插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參考。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的決定，大家去辦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雙反」，報紙一登，全國展開。）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是一千四百人的大會（指一九五八年的軍委擴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

　　他說的「我們那一套」是指中國共產黨那一套，「我們這一套」否定了「他們那一套」。「決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黨大還是國家大？黨大。劉少奇反對法治，贊成人治。最後他還是被人治所害：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於死地。這是後話。

　　西方現代國家是議會政治，中國則是「會議政治」。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會議來決定一切重大事情，中國共產黨會議的「決議」高於法律。然而，什麼時候開會，會議討論什麼內容，用什麼形式討論，會議開多長時間，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決定權的，有關會議的一切完全聽從最高領導人的意見。會議是貫徹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工具，會議的「決議」實際是最高領導人的意志的文字表達。會議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議會政治」和「會議政治」雖然只是調換了一個字的排列順序，卻發生了本質變化：「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會議政治」是專制政治。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一個工廠、車間、田頭、地角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一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凌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實施絕對領導。「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而各級黨組織，第一把手又凌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也只能俯首聽命。名義上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實際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這樣一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形同虛設。《憲法》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也是一紙空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國家主席、副主席，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實際上，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覆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一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寧、斯大林制度，就被稱為「革命政權」，反對這個政權的當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嚴厲懲處。

六、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桿子」：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桿子。「筆桿子」就是一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桿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桿子」和槍桿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一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做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一個比前一個進步，後一個必然取代前一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一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一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一切輿論工具，一切圖書，一切講壇，一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只知道一種理論，使他們思想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製造過激行為的主力。共產主義理想是以「大我」消滅「小我」、以強權剝奪個性的最有說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動員工具。為什麼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共產風」刮了一陣又一陣，這是多年共產主義灌輸的結果。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一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一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一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一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他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麼，不發什麼，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表」，以求「版面語言」的一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一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一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一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台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台以外，還以「偷聽敵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追根問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註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一目標。當時也有一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一些與中共中央意見不一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麼，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他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六十萬不服從統一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場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一」。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為同一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一律。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人們視毛澤東的思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造就了眾多的真誠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人為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而農民卻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幹部沒搞好。

七、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中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借助現代的交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饑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裡。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個城市相同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一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一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色。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產隊和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產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徵同一化。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絡，構成金字塔體系。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一網絡的不同層級一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流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係。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裡，沒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裡，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八、約束人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一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一整套價值體系。這一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其積澱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一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徵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級權力階梯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這裡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著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還形成一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一。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一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九、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裡不平的情緒很少。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饑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一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一，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一些自由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二○○三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於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採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製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志，無疑，它比以往任何一個政權強大。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是因為政權以外的民間力量難以推翻它，這一點，在本書「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一章中已有闡述。

十、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一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陞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一九五八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六○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一九六○年一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三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一九六○年春夏，在饑荒進一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裡得到的還是好消息。一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八十％。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一九六○年三月，由張平化任第一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二月二十七日、三月二十一日，在由舒同任第一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匯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三月五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一部分培養了雞……」三月五日，由吳芝圃任第一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八十八％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佔總數六十六％。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匯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你站在天壇圜丘的園心大喊一聲，一會兒回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像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一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導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誇報導，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一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劃了槓槓。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儘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一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十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一位市領導說：「你在吹牛。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你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十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麼！」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裡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一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瞭解情況，但聽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一九六一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四十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後，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第二十七章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一九五八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口號鋪天蓋地，共產主義的狂潮席捲神州。一時，中國的多數人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振奮。正是在這美好理想的旗幟下，鑄成了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但是，這共產主義的狂潮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少數人一時的瘋狂。它源遠流長，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極端化。為了探索這一理想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從它的源流說起。

一、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人是萬物之靈，又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高級動物，他自私、貪婪、殘忍、淫蕩，而且無休無盡，在這些惡劣的方面遠遠超過其他高級動物。但人有同情心，有關愛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這是其他高等動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說人類「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說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人是群居的，有社會性。作為「魔鬼」的人經常和其社會性相衝突，而作為「天使」的人使他們和諧相處。為了維護其社會性，使其不至於相互殘殺而自滅，人類的精英們一直想方設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現了種種宗教，種種學說。然而，在這種種宗教、種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鬥爭中，人類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盡致，那些執行抑制人類魔鬼性的精英們，自己常常變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三年間，這種執行者的魔鬼性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類是智能高度發達的動物，正是智能的創造性才使人類社會從茹毛飲血發展為現代文明。儘管人類的創造是在社會中相互啟發、相互激勵和相互合作中發展的，但作為創造性的本源還是每一個人的腦力和體力。但是，人的創造性衝動常常與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類的魔鬼性的過程中，同時把個人的創造性抑制了，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停頓的危機。計劃經濟制度和與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發揮其創造性，成了千古難題。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沒有社會，單個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和上一個難題相關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把成千上萬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組織起來和諧相處？即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組織社會生活需要權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問題上眾多的意志服從共同的意志。然而，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為「依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馬克思語）。控制眾人的權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過於強大，就會變成力量強大的魔鬼。毛澤東組織社會的方式就是運用秦始皇遺留下來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權威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惡魔，大饑荒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怎樣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這也是人們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難題。

　　人類社會對上述千古難題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在長達數千年時間內，人類依靠超乎眾人之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來壓制人性惡劣的一面。這個最高權威有的在人類之上，如上帝以及種種神；有的在人類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結合。但控制最高權威、防止他不變為魔鬼的難題直到現代才在部分國家中得到解決。

　　與服從權威相適應的理念是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人主義。崇尚集體、壓抑個體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淵源。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求人們克制個人的私慾，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在「禮」的規範之中。漢字中有一個「公」字，這個字是由「八」和「（未能顯示，從略）」組成的。「（未能顯示，從略）」即古「私」字，《說文解字》說：「公，平分也，從八（未能顯示，從略），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中國的「公」是和個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國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說法，其本來意義是「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禮運第九》從「天下為公」出發，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為公」，「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

　　人類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交通極不發達的遠古，相隔萬里的異域也會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遠隔萬里的柏拉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你。」他認為，如果你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麼你就是自私的。柏拉圖承認的首要準則是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圖主張「共有財產」。在同一書中，他寫道：

　　妻子們、孩子們及其所有的奴隸們都有他們的一份共有財產。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要盡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私人或個人行為。只要這點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為私人或個人的，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家的共有財產。就像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視、聽和行動－－好似它們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一樣。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在相同的時間內，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歡喜或悲傷。所有這些法律因把國家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而更加完善。

　　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柏拉圖主張控制輿論，主張對文藝作品的檢查制度。他甚至認為：「治理者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時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話和欺騙。」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一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啟超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著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佔優勢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一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製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個人主義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一個概念，利己主義是和利他主義相對應的。個人主義可以和利他主義相結合，用利他主義來抑制人類的魔鬼性。而利他主義也是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關愛心。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聖經》上說，「愛你的鄰人」，不要「愛你的部落」），也是產生於西方文明並促進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學說的核心。波普爾認為，「在人類道德的發展歷程中，還沒有其他跟它一樣如此有力的思想。」波普爾批評柏拉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劃上等號。」這就為集體主義穿上了無私的外衣，為個人主義披上了自私的髒外套。

　　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了基本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得到了發展，此後成長和發展為西方文明。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無緣無故地壓制別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錯誤的。基督教徒會說，其錯誤就在於違背了上帝對人的設計。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干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

　　任何人沒有權力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無私的美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威逼出來的善行，自己決定在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他人做出犧牲，自己對這個決定的後果負完全責任，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個人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都必須完全地、永久地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的至上性這一觀念水火不容。自由社會絕不能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這條規則的唯一例外就是戰爭和它暫時性的災難。」

　　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由於商業的發展，歐洲那種有嚴格組織的壓抑個性的等級制度，在劇烈的社會震盪過程中，逐漸轉變成一種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下，個人從束縛他的種種習慣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個人能夠創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商業規範逐漸代替了等級規範，自由競爭逐漸代替了行政壟斷，契約整合逐漸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類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慾望。個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大進步，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如是說。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一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一個人，也不能交給一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如上所述，人類是群居的，是有社會性的。除了協調人性以外，還有一個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組織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極而言之分為兩類：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專制獨裁制度。在二者之間，因民主和專制的程度不同，有著種種不同的情況。專制獨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眾利益的面目出現的。專制獨裁制度的統治者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從人的生理本源上看，專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人的動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會性動物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領袖取得權力靠的是強力征服，維護權力靠的是強力鎮壓。其征服和鎮壓是極其殘酷、極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蟻群也是如此。隨著人類的進化，人性的成份逐漸增多，動物性成份逐漸減少。政權更迭方式和執政手段逐漸人性化。專制制度逐漸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產主義探源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危機。馬克思對這些危機的概括大體是符合實際的：一是貧富懸殊，工人階級貧困化，造成了尖銳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二是個別資本家佔有巨額的生產資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經濟造成了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從而引發社會週期性的動盪；三是人和人的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謊言和真理，淚水和微笑，良心和尊嚴都可以變成商品出賣。金錢淹沒了真理、正義和道德，埋葬了融洽與和諧。這些危機造成不停息的社會動盪，造成不停息的衝突和戰爭。

　　對於這些弊端，自從資本主義出現那天起，文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論武器進行了深刻而尖銳的批判。然而，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源泉大都來自古已有之的集體主義思想。

　　因此，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集體主義思想，在其發展中找到了新的社會實踐依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它的現代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五一六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一四七八－－一千五百三十三）出版了《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為《烏托邦》的傳世之作。這本不到十萬字的小冊子，使托馬斯．莫爾名垂千古。莫爾在這本小冊子裡，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裡廢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財產、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於全民所有。為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產生，住宅也要每隔十年抽籤調換一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麼黃金幹什麼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一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恥的標記」。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烏托邦》的問世形成了一個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起源。

　　一六○二年，意大利人托馬佐．康帕內拉（一五六八－－一千六百三十九）發表了《太陽城》。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二十七年的囚禁中寫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陽城」裡，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組織生產和分配。在那裡，沒有貧富之分，沒有私有財產，一切產品都由公社的公職人員分配，人人都能從公社裡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沒有商品，沒有貨幣。由祭司掌握政權。居民在集體食堂裡用餐，食譜由醫生安排。勞動是全民的義務，人人熱愛勞動，勞動光榮。「太陽城」比烏托邦前進了一步，在那裡沒有僕人，沒有奴隸。

　　十八世紀末，法國人格拉古．巴貝夫（一七六○－－一千七百九十七）提出了國民公社。國民公社實行財產公有制。原國家的財產、私人的財產、耕地和未開墾的土地等等，一律歸國民公社所有。參加國民公社以自願為原則，依靠公社的優越性，使私有者放棄財產加入公社。人人無條件地參加勞動。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為防止盲目生產和產品過剩，一切都按計劃進行。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人羅伯特．歐文（一七七一－－一千八百五十八），法國人聖西門（一七六○－－一千八百二十五），法國人夏爾．傅立葉（一七七二－－一千八百三十七）使社會主義理想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把他們稱之為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提出工業資產和其他資本實行公有制，並且建立計劃化社會。

　　所有的社會主義學說都認定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都主張消滅私有制，有的主張取消商品、貨幣，採取直接分配。馬克思繼承了在他以前的社會主義學說並加以發展。人們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從哪些方面變成了科學呢？恩格斯說：

　　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想出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的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

　　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

　　由此看來，馬克思把空想變成科學，是指兩個方面：一是對為什麼要實現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指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即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於「用黃金修建廁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並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怎樣實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後者是歷史的邏輯。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一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這個合乎邏輯的理想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首先將根本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管理權。一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說，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競爭將被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消滅，而為聯合所代替。因為個人管理工業的必然後果就是私有制，因為競爭不過是個別私有者管理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密切聯繫著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共同協議來分配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產主義者提出廢除私有制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裡，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範圍，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這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理論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遠流長，並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新中國建立以來，動用了各種輿論工具宣傳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惡。成千上萬的人把消滅私有制當作自己終其一生的奮鬥目標－－這麼美好的理想當然早一點實現比晚一點實現好。從這裡可以找到毛澤東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實踐證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財富的執掌者必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國有人的經濟不僅低效率，而且是和專制制度相匹配的。消滅了私有制，必然為專制制度奠定基礎。

　　這個理想的第二項內容就是消滅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

　　消滅了私有制以後怎麼辦呢？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情況下，生產是盲目的，無政府的。這就不可能自覺地實現各個產業之間、各種產品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係。只有通過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消滅私有制以後人們就可以自覺地進行計劃，自覺地保持比例關係，經濟危機就會消除。

　　一旦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無需給產品規定價值……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的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計劃要『具有立法的職能』，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應具有立法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就可以取消商品生產，不需要價值規律來配置資源，而是實行全面的經濟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

　　後來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人不可能準確、及時地認清市場變化並及時對經濟活動做出正確、及時的指導。所謂計劃指導，實際是一連串的錯誤指導。在不斷的錯誤指導中，巨額投資付諸東流，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一個勞動者，每一家企業，都是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按一個指令運轉。因此，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被扼殺。停滯、匱乏和貧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會按照一個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長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計劃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見就會被當作「雜音」和「噪聲」加以消滅。所以，計劃經濟體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

　　這個理想的第三項內容就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指「消費資料」，因為生產資料已經公有了，沒有分配問題。

　　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份消費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

　　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排除了其他分配形式。如按資分配。因此，把拿利息當作剝削。中國在一九五六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資本家把工廠交給了國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後來也被當成剝削的根據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視。

　　按勞分配，誰來分配？實踐的結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隸。分配者可以隨時剝奪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資源。幹部在公共食堂裡隨意對農民「扣飯」，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國民經濟就能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危機將終止，剝削、階級和階級的對立將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人們將從金錢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將變成平等的互助關係。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然而，這個美好的理想一經實踐，就出現了和他們初衷相反的結果。

　　這個理想的第四項內容，也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推翻資產階級以後怎麼辦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

　　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一、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至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佈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根本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家成了無產階級的國家的時候，在它成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施用暴力的機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無條件地主張堅強的政權和集中制。

　　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當時他們沒有說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從蘇聯和中國的實踐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很長很長。共產黨執政時期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嘻笑怒罵」，「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專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實踐證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領袖專政。專政對象並不是什麼「階級敵人」，而是不願意效忠領袖的人。

　　由於從古代的集體主義思想到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針對人的魔鬼性的，都針對社會不平等種種社會弊端的。因此，自古以來，這種思想體系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處於下層的百姓是它的忠實信眾，一些同情下層群眾的知識分子，也極力宣揚它。從康有為到李大釗，都主張「大同」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美好的理想，以各種通俗的或深奧的形式，向各種年齡、各種不同文化水平、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灌輸。雖然在實踐中，有些理想暫時不能實現，但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還把對這種信仰是不是堅定，作為考察黨員、任用幹部的重要條件。

　　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就成了一千五百萬共產黨員的集體信仰，還通過政權的強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都信奉這個集體信仰。中國共產黨一直教育它的黨員：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其實，科學和信仰是不相容的兩回事。信仰通常中堅定的，而科學是要不斷地發展和揚棄。信仰是心靈的，而科學需要實驗去驗證。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學性。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不管什麼樣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一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資源、一切自願的服務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為的目標和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一個虔誠的人。」共產黨的輿論控制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標，一大批人成了共產主義虔誠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單純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

　　從古今中外的教派鬥爭中我們得知，凡是懷有極端宗教偏執的人們，通常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異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國度裡，必然如此。於是就出現了大躍進年代（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殘酷迫害。

三、中國為什麼走上了極權主義

　　最早將社會主義一詞譯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雜誌》，一八七七年黎昌庶隨郭嵩燾出使英法，接著又轉任德國和西班牙的使館參贊。《西洋雜誌》是他對歐洲的瞭解。這本書中兩次提到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將Socialist一詞譯成「平會」，「會」是「會黨」的意思，即當時中國民間結社。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個「平」字，與中國「均貧富」的傳統思想有關。稍後，西方傳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對馬克思的一些片斷介紹中，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貧」、「均富」、「富民」的安民學說。一八九九年二月至五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中國人蔡爾康節譯的英國哲學家基德（梁啟超譯為頡德）的《社會進化論》，將譯著命名為《大同學》，用中國的「大同」思想來理解、介紹社會主義。一九○二年十月，梁啟超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馬克思。提到馬克思的「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不過，他認為馬克思這種抑強濟弱的思想，中國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與此並列，還說：「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

　　孫中山、朱執信、宋教仁、廖仲愷都曾著文介紹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稱讚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認識各異，也不打算在中國實踐。宋教仁認為共產主義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孫中山等人本來是想把中國建成一個憲政國家，但當時相當多的人把那場革命當作一場種族革命。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旗幟上，「驅除韃虜」放在第一位。「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佔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反對「異族」統治是宋、明以來的主流傳統。

　　當年在武漢三鎮經歷過這場革命的老人回憶，當時不叫「辛亥革命」，而稱「興漢滅旗」，即振興漢人，消滅旗人。當時殺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鄉距武漢只有一百多公里，我在童年時（當時距辛亥革命僅三十多年）多次聽到這樣一個傳說：為了區別漢人和旗人，有些革命軍抓住俘虜就讓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陸伯陸司陸」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後一個「溜」字還沒出口，就已人頭落地。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有人在明陵舉案祭奠，以政權歸漢來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靈。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這樣狹隘的革命成功以後，就很難有制度創新了。大清帝國的旗號換上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清帝國的專制制度以及它的小農經濟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以及清帝國的種種社會問題，幾乎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之下。帝國的根基和靈魂並未隨著滿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的局面。

　　在混亂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斷地尋找救國之路。二十世紀之初，達爾文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等源於西方的種種學說紛紛在中國登場，各自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解釋，開出各自的藥方，爭取各自的信徒。

　　本來，英美等國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說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那時已經介紹到中國。當時，由華盛頓、傑弗遜等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不少國家已經成為現實。正如陳獨秀在晚年（一九四○年）所說的，這套制度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了的」。為什麼中國沒有選擇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從蘇聯那裡接過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呢？這不是少數精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機緣。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鴉片同時進入中國的，是靠洋槍和大炮打開國門的，是與割地、賠款的恥辱和圓明園的廢墟相聯繫的。這些，勢必在中國人中產生了強烈的牴觸情緒。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近幾年來，余英時等學者提出了與毛澤東這個看法不同的見解，但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國家利益的衝突，不同文明的衝突必然會發生的。在西方野蠻性的市場擴張和兩種文明衝突中，強者一方採取了令人遺憾的血腥、殘暴、掠奪手段，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機。在外強入侵面前，勢必民族獨立壓倒制度創新、主權壓倒人權、集體主義壓倒個人主義。

　　其次，中國專制制度統治的時間過長，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產業革命以後的那種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在英國，十六世紀資本主義就有相當的發展。而中國，專制制度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民間經濟沒有發展的餘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晚了一兩百年。一八七二年，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一八八三年出現了股份制。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七年，只有三十九家股份制企業。這些企業多數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業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這些企業都窒息在封建專制制度之中。在封建專制條件下，資本主義不可能發展起來，也不可能出現民主制度的主體階層－－中產階層。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農抑商」，把商人視為「四民之末」，市場經濟是重商經濟；儒家文化強調「修身」，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自由。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於吸收馬克思主義。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權主義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體，影響著人們的政治意識。在廣大底層群眾中，形成了的「非參與意識」。人們畏懼王權，又崇拜王權，只能伏在君主腳下當順民。在王權的束縛下，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沒有對於自身權利的自覺。政治是極少數人的事，大多數人甘心作王權統治下的良民。長期的專制制度造就了這種政治文化土壤，這種土壤又培育著專制政治。

　　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化土壤，對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種自然的排斥。而來自蘇聯的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著較多的親合力。

　　第四，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本身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工人失業，貧富懸殊。當時，蘇聯和美國比較，顯出了更多的優越性。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時，不少西方知識分子也讚揚蘇聯的制度。這種情形，對正在選擇制度的中國顯然會發生影響。

　　對於長期抑鬱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鮮空氣。它那廣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和嚴密的邏輯，使他們看到了遠比儒家學說所描繪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確、更加可信的圖景。這個圖景不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貧濟困的正義之光，還給除統治者以下的各個階層以巨大的利益誘惑。僅這些就會吸引眾多的人為之奮鬥終生。

　　按照列寧的學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一個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再利用政權的力量，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可以集中國力實現超越式發展，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當時對蘇聯建設成就的宣傳資料已經為這一理論提供了實踐的佐證。這種前景，對於處於落後挨打的中華民族來說，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

　　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實踐中找到了可行的證據。毛澤東把農民起義當作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動力，把太平天國這個近似邪教的組織當作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炮聲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流派稱為「第二國際」（現代為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非暴力革命，主張民主制度，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演生出社會主義。列寧稱他們為「修正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主張建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黨，主張用暴力剝奪有產者，取得政權以後，用行政強制推行經濟的超越式發展，用暴力鎮壓反對者。因此，從蘇聯引進來的「主義」，更是帶有專制的血腥。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又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具有中國鄉土氣息的思想體系。這種中國鄉土氣息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而是承襲了中國農業社會的一些價值觀，用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推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王權思想借助馬克思主義的軀殼在中國還魂。「五四」運動，倡導民主、科學、人權，結果事與願違，引進的卻是反民主、反人權的思想。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終成了這樣一個結果：蘇聯的專制主義和中國王權思想的疊加。

　　於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與中國社會擦肩而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的「國教」，毛澤東的極權制度在中國確立。三年大饑荒以及其他種種「人禍」接踵而來。

　　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歷史邏輯中發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中國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似乎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

　　一九六二年初，面對幾千萬人餓死、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中國高層的不同意見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說廬山會議毛澤東的主要對手是彭德懷，那麼，現在毛澤東的主要對手則是劉少奇。毛、劉之間的鬥爭從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會上高層出現分歧

　　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緊跟毛澤東，說了很多比毛澤東還要狂熱的話。他是什麼時候開始轉變認識的？我曾就此問題請教於劉少奇的秘書姚力文。姚回答說，可能是一九六一年回家鄉調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一九五九年秋後就看到了生產力的大破壞，那時他對形勢應當是清醒的，也許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也許是為了「黨的團結」，也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還是和毛澤東唱一樣的調子。

　　然而，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唱出了和毛澤不一樣的調子。

　　一九六一年一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沒有得到切實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五級幹部會議，統一思想，克服困難。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事後，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劉少奇看完報告初稿後，找到起草小組提出修改意見。劉說，還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講的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一）過去四年的缺點、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汗，這才能夠接受教訓。（二）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要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各省都有這樣的事實。（四）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來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

　　這個報告是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經過多次修改後逐漸清晰起來。

　　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和九日，劉少奇分兩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後送第三部分）將報告的第一稿呈送給毛澤東。九日二十三時，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給毛澤東（第三部分還沒有改完）。但這時距開會只有一天。毛九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兩部分。十日上午十時毛作了批示，建議會議推遲三天作報告。在這三天討論農村基本核算位和別的問題。但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說第三部分不看了，整個報告就不要先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然後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後成為正式報告。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為三級（中央、大局、省、地），後來毛澤東建議擴大為五級，即增加縣級和相當於縣級的工礦企業領導人。參加會議的有七千一百一十八人，所以通稱「七千人大會」會議於一月十一日正式開幕。以小組會議形式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即上述報告）。討論最初集中於「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的問題。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都把國家計劃以外的經濟活動都當作「分散主義」加以反對。陳雲說：「什麼叫計劃經濟，就是要集中統一。半計劃就是無計劃。」七千人大會開始就把反分散主義作為重點。但地方的代表們對分散主義有不同意見。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也有多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恢復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洩氣了。」

　　由分散主義討論到大躍進以來缺點和錯誤產生的原因，爭論越來越激烈。

　　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的問題時，大多數代表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反右傾以後，多數人都是這麼說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說，「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什麼卻出現了糧食、市場緊張？西北地區的代表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質疑。

　　代表們對劉少的報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見，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慶施則從左的角度對稿子十分不滿，說「越看越沒勁」。毛澤東提出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毛澤東說：「看來，這個稿子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強調，委員會內可以充分討論，有意見都可以提，「三不主義」－－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但是問題決定之後就要遵守。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牽頭，由二十一人組成：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等。

　　在討論這幾年的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出現了爭論。一月十八日，彭真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講到這裡，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過，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說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周恩來從維護毛澤東的方面提出了問題，他說：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著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當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力挽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周恩來發言不久，陳伯達發言，說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講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趕緊解釋：我的意思是，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報告經過修改，一月二十二日拿出第二稿，二十四日，毛澤東看過後，表示「贊成這個方向」。一月二十五日，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二十六日下午，毛澤東決定，這個報告作為書面文件發給大家，二十七日下午開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熬了一個通宵寫了提綱，提綱在大會前經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下午二時開會，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報告長達三個小時，其中有些內容是毛澤東最不愛聽的。

　　第一，認為「大躍進」不僅沒有進，反而倒退了許多，造成了一個大馬鞍形。講話還對當前經濟困難作了較嚴重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因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的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一九六一年也減產了，統計減少了四十％，或者還多一點，一九六二年也難以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

　　第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災，七分人禍」。一是天災，連續三年自然災害；還有一條是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對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用「三七開」代替了毛澤東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過去我們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作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方還可以這樣講（毛插話，這種地方少），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翻箱倒櫃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這種人勢必陷入被動……

　　第四，認為對這幾年的錯誤，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關於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我們在書面報告中講過，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負責任的是省、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級黨委。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當負起責任。

　　第五，認為「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能進一步作出結論。

　　劉少奇在講話中，毛澤東有不少插話。當劉少奇說到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餓了兩年飯，毛澤東插話：「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毛澤東只承認「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不承認餓死人。更不承認大量餓死人。而劉少奇對餓死人看得很重。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口頭講話顯然是不滿意的。事隔多年之後的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在同阿爾巴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當時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經看出一些問題。」毛澤東當時看出了一些什麼問題？可能是從劉少奇的報告中看到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的問題。

　　七千人大會原計劃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一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結束，可是二十九日下午代表們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有一肚子氣。毛澤東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會議接著開下去。

　　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十分堅決地、充分地、並且以空前的高調肯定了「三面紅旗」，還說大饑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說「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他不僅把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中的責任洗刷得一乾二淨，還對毛澤東極力神化。他說：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就會走得少，今天的困難就會小得多。

　　我個人幾十年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幾十年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林彪講話時正是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聽了這些話，一定會有一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他當時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三月二十日，毛澤東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講話稿以後，立即批給田家英和羅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三十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講話。講話沒有正面講大饑荒問題，卻大講民主集中制。這是毛澤東闡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講話，似乎這幾年出了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結果。毛澤東把「民主」和「集中」兩個對立的東西結合起來，強調「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壞呢？因為集中是有制度保證的，而民主卻沒有制度保證，它只是領導人的恩賜。民主是對當權者的約束。約束總是不舒服的。作為個人，總是對上要求民主，對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實質就是集中，它本來就是專制制度的一張遮羞布。在這次講話中雖然也講民主，但更強調集中。他說：

　　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從林彪和周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可知，毛澤東講集中，還是要集中到他那裡。正如林彪說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現在要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

　　毛澤東這篇講話雖然沒有對劉少奇沒有正面回擊，但還是用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作了論證。這表明他對劉少奇說的「『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的話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會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起了促進作用，會上也對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但始終守住兩道防線：一是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二是對廬山會議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會決議向各省傳達以後，基層幹部不滿意，在學習討論這些文件時，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意見。甘肅省在討論中，省委黨校的幹部說：「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飾太平。我國六億人有五億人搞飯吃，還沒有糧食，怎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呢？」「過去覺得甘肅問題嚴重，現在才知道問題有普遍性。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問題，其損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衛生廳的一個同志說：「幾年來不僅沒有成績，反而把事情搞壞了，不僅物質上搞壞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壞了。」省財貿辦公室的同志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不僅區域廣，而且時間長，因此，不能說中央的指導思想沒有問題。」《甘肅日報》印刷廠的同志說：「聽了報告後好像中央沒有錯，主要錯誤是下邊執行中的錯誤，感到中央對缺點錯誤檢查不夠，從根本上找問題少，從下面找問題多。」有人在發言中直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央有幾次會議和一些文件不妥當，對下面影響很大。如，北戴河會議說共產主義看來為時已經不長了。還提出苦戰三年鋼產量達到五千萬噸。」「說中央政策完全對，我有懷疑。敦煌縣搞成一個人民公社，說這與一大二公無關；大辦鋼鐵要指標翻一番，秋收作物爛在地裡，甘肅如此，河北也如此，這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省糧食廳解仙清同志說：「毛主席說過糧食多得吃不了。這沒有調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樣，晚年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輕工辦公室主任杜西林說：「我聽到老百姓罵毛主席，說主席聽奸臣的話，不聽忠臣的話，還說：毛主席鑽到哪個洞裡去了，下面發生這麼多問題，他知道不知道？」黨群系統的幹部說：「甘肅餓死人，毛主席不會不知道。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這樣的簡報各省都有。毛澤東看了這些簡報會有什麼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懼的力量，如果不強力反擊，他的地位就很危險。

　　七千人大會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嚴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還是持懷疑態度。具體分歧有以下幾點：第一，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主要是人禍。毛澤東有時也說過人禍，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區，即「三分之一」地區。第二，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對幾年以來形勢的估計。劉少奇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的估計遠重於毛，對形勢的估計沒有毛那麼樂觀。第三，對大饑荒責任的看法，劉少奇、彭真等，比較看重毛澤東的責任；而林彪、周恩來等，為毛澤東開脫和洗刷。

　　危難之中見真情。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誰支持他，誰反對他，他是會深深地記在心裡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再一次看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對四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打倒誰」心裡初步有了底。

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一步觸怒毛澤東

　　不少文獻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一散會，毛澤東就去武漢了。劉少奇又召開了「西樓會議」，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

　　「西樓會議」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開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陳雲二月二十六日的講話中把嚴峻形勢歸納為五個方面：其一，農業近幾年有很大幅度的減產；其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不相適應；其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其四，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西樓會議以及二月二十六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和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三月十四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

　　鑒於前三年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幹部又怕把困難估計過重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共產黨人的革命氣概，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毛澤東曾要求他們不要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劉卻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計困難。是不是劉有意和毛作對呢？不是。

　　在中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重要物資統收統配。「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為了從中央財政治和中央統配物資中多分一塊蛋糕，各地經濟業務部門總是向中央業務部門叫困難。就是省委第一書記，在毛澤東面前說形勢大好，但向中央業務部門要東西，也是寸步不讓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面前說糧食夠吃，但為了減少四川省的徵購任務，曾和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多次討價還價（見本書「天府饑魂」一章）。所以，主管實際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總覺得困難很大。毛澤東不管這些具體事，聽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見，感受到困難的壓力比劉少奇、周恩來要小一些。「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一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點放在恢復上，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其二，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一九六一年已經減少了一千萬，一九六二年再減少一千萬。其三，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降低生產建設的高指標；其四，恢復農業生產，搞好市場供應；其五，抑制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黨員甄別平反，「五月會議」上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鄧子恢主張適當地擴大自留地。對各地的包產到戶，實際也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一九五九年春天，採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廬山會議後全都否定了，這一次「退夠」的措施，毛澤東會同意嗎？對一貫主張「冒進是馬列主義」、「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積極平衡，不要消極平衡」的毛澤東來說，他能容忍劉少奇等人的調整嗎？劉少奇心裡沒底，還是要請示毛主席。

　　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澤東從炎熱的南方回到涼爽的北京。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澤東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陳雲感覺毛不反對這些意見，只是在考慮。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裡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裡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洩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平靜下來向毛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繼續搞下去。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鬆下來，以為雷霆已過。

　　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曾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書作者談了一件與此有關的事。西樓會義後不久，陳雲到了上海。讓陳國棟、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務，陳雲說：你們到一些省去看看，農村真實情況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裡幹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發表意見，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糧食產區，看到的情況是，集體的大田幾乎荒蕪，而自留地裡糧食作物長勢非常好。農民是靠自留地吃飯的。他們到上海向陳雲談了所看到的情形。陳雲說：「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陳雲告誡他們幾人回北京以後什麼也不要說。還是陳雲親自向毛談了一個小時。也就是七月陳雲向毛匯報的那些事。

　　並沒有像劉少奇預計的那樣雷霆已過。一旦度過了難關，毛澤東就重新發難。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清算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這筆賬。

　　毛澤東之所以對一九六二年的調整耿耿於懷，是因為他把與他不同的看法視為階級鬥爭，視為要推翻他。這種看法終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來了。

三、八屆十中全會祭起「階級鬥爭」的殺手鑭

　　對於一九五八年以來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有著不同的看法。毛澤東總是低估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對當時的形勢的估計也較為樂觀。持毛澤東這種看法的有柯慶施、林彪等後來被稱為左派的幹部。而以「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為代表的一批幹部則對困難的估計比較嚴重，對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當然，這種不同的估計，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也會不同。

　　在解決困難第一線工作的陳雲對這種不同的估計深有感受。他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上說：「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農業恢復的速度是快還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計。」「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

　　如前所述，這種對形勢的不同估計，有著工作崗位不同的原因。當然也和各種不同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不管怎樣，對形勢不同的估計，是一種正常現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過民主討論或投票方式來決定政策。在專制制度下，處於最高權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見不好貫徹。而對一九五八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採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開放了自由市場，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遠。如包產到戶大面積推行。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把這些壓回去了。由於飢餓，到一九六一年，又大面積推行起包產到戶。一九六二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二十％，安徽達八十％，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七十％。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鄧子恢就曾多次主張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主張包產到戶的講話。如四月十一日，他在廣西桂林聽取地區負責人匯報時說：「單莊獨戶，離村莊遠的就包產到戶，或者讓他們單幹吧。這樣有好處，不要有顧慮，怕說單幹，怕說右傾，什麼都要實事求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關於安徽省「責任田」的匯報。中共中央華東局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但出席這個會議的人，支持和批評的各佔一半。鄧子恢認為安徽省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錯誤。鄧小平發言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試試看。」七月七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七屆三中全會代表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也說過「劉伯承同志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陳雲七月向毛匯報時，也講過重新讓農民分田的事。如本書前面所說的，正是這些「倒退」才是走出饑荒、減少死亡最為有效的措施。但這和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當時毛澤東的憂慮中，還有一股「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一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一月二十七日的口頭講話中，特別講到彭德懷問題。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時，刪去了這一段話。這段話大約一千一百字左右，其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不是因為彭德懷寫了那封信。信中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廬山會議其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的顛覆活動有關。他陰謀篡黨。等等。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會後他得知劉少奇的這些誣陷之詞以後，倍感委曲，不得不奮起為自己申辯。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寫作，他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送上了一個長達八萬字的申訴材料（後被稱之為「八萬言書」）。這個「八萬言書」不僅否定了劉少奇上述誣陷，還把廬山會議以及其後對他批判和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懷翻案，這是毛澤東很不愉快的事。

　　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其他方面也一改過去緊張的狀況，開始出現鬆動和寬鬆。如對冤假錯案大規模的甄別平反，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讓步，對民主黨派有所尊重，等。在這些鬆動中，出現了一些「過頭」情況，使毛不快。如一九六二年三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講了一些尊重知識分子的話，陳毅還提出了「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周、陳的「脫帽加冕」引起了上層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一強烈反對「脫帽加冕」的說法。直到一九七九年，陸定一才在這個問題上認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是「左的，所以是錯誤的。」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以《黨內通訊》的形式送上去的。這封信有五點內容：一）對外政策有必要採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二）要盡可能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三）我們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裡參戰；四）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要打開目前的僵局，要高舉中印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旗幟，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五）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

　　一九六二年七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到毛澤東那裡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一的匯報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一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一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卻密切注視北京。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一股「秋後算賬」的意味。一九六二年三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劉的這番話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對北京所發生的一切，看在眼裡，記在心頭，醞釀著反擊復辟。

　　從統購統銷到農業集體化；從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到反右鬥爭；這一系政策嚴重侵犯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因此，在實施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力量。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高壓下，這股反對力量只是一股潛流。身居權力最高層的毛澤東，是會感受到這股潛流的壓力的。一九五八年以後，幾千萬人餓死，這是一樁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紅旗」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使黨內對「三面紅旗」持懷疑或反對意見的力量成了對毛澤東的離心力，而且離心力有日益強大之勢。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一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一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挑起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四天（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但預備會開了二十九天（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七月二十五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八月六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他又在八月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黑暗風」是指「西樓會議」、「五月會議」以及前後與其相似的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在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多次講話說：「有些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八月五日）「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八月六日）「一九六○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八月九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八月十一日）「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八月十五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八月二十日）從毛澤東的這些言論來看，他根本沒有接受大躍進以來的教訓。一九五八年冬以後他雖然也做了一些糾正錯誤的工作，但對這幾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於懷。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八月五日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八月六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八月九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八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他沒有聯繫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一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他六月上交「八萬言書」以後，八月二十二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他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八月五日，毛澤東說：「五十九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十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九月一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九月三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佈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淇、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志丹》批判了習仲勳等人。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征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建國以後的有高崗、習仲勳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一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鬥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一九五四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和高崗沒有任何關係的饒漱石捆在一起稱為「高饒事件」。在這場鬥爭中，高崗被打成反黨分子憤而自殺身死。《劉志丹》的作者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一九六二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他也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一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一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九月八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志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勳同志主持寫的，「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七十二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實際上，習仲勳只是審閱過書稿，提出過修意見，而且反對寫高崗。但是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幾位陝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九月二十七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一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劉少奇或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或是出於其他考慮，他對毛澤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即緊跟和附和，有些言論，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那裡知道，這些話，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也正是為劉少奇設下的墳墓。一九六二年十月後，各省紛紛按照毛澤東的新調門，向北京提供各地階級鬥爭尖銳、資本主義嚴重複辟的材料。四川、山東將困難時期出現的「反動兒歌」的資料搜集完畢，一九六三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經驗問世，四月，河北邢台經驗上報。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平地掀起，接著就是「四清運動」。

四、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的運動，則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一九六三年五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一九六三年九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物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一九六五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一個比一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一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一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八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總想在村裡查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一九六○年十二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報告中就出現過。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一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迴避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一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他們進村時，不是採用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佔區搞秘密活動一樣，扎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一些人的鼓勵。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六月到八月，他帶著夫人王光美在十多個省市以「桃園經驗」為題作巡迴報告。八月一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的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一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右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八月一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裡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雪夫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九月一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的「普遍意義」。

　　十月十二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他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十月二十四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即「後十條」），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事後證明，這是「四清」工作組製造的冤案。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不僅一村一社，還在貴州省搞「四清」，把「桃園經驗」推廣到貴州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所以，貴州省的「四清」運動非同小可。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十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在一兩個月時間內，,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甚至逮捕，關進監牢」。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一九六四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三十五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係。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澤東匯報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七月五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匯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並讓王光美到處作報告，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

　　王光美在書裡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並由毛批轉全國，這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在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抬出「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一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八月二十七日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

　　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於嚴重的估計，是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看法的。一九六○年十二月，毛澤東就認為大規模地餓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即「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沒有肅清。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民主革命補課」，即進一步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根據這個精神積極行動。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陽地委就送上報告。報告說「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報告介紹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做法：「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既是民主革命補課，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採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組織社員代表會，一切權力歸代表會，充分發揮代表會的作用。」「組織處理要堅持初步處理和最後處理『兩步走』的做法，貫徹執行狠、準、穩的方針。」「建立與健全『司令部』，組織強大的整風隊伍。」「把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生活安排密切結合起來。」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從信陽地委的報告看，信陽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和後來四清運動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二十％，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一」。毛澤東在一九六○年就有這種「三分之一」的判斷。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他要通過「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餘」的手中奪過來。

　　從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針對農村幹部中出現的問題，全國各省都召開「六級幹部會」，農村大搞「整風整社」。通過這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五風」進行清算。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一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三反」運動所展開的鬥爭，正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運動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把農村幹部分為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在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頭腦不清，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類，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

　　六級幹部會和「整風整社」中清算出來的問題是駭人聽聞的。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中記述了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麼農村幹部這麼肆無忌憚地摧殘農民？這本來應當從極權制度中尋找答案，從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從一九五八年的政治氣氛中找答案。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好人也會幹壞事，本來素質很差的農村幹部更是肆無忌憚了。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分子。為什麼殘餘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饑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局第一書記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委副書記廖志高寫信給省長李大章。這封信先是轉述了毛澤東將農村幹部分為「六種人」的意見，接著寫道：

　　主席講，恐怕九十％是好人（後三種人）。請大家研究，前三種人十％是否恰當？要求大家具體分析，因為落後社中也有好隊好人，而且壞人的性質不完全一樣。另外是由於人為的原因把工作搞壞了，把生產搞糟了，究竟佔多大面，要各省在這次會上研究。

　　談到有些壞人絕了群眾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眾圍起來不准走，不准群眾扯野菜等情況時，主席講：這種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匯報到落後地區，不是刮共產風而是刮國民黨風時，主席說：國民黨還沒有死亡，不僅台灣如此，大陸上也是如此。又講，這些人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

　　匯報到農村整風時，主席講，城市也必須整風，並且同意農村先整、城市整風放後的意見。主席講同意小平的意見，整風要先分是非，後分敵我，這樣就能幫助好人過關，就不會亂。當井泉同志匯報到有右傾倒退的問題時，主席講，不僅有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講，必須把壞人搞掉，共產風要糾，把東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級所有制建立起來，讓群眾放心。

　　主席還講，凡有壞人的地方，必須像通海口一樣，派大批確實得力的幹部去打殲滅戰，搞徹底，搞透，不透必須返工，試點務必搞好。爛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來的力量（工作團）去搞。同時也必須靠本身的七十％的基本群眾。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風」的典型。這裡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一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進村。工作隊一進村，就像土改時一樣，採取依靠貧農、扎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

　　據群眾揭露，這裡的「五風」問題十分嚴重。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口糧、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充軍」、「照相」、「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高帽、遊街示眾。官路管理區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上述辦法親手處罰過一百四十二人，有十二戶被逼外逃。

　　這個公社各級幹部有三十一％的人有貪污行為，有三十％的人挪用公款，有三十八％的人超支借錢。多吃多佔更為普遍。在社員忍饑挨餓的時候，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多吃多佔有數可查的，有糧食三萬六千多斤，豬肉四千一百多斤，油六百二十六斤，蛋四百三十一斤。他們「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一些憑證供應的短缺商品都被幹部佔了。

　　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工作隊認為，這裡的「五風」問題，除極少數小隊屬敵我性質矛盾以外，絕大部分生產隊和小隊屬人民內部矛盾。

　　工作隊所說的敵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通常的說法是「打進來」的，沒有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被說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壞分子（即「打進來」的）和蛻化變質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權的生產隊和小隊，一律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奪回領導權。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則採取另一種辦法。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開大會批判；對錯誤較小的幹部，開小會批判。大會小會相結合，讓群眾把話說完，把氣出盡。並讓幹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員賠禮道歉。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湖北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這個報告時加的按語說：「凡五風嚴重，但不是敵人佔統治地位的公社，都應當採取通海口公社整風的辦法進行整頓。」

　　一九六一年的「整風整社」是「四清」運動的前奏。「整風整社」是怎樣演變成四清運動呢？不用演變。有些地方的「整風整社」和三四年以後的「四清」運動毫無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八十年代劃歸佳木斯市，九十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這是富錦縣委的重點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由於「五風」橫行，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一九六○年同一九五八年比較，耕地面積減少了二十一％，勞動力減少了二十四．七％，大牲畜減少了三十．五％，糧食產量減少了七十一％，商品糧減少了八十四％，社員收入減少了九十四．七％。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亡。改變階級成份、打成「五類分子」就是陷害社員的主要手段之一。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全社共有三百多個貧下中農被劃成「五類分子」，白天監督勞動，晚間審訊鬥爭，有不少人被打成殘廢。給幹部提意見的被趕出屯。兩年來，僅馬鞍山和六合兩個管理區，被趕出屯的貧下中農就有六十多戶。

　　一九六○年十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的報告認為，「這是一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經過一場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徹底解決了敵我矛盾問題。」經東北局農委工作組複查，同意工作組的意見。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和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寫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中詳細了幾個月的「整風整社」的情況。

　　在公社黨委的十三名委員當中，有六人被定為「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工作組認為，全公社十五個管理區，就有五個被「地富反壞分子」、「日本小特務」、「蛻化變質分子」把持。「日本小特務」是指在「偽滿州國」期間，可能為日本人幹過不大的事，但無確實的證據。

　　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向陽川人民公社的幹部大吃大喝，利用權力姦污女社員。馬山管理區的幹部一九六○年就吃了十二頭豬，四千斤大米白面，喝了二百多斤酒。糧食管理員胡勤堂拿社裡的糧食餵了十一條狗，專門殺狗肉吃。

　　這份報告寫道：「整風整社」工作組進入公社後，遇到「三不清」：敵我不清，好人壞人不清，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動向不清。他們找當地幹部多次談話，也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工作組跳出幹部圈子，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找「根子」，終於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積極分子。工作組以積極分子為核心，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開始大鳴大放中，社員怕報復，不敢講話。工作組向群眾表決心，不徹底解決問題不走。這樣，土地改革時的場面又出現了，像當年鬥爭地主一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群眾把這次「整風整社」稱為「第二次翻身」，「撥開烏雲見青天」，「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親兵」。

　　這個報告還講述了，在這場鬥爭中，一些「階級敵人」如何拉攏四清工作隊員、工作隊員如何拒腐蝕的故事。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整風整社的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一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一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的方式，揪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一九六一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一九六三年春夏之後，飢餓基本解除，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開始削弱。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十二月二十日，召開了一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議，一向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的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卻和毛澤東爭執起來。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闆，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他的七十一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一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一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一臉嚴肅。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做什麼工作。隨後他批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一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般匯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一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麼，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澤東在一九七○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一九六五年一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延慶縣的「四清」運動中途停頓，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其他各省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從批判「修正主義」走向「原教旨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自己的黨員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也用這個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國人。但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實踐中，這個理想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現實的衝擊。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是堅持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還是根據現實作某些修正？是快一點建成社會主義，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實際是理想對現實的讓步。毛澤東在八大三次會議上不經中央討論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接著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加快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速度，從而造成了三年大饑荒。三年大饑荒的根源在於用極權制度、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快速推行共產主義理想。

　　大饑荒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面向實際，從共產主義理想退回現實，做現實需要做的事，可以稱為「務實派」；另一派還是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用不停的政治鬥爭來推動這一理想的實現，可以稱為「理想派」。當然，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劃分，陣線也不十分清晰。務實派在務實過程中由於理想的情結，使他們在做違背理想的事時，總有一種理虧感，因而不事張揚；理想派由於理想總是遭到現實的無情碰撞，在維護理想時，總有一種階級鬥爭的危機感和敵對情結。在中國這個政治條件和話語條件下，務實派在政治上處於劣勢，但是，在理想派把經濟搞亂了以後，總得由務實派來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過程中，務實派更加偏離理想，使得理想派認為他們更加危險。在毛澤東手中，對付務實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義。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一八九三年七月底恩格斯立遺囑時，把全部手稿和書信遺贈伯恩施坦和倍倍爾，並把伯恩施坦作為遺囑執行人之一。一八九五年八月恩格斯逝世後，他根據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和議會民主發展新情況，從一八九六年十月至一八九八年六月，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在《新時代》發表六篇文章，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八九九年三月出版《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三個方面，全面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自詡為「修正主義分子」，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批判「修正主義」除了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外，與毛澤東企圖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也不無關係。

　　到一九五○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初步的工業基礎，而波、匈事件的「圓滿解決」則有賴於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毛澤東此時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一九五○年訪問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言者都是站在講台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表講話。在會下，毛澤東儼然是莫斯科半個主人，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如果說過去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當然領導者，那麼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赫魯雪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全面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這尊神，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所以，最後定的調子是斯大林「功大於過」。毛澤東反對赫魯雪夫丟掉「列寧主義這把刀子」，也反對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實際上，丟掉了「兩把刀子」就會危及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丟掉兩把刀子」是修正主義最為根本的罪狀。

　　當毛澤東在做國際共運領袖夢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雪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不甘落後，在十一月十八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鬥目標：「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澤東又說：「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有學者分析，毛澤東搞大躍進，除了國內的原因外，還有國際共運的原因。他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當時他說「以蘇聯為首」只是一種策略。

　　然而，蘇共領導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持批評態度。自蘇共二十大以來儘管兩黨有分歧，但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對蘇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上。一九六○年四月，為紀念列寧誕辰九十週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五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雪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賬」。

　　對蘇共和赫魯雪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雪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蘇共領導人也說成是修正主義者。「蘇修」就成了中國人口頭上一個常用語。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一九六三年可以說是「反修年」。為了打好這一仗，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吳江。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他們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共寫了九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文章（簡稱「九評」）。「九評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激昂的戰鬥音調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國廣播，在中國深入人心。「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推到了極左。現在看來，批判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在一九五八年就在中國開始實踐，大躍進失敗，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瘋狂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在中國南方一個小國也大行其道。這就是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這是毛澤東輸出革命的一項重大「成果」。

　　波爾布特所領導的組織成立於一九六○年，但長期不公佈名稱，國外稱之為「紅色高棉」，一九七七年九月他訪問北京時公佈黨的名稱為柬埔寨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宣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完全一樣。波爾布特多次秘密訪問北京，自稱是毛澤東的學生。

　　波爾布特的作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受到稱讚。毛澤東對他這位得意門生的作法非常滿意，他稱讚波爾布特：你們幹得好，我們想幹而沒有幹成的事，你們幹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產黨執政幾年，全國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澤東稱讚波爾布特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惡果。

　　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覆，裂痕越來越深，鬥爭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到二十世紀末，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這面旗幟已經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輝。為了挽救危機，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務實派」把中國推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多數中國人、甚至中國共產黨內相當多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當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執政者不敢對這個理想提出質疑。因為放棄共產主義旗幟，共產黨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唯一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

　　把強加於全體人民的理想擱置起來，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集團不再用某一種理想來塑造國家的未來、規範人民的行為，而是面向實際，做一個有效的社會管理者。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但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執政集團，它的管理權限應當是民眾授予的有限權力，對它管理效果的評價應當是民眾的實際體驗，而不是某種先驗的標準。因此，管理權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評價，只能通過民眾的選票來表達。顯然，這樣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共產主義理想被擱置以後，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成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政權把保護執政集團的利益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就不能服眾，就沒有希望。

　　從鄧小平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應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但是，我們不能太樂觀。勒龐說過：「讓觀念在群眾的頭腦裡扎根需要很長時間，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時間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觀念而言，群體總是落後於博學之士和哲學家好幾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們執政的那些基本觀念中混雜著錯誤，然而，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因此，現代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我們不能消極等待，我們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資源，努力推進民主的進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近百年來，中國人吃激進的誇太多了，教訓十分深刻。激進的作法可能使社會失控。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制者。所以，反對專制制度過激、過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關大饑荒的大事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主張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形式。劉少奇認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評了劉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支持高崗在東北搞農業集體經濟的作法。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三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三倍多。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匯報，就解決糧食困難問題採納了陳雲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建議。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決議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目前食油的產銷情況和處理辦法的報告》，作出《關於在全國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務院第一百九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十一月二十三日公佈，從十二月初開始，除西藏、台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華社報導，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四十多萬個。部分農民牴觸情緒嚴重。

　　一九五五年三月，鄧子恢到到浙江對合作社進行整頓和鞏固。浙江的農業合作社由五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個，減為三萬七千五百零七個。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譏諷怕農業社發展快了是「小腳女人」。他嚴厲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收縮農業社，他強調：「在發展問題上，目前不是冒進的問題。」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國務院發佈《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正式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發佈《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供應，工商業用糧實行按戶定量供應，牲畜飼料用糧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

　　一九五五年九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十二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一百零四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糧食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路線。客觀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一九六七年糧食總產量一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一九五六年一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指出，到一九六七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一萬億斤。

　　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一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國務院各部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到一九六七年）指標。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進」的標誌性文件。

　　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到二十七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政治報告認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一九五六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九十六．三％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八十七．八％的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十八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七年就完成了。

　　一九五六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七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佔工業總產值的九十九．一％，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三十三個鎮中有二十九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三百零二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一百一十六個，部分垮臺的有五十五個。

　　一九五七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十二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十八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進派》的高調講話。他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他輕而易舉地推翻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八大決議上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雪夫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佈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併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六十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洩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到三月二十六日，成都會議。會上，毛澤東「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周恩來再一次就反冒進作檢查，還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這個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五年到十年縮短為五年到七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五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六月到八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左山右查）岈山大社正式成立。五月五日，改名為（左山右查）岈山人民公社。這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提到消滅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說：「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托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要「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他還談到消滅家庭的問題。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二月到九月，全縣發生腫病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九人次，佔總人口的十三％，因腫病死亡五千二百零三人，佔發病人數的十五．六％，佔總人口的二．零四％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一九五九年達到二千五百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佈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佈置了。一九五八年鋼產指標為一千一百萬噸（對外公佈是一千零七十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他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一九五八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亂關等現象。造成了九百六十人非正常死亡。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國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七月十六日，他又在《紅旗》第四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一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辦人民公社的思想：把工、農、商、學、兵（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三萬至五萬斤的玉米，三萬至五萬斤的穀子，三十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一萬五千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和八月六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八月九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一九五八年八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瞭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澤東視察徐水。八月六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裡來搞「共產主義試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三十二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刮起了共產主義風。十一月六日，毛澤東在《山東范縣提出一九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一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佈：「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四個，加入的農戶一億一千二百一十七萬四千六百五十一戶，佔總農戶的九十．四％，其中有十二個省達一百％。到十月底，農村共有人民公社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個，參加的農戶佔農戶總的九十九．一％。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二十九日，毛澤東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在安徽視察時，他聽說該省舒茶人民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說，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認為應該提倡。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說：「江蘇省有三百多萬人煉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幹，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江蘇省只有五十萬產業工人，現在煉鋼鐵的有三百萬。哪個大呢？是三百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煉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報導：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一九五八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

　　六月八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五畝小麥平均畝產二千零一十五斤；

　　六月九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二千三百五十七斤；湖北襄陽，七百萬畝小麥畝產一五○○－－二千斤；

　　六月十一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二千三百九十四斤；

　　六月十二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三千五百三十斤；

　　六月十五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六月十六日，湖北谷城，四千三百五十三斤；

　　六月十八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四千四百一十二斤；

　　六月二十一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四千五百三十五斤；

　　六月二十三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四千六百八十九斤；

　　六月三十日，河北安國，五千一百零三斤；

　　七月十二日，河南西平，七千三百二十斤；

　　九月二十二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撥二千七百九十七米的一個農場畝產八千五百八十五斤六兩。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導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七月十二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三千二百七十五斤；

　　七月十八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五千八百零六斤；

　　七月二十六日，江西波陽，九千一百九十五斤；

　　七月三十一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一萬零五百九十七斤；

　　八月一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斤；

　　八月十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斤；

　　八月十三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繁昌，四萬三千零七十五斤九兩；

　　九月五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六萬零四百三十七斤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三十％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高興地說：「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一九五八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全國各地城鄉紛紛成立公共食堂。十二月十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誌．魏志》中的《張魯傳》，他在批語中說：「張魯行五斗米道，置義捨（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大受群眾歡迎。」十二月七日，另有一則批示中說：「道路上飯鋪裡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二十八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一百一十七人，大搞逼供信，打死二十四人，打傷致殘三十六人（致死七人），判刑五十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四個區、二十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托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七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十二月十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一月到十一月二十日止，已外逃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七人佔邊沿縣總人口的十四％。

　　一九五九年一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狀態迅速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羅卜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一九五九年二月，《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三月五日，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四月五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權限。通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值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一九五九年三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裡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六十七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四月九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四月十七日作了批示：一、將這兩個材料印三十份，十五份在三日內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十五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實際上，從一九五八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准了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確定的一九五九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佈。

　　一九五九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一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積比上年減少二十％。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佔，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業的緊急指示》，第四條中提出要迅速扭轉養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局面，集體餵養和社員私人餵養並重，對私人養豬要給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顧。同一天，中共中央還下發了《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陳雲向中央政治局建議：一九五九年的鋼產量應降為一千三百萬噸，獲得批准。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自留地等問題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許社員私人餵養家禽家畜問題。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第一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七月十四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懷發起反擊。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報告，報告謊稱糧食緊張的問題已得到了徹底解決，保證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市場好轉等，毛澤東十分重視，在上面作了長篇批示，把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繫起來。

　　一九五九年十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一九六○年一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二百八十三個管理區中，有二百五十九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四百三十五個生產隊中，有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九戶被抄家搜查，二萬四千零六十三戶被「集資」，三千一百一十六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三百四十九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年四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飢餓而死亡的農民超過一百萬人。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被稱為「通渭問題」。

　　一九五九年，國家出口糧食四百一十五．七十五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五百萬噸原糧。這一年進口糧食折合原糧只有．二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一九六○年一月到八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佔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二十七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一－－八月統計，死亡達一萬七千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二．六十二％。

　　一九六○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一九六○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認為，一九六○年將是一個大躍進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設想。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這個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標。會後，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減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氾濫起來。

　　一九六○年三月四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三月六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饑死。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佈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九五九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毛澤東在天津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討論了十七個問題，如：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問題，今年全國八十％的人在食堂裡吃飯；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問題，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鋼鐵要依靠「小洋群」，還要搞「小土鐵路」、「小洋鐵路」；農業發展綱要提前完成的問題等。天津會議還是堅持「三面紅旗」，但反對刮共產風。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京舉行，通過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繼續躍進一定能繼續躍進》。

　　一九六○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三百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十八條，子彈一千二百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佔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四人，綁架幹部十六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一九六一年七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五支，子彈五十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一九六○年六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一九六○年六月十日－－十八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十四日的講話中提出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一九六○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

　　一九六○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在討論中蘇關係問題的同時，研究了國內經濟問題，會議通過《關於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六百個合同（專家合同三百四十三個，科技合同二百五十七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撤走在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名，並終止派遣專家九百多人。這些合同與農業無關。

　　一九六○年七月三十日，《齊燕銘同志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十一月九日發文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

　　一九六○年八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一，八字方針此時還無法貫徹。

　　一九六○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

　　一九六○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六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於農業的匯報。主要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的問題。會上討論了問題暴露得較早的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匯報了信陽事件。信陽事件的材料，十月二十六日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認為信陽事件的原因是農村基層政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裡，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這個文件主要是糾左，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十二條」還堅持辦公共食堂。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國開展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飢餓起了一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一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糧食調運的通知》。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暴亂涉及十三個管理區的三十七個生產隊，共四百一十七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餘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一九六○年，中國出口糧食二百七十二．零四萬噸。這些「貿易糧」折合原糧三百二十六萬噸，相當於一千萬人一年的口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一年進口糧食只有六．六十三萬噸。一九六○年大量餓死人後，一九六一年進口糧食五百八十．九十七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一百三十五．五萬噸。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十八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一致，真正的調整是在一九六一後下半年開始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毛澤東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成為一個調查年。二十日，毛派出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率三個組分別去浙江、廣東、湖南去做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法。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佈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十一】三百二十三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一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會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這個文件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從此，公共食堂在中國消失。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九月十六日，第二次廬山會議。會議討論糧食問題、市場問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問題等。毛澤東在會上認為：經濟形勢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從此天天向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專門落實糧食徵購及上調問題。會上鄧小平說糧食就是兩個問題：第一，今年的數無非六十億，搞得好七十億。主要是三十天的工作。這三十天抓住，就抓到了，這三十天抓不到，就嗚呼哀哉。總想減，不努力完成任務，說不過去。這是這兩年的一個思想狀態，整風要首先整這一條。廬山會議確定的任務一定要完成，不能講價錢。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一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一辦法執行。」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中央初步總結了一九五八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西樓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對經濟形勢作了比較嚴峻的估計。「西樓會議」和二月二十六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以及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三月十四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一九六二年四月底到五月中旬，廣東每天都有大批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有十一萬多人，其中六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四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港英當遣返四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二萬人。

　　一九六二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六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一九六二年七月，田家英、陳雲、鄧子恢等向毛澤東談了搞包產到戶，毛澤東堅持集體經濟。事後，毛在游泳池質問劉少奇：「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少奇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劉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八月六日，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他又在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毛澤東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公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內，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全國農村開展「四清運動」。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覆，兩派分歧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文化大革命失敗，從反面導致一九七八年底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