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梁曉聲
第一章　七戶大雜院
第二章　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報》
第三章　批判「三家村」
第四章　站毛主席一邊
第五章　人民群眾
第六章　人變「鬼」
第七章　紅五類、紅袖標、紅衛兵
第八章　大黃樓批鬥
第九章　批鬥父親
第十章　三十元錢
第十一章　美麗的囚徒
第十二章　臥軌
第十三章　進了火車
第十四章　到了北京
第十五章　見到毛主席
第十六章　離開四川
第十七章　張珊和姚舞
第十八章　我回家了
第十九章　家非家
第二十章　「炮轟派」滅亡

《一個紅衛兵的自白》

梁曉聲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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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梁曉聲

　　◇謹以此書獻給我親愛的讀者◇

　　※※※

　　屈指算來，我這一本書，業已出版整整二十個年頭了。

　　二十年來，它一直被讀者認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我自己亦願這麼承認。

　　一九八七年它初版時，曾引起方方面面的關注；也曾被方方面面調審過。在當年，它無疑是一本已經寫到了審查「邊緣」的書，因而也可以說是一本僥倖出版的書。

　　今天，文化藝術出版社再版它，意味著我們的出版規則比之於當年更加寬鬆，這是很值得作家欣慰的。

　　不久前，它已在台灣出版，並有幸印上了台灣最權威的出版業刊物《誠品》之封面，而且是《誠品》向台灣讀者重點推薦的大陸文學作品，好評多多。這也令我欣慰。

　　按說，一部對「文革」進行尖銳批判的文學作品，若出版於「文革」期間，才更有它的價值和意義。

　　但，那又怎麼可能？

　　如果在「文革」期間我就居然敢於白紙黑字寫下這一本書中的任何一章；如果還不幸被發現被揭發的話，那麼今天我也就斷不能坐在家裡為它的再版寫序了。

　　在「文革」期間，即使我不顧自己死活，為家人著想，也是沒有絲毫勇氣闖下那一種鐵定的殺頭之禍的。

　　二十年後的今天我自己重讀它，也還是會被書中所寫的林林總總的「文革」現象所震驚。儘管書是我寫的；那些現象是我親歷的；而且還算不上是「文革」中最為駭人聽聞的現象。

　　身為作家，我為我在二十七歲時寫出過這樣一部書尤其感到欣慰。

　　畢竟，作為「文革」的親歷者，我留下了我的一份文字見證。

　　我欣慰於我不僅僅是一個擅於以「故事」娛樂大眾甚或取悅於大眾的作家；我畢竟還多少奉獻了我的一些思想。

　　我欣慰於我不僅批判了「文革」；我對自己的心理剖析、言行批判，也是同樣坦蕩和尖銳的。

　　我欣慰於我不僅剖析和批判了「文革」時期的自己，還以同樣的勇氣剖析和批判了「文革」中的所謂「革命群眾」的愚惡和邪狂……

　　但我還是要強調，我的這一部作品儘管具有「紀實」的色彩，但也不過就是在風格上呈現了那麼一種色彩而已。歸根到底，它是小說，而非「紀實」。

　　比如書中的「班主任老師」，並非現實生活中的我的班主任老師。「她」實際上表現出的是眾多老師在「文革」中身不由己的行狀。

　　實際上我的班主任老師孫桂珍她對我是極其關愛的。當年她作我們班主任時，僅大我們六歲。在我下鄉前的許多個夜晚，特別是一九六八年冬季的許多個夜晚，我常到她的家裡去，向她傾訴我內心的苦悶。那苦悶既是個人命運的，家愁的，也是關乎社會正義的，人道主義的，國家前途的……

　　有時我們師生二人竟至於長談至夜裡十一點多。她的丈夫趙老師對我也很關愛，每次我離開時他們都把我送到樓外，送到馬路上，目送我走出很遠。

　　從老師家到我家，要走半個多小時。踏厚雪，頂寒風，一路走，一路思想……

　　如今回憶起來，覺得倒有了詩意似的。

　　想想吧──一名已畢業兩年，既不能升學也找不到工作的十八歲的中學男生，與他的二十四歲的女班主任老師，在非常年代交談非常話題，而且每至深夜，箇中憂己憂國憂民的情愫，真是一言難盡！……

　　在當年，我的思想自然是反「文革」的，我的許多言論自然是極其「反動」的。倘我和我老師的交談被暗中錄了音，那麼我肯定被打成小「反革命」無疑，我的老師也肯定將從學校裡被「掃地出門」……

　　但我在當年實無勇氣發出公開的反對吶喊。父親遠在四川工作；哥哥患精神病；弟弟妹妹尚小。母親體弱多病……

　　是少年的我便崇敬沙俄時期的「十二月黨人」，崇敬那些敢於指出「俄羅斯病了」因而被發配往西伯利亞的俄國知識分子……

　　然而在「文革」中，十八歲的我卻絕不敢便學我所崇敬的那些人……

　　是以苦悶更成苦悶。

　　我是當年的一個「憤青」，但與今天的「憤青」大有區別。今天的「憤青」們，也許還憤怒於別人怎麼就成了名人，當年的我，卻是特別同情那些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名人們的。哈爾濱市的他們中的某些人，在「文革」後期成了與我相差二三十歲年齡的忘年交……

　　在我的班主任老師家裡，在我下鄉前幾天的一個夜晚，老師囑我下鄉以後，不要記日記；不要與人談「政治思想」；不要在各種會議場合主動地作率直的發言……

　　老師最後說：「你這個學生啊，看書太多了點兒。只看看也就罷了，還太愛想。我不擔憂你任何方面，只擔憂你犯政治錯誤……」

　　她的目光中既有愛護，也有理解……

　　同學們湊錢為我買了些生活用品，但是卻沒有也送我一支筆。

　　後來我知道，是老師不許……

　　此書初版面世後，老師也是看過的。因為我寫了自己真實的母校，卻寫的非是一位真實的班主任老師──想來，我的老師她一定因而頗受過無端猜疑……

　　然而我的班主任老師以及她的丈夫趙老師每次到北京來，照例擠出時間與我一晤。

　　他們從未對我說過一句責備的話。

　　但與我關係親密的幾名中學同學是責備過我的──「你這傢伙，怎麼能那麼寫？」

　　是啊，怎麼能那麼寫？

　　當年輕薄，不知文字落在紙上，一旦印成為書，再改就難了……

　　索興保持原貌吧。

　　但這點是心有懺悔的，幸而老師依然關愛我這個學生，不忍言責。

　　補記以上，才像個學生的樣子。

　　至於「吳叔」，有老鄰居盧叔的某些性格影子。但也只不過就是影子，非現實生活中當年的盧叔本人。當年的盧叔對我及我全家也極友善，而且是全院最喜歡和我討論「天下興亡」的一個長輩。書中所寫的關於「吳叔」的那一種悲慘下場，是真實發生在哈爾濱市某工廠的事件。我將那事件嫁接在「吳叔」身上了……

　　大小二小是盧叔的兩個兒子。

　　二小已不幸身亡──幹臨時工出鍋爐灰不慎從跳板上摔下，磕裂了頭顱。可憐我這一個鄰家的弟弟，死時才四十來歲，並且在財產方面一無所有，連穩定的住處也沒有……

　　我曾以《關於二小》一篇文章祭奠過他。

　　大小至今一逢難事，仍打電話或親自到北京來向我求助。

　　我是一名建築工人的兒子。在當年，我的出身屬於「紅五類」。

　　當年我已頗善文字，倘有什麼野心，靠一支筆，是很可以為自己向「革命」撈到些實際的人生好處的。

　　然而我沒有用筆那樣過。

　　故我對自己的當年比較滿意。有時，甚至比對現在的自己還滿意。

　　這我要感激書。感激文學。感激作家。在我所感激的作家中，雨果、司湯達、哈代、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是我最愛。

　　他們是我的人性的教誨者。

　　正是由於有幸接受了他們的早期教誨，我雖曾是紅衛兵，但從不曾兇惡過。

　　倘沒有他們那樣一些偉大的人性教誨者，當年的我也許會是另一個「張鐵生」。

　　這就是我何以會一談到文學，動輒十八十九世紀西方文學的原因。

　　我是喝那種「奶」才成為作家的。

　　我對政治其實毫無興趣；我只不過被我所接觸的文學影響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而已。

　　我的文學理念，幾乎不曾從人道主義立場移動過。

　　這固然膚淺，卻也無害。

　　我只不過是一個膚淺又無害的作家而已。

　　我已沒了再深刻點兒的可能。

　　最後我要說，二十年間，此書每隔五六年必有幸再版一次。這對我是勉勵。

　　我非幹部子弟，非名人之後，亦無書香血統。我是老百姓的一個兒子。呈現中國一個老百姓的兒子在「文革」時期的行為和心理的狀態，是我寫此書的初衷，也是它的一點點價值。

　　情懷漸覺成衰晚，鸞鏡朱顏暗驚換。

　　現在的我，看我當年寫的書，幾乎一向是既欣慰又沮喪的──因為，總不滿意……

　　　　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於北京

第一章　七戶大雜院

　　我們那個大雜院，共七戶。盧家是「坐地戶」。我家和其餘五家，都因動遷從四面八方搬來不久。一九六六年元旦前，湊齊在那個院裡了。春節，互相拜年，和睦友好的關係從此奠定基礎。那一年我十七。初三。

　　吳叔是「院長」，以「坐地戶」虔誠的熱情，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了管理我們這個大院的責任，晚十點插大門；早六點開大門；比較公平地劃分各家各戶蓋「門斗」和煤棚的面積；攆走到院裡玩鬧的野孩子，對出現在院裡的行跡可疑的陌生人進行盤問；突然斷電則嚴肅地查尋原因；不失一切時機地樹立威信。

　　他三十七歲，比我現在的年齡大一歲。可在我心目中是長輩。曾參加抗美援朝，立一次小功。復員當鐵路乘警，得意過一陣子。天生的驢脾氣，動輒以保家衛國的功臣自居，為些雞毛蒜皮的事屢屢觸怒領導，結果僅僅由於一次兩廂情願的「男女問題」被開除公職。不服，研究法律。上訴。認為按照法律條文，自己是在與那女人將「入港」而未來得及「入港」之際被「捉奸」的，算不得事實上的「姦情」。上級機關批駁；開除公職，依據的並非法律，是道德。未來得及「入港」算他走運。果已「入港」，就不但要開除公職，且要判罪了。那女人是他的頂頭上司──一位老局長的年輕夫人。他各方奔走，到處辯白，希望獲得同情。鬧騰兩年，難以翻案。萬般無奈，只好繼承他父親盧老麻子的衣缽，幹起推手推車敲鼓收破爛的行當。用他自己的話說，槍林彈雨都闖過來了，卻一個跟斗栽倒在一個女人懷裡爬不起來！「他媽的不過就是懷裡呀！不過就是一個女人呀！」他常與人談到自己當年這件功倍成半極可悲的「風流韻事」。因為「就是懷裡」、「就是一個女人」，無比委屈。委屈中流露出很不上算的意思。「他媽的是她先挑逗的我！她是局長夫人，不先挑逗我，我敢勾搭她嗎？他媽的事發後她倒哭哭啼啼，反咬我一口。如今還當上了科長！」他對敗壞了他名譽、斷送了他前程的女人恨得咬牙切齒。可每次詛咒之後，總這麼說一句：「他媽的她真有股子騷勁兒，啪地飛個媚眼，誰是男人也酥半邊身子！」分明還有點舊情難忘。

　　虧得盧嬸對他極其寬大，一貫採取「無為而治」的可嘉態度，絕不怨恨。他也由這次慘重的教訓得出一個睿智的經驗──「家花雖不及野花香，到底是自己的，什麼時候想摘什麼時候摘！摘野花太不安全，太不安全！」

　　「破爛的換錢」雖數「下九流」的幹活，收入倒比當一名乘警可觀。屋裡屋外，一年三百六十多天，淨是一堆堆的破爛兒，盧嬸從不嫌礙眼。

　　「管它是幹什麼的，花錢便當就成唄！我家那口子愛哪天開支就哪天開支，市長不是還得一個月才開一回嗎？」盧嬸對生活也持一種「無為而治」的達觀態度。

　　哪天吳叔賺錢多了，她便使出一位堪稱優秀的廚房夫人的渾身解數，做上七盤八碗，全家香香美美飽吃一頓。碰上吳叔犯懶不肯出門掙錢的日子，便熬一大鍋高粱米粥或包穀麵粥，從早喝到晚。院裡的女人們都說，盧家的大人孩子不虧一副胃腸。只有我母親對這種初一撐死初五餓死的生活方式不以為然，卻沒發表過評論。

　　吳叔自從情感經歷受挫，對「野花」再也不存半點浪漫，變成了個專一不二的丈夫。收破爛以外的剩餘價值，全部體現在酒棋二字上。守著酒瓶子，哪怕只有鹹菜條，兩斤「老白干」醉不倒他，自詡是「酒太極」的功夫。一旦醉倒，便捧著半導體歪在炕頭聽京戲。這是七成醉的表現，八九成醉的時候摔東砸西。十成醉的時候怵目驚心，握一把菜刀或一柄斧頭，站在房頂上跳躍著罵大街，揚言和張三拚命，和李四不共戴天。張三或李四，大抵會來為了什麼事向他賠禮道歉。這條街上住的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堆的人，誰願和他拚命、和他不共戴天呢？「大哥，別生氣！我那是醉話，咱哥們兒！你是我大哥！我哪能跟你拚命啊！……」他見好就收。能見好就收，證明他那十分醉也是不無水分的。我們院的人家沒搬來前，他已經獲得了兩個綽號。當面一個，背後一個。當面人稱他「盧二爺」，包含敬畏的意思；背後提起他，則都叫他「盧二驢」。我們搬來後，他企圖只對我們公開第一個綽號，保留第二個綽號。事不由己，只好左耳聽願聽的，右耳聽不願聽的。

　　母親最初挺懼怕他，曾叮囑我們：「千萬別惹他啊。惹了他，他拎著菜刀斧頭闖到家裡來拚命，你們爸爸遠在外地，是媽能抵擋了他？還是你們能抵擋了他？」母親的懼怕心理影響著我們。我們見了他，都趕緊低下頭退避三舍。

　　有次他又喝到十分醉，大雪天，脫光了膀子，從他家房頂轉移到我家房頂，跳躍著破口大罵某人，操一柄鐵鍁，舞得上三下四，蹦塌了我家一大片房頂。嚇得母親和我們躲在屋裡不敢出門，過後，母親到他家去，用些為人處世的至理名言勸慰他。

　　他受了感動，對母親說：「老嫂子，難啊！我一個收破爛的，又是個犯過錯誤被開除公職的人，名分上低三分，不藉著酒裝驢裝虎，怕受欺負呀！」第二天還買了兩罐罐頭送過我家來，給母親「壓驚」。

　　母親又這樣對我們說：「其實你們倒也不必怕他。他心眼兒不壞，不過是個驢脾氣，得順著毛兒摩挲。順著毛兒摩挲他，他還是通情達理的。」

　　大概因為母親深諳與他相處的科學之方法，他對母親從此很是尊重，不叫「老嫂子」不開口。使我們漸漸對他感到親近起來。

　　他棋下得確實好。沒被開除公職前，曾榮獲全省職工象棋大賽冠軍。那是他所獲得的最輝煌的榮譽。傍晚在街頭電線桿下擺出黃楊木棋盤紫檀木棋子時（冠軍的獎品），不可一世的樣子如同拿破崙。運籌帷握，決勝千里。舉棋如山，落棋不悔。是當之無愧的馬路壇主，街頭棋王。所向無敵。非他自吹自擂，乃公認的事實。

　　和吳叔最早建立交情的是姜叔。姜叔是一個只有三百來人的大集體性質的小小制本廠的工人，吳叔的新棋友。因有幸加入吳叔的棋友行列，頗引以為榮。兩人由棋友而朋友，推動兩家關係過從甚密。

　　姜叔家的左鄰是張叔家。張叔是一個區屬的一個片兒的幾個小商店的沒有正式幹部級別的「負責同志」，算我們這個大院裡有點權力的人。其餘幾家買不到火柴、燈泡、肥皂、醬油、麵鹼一類東西時，少不了要走走他的「後門兒」。他樂於為眾鄰開這類小「後門兒」。

　　姜叔家的右鄰是孫叔家。孫叔是當年哈爾濱市獨一無二的龍江木器廠傢俱車間的主任──正科級。比起張叔來，在眾鄰眼中，身份自然又不同。他是個很有官相的人。天庭飽滿，地閣方圓。他不愛說話。無論在院裡還是在街上，你不主動跟他打招呼，他決不主動對你開口。鄰居男女們都認為他擺科長的架子。其實是他的本性如此。

　　孫叔家的隔壁是竇叔家。竇叔是一個街道機修廠的車工。那個廠比姜叔的制本廠還小，八十多人。竇叔和斜對門的馬叔相好，都具備那麼一點點音樂細胞。竇叔有一把小號，馬叔有一支黑管。晚上常合奏，都是院裡的孩子們崇拜的人物。

　　除了我的父親，馬叔就是院裡年齡最長的一個男人了。那一年五十。據說唸過「國高」，又是煤炭公司的會計，坐辦公室的，便成了我們院裡一個知識分子形象的代表，他也難免好以知識分子自居。他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和我同歲，也讀初三了。

　　我們家是院裡生活最艱難的一戶，受著眾鄰居的許多幫助，懷著感激的母親，對哪一家都非常卑恭。父親雖然遠在四川工作，家裡卻掛滿了他的獎狀，體現著我們這個家庭崇尚榮譽的家風。

第二章　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報》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是貼在我們教室黑板上方毛主席像兩側的大紅字標語。證明著我們那一代中學生思想意識中明確而又遠大的使命感。

　　十七歲的我，剛剛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身體發育不良，還沒長到一米六。吃野菜造成的浮腫雖已消退，對飢餓的印象卻鏤刻在大腦皮層上。如同纖纖少女般瘦削單薄的肩膀扛著一顆自以為成熟了的頭，全中國和全世界裝在裡邊兒。它彷彿隨時會被種種熱忱和種種激情一下子鼓破。

　　陳家全平百米世界紀錄──美國四十多個州的數萬公眾在白宮前示威遊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義鬥爭──向歐陽海學習！──向王傑學習！──向鋼鐵戰士麥賢得學習！──向焦裕祿同志學習！──向越南人民的好兒子阮文追學習！──向越南人民的好女兒貞姐學習！──參加反對「日韓條約」的集會──參加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五週年的集會──參觀仿造的《收租院》泥塑，虔誠地接受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學大寨支農──學大慶支工──學軍時刻準備狠狠打擊敢於來犯的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學習李素文，爭當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

　　「越南──中國，山連山，水連水，親愛的同志加兄弟……」

　　「北京──地拉那，中國──阿爾巴尼亞，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國家……」

　　「拉丁美洲火山爆發了，美帝國主義正在滅亡……」

　　「我是一個黑姑娘，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頭……」

　　或隔三天，或隔五日，我們便會有極其莊嚴、極其神聖的理由，引吭高歌。

　　城市的巨大宣傳板上，畫著毛主席和恩維爾．霍查同志並肩站在一起的油畫；畫著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親切握手的油畫；書寫著醒目的「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中阿友誼萬古長青」、「美帝必敗、越南必勝」、「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標語。

　　阮文追、貞姐取代了我們內心裡卓婭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們的共和國一起密切關注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反帝反修鬥爭的形勢。一點也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每個月只發給我一張買五兩肉的肉票。不介意我們的共和國規定給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糧是不夠我吃的；不介意從糧店買回家的苞米胚子和苞米麵常常是生蟲的焐了的；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電燈泡而在蠟燭光下完成作業；不介意因為一時買不到麵鹼而吃又硬又酸的三分之一白麵做的饅頭；不介意我們的新家是大躍進中家庭婦女們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鼓舞之下蓋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凍滿銀霜，夏季漏雨，牆皮返潮。不介意一切。「憶苦思甜」在我身上發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著，形象、具體、深刻。補充以其他各類「憶苦思甜」的活動。我簡直沒半點理由對我們的共和國抱怨什麼，對我誕生在紅旗下，成長在新中國的幸福懷疑什麼。

　　由小學生而中學生，彷彿一下子有永遠也參加不完的運動等待著我去參加，有永遠也學習不完的死了的或活著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先進人物要求我一個接一個不斷去學習。我樂此不疲，認為人生的真正意義全部體現在我身上。

　　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使我銘記不忘的運動我不過只參加了三次：大煉鋼鐵運動──我將家裡的一口小鐵鍋捐獻到學校去了，害得母親以後只能用一口大鍋又做飯又炒菜。實現共產主義運動──我和我的同學們組成宣傳小組，在公共汽車上和試點商店中宣傳無人售票售貨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覺將錢投入投錢箱就下車或拿了東西大搖大擺離開商店的人批評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於他們的覺悟太低，拖了共產主義的後腿，共產主義才遲遲不能實現。不久那些試點公共汽車和試點商店便一概取消。因為我們的國民雖然樂於公共汽車上無人售票，樂於從商店裡「按需所取」，卻很難養成在無人監視的情況下將自己的錢投入錢箱的良好習慣。儘管我們不遺餘力地宣傳這個良好習慣可將他們帶入共產主義的理想王國，他們大多數仍不肯自覺。好端端的一次實現共產主義的機會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學們都為此而傷心而失望而氣哭了。挖蛹運動──那是除「四害」和「人民戰爭」中的一場戰役。全校同學排著整齊的隊伍敲鑼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蕩蕩走出校園，以班級為陣容，包圍一個個公共廁所，展開「殲滅戰」。提出的口號響亮而具有戰鬥性──「挖出一個蛹，等於挖出一個深藏的階級敵人。」這是一個偉大的口號。因為它包含著一個靈活多變的公式。如在作業本上自己尋找出一個錯別字並加以改正，就等於發現了一個階級敵人並加以消滅；或者等於消滅了一個美國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戰爭。後來初中下鄉勞動時，演變為除掉一棵雜草，也等於除掉一個階級敵人。反之，若鋤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於在戰場上走火打死了一個戰友。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下鄉勞動中，我們班的一個近視眼女同學，一鋤頭下去，鋤倒了一片苗。同學們開她的批評會，她吶吶地替自己解釋：「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學們聽了個個憤怒，七嘴八舌：「你為什麼注意力不集中？你等於打死了一個排的戰友啊！」「你這是犯罪！你的鋤頭上沾滿了戰友的鮮血！」……致使她接連兩天沒吃飯，捧著那些被她除掉的乾枯的秧苗，淚漣漣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我不是存心的，我對不起你們……」

　　基於此種思維方式所導致的行為，後來文化大革命中舉不勝舉。如今細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個模式的一代人的。謂予不信，重新閉關鎖國，對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年出生的嬰兒一律實行「專門」教育，想以什麼主義為教育內容都行，二十年後不「造就」出什麼主義的一代忠實信徒才怪呢！

　　慚愧，像我這麼一個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學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從收破爛兒的吳叔那兒獲得的。

　　「嘿，瞧著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吳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門檻，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

　　母親，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圍著小炕桌吃晚飯。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胚子，一盆新蒸的窩頭，一盤鹹菜，一碟醬，幾根蔥。

　　母親端著碗，抬頭看了吳叔一眼，反應遲鈍地問：「搞衛生？」

　　幾天前，精神病院寄來了催交哥哥的醫療費的清單──三百餘元，母親籌措不足這筆錢，連日憂心忡忡，愁眉不展，內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雙中學生的眼睛關注著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正義戰爭和蘭考人民在焦裕祿同志逝世後重建家園的艱苦奮鬥，一方面思想處在繼續升學還是畢業後去幹臨時工，早日替家裡掙錢的十字路口猶豫不決。我知道母親毫無熱情應付街道委員會每年春季都要進行的衛生大檢查運動。

　　「老嫂子，我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吳叔振振有詞，語氣十分莊嚴，彷彿一位大政治家。

　　「別瞎說，讓人聽到該認為你製造政治謠言，擾亂民心了！」母親善良地告誡他。

　　「嗨，老嫂子，我是個犯過錯誤被開除公職的人，還敢製造政治謠言嗎？我今天收了一卷報紙，其中有一張《北京日報》，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一九五七年那場運動不就是先從報紙上搞起來的嗎？」

　　「唉……」母親長長地嘆了口氣，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應該操心的事兒，他老人家認為應該搞，就隨他老人家搞唄……」話題一轉便問：「他吳叔，你能幫我籌措些錢嗎？你大侄子的住院費……」

　　「這……」吳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幫你想想辦法，想想辦法。別愁，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數難逃哇！」

　　「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母親復嘆口氣，用一種憂國憂民的語調說：「中央那麼多大幹部，就沒有一個人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議提議，先別搞運動了，先救災要緊啊！」

　　「不是農村又有地方受災了，我說的三家村是吳南星那個村……」吳叔的唾沫濺了我一臉，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麼星？共產黨不是反對迷信嗎？還講星相啊？」母親被吳叔的解釋搞得愈發糊塗，如墜五里霧中，怔怔地瞧著吳叔，以為他又喝醉了。

　　吳叔確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沒醉。

　　「聽了半天你也沒聽明白！吳南星是個人，寫了本書叫什麼《燕山夜話》，報上批判說是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書！……」吳叔努力要使我的沒有文化的母親明白而且相信，一場嚴峻的政治運動就要開始。

　　「《燕山夜話》不是吳南星寫的，是鄧拓寫的。」我對吳叔的話加以糾正。《燕山夜話》我讀過。《三家村札記》我也讀過。這兩本雜文集，繼秦牧的《藝海拾貝》出版後很受喜歡文學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視，爭相傳閱。《一個雞蛋的家當》已在我的許多同學之間成為互諷的雋語。但我當時卻不知鄧拓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亦不知「吳南星」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人的筆名。我一直以為鄧拓和「吳南星」是兩位作家。

　　「你一個小孩子摻什麼言！」吳叔因為我指出他張冠李戴的錯誤，有幾分不高興，訓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爭辯，飯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窩頭，離開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舊報中翻找到使吳叔對我母親發表了一通預言的那份《北京日報》。

　　果然，第一版的通欄標題是《關於〈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洋洋萬言的大塊文章，竟佔了三個版面！

　　那一張報紙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

　　我正急急切切、一目十行地瀏覽那篇文章，吳叔不知何時離開我家，已站在姜叔家窗前，高聲大嗓地說：「姜大哥，讀過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報》嗎？」

　　「《哈爾濱晚報》都沒訂，哪兒讀《北京日報》去？」姜叔家傳出姜叔朗朗的回答。

　　「我那兒有一份，一會兒你看看！」

　　「不看，沒那閒工夫！」

　　「馬大哥，馬大哥在家嗎？」吳叔又轉移到馬家窗前。

　　「什麼事啊？你滿院大呼小叫的？」馬家窗前，出現了馬叔瘦高的身子。

　　「你這大知識分子，該是個關心政治的人吧？看過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報》嗎？」

　　「看過了啊。」馬叔不動聲色。

　　「有何見教啊？是不是又要搞場什麼政治運動了呀？」吳叔總算找到了一個可能有共同語言的人，一屁股坐上了馬家的窗台。

　　馬叔也掃了他一大興：「無可奉告，我是個不談政治的人。」

　　吳叔識趣地從馬家窗台上蹦下來了。

　　張叔踱出家門，調侃地說：「你盧二爺怎麼變得這麼關心政治了呀？」

　　吳叔嘿嘿道：「這話問得多沒水平！收破爛的就不關心政治了？我盧二爺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丟了公職後還能在咱們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混口飯吃，不關心政治太沒良心了吧？」

　　張叔繼續調侃道：「你別假積極，要是再搞場什麼運動，說不定就把你捎上整一整！」

　　「整我？」吳叔嗓門更高了，「我盧二爺如今即使算不上名正言順的工人階級了，總還沒被開除無產階級隊伍吧，起碼誰也得承認我還算個流氓無產階級！只要我還沾著無產階級點兒邊，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絕對不忍心整到我頭上！」

　　「好！說得有理！」張叔哈哈大笑。

　　盧嬸從屋裡走到馬家窗前，拽住吳叔的胳膊一邊往回扯他，一邊說：「你給我回去！你給我回去！灌了幾口馬尿，就東家西家地扯閒篇，讓人討厭不？」

　　吳叔被扯將回來，見我還拿著那份《北京日報》發呆，不無遺憾地嘟噥：「全院就你這麼一個關心政治的！虧咱們這院還是個『四好』院！」

　　姜叔隨後跟過來，說：「得了吧！張口政治閉口政治的，好像你是個政治局委員！你不再喝醉了酒操菜刀操斧頭，登高上房，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端棋盤來，今天我用心思和你殺幾把，我就不信我贏不了你一盤！」

　　「贏我？你姜大哥還嫩得很哪！」吳叔精神大振，興奮中樞頓時轉移。

　　於是他們就下棋。

　　一會兒，馬家傳出了黑管和小號的合奏。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插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而我的內心充滿煩愁的母親，已和那些嬸子輩的女人們坐在院子裡了，向她們尋找著安慰與同情。

　　我仍拿著那份《北京日報》，坐在盧家那堆舊報中思索：報上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個信號嗎？一場嚴峻的政治運動果真就要來臨了嗎？我有點不相信收破爛的吳叔的預言。四月十六日的報紙，那一天已經是四月二十一日了，這幾天裡不是什麼都沒有發生嗎？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馬叔和竇叔合奏得最好的一支曲子。

　　至於鄧拓和吳晗兩位「作家」，我暗暗有些替他們遺憾。比較起來，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吳晗這個名字。因為我還讀過他編寫的《春秋故事》和《戰國故事》。從那篇文章看，對他們的批判是有理有據，難以反駁的。自己喜愛的兩本書，原來是宣揚資產階級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的書！我的遺憾不僅僅為著他們的錯誤，也為著我自己的被騙。

　　「將！你死棋無解了！」猛然聽得吳叔滿懷勝利喜悅地大喝一聲。

　　春天的晚風習習吹拂。院裡那棵老榆樹輕輕搖晃著滿枝肥嫩的榆樹枝。月亮在人們不經意間升起來了，向我們的大院慷慨地灑下如水的月光。憋悶了一冬季的院裡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這個美好的晚上，似乎格外不願呆在家中。

　　兩個棋迷又重新擺開了一局，張叔不知何時湊在了旁邊，喝五吆六亂支招兒。

　　女人中傳來了母親不很舒朗的笑聲。

　　我很久沒聽到母親笑了。

　　連平時不太合群的孫叔也邁出了家門，自言自語：「今晚院裡好熱鬧！」說完，轉身進屋了，一會兒搬了把椅子又出來，坐在自家門口，手捧著半導體，戴著耳塞，不知獨自聽什麼節目。

　　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和院裡的其他孩子們聚在馬家窗外，靜聽黑管和小號的合奏。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的旋律在院裡悠悠迴盪。

　　當時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那個夜晚，是我們院所有人家共同度過的最後一個和睦的，友善的，安寧的，愉快的夜晚。

　　那個難忘的夜晚，至今保留在我的記憶中……

第三章　批判「三家村」

　　我的語文老師姓龐，畢業於遼寧大學中文系，是位四十多歲身體微胖的女性。

　　第二天上語文課的時候，她的第一句話是：「同學們，看過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的舉手。」

　　我環視兩旁，無人舉手。

　　我猶猶豫豫地舉起了自己的手。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臉上，許久沒移開。她彷彿默默期待著更多同學舉手。

　　過了幾分鐘，還是再沒有一個同學舉手。

　　她終於對我說：「你把手放下吧。」

　　她摘了眼鏡，掏出手緝擦了半天，戴上後，盯著粉筆盒沉思起來。她臉上有種惴惴不安的表情。好像她預感到了某種威脅，但又不知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她的反常神態使同學們奇怪。坐在我兩側的同學將目光投射到我身上。

　　終於，她抬起頭望著大家，以誠懇的語調低聲說：「同學們，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作檢查，承認錯誤。上個星期，為了指導大家學習雜文寫作，我曾在課堂上向大家讀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幾篇。這兩本書，現在已經受到了公開批判，是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書。我給大家讀過的那幾篇，是這兩本書中問題最嚴重的幾篇……我……我已經向學校領導交了書面檢討……我思想覺悟不高，認識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於……在課堂上間接地傳播了壞思想……我感到很對不起同學們……很內疚……我歡迎大家對我進行嚴肅的批評……我……我保證今後再也不犯這種性質的……錯誤……今天的作文課，不再寫雜文了，改寫記敘文，文題不定……大家任選吧！……」

　　說完這一大番話，她臉上出汗了，又掏出手絹擦臉。

　　在大家埋頭寫作文的時候，她輕輕走到了我身旁，低聲說：「你出來一下，老師有話對你講。」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將教室門掩好，說：「全班只有你一個人是看過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師的錯誤非常嚴重，你要是對老師今天的檢討還有什麼意見，希望你能當面向老師提出來……」

　　我的語文成績一向較好，是她喜愛的學生之一。我連連搖頭，不容置疑地說：「沒有，沒有。」

　　她卻說：「怎麼可能沒有呢？你當面向老師提出來，總比以後……提出來吧，無論提得多麼尖銳，老師都會從內心深處感激你的……」

　　「沒有！老師，真的！」我臉都急紅了。我無法理解她為什麼要把自己的錯誤看得那麼嚴重。以後我才知道，她是個「摘帽右派」。

　　「也許……是老師把你想錯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簡直是逼我了，臉上浮現歉意的苦笑。

　　……

　　哈爾濱郊區農村發生嚴重蟲害。兩天後，我們全校師生到松花江北支農去了。包穀苗長起了一尺多高，大頭菜剛開始抱心兒。鉛筆那麼粗火柴桿那麼長的青色肉蟲，白天怕曬，隱蔽在包穀苗和大頭菜的葉背面，卻不停止嚙食，天可憐見！社員們的黃泥小屋的後牆上，無一不用白灰刷寫著「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爭取高產穩產，努力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學習大寨好榜樣，敢叫日月換新天」之類的標語，由於兩年來連續遭受水災，糧菜未收，生產隊今年竟窮到了買不起幾袋農藥的地步！僅有的一台破舊的噴霧器也壞得根本無法使用。只能依賴我們這些中學生幫助滅蟲。辦法又簡單又野蠻──一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一片地中，何止千萬青色肉蟲！幸虧中國人多。支農又是學生的義務。

　　同學們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學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個個雙手戴手套，站在地邊，如同站在懸崖邊，畏縮不前。老師督促，萬般無奈，提心吊膽踏入地中，懷著恐懼蹲下身去，顫顫抖抖的手翻過一片葉子，那青色肉蟲驀然入眼，多到觸目驚心，一個個立刻失聲尖叫，倉皇躍起，奔逃開去。有的渾身瑟瑟發抖；有的臉上嚇得變了顏色，冷汗淋漓。

　　幾個平時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學都不願顯示他們的勇敢了。

　　老師也是怕的。老師怕也只好裝出不怕的樣子給同學們做「示範」。「示範」無效。老師就在地頭組織我們坐下來學英雄人物，學革命先烈。

　　老師說：「大家想一想，如果麥賢得和我們在一起，會像我們這種樣子嗎？」

　　同學們都羞慚地垂下了頭。

　　老師又說：「大家再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對反動派的屠刀，連死都不怕，我們今天卻怕危害農作物的肉蟲，可恥不可恥？」

　　大家的頭垂得更低了，但仍沒有一個人表示願作榜樣。

　　老師最後乾脆說：「反正這個生產隊的蟲害地包給我們班了，早滅一天蟲，早一天回學校上課。咱們學校的課程進度已比其他中學落後了好幾節，你們升不上高中可別怪老師！」

　　人家紛紛抬起了頭。

　　升不上高中，對我們將來意味著什麼，我們心裡比老師更清楚。於是我們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

　　那是人和千萬條青色肉蟲的「戰鬥」。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不知除了中國，還有哪一個國家以同樣的方法滅蟲？也不知道我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還有多少農村窮到了買不起幾袋農藥和噴霧器的地步？更不知我們一代人升學的權利早已被決定取消了！許多同學吃飯的時候嘔吐不止。有一個膽子最小的女同學，因為褲筒裡爬進了幾條蟲子，沒個掩身之地可以脫下褲子抖抖，嚇得抽風昏厥了。

　　然而為了早日返校上課，每一個同學都以最大的勇氣克服膽怯。

　　然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著我們。我們命中注定將受它愚弄。正如收破爛的吳叔所說的那句宿命觀點的話──劫數難逃。

　　我們在江北農村度過了「五一」。

　　支農勞動結束後放了三天假。

　　我們重新開始坐在教室裡那一天，上第一節課的鈴聲響過了很久，不見一位老師的影子。老師們被校領導召集在一起，開什麼「緊急會議」。

　　忽然安裝在教室門右上方的喇叭箱裡傳出了校長的聲音：「全校同學們，經校領導和全體老師一起討論決定，今日不上課，收聽重要廣播。收聽後，召開全校大會！」

　　美帝國主義的飛機軍艦又侵犯了我們共和國神聖的領海領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又取得了巨大勝利？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又掀起反華叫囂了？蔣介石又向大陸派遣特務組織了？我國外交人員又發表什麼莊嚴聲明或強烈抗議了？……

　　全班同學交頭接耳，猜測判斷。

　　喇叭箱嗡嗡響了一陣，一個男性嚴峻的聲音開始衝擊我們的耳膜：「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開火……毛全席經常告誡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輕視這些敵人……」

　　我頓時想起了收破爛的吳叔的預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在經歷了滅蟲勞動後，我變得很神經質，夜裡常常做噩夢，夢見自己渾身爬滿了青色肉蟲，牠們嚙咬著我。早已將吳叔那天晚上的預言忘得一乾二淨了。

　　果然如收破爛的吳叔所料！

　　那個男性的嚴峻的聲音繼續著，字字鏗鏘，句句有力，充滿浩然正氣，充滿壓倒一切的戰鬥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體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激動包圍。幾乎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在我內心裡煽起難以平靜的情緒。

　　「階級敵人不僅從外部，而且從內部拚命地破壞和攻擊我們。而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攻擊的矛頭，總是對準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櫃，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鄧拓一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迫不及待『破門而出』的……

　　「對黨和社會主義懷著刻骨仇恨的鄧拓一夥……

　　「誹謗無產階級專政，極力煽動對社會主義的不滿情緒……狂妄地叫嚷要我們黨趕快下台『休息』……

　　「不！你們並沒有喪失立場，你們的立場站得很穩，不過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罷了。你們並沒有放鬆階級鬥爭，你們對階級鬥爭抓得很緊，不過是對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罷了……

　　「是你們早就向黨、向社會主義開了火……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廣播結束，教室內彷彿瀰漫著炮火硝煙。靜極了。同學們都一動不動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臉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現著僵刻呆板過分的嚴肅，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個歷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徹底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戰鬥檄文」發表在《解放軍報》上。

　　班主任老師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張報紙。她還沒結婚，只比我們大七八歲。我從小學考入這所中學的那一年，也正是她從哈爾濱師範學院畢業後分配到這所中學的那一年。她出身於純正的工人家庭，是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黨員。

　　「同學們，」她的聲音由於激動而發抖，「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在這場清除資產階級黑線的嚴峻鬥爭中，我們落後了！我們要奮勇衝上去！衝到第一線去！下面我再給大家讀《解放軍報》四月十八日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這篇社論強調──「搞掉這條黑線，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這是一場艱鉅、複雜、長期的鬥爭，需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話是毛主席的話。

　　「同學們，」班主任讀完社論又說，「過一會兒全校師生要在操場上召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宣誓大會……」她的目光向全班同學掃視了一遍，最後落在我身上，說：「梁曉聲，你寫一篇決心書，一會兒代表我們班發言。」說著她看了一眼手錶，提醒我：「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不要寫多長，要快！能表達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的決心就行！今天的發言不排順序，我們是『四好』班，一定要爭取第一個發言！……」

　　我的思想生了雙翅，駕著這股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蕩宇長風翱翔，翱翔，「扶搖直上九萬里」，根本無法降落在稿紙上。

　　我惟恐自己在十五分鐘內寫不完一篇像樣的決心書，使我們這個「四好」班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喪失了第一個登台表決心的機會，正要舉手推卻，見語文老師走了進來。

　　「姚老師，」她對班主任說，「能不能讓我佔用幾分鐘時間？我有極其重要的話對同學們說！」

　　班主任皺起了眉頭：「你想說些什麼呀？」

　　「我……我要再次向同學們檢討自己……在課堂上讀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嚴重錯誤，不，不是錯誤，是罪行！我……」說話一向從容不迫的語文老師，因急切而結巴。

　　「這……我們的時間已經很短了！」班主任不願意。

　　「姚老師，我……我懇求你！……」語文老師的語調幾乎帶出了哭聲。

　　「等開完全校大會你再對同學們說吧！」班主任的態度非常堅決，不容商量。

　　「可我一定要在開全校大會之前說的呀！姚老師，給我一個機會吧！……」語文老師真哭了起來。

　　班主任不忍心又不情願地走到窗前，算是默許。

　　「同學們，」語文老師一邊用手絹擦眼淚一邊說，「同學們，我上次對你們的檢討很不深刻！上次的檢討中，我還認為鄧拓、吳晗、廖沫沙不過是宣揚了資產階級思想，沒有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去認識……他們是一夥黑幫，他們反動透頂，我也是『三家村』中的一個，不，我不是，我雖然不是，但我是……但我是……」她越急於想說清楚她自己是什麼，一時越說不清楚。她語無倫次起來。

　　我坐在第一排，離她最近。我看得很清楚，她眼中是真有眼淚不斷湧出的。她手中那條小手絹已濕成了一團。我鼻子有點酸。我心裡暗暗憐憫她。我知道，她絕不是存心要在課堂上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文章。她不過就是想給同學們讀幾篇範文而已。如果我當時知道她因被劃過右派，丈夫跟她離了婚，並帶走了她唯一的一個女兒永遠不許她相見，隨後她在某農場被改造了四年，兩年前才摘掉右派帽子，在不少人的聯名擔保下方得以回歸教育隊伍，我想我不僅會憐憫她，也許還會對她產生同情。

　　為了提高我們全班的作文水平，她曾花費了多少心血啊！這是全班同學都不能否認的。

　　「梁曉聲！」班主任猝然叫我。

　　我一驚，不由得站起。

　　「你還不快寫！」班主任有幾分生氣了。

　　我又立刻坐下，從書包裡翻出紙筆，一個字也寫不出，頭腦中混亂一片。

　　「龐老師，你不能再侵佔我們班的時間了！」班主任的語調，與其說是不滿，毋寧說是抗議了。

　　「我……我……」語文老師再沒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

　　我情不自禁地又抬起頭，想再看她一眼，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她在教室門口似乎欲轉過身來，要再看我們全班同學一眼，她那背影使我感覺她意識到了厄運將又一次落在自己頭上，悵悵然若向我們繼續解釋什麼，替自己辯護什麼。她在教室門口站了一會兒，並沒轉身，緩緩地離去了。

　　全體同學都望著教室門口。教室裡鴉雀無聲。

　　從此她再也沒給我們講過課。

　　「李元昌！」班主任叫起了班長，說：「開全校大會時，你要帶領咱們班同學喊口號！」

　　「喊……哪些口號呀？」班長吶吶地問。

　　「按照我寫的喊。」班主任說著，走到我跟前，從我的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匆匆便寫。寫好後，經同學們傳到班長手中。

　　班主任又說：「李元昌，現在你立刻組織同學們到操場上集合！梁曉聲，你可以留在教室裡寫發言稿。」

　　走廊上傳來了一片腳步聲，不知是哪一個班離開教室到操場上去了。

　　「快，快！」班主任著急地催促大家。

　　於是同學們一窩蜂地擁出教室。

　　走廊裡又是一片腳步聲。

　　剛剛安靜了半分鐘，眾多的腳步聲再次響起。

　　腳步聲中，我在紙上寫下了這樣一行字──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盯著這行字我愣了幾秒鐘，意識到這一行字也正是剛剛聽過的報上那篇聲討文章的標題，大有「照抄」之嫌，刷刷兩筆劃了去，重新寫下「誰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打倒誰」一行字，又發愣。一句句充滿戰鬥性的話在我頭腦中飛旋，全是《解放軍報》那兩篇文章的話，沒有一句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而且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集中思路，將那些話排列在一起，湊成決心書。

　　整個教學樓終於徹底安靜了。

　　我的語文老師仍佔據著我的心。她剛才那樣子真使我難受。

　　握在我手中的筆就是她送給我的。

　　有一次寫作文時，她見我用蘸水筆寫字，奇怪地問：「你怎麼不用吸水筆？」

　　我回答：「吸水筆丟了。」

　　她說：「那你得買一支呀！」

　　我接連丟了兩支吸水筆，不願再向母親要錢。難言之衷，也不願向她解釋，便低下頭去繼續寫，不回答。

　　她見我使不慣蘸水筆，深一畫淺一畫的，便默默地將她這支金筆放在了我的課桌上。

　　下課後，我到教員室去還她筆。

　　她問：「聽同學們講，你家生活很困難是不是？」

　　我點了一下頭。

　　她又問：「我這支筆你使著還好嗎？」

　　我又點了一下頭。

　　她說：「就送給你吧。我倒是用蘸水筆用慣了，用得著吸水筆的時候不多。我還有一支圓珠筆呢！」

　　我說：「這是金筆呀，我怎麼能……」

　　她打斷了我的話：「快拿了走吧，別耽誤我的時間了。我現在要批改幾篇作文……」

　　也許因為這支筆是她送給我的，我再沒丟過……

　　「梁曉聲，你還坐在這兒發愣呢！老師都快讓你給氣死啦！」

　　一個女同學吁吁帶喘地闖入教室，嚷完了話又一股旋風似的消失了。

　　糟糕！全校大會已經開始了！

　　一陣陣口號的聲浪從外面撲入教室：

　　打倒鄧拓！

　　打倒吳晗！

　　打倒廖沫沙！

　　打倒「三家村」黑店！

　　打倒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

　　……

　　雖然「決心書」除了標題還一個字沒寫，我也不敢再耽誤一秒鐘了，顧不上多想，扯下那頁只有一行標題的紙，萬分緊急地奔出教室，一口氣從三樓跑下一樓，直跑到操場上才收穩腳。

　　操場上臨時擺了幾張桌子，算是個「台」。學校的領導們端坐「台」上，全校學生一班班盤腿坐地。一個班級的代表正一手握麥克風，一手拿發言稿激昂地大聲發言。十幾個期待發言的學生身體緊挨著身體排在發言者後，生怕誰「夾楔」似的。那一天颳大風，操場剛墊過沙子，沙塵籠罩著所有的人。

　　班主任突然出現在我眼前，極度失望地問：「你在教室裡幹什麼來？決心書寫好了沒有？」

　　我不敢告訴她除了標題一個字都沒寫，撒謊說：「寫好了。」

　　她信了，就將我推向「台」那邊：「快去吧，發言時要情緒飽滿！」

　　輪到我發言，我先喊了一通「打倒」之類的口號，接著大聲疾呼：「我們革命的學生，堅決戰鬥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我們向毛主席莊嚴宣誓，我們要做階級鬥爭前沿陣地上的敢死隊！不怕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戰鬥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回合！有我們在，就有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在！勝利必定屬於我們，因為我們掌握著毛澤東思想這個階級鬥爭的銳利武器！我們要像在農村消滅害蟲一樣，將危害我們黨和社會主義的黑幫捏死……」

　　這番話，是我情急之中在未輪到我發言的二十幾分鐘內一句句硬憋出來的。沒發言稿，效果反而更好，情緒也的確飽滿，因為眾多的人所營造的那種同仇敵愾的戰鬥氣氛，已使我完全開始相信，鄧拓、吳晗、廖沫沙毫無疑問是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除了他們，還有形形色色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尚未暴露反革命嘴臉！如若不然，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解放軍報》又為什麼要連續發表充滿火藥味的批判文章？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首先動員起來了，作出了戰鬥姿態，我──一個誕生在新中國、成長在紅旗下，無比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中學生──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豈能置身於這樣一場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運動之外？！

　　我歸到班級坐下以後，情緒仍然十分激動。發言時沙子迷了我的眼，我沒顧上揉出來，這會兒眼淚就一個勁地往外淌。

　　班主任從後邊走到我身旁坐下了，將她的手絹塞在我手裡，表揚說：「很好。你的發言很好。你的感情也很對頭！老師剛才有點錯怪了你，別生氣。」

　　她大概以為我的眼淚是由於內心過分激動而淌出來的。

　　校長在講話中這樣說：「正如初三二班代表發言所說，我們要像在農村消滅害蟲一樣，將危害我們黨和社會主義的黑幫捏死！這就是我們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熱愛之情，這就是我們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無產階級義憤！……」

　　在我們學校的歷史上，校長引用一個學生的話，也算是「史無前例」的。

　　班主任親切地微笑著瞧了我一眼。

　　我感到無比驕傲，無比自豪，好不得意！

　　語文老師出現在校長身旁，恭恭敬敬，虔虔誠誠地彎下腰對校長說：「校長，我曾在幾個班的作文課上讀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幾篇，雖然我已經寫了書面檢討，但很不深刻，請您允許我借這個機會對自己進行批判吧……」

　　因她說話時口也對著麥克風，我們聽到了。

　　校長未看她，也未置可否，繼續講話：「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將必然從北京深入開展到全國，從社會深入開展到我們學校……」

　　語文老師就這麼微微彎腰站在校長身旁，不死心地等待著校長的講話結束。

　　校長直到講完話也未看她一眼。

　　她又失去了在全校同學面前公開檢討和批判自己「錯誤」的機會。

　　幾個同學往樓內搬桌椅和擴音器的時候，她仍怔怔地站在那兒……

　　口誅方罷，繼之筆伐。

　　各班派同學到總務科領紙、墨、筆，開始大寫特寫聲討「黑幫」的「戰鬥檄文」，或畫漫畫。

　　我們班首先將一條「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誓死同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血戰到底！」的巨大的標語貼到了校門兩側──它向全社會聲明了我校革命師生旗幟鮮明的立場，也彌補了我們「四好」班沒能第一個在全校表決心大會上發言的榮譽損失。

　　「戰鬥檄文」盡屬「即興創作」。

　　我寫了一句「鄧拓、吳晗、廖沫沙」，有同學立刻續一句「他們三個是一家」，第三句來得更快「他們反黨反人民」，第四句早有人想出來了「你說該殺不該殺」？

　　大家齊聲讀一遍，合轍押韻。

　　「結束在問號上嗎？問誰呀？」

　　「還問個什麼勁？該殺！」

　　「對！加上兩句──該殺！該殺！！！」

　　「再加一句──打發他們回老家！！！」

　　更有眾多同學從旁提出商榷，補充。

　　於是一篇「戰鬥檄文」墨汁淋漓地貼到了走廊上：

　　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三個是一家，

　　他們反黨反人民，你說該殺不該殺？

　　該殺！該殺！！

　　打發他們回老家！！！

　　不久這詩體「戰鬥檄文」不脛而走，從校內流傳到校外，成了千萬小女孩跳皮筋時唱著很順口的「革命兒歌」。由一代小女孩傳給另一代小女孩，久唱不衰，差不多從一九六六年一直唱到一九七六年……

　　班主任把我找到了教員室，所有的老師也在舞筆弄墨。

　　她問：「聽同學們講，你有《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這兩本黑書？」

　　我有，但不知老師所問究竟何意，出於一個中學生保護自己的本能，立刻搖頭否定：「沒有，沒有！同學們胡說八道！」

　　她說：「你肯定有！老師要求你貢獻出來，當作同學們的批判材料。」

　　我只好含糊地回答：「也許我有……我自己也記不清了，我回家找找。」

　　一個正在寫「戰鬥檄文」的老師懸腕止筆道：「姚老師，要是他能找到，先給咱們化學教研組批判用吧！我們這些教化學的老師還誰也沒看過呢！」言罷，又落筆揮灑起來。

　　我見他寫的是──《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這兩本黑書的反動實質就在於，攻擊的矛頭是直指黨和毛主席的……

　　我們學校的圖書館竟沒有買《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這兩本「黑書」。

　　全校究竟有多少同學和老師讀過？鬼才知道！

　　全國當時又有多少人讀過？千分之一的人？萬分之一的人？還是十萬分之一的人？

　　但工人階級在批，貧下中農在批，解放軍戰士在批，大、中、小學生和教師在批，文藝工作者在批，機關幹部在批，家庭婦女在批，孩子在批，老頭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國人人轟轟烈烈地批將起來。

　　從學校回家的路上，幾個要好的同學之間免不了互相道出幾句真心話。

　　「我看明後天可能也上不了課。」韓松山略顯憂鬱地說，「耽誤了這麼多課程，將來誰對咱們的畢業和升學考試負責任啊？」他是我們班的數理化尖子，平常總是雄心勃勃地說：「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爾濱的重點高中。以他的聰明和成績，沒有一個人認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爾濱市的學生中，當年流行著這樣一句話：「考上一三六，直闖清華北大哈工大。」老師們也公認，清華北大哈工大的校門是向他敞開著的。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說：「你的意思是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來臨使你受損失啦？是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重要，還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開玩笑，但因他是團支部副書記，將來肯定是畢業鑒定小組的成員，韓松山便認真起來，罵了他一句「滾你媽的！」還臉紅脖子粗地要跟他動手。搞得他十分尷尬。

　　趙運河透露：「據說，今年的高中和大學錄取，要實行政治表現第一，分數第二的原則。政治表現的主要一條，當然要看在這場運動中的表現啦！表現不積極的，分數再高也後邊『稍息』去！」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測他的話可能是很有來頭的，誰也不多問，可誰都分明牢記心間了。

　　韓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摟著王文琪的肩膀，親密無間地說：「別生氣啊，剛才我是跟你鬧著玩呢！」

　　街道和馬路兩旁的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都有人在貼「聲討書」、「決心書」、「誓言」以及「致黨中央毛主席的表忠信」之類。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稱讚和評價的大字報最初就是以諸如此類的種種內容產生的。所有的企業，所有的單位，所有的中國人，都惟恐自己在這場稱作「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中被認為表現消極，漠不關心。人民隨時準備聲討黨中央毛主席揪出的又一夥「黑幫」，口誅之筆伐之。因為人民絕對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是根本不會冤枉任何一個好人的，也當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壞人。基於這種「絕對相信」，可以推測，如果人民從第二天的報紙上看到鄧拓、吳晗、廖沫沙被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的消息，定會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階級鬥爭的偉大勝利！人民是那麼習慣於將黨中央和毛主席緊緊連在一起，視為同一個永恆的信仰，極少有人冷靜地關注到，這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是由首先發表在《解放軍報》而不是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上的兩篇文章推動起來的。人民更不可能預想到，幾個月之後，毛主席將黨中央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司令部，讓黨政軍各級領導者們和每一個中國人明確表態，是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司令部一邊？

第四章　站毛主席一邊

　　母親終究沒有籌措足那筆錢，我不得不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了家。哥哥一回到家裡，不但全家，全院的人都跟著感覺不安。

　　也許被社會所刺激的緣故，哥哥的病情發生了變化，由「陰鬱型」而轉為「政治狂想型」。

　　我從精神病院接他回來那天，就細心地觀察出了他這種變化的苗頭。我和他是從江橋上過江的。在精神病院關了幾個月的哥哥，像被從籠中放出那樣高興。一過江橋，城市的政治喧囂便撲面而來。鑼聲、鼓聲、口號聲，聲聲入耳。城市正在被大標語和大字報披掛起來。「毛澤東思想宣傳車」和遊鬥「黑幫」的大卡車駛來駛往。打著紅旗舉著貼在三合板上的毛主席像到市委或省委去請願或抗議什麼的人們，才走過一批，又走來一批。大中小學的文藝宣傳隊在街頭和廣場演出打倒「三家村」的活報劇。

　　「這都是在幹什麼？」哥哥東張西望地問。

　　我說：「全國開始文化大革命了！」

　　擁來一支隊伍，高呼：「打倒鄧拓吳晗廖沫沙，誓死揪出哈爾濱市的『三家村！」

　　「很好，很好！」哥哥點頭不止，喃喃自語，兩眼中就閃耀出一種光芒來，竟神情恍惚地跟在隊伍後面走。

　　我費了好大勁兒才把他扯上人行道。

　　回到家裡，哥哥見了母親，第一句話是：「媽，我要參加文化大革命！」

　　母親直愣愣地瞅哥哥。

　　母親背著哥哥問我：「你大哥的病好些了吧？醫生怎麼講？」

　　我說：「醫生並沒講他好些了。」

　　母親說：「我看像是好些了，不然他怎麼也會要參加文化大革命呢？這可是明白人的話呀！」

　　我說：「路上他還要跟著人家的隊伍遊行呢！」

　　母親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我大兒子可是沒白住院啊，知道捍衛毛主席了！」滿臉頓時煥發喜悅。

　　「媽，給我找來筆，找來紙，我寫大字報！」哥哥在裡屋興奮之至地大聲說。

　　「哎，媽聽見啦！」母親從兜裡掏出一卷角鈔塞給我，吩咐：「快去買。」我責備道：「媽，你怎麼能這樣啊！」

　　母親朝裡屋瞥了一眼，隨即在我胳膊上擰了一把：「讓你去買你就去買！」聲音壓得很低，惟恐哥哥聽見。

　　我違心地去買回了一支毛筆和幾張大白紙。母親替哥哥在一旁研墨，哥哥就將大白紙鋪在床上寫起來。哥哥從初中至大學一直未間斷練書法，還獲得過高中書法比賽的名次，字是寫得很漂亮的。哥哥寫一句，我唸給母親聽一句。母親越聽越高興，後來就高興得哭了，因為哥哥寫的詞句都非常革命。

　　大字報寫完，哥哥署上姓名，對我說：「二弟，你替我貼到市裡去吧！」

　　我說：「不去！」

　　哥哥問道：「你為什麼不去？你對我參加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麼態度？！」

　　母親慌了，將我推出屋去。

　　我在外屋聽見她與哥哥商量：「兒呀，媽看還是貼在家裡吧！貼在家裡好，別人來了，就知道咱們全家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了！」

　　又聽見哥哥說了一個字：「行！」

　　母親也走到外屋，打開糧食箱子，從麵口袋裡抓了一把麵放在一隻小鋁盆裡，燒起糨糊來。

　　母親燒好了糨糊，將那張大字報貼在了牆上。

　　剛貼好，街道主任來了，說：「老梁家，下午在你們院開全居民組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會，你老頭子是正牌工人階級，你是幾代貧下中農出身，你必須得帶頭發言呢！」

　　母親急急地說：「不成，不成，我一個家庭婦女，又是個文盲，活這麼大歲數也沒在什麼會上發過言，豈不是作踐我嗎？」

　　「家庭婦女就不批判資產階級啦？文盲就不批判資產階級啦？……」街道主任嚴肅著一張腦門上拔出三個火印子的臉質問，發現我的哥哥正虎視眈眈地瞪著她，不禁吃一驚，往後退了一步。

　　「打倒黑幫！」哥哥猛地大聲說了一句。

　　「對，對！黑幫嘛……當然是要打倒的……一個也不留！」街道主任一邊謹慎地往母親身後躲，一邊討好地訕笑著。

　　「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哥哥又來一句。

　　「是的，是的……」街道主任一迭聲地附和。

　　母親卻說：「主任您聽，我大兒子的病好了，我大兒子說的不是句句明白嗎？」

　　「明白著呢，明白著呢！」街道主任這才膽壯了些，一眼見到那張大字報，問我：「你寫的？」

　　不待我回答，母親搶著說：「是我大兒子寫的，他也要參加文化大革命呢！」

　　街道主任看了一會兒，雙手就啪地拍了一下，對母親表示祝賀：「這可真是大喜呀！寫的好著呢！幹嗎不貼到院子裡呀？貼到院子裡嘛！讓你們全院人家都署上名，開會的時候也算有階級鬥爭的氣氛！我正犯愁哪兒去找這麼一張大字報呢！字寫得多秀溜哇！」

　　「革命無罪！批判資產階級有功！」哥哥兩眼又閃耀出特異的光芒。

　　「有功，有功！有大功呢！」街道主任居然斗膽走近哥哥，想拍哥哥的肩，她身材矮，夠不著哥哥的肩，只好在哥哥胸口拍了幾下：「真是工人階級家庭的大學生，今後就在咱們居民委員會參加文化大革命吧，還正缺你這麼個能寫的人哪！」轉而對母親又說了一句：「這可真是大喜呀！」不知她是因物色到了一個能寫大字報的人而喜，還是因哥哥的病「好了」替母親而喜。

　　母親完完全全從後一種可能理解她的話，說：「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唄！」有外人支持母親認為哥哥的病「好了」的判斷，母親感到那麼欣慰。

　　我暗想：哥哥的病果真好了，毛主席我給您老人家磕三萬個響頭！一輩子感激您老人家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

　　街道主任離開我家時，叮嚀母親：「千萬別忘了把大字報貼到院裡去呀！全院人家都得署上名，就告訴他們是我親自部署的！」

　　小小一個街道主任也竟敢妄用「部署」二字！我認為她簡直冒天下之大不韙，褻瀆了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無心對她的褻瀆行為問罪，放她去了。

　　街道主任「親自部署」的事，母親只有「堅決照辦」的份兒。

　　我極其違心地幫母親將大字報貼到了馬家煤棚的門上，母親就挨家挨戶叫鄰居女人們出來署名。

　　女人們非常樂意地也「照辦」了。署的卻不是她們自己的名，而是遵循習慣署戶主──她們的丈夫的名。

　　哥哥從家裡出來了，眈眈地注視著她們的「革命」行動。

　　男人們中只有吳叔這個「流氓無產階級」在家，他讚揚地對母親說：「我大侄子回來得真趕趟，回來就給咱們『四好』院爭了一大光！」

　　哥哥猛地又是一句嚴峻得令人驚慌萬狀的話：「你站在哪一邊兒？！」

　　吳叔頓時一怔，半晌才吶吶地說：「我……我站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一邊啊！」瞧瞧這個女人，瞧瞧那個女人，又補充了一句。「難道我還能站在黑幫一邊嗎？」抬手一指他那收破爛的手推車：「大家看嘛！」

　　裝滿破爛還未及卸下的手推車上，右邊寫著：誓與黑幫不兩立！左邊寫著：誓與毛主席不二心！

　　「兩個口號，哪個寫右邊，哪個寫左邊，我都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不是隨隨便便寫的！」吳叔他感到受了極大的誣蔑。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哥哥冷冷地又向他「進攻」。

　　「這……這……大侄子，這話是從何說起呀！……」吳叔異常狼狽。

　　「哥，你回家去！」我往家裡推哥哥。

　　盧嬸往家裡拽吳叔：「你認哪份真啊！他的一句話就能把你打成黑幫呀！」

　　吳叔掙著胳膊嚷嚷：「我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全院人得給我做主！」

　　女人們齊聲說：「是，是，我們心裡有數！」

　　母親也賠著笑臉對他說：「你是的，你是的，要是誰來調查，咱們全院的人都給你打證言！」

　　我將哥哥鎖在家裡後，走到吳叔家去替哥哥道歉。

　　吳叔冤枉地嘟噥：「也怪了，他怎麼單瞅著我眼眶子發青啊！」

　　我說：「興許因為上次送他住院時，是吳叔你幫忙捆他的吧？」

　　吳叔說：「下次再送他住院，我可不幫忙啦！他要是久記著我的仇，我在他眼裡不成了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了哇！」

　　母親說：「他吳叔你可千萬別往心裡去！他那都是些一半明白一半糊塗的話……」母親對哥哥的病情所抱的盲目樂觀，受到了挫折，神色不免憂鬱起來。

　　「老梁家的，老梁家的你出來！……」院裡忽然又傳來了街道主任風風火火的叫聲。

　　「來啦，來啦……」母親慌慌張張地抽身離開了盧家，我不曉得街道主任的叫聲為何哪般帶著股怒氣，趕緊跟隨出去。

　　街道主任一見母親，跺了下腳吵吵嚷嚷地說：「你呀，你呀，你是咋著落實我的指示的呀？」

　　母親一片糊塗，賠著小心問：「主任我做錯啥事啦？」

　　「你還問我呢！」街道主任指著大字報說：「怎麼都是男人們的名啊？我一個部署不周到，你們就行動上有差錯！領導你們這些女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可真是操不完的心啊！」

　　院裡的女人們也都聞聲從各家走了出來，一個個神色不安地或瞅著街道主任，或瞅著我的母親。

　　姜嬸上前替我的母親向街道主任解釋：「以前這事兒那事兒不都是戶主的名字才有效嗎？我們是按照以前的慣例做的呀！」

　　「以前？以前都是些什麼事兒？統計人口，發購買票兒，能和參加政治運動一樣？你們的丈夫能代替得了你們自己向毛主席表忠心嗎？一個戶主能代替得了一家子的政治立場嗎？丈夫代替不了老婆，父親代替不了孩子，誰也代替不了誰。咱們要召開的是家庭婦女們專門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會，公社書記還要來講話，快找半張紙把那些個男人的名字都蓋了，重寫上你們自己的名字！」街道主任侃侃地說了一大套。

　　女人們一時都愣著。

　　「你們還愣著！還不快照我的話做！不想保住你們『四好』院的光榮呀？」

　　「我去拿紙，我去拿紙……」母親諾諾地急步就往家裡去。

　　我對街道主任的頤指氣使很有些反感，趁母親不在，用聽起來像是告誡實則是挖苦的口吻說：「勸你以後別張口部署閉口指示的，那是只有毛主席一個人能用的詞！」

　　街道主任大張了一下嘴，沒說出一個字。好像一個嗝非打不可又打不上來似的。

　　母親拿了半張大白紙，卻忘了拿糨糊，我不忍讓母親走來走去的，自己回家取糨糊。

　　蓋是難以蓋全的。女人們幫著我，將大字報裁下了半張，再用糨糊貼上半張大白紙。我又回家取了一次毛筆和墨。那些女人們就依次用歪歪扭扭的字體重新寫上了她們的名字。

　　全居民組的家庭婦女們，包括一些小腳老太太，紛紛拎著個小凳，夾著個「馬扎子」，聚集到了我們院，有七八十人之多。

　　公社書記果然來了。他默默看完那張大字報，極為讚賞，對女人們說：「這個院的家庭婦女們，就是我們全居民委婦女們的榜樣！文化大革命，不但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解放軍、革命幹部和革命學生們要積極參加，家庭婦女們也要以戰鬥的姿態參加！要把我們這個居民委的每個大院，都發動起來，鞏固成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堡壘！……」

　　街道主任時時帶頭舉臂高呼口號。

　　……

　　晚上，王文琪來了。

　　他從書包裡掏出一本過了期的《中國青年》雜誌，讓我看封底。

　　封底畫的是幾個年輕的男女社員，肩扛鋤頭，意氣風發地行進在金黃的麥海中。

　　題目──《社員都是向陽花》。

　　我奇怪他怎麼對畫發生了興趣，又不願掃他的興，應酬地說：「畫得好。」

　　不料他說：「好個屁！」

　　我這一驚非同小可，愣愣地瞅了他半天，說：「文琪，這是很革命的畫呀，你怎麼敢說好個屁？」

　　「很革命的畫？革他媽的命！」

　　我真以為他神經有點不正常了。這些日子，文化大革命「漸入佳境」，所有的中國人都似乎在「熱發昏」，包括我自己。

　　哥哥走到了我們跟前，也盯著《社員都是向陽花》看。那種目光不像是在看畫，倒像看一件剛用來殺害了人沾著血跡的凶器。

　　我抬起頭，接觸到哥哥的目光，不禁從心裡往外打了一個冷戰。

　　我又注視著我的好同學的眼睛，覺得他的眼神和哥哥的眼神並不相同，才鎮定了些。

　　「你研究我幹什麼？研究研究這畫呀！」他急了。

　　「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

　　哥哥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冷笑著走開了。

　　我說：「這畫到底有什麼好研究的？我看不出名堂來！」

　　「這畫反動到家了，畫中藏著一條反標！」

　　「反標？！……」我目瞪口呆。

　　「蔣、介、石、萬、歲！」他大聲地一字一句地說。

　　「你瘋啦！」我低聲吼道，「開著窗戶哪，你想給我家惹是生非呀！」

　　他微笑著從容不迫地說：「看你嚇得那樣兒！這畫裡藏的那條反標是──蔣介石萬歲！」

　　幸好哥哥到另一間屋去了，否則他那分裂了的神經一定會為之萬分衝動的。

　　我拿起那本《中國青年》，瞪大眼睛一個細部一個細部地研究，可還是看不出半點反標的蛛絲馬跡。

　　「唉，你這雙眼睛呀，剜掉算啦！」我的好同學忍不住一個字一個字地辨析給我看：「瞧這些麥穗兒，橫著呢！為什麼橫著？」

　　我說：「風吹的嘛！這姑娘的短髮不也是快被風吹得飄橫了嗎？」

　　他說：「錯！麥子是什麼？草本植物！象徵草字嗎！介石的蔣是什麼字頭？草字頭嘛！再瞧這些麥稈兒，這代表一豎，這又代表一豎，加上這片麥葉兒，豎彎鉤兒！上邊這兩片麥葉兒，一撇兒，一捺兒！介字，對不對？你敢認為不對？」

　　雖然他在「組合」給我看，我還是覺得把那些麥穗兒、麥稈兒、麥葉兒硬說成是字，總有點騙人騙己似的。

　　「怎麼說也不太像啊！」我自言自語。

　　「你還說不像，還說不像！」他將畫倒了過來，繼續指指點點啟發我，「再看這把鋤，鋤頭是個口字，鋤把兒是口字上面那一橫……」

　　「橫下那一撇兒在哪兒？在哪兒？沒撇兒算嗎？」

　　「一筆一畫也少不了！撇兒在這，這小紅布條兒！鋤上紮個小紅布條兒幹什麼？你見過哪個農民鋤上紮紅布條兒啦？」

　　「姑娘扛的鋤嘛！紮個紅布條也是可能的。畫嘛，允許浪漫主義的！有了這一紅布條，畫面的色彩才產生對比效果呀！」我竟充起內行來，全不顧自己已是站在「反動」的立場上替作者進行辯護。

　　「你怎麼偏要和所有的人扭著勁兒思考問題呢？我警告你，這些話你別再對旁人說啦！否則旁人會怎麼看你呢？」輪到他以研究的目光注視我了。

　　我沉默了半天，問：「是你發現的？」

　　他說：「我有這麼敏銳的眼光嗎？中央大街的宣傳板上，都將這幅畫放大幾十倍作為階級鬥爭教育的實例啦！我也是經過啟發才看出來的啊！……」隔了一會兒他又說，「咱們頭腦中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是不夠緊，太缺乏識別能力啦！」

　　我感到慚愧，說：「是啊是啊，幸虧你今天晚上來告訴了我。要不然，我蒙在鼓裡，哪天到中央大街去，興許還會在宣傳板前與人辯論呢！那可就後悔也來不及了啊！」

　　因為哥哥回到了家裡，也因為「停課鬧革命」了，我十幾天沒到學校去。我恐怕自己落後於迅猛發展的文化大革命，將來的畢業鑒定中被寫上「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一條，便同他約好，明天一塊兒到學校去。

　　當天夜裡下起了大雨。全家正睡得酣，突然被一陣敲窗聲和喊聲驚醒了。

　　「二哥，二哥！快出來幫我爸忙！院裡的大字報得遮蓋遮蓋呀！……」是吳叔的小兒子的聲音。

　　「小二，你快先起來！……」母親立刻把我捅了起來。

　　一種近乎神聖的責任感使我只穿著褲衩就光腳跑到了院子裡，雨下得可真大！嘩嘩嘩像從天上傾倒的。院裡積滿了半尺深的水。

　　吳叔和我一樣，只穿褲衩，雙手撐開一塊塑料布護在大字報前，任憑雨鞭抽打光脊樑，一動也不動。

　　我慌忙到吳叔家找錘子、釘子、木條什麼的。他家已灌水了。我本想先幫盧嬸堵住門坎。她卻對我說：「別顧我家灌水了，先去幫你吳叔保護大字報吧！你哥寫的那些大字報可是咱院的一件聖物了啊！」

　　我和吳叔就著馬家的棚簷搭了個簡單的框架，用塑料布圍嚴，將大字報罩在裡邊。

　　吳叔抹一把臉上的雨水，似乎對我，又像是對自己說：「究竟站在哪一邊兒要看一個人的實際行動，這就是行動。」

　　我手背上被錘子砸了一下，這會兒才感覺疼。冒雨忙了半天，我忽然不能理解其中意義。吳叔證明自己的願望顯得那麼荒唐可笑，而我是他的盲從。

　　這場文化革命中站在毛主席一邊兒真夠不易的啊！

第五章　人民群眾

　　學校的運動如火如荼，其勢不可阻擋。從一樓至三樓，走廊兩面牆壁貼上了幾層大字報，厚得可當紙板用。空中拉了數道繩子，繩子上也掛滿了大字報。人只能側著肩膀通過走廊，彷彿迷宮。

　　批判「三家村」內容的大字報已不復見。學生開始利用大字報揭發老師們，老師們也開始利用大字報互相揭發。姓名還沒被寫到大字報上的老師所剩無幾。一位姓艾的數學老師有三個兒子，取名艾國、艾民、艾黨。被另一位政治老師的「政治頭腦」一加分析，意在「愛（艾）國民黨」，把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復辟美夢寄託在自己的後代身上。這張大字報旁，幾個班的幾十名學生聯名寫的一張大字報，又對那位政治老師進行批判：「請看一個完全資產階級化了的靈魂！」──因為他經常穿西服，抹髮蠟，有一輛漆光奪目的嶄新的「飛鴿」牌自行車。每逢週末，「便車後座上馱著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臭老婆去跳舞」。辦公桌的玻璃板下，「居然不壓毛主席的像，壓著他那臭老婆化了妝的著色照片」。結束語──「這樣的人，能繼續留在社會主義的學校裡嗎？能教好無產階級的政治課嗎？能與學生共同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佔領社會主義學校的紅色課堂嗎？」

　　又一張大字報僅三行字。每個字都有大號飯碗那麼大。寫的是：楊玉芬，你為什麼要經常往自己身上噴香水？鄭重勒令你回答！回答！！必須回答！！！署名──革命學生。此革命學生似乎有意給被「勒令」的教師留下了半張紙。被「勒令」的教師也似乎明白其意，就在那留下的半張紙上用秀麗的小楷體寫道：我很羞愧，因為我患「腋臭」，出於為同學們著想，所以上課前要往身上噴些香水兒。也許因為這張大字報在風格上區別於其他的大字報，尤其引人注意。空白處便寫了一行行的鉛筆字，鋼筆字，毛筆字。

　　我站下細看：

　　「理由充足，情有可原。」

　　「腋臭的臭味對我們來說並不可怕，你帶入課堂的那股香水味對我們來說才是真正可怕的。」

　　「批駁得好極啦！」

　　「這張大字報譁眾取寵！」

　　「注意，別潑冷水！小心站到運動的對立面去！」

　　「要時刻把握運動的大方向，反對在枝節問題上糾纏！」

　　「小是小非也要辯個清楚！」

　　我看得手癢難耐，從上衣兜取下了鋼筆。

　　王文琪問：「你要幹什麼？」

　　我說：「也來它一句。」

　　便寫了一句是：「全都吃飽了撐的！」正想署名，王文琪一把將我拽走，說：「傻瓜蛋！你署了名字，要不遭到圍攻才怪呢！」

　　我不在乎地說：「我是響噹噹的紅五類，誰敢把我怎麼樣？圍攻我就是扭轉鬥爭大方向！」嘴上這麼說，心裡卻有些發虛。回頭看了看，見身後無人，才鎮定下來。

　　那天學校裡人不多，我問王文琪怎麼回事。他說都到社會上「煽風點火」去了。他陪我從一樓到三樓，從三樓到一樓，「走馬觀花」地看了一遍大字報。

　　我想起語文老師，問：「龐老師怎麼樣？」

　　「怎麼樣？數她的性質嚴重！學校已經將她的材料上報市教育局運動領導小組了！現在她帶罪勞動呢！」王文琪剛說完，我見一個人從廁所走出來，正是龐老師。穿了一雙水靴，一手拿著笤帚，一手拎著水桶。她同時看到了我們。

　　說不清為什麼，我站住了。

　　王文琪也站住了。

　　我們默默地望著她。

　　她默默地望著我們。

　　她忽然又轉身進入了廁所。

　　王文琪扯了一下我的衣角：「快走。」我倆賊似的慌忙從廁所前溜過。我倆誰都不得不對自己承認，心裡有些慌。慌什麼呢？怕她嗎？她平時並不嚴厲，何況落到那種地步！總之是說不清的。怕得毫無道理。

　　走出教學樓，見操場上聚集了幾十名同學，正準備出發到什麼地方去。有認識我倆的，朝我倆喊：「快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倆走過去後，王文琪問：「你們要到哪兒？」

　　「公安局！」

　　「公安局？……去煽風點火？……」王文琪顯出了幾分猶豫的樣子。他的心理和我一樣，既不願比別的同學在運動中表現得落後，也不願滑到「革命」行為與「反革命」行為的邊緣。

　　「我發現了一條反標，組織同學們到公安局去，強烈要求公安局逮捕現行反革命！」初三五班綽號叫「少根弦」的一個同學洋洋得意地說。

　　「反標？在咱們學校發現的？」我又吃一驚。

　　「不是，在我家裡！」

　　我愈吃驚，以為他要揭發他的爸爸媽媽或家裡的其他什麼人，博得個「大義滅親」的美名。可看他那種過分得意的樣子，不太像。

　　「在我家的月曆牌上！」他說著從書包裡抽出一個月曆牌給我倆看。

　　月曆牌上畫的是白鬍子老頭教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學拼音。字母卡拼的是「毛主席萬……」四個字。

　　「為什麼不拼出『歲』來？」「少根弦」審問似的問我。

　　我聳了一下肩膀。我哪知道作畫者為什麼不多畫兩張字母卡拼出個「歲」來？只「萬」而不「歲」，我也認為對於偉大的領袖無論如何解釋總歸有點大不敬。可看那畫面，沒空間再多畫兩張字母卡了。或許能算個不成立的理由？

　　「為什麼？……」「少根弦」又問一句，咄咄地盯著我的眼睛，倒好像我是作者。

　　「作者畫的時候沒想那麼多吧？」我很不自信地說了這麼一句。

　　「否！……」「少根弦」可非常自信。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同學們的口語也發生了變化。「勒令」、「正告，、「最後通牒」、「是可忍孰不可忍」、「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狼子野心何其毒也」、「醉翁之意不在酒」等等這些以前只有在造句和作文中才用的語句，動輒脫口而出。許多同學似已恥於說：「不」，習慣於說「否」了。

　　「你先別講，讓我看！」王文琪以為他有研究過《社員都是向陽花》的寶貴經驗，準能識破「廬山真面目」，胸有成竹地從「少根弦」手中奪過月曆牌。

　　可他長的也不是一雙「火眼金睛」，橫看豎看，研究了半天，並沒看出個眉目，只好羞愧地將月曆牌還給「少根弦」。

　　「哼，不是小瞧你，就你那雙眼睛！」「少根弦」輕蔑地說，「問題在這兒哪，你看這小女孩辮子上紮的頭繩結！這是一橫，這是一豎，這裡繞過來，難道不是個連筆的『打』字嗎？」

　　又像，又不像，沒人啟發我像，我自己是根本不可能朝一個「打」字去聯想的，經人一啟發，我簡直不敢說不像了。

　　「是像！是像！」王文琪急切表態。

　　我含糊地「嗯，嗯」著。

　　「光有一個打字，也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吧？」王文琪接著提出了疑義。」

　　「還說明不了問題？打毛主席還不夠反動，非得把毛主席打倒才算反動嗎？！」

　　「這傢伙對毛主席一點感情都沒有！」

　　周圍的同學紛紛表示出了對王文琪的憤概。

　　「我可沒那個意思！我可沒那個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什麼意思也沒有！……」王文琪惶惶然。

　　「少根弦」抬了一下手，制止眾人的七嘴八舌，很有政策水平地說：「我們有些同學由於長期以來頭腦中缺少階級鬥爭這根弦，所以總是面對嚴峻的階級鬥爭現實也懷疑。讓他們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吧！」

　　我不禁暗暗欽佩他不知何時開始頭腦中多了一根弦，從別人對他的態度中，我看得出，這個頭腦遲鈍連續兩年的留級生，由於發現了一條別人不易發現的反標，居然頗受尊敬起來。

　　我也有些暗自嫉妒。

　　「少根弦」拍了拍王文琪的肩：「『倒』字是有的。因為你頭腦中沒有，所以你的眼睛看不到（我當時覺得他這句話很有哲理）！讓我指出給你看吧！在這兒，這小女孩的髮線，多麼清楚的一豎，這綹頭髮，為什麼非得稍稍捲回去？單立人的一撇嘛！這邊兒這幾縷頭髮，一橫，一豎，豎彎鉤……」

　　我一邊瞪大眼睛盯著他移動的手指，一邊拚命發揮我貧乏的想像，卻如同把中國地圖上的黑龍江省想像成展翅高飛的天鵝，只能說那種想像是浪漫主義的，不是現實主義的。

　　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的政治熱情閃耀著史無前例的浪漫主義的萬丈光輝！

　　「『打』字指給你看了，『倒』字也指給你看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講？」「少根弦」盛氣凌人。

　　「我沒什麼可講的……你幹嗎衝我來呀，又不是我畫的！……」王文琪那樣兒好不緊張。

　　「少根弦」被他逗樂了，將月曆牌收入書包，像收起一件大發明的專利權，繼而一本正經地說：「都是革命同學，兔子不吃窩邊草，別緊張。應該自覺自願跟我們一塊兒到公安局去了吧？」

　　「我去，我去！……」王文琪瞧瞧周圍注視著他的態度的同學們，連連點頭說去。豈止「自覺自願」，還簡直有點「受寵若驚」呢！

　　也許只有我才看得出來他是多麼違心。

　　他又對我說：「你也去吧！革命行動嘛！多一個人是一個人啊！……」

　　請求的語調。

　　我不忍心讓他一個人跟去「革命」，便爽快地說：「我當然也是要去的！」

　　「少根弦」一揮手：「出發！目標──市公安局！」

　　我們一支隊伍雄赳赳地離開了學校。

　　《社員都是向陽花》中藏著一條反標是「蔣介石萬歲」，月曆牌上藏著一條反標是「打倒毛主席」！階級鬥爭的現實何其尖銳複雜！不由人頭腦中不繃緊一根「階級鬥爭」的弦。

　　「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這句諄諄教導。現在看來繪畫也應該包括在內。

　　後來我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參觀了中央美術學院的大字報，證明我當時的想法是有現實根據的。不少畫家都是因畫而被打成反革命的。

　　再後來到了一九七五年，歷史更加證明我是對的。「人民大會堂反動黑畫案」又一次告訴人們──利用繪畫「反黨」，也是一大發明。

　　黃永玉畫的貓頭鷹，一眼睜一眼閉，不是就被指出隱含著「面對現實，不忍目睹」的「反動寓意」嗎？

　　黃冑畫的兩匹毛驢，儘管標著一個革命的題目──任重而道遠，不是就被指出隱含著「瞻望前途，不見出路」的反動寓意嗎？

　　還有誰誰畫的「虎虎有生氣」，不是也被指出「以草為林，三虎為彪」，替林彪揚幡招魂嗎？

　　一路所見運動的種種蓬勃形勢，無須贅述。

　　路過區委，但見革命群眾正在大字報專欄前批鬥一個人。那人耷拉著腦袋，一會兒被揪過來，一會兒被操過去，分明已被鬥多時，半死不活，勉強站立。

　　大家就停下來觀看，看了一會兒，聽了一會兒，恍然大悟。

　　原來批鬥他是為了他身後大字報專欄上的十幾幅畫。他畫的。

　　畫的是《新編西遊記》，看去畫得極認真，也是極下了番功夫的。一絲不苟，圖文並茂，工筆白描，大意是：「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美猴王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各路魑魅魍魎、牛鬼蛇神鬥，無數回合難以取勝，便去至聖至尊無量佛主阿彌陀佛那裡取到三卷真經，深得鬥爭策略，於是「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內容似乎革命。其中一幅畫的是：大肚子阿彌陀佛高居蓮花寶座上，金色光圈罩著一顆碩大的頭，將三卷真經委以重任地交於美猴王。每一卷的書脊上都寫著「毛澤東選集」五個金光閃閃的字。

　　「你這是假革命之名，行醜化毛主席之實！」

　　「你狗膽包天，竟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畫成哈哈佛！真是罪該萬死！」

　　「你以為革命群眾都是愚氓，看不出你的反動寓意嗎？！」

　　群情激憤，其怒難平。

　　那人無論被如何批來鬥去，就是不開口。

　　又一起利用繪畫反黨的階級鬥爭實例！

　　我又一次在內心深處思索──革命群眾眼明心亮，不是已經在階級鬥爭的實踐中飛速成長嗎？你這個現行反革命呀，你不正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嗎？

　　活該！誰讓你狗膽包天醜化毛主席！

　　王文琪卻在我耳邊悄悄說：「也許他還真是出於一片革命熱忱，有苦道不出呢！」

　　「你怎麼能說這種話？不瞧瞧在什麼地方！」我瞪了他一眼。

　　一上午的眼見耳聞，使我頭腦中階級鬥爭的觀念大大加強，產生了飛躍，輪到我教訓別人了。

　　「都別看了！有什麼好看的？看到過那麼多了還沒看夠哇？快走吧！快走吧！……」「少根弦」召集著分散了的隊伍。

　　我們重新排成隊向公安局前進。

　　剛走到中央大街街口，迎面被一夥陌生人攔住，一個個低頭看我們的鞋，看得我們好不納悶兒。

　　「你！……」為首的一個用手一指「少根弦」，命令：「把鞋脫下來！」口氣嚴厲得好像稍不服從就要揍人。

　　「幹什麼？你們想幹什麼？我們也是革命派……」「少根弦」倚仗著我們比對方人多，桀驁不馴地乜斜著命令他脫鞋的那個人。

　　「少廢話，叫你脫鞋就脫鞋！……」

　　「不脫又怎麼樣？」

　　「敢不脫！你鞋上有反標！」

　　鞋……上？！

　　鞋上也出了反標！！！

　　反動氣焰如此囂張！反革命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一時間都蒙了，齊刷刷將目光投射到「少根弦」穿的那雙鞋上。

　　他是我們校的「候補」籃球隊員。穿的是一雙「回力」牌高級海綿底籃球鞋，推向市場不久的新產品。

　　「少根弦」自己更是如受當頭棒喝，人定定目呆呆像個泥胎。

　　「快脫！」對方不耐煩起來。

　　「你們胡說！……」「少根弦」口中擠出一句強硬的話。

　　「這小子不聽調教！……」

　　「革命有理！」

　　對方的兩個夥伴，一邊說，一邊將胳膊挽袖子，那架勢要坐地將他掀翻，從他腳上硬扒下一雙鞋。

　　幾個赤腳的高大漢子走了過來，其中一人對「少根弦」苦笑道：「連我們省籃球隊的都乖乖脫了。小伙子你還拗個什麼勁呀？這會兒不脫，在別的街口你也要被攔住。早晚要脫，晚脫不如早脫啊！」

　　省籃球隊員們從我們身旁跳跳躍躍而過。正午炎熱的陽光當頭罩頂。柏油馬路被曬軟了。有些地方的瀝青已被曬化了。省籃球隊員們身後，留下了幾個跨距很長的大腳丫印。

　　「我數三個數，過後你還不自覺脫，別怪我們不客氣！」對方為首的那個向「少根弦」發出了「通牒」。

　　「一……」

　　「脫吧，脫吧！」

　　「快脫呀，還愣著！……」

　　王文琪帶頭催促「少根弦」。

　　「光著腳我怎麼走路？……」「少根弦」嘟嘟噥噥。

　　「二……」

　　對方的「三」剛喊出口，「少根弦」倏地蹲下身去，急急忙忙開始脫鞋。我們都暗暗替他在關鍵時刻的明智舒了口氣。

　　「拿去！」「少根弦」將一雙鞋拎在手中，悻悻地朝對方一遞。

　　「扔在地上！」對方不屑一顧。

　　「少根弦」的胳膊平伸著僵了一會兒，手慢慢鬆開，兩隻鞋同時落地。

　　對方的一個人蹲下身拿起一隻鞋，尋一處化軟了的地方，像蓋鋼印一樣，雙手用力將那隻鞋一按，按出了一個鞋印，仰臉瞧著「少根弦」道：「叫你心裡明白，鞋底兒上有個毛字！」隨後，從兜裡掏出打火機，往兩隻鞋上各滴了幾滴汽油，點著了。

　　他們的「革命」行動完畢，揚長而去。

　　我們都默默地瞧著那兩隻鞋在當街升騰起濃煙，躥躍起火苗。一股膠皮燃燒的臭味徐徐飄散開去。

　　「少根弦」喪氣地低垂著腦袋，彷彿在一個人的火葬儀式上沉痛致哀。

　　他家裡的生活條件並不比我家高多少。我理解他內心裡會多麼惋惜那雙鞋。他肯定穿了還不到三天。那種鞋的價格當年在我們中學生看來是很昂貴的──十二元以上，屬於「豪華」檔次。

　　兩隻鞋燒成灰燼，大家圍住那個鞋印兒一圈蹲下去，爭論算哪個「筆畫」，不算哪個「筆畫」，「毛」字才更像些。那是一種奇怪的心理。人人在心中首先已確定了鞋印上無疑是有個毛字。然後再去想像組成一個毛字的那些筆畫。想像的天才一旦得以充分發揮，一切有形的都成介物。具體的可疑，抽象的可信。在似與不似之間，是與不是混沌一片，界線朦朧分不清了。

　　「他媽的，像個屁！」「少根弦」咒罵了一句。

　　大家的頭剎那間全抬起來了。大家的目光從不同的角度全盯在「少根弦」臉上了。大家的神情變化得那般迅速那般冷峻！

　　毛主席的毛字──他說像個屁！

　　「少根弦」在我們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條件反射地繃緊了一下。

　　「少根弦」某種情況下到底還是比別人少根弦！他自知失言，驚慌失措，吶吶強辯：「我沒說！我沒說像個……反正我剛才沒說那個字！……」與他在學校裡給我和王文琪指出月曆牌上的「打」字和「倒」字時的洋洋得意判若兩人。

　　他那樣子叫人心疼。

　　王文琪打圓場道：「誰也沒有證明你剛才說了一個什麼字呀！但你小子以後說話可得留意點啊，說每句話前先撥一下腦子裡那根弦……」

　　「少根弦」變可憐的樣子為一副銜君之恩、誓心以報的樣子，諾諾連聲……

　　幾天前，為了「興無滅資」，據說在繁華的街道攔截過穿高跟鞋的女人們。也是當街燒燬。使男人們看到不少女人赤足過往，大飽眼福。同樣的報應輪到了男人們身上，一些女人們看到光著腳行走的男人們時的那種目光，是很值得心理學家今天從心理學方面研究研究的。

　　前面的兩條街道上在進行大規模的焚燒。濃煙升過了三四層樓房。難聞的焦臭味兒令我們掩鼻。

　　問人，說是從一家專賣鞋的商店裡，搜出了剛進的尚未拆箱的大批那種鞋底兒上有毛字的「反動」的鞋，幾百雙，全部澆上汽油燒了。

　　「那還能不燒？別說才幾百雙，值多少錢？就是值一億元錢也要燒！總不能允許千萬人每天都將毛主席踩在腳下吧！」

　　一個匆匆的行人站下，發表了這番言論，匆匆地走了。

　　那一天我們沒到市公安局去……

　　「少根弦」從此再也沒提過從他家月曆牌上發現的那條反標的事兒。每天甚至每個小時的新聞層出不窮。他自己不再提，別人也把那事兒忘了。

　　那一天我回到家裡，已下午四點多。母親剛剛將窩窩頭蒸上鍋，雙手的包穀麵還未洗，告訴我，鄰居的嬸子們，將我和吳叔深夜冒雨保護革命大字報的事跡反映到公社去了。公社匯報到區委。區委已派人專門來瞭解過。因為我不在家，找吳叔談了一陣子，還說要匯報到市裡，可能會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人新事」登報表揚。

　　母親告訴我這些的時候，憔悴的臉上洋溢出高興的笑容。

　　從昨天晚上王文琪到我家起，我的神經受著許多強烈的刺激和衝擊，亢奮到了疲竭的狀態。聽後一言未發躺到炕上，閉了雙眼就想睡過去，卻無論如何睡不著。一個通紅通紅的大日頭在我的腦海中升起著，升起著。萬道霞光穿透著我的腦殼。恍惚之中，感覺屋子變成了一個大熔爐。一種動盪不寧的情緒，在我心中聚集著，聚集著。如決堤之水，又一下子湧入到我身體的每一根血管，澎湃著，澎湃著。我真想猛地躍起來衝出家門，疾呼些什麼，吶喊些什麼，砸碎這世界上的一些什麼，做出些驚天動地，令鬼哭神泣的事情。好像只有那樣痛痛快快地發洩夠了，我的頭腦才能重歸平靜……

　　「二啊，醒醒，你吳叔來了！」

　　我一動也不願動。

　　「聽見沒有？這孩子！你吳叔有話對你說！」母親的聲音嚴厲了。我只好爬了起來。

　　吳叔在炕邊兒坐下後，從兜裡掏出煙，吸著一支才問我：「你媽告訴你啦？」

　　我點了一下頭。

　　「我把他們問我的話，和我回答他們的話，原原本本對你重複一遍。」吳叔異常莊重地說。

　　我說：「別重複了，我媽不是告訴我了嗎？」

　　他說：「你媽告訴不了你那麼詳細。我還是重複一遍好，免得今後我們之間因為這件事產生什麼誤會。」

　　我不明白他的話，便由他說，一言不發地聽著。

　　「來的是個女同志，是區運動領導小組的。」他吸了一口煙，不知為何，手有些發抖，「她問我當時是怎麼想的，就是用塑料布遮住大字報那一會兒。我說，這張大字報是我們『四好』院的光榮，是我們『四好』院的全體家庭婦女，也包括吳淑珍同志，我老婆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決心的革命立場。公社書記同志白天剛剛在我們院作過號召家庭婦女們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動員報告，把我們院樹為全街道的榜樣，我咋能讓一場大雨把它淋得一塌糊塗呢？我這麼回答還可以吧？」

　　我說：「可以。回答得很好嘛！」

　　他看了我一眼，再吸一口煙，接著說：「她又問我：『為什麼對毛主席有這麼深的感情？』我說，同志您千萬別認為這件事是我一個人做的，是兩個人。還有一個人是我們院的中學生。為了保護這張大字報他的手被錘子砸傷了，我們的行動如果應該受到表揚，那也應該同時表揚我們兩個。我們兩個為什麼會對毛主席有這麼深的感情呢？因為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嘛！我原話就是這麼說的，一字不差，信不信由你。當時街道主任在，你不信可以去問問她……」

　　母親在廚房切菜，這時探進半截身子，說：「他吳叔，小二哪能不信呢！」

　　原來如此！吳叔非要親自對我重複一遍，鬧半天是怕這件事果真登了報，只見他的姓名不見我的姓名，或表揚他多表揚我少，我心裡會把他看成一個「貪天之功為己有」的小人。

　　我說。「吳叔，事實上我也是在你的帶動下嘛！功勞首先應當歸你！」我說的是真話。因吳叔對區委運動領導小組的人特別強調還有我一份功勞，十分感激他。

　　吳叔謙虛之至地說：「其實呢，最大的功勞，倒是應當歸你哥……」

　　小屋裡傳出一陣呼嚕聲，我的哥哥正酣睡，不知母親給哥哥吃了多少片安眠藥？

　　「我也真是沒想到這麼一件小事可能還會登報。我一個被開除過公職，現如今收破爛的人，姓名上了報……嘿嘿，那別人從此再也不敢瞧不起我了，是不是……」吳叔笑呵呵地問我。

　　我看出他內心很激動，所以夾煙的手才微微發抖。

　　我說：「那當然！誰再敢瞧不起你，就是瞧不起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梁嫂！梁嫂！」姜嬸神色緊張地闖入我家。急急切切地問：「你家那個鍋簾子呢？」

　　母親問：「要借？」

　　「哎呀！我不借，來了一夥人，要挨家挨戶檢查有沒有一種鍋簾子！已經檢查到前院啦！我聽我閨女一比劃，就是你家有的那一種鐵片編的呀！那上邊編著個毛字！你可不敢上鍋蒸呀！人家來了痛痛快快交給人家……哎呀天，我那鍋裡還炒著菜！」姜嬸話未說完，轉身往外便跑。

　　「這些個反革命可是該死不可啊！變著法兒想謀害毛主席！踩在腳底不解恨！還要上鍋蒸……」姜嬸跑入自家之前，將這幾句話撇在院子裡。

　　母親亂了方寸，瞅著冒蒸汽的鍋發呆。

　　吳叔說：「快揭鍋吧！……」

　　母親說：「沒熟哪，剛上來一陣氣呀！」

　　吳叔說：「這個節骨眼的時候，你還生啦熟啦的！他們要是來了我先照應幾句，快揭鍋！」便也急急跨了出去。

　　「先從這個門兒開始，挨家挨戶地查！」

　　院裡一陣騷亂。那夥人來得真快！

　　「媽，你還不揭鍋，別讓他們闖進家了，看見……正在鍋上蒸著呀！」我急了。

　　母親這才揭開鍋蓋，顧不得團團蒸汽噓手，雙手從鍋內拔出簾子，左看右看，一時無處隱藏，情急之下，見水缸敞著缸口，連窩頭一塊兒將簾子沉入了缸中，蓋上水缸蓋，又將切好的一菜板小白菜倒入鍋內，操起鏟子在鍋底水裡機械地翻著。

　　蒸汽剛剛散盡，三四個人闖了進來。

　　「你們家的鍋簾子呢？交出來讓我們看看！」

　　「舊的扔了，新的還沒買哪！」

　　母親連頭也不敢抬，不停地用鏟子翻鍋。

　　「真的？」

　　「這還值得撒謊嗎？」

　　三四雙眼睛在小廚房內尋視。

　　「什麼出身？」

　　「我是貧下中農，當家的是工人階級。」

　　「打擾了！」口氣緩和，先後離去。

　　「我們這院，『四好』院！家家戶戶都屬於無產階級！你們瞧這兒，全居民組的第一張革命大字報！我們怎麼能穿有反標的鞋，用有反標的鍋簾子哪！」院裡，吳叔在向那些人保證。

　　「向『四好』院的革命群眾學習！向『四好』院兒的革命群眾致敬！」

　　　他們真誠地喊了幾句口號，終於走了。

　　母親進入裡屋，坐在炕邊兒，雙手按著胸口，臉色灰白。

　　我不安地問：「媽，你怎麼了？」

　　「我……心跳得慌……這要是讓他們從缸裡搜出來了，把毛主席又蒸又淹的……這罪名怎麼擔得起呀！」母親低聲說。

　　母親的雙手燙起了水泡……

　　第二天，「打倒牛乃文」的大標語鋪天蓋地。

　　牛乃文者──哈爾濱市委宣傳部部長。

　　「哈爾濱」香煙不可思議地脫銷了。不吸煙的人也爭先恐後搶著買。買到手，便拆開煙盒，將「哈爾濱」三個字倒過來，再翻過來，朝向陽光觀看，紅太陽的光輝照透煙紙，就可以看出「哈爾濱」三個字的拼音卻原來是──「牛乃文主」。

　　於是自然而然地使人聯想到在魚肚子裡塞著寫有「陳涉王」的布條作起義暗號的這件歷史上的事。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中國歷朝歷代只能有一個皇帝。中國的老百姓只能將一個皇帝視為「真龍天子」。

　　新中國當然也只能有一個領袖。牛乃文──什麼東西！「牛乃文主」，毛主席往哪兒擺？

　　大字報揭發，牛乃文還對許多下級說過諸如此類的話──「你們要好好工作。你們所做的工作，我都會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任何時候也忘不了你們。」

　　於是一些「革命」的知識分子又告訴廣大的革命群眾，陳涉起義前也對其追隨者們說過──「苟富貴，毋相忘。」

　　於是廣大革命群眾深信，一個「牛乃文反革命武裝起義集團」肯定存在！要「順藤摸瓜」，將他們一個個揪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踏上千萬隻腳！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間許多事情，我漸漸明白。中國人當初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方式方法和思維邏輯，多麼的荒唐可笑自不待言。嚴肅認真的態度，又使當初那荒唐可笑塗了一層黑色幽默的藝術的絢麗異彩，也給當今的中國文學提供了無比豐富的素材。唯有一點我仍不能明白──中國人比較普遍地發現「問題」的敏銳的目光，究竟應該從生理學方面還是從社會學方面作出解釋呢？千思萬想總歸不明白。故而我懷疑中國人的視網膜的結構，肯定是與全世界各人種不同的。不談高級海綿底籃球鞋底兒上的那個「毛」字，也不談鐵片兒編的鍋簾子上的那個「毛」字，專說「哈爾濱」香煙盒上「哈爾濱」三個字的拼音字母被發現是「牛乃文主」吧！怎麼發現的呢？翻面，倒過來，朝向陽光──三次「程序」才能有所發現啊！偶然的？十萬百萬甚至千萬中也未必產生這樣一個偶然啊！只翻過來而沒有倒過來是發現不了的；只倒過來而沒有翻過來也是發現不了的；又翻過來又倒過來了卻沒有朝向陽光，還是發現不了。唯有在三個偶然同時「結合」的情況下才能發現！這樣的情況太少太少了啊！不錯，人類中有過這樣的例子，蘋果掉在科學家頭上，科學家發現了地球吸引力。科學家在夢中夢見奇特圖像，於是醒來受到啟迪，聯想到科學上的什麼什麼，發現了「鏈式結構原理」。但也都不過是自人類有史以來的一次偶然性啊！倘蘋果不但須掉在科學家頭上，還須在一個晴朗的日子的幾點幾分掉在一個禿頂的科學家的頭上，如此偶然不成「天方夜譚」了嗎？必然的？意識明確的？是什麼人頭腦中忽然產生主觀判斷──「哈爾濱」香煙盒上有反標！難道是特異功能？

　　不知這種特異功能在中國人身上目前還有沒有了？是否通過遺傳基因也傳給了下一代和下下一代？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了魯迅先生的那句話──救救孩子！

　　……

　　我在王文琪的鼓動下，和他在市內到處逛了兩天，到處看文化大革命的熱鬧。文化大革命最初幾年所以「轟轟烈烈」，除了中國人的政治熱情起作用，還有中國人愛看「熱鬧」的心理也起作用。不，不僅僅是中國人，全人類都有著愛看「熱鬧」的心理。

　　雨果曾說過這樣的話──「群眾有等候觀賞公開行刑的習慣。」

　　當伽西莫多在巴黎格雷沃廣場受酷刑時，雨果這樣寫道：「這些觀眾看見四名軍警從早上九點鐘就站在刑台的四角，預料到將要執行什麼樣的刑罰，即使不是絞刑，也會是笞刑、割耳或別種苦刑。人群很快聚攏來，最後那四個軍警被擠得太厲害，便只好不止一次地用馬屁股和鞭子把他們『趕開』……」

　　「群眾爆發出一陣哄笑……」

　　「小孩們和姑娘們笑得格外厲害……」

　　從《巴黎聖母院》的第二百五十八頁起讀一讀吧！雨果寫道：

　　人民，尤其是中世紀的人民，在社會上就像孩子們在家庭裡一樣，他們長久停留在原始的無知狀態裡，停留在道德與智力的幼稚階段，可以用形容兒童的話來形容他們──在這種年齡是沒有憐憫心的。

　　書中的某些文字稍加變動就可描寫出我所見到的那些熱鬧場面：

　　「人群裡沒有誰有理由或者覺得有理由去憐憫聖母院的可惡的駝子」──人群裡沒有誰有理由或者覺得有理由去憐憫一個「走資派」、「右派」、「反動學術權威」、「階級異己分子」……

　　「他剛才所受的酷刑的悲慘景象，不但沒有使他們心腸變軟，反倒給他們提供了一樁樂趣，使他們的厭惡情緒表現得更為惡毒。」

　　只改「酷刑」二字為「批鬥」足矣！

　　「當『公訴』執行完畢，就輪到千萬種私人的報復了」──當批鬥執行完畢，就輪到千萬種私人的報復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批鬥場面中，我沒有看到也沒有聽說出現過一個「艾絲美拉達」。

　　不知道法國的群眾是否至今仍有等候觀賞公開行刑的習慣？

　　中國人的這種習慣卻是保持到今天的。前不久還從報上看到：北方某大城市的一條街上，一個少女被剝得赤身裸體，圍觀者數百人，圍觀時間長達兩小時。

　　中國人不欣賞的是「脫衣舞」，但對女人的裸體是很愛「觀看」的。

　　某些習慣使「群眾」和「人民」有時比豺與鬣狗還可怕。

　　看了兩天「熱鬧」，覺得「公開批鬥」對人似乎不那麼可怕。更加可怕的倒是「閃電式批鬥」。

　　你正在摩肩接踵的馬路上走著，或者你正在許多人中間看大字報，猛然聽到有人高喝你的名字，隨後是一句極其威嚴的話──「你這個資產階級的狗崽子！」或者諸如此類的話，於是彷彿你身帶十二萬伏的高壓電，你周圍的一切人，刷地一齊四散開去，先是對你避之惟恐不及，將你一個人孤零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繼而漸漸形成一個包圍圈，一束束目光投射在你身上。視你為披著人皮混跡人群的妖魔鬼怪。

　　也許你確係一個「資產階級的狗崽子」。也許你根本不是，而是一個響噹噹的「紅五類」。但你那時那刻，竟不敢相信自己出身的良好了。你會不由自主地對自己產生這樣的懷疑：我是紅五類嗎？我真是萬無一失的紅五類嗎？說不定我的出身並不像我自己所認為的那麼紅吧？否則何以被叫作「資產階級的狗崽子」呢？

　　而那個這樣猛然怒喝你的人，可能是你的仇人，可能雖談不上是你的仇人，但平日與你有什麼積怨，不過想要出其不意、猝不及防地報復你一下，使你在廣眾之中狼狽狼狽，出你的醜。

　　甚至也完全可能是你的朋友，惡作劇，刺激刺激你的神經和心理，尋開心。

　　他可能猛然怒喝一句後就溜了，你用目光四面八方尋找，尋找不到你所認識的人。你以為被叫作「資產階級狗崽子」的，不是你，是一個和你同名同姓的人。你不過替別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廣眾之中「亮相」，一場虛驚。你想毫不在乎大大方方從容不迫地一走了之。但你被群眾包圍著，沒有第二個人也在那兒「亮相」。你敢毫不在乎大大方方從容不迫地走掉嗎？萬一真是你呢？萬一你剛要走，又聽一句怒喝：「你想往哪裡走？！」你不是還得站在包圍圈裡嗎？走，豈不是證明你「不老實」嗎？

　　你可能覺得荒唐──老子是紅五類，誰他媽的跟老子開這種玩笑？你想笑，想用笑表明對自己是一個紅五類的自信，但在包圍圈中，在眾目睽睽之下，你敢笑嗎？你周圍的每一張臉都是嚴峻的，起碼也是嚴肅的。最溫和的臉恐怕也只能說是沒有表情的臉。連驚愕的表情也沒有。他們打量你，研究你，審視你，盯著你。看他們那樣子，都是暗暗希望緊接著就開你的批鬥會，給你剃鬼頭，戴高帽，掛牌子，抹黑臉，逼你彎腰、下跪、請罪……也許他們和你一樣，也正是想看到什麼「熱鬧」的！那樣一種氛圍壓迫著你，使你對自己是一個「紅五類」根本自信不起來，你還敢笑嗎？

　　你想怒。但你不敢怒。你不敢走，不敢笑，你只能呆呆地站立在包圍圈之中，心虛地、惶惑地、惴惴不安地期待下文。如果你還能夠努力穩住自己，不亂方寸，證明你是個很有意志的人。你若是個意志薄弱的人呢？你若不是「紅五類」，確是個「黑五類」呢？在遭到如此這般的突然襲擊之後，在身陷重重包圍的情況之下，你還能穩住自己嗎？你還能不亂方寸嗎？如果你不能，你則必定不由自主地顯出一個「狗崽子」的本來面目了。你不由自主地臉色變得灰白，不由自主地垂下雙臂，低了頭，彎了腰，預備「老老實實」地被擺佈，於是包圍住你的人們，便看出你就是一個「狗崽子」了。他們會很高興開始批鬥一個「狗崽子」的。他們會很高興在沒有什麼「熱鬧」的情況下發起一場「熱鬧」的。對一個「狗崽子」，隨時隨地都可以批鬥一番。反正也沒什麼更高級的「熱鬧」，就先拿你來「熱鬧熱鬧」吧！他們的行為和行動是受保護的──因為你是一個「狗崽子」。他們是在「革命」。就是打你，也是在「革命」。

　　「好人打壞人活該！」──敬愛的林副統帥說的。

　　你的模樣那麼可憐，你當他們會可憐你嗎？你癡心妄想！他們根本不會可憐你的。他們剛才沒有什麼明確含義的目光這會兒有了明確的含義。他們剛才沒有什麼真實表情的臉這會兒有了真實的表情。你從他們的臉上和他們的眼裡得出了結論──你不是一個人。你別想企圖維護住你的尊嚴。他們向你投射出摧毀你尊嚴的目光。他們向你作出不承認你有尊嚴的表情。於是你的雙腿開始發抖，支撐不住自己了。

　　可能並沒有下文──這對你還算是幸運的。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甚至二十分鐘內，沒有誰再對你嚴厲喝喊什麼，周圍鴉雀無聲。漸漸地，包圍住你的人們散去了，不過就是一個「狗崽子」，小角色，他們沒多大興趣擺佈你。人們散去了，你還不知道。因為你彎著腰，低著頭。你暗自奇怪周圍為什麼毫無動靜？為什麼沒人呼口號，為什麼沒人從背後扭你的胳膊按你的頭！你怯怯地抬起腦袋，這才發現人們已經散去，於是你倉皇逃竄掉。你逃回家中，仍驚魂未定。你明白了，像你這樣的「狗崽子」還是躲在家裡足不出戶較安全些。

　　你明明是一個萬無一失的「紅五類」，你對自己出身的懷疑卻從此產生了。你心裡從此有了一個「鬼」。你反覆盤問你的父母是否歷史清白無瑕。並由你的父母盤問及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他們詛天咒地向你發誓，你的血管裡流的是地道無產階級的血液，絕不會有一滴非無產階級的血液摻雜其中。你也不會輕易相信。你的懷疑必定大大影響了他們，大大動搖了他們一貫對自己歷史和出身的良好性的自信。使他們也像你一樣，對他們自己產生了懷疑。即便他們不懷疑他們自己，也會像你懷疑他們一樣，懷疑起他們的父親母親來。於是一種無可救藥的懷疑，從此瀰漫在你們家的成員之間，擴展至一切親朋好友。於是你再也不敢出門，生怕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重演前一天的遭遇。躲在家裡足不出戶你也惶惶不可終日。你害怕你聽到過的那聲音，某一天某一時某一刻，猝不及防地又震動了你的耳膜。幾次目睹這類由一個人突然發起的，由無數「革命群眾」即興參加，推波助瀾的「閃電式批鬥」，我也不免懷疑起我自己的出身來了。

　　我是萬無一失的「紅五類」嗎？我的父親，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乃至曾祖父的父親祖父，肯定都是勞動人民嗎？

　　我的一個姓孔的同班女同學，全班最老實的女同學，也是一個「紅五類」，父親是工人，母親也是工人。忽而有一天被揭發，原來其外祖父屬於「孔家店」的第多少多少代旁系子孫。還在「滿洲國」時期發表過不少尊孔贊孔信奉孔子的文章。解放後一直是歷屆市政協委員。人雖然早已死了，但寫的那些文章還在。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於是這個女同學成了不少女同學的「活靶子」。女同學批判女同學是比男同學批判女同學男同學批判男同學更鐵面無私的。女性一旦非常「革命」起來就有些可怕。女性一旦也有愛看「熱鬧」愛造成「熱鬧」的心態，則比男性要危險幾倍。何況「最高指示」鼓動著她們──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何況她們大抵都是學校中歷次「政治活動」的踴躍者，都很能夠「叱吒風雲」，根本就不屑於「繪畫繡花」的。也從來不「雅致」、「文質彬彬」、不「溫良恭儉讓」。更何況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活動」，是關係到「人變不變修，黨變不變色，社會主義江山能否萬代永紅」的「運動」！那個姓孔的女同學不敢到校了。她們不肯輕易放過她。組織起來，到她家裡去，給她剃了個光頭。還為她特做了一個小白牌，上寫「孔丘後裔」四字，勒令她必須佩戴。直把她搞到精神失常，她們的「革命」目標才轉移到別人身上。

　　有天傍晚，弟弟妹妹不在家，我和母親單獨進行了一場嚴肅的對話：

　　「媽，我爸的成分一點沒有問題嗎？」

　　「沒有。當然是沒有的。」

　　「那麼我爺爺呢？」

　　「更沒有。雇農。比貧農還低一檔。」

　　「那麼你呢？」

　　「我？……」

　　「對，我姥爺那……邊兒……」

　　「我……算是中農出身吧！」

　　「算是？往貧農這邊兒算，還是往富農那邊兒算？」

　　「這我也說不清楚……」

　　說不清楚……我的心裡便灰暗起來。

　　又問，「我們家，跟梁啟超……沒什麼瓜葛吧？」

　　「梁啟超？……幹什麼的？……」

　　「改良派。妥協分子。」

　　「沒聽你父親提起過有這麼個親戚呀！是親戚，也肯定五服之外！」

　　「那麼……跟梁中書呢？」

　　「這個人又是幹什麼的？」

　　「《水滸》裡邊那個梁中書！楊志不是因為給他押送的花石綱被劫了，才逼上梁山的嗎？」

　　「那我怎麼知道呀？那得扯到幾輩子以上去呀！」

　　我想了一會兒，想不到再有什麼當代的或歷史上的姓梁的是當代或歷史上的反動派一邊的，可能會跟我家有點什麼氏族淵源，心情安定了些。

　　不料母親一句話又如當頭一盆冰冷的水！

　　母親吞吞吐吐地說：「你父親……也不是一丁點歷史問題都沒有。他……信過『一貫道』，就參加了兩次佈道場……『一貫道』沒定為反動會道門之前……他就不信了！」

　　一貫道！天啊天！反動透頂的會道門！

　　我的頭腦一下子暈了！

　　「梁曉聲！你這反動會道門信徒的狗崽子！混入『紅五類』的壞種！低下你的狗頭來！」

　　這聲音一句接一句，一聲比一聲高，震得我兩耳嗡嗡響。我兩眼發直地瞅著母親，半晌說不出話！

　　從那一天起，不，從那一刻起，我心中隱藏了一個鬼！

　　我不敢再到學校裡去了。我怕被那些絕對萬無一失的「紅五類」們揪出來，揭穿我假「紅五類」的真相。我怕「閃電式批鬥」。怕極了怕極了。那是別人對你的靈魂突然發起的襲擊！

　　可是我又沒理由總不到學校去。停課是為了「鬧革命」。我得「鬧革命」。不「鬧革命」不行。不「鬧革命」將來「革命」成功我不會有好鑒定。好鑒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無論升學還是找工作，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是否積極參加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衡量一個人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的分水嶺。毛主席的紅色司令部是這麼發出號召的。

　　分水嶺啊！

　　我不敢再到學校去，但還是天天都到學校去。參加各種各樣的批鬥會。振臂高呼「打倒」這個，「揪出」那個，「火燒」某某，「油炸」誰誰。一邊振臂高呼，一邊提心吊膽。

　　「梁曉聲，你這個反動會道門信徒的狗崽子！你……」

　　多少次我似乎真的聽到這麼一句喝叫！

　　我的兩耳開始產生幻覺了。

　　只有在與別人一齊振臂高呼「打倒」、「揪出」、「火燒」、「油炸」之類口號時，才彷彿能夠將隱藏在我心中的那個鬼制服。

　　但它是那麼難以制服。你按倒它一次，它爬起來一次，你又按倒它一次，它又爬起來一次。它每爬起來一次，都使你更加感到要戰勝它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便喊得比別人更響亮，更憤怒，以向別人證明我是心中沒鬼的。

　　幾天後收到了父親從四川寄來的信。信很短，歪歪扭扭的半頁紙寫的是：

　　今去信不為別的是（事），只為告書（訴）你們，我被九（揪）出來了。因我入過一官（貫）道。我要老是（實）認罪，你們也要替我老是（實）認罪。決（絕）對不許你們對扛（抗）運動。最後讓我們高乎（呼）敬住（祝）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受（壽）無江（疆）！

　　我將信唸給母親聽後，母親彷彿一下子被零下二百七十度的極限冷度凍僵了。

　　母親雖不認字，卻奪過那封信瞪大雙眼看，刷白了憔悴的臉，反覆說：「不對抗，不對抗，不對抗，媽不對抗，你也別對抗，咱家要是有一個人對抗，你父親的罪就更大了！」

　　無需母親說，我也是萬萬不敢對抗的。

　　我心中隱藏的那個鬼，我再也按不倒它一次了。它在我心中頂天立地！無時無刻不張牙舞爪地扒我胸膛！

　　我每天還得壯著膽子，硬著頭皮，偽裝出響噹噹的「紅五類」的「革命豪情」，繼續「鬧革命」。一切文化大革命的「熱鬧」，對我來說，不再是「熱鬧」了。

　　幸虧父親遠在四川，有關他被「揪出來了」的消息，傳不到學校。

　　我便仍卑鄙地混跡在「紅五類」的隊伍中，倒也沒誰懷疑過我。

　　在工作組的主持下，我的語文老師已被批鬥過了幾次。

　　學校揪出來的老師不算多，每次開全校批鬥會，一一押上台，不過才站兩排，三十幾個人而已。雖然佔我們全校教師的一半，但據說如果放在全國看，仍是百分之五。有的學校揪出了三分之二，也是百分之五。那百分之九十五在哪兒呢？似乎不存在。似乎又確實存在。再者說啦，誰被揪錯，誰就當成是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經受一次考驗唄！無數革命先烈為了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坐老虎凳，被往手裡釘竹籤子，都表現得忠貞不屈。一個人要是真革命，今天被揪錯了，被批鬥幾番，又算什麼呢？

　　本著這樣的一個原則和這種徹底「革命」的認識，同學們希望能在沒被揪出的老師中以什麼罪名再揪出幾個。尚未被揪出的老師之間也相互心照不宣，相互琢磨。也希望再揪出幾個，當然是別人，不包括自己。早早地宣佈剩下了一支純而又純的革命教師隊伍，自己在其中，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心安理得，免除後患，滿懷激情地只革他人的命。那樣的革命才來勁兒啊！

　　一番番批鬥被揪出來的三十幾位老師，從他們身上沒有新的罪狀發現，他們一個個的罪名就使我們革命學生感到有些陳舊起來，革他們命的熱情漸漸低落。許多同學都希望有一天可以將校長也拎上台去戴高帽，掛牌子，剃鬼頭，抹黑臉，無所顧忌，痛痛快快地批鬥。轟轟烈烈地參加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居然連區區一位中學校長也沒揪出來批鬥批鬥，未免太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交代不過去！我們自己也太缺少驕傲的資本了！可是工作組信任著校長。不但信任著他，而且還依靠著他。每次開全校批鬥會，他總是坐在台上。左邊坐的是工作組正組長，右邊坐的是工作組副組長。工作組是代表黨中央的，他彷彿被兩位護法金剛庇護著，我們想奈何也奈何不得他。

　　我們要保持革命的熱情不至一日比一日低，便只好將革命的熱情轉移向社會，希望這種轉移，能夠在自己舊的熱情之上燃起新的熱情。

　　革命的熱情非常之需要嶄新的革命之目標的刺激，不斷地有著這種刺激，革命的熱情才會不斷地高漲。喪失了這種刺激，就影響了革命的熱情。徹底喪失，徹底影響。要不我們的國家會搞了一次政治運動，又搞一次政治運動嗎？要不我們的黨內會進行了一次路線鬥爭，又進行一次路線鬥爭嗎？我們的人民之所以永遠有著不衰退的革命豪情，正是因為永遠有著嶄新的革命目標！後來文化大革命革到實在沒有什麼目標可以繼續革的地步，就號召革命的人民群眾都革自己的命了。曰：「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每一個人民群眾都必須狠鬥自己心中的私字「一閃念」，狠挖自己心中私字的醜惡根源，並且由人民群眾自己總結出許多革人民群眾自己的命的理論。諸如：「私字像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首先要看敢不敢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要有股子刺刀見紅的精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類話後來在各種鬥私會上精練為：「敢於和自己動真格的，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於是就湧現出許許多多很敢於跟自己「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真猛士。因為自己用公家的信紙寫私人信件這樣的事情，將自己說成是大貪污犯大盜竊犯的一丘之貉，痛哭流涕，悔不欲生，恨不得當眾扇自己的耳光子。只痛哭流涕不行，只悔不欲生不行，只當眾扇自己的耳光子罵自己個兒狗血噴頭也不行。要不但自己對自己敢於上綱，還要善於上綱，說出令人信服的道理來。比如：我一個人一個月內如果平均用公家的信紙寫五封信，每封信平均兩頁，那麼一個月就用了十頁公家的信紙。一年呢？一百二十頁。十年呢？一千二百頁。全單位的人都像我這樣呢？全國七億之眾都像我這樣呢？十年內又該用掉公家多少信紙？折合人民幣多少？如果買機器能買多少台？這一台機器十年內又該生產多少產品？如果買的不是一般的機器，是醫療器械呢？將用來給多少人治病？起到多大的救死扶傷的作用……

　　誰這麼對自己分析起來，都會感到自己簡直罪該萬死，十惡不赦！也只有善於對自己進行如此這般的分析，或曰「解剖」，才會令別人感動，承認你自己對自己「動真格的」了！

　　於是鬥私的理論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之中去，理所當然地是號召人民群眾「寧為公字前進半步死，不為私字後退半步生」。

　　於是才有金訓華，用私人的生命保住了公家的一根木材。

　　總之是要不斷地，有革命的目標刺激著革命的激情。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用什麼樣的革命內容都是可以調動起充沛的革命激情的。因而毛主席才教導我們：「要相信群眾，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因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文革」大軍時，從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從那一端走到這一端，頻頻向百萬「文革」大軍揮手不止，三次高呼──「人民萬歲！」

　　社會上也沒有新的目標預備著專等我們去革命。一些我們極有興趣批鬥批鬥的人物，要麼正受著工作組的庇護，要麼是批鬥得「體無完膚」了，已被別的革命群眾打翻在地，踏上過千萬隻腳了的革命對象，我們頗不屑於再踏上一隻腳。跟在別人後面的革命行動有損於我們的自尊心，也沒多大意思。革在一切人前才來情緒啊！

　　破四舊吧，該破的，別的革命群眾已先於我們很徹底地破了。

　　一些外國風格的建築物上的雕飾全鑿掉了。

　　幾座「喇嘛台」裡的神父修女們全被批鬥過了。

　　新華書店、圖書館、閱覽室被查抄過了，凡屬封資修的書統統被燒了。

　　秋林公司已改名為紅衛商店。

　　亞細亞電影院己改名為護東電影院。

　　「八雜市」已改名為人民商場。

　　桃花巷──道外區一條解放前妓院集中的巷子，已改名為「歡樂巷」──仍使人聯想到嫖客妓女尋歡作樂方面，於是第二伙革命群眾二次革命，再改為「風雷巷」──帶有警告的意味。

　　外國一道街至十二道街，已改為革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體現著毛主席「不要以為進行了一次或兩三次革命，革命就基本上成功了」的偉大思想。

　　連社會上也沒剩什麼「四舊」可破了，大家就很掃興。

　　我忽然想到我們家住的前後幾條小街，分別叫「光仁街「、「光義街」、「光理街」、「光智街」、「光信街」──仁、義、禮，智、信，孔子所宣揚的封建士大夫的「五大法寶」，前邊都加一「光」字，分明有發揚光大的意思，難道不該破一破嗎？

　　都說太應該了！

　　於是大家又衝動起來，帶了筆、紙、墨、糨糊桶，隨我動身前往。

　　不料革命又遲一步。早晨我經過那幾條小街時，它們還沒被「破」過，才近中午，卻被人先於我們「破」過了。紅紙黑字貼住了街牌兒。──寫的是：光明街、光輝街、光芒街、光趣街、光華街。

　　人人沮喪，無精打彩，又回學校。

　　有一同學頭腦格外機智，不知他哪根思維神經受到什麼啟發，竟想到了紅綠燈方面。

　　他說：「紅色象徵革命，那麼綠色呢？當然是象徵反革命了！一切車輛見了紅燈必停，豈不意味著停止革命，不再前進嗎？綠燈亮了反倒通行，豈不意味著聽反革命的指揮嗎？應該糾正過來，綠燈停止，紅燈通行，對不對？」

　　面面相覷了一陣，想，有道理啊！

　　於是再次衝動起來，帶了紙、筆、墨、糨糊桶，就去革紅綠燈的命。

　　可是在第一個紅綠燈下，便受到交通警察的無理阻攔，誣蔑我們蓄意製造交通事故。不許我們革命？！要跟他展開革命的大辯論的！於是吸引了許多革命群眾，有支持我們的，也有支持那交通警察的。交通警察被我們包圍住，無法繼續指揮過往車輛，一輛大客車和一輛大卡車迎頭撞上。幸虧兩位司機都反應敏捷，兩輛車只不過受了點輕傷。無非乘客們驚慌了一陣，他們在舊的軌道上生活慣了。一旦革命到來，必然驚慌。

　　從交通大隊開來了一輛小汽車。車上下來一位幹部模樣的人，和和氣氣地向我們傳達周總理的指示，大意是：紅綠燈要不要破？我看不能破。這是有科學根據的。在夜間，紅燈更容易發現。小將們的思想是革命的，但要尊重科學。公路交通的紅綠燈不能破，鐵路交通的紅綠燈更不能破……

　　連紅綠燈，其他人也先於我們想到了！

　　既然是敬愛的周總理的話，我們聽。

　　於是我們只好向後轉，一個個怏怏然而又悻悻然。本是要革命的，卻落得一些人的譏笑，自覺有些沒趣。還好，總理的話很給我們革命小將留面子。

　　大家一路走，一路說。都認為沒什麼對象可去革命，沒什麼「四舊」可去破除了，文化大革命可能也就該結束了吧？於是紛紛談起畢業、升學、找工作、鑒定方面的話題。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鑒定中理所當然地應有這麼一條──積極投身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定地站在黨中央毛主席一邊，同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舊思想舊勢力進行過無情的鬥爭。

　　回到家裡，母親神色驚慌地告訴我，哥哥趁她不注意，離家而去，三個多小時了還沒回來。

　　我二話不說，反身便去找。偌大個城市，哪裡去找？到處盲目地找了很久，未找到。再回家時，哥哥已在家中，我問他哪去了，他古怪地對我一笑。母親朝我直丟眼色，我便不再問。

　　十點鐘，全家熄了燈，正都要入睡。外面一道強烈的光柱射到窗子上，院裡響起了喇叭聲，原來一輛小汽車開到了院裡。接著聽到吳叔輕輕的敲窗聲，在外面問：「梁嫂，梁嫂，睡了嗎？快出來一下……」

　　母親惶惑地在黑暗之中坐起，匆匆穿了衣服走出去。我也穿了衣服跟出去。

　　院裡站著三個陌生人，其中之一是位白髮老者。

　　吳叔向母親介紹道：「他們都是市公安局的，這位老同志是市公安局局長……」

　　一聽說是市公安局的人，連局長也來了，母親緊張得發抖。

　　公安局長開口說：「真對不起，這麼晚了還來打擾。您的兒子在我們公安局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說我們公安局內部有一個蔣幫特務組織，起初要收買他。收買不成，又對他動用了美國的先進間諜機器進行迫害，吸引了幾百人現在仍在看他那張大字報啊！還揚言要砸爛公安局……我敢保證，我們市公安局內絕對沒有蔣幫特務組織，也絕對沒有對他進行過任何迫害……」語氣相當和緩，流露著因打擾了別人而感到的歉意。

　　母親說：「都怪我，都怪我，怪我沒看住他。我兒子他是個精神病啊！」

　　老公安局長說：「那麼請您到公安局去一趟吧，坐我們的車去，立刻就去，對那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眾解釋清楚，他們就會散了……」

　　「這……這……」母親怯怯後退。

　　母親是個膽小的女人。我知道，母親害怕革命群眾。害怕許多革命群眾聚集在一起的場面。如果那些革命群眾全都是陌生的，激動的，想要採取什麼行動的，非常之革命的，她就更害怕了。父親來了那封信之後，她分明暗自認為她已不再屬於革命的家庭婦女之列了，隨時作著精神準備，從某一天某一時刻起，被真正的革命群眾們劃入「另冊」。

　　我勇敢地說：「我去！」

　　「你？」老公安局長看了我一眼，沉吟著。那意思是，你一個小孩子去解釋，能解釋清楚嗎？革命群眾會相信你嗎？

　　吳叔從旁支持我：「他行！他比他媽行！要是他媽去，面對那麼一種場面，只怕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了呢！」

　　「那……好吧……」老公安局長點了一下頭。

　　院裡的鄰居們也都被驚動出來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互相悄悄詢問著。一個個欲走近母親，有三個陌生人的存在，不敢。

　　老公安局長讓我坐前座，他們三個擠在車後座。小汽車在我們的大院裡掉轉頭，呼地駛出去了。

　　我心裡因為哥哥而無比內疚和羞慚，同時感到我此去的責任無比重大，過分緊張地端坐著，一言不發。我有什麼可說的呢？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車。

　　老公安局長可能猜透了我的心理。也許是為了消除我的緊張，主動找話跟我說，問我哥哥為什麼得的精神病。當我告訴他哥哥是唐山鐵道學院的學生，因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家裡生活太困難，負擔不起一個大學生，整整一學年沒給他匯過一分錢，他每月只靠十四元助學金生活時，老公安局長同情而惋惜地嘆了一口氣。

　　僅僅因為他歎這一口氣，就使我對他產生了好感。

　　他又問，哥哥為什麼不住院？

　　我回答說交不起住院費。

　　他對他身旁的一個人說：「你們明天跟民政局和精神病院研究研究，負責將他哥哥盡快送去住院，要認真辦這件事！」

　　我內心裡對他充滿了感激。

　　不久以後他還是劫數難逃，被打倒了。看到那些將他的名字倒寫著，劃了ｘ的大字報，大標語，我也還是不相信他是人民的敵人，當然從來也沒敢跟任何人爭論過。

　　小汽車開到了市公安局門口停住。革命群眾的人數比老公安局長說的有增無減。哥哥的大字報貼得很長，七八張大白紙上寫滿了字。字字瀟灑，行行整齊。有的革命群眾擠左擠右在看，有的革命群眾專心致志在抄。

　　潛伏特務跟蹤，測謊儀器折磨

　　我朝大字報瞥了一眼，只見如此一行標題。

　　我僵坐在車內，心裡頓時又是一陣緊張。

　　老公安局長已下了車，他替我打開前車門，我才不得不鑽出車。

　　一些人發現我們，將我們團團圍住。

　　有人高叫：「王化成來啦！公安局長王化成來啦！叫他老實交代呀！」

　　更多的人圍住了我們。

　　「閃開！閃開……」那兩位公安局的同志使勁推開人們，替我和他們的局長開路。

　　我和他費力地走上了公安局的台階。

　　「別怕。」他低聲對我說，又面向革命群眾大聲說：「我是公安局長王化成。關於這張大字報，這個孩……這……位革命小將，會向你們講清真相的……」

　　抄大字報的不抄了，看大字報的不看了，所有的人都仰起臉望著我，黑鴉鴉的一大片人！這麼多人啊！

　　我鼓足勇氣，懾嘴地對人群說：「這張大字報是我哥哥寫的，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我的聲音太微弱。只有最前邊的幾個人才聽到了。可是看他們一個個那種並不想離去的樣子，似乎不相信我的話。

　　「大聲說！我們聽不見！」人群中發出了一聲喊叫。

　　「這張大字報是我哥哥寫的！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我大聲又說了一遍，幾乎是在嚷。

　　革命群眾騷亂起來。

　　「難怪我越看越覺得簡直像小說……」一個人嘟噥著轉身往外擠。

　　另一個人揣起了小本本，也轉身往外擠。

　　更多的人卻彷彿沒聽明白我的話，或者說希望我再多講點什麼。騷亂了片刻，安靜下來，期待地繼續仰起臉望著我。

　　不知為什麼後面的人忽然無緣無故地往前擁，前面的幾個人差點栽倒。

　　我被人群逼得倒退著又上了一級台階。

　　「胡說！這張大字報怎麼可能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寫的？」

　　「問得對！這是不可能的！革命的同志們，這張大字報哪一句寫得詞不達意，顛三倒四？！」

　　「喂！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你是寫大字報的人的弟弟？」

　　「拿出證據來！」

　　革命群眾中，幾條嗓子對我吼。

　　證據……

　　我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證明我是我哥哥的弟弟，我哥哥是我哥哥。

　　「大家靜一靜！你們不能這樣對待一個孩……位革命小將！」老公安局長企圖維持住局面。但剛才那片刻的安靜，一過去就再難維持。

　　「住口！沒有你對我們發號施令的權力！」

　　「革命群眾們，大家不要散，這可能是一個大騙局！」

　　「陰謀！」

　　「從哪兒弄來這麼個孩子騙我們！」

　　「想要把水攪渾，達到矇混過關的目的嗎？辦不到！」

　　「革命群眾們，千萬不要上當呀！」

　　「要警惕階級敵人的緩兵之計得逞呀！」

　　革命群眾中，幾條嗓子喊叫不止。

　　我呆了。我望著那些革命群眾，忽然悟到一點，在這個悶熱的夏夜，他們中一定有些人，回到家裡也睡不著，是想要看到什麼「熱鬧」的。正如我和我的同學們，前幾天在整個城市到處轉悠，為的也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什麼「熱鬧」一樣。他們未必是不相信我的話。他們是不願相信我的話，也不願別人相信我的話。因為如果所有人相信了我的話，他們就沒什麼「熱鬧」可看了。他們就會感到掃興。他們就會覺得白白在公安局門口泡了幾個小時，白白裝出憤怒的樣子，白白用自己的情緒去影響著和煽動著別人的情緒了！太不上算了！所以他們豈能容我一個孩子幾句話就輕易地將人群打發散？

　　而更多的人，對我的話，拿不準是應該相信還是不應該相信。相信，似乎有應該相信的道理。不相信，似乎也有應該不相信的道理。正如《社員都是向陽花》中的「蔣介石萬歲」、月曆牌上的「打倒毛主席」、鞋底上的「毛」字、鍋簾子上的「毛」字、「哈爾濱」香煙上的「牛乃文主」，似是而非，因而最正確的態度也就應該是似信不信。似信不信，便欲去不去。每個人都欲去不去，全體革命群眾便還是聚而不散。

　　我對人群中那幾個喊叫的人恨極了。正是由於他們的喊叫，我的使命才難以完成。不但難以完成，反而倒像給這種場面增添了更加複雜更加豐富人想像力的色彩！

　　我差點完全失去理智，對那幾個喊叫的人破口大罵：「操你們媽！」

　　幸虧老公安局長這時將一隻手按在我肩上，從容鎮定地望著人群對我又說了一句：「別怕。」

　　怕？這會兒我什麼都不怕了！我是對眼前這黑鴉鴉的一大片革命群眾恨極了！恨得咬牙切齒！

　　於是回想起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正是因為有著太多太多如此之熱衷於革命的革命群眾，文化大革命才搞了整整十年嗎？

　　十億人都成了批判家和政治家，十億人頭腦中都繃緊著一根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永遠緊而永遠不斷的弦，國家怎能不亡？！民族怎能不衰？！天下怎能不亂？！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我認為我對「人民」和「群眾」，有了比從前深刻得多的理解。當他們推翻一個制度重建一個制度的時候，他們是偉大的。當他們虔誠地拜倒於某種宗教式的圖騰的時候，他們是渺小的。當他們被一種脫離實際的理論隨心所欲地擺佈時，他們是可悲的。當他們甘願被擺佈而且還要擺佈同胞時，他們是可憎的。他們可憎的時候是可怕的。人民就是千百萬億人。千百萬億人永遠可能是兩種力量。只有掙斷了古代的或現代的封建迷信的鐵鎖鏈的人民才是真正偉大的人民！到那時每一個人民的兒子才會從心底裡呼喊──人民萬歲！

　　一瓶墨水和一支筆遞到了我手裡。那兩個公安局的同志中的一個低聲對我說：「你寫個聲明吧，也只有這樣了！」

　　我毫不猶豫地用那支筆飽蘸墨汁，就在我哥哥的大字報上，揮臂寫開了：

　　鄭重聲明

　　我的哥哥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寫的每一個字都是荒唐的！

　　ｘｘ中學初三二班梁曉聲

　　「不許破壞大字報！」

　　又一聲喊叫。

　　我猛地轉過身，高高舉起了墨水瓶。

　　革命群眾一片嘩然，亂了。

　　我狠狠將墨水瓶摔在水泥台階上。它粉碎了，墨汁濺到很多人身上，臉上。

　　他媽的這幾百名革命的群眾！

　　我衝下台階，擠出人群，往家裡猛跑，猛跑，猛跑……

　　淚水從我兩眼湧出。

　　恥辱……

　　一個十七歲的少年的恥辱……

　　人民的恥辱……

第六章　人變「鬼」

　　文化大革命並不像我和我的同學們所預想的那樣──處於結束的後期了。恰恰相反，它甚至可以說還沒真正開始。我們所進行了和參與了的種種「革命行動」，以及我們所聞所見令我們激動、衝動、頭腦發昏、熱血沸騰的種種「熱鬧」，或曰「轟轟烈烈」，其實只不過是它大幕拉起前的加演小節目，是為正劇開演營造氣氛的一陣緊鑼密鼓。不久，發出了「五一六」通知。

　　撤銷原來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康生任顧問，林彪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極為重要的講話」。「根據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嚴峻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和反革命顛覆的問題作了系統的精確的闡述。」

　　他「揭露」了彭、羅、陸、楊「四家店」的「反黨罪行」，指出：「四個人的問題，是有聯繫的，有共同點。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

　　他說：「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了很多權……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他們幾個人問題的揭發，解決，是全黨的大事，是保證革命繼續發展的大事，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的大事。這是使我國前進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斷的決策。」

　　毛主席指出：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一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於是北京首先出現了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的大標語。

　　而國家主席劉少奇，在經過改組的新北京市委兩個月後召開的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說：「革命怎樣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誠心誠意地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也不曉得。」

　　他當然更不曉得，「中國的赫魯雪夫」所指正是他。雖然身為國家主席，他的個人悲劇從毛主席講了這句話開始，就劫數難逃了，即便他曉得，仍然劫數難逃。

　　「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也不曉得」，這無疑是一個事實。但黨中央的其他許多同志，在不曉得的情況下，也只得聽從著毛主席的一切部署。

　　黨中央亦然如此，全國人民的態度更加堅決。

　　於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必須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於是從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區的各行各業各級領導機構中，揪出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赫魯雪夫式」的人物。

　　於是文化領域各界，全部開始被無產階級革命派們佔領了和進行著佔領。

　　於是中國的一切學者、專家、教授、文學藝術家，一切的知識分子和一切的文化人大難臨頭。

　　《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指出：「你是真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

　　除了「赫魯雪夫式」的人物們，除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們，除了地、富、反、壞、右們，除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們，誰不想誰不願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真贊成社會主義」的？

　　真贊成嗎？那你只能有一種「表現」，一種選擇──去揪出，去批判，去打倒，去佔領。除此而外，你別無選擇。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作了「真贊成社會主義」的選擇。於是全中國「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於是中央文革，熱情支持北京大學哲學系七人貼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並且立刻向全國全世界廣播這張大字報。

　　於是毛主席八月五日在中南海大院裡寫下並貼出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指出以「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為首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於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於是全中國「天翻地覆慨而慷」！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勢如破竹，疾風捲地，狂濤拍岸，江河決堤，一瀉千里。它的發展之迅速、之迅猛，使我們這些中學生──共和國的第一代兒女，喊著叫著跳著跑著追著衝著，也還是不免有身落其後之羞。我們本能地以十倍於前期的狂熱，百倍於前期的「造資產階級的反的大無畏精神」，虔誠地表現著自己證明著自己是「真贊成社會主義」的……

　　首先，我們從學校裡趕走了工作組，不消說，是將他們一個個批得「遺臭萬年」之後才趕走的。

　　同時，我們終於將校長押上了我校的政治審判台，牢牢地釘在了「恥辱柱」上！工作組執行的是「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工作組所信賴、支持和依靠的校長罪責難逃！僅憑這一點，他就已經是「反動」的了！

　　我們的輝煌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成果啊！我們終於又捕捉到了一個新的革命對象，而且是我校「最大」的！兒童們得到的最新玩具，總是玩起來愛不釋手。我們捕捉到最新的革命對象，革起他的命來也有一種新鮮感。兒童們早就想要玩弄玩弄的東西，受到大人們的警告，非但不許玩弄，而且連碰一下也不允許，那麼某一天他們拿到手的時候，那種玩弄的興趣是潛含著對大人的報復的。僅僅從政治上忘記了也應該從普遍的心理上來分析文化大革命、解釋文化大革命是不夠全面的。

　　校長被我們戴上了最高的高帽，掛上了最大最沉重的牌子，剃了鬼頭，抹了黑臉，痛痛快快地批鬥了幾番。

　　在一次批鬥中，有幾位革命同學的「革命」激情高漲到了以批鬥的方式所難以「表現」的程度，便將校長打翻在地，踏上了幾隻腳。

　　「你是不是反動的？！」他們踏住他喝問。

　　「是！」他伸開四肢，像隻龜似的趴在地上，只能抬起頭，用一種心悅誠服的語氣大聲回答。

　　「踏得有沒有理？！」

　　「有理！！」

　　有理──又踏上了幾隻腳！

　　在他被打翻那一瞬間，台下相應地寂靜了瞬間。這一瞬間說明了什麼，每一個經歷過這種場面的人，可能今天會談出許許多多他們當時並不敢流露的思想。這樣的一瞬間，我在類似的場面感受過幾次。這樣的一瞬間後來曾使我聯想到《法國革命史》一書中的一段描寫：當十二個保皇黨被押上斷頭台，要在行刑前被扒光衣服羞辱一番時，他們輕蔑地昂首望著群眾，高呼：「國王萬歲！」

　　憤怒的法國革命群眾一瞬間寂靜了……

　　作者評述：在這一瞬間，真正的勝利者，其實不是人民，而是保皇黨。

　　不，這種評述並不正確。在這一瞬間，勝利了的也不是保皇黨，而是人性和人道。

　　十二個保皇黨人，在那寂靜的一瞬間之後，並沒有遭到被扒光衣服的羞辱。

　　法國人民和人性、人道一起獲勝了。儘管十二個保皇黨人的頭，照樣一顆接一顆滾落斷頭台下。

　　我們的校長被打翻在地並踏上了七八隻腳的寂靜的瞬間之後，廣播器傳出了一個女同學鏗鏘有力地朗讀「最高指示」的聲音：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進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允許有什麼平等嗎？……我們對他們的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例如所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最高指示」使台下那寂靜的瞬間比它原本可能延長的時候更短。

　　於是有人振臂一呼，便響起一陣衝上雲天的革命口號。

　　於是將校長踏住的那幾個同學，受到這一陣衝上雲天的革命口號的慫恿、鼓勵、煽動，仍覺革命情緒宣洩得不夠徹底，便用一根繩索，拴在校長的脖子上，將他像狗一樣牽下台，勒令他在操場上學狗爬，學狗叫。

　　他便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學。

　　也許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表現出一丁點抗議，所以也就再沒有寂靜的瞬間發生。

　　如果當時剝光他的衣服，並問：「有理嗎？」他可能也會回答：「有理！」

　　因為他從「反動」的本質上有別於法國革命時期那十二個保皇黨人。

　　那情形後來使我聯想到了某些兒童虐待小動物的不正常的心理。他們折磨小動物時獲得一種快感。越是樣子看上去醜陋的，下賤的，被大人們或被他們自己認為有害的小動物，他們折磨起來的手段愈殘忍，愈心安理得。比如耗子，一隻或許帶有傳染病菌的小貓。一隻瘋了的小狗。這可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什麼先把人從形象上變成「牛鬼蛇神」，再加以種種羞辱的普遍的心理根源吧？在沒受過人性和人道的良好教育的心靈裡，必然潛伏著殘忍性。文化大革命以它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理論，調動起了千百萬人心靈裡潛伏著的惡。所以將極其沉重的牌子用極其細的鋼絲掛在女人的乳頭上一類的事，舉不勝舉。

　　而另一方面，將一位位專家、教授、學者、作家、詩人、藝術家和演員，有才華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使成年人的嫉妒心理得到空前的安慰。在這種安慰中尋找心理平衡是簡單而有效的。某些男人和某些女人，之所以被許多男人和許多女人鬥來鬥去，百鬥不厭，並非因為他們確實罪大惡極，十惡不赦。也許僅僅因為他們比許多男人有才華，她們比許多女人漂亮。使每一個人都從內心裡承認男人的才華是人類的智慧，女人的漂亮是人類的詩意，需要耐心的，細緻的，長期的，艱苦的教育。至今許多男人仍有敵視有才華的男人，許多女人仍有敵視漂亮的女人的近乎本能的惡習。

　　我們的班主任也劫數難逃。因為她是市級教育模範，是校長的「大紅人」。工作組時期，是教師中的「『文革』積極分子」。

　　在將校長打翻在地的同一天的批鬥會上，她被一些人怒喝到了台上。

　　「同學們，我聲明，我不是……」她站在台上的時候，想解釋什麼。

　　不允許她解釋。

　　「你不是什麼！」一頂高帽戴在她頭上了。一個大牌子掛在她脖子上了，她臉上被塗了墨。

　　她頓時垂下雙臂，彎下腰去了。

　　將人變成「鬼」是非常之簡單的事。

　　許多人在那被「變成」的短短時刻內，大抵也就自悟到自己已然是「鬼」不是人了。從此就只能像「鬼」那麼言行、那麼處處卑下地存在著了。

　　因為被揪上台的人多，她站在台邊上，站在語文老師身旁。

　　語文老師向別人靠得更緊，給她騰出寬餘的地方，還伸出手將她向自己拉了一下。怕她掉下台去……

　　工作組時期被「揪出」的某些教師紛紛上台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他們的迫害，重新獲得了站到革命隊伍中來的權利。他們都激動得熱淚盈眶。

　　工作組時期被信任、依靠和重用的某些教師，一個接一個被喝吼著姓名揪到了台上，不得不加入了「黑幫」的行列，被戴高帽、掛牌子、塗黑臉。他們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昨天還被稱為革命派，今天突然也變成了「鬼」。

　　兩位教導主任、一位副校長早被打倒，如今校長也成了本校「最大的赫魯雪夫式的人物」，校黨支部便被宣佈「徹底爛掉」了。

　　於是由革命的教師和革命的學生中之最革命的人，組成臨時權力接管小組，繼續領導本校文化大革命運動。

　　臨時權力接管小組在熱烈的掌聲中誕生並通過。

　　我們每一個同學都感到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民族肩負重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大專院校的革命學生們，則開始「火燒」市委，「炮轟」省委，接管出版社、雜誌社、報社及一切文化藝術單位。

　　從北京傳來了徹底改組「一貫拒聽毛主席的話」的《人民日報》的「喜訊」。

　　改組後的《人民日報》第二天就發表重要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分錢幣那麼大字的通欄黑體標題，彷彿明白地告訴全國人民知道，對於「牛鬼蛇神」之類，無論怎樣「掃」之，都並不算過分。

　　社論指出：「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

　　第三天，在第一版以醒目標題《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全文發表了北京大學響應中央號召的大字報。並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及重要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第五天，發表又一重要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並公佈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

　　第六天社論的標題是《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指出：「究竟站在哪一邊，每個人都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

　　其後的幾天內，《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接連發表重要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思想是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望遠鏡和顯微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

　　平均幾乎每隔一天，便有一篇印有黑體字的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指示的重要社論發表，曰「最新最高指示」。鼓勵人民「造反有理」，號召人民將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推得更高更猛。

　　這時毛主席並不在北京，而在「視察」大江南北，並暢遊長江一個多小時，遊程三十華里。

　　《參考消息》登載，許多外國醫學專家給毛主席檢查了身體，認為毛主席的身體這麼好，肯定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

　　於是又召開了一次全校「慶祝」大會。

　　會上有同學流著滾滾熱淚登台表示，要將自己年輕的、富有生命力的、絕對沒任何疾病的心臟敬獻給毛主席他老人家。為的是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活得更健康更長久。

　　「一石激起千重浪。」於是許多男女同學紛紛登台，表示也要將自己年輕的、富有生命力的、絕對沒任何疾病的心臟獻給毛主席。呼籲發起成立「向毛主席敬獻心臟」特別委員會，呼籲革命的醫學工作者早日攻克心臟移植手術難關。流淚是具有影響性的。於是台上台下許許多多同學都流出了滾滾熱淚。我也禁不住流淚。我也無比衝動地躍上台去。但想到自己不是一個很純的「紅五類」，就又暗暗感到不配，趁人不注意從台上溜了下來。

　　有人憂慮地提出疑問：我們這些中學生的普普通通的心臟，若移植給毛主席，會不會直接影響毛主席的偉大思想？

　　這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嚴肅的疑問。

　　於是我們這些生理知識極其貧乏的中學生，展開了熱烈的浪漫的科幻式的議論和爭論。

　　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第七章　紅五類、紅袖標、紅衛兵

　　「北京來了紅衛兵！」

　　「紅衛兵？穿什麼軍裝？」

　　「不穿軍裝，戴紅袖標。今天要在三中進行革命演說！」

　　王文琪一大早就到我家，興奮地告訴了我這個消息。

　　我顧不上吃飯，揣了一個窩頭就隨他直奔三中。

　　三中校園裡坐滿了三中的和來自各個中學的學生。演講已經開始。我們想擠近台前，看看那些北京來的紅衛兵都是什麼樣，可有人維持秩序，不許亂走動。我們雖覺遺憾，也只有坐在最後邊豎起耳朵聆聽。

　　北京來的紅衛兵知道那麼多我們根本不知道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內部情況」！

　　如：劉少奇在寫給江渭清的信中「大肆攻擊」學習毛澤東思想是──教條主義，「現在黨內把毛澤東思想當作教條的大有人在」。江渭清是什麼人物？我問王文琪，他也不知道。

　　毛主席把三十九個文學藝術批判資料發到縣一級，其中包括《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等，作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中宣部卻對這個指示拒不執行，企圖抵制。

　　羅瑞卿到林彪同志處，在談到幹部問題時「別有用心」地說：「病號嘛，就是養病，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妄想逼林彪同志把軍權交給他這個反革命野心家！」

　　鄧小平去大慶參觀，工會領導向他匯報大慶狠抓階級鬥爭時，他說：「你們大慶同別的地方不同，階級鬥爭不是你們的主要矛盾。」

　　鄧小平親自「赤膊上陣，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們打氣」，說「欣賞彭佩雲的發言」，並誇獎陸平的「反革命發言」──「態度是好的，意見是正確的。」

　　劉少奇在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說：「上海可以搞個『托拉斯』。」夥同薄一波「不斷販賣修正主義黑貨，鼓吹資本主義托拉斯制，企圖取消黨的領導，推行壟斷資本主義經濟體制」。

　　周揚召集文聯各協會和主要報刊負責人談話，佈置對文化藝術界群眾性大批判的「急剎車」。

　　劉鄧攻擊一九六四年以來文藝戰線批判「資產階級權威」的運動搞「過火了」，妨礙了「創作自由」，是「爆破組」、「文海戰術」。

　　鄧小平帶頭對一九六四年以來的「文化革命」反攻倒算，說：「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戲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麼完善的？這個不讓演，那個也不讓演！有些人是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著別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對人家一知半解，抓著小辮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學術觀點、教育觀點不一致不要緊嘛！各種觀點可以長期共存嘛！」

　　鄧小平還說：「學物理的，整天背《雷鋒日記》、毛主席語錄，不能算又紅又專！」「對青年人，主席著作的一些基本東西是要提倡學的，但一年四季都這麼搞不行！」「工會工作、青年工作要把知識面搞得寬一點。」「不是說毛主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嗎？別的書你都不讀，你知道發展了什麼？」「學習毛主席著作要推行『自願原則』，不能卡得太死，不能千篇一律，不要搞形式主義，不要形成社會強制……」

　　北京來的紅衛兵們真是演說家啊！從五十年代一直講到六十年代，講到目前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形勢。一部黨內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史，完全裝在他們的頭腦中！

　　幾千聽眾無比敬佩地仰望著他們，人人都在記錄。

　　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原來比我們想像的更尖銳，更複雜，更激烈啊！

　　「赫魯雪夫式的人物」們原來就睡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身邊啊！

　　「打倒劉少奇！」

　　「打倒鄧小平！」

　　憤怒的口號一陣陣響起。

　　我們對北京來的紅衛兵們的革命演講，報以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的掌聲，雷鳴般的掌聲。

　　忽然大批大批的工人們衝入校園，怒斥革命學生們在呼喊反革命口號！於是我們高呼口號回敬──「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革命的工人們要和革命的學生們聯合起來！」於是就武鬥。會場大亂。

　　北京來的紅衛兵們，在革命學生自願組成的「護送隊」的護送下，登上了返回首都的列車。

　　他們從車窗探出身，揮手灑淚誓別：「戰友們！我們還會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第一線重逢的！」

　　「護送隊」也揮手灑淚：「我們和毛主席心連心！和北京的革命戰友心連心！只要毛主席一聲令下，我們就殺向北京城！為了保衛毛主席，殺他個人仰馬翻！」

　　列車緩緩開動，車上車下，緊握的雙手依依難鬆……

　　我們學校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不久便也宣告成立了！

　　那一天學校裡紅旗飄揚，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氣氛高漲而肅穆。

　　第一批加入紅衛兵的，當然個個都是萬無一失的「紅五類」。紅榜懸名。我的名字也在其上。

　　一個女同學站在台上，以嘹亮的聲音宣讀給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致敬電：「偉大的首都北京，不但是中國革命的心臟，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心臟！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不但是中國人民心中的紅太陽，而且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宣誓在毛主席的統帥下，與全世界的帝、修、反血戰到底！只要毛主席一聲令下，我們敢下五洋捉鱉，敢上九天擒龍！敢向全世界的帝、修、反發起最後的衝鋒！砸爛巴黎、踏平紐約、解放倫敦、光復莫斯科！將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奪取到北京來，懸掛在天安門城樓！將列寧的水晶棺奪取到北京來，安放在天安門廣場！用我們的滿腔熱血，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沒朗讀完，話筒被其他學校前來祝賀的代表──一個剪短髮的英姿颯爽的女學生奪了過去，指責說通篇充滿了「革命輸出」主義，必須重寫！

　　組織會議的人怒斥：「你是什麼出身？！」

　　「我叫烏雲琪格！是在師範學院進修的蒙古族學員！」

　　「為什麼姓烏雲？姓就不是好姓！不管你是哪個民族，問你出身？！」

　　「農奴！」

　　她屹立在台上，使我想起了電影《保爾．柯察金》中，保爾的親密女戰友安娜屹立在台上的難忘鏡頭。

　　農──奴！

　　還有什麼樣的出身能比「農奴」更令人肅然起敬！

　　農──奴──啊！高貴無比的出身！

　　她如果說她是一位國王或總統的女兒，我們也不會那般敬慕地仰望著她！

　　農──奴──啊！紅到絕頂的出身！嫉妒死人！

　　她在我心目中頓時變得高大起來。

　　全場為之一震，人人噤聲。

　　「那麼你的話完全證明你已背叛了你的階級，我鄭重宣佈你為不受歡迎的人，請吧！」主持會議的同學義正詞嚴地下了「逐客令」。

　　她輕輕放下話筒，昂首離去。

　　大家的情緒受到意外的挫傷，氣氛不如先前那麼熱烈了。後來事實證明這個農奴的女兒也許是對的。因為洋洋萬言的致敬電發往北京後，卻始終沒收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回電。也許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樂意我們將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和列寧的水晶棺一併奪到北京來？也許毛主席他老人家認為發動一場世界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

　　幸而接下來授紅衛兵袖標，良好的革命氣氛又恢復了。

　　升國旗。奏《東方紅》歌──沒樂隊，只好放錄音，違心降低規格。

　　一個個萬無一失的「紅五類」在全校同學們的注視之下走上台，雙手接過紅袖標。

　　「梁曉聲！」

　　坐在我身旁的王文琪推了我一下：「你！」

　　我心懷「鬼胎」，有些惴惴不安地上了台，雙手剛欲接過紅袖標，耳畔猛聽一聲喝：「嗨！你這個反動會道門信徒的狗崽子！」

　　一聲怒喝，將我牢牢定在台上，伸出接紅衛兵袖標的手，彷彿頓時凍僵了，欲收不能。

　　授袖標者，見我那樣子，就將袖標套在我伸出的手臂上了。

　　「看啊，他是多麼多麼激動！他心中此刻肯定有千言萬語要向毛主席表達！他卻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紅衛兵──這是我們『紅五類』至高無上的榮譽！也是『紅外圍』們應該努力爭取加入的保衛毛主席的組織！」

　　一個女同學富於感情色彩的、朗誦般的聲音，通過擴音器傳揚。

　　我這才意識到，並沒誰對我怒喝，完全是我自己幻聽到了那句使我驚心動魄的話。

　　蒼天可憐我，幸而是幻聽！

　　我真的萬分激動起來了！

　　我激動到了必須有所表達的程度，但那又是不能直接表達的一種激動。

　　我轉過身，驚魂甫定，顫抖著雙唇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台上台下，跟我喊成一片。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萬歲！」

　　擴音器裡不失時機地飄蕩出了那個女同學的歌聲：

　　抬頭仰望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澤東……

　　台上台下，跟她唱成一片。

　　主持授紅衛兵袖標儀式的同學，一邊唱，一邊走到我身旁，用他戴紅衛兵袖標的手，緊緊握住了我戴紅衛兵袖標的手，共同舉起了我們的手。

　　於是又一陣掌聲，一陣口號：

　　「紅衛兵萬歲！」

　　「紅衛兵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那狀況，那氣氛，將軍授銜，也未必能達到那麼一種情緒的高潮！

　　我彷彿一個小戲子，生怕一下了台，就失掉紅衛兵袖標帶給我的八面威風，萬分自豪。

　　紅衛兵袖標，簡直是光宗耀祖的「鐵十字」！

　　而這對於我又是隨時隨地都可能失掉的。一旦失掉了，也就意味著我將同時失掉充當一名「紅外圍」的資格，一掃帚被掃到「黑七類」一堆去。也許永遠。也許牽連到我的兒子和孫子們。

　　這想一想都夠使人萬念俱灰痛不欲生的。

　　我又激動又害怕。

　　我相信，如果當時中國也像中世紀的西方國家一樣，花一筆大錢便可買到一個貴族稱號，準有無數人寧肯傾家蕩產，甚至賣兒賣女，無兒無女便賣自己的鮮血自己的眼睛，也要買一個紅色出身。

　　一個貧農的出身該值多少錢呢？

　　一個農奴的出身該和買一個公爵什麼的貴族稱號等價吧？

　　而教授、學者、作家、藝術家之類的家庭出身或社會身份，準扔滿大街，被千千萬萬的人踢來踢去沒誰撿。

　　中國經濟學家本就不多，掰著一隻手的手指頭數起來都綽綽有餘的幾個，全被打倒了。就沒誰從經濟學的角度向新組閣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提建議──頒布家庭出身和家庭歷史買賣特別法，定出一個貧農或一個工人階級的出身多少多少錢，一個五代或八代以上的純正的無產階級的家庭歷史多少多少錢，有公價的，有議價的，可一次性付款，也可分期付款。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表現好的，可獎賞優待券。那是多麼的好呢？一面實行買賣，一面繼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劃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的」一大「撮」，豈不「買賣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嗎？國庫得以源源充實，「革命」就無後顧之憂。那是多麼的理想呢？

　　我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下了台，如何走回到王文琪身邊的。

　　我剛坐下，他就說：「從此你可以趾高氣揚了！」

　　我看他一眼，見他滿臉羨慕，甚至可以說滿臉嫉妒。他是團組織委員，我的入團介紹人，如今政治地位屈尊我下，我完全理解他的嫉妒。但這是無可奈之何的事──他的爺爺解放前做過幾年小買賣。據說在討論他可不可以加入紅衛兵的時候，一個頭頭認為：解放前中國的勞苦大眾，是不可能到大買賣家買東西的，只能到小買賣家買東西。他的爺爺無疑直接剝削過中國的勞苦大眾。這種分析不無道理。但鑒於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還算積極，平素人緣也不錯，和頭頭們都有點交情，所以對他大大開恩，沒乾脆將他劃入「另冊」，保留他在「紅外圍」的次紅的行列。

　　我對他說：「『紅外圍』也是紅嘛，努力爭取吧，總有一天你也會加入紅衛兵組織的！」

　　他做我的入團介紹人的時候，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

　　紅衛兵袖標剩餘了十多個，頭頭們在台上湊一起唧咕了幾分鐘，宣佈要當場批准十多個人加入紅衛兵組織。

　　台下頓時肅靜極了。

　　所有的「紅外圍」們，都翹首望著台上，側耳聆聽。將被當場批准的紅衛兵，自然是產生於他們之中的。

　　他們誰不希望這種幸運降臨在自己的頭上？

　　根本不關「黑七類」的事，但他們的表情也都變得異常起來。有的似乎存在什麼非分之想，有的神態更加冷漠。

　　台上宣佈一個名字之後，頭頭們領先鼓掌。於是台下的紅衛兵們跟著鼓掌。

　　「紅外圍」們卻沒有一個鼓掌的。他們都凝神斂氣，一個個懸在希望與失望之間，沒情緒鼓掌。意外地被批准為紅衛兵的，自是一番驚喜，一番激動，有的竟淌出眼淚，像我一樣在台上高呼：「毛主席萬歲！」「誓死保衛毛主席！」下了台「春風得意馬蹄疾」，逕直走到紅衛兵們坐的行列中。於是就引得那些「紅外圍」們向他們齊刷刷投去和王文琪看著我走下台時一樣的目光。不過比王文琪的目光羨慕更少，嫉妒更多。

　　四百多「黑七類」在操場上坐成方陣。「紅五類」方陣的左邊、「黑七類」方陣的右邊是「紅外圍」。階級陣營分明。

　　「黑七類」不呼口號。「毛主席萬歲！」這類口號也不呼。因為有一次他們跟著呼這類口號時，「紅五類」怒斥他們：「你們也配呼這樣的口號嗎？！難道毛主席是你們心中的紅太陽嗎？！」從此他們就不敢跟著呼這一類口號了。但「打倒」、「油炸」、「火燒」、「炮轟」之類的口號，他們是必呼的，且要呼得比「紅五類」、「紅外圍」們更其響亮！這是有原因的：一次開批鬥會，台上領呼：「打倒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打倒地主的狗崽子！」「黑七類」們接受教訓，都不呼。引得「紅五類」、「紅外圍」們怒不可遏，紛紛咒罵他們：

　　「你們狗膽包天，為什麼不呼口號？」

　　「革命的口號使你們內心難過了吧？！」

　　「呼打倒你們自己階級的口號，你們不舒服吧？！」

　　「我們呼一遍，你們必須呼三遍！」

　　接受了正反兩次教訓，他們才懂得該呼什麼，不該呼什麼。

　　後來我們學校的紅衛兵組織由一個分裂成兩個、三個、四個、五個了，單單對他們呼口號方面的要求也就各立規定。有的紅衛兵組織認為他們沒資格也不配呼：「毛主席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一類的口號，有的紅衛兵組織恰恰認為他們尤其應高呼這類口號，以表明他們在毛主席像前是罪過深重的。還為此爭議展開全校大辯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也沒辯出個孰是孰非。害苦了「黑七類」。他們參加什麼會之前，得問個清楚明白，是哪一紅衛兵組織召開的？否則，恰恰是要求他們必呼口號的紅衛兵組織召開的，他們中誰如果不舉臂高呼，便沒好果子吃。反過來呢，恰恰是要他們閉上他們的「狗嘴」的紅衛兵組織召開的，他們舉臂高呼，被視為公開對抗，也是沒好果子吃的。一個紅衛兵，一般只參加本組織召開的什麼會。一個「紅外圍」，一般只參加想要加入的那個紅衛兵組織召開的什麼會，一個「黑七類」，卻是哪一個紅衛兵組織召開的會都得參加的。不參加，則意味著他們蔑視那一個紅衛兵組織，一個「黑七類」若蔑視一個紅衛兵組織，幾乎同奴隸社會中一個奴隸蔑視一個奴隸主的罪一樣大。若兩個紅衛兵組織同時開會，預先便要經過一番協商，將「黑七類」們分成兩「小撮」，數量上或半對半，或三分之二對三分之一（以紅衛兵組織的大小為分配原則），「各事其主」，遵旨聽命。在各類會上，他們不是作為一些具體人而存在，是作為與無產階級相對立的階級的象徵而存在。少了他們的存在，只一些紅衛兵和「紅外圍」們在一起開會、喊口號，遊行，怪單調怪乏味兒的。

　　那一天據說「黑七類」全到齊，一個不少。連請病假的也沒有。四百多「黑七類」坐成的陣容，在紅衛兵和「紅外圍」們坐成的陣容所時時掀起的激動、興奮、呼喊的襯托下，顯得愈發死氣沉沉。

　　最初，當這種「階級」陣容剛剛劃分出來，「紅五類」和「紅外圍」們並不習慣，心理上也都覺得很彆扭。本是同班、同座、一個學習小組、原先上學放學結伴而行的同學，甚至在小學就是同學，忽然有一天被「階級」劃分在兩個對立的陣營裡，就好比象棋，紅黑本裝在一起，是一盤的，卻被分開來裝在兩個袋子或盒子裡了，只有「你死我活」的時候才擺在「政治」的棋盤上，隔著「楚河、漢界」。對於中學生們來說，總不是他們樂意的事。

　　第一天，一個「紅五類」還肯和一個被劃入「另冊」的同學同路回家，但話題則比以往少多了。彼此都謹慎地避開與「政治」二字有關的人和事。第二天，雙方都受著某種心理的支配，藉故不再同路了，第三天，在學校見了面，也許還打招呼說話。已少了平日的親近。第四天，明明互相看見了，也側轉臉裝作沒看見。第五天、第六天，似乎陌生了。第七天、第八天，就都明確地意識到，過去的關係不復存在，如今是「紅與黑」的關係了。以後，「紅五類」、「紅外圍」們，接受種種闡述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最高和最新的指示的啟迪，便由不習慣而習慣，由彆扭而理所當然了，再以後，就像家狗和野狗碰到一起一樣了。

　　尤其那些容貌姣好的，伶俐的，受眾多老師喜歡的，家庭生活條件優越的（非常遺憾，但凡這樣的家庭，大抵不夠紅。不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便是不同等級的「走資派」），本人氣質又很高傲的女生（也挺遺憾，她們的氣質大抵都多少有點高傲），和那些一向被老師們、同學們視為學習尖子的男生（尖子本身便是罪過），一旦劃入「另冊」，是挺讓「紅五類」、「紅外圍」們解恨的。越苦的家庭歷史和越窮的家庭生活現狀越成為無上的光榮，那麼必然導致普遍的對較優越（其實也只是較優越而已）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極端仇視。這種仇視進而導致類乎階級報復的心理。這種心理進而導致冷酷的行為。

　　以家庭出身夠不夠紅，家庭歷史夠不夠清白，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現夠不夠「革命」，來決定一個中學生有沒有資格升入重點高中，從而進入高等學府的「無產階級的教育方針」，深受大多數中學生的擁護。戴上了紅衛兵袖標，幾乎意味著同時拿到了初中畢業證書和高中錄取通知書。而據說紅衛兵的頭兒們，是可「以革命的名義」保送進重點大學，將來培養為黨和國家各級領導的接班人的。「革命」比數、理、化、文、史、地都考取好成績是輕鬆得多痛快得多的事，所以除了「黑七類」們，沒有不從心眼兒裡擁護如此「教育改革」的。砸爛「資產階級」的「智育第一」的教育路線，何樂而不為之？

　　接下來是紅衛兵們集體宣誓。

　　我也不得不從王文琪身邊站起，要走向紅衛兵們的陣營。我本該從台上下來後，便徑直走向紅衛兵們的陣營。怕王文琪嫉妒我，才回到他身旁坐下，他是「紅外圍」，一個紅衛兵坐在「紅外圍」身旁並不犯忌。他若是個「黑七類」，那我斷斷不敢走到他身旁坐下。只好隨他嫉妒去。即使他因嫉妒而產生殺我的意念，我也他媽的沒法兒照顧他的情緒。

　　「走吧走吧，別以為我嫉妒你！」王文琪這麼說，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從他的話裡聽出，他分明就是在嫉妒我！想想這種嫉妒也怪有情可原的──都屬「紅外圍」，都他媽的紅，都他媽的不徹底紅，為什麼誰誰可以當紅衛兵而吾不能？雖說「革命不分先後」吧，憑什麼他先吾後呢？能服氣嗎？而且，就說那幾個頭兒吧，某些「紅外圍」保準心裡會這麼想──你們不就是家庭出身、家庭歷史比我們高半檔嗎？憑什麼你們當了頭，就有權決定我們能不能當紅衛兵？文化大革命中的形形色色的群眾領袖，之所以能夠成為群眾領袖，在於他們某一階段擁有了某一權力，而他們後來不是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階下囚，便是成為真正的「歷史的罪人」，除了他們的「小將」的「使命」已經完成，卻不能明智地認識到應該「功成身退」這一政治因素而外，另一個主要原因便是──他們不明白他們注定了只能也只應該成為群眾的精神領袖，只能也只應該從精神上「影響」群眾。正因為他們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要做掌握某種權力的領袖，他們也企圖用權力開始制約群眾，他們便同時站到了兩個對立面上──偉大領袖的政治部署的對立而和一部分不甘願受他們權力制約的群眾的對立面。他們便注定了只能走向悲劇的結果。

　　偉大領袖曾經說過──「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這句話是在該打倒的都被「小將」們打倒了之後說的。「小將」們偏不理解，反而認為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缺少了他們，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不曉得自己從始至終不過都是「群眾角色」。將「群眾角色」當「一代天驕」來演，這在舞台之上叫「奪戲」，在電影中叫「搶鏡頭」，是令導演們惱火透頂的事兒。於是後來「小將」們只好被打發到「廣闊天地」去了。

　　王文琪不知抽的什麼「羊角風」，突然間躍起，蹦著高，振臂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他這種激動不已的情緒是迸發式的，迅雷不及掩耳。

　　全體紅衛兵和全體「紅外圍」們反應遲鈍了半分多鐘才跟上他的趟，於是也就只得齊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喊兩句就得了吧？他不，他喊起沒完！

　　他在喊萬歲，別人能不跟著喊嗎？敢不跟著喊嗎？

　　「萬歲！萬萬歲！」之聲響徹校園。

　　台上紅衛兵頭兒們也不能不跟著他喊啊！接連不斷只喊一句口號，就算是天下第一革命的口號吧，喊上十幾句，不僅使跟著喊的人感到單調，嗓子更吃不消啊！我也不能不跟著喊啊！不敢比他少喊半句。我一邊喊，一邊看他，見他臉上那種表情，與其說是激動，莫如說是發洩了什麼的快感。我真懷疑他是打定了主意，豁出自己的嗓子，要將全體紅衛兵和「紅外圍」的嗓子都搞啞！

　　可是他周圍的人誰也不敢制止他別喊了。他喊的是「毛主席萬歲」，有誰敢對他說：「你別喊了吧！」什麼意思？他不愛聽？不愛跟著喊？「少喊兩句吧」也不行！你嫌我喊多了？！

　　只有跟著他喊的份兒。

　　坐在我們前邊的一些人，一邊振臂高呼，一邊紛紛扭回頭看我倆，以為我和他內心裡有著同樣的激動！

　　我他媽的激動個鳥！

　　台上的頭兒們，看一個個那樣子，那神態，也有點被他喊得不耐煩了。不耐煩而又無可奈之何。無可奈之何而又分明的暗暗氣惱非常。氣惱非常也得跟著他喊。跟著他喊且得喊得正兒八經的。敢不正兒八經的嗎？他們在台上，無數雙眼睛注視著他們呢！

　　就在兩陣「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那幾秒鐘的間隙，「紅外圍」中突然有一個人站了起來，大嚷：「報告！我聽到有人罵了一句反動透頂的話！」

　　一束束目光投射到那個人身上。

　　連王文琪也不再喊「毛主席萬歲」了，轉身去看那人。

　　一個頭兒站在台上，指定那人喝問：「罵的什麼？」

　　「我……我不敢說……」

　　「我命令你說出來！」

　　「說！」

　　「說！」

　　「說！」

　　一片吼聲。

　　終於從「萬萬歲」中解脫了出來，正需轉移興奮點，就產生了新刺激，豈能放過機會？

　　那是個看去非常老成不會扯謊或譁眾取寵的男生，他左顧顧，右盼盼，仍不敢說。

　　台上一個頭兒，抓走麥克風，警告道：「你再不說，就是有意製造混亂！」

　　「我說！我說！我聽到有人小聲罵了一句……他媽的……」

　　全場大嘩。一陣騷亂。

　　大家喊「毛主席萬歲」的當兒，居然有人敢罵──他媽的！

　　罵誰？……狗膽包天啊！

　　「查出來！」

　　「一定要查出來！」

　　「查出來當場打死！」

　　「打死無罪！」

　　紅衛兵們、「紅外圍」們群情激怒，真正的激怒！因為那一句罵人話裡，包含著更多的成分，顯然是對眾人喊「毛主席萬歲」時那種虔誠的褻瀆、輕蔑和侮辱！也許絕大多數人內心裡並不虔誠。不是也許，甚至可以肯定地說並不虔誠。就算跟著王文琪喊第一句第二句時十分虔誠，喊第三句第四句時還有六七分虔誠，喊第五句第六句第七句第八句，似乎要不得已地沒完沒了地喊下去，十分虔誠也便被糟蹋精光了！而公眾的心理，無論對什麼事從來是這樣──在他們不虔誠了的時刻，恰恰不能忍受被認為已經不虔誠了。

　　會場氣氛異常嚴峻。

　　幾個頭兒都從台上走下來了。走到那個告發者身旁，將他團團圍住。

　　一個頭兒對他說：「你要是無中生有，饒不了你！」

　　他緊張得結結巴巴：「我……我就是聽到了嘛！我怎麼敢、敢無、無中生有……」

　　另一個頭兒大聲說：「都坐下！誰也不許動！誰離開誰就有最大嫌疑！」

　　剛才由於衝動而紛紛站起來的，立刻都坐了下去，誰也不敢亂動。

　　紅衛兵中有人大聲建議：「需要成立臨時糾察隊，包圍現場，嚴防咒罵偉大領袖的現行反革命製造混亂，趁機溜走！」

　　這個建議理所當然地被頭兒們採納了。

　　告發者是「紅外圍」，坐在靠紅衛兵們最近的那一排。他可能是左耳聽到的，也可能是右耳聽到的，因此全體紅衛兵們和「紅外圍」們中的每一個人，都不能排除是懷疑對象。只有全體「黑七類」是不受懷疑的。他們離告發者太遠，小聲罵的告發者耳朵再靈也聽不見。大聲罵的就會不只一個人聽見。於是臨時糾察隊只能由「黑七類」擔當了。「黑七類」包圍紅衛兵和「紅外圍」們，太有點不成革命之體統。但為了揪出現行反革命，紅衛兵們和「紅外圍」們也只好委屈委屈了！何況一個現行反革命就隱藏在紅衛兵組織和「紅外圍」之中，於文化大革命後患無窮啊！這麼多紅衛兵和「紅外圍」中的每一個，以後都將成為咒罵過毛主席的嫌疑分子，不查個水落石出，對他們都太嚴重了啊！起碼都太不愉快了啊！

　　「黑七類」們，因能充當臨時糾察隊的角色，無一不感到受寵若驚。有的臉上竟然流露出了幸災樂禍的表情。他們一個個挽起手臂，在操場上圍了一個大圈，將紅衛兵和「紅外圍」們圍在中間，像鐵絲網圍住一群待審的罪犯。

　　一個頭兒問那個告發者：「你，哪個耳朵聽到的？！」

　　嚴厲審訊的口吻。

　　「好像──好像左耳朵聽到的……」

　　「左邊的，全體起立！」

　　一排排「紅外圍」們馴服地站了起來。

　　幾個頭兒，穿梭似的在他們之間走來走去，以捷爾仁斯基那種鷹一般的目光，盯視著認為最可疑的人的臉，或者說，每個頭兒，都自認為自己的目光是像捷爾仁斯基的目光一樣無比犀利，完全能夠穿透被盯視者的靈魂。

　　「你們每一個人都聽著，坦白從寬，檢舉有功，抵賴從嚴！」

　　經久，無人自動坦白。

　　「那麼你們今後誰也別想加入紅衛兵！」

　　「我有話說！」

　　「原來是你！」

　　「根本不是我！我要說的是──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發誓，我沒罵他老人家，我的心是絕對忠於他老人家的！若有半點不忠，天打五雷轟！」

　　「我也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發誓！」

　　「我也發誓！」

　　「我也發誓！」

　　「紅外圍」們頓時嚷成一片，一個個都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發誓，一個聲音突然高叫：「冤枉哪！我沒罵呀！」

　　話聲方落，哭聲驟起。

　　「冤枉啊！我也沒罵呀！」

　　「毛主席啊毛主席，只有您老人家才能給我做主了啊！」

　　「毛主席啊毛主席，要是我罵的，我全家不得好死呀！」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也冤枉呀！」

　　「我真的沒罵您老人家呀！」

　　於是一片嚷聲引起一片哭聲，一片號啕。

　　都是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如何擔待得起咒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殺一百次頭也不足以平民憤的罪名？不哭又待怎的呢？

　　在這一片發誓的叫嚷聲和冤枉的哭泣聲的作用下，告發者對自己的聽覺產生懷疑了。說不定還對「紅外圍」們產生了惻隱。

　　「我……也可能是……是右耳朵聽到的……」他囁嚅地嘟噥。

　　懷疑之網又撒向了紅衛兵們。

　　紅衛兵們更被激怒了。

　　「這小子，剛才還說是左耳朵聽到的，現在又變成右耳朵聽到了的！」

　　「存心陷害我們紅衛兵戰士！」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媽的，揍他！」

　　「揍他！」

　　「揍他！」

　　……

　　頭兒們也一時沒了主張，面面相覷。

　　「你究竟是左耳朵聽到的還是右耳朵聽到的？！」

　　一個頭兒揪住了告發者的衣領。

　　「我……我也沒敢肯定是右耳朵聽到的呀！我說的是可能……可能……」告發者淌下了汗：「也許左邊右邊都沒罵，是我……幻聽……」

　　他也幻聽！我對他有點「同病相憐」了。看他那樣子，分明是因為陷入了自己挑起的嚴峻事件中，惟恐自身難保，也怕成為眾矢之的，想要擺脫困境了。

　　「他媽的，鬧了半天他是幻聽！」

　　「什麼幻聽！是別有用心！離間計！」

　　「紅外圍」們又嚷嚷起來，也紛紛要揍他。

　　馬上他要陷入「滅頂之災」。

　　驀地，教學樓後響起一陣敲鐵軌的噹噹聲，緊接著是一片嘈雜的喊聲：

　　「著火啦，大家快來救火呀！」

　　「刨花堆著火啦！」

　　「木材堆著火啦！」

　　教學樓後，一道木板牆將學校和小木材廠隔開。

　　濃煙霎時升起。

　　幾個頭兒們怔了片刻，顯然頭腦之中都在進行嚴肅的思考──是先救火要緊？還是先揪出那個咒罵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要緊？

　　紅衛兵和「紅外圍」們被「黑七類」包圍著，一個個望著濃煙呆愣。還好，頭兒們沒有被一句咒罵鬧到見火不救的地步。

　　「紅衛兵、『紅外圍』們，那個咒罵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總有一天會暴露出原形！現在，考驗我們的時刻到了，向著濃煙烈火衝啊！」

　　於是紅衛兵、「紅外圍」們衝出「黑七類」的包圍圈，爭先恐後前去救火。

　　「黑七類」們意識到臨時糾察隊的短暫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便也爭先恐後去救火。

　　幸虧有我們那麼多人趕去救火，火很快被撲滅，只燒了一堆刨花和兩堆木材。

　　但是小木材廠方面並不感激我們，反而向我們提出了索賠一千多元的強烈要求──因為火是我們會前放的「二踢腳」引起的。

　　我們當然沒有答應他們的「無理要求」。

　　頭兒們振振有詞地反駁：「這個要求你們向中央『文革』小組去提吧！我們認為，我們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過失，理應獲得豁免權！別說兩堆木材，就是兩座大樓又怎麼樣？」

第八章　大黃樓批鬥

　　臂戴紅衛兵袖標的我和對我心懷萬分嫉妒的王文琪同路從學校往家走時，他用大有弦外之音的話問我：「哎，你在台上的表演挺出色呀，什麼時候學會的？」

　　什麼時候學會的？

　　無師自通！

　　我皺起眉回答：「別用表演這個詞好不好？是表現，一個人的表現不是學的。」

　　「就算是表現吧！自我表現！不是學的，那麼天生的了？」

　　我愈發覺得不順耳，鄭重地說：「一個人的表現要同這個人一貫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感情聯繫起來判斷。」

　　他從鼻孔嗤出一聲，嘲笑道：「真的假的？」

　　我反唇相譏：「那麼你沒完沒了地喊『毛主席萬歲』，又是真的假的？」他頓時一本正經起來：「別亂猜疑啊！能是假的嗎？」

　　我也一本正經地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他便不再說什麼了。

　　我們默默走了一會兒，他長嘆一口氣。

　　我瞧著他那種失落的樣子彆扭，不明白他為什麼沒能第一批加入紅衛兵竟至於到了唉聲嘆氣的程度，一針見血地問：「你是不是因為我今天戴上紅衛兵袖標，你沒戴上，有點嫉妒呀？！」

　　他回答：「嫉妒極了！」

　　我萬萬料不到他如此坦率，一時又覺無話。

　　他卻說：「你不知道啊！我們院裡的幾個中學生，都當上了紅衛兵，唯獨我不是。你沒見到他們在我面前那種耀武揚威、趾高氣揚的派頭呢！好像我們家有什麼嚴重的歷史問題似的！我爺爺不就是解放前做過小買賣嗎？我真怕他們往後會欺負我們家的人啊……」他說著又唉聲嘆氣，憂心忡忡。

　　我說：「你是『紅外圍』！他們不敢欺負你！」

　　他說：「我告訴過他們呀，他們哪裡相信呢？」

　　我們走到該分手的路口，他站住，低著頭，悱然無語，那樣子有點不願就這麼跟我分手。

　　我說：「你何必耿耿於懷呢？『紅外圍』是紅衛兵的預備隊，等於預備黨員的性質，你當成對自己的考驗期長一點就得了唄！」

　　他說：「今天你把袖標借我戴吧！」

　　我說：「那怎麼行啊！那我犯政治錯誤，你也犯政治錯誤啊！」其實，今天我也很希望戴紅衛兵袖標走進我們大院時受到格外注意。

　　他說：「沒事兒！我戴著，你先跟我到我家去。我戴著進了家門再還你，並不影響你以一個紅衛兵的身份回家嘛！」

　　他真夠狡猾，一眼就看穿了我心裡在怎麼想。

　　我猶豫一陣，不忍回絕，說「照辦」。

　　正是中午時分，他們那個院裡靜悄悄的，沒見個人影，想必都在吃午飯。

　　「要是晚上多好，全院的人都會在院裡乘涼，」王文琪小聲對我說。達不到目的，他有些掃興。

　　我說：「讓你媽高興高興也好嘛！」

　　他突然喊起來：「院裡怎麼有股焦味啊！誰家燒什麼爛布破衣服了啊！」

　　他這一喊，各家各戶的人全出屋了。

　　「我怎麼沒聞到？」

　　「我也沒聞到啊！」

　　「哎呀，我家的被垛靠著火牆！」一個女人又慌慌張張地跑入家中，隔會兒跑了出來，宣告：「我家平安無事！我還以為是我家被子著了呢！」

　　人們紛紛嗅鼻子，四面聞，都說沒聞到什麼可疑的煙味。

　　我知王文琪在耍詭計，欲笑不敢笑。

　　王文琪又裝模作樣地抽了幾下鼻子，說：「怪了，我一走進咱們院的時候，明明是聞到一股燒布的煙味嘛！」

　　一個老太太說：「防火是件大事，注意點好，注意點好啊！」

　　而另外一些人的目光，已經投射到他戴的紅衛兵袖標上了。

　　他大言不慚地說：「我們紅衛兵，不但要做文化大革命的闖將，也要做防火防盜的模範嘛！」

　　人們紛紛點頭，表示擁護他的話。

　　我在一旁察言觀色，發現人們果然對他刮目相視。真是想不到，紅衛兵袖標如此受人青睞。

　　他母親從他家出來了。老太太一眼就看到了兒子今天是臂戴袖標的，高興得合不攏嘴，接連說：「我兒子也是紅衛兵啦！我兒子也是紅衛兵啦！……」

　　此前全院的初中或高中學生們都是紅衛兵了，惟獨她的兒子不是，她曾承受著多大的心理壓力啊！

　　王文琪卻說：「媽，我是『紅五類』，我不是紅衛兵，那不成政治笑話了嗎？我早就是，只不過今天我們才發袖標罷了！」說著，對我使個眼色，我附和道：「對，對！」便跟著往他家走。

　　「這下更好了，咱們全院的孩子都是紅衛兵了！一片紅了！」

　　「是啊是啊，剛才我還在尋思，你們家文琪怎麼不是紅衛兵呢？」

　　「文琪他媽，你心裡也該踏實了吧？」

　　人們對他的母親，七嘴八舌地說。

　　「我心裡可壓根兒就沒不踏實過！我們家歷史清白著呢，我心裡有數，不踏實個什麼！」

　　他的母親這麼說。

　　我和他剛進屋，他的母親也跟進了屋。

　　老太太當然發現我沒戴袖標了，用試探的語氣問我：「曉聲啊，你這批沒人上？」

　　我說：「大娘，我申請書交晚了幾天，只能等下批了！」

　　老太太又問：「你爸爸……在四川沒事吧？」

　　她問得無心，卻恰恰問在了我的心病上。我搪塞道：「沒事兒！來信說身體好極了！」

　　「沒事兒就大喜呀！文琪，你已經是紅衛兵了，下批再發展的時候，得替曉聲多說幾句好話呀！早入一天，當父母的也早安了一顆心啊！」老太太很仁義地囑咐。

　　王文琪更是用一種甘為朋友兩肋插刀的口吻說：「那當然啦！那當然啦！」

　　老太太因為被騙而高興，非留我吃午飯不可。

　　王文琪因為成功地騙了自己的母親和眾鄰居而高興，也非留我吃午飯不可。

　　母子倆的盛情難卻，我只得留下吃。

　　吃罷午飯，王文琪一直把我送到路口，從兜裡掏出袖標，還給我，感激地說：「在我家真委屈你了，夠意思！」

　　我說：「這點小忙還能不幫嗎？」

　　他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我說：「我絕不會幫了你的忙又出賣你。」

　　他說：「咱倆是最好的朋友，今後什麼事兒我也不對你隱瞞。告訴你真情吧，我父親還當過一年多國民黨兵呢！後來開小差啦。這是有一天晚上我父親悄悄告訴我母親時我偷聽到的。不一定哪天我就可能成為『黑七類』，那時你還把我當朋友嗎？」

　　我萬萬想不到我的入團介紹人的父親會有如此嚴重的歷史問題。萬萬想不到他對我會如此信任，將這麼可怕的家庭秘密洩露給我！

　　我一時呆愣住了。

　　把自己的紅衛兵袖標提供給一個其父曾當過國民黨兵的地地道道的「狗崽子」戴，為其冒充紅衛兵創造條件──這性質太嚴重了啊！

　　我內心裡暗暗感到害怕，覺得他把我捲到危險事件之中了。

　　我在那一瞬間的心理活動，顯然又被他窺破了。

　　「如果你怕以後受我牽連，從明天起，我主動疏遠你就是了！這年頭，有誰不替自己著想啊！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低聲說，凝視著我的眼睛。

　　王文琪啊王文琪，你為什麼長了一雙能看到人內心裡去的眼睛呢？

　　這革命的年頭啊，為什麼人人都變得無比革命又無比自私呢？

　　他的話使我內心裡感到非常淒楚。他的眼睛使我不忍也沒有勇氣對視。

　　我當時的表情，可能告訴了他比我的內心活動更多更複雜更自私的閃念。

　　他一言不發地轉身走了。

　　他走出十幾步，我才從種種自私之中掙扎出來。喊了他一聲，追上他，信誓旦旦地對他說：「文琪，你永遠都是我的朋友。」

　　他苦笑了一下。

　　「真的！」我內心湧起一股友情的熱血，說：「我也有件同樣嚴重的事告訴你！」

　　我想告訴他，我的父親在四川被「揪出來」了！似乎只有告訴了他這一點，才覺得能和他對我的信賴相對等。

　　「我父親曾參加過……」最後幾個字，在我舌尖打了一個滾，又嚥下去了。就像一條魚剛浮出水面又潛入水底一樣。

　　他平靜地望著我，期待我說出「同樣嚴重的事」。

　　「我父親曾參加過──地下黨──」

　　我說出的竟是這樣一句話！

　　一個彌天大謊！

　　我的臉發燒得像要著火！

　　「你告訴我的這件事怎麼能說是與我告訴你的那件事同樣嚴重呢？」他幾乎是惡狠狠地說，瞇起眼睛，用懷疑的對我喪失了信賴的目光望著我。

　　他那種目光使我感到被他扇了一記耳光似的。

　　我胡謅八扯，進行徒勞無益的抵禦：「你別那樣瞧著我嘛！我告訴你的可是件絕密的事呀！我父親是直接受公安部領導的，至今因工作性質需要，不能公開黨員身份！我不但是百分之百的『紅五類』，還應該算是特級『紅五類』呢！」

　　「哈哈哈哈……」他驀然爆發一陣大笑。笑罷，冷冷地說：「特級？走吧走吧，從明天起我不和你來往了，免得牽連了你什麼！」

　　「我……」

　　「我個屁，滾你媽的蛋！」

　　我轉身逃掉。

　　在一條街的街角，我差不多每個月都要去理一次髮的那個理髮店門前，赫赫醒目地貼出一張大紅紙的《告革命群眾書》：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為了緊密配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本店不理背頭、中分頭、一寸以上任何非無產階級髮式。不備頭油、髮蠟、香脂。男同志一律不留鬢角，不吹風。女同志一律不燙，不捲。

　　落款是。「花枝俏」理髮店，它原以街名為店號，不知何日起改成了這麼個浪裡浪氣的店號。

　　兩位穿著衣襟骯髒的白色工作服的女理髮員，一位三十來歲，一位四十多歲，一左一右，背依門框，交叉雙腿，二鬼把門似的，悠閒無事地聊天，大扯閒篇。

　　理髮店內很清靜。

　　引用毛主席詩詞中的駢句，已成革命之時髦文風，但此「告革命群眾書」引用得雖有拔山蓋世的氣魄，卻實在風馬牛不相及。使人覺著那裡不是理髮店，應是鬥獸場。

　　理髮店對面的小飯店，原也是以街名為店號的。不知何日起，牌匾上也重書了五個字──落幽燕飯店。不無傷感的意味。「落幽燕」也出自毛主席詩詞，那種傷感自覺就受著革命的庇護了。

　　我駐足理髮店門前，正思想得漸入迷津，但見「落幽燕」處呼啦啦擁出七八「隻」雌雄「鴻鵠」，敲鑼的敲鑼，打鼓的打鼓，熱熱鬧鬧地跨過馬路來。

　　一左一右斜依理髮店門框的兩位女理髮員，這時就向店裡呼叫：「來啦！來啦！人家過來啦！」她們並非根本無事，擔任著望風的任務。

　　於是眾多男女理髮員旋即擁出理髮店，大鼓其掌。

　　飯店的服務員們來到理髮店前，七手八腳，將一張大紅紙貼在《告革命群眾書》旁，墨跡未乾的「支持」二字躍入我眼。

　　我懷著十二分的好奇心掃視一遍，大意是支持革命的「花枝俏」理髮店的革命的理髮員們的革命之工作條例云云。

　　雙方相向高呼：「向革命的理髮員同志們學習！」

　　「向革命的飯店服務員同志們學習！」

　　「向革命的理髮員同志們致敬！」

　　「向革命的飯店服務員同志們致敬！」

　　吸引得許多過往行人紛紛站下圍觀。

　　我無心尋趣於「花枝俏」門前，懷著種「世人皆醉我亦醉」的心情，抑鬱匆忙地跨過馬路去，猛見「落幽燕」的一面牆上，也貼著兩張大紅紙。本不想看，按捺不下好奇心，又駐足看起來。

　　第一張大紅紙，是「落幽燕」們《告革命群眾書》，龍飛蛇舞寫的是「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本店為促進廣大革命顧客的世界觀改造，從即日起，不擦桌子，不洗碗筷。服務員非顧客奴僕，飯店應辦成顧客之家。顧客自己為自己服務，方顯出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優越制度……」

　　我兜裡從來沒有足夠在飯店吃頓飯的錢，「落幽燕」即使認為顧客該吃他們的剩飯剩菜才符合社會主義優越性也與我無關。我一向只理平頭或學生頭，而且一向只理不洗（為了節省一毛錢）。「花枝俏」的革命決定絲毫不損傷我什麼利益。她們一個個鄭重其事的模樣，倒是令我不免地暗自肅然起敬。心想我們的社會主義搞了和我的歲數相等的時間，竟原來什麼什麼都沒搞正確，連「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也須重新辯證辯證，也真夠叫人掃興的！不免替我們的共和國深感遺憾。

　　我懷著這種遺憾繼續往家走。經過大黃樓，又見樓前圍著一群人在批鬥誰。

　　大黃樓臨馬路。我家住樓後的一條小胡同，它是省作家協會和省歌劇舞院合資蓋的一幢宿舍樓。居住的不是作家便是演員，貼在樓牆上的大字報一日三換。厚得可以當三合板用了。那些大字報比別處的大字報對於過往行人更有無限的吸引力。也為住在樓後胡同裡的平民百姓提供津津樂道的談資。

　　作家某某流氓成性，女演員某某原來是個「大破鞋」，女歌唱家某某和什麼什麼人物通姦……一些文學藝術界人士確有其事的隱私和無中生有的「醜行」，以大字報的形式被公開披露，一般市民倍覺開心。口傳筆抄，樂此不疲。

　　「大黃樓又貼什麼好大字報啦？」

　　「快去看吧，ｘｘｘ的生活作風問題也被揭發出來了！」

　　「是嗎？！那吃了晚飯可得去看！」

　　「正有人在貼新的大字報呢，你吃了晚飯再去看，興許就看不到了！」

　　「那我不吃飯了！」

　　我們那幾條胡同的家長們，不止一次揪著耳朵扯著胳膊，將他們的小學的中學的兒子女兒們拽回家狠揍一頓，警告兒子女兒們不許再看大黃樓的大字報。生怕兒子女兒們從那些大字報學壞。揍也不頂事。當兒子的當女兒的挨過揍後還是「惡習難改」。

　　我每次經過大黃樓前，總是要站住看那些大字報，十七歲的我，對男女間事朦朦朧朧，似悟非悟，感到既神秘又羞怯。潛意識中蠢蠢然心嚮往之。那些男女間事因為不是寫在小說裡而是寫在大字報上，那些男人女人因為不是小說中人物而是居住在大黃樓中的人物（並且只要我樂意，在他或她出入樓時，可以肆無忌憚地喝住他或她，往他或她臉上啐唾沫），使我心理上乃至生理上的衝動獲得間接的滿足。我常看得臉熱心慌。

　　當年的我迷上了寫詩。少年的詩往往和他們的夢一樣，大抵都可以從中引出弗洛伊德性心理學說的佐證，我一心幻想將來成為大詩人。我已開始對美麗的女性產生傾慕之情。日記中寫下過不少一吟三嘆的患單相思症般的詩句。

　　我崇拜的一位本省的中年詩人住大黃樓內。他的兩冊薄薄的三十六開的詩集我都買了，他以寫情詩而在本省小有名氣。現在看來，他肯定深受「走西口」、「大車調」和「花兒」一類民歌風的影響，情詩寫得頗有點「野」。最近我讀「白雪遺音」，更認為他的情詩近於此格。

　　一天，大黃樓的樓牆上也出現了揭發他的大字報。將他與妻子戀愛時寫給她的十幾首情詩以隸書體抄錄出來，冠以醒目標題──《請看一位「詩人」的醜陋面目》。

　　這十幾首情詩都未經發表，其中幾行，於今我仍記得：

　　我願變一把弦琴，每日靠在你懷中，

　　讓你溫柔的指兒，時時將我撥弄。

　　我願變一雙鞋子，每日穿在你腳上，

　　在你甜睡的時候，我獨熬夜深更長。

　　我願變一件小內衣，每日穿在你身上，

　　在你寂寞的時候，我無言地貼著你的乳房。

　　如果我是姑娘，今天一位詩人用這樣的詩句向我表達愛情，也許會感動我，但同時卻會敗壞我對詩的欣賞。可當年正是這樣一些平庸的詩句，使那位詩人在愛情上大功告成。

　　那一天多少人在抄啊！「乳房」兩個字下面，用紅墨水畫了粗橫道。提示人們，「醜陋面目」並非無稽之談。我也抄。也在「乳房」兩個字下畫橫道。以後的許多天內，「乳房」兩個字時時出現在我頭腦中，由文字而演化為形象。再見到某些女人，我的目光便無法不朝她們胸上掃。

　　從此我不再崇拜那位詩人，卻常偷偷看從大字報上抄的他那些詩。一種崇拜消亡了，我心理上一點也沒感到失落，倒是覺得有幾分莫名其妙的暢快。

　　後來我在馬路上碰見他一次。他已全無了詩人風度，神色很頹唐。他從我身旁走過，我高喊他的名字，他站住了，轉回身，迷惑地望著我。我也輕蔑地望著他。彷彿我是一位出了名的詩人，而他是個夢想成為詩人的中學生。

　　他迷惑地怔了片刻，明白了我是在惡作劇，那樣子就有些自卑，繼續走。我呢，接連高喊他的名字。他越走越快，竟至於跑起來了。望著他逃跑似的背影，我笑了。如果當時有面鏡子，我對著鏡子照自己，一定會吃驚地發現，我那笑是冷笑。也許還有幾分殘忍。

　　人類有兩種較普遍的心理──自己樹立崇拜偶像的心理和自己毀滅它的心理，無論低級的崇拜抑或高級的崇拜。前者印證較普遍的精神上的奴性。後者體現較普遍的意識上的妒性。

　　……

　　「剪她的頭髮！剪她的頭髮！」

　　大黃樓前，人群中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叫嚷，這聲音像拴在狗脖子上的繩索，將我拽向人群。

　　被批鬥的是個女性。沒掛牌子，沒戴高帽，我無法知道她的姓名。從那苗條的身材判斷，她絕不會超過三十歲。批鬥者們不是紅衛兵，也不是文藝界的造反派。而是大黃樓的一群女主人。從三十多歲到六十多歲，一群母親、祖母或外祖母們，吶喊助威的是她們上中學或上小學的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們。這是一場我早已司空見慣的無組織無主持的自發性大批判。

　　兩個少女將被批鬥者的胳膊朝後擰著，一位做了母親的中年婦女一手揪著被批鬥者的烏黑秀美的長髮，一手握著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剪得正來勁兒。

　　一個挺著大肚子，起碼懷孕六七個月的女人，雙手捧腹，饒有興趣地看著，對身旁一個戴頂草綠軍帽的老太太說：「結了婚也不燙頭，還要留那麼長頭髮，有時還紮成條大辮子，不是想裝扮成個大姑娘勾引野男人才怪呢！看她以後臭美不臭美啦！」

　　於是那老太太就朝剪頭髮的女人叫嚷：「再剪短點！再剪短點！小狐狸精！騷貨！」

　　咔嚓！咔嚓！咔嚓！

　　一綹綹烏髮落地。

　　幾個小孩子去搶。搶到手的，一綹綹往鼻孔塞，裝長鬚老漢，做出種種怪模怪樣。逗得女人們嘻嘻哈哈一陣笑。

　　那女人的一頭秀髮，轉眼間被剪得比平頭還短。高低參差。

　　「長起來，還給你剪！往後要天天給你剪！月月給你剪！年年給你剪！」剪她頭髮的女人，用一根手指在她額上狠狠戳著說。

　　擰住她胳膊的兩個少女，終於鬆開了她的胳膊。

　　她緩緩抬起她那顆被恣意作踐夠了的頭，目光不望別人，只望著戴單軍帽的老太太。望著而鎖唇不語，眼中漸漸湧出淚來。許久才說出一句話：「媽，我畢竟是您兒媳婦呀！」

　　戴單軍帽的老太太立刻回答：「我叫我兒子明天就跟你離婚！我不承認你是我兒媳婦！小狐狸精！我兒子不是因為受你們家海外關係的牽連，能入不了黨嗎？今天能也挨批判嗎？！」

　　嶄新的草綠色的單軍帽戴在老太太那頸後紮了個鬏的頭上，使她的樣子顯得十分滑稽，十分可笑。然而圍觀的人們似乎並不覺得。她對自己兒媳婦說的每一句話中都發洩出她內心裡歹毒的仇恨。以至於我當時不可理解──如果僅僅是因為她的兒子入不了黨，也挨了批判，她何以竟對兒媳婦恨到那樣一種地步？

　　「呸！你們家還養了兩缸金魚！」孕婦雙手捧著大肚子走上前去，將一口黏糊糊的唾沫啐在被批鬥者臉上。

　　她的手臂抬了一下，想要擦，卻沒擦。

　　唾沫在她臉上緩緩地淌。

　　「端出來摔了！」剛才剪她頭髮的那個女人，又亢奮起來。

　　「我去！誰跟我去？」

　　「我跟你去！」

　　於是兩個孩子首當其衝，率領五六個孩子奔入樓去。

　　「別……別……」戴軍帽的老太太急了，對孕婦說，「隨便怎麼批鬥她都行，可就是別毀壞我們家的東西啊！」

　　孕婦翻了老太太一眼，陰陽怪氣兒地說：「喲，你們大伙聽見沒有？剛才她還不承認這個兒媳婦呢，一口一個小狐狸精，小騷貨地罵著，這會兒又和她兒媳婦是一家人啦！她背著你兒子胡搞了那麼多男人你不知道嗎？」

　　被批鬥者又一次望著老太太，淒涼地說：「媽，你就信啊？」

　　「小狐狸精！我願信便信！」

　　「你連你兒子的話也不信了啊？」

　　「我兒子……」老太太見孩子們從樓內端出了兩缸金魚，慌忙上前阻攔：「好孩子們，別摔，千萬別摔啊！魚缸可是八塊多錢一個買的呀！這幾尾金魚更值錢呀！」

　　孕婦大聲說：「摔！這老太太，又劃不清界線啦！」

　　仍拿著剪刀的女人也說：「摔！」

　　其他女人亂嚷嚷：「摔！摔！幹嗎不摔！」

　　所有看熱鬧的孩子跟著起哄：

　　「摔啊摔啊，聽響嘍，聽響嘍！」

　　兩個魚缸被兩個孩子舉起，同時摔碎在水泥地上。

　　十幾尾名貴的金魚在水泥地上蹦躍。張嘴開腮，作垂死前的掙扎。

　　老太太傻眼了。

　　被批鬥者似乎憐憫金魚勝過憐憫自己，目不忍睹地閉上了雙眼，垂下了那顆遭到作踐的頭。

　　「還蹦呢，一腳一個踩死算啦！」又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慫恿。

　　孩子們便爭先恐後去踩金魚。頃刻，十幾尾名貴的金魚在孩子們無情的腳下變成一團團魚醬。

　　「還養兩缸金魚！看你往後養不養啦！」孕婦非常解恨地說。彷彿她覺得自己恨得蠻有道理──養兩缸金魚。使人不由得不作如是想──也許只養一缸，她則不會這麼恨。

　　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舉起一隻手說：「你們看，這也是她家的！」他指上挑著一件艷紅色的薄而柔軟的衣物。

　　拿剪刀的女人奪過去看。

　　孕婦也湊上前看。

　　幾隻女人的手抻著那件衣物看。

　　那是一件胸罩連著褲衩的織花的床上衣物。

　　女人們嘖嘖連聲，神情異然，彷彿一致認為那是很淫邪的東西，驚詫於如此淫邪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女人穿的；同時用她們的神情向孩子們進行無言的證明和教育──只有極淫邪的女人才穿這種東西。

　　她們的上小學或上中學的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一個個也異然了，也彷彿一致認為自己不幸見到了世上淫邪透頂的東西；用他們的神情向女人們表示，他們對淫邪的東西是具有很堅強的抗拒能力的。

　　然而我從女人們的嘖嘖聲中，分明地聽出了欣賞和妒忌的意味。

　　「瞧瞧，從上到下是用手工繡花連著的，一件得費多少工啊？」

　　「喲，多透，什麼都能見著了，穿了還不是跟沒穿一個樣！」

　　「價錢貴死了吧？」

　　「反正咱們這樣的是買不起！」

　　「買得起也不穿！正經女人誰穿這個？」

　　被批鬥者漠然地聽著她們的議論，臉卻早已緋紅了。對她來說，被別人公開展示自己的一件床上衣物，無疑比被剪了鬼頭更羞恥。她在以最大的克制力忍受著。

　　一個女人走到她跟前，啪啪打了她兩記耳光，咒罵：「臭不要臉的！你睡覺還穿這個！」

　　「難道你們就從沒戴過乳罩從沒穿過短褲嗎？」她終於發出了變相的抗議。

　　啪啪！又挨了兩記耳光。

　　「臭不要臉的！正經女人誰穿這種樣子的？！還繡花！」

　　「這是我出國訪問演出那年大使夫人送給我的！」

　　「閉上你的臭嘴！我連江沿一年都去不了幾次，你還出國！往後你再也不用想出國了！」

　　「你是中國女人啊還是外國女人？！」

　　「外國女人就是沒有一個正經的！」

　　女人們憤慨起來。

　　「給她剪啦，給她剪啦！」

　　「『大使夫人送給我的』，你們聽把她得意的！」

　　「剪啦，剪啦！剪成條條片片！」

　　「不就是天生一副好嗓子，便成了咱們樓裡一個人物嗎？今天非讓她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於是幾個女人抻著扯著，拿剪刀的那個女人咔嚓咔嚓一剪刀接一剪刀狠剪不止。那狠勁比剛才剪被批鬥者頭髮時更甚。

　　戴單軍帽的老太太，魚缸摔了之後，神態便有些痛惜。這會兒不知又被觸怒了哪根敏感的神經，歇斯底里起來，撲向兒媳婦，連抓帶撓。

　　有幾個圍觀的男人，看不下眼去，上前將老太太拉扯開了。

　　老太太躺在地上打滾，一邊滾一邊呼號：「可不得了啦，明天要抄我們的家啦！我們家裡的東西可不都是那小狐狸精的呀！……」

　　拿剪刀的女人，完成了她的第二項使命後，低下頭對老太太大吼：「起來！誰說要抄你們家啦？我們要抄的是她的東西！這點政策性我們還能沒有嗎？」

　　老太太不起來，躺在地上說：「她的東西，有許多也是我兒子給她買的！她那些衣物、鞋，統統都是我兒子給她買的！花的是我兒子的錢呀！」

　　「凡是你兒子給她買的，你挑出來就是了嘛！」拿剪刀的女人恩典地說。

　　「就是，我們還能和你多麼過不去嗎？」

　　「我們鬥爭的大方向是她！」

　　「快起來吧！你再這麼鬧下去，就是干擾我們大方向的罪！」

　　眾女人七嘴八舌。

　　老太太這才爬起，撿了落地的單軍帽，又扣在頭上。

　　一個少女，覬覦地瞧著遍地紅葉般的亂條碎片，又詭詐地瞧瞧女人們，見沒誰注意她，猝然奔過去，從地上抓起一把便跑。

　　這一行動似無聲的號召，所有的少女和小姑娘們一齊奔過去，你搶我奪，頓時廝扭成一團。

　　「幹什麼？幹什麼？不許搶！」

　　「這些孩子！瘋啦？！」

　　「搶這個有什麼用？！」

　　女人們一邊吆喝，一邊將廝扭成一團的少女和小姑娘們拉扯開。

　　「我……做頭菱……」

　　「我也是…」

　　少女和小姑娘們不肯扔掉搶到手的亂條碎片。

　　被批鬥者漠然地望著、聽著……

　　我緩慢地回到家裡。

　　那件艷紅的女人的床上衣物，總在我眼前閃來閃去，不分明地襯托著一個女人白皙的軀體，以各種姿態躺在床上。

　　還有那把剪刀……

　　咔嚓！……咔嚓……

　　剪斷的女人的胳膊，女人的腿。

　　咔嚓！……咔嚓……

　　一條條，一片片，是剪碎的那件女人的床上衣物……又不是，像是人肉，鮮血淋漓……

第九章　批鬥父親

　　王文琪終於加入了紅衛兵。他「大義滅親」地在學校裡揭發了他父親當過國民黨兵的罪惡。並帶領一批紅衛兵到他父親的單位，將他父親批鬥了整整一個上午。他父親單位的人，沒有一個在他去揭發前知道他父親當過國民黨兵，都認為他父親是個苦大仇深、歷史清白如洗的人。「工人赤衛隊」還希望他父親能給全單位的人做一次「憶苦思甜」報告呢！他的揭發一棍子將他父親打入了「黑幫」之列。

　　他對他父親的帶頭批鬥結束之後，他父親單位「工人赤衛隊」的頭頭對他說：「你用你的革命行動證明，你已經與你父親劃清了界線。我們長期以來受你父親蒙蔽，受蒙蔽無罪。我們要向你學習，用我們的革命行動，證明我們也同你父親這個混入工人階級隊伍的『黑幫』劃清界線！我們下午要接著批鬥他。你轉告你家裡的人，從今天起，我們不許他回家了！要對他實行監督勞動，隔離審查，以便使他徹底交代當國民黨兵時犯下的罪惡！」

　　那一天，我也跟隨他去了。我本不願去。不想看到他帶頭批鬥他父親的情形。

　　可不知為什麼，他當眾對我說：「你一定得去。」

　　我不解其意，問：「為什麼我一定得去？」

　　他冷笑著說：「我希望我揭發我父親的時候，你喊口號給我助威。」

　　我又問：「誰喊口號不一樣？」

　　他仍冷笑著說：「因為我將我父親當過國民黨兵的事第一個告訴了你，所以我認為你有義務跟去給我喊口號助威。」

　　我覺得出他是在強迫我，想反駁他那套聽起來似乎振振有詞的道理，一時又尋找不到適當的話反駁，只好違心地跟了去。

　　給他父親掛的牌子，是他在學校裡親自選的，最大最沉的一個，校長被批鬥時曾經帶過的。重新糊了一張大白紙。他親筆寫下了「揪出歷史反革命王寶坤」，並親筆在他父親的名字上畫了X 。

　　我真沒想到，當時他對他父親會那麼冷酷無情。

　　也是他自己親手將那大而沉的牌子掛到他父親脖子上的。

　　「王寶坤，跪下！」他對他父親怒吼。

　　他父親看了他一眼，一聲不響就跪下了。

　　「王寶坤，低下你的狗頭！」

　　他父親又看了他一眼，一聲不響就低下了頭。

　　緊接著，他將有一天夜晚，他父親怎樣怎樣對他母親說自己當過國民黨兵，他怎樣怎樣裝睡，全部聽到了的情形從頭至尾講了一遍。隨即喝問他父親：「王寶坤，是不是這樣一回事？！」

　　他父親不回答。

　　「你的狗耳朵聾了嗎？你想抵賴不成嗎？」

　　他父親仍不回答。

　　他便上前狠狠踢了他父親一腳。

　　「是……」他父親終於開口。卻沒抬一下頭。自然也沒看他一眼。

　　「王寶坤，豎起你的狗耳朵聽著！從今天起我不承認你是我的父親！我要和你一刀兩斷！我要將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我到過他家裡無數次。他父親從未拿我當外人看待過。每次都對我很和氣，很親近。學校裡開展民兵訓練活動那學期，他父親做了兩支木槍，一支給他，一支給我。在我心目中，他父親是個好父親。不像我的父親，是一個令我懼怕的父親，當他的兒子帶頭批鬥他的時候，我實在不忍心給他的兒子喊口號助威。我喊不出口啊！他在兒子的喝令下跪了下去之後，我是更喊不出口了。

　　我們「班師回朝」的路上，王文琪凜凜地質問我：「你為什麼一句口號也沒喊？」

　　我回答：「我這幾天嗓子發炎了。」

　　他冷笑著說：「你不夠意思。」

　　我沒吱聲。

　　他的冷笑那麼怪異。彷彿在告訴人，他有一顆冷酷的心。我以前從未見他那樣子笑過。他說我「你不夠意思」，我橫想豎想想不通。

　　一回到學校，他就撇下眾人，逕直闖入「紅衛兵司令部」。剛闖入，又出來，一句話也不說，拽我和他一塊兒再次闖入。

　　「你們問他！」他指著我，對那些紅衛兵頭頭們說。

　　「問他什麼？」紅衛兵頭頭們詫然。

　　「問他，我揭發我父親的時候，無情不無情？」

　　幾個紅衛兵頭頭就將目光集中在我身上。

　　我如實證明：「無情。」

　　他對我這樣簡短的證明不滿意，說：「你講具體點！」

　　我不得不進而證明：「他親手將牌子掛在他父親脖子上，他還喝令他父親跪下了，罵他父親是狗。另外……另外還踢了他父親一腳……」

　　他接著我的話對紅衛兵頭頭們說：「如果你們不相信他一個人的證明，可以再多向幾個人瞭解。」

　　紅衛兵頭頭們紛紛表示完全相信我的話。

　　「那麼，現在你們可以批准我加入紅衛兵組織了吧？」他臉上又呈現出了那種怪異的冷笑。

　　幾個紅衛兵頭頭便互相用目光交換著態度。

　　其中一個頭頭向他伸出一隻手，極其莊嚴地說：「王文琪，你迫切要求加入紅衛兵組織的革命心情，我們十分理解。你的革命行為，充分表明你完全有資格加入紅衛兵組織！紅衛兵組織，是具有高度原則性的以保衛毛主席他老人家為宗旨的組織，我們對你的考驗，希望你能正確理解。我們熱情歡迎你加入紅衛兵組織！不過，迫切要求加入紅衛兵組織的不只你一個人，包括你，我們以後舉行儀式，正式批准一批好不好？」

　　他看著對方的那隻手，並沒有伸出自己的手去握。他緊抿著嘴唇沉默有頃，以比對方更莊嚴的表情和語氣說：「等到那一天我再握你的手吧！我只能以你的紅衛兵戰友的身份跟你握手！」

　　他一說完就轉身急速地走出去了。

　　那個頭頭有幾分尷尬地放下了手臂，問我：「他這是為什麼？」

　　我說：「還用問嗎？不早些批准他加入紅衛兵組織，他可能會瘋的！」

　　……

　　幾天後，王文琪住到學校裡來了，借宿在一個孤身老校工陰暗潮濕的地下室棲居處。因為，他的父親自殺了！他的母親受到這一嚴重刺激，癱在炕上。全家人都恨透了他。他哥哥幾次想操菜刀砍死他操斧頭劈死他。他不敢也無法繼續住在家裡。現在，他輕易不從地下室出來，像一頭見不得陽光的怪獸。

　　一個紅衛兵的頭頭問他：「你親眼看到了你父親的死，你心裡難過不難過？」

　　他當時正捧著一冊《毛澤東選集》，似乎在默讀，樣子虔誠。我卻一眼就看出他根本心不在焉。他的目光雖落在書上，但並不移動，是凝滯的，活像一個捧著書本做讀書狀的睜眼瞎。

　　聽了問話，他才放下《毛澤東選集》，大聲說，「不！不！不！」接連說了一串「不」，聲音高得近乎叫嚷。語調是那麼憤怒，彷彿對方的問話嚴重地侮辱了他。

　　幾天不見，他變得臉色蒼白如紙。頭髮不梳攏，很長很長。他使人覺得像個關押在地牢裡的拒絕懺悔的囚徒。

　　那個紅衛兵頭頭說：「好！你的回答很好。一個字足夠了。要的就是你這樣乾脆的回答！我現在告訴你，明天你就可以戴上紅衛兵袖標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臉上的表情竟絲毫不變，使人無法捕捉到他內心裡半點真實的活動。

　　他說：「我在思想上和立場上早已加入紅衛兵組織了！」說完即坐下，又捧起《毛澤東選集》，低頭凝視，復做默讀狀。

　　那個紅衛兵頭頭極受感動，用表揚加勉勵的口吻說：「你這麼刻苦學習毛主席著作，應樹為我們每一個紅衛兵的榜樣啊！」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他和尚唸經似的回答。身子一動未動，連頭也沒抬一下。

　　第二天，在紅衛兵新戰友宣誓大會上，他終於戴上了紅衛兵袖標。其他新加入紅衛兵組織的人，都是與給自己戴紅衛兵袖標的「老」紅衛兵握握手就算了。惟獨他，跟這個握完了手，立刻又跟那個去握手。在台上走來走去，握遍了每一個「老」紅衛兵的手。一邊握手一邊說：「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下得台下，見了戴紅衛兵袖標的，不論認識不認識，仍然主動伸出手去，口中唸唸有詞的仍然是那麼一句：「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表情嚴肅得可畏。許多人被他那種樣子搞得莊亦不是，諧亦不是。

　　見了我，他的表情變得尤其嚴肅了，統帥接見士兵似的，伸出手的姿態有些傲岸，有些矜持，甚至可以說有些居高臨下。

　　「造反有理！」對我也不例外，不肯多說一個字。

　　我畏縮地握了一下他的手，立刻鬆開。又不得不說句什麼，我就這麼說了一句：「衷心祝賀你也加入了紅衛兵組織。」

　　自從戴上了紅衛兵袖標，他才不做地下怪物，白天更多的時間開始出現於地面，活動於地面，「造反」於地面了。

　　我和他雖然成了紅衛兵戰友，卻並沒有恢復從前的好朋友關係。他以冷淡的態度對待我。而我卻打心底裡可憐他。想要接近他，與他恢復從前的關係，他竟一次又一次以冷淡的態度拒我於千里之外。他分明因為什麼事恨我。我進行反省，捫心自問，始終不知自己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後來我漸漸觀察出，他並不僅僅是拒我一個人於千里之外，而是拒所有的人於千里之外。他彷彿恨所有的人，彷彿尤其恨紅衛兵戰友們。我甚至懷疑，他那麼迫切地想要加入紅衛兵，戴上紅衛兵袖標，也許正是為了可以公開表示不再把所有的紅衛兵放在眼裡，可以蔑視他們，可以在心理上獲得一種與他們每個人（當然也包括我在內）平等的意識。他在沒戴上紅衛兵袖標之前，肯定因為喪失掉了這種意識而感到沉重的屈辱。當他重新獲得了這種意識之後，他便以享受般的方式充分體驗這種意識帶給一個人的快感。

　　但他真的體驗到了什麼快感嗎？

　　而且他付出的代價太慘重了！

　　一天，我獨自在一間教室裡刻寫要求我第二天上午必須刻寫完的傳單蠟紙，忽聽一陣玻璃被擊碎的嘩啦聲，緊接著又是一陣嘩啦聲，一陣接一陣。

　　我奇怪地循聲走到走廊盡頭的一間教室，見教室裡只有王文琪一個人，一手握著一根椅腿，正舉起來，欲向一塊教室玻璃擊下去。

　　「文琪，你這是幹什麼？」我上前制止他。

　　「幹什麼？」他瞇著雙眼，睥睨地瞧著我，冷笑道：「造反有理！」

　　我氣憤了，說：「你這不是無故破壞嗎！」

　　「破壞？破你媽的壞！」他胸中顯然早就憋悶著某種無處發洩的惡劣情緒了，一掌推開我，咬牙切齒地說：「就算是破壞吧，你能把我怎麼樣？誰又能把老子怎麼樣？你們早破壞夠了是不是？你們敲碎了多少玻璃？你們砸散了多少課桌課椅？這扇教室的門是誰破壞的？是你們！不是我！老實告訴你，革命不分先後，如今輪到老子過過癮啦！老子如今不是也載上了這個嗎？」他指指自己的紅衛兵袖標，接著說：「老子從此任誰也不怕了！造、反、有、理！」

　　椅腿又被他高高舉起，猛然落下。

　　嘩啦！……

　　我站在他身旁，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制止得了他，甚覺難堪。

　　嘩啦！……

　　嘩啦！……

　　整個教室的全部玻璃被他從容不迫地一塊接一塊都敲碎了。

　　我乾瞪眼瞧著。

　　一位老師出現在教室門口。

　　王文琪轉過身，厲聲問：「幹什麼？！」

　　「我……不幹什麼，沒事兒，隨便瞧瞧……」那位老師被他的凶相威懾住了，慌忙賠個笑臉，低聲下氣兒地回答。

　　「有什麼可瞧的？滾！」他大吼一句，椅腿砸在黑板上，黑板被砸了個大窟窿。

　　那老師心驚膽顫地溜了。

　　幾個不是紅衛兵的男女同學也聞聲跑來看究竟。

　　他若無其事地望著他們。

　　他們看明白了，誰也沒開口說什麼，先後默默離去。

　　接著又有幾個紅衛兵戰友走入了教室，其中一個看看滿地碎玻璃，又看看王文琪，問：「是你小子幹的？」

　　「是我。」他坦然回答，仍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你實在閒得沒事兒幹了，去把那些黑幫集合起來跑步好不好？」

　　「老子現在不願意！」

　　「你這小子，要是砸得來情緒，那你就接著砸吧！」

　　「你小子心裡不痛快吧？可別入邪火啊！」

　　幾個紅衛兵戰友戲謔了他幾句，也同時離去了。

　　王文琪臉上又浮現出那種我已見慣了的冷笑，像一位征服了全世界的英雄，巋然不動地站在那裡。

　　最後老校工聞聲來了，說：「到了冬天，一時鑲不上的話，挨凍的不是你們自己嗎？」

　　大概因為他借宿在老校工處的原因，他沒有頂撞老校工。

　　「你呀你呀，你算哪一行的英雄呢？」老校工嘆口氣，搖著頭走了。

　　我走到王文琪跟前，很想對他說幾句理解他的話。可他看也不看我一眼，好像教室裡根本不存在我這麼個人似的。

　　我覺得他簡直變得不通人情了，憤然而去。

　　我回到我剛才在的那個教室，才坐下去，拿起鋼筆，繼續刻了還不到一行字，玻璃被擊碎的響聲又傳來了！

　　嘩啦！……

　　嘩啦！……

　　這響聲干擾得我一個字也刻寫不下去了。使我心煩意亂。雙手摀住耳朵，它透過手往耳中灌。

　　王文琪，你他媽的憑什麼恨我？我究竟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我愈前思後想愈加惱火。

　　嘩啦！……

　　我覺得自己胸中也憋悶著一種亟待發洩的情緒。這種情緒像一隻大蝙蝠，在我胸中東撲西撞。我的整個胸膛被牠攪得烏煙瘴氣。

　　我忍不住雙手拿起鋼板，舉過頭頂，也朝窗子拋去。

　　嘩啦！……

　　兩塊玻璃同時碎了。

　　破壞的情緒，發洩的心理，對普遍的人來說，正如難以感化的劣童，你一旦對他失去了管束力，他便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

　　我無法控制自己，躍起來，撲向牆角，操起拖把，向兩扇窗子一陣亂擊。

　　嘩啦！……

　　嘩啦！……

　　我從發洩中體驗到一種快感。整塊整塊的玻璃變為滿地碎片。那情形使我陷入一種機械的亢奮。那聲音具有了足可代替音樂的誘惑性，使我聽了還想聽。

　　嘩啦！……

　　嘩啦！……

　　直至兩扇窗子被我搗得一塊玻璃不剩，我才氣喘吁吁地住手。

　　不知何時，王文琪來到了這個教室，他站在教室門口，無動於衷地望著我。

　　我也虎視眈眈地望著他。

　　他當時只要說一句刺激我的話，或者作出一種哪怕是微小的刺激我的表情或舉動，我便會撲向他，與他展開一場生死搏鬥，繼續發洩。

　　他就是那麼無動於衷的樣子而已。

　　他扔掉了他手中的椅子腿兒。

　　我也隨之扔掉了手中的拖把。

　　他覺得沒趣兒地走了。

　　我呆呆地站了一會兒，也覺得沒趣兒，也離開了教室。

　　我找到地下室，在潮濕、黑暗的地下室走廊裡，我聽到了他的慟哭聲。

　　那哭聲令我心悸，充滿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怨恨之氣。

　　「別哭了，別哭了，唉，我知道你心裡不好受，生身之父，養育之恩，你還沒報答他，就坑害死了他，你這不是罪孽嘛！哭有什麼用？哭能哭活他？」老校工在勸慰著。

　　「不！我不是哭他！我不是哭他！」王文琪聲嘶力竭地喊叫起來。

　　「那你哭誰？」

　　「你管不著！」

　　他哭得更令我心悸了。

　　懺悔是各種方式的。

　　我不願被他發現，趕快悄悄離去了……

第十章　三十元錢

　　各中學的紅衛兵組織，為了擴大和鞏固勢力，無不與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組織實行聯合。如同戰國時期，小國為了不被消滅而附屬於大國。

　　我們的紅衛兵組織，決定作軍工學院紅色造反團的「嫡系」。兩個頭頭帶領著我們十幾個紅衛兵，主動到軍工學院「朝聖」紅色造反團。

　　中學紅衛兵組織比起大專院校的紅衛兵組織來，真是小巫見大巫。紅色造反團的司令部，就足以使我們肅然起敬，膜拜頂禮的了。它設在一幢氣勢雄壯的主樓，樓門一側的牌子，有三米多長，一尺半寬，白底紅字，刻的是正楷，醒目而莊嚴。我們的司令部，不過是設在一間教室裡，並且沒有牌子，字是寫在紅紙上的，紙是貼在走廊牆上的，更沒有衛兵站崗。他們司令部的樓門口左右，各站四名身穿軍裝的衛兵（他們的校服就是軍裝，我們可沒處搞到一套軍裝）。只是他們的衛兵不戴領章帽徽，卻荷槍實彈。如果也戴領章帽徽，說是某正規軍或城防衛戍區司令部也不會有人懷疑的。

　　樓頂上，兩隻高音喇叭，向四面八方播放著他們自己譜寫的《紅色造反團團歌》：

　　我們是紅色造反團，

　　毛澤東是我們的紅司令，

　　造反有理，一反到底，

　　我們摧枯拉朽，

　　不可阻擋，

　　我們是泰山是長城，

　　我們使帝修反膽戰心驚……

　　※※※

　　軍樂伴奏的進行曲速度的歌聲，豪氣貫長空，在校園裡久久迴盪。

　　我們這些以為自己是「一代天驕」的中學紅衛兵，竟一個個畏畏縮縮地不太敢貿然踏上紅色造反團總司令部的台階了。

　　我們的一個頭頭在大家的催促下，總算鼓起了勇氣，懷著十二萬分的虔誠敬意踏上了神聖的台階。

　　「站住！」一個衛兵厲喝。

　　他囁嚅地說：「我們是來進行革命聯合的……」

　　「你們是哪兒的？」

　　「二十九中的。二十九中的紅衛兵。」

　　「二十九中的？我們不與中學紅衛兵進行聯合！」

　　「那……那你們為什麼與一中的紅衛兵聯合了呢？」

　　「一中的紅衛兵是全市第一個起來造市委省委反的！我們在一起浴血奮戰過。我們聯合他們，是紅衛兵的戰鬥友誼所決定的！」我們的那個頭頭，只好沮喪地退下了台階。

　　大家圍住他，七言八語，一通毫不客氣的埋怨和指責，認為他沒有努力爭取，用誠摯的語言打動對方。

　　他生氣了，說：「你們一個個都覺得比我聰明似的，你們自己怎麼不去打動打動他？」

　　大家沉默了，面面相覷。

　　另一個頭頭忽然說：「我們一塊兒哀求他，只要放我們進去，給他下跪也行！」

　　只有這樣做了。

　　軍工學院紅色造反團，當時已是威震全國的紅衛兵組織，在北京設有聯絡站，駐有特派員。與清華、北大等全國幾十所重點大專院校的具有「大無畏造反精神」的紅衛兵組織發表過《聯合公告》。他們的司令到北京去都有衛兵跟隨，坐軟臥乘飛機。出入中央「文革」辦公室如出入家門一樣。不同他們聯合，我們同誰聯合？同任何一所大專院校的任何一派紅衛兵組織聯合，都不可能比與他們聯合更加證明我們的紅衛兵組織是中學紅衛兵組織中最革命的響噹噹的組織。而我們恭恭敬敬地拜上門卻沒有實現這一目的和願望，如若被別的中學紅衛兵組織知道了，我們的紅衛兵組織將從此威風掃地，一蹶不振了。即使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們的自尊心也將從此被瓦解，造反的銳氣大減。

　　這是何等嚴重的後果！

　　想到這些，我們個個都不怕也被碰一鼻子灰，甚至受到無禮的譏諷和奚落了。我們一擁而上，同時苦苦哀求：

　　「讓我們進去吧，我們是誠心誠意來聯合的呀！」

　　「只要能與你們聯合在一起，從今以後，你們指向哪裡，我們就衝向哪裡！」

　　「我們是非常需要你們作我們堅強後盾的呀！」

　　「造反不分先後嘛，我們的組織雖然成立得晚了些，但造反精神一點也不比一中的紅衛兵們差嘛！」

　　「你不讓我們進去，我們可要在樓前請願靜坐啦！」

　　一起苦苦哀求到底發生了作用。對方終於說：「你們去到傳達室填會客單吧！」

　　還有傳達室！得填會客單！

　　我們對這幢神聖的大樓肅然起敬的心情又加十二萬分！

　　我們走入樓內，填了會客單，但見樓廳正中，矗立著巨人似的毛主席塑像，兩側紅旗靜垂。樓廳左右牆下，懸掛著巨大的毛主席語錄板。一邊寫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另一邊寫的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走廊兩側，各個房間的門上方，都有標牌：組織部、宣傳部、通訊部、對外聯絡部、理論研究部、作戰部署部……

　　那些標牌使我們目瞪口呆。

　　「你們看，還有作戰部署部呢！」

　　「嚷嚷什麼？不怕挨訓呀？」

　　一個箭形標牌，指向樓梯口，寫著──司令部在四樓。

　　「你們看，二樓樓梯口堆著沙袋！」剛因這幢神聖的樓內有「作戰部署部」而大驚小怪的夥伴，又訝然地叫了起來。

　　「嚷什麼！」另一個夥伴立刻訓斥他：「牆上不是貼著標語嗎？」正對樓梯口的走廊上，一條標語寫的是──時刻提高警惕，謹防「八．八」團偷襲我司令部！

　　「八．八」團是軍工學院的另一派紅衛兵組織。為何叫「八．八」團？我們誰也不清楚。它與紅色造反團在軍工學院分庭抗禮，旗鼓相當。名聲卻遠比不上紅色造反團「革命」。雖然也創下了幾樁造反的業績，卻始終甩脫不掉保皇的帽子。它究竟保什麼人，究竟與紅色造反團在大方向上有什麼分歧，我們也不得而知。

　　「要是他們太瞧不起咱們，咱們離開這幢樓就找『八．八』團聯合去！」我們的又一個夥伴大聲說，語調流露出自卑。

　　「在這種地方不許你開口！」進了軍工學院大門就沒說過一句話的另一個頭頭，當胸給了那個夥伴一拳。

　　那個夥伴自知在這種地方說了萬萬不該說出來的話，閃到我背後，一時噤若寒蟬。

　　兩個頭頭帶領我們，彷彿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似的，一邊東張西望，一邊走到「對外聯絡部」門前。

　　一個頭頭剛要推門，另一個頭頭打落了他的手，瞪他一眼，低聲說：「敲門！」

　　這地方太使我們受到一種無形的壓迫感了！自從我們每個人戴上了紅衛兵袖標後，幾乎就沒了敲門的禮貌。

　　那個被提醒在這個地方應具有敲門的禮貌的頭頭，退後一步，惴惴地說：「你在前吧！」

　　「我在前就我在前！」另一個頭頭勇氣十足地說道。於是，身先士卒，敲了幾下門，敲得很輕很輕。

　　良久，裡邊沒反應。

　　他又敲了幾下，裡邊仍沒反應。

　　他不知如何是好地回頭瞧我們。

　　我說：「你敲得太輕啦！」

　　他說：「那你來敲！」也退後了。

　　我猶豫片刻，啪！啪！啪！接連在門上拍了三掌。

　　裡邊卻還是沒有反應。

　　「沒人？」我自言自語。

　　「有人！聽！」

　　我們一個個屏息靜氣，側耳聆聽，裡邊一陣輕微的響動，果然有人。

　　我又要舉掌拍門，裡邊傳出了問話：「誰？進來！」

　　我高聲回答：「門插著，進不去！」

　　我的話音剛落，門開了。一個很英俊的盧嘉川似的人物出現，神色頗不自然地問。「你們……哪的？」

　　「二十九中的。」

　　「怎麼進來的？」

　　「走進來的啊！」

　　「我問經過門衛允許沒有？」

　　「不經過門衛允許我們想進也進不來呀！」

　　「有什麼事？」

　　「來與你們聯合！」

　　「聯合？……填會客單了嗎？」

　　「填了填了！」我們的一個頭頭這時才推開我，將會客單交給「盧嘉川」。

　　「盧嘉川」認真過目後，逐個審視了我們一番，有幾分不歡迎更有幾分不情願地說：「進來吧，最多只能給你們十分鐘的談話時間！」

　　沒曾想室內還有一位「林道靜」──短髮，面龐清秀，臉色桃紅（如穿旗袍，更像林道靜矣），神色亦不大自然。端端地坐在桌旁，拿著一份傳單，似看非看的。她連瞧也不瞧我們一眼。不是顯示傲慢，大概是因有緣故的羞澀吧！

　　「盧兄」對我們可是不夠禮貌，也不請我們坐。他不請我們坐，雖有足夠我們全坐下的長椅，我們也不敢擅自落座。

　　「說吧！」「盧兄」自己倒坐在「林道靜」對面了。

　　「我們……我們想接受你們紅色造反團的指揮。我們……我們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來的……」我們的兩個頭頭，用目光互相鼓勵了一番之後，其中一個吶吶地說。

　　「接受我們指揮？」「盧兄」擺弄著一支紅藍鉛筆，以糾正的口吻回答：「為什麼要接受我們指揮？全國的每一個紅衛兵，都應該接受毛主席的指揮！」

　　「對，對！我的意思是。與你們聯合起來，我們才更能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浪中不迷失方向，緊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偉大戰略部署啊！」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政治鬥爭。政治鬥爭是複雜的。」「盧兄」諄諄教導我們。接著又說：「聯合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我怎麼知道你們是真造反派還是假造反派呢？紅衛兵組織中魚目混珠的情況也是有的！如果你們是保皇派呢？比如『八．八』團，不就是假造反派之名的保皇派組織嗎？」

　　我們的另一個頭頭有些急了，辯駁地說：「我們學校就我們一個紅衛兵組織，沒有第二個！」

　　「那對你們提出的問題我們就更要進行嚴肅認真的瞭解，才能答覆你們！」「盧兄」尖銳地指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在鬥爭中存在，在比較中獲得公認的！如果沒有『八．八』團，我們紅色造反團怎麼會樹立起強大的威望呢？」

　　「這……這……我們要是保皇派，為什麼不去與『八．八』團聯合，而來與你們紅色造反團聯合呢？」

　　「那我們也不能輕信你們！」「盧兄」說著站了起來：「如果我們與一個保皇派紅衛兵組織聯合了，那將是我們軍工學院紅色造反團的恥辱！我們就談到這裡吧！你們要真有與我們聯合在一起的革命誠意，回去把你們的宗旨寫明白交給我們，我們研究後再說！」他說完，擺出「送客」的樣子。

　　這位「盧兄」也忒目中無人了！顯然是在將我們當幾個紅小兵想盡快打發掉！真是對我們的侮辱！「林道靜」參加革命的時候，不是革命思想也稚嫩得很嗎？「盧嘉川」可並沒有像他對待我們這樣對待過「林道靜」！

　　「讓我們見你們的部長！我們要和他談！」我衝口而出地說了一句。

　　「對，讓我們見你們的部長！」

　　「我們要和你們的部長談！」

　　「我們不和你談了！」

　　夥伴們紛紛附和我。

　　「盧兄」很有涵養地等我們吵嚷過了一陣後，從容不迫地說：「我就是紅色造反團對外聯絡部部長。」

　　我們都怔了。

　　這時，那位「道靜」造反派大姐嫻嫻地站了起來，慢開尊口，勸道：「他真是我們的對外聯絡部部長，我不騙你們！他對你們講的話都是有道理的。我們紅色造反團與誰聯合，不與誰聯合，支持誰？反對誰？打擊誰？關係到我們革命的最高原則最高立場。你們聽他的話，回去把你們的造反宣言和宗旨拿來讓我們看，以便我們對你們這個中學紅衛兵組織有所瞭解啊！」

　　「道靜」的話雖然比「盧兄」的話使我們感到聽起來順耳些，但那意思是同樣的，無非也是要盡快打發掉我們。

　　我心中暗罵：「他媽的當面貶低我們的紅色造反團！」

　　我們的兩個頭頭幾乎同時對我們下達命令：「咱們走！」

　　於是我們憤憤離去。

　　在走廊裡，我們的一個夥伴回頭瞅瞅，見除了我們幾個，再無他人，迅速從上衣兜取下圓珠筆，往一條標語的「紅色造反團」幾個字前大橫大豎地寫上了「打倒」二字。並且將「紅色造反團」幾個字畫了ｘ。

　　我們誰也沒阻攔他。都為他瞭眼風。

　　他剛罷手，我們的兩個頭頭又同時一聲令下：「快撤！」

　　我們一秒鐘也不敢多停留，潛逃似的溜出了那幢樓。

　　我們進去之前對它肅然起敬，離開之後對它滿懷敵意。

　　「咱們敲門敲得不是時候！」

　　「怎麼不是時候？」

　　「你們沒發現那個女的臉多紅嗎？」

　　「關我們什麼事兒！」

　　「當然不關我們的事兒啦！可我們那時候敲門，興許人家正在幹什麼事兒哪！」

　　「幹什麼事兒？」

　　「你們自己想去唄！」

　　「一男一女，關上房門，他媽的能幹什麼好事兒嗎？」

　　「難怪那位部長先生一開門就沒好情緒對待咱們，原來全因為咱們衝了他們！」

　　「活該！」

　　「紅色造反團嘛，壯大有人，就得繼往開來啊！」

　　「哈哈哈哈！……」

　　大家一齊笑。在笑聲中將一肚子霉氣爆發出來。

　　忽然，遠處一幢樓頂上的大喇叭響起了集合號。

　　其後是一個女廣播員的廣播聲：「『八．八』團的戰友們，立刻到操場集合，立刻到操場集合，進行每日軍訓，進行每日軍訓……」

　　不一會兒，十幾支隊列，從四面八方跑步而來，匯聚一起，足有千人。他們在大喇叭發出的統一口令下操練，一方陣一方陣，雄赳赳氣昂昂的，尤其正步走時，英姿颯爽，步伐威武，無一錯亂。

　　我們這幾個站在操場外的旁觀者看得眼神發直，羨慕不已。

　　後來他們又跑步。一邊跑步一邊呼喊口號：「鍛煉身體，加強鬥志，時刻準備，接管政權！」

　　「看來『八．八』團也挺強大的嘛！我們何必非與紅色造反團聯合呢？」因說這種話而受到我們頭頭訓斥的那個夥伴，面對「八．八」團的陣容，被他們的精神狀態所感召，又一次由衷發表有親保皇派之嫌的言論。

　　「你再胡說八道，我揍你！」

　　「你小子太沒志氣，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與保皇派聯合！」

　　「根據什麼就斷定『八．八』團是保皇派呢？還不是聽信了紅色造反團的宣傳！」

　　「就是，紅色造反團又不是中央『文革』！他們將『八．八』團推到保皇派的立場上，還不是想單方面接管大權啊？」

　　「我看他們未必能實現這個野心，明擺著，『八．八』團的人數也不少啊！」

　　「『八．八』團也在北京設聯絡站駐特派員呢！」

　　那個夥伴的話，引起了我們之間的一場爭論。

　　兩個頭頭卻沒有參加爭論。他們只是聽著。聽了一會兒，互相丟個眼色，走到一旁嘀嘀咕咕商議什麼去了。

　　幾分鐘後，他們統一了認識，回到我們這裡。

　　一個說：「紅色造反團，不但瞧不起我們，而且還當面無禮貶低了我們！因此。我們兩個提議，與『八．八』團進行聯合！」

　　另一個補充說：「我們這個紅衛兵組織，是充分發揚民主的。民主是巴黎公社的原則，也是我們這個紅衛兵組織的原則。我們倆雖然是頭頭，但此時此刻，僅代表我們自己。不過我們希望你們都贊同我們的提議！」

　　立刻有一個夥伴提出質疑：「學校裡還有一個頭頭呢，預先沒徵求過他的意見。他事後如果堅決反對怎麼辦？」

　　「三個頭頭，我們兩個已經統一了，少數服從多數！」

　　「既然如此，我投你們一票！」

　　「他媽的紅色造反團太不仗義，我也投你們一票！」

　　「我棄權！」

　　「棄權算怎麼回事？你要心裡反對就乾脆說反對！」

　　「我不反對啊……好吧，我也同意！」

　　由於紅色造反團的冷淡，大大傷害了我們每個紅衛兵的至高無上的尊嚴。由於面對「八．八」團的威武陣容，轉變了我們對「八．八」團的成見，刮目相看起來。所以幾分鐘之後，我們就全體統一了態度──我們是為投靠紅色造反團而來的，最後決定要去找「八．八」團實行聯合。

　　東方不亮西方亮。各路諸侯，我們總得聯合一方！管他媽的造反派還是保皇派呢，誰瞧得起我們，誰的勢力足以作我們的後台，為我們撐腰，弟兄們就投靠誰！

　　「八．八」團與紅色造反團對待我們的態度截然相反，熱情得使我們受寵若驚。其實，一個中學的紅衛兵組織，派出兩個頭頭，帶領一行七八人，跨過大半個市區，「誠心誠意」來與他們這個被斥為頑固的保皇組織聯合，對他們也有點「受寵若驚」呢！不過這一層，我們當時卻想不到，如果想到了，我們準會少一些垂首折腰，多一些趾高氣揚的。

　　「八．八」團對外聯合部的人，不但當即爽快地「恩准」了我們的聯合願望，而且主動引我們去「謁見」他們的領袖，表達他們對這一聯合的極端重視。

　　「謁見」一個名聞全國的大紅衛兵組織的領袖，儘管是他媽的保皇組織的領袖吧，也使我們感到榮幸之至了！

　　保皇領袖（「八．八」團也滿市到處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省市委及政府各級「走資派」的大標語。我們真是想不明白他們保的是哪一位稱得起「皇」的人物）和藹可親，同我們一一握手，讓座沏茶，向我們詢問各種他感興趣的情況。

　　我們畢恭畢敬地記取他的教導和指示，一個個戇笑著，覺得前途光明，任重道遠。

　　「八．八」司令將我們從樓上送到樓下。送出樓門外，在台階上與我們一一握手道別。

　　大家心裡高興地蹦下台階，不絕口地說「八．八」團的好話，說紅色造反團的壞話。

　　又經過紅色造反團司令部，一夥伴朝那個起初不放我們進樓的衛兵大喊：「哎！把門兒的傻大個兒，告訴你，老子們與『八．八』團聯合啦！以後再進你們樓的時候，就是佔領了你們司令部，活捉了你們司令的時候！」

　　「他媽的小保皇派！斃了你們！」

　　對方猛一拉槍栓，槍口對準我們，做預備掃射狀。

　　我們嚇得喊爹叫娘，撒丫子就跑。

　　身後傳來一陣哈哈大笑。

　　我們這才站住，人人發窘，個個尷尬。

　　一個頭頭說：「咱們這不叫膽小如鼠，這叫好漢不吃眼前虧！」

　　另一個頭頭說：「正確！歷史老師不是講過韓信鑽人家褲襠的故事嗎？咱們只不過是被嚇得跑，沒被嚇得坐地跪下嘛！」

　　我說：「可也算被嚇得抱頭鼠竄了！」我因跑得急，心口窩怦怦亂跳。

　　當年，十七歲的我，對於死亡有一種過分敏感的恐懼。哪怕是最壯麗的死亡。我崇拜英勇就義，視死如歸的精神。可我非常非常怕死。所以，當我們一行人離開軍工學院走在路上，夥伴們被已經成為「八人」團盟軍的心理所驅使，勇敢無畏地撕下紅色造反團貼的大字報、大標語，或用粉筆在「紅色造反團」前面寫上「打倒」、「砸爛」之類字，將「紅色造反團」畫上ｘ時，我總是站得遠遠的，讓夥伴們以為我是在為他們望風，其實是本能地左顧右盼，前睃後瞻。惟恐哪裡隱藏著一支握在紅色造反團的人手中的槍，槍口正瞄準著我自己。

　　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證明，我的恐懼並非神經脆弱──死人的事經常發生了。也正是這一點，後來使我對自己不得不參與，不能夠不參與的這一場「大革命」產生了根本的也是膚淺的厭惡思想……

　　不久「八．八」團交給我們一項任務──替他們守衛一處離我們學校不遠的「查抄物資存放倉庫」。

　　頭頭派給我二十名紅衛兵戰友，命我擔任小隊長，王文琪也在這二十名紅衛兵戰友之中。

　　那裡原來是某工廠的車庫。頭頭將鑰匙交在我手裡時，揶揄地說：「開開眼界吧，那裡除了沒有美女，什麼都有！」

　　當我帶著二十名部下，打開倉庫門，開亮了燈時，我呆住了。

　　我的部下們也呆住了。

　　不是兩盞普通的燈，是為夜晚便於看守而安裝的兩盞小太陽燈。封窗的倉庫，被照耀得每個角落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什麼都有！

　　貴重的傢俱、衣物、藝術品，一張紅松木八仙桌上，堆滿了金銀首飾，一個角落全是各種各樣的我只有在電影裡才看見過的鐘錶。有的還在走著，錶弦發出高低不同的音響。而另一個角落，是成百上千冊書。

　　一個部下輕輕拉開一張桌子的抽屜，失聲驚叫：「天啊！」立刻推嚴，魂飛魄散似的呆望著大家，彷彿抽屜裡有顆人頭！

　　我走過去，重新拉開，也差點叫出一聲「天啊」！

　　錢！拾元的，伍元的，壹元的，一捆壓著一捆，擺了滿滿一抽屜。

　　部下全圍上來看，全都目瞪口呆。我們做夢也不可能夢見那麼多錢。

　　我夢見過錢。但夢見過的是銅幣，一片一片遍地散佈，俯拾即是。從沒夢見過一捆一捆的拾元的錢，一捆一捆的壹元的錢也從沒夢見過！

　　我輕輕推嚴了這個抽屜，覺得那一時刻我血管裡的全部血液凝固了。我曾體會過無數次沒有幾毛錢或缺少幾毛錢而看不成一場非常想看的電影、買不起一本非常想買的書那種特大的遺憾。也十分理解母親每次要向鄰居借錢時那種十分的為難。而錢對人所造成的足以打垮一個人的最高信仰的力量，我卻還是第一次感受到。

　　許多許多許多錢就是一種物質力量。

　　佔有許多許多許多錢的人無疑是具有某種力量的人。那個沉重的抽屜當時使我頭腦中產生了這樣的崇拜思想。思想上的崇拜是比佔有慾更加徹底的征服！十七歲的我生平第一次被這個世界上的一種物質徹底征服了！

　　無論什麼，多便是一種征服力。

　　螞蟻多了也會使人類跪下的。

　　我又輕輕拉開第二個抽屜──也是錢，一捆一捆。滿滿一抽屜。

　　第三個抽屜──仍是錢。

　　第四個抽屜──還是錢。

　　倉庫裡靜極了。我的部下們好像一個個都停止了呼吸。

　　經久，不知是誰低聲問：「能有多少？」是一種喉嚨乾渴的聲音。

　　「十萬！只多不少！」同樣是喉嚨乾渴的聲音。

　　我自己的喉嚨也忽然變得乾渴極了。我使勁兒嚥下一口唾沫。

　　「元寶！」

　　一聲驚呼。一個部下拉開了另一張桌子的抽屜。

　　我和其他人同時圍了過去。

　　一抽屜黃澄澄的元寶。大的，小的，卻並不閃閃發光。還有金條。長的，短的，也並不閃閃發光。

　　元寶和金條，只不過使我們感到好奇而已。沒有像錢那樣對我們產生直接的強大的震懾力。因為在當時，一個人有元寶和金條，會使他不安的。當然不是怕盜賊，是怕造反派。而一個人如果異想天開，用元寶和金條換取什麼吃的，穿的，日常用的東西，將會引來橫禍蓋頂。所以在我們看來，那不過是稀少而沒多大實際價值的金屬。甚至是不祥之物。

　　「一、二、三、四、五……」一個部下認真地數著。

　　「快來看這兒！」

　　我們立刻又圍向另一張桌子。所有的抽屜裡都是錶。手錶、懷錶、鍍金的、鍍銀的，帶日曆的、鑲鑽石的；方的、圓的；厚的、薄的。各式各樣。

　　一隻手伸向抽屜，拿起了一隻。

　　「放下！」我喝了一句。他卻沒放下：「戴著玩玩嘛！」

　　「對，戴著玩玩，戴著玩玩！」

　　「我也來一隻！」

　　「給我選一隻帶鑽石的！」

　　「我不要帶鑽石的，我要帶日曆的！」

　　「他媽的！這是女錶！老子換一隻戴！」

　　轉眼間，我的部下，每人腕上都戴了一隻名貴的手錶。有的一手戴一塊。有的腕帶手錶，兜掛懷錶。互相瞧著，都變成了頗有身份的人物似的。

　　「頭兒，你也來一塊戴，過過癮嘛！」

　　六十年代，手錶是高檔商品。我們全家七口，只遠在四川的父親一個人有手錶，從寄賣店買的。我的部下的父母，大概也只能戴得起上海錶。誰的父母如果戴一塊進口錶，那是很值得吹噓的。他們各自戴上的鍍金的鍍銀的手錶，鑲鑽石鑲寶石的手錶，他們的父母準和我的父母一樣，連摸也沒摸過。

　　戴一戴對我們每個人來說的確是很過癮的事。

　　於是我為自己挑選了一隻比較大的，方形的，錶殼錶鏈都鍍金的，看樣子是老式的手錶。像一個第一次穿新衣服的人似的，有些不好意思地戴在腕上。

　　錶鏈涼森森的，使皮膚很舒服。

　　我嚴厲地說：「只許戴著玩，不許偷走！這裡的東西肯定全登過記的，缺少了什麼我們每個人都背黑鍋！」

　　「頭兒，別一本正經了，這一點你不說我們也知道！」一個部下走向堆衣物的角落，選了一件咖啡色西服在身上比量。

　　被人稱作「頭兒」，儘管是二十個人的「頭兒」，也是種特殊的愉快。

　　「弟兄們，瞧我怎麼樣？」那個試衣服的部下轉過身。

　　「嚯！……」

　　「真派呀！……」

　　大家一陣「友邦驚詫」。

　　但見他，不知何時脫掉了自己的衣服，換上了一套筆挺的西裝，還繫了領帶（用繫紅領巾的繫法）。頭上，一頂呢禮帽端端正正，帽簷兒卡著眉毛。手臂煞有介事地橫在胸前，懸掛一根漆木手杖。

　　儼然一個年輕紳士站在我們面前。

　　我和眾人又奔向那堆衣物，開始脫衣服，脫褲子，脫鞋，各隨其意，裝扮自己。幾分鐘後，我們都不再是中學生紅衛兵了。都變成少年紳士了。

　　一個個走來轉去，都自以為風度翩翩，瀟灑俊逸得不得了。互相打趣，嘻嘻哈哈笑個不停。

　　我忽然聯想到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的故事，真希望我們不是什麼鳥紅衛兵，而是一夥海盜，這倉庫就是「芝麻芝麻開門」的神秘山洞。那他媽的我們可就發了個「乞哧枯吃」啦！

　　這兒真是什麼都有！

　　就是沒有美女。

　　也沒有好吃的東西。

　　王文琪悄沒聲地從一個立櫃後閃出來了。

　　他竟穿了一件綠色旗袍！露著兩條精瘦的汗毛濃密的腿！還不知從哪個角落翻到了假髮套在頭上！細長的脖子掛上了四五串項鏈。

　　他媽的誰也想不到他會將自己打扮成這樣！

　　他活像個街頭妓女似的對大家做出種種賣弄風騷的表情和勾引嫖客的醜態。

　　「好一個婊子呀！」不知是誰怪叫一句。

　　「他媽的你那雙腿像長了汗毛的鴕鳥腿！給他找雙絲襪！」

　　「再翻翻那幾個沒翻過的抽屜，看有沒有口紅香粉什麼的！」

　　「有！喂，弟兄們！」

　　「絲襪也有！」

　　於是眾人包圍住了他。有的對付他那兩條腿，有的對付他那張還不算難看的臉。高跟鞋一雙接一雙在他腳上試著大小。

　　眾人散開，我根本認不出他了。他那張臉像一塊「白酥皮兒」點心，嘴唇紅得嚇人，彷彿剛吃過什麼鮮血淋漓的東西。

　　他怪模怪樣地笑著。眼神兒遊移著任別人作踐自己的慾望。

　　「我的！」一個夥伴跳過去，緊緊挽住了他的胳膊。

　　「你不配，老子的！」又一個夥伴跳過去，要把挽住他的夥伴拉扯開，自己「霸佔」他。

　　「他是我的情婦，我要和你決鬥！」

　　「決鬥就他媽的決鬥！」

　　於是那兩個各自操起兩根手杖，噼噼啪啪鬥得激烈。

　　「誰霸佔了就歸誰啊！」其餘的人一哄而上，爭奪王文琪。

　　「小娘們，親個嘴兒！」

　　「小臉蛋真細粉啊！」

　　王文琪被推倒在衣堆上，恰似一頭被群獅撲倒的牝鹿。誰都想直接壓在他身上。

　　嘩啦一聲，兩個為他而決鬥的部下打碎了立櫃的鏡子。一個擊落了另一個的「劍」，將另一個逼在牆角，「劍」尖對著心窩，喝問：「是死，還是承認『她』歸我？」

　　「死！」

　　「他媽的！」

　　「哎呀！」

　　我卻沒聽到王文琪在眾人身下發出一聲咒罵或叫喊。

　　「不許胡鬧！」

　　我火了。也操起一根手杖，在部下們身上亂打。打得有人嗷嗷直叫。

　　壓成一堆的部下們，終於被我的手杖一層層「剝離」開了。

　　「你小子值得發火嗎？」其中一個揉著腦袋嘟噥，「弟兄們無非一時開心，過過癮嘛！」

　　過過癮……

　　這他媽的是過過癮！

　　「你過什麼癮？啊？過什麼癮？他是人！是我們的紅衛兵戰友！不是一塊錶！難道他如果是女的，你們真要輪姦了他不成？！」我又揮起手杖，想揍那小子。

　　「你敢再打我一下，我對你不客氣！你他媽的算什麼東西？也配在老子面前指手畫腳！老子讓你一把，是給你面子！」

　　那小子不甘示弱，論打架，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他對手。

　　我舉起的手杖，緩緩落下了。

　　「你們倆犯得著嗎？他不是男的嗎！他要是女的我們敢這樣嗎？」一個部下從我手中奪去了手杖。

　　這個倉庫裡有夠武裝三個班的各式手杖。

　　王文琪四仰八叉地躺在衣堆上不起來。滿臉紅白相混。旗袍被扯開了線。那副醜惡的樣子彷彿被輪姦了一百次，慘不忍睹。

　　我狠狠踢了他一腳：「你起不起來？你要果然是個女的，我看你會心甘情願當婊子！」

　　我話音剛落，他猝地一躍而起，狼狗似的撲向我，將我摔倒在地，騎到我身上，雙手掐我的脖子。

　　他的臉扭曲了。他的眼神裡透出冷酷和凶殘。

　　眾人以為他在繼續跟我鬧著玩，都想再尋一次開心，誰也不拉他。

　　我被他掐得喘不過氣兒來了。

　　他是真想掐死我！

　　大家看出不對勁兒，慌慌亂亂地將他拉扯到一邊去。

　　我在地上躺了半天，透過一口氣，才相信自己仍活著，並沒被他掐死。

　　大家意識到再胡鬧下去實在沒趣了，個個變老實了，一聲不響地擼下手錶，扔進抽屜。脫下衣服，拋歸衣堆。

　　王文琪卻並未「卸妝」，他走向另一個牆角翻書堆去了。

　　我從地上爬起來，惡狠狠地說：「王文琪，等著瞧，我忘不了你這一把！」

　　他扔下剛剛拿起的一本書，轉身又欲撲向我，被眾人攔住，推坐到書堆上。

　　我真是不明白他究竟有什麼理由那樣仇恨我。而我從那一天起開始仇恨他，尋找機會想對他進行報復──他要掐死我啊！

　　這大倉庫旁還有間小屋。可能原先是車庫值班員的住處。卻空空蕩蕩的了，什麼也不存在。我們將幾條地毯弄到小屋，厚厚地鋪了幾層，各自找本自己想看的書，橫躺豎臥，誰也不理誰地看。

　　書真不少。三四千冊。卻挑不出一本絕對「革命」的書。《紅巖》，曾列為我們的「精神教科書」，已被批判成「為叛徒」樹碑立傳的「黑書」。《青春之歌》──歌頌的是小資產階級。《紅日》──反動！《紅旗譜》──反動！《創業史》──反動！一切翻譯小說，不是反動的便是修正主義的。

　　我和部下們明知那一堆書裡挑不出一本「無毒」的書，卻挑來挑去的。究竟都要挑本什麼樣的書看呢？誰都不說出來。誰的手都是最先將紙頁發黃的書拿起來翻看。在這一點上我和他們的潛意識完全一致。時不時兩隻手同時伸向一本紙頁發黃的書，兩人便都有些不好意思。

　　我發現了一本紙頁很黃，硬皮精裝的厚書，在別人的手沒有伸向它之前，迅速拿起──原來是《蘇維埃聯共布黨史教材彙編》。目錄中大部分是列寧和史達林的文章。五十年代初由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室編輯，教育出版社出版，大概僅僅因為蘇聯共產黨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主義上的政敵了吧，儘管其中大多數是列寧和史達林的文章，它還是劫數難逃，不知從一位什麼人物的家裡被抄走後歸於這一堆「黑書」之中了。

　　我對它一點也不感興趣。不僅僅對其中「假馬列主義」那一部分不感興趣，對其中真馬列主義的那一部分也同樣不感興趣。雖然真「假」馬列主義的紙頁都一樣發黃了。

　　最後我挑到了一本保存得很好的《十日談》，終於滿意。我看過《十日談》，「文革」前哥哥從別人那裡借回家中幾天。沒看完，就被哥哥還走了。

　　挑選到了這本書，「阿里巴巴的山洞」中儘管沒有好吃的東西，我卻不覺得飢餓，面朝一個牆角，背對大家，任時間悄悄溜走。

　　也不知過了多久，我忽然覺得周圍靜得奇怪，扭回頭一看，部下們和我一樣，仍都在孜孜不倦地看書呢！不過他們可不是一個人看一本，而是幾個人湊在一起，腦袋組成花瓣兒，分四伙，在看四本書。

　　我問一個夥伴：「什麼書。」

　　他回答：「很一般的一本小破書。」

　　「有意思嗎？」

　　「沒多大意思……你看的什麼書？」

　　「我？……也是很一般的一本書。」

　　「你不聲不響看了那麼半天，一定挺有意思吧？」

　　「沒多大意思……解放戰爭的事兒……你們餓嗎？」

　　「不，都沒說餓。你呢？」

　　「我也不餓。」

　　「你看你的吧！」

　　「你們餓了吱聲兒！」

　　他等不及我的話說完，已將頭轉回去了。

　　我敢與最有權威的社會心理學家進行一場公開的大辯論，用不勝枚舉的例子證明，我們那一代，當年個個都是精神壓抑者和性壓抑者，政治家們只牢記不忘當年紅衛兵們的造反行徑，卻不敢或不願承認，社會從我們的童年到我們的少年，對我們實施了何等嚴重的「異化」教育！它幾乎抽掉了我們的性別，視我們為中性。「三好學生」、「毛著標兵」、「優秀團員」，除了在這類方面，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男女青少年可以互相證明自己是強者，互相以強者的形象吸引對方面外，幾乎再沒有另外的什麼方式能夠使他們向異性顯示自己突出於別人的個性。因而他們本能地將文化大革命當作一次天賜良機。他們的一切個性，一切才情，一切精神，一切自我表現的慾望，便都從同一個被巨人的大手提起的社會閘口沖決而瀉了。在倉庫裡，我嚴厲地說：「這些破書，一本也不許帶出這個地方。這是紀律。」

　　一個部下說：「放心！」

　　另一個部下說：「我們已經扔回書堆了！」

　　我讓他們回家吃飯之後，走到書堆那裡，東翻西找，想找到那四本「沒多大意思」的「小破書」，卻找不到。

　　我猜測他們準是藏在什麼地方，避免讓我發現。這更加強了我的好奇心。我根本不相信那是四本「沒多大意思」的「小破書」，他們藏起那四本「小破書」的原因，正是我自己也迫切要看那四本「小破書」的原因。

　　我在書堆中沒找到，又在別的地方找。越是找不到，我越是下決心非找到看一看不可。我竟找得急躁起來，滿頭出汗。

　　最後終於被我找到了──在幾層地毯之間壓著。

　　很小的開本，比《新華字典》大一點兒。書頁不但黃，而且發脆了。四本的封面都用紙裱過了，無法知道書名。我走到窗前，一本一本地將封面朝向陽光仔細看。從這一本的封面模模糊糊地推斷出一個字，從那一本的封面模模糊糊地推斷出半個字。四本書的封面研究了十幾分鐘，不太自信地推斷出書名可能是「肉蒲團」三個字。

　　於是我便舒舒服服地躺在地毯上，將一條地毯捲起兩尺當枕頭。四本「小破書」以一年四季分冊。「春」當然該是第一冊，就從「春」看起。前幾頁是「序」，半白話半文言，看不出太大的「意思」，翻過去不看。要從中尋找到我所要尋找的「意思」，比從《新華字典》中查到一個不認識的字還容易。除了「序」，每一章都有那個「意思」，每一章寫的都是那個「意思」。隔幾頁便出現幾行。

　　將潔本《金瓶梅》刪去的文字加以渲染，裝訂成冊，便是那四本「小破書」的基本內容。如果評價得略高些，那是「性文學」的樣板。

　　《十日談》被丟棄一旁，遭到了我的冷落。

　　我被一行行一段段一頁頁用粗俗得近於骯髒的文字對性對色情所進行的直接的可以認為是「感覺派」的描寫完全征服了。一方面我因自己竟入迷地看這樣的書而羞恥，一方面我根本無法抗拒它對我的征服力。

　　我擔心部下突然闖進來，使我陷於狼狽，就將兩道門都插上，將窗子用幾件衣服擋住，然後躺下接著看。

　　我又想到部下們回來時，也許我連一冊《春》還沒翻看完呢，《夏》、《秋》、《冬》連翻都沒來得及翻，豈不太遺憾了嗎？便放下《春》，翻看另外三冊。放下《夏》，拿起《秋》，放下《秋》，拿起《冬》，放下《冬》又拿起《夏》。如是輪換不止。

　　忽然有人敲窗有人踢門。外面一條正處在變音階段的嗓子大喊大叫：「開門！開門！關門擋窗的幹什麼？！」

　　是幾個部下回來了。

　　我一躍而起，連忙將那四本「小破書」壓到地毯下。

　　外面敲窗聲踢門聲喊叫聲更緊。

　　我一想，他媽的，你們回家去了，還藏起來不讓我看！我也藏起來，讓你們再想看也尋找不到！就又從地毯下取出，四冊分開，藏在四個不易被他們發現的角落。

　　開了門，他們一進來，就一個接一個向我發問：

　　「你插上門幹什麼？」

　　我說：「你們走後我睡覺來著，怕丟東西唄！」

　　「你擋上窗幹什麼？」

　　「遮陽光唄！屋裡暗睡得實啊！」

　　「你怎麼這麼半天才給我們開門？」

　　「我睡得太死了，開頭沒聽見什麼動靜。」

　　他們用不信任的審視的目光盯著我，想從我身上看出什麼破綻。

　　我伸了個懶腰，打了一個大哈欠，又靠牆一屁股坐下去，自言自語：「怎麼這麼睏啊，還想睡！」

　　一個部下走到抽屜裡放有錢的那張桌前，拉開一個抽屜，觀察了一會兒，又拉開另一個抽屜。他將所有的抽屜都一一拉開，認真觀察過了，什麼可疑的跡象也沒觀察出來，就不說話了。

　　原來他們朝這方面懷疑我！

　　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皇天后土，我連想也沒想到去動那些元寶、金條、名貴的項鏈、首飾和成捆成捆的錢。我是完全迷幻蕩亂在《春》、《夏》、《秋》、《冬》之中難脫難拔了。也可能還因為這裡的東西鉅細無遺都是登了記的這種潛意識在起作用吧！

　　我不滿地問：「你看錢幹什麼？」

　　那個部下回答：「不幹什麼，就是想看看！」

　　我不再說話。他們互相瞧瞧，也不再說話，都走入小耳室裡坐下了。

　　他們坐下後，其中一個開口道：「咱們四個人，《春》、《夏》、《秋》、《冬》一人一本，精讀精讀！」

　　「對，趁那幾個小子沒回來，咱們精讀！」

　　他們互相說著，便一齊動手掀地毯。

　　我又捧起大厚本的《十日談》裝模作樣。

　　他們當然是一無所獲啦。

　　「怪事，咱們走的時候是不是壓地毯下了啊？」

　　「是呀！」

　　「沒錯兒，我看見你們壓在地毯下的嘛！」

　　我偷眼瞧他們，見他們一個個都正盯著我。

　　我問：「什麼《春》啊《夏》啊的？你們臨走時不是對我說扔回書堆去了嗎？還在地毯下翻個什麼勁兒？」

　　「你別明知故問！」

　　「小子，你別裝糊塗！」

　　「交出來！你要看等我們看完了讓你看個夠就是！」

　　他們說著圍住了我。

　　「交出來？什麼交出來？我沒揭過地毯一個角兒！」

　　四人中的一個，一把揪住了我的衣領，將我提起來，吹鬍子瞪眼地說：「別惹我生氣！書是我從書堆挑出來的！現在交出來沒事兒，否則，一會兒大家全回來了，沒你好兒！」

　　我見他們一個個急了，自知抵賴不過，卻又不想痛痛快快告訴他們藏處，索性威脅道：「放手！我不許你們看低級下流的黃色書！」

　　揪我衣領的惡狠狠地問：「你看沒看！」

　　我說：「沒看！」

　　「沒看你怎麼知道是低級下流的黃色的？你小子存心想要佔為己有是不是？！」

　　「我……」我一時語塞，答對不上。他沒說錯，我想要佔為己有，以後自己「精讀精讀」。

　　「咱們蹾他！」

　　於是他們四個一齊動手，將我按翻，拽住我的四肢，接連使勁兒蹾我。

　　我被蹾疼了屁股，求饒，說出了藏著《春》、《夏》、《秋》、《冬》的地方。於是四冊「沒多大意思」的「小破書」又歸到了他們手中。

　　其他人全回來後，他們又分為四伙，以上午那種專注的精力看起來。

　　以後的幾天內，那四冊「小破書」便是我的部下們在這個「阿里巴巴的山洞」中的「精神食糧」。靠了這種「精神食糧」，他們並不感到憋悶，也不感到無聊，忘掉了這個倉庫以外的世界正進行著史無前例、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堆在牆角，不被他們理睬。我自己，則只能「見縫插針」，才會得到時機看上一會兒。非常想「精讀」，卻輪不上。我們都讀，卻都矢口不談這四冊「小破書」。一個字也沒互相交談過。更沒談論過愛、女性這一類話題。我們所受到的教育，使我們認為，在我們這個年齡，談及那一類話題，是很可恥的。彷彿大家的頭腦裡都連閃也沒閃過這類話題。我感覺到，我們之間，都從心底裡互相瞧不大起了。每個人首先瞧不起的是自己。然後才是瞧不起夥伴。這種發自心底的輕蔑自己亦輕蔑他人的心理，倒在我們之間造成了一種特殊的很值得心理學家研究研究的平等意識。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上帝存在於我們之間，時時有仲裁的聲音提醒我們──「不要再做出品行端正的假模假樣了！你們的靈魂深處其實都同樣渴望著墮落。你們都是一路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每一個人都因知道自己在夥伴們眼裡是個下流胚而自尊不起來，又都因別人在自己眼裡同樣是個下流胚同樣自尊不起來而幸災樂禍。倘我們之中有誰說了一句聽起來高尚的話，不管說話的人多麼虔誠，也會立刻有人挖苦一句：「別他媽的裝孫子。誰不知道誰啊！」於是對方就會紅了臉，低下頭去，反省自己是否真的在「裝孫子」。這似乎倒也好。反正你在你自己心中在別人心中注定已經是個下流胚了，也就不必因自己更下流了一點而懺悔，也就不必因想要表現得高尚一些而煞費苦心了。

　　學校裡派人來報信，說是某中學的紅衛兵組織，因缺少經費，策劃來搶這個倉庫。我們頗緊張了幾天。做好了種種進行武鬥的準備。即使在那幾天內，大家仍然手不釋「卷」。並且互相叮囑，一旦真的發生武鬥，《春》、《夏》、《秋》、《冬》要分開揣在身上。人在書在。而對那些金條元寶，我們並不放在心上。白白緊張了幾天，卻沒人來搶這個倉庫。

　　不久，「八．八」團親自派人來，讓我們將倉庫裡的一切物品都重新登記一下。

　　我奇怪地問：「難道你們沒登記過嗎？」

　　那個人說沒有。

　　他看看這裡，看看那裡，拉開裝錢的抽屜，拿出一捆拾元的錢，在手中拋了一下，有點捨不得地放了回去。又拉開裝元寶和金條的抽屜，一手拿元寶，一手拿金條，兩手同時拋了一下，也有點捨不得地放了回去。我們看不出他那種捨不得的樣子，是假裝的，還是真的。

　　他望著我們，問：「誰是頭兒？」

　　我說：「我是。」

　　他又問：「你們誰也沒有往家裡偷過什麼東西吧？」

　　我說：「查出來我承擔罪名！」

　　「也沒有分錢吧？」

　　「要是分了，罪加一等！」

　　他說：「那我要祝賀你們沒犯這樣的錯誤。我相信你們！」走到我們跟前，鄭重地向我們伸出一隻手，又說：「我代表『八．八』團感謝你們。」

　　那一時刻，自尊重新歸復到我們心裡了。我們都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原來並不像我們自己和我們互相認為的那樣，都是下流胚子。

　　他一一握過我們的手，接著說：「兩天後，要來卡車，將這裡的一切東西都運走。」

　　我問：「運到哪去？做你們的經費吧？」

　　他說：「不，上交國庫。我代表『八．八』團，每人發給你們二十元錢，算是你們這二十幾天來的午餐補助費。」

　　自尊一旦歸復到我們身上，我們又都想表現得更具有高風亮節了。我們都說不能收。收了，我們就都變成「低級趣味」的人了。都說我們是「八．八」團的「盟軍」，我們所做的，乃是紅衛兵的天職，乃是應為「盟軍」盡的義務。

　　他很受感動，說我們有這種認識，證明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愧是毛主席的真正的紅衛兵。為了嘉獎我們在金錢和財寶面前秋毫無犯的品格──他強調說這種品格是很高貴的，我們不但應該受之無愧，他還應再給我們每人加拾元。

　　他這麼說，就這麼做，取一捆錢，當著我們的面兒數了一些，抽出來放在桌上。

　　「以革命的名義。每人三十元，一會兒你們自己分。」他將剩下的錢放回抽屜，兩隻手拍響了一下，舉起讓我們看。

　　「我沒往自己兜裡揣吧？」

　　我們默默望著他，紛紛搖頭。

　　「我走了！」

　　他就走了。

　　他走後，大家的目光移向桌子，注視在我們的午餐補助費上。

　　三十元！

　　數目不小的一筆錢啊！

　　當年我父親每個月的基本工資，才六十八元零幾毛。

　　忽然大家撲向桌子，好像有誰下達了口令。

　　片刻大家離開了桌子，桌面兒上只剩下了三十元錢。拾元一張，三張。

　　我知道那是屬於我的了。我也急步走到桌前，一張一張拿在手裡。嶄新的錢。新得發出摩擦聲。我將錢對摺起來，謹慎地揣入衣兜。

　　我衣兜裡第一次揣過三十元錢。

　　那個「八．八」團的人又回來了。

　　他說：「我拿走幾本書。」隨後又補充了一句：「當反面教材，供批判用！」

　　我說：「那當然可以。」

　　於是他走向書堆去挑選。我們也跟過去想幫他挑選，他說不用我們幫他挑選，因為我們不知道他要對哪些書進行「研究批判」。

　　我們就站在旁邊看他自己挑選些什麼書。

　　他挑選出了《怎麼辦》，《靜靜的頓河》全集、《獵人筆記》、《別林斯基選集》、《普列漢諾夫論藝術》、《我們的心》、《美國悲劇》……

　　他一聲不響地挑選了三十多本。

　　他終於停止了挑選，說：「真想再多挑選幾本。」

　　我說：「那你就再多挑選幾本嘛。」

　　他笑了笑：「再多自行車帶不了啦！」

　　我們找來繩子，幫他將那三十多本書捆好，拎出去，又幫他捆在自行車後座上。

　　他拍拍書，最後說：「這些書，一段很長的時期內，將在中國絕版了！」

　　我們默默望著他跨上自行車騎遠。

　　那一天中午，我們用「午餐補助費」飽飽地吃了一頓麵包和紅腸。

　　下午，便開始清點，分門別類，註冊登記。只有那堆書，因為太多，沒有登記。

　　王文琪那幾天不知為什麼沒來。有人提醒也應該給他三十元。我雖然心裡記恨著他，但認為不給他「午餐補助」是不公正的。便當著大家的面兒，從抽屜裡取出一捆拾元的錢，抽出三張，讓一個部下轉交給他。我也學「八．八」團那個人的樣，將那捆錢放入抽屜後，拍了拍手，舉起來一會兒。

　　我問：「那四冊『小破書』呢？」

　　沒人回答。

　　我警告說：「在誰那裡，誰交出來！只要有一個人帶出去一冊，就可能為我們大家招惹是非！」

　　我的警告起了作用，四個部下從他們的背心內拿出了那四冊「小破書」。

　　有一個人說：「燒了！」

　　部下們不知都懷著一種什麼心理，一致支持燒了。不待我同意，他們就扔在地上燒了。

　　我覺得那火苗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具有一種難以抗拒的邪惡的魔力的。

　　「太他媽的黃了！」

　　「寫這本書的人準是個色鬼！」

　　大家又罵了一通。

　　第三天，開來了兩輛大卡車，一些「八．八」團的人，將「阿里巴巴的山洞」搬運一空。

　　我們又回到了學校……

　　在抄家運動中，究竟有多少金錢和財寶，從一代紅衛兵們手中而過？這是無法計算的。但是我敢斷定，從中佔有的紅衛兵，是為數極少的。他們抄，他們毀壞，他們以「革命的名義」闖入一個個富有的家庭，如同強盜。但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掠奪。不是為了佔有，他們相信那是很「革命」的行動。文化大革命也慫恿和鼓勵他們的行動。說到底，他們還是為了表現自己，表現自己的「革命」性。而在他們的「革命」行動中，他們努力想要表現出的，乃是他們認為自己優秀的可貴的一面。但他們的行為和行動映照在歷史的「哈哈鏡」中，使他們的整體形象不可能不是扭曲的，堂．吉訶德式的，甚至是醜陋的，野蠻的，令人痛恨的。

第十一章　美麗的囚徒

　　我們紅衛兵組織的三個頭頭之一，因為另外兩個頭頭未經他同意，便決定了與「八．八」團實行聯合，寫了一張措詞強烈的「聲明書」宣告退出組織。

　　核心成員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不知是誰出了一個「高招」，在他的「聲明書」旁，也貼了一張「聲明書」，宣告他為張國燾式的人物，將他永遠開除出我們的紅衛兵組織。並歷數了他分裂我們這個紅衛兵組織的幾大罪狀。這雖爭回了一些面子，卻將他推到了與我們勢不兩立的境地。他惱羞成怒，索性另立山頭，獨樹義旗，網羅士卒，成立了另一個紅衛兵組織。名曰「大無畏戰鬥隊」，揚言與我們血戰到底。

　　後來發生了一件在全市造成極大震動的事──幾個流氓光天化日之下，將一個中學女紅衛兵劫持到一處建築工地輪姦了。

　　全市不分中學和大學，不分保皇派組織和造反派組織的紅衛兵，義憤填膺。當天，全市大、中學校的各紅衛兵組織，不約而同，不聯而合，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

　　「實行紅色恐怖！」

　　「剷除流氓阿飛！」

　　「紅衛兵戰士不可辱！」

　　「為被侮辱的紅衛兵戰友報仇雪恨！」

　　「對流氓阿飛展開毀滅性的還擊！」

　　紅衛兵們氣衝霄漢，口號聲一陣陣在城市上空迴盪。討伐流氓阿飛的大標語鋪天蓋地。

　　據說，一些流氓阿飛，惡棍歹徒，那一天膽戰心驚，魂飛魄散，連家門也不敢邁出一步，惶惶然不可終日。有的天黑後潛往車站，想乘火車逃竄外地。但紅衛兵「糾察隊」早已在車站佈下了天羅地網，能夠僥倖外逃的不多。

　　第二天，在全市範圍內對流氓阿飛進行圍剿。這是一次使每一個紅衛兵都最感到理直氣壯，最沒有道義障礙，也最痛快的行動。這次行動主要是中學生紅衛兵們的行動。而取得一份寫有流氓阿飛住址或工作單位的名單，再容易不過。公安局、派出所、街道委員會，沒有任何理由不向紅衛兵提供情況，沒有任何理由不對紅衛兵的行動表示支持。

　　我們的紅衛兵組織獲得了一份區公安局刑事處提供的名單。有些全市出名的流氓阿飛在這份名單上。我們派出一支百人「糾察隊」，路上攔劫了幾輛卡車，按名單到處抓人。

　　「白洋蠟，滾出來！」

　　「黑狼狗，滾出來！」

　　……

　　昔日不可一世的地頭蛇，流氓團伙的「大兄弟」、「二兄弟」、「三狠四愣」、「九虎十三鷹」之類，一個個面如土色，瑟瑟發抖，被我們押上了卡車。男的女的加一塊兒，抓了三十多人。

　　「紅色恐怖」的狂飆掃蕩全市！

　　市民們亦拍手稱快，亦忐忑不安。

　　「紅色恐怖」直攪得全市「雞鳴狗跳鵝飛罷」！

　　抓了，當然要審訊，要懲辦，要叫他們「嘗嘗紅衛兵戰士的厲害！」於是私設公堂，拷打，逼供。供了便信。信了便抓。抓了便審。不供便打。打了又供。供了又信。信了又抓。越抓越多。

　　於是有些中學的地下室變成了監獄、集中營。

　　於是僅與流氓阿飛有過些一般來往，甚至一般認識，甚至根本沒來往也不認識，只因與流氓阿飛曾有過同學、同事、鄰居、沾親帶故的關係的無辜的好人，也被關入了某些中學的地下室，在紅衛兵的皮帶下皮開肉綻，慘聲喊叫。

　　紅衛兵「文革」前就普遍恨透了流氓。他們中不少人可能曾受過流氓的欺負但當時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所以今天那些昔日兇惡的流氓成了他們的階下囚時，他們手下無情。

　　輪姦女紅衛兵這種殘暴的罪行，尤其在女紅衛兵們心中激起報復的憤怒。她們對那些流氓比男紅衛兵更手下無情。因為她們是中學女學生的時候，怕他們如畏虎狼。瞧著那些半年前遠遠地一看見就使她們少女的心中充滿恐懼，惟恐避之不及的出了名的，她們認為是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大流氓大惡棍一排排雙膝跪在她們面前，戰戰兢兢，個個如犯了殺頭之罪跪在女皇面前引頸待死的奴才一樣，她們體驗到一種懲惡除暴的女豪傑般的救世氣概和復仇雪恨的滿足與痛快。

　　對那些女流氓，她們倒還惻隱些個。她們不容許男紅衛兵們過分作踐女流氓們的人格，善良地阻止他們的皮帶太慘重地傷害女流氓的身體，使女流氓們免受許多皮肉之苦。因為男紅衛兵們對女流氓們的審訊、羞辱和拷打，常使她們自己也特別尷尬。她們所維護的，倒不是女流氓們，而是本能地維護著女性的普遍的尊嚴。

　　審訊、羞辱和拷打女流氓，與審訊、羞辱和拷打男流氓相比，在男紅衛兵潛意識中造成可以從弗洛伊德理論中尋找到根據的特殊的快感。無疑地，他們憎恨女流氓絕不亞於憎恨男流氓。但這種憎恨的心理根源，乃是因為從外表看起來她們個個都頗有姿色。某些女流氓的容貌甚至可以說是美好的。美好而墮落，端莊而無恥。他們憎恨這樣一種令他們萬分遺憾的對立統一。她們儘是那些男流氓們的姘頭。有的一個人是幾個男流氓的姘頭──而大抵又是對男人最具有女性的種種吸引力的一個。男紅衛兵們既受到「美麗的囚徒」們的誘惑，又發自內心地鄙視她們。這是一種慾念和觀念強烈衝突造成的痛苦。為了演變他們無法理解的社會現象對他們造成的無法擺脫的潛意識中的痛苦，他們便只有反覆地對「美麗的囚徒」們進行審訊、羞辱和拷打。當然是要尋找種種藉口奉勸女紅衛兵戰友們迴避的。

　　被我們抓到學校裡關在地下室的女流氓中，有一個是「九虎十三鷹」的一「鷹」，據說是年齡最小的一「鷹」，和我們的年齡不分上下，也是最漂亮的一「鷹」。又據說「十三鷹」，鷹鷹是美女。

　　這隻「雛鷹」直接被我們從「虎穴」中抓來的。她原是「宏光」中學的學生。「宏光」中學是非正式中學，專收沒考上中學的小學六年級畢業的學生。她後來因「臭名遠揚」，連「宏光」中學本來很低的聲譽也大受其敗壞，將她開除了，從那以後，她加入了流氓團伙。

　　我們闖入「虎穴」時，她和那隻「虎」正擁睡在床，只穿短褲，連乳罩也沒戴。我們只將一件「虎皮」披在她身上，就扯到外面，舉起來扔上了卡車。至於那隻「虎」，當場被我們打趴在地。

　　她被抓到學校後，一個原先和她是小學同學的女紅衛兵，給了她一條長褲，她那兩條迷人的白腿才有了歸宿。

　　第一次對她進行審訊的時候，她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一雙媚蕩的大眼，一會兒乜斜這個，一會兒睥睨那個。那件「虎皮」的衣扣也不扣，抿著衣襟，交叉著手臂，還問：「有沒有煙？」

　　審訊者們看出了她是要蠱惑紅衛兵戰士，感到受辱，皆怒（那倒是真的），一頓皮帶，抽得她哀聲哭叫，抽掉了她的「癡心妄想」，拖回地下室，摜在冰涼的水泥地上。

　　第二次審訊她時，她變得乖多了。淫蕩之相，一掃而光。可憐之態，溢於言表。審訊者中有誰瞪她一眼，她就渾身打一哆嗦。問她什麼，她回答什麼。懼怕心理使她連半點羞恥也不顧了。

　　「你和幾個男流氓亂搞過？」

　　「五六個。」

　　「到底是五個還是六個！！」

　　「五個……不，六個……讓我想一想……還有一個，七個……」

　　「都被我們抓來了沒有？！」

　　「被你們抓來了三個……」

　　「那四個在哪兒…」

　　「我也不知道……」

　　「不老實！」

　　「我……」

　　兩次審訊她，王文琪都站在一旁看。他的左眼眶紫青紫青的。有人告訴我，他回過一次家，跪在他母親的病床前痛哭，卻被他哥哥暴打一頓，打出了家門，追到街上打。

　　他只能仍和老校工住在一起。老校工開始還有些同情他，如今因他變得古裡古怪，令人琢磨不透，厭煩他了。

　　我讓人轉交給他的三十元錢，他買酒買肉，胡花光了。他向好幾個同學借過錢了。借了不還。埋藏在他心底裡的那種不知根由的仇恨，也始於我而犯及眾人。他誰都恨。跟他素無交往的人他也無緣無故地恨。有一天因為老校工說了一句他不願聽的話，他竟然要動手打老校工。同班的同學，同一派的紅衛兵戰友，都漸漸對他產生了惡感，不理他的人越來越多。他似乎根本不在乎這一點。

　　只對一件事他是非常在乎的──愛惜他的紅衛兵袖標。常洗。沒髒也洗。有一次他撬開了「總部」的鎖，溜進去偷東西，被當場抓住。

　　問他想偷什麼？

　　他不回答。

　　搜他身上，懷中搜出了好幾條嶄新的袖標。

　　「你偷這麼多袖標幹什麼？」

　　「換著戴。洗了這條，戴上那條。」

　　他言之有理地回答，並不感到羞恥。

　　對他無奈。又因「家醜不可外揚」，怕「大無畏戰鬥隊」得知後，借題發揮，對我們進行誹謗性的攻擊，不聲不張地放掉了他。連從他身上搜出的那幾條袖標也索性就給予了他。

　　於是他更有洗的了，洗得也更勤了。衣袖上，沒有一時一刻不戴著袖標。所戴袖標永遠是新的一樣，沒褶沒皺的，紅底黃字，比別人的袖標顯得醒目而高貴。

　　可以說他在學校裡無所事事，某些行動並不因他就住在地下室而通知他參加。他有時也感到無所事事的無聊，經常到校外去「單獨活動」。衣袖上戴著紅衛兵袖標，衣襟上別著毛主席像章，在經常貼出大字報的地方和經常進行大辯論的地方，瞧瞧，聽聽，東走走，西站站。他的全部「單獨活動」的內容也就是如此而已。

　　自從學校裡抓來了那些男女流氓，他有具體的事情幹了。動輒拎著皮帶，單獨闖入分別關著男女流氓的地下室，也不審，也不問，陰沉著臉，一言不發，闖進去就掄起皮帶，不分張三李四，劈頭蓋腦一頓抽。抽夠了，拎著皮帶，揚長而去。而這種事，常常發生在夜裡。別人不知，唯老校工一人知道。後來老校工實在聽不得那些男女流氓的哭喊哀叫，告訴了頭頭們。頭頭們起初並不在意──反正他打的是流氓。結果有一個女流氓不堪忍受，企圖自殺，這才引起了頭頭們的重視。而且，他的「單獨行動」，使頭頭們認為他蔑視了紅衛兵組織的紀律性。

　　「誰允許你深更半夜一個人去打他們？」

　　「你們可以打他們，為什麼我不可以打他們？」

　　他振振有詞。

　　「我們？我們是經過了審訊的，對那些罪大惡極，作惡多端的，給予必要的懲罰！我們是區別對待的！」

　　「你們有什麼樣的權力，我也有什麼樣的權力！紅衛兵的權力平等！」

　　頭頭們惱怒了。

　　「你如果再打他們，就將你開除出紅衛兵組織，剝奪你紅衛兵的一切權力！」

　　頭頭們對他提出了嚴厲警告。

　　這樣的警告對他起了作用。似乎也只有這樣的警告對他才起作用。

　　他以後果然不敢再擅自單獨闖入地下室了，但進行審訊時，他總是要站立在一旁看。尤其審訊女流氓時，他更是不請自到。沒人理他，他也絲毫不覺得自己多餘。好像一個被熟人帶到電影製片廠攝影棚或劇院排演廳的好奇者，陰沉著臉對最乏味的「戲」也觀看得意領神會。他那種樣子使她們不敢朝他瞥一眼。他那陰沉的臉色無疑使她們比對審訊者們更加害怕。他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想要傷害她們。她們根本無法理解，究竟為什麼這一個人比所有的紅衛兵都更加仇恨她們。正如我根本無法理解，究竟為什麼他仇恨我一樣，有幾次我暗暗觀察他，從他那冷酷的目光中，我得出結論，他對這種審訊也是心懷仇恨的。也許因為他自己希望而又沒有機會坐在審訊桌後對她們進行審訊吧？我只能這麼猜疑。

　　想要抓的差不多都抓到了。想要懲罰的都嚴厲地懲罰過多次了。體現在審訊過程中的報復心理也獲得滿足了。男女流氓們被紅衛兵們教訓得一個個如同綿羊般馴服了。「紅色恐怖」的狂飆也就從紅衛兵們的心頭嘯過去了。

　　於是各中學紅衛兵組織召開聯合會議，向全市宣告，「紅色恐怖」運動完成了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歷史使命，已經過去。市民們心理緊張的日子也終於過去了。

　　紅衛兵們，憑著他們的理想主義信徒式的熱情，要籌集抄家財物為資金，建立「感化院」，將男女流氓個個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在「監禁」過程中表現好的或較好的，有單位的交給原單位的革命群眾進行改造。沒有工作單位的，敦促所在街道委員會負責，限期解決工作。表現不好的，強迫參加建立「感化院」的義務勞動，感化院落成後，收容第一批感化對象。

　　於是對被抓來的男女流氓們進行了一次集體「感化教育」，因為曾羞辱過他們用皮帶抽過他們向他們賠禮道歉，承認錯誤。並當場宣讀了將要被釋放的人的名單。這些人被「感化」得熱淚盈眶，陣陣高呼：「紅衛兵萬歲！」他們原以為自己不會活著回家了呢！他們對「紅色恐怖」領教了，談虎色變。

　　紅衛兵也是「開後門兒」的，這一點又足以證明他們都是很有人情的。

　　「九虎十三鷹」那一「鷹」的小學同學，懇求我們的頭頭們，看在她這個紅衛兵戰友的面子上，釋放那個「美麗的囚徒」。還要以一個紅衛兵的神聖名義，擔保「美麗的囚徒」改邪歸正。

　　我們這一位女紅衛兵戰友，是我們這一派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隊長，與其中一個頭頭並肩造反之前，不僅同班，而且同座，感情篤焉。許多人都深信不疑，他倆將來準成對。

　　她這個面子，他當然是給的。

　　他已給了面子，另外幾個頭頭，也便送起順水人情來。

　　她得了面子，很是高興，告訴他們，她和「美麗的囚徒」，小學曾一塊兒在市少年宮學過舞蹈。「美麗的囚徒」能歌善舞，不乏文藝細胞。因沒考上中學，受父母責罵，被兄弟姐妹冷淡，壞人乘隙勾引，離家出走，身不由己，才一步步走向墮落泥沼的。

　　頭頭們聽了，個個惋惜不已。有的說，使她重新做人，首要的一條，須幫助她解決職業。有的說，她果真改邪歸正了，只要願意，也可以加入紅衛兵嘛──這符合毛主席「既要革命，就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偉大教導。有的甚至還說，加入「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也歡迎。一個女流氓被紅衛兵改造為一個「毛澤東文藝宣傳隊」隊員，更能證明紅衛兵不但有改造全中國的氣魄而且有改造全中國的胸懷。

　　於是我們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隊長，親到地下室將「美麗的囚徒」提出，陪見幾個頭頭。

　　頭頭們一個個變得「溫良恭儉讓」，各自將說過的話又對「美麗的囚徒」當面重說一遍，繼而好言安撫一番。

　　那「美麗的囚徒」撲通一聲跪倒在地，痛哭失聲，珠淚橫流，發詛天咒地之誓，若辜負所望，死於非命。

　　頭頭們亦頗受感動，自不消說。

　　「美麗的囚徒」無顏獨自回家，我們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隊長，將她安排在自己住過的圖書室旁的一間小屋，答應明天親自送她回家，告誡她的家人，不得再歧視她……

　　然而誰能想到，悲劇就發生在那天夜裡。

　　第二天上午，我們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隊長一推開那小屋的門，尖叫一聲，昏暈過去。

　　「美麗的囚徒」被害死了！

　　死者赤身裸體，一絲不掛地仰躺在水泥地上。面蓋一塊枕巾。從室內凌亂不堪的情形判斷，她死前與兇手拚命反抗過。陽光照射在她的身體上。身體因失去了生命的緣故，異常白。周圍卻無血跡。

　　有一個膽大的，上前揭掉了死者臉上的枕巾。只見死者面目被砸得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女同學們捂著眼睛從屋裡往外跑。

　　那個膽大的，立刻又用枕巾蓋住了死者的臉，心驚肉跳地退後一步。

　　男同學們一個個彷彿被定身法定住了。

　　戴袖標的，不戴袖標的，那一時刻，都感到被一種凶殘的罪惡的氛圍包圍住了。

　　不知是誰肯定地低聲說：「王文琪！」

　　這三個字彷彿一句命令，男同學們一個個由僵轉活，一齊朝地下室跑。走廊裡迴響著嗯嗯的腳步聲。

　　王文琪正在洗紅衛兵袖標。

　　他見大家衝入地下室，停止了動作，拿著滴水的袖標緩緩直起腰，用心懷仇恨的目光望著大家。

　　大家也冷冷地盯視著他。

　　突然大家全撲上去揍他，將他打翻在地，踢、踩、跺。

　　卻沒聽見他發出一聲叫喊。

　　兇手果然是他。

　　那天夜裡，他企圖強姦她。她不從。他便用檯燈底座砸死了她。然後用枕巾蓋住她血肉模糊的臉，扒光了她的衣服，強姦了她尚柔軟溫暖的屍體……

　　老校工說什麼也不願再住地下室，提前退休回鄉下老家去了。臨走他對人說，他撿了一條命。他認為王文琪早晚是要殺一個人的。即使不殺死那姑娘，哪天夜裡也會趁他熟睡之際殺死他。

　　「可惜了啦，正是黃花一般的年齡，長得體體面面的，死得慘啊！她是替我老頭子做了鬼啊！」

　　他噙淚離開了學校。

　　我一回想起王文琪有時看著我那種仇恨的目光，就不禁渾身汗毛林立。我相信老校工的話。也許他還想殺死我，只是沒尋找到機會吧？

　　為什麼？

　　我不知道。

　　而當時所有在現場的同學，又為什麼一經有一個人說出他的名字，就都斷定兇手肯定是他呢？難道他們內心裡都有過他早晚必定要殺一個人的預感嗎？

　　我更應有這種預感，可我卻沒有過。

　　他究竟是因為無端的仇恨（我們都不懷疑他心底裡是早埋下了這樣一種仇恨的）而殺死了她，而姦污了她的屍體呢？還是因為受到她那成熟了的妙齡女性的肉體的吸引和誘惑而痛苦，才產生了一時衝動的罪惡念頭，以至於失去了人性和理性呢？

　　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

　　我回到家裡，默默翻出小相冊，從中找到我與王文琪合照的一張二寸照片，連同底片塞進了爐火中。

　　深深的悲哀使我心裡難過得想哭一場。我承認我暗暗愛上了那個「美麗的囚徒」。愛，我相信首先是一種物質力量。心靈美引起敬意，但難以喚起愛情。愛一顆美好的心其實是大不真實的感情。愛是與形象的美所激起的被誘惑的迷亂同在的。其次才是心靈問題。這就是每當她被審訊時我總在場的原因。除了第一次審訊她時我沒阻止得了別人對她的拷打，第二次第三次審訊她時，我都以巧妙的方式保護過她。我忘不了當我將一雙自己的舊解放鞋扔給她時，她怯怯地看我一眼那種感激的目光……

　　我一心希望她能改邪歸正，有個工作，某一天也有資格戴上紅衛兵袖標，幻想著她以後加入了我們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

　　「王文琪兇殺案」震驚全市！

　　紅衛兵們蒙受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

　　成千上萬群眾擁向市公安局，呼籲嚴懲殺人兇手。他們的呼籲之聲表達了他們對「紅色恐怖」行動的強烈不滿。如果說人民還能忍受任何形式的「革命」，卻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恐怖。

　　幾天後，全市到處張貼了判處刑事犯罪的佈告。

　　紅衛兵袖標不能保王文琪的命。雖然他有好幾條。

　　他與那個強姦了一個女紅衛兵的流氓同時判處死刑，同一天執行。

　　「紅色恐怖」的最後一擊，落在了紅衛兵自己頭上。

　　在許多紅衛兵組織的聯合請求下，為了顧全紅衛兵的聲譽，沒有召開公審大會。佈告上也沒有印出「紅衛兵」三個字。

　　行刑那一天，刑車從市區駛過，千萬人圍觀，交通為之堵塞。

　　我們的組織內因有這樣一個令人髮指的殺人犯，名聲掃地，紅衛兵成批退出，三天後只剩幾位光桿司令，不攻自散。

　　「大無畏戰鬥隊」耀武揚威地接管了學校大權。

　　許多同學蹬著自行車，跟在刑車後，一直跟到黃山嘴子，親眼目睹了行刑。

　　「這小子還沒嚇癱，是自己從刑車上跳下來的！」

　　「喝令他跪下，他就乖乖跪下了，倒怪聽話的！」

　　「他看見我了！」

　　「他死到臨頭，哪還有心思看你呀！」

　　「他是看見了我嘛。看見我之後，才低下頭去的！」

　　「舉槍的時候，他還回頭看了一眼呢！」

　　「對，他是回頭看了一眼！」

　　他們紛紛如此議論。

　　據說，他家沒人去收屍。他的屍體被運到一所醫院，做解剖用了……

第十二章　臥軌

　　大串聯開始了！

　　這一運動中之運動的「先驅」者們，也許應首推某海運學院的一批紅衛兵。他們高舉「長征隊」的旗幟，從城市徒步出發，歷時近百日，風餐露宿，沿途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們抵達北京後，受到首都人民和紅衛兵的熱情歡迎。受到中央「文革」成員和毛主席的接見。

　　兩報一刊發表聯合社論，高度評價紅衛兵小將們的「長征精神」。指出這一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起到「宣傳隊」和「播種機」的作用。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長征隊」尤其是紅衛兵的「宣言」方式──如果歷史需要，我們也可以創立前人創立過的一切豐功偉績──其實並不是精神繼承，而更是初萌於一代人潛意識的精神挑戰。更是紅衛兵革命理想主義涅槃中昇華了的自我證明和自我檢閱的激情。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時代的青年人，只要是處在溫飽線以上的，他們最不能忍受的是什麼？──是平凡。他們總希望自己應該是為了驚天地、泣鬼神而生存的。並且總相信自己完全能夠驚天地、泣鬼神。他們是不甘於僅僅做前人的輝煌歷史的閱讀者和英雄紀念碑的瞻仰者的。這是全人類的普遍的心理。正是這種心理煽起青年的一切超歷史的慾望。減少他們面對某頁偉大的歷史感到無所作為的痛苦。

　　一代紅衛兵可以說幾乎都是在英雄主義的夢想中成長起來的。這種夢想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被飢餓破壞過。那無疑是很可悲很嚴重的破壞。而一旦包穀和高粱又可以填飽胃了，英雄意識也便又開始在他們的頭腦中活躍了。何況紅軍所進行的長征就像是昨天的事。那一頁歷史太新了。創造那一頁歷史的偉人和英雄們也不算太老。文學、電影、話劇、歌曲、回憶錄、陳列館、紀念碑……一切可能的手段，一切可能的方式，一切可能的途徑，都被調動起來，運用起來，目的是那麼明確。縮短再縮短這太新的一頁歷史與我們共和國的第一代青年人之間的距離，彷彿要永遠永遠使他們在它面前高唱頌歌，膜拜頂禮，做它那光榮的精神奴隸。

　　於是在他們預見可能會得到讚揚而非壓制的情況下，他們便滿懷豪情地進行自己的「長征」。希望自己的「長征」也被載入史冊，也使後人同樣對之高唱頌歌，膜拜頂禮。事實上，我們今天稱之為一代人的「逆反」心理，完全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發動前的年代。不過這種「精神挑戰」被膚淺地誤解為「精神繼承」罷了。倘若當年有人指出一代紅衛兵心理上的「逆反」和「挑戰」意向，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會感到是誹謗因而憤怒起來的。

　　前不久，我從一本雜誌看到一則實事報導：在蘇聯的某座城市，有一條街道，以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為保衛這座城市而英勇犧牲的紅軍戰士的名字命名。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才知道，他仍活著，並且就在這一座城市，每天無數次地經過那一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常常看到青年人在街頭他的半身塑像前致敬，默哀，獻花圈。然而五十年來，他沒有對任何一個人說過──那塑像就是我。後來在要把他的某些「遺物」陳列到英雄紀念館時，他才不得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記者問他：「那是莫大的光榮，不是恥辱，你卻為什麼不願代替你的塑像當之無愧地接受呢？」

　　已成耄耋之人的他回答：「在非常歲月，每一代人都能創造光榮，產生英雄。這是很尋常的事。」

　　杜魯門的外孫，直至上小學一年級，才在課堂上知道，自己的外祖父原來當過美國總統。回到家裡，他問母親，為什麼從沒告訴過他？

　　母親回答：「這也值得你驕傲嗎？美國人中能當總統的人很多很多呀！」

　　一位蘇聯老紅軍戰士和一位美國總統的女兒也是美國兒童的母親的話，提供了人類在心理素質方面已經進步的參照例證。

　　建國以後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共和國對它的兒女們所進行的一切的，包括願望最良好方式最有效的「革命歷史傳統教育」，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炫耀豐功偉績，為自己樹碑立傳的意味。歷史一旦拿它來作精神統治的教科書，它的偉大和莊嚴實際上便開始喪失了。所以「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正中一代紅衛兵下懷。所以下一代人的挑戰──以「長征隊」的昇華了的行動體現的和以「造反有理」的徹底走向反面的行動體現的挑戰，甚至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所謂物極必反。

　　而林彪妄圖篡改歷史，取代「井岡山會師」中的朱總司令，其愚昧恰在於竟以為能夠靠了一頁光輝的歷史來鞏固自己在當代的地位。這是人類在心理素質方面沒落的參照例證。

　　長征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佈，紅軍是英雄好漢。

　　「長征隊」也是宣言書，它向全中國宣佈，紅衛兵也是「英雄好漢」。

　　「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英雄好漢」們，紛紛開始了他們自己的長征。他們擎舉起自己的旗幟，高唱著對自己的頌歌，滿懷英雄主義的豪情，大踏步地走向延安、韶山、遵義、北京。沿途大破「四舊」，大立「四新」，進行「革命大串聯」，播下一堆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種，以為如此等等的作為，也算是「豐功偉績」了。以為自己也肯定將會彪炳史冊了。以為自己在使全中國人民「免受二遍苦，二茬罪」的歷史的嚴峻關頭，也都不愧是一場大革命的弄潮兒，人民將來可能也會稱他們為「大救星」，像感謝上帝一樣感謝他們。當然，絕不是每一個紅衛兵「長征隊」隊員都作如是想。目的也根本不在於投機，僅只是一種自我表現，自我證明。一種潛意識的「精神」挑戰而已。如果歷史客觀地公平地發言，那麼它應該承認也應該證明，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切行為，一切行動，都只不過是自我表現，自我證明而已，摻雜著壓抑長久的充分的發洩，走向極端的英雄主義，對歷史的變態的挑戰意識，扭曲到妄想地步的社會責任感。他們還根本沒有考慮到有什麼投機的必要性，也還根本沒有學會投機。

　　兩報一刊又發表社論，敏銳地指出，紅衛兵「長征隊」的不斷湧現告訴一切革命左派，進行全國範圍的「革命大串聯」是革命左派們的一項任務，勢在必行。

　　中央「文革」的首長們發表講話：紅衛兵和一切革命左派，全國各地都去去，欣賞欣賞大好河山也是理所應該的嘛！

　　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革命大串聯好得很。

　　百萬千萬份傳單，將中央「文革」首長們的講話，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及毛主席對廣大革命人民群眾、紅衛兵小將和一切革命左派的想念之情公告向全國。

　　毛主席想念我們，我們更想念毛主席！

　　以徒步長征的速度去到北京，去到毛主席身邊，使毛主席他老人家感到，紅衛兵小將和一切革命左派與他老人家是心心相連，息息相通的，顯然太遲太遲太遲了！

　　於是他們在東西南北各條鐵路線的各個車站攔截列車，強行登乘，都懷著十萬火急的心情奔赴北京，「長征」在半途中的，也捲起了「長征隊」的旗幟，改乘列車抵達北京後，再重新招展他們的旗幟，精神抖擻，颯爽英姿地行進在北京的大街上。反正也沒人盤問他們究竟是走來的還是坐火車來的。

　　於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頻頻高呼：「紅衛兵萬歲！」「人民萬歲！」

　　如今，已很難考證那些中央「文革」的「首長」們的講話，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真偽。但我為了寫這篇「自白」，從各種各樣的人們那裡借到的，求索到的當年的傳單或小報上，白紙黑字、的的確確印著以上那些講話，那些「最新指示」。而偉大領袖口中呼出的「紅衛兵萬歲」、「人民萬歲」兩句話，則是我親耳聽到的。

　　一次次長久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還不斷地從天安門城樓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那一端走到這一端，還頻頻揮手，還時時以自己的聲音回應千百萬人「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聲濤。還要乘敞篷車（當然也是站著）來到千百萬人中間。白天檢閱過了，夜晚還要滿足千百萬人「我們要見毛主席」的強烈願望。僅白天的檢閱，往往就延長至四小時，這對於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的身體，不能不承認是危害健康的。

　　中央「文革」開始替毛主席的身體憂慮和不安了。

　　先後八次聲勢浩大的檢閱中，有幸陪同者幾乎次次更換，某些人第一次檢閱時還手持紅寶書，第二次檢閱時便不知「君今何往」了。要麼上了「百醜圖」，要麼被報紙宣佈為又一個「赫魯雪夫」式的人物。

　　紅衛兵和一切革命左派的政治嗅覺變得異常敏感。今天一份「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圖表式傳單剛剛散發出去，明天又一份在緊緊急急地趕刻趕印。黨中央兩個司令部大分化大改組的動盪局面，似乎永遠都處在變更之中。

　　中央「文革」向全國發出緊急通告──全國各地湧向北京的紅衛兵人數日益增多，雖然連街道委員會的居民也動員起來了，首都的接待工作仍力不勝任。希望紅衛兵諒解首都的難處，心疼毛主席的身體，顧全大局，暫緩赴京。

　　緊急通告並未起到作用。

　　實際上，「大串聯」已經演變成免費的旅遊。對於千百萬人來說，「大串聯」是一次獲得大功利的機會。吃、住、行一文不花的旅遊，乃是建國以來最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美事。當年的中國人能到過一次北京，比今天的中國人能到過一次紐約或巴黎還備感榮幸，覺得是天賜良機。「開開眼界，見見世面。」這是今天出國的人們掛在口頭的一句話。當年的紅衛兵絕不說這樣的話。但這樣的目的毫無疑問是存在的。甚至是壓倒抽象的革命目的之目的。至於新聞電影中保留下的那些熱淚橫流的特寫鏡頭，那些口呼萬歲抬頭仰望的動人場面，僅是「大串聯」的一個側面而非全面。何況眼淚和狂熱情緒是具有感染性的。倘若當年也像如今一樣，記者可以持著話筒現場採訪，許多熱淚未乾的人很可能會如此回答：「別人哭，我也哭，眼淚是不由自主流出來的。」

　　從歷史上看，從總體來說，漢民族恰恰是很缺乏信仰的民族。所以，僅僅認為「大串聯」是崇拜心理和熱愛之情的必然結果，實在是過於理想化過於浪漫化的評價。倘吃、住、行需自己破費，當年到北京去的人可能連大會堂還坐不滿。

　　我們那一派紅衛兵組織解散不久，我很快又參加了另一派組織。我總得參加某一派紅衛兵組織。我總得是一個紅衛兵。這對我大大的有利。

　　那一天我們組織起來，到火車站攔截開往北京方面的每一次列車。我們在火車站各處，包括列車上刷標語。標語寫的不外乎是──「聽從中央『文革』的話，心疼毛主席他老人家！」「見到毛主席是莫大的幸福，毛主席的健康是我們更大的幸福！」等等。

　　已經登上了列車的各校各派紅衛兵，任我們如何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沒有一個下來的。但也不與我們辯論。因為真理在我們這一方。他們與我們進行「戰略對峙」。

　　於是我們便紛紛臥軌，在鐵路上一趴下去就是兩三個小時不起來。那一天細雨濛濛。趴在濕漉漉的枕木和冰涼的鐵軌上並不是件舒服的事兒。現在回想起來，那也完全是憑著自我證明自我表現心理支撐的執拗行為。起碼我自己是這樣。心疼毛主席──是很值得自我證明自我表現一下的。證明自己表現自己熱愛毛主席的機會很多。證明自己表現自己心疼毛主席的機會卻難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今天，社會學家和政治家們，在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全面的批判和否定時，一般都將「個人崇拜」的惡果過分誇大了。中國人的崇拜心理，尤其是漢民族的崇拜心理，其實有一定的虛偽性。

　　我和我的夥伴們在綿綿秋雨中臥於濕漉漉的枕木冰森森的鐵軌上，我心中知道我那天的行動絕不會是沒有意義的。我預想著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這一行動肯定是我的政治鑒定上很「革命」的一筆，我認為值得。證明自己表現自己的強烈慾望在我心中一小塊酸鹼性土壤上，悄悄生長出投機的芽葉，嬗變為更加不可告人之目的。大家的衣服全濕透了。一個個冷得瑟瑟發抖，又都餓了，有人就爬起來要回家。

　　「不能走哇！」我大喊：「堅持下去就是勝利！誰想走就是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大不忠！」

　　爬起來的紛紛又臥下了。

　　我們的一個夥伴，舉著手提話筒，在站台上走來走去，對列車上的紅衛兵們動員：「下來吧！真正聽從中央『文革』首長的話，真正熱愛毛主席的紅衛兵戰友，請你們下來吧！毛主席能活一百五十歲，我們總會有機會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他最後兩句話的意思，分明是只要毛主席健康長壽，還怕今後沒有見到毛主席的時機嗎？

　　列車上的部分紅衛兵，正一字一頓、極有節奏地喊著：「我們想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車廂內還傳出幾個女紅衛兵纏綿悱惻的「小合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他們也只有以這種方式向我們表示令人憐憫的抗議。

　　但是我們那個夥伴的話，卻使他們抓住了把柄。他們正沒什麼把柄可抓呢，終於抓住了，豈肯錯過？千不該萬不該，我們那個夥伴不該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犯了造句修辭的嚴重錯誤。說出的話，潑出的水。

　　「他媽的，你們聽這小子將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比作什麼啦？」

　　「比作木柴，揍他！」

　　「你們誹謗，我是將毛主席比作青山！」我們那個夥伴大聲替自己辯護。

　　「比作木柴！」

　　「比作木柴！」

　　一張張憤怒的臉從車窗探出來。

　　「比作青山！」

　　「比作青山！」

　　問題太嚴重了！比作青山還是比作木柴，這可屬於大是大非，政治性質！臥著的我們，紛紛爬起，幫我們的夥伴辯護。

　　「比作青山也不行！只能比作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就算比作青山，山上的一草一木是什麼？是毛主席的頭髮！不怕沒柴燒又意味著什麼？」

　　「簡直反動透頂！」

　　「誰敢動毛主席一根毫毛，誰就是我們的死敵！」

　　局面急轉直下。他們處於優勢，我們處於劣勢了！

　　「揍他！揍他！」

　　「他們攔截列車，阻礙鐵路交通，罪該萬死！」

　　「揍他們呀！揍他們呀！」

　　於是許許多多男紅衛兵紛紛從窗口跳下列車，由「戰略對峙」而「戰略反擊」，對我們施展老拳狠腿。

　　他們人多，我們人少。他們幾個十幾個圍住我們一個，大打出手。

　　我們有的被打得抱頭鼠竄，有的被打得呼爹叫娘；有的英勇無畏些，面對強暴，大義凜然，一味挨揍，不抱頭鼠竄，也不呼爹叫娘，只是高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為了毛主席粉身碎骨也心甘！」表現出視死如歸的氣概。

　　在他們紛紛從列車上跳下來的時候，我情知不妙，靈機一動，一頭鑽入車廂底，鑽到車廂那邊去了。我躲藏在車廂那邊，耳聽夥伴們的哀嚎，鄙視自己的膽怯也慶幸自己逃得快，用「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句至理名言自己寬恕自己。

　　夥伴們被打散了。那些「抬頭望見北斗星」的紅衛兵大獲全勝，彷彿「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似的，一個個趾高氣揚地又登上了列車。

　　列車長鳴一聲，噴出一陣白霧，緩緩開動了。

　　又一批紅衛兵到北京去了……

　　我在鐵道旁呆呆地站了一會兒，覺得我所參與的這很神聖的行動，有點滑稽可笑。像一幕正劇，又像一幕鬧劇，更像一幕以英雄們的失敗而告終的悲劇。當年我還沒聽說過什麼「黑色幽默」或「荒誕派」。如今想來，那一行動更具有此類色彩。

　　可我畢竟沒挨揍，沒額青唇腫，沒掉牙，沒流鼻血。半點傷也沒有，與我們那些一個個都挨了揍的夥伴相比，我是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臨陣脫逃者，也不知是否被我的哪一個夥伴發現了。倘真的被發現了，我他媽的就完了！我將在男紅衛兵中無地自容了！我將在女紅衛兵中難以保持起碼的自尊和人格了。而今後我無論再表現得如何如何「革命」，也難以重新獲得紅衛兵夥伴們的信任了！這太嚴重了！我心中不安到極點。不堪設想的後果比剛才拳舞腳飛的打鬥場面更使我害怕。

　　我靈機一動──又是靈機一動（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覺得自己變得聰明了許多），決定自己在自己身上製造個傷口，弄出點血來。我必須有個傷，我必須流點血，否則我說不清楚，向我的紅衛兵戰友們也向「革命」交待不過去！

　　地上正巧有截一尺來長的帶釘子的木條，我撿起了它。

　　我曾看過一本小人書──《打嚴嵩》。內中有個情節，就是嚴嵩為向皇帝誣告別人打了自己，手持方磚，以袖裹之，自己向自己面門連砍三下，砍得鼻青臉腫，鮮血淋漓。兵法書上，叫「苦肉計」。周瑜打黃蓋，也是此計，所謂「真打真挨」。可那奸相嚴嵩，是被寇準老兒捉弄，想以「苦肉計」誣陷別人而又上了別人「苦肉計」的當。兵法書上，叫「計中計」、「連環計」。周瑜打黃蓋，打得狠，四十軍棍，兩股皮開肉綻，那才真叫「苦肉計」。還有《岳家傳》裡的那個苦人兒，為了到金營去對雙槍小將陸文龍進行勸降，竟斷臂，嚴嵩也罷，黃蓋也罷，苦人兒王佐也罷，為了誣陷的目的，為了軍事上的勝利，為了大宋抗金，苦一下「肉」都是值得的。而我呢，似乎也很值得又似乎他媽的一點兒也不值得。不苦還明擺著是不行的！

　　罷，罷，罷！該流血的時候就得流血！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義！

　　「苦肉計」不是高明的計。我左手拿著那木條，舉起了幾次，想朝自己右臂來一下，卻來不成。

　　我閉上眼睛，咬咬牙，狠狠心，終於打了下去。

　　我感覺到釘子扎進了皮肉，倒不怎麼疼。睜開眼睛，臂上卻沒傷。我以為是打下去了，還是他媽的沒有打下去！

　　那時我才認清了我自己，那麼缺少勇氣！我想我恐怕永遠做不出英勇的行為了。我很替自己悲哀。

　　又閉上眼睛，又咬咬牙，又狠狠心……

　　嘿！

　　低低地吼出了一聲。

　　這下成功了。因為我感到了實實在在的疼。

　　我並未立刻睜開眼睛──手臂上只弄出個釘子孔兒算什麼傷？也淌不出幾滴血呀！

　　再咬咬牙，再狠狠心，釘子本沒拔出，功倍成半。「一不做，二不休吧！」使勁一拽木條，疼得我哆嗦了一下。

　　臂上劃出一個大口子，二餘寸長，皮膚豁開著，鮮血如注。儘管疼，很滿意。傷口像個傷口的樣子，血也淌得夠刺激的。

　　想了想，撕掉半截袖子，裸出血淋淋的左臂，為了使我的紅衛兵夥伴們一眼可見，觸目驚心。

　　我任憑血流不止，心說他媽的流得越多越好。

　　右手托著左臂，像個掛了彩的戰士似的，蹣蹣跚跚、孑然一身地走出了火車站。

　　夥伴們正聚在站外，以為我肯定是在混戰中被綁架到列車上了。那可就生死未卜了。一個個都忐忑不安。幾個女紅衛兵夥伴還哭了。

　　他們一見我，頓時大喜。圍住我，七言八語：

　　「哎呀，你怎麼受了這麼重的傷？」

　　一個女紅衛兵夥伴立刻掏出條潔白的手絹替我包紮。

　　我淡淡一笑，無所謂地回答：「沒事沒事，不過被他們用小刀劃了一下。」

　　手絹馬上被血染透。

　　那女紅衛兵夥伴柔聲問：「很疼嗎？」她深情地望著我的眼睛。那是一種傾慕英雄的目光。我猜如果只有我倆在一起，她也許會親我，可惜人太多了。

　　我的虛榮心獲得了極大的滿足。

　　「還動刀啦？我們要把全團的人拉來就不至於吃這麼大的虧！」

　　「那也肯定吃虧，哪一節車廂都擠得像豆芽罐頭似的，這一列車起碼三四千人！我們不過才是小股游擊隊，他們是大兵團！」

　　「你沒看清動刀那小子的袖標是哪個學校哪派組織的嗎？」

　　「今天這仇一定得找機會報！」

　　我的夥伴們，包括女紅衛兵夥伴，也都輕重不同受了各種傷。

　　我說：「算啦，今天的事兒過去了就過去吧！他們想念毛主席的感情也挺值得理解的。」

　　我這句話使夥伴們都生氣了：

　　「那我們呢？我們心疼毛主席的感情為什麼就不被理解？反而挨揍？」

　　「他媽的他們想念毛主席是假，一分錢不花去逛北京是真！」

　　「毛主席他老人家又不得不接見他們啦！他們一去倒是撈到了光榮的政治資本，我們為心疼毛主席挨揍，中央『文革』的首長們知道嗎？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嗎？」

　　「就是！兩報一刊還會大登特登，又一批日夜想念毛主席的紅衛兵，幸福地受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檢閱！」

　　夥伴們的話語中，流露著極大的憤憤不平、極大的委屈、極大的「太不上算」的意味。

　　我說：「我們心疼毛主席，是出於對他老人家發自內心的深厚感情，我們今天的行動是對毛主席最具體的最大的忠，挨頓揍、流點血算什麼？大家的怨言是不應該的！」

　　夥伴們便都不言語了。看得出來，他們都被我的政治覺悟所折服。

　　幾個用紙團塞進鼻孔止血的男紅衛兵夥伴紛紛附和我的話：

　　「對，對，心疼毛主席是應該的，中央『文革』的首長和毛主席雖然不會知道，但我們今天的行動將要寫入紅衛兵史！」

　　「誰來寫？」

　　「我們自己唄！留取丹心照汗青！」

　　於是大家也就似乎因為挨了一頓揍，受了些個傷，流了血，榮耀起來，自豪起來，感覺自己的形象都高大光彩起來了……

　　回到家裡，母親捧著我那受傷的胳膊，心疼得要哭，這家找「二百二」，那家討消炎粉，生怕我得破傷風。

　　她叨叨著：「誰想念毛主席就讓誰到北京唄！毛主席都非常樂意讓他們到北京，你們又何苦攔火車不讓人家去呢！」

　　我說：「媽，你這話就不對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那麼大年紀，一次次檢閱，身體還不被折騰垮了呀？他老人家的身體要是真被折騰垮了，中國的革命航船靠誰來指引方向？全中國人民靠誰領導著走向共產主義？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呢。毛主席也是他們的大救星啊！」

　　母親聽我說了這番話，點頭道：「可也是的，家家戶戶都貼著毛主席像，角兒八分地就能買一張，想念毛主席的時候，對著毛主席像看上一陣子，連他老人家下巴頦上那顆長壽痣都看得一清二楚，不強過千里迢迢地到北京去，只能遠遠地看到他老人家站在天安門上的那個身架？一次次檢閱，一次次辛勞他老人家，不是天大的罪過嗎？」

　　母親言罷，轉臉朝我家正牆上那張毛主席像瞥了一眼。那目光分明帶著幾分討好的意味。彷彿那不是毛主席的像，是毛主席本人，也彷彿她的話不是說給我──她的兒子聽的，而是說給毛主席他老人家聽的。

　　像上的毛主席對我們永恆地微笑著。

第十三章　進了火車

　　三天後，我也和一批紅衛兵夥伴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有一個夥伴說：「別人都不真心疼毛主席，我們何苦那麼聽中央『文革』的話？中央『文革』的話畢竟不是毛主席自己的話，也許毛主席希望到北京去接受他老人家檢閱的紅衛兵越多越好呢！我們光傻乎乎地心疼他老人家倒可能是違背他老人家的真正心願呢！」

　　大家一致認為這個夥伴的話很有道理，於是就決定去北京。對於我們三天前攔截開往北京的列車的革命行動，人人都諱莫如深，隻字不提了。每個人挨的那頓揍，受的那些傷，流的那些血，也就算是「好人打好人誤會」了。

　　有一批紅衛兵，是由幾所學校的紅衛兵組成的「勸說隊」，像我們三天前一樣，也臥軌攔截我們登上的那次列車。

　　那次列車也被攔截了三四個小時之久。情形也和三天前一樣。車上的紅衛兵與臥軌的「勸說隊」，先是「戰略對峙」，後是「戰略反攻」。因為「勸說隊」中的一個，也勸說了愚蠢的話──「紅衛兵戰友們，北京是我們首都，首都需要安定。毛主席指揮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日理萬機，我們不應該再去北京給毛主席他老人家添麻煩！」

　　「胡說！毛主席教導我們：『天下大亂並不可怕，亂就是無產階級造資產階級的反，就是革命，無產階級只能在亂中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你他媽的知道毛主席發表了這條最新最高指示不？」

　　「北京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激烈戰場，我們不去誰去？首都需要安定純粹是保皇派蠱惑人心的口號！你們別有用心！」

　　「你誣蔑我們到北京去保衛毛主席是給毛主席添麻煩，簡直反動到家！」

　　由「戰略對峙」而「戰略反攻」，正是兵法書上的「後發制人」。「後發制人」差不多總是會大獲全勝的。行動似乎不那麼有理的時候，就「按兵不動」，讓對方盡說盡說。對方總會說出一兩句容易被抓住把柄的話，一旦抓住，就要「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使對方變優勢為劣勢，使己方變劣勢為優勢，一鼓作氣，擊敗為止──這是文化大革命中兩個人進行論戰或兩派進行論戰的一條產生於「革命」實踐的寶貴經驗。兵法書上叫作什麼，就不得而知了。倘並無記載，當補充之。

　　光辯論往往是不解決問題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靠物質力量去摧毀。」這是馬克思的名言，已被紅衛兵們背得滾瓜爛熟。

　　紅衛兵那時還沒有掌握槍桿子，「常規武器」是拳頭和腳。武鬥方式還在原始水平。不壯觀卻也值得觀賞。

　　於是「勸說隊」如同三天前我們的遭遇一樣，在一片喊打聲中，他們攔截列車的「防線」，被躍下列車的一批簡直無往而不勝的「物質力量」所徹底「摧毀」，八方遁去，作鳥獸散。

　　列車在「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毛主席詩詞的雄壯歌聲中前進，前進……

　　每節車廂都至少超載一倍以上的人。車廂像罐頭盒，人像鳳尾魚。你我他互相之間，不是緊挨著，不是緊貼著，是擠得緊緊「黏」在一起。有些根本無插足之地的人，只好站在座位的靠背上，手抓行李架才不至於掉下來。而行李架也坐滿了人，太低的空間，不容他們坐直，一個個弓背勾頭，姿態都像猴子。兩人的座位坐四人，三人的座位坐六人。那也不是「坐」，是半蹲半立，彼此搭架在一起。如同演兵場上搭架在一起的槍支。不，搭架得沒那麼鬆散。更似農民收割時搭架在一起的麥捆或稻捆。身體都起碼傾斜成七十度。肩和頭互相抵著。他們比過道裡的人更可憐。過道裡的人畢竟能將身子站直。車窗都打開著，空氣還是污濁得要命。口臭味汗臭味令人想停止呼吸。

　　一分錢不花到北京去見毛主席並非那麼美好的事。

　　我站在過道上，和我背靠背的是男是女，列車開出了幾個小時還不知道。因為我要轉一次身都無異於異想天開。光左右扭頭看不到。估計他或她也不知我是男是女。那背多肉，我靠著怪舒服。肯定是個胖子不是個瘦子。誰管是男是女，靠著舒服就很不錯。我的背可沒那麼肥厚的肉，不免覺得有點愧對人家。這是沒法兒選擇的事兒，誰攤著誰靠誰唄，算那個背吃虧。

　　和我臉對臉，胸壓胸的是個女紅衛兵，從沒見過，可能不是我們校的。九月底，穿的都是單衣。她背靠著一位大高個的背。她那豐滿而柔軟的胸部壓得我喘不過氣兒來，卻又令我心猿意馬，神迷魂蕩，覺著十分受用。不久前我又看過那幾冊誨淫的《肉蒲團》，頭腦中不由不產生種種被道學家斥為「邪念」之想。

　　她的容貌談不上好看，卻也絕不難看。屬於既不算漂亮但挺討人喜歡那一類。圓圓的蘋果臉蛋兒，彎眉細眼的。短髮齊耳，雪白的脖頸無遮無掩，臉卻緋紅。可能熱的，也可能因為和我那麼緊緊地胸壓胸不大習慣。我儘管覺著十分受用，其實也不大習慣。和女孩子如此這般地親密無間，在我是生平第一次體驗。或曰享受。只是彼此陌生，覺得十分受用而又十分彆扭。陌生的彆扭卻並不能排除我頭腦中想入非非的種種邪念。所以我自己也是面紅耳熱。她的身材和我的身材差不多一般高。我的臉和她的臉湊近得不能再近了。再近一點點就耳鬢廝磨臉兒貼著臉兒了，臉是湊得這麼的近，又怎麼能不眼睛對著眼睛呢？眼睛對著眼睛，我就惟恐她從我的眼睛裡看出我心中的「邪」來。「胸中正則眸子明」，無奈我胸中不「正」，眸子如何，自己沒法知道。為了不使她看出我心口的「邪」，便將眸子斜向旁處，以斜護「邪」，避免與她正視。

　　車廂轉彎時一晃，我靠著的肥背向我一傾，我的臉貼上了她的臉。一貼就是幾分鐘，她想閃躲也沒門。我想不貼也辦不到。直至列車轉過了彎，全車廂的人又集體向後一傾，我的臉才離開了她的臉。她的臉卻又貼上了我的臉。這種貼，在我，絕不是德行問題。皇天后土，都是慣性作用，正中我下懷也是怪不得我的。在她，是又害羞，又嗔不得。「趁火打劫」地和男孩子貼貼臉兒（十七歲的我，外表也不乏討女孩子們喜歡之處），我甚至懷疑未必不同樣正中她的下懷。

　　列車的晃動終於停止後，她將臉兒朝後仰了仰，那雙眼角兒細長的眼睛瞅著我，難為情地笑了，說：「這麼擠著你，真對不起。」

　　我也報以一笑，隨即神色莊重起來，此地無銀三百兩：「沒什麼沒什麼，剛才……我可不是故意的呀！」

　　我的話逗得她噗哧笑出了聲兒：「我並沒說你是故意的呀，你辯護什麼？」

　　我發窘地說：「倒不是辯護，是聲明一下。」

　　「在這種情形下，有必要嗎？」她問得十分認真。我卻看出她那認真是故意裝的。

　　我也故意裝出十分認真的神態回答：「你認為沒有必要，我就心安理得了。」

　　我們說話時，胸壓著胸，臉都盡量朝後仰著。那是很累脖子的，胸壓著胸是沒法子的事兒，盡量朝後仰臉是互相表示尊重的唯一措施。比起我們的臉來，更難「處理」的是我們的雙手。我們的雙手都被夾在自己和別人的身軀之間，動也不敢動。一動，則大有可能被對方認為是別有用心的非禮觸碰。

　　忽然幾隻「猴子」從行李架上掉了下來。

　　「哎呀，砸斷我脖子啦！」

　　有人尖叫起來。

　　車廂裡一陣混亂。

　　她問：「你那麼朝後仰著臉，累不？」

　　我回答：「累。」

　　我的脖子朝後仰得發酸，便恢復正常狀態，學她的樣兒左右晃頭、放鬆脖筋。

　　「行嗎？」她又低聲問。一雙熱乎乎的小手摟抱住了我的腰。

　　「可以，可以。」我訥訥地說。

　　我也很想用自己的雙手摟抱住她的腰，我的手臂已被夾得麻木了，那樣我們都會感覺舒適些。我卻又不敢那樣。彷彿有條神聖不可違犯的戒條禁止我，違犯了會遭禍殃似的。

　　「你沒手嗎？」她揶揄地說。

　　我不那麼笨，聽得出來這話是鼓勵，猶豫了一陣，便也雙手摟抱住了她的腰。

　　我們臉兒對著臉兒，胸壓著胸，互相摟抱著對方的腰，像一對兒親親暱暱的情侶。

　　她的腰那麼苗條！那麼柔軟！

　　「這樣好多了。」

　　「是好多了。」

　　她的樣子是那麼純潔，那麼天真無邪，我因內心對她產生的種種淫色的念頭而暗暗詛咒自己。

　　接著她主動和我交談起來。她是哈女中的，父母都是軍人。家中的獨生女，從小被視為掌上明珠，嬌生慣養。

　　「我是偷著從家裡跑出來的，只留了個紙條，告訴爸爸媽媽我到北京去了！我從小是在北京奶奶家長大的，爺爺奶奶可疼愛我啦！長到七八歲我才離開他們。我別提多想念爺爺奶奶了！我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準高興死！」

　　她彷彿覺得自己仍是個小女孩，彷彿把我當成一位比她大許多歲的哥哥，彷彿我們之間根本不是剛剛才開始熟悉似的，乾脆將頭也靠在我肩上，嘴貼著我的一隻耳朵，喁喁地盡說盡說。

　　「到了北京你乾脆也和我一起住我奶奶家吧？我就對爺爺奶奶說你是我同學，他們一定會熱情招待你！北京我熟極了，哪都去過！我帶你去軍事博物館參觀，去歷史博物館參觀，去八達嶺、香山……」

　　她真好！

　　我暗暗感激上車時把我和她硬擠到一起的那些人。

　　在「大串聯」中乘列車給我留下難忘印象的，除了擠，還有渴。始終見不到個乘務員的影子，沒人給赴京去接受毛主席檢閱的「造反有理」的紅衛兵送水。也沒法兒送水。連廁所裡沖糞便的水也喝不上一口。每一節車廂的廁所都被反鎖了，聰明的人將自己關在裡邊，乘「單間」。到站了也沒人報站名。途經大站小站，都沒有賣吃食的。好像紅衛兵是紅鬍子，搶掠成性。連賣冰棍的也沒有。串通一氣想將毛主席的這一批紅衛兵渴死似的。某些站有水龍頭，但緊靠車門口的那些紅衛兵才敢於跳下去解解渴。嘴對著水龍頭爭先恐後喝上幾口，慌慌張張地就往回跑。不是緊挨著車門口的，想下去也下不去。真下去了便休想再上來。

　　互相緊緊「黏」在過道裡的我和她，不敢存非分之想，從車窗望著跳下去的那些人，像機械化養雞場的雞一樣，半蹲著身子，引頸仰臉，擁擠在打開的水龍頭下，大張著口咕咚咕咚咽水，只有用舌尖舔嘴唇。

　　到長春站，已至深夜。幾百名身著全套無領章軍裝，臂戴半尺寬袖標的紅衛兵肅列站台之上，手持大棒，頭扣柳盔，造成一片騰騰殺氣。站台上還停著一輛廣播車。威風凜凜的一個鐵血男兒的聲音從大喇叭發出：「我們是長春公社的戰士，從昨天起，我們接管了火車站。現在，你們必須明確表態，支持天派，還是支持地派？」

　　顯然，如果我們這次列車上的人回答錯了，這次列車就休想通過長春站了。

　　可是車上似乎沒有一個人知道：「天派」怎麼回事？「地派」又怎麼回事？導致兩派分歧和對立的原因以及「長春公社」究竟站在「天派」一邊還是站在「地派」一邊？「長春公社」的鼎鼎大名我們是早有所聞了。他們曾動用據說整個吉林省僅有的一輛十節雲梯式救火車，不過不是為了救火，而是為了攻佔一所高校的大樓。傳單上描繪的那種「戰鬥」場面是很驚心動魄的。用今天的話說，相當夠「刺激」。結果兩敗俱傷，那輛造價數萬元的救火車被火燒燬，那所高校的四層大樓也被火燒燬……

　　可從何日何時起又分為「天派」和「地派」了呢？哈爾濱與長春是離得最近的兩座城市了──文化大革命一旦進入了「武裝革命」的階段，勢如雲湧星馳，夢中依稀聞漢樂，城頭變換楚王旗。真可謂：今天是「張大帥」打「李大帥」，明天是「李大帥」打「張大帥」，後天又是「張大帥」與「李大帥」聯合起來打「趙大帥」，簡直就使那些被啐之為「變色龍」的人物們，有時也來不及「變色」，來不及「棄暗投明」，來不及「反戈」。

　　哪一節車廂也無人回答。

　　那輛廣播車，像獅踞的斯芬克司，黑夜中，車燈如同「她」的一雙巨眼，單等我們回答錯，便撲向列車，將一節節車廂撕碎。而那幾百名手持大棒，頭扣柳盔的「武士」，尤其使我們膽戰心驚。他們是「精兵良器」，我們是手無寸鐵的「烏合之眾」。而且，我們是離開了「本土」，在他們的「境內」。一旦衝突，他們則可迅速糾集起「千軍萬馬」，我們若不被「殲滅」才怪呢！

　　我們那節車廂鴉雀無聲，人人更往一塊兒擠了。估計其他車廂裡的人們，也絕不會「臨危不懼」。

　　連列車都似乎嚇得不敢噴氣了！

　　「你們必須明確回答，支持『天派』？還是支持『地派』？限你們三分鐘時間！三分鐘過後還不回答，我們將迫使列車退出長春站！……」

　　「斯芬克司」沒耐心地厲聲警告。

　　她說：「為了咱們這次車開過長春站，你帶頭回答一聲！」

　　我說：「回答什麼呀？我又不知道他們『長春公社』是『天派』一邊的還是『地派』一邊兒的！」暗想，這個「頭」讓別人帶吧！

　　她說：「你別正面回答嗎，你喊堅決支持『長春公社』的革命戰友！」

　　我說：「你還沒聽明白嗎？他們要我們明確回答！明確的意思你不懂嗎？」

　　她嘟起了嘴唇：「你直說你膽小怕事得了唄！」

　　我坦率承認道：「我就是怕嘛！」

　　她進一步鼓勵：「你怕得沒必要嘛！照我的話喊，他們還會把你揪下車去？」

　　我想了想，覺得若照她的話喊，的確是不會遭到什麼危險。卻不甘服她的理，反問：「那你自己怎麼不喊？」

　　這句話使她生氣了，她嗔著臉，不再說什麼，摟抱著我後腰的那雙熱乎乎的小手也費勁兒地抽到前邊來了，隔在我和她的胸間，還用力朝後推我，她自己的身體也用力朝後抵，企圖與我分開哪怕是半寸的距離。「蚍蜉撼樹談何易」？真真自不量力！我暗覺好笑，一時竟忘了車廂外存在著「斯芬克司」和幾百名赳赳武夫的威脅。

　　突然，列車猛烈地動了一下，開始緩緩向後倒去。

　　車廂裡仍是鴉雀無聲。

　　「完了，我們都別想去北京了！」她瞪著我，自言自語，似對我有無比的怨氣。

　　那一時刻我終於勇敢起來，提高嗓門兒大喊一句：「堅決支持『長春公社』的革命戰友！」

　　隨之，整車廂裡的人都大喊起來：「堅決支持『長春公社』的革命戰友！」

　　整列車的人也都大喊起來：「堅決支持『長春公社』的革命戰友！」

　　站台上，一個「長春公社」的戰士，揮動了一下信號燈，列車又停住了。

　　大有希望啊！

　　我便接著喊：「向『長春公社』的革命戰友學習！」

　　「向『長春公社』的革命戰友致敬！」

　　「誓死與『長春公社』的革命戰友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長春公社』頂天立地！『長春公社』橫掃千軍如捲蓆！」

　　「『長春公社』萬歲！萬歲！萬萬歲！」

　　極盡阿諛奉承，討好賣乖之詞。

　　整車廂，整列車的人跟著我喊。

　　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刷！刷！刷！

　　手持大棒，頭扣柳盔的幾百名「長春公社」戰士，像聽到了無聲的口令，齊步向列車走近三步，動作一致地舉手致軍禮。一時間，他們彷彿又變成了專來保衛我們的「禁衛軍」或專來歡迎我們的「儀仗隊」。

　　「斯芬克司」又「開口」了，也由剛才那個威風凜凜的鐵血男兒的聲音，變換了一個激情沸沸的巾幗英雄的聲音：「最最親愛的紅衛兵戰友們！感謝你們對『長春公社』的支持！感謝你們對『長春公社』的聲援！革命的正義在我們一邊，也在你們一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在我們一邊，也在你們一邊！你們赴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檢閱，也帶去了我們忠於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顆紅心！是革命的『大串聯』，在這個夜晚，在這個時刻，將我們的心緊緊貼在了一起！『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現在，讓我們共同高呼下列口號：

　　「革命的大串聯萬歲！」

　　「一切真正的紅衛兵派聯合起來，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打倒『天派』！打倒打倒！堅決打倒！」

　　「打倒『地派』！打倒打倒！堅決打倒！」

　　好險！原來他們既與「天派」勢不兩立，也與「地派」勢不兩立！如果我帶頭喊的口號喊錯了，我們的命運無疑將會是「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了！一個長春市，不久前還是「長春公社」的大一統天下。現在卻是三雄鼎立，要「天翻地覆慨而慷」！說不定等我們接受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檢閱回來再經過時，它早已是「春秋戰國」的局面了！

　　激情沸沸的巾幗英雄帶領我們呼完口號，那些赳赳武夫們棄了大棒，從各個窗口向我們散發傳單，叮囑我們替他們帶到北京去，撒遍北京全城。並且和車窗口的人親親熱熱地握手，表達出一種「送戰友，踏征程」的依依不捨的心情。

　　「替我們祝福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

　　「替我們將這『長春公社』的袖標戴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臂上！」

　　「請將我們堅如磐石的戰鬥意志轉達中央『文革』的首長──『長春公社』的戰士誓與長春市共存亡！」

　　那是些挺動人的情形。那是些挺動人的話語。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尤其還是稚氣未退的少男少女的中學紅衛兵，他們的極真誠的情感，三分鐘內就足以變化；五分鐘內就足以達到高潮；七分鐘內就足以燃燒到熾點。像計脈器，只要有隻手，不管是什麼人的手，不停地捏那充氣的橡皮球，水銀柱便不停地往上升。而剛一鬆手，水銀柱便會落下去。

　　「『長春公社』的戰士們，全體一一立正！──敬禮！」「斯芬克司」的兩隻雪亮的巨眼注視著列車，向「她」的「禁衛軍」們發出了命令。

　　列車終於又開始緩緩向前了。

　　「紅衛兵戰友們，再見啦！『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讓我們為你們播放《紅衛兵之歌》吧！」

　　十幾分鐘前似乎要把我們這次列車撕碎的「斯芬克司」，這會兒多麼富有人情味啊！

　　列車在《紅衛兵之歌》高亢的進行曲旋律中長吐了一口氣，加快了速度。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

　　大風浪裡煉紅心，

　　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

　　永遠戰鬥向前進！……

　　每一節車廂都飛出了歌聲。

　　列車剛開出長春站，一個手攀行李架，兩條鶴腿叉立在座位靠背的男紅衛兵大聲說：「大家靜下來！大家先別唱！『長春公社』的傳單，一份也不能留在我們的列車上！因為下一站就是瀋陽了，我們無法預料在瀋陽站等待我們的將會是什麼局面！如果瀋陽的那一派是『長春公社』的死對頭，而且恰恰也接管了火車站，從我們這次車上發現了大批『長春公社』的傳單，那我們就倒霉啦！」

　　大家都認為他的擔心不無道理，便將「長春公社」千叮萬囑我們帶到北京去，撒遍北京全城的傳單，互相收集起來，統統從窗口扔進黑夜之中了。

　　「他們委託我們給毛主席他老人家戴上的這『長春公社』的袖標如何處理？」

　　「那還用問，更得扔了！」

　　「不太好吧？」

　　「有什麼不太好的！」

　　「扔了！扔了！」

　　「同意！同意！」

　　於是也從窗口扔進黑夜之中去了。

　　「我還有話沒說完哪！」那個一手攀行李架，兩條鶴腿叉立在座位靠背的男紅衛兵又開口道：「在長春站是誰帶頭喊的口號？是……你吧？」他的目光朝下尋視著，最後盯在我臉上。

　　「是我。」我頗有幾分不安地承認。生怕我「拯救」這一列車人於危難之際，他們過了「險關」，將所受的那一場驚懼變為憤怒，煽動起一股可怕的情緒發洩在我身上。那他們可是太忘恩負義了！

　　「是他又怎麼樣？我慫恿他喊的！」重新摟抱著我並被我抱著的她，顯然也替我感到幾分不安了，仗義執言。我覺得她將我摟抱得更緊更緊了，彷彿萬一我陷入「圍剿」，她這樣就可以保護了我似的。我感到她那顆心，在她那豐滿得像暖水袋般的胸脯內，呼呼地跳動。

　　「那麼，也有你一份功勞！」鶴棲眾頭之上的紅衛兵大聲說：「不是他倆，我們過不了長春站！我們起碼得對他倆有點什麼表示是不是？」

　　「對！對！」

　　「讓我們鼓掌吧！」

　　於是全體鼓起掌來。

　　叱吒風雲，老子天下第一的紅衛兵，並不是毒、霸、狠的混世魔王，他們身上有時體現出的人情味，也是極可愛的。真的。

　　在掌聲中，我紅了臉，不禁笑了。

　　她也笑了。

　　她笑時兩隻魚尾長長的眼睛瞇成兩鉤彎月似的，很甜，很魅人。我是越來越覺得她那張蘋果臉漂亮了。

　　別的車廂裡的紅衛兵也在尋找我倆。一張張折起的或沒有折起的各式各樣的紙，簡短地寫著一句或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表達著感激、敬意和親熱的語言，從前後車廂傳到我們這節車廂，再經一隻隻手傳給我倆。多得我倆接不勝接。更看不過來。最後索性連看也不看。她往我兩隻衣兜裡塞。我往她兩隻衣兜裡塞。那完全可以說是很幸福的時刻。如今回想起來，接受毛主席檢閱的時刻，並沒能在我心中造成比那更大的幸福感。

　　一隻瓷缸不曉得經過幾節車廂多少人的手傳到了我手中，裡邊有小半缸水。

　　水！水啊！

　　我的舌頭都乾渴得舔不濕嘴唇了。

　　我讓她先喝。

　　她笑盈盈地瞧著我，搖搖頭，用很低很溫柔的語調說：「你先喝。」

　　我堅持道：「你不先喝，我一口也不喝！」

　　她順從地仰起了臉兒，微微閉上眼睛，半張開了嘴。

　　我將瓷缸輕輕貼在她嘴唇上，緩緩地傾斜。

　　她只喝了一小口，含在口中，捨不得嚥下去，睜開眼睛，對我固執地晃著頭。

　　那一時刻她的臉更加紅了。我認為絕不僅僅是車廂裡悶熱的緣故。從她那雙眼睛裡，我看到了我長那麼大從沒在任何一個目不轉睛地一眨不眨地瞧著我的姑娘的眼睛裡發現過的眼神兒。

　　她那種眼神兒使我的臉感到火熱！

　　她從我手中接過瓷缸，也像我對她那樣，將瓷缸輕輕貼在我嘴唇上，緩緩地傾斜。

　　我則也像她那樣，仰起了臉，微微閉上眼睛，半張開了嘴。

　　已經毫無涼意可談的水注入了我口中。但那畢竟是水啊！在這樣一次列車上，它比茅台酒要可貴得多。

　　我也只喝了一口，含在口中，捨不得嚥下去。

　　我睜開眼睛，見她正注視著我。她那種眼神啊，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如今，整整二十年過去了。我由十七歲而三十七歲了。文化大革命對我來說，卻如發生在昨天一樣。尤其是在「大串聯」中，在列車上我認識的那個哈女中的，有著一張蘋果臉的少女的形象，彷彿是刻印在我心上了，在我記憶的底片上怎麼也抹不去。對於一個人的情感經歷來說，最可珍貴的，當然是愛。但那種不足以被認為是愛的，朦朦朧朧的，全憑別人觀察不到惟獨你自己才充分理解的眼神兒和極微妙的心靈感應所傳達的情感波段，事實上具有著比愛更永久的美好光彩。愛是一旦說出便開始死亡的東西，是一旦明白便沒有了詩意的東西；它卻如繚繞在兩座山峰之間的迷霧，如藍天上的遊雲，霧奇而山秀，雲淡而天高。

　　她成了我心中的文化大革命紀念館內的一件陳列品。我和她口中都含著水，都捨不得嚥下去，都用眼睛彼此說些我們自己也不甚清楚別人不甚感興趣研究的話。

　　如果車廂裡不那麼擁擠，我們的一舉一動未免太「明目張膽」了。而不但我們，所有那些男的女的，認識的或不認識的紅衛兵，互相「親密無間」的樣子都和我們差不多。那是一種「無間」造成的「親密」。所以也就沒有誰特別瞧著我和她之間的樣子不順眼。

　　她將瓷缸遞給了別人。

　　「謝、謝、媽！」那人來了這麼一句，接著唱道：「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

　　車廂裡一陣哈哈大笑。

　　我和她都忍不住笑得將口中的水噴了出來。她口中的水噴了我一身。我口中的水噴了她一頭。

　　蹲在左右兩排行李架上的一隻隻「獼猴猢猻」們，居高臨下，看得真切，快活得起哄。

　　我重新舉起剛才接瓷缸的那隻手，想撫去她頭髮上的水珠。

　　「噴口水好，似乎涼快了點。」她用她肘彎支在我肩上的那隻手握住了我的手，將我和她的手，像插楔子似的，強插入我們和別人的身體之間。

　　她那柔軟的小手五指叉開著。我的手也五指叉開著。我們的手五指交錯地握著。

　　列車從一個個小站呼嘯而過。

　　車廂裡漸漸安靜下來。睡覺的極高超的技巧是無須訓練的。行李架上的「獼猴猢猻」們，朝著列車前進的逆方向，一溜兒傾斜著，一個歪在另一個身上，像孩子們玩撞磚遊戲一溜兒連鎖撞倒的那種樣子。有的竟然打起了鼾。

　　鶴立座位靠背上的，也在睡。睡中一隻手或兩隻手仍緊抓著行李架。身體隨著車廂的晃動而晃動。他們彷彿在耍雜技。

　　我和她，一隻手互相握著，另一隻手互相摟抱著對方的腰，都將頭枕在對方肩上，難免是耳鬢廝磨。

　　她倒的確睡著了。我卻睡不著。很睏。硬是睡不著。不經意間，我的嘴唇觸著了她的臉蛋。我情不自禁地吻她那光潔的臉蛋──眼睛是閉著的，像個賊似的偷品「禁果」。

　　我感覺到那隻與我的手握在一起的小手緊握了我的手一下。她的臉微微向一旁側，似乎在睡中躲避著我的吻──使我的嘴唇吻到了她那比臉蛋更光潔更細嫩的脖頸，同時她的身體更放鬆地偎在我懷裡。

　　我暗暗睜開了一下眼睛。我見她眼角掛著一絲很甜很純潔的笑意。她似乎睡得極酣。

　　但她那隻小手又緊握了我的手一下。

　　車廂裡很靜，很靜。

　　我在她的領口窺見了她雙乳之間那動人的部分，和淡粉色乳罩的花邊兒。

　　我立刻閉上了眼睛。

　　我心中想到了一間安寧的小屋，想到了一張舒適的床，想到了一個少女的裸體──是她，也不是她。有一個少年跪在床前，遍吻著那少女的裸體。那少年是我，也不是我。這一浮現在我頭腦中的圖畫般的情境，可能產生於我自己的意識。也可能根本不是我自己的意識，而僅僅是殘存在我頭腦中的記憶──某本外國小說中的描寫。肯定是外國小說中的描寫。絕不會是中國小說中的描寫，在我當年所讀過的中國小說中，類似的描寫差不多總與淫亂和邪惡連在一起。革命者和英雄們的愛，在六十年代前的中國作家們的筆下是那麼聖潔！並且根本不會和性相關。在他們，愛是吻，擁抱，握手。

　　後來過了許多年，我重讀《牛虻》，終於弄明白了當時的我自己。亞瑟在認出了瓊瑪後，在一個心靈和肉體都痛苦到極點的夜晚，就曾跪在和他同居的那個吉卜賽姑娘的床前──神經質地發抖著，長久地吻她的手。她非常愛「牛虻」，「牛虻」卻不愛她。不愛她而有時需要她的肉體，需要像一個孩子似的被她愛。那真是一個英雄人物的極端的殘酷和自私。

　　在那個「大串聯」的夜晚，在那一次開往北京的列車上，當年的我，要比「牛虻」高尚一百倍！因為我的一切「不軌」行為和「邪淫」的念頭，完全由於我是漸漸地非常喜愛那個偎在我懷裡的少女──那個剪齊耳短髮的，蘋果臉的，有著一雙魚尾很長的明澈眼睛的女中學生紅衛兵。

　　我不承認我的行為「不軌」。我永不懺悔。但我承認我當時對她產生的念頭，的的確確是「邪淫」的。它並未局限在一間安寧的小屋，一張舒適的床，一個少女的裸體和吻的「畫框」中。它肆無忌憚地「發展」，一下子粉碎了那「畫框」，與千姿百態的性的狂亂衝動無章無節地聯繫在一起。那好比一個色情狂的剪輯師的「大雜燴」。《肉蒲團》中一段段色情描寫，在我閉著的眼前一幅幅影像化了……

　　如今我才知道，我和我的十幾個紅衛兵戰友，在那一堆被抄的書籍中偶然發現並如獲至寶人人都「精讀細讀」過的那四本紙頁發黃的小冊子，竟是中國的所謂「四大性文學」之一。

　　與我對她所產生的那些念頭相比，我對她的舉動簡直是拘謹到了「坐懷不亂」的地步！對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若是像我一樣，「有幸」在文化大革命中「精讀細讀」這中國「四大性文學」之一的少年，若是像我一樣，緊擁著一個鮮櫻桃般的少女，而她分明地對我的親暱不僅不嗔怒，反而感到某種愉悅，那行為的痛苦是十倍百倍地強大過念頭的罪惡的！

　　我更緊更緊地握著她那隻熱乎乎的小手。更緊更緊地摟抱著她那柔軟的苗條的腰。我的胸更緊更緊地壓住她那豐滿的富有彈性的胸。

　　假如我的身後沒有一個人的肥背像堵牆似的可以依靠，我想我一定承受不住那痛苦的猛烈襲擊而暈倒了。假如車廂裡只有我和她，我想我會像強盜一般奪走她的貞操──如果她企圖反抗的話。

　　讓我談一談性。談一談文化大革命中，一代紅衛兵反對性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

　　在全國大亂的情況之下，在紅衛兵被江青捧為毛主席的「小太陽」，成了「一代天驕」的歲月，在對紅衛兵們來說幾乎沒有法的那些已屬歷史的日子裡，中國最傳統的對性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依然如被十二道魔符封住的最堅硬的合金鑄就的罐子裡的東西！任憑「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它幾乎未遭到什麼損壞。它完完整整地保存在一代紅衛兵的思想中。即或有誰對性產生了渴望和稱得上是「罪惡」的念頭，大抵也會像我一樣，靈魂戰慄地將這「罪惡」念頭壓制下去，並對自己進行嚴厲的宣判。將一個什麼權威打翻在地時他們是蓋世英雄，卻沒有誰有膽量將手探進一個自己喜愛也喜愛自己的姑娘的胸衣。那彷彿是無須審訊就可以拖到刑場上去槍斃的彌天大罪！紅衛兵們在這一點上對自己的戰友們也是鐵面無私的。在紅衛兵的威名最輝煌的日子裡，除了我的同學王文琪果真被槍斃了外，我再未聽說過與紅衛兵三個字有關的帶有些桃色性質的事件。

　　試想想，曾有多少男女紅衛兵，走遍中國進行「大串聯」促膝而坐，靠身而眠的時候比如今點頭握手的機會還多，所謂「越軌」的事卻是極少發生的。我不知紅衛兵們在這方面對自己的恪守教規般的壓制，與他們的日益高漲的「革命熱忱」有沒有必然的聯繫。

　　但有一種現象卻是事實：一方面，紅衛兵們在造反，在如癡如狂地進行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那些被紅衛兵們打擊過一陣子面又逐漸結成團伙的流氓阿飛，恣意盡情地發洩他們的性慾。文化大革命越是「深入發展」，紅衛兵們越是分散不出「革命的精力」掃蕩他們了，某些被文化大革命的炮火硝煙所焚燬的樓房，成了流氓阿飛的「安樂窩」。只有他們是無須關心也根本不關心「國家大事」，根本不對文化大革命負有任何使命的。在他們那些「安樂窩」裡，他們昏天暗地，巫山雲雨，顛鸞倒鳳。被紅衛兵們砸爛了的「舊公檢法」早已失去了往日對他們的威懾。尤其在大、中、小城市，一方面「革命」在高漲，一方面性慾在橫流，一方面紅衛兵們彷彿是根本沒有裝配性愛感應的機器人，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另一方面，人類的崇高本能，恰恰在那些人類的渣滓身上被窮歡極樂到聞所未聞的地步。

　　後來，紅衛兵們將那個被十二道魔符封住的最堅硬的合金鑄就的罐子完完整整地帶到了「廣闊天地」。罐子裡裝的依然是他們的一切「原則」之上的「原則」。他們害怕它如同人類的始祖們害怕天火。他們中有誰被發現是賊，他們可以像雷鋒說的那樣，以「春天般的溫暖」去教育，去感化。但如果有兩個發生了性關係，無論是彼此真心相愛的兩個還是一時衝動的兩個，都注定被視為是帶有藥物不可防疫的病毒傳染者。往往遭到全體一致的孤立和輕蔑。他們需要具備很大的生活勇氣、很堅強的性格才能戰勝被拋棄，被孤立，被冷漠，被鄙視的厄運。一代紅衛兵在性觀念方面更是他們自己的上帝，對他們中的「亞當」和「夏娃」往往比《聖經》中的上帝更嚴厲更無情。一些「亞當」一些「夏娃」因為偷嘗了「禁果」而付出生命的代價。我並不想用弗洛伊德的學說對此加以解釋。這在今天顯得過分時髦。我只想指出──最激進的革命理論和最封建的性觀念，像兩股繩子擰在一起，擰成紅衛兵頭腦中的一根「弦」。

　　我下鄉不久，我們連隊附近的一個連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兩個高二畢業的男女知青，同班同學，哈五中「打鬼隊」的紅衛兵戰友。下鄉前，他們的家長互相見了面，共同為他們送行，同意了他們的戀人關係。他們的家長認為，他們是到北大荒屯墾戍邊去了，他們將是北大荒的一對夫妻了，千叮萬囑他們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希望他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早日結婚，組成個小家庭，和和睦睦地過他們自己的生活。那他們的家長也就省得對他們牽腸掛肚，能夠對他們放心了。他們的衣物行李都是打在一起託運的。

　　到了連隊，自然要分開。連隊的種種條例，和知青們所自覺營造的那種嚴肅有餘、活潑不足的軍旅生活的氛圍，使他們沒有勇氣公開他們的戀人關係。

　　一天之內，他們見面的次數只有一次──早操。遙遙相望鎖唇舌。他們幽會的時間，僅能在吃過晚飯以後──如果沒有什麼集體活動。

　　距連隊半里路，有條河，叫公比拉河。河邊是他們幽會的地點。

　　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此話真不假。儘管他們的幽會地點選擇得很隱蔽，聯絡方式也相當機敏，最終還是被善於察言觀色者看出了「問題」，被暗暗監視，被盯梢，被跟蹤，發現他們在幽會地點擁抱親吻，被作為「腐化墮落」行為匯報到了連部。

　　監視者、盯梢者、跟蹤者、匯報者，皆知識青年，他們在校時的紅衛兵戰友，是「叱吒風雲」的日子裡共同打過「鬼」的。並未受誰指使，更沒誰交給這項任務，也都不是卑鄙小人。他們這些戰友認為，他們是兩個紅衛兵的道德原則的「叛逆」。在紅衛兵的觀念中，「革命青年」似乎應該是中性的。情愛是性的誘導意示。性與「革命」水火不能相容。

　　連部當然十分重視兩個知識青年的「腐化墮落」行為。「資產階級」的作風和情調一旦在廣大知識青年中氾濫成災，後果「不堪設想」。

　　於是監視者、盯梢者、跟蹤者、匯報者受到表揚。

　　於是一對戀人受到批判。

　　批判是嚴肅而且嚴厲的。幽會、擁抱、親吻，這些詞使女知青低下頭去，本能地表現她們的聖潔；使男知青激昂慷慨，本能地證明他們的高尚，使一對戀人羞愧難當，覺得自己比兩個賊更應感到可恥。

　　於是，一樁知識青年的「醜聞」，不脛而走，最先傳到了我們連隊──因為我們連隊與那一對戀人所在的連隊隔河相望。不久，「醜聞」擴散到附近其他幾個連隊。又不久「醜聞」遍播全團各個連隊。

　　於是，無論一對戀人中的哪一個出現在什麼地方──只要是有知識青年的地方，彷彿衣上都寫著「紅字」。

　　於是一對戀人陷入了公眾道德輿論的滅頂之災。

　　當地的老職工們，對此「醜聞」大多數倒不以為然，抱著極寬容的態度，甚至同情他們，甚至憐憫他們。「公眾」的含意則是他們的知青夥伴和當年的紅衛兵戰友。

　　時至今日，我常在思索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的最封建也最虛偽的性觀念，在最「革命」的一代紅衛兵身上，自動地發展到了禁慾主義的地步？為什麼他們在自己心靈裡最應該開放出五彩繽紛的情愛之花的年齡，他們簡直可以說不是在痛苦地忍耐著禁慾主義的精神酷刑，而幾乎是在自覺地奉行著禁慾主義的「清規戒律」？他們對於同代人的情愛的敵視和踐踏，是否是連他們自己當年都不能明白的潛意識的掙扎？將此歸結為傳統文化的束縛似太牽強附會。歸結為紅衛兵式的忠誠也似太形而上學。也許他們命中注定了就該是一方面要打倒一切一方面要虐待自己的一代？像海塞筆下的「荒原狼」一樣？

　　「荒原狼」──海塞筆下的「荒原狼」，我認為這正是中國一代紅衛兵的較恰當的別稱。他身上體現的人性，正是體現在一代紅衛兵身上的如狼似虎的「革命性」；他身上體現的狼性，正是體現在一代紅衛兵身上扭曲了的人性。一切剛好反了過來。「似神非神，似人非人。」海塞對「荒原狼」的評語，完全可以借用來對一代紅衛兵作概說。紅衛兵希望自己是拯救全人類的神兵神將，可他們的臍帶連著紅塵，掙也掙不斷。紅衛兵也希望自己是七情六慾俱全的真正的人，可文化大革命將他們舉到了高空，他們已迷津在自己的神話涅槃中難以降落了。使他們自悟到做一個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更好些，比勸說「浪子回頭」還難。這一點已經是他們自身所無法實現的了。只有靠歷史後來幫助他們復歸。

　　我所講的那一對戀人的結局是很悲慘的。女的靠了父母的「後門」調往大慶去了，但她抹不掉心靈上的「紅字」，終於精神分裂，從醫院二樓的窗口跳下，企圖自殺，卻沒死成。脊骨粉碎數截，至今仍活著，不過成了活死人，身體插著些管子。

　　那男的，在她調走前，便由排長而貶為普通戰士，分到食堂幹雜活，在她調走後，每日陰鬱著臉，神志恍惚，失魂落魄，沉默得像塊石頭。

　　秋收時連裡又來了一批北京知青。其中一個女孩兒也分到食堂。他和那女孩常一塊兒合作。他用槓子壓麵，她揉饅頭。彼此卻極少交談。他已變得不願與任何人交談。他那樣子使她有些懼怕，不敢主動與他交談。

　　有天夜裡，他們一塊兒值夜班──給拖拉機手和康拜因手們做飯。

　　他一邊悶聲不響地用槓子壓麵，壓得麵案子搖動起來，像要把它壓塌，而他的眼淚，一滴接一滴掉在麵案上，他收到了家信，知道了女友發生的不幸。

　　那北京來的女孩惑然了，惶然了，小心翼翼地問他：怎麼了？

　　他便伏在麵案上抱頭痛哭。

　　於是他對她講述了他的愛……

　　於是她對他產生了深深的同情……

　　那個夜晚他找到了一個能夠理解自己的人。他是太需要一個理解自己的人了……

　　他將他的日記送她看。他的日記中寫著他的愛，愛帶給他的恥辱，恥辱帶給他的內心裡對許多人的恨……

　　他和北京來的女孩兒從那個夜晚好起來了。也僅僅是好起來了而已。關係中除了需要理解和給予理解，需要同情和給予同情，需要憐憫和給予憐憫，沒什麼更複雜的成分的彼此滲透。在他，一個善良的女孩兒的理解、同情、憐憫，是賴以活下去的支點。在她，明白了自己對一個人的理解、同情、憐憫對這個人多麼重要，以其善良的天性，非常樂意地扮演聖母瑪麗亞的角色。

　　人前他們仍不怎麼交談。一個壓麵，一個揉饅頭的時候，他們暗暗塞給對方紙條。一方在紙條上寫些安慰的話。一方在紙條上寫些感激的話。如此而已，僅僅如此而已。

　　他們之間的「曖昧」關係，又被觀察到了，又被注意了，又被監視了，又被匯報了。

　　於是連裡的領導首先找她談話，指出他是一個「作風不良」，犯過「生活錯誤」的人。迫使她揭發檢舉他。她無可揭發無可檢舉，他們就對她進行「艱苦」的思想工作和「治病救人」式的批評。她哭了，不得已交出了他的日記，他寫給她的那些紙條……

　　在全連大會上，他的日記被當眾宣讀。日記中所謂「腐朽沒落的軟綿綿的資產階級情調」，絕不比今天電視節目中，各種聯歡會演唱會上歌壇新秀們所唱的流行歌曲更軟綿綿。

　　但在當年，那便是鐵證如山的思想罪，足以將任何一個人變成「靈魂醜惡」的「下流胚子」。

　　她則當眾交待了自己被他「拉攏腐蝕」的過程……

　　他的「聖母瑪麗亞」就這樣出賣了他……

　　連裡領導們的做法我們是不必加以評說了，而對這個連裡全體知識青年──也即他在校時「並肩戰鬥」過的紅衛兵戰友們的態度，卻極有必要昭示讀者──他們憤慨到了頂點。他們認為他簡直思想「墮落」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他們認為他使「紅衛兵」三個字蒙受了奇恥大辱。他們對他的批判之猛烈不亞於當年批判「走資派」。事實上那已不是批判，而是聲討，而是口誅筆伐。

　　正是在那些當年與他「並肩戰鬥」過的紅衛兵戰友們的強烈要求下，連裡當眾宣佈了對他的「記大過」處分……

　　同一天下午，在食堂門口，他用劈柴的大斧，劈死了那個北京女孩；……

　　兵團軍事法庭判處他死刑……

　　在我的連隊，一個上海女知青，有天年休時，悄悄對她的鄰鋪說：「這會兒要是能躺在一個小伙子懷裡該多好啊！」

　　此話當然也被匯報了。

　　當然也對她召開了批判會。

　　以後男知青們見了她，都不願正眼看她一眼了，更不願跟她說一句話。鄙如棄履。我也是這樣對待她。

　　可我心裡像她一樣，勞動之餘，疲乏的身體往自己的行李捲上一靠，常想：「這會兒要是有個姑娘躺在我懷裡多好啊！」

　　一種真實的渴望。

　　每當這樣的想法不由自主地產生，我便對自己靈魂深處的「墮落」感到極度的恐懼。便詛咒自己思想的「骯髒」，鄙視自己像鄙視那個上海女知青一樣。

　　一種真實的鄙視。

　　這不是心理分裂，恰恰相反，是兩種真實的統一。所謂心理分裂，必有一種心理傾向是虛偽的或病態的，紅衛兵們頭腦中的禁慾主義的霉霧，是他們理想追求中的一朵五彩的雲，是一代人自覺的「超我」意識的模式。與這一模式相悖的「原罪」意識，當年倒是真的漸漸從他們身上消退了，衰亡了。如果不是歷史後來發生了一連串戲劇性的轉變，他們則可能在「似神非神，似人非人」涅槃中了卻終生，成為千百萬頭被閹割了的「荒原狼」，推而廣之，當年全中國人的頭腦中，是都籠罩著禁慾主義的霉霧的。它是全中國每一個從內心裡真正要培養自己成為「革命接班人」的自覺的「超我」意識的模式。人性的詩意和「原罪」的衝動，當年只能體現在那些缺乏「革命理想」的人的身上。

　　「九．一三」事件首先從政治上喚醒了絕大多數中國人。「革命理想」一旦破滅，禁慾主義的霉霧隨之蕩散。一代紅衛兵從半高中跌落塵埃，驚醒了一場「文革」幻夢，他們終於開始從人的角度重新審視他們狂熱地身不由己地捲入的這一場原認為具有史詩價值的運動了。他們這才明白，不是靠了他們自己的神力升入了半空中，而是靠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氫氣球將他們吊入了半空中。當他們從「人馬」腹中血淋淋地掙扎出人的靈魂，人性的詩意和「原罪」的衝動才使他們重新明白了做人的重要是重於一切的。後來在某些「知青氏族」中發生的性關係的混亂。性道德的喪失，正體現了他們對「革命理想主義」的原始的挑戰，對禁慾主義的報復，對他們感到虧損了的人欲的匆匆而為的自我補償……

　　好了，讓我這個當年的紅衛兵今天的自白，也從性的粉色的灰色的層層圍牆中突圍出來，回到當年開往北京的那次「大串聯」的列車上吧！

　　列車抵達瀋陽站，另是一番景象。也不知哪一派的紅衛兵，在站台上搭起了三排長案，麵包、飲料、水果堆集其上。他們一個個手提話筒，向每一節車廂喊叫：「紅衛兵戰友們，你們辛苦了！前方鐵路發生障礙，本次列車將停一小時之久！請下來吃點東西、喝點水、帶走點東西吧！一切免費供應。希望你們吃飽喝足，精神抖擻地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檢閱！……」

　　麵包、飲料、水果正是我們車上每一個人所需要的。我們是早已渴極了也餓極了。

　　「紅衛兵戰友們，下來吧，請下來吧！我們還為你們預備了毛巾、香皂、牙膏、牙刷，多接了十幾排水龍頭，你們可以洗得乾乾淨淨，清清爽爽，散散步，活動活動筋骨再上車！我們保證你們下來多少人，開車前上去多少人！……」

　　這些話，對車上的女紅衛兵們，是更甚於麵包、飲料、水果的強大誘惑。汗已使車上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散發出鹽鹼味了。用手撫摸一下自己的臉，臉是黏手的。叉開五指，指縫藏污納垢，毛巾、香皂、牙膏、牙刷……多麼周到！簡直是在犒勞和慰問凱旋將士！

　　瀋陽的紅衛兵太好了！太令我們感動了！太……

　　我們熱淚盈眶！與長春站開始那種殺氣騰騰相比，能不熱淚盈眶嗎？

　　「瀋陽紅衛兵萬歲！」

　　「瀋陽紅衛兵是我們的親兄弟！」

　　「瀋陽紅衛兵是我們的親姐妹！」

　　「毛主席第一親，瀋陽紅衛兵第二親！」

　　「走遍天涯和海角，不忘瀋陽紅衛兵！」

　　車上的人從車門，從窗口，一邊呼著感恩戴德的口號，一邊爭先恐後往下擠，往下跳。撲向三排案子，撲向有水龍頭的地方……

　　我和她根本沒用怎麼動，就被簇擁著「流」到了站台上。

　　她要先去洗臉，上廁所。

　　我說我得趕快去為我倆搶到點吃的喝的。

　　一路上我們已成了不可分離的一對兒。

　　男女廁所外的情形，比電影中倒閉了的銀行外的情形更可觀。人頭攢動。擠出來一個，有十個恨不得擠進去。

　　可憐的是那些女紅衛兵。有的在廁所外被尿憋得哇哇大哭。有的等不及進入廁所已然尿了褲子，窘態畢露，自己對自己不知所措。年齡大點的，聰明些的，六七個十來個在一起的，就圍成個人圈兒，背朝裡，面朝外，中間圍住一人，將站台權當了「公共廁所」。起初一些男紅衛兵不知她們在搞什麼名堂，也圍上一圈兒看。自然是看不到什麼的。女紅衛兵們矜持地維護著她們的尊嚴，羞於啟齒解釋，便索性做出不屑於解釋的高傲模樣。待被圍在中間的女伴低聲說：「完了。」她們才揚長而去。男紅衛兵們瞧見地上的「水」，恍然大悟。不免感到慚愧。不免感到沒趣兒。增長了這點兒見識，再看到彷彿若無其事地圍成一圈兒的女紅衛兵，便馬上將目光轉移向別處，照顧著她們的體面，也表明著自己是正人君子。

　　突然之間，鬧不清究竟是從哪裡，只能說是從四面八方，衝出了幾隊紅衛兵，如幾股洪水，奔往各個車門、窗口，攀爬而入，蜂擁而上。那些「親如兄弟姐妹」的犒勞者慰問者們，也趁亂捷足先登。

　　原來瀋陽的紅衛兵對我們這次列車上的紅衛兵耍了個「調虎離山」計！

　　這很有點像小學語文課本上那則寓言──《狐狸和公雞》。

　　他們那些甜言蜜語，恰如狐狸對公雞唱的歌。

　　公雞公雞多漂亮，

　　大紅冠子綠尾巴，

　　你到窗口瞧一瞧，

　　請你吃把玉米花！

　　被騙下車的，如大夢初醒。發覺上當，卻為時晚矣！

　　我丟掉了搶到手的兩個麵包和一瓶汽水兒，來不及多想什麼，如一頭狂犬，不顧一切地奔向列車，推、擠、鑽、撞，不擇手段，使出渾身解數，總算又幸運地上了車。

　　大多數被騙下車的人，來不及再上車。每一節車廂內他們騰出的空間，早已被「親如兄弟姐妹」的瀋陽紅衛兵佔領了，他們想再上車比登天還難了！

　　他們一個個後悔莫及，憤怒之狀，無法描述，無法形容。汽水瓶和麵包，如槍林彈雨，擊向列車。

　　幾節車窗的玻璃被汽水瓶砸碎，有人的臉被碎玻璃劃破了。有人的頭被汽水瓶擊中，鮮血盡流，完整的汽水瓶一飛入車廂，便有許多雙手，像搶籃板球似的，搶著接住。接住者眉開眼笑，如獲至寶。

　　比起「長征隊」來，乘列車「大串聯」一點也不浪漫。簡直可以說是忍饑受渴，險象橫生。不花一分錢就想到北京去，就想見偉大領袖毛主席一面，絕不是什麼佔國家大便宜的事兒。而國家僅僅為此損失了多少錢呢？幾百萬？幾千萬？天曉得？不過當時是沒人敢細算這筆經濟賬的。

　　列車幾分鐘後便在樂曲聲中開動了……

　　重新上了車，我才想到我那個她。毫無疑問，她是被列車拋在瀋陽站了。

　　我卻不知她叫什麼名字。沒問。她也沒主動告訴我。

　　兜裡沒有一分錢，也沒個熟人在一起。她會再擠上哪一次列車到北京嗎？她會再碰到像我這樣一個伴兒嗎？她肯定會急哭了。一想到她肯定會急哭了，我不禁替她憂慮而且替她難過了。我鼻子一陣發酸，自己差點哭起來。

　　和我臉對臉，胸壓胸擠在一起的，又是一個女紅衛兵。他媽的一個瀋陽女紅衛兵！

　　她看了看我的袖標，搭訕著問：「你是哈爾濱的？」

　　我覺得她那張柿餅臉醜極了！而且臉上還有雀斑！而且還長著個鷹鉤鼻子！也許事實上她並不怎麼醜，鼻子也並不帶鉤，不過尖了一點而已。

　　但是我覺得她就是醜極了！醜得使我暗暗解恨。臉兒對臉地瞧著她又反感又來氣！

　　我一個字也沒回答她，將雙手舉過肩，用兩肘頂著她的胸，那樣子我的胳膊很彆扭，但我的兩肘必會頂得她肋骨疼。我寧肯自己彆扭也要頂得她肋骨疼，替被拋在瀋陽站的可愛的蘋果臉報復。

　　她請求道：「你不能把兩手放下嗎？」

　　我沒好氣地說：「你以為我高興這麼舉著呀，你給我擠出個空兒來，我就放下。」

　　「你的胳膊肘正頂著我……」她臉紅了。話只說了一半兒，沒好意思說完，

　　我知道正頂著她哪兒。活該！

　　她分明太吃不消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轉過了身去。

　　這才好，免得讓我瞧著她那張醜臉又反感又來氣。

　　我原先靠著像靠海綿沙發一般舒服的肥背也不知哪裡去了。一排大概是軍裝上的那種鈕扣硌著我。使我只好違心地朝前緊貼著那個瀋陽女紅衛兵的背。「識時務者為俊傑。」

　　車廂內又漸漸靜了下來。漸漸響起了鼾聲。

　　我醒來時，天已亮了。

　　我卻和另一個女紅衛兵互相摟肩抱臂地在一起。

　　那個柿餅臉不知何時縮到座位底下去了，頭枕著我穿「解放」膠鞋的雙腳，仰面朝天，睡得正酣……

第十四章　到了北京

　　明媚的陽光漸漸普照車廂，紅衛兵們又活躍起來。越接近北京，大家越顯興奮。一首接一首齊聲高唱「語錄歌」。與瀋陽紅衛兵之間的敵意，隔夜之間一掃而光，不復存在。

　　那個枕著我腳酣睡的瀋陽女紅衛兵，從座位底下爬出來一次，想上廁所。她還真有本領，像個跨欄運動員似的，抓著行李架，踩著座位靠背，跨過無數人頭，到了廁所前，拳擂肩撞腳踢了一陣，卻未能將「堡壘」攻克。又悻悻地從人頭上跨回來，又鑽入座位底下，又枕著我的腳睡。還將我的腳搬正些，為了枕得舒服。我本不想「優待」於她，無奈雙腳沒個移處，只好任她枕著。她也著實令我產生了惻隱之心，憋著泡尿，像條雌鱷似的伏在座位底下，倘我不許她枕我的腳，她的頭往哪兒放呢？

　　列車沒有開入北京站，到了豐台站就停止不前了。

　　一位女廣播員熱情洋溢的聲音，向我們廣播了一通「歡迎毛主席請來的客人」之類的話，然後要求我們迅速下車。

　　千辛萬苦來到北京，卻沒在北京站下車，而在豐台站下車！這使每一個人都感到紅衛兵的自尊心大大受了刺傷。

　　「既然我們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為什麼不許我們在北京站下車？」

　　「前幾批紅衛兵是在北京站下車的，我們也要在北京站下車！」

　　「毛主席的紅衛兵一律平等！」

　　「不到北京站，我們不下車！不到北京站，我們不下車！」群情激憤，高呼口號。

　　「我下！我下！我下！……」那個瀋陽的女紅衛兵，一邊叫嚷著，一邊從座位底下爬出來，迫不及待地撲向窗口。

　　「叛徒！」

　　「猶大！」

　　「把她塞到座位底下去！」

　　「不許她動搖我們的意志！」

　　她遭到了一片咒罵。於是就有人擋住窗口。

　　「我下去上廁所！」她急了，那樣子像要和擋住窗口的人拚命。

　　「她真是要上廁所，剛才你們沒看見她上廁所沒上成嗎？」我忍不住替她從旁作證。

　　擋住窗口的人這才閃開，並幫助她從窗口爬了出去。

　　她一跳到站台上，就以百米決賽般的速度往廁所跑。半天才從廁所裡出來。一從廁所裡出來就跟著車上的人喊：「不到北京站，我們不下車！不到北京站，我們不下車！」膀胱輕鬆了，喊得比誰都響亮。

　　任我們在車上喊口號，沒人理我們。廣播也不再響了。

　　忽然列車又開動了，每一節車廂都爆發了歡呼聲，以為勝利屬於我們了。列車卻只開動了一下便停了。車頭甩下車廂，單獨開走了。

　　大家終於明白，不到北京站，也得下車了。

　　幾千人下了車，聚集在站台上。等待了將近四個小時，才有幾輛臨時徵用的公共汽車開來，說是要分批送大家進北京城。於是幾千人又包圍了那幾輛公共汽車……

　　從下午一點多直等至晚八點多，我才擠上接送最後一批人的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它行到半路熄火了。司機上上下下修了很久，沒修好，告訴大家說發動機壞了。全車的人就對司機說好話，央求他再修。

　　看來司機也對那輛破舊的公共汽車惱火透頂，摘下一雙沾滿了油污的手套摔在發動機蓋上，氣呼呼地說：「你們都是毛主席大老遠請到北京來的客人，如果這輛車還能往前開，我敢撒謊騙你們嗎？」

　　大家聽了他的話，覺得是實話。諒他也不敢騙我們，自認霉氣，一個個沮喪地下車，分頭攔截別的過往車輛。除了小汽車而外，不管什麼車，攔住就上。

　　我隨同一夥人攔住了一輛卡車。爬上車後，司機不知應該往哪兒開。

　　有的說：「開進北京城就行！」

　　有的說：「開到天安門廣場去！」

　　有的說：「不，開到人民大會堂去！」

　　好像人民大會堂早已擺了一桌桌美食佳餚，毛主席他老人家和中央「文革」的首長們正期待我們赴宴似的。

　　司機猶豫了一陣，說：「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前是不許停卡車的。我送你們到天壇公園吧，那兒有紅衛兵接待站。」

　　大家說：「好！」

　　……

　　到了天壇公園，已至深夜。司機挺熱心的，帶領我們尋找到了「紅衛兵接待站」──公園內的路燈下，一張辦公桌，桌後兩個披著棉軍大衣的首都紅衛兵。一男一女。男的站著。女的坐著。正沒意思地說話。

　　他們對我們並不熱情，甚至使我們感到極為冷淡。

　　那個女的首都紅衛兵坐著沒動。

　　那個男的首都紅衛兵只對我們說了三個字：「跟我走。」

　　於是我們就都跟他走。那是個很黑的夜晚。我們沒看到別的，只看到一株株粗大的松樹。若非預先知道，我們誰也不會以為是走在公園裡，倒肯定會以為是走在荒郊野外。

　　一些用嶄新的蓆子圍成的空間。二十幾米一處，十幾處。露天。露地。我們被領到那裡，那個男的首都紅衛兵說：「到了。」說罷轉身而去。

　　大家面面相覷，大眼瞪小眼。

　　這一切一切距離我們的想像差得太遠太遠了啊！

　　「哎哎哎，你別走哇！這兒能久住嗎？」我們中的一個叫住了那個首都的男紅衛兵。

　　「久住？」他因為被叫住了顯得十分不高興：「哪位中央『文革』的首長批准你們久住了？有文件嗎？」

　　「住一夜也太簡陋點了吧？」

　　「簡陋？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的時候還沒這麼良好的條件呢！」

　　「下雨怎麼辦？」

　　「天氣預報今夜沒雨！」

　　「萬一天氣預報不準呢？」

　　「那你們就經受一次革命洗禮吧！」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說話呢？我們畢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請來的客人，你對我們的態度溫和點行不行？」

　　「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毛主席給你們每個人寄請柬了嗎？拿出來讓我瞧瞧！中央『文革』下達了文件，要求各地紅衛兵派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你們為什麼不聽中央『文革』的話？」

　　「誰不聽中央『文革』的話？」

　　「老子就是代表！十個裡選一個選出來的！」

　　「我也是！」

　　大家被那個首都的男紅衛兵激怒了，七言八語圍攻他。有的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

　　我們中有一個女紅衛兵忽然滿腹委屈地哭了。她這一哭，帶動幾十個女紅衛兵都哭起來。

　　於是大家放聲悲歌：

　　抬頭望見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澤東，

　　想念毛澤東……

　　哀哭和悲歌形成一股怨氣，在天壇公園粗壯的老松之間繚繞不散，彷彿鬧鬼。

　　那個首都的男紅衛兵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說：「戰友們，戰友們，革命的紅衛兵戰友們，我的態度不好，我向你們道歉！可這個接待站的條件就是如此，叫我有什麼辦法呀！」

　　無人理睬他。哭的繼續哭。唱的繼續唱。都是沒出過遠門的。都是第一次到北京。都是又饑又渴。穿得都很單薄，在秋寒中都有些瑟瑟發抖。半夜三更的，沒個溫暖的歸宿。怎能不哭，怎能不唱，怎能不想念毛澤東呢？

　　毛澤東，毛澤東，

　　心中的太陽永不落，

　　白日裡想你鬥志強，

　　黑夜裡想你指方向……

　　越哭越委屈。越唱越傷感。我是邊流淚邊唱。早知落這麼個悽苦的下場，我才不來北京呢！我真希望毛主席聽到我們的哭聲和歌聲，從睡眠中醒來，問警衛員：「是么子些人在哭嘲？是么子些人在唱嘲？是我的紅衛兵小將吧？……」然後乘坐「紅旗」轎車來到我們身旁，問饑問渴，問寒問暖，說一番能使我們感到幸福的話，將我們統統接往一個大賓館……

　　毛主席當然是聽不見的。

　　一個首都的女紅衛兵聽到了。因為她匆匆地走來了。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又哭又唱的！好像都在這裡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迫害似的！」

　　「他們嫌這裡的接待條件太簡陋。」

　　兩個首都紅衛兵商量了一陣，那個女的對我們說：「戰友們，大家別哭啦。大家別唱啦。我們這個接待站，今天剛剛設立。所以，請戰友們多多包涵！現在，我們馬上去聯絡，爭取盡快轉送到別的接待站去！」

　　說完，他們一起走了。

　　半個多小時後，她獨自回來，向我們說了幾處可去的接待站，其中有一處設在地質學院。

　　「到地質學院去！大家聽我的，到地質學院去！大家一定要聽我的！」

　　我們中有一人大聲疾呼。那是個戴眼鏡的四十來歲的知識分子模樣的人。此前誰也沒注意他的存在。有不少革命教師跟紅衛兵一起進行「大串聯」，他的年齡並未使我們哪一個感到詫異。

　　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正需要個挺身而出的組織者和代言人。大家便一致推選他為臨時「領隊」，都表示願意聽他的。

　　那個首都的女紅衛兵又跑開打電話，找車。

　　一個小時後，我們擁上了一輛帶紗窗簾的客車──據說是專接少數民族進京代表的。大家覺得待遇提高，自是都不免有得意之色。

　　那個首都的女紅衛兵在車下向我們擺手告別。

　　我們終於可以有個好去處，而且待遇提高了，全虧她一人跑來跑去，大家贈她一片感謝之詞。

　　車開出天壇公園，我們的「領隊」大聲宣佈了自己的身份──某中學教師，曾當過何長工的警衛員，故而極力主張我們全體跟他一塊兒到地質學院接待站去。

　　有人發問：「何長工是誰？」

　　立刻有人嘲笑地回答：「連何長工是誰都不知道？老紅軍！長征過來的老革命上《紅旗飄飄》上有他的回憶錄！」

　　「領隊」補充道：「何老是地質部部長。如果地質學院招待我們不周，我就親自去找何老，叫何老批評他們！本來我是可以住到何老家的。既然我們無形中成了患難戰友，我怎麼忍心撇下你們呢？我是當教師的，革命教師是紅衛兵的同盟軍，你們就如同我自己的學生一樣啊！」

　　他說得十分誠摯。大家又是一片感激之詞。

　　有個看去只有十二三歲，大概剛讀到初一的女孩天真地問「領隊」，到北京來，是否也同她自己一樣，只想親眼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輝形象，親身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檢閱，爭取有機會和毛主席他老人家握一下手，當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喊一句「毛主席萬歲」？

　　「領隊」深沉而莊嚴地告訴大家：他到北京來，願望與我們相同，也不完全相同。他還負有特殊的也是一項神聖的使命──替他所參加的那一派群眾組織，通過何老的關係，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反映當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情況，請求毛主席說一句支持他所參加的那一派群眾組織的話。

　　「我們那裡是右派組織翻天，左派組織受苦哇！黑雲壓城城欲摧，血雨腥風撲面來。我們那一派幾千名革命群眾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啊！如果我完不成使命，幾千革命群眾就會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啊！那我也絕不回去了，我將一頭撞死在革命烈士紀念碑下，不成功，便成仁！甘灑滿腔戰士血，化作遍地革命花！」

　　他流下了悲壯的淚。

　　大家極受感動。我的眼眶濕了。在我心目中，「領隊」那典型的四川人的身材，變得高大起來，閃耀著英雄主義的可歌可泣的光彩。

　　「甘灑滿腔戰士血，化作遍地革命花！」我暗暗牢記著這兩句詩。當年許多人都詩才橫溢。辯論也罷，演說也罷，煽動也罷，幾乎無詩不開口，開口必有詩。好比京劇名角們的絕唱，不討戲迷們個「滿堂彩」不算絕。正是那些充分表達了頂天立地，視死如歸的英雄主義的鏗鏘詩句，最能感動人心，使人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對紅衛兵來說，那是連空氣中都飽含著革命英雄主義的時代。正如今天對某些年輕人來說是不聽流行歌曲就活不成的時代。我甚至認為，他若完不成使命，便一頭撞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預先打算，比他隨口說出的那兩句詩更其傑勇豪烈，悲哉壯哉！倘我亦如他，負有幾千人交託的神聖使命，必亦有如他一樣的犧牲準備。倘完不成使命，必選擇如他一樣傑勇豪烈，悲哉壯哉的死法！那樣的使命簡直是一種至高的榮耀。那樣的死去簡直是一種難得的幸運，只可惜來北京前，沒誰交託我什麼使命。母親倒是千叮萬囑要我買一張毛主席和「林副統帥」在一起的像。哈爾濱當時買不到。一個家庭中不見「林副統帥」的第二光輝形象，總是件讓人心裡不夠安寧的事兒。無人過問，便也罷了。有人問罪，說不清楚。就算在北京得豁出頭破血流搶著買才能買到，似乎畢竟有點談不上「使命」感。自己心裡一味兒當「使命」去完成，也畢竟不夠神聖，悲不起來壯不起來，傑勇豪烈不起來。沒有買到，辜負了母親一人的叮囑，似乎也犯不上一頭撞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心裡暗覺遺憾。革命英雄主義的光芒，在那英雄輩出的年代，也並非萬眾都能放射的。

　　車到地質學院，司機睏得連連打哈欠，催促我們快下車。我們剛下了車，接待站裡走出一個人，大聲斥問司機：「你把他們都拉到這兒幹什麼？往哪兒安置？」

　　我們在那人眼裡分明不是毛主席的客人，而是什麼毫無用處白給誰也不願要的東西。

　　司機嘟噥道：「他們吵吵嚷嚷地讓我拉他們到這兒來嘛！」

　　「上車，上車，全上車！」那人像吆喝牲口似的，又吆喝我們上車。

　　我們處處受到這般冷漠的對待，一個個心中別提有多惱火，都默默地將屈辱的目光投向「領隊」，誰也不敢亂開口講話。在人屋簷下，暫且將頭低啊！

　　「領隊」上前道：「我是他們的領隊，我……」

　　那人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你也上車，少囉嗦！」

　　「領隊」加重語氣道：「我當年是何老的警衛員！」

　　那人聽罷，上下打量他一番，似乎有些懷疑地問：「真的？」

　　「領隊」昂然答道：「我跟隨了何老五六年，他全家的人都熟悉我！」

　　那人信了，大聲說：「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那你哪兒也別想去了，留在這兒揭發反黨分子何長工吧！」回頭對接待站裡喊：「何長工當年的警衛員送上門啦，把他押起來呀！」

　　於是呼啦啦擁出幾個地質學院的紅衛兵，紛紛問：

　　「誰是？誰是？」

　　「在哪兒？在哪兒？」

　　我們這才發現，樓牆上貼著大字報。水銀燈下，赫然寫的是──「打倒地質部最大的走資派何長工！」，「何長工」三字歪歪倒倒。畫了鮮紅的三個「X 」。

　　我們都替「領隊」暗暗叫苦不迭。

　　那人用手一指他：「這個就是！」

　　他卻還沒發現大字標語，以軍人的姿態一挺胸：「不錯，我就是。」

　　他們不由分說，將他架入聯絡站屋裡去了。

　　我們一個個呆若木雞。

　　「你們還愣頭愣腦的幹什麼？」

　　我們趕緊乖乖地上了車。

　　那人向司機交待幾句，車又開了。

　　這一次我們被送到了地質部博物館，天已濛濛亮。博物館內，一排排陳列各種礦石的展覽櫥之間的過道，隔幾步鋪一塊草墊子，沒有蓆。東投西奔折騰了一夜，睏得兩眼皮往一塊兒黏，踉蹌到一塊草墊子跟前，撲下去，不管它天塌地陷，倒頭便睡。

　　一覺沉睡到下午三點多。醒了先找水龍頭。找到水龍頭，一口氣兒喝了個夠。待要洗漱時，卻不知裝毛巾肥皂牙膏牙刷的小布兜兒昨夜丟在何處了。進入廁所，脫下被臭汗濕透了幾番的背心，權當毛巾用，擰大水量，痛痛快快地沖頭洗臉。在水槽中撿了幾小片別人丟棄的肥皂，裹在背心內猛搓一陣，搓掉汗臭味兒，自以為洗乾淨了，晾在窗框上。

　　然後就光脊樑穿著骯髒的外衣，徜徉出胡同口逛大街。不敢走遠。不敢轉彎。怕迷路，逛至西單，便跨過馬路，從另一側往回逛。衣兜裡雖揣著五塊錢，副食商店卻是不進的，惟恐見了好吃的東西，受到誘惑掏出那五塊錢花。

　　餓是餓極了。忍耐著。五點半開晚飯。逛到時間，就可飽飽地吃頓不花錢的飯了。

　　晚飯是饅頭、鹹菜、粥。饅頭一兩一個，小得秀氣。每人兩個。兩個哪夠填飽餓了兩天兩夜的肚子？幸而粥是不限量的。於是先可勁兒往肚子裡灌粥。眼睛盯著粥桶。發現有人一碗粥剛喝了半碗，便端著碗去邊喝邊排隊。喝完了，也差不多排到了。如是學之，又發現有人在這個飯口領了一份兒饅頭，轉向那個飯口，又可多領一份。也如是學之。見「先進」就學，以後掌握了這些經驗，在一個多月的「大串聯」中，從北到南，七省八市，沒挨過餓。

　　吃飽了，一手拿著一個多領的饅頭往外走。沒料到門口有人把守，說是只許吃，不許往外帶。早知如此，兩個饅頭便吃下去了，也不必可勁兒往肚子裡灌粥。頗有些捨不得放入門口的竹筐裡，待要轉身回到桌旁再吃掉吧，肚子已是撐得很，多一口也嚥不下去了。快快地留下兩個饅頭，懊惱自己往外走時沒將饅頭揣在衣兜裡。

　　回到博物館大廳，睏乏未解，撲下身去，又倒頭便睡。

　　一覺睡到第二天早晨，排了半個多小時，才洗上把臉。

　　吃過早飯，在飯廳外的一面鏡子中照見了自己，衣褲骯髒折皺，頭髮蓬亂。自慚形穢。這等小癟三模樣，怎有臉面在北京的大街上逛？又怎配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檢閱！

　　思想鬥爭了許久，決定花那僅有的五塊錢，買毛巾、牙膏、牙刷、肥皂。買齊全了，要趕回來趁太陽好洗衣服，卻意外遇見了同次車來的一位同學。他的模樣不比我體面多少。

　　他告訴我他住在一所小學校，昨夜睡在兩張拼起來的課桌上。

　　「二三百人，全睡課桌，鋪蓆子，蓋毯子。」他一邊對我說，一邊揉肩腳骨：「他媽的課桌太窄，一夜我掉在水泥地上三次！」

　　當我告訴他我住在地質部博物館內時，他顯出十分嚮往的表情，立刻問我能否幫他「轉移」過去。

　　我當然很樂意有個同學為伴，但卻沒什麼辦法幫助他──出入博物館憑「住宿證」。

　　他失望極了。

　　而我卻羨慕他有毯子蓋。

　　他提議一塊兒去參觀軍事博物館。

　　我嫌太遠，怕回來晚了，趕不上吃飯，餓肚子。但又不忍掃他的興，主張一塊兒去天安門。

　　「傻瓜蛋！反正我們是要經過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檢閱的，提前去了，檢閱那天留下的印象就不深刻了！要保留最深刻的印象！這是將來要記載到中國當代革命史裡的大事，說不定歷史還需要我們寫回憶錄呢！」

　　他激烈地反對我的主張。

　　我細想想，他的話不無道理，便同意了和他一塊兒去參觀軍事博物館。我紅著臉向他提出了一個請求──替我買公共汽車票。因為我兜裡的錢所剩無幾，還要買毛主席和「林副統帥」在一起的像，捨不得再多花一分。

　　「傻瓜蛋！你真是個傻瓜蛋！我們是什麼人？毛主席請到北京來的客人！乘火車都不花錢，坐公共汽車還花錢嗎？笑話！」他大大嘲謔了我一番。

　　果然如他所說，紅衛兵們上下公共汽車，售票員絕不查票。當年的首都彷彿「八國聯軍」佔領時期，又像清兵入關的情形，滿大街都是來自天南地北、長城內外、「五湖四海」的紅衛兵。各路「諸侯」的戰旗飄揚。各派的「毛澤東思想宣傳車」如梭往來。廣播著「鄭重聲明」、「最後通牒」、「嚴厲警告」、「強烈抗議」。全北京也不知安裝了幾百幾千高音喇叭，《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歌頌毛主席的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歌曲白天響徹雲霄，夜晚直衝星漢。也許除了毛主席，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朝代的君王，大概是都難以忍受如此轟轟烈烈，如此熱熱鬧鬧，而甘於寂寞的。

　　全北京到處的牆壁都刷成了紅色，書寫著醒目的「最高」或「最新」指示。北京的一條條街道都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紅色街道。北京被一片「紅色海洋」所淹沒。北京成了全國各地紅衛兵的大本營。北京成了全國各地「造反派」的總司令部。

　　總司令是毛主席。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據說這是毛主席當年書贈「敬愛的林副統帥」的兩句詩，是否確鑿，已難考證。反正紅衛兵們都相信是，爭相傳抄。

　　現在的百萬兵當然是指紅衛兵，許許多多萬里迢迢來到北京的紅衛兵，胸前懸掛著心形的「忠」字。小如掌，大如盤。有的製作粗俗，刺人眼目；有的製作精美，繡以銀絲金線，簡直可視為工藝品。間或有一群群少數民族的紅衛兵兄弟姐妹，在寬闊些的人行道上載歌載舞，表達來到北京和即將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檢閱的無比幸福無比喜悅之情。

　　軍事博物館內人山人海。某些人們熟悉的油畫和陳列品被取消了。重畫的《井岡山會師》，與毛主席握手的已不是朱總司令，而是當年才不過擔任連長的林彪。《毛主席去安源》──一幅最新完成的油畫，告訴人們，「安源大罷工」的真正領導者，並非劉少奇，而是毛主席。

　　軍事博物館外的大批判專欄，貼滿了漫畫。別的看過就忘了，有一幅卻過目難忘，銘記至今。

　　畫的是劉少奇立在船上，撐篙渡河。彭德懷立在岸上，揮手作惜別狀，並唱：

　　送君送到大河旁，

　　君的恩情永不忘，

　　風裡浪裡你撐船，

　　我持梭標望君還……

　　彭德懷醜而像，劉少奇也醜而像。鄧小平那時已上了「百醜圖」，「屈尊第二」，僅在劉少奇之後。

　　許多人都在認認真真地照畫。

　　我和同學也向別人各要了幾頁筆記本紙，擠上前去照畫。那些漫畫可非一般水平，筆法嫻熟老練，維妙維肖，各有千秋，顯然是長於此道者們的「佳作」。不過也難肯定，當年文化大革命不僅造就了一大批「群眾領袖」、「理論家」、「雄辯家」、「演說家」和「詩人」，也造就了一大批「漫畫家」。漫畫更是「大批判」的犀利武器。正因為是武器，才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夠掌握之，運用之。而且，將昔日的國家首腦們肆無忌憚地加以醜化，實在是普通人們非文化大革命不可滿足之樂趣。

　　像「送君」一類有情節的漫畫，我是照葫蘆畫瓢也畫不下來的。那需要一定的漫畫基礎。「百醜圖」容易畫些，但都是筆法高度精簡的頭像。

　　從軍事博物館回到地質部博物館，吃晚飯，將衣服褲子全用肥皂洗得乾乾淨淨，搭在館內陳列礦石標本的展覽櫥上。只穿著背心褲衩，盤腿獨坐一隅，閒得無事，轉著頭東張西望。

　　有人不知無意的還是故意的，打碎了一個展覽櫥的玻璃，於是就有眾人齊發一聲喊，撲將過去爭搶礦石標本，那當然是很好的紀念品。

　　我也聞聲撲將過去，爭搶了一塊到手。拳頭般大小，烏黑，這裡那裡，佈滿閃閃發光的物質微粒，不知是含金還是含銀，抑或含銅還是含鋅。得著了一件很好的紀念品，心中的高興自不待說。收藏起來，又閒得無聊，又轉著頭東張西望。

　　夜裡冷得縮成一團，無法睡。把守館門的老頭照例關門前來巡視一番，發現了那打碎玻璃的展覽櫥，見裡面空空如也，連一個標本牌都不存在，大發脾氣，訓罵道：「我在北京住了快一輩子，連一次也沒見著過毛主席他老人家本人呢！你們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客人，客人就該有個客人的樣子！到北京來作賊嗎？偷了那些礦石幹嗎！那都是地質部的一些寶物！地質隊尋找到那些標本容易嗎？千辛萬苦得來的！誰拿了誰乖乖放回去！不放回去從明天早晨起不給你們飯吃！」

　　無人理睬他。都裝睡得死，沒聽見他訓罵。

　　他訓罵了一通，對大家無可奈何，憤憤地在草墊子之間踱來踱去，想要識破一個「賊」。他瞥見我那縮成一團的可憐模樣，走到我跟前，瞪著我問：「你拿沒拿？」

　　我說：「沒拿，拿了不是人！」

　　又問：「你赤胳膊裸腿地幹什麼？」

　　我說：「衣服褲子都洗了。」

　　「白天大好的太陽，怎麼不洗？」

　　「白天參觀軍事博物館去了。」

　　他「哼」了一聲，脫下他的大衣，扔給了我：「想著還！別拐帶跑了，公家的！」

　　我感激得不知說什麼好，連連回答：「保證還，保證還，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證……」

　　有了這件藍色的、扎道的、舊的卻很暖和的勞動布工作服大衣，我才舒適地入睡。

　　夢中被一陣哨音驚醒，擁著大衣莫名其妙地坐起來，揉揉惺忪睡眼，見大家全都坐起來了。幾名軍人，不知何時悄悄「光臨」，一個個神情極為嚴肅。我以為那守門的老頭為了那些礦石標本的失蹤，搬來了解放軍偵察員要對我們進行大搜查呢，心中頗為緊張。

　　一名年輕的小戰士說：「親愛的各位紅衛兵小將，現在，由我們的營長，向你們宣佈一個你們日夜盼望的消息！」

　　那營長環視著我們，說：「小將們，你們最最幸福的時刻就要到來了！明天……」看了一眼手錶，自己糾正自己道：「現在已經是兩點半了，那麼應該說是今天，毛主席、林副統帥和中央『文革』以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你們了！」

　　其實他不說，大家聽完那小戰士的話，也已猜著了。

　　大家一陣激動，高呼：「毛主席萬歲！」

　　解放軍也手舉語錄跟著高呼。

　　數呼萬歲之後，那營長又說：「為了保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安全，宣佈幾條紀律：一、除了毛主席語錄必帶，每人身上再不得帶任何東西！……」

　　「吃的東西也不許帶嗎？」

　　「吃的東西當然例外。」

　　「那麼也可以帶水果啦？」

　　「可以。」

　　「水果刀呢？」

　　「不許帶！凡是金屬物品，一律不許帶！誰帶了，一旦查出，嚴加論處！」

　　那個小戰士說：「大家安靜，不要打斷營長的話！」

　　營長接著說：「二、只許喊如下口號：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無產階級司令部萬歲！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他一共照本宣讀了二十幾條革命口號。他宣讀一條，我們用筆在紙上記一條。看來這些革命口號也不是他這位解放軍營長規定的，可能是經中央「文革」審閱的。

　　最後他說：「大家立刻穿衣服，排好隊，跟我們到食堂去領吃的。從現在起，我就是你們的帶隊，你們的一切行動，必須服從我的指揮！」

　　有人嘟噥了一句：「我們的一切行動，只服從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揮！」

　　營長嚴厲地瞪了那人一眼，沒說話。

　　有人大聲問：「起碼得給我們半個小時的洗臉時間吧？這麼多人，排著洗半個小時也不見得夠啊！」

　　那個小戰士乾脆地回答：「穿好衣服立刻就去領吃的。領完吃的立刻就出發。沒有洗臉的時間了！」

　　又有人嘟噥了一句：「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是要每天洗臉的，不洗臉就會積滿灰塵。』」

　　營長也回敬了一條毛主席語錄：「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於是大家不再有任何異議，匆匆穿好衣服，被分編成組。每組由一名解放軍管理。全體服從營長。

　　營長說：「現在，每人將語錄拿在手中，將衣兜褲兜裡翻出來！」

　　大家照辦。

　　管理每組的解放軍，逐個檢查，沒發現誰違紀，便帶我們到食堂去。

　　我的衣服褲子半乾半濕，也只好穿在身上。大衣緊裹在外。

　　食堂工作人員肯定起得比我們更早，已將一份份吃的東西替我們包好──兩個麵包，一個煮雞蛋，一截香腸。因為今天是我們最最幸福的日子，所以二兩一個的麵包取代了一兩一個的秀氣的小饅頭，還有煮雞蛋，還有香腸。

　　他們將每份遞到我們手中時，各個都說一句：「祝賀你們的幸福！」

　　看得出來，也聽得出來，那是很由衷的祝賀。他們分享著我們的幸福。感覺到這一點，使我們中某些人因起得過早而產生的隱怨消除了。我得承認，我是「某些人」之一。身上穿著半濕的衣服褲子，隱怨比別人就更大，也就更加洋溢出滿臉的幸福。

　　耳聽祝賀，心中細想，他們都是生活在北京的人，接受毛主席檢閱這種莫可比擬的幸福，優先輪著的卻是我們，而不是他們，還要為我們服務，他們毫無隱怨，我們倒因早起了點就嘟嘟噥噥，未免太不通情達理。趕集還得起個大早呢！這麼一想，便心氣平和，只覺得確是很幸福了。雖身上穿著濕衣服而心中的幸福感猶存。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檢閱，恐怕這輩子也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除非毛主席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從食堂裡排著隊走出來的時候，我看見守門的老頭站在博物館台階上同時舉起兩隻手默默地向我們招手。

　　他是不是很羨慕我們呢？

第十五章　見到毛主席

　　天很黑。所謂黎明前的黑暗。天很冷。在我的記憶中，北京那一年的冬天似乎來得格外早，幸虧有那件大衣啊！否則，穿著濕衣服濕褲子的我，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凍死。

　　喧囂了一天的北京，只有晝夜交替之際的這黑暗的時刻，才是寧靜的。那是很正常的寧靜，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寧靜。因為走出胡同口後，我發現馬路兩旁隔不遠就站著一名持槍的解放軍。

　　我們排著隊，在那位營長的率領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岔向東四。那條馬路兩旁，也是隔不遠就站著一名持槍的解放軍。一支支隊伍，紅衛兵的隊伍，在解放軍的率領下，從各條街道走出，與我們匯在一起。我們的隊伍越來越壯大，漸漸地，形成了一支前無頭後無尾的浩浩蕩蕩的大軍。在往前經過的一些路口，就戒嚴了。不是將要接受檢閱的紅衛兵，怕是別想通過了。隔不久，那位營長命令我們分組報一次數，前後左右看看，有沒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階級敵人混入我們的隊伍。據我們組的組長──那名小戰士說，他和他們的營長帶領紅衛兵幾次接受過毛主席的檢閱了，從未發生過什麼問題，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揚。

　　我們都對他刮目相看起來。

　　我們跟隨大軍拐進了東四附近的一條小胡同。現在回想起來，那不是一條小胡同，而是一條長街。大軍擁塞滿了這條長街，就像隱蔽著似的。大軍停止了前進。小戰士告訴我們，要在這裡等待到天亮。

　　於是就盼著天亮。心中越盼，天似乎亮得越遲。天終於亮了，那也不過才早晨六點來鐘。小戰士又告訴我們，十點才開始檢閱。他勸我們耐下心來。還要等四個多小時，需要多麼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記憶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沒經受過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驗。那之後，我的耐心也再沒經受過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驗。

　　在需要極度耐心的等待中吃光了所有吃的東西。腸胃飽了。濕衣服被身體烘乾了。太陽出來了。人人都覺得暖和了些，便有興致高唱革命歌曲了。一支接一支地唱。幾名解放軍都很善於鼓動情緒。領唱，揮舞手臂打拍子，拉歌，將人人的情緒都鼓動得火炭般熱！歌聲此起彼伏。一曲高過一曲。一陣比一陣唱得來勁兒，唱得亢奮。

　　街道兩旁的居民，出不了院兒，開不了門。一戶戶的窗口貼著一張張性別不同年齡不同的臉，沒夠地往外瞧我們，有人渴了，向他們討水。他們就打開窗子，捧出一杯杯熱水，茶水。討吃的，他們也極慷慨地給予。道謝，他們都說不用謝，招待外地紅衛兵，是首都居民的本分。當年紅衛兵中有手錶的可不多。幾名解放軍戰士也沒手錶。那位營長倒是戴著塊手錶。可大家都不願向他問時間，怕他輕蔑我們的耐心。便隔不多時，敲窗子問一次屋裡的首都居民。他們不厭其煩，有問必答。有些老人和孩子，則主動地打開窗子，一次次向我們報時間：

　　「八點半啦！」

　　「九點！」

　　「九點二十五！」

　　「九點四十五！」

　　「十點啦！」

　　於是滿街一片歡呼聲。

　　「十點啦！十點啦！」

　　「我們最最幸福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啊！」

　　歡呼過後，隊伍還不見動，滿街的紅衛兵騷亂起來。

　　解放軍努力安撫，說是剛剛接到通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身體不適，檢閱我們的時間有所推遲。

　　彷彿一盆涼水潑向眾人頭上，滿街紅衛兵的情緒頓時低落。都惟恐毛主席因身體不適，登不上天安門城樓，這一天檢閱不成我們。

　　等啊等啊，至中午十一點半，擁擠在那條長街裡的我們的「雜牌軍」，在正規軍的帶領下終於又開始走動。

　　東四大街（也可能是東單大街）被紅衛兵的隊伍水洩不通地佔領了。三十人一橫排，浩浩蕩蕩，不見頭，不見尾，跑一陣停一陣地前進。

　　能聽到《東方紅》雄壯的樂曲聲了。

　　天公作美。夜間雖然寒冷，白天竟晴空萬里，紅日當頭。

　　轉上通往天安門的馬路，隊伍由三十人一橫排變為六十人一橫排了。各路大軍總匯合，歡呼「萬歲」的聲浪從前方黑壓壓的人頭上滾將過來：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萬歲！」

　　如遠聞海潮！

　　歡呼聲彷彿在召喚我們，蓋住了解放軍統一步伐的口令。隊伍亂了，沒有隊形了，變成一股人流，一陣陣勢不可擋地向前洶湧，一陣陣衝到了銅牆鐵壁似的，以更洶湧的反力捲蕩回來！

　　終於，我望見天安門了！

　　終於，我接近天安門了！

　　天安門城樓空空蕩蕩。毛主席呢？毛主席為什麼不在天安門城樓上啊！

　　毛主席已然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一個多小時了。他老人家累了。他老人家需要去休息休息。

　　看見了毛主席的，還想再看見。沒看見毛主席的，不甘心沒看見。天安門前擁擠著成千上萬的紅衛兵！真是成千上萬啊！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萬歲！」

　　「我們要見毛主席！」

　　「我們要見毛主席！」

　　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狂熱場面！

　　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匯成的人海，在天安門廣場擰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渦！每個人都像一顆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渦中打轉，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門或面朝天安門，全不由己，只有順著那股漩渦轉。

　　《東方紅》樂曲又響起來了！

　　天安門城樓上出現了人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兩位男女播音員，以無比激動的語調現場直播道：「紅衛兵小將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休息了片刻，現在，與他最親密的戰友，我們最最敬愛的林副統帥，又並肩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帶微笑，神采奕奕！……」

　　人海喧嘯了。群情鼎沸。「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在天安門廣場上空迴盪。

　　也許我離得太遠了，也許天安門城樓太高了，出現在我眼中的毛主席，只是半截身影。沐浴著下午的陽光。他老人家的身影，沒我預先想像的那麼高大，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在我們的仰視中，甚至可以說顯得很小。而站在他身旁的「林副統帥」，簡直顯得渺小了。毛主席的身材在所有天安門城樓上的人中畢竟最高大，所以我還是一眼就判斷出了哪一個是他老人家的身影。並且別的人一登上天安門城樓都各就各位站立不動，都站得很靠後，只能隱約看到些頭。所以實際出現在天安門城樓的，成千上萬紅衛兵能仰望到的，也就只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最親密的戰友林副統帥」。

　　毛主席顯然也非常興奮，一會兒走向東側，一會兒走向西側，一會兒佇立在天安門城樓中央國徽之下那個地方。不停地走動。不停地揮手向紅衛兵致意。時而挺身遠眺，彷彿在注視天安門對面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時而俯身低視，彷彿要同仰視他的觀禮台上的紅衛兵們交流什麼感情。「林副統帥」寸步不離地跟隨著毛主席。毛主席走向東側他跟隨到東側。毛主席走向西側他跟隨到西側。毛主席站住他亦站住。毛主席遠眺他亦遠眺，毛主席俯身他亦俯身。毛主席揮手，他揮語錄。我們能仰望到毛主席的上半身，卻只能仰望到他的頭和肩。儘管離得遠，儘管毛主席站得高，他老人家的身影畢竟顯得偉岸，而他「最親密的戰友」卻像個侏儒。

　　忽然，毛主席摘下軍帽，在天安門城樓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揮了一下，又揮一下，並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紅衛兵萬歲！」

　　「林副統帥」也摘下了軍帽，也來回揮了兩下，由於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門城樓欄杆所擋，又想像毛主席那樣大幅度地揮動，卻不能夠，彷彿居高臨下地撈取什麼似的。

　　他也高呼：「紅衛兵萬歲！紅衛兵萬歲！」

　　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著魔了！萬語千言變成了一句話，有拍節地喊叫：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成千上萬條手臂，揮動成千上萬本寶書。「紅雨隨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又開始播音：「紅衛兵小將們，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請繼續往前走，請發揚崇高的革命風格，使後面的小將能夠順利地通過天安門，幸福地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輝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檢閱！」

　　女播音員廣播完，男播音員接著廣播，話意相同。

　　一股人流以湍水決堤之勢洶湧過來，沖走了廣場上累卵積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積石累卵。

　　我隨被沖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電報大樓，才算能夠選擇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們好像一離開天安門廣場，一離開那種人的漩渦，那種如夢如幻的場面，頓時也就個個全部恢復了常態。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檢閱是一個「任務」，他們盼望著這一天實際上是盼望著早點完成這個「任務」，完成了這個「任務」他們就可以離開北京去上海，去廣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們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們如願以償，「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與其說幸福，毋寧說輕鬆。

　　許許多多紅衛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兩隻鞋都被踩掉了，光著雙腳從哪裡走來的走回哪裡去，一個個「赤腳大仙」般招搖過市。有的被踩掉了一隻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著腳上的一隻，怪滑稽的。沒遭到這個「損失」的，就瞧他們的笑話，揶揄著他們大尋開心。

　　我光著雙腳回到了地質部博物館，為自己「損失」了一雙半新的「解放」鞋悶悶不樂。更是發愁，因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親。父親很久沒往家中寫信了，我要親眼看到他現在的「下場」怎樣。倘他在受折磨，我決心留在他身邊，陪伴他，給他些慰藉。總不能光著腳出現在父親面前，使父親見了我傷心啊！

　　正愁得沒法兒，一個上海的紅衛兵，湊過來與我商議，要拿一雙新布鞋，換我搶到手的那塊礦石。

　　那是很好的紀念品，但換一雙新布鞋還是很合算的。遺憾的是他那雙布鞋我穿著太大。我遺憾了半天，他也遺憾了半天。

　　傍晚，聽人說，首都體育場（或者是另一個體育場，記不清了）擺滿了鞋，在被檢閱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認領。

　　吃過晚飯，光著雙腳去了體育場。偌大的足球場地上，一圈一圈擺了幾十圈鞋，起碼兩三千隻。還真有不少紅衛兵去認領。

　　天色已暗，我從最外圈繞到最裡圈，沒尋找到我那雙鞋。那是「解放」鞋的時代，兩三千隻中，半數是「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絕不可能成雙成對地擺在一起，哪裡辨認得出來呢？

　　一個毛主席的「小老鄉」對我說：「尋么子嗎，哪雙『孩』合腳，穿去就是了喲！天下紅衛兵一家子嘛，你穿我麼我穿他！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的嗎，莫啥子關係喲！」

　　受他啟發，一隻隻往腳上穿，試了二十來隻，終於兩腳都選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樣的「解放」鞋，很新。舊鞋換新鞋，佔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後來者一眼認出，忙不迭地就離開了。

　　乘錯了車，又到了天安門廣場，檢閱早已經完畢，仍有不少人在紅牆下幹著什麼。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紅牆上的紅粉。抹了，再往筆記本上按下一個個指印或掌印。不消問，那也是一種留取紀念的方式，紅牆人手夠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難看極了。

　　我也擠上去抹。抹了一手紅粉才想起身上根本未帶筆記本。覺得沒趣，又無處洗手，更無手絹（十七歲的我還不懂隨身帶手絹是一種文明的教養），從地上撿起團骯髒的紙擦擦了事。

　　又見一群人忽地圍攏起來。不免又好奇。又擠進入牆看究竟。原來被圍攏的是兩位蒙族少女。圍攏他們的人認定她們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兩位為救集體的羊群而與暴風雪搏鬥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紛紛將筆記本和手絹塞給她們，讓她們用蒙文簽名留念。她們不懂漢話，也不會說漢話，卻明白人們的意思，認認真真地用蒙文簽名，滿足大家的心願。

　　人們中有一個大煞風景地說：「她們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我從《人民畫報》上見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長得跟她倆完全不一樣！」

　　　這話引起了眾怒。大家認為她們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他卻道不是！掃大家的興！真是罪該萬死！

　　「是！當定是！」

　　「你胡說！」

　　「你別有用心！」

　　「你是真紅衛兵還是冒牌的紅衛兵！」

　　眾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趕緊離開了。

　　誰破壞了群眾的某種情緒，誰就成了群眾的敵人。即使明知群眾在自欺欺人，也千萬不要點破。點破了，沒有好下場。當年的廣大革命群眾更多的時候是不但甘於而且樂於自欺欺人的，因為自欺欺人的辦法可使沒意思沒意義的某些事變得有意思有意義。當年的廣大革命群眾善於尋找到各種他們認為有意思有意義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眾認為，凡是毛主席語錄，不論刷寫在牆上的或印在紙上的，同時都應該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輝頭像，於是便會組織起來，用硬紙板鏤刻了毛主席的各種頭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牆有語錄，便「製」上一個毛主席頭像。還寄聯名公開信與《人民日報》，於是《人民日報》頭版的語錄欄左上角，從此也有了毛主席頭像。於是全國各省市地縣的報紙以及各紅衛兵組織的戰報、傳單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頭像。沒有這一類有意義的事層出不窮，革命群眾就會漸漸感到文化大革命沒多大意思了。

　　我雖然沒帶筆記本，但又不甘錯過機會，靈機一動，脫了外衣，打手勢讓「草原英雄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寫字，並指指天安門城樓，舉起雙手跳躍兩次，意思是讓她們寫「毛主席萬歲」。

　　也不知她們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沒有，反正她們點了點頭。

　　於是我向她們背過身去。

　　感覺她們寫完了，我還有些不放心，問旁邊的人：「給我寫完了嗎？」

　　「寫完了！快躲開，該給我寫啦！」那人一把將我推開。

　　穿好上衣，懷著得到意外收穫的喜悅，怕再乘錯車，走回了地質部博物館。

　　臨睡前，脫下背心，光著脊樑，捧著欣賞。

　　寫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彎彎地像花邊。離我近的那個上海紅衛兵又湊過來，問：「誰給你寫的？寫的什麼？」

　　我炫耀地說：「『草原英雄小姐妹』寫的！毛主席萬歲！」

　　他兩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地又問：「你在哪兒碰見她們的？讓她們寫她們就肯寫唄？」

　　我說：「在天安門前，只要是戴紅衛兵袖標的，她們就肯給寫！」

　　「你又到天安門去了？我也去，現在就去！路上買幾條手絹，讓她們全寫上！」他說著，站起來就打算走出去。

　　我說：「老弟，別去啦！你以為人家會在天安門那兒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點不相信：「真的？」

　　我說：「騙你幹什麼呢？我在天安門那兒走著走著，迎面碰上了她們，我瞧著她們，心想，好像在哪兒見過呀！猛然想起來了，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嗎？就攔住她們，問：『你倆是龍梅和玉榮吧？』她們回答：『是呀，你怎麼知道？』我說：『《人民日報》上登過你倆的照片啊，給我留個紀念吧！』姐姐說：『行！』妹妹說：『那你可別聲張，否則人們該圍住我們，都請求我們留紀念啦！』我趕緊撩起衣服，讓她們往我背上寫字。她們一寫完就走了！全北京沒有第二個人會得到這樣的紀念！」

　　他聽我說完，捧著我的背心，沒夠地欣賞那些曲曲彎彎的蒙文字，愛不釋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編出那麼一番謊話騙他。

　　他低聲說：「咱倆商議商議吧！」

　　我說：「又想用你那雙布鞋換！得了吧，我已經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聲音悄悄說：「不是換，是買你的！」

　　「買？」我一怔。

　　他說：「你要個價吧！」

　　我想：還要到四川去，窮家富路，錢正是我所十分缺少的東西。遂問：「你想給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隻手。

　　「五元？」

　　他點點頭。

　　我一把奪過背心來：「拉倒吧！光我這背心還是兩元多買的呢！」

　　他說：「可你這背心都快破了！」

　　我說：「但它的紀念性是無價的！『毛主席萬歲』五個字是蒙文寫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親筆寫的！你想一元錢一個字就買去呀？『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就那麼不值錢啊？她們的簽名就白送給你啦？一分錢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後，要成立個文化大革命紀念館什麼的，我這破背心是有展覽意義的！」

　　他說：「那我承認，那我承認！還是你要個價吧！」目光盯著我的背心，像個在行的古董商盯著一件稀世古董。

　　我說：「紅衛兵要做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模範。咱倆都是紅衛兵，買賣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錢，你給十五元吧！」

　　他猶豫著。

　　我說：「少於十五元我是絕不賣的！誰在『大串聯』中不想帶回幾件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東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於說出那個「賣」字來，便又坦率又巧妙地這麼說下去：「白白送給你吧，我捨不得。我不過是象徵性地與你交換，你也應該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猶豫著。

　　我見他猶豫不決，惟恐「交換」不成，便從草墊子下摸出那塊礦石，往背心上一壓，用不惜血本大犧牲的語氣說：「十五元，兩件難得的紀念品都歸你！」

　　他終於開口了，只吐出一個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礦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時向他伸出一隻手。

　　他也立刻從兜裡掏出錢包來。他錢包裡的錢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張的，就是五元一張的。厚厚的一疊，大概有一百多元。我們全家兩個月的生活費才一百元。能帶這麼多錢進行「大串聯」，令人羨慕啊！都說上海人「摳門兒」，我算信了！他有這麼多錢，剛才卻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個「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筆了！我有些後悔莫及。我若有經驗，沉著點，興許完全沒必要再加上那塊礦石。或者礦石另議價錢，五元八元的準也能「交換」出手。

　　他給了我一張拾元的票，一張伍元的票後，又問：「你還有什麼有紀念性的東西嗎？」

　　我說：「沒啦。就這兩件，你也可以向許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興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礦石，回到他的睡處，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鎖。

　　看門的老頭來通告大家：無論誰，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內必須離開，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經檢閱過我們了。這裡即將開始接待下一批進京的紅衛兵。

　　我還他大衣。

　　他說讓我繼續穿著蓋著，走時還他。

　　那老頭是我在「大串聯」中遇到的第一個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個北京人了，無數次路過地質博物館那條胡同。每次路過，都會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許已經去世了。

第十六章　離開四川

　　第二天，我擠上了開往成都的列車。

　　我學習那個瀋陽女紅衛兵的「先進經驗」，一上了火車，就一頭鑽入座位底下。我原以為這是一「絕招」，沒想到如是者並非我一人。座位底下另是「一重世界」，甘為「人下人」的還真不少。並且預先早有所準備，帶了水和乾糧。紅衛兵四海之內皆兄弟。感謝他們的關懷和愛護，我餓了分給我乾糧。我渴了施給我水。一路總算沒太餓著，也沒太渴著。也不敢吃得太飽，喝得太足──怕不斷上廁所。在座位底下互相交談，沒話可談時就睡。

　　三天四夜後，順利到達成都，雖然比正常運行時間長了三倍，但一路無凶無險，亦可謂之「順利」。

　　出了成都火車站，第一個印象是恐怖──幾十個紅衛兵，正在車站對面往一堵牆上貼大字報，大字報是用紅墨水寫的，龍飛蛇舞，洋洋灑灑萬餘言，十幾張，貼滿了那堵牆。沒心思上前去詳看內容，只瞥見了「蓉城慘案」一行標題。貼在牆上的三分之一是無字白紙，不知留待何用，遠遠地站住看究竟。

　　只見一個紅衛兵，手持一把笤帚，其柄兩米多長，笤帚頭正在桶裡翻來覆去地蘸著，像一位大書法家正在潤筆。

　　另一個紅衛兵，將半盆糨糊倒入桶內，用棍子猛攪一陣。那持笤帚的，終於要大顯身手了，拉開架勢，似乎還運足了丹田之氣，以帚作筆，高高舉將起來，刷刷刷，果然身手不凡，確乎弄墨「騷客」，反撇倒書，正橫斜挑，一筆寫出一個觸目驚心的巨字──血！

　　寫罷棄帚，退後幾步，拭手自賞。

　　他的一個夥伴，提起那桶，如往牆上潑水救火般，盡力一撥，滿牆頓時「鮮血淋漓」。攪和了糨糊的紅墨水，黏黏糊糊，嘀嘀嗒嗒往下淌。桶也不要了，盆也不要了，笤帚也不要了，他們揚長而去，見者避之惟恐不及。

　　我被驚呆在那裡，覺得「天府之國」，似乎處處充滿殺機，潛伏著禍及生命的凶兆。

　　召回膽魂，穩定了心神，茫茫然又往前走。暗想：老子也是頂天立地一個紅衛兵，怕個鳥血字怎的！

　　忽然許多人朝一個方向跑去。聞說那裡造反派要當眾懲辦一個「女匪首」。我便聯想到在讀過的一些書中，國民黨稱共產黨「共匪」，稱女共產黨「女匪」，進而聯想到「雙槍老太婆」，聯想到「黃英姑」。莫非四川出了一批武裝反革命，為首的又是個女性？

　　心中好生狐疑，不免要打聽個明白。不敢問男人，覺著當地的男人們看上去都有點凶。便問一個賣烤地瓜的年輕媳婦。媳婦雖年輕，在這年月不造反，賣地瓜，足見是個「良家婦女」，不屬「孫二娘」或「顧大嫂」一類。為討她幾分好，先買了她一個地瓜吃著，然後才搭訕地問。

　　她告訴我，成都有一派群眾組織，被對立派宣佈為「匪派」，揚言要「剿盡滅絕」。

　　她善良地勸告我：「小兄弟，千萬莫多管閒事！成都兵荒馬亂的，你小小年紀，此地可不便久留啊！」

　　我謝過她的善良勸告，吃著地瓜走開。本想不看那當眾懲辦「女匪」的熱鬧，卻按捺不下強烈的好奇心，身不由己地還是跟在眾多的人們後邊去了。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被造反派們五花大綁地押著。一個造反派當眾宣讀她的罪狀，特務、大破鞋、以色相拉攏腐蝕真正的革命左派領袖、挑動群眾鬥群眾、散佈反中央「文革」的言論──總之是十惡不赦，罄竹難書。

　　當街支著一口大鍋，鍋內是燒著的瀝青。罪狀宣讀完畢，幾個造反派就將她舉起，拋入鍋中。濺出了許多瀝青。

　　人們站得遠遠地看。默默地看。

　　那女人在大鍋中扭動著身軀，因被五花大綁，站不起來，像一條大魚，頭尾翹在鍋沿外，身軀在瀝青中煎著。頃刻「煎」得焦黑，卻始終只是掙扎著，不停地扭動身軀，並不發出痛苦的或不屈的叫喊。以為她格外的堅強。聽身旁的人議論才知道，是嘴裡被塞滿了棉花……

　　造反派們撤下她，擁上一輛卡車，卡車呼地開走了。

　　她仍在鍋中掙扎，扭動。

　　忽然一個男人一手扯著一個女孩跑到那口鍋前，想必是她的丈夫和兩個女兒，丈夫哭，女孩也哭，都跑著哭。卻不敢推倒那鍋，或扶她從鍋中出來。但眼見妻子、母親在受罪，解救之心畢竟急迫。一個男人兩個女孩就雙手往鍋外捧瀝青。看他們那樣子，瀝青是很燙手的。

　　一個賣豆汁的中年漢子，遠遠地將一把鐵勺扔過去。那男人就飛快地用鐵勺往鍋外潑瀝青──

　　在所有我親眼見過的刺激性的場面中，那是最殘忍最無人性的一次。後來我聽說過許多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可怕的事，比如內蒙古對所謂「內人黨」的拷打逼供，比如某省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只要他們半票以上舉手通過，就可將一個人「就地正法」──而且採取的是砍頭的方式，謂之「節約鬧革命」。據說當年一顆子彈三角七分錢。如今人民幣貶值，肯定不止三角七分錢了吧？「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後來被證實是實有其事，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制止。若細查當年中央「文革」首長們的講話，會尋找到歷史根據的。如果他們當年的講話材料仍全部被保存無遺的話。又比如將重鉛塊用細鐵絲吊在女人的奶頭上──用電影照明燈的強光照射人眼，使人眼花在什麼也看不清的情況下遭受毒打──北京電影製片廠的著名編劇家海默就是如此死去的……但畢竟都是耳聞，而非目睹。

　　那一次親眼目睹，我是真的毛骨悚然，魂飛魄散了。

　　忽然又開來一輛卡車。車上跳下另一派人──「匪派」的人們。他們從瀝青鍋中救出了他們的「戰友」，當眾替她恢復了名譽，宣告她是他們的「鋼鐵戰士」，是當代的「江姐」，是他們的驕傲，他們的榜樣……

　　接著高呼一陣口號：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血債要用血來還！」

　　「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不屈服！」

　　「只要生命在，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永不變！」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喊了一陣口號，撒了一陣傳單，他們將他們的「鋼鐵戰士」扶上車，悲壯地唱著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就義歌》：

　　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

　　卡車緩緩地行駛，歌聲久久地迴盪……

　　下午，我在成都氣象學校住下了。於今，已記不清是怎麼住到那裡去的了。

　　那一天白天很陰。傍晚開始下雨。瀟瀟細雨，似無晴期。

　　「秋風秋雨愁煞人。」

　　住的是教室。水泥地上有草。草上有蓆。地是潮的。草是潮的。蓆是潮的。一人一床棉絮。棉絮也是潮的。不知被多少人蓋過了，已蹬扯得沒個形狀，亂糟糟的一團。教室明明有窗，臨街的牆壁和屋頂之間，露著一尺天，不知何緣何故。

　　雖然到了南方，夜間照樣很冷。縮頭縮腳，全身鑽在棉團裡續窩，像一隻耗子。那教室裡懸的不是日光燈，而是燈泡。那一夜，那教室裡只有我和一個來自寶雞的中學紅衛兵。他也冷得睡不著，從棉團中扯出我，讓我用肩托著他，幫他降下燈泡。我便遵命。電線挺長挺長，用繩紮著。降下來後，離地面半米高。二百度的，散發著一環熱。他將他的草和蓆移近我，燈泡吊在我倆之間，我們都覺著暖和了些。他告訴我，明天人民南路廣場要召開鬥爭李井泉、李大章的萬人大會。我問他李井泉是誰？李大章又是誰，他顯出譏笑我所知太少的樣子，說一個是西南最大的「走資派」，一個是四川最大的「走資派」，邀我同去參加萬人大會。我不感興趣，又不願掃他的興，嗯嗯啊啊地答應著，迷迷糊糊地睡了。

　　我是被他弄醒的。醒來已是第二天上午了，他將兩個用傳單包著的饅頭放在我的蓆子上，催我快吃，吃完和他一塊去人民南路廣場。我見外面仍下雨，不願去，但昨晚已答應了，況且人家先起來，給我帶回了早飯，也沒個什麼理由推脫。匆匆地吃下那兩個饅頭，下樓去洗了臉，在他的帶領下向廣場出發。我們到時，廣場已坐滿了人。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當年，批鬥「走資派」是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的首要「革命任務」。工人不參加扣工資（「金錢掛帥」、「物質刺激」早已批臭，沒獎金，勞動模範只發獎狀。故無獎金可扣。對於工人階級，扣工資是挺要命的事，故他們不敢不去）；農民不參加扣工分，雖然是二季稻待收季節，他們也得去。沒專車接他們。他們是起五更早，三四十里五六十里遠徒步趕進城的。他們到得最早，大多數坐在批鬥台最前邊，耐心地等待批鬥大會開始。他們顯得比工人階級更有紀律性。因為他們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階級」，而是「依靠對象」，是配角。所以他們的紀律性體現著他們傳統的良好修養，不喧賓奪主。

　　大學紅衛兵是這次萬人批鬥大會事前的決策者，現場的組織者。在這種氣氛莊嚴而情形恢宏的時候，往往就輪不到初中和高中紅衛兵們表現自己了。東西南北中，各地全一樣。中學紅衛兵，只有得到大學紅衛兵的「恩准」，才配有機會有資格也「沾光」表現表現自己。比如推選一兩個頭兒榮幸地和大學紅衛兵領袖們共坐台上，爭取一兩個上台讀批判稿的代表權，喊口號助威……

　　我和那個來自寶雞的紅衛兵坐得離台很遠。看不清台上人的面目，也就無從知道那一天台上有沒有榮幸地坐著中學紅衛兵。

　　令我驚奇的是，在四川和成都各大學的宣傳車中，竟發現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的宣傳車！早就聽說他們的口號是──哪裡有「走資派」，哪裡有我紅色造反團！哪裡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最險惡，哪裡有我戰士以一當十，衝鋒陷陣！可萬萬沒想到他們的宣傳車會出現在成都，幾千里啊！

　　我指著車對那個寶雞紅衛兵說：「看，我們哈軍工的宣傳車！」不無自豪感。

　　不料他回答：「我在寶雞早見過了，就是這一輛！」

　　我不信。他卻說出了這輛車的牌號。

　　我認為他信口胡扯。

　　他便非拽我去看。被他拽到那輛車前，見牌號果如他說的一樣。不由人不信他們當真是以一當十、衝鋒陷陣的勇猛闖將。我心裡暗暗對他們佩服極了。為自己晚出生了幾年好不自卑！大學紅衛兵才算得上是驚天地泣鬼神叱吒風雲的一代「風流人物」，「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將來文化大革命史上的豐功偉業，可能盡被他們佔去了！「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他們！他們！！他們！！！而不是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中學紅衛兵，不過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兒童團！用句俗話講──「催巴兒」！

　　我本來就是勉強被那個寶雞小子拉來的，這種思想更使我參加這一次萬人批鬥大會的情緒低落十分。我幻想著，若我也是一位大學紅衛兵領袖，此刻坐在批鬥台上，一呼百應，千應，萬應！什麼李大章、李井泉的，乃至比他們地位更高，功勞更顯赫的什麼什麼人物，都在我面前低下頭，彎下腰，口稱「有罪，有罪」，「該死，該死」，那是何等的威儀？怎樣的一種自我感覺？有機會自我表現這麼一次，也就不枉為人一世了！

　　我正兀自在那裡想入非非地發呆發癡，猛聽批鬥台上三聲禮炮震天價響。響過，《造反有理歌》續音而起：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

　　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一個身材很高很瘦的紅衛兵，走到台前，上下揮舞長臂，指揮台下萬眾跟著廣播器唱（當年沒有錄音機，廣播器播出的是唱片）。

　　於是工人也唱。農民也唱。四川口音唱這首歌，尤其是坐在台前的四川農民唱這首歌，咬字不準，腔調不正。「克」聽來似乎是「K 」，「緒」聽來似乎是「具」，「造反有理」聽來似乎是「炒飯有米」。從頭至尾，如唱花鼓。少了理直氣壯的戰鬥性，多了地方曲藝的韻味兒。

　　全體唱畢，主持者宣佈批鬥大會開始。

　　他說道：「三聲禮炮，代表紅衛兵已經誕生了三個月。我們就是要在慶賀紅衛兵誕生的禮炮聲中，在『造反有理』的凱歌聲中，展開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猛烈進攻，摧枯拉朽，絕不留情！將李大章、李井泉等押上台來！」

　　於是在一個女大學紅衛兵尖銳的「打倒」口號聲中，但見一行五六人，個個頭戴高高的紙帽，胸掛大大的牌子，接受宣判的罪犯似的被押上了台。離得太遠，我想站起看清，究竟哪兩個牌子寫著「李大章」和「李井泉」，那個來自寶雞的紅衛兵使勁扯了我的衣角一下，低聲說：「安分坐著，別惹麻煩！」我左右瞥了瞥四周維持秩序的紅衛兵糾察隊，沒敢往起站。

　　「李大章！跪下！」

　　「李井泉！跪下！」

　　嚴厲的怒喝聲剛落，五六個被批鬥者中有兩個人跪下了。

　　我以為他們便是李大章、李井泉了。

　　卻不是。因為台上仍在怒喝：

　　「李大章！跪下！」

　　「李井泉！跪下！」

　　「我沒有罪，我不跪。」站著的三個被批鬥者中，有一個大聲說。不知是李大章還是李井泉。

　　「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絕無好下場！」

　　「反動派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於是那個女大學紅衛兵尖銳的嗓音又帶頭喊了一串「打倒」。

　　三個站著的「走資派」，還是沒有一個再跪下。不過都低著頭，都彎著腰，居然膽敢不跪，儘管已彎下了腰，已低下頭，也算得上是三條「好漢」了。少年人總是佩服「好漢」的，我竟暗暗有點佩服他們了。佩服之餘，不無惻隱。

　　聽說首都紅衛兵在江青的慫恿下批鬥陳毅時，那元帥既不彎腰，也不低頭，還要椅子坐，還領批鬥他的紅衛兵學習《毛主席語錄》，說：「下面請小將們翻到語錄第二百七十一頁，毛主席教導你們──『陳毅是個好同志！』」

　　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匯的最早的《毛主席語錄》，只有二百七十頁。

　　紅衛兵認為他在要笑他們，要問他編造一條毛主席語錄的大罪。

　　他卻不動聲色：「毛主席是說過這句話的嘛。朱老總知道，周總理也知道。你們從今以後，應該牢記這條語錄，並且要把它編到《毛主席語錄》中去。」

　　紅衛兵當然不相信，但這位元帥正氣凜然，卻也無人敢動他一根毫毛。

　　他還說：「如果你們不相信，你們可以把毛主席、朱老總和周總理都請得來嘛！我陳毅和毛主席當面對證！毛主席說我撒謊，你們可以將我打翻在地，踏上千萬隻腳嘛！」

　　元帥的威儀，一些兒也不喪失。外交部長的風度，令人敬而畏之。儼然仍是答外國記者問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權代表。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紅衛兵中，也傳為佳話，譽為美談。

　　這是當年「威武不能屈」的一例。

　　還有一例，則可算「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符合毛主席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避其實力，保存自己的軍事思想。主角不是元帥和「老總」，是相聲大師侯寶林。

　　鬥他時，他也不肯戴高帽，鞠躬九十度，連連說：「我有，我有，不敢勞小將們親自動手！」遂從懷中取出一頂自備紙帽，僅半尺高。自己戴在頭上。

　　紅衛兵不依，說他是曲藝界最大的反動權威，應戴最高的紙帽。

　　他又鞠躬九十度，連連說：「別急，別急，急中有錯。毛主席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你們看！」

　　自己用手一拉，那紙帽居然被拉成一米多高。「反動曲藝權威侯寶林」幾個字隨拉隨現。字一個比一個小，如塔倒豎，與帽形構成黑白分明，銳鈍相反之圖案。

　　他還恭恭敬敬，虔虔誠誠地向紅衛兵解釋：「反動是我的罪行，所以要寫得最大最大，寫得醒目。我侯寶林在小將們面前，是個渺小的人物，所以我的姓名要寫得最小最小，寫得歪歪倒倒，表明已被小將們批鬥得前仰後合，再批鬥幾次就趴在地上起不來了的意思……」

　　他巧舌如簧，話說得天衣無縫。紅衛兵聽了洋洋自得飄飄然，他免遭許多皮肉之苦。革命群眾瞧著他在台上那模那樣，沒有不想笑的，根本嚴肅不起來。批鬥會只好「假戲真做」，或曰：「真戲假做」，草草走個過場拉倒。

　　而那李大章和李井泉，一個不是陳毅，一個不是侯寶林，不能使紅衛兵們敬畏，也不能使紅衛兵們開心，卻倔強得很，豈不是自討苦吃嗎？

　　我不唯對他們有些惻隱，甚而有些替他們暗暗著急了。

　　果不出我所料，幾個紅衛兵跳上台，從腰間解下皮帶，開始抽他們。

　　他們站在那裡挨著。不躲。還不跪。

　　農民們某些時候畢竟是慈悲的，某些時候。不是所有的農民所有的時候都是慈悲的。至於他們什麼時候表現出慈悲，沒個規律。

　　反正那一天坐在台前的一些農民是大發慈悲了。

　　他們舉起黢黑的手臂高呼：

　　「要文鬥，不要武鬥！」

　　「要觸及靈魂，不要觸及皮肉！」

　　「堅決捍衛《十六條》！」

　　於是台上一個男紅衛兵，用孫敬修老爺爺那種語調，不慌不忙地說：「貧下中農同志們，下面，我給大家講個寓言──《農夫和蛇的故事》……」

　　台下農民們吼成一片：

　　「我們不聽故事！」

　　「我們起五更爬半夜不是來聽故事的！」

　　「我們就是不許你們違反《十六條》！」

　　台上那個男紅衛兵充耳不聞，一味兒只管講下去：「從前，有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牠，就將牠撿起來，放入懷中。那蛇受了溫暖，甦醒了，就在農夫的胸口狠狠咬了一口。農夫中了蛇毒，臨死的時候，後悔地說：『我可憐惡的東西，真是自作自受啊。』」

　　那些農民們雖然大抵沒有什麼文化，但這個古老的寓言畢竟不像如今備受修養高雅的文化人所欣賞的現代派小說那麼深奧，他們聽懂了這個寓言是諷刺他們的。

　　也許那個紅衛兵的本意並不是想借寓言來諷刺他們，僅僅是想對他們進行一番階級鬥爭的啟蒙教育而已。

　　但農民們憤怒了。農民們一旦憤怒，也是挺可怕的。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曾詳盡地描述了他們一旦憤怒起來的「可怕」情形。湖南的農民，四川的農民，都是中國的農民。其憤怒無甚區別。何況「造反」是他們當年最拿手的。紅衛兵們的許多「造反」方式還是學的他們當年那套呢！

　　他們紛紛躍上台去，揪住那個「啟蒙家」狠揍。

　　他的戰友們當然不能眼見他挨揍，袖手旁觀。

　　於是反擊。於是台上公演了一幕「武戲」。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罴。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那個尖銳的女紅衛兵的聲音在叫喊。喊聲通過廣播器傳送四方。

　　更多的農民憤怒了！

　　更多的農民躍上台去！

　　他們掀翻了桌子，踢倒了椅子，幾個揪住一個紅衛兵加以教訓。

　　跪著的兩個「走資派」，在雙方混戰中滾到了台下。

　　李大章和李井泉大聲疾呼：

　　「紅衛兵小將們，貧下中農同志們，不要武鬥！」

　　「你們要打，都請打我們！」

　　沒人理他們。

　　台下的農民為台上的農民吶喊助威：

　　「貧下中農教訓紅衛兵有理！」

　　「讓他們回答！誰是虎豹？誰是熊罴？誰是蒼蠅？」

　　「不回答往死裡揍！」

　　「領導階級」們見貧下中農和紅衛兵衝突起來了，茫然不知所措。一方是「小將」，一方是「同盟軍」，支援哪一方，進攻哪一方，都將犯立場性的錯誤。也不知是哪一個工人起的頭，他們反覆唱這樣一首毛主席語錄歌：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

　　我們應當相信黨，

　　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

　　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

　　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唱了一遍又一遍。那種情況下，不反覆唱這首語錄歌，他們確實「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貧下中農將紅衛兵教訓夠了，紛紛跳下台來。

　　台上的紅衛兵，一個個爬起，站到一塊兒，手臂挽著手臂，齊聲朗誦：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一派悲劇英雄的氣概。

　　貧下中農們又憤怒了。他們吆喝著號子：「一、二、一、二、一……二！」轟然一聲，將用竹竿搭成的偌大一個檯子推倒了……

　　會場頓時大亂，如同《水滸》中梁山好漢們大鬧法場的情形。

　　「不給他們開這個會了呀！」

　　「回家！回家！回家割穀子去！」

　　「咒罵貧下中農，就是咒罵革命！」

　　農民們發一陣喊，一群群怫怫然四散而去……

　　工人們覺得光唱「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怪沒趣的，也便不再唱了，也便紛紛離去……

　　這當兒開來了紅衛兵的大隊人馬，高擎著一面大紅旗──上繡「造反總司令部」六個字。是四川醫學院（也可能是成都醫學院，記不清了）的紅衛兵，聞訊前來解圍。

　　挨揍的多數是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的人。他們的宣傳車也被農民們臨散時推翻。

　　「川醫」的紅衛兵幫他們擱起宣傳車，與他們噙淚擁抱，說些「戰友們受委屈了，我們來晚了一步」、「鬥爭是曲折的，但最後的勝利終將屬於我們」、「傷在你們身上，疼在我們心上」之類的話。

　　還贈送他們一塊大匾──「紅色堡壘」。

　　紅衛兵記者頻頻攝下一個個感人的鏡頭，一個個會場遭到嚴重破壞的鏡頭，以作歷史性的紀念和揭穿事件真相的證明。

　　我和那個寶雞紅衛兵往回走時，他問：「今大不算白來吧？」

　　我說：「不算白來。」

　　「這場面很值得一看。」

　　「是很值得一看。」

　　「瞧著吧，李大章、李井泉為此準又多了一條罪狀。」

　　「今天的事兒跟他們無關啊，咱們不是親眼看到的嗎？」

　　「跟他們無關？咱們看到的是表面現象。毛主席說，凡是發生武鬥的地方，幕後必定有『走資派』在進行挑撥！」

　　「可今天的事兒確實跟他們無關啊！他們不是還竭力制止來著嗎？你沒聽見他們喊，要打，都往他們身上打嗎？」

　　「那是『走資派』們慣用的伎倆！『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正像許多演員，演慣了反面角色，扮演正面角色總是不那麼像。』老弟，看來你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語錄哇！」

　　我便不吭聲了。暗想：我他媽的碰到了一個「活學活用」的標兵！倒顯得我好像從沒翻過《毛主席語錄》似的，竟有點反感他了。但我不想得罪他。他是伴兒。唯一的伴兒。而且怪熱心的。在這「兵荒馬亂」的城市──那個賣烤地瓜的年輕媳婦的說法，有個伴兒總比沒個伴兒強！得罪了他，我們倆橫眉豎眼地住在同一間潮濕的教室裡，那可就太彆扭了。

　　他是個識趣兒的，看出了我的不悅，又討好地要請我吃碗「醪糟」。大概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樣，也惟恐得罪了我。

　　於是我們就尋找地方去吃「醪糟」。他身上帶的錢還不如我身上帶的錢多，結果是我反過來請了他，一人來了兩碗。於是我們的關係變得親密起來。彼此留名，留地址，叮囑以後要經常通信，彷彿相見恨晚。他叫鮑紅衛。

　　第二天，滿市出現了大標語：

　　「李大章、李井泉挑撥貧下中農毆打紅衛兵小將絕沒有好下場！」

　　「李大章、李井泉是昨日武鬥的罪魁禍首，罪責難逃！」證實了鮑紅衛的預言。

　　我無心在成都等待看李大章、李井泉的「下場」，惦念著父親，恨不得立刻就前往樂山。父親屬於「大三線」建築單位，信封上從沒寫過具體地址，只寫郵政代號。到了樂山，又往哪裡去找呢？思來謀去，決定先到郵電局問清具體地址。

　　郵電局卻不肯告訴我，說那是保密單位，正在進行備戰軍事工程，已實行了軍管。我苦苦哀求，大家守口如瓶。只得給父親拍了封電報，抱著父親也許能來見我一面的微茫希望，沮喪地回到了住處。

　　鮑紅衛看出了我有心事，追問，真誠表示不管我憂愁的是什麼事兒，都願替我出主意想辦法成全我。

　　我便告訴了他。

　　他聽後，說：「這你憂愁什麼呢？既然電報已經拍了，你已經到了成都，你父親還能不趕來見你一面嗎？」

　　我說：「就怕他來不成啊！」

　　他盯著我的臉看了一陣，又問：「你父親……有什麼問題吧？」

　　我連連搖頭。「沒有，沒有，半點兒沒有！正牌工人階級！」

　　他也就不再問了。但分明不相信我的話。

　　第三天，雨還不停。下得人無精打采。

　　鮑紅衛又動員我去參觀惡霸地主劉文彩的莊園，我說身體疲乏，路又太遠，得乘幾個小時的長途汽車，不想去。他就耐心動員我，說機會難得，接受一次憶苦教育，大有必要。

　　我也認為大有必要。這是一種自覺。倘回到哈爾濱，被人問，去了四川，為什麼不去參觀劉文彩的莊園，放棄了一次接受憶苦教育的機會？我將如何問答呢？還是去的好。興許有機會在全校作一次報告呢！

　　我當年非常渴望能有這樣一次機會。

　　於是我們說去就去。長途公共汽車站人很多，幾乎全部是要到大邑縣參觀劉文彩莊園的！比今天旅遊者去參觀什麼不睹為憾的古跡者多得多！看來人們接受「憶苦」教育的自覺性相當高。行駛別的路線的長途汽車，也都臨時改行大邑縣，為了滿足革命群眾的願望。

　　好不容易擠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卻不見了鮑紅衛。車開了，在車上高叫他的名字，無人應答。心想他是沒擠上這輛車。

　　幾個小時後，車到大邑縣，站得腰酸腿麻，顛得暈頭轉向。一下車，就嘔吐。吐得翻腸倒胃，癱軟無力，冷汗層出。

　　想那鮑紅衛與我失散了，一定很著急。與沒見過世面的我相比，他彷彿是個在「風口浪尖」上闖蕩自如的人。他處處表現得有義務照顧我，我也覺得確實很需要他的照顧，尤其在這會兒。就不敢遠離車站，眼巴巴地在淒雨中盼著下輛車到來。

　　下輛車終於到來，不見他的蹤影。眼巴巴地盼再下一輛車到來。再下一輛車終於也到來了，仍不見他的蹤影。望眼欲穿地盼來了五六輛車，還是不見他的蹤影。可謂「望斷梧桐樹，不見鳳凰來」。

　　車站也沒個避雨處，渾身上下早已淋透。他可千萬別出什麼意外，挺為他擔著顆心。一步三回頭地離開車站，踩著泥濘走向劉文彩的莊園。迷濛雨嶂之中，那四川惡霸地主的莊園，灰色的門樓，灰色的宅圍，宛如隔著歷史重現在眼前的墓塋。它遠沒有我預先想像的那麼宏偉。不像我讀過的某些西方小說中的貴族階級的城堡。與之相比較，它簡直又小氣又土氣，首先使我產生的是……鄙視。

　　中國歷史上的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比西方歷史上的地主階級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可能有一點是不同的，後者即使在荒淫無恥的享樂方面也熱衷於追求最新的事物，而前者即使在荒淫無恥的享樂方面也散發著腐朽熏人的臭氣。

　　親眼看到了「水牢」。擔任解說員的是「水牢」的倖存者，一位農民婦女，現任鄉幹部。

　　親眼看到了劉文彩命「狗腿子」淹死農民小孩的那口井。

　　親眼看到了劉文彩迫害農民的種種刑具。將農民的口鼻封住，用氣筒從肛門往肚子裡打氣，直至腸胃在腹中脹破而死！這種慘絕人寰的殺人方式，當時千真萬確激起了我內心強烈無比的階級仇恨。

　　一方面是血和淚，另一方面是窮奢極欲。劉文彩要是仍活著，我會和那些參觀者一起，將他用亂石砸成肉醬的。

　　這次參觀，是我在「大串聯」中唯一不後悔的一件事。使十七歲的我，懂得了「解放」對全中國人民意味著什麼。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偉大革命！這一點，在今天，仍是我不能放棄的觀點。永不放棄。

　　但是，那一次自覺接受的「憶苦」教育，卻在我的思想中起到了另一種作用。是對另一種開始漸漸產生動搖和懷疑的思想的強化。產生了另一種自覺。

　　「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否則，中國將會變顏色，倒退回資本主義去，將千百萬人頭落地……」

　　毛主席是這麼說的。

　　我一邊參觀，一邊不由得想到了毛主席的這一教導。所有那些參觀者，可能當時都不由得想到了毛主席這一教導吧？我暗暗反省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不夠積極的表現，覺得自己太有負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使命，懺悔竟使我心裡很難過。恨不得當即對什麼人發個重誓，保證今後積極地充滿熱忱地投身於文化大革命，心內才會輕鬆些。

　　農民們在附近擺了許多吃食擔子，賣茶蛋，賣糍粑，賣「醪糟」，賣湯圓。我又饑又渴，就去吃，要了幾塊糍粑，要了兩碗「醪糟」──請過鮑紅衛一次，覺得那東西很好吃，掏錢時，才發現衣兜兒空了，一分沒有。記得昨天晚上，還點過一次的，在北京與那個上海紅衛兵「交換」時的十五元錢沒花，加上原先剩的兩元多，一共是十七元多，全丟了！在哪兒丟的呢？今天在長途汽車上丟的？不太可能，錢是裝在內衣兜的，內衣兜仍扣著！車上人擠人，再高明的扒手，也不可能將手從我領口伸入衣內，偷去了我的錢還將內衣扣給我扣上呀！再說，我也根本不像兜裡揣著不少錢，很惹扒手注意的人呀！並且，在「大串聯」中偷一個紅衛兵的錢，未免太膽大包天了！是一般的扒手敢想而不敢為的。

　　但錢畢竟是沒有了！無奈只好對賣主賠以尷尬的笑臉，好言奉退。有碗「醪糟」，我已端起喝了兩口。賣主當然不滿，嘟嘟噥噥。

　　我也覺著自己理虧，從頭上摘下藍卡嘰布的單帽，羞紅了臉問可否頂錢？

　　賣主翻了我一眼，說：「你都喝了，我不幹又能怎麼樣你？」

　　我匆匆吃掉那碗「醪糟」，捨了帽子，狼狽而去。

　　心中十分怨恨鮑紅衛，不是他百般動員我來接受這次「憶苦」教育，哪會丟了錢，致使身上一文不名呢？

　　無心繼續接受「憶苦」教育，垂頭喪氣地上了一輛往城裡返的車。一肚子霉氣怨氣，準備見了鮑紅衛發洩。

　　回到住處，卻不見鮑紅衛。他到哪去了呢？獨自悶坐至天黑，仍不見他歸來。呆呆地注視著牆壁，發現他掛在牆上的手提包不在了。

　　猛然地想到，偷我錢的正是這個與我「相見恨晚」的鮑紅衛吧？

　　噔噔噔跑下樓，到「接待處」一問，他已離開了。

　　再問他離開的時間，恍然大悟：原來他昨晚趁我熟睡之機，偷去了我的錢，今天一早就將我騙出去，瞅著我擠上了車，他便趕回來提了他的手提包溜之大吉！

　　好個狡猾的東西！給我留下幾元也算講點階級感情呀！

　　我躲到一個房角痛哭了一場。

　　當夜我病了，發高燒，說胡話。三四天後，高燒才漸退。

　　那天早晨，我雖醒了，卻閉著眼睛，聽到有腳步輕微地走進了我住的那間教室。成都不是北京，來「大串聯」的紅衛兵不多。住在氣象學校的更有限。自從那個鮑紅衛離去後，那間教室裡就只有我了，孑然一身，形影相弔。

　　進來的人走到我跟前，我才緩緩睜開眼睛：一個姑娘雙手捧著一碗麵條，蹲在我身邊。短髮，清瘦而文靜的臉，戴著一副細框的近視眼鏡，身穿一套洗得泛白了的藍衣服，腳著一雙扣襻舊布鞋，鞋尖包著黑皮革，沒穿襪子。看樣子她比我大三四歲。

　　我說：「大姐，這幾天都是你照顧我吧？」憶起在高燒中我曾靠在一個人懷裡，那人餵我藥，餵我水，餵我飯。還用熱毛巾替我擦過臉，擦過手。想必定是她了。

　　她聽了我的話，垂下頭，低聲說：「別叫我大姐，我是『走資派』的女兒。」

　　我聽了她的話，一時怔怔地注視著她，竟再不知說什麼好。

　　她說：「張口。」

　　我說：「我自己端著碗吃吧！」

　　她說：「碗挺燙的，還是我餵你吃好。」

　　我像個乖孩子似的，聽話地張開了口。

　　她用筷子挑著麵條，一口口餵我。將麵條餵我吃完了，又摟著我的肩，使我靠在她懷裡，仍替我端著碗，讓我喝光了麵湯。

　　之後，她扶我躺下，低頭望著我問：「飽了嗎？沒飽我再給你到食堂去端一碗來。」

　　我說：「飽了！」

　　她問：「真的？」

　　我說：「真的。」

　　「你知道你發燒多少度？」

　　「我都燒糊塗了，哪能知道？」

　　「連續兩天三十九度八啊！第三天才退了一度多。」

　　「大姐，我怎麼謝你呢？」雖然她是走資派的女兒，我心中也不能不對她充滿感激之情。

　　「你又叫我大姐！被他們聽到了會批評你階級感情不對頭！」她說得很嚴肅。

　　我說：「我偏叫你大姐……」

　　她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很快便從臉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又說：「其實你也完全不必感謝我。要感謝，應該感謝他們，是他們吩咐我照顧你的。照顧不周，我罪加一等。」

　　我問：「他們是誰？」

　　她回答：「接待站的紅衛兵們。」

　　我又問：「你有什麼罪？」

　　她回答：「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我是『走資派』的女兒。我父親原先是省政府的幹部。」

　　她的聲音很低，或者應該說很平靜。並聽不出有什麼自感卑下的意味。也許她已習慣了是一個「走資派」的女兒吧？文化大革命中，某些「走資派」的兒女們，內心裡是很剛強的。無論現實對他們或她們多麼冷酷無情，他或她們都採取堅韌的態度生活下去。彷彿他或她們心中保存著一個不泯的信念，一個不死滅的希望。那信念那希望究竟是什麼呢？要知道，按當年的情形看，他或她們可能「永世不得翻身」的呀！我難以理解他或她們。也對他或她們的堅韌懷著不敢流露絲毫的敬意。

　　她問我：「你十幾歲？」

　　我說：「十七歲。」

　　她說：「你和我的弟弟同樣年齡。」

　　我問：「你弟弟也是六六屆初三嗎？」

　　一道陰影從她那雙憂鬱的眼睛裡掠過。她點了一下頭，說：「我父親跳樓自殺未成，他受了刺激，瘋了。被我母親送到鄉下我外婆家去了。」

　　我後悔不該問她最後那句話。

　　她又說：「那麼現在我去打盆熱水來，給你好好洗次臉吧！」說罷，轉身走了。她那神情告訴我，她認為自己已經跟我這個紅衛兵交談得過多了。

　　我說：「我一會兒起來自己洗！」

　　她站住了，扭回頭，用溫良的目光望著我說：「你的身體一定很虛弱，還是讓我給你洗！」

　　我說：「那你得讓我叫你大姐！」

　　她默默地望了我片刻，嘴角浮現一絲苦笑，什麼也沒再說就走出去了。

　　一會兒，她端來了一盆熱水，雙膝跪在我跟前，替我洗臉，洗手。

　　「你的頭髮好久沒洗了吧？」

　　「離開哈爾濱，只在北京洗過一次。」

　　「都有味兒啦！光洗臉不行，我也得給你好好洗次頭。」

　　不管我樂意不樂意，又輕按下我的頭，揉了我滿頭肥皂沫，給我洗起頭來。

　　「瞧這盆水洗得多髒！還得換盆水再洗一遍！」她說著端起那盆水出去了。

　　她換了一盆熱水回來，又替我洗了一遍頭。

　　她用她自己的毛巾認認真真地替我擦乾頭髮、臉和手，面對面地端詳了我幾秒鐘，微笑了，說：「你這紅衛兵可完全不像個初三的學生，像個十四五歲的大孩子！」

　　她端起這第二盆水往外走時，我問：「大姐，你還來看我嗎？」

　　她轉過身，又微笑了：「你如果還需要我伺候你，對他們講一下，他們就會吩咐我再來的。」

　　我說：「我不是要你來伺候我。我太悶了，要你有空兒來陪我說說話。」

　　她說：「那可不行。他們不許我跟外地的紅衛兵接觸，更不許交談。要不是你這幾天病得厲害，他們也絕不會讓我來伺候你的。何況我也難得有空兒，現在我馬上就得去打掃廁所打掃院子了！」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覺得是深深的），有些匆忙地走了。

　　我孤獨地呆坐了一會兒，覺得身上仍有些發寒，高燒分明還未徹底退去，又躺下了，裹緊棉被，無聊而出神地凝望窗外。

　　雨停了。天晴了。雖然已是北方秋末冬初的季節了，但成都的晴日，陽光還是和煦明媚的。

　　天氣好轉，使我的心情也似乎感到舒暢了一些。被鮑紅衛偷走了錢，使我心上的那股無處發洩的急火，因從她那裡獲得的溫良「伺候」抵消了一大半兒。

　　忽而想到父親。他早該收到我的電報了。掐指一算，成都──樂山，兩地不遠，也該有封回電或回信了，再也躺不住，爬起來，晃晃悠悠地下了樓，只覺得雙腳輕飄。經這一場高燒，我本不強壯的身體，竟變得弱不禁風。

　　傳達室的信欄內，果然有封電報上寫著我的名字。取在手，迫不及待地拆開一看，電文只有三個字──「速返哈。」

　　我千里迢迢來到成都，就是一個目的，要看到父親。要瞭解他的處境。沒想到收了父親這麼一封回電！三個字的電文彷彿告訴了我許多父親的惡況。父親啊父親，你怎麼這樣不理解你這個兒子的心情呢？我的心頭像壓上了一扇石磨，一邊緩緩往回走，一邊目光呆滯地注視著電報上的三個嚴厲而冷漠的字，眼淚止不住湧了出來。

　　氣象學校養了幾十箱蜂。下雨那幾天，不知放在何處。天晴了，搬了出來，一箱箱擺在路兩旁。蜂們爬進爬出，也許是曬太陽，也許是忙什麼正經事兒。

　　我已委屈和難過到了視物不見的地步，竟被一個蜂箱絆倒。那蜂箱上趴著密密的一層蜂，我壓死了數以百計的小生命。

　　牠們激怒了，嗡的一聲飛起，對我大舉進攻。十幾箱蜂全被惹動了。也都嗡地一片片飛起，加入對我的「討伐」。

　　我便奔逃。一時發蒙，尋不到個躲處，找不到個藏處。兜著圈子跑而已。牠們窮追不捨。奔逃之中，後脖梗已是被螫了。

　　「快伏下！快伏下別動！」

　　有人對我大聲喊──是那個「伺候」我的「走資派」的女兒。

　　我沒伏下，卻往她那裡跑。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在這危難關頭，她定會解救我，化險為夷。

　　她也扔下掃把，朝我跑來。我們剛跑到一起，她便撩起衣襟，罩住我的頭，將我的頭嚴密地包裹在她懷裡了。

　　「別動！」她命令著，將我的雙手也放入了她懷裡。

　　「嗡嗡」之聲在我們頭頂和身體四周盤繞。

　　聲音漸小，我以為蜂們撤退了，剛動一下，又聽她說：「叫你別動還動！牠們都落在我們身上呢！不過你別怕，牠們就會飛走的。」更嚴地用衣襟包裹我的頭。

　　我的臉偎在她胸脯上。一動不敢動，就像個在母親懷中吃著奶睡著了的孩子似的。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輕輕放下了衣襟，輕輕推開了我。

　　我感激地抬起頭，見她臉色緋紅，默默地扣著她的衣扣。

　　她扣好衣扣，抻了抻衣襟，說：「你沒事兒招惹蜜蜂幹什麼？」

　　我說：「我根本沒招惹牠們。」

　　她說：「你沒招惹牠們，牠們無緣無故蜇你？」說完將雙手交替放在嘴上吮。她的雙手被螫得紅腫了好幾處。

　　我哇地哭出了聲。

　　「你看，說你是個大孩子，你就是個大孩子！我也沒訓斥你呀！」她笑了起來。

　　我說：「我父親不許我去看他。可我都離他不遠了，不見他一面不死心啊！」一手難為情地抹淚，一手將電報遞給她看。

　　她接過電報，看了一眼，問：「你父親在樂山工作？」

　　我點頭。

　　又問：「你到四川來，其實是想見你父親一面？」

　　我又點頭。

　　「你很愛他是不？」

　　「嗯。」

　　「你也不願讓他替你擔心吧？」

　　「嗯。」

　　「那你就該聽你父親的話，盡快回哈爾濱去，不要獨自一人全國各地『串聯』啦！你跟誰『串聯』呀？誰又跟你『串聯』呀？」

　　我執拗地說：「反正我見不上我父親一面，絕不離開成都！」

　　她說：「樂山武鬥搞得很凶啊，已經死了很多人，隔幾天就發生一起流血事件，你父親不許你去是對的！」

　　我雖然不吭聲了，可是心裡並沒有被她徹底說服。她也從我的樣子看出了這一點，左右瞧瞧，見無人注意我們，又說：「你在這等會兒，我去取樣東西給你看！」又左右瞧瞧，急急地去了。

　　我不知她要取樣什麼東西給我看，順從地站在那裡等著。

　　等了十幾分鐘才見她回來，卻兩手空空。她先從地上撿起掃把，邊掃邊向我走。走到我身旁時，才從兜裡掏出疊摺了多重，不易被人看見的紙迅速交給我，說：「拿到你的住處再看。若有人問，千萬別告訴他們是我給你的！」說完，自顧向前掃去。

　　我望著她，一片狐疑。

　　我回到我住的教室裡，插了門，靠牆坐下，展開那些紙一頁頁看──全是傳單，小報。用鋼筆匆匆劃出的內容，「報告」了近日內發生在樂山的幾起武鬥事件的「真相」，並配有傷亡者的現場照片，令人看了觸目驚心。鋼筆迹還未乾。

　　鮑紅衛也對我講過一些樂山的武鬥情況：

　　有一個開卡車的司機，行駛在途中，被一批造反派攔截住，全體爬上車，迫令那司機送他們去襲擊對立派的總部。那司機恰恰就是他們的對立派「死心塌地」的「戰士」，他不動聲色，卻學習了電影《列寧在十月》中那個英勇的司機的榜樣，不過不是將「敵人」截往相反方向，用刺刀扎輪胎，而是直接將卡車開下了山谷，與一卡車「敵人」同歸於盡了……

　　還有一派炸毀了兩座什麼巨型水罐──大概是發電廠的。熱水如山洪驟發，捲走了幾頂工人臨時住的帳篷，將帳篷裡的工人們掩沒在熱水汪洋中……

　　更有甚者，繳了「軍管」部隊的武器，組成「紅色游擊隊」，要開展游擊戰爭，上山建立革命根據地……

　　我以為鮑紅衛道聽塗說，是在向我賣弄他見聞廣，聽時並不信。那些傳單和小報證實了他的話。幾年後我的父親也向我證實，那些事件確曾發生過。電報也不是父親回的。他根本沒收到我拍給他的電報。是他的一位好心的工友替他給我回了一封電報。

　　讀了那些傳單和小報，我心亂如麻。萬一我去了樂山，仍見不到父親，說不定真有可能橫死暴斃，白送一條小命。晚上，她又來瞧我，問：「看過那些傳單和小報了？」

　　我說：「看過了。」

　　她問：「還非要去樂山不可嗎？」

　　我說：「有點不敢去了。」

　　她說：「這才對。你一定要聽你父親的話，明天就回哈爾濱吧！」

　　我發愁地說。「我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

　　她說：「這我猜到了。我現在雖然畢業了，可因為我是『走資派』的女兒，遲遲不給我分配工作，在校接受思想改造，以觀後效，每月只發我十五元的生活費……」她從兜裡掏出了十元錢給我，又說：「收下吧，別不好意思。別嫌少。我也只能給你十元錢。千里迢迢的，你身上總得有幾個錢呀！」

　　「不，你每個月只有十五元，不……」我說什麼也不肯接。

　　她硬將錢塞進了我衣兜裡。隨即站起來，正色道：「你可別騙我，不回哈爾濱，接著到其他什麼地方去！」

　　我說：「我發誓，絕不騙你！我明天一早就回哈爾濱！」

　　她欣慰地笑了：「那你把那封電報給我。你走後我替你給你父親發封電報，使他放心。」

　　我將父親的回電交給了她。

　　她仔細揣起後，注視了我一會兒，又說：「明天我送你。他們不許我擅自邁出校門。我在校門口掃地，可以目送你……」她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但沉默了一會兒，什麼話也沒再說。

　　她友善地也是悽苦地又微微對我一笑，匆匆走了。看得出她原先定是很愛笑的。我卻一次也沒見她由衷歡悅地笑過。她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心中對她產生了深深的依戀之情。

　　我平生最大的憾事之一是，沒有一位姐姐。我從小就羨慕那些有姐姐的孩子。他們有的有好幾位姐姐，那是多美好的命運的賜予啊！命運對我太不公平。

　　「大姐……」

　　「二姐……」

　　「三姐……」

　　「我大姐……」

　　「我二姐……」

　　「我三姐……」

　　叫起來，對外人談起來，在我都覺得是種莫大的幸福。

　　我真希望她能成為我的姐姐啊，儘管她是「走資派」的女兒！我不在乎！

　　這麼想著，我竟在心裡對已經離去了的她說：「好姐姐，哪年哪月，我還能再見到你呢？」

　　……

　　第二天一早，我便離開了成都氣象學校。在學校大門口，果然看見了她，肩上搭著一個尼龍絲網兜，看去是在掃地，我心中明白，她是在等待我。

　　我快步走到她跟前，對她說：「大姐……我永遠會記著，在成都我有一位姐姐……」我的眼睛模糊了。

　　她說：「我也會記著你，一位哈爾濱的小兄弟……」從自己肩上取下網兜，替我搭在肩上。

　　網兜裡有兩個大大的圓圓的用紙包著的東西。

　　「帶著路上吃吧……」她將臉側向了一旁。

　　我仍站在她面前不離去。

　　「你走吧……」她低聲說，就又開始掃地。

　　我怕自己會忍不住哭起來，一轉身走了。

　　我走出很遠，腳步不由得越走越慢，終於站住，不能一直再往前走，依依地回頭望去。

　　她站在氣象學校大門口，雙手撐著掃把。校門如同藝術相框，她的身影如同鑲在藝術相框中的女神。

　　她真在久久地目送我！

　　我朝她招了招手。

　　她也朝我招了招手。

　　我的手舉得高高的。

　　她的手只舉在胸前……

　　時至今日，二十年飛逝。歷史如煙。往事如夢。每每一與人談到成都，或一聽人談到成都，便勾我想起了她。

　　我當時那麼不懂事，竟沒問她姓名。

　　我沒有姐姐，這確是我平生的憾事之一。

　　我有過一位姐姐，在成都。在那「大串聯」的日子裡，在那「兵荒馬亂」的日子裡……

　　僅僅相處了幾天，不，幾次的姐姐。每次在一起至多不超過十分鐘……然而我認為我有過一位姐姐了。我忘不了她那友善的溫良的憂鬱的悽苦的微笑。忘不了……

　　善的事，善的人，縱使在惡的時代，縱使在普遍的人性被嚴重扭曲的歲月，也是能夠深深烙在人的記憶之中的。

　　因為善儘管會被惡所壓制，但它對於人類，畢竟是比惡美好，因而也長久於惡的情感價值。它是人類的永恆的希望。

　　一九八四年，我曾將我在「大串聯」中的這一段經歷，寫成一篇小文，分別發表於《中國青年報》和《成都晚報》上。一稿兩投，自然不是為了多撈取一小筆稿費，而是希望獲得她的一些音訊。

　　我的希望卻落空了。

　　也許她沒看到我的那篇小文？也許她已不在人世了？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很多人，她是一個「走資派」的女兒，誰知以後她又遭到了什麼樣的厄運呢？

　　尼龍絲網兜裡裝的是兩個香柚。

　　一種異香伴隨著我擠上了北歸的列車……

第十七章　張珊和姚舞

　　從成都開往北京的列車比從北京開往成都的列車難上得多。一大批一大批的紅衛兵繼續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這狂潮並未過去。甚至可以說更加高漲了。儘管北方的氣候是一天比一天寒冷了。冬季已至。

　　我是在車輪轉動後才擠到一個窗口往裡攀爬的。站在窗口內的一個蠻橫粗暴的傢伙，怕我爬入車廂使他佔有的空間更小，一隻手揪住我的頭髮，拚命往外推我的腦袋，一隻手握成拳，使勁擂我扳住車窗底框的雙手。

　　車速加快了。我的身體懸在車窗外，情形很危險。

　　我哀求那個蠻橫粗暴的傢伙：「讓我爬進來吧，讓我爬進來吧，別把我推下去摔死呀！」

　　他冷笑著說：「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仍然推我的頭，擂我的手。

　　有兩個女紅衛兵並坐在兩個人的座位上，她們也許看不慣那傢伙的欺人行徑，也許擔心我掉下去真會被摔死或被車輪碾碎，同時站了起來。

　　一個啪地給了那傢伙一耳光，將他從窗口推開。

　　一個抓住我雙手，費了好大的勁，終於像拖進一隻袋子似的將我拖入了車廂。

　　那傢伙臂上也戴著紅衛兵袖標。他萬萬沒想到會當眾挨一個女紅衛兵一耳光！我剛站穩，他就惡狠狠地朝那個打他的女紅衛兵大聲吼叫：「你……你敢打老子？！老子是『頂天立地』造反團的！你向老子賠禮道歉算沒事兒，否則……」

　　「否則怎麼樣？」那個打他的女紅衛兵，輕蔑地瞇起眼睛，睥睨著他。

　　「否則叫你知道老子的厲害！」那傢伙吹鬍子瞪眼睛，捋胳膊挽袖子，像要大打出手的樣。

　　我低聲下氣兒地說：「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替她挨你幾下打還不成嗎？……」

　　「沒你的事兒，你是不是挨打挨慣了呀？」那個將我拖入車廂的女紅衛兵按我坐在她們的座位上，也輕蔑地睥睨著那傢伙，嘲弄地說：「你頂哪個階級的天？立哪個階級的地？頂天立地？真是大言不慚！聽明白了，我們是首都『聯動』的！這車上有我們三百多戰友！只要我們發句話，不消我們動手，就有人把你們從窗口扔出去！」

　　打了那傢伙一耳光的女紅衛兵接著教訓道：「不管你是哪個省哪個市哪一派的，回去告訴你們的頭兒，今後不許再叫什麼『頂天立地』！你們有多少人？是真造反派還是假造反派？就敢狂妄地號稱『頂天立地』？我們首都紅衛兵還沒有一派組織號稱『頂天立地』呢！」

　　她們同時坐在我身邊，絲毫不再理睬那傢伙。

　　首都「聯動」，當年威震四方，「英名」遠揚，已經被傳說得帶有了神秘色彩。膽小怕事者，遇見了「聯動」的人，如鼠見貓。在我心目中，這兩位「聯動」的女紅衛兵，彷彿那「大革命」時期闖蕩江湖的「十三妹」，滄桑亂世中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女大俠」，我是對她們又敬又畏又感激又羞慚。無能男兒遇到巾幗英雄，怎的不羞慚？我縮肩併腿，惴惴不安，一動也不敢亂動地居中坐下。

　　那個「頂天立地」的傢伙氣勢頓斂。他自覺沒趣兒，哼一聲，悻悻然擠開左右的人，忍辱溜開了。

　　兩位「聯動」的女紅衛兵相視一眼，同時咯咯大笑。

　　我趕緊識相地站起，使她們坐得寬鬆些，並怯怯地向他們卑言道謝。

　　她們都穿著呢質的女式軍上衣，草綠色的確涼軍褲，沒有襻帶的半高跟皮鞋。那種軍裝，文化大革命前，校級以上軍官才有資格穿。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部隊文工團的女演員們演出時偶爾也穿。的確涼軍裝在部隊剛實行不久，她們能穿條的確涼的而非一般斜紋布的軍褲，足見在軍隊中是大有門路的。

　　她們都戴著嶄新的男式單軍帽。頭髮掖進帽簷兒，一縷不垂。「不愛紅裝愛武裝」，這是當年女紅衛兵們所熱衷追求的「革命時髦」。話又說回來，當年她們心裡想愛「紅裝」也不行，「紅裝」包括的一切物質內容和精神內容，全屬「資產階級」的一套。

　　這兩位身著「武裝」的首都「聯動」的紅衛兵，尤其顯得英姿颯爽，帥勁十足。俏骨傲然，氣質非凡。

　　她們的容貌都很俊秀，魅力各有千秋。她們的膚色很白皙，面潔如玉。特別是她們的雙手，十指修長，指端尖尖，嫩蔥嬌筍一般。如若她們不穿「武裝」穿「紅裝」，完全可以在戲劇舞台上扮「花旦」。要是被選去演電影，飾什麼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一舉手一投足，一顰一笑，必會自然而恰到妙處。總之，對於她們，「紅裝、武裝」總相宜。我又暗暗猜想她們可能都是戲劇學院或電影學院的學生，故意冒充「聯動」的紅衛兵，藉以恐嚇那個蠻橫粗暴的「頂天立地」的傢伙。她們剛才對那傢伙的輕蔑之色和訓諷之詞，也可能是她們機智的「即興表演」吧？這樣的猜想使我在她們面前恢復了些許一個男紅衛兵應有的自尊。

　　她們見我站起，聽我怯怯地向她們卑詞道謝，又相向一眼，咯咯笑起來。

　　她們的笑聲是無拘無束的，甚至有些故作放縱。周圍的人們將各種各樣的目光投向她們。她們顯然引起了許多人的格外注意。某些人的目光，竟像她們身上塗了一層膠似的，簡直是黏在她們身上了。是因為她們的容貌俊秀？是因為她們的服裝與眾不同？是因為她們英姿颯爽帥勁十足？還是因為她們俏骨傲然氣度非凡？我就不得而知了。她們旁若無人，對投向她們的各種各樣的目光，彷彿無察無覺，不屑一顧。

　　「我替你解危救難，你幹嗎好像怕我們似的？」她們中的一個，就是打了「頂天立地」的傢伙一耳光者，憐憫地瞧著我問。她那種悲天憫人的語氣，那種愛憐心痛的表情，就好像我是被她們從強盜手中救出的一個小儒童！

　　我說：「我不是怕你們，我是不願夾在中間擠你們呀！」

　　那另外一個說：「沒事兒，你坐吧！你不坐，一會兒來個大胖子請求讓出點地方，我們怎麼好意思不讓啊？」

　　我一想，可也是。若真來個大胖子跟她們擠著坐，對於她們，還莫如我坐在一塊兒寬鬆呢！不坐白不坐。坐了，也算以恩報恩。

　　於是我說：「那你們往一塊兒坐，我坐邊上吧！給我讓出兩寸地方就行！」

　　「兩寸地方？你自以為你那麼小巧玲瓏呀？」

　　「紅衛兵小鬼，別在我們面前擺少年紳士的風度啦，還是乖乖地聽我們的話，坐在我們中間吧！我們好一左一右地保護你呀！」

　　「我們甘當你的哼哈二將！」

　　「保衛一個紅衛兵小鬼，我們紅衛兵大姐姐義不容辭嘛！」

　　她們無忌地拿我開心取笑，說著，一人抓住我一隻手，像對待一個不願安分地廝守在母親身邊的孩子，將我拉坐在她們中間。

　　我任她們開心取笑，羞紅著臉，一言不發。怕再說出句什麼愚蠢的話，又讓她們開心取笑一陣。

　　「哪來的一股香味啊？」

　　「真的！紅衛兵小鬼，你帶上車了什麼特殊的東西吧？」

　　我說：「是我網兜裡的兩個柚子發出的香味兒。」

　　「柚子？你怎麼不早說呀？我們正渴著呢！」

　　「這小白臉兒書生比我們想得周到是吧？我們就忘了弄幾個柚子帶上車來！」

　　「小白臉書生？你怎麼這樣叫人家？你瞧他臉紅的！」

　　「嚯，小白臉兒變成小紅臉啦！文質彬彬，怯怯生生的，他本來就是像個小書生嗎！」

　　「你還不如說他像個顛沛流落的小秀才呢！」

　　又是一陣咯咯的放縱的笑聲。

　　我想，也許她們需要我夾坐在她們中間，不唯是怕來個不受她們歡迎的大胖子過分擠佔了她們的位置，還因為她們一眼就看出，我是個可以供她們隨便取笑開心的「紅衛兵小鬼」吧？

　　我畢竟也是個紅衛兵啊！雖然年齡比她們小幾歲。難道我的自尊在她們看來就那麼無所謂嗎？

　　我內心裡最初對她們那份兒感激頓減。同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她們究竟憑什麼那般自覺優越呢？成都氣象學校那個「走資派」的女兒，對待我如同一位可親可愛的姐姐。而她們對待我簡直他媽的像女公子哥兒對待童僕一樣謔語無窮！難道她們認為將我拖入車廂，替我教訓了那個欺負我的「頂天立地」的傢伙，還賜給我坐的地方，就有權愛怎麼拿我取笑開心就可以怎麼拿我取笑開心嗎？

　　我內心裡對她們產生了極大的反感。或者說是極大的反抗情緒更準確。

　　我又一次站了起來，打算趁早離開她們，擠到別的車廂去。

　　「哎，你別走哇！怎麼，怕我們分吃你的柚子呀？」

　　「你太小氣了吧？我們正口渴，此時不吃，更待何時？放心，小書生，跟我們在一起，保證一路渴不著你也餓不著你！」

　　她們說著，一個又將我拉坐下去，一個從我手中拽去尼龍絲網兜，拿出兩隻散發著異香的柚子，又從自己腰鏈上取下一柄折式小刀，就開始在小桌上切柚子。兩隻柚子切成了數瓣。

　　接著她們就不客氣地吃起來。

　　看著她們吃，我心裡別提有多惋惜。我本是打定了主意，無論路上渴到什麼程度，回到哈爾濱之前也絕不吃。我要將它們帶回家，讓母親見識見識柚子是什麼樣兒的。讓母親和弟弟妹妹們都嘗一嘗柚子是什麼滋味兒的。在家人都吃的時候，我要告訴他們，我在成都遇到了一位多麼多麼善良的姐姐……

　　可她們破滅了我的願望！

　　不知為什麼，我心裡終究還是對她們有幾分莫名其妙的畏怯。

　　我敢怒而不敢言。連怒也壓制心內，表現卻裝得很慷慨、很不在乎她們吃。

　　「別光瞧著我們吃呀！你也吃啊！這是你的嘛，你不吃我們怎麼好意思再吃？」

　　「你不是想在我們面前有機會表現出點少年紳士的風度嗎？那你得陪我們吃才對啊！」

　　她們一邊吃，仍一邊拿我取笑開心。

　　我才沒請你們吃呢！我想，我一瓣不吃白便宜了她們！那我就是個地地道道的大傻瓜啦！於是我也抓起一瓣吃起來。我盡快地吃。幾乎是搶著吃。兩口一瓣。為了吃得比她們多幾瓣。如果吃得反而比她們少我太憋氣。

　　她們見我那種搶著吃的樣子，互相瞇起眼睛笑了。因為她們口中都在吃著，才沒發出咯咯的笑聲。

　　她們中的一個，嚥下去一口，揶揄地說：「你就這麼表現少年紳士的風度呀？不行，現在咱們得平均分配，要不全被你一個人掃蕩光了！」

　　還剩四瓣。

　　我們一人分一瓣。

　　她說：「我吃得太斯文。肯定吃得比你們倆少。多餘這一瓣兒歸我啦！」

　　她「霸佔」去了餘下那一瓣。

　　我的兩個柚子就如此這般「請」她們吃掉了。她們分吃了我的柚子，回報給我一點兒平等。不再叫我「紅衛兵小鬼」、「小白臉兒」、「小書生」、「小秀才」之類了，而叫我「小戰友」、「小老弟」了。

　　平等是人際關係中的鬆緊帶。拉長時，人與人就懷有敵意。縮短時，人與人就容易接近。

　　我又漸漸開始覺得她們都是挺親熱的「旅伴」了，並不像我認為的那麼放肆辱人。

　　兩個柚子糖分很濃。弄黏了她們的雙手。她們各自掏出小手絹翻來覆去地擦，還是黏。也弄黏了我的雙手。不過我不像她們那麼在乎。

　　車到新都，要停十幾分鐘。我自告奮勇，拿了她們的缸子，從窗口爬出去，跑向站台的水龍頭接水。跑去接水的人當然不少，我在他們的推推撞撞中，接著了一缸水，飛快地跑回來，她們都將雙手伸出窗外，我緩緩替她們傾倒茶缸中的水，使她們能把她們那兩雙秀美的手洗得乾乾淨淨。隨後我跑去硬鑽入人堆接著了一缸水，又飛快地跑回來，又緩緩替她們傾倒著，使她們能把她們那兩條繡花的小手絹也洗個乾乾淨淨。開車鈴響了，我才將剩下的一點水喝入口中，再從口中吐出來，用手接著洗了洗，慌慌張張地攀上窗口，被她們拖入車內。

　　我為她們的竭誠服務，又換取了她們對我的一點兒平等。

　　她們對我懷著一種我自己不明瞭的似乎有些古怪的興趣跟我聊天，東一句西一句，問這問那，好像西方世界的兩位女記者，採訪一個來自土著部落的人。她們對我的興趣，我猜想大概也屬於這類興趣。別人對我產生興趣，尤其是她們這麼兩位英姿颯爽，帥勁十足，俏骨傲然，氣質非凡，比我大不了幾歲的異性對我產生興趣，無論是怎樣的興趣吧，總歸使我飄飄然。

　　她們問一句，我恨不得能答十句。她們問東，我順著東扯到東南，她們問西，我順著西扯到西北。

　　她們問到我父親是幹什麼的，我連我爺爺曾在哈爾濱「巴雜市」幹過掌鞋的行當也告訴了她們。當然，關於父親的「歷史問題」是隻字不提的。那將可能大煞風景。

　　「我是建築工人的兒子，徹底的無產階級後代！我父親參加過人民大會堂的施工！」當我不無自豪地對她們這樣說時，她們互相傳遞著一種只有她們自己才能會意的眼色，都抿著嘴兒微笑。微笑而不取笑，我覺得是對我的很大的鼓勵，喋喋地盡說盡說。

　　她們問到我從小學至中學的個人情況，我就津津樂道地講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和我的幾個同學，怎樣怎樣結伴到農村去偷菜，怎樣怎樣被農民逮住，挨打挨罵。

　　她們聽了也都抿嘴兒微笑。那時她們的神情像兩位天真的少女，聽我這個十七歲的少年自我吹噓類似《魯濱遜飄流記》的經歷。

　　「我還吃過野菜，樹葉，草籽兒，『毛毛狗』和豆腐渣呢！」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對她們大大炫耀一番的。因為我看得出來，她們是沒有這些經歷的，而我，除了這些自以為特殊的經歷，也再無其他什麼更令人肅然起敬的經歷。

　　「『毛毛狗』？『毛毛狗』是什麼東西？」

　　「豆腐渣呢？搗碎的豆腐嗎？」

　　她們十分好奇地問。

　　原來她們的知識面未見得比我廣啊！

　　我賣弄淵博地告訴她們：「『毛毛狗』」是柳樹發芽時生長出的那種毛茸茸的棗形葉蕾。豆腐渣並非搗碎的豆腐，是豆腐坊做豆腐過濾後剩下的渣滓。

　　「等柳樹發芽了，嫩芽不是比『毛毛狗』會好吃些嗎？」

　　「人們餓慌了，等不及柳樹發芽了呀！」

　　「為什麼不吃榆樹錢兒呢？榆樹錢兒好吃吧？電影《牧童投軍》中那個小主角就吃榆樹錢，不吃柳樹芽兒！」

　　「榆樹錢兒當然比柳樹芽『毛毛狗』好吃啦！柳樹芽又苦又澀，『毛毛狗』更難吃！可榆樹錢兒剛一長出來就被人們擼光了呀！」

　　「不是聽說有『人造肉』嗎？難道『人造肉』還不及『毛毛狗』什麼的充飢嗎？」

　　「『人造肉』？淘米水沉澱後製成。可那發票呀！每人每月二兩！」

　　「豆腐渣應該是餵豬的呀！人吃豆腐渣，豬吃什麼？怪不得那幾年豬肉少，豬都被餓死了吧？」

　　「豬？餓死人都不算新鮮事兒了，誰還管豬們吃什麼！」

　　我覺得她們淨提些愚不可及的問題，倒好像那幾年她們不是生活在我們中國的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上似的！

　　我終於喋喋不休到了山窮水盡，無可再向她們賣弄什麼的地步，便賠著小心，謹言慎語地試探著也向她們發問。我總不能向兩位「無名氏」講了許多許多，而對她們卻一無所知呀！

　　「我姓張。」她們中的一個說：「叫張三。」

　　「張……三？」我不信她會叫這麼一個俗名。

　　她解釋道：「不是一二三的三，是『珊』珊瑚的『珊』！」

　　「噢，噢……」我又倏地紅了臉。她怎麼可能叫「張三」呢！

　　「張珊」，珊瑚的「珊」。只有這等雅名才配得上她那等人物啊！

　　「她姓姚，叫姚五！」她指著另一位告訴我。

　　「姚……五？」我流露出了替另一位惋惜的表情。

　　「姚五」抿著嘴兒笑。

　　「你別又以為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啊！舞蹈的『舞』。姚舞，你看她身材多苗條！翩翩起舞，這名字聽來不是很有動感嗎？」

　　我連忙說：「我沒以為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她的名字挺有詩意的！」

　　姚舞噗哧掩口笑出了聲。

　　我卻不明白她笑什麼。

　　張珊說：「我父親是首都電影院把門兒收票的，她父親是……」她看了姚舞一眼，令人莫測高深地一笑：「還是讓她自己告訴你吧！」

　　姚舞聳了一下肩，慢言慢語地說：「我父親嘛，我父親……在首都電影院門口賣冰棍兒……」瞧她那種吞吞吐吐的樣子，好像是因為自己的父親職業低賤，羞於啟齒告人似的。

　　我說：「那咱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子女啦！」

　　張珊說：「就是，就是。」

　　姚舞說：「用你的話講都是無產階級的後代！」

　　我覺得我們之間更平等了，理應主動進一步融洽這種平等的關係。

　　一路之上，我處處為她們「服務」，從車窗口爬出去到站台上替她們買吃的啦，擠過幾節車廂給她們的「戰友」傳個什麼口信啦，「貢獻」自己的肩膀讓她們靠著打盹啦……

　　車到西安之前，她們商議了一陣，決定在西安下車玩幾天。並慫恿我也跟隨她們一塊兒玩幾天。

　　我完全忘了在成都是如何向那位不知名的姐姐般的姑娘保證的了。我只能說我當時是鬼迷心竅了。我毫不猶豫地，簡直是受寵若驚地表示願隨同她們到任何地方去。

　　她們也顯出高興的樣子。不難看出，她們願意有我這麼一個小跟班隨同著。於是我又擠過幾節車廂，將她們的決定，通知了她們的一位「戰友」。

　　車到西安，許多人都下車在站台上活動。我和她們從從容容地下了車，懷著一種喜悅走出了車站。

　　她們領我住在一處部隊招待所。她們兩人一個房間。我住在一個班的戰士們的營房裡，我挺納悶她們怎麼可以在部隊招待所住下。

　　張珊說：「不該你問的，你就別問，只管好好兒替我們辦讓你辦的事就是了！」

　　姚舞對我似乎比張珊對我親暱，她說：「我的一個叔叔在這裡當招待所所長，你們倆是借我的光！」

　　在西安的日子裡，她們有時帶我一塊兒出去玩，更多的時候是她們自己出去玩。她們自己出去玩的時候，我也自己出去玩，要麼就在營房裡蒙頭大睡。

　　那些日子，是我在「大串聯」中最享福的日子。姚舞還送給我一套絨衣絨褲。我說我一回到哈爾濱就寄還給她。她說不用寄還。穿上那套半新的絨衣絨褲，暖和多了。也不覺得西安的天氣多麼冷了。還可以隔一天洗一次澡，和戰士們一齊洗。和戰士們吃同樣的飯菜，不限量。她們卻是另有吃飯的地方的。

　　我還到理髮店去理了個「學生頭」，一名會理髮的小戰士願為我盡這份兒「義務」。我拒絕了。怕他水平太低，使我的頭練手藝，理得不成個樣子。我將內衣外衣都洗得乾乾淨淨，並且「土法上馬」，用倒入了開水的茶缸熨了一遍，熨得平平板板的。母親就是這麼熨衣服的。連紅衛兵袖標也洗了也熨了。穿上洗得乾乾淨淨熨過了的外衣，內有姚舞送給我的挺合身的絨衣絨褲襯著，顯得我瘦弱的身材似乎壯了些，顯得我整個人都增添了許多神氣。

　　一天早晨，我在去食堂吃飯的路上碰見了她們。

　　她們驚異地上下打量我。

　　我已經兩天沒見到她們了。她們有事兒需要我替她們做時，會打發某一名小戰士通告我。沒誰通告我，我就不去她們那裡干擾她們。我很有自知之明，曉得我應扮什麼角色。

　　她們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之後，姚舞一本正經地說：「這就對了。」我聽出了她的話中含有誇獎的意味，很高興。

　　張珊也說：「你這樣體體面面的，才會更討人喜歡呀！」

　　她說的「人」，分明是指她們自己而言，這我也聽出來了。高興上加高興。

　　姚舞又說：「吃完飯你到我們屋裡來一下，我還要送你件東西。」

　　她們意味深長地互相笑笑，姍姍地到她們吃飯的地方去吃飯。

　　吃完飯，我就跑向她們的住處。

　　在她們房間外，我聽到了她們的談話：

　　「你好像挺喜歡這哈爾濱的小哥兒？」張珊的聲音。

　　「多少有那麼一點兒，這哈爾濱的少年郎挺秀氣的，是不？」姚舞的聲音。

　　「小白臉兒，羞羞怯怯的，像個小女孩！值得你喜歡嗎？」

　　「我說多少有那麼一點兒！可能我正是喜歡他那種羞羞怯怯的小女孩味兒吧！」

　　「你呀，你！叫我怎麼說你呢？」

　　「那你就對我少說兩句唄，別掃我的興！」

　　她喜歡我！

　　姚舞喜歡我！

　　儘管只「多少有那麼一點兒」，也太令我驚喜欲狂了！十七歲的我，還從不知道有哪一位姑娘喜歡過我！何況是她那麼一位姑娘！喜歡我「一點兒」也夠我幸運的啦！如果我不是親耳聽到她這麼說，我哪敢企望哪敢相信？此前，我對她們中的誰都沒存任何非分之想。她們可不是我在從哈爾濱開往北京那次列車上遇著的「蘋果臉」！她們身上好像有打娘胎裡帶到這個世界來的優越感。這優越感除了她們自己也十分自信的美貌外，顯然還產生於某種更為主要的基礎。它像看不見的電弧，環罩著她們。誰若想過於對她們表示親近，肯定會遭到電擊的慘重灼傷！

　　現在我是可以不必擔心被灼傷了！

　　驚喜使我如墜五里霧中！

　　我屏息斂氣，想繼續在門外偷聽她們再談論我些什麼。

　　她們卻不再說話了。

　　我鎮定了許久才敲門。

　　「你進來吧小鬼！」是姚舞的聲音。在我聽來，她的聲音是那麼溫柔。「小鬼」兩個字，已不再使我感到是輕蔑的謔稱，而包含有諧趣的情味了。

　　我推開門，見她兩腿垂地斜躺在床上，而張珊卻在櫥鏡前梳頭。

　　張珊瞧了我一眼，又瞧了她一眼，對她撇了一下嘴，聳了一下肩，繼續梳頭。

　　她一躍而起，對我笑盈盈地說：「你過來小鬼！」

　　我羞怯地走到了她跟前。是的，在她面前，我是更感到羞怯了。她注視著我，問：「你臉紅什麼？」

　　我吶吶地說：「我臉沒紅呀！」

　　「沒紅？紅得像化了妝！」

　　我無言以對。

　　張珊說：「精神煥發？」又瞧了我一眼，口氣嚴厲地說：「你剛才在門外偷聽我們談話了吧？」

　　我慌亂地否認：「沒有沒有！」

　　姚舞不再說什麼，光笑，拉著我一隻手，將我拉到鏡前，推了張珊一把：「你走開好不好！」

　　「好好好，我走開！」張珊也笑了，走到自己床前，坐在床沿，打開一隻小皮箱，欣賞裡面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那都是她一路以各種方式搜集到的。

　　姚舞拉開衣櫥門，從衣架上取下一件空軍的皮夾克剪毛領軍裝，七成新。隨後關了衣櫥門。

　　「送給你啦！」她說：「現在就穿上讓我看看吧！」

　　我說：「我不要。你已經給了我一件絨衣一條絨褲了。我再要就……」

　　她說：「給你，就得要。不許不要！」

　　我只好接過，心慌意亂地穿上了。

　　她又斜躺在床上，靠著被子，說：「轉過身來呀！」

　　我順從地向她轉過身去。

　　「行！不大不小，不肥不瘦，你穿上精神多了！」她的話，像是說的我，也像是說的那件空軍上衣。她的目光，像在欣賞我，也像在欣賞那件空軍上衣。

　　張珊卻連看也沒看我一眼。

　　她又說：「轉過身去吧小鬼，自己照照鏡子！」

　　我唯命是從地轉過身去，照鏡子。

　　鏡子裡的我，的確是挺精神的。

　　她斜躺在那兒問：「你覺得自己模樣如何？小鬼！」

　　我窘極了。靦腆地笑著。

　　「喂，我們可要出去啦，你跟不跟我們一塊兒出去呢？」她徵求地問張珊。

　　「對不起，我今天哪兒也不想去！」張珊用懶洋洋的語調回答，仍擺弄她那一小皮箱毛主席像章。既不抬頭看我一眼，也不抬頭看她一眼。

　　她無聲地笑笑，對我說：「那你陪我到華清池去吧！蔣介石當年就是在那兒被張學良楊虎城逮住的，值得去一次的！」說著又一躍而起，穿上衣服，拉著我的手離開了房間，一直走到樓外才放開我的手。

　　她情緒格外好。

　　我們從華清池回來，已是傍晚了，來去她都對我倍加友善，對我表示了無盡的親暱。請我吃燒麥，不斷給我買汽水，雪糕。我陶醉地、拘謹地、幸福地接受她的種種友善和親暱。我老懷疑這是一場夢，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夢。「大串聯」也是一場夢，華清池是我夢境中的一個地方，她是我夢境中的一個人。一切一切，都是夢。

　　張珊不在房間裡。

　　桌上有一張紙，上面寫著。「我可能回來得很晚。願你今天玩得好。」

　　她拿起來看了一眼便放下了。

　　走廊裡靜靜的。整個二層樓只有這個房間住著她們倆。

　　她習慣地靠著被子斜躺在床上。兩腿垂地，自言自語地說：「我有點累了。」

　　我說：「那我走了，你休息吧！要不要我替你關上燈？」

　　她望著，說：「你別走。你過來，到我身邊來。」

　　我輕輕走到了她身邊。

　　她一動不動地斜躺著，目不轉睛地仰視著我，喃喃地問：「你覺得今天過得好嗎？」

　　我不知為什麼，覺得心底湧起一陣感動之情，卻只一個字：「好。」

　　她笑了，又說：「你閉上眼睛。」

　　我順從地閉上了眼睛。

　　「我不叫你睜開，你不許睜開。」她的聲音更加溫柔。

　　我說：「你不叫我睜開，我絕不睜開。」

　　她的手捧住了我的臉。她的手是那麼嬌潤那麼綿軟！它們撫摸著我的臉，捲弄著我的頭髮。

　　我不睜開眼睛！

　　我覺得自己馬上就要暈倒了！

　　突然她將我扯到了她懷裡。她的雙臂緊緊地摟抱著我。她的雙唇恣意地在我臉上吻著，發瘋似的吻著。最後長久長久地吻住我的嘴，像要把我的心、我的血吮入她口中似的。她摟抱得我吻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了……

　　我想我當時是暈在她懷裡了！

　　這麼猛烈的異性的情感，是十七歲的我當時所承受不住的。

　　我暈暈眩眩地閉著眼睛任她擺佈……

　　我不知自己在她那種爆發式的猛烈如旋風般的感情狂飆中暈眩了多久，終於她將我推開了。

　　我仍緊閉著眼睛。

　　她低聲說：「你睜開眼睛吧。」

　　我這才睜開眼睛，見她卻閉著眼睛，伸展著雙臂，胸脯大起大伏，微微喘息。

　　她閉著眼睛說：「現在你走吧。」

　　我腳步輕輕地倒退出了房間。

　　我懷著一種是幸福，又與幸福似乎有極大差別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住處。我一躺到自己的舖位上，就用被子蒙住頭，默默無聲地哭了。我覺得我是幸福得哭了，似乎又不完全是因為幸福才哭。我當時也不能明白……

　　往後的幾天，張珊處處單獨行動。

　　只要張珊不在房間，我和她便哪兒也不去。在那房間裡幽會。她從不對我說情話。光是任性地恣意地愛。一忽兒對我愛得纏綿。一忽兒對我愛得猛烈。一忽兒讓我閉上眼睛，像熟睡的孩子似的偎在她懷裡，聽憑她撫摸我的臉頰。一忽兒讓我跪在她面前，像西方古典愛情小說裡描寫的那些王子或騎士似的，將頭枕在她雙膝上，任憑她的纖手捲動我的頭髮。我則被她愛得神魂顛倒。一忽兒感動得雙淚泉湧。一忽兒幸福得破涕為笑。

　　我是整個兒沉緬在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革命」時代的浪漫夢幻中了。願這樣的夢永遠地做下去。忘記了家人。彷彿我根本沒有家，也不想一想母親會是多麼日夜不安地惦掛著我。

　　我是真正的「樂不思蜀」了。

　　一次，當她又以她那旋風般猛烈的情慾的狂飆衝擊我時，我無法再裝作一個熟睡的孩子或扮演溫良恭順的王子騎士之類了。我像一頭小公牛似的衝動起來。一種要反過來佔有她而不是一味聽憑她隨心所欲地擺佈不休的慾念完全支配了我。

　　我對她採取了我的筆所羞於如實寫出來的粗野的進攻……

　　我想要從她身上也獲得一種極大滿足的渴望是那般突然、那般強烈！

　　她卻從她那自我體驗的情慾之海中掙脫而起，那麼出乎我意料地就恢復了理智！

　　她啪地打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

　　她柳眉倒豎地狠狠瞪著我。

　　「你太得寸進尺了！」她大聲說：「滾！」

　　我捂著臉呆了。

　　「滾出去！」她抬手朝房門一指。

　　我驚恐地立刻轉身離開了房間……

　　我因自己的「邪惡」而懺悔不及，認為自己太應該挨她一記耳光了……

　　兩個小時以後，張珊來到我的住處找我。

　　她板著臉道：「你跟我來，我有話對你說。」

　　我忐忑不安地跟隨她走到了一片空地上。

　　「你今天必須離開西安！」她輕蔑地盯著我的臉，冷冷地說。

　　我低聲問：「為什麼？」

　　「你自己心裡明白！」她的語氣更冷了，冷得使我感到寒透心底。

　　我哀求：「你告訴她，我……我想見她……我要當面向她……賠禮道歉……」

　　她說：「死了這條心吧，她不會再見你的！」

　　我說：「見不到她一面，我絕不離開此地！」

　　她說：「你別胡鬧，胡鬧對你沒好處！」說罷，一轉身就走。我攔住她，糾纏著她，苦苦哀求她。

　　她似乎被我打動，給了我一線希望，狡黠地笑道：「她不是告訴過你嗎？她父親是在首都電影院門口賣冰棍的！你若還想見到她，就到北京去找她父親吧！找到她父親，還愁再見不到她嗎？」

　　在我發怔的時候，她走遠了。

　　她又站住，扭回頭警告我：「你今天必須離開西安！否則，找到了她父親也別想再見到她！」

　　……

　　晚上，我懷著那唯一的還能再見到她一面的希望，懷著無法饒恕自己的懺悔，擠上了開往北京方面的一次列車……

　　到了北京，我一有落腳之處，就跑到首都電影院去。

　　第一天，沒有看到有賣冰棍的。

　　第二天，也沒看到有。

　　第三天，仍沒看到有。

　　我想，能找到張珊的父親，不是也同樣能在北京找到她嗎？

　　遂進入電影院問，把門兒的人中，有沒有一個姓張的？

　　電影院的人告訴我，沒有一個姓張的。只有兩個把門的人。一個姓趙，一個姓周。

　　我說：「應該有一個姓張的呀！她還有個女兒，叫張珊。我們在火車上認識的，她親口告訴我她父親在首都電影院把門！」

　　那人生氣了：「沒有就是沒有！我騙你幹什麼？張三？還是李四呢！」

　　我碰了一鼻子灰，卻不死心，第二天又去，總算見到了一個賣糖葫蘆的。不過不是男的，是女的。六十來歲的一個胖老太婆。

　　我想，大概是她母親替她父親出來賣一天吧？賣冰棍的賣糖葫蘆也不足怪。

　　我上前禮禮貌貌地問：「大娘，您是不是姓姚啊？」

　　她白了我一眼，說：「我不姓姚。」

　　我急忙又說：「我問錯了！你丈夫姓姚吧？」

　　她又白了我一眼：「我丈夫也不姓姚！」

　　我說：「大娘，您老別以為我是不良之徒啊！您有個女兒叫姚舞吧？」

　　她也生氣了：「我根本沒女兒！只有二個兒子！什麼姚五王六的，到有女兒的人家找去！糖……葫蘆！……」

　　姚五王六！

　　昨天首都電影院那個人的話在我耳邊響起了：「張三？還是李四呢！」

　　張三李四，姚五王六……

　　張珊……張三……

　　姚舞……姚五……

　　我恍然大悟！我是太傻了！她們明明從一開始就是騙我玩的，而我卻信以為真！

　　那麼她呢？

　　我恨她！

　　那不是愛！

　　她們處處都證明了她們跟我完全不是同一類環境裡長大的，可我卻視而不見，鬼迷心竅，還對她們說什麼「我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子女」！

　　我恨我自己瞎了眼睛！

　　我回憶起她們對我的無盡的取笑開心，回憶起我甘願充當的小隨僕的角色，回憶起她對我的「愛」……一幕幕，使我不但痛恨自己，而且替自己感到巨大的羞恥！

　　都是紅衛兵，紅衛兵竟也可以欺負紅衛兵！憑什麼？！

　　都是比我僅大幾歲的異性，都是同一類環境中長大的，有的成了「走資派」的女兒，卻仍將同情和憐憫無私地給予別人；有的成了紅衛兵中的「巾幗英雄」，心靈卻那麼空虛又那麼醜惡！為什麼呢？

　　我身上竟還穿著她賞賜給我的衣服！

　　我下決心要在北京找到她，將她賞賜給我的衣服還給她！並且要當面告訴她，我們東北人，是將狼也叫「張三」的！她們兩個沒什麼區別！我將永遠記住她們！

　　其後的幾天，我在北京到處轉，只有一個目的──找到她！找到她們！

　　一天晚上，聽說「聯動」在衝擊公安部，要搶回被抓的「戰友」。我冒著寒風去到了公安部。我想她們是也該回到北京了。那種場面也許少不了她們。

　　解放軍在公安部大門內手挽手組成了幾道人牆。

　　「聯動」糾集的人雖然不少，但衝擊了數次也沒衝進去。

　　天黑。人亂。我沒發現她們。

　　我還穿著那雙「失而復得」的解放單膠鞋，凍得腳疼。正欲離去，忽見開來一輛車──一輛去了帆布篷的吉普車。車上站著幾個人。其中一個是女的。披著件呢軍大衣，好不威風！看去似她，擠上前細瞧，果然正是她！

　　「聯動」的「戰士」們紛嚷著。

　　「頭兒們來了！」

　　「閃開，頭兒們來了！」

　　她發號施令地說：「今天算一次演習，改日再來衝！」

　　於是車掉轉頭開走了。

　　於是「聯動」的「戰士」們集隊散去了。

　　只剩下我和一些圍觀者在原地……

　　我終於又見到了她一面。

　　那個夜晚，我將她賞賜給我的那件皮夾克式剪毛領空軍上衣脫下，掛到了馬路旁一棵樹的落盡了葉子的禿枝上……

　　第二天，我離開了北京。

　　心中只想著兩個字：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在車上遇到了一個同校的紅衛兵。

　　他將他的大衣借給了我。

　　有了大衣，我在廁所裡脫下她賞賜給我的絨衣絨褲，從廁所的窗子扔了出去。

　　我應該帶回家去的，我沒能帶回家去；我不該帶回家去的，我也絕不帶回家去。

　　我的「大串聯」結束了……

第十八章　我回家了

　　雪！……

　　從車窗望見大地上的雪，我才認為我是真正回到了我的北方。

　　我這個北方的兒子對雪有著一種對母親般的親情。一見雪，我是格外地想家了。離家不過兩個月的時間，我卻覺得像兩年那麼長。

　　哈爾濱──北京──成都──北京──哈爾濱，兩個月內，竟沒往家裡寫過一封信。不知母親是怎樣地日日夜夜為我的安危提心吊膽呢！「大串聯」是我的第一次遠足旅行。它使我親眼目睹，全中國確是「天下大亂」了。據說亂是好事，可以暴露階級敵人，鍛煉革命左派。我想，十七歲的我，無疑是受到了一次鍛煉的。起碼我懂得了，鮑紅衛之類，是應謹慎提防的。「張珊」和「姚舞」之類，是應不與交往的。對於亂，哪怕是因自己而引起的亂，也不怎麼驚慌了。這一點，差不多是當過紅衛兵或雖未當過紅衛兵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的共性。

　　「就憑這個陣勢還想嚇倒人啊？老子文化大革命中領教過！」

　　在以後的一些小小的亂的場面，我常聽到我的同齡人們這麼說。大有「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意味。

　　文化大革命、「大串聯」是對我們共和國的一代人的徹底放任的「集訓」。形成了他們與八十年代的青年風骨上氣質上截然不同的區別。有人將一代紅衛兵貶為「狼人」。這觀點挺解恨，但並不完全正確。歸根結底，他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許許多多罪惡，倘全栽在他們身上，則無論怎麼解釋也不能夠自圓其說，順理成章。而他們正是以他們的親身經歷，向歷史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在全中國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嚴肅反思的人們之中，一代紅衛兵的反思尤為獨特。他們的反思具有最屬於他們的頭腦的深刻。我在一本什麼刊物上曾見到過羅丹那著名的雕塑──思想者的攝影，我欣賞了很久。思想者──這才更是一代紅衛兵中仍未背棄對我們共和國的深厚感情的一批人的象徵、倘剖開他們的胸膛，定會捧出一顆滾燙的心。這心內凝聚著一種使命──制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

　　當列車馳上松花江大橋，我不由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看。那一年松花江封得遲。江心島沙灘被雪覆蓋得潔白無瑕。江水一點兒波浪也沒有，像快要凝固了的岩漿一樣緩緩地流。絮團似的雪花一接觸水面，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江畔人跡寥寥，顯得那麼冷清。

　　我覺得缺少了些什麼，就問借給我大衣穿的那個同校的紅衛兵，「你看江畔是不是缺少了些什麼？」

　　他便也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看，也說：「真的，是缺少了些什麼啊！」

　　於是好多人都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看。

　　「咦？青年宮前的天鵝雕塑咋沒啦？」

　　「江畔的雕塑怎麼都沒啦？」

　　原來缺少了的是一尊尊很美好的雕塑。

　　在我們這些哈爾濱市的紅衛兵們離開它兩個月的時間內，江畔的雕塑統統被砸毀了。扔到江裡去了。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大發議論：

　　「他媽的，準是外地紅衛兵幹的！」

　　「未見得，很可能正是我們哈爾濱紅衛兵幹的！」

　　「哈爾濱紅衛兵可以到外地去砸。為什麼外地的紅衛兵不能到哈爾濱來砸？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嘛！」

　　「『四舊』可以砸，別見什麼砸什麼呀！天鵝雕塑算『四舊』嗎？」

　　「那廣州的『五羊』算『四舊』嗎？不是也砸了個稀巴爛嗎？」

　　「媽的！幾個湖北紅衛兵，分手時囑咐我一定在天鵝雕塑前照張相寄給他們，砸了我還照個屁！」

　　「這就叫不破不立嘛！」

　　列車已經開過江橋了，大家仍七言八語。彷彿只要這些人當時在哈爾濱，是斷斷不會允許那些很美好的雕塑被砸毀扔到松花江裡似的。我想，這些人當時在哈爾濱，那些很美好的雕塑也注定了難逃厄運。說不定他們還親自動手砸。砸，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種普遍的情緒，可以謂之「革命」情緒罷。不砸，或者阻止他人砸，倒是會顯得「別有用心」了。而任何的東西，只要是美的東西，當年大抵與「革命」格格不入。總能找出極正確的「革命」的理由砸它個稀巴爛！包括花鳥蟲魚。

　　「哈爾濱站」四個字是早已被「東方紅城」取代了。列車在「東方紅」樂曲中抵達「東方紅城」，令人心格外引起一種波動。於我那衝動的原因卻很單純──管它叫「哈爾濱」還是叫「東方紅城」，總歸是到家了！

　　站台上兩面旗幟迎風招展。一面旗幟上寫著「八．八團」，一面旗幟上寫著「紅色造反團」。兩團的儀仗隊肅立在站台兩側，之間有一段暫時「和平共處」的神聖距離。列車剛一停穩，兩團儀仗隊同奏兩團團歌。

　　我們大為詫異，想不明白勢不兩立的這兩大派組織，究竟為何抬舉我們這些「大串聯」歸來的雜牌軍，如此隆重地迎接我們。一個個從車窗探出腦袋，受寵若驚。

　　卻白白浪費了一陣感情。迎接的並非我們，而是兩團各自的赴京談判代表。我們這些雜牌軍，與名揚全國的兩大派組織的赴京談判代表同車歸來，也夠使我們很感到榮幸的了！

　　兩團的談判代表們當然沒跟我們這些雜牌軍混在一起。

　　各包了一節車廂，而且都享受著臥鋪的舒適。在北京主持談判的是周總理。據說兩天內談判了三次。據說他們當著總理的面互相大拍桌子。激怒了總理。總理後來也拍起了桌子。毛遠新當時是「八．八團」的大頭目，而「紅色造反團」的頭目之一也是他們的赴京談判代表之一的馮昭逢，則是烈士遺孤。據說還是總理的「義子」。名揚全國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的頭目們和赴京談判代表們非等閒之輩，也就難怪總理得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親自為他們主持談判了。

　　兩團赴京談判代表踏下他們各自包的車廂，走向兩團的儀仗隊員們，紛紛與之握手。紛紛說：

　　「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敬愛的周總理支持的是我們！」

　　「總理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肯定了我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說的差不多都是同樣的話。也就無從知道，毛主席和黨中央究竟肯定了他們哪一派？談判的結果究竟圓滿不圓滿？倘說圓滿吧，看他們那種相互敵對的態度絲毫末減，一如從前，分明在北京的談判桌上並沒有達成什麼今後團結一致的協議，更沒有當著周總理的面握手言和，倘說談判破裂吧，聽他們那些話，又彷彿對談判的結果都感到十分興奮。

　　從車站大樓內擁出了他們各自的團報記者，圍向他們各自的代表，一手拿本兒，一手拿筆，提出一串串的問題，飛快地記錄著。

　　「你對今後的鬥爭形勢怎麼看？」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你認為中央『文革』內部存不存在著尖銳的鬥爭？」

　　「無可奉告。」

　　「我們『紅色造反團』有同『八．八團』實行革命大聯合的可能性嗎？」

　　「這個問題應該向他們提出才對！我們『紅色造反團』絕不同堅持保皇派立場的組織實行什麼所謂大聯合！這是我們永遠也不會放棄的鬥爭原則！如果他們重新選擇他們的立場，我們舉雙手歡迎他們回到真正革命左派的陣營中來！」

　　這一邊兒在答記者問，那一邊兒則在發表演說：

　　「我們『八．八團』絕不會重新選擇我們的立場。因為我們的立場，乃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立場。除了這唯一的立場，我們別無選擇！誰誣蔑我們是保皇派，我們就義無反顧地充當鐵桿保皇派！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不是我們『八．八團』的恥辱，而是我們『八．八團』的莫大光榮！……」

　　這一邊有人以十足的外交家風度含沙射影。那一邊有人以傑出的演說家風度慷慨陳詞。兩邊照相機的閃光燈頻頻閃耀。情形使我們這些車上的雜牌軍歎為觀止。對兩邊都打心眼兒裡肅然起敬，造反造到坐包廂車進北京，由周總理親自出面從中調解談判的份兒上，才算不枉「造反有理」了一次啊！

　　除了兩派赴京談判代表的兩節車廂，其他車廂都沒開門。乘務員們似乎早有思想準備，手攥著鑰匙把守車廂門口，等兩派前來迎接的儀仗隊員、記者簇擁著他們各自的代表，熱熱鬧鬧地離開站台，才打開車門。

　　雜牌軍們爭先恐後往車下跳，往出站口跑，都想要看到兩派在站外繼續什麼名堂，什麼熱鬧。

　　我也跟著人流跑，擠。

　　義大利著名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在他拍攝的一部影片中，運用了一個情節形象地揭示了人的這種愛湊熱鬧的心理：年輕的男主人公本是為著追蹤一個兇手才進入遊樂場的──台上現代派歌手們在如癡如狂地演唱搖滾歌曲。其中一名歌手將電吉他連摔帶踏弄得四分五裂，拋向觀眾，於是觀眾發了瘋似的去奪去搶，人壓人，腳踩手。搶奪得烏煙瘴氣，於是主人公在那樣一種氛圍之下也一時忘了去尋找殺人兇手，也撲上前去奪去搶，搶到了電吉他的上半部，衝出重圍撒腿就跑，身後許許多多人拚命追。終於他甩下了追他的人，氣喘吁吁地站住了，看著手中那半截電吉他弦把，嘀哩當啷亂繞著弦，弦上還掛著些碎木片，不明白自己當時為什麼要發了瘋似的與別人去奪去搶這半點兒用處也沒有的破爛東西，他甩手就把它扔了。窮追不捨追到他跟前的一個人立刻彎腰如獲至寶地撿起來，可看了看同樣覺得真是半點兒用處也沒有，也甩手就把它扔了。它絆了一個行人的腳，那行人一腳將它踢到陰溝裡去了……

　　而遊樂場中，仍烏煙瘴氣，觀眾仍在發了瘋似的搶奪那把電吉他的碎片……

　　他們只有離開了那遊樂場，擺脫了那氛圍，才會明白他們是何等可笑何等荒唐……

　　安東尼奧尼所揭示的這種人的心理，也正是當時我和許多雜牌軍們的心理。

　　我們像股洪水似的一擁出檢票口，便一片片地滑倒了。檢票口外的車站廣場，簡直成了溜冰場。無論穿著花樣刀鞋還是穿著冰球刀鞋、速滑刀鞋在上面滑冰是絕對沒問題的。站前廣場冰凍著一條條大標語──這是「東方紅城」的紅衛兵們的「發明創造」。冬天「鬧革命」自有冬天「鬧革命」的便利，夾著一卷大字報或大標語，拎著一隻水桶滿市逛，見哪裡適合，找個水龍頭接桶水，嘩地潑在地上或潑在牆上，將大字報或大標語一貼，一兩分鐘後就凍住了。而且有著一層冰保護，晶瑩透明，彷彿塑料貼面，不到春暖花開季節，誰想去掉是很困難的。除非水管子接在鍋爐上，用開水先澆化了冰。

　　車站廣場方磚鋪就，縱橫開闊，是冰凍大字報或大標語的理想之地。也不知有多少人來冰凍過多少層大字報或大標語了。冰上加雪，雪上加冰，白雪襯黑字，分外醒目。變成了地平面「專欄」。

　　那一天冰凍在站前廣場的大字報的巨幅標題是──看劉漢玉自我暴露的反革命嘴臉何其猖狂！

　　劉漢玉？

　　男性？女性？官？民？哪個單位的？沒誰知道。那年月反革命多如牛毛。大概也沒誰感興趣知道。在那年月，一個人的名字，哪怕是一個庸常之輩的名字，也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間「黑」遍全市，家喻戶曉，婦幼皆知──那是「革命」和「反革命」都極容易大出其名的年月。

　　「紅色造反團」和「八．八團」的赴京談判代表們已經上了兩輛大客車，朝兩個相反的方向緩緩開去。大客車前是各自的儀仗隊開路。他們站在卡車上，繼續吹奏各自的團歌。大客車後是兩派前來迎接的戰友，各自來了上千人，浩浩蕩蕩地進行聲勢遊行。叫作「滅敵人的威風，長自己的志氣」。

　　擁出檢票口的雜牌軍，有的分別跟隨兩支遊行隊伍瞧熱鬧去了，有的滑倒了爬起來後沒走，站在廣場上垂頭看大字報。那冰凍在廣場上的大字報很長很長，少說兩萬餘字，三四百平方米的面積。

　　那樣一種看大字報的情形在南方城市可見不到，人人都垂著頭，邊看邊往後退。要想從頭看起的，就從人牆後繞到前面來。

　　「對不起，請抬一下腳！」──腳下踩著字呢。

　　不知道是看大字報的，還會以為人們都在那裡默哀呢。

　　「誰鞋底兒乾淨？盡個義務！」──有些地方的冰踩髒了，看不見字了。於是就有鞋底兒乾淨的用鞋底兒擦冰面、於是那些地方的冰面被鞋底兒擦得愈發晶瑩透明，字跡看上去如同寫在玉石板中。更有熱心盡義務的，捧來幾大塊雪，摔散在地上。冰面經鞋底兒用雪一擦，不但晶瑩透明，而且閃閃發光。

　　那樣看大字報，真可以說也是種樂趣。

　　矗立在廣場上的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被用布從上至下嚴嚴密密地罩起來了。像黃山的「夢筆生花」，見「筆」不見「花」。

　　我腳穿解放膠鞋，下了車沒過五分鐘腳趾就凍僵了。我思忖我若穿著這樣一雙單鞋等公共汽車，非把十個腳指頭全凍掉不可。

　　我撒腿往家跑。頭上沒有棉帽子，西北風像小刀子似的，割我的耳朵割我的臉。捂著耳朵跑一會兒，雙手凍疼了，便顧不得兩隻耳朵，又袖起雙手跑一陣。跑得上氣兒不接下氣兒，卻不敢停下來走。並且也不會走了。雙腳由僵而木，凍得完全沒了知覺，像憑著一雙假腳在跑。

　　緊跑慢跑，跑了近一個小時，抱頭鼠竄地跑到了家。

　　闖入家門，母親正蹲灶口吹火，見我那樣子，以為後邊有什麼人追趕，陡地變了臉色，一把將我拽在懷中，死死摟抱著，眼盯著家門，防範地預備跟接著闖入家門捉拿我的任何人拚命。

　　我急忙說：「媽，沒人追我。」

　　母親這才緩緩將我從懷中推開，突然劈面打了我一耳光，打得我臉上火辣辣的。

　　母親打我之後，就轉過身去哭了。

　　我呆呆地站在母親跟前，一聲不吭。

　　兩個月我沒給家裡寫過一封信，哪怕是一封告訴母親我身在何地的短信都沒寫過。我知罪。

　　腳開始疼。像針扎。像火燒。

　　我吶吶地說：「媽，我的腳……」

　　母親朝我轉過身來，發現我腳上穿著一雙單膠鞋，大吃一驚。「活該！活該！凍掉你的腳才好！」母親慌慌地將我推進裡屋，推坐到炕沿上，慌慌地從我腳上扒下鞋、襪子，慌慌地解開自己的衣襟，將我的腳貼胸摟在她那溫暖的懷裡。

　　這時我獲得了一種徹底的安全感。

　　我流淚了。

　　我無聲地哭了。

　　中國再大，哪兒也不如家好。誰也不如媽親。

　　我深深地理解了「兒女是娘身上的肉」這句話。

　　母親在從我腳上往下扒鞋時，由於鞋凍在腳上了，由於過分心急，劈了自己的指甲，手指尖不斷流血。母親顧不上包紮，只是將手指尖放在口中吮。

　　我太睏了。雙腳被母親摟在懷裡，身子歪倒在炕上，竟那麼睡著了。

第十九章　家非家

　　我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被母親輕輕喚醒了。睜開眼睛，才發現母親已替我脫去了衣服，我是睡在溫暖的被窩裡。

　　馬嬸坐在炕沿。

　　母親說：「馬嬸看你來了。」

　　我便對馬嬸戇戇地笑。

　　馬嬸卻急迫地問：「你見著我家國華了嗎？」

　　我莫名其妙地望著母親。

　　母親說：「你沒走幾天，國華也『大串聯』去了，到現在沒回來，和你一樣，連封信也不往家寫，你馬嬸天天擔慮得吃不下睡不著……」

　　我說：「我們又不是一塊兒的，哪能見著他呀！」

　　馬嬸又急迫地問：「你聽說鐵路上發生什麼車禍沒有？」

　　母親趕緊接著說：「人們都講鐵路上發生了好幾起車禍，不知是真是假？」向我直丟眼色。

　　我並沒明白母親的意思，老老實實地回答：「千真萬確！鐵路上是發生了好幾起車禍。有的列車三四節車廂砸在山洞裡，死了不少人呢，差不多全是『大串聯』的紅衛兵！不但鐵路上，公路上也發生車禍呀！還有因翻了船淹死的紅衛……」

　　「別亂說了！你信口胡謅！」母親瞪著我，生氣地打斷我的話。

　　馬嬸哇地哭了起來，邊哭邊說：「我家國華肯定是死了呀！要不他怎麼連封家信也不寫哪！他可不是不懂事的孩子啊！我們馬家就這麼一個兒子，連個傳宗接代的根苗都沒有了，這可怎麼好呀！我是哪輩子做了孽呀！」

　　母親在一旁說些寬心話勸她。

　　母親越勸，她哭得越凶。最後摟抱著母親，在我家放聲號啕，引得母親陪著哭。

　　我望著摟抱在一塊兒哭作一團的兩位母親，為自己說的那番老實話後悔不已，噤若寒蟬地轉身面壁，縮入被窩裡。

　　馬嬸哭了很久才悲傷萬分地離去。她離去後母親將我狠狠數落了一頓……

　　我的雙腳凍傷了，先是紅腫，繼而生了凍瘡，開始潰爛。

　　我幾乎整整一個月沒下炕，更沒邁出過家門。王文琪被槍斃了，也就再沒有哪一個同學到我家來看望我，告訴我一些學校裡或社會上的運動情況。他雖然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子彈之下，可我每每想起他的時候，總是念及同學三年他對我的種種友誼。甚至還想到他的墳上去表示一點緬懷之情。可他的屍體是被醫院直接從刑場上拉去解剖了的，無墳可供我去憑弔，不免為他也為自己淒淒然。

　　從母親口中，倒是片片斷斷地瞭解了一些我們這個原先的「四好大院」在我離開的兩個月內發生的變化：馬叔被單位揪出來了，唸過「國高」的人當然是「臭知識分子」無疑。母親說即使他沒唸過「國高」也會被革命群眾揪出來，因為他的出身原來是地主。張叔也被揪出來了，因為他大小算是個「領導」，儘管不過是區商業局下屬一個片的幾個小商店的臨時負責人。好在他不是黨員，夠不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檔次，所以批鬥「走資派」時，他只作個配角陪著低頭彎腰而已。孫叔被揪出來是我早已預料到的。當母親告訴我時我並不覺得奇怪。──國家正式的十九級幹部，且在黨，不揪出來難道還能放過他？如今統計一下，不消說那些身為處長、局長、廳長、部長和更高級的幹部們，就單算小小的芝麻官科長吧，文化大革命中沒被揪出來過，沒被批鬥過的又有幾個？全國加一塊兒準超不過三位數。

　　而吳叔亦被揪出來了，卻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他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母親告訴我時嚇了我一大跳。他的「現行反革命」言論，在我聽來也無疑是成立的：某天清早，有人從他收破爛的手推車上發現了一堆毛主席石膏寶像碎片。當然要受到嚴肅的質問：為什麼將毛主席的石膏寶像打碎？為什麼打碎了又放在收破爛兒的車上，和些個破爛兒混在一起？是不是在他心目中，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石膏寶像和破爛是一樣的，想要「破爛兒的換錢」？

　　他說，那根本不是他家的毛主席石膏寶像，頭天晚上他的收破爛兒車上還沒見有那些嚴峻的碎片，興許是誰存心陷害他，往他身上栽贓，才將打碎了的毛主席石膏寶像趁夜間放在他收破爛兒的車上。

　　人家未免懷疑，未免繼續質問。

　　他又委屈又著急，竟臉紅脖子粗地大聲吼：「我們家從來不買那玩意兒！有那錢我買瓶酒喝！再者收購站也不收石膏，那玩意兒既然碎了，就一分錢也不值！」

　　這番話還能不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嗎？甭說他一個「盧二爺」或者「盧二驢」的，就是十個二十個，也定他倆五一十打成「現行反革命」！何況他本不屬於純正的無產階級，乃是個「流氓無產者」，不過沾著無產階級一點兒邊，沒什麼反動言論，也可能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鐵掃帚不經意間稍帶著劃拉一下的。他當天就受到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押入了街道「黑幫」隊的行列，據傳要判刑。

　　我離家的兩個月內，我們這個大院已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四好院」而成「黑幫院」了。院門上光榮的紅旗鐵牌已被除掉。七戶人家四戶的戶主被揪出來，還不成了「黑幫院」嗎？

　　我們的大院已不成其為院了。木板障子被偷得所剩無幾。

　　都是些乘人之危的傢伙夜間幹的，就是大白天幹，院裡的人也不敢提半句抗議。不過那些傢伙還顧著街坊的情面，不好意思白天幹。好端端的兩扇院門也被偷走了一扇。院門障子都是好木板，大概是偷回去做箱子做櫃子做寫字檯了。偷便偷罷，盜則盜罷，還要往我們院裡潑柑水堆垃圾。大抵是孩子們所為。但也保不準絕沒大人照樣幹。下水道在胡同口。垃圾站更遠。寒冬臘月的，圖省力，少走路。僅此而已，倒並不見得存什麼壞心眼兒。

　　有天夜裡，我被外面砰砰啪啪的一陣響驚醒，拉亮燈，坐了起來。

　　母親也被驚醒，卻躺著側耳聽，一動未動。

　　我問：「媽，怎麼回事？」

　　母親低聲說：「還用問，準是又有人在扒咱們院的板障子唄！」

　　「這也欺人太甚了！我去管管！」我火冒三丈，披上衣服就要下炕。

　　母親按住我，訓斥道：「就你有本事！不許你出屋！大人們都不敢管，你一個毛孩子管得了嗎？不管倒興許好，何日板障子扒光也就算完了。一管，說不定哪天夜裡扒誰家屋頂！」

　　看母親那種極膽小極怕事的樣子，我只好憋著怒火，悻悻作罷。

　　母親天天睡前用鹽水給我泡洗一次腳。一個月後，我凍傷的雙腳終於好轉，可以下炕走動了。

　　我第一次走出家門，站在院子裡，簡直認不出我們的院了。另一扇大院門也被偷走了。木板障子被扒光了，連廁所的頂蓋和圍簾也不見了，滿院是污水凍的髒冰，一層覆一層，赤橙黃綠青藍紫，七色俱全，是從沒有了門的大門口呈瀑布狀淌進來後結凍的。廁所幾乎被垃圾山包圍了。

　　而街坊們，對我們院的人好像還並不怎麼歧視似的，見面照舊點頭，打招呼，問：「吃了嗎？」「起來了呀？」夜裡幹著坑害我們院的缺德事，白天卻對我們院的人顯出極善良的模樣，彷彿缺德事根本不是他們幹的，是缺德鬼幹的。這些人真是虛偽之極！

　　我到學校去了一次。學校的鍋爐因為沒有煤燒，早已熄火，每間教室都陰冷陰冷的。那些砸碎了玻璃的教室更甭提。也就沒人堅持在學校裡鬧革命。也就失去了幾個月前如火如荼，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大好形勢」。彷彿全校的紅衛兵都在冬季轉入了神秘的「地下鬥爭」。我只去了一次，便不再去。

　　煤，全市缺少煤。煤礦工人也鬧革命，缺少煤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缺少煤，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在這個冬季格外寒冷。《東方紅》的樂曲，每天卻仍響徹這座「東方紅城」的上空。

　　當年哈爾濱市的普通居民們買煤買燒柴是憑供應本的。

　　每戶每個月六十斤燒柴，平均每天二斤。每個季度半噸煤，平均每天只能燒一小桶，燒柴是濕的，去掉水分，實際也就是四十多斤五十來斤。買回家，需劈得細細的，架在爐台四周烤乾，才能生著火。普通居民們能買到的只有「無煙煤」。名曰「煤」，其實不是煤，是煤礦採煤過程衝出的煤粉，煤粉那麼細，不知在煤礦堆積了多少年月。這樣的所謂的「煤」，居民是沒法兒用來做飯取暖的。倒進爐膛一鏟，大半鏟漏到爐底。一個小時也難生著一次火。我家的溫度並不比學校教室裡的溫度高多少。而燒柴是月月不夠用的。就是那樣的「無煙煤」，也得每天按量計劃著燒。第一天燒多了，第二天只好少燒。

　　那個冬季，我為家裡做兩項重要的事：白天夾著麻袋，腰裡別著斧頭，到離家很遠的一個木材廠去扒樹皮。木材廠是禁止扒樹皮的，得偷偷地翻牆而入，偷偷地翻牆而出。運氣好，每天能帶回家十來斤樹皮。運氣不好，被木材廠的管理人員捉住，不但所扒的樹皮白費工夫和力氣，麻袋和斧頭被沒收，連自己也會被扣留整整一天。稍不馴服，則會挨揍。我雖然挨過幾次揍，卻從未間斷去扒樹皮。不去扒樹皮，我家的爐膛也可能像學校的鍋爐一樣熄火。晚上則在家裡團煤球。每次團上百個雞蛋那麼大的煤球，擺在爐蓋四周，埋在溫熱的爐灰中。第二天早晨拿得起來而不至於粉碎才能燒。虧得我為家裡承擔著這兩項重要的事，我家的爐膛才維持著「無煙煤」的無煙也無焰的可憐巴巴的一點點火。

　　火柴仍按戶供應。食鹽憑票。麵鹼憑票。燈泡壞了是根本買不到的。燈泡廠的工人們說沒有玻璃做燈泡。玻璃廠的工人們說沒有生產玻璃的原料。每一個生產單位的工人階級都在鬧革命。城市居民日常所需的一切一切，也就像多米諾骨牌似的，因為買不到這個而必然買不到那個，形成循環短缺。

　　每天全家一吃過晚飯，連碗筷也顧不上刷洗，趕緊就鋪展被褥鑽入被窩，熄燈睡覺。睡不著便在黑暗中躺著。為的延長燈泡的使用壽命。我家的兩隻燈泡早已壞了一隻。剩下的一隻吊在裡外屋間的門框上方，裡外屋同明同暗。燈絲顫顫巍巍的，似乎隨時都會斷，永遠對接不上。它是我們全家的太陽，它令我們提心吊膽。不僅買不到燈泡，也買不到蠟燭。它一日壞了，也就意味著我們全家在夜晚失去了唯一的一線光明。

　　那是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發展，人民困困難難生活的年月。

　　那一年的元旦之夜連鞭炮聲都沒聽到。

　　卻從上海傳來了文化大革命獲得「偉大勝利」的喜訊！首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在元旦社論中宣告：……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奪權是文化大革命的極重要的組成部分。元旦社論是向全國造反派發出的奪權動員令和訊號。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二十多個造反組織首當其衝，在一月二日便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委會」。四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調查員」身份緊急趕回上海，參與策劃奪權行動。當天和第二天，便先後奪了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權。張春橋隨即召見「工總司」代表，下達指示：「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打倒。」

　　六日，「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等造反組織舉行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批鬥了上海市委主要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等，奪了上海市委的權。

　　八日，毛主席充分肯定「一月風暴」。發表「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繼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

　　九日，《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轉載並廣播了《告上海市人民書》。

　　十一日，《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表並廣播了由中央「文革」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的熱情洋溢的賀電。稱讚他們向全市發出的奪權的《緊急通告》「好得很」、「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號召全國學習上海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奪權經驗。

　　其後，《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連續發表社論，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毫不留情的，徹底的，全面的總奪權鬥爭」。

　　林彪公開發表講話：「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軍隊要堅決地大力地支持無產階級造反派的奪權鬥爭。」

　　張春橋公開發表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鬥爭的吶喊聲、「凱歌」聲中，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的人民，死寂沉沉地送走了那一年的元旦，死寂沉沉地迎來了那一年的春節。那是人民的艱難歲月，也是黨的艱難歲月。

　　春節，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的普通百姓，每人僅僅憑供應票才能買到半斤豬肉，半斤魚，半斤蛋。肉是連皮帶骨的冷庫裡存放多年的凍肉，魚是從朝鮮進口的什麼「明太魚」──一種索然無味的魚。

　　在我的記憶中，那一年的春節根本沒有任何節日氣氛。初三凌晨，吳叔光著雙腳，穿著破絨衣絨褲從街道「黑幫」隊逃跑回來了。他先擂自己家的門，盧嬸從窗口看見他那種蓬頭垢面張皇失措的樣子，情知他是逃跑回來的，生怕放他進屋，也犯了「窩藏現行反革命」的罪，嚇得不敢給他開門，光是渾身發抖地摟著幾個孩子在炕上縮成一堆兒，哭哭啼啼，還在屋裡哀求他快回「黑幫」隊去，老老實實認罪，爭取寬大處理。他進不得自家屋，就轉而來擂我家的門，邊擂邊叫：「梁嫂，梁嫂，你發發慈悲，開門讓我進屋躲躲吧，他們是要判我死罪槍斃我啊！我不跑幾天後就沒命了呀！」

　　母親將窗簾撩起一角，見他那樣子，立刻放下窗簾，也不敢給他開門。「窩藏現行反革命」，這樣的罪名哪一家擔待得起呀！

　　「梁嫂，梁嫂，我給你跪下了！」吳叔在門外苦苦大聲哀求不止。

　　母親在屋裡團團轉，狠著心不應聲。

　　我將窗簾撩起一角。朝外看了一眼，見他果真雙膝跪在我家門口，兩腳凍得赤紅。

　　我十分不忍地對母親說：「媽，他沒穿鞋就跑回來了，開門讓他進屋暖和暖和吧，暖和一會兒咱們就打發他出去，也算不得是窩藏……」

　　母親聽了我的話，走到門前，剛要開門，手又從門插上放下了。

　　「不行！」母親堅決地說：「只要放他進屋，就是咱們家的罪呀！你把你哥那雙棉膠鞋從風窗送給你吳叔吧……你再勸他，趁人家沒發現他逃跑，趕快回去，低頭認罪，態度好興許還能判個死緩……」

　　我沒有絲毫理由責怪母親膽小怕事。放他進屋對我家意味著什麼，我比母親是更清楚的。

　　我默默從破箱子裡翻出哥哥的一雙舊棉膠鞋，打開小風窗，叫了一聲：「吳叔……」正預備將鞋扔出去，卻見幾條漢子衝入院內。

　　「他在那兒哪！」

　　「守住大門口，小心叫他跑啦！」

　　幾條漢子吆吆喝喝，持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撲過來要逮他。

　　他騰地跳起，像一頭被獵狗四面圍住的野豬，凸瞪著兩眼珠子，揮拳打在一個人臉面上，奪路便逃。那幾條漢子發出威脅的叫嚷堵截。他和他們在院內兜著亂跑了一圈，逃往院外去了。幾條漢子追向院外。

　　我拎著那雙鞋站在窗前呆若木雞。

　　母親面色如灰，癱坐地上。

　　其他幾戶的大人孩子，受到驚擾，紛紛跑出家門，跑向院外看究竟。

　　盧嬸和幾個孩子這時才出家門，哭著喊著呼著叫著跟隨而去。

　　胡同裡人聲嘈雜，聽著彷彿有一夥強盜在打家劫舍似的。

　　我從呆狀中清醒過來，慌慌忙忙地穿好衣服，也跑出家門，跑向院外。

　　一夥人跑出了胡同口。

　　我也跑出了胡同口。

　　我與別人有所不同。別人是看熱鬧。我不是看熱鬧。盧家畢竟是我家的近鄰。吳叔畢竟平素對我像個叔輩的人。我心裡覺著我好像能夠解救他似的。當然我是解救不了他的。跟著看熱鬧的人們跑說到底仍是盲目。

　　吳叔不知在哪兒撿起了兩塊磚，一手拿一塊，要被逮他的人追上時，便停下來，猛轉回身，虎視眈眈，一副拚命架勢。幾條漢子赤手空拳，不敢冒腦袋開瓢的危險太接近他。

　　於是他又跑。

　　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他被追趕到了一條死街的盡頭。

　　他無路可逃，竄進了一所小學校。

　　幾條漢子追入了小學校。

　　我和眾多看熱鬧的人也跑入了小學校，但見吳叔已抓著鍋爐煙囪的鐵扶手爬上了半空中。

　　人們圍向煙囪仰望他。

　　幾條漢子吼：

　　「你這個死心塌地的現行反革命！你下來！」

　　「你不下來就逃脫得了無產階級專政嗎？」

　　「你已陷入廣大革命群眾的重重包圍啦！你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啦！你不老老實實下來，還要抗拒到底嗎？」

　　他不下來，也不再往上爬。俯視著「廣大革命群眾」，那樣子是有些害怕。也難怪他害怕，我雖見他爬上屋頂罵大街，可從沒見他爬得那麼高。而且煙囪不比屋頂，畢竟有個面積可以走。

　　他像隻壁虎似的將身體緊貼著煙囪，一動不動。

　　幾條漢子又對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們命令：

　　「還不動員他下來？只要動員他下來了，算你們一功！」

　　「對！將功折罪嘛！」

　　「我們保證你們不受他的牽連！」

　　盧嬸跪下了。

　　母親一跪下，孩子們也一個個不由自主地跪下了。

　　「他爸，看在幾個孩子的份兒上，你下來……」盧嬸仰望著他說，哇哇大哭。

　　「爸！爸！你下來呀！」

　　「爸！你慢下呀！我們怕你摔死呀！」

　　「爸呀！爸呀！」

　　他的孩子們也哇哇大哭。

　　一個「革命群眾」給那幾條漢子出主意，嚷嚷著應該在煙囪下扯起一張網，以防備他跳，自絕於社會主義自絕於人民。

　　一條漢子沒好氣地說：「別他媽的亂嚷嚷，這會兒上哪兒找一張網？」

　　吳叔似乎被他的女人和孩子們的哭喊聲打動了，下了幾級扶手，見那幾條漢子湊在一起，專等著逮他，立刻又往上爬了幾級。

　　另一個「革命群眾」出主意，深思熟慮萬無一失地說，眾人手扯手接著，找一根長竹竿將他打下來。

　　網找不到。那麼長的竹竿也是找不到的。這個比較高妙的主意也同樣被幾條漢子否決了。

　　我猶豫一陣，對那幾條漢子說：「我爬上去勸勸他，興許能把他勸下來。」

　　那幾條漢子一齊打量著我，為首的一個不信任地問：「他肯聽你勸？」

　　我說：「試試吧，我和他是鄰居。」

　　有人好心地阻止我：「你可千萬別爬上去！你爬到他腳下，他一腳把你踹下來，這麼高，石頭般硬的地，不摔死你，也摔殘廢了你！」

　　我說：「他對我倒不至於發狠。」

　　為首的那漢子說：「你爬上去勸吧，這可是你心甘情願的，沒誰逼你，一切後果與我們無關！」

　　我說：「當然與你們無關！」

　　我往上爬。

　　我一邊往上爬，一邊大聲說些「抗拒到底，死路一條」之類的話。我也只能用那些話「勸」他下來，不能說別的。

　　他一句不回答我。

　　我往上爬，他也往上爬。他越爬越高，我也越爬越高。我平素很少登高。奇怪，我竟不覺得害怕。

　　鐵扶手冰手，我的十指被冰得有些木了。想必他的手也早木了。所以他爬的速度不及我快。我漸漸爬到了他腳底下。他那時真是一腳就可以將我從空中踹下來的。他分明連想都沒那麼想，只是往上爬。

　　終於他爬到了三十多米高的煙囪的頂端。我也緊跟著爬到了他腳下。

　　他低頭看著我。

　　我仰臉看著他。

　　他說：「你沒戴手套，凍手吧？」還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古怪。

　　我問：「你呢？」

　　他說：「剛才凍，現在不凍了。」

　　我說：「吳叔，你下去吧！」

　　他說：「不下去又怎麼樣呢？」

　　我不知他下去，那幾條漢子會對他怎麼樣。

　　「下去了又怎麼樣呢？」他似乎更是在問自己。

　　我說：「你看盧嬸和孩子們跪著哭得多可憐！」

　　他說：「可憐啊！」

　　我竟想不出再用什麼話勸他了。

　　他忽然說：「我要撒泡尿。」

　　我說：「你站在這麼高處怎麼撒呀？下去吧，有尿下去撒！」

　　他說：「我憋不住了呢！你把臉轉向右邊去，風往左邊刮，會刮你一臉。」說著，像表演高空節目的雜技演員似的，一手抓扶手，一手解褲子。

　　我只好將臉向右轉。

　　那幾條漢子和「革命群眾」看不清他在幹什麼。待他那泡憋得很沖的尿像陣雨似的自空而降，撒在他們仰起的臉上，他們才四散開去，憤怒地咒罵：

　　「報復革命群眾絕無好下場！」

　　「火燒現行反革命！油炸現行反革命！」

　　他在我頭上快活地嘿嘿笑了。

　　我又哀求：「吳叔，下去吧！我的雙手快凍得抓不住扶手了！」

　　他說：「我不下去。站得高，看得遠，放眼全中國，放眼全世界！」

　　我聽他的話不著邊際，堅決地說：「你不下，我也不下！再過會兒咱倆的手都凍得抓不住扶手了，準一塊兒掉下去摔死。」

　　他說：「老二，你這又是何苦呢！」

　　我說：「我要感動你下去啊！」

　　他說：「我早感動了啊！我知道你是為我好。告訴你媽，我不怪她。」

　　他這話說得我心裡不是滋味，想哭。

　　他接著說：「我聽人講過一個治精神病的偏方，生吃活魚腦子。一天吃一條活魚的腦子。吃完了就服安眠藥睡覺。反正活魚腦子是屬陰的，吃不好也吃不壞，叫你媽給你大哥吃吃看唄！」

　　我說。「好。」

　　他說：「告訴你媽，我不怪她。」

　　我說：「告訴。」

　　他不再說什麼，又往上爬。

　　我喊：「你還往上爬！爬到天上去呀？」

　　他說：「能爬到天上去就好了！」說時，上身已爬得超過了煙囪口，高呼一句：「毛主席萬歲！」一頭扎進了煙囪裡！

　　我覺得煙囪彷彿一陣搖晃，頃刻要坍塌似的。

　　我不知我是怎麼從煙囪上下來的。雙腳一踏到地面，就昏暈過去了……

　　盧嬸瘋了。

　　母親也從那天起變得神情恍惚，時常自言自語：「我是該給他開門的，我是該給他開門的，我是該給他開門的……」

　　一天晚上，母親到煤棚去拎煤，剛出家門一兩分鐘失魂落魄地撲回來，面無人色地說：「嚇死我了，嚇死我了，我看見了你吳叔的鬼魂，在咱院裡遊遊蕩蕩的，對我齜牙笑……」

　　母親嚇得將煤桶扔在院裡了。

　　我不信鬼。尤其不信吳叔死後鬼魂作祟。我無所畏懼地跨出家門，站在院子當中朝各處陰暗角落尋視。

　　哪裡有什麼鬼的影子！

　　清冽的月光灑在院子裡，映得院子裡的冰如水銀一般。西北風吹著我家屋後的禿樹枝，發出嗚嗚的響聲，倒是有點像個冤鬼在哭。

　　「盧琛啊！你死得慘啊！」

　　女人的呼號猛可地從盧家傳出，令人毛骨悚然。是瘋了的盧嬸歇斯底里。過後，一切歸於平靜，萬籟俱寂，似乎連樹枝也不發出響聲了。

　　雖然沒有鬼，我卻感到我們院子裡真是鬼氣沸沸。

　　我回到家裡，對母親說：「媽，什麼鬼魂，那純粹是迷信。」

　　母親卻說：「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對我齜牙笑嗎！也不知他那笑是什麼意思……」

　　我的話顯然沒有驅除籠罩在母親心頭的恐怖。

　　我又說：「吳叔死前讓我告訴你，他一點兒也不怪你。」

　　母親追問：「是嗎？他死前真是讓你這樣告訴我的？」

　　我說：「是。真是讓我這樣告訴你的。」

　　母親便閉上眼睛，雙手合十胸前，口中嘟嘟噥噥地虔誠地禱告起來。

　　我覺著反正沒法子向母親證明世上沒鬼，只好由母親禱告，自己再次走到院子裡，拎起煤桶去裝煤。

　　我始終沒將吳叔所說的那個偏方告訴母親。我不相信生吃活魚腦子可以治好精神病。而且，要在哈爾濱市，不，在「東方紅城」的冬季裡，一天搞到一條活魚，是「難於上青天」的。

　　兩天後的晚上，我上廁所，不料也碰見了那個「鬼魂」。

　　廁所的門雖然已被偷走，我卻沒發現「鬼魂」蹲在廁所裡。

　　我剛要往廁所裡邁腳，「鬼魂」冷不丁地站起來，嚇得我大叫一聲，全身汗毛遍豎。

　　「鬼魂」在廁所裡對我齜著一排白森森的牙怪笑。

　　我壯著膽子喝問：「你！是人是鬼？！」

　　「鬼魂」回答：「我不是人，我是鬼！」

　　他站在廁所裡不出來，褲子也根本沒解開。原來他並非在拉屎，只是蹲在廁所裡而已。月亮下，一張「鬼臉」烏黑，顯得眼珠子發亮。

　　他又說：「我不是人，我是鬼！我一定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叫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爭取改造成人……」

　　分明不是鬼，是個人。

　　我喝道：「你痛快滾出來，別佔著茅坑不拉屎！老子是紅衛兵，你再不滾出來，老子對你不客氣！……」

　　「紅衛兵饒命！紅衛兵饒命！我滾，我滾……」他喋喋地說著，跨出廁所，往院外跑掉了。

　　以後才弄明白，他是前街的一個瘋子。不知因何罪名定為「壞分子」，每天在單位被關廁所內實行禁閉，關瘋了。一到晚上，用墨將自己的臉塗黑，尋找廁所「自覺反省」。我們的大院沒了門，他便認準了，專上我們院的廁所來蹲著「反省」。他家裡的人拿他毫無辦法。

　　文化大革命中，被變成「鬼」的人極多。由「鬼」而瘋的人也極多。瘋子極多，難免使人懷疑「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不夠「偉大」之處，只我們附近的幾條街上，就有六七個由「鬼」而瘋的人。

　　於是某天，街道主任來我家通知母親，必須將我的哥哥送回精神病院去。限期不送，要被「收容」。

　　母親問：「我家老大不惹事不生非的，也不常出家門，非得送回精神病院嗎？」

　　街道主任為難地說：「上邊的指示，非送不可呀！」

　　母親又問：「街道不需要他幫著抄寫大字報了？」

　　街道主任說：「需要是需要啊，可上邊怎麼指示，俺就得怎麼執行呀！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嘛！」

　　母親便不好再說什麼了。

　　我問：「要是不送，往哪兒收容？」

　　街道主任回答：「還是想辦法送回精神病院好。要是不送，我也不知道具體往哪兒收容。總歸不是個好的去處！」

　　街道主任走後，我和母親都犯愁。

　　哥哥卻從他那小屋探頭說：「媽，弟，你們別愁。我回精神病院，我在家裡怪沒意思的。精神病院裡還有人組織學語錄，教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比在家好。」

　　哥哥的話，使我和母親聽起來，都覺得他是非常清醒非常明白的。那些日子，儘管全中國繼續大亂，我們的家，卻在窮困中人人努力地保持著「安定團結」，並且人人努力避免使哥哥受到外界的刺激。所以哥哥的精神狀態確實比先前正常了許多。

　　母親哭了。母親發愁，一時間湊不足一筆住院費。我也是。

　　第二天，我和母親打開所有的破箱子，挑選出所有能換錢的衣物，包在一塊被面裡。

　　我說：「這些東西賣不了多少錢，把收音機也賣了吧！」

　　母親默默點了一下頭，又從牆上取下了掛鐘──它是父母結婚時別人送的賀禮。唯一保留下來的是一件父母的結婚紀念品。

　　家裡窮得連輛自行車也沒有。有當時也得賣掉。沒輛自行車馱著（並且我也不會騎），我只好分三次，背著捧著，將那一包衣物、舊收音機、舊掛鐘賣到了寄賣店。

　　錢還是不夠。母親便東家西家說盡好話借。借遍了全院和一條胡同的人家，總算將哥哥的住院費借得差不多了。

　　我親自跑到精神病院去聯繫，沮喪而歸。精神病院早已住滿精神病患者，沒有空床位了。我苦苦哀求，就差跪下磕頭──沒有就是沒有。

　　哥哥還是被「收容」了。那情形好像有一年城市裡發起的「打狗運動」。一群臂戴「治安民兵」袖標的人，如狼似虎，在街道主任的帶領下，挨家挨戶捉拿瘋子。捉住了五花大綁，硬推入一輛囚車。一些人家被鬧騰得哭天喊地。我們附近那幾條街因為瘋子多，攪得雞飛狗跳鵝飛罷！

　　哥哥被捉走時，倒沒發瘋，只是顯得十分害怕，問母親：「媽，他們要把我帶到哪兒去呀？」

　　母親兩眼噙著淚說：「好兒子，是送你去住院啊！」

　　哥哥說：「那還綁我？」

　　綁他的幾個人中的一個說：「不綁怕你跑了！」

　　哥哥說：「我不跑。」

　　那人說：「不跑也得綁！你是瘋子，我們能信你的話？」

　　哥哥就老老實實地讓他們捆綁了，像是拉往刑場執行槍決的犯人似的，被他們推上了囚車。

　　他們還要抓盧嬸。盧嬸躲在桌子底下。幾個孩子嚇得像受了驚的貓崽子滿屋上躥下跳。

　　全院人替盧嬸說情──她被抓走，盧家的幾個孩子就成孤兒了。那幾個人還算通點人情味兒，放過了盧嬸。

　　囚車開走前，母親對他們說：「你們可別打我兒子呀！」

　　一人粗聲粗氣地回答：「哪個是你兒子！我們不認識他！」

　　母親將預先準備下的幾盒煙分給他們，說：「剛才抓走的那個。」

　　那人說：「只要他不犯瘋勁兒，我們保證不打他。」

　　母親說：「他要是犯了瘋勁你們也千萬別打他呀！」

　　那人說：「他要是犯了瘋勁我們可就不敢保證不打他了！」

　　囚車內忽然有一個瘋子怪聲怪調地唱起來：

　　大海航行靠舵手，

　　萬物生長靠太陽……

　　囚車在那瘋子可怕的歌聲中開走……

第二十章　「炮轟派」滅亡

　　二月中旬，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幾所全國聞名的重點大學──軍事工程學院、工業大學、建築工程學院、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學生造反派，與幾座大工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鍋爐廠、一機廠的工人階級造反派聯合起來，一舉奪取了省市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大權。繼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在全國第二個成立了「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同樣發表了熱烈歡呼式的社論，頌之為「東北新曙光」。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樣向他們發來了賀電。而當時，政治局已名存實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龍江省「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主任潘復生──兼黑龍江省軍區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軍區司令員。常委中只有一名大學生造反派──哈爾濱師範學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創「柳河幹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大學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讚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個「偉大的創舉」。《紅旗》雜誌、《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向全國推廣「五七幹校」寶貴經驗的大塊文章。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和「八．八團」第一次赴京談判後，起初參加了「八．八團」的毛遠新宣佈退出「八．八團」，轉而加入「紅色造反團」。毛遠新同時公開發表在北京毛主席與之談話的內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一邊，要堅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邊，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資派」進行鬥爭……

　　毛遠新的反戈一擊，對「八．八團」是一次最沉重的打擊。「八．八團」從此一蹶不振。聯合在「八．八團」麾下的各派組織，分崩離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與「紅色造反團」分庭抗禮的「八．八團」宣佈解散。旌倒兵潰。「東方紅城」便屬「紅色造反團」的一統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說，黑龍江省及「東方紅城」的奪權，是「紅色造反派」進行的。潘復生是他們樹立起來的「革命幹部」。

　　潘復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從外地調來黑龍江省任副省長，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後便「養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領導中唯一沒什麼嚴重「罪行」的人。也沒受什麼批鬥之苦。要成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時候，已經奪了權的造反派們才想到他的存在。沒有一個「革命幹部」，「三結合」則不成其為「三結合」，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便不批准這樣的「革命委員會」誕生。所以造反派們像搶新娘一樣，急急匆匆地將他推上了「革命委員會」的花轎，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繪出了一片「燦爛」無比的「東北新曙光」。

　　奪權的勇士們原以為推出一個潘復生不過是推出一個「傀儡」湊齊「三結合」而已，真正的大權毫無疑問理所當然是會掌握在他們手中的。他們推出了他，給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還能不對他們感恩戴德嗎？他還能不與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乖乖地聽他們的調遣嗎？他敢不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嗎？在他們理想的「三結合」中，革命委員會主任應該是范正美才對。因為范正美對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幹校」這一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掛了號的人物，也是最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

　　沒想到事與願違──他們並不看重因而才推出來的潘復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的青睞，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員會」的頭把交椅。他們的范大哥僅僅獲得了一個常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僅有一名大學生造反派的席位！他們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騙了，被愚弄了。他們憤怒了。省「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宣佈誕生的當天，他們在全市貼出了「炮轟」它的大標語。我清楚地記得其中有幾條是：

　　「萬炮齊轟『兩結合』的假『革命委員會』！」──意在指出其中大學生造反派的席位受到排擠。

　　「潘復生攫取造反派的勝利果實絕無好下場！」

　　「東北新『鼠』光好景絕不會長久！」

　　「我們要堅決展開第二次奪權鬥爭！不獲全勝，誓不罷休！」

　　……

　　「炮轟派」即此形成。

　　實事求是地說，潘復生被他們從療養病房中請出來時，對他們不但確是感恩戴德的，而且簡直受寵若驚。他原以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呢！造反派們沒給他什麼厲害的顏色看，允許他繼續住在高幹病房中「療養」，他就很覺得是自己的大幸運了。造反派們出現在他面前，他彎腰低頭，渾身瑟瑟發抖，不敢拿正眼看他們。當他們告訴他，要「結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為他們前來試探他有沒有這份野心，畏畏怯怯地連聲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癡心妄想……」當他們終於使他相信了這種命運的大轉變時，他激動得刷刷流淚，信誓旦旦地向他們保證，從此永遠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永遠和他們並肩戰鬥在一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大概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他不但由「靠邊站」而被「結合」，而且成為「革命委員會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員會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對他們翻臉無情，實施嚴厲打擊的鐵腕，他將那些敢於「炮轟」的學生統統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緝，視為要犯懸拿。他自以為是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御批的「革命委員會主任」，毫無顧忌，有恃無恐。

　　公正論之，他肯定希望全省從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穩。這是任何一個當了「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都會產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為順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轟派」們並未因他的鎮壓而屈服。他們更加憤怒了。他們要親眼看到他是怎樣再度權傾一日再度被打翻於地的。他們由公開「炮轟」而轉入「地下活動」，四方呼籲同情，八方串聯盟軍，伺機東山再起，死灰復燃。他們對他既蔑視又憎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們稱為「范大哥」的范常委，正因僅僅當上了常委而沒當上「革命委員會主任」感到失意，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心懷不滿，便藉口潘復生鎮壓為「東北新曙光」浴血奮戰立下汗馬功勞的造反派戰士，退出了「革命委員會」，宣佈與這個「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革命造反派戰士還兇惡的全無半點無產階級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員會」徹底決裂！

　　潘復生沒有足夠的膽量逮捕范正美這樣一個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許，他奈何不了范正美這樣一個人物。他惱羞成怒，卻又無計可施。實際上，他各方面的威望，也的的確確不能與范正美相提並論。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確定他為「革命委員會主任」，僅僅因為毛主席對「革命委員會」有過一條批示──革命委員會還是要以革命幹部為主，老、中、青要以老為主。中央「文革」甚至連潘復生是何許人都不甚了了。所謂以黨中央、政治局、國務院、軍委名義發來的賀電，不過是中央「文革」炮製而已。

　　范正美的決裂行動，使躊躇滿志，剛剛春風得意起來的潘復生當頭遭到一悶棍，打得他暈頭轉向。他的政治頭腦清醒過來之後，立刻採取拉攏手段，表示願意親自向中央「文革」上書，替范正美籲請一把「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交椅，與范正美同握權柄，共舉大業。然而為時晚矣！「老造反」范正美打心裡就根本瞧不起潘復生。他這個叱吒風雲一呼百應的人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員會」的頭把交椅。副主任滿足不了他的政治願望，也實現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擲了。所謂「不成功，便成仁」。他充當起「炮轟派」們的領袖來。

　　「炮轟派」的中堅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聲的響噹噹的老造反派，范正美的生死「戰友」。他們的的確確是一批從不知什麼叫「怕」的造反派。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衝衝殺殺，所向披靡。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的潘復生居然妄想一舉剿滅他們，他們豈能嚥下這一口惡氣？「范大哥」又重新和他們站在一起了，他們更有何懼哉？他們如虎添翼，士氣大振，鬥志兇猛，信心倍增，要將這個剛剛誕生的使他們不稱心的鳥「革命委員會」一口吞下方解心頭之恨。他們由地下活動復轉入公開鬥爭，形成了對「東方新曙光」的極大的威脅。

　　一切在各級「革命委員會」中沒有實現政治願望，感到失意的組織，紛紛集合在「炮轟派」的大旗下，聲勢日益壯大。新生的「革命委員會」風雨滿樓，搖搖欲墜。

　　「炮轟派」們二次奪權，一舉攻佔了幾所大學和幾座大工廠，作為「根據地」，召開了數萬人的「炮轟誓師大會」，成立了「炮轟總司令部」。

　　潘復生為挽救局面，鞏固交椅，以省軍區政委名義，下令軍隊對各級「革命委員會」實行武裝捍衛。他也只有這唯一的政治選擇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團」的頭目們，見有機可乘，召集各路舊部，組成了「捍衛『革命三結合』總指揮部」，歸順省「革命委員會」，願聽「潘主任」指揮調遣。

　　潘復生正苦於沒有群眾組織力量的支持，對「捍聯總」的成立大加讚賞，親自參加「捍聯總」的成立大會，將當初與「炮轟派」們說過的「同呼吸共命運」的話，又在大會上信誓旦旦地說了一遍──這也是他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選擇。因為這樣一來，他這個剛被任命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實在是太容易被「炮轟派」們又抓住一條與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組織沆瀣一氣，鎮壓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僅靠軍隊來對付「炮轟派」，鎮壓的罪名更是無法洗清。利用「捍聯總」這一群眾組織與「炮轟派」較量，畢竟可以混淆視聽。

　　由於潘復生將「炮轟派」們昔日勢不兩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組織」扶植了起來，旗鼓相當地與他們重新勢不兩立，「炮轟派」無不憤怒到咬牙切齒的地步，決心血戰到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這一階段，造反派們完完全全捲入了權力之爭的漩渦。無論「炮轟派」還是「捍聯總」，區別僅僅在於，核心人物都是為了所謂「政權」而鬥爭，群眾則都是為了所謂「正義」而鬥爭。

　　「政權」和「正義」，是內容很不相同的兩個詞。

　　因為被「正義」所召喚，所驅使，因為鬥爭的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千人萬眾地鬥幾個「走資派」，而是千人萬眾與千人萬眾鬥，是「大兵團」與「大兵團」鬥，是真真實實的誰存誰亡的鬥，就演出一幕幕的確堪稱史劇的節目來。本無所謂的鬥似乎就帶有了極莊嚴的色彩。

　　「東北新曙光」並沒有給「東方紅城」哪怕一線什麼曙光，「炮轟派」與「捍聯總」攪得「東方紅城」天昏地暗，人仰馬翻。吳叔的死，盧嬸的瘋，馬家獨生子的失蹤，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並沒使我這個紅衛兵徹底置身於文化大革命之外，我這個昔日同情「八．八團」的「保皇派」紅衛兵，又同情起「炮轟派」來。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學「炮轟派」組織，而且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炮轟派」。

　　十七歲的我，不，那一年我應該是十八歲了，當然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加入「炮轟派」也絕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誰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與我毫無關係的事兒。像《水滸傳》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樣，排上它十萬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輪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轟派」的也並不是什麼「正義」感，而是一種悲劇精神。

　　悲劇精神是人的一種常常自以為高貴的精神。又常常是與可悲的英雄人物們的命運同時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顯示出高貴品質的羅曼蒂克的青少年的頭腦中發生作用。驅使他們大冒傻氣，一往無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毀滅自己。

　　「八．八團」解散那一天，在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由哈軍工「八．八團」的領袖宣讀中央「文革」措詞嚴厲的「最後通牒」。讀罷，宣讀者泣不成聲。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對不起大家，我請求大家寬恕我。」

　　於是萬人慟哭。哭聲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像個受了莫大委屈而又無處申訴的孩子。

　　萬人邊哭邊唱：

　　遠飛的大雁啊，

　　請你捎個信兒到北京，

　　「八．八」戰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種籠罩會場的悲劇精神。

　　也許我看過的悲劇英雄主義的文學作品太多了，它們對我的精神人格潛移默化地起到了影響。俄國的十二月黨人，義大利的燒炭黨人，英國的輝格黨人，在滲透著悲劇精神的英雄主義方面都令我無比敬仰。

　　悲劇精神是失敗了的或注定要失敗的英雄們的永遠不敗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鬧劇中，像條經過訓練的狗尋找蹤跡一樣，嗅到哪裡有「悲劇精神」的似乎高貴的氣味，就滿懷準備自我犧牲的心理投奔向哪裡。

　　「八．八團」演變為「捍聯總」，對所有「八．八團」的舊部來說，由受壓而開始壓人，可能會感到復仇雪恥的痛快，揚眉吐氣的驕傲。但對我來說，它正是因此而喪失掉了一種悲劇精神。它便同時也喪失掉了足以讓我去為之鬥爭的號召力。

　　這好比兩個拳擊手的較量，我的感情總無法站在獲勝者的一方，與之分享勝利的得意。而總是站在被擊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擔他失敗的痛苦。並且我從來就不習慣於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勝利者，總是習慣於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失敗者。失敗的痛苦比勝利的驕傲似乎更能豐富我內心的情感。我甚至認為深刻的情感從來都產生於失敗的痛苦之中。失敗的痛苦本身就意味著是一種深刻的情感。它與深刻的思想是孿生姊妹。沒有體驗過失敗的痛苦所獲得的勝利，其驕傲，得意，興奮和喜悅，都是索然無味的。我絕不相信這樣的勝利者會有什麼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論道。

　　在「捍聯總」與「炮轟派」之間，我便當然要加入後者的陣營了。

　　「捍聯總」代表著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炮轟派」代表著一種不屈服的挑戰意志。正因為前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強大得多的，後者的挑戰意志才尤其顯得勇敢無畏，帶有英雄主義的色彩。「炮轟派」的最終失敗，幾乎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義一開始就閃耀著悲劇精神。勇敢無畏的英雄主義加義無反顧的悲劇精神，簡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願為之去死。覺得那樣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貴的，無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轟派」佔領的幾所大學幾座工廠被圍困了起來。

　　「捍聯總」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權力方面，不但對「炮轟派」實行「專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轟派」的家屬們。

　　糧店停止供應「炮轟派」家屬糧食。

　　醫院不給「炮轟派」家屬看病，不接受他們的家屬住院。

　　小學校不許「炮轟派」的孩子跨入校門。

　　街道委員會不發給「炮轟派」家屬一切購買票證。不給「炮轟派」的兒女們辦結婚手續。不給「炮轟派」的出生嬰兒落戶口。

　　「革命委員會」這個「無產階級的嶄新政權」對「炮轟派」採取蔣介石對「共區」的封鎖政策。

　　「捍聯總」的廣播車每天在「東方紅城」駛來駛去，耀武揚威：

　　炮匪一小撮，本性不會變，

　　日夜在磨刀，妄圖反奪權，

　　我們時刻準備打，誓死捍衛新政權……

　　「捍聯總」的戰歌，每天響徹「東方紅城」。

　　「炮轟派」則採取「哀兵戰略」，派出「別動隊」，在黑夜分批將家屬孩子掩護到「根據地」，與他們共患難。

　　於是許許多多市民，漸漸開始同情起「炮轟派」來，「革命委員會」和它的「捍聯總」大失人心。

　　「炮轟派」獲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戰略防禦」轉而「戰略反攻」。

　　設在「哈一機」的「炮轟派」總部，常常派出「別動隊」為自己的戰士及其家屬子女們搞糧食、煤、木炭、醫藥、蔬菜、孩子們的讀書文具。因為「哈一機」是製造裝甲車和坦克的，「別動隊」出擊，便有裝甲車和坦克開路。

　　裝甲車和坦克開到某一糧店、煤場、菜市或醫院，手腳敏捷，身強力壯的「別動隊」隊員們，彬彬有禮然而氣勢凜凜地找到頭頭腦腦，說：「我們為老人、婦女和兒童們的生存向你們借糧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蔬菜」、「借醫藥品」……

　　他們像當年八路軍的武工隊一樣，短槍明面插在腰間，豈敢不借？

　　膽小的立刻點頭哈腰，低眉順眼地回答：「好說，好說，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夠不夠？人手不夠我派幾個人幫你們裝車！……」

　　膽大的可能會斗膽問一句：「什麼時候還啊？我對上邊總得有個交待呀！」

　　「什麼時候還？等我們奪取了政權再還！」照例是這樣的回答。

　　並且還煞有介事地寫一份「借」據：

　　今借某某糧店麵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兩桶。革命勝利之後，如數歸還。

　　「炮轟派別動隊」

　　一九六七年X月X日

　　還要鄭鄭重重地蓋上「炮轟總司令部」的鮮紅大印。

　　還要囑咐一句：「別弄丟了，好好保存，等我們掌握了政權，憑著它來找我們！」

　　當然一百袋，兩桶不過是象徵數字。

　　但他們有一點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罵，很像是「借」的樣子。「借」據上寫著「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絕不貪得無厭。

　　他們走了，給人們留下的印象還挺好的。有人甚至認為「炮轟派」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鐵軍」──「借」東西還留「借」據！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組織不是怪少見的嗎？

　　「別動隊」沒有給「炮轟派」的聲譽造成什麼惡劣的影響。相反，倒是給被「捍聯總」攻擊為「炮匪」的他們塗上了種種傳奇色彩。老百姓喜歡傳奇式的人物，即使他們是「匪」，老百姓也照樣喜歡。傳奇色彩竟沖淡了「階級鬥爭」的嚴峻性。「別動隊」給「東方紅城」帶來了許多新故事。老百姓對這類新故事產生濃厚的興趣。茶餘飯後有了談話的資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語言講述著這些話題，用他們的想像豐富著這些話題，演繹著這些話題。

　　「炮轟派」有時也使「捍聯總」難以預測地衝出各個「根據地」，匯聚一起，舉行示威。那是挺壯觀的情形：裝甲車和坦克前頭開路，後面壓陣。有時出動三四輛，有時出動五六輛。連他們的廣播車也焊上了裝甲鋼板。坦克的烏黑炮筒高昂著、隨時準備射出「憤怒的炮彈」似的。裝甲車的機關槍口，前後左右不停旋轉，虎視眈眈。「捍聯總」雖然有省軍區發給的優良槍支，但畢竟沒有裝甲車和坦克。省軍區也沒有裝甲車和坦克。所以當「炮轟派」舉行示威，「捍聯總」便偃旗息鼓，絕不敢與「炮轟派」發生正面衝突。而老百姓則夾道觀望，為其軍威大鼓其掌。在百姓的心裡，對文化大革命已經普遍地產生了相當強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說：「左右也是個亂，總歸也是個亂，那就讓『炮轟派』亂他媽個夠吧！他媽的中國亂到不能再亂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結束！要不是沒個結束的！」

　　我們學校是「捍聯總」掌權。只有幾十個「炮匪」。我們不敢在學校裡暴露身份。我們仍得參加「捍聯總」的活動。我們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員」吧！我們經常對「捍聯總」的活動進行點小破壞，比如將他們寫在「緊急通知」上的活動時間偷偷更改啦，藏起他們的旗幟啦，盜走他們的公章啦，撕毀他們的大字報大標語啦，割斷他們的廣播喇叭線啦，以「炮轟派別動隊」的名義往他們的頭頭家裡寫恐嚇信啦……我們做這些事，覺得自己如同革命電影中機智勇敢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覺得是在與「白色恐怖」進行卓越的鬥爭。

　　我們認為所做的一切還是不夠英雄，無非是抗日戰爭時期兒童團做的一些事。連「小兵張嘎」為革命所冒的風險我們還沒冒過呢！

　　我們渴望著經歷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們湊在一起商量，英雄所見略同──人人都認為我們應該參加「炮轟派」的「別動隊」。

　　腰間明面插著短槍，站在裝甲車的踏板上，抖擻威風，招搖過市，突然出現在什麼地方，將一份「借」據啪地拍在一張桌子上，凜凜地說：「以革命的名義！我們借……」

　　或者凜凜地說：「你們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隨『捍聯總』了！我們『炮轟派』總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權的！」

　　那是何等樣的氣魄？

　　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們一個個激動不已！重要的並不在於「總有一天」「炮轟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權。我們對什麼鳥政權一點也不感興趣！政權掌握在誰手中對我們反正都是一個樣。重要的在於，除了當「炮轟派別動隊」，還有當什麼更能使我們顯示出自己是些鐵血男兒呢？「別動隊」──比什麼造反團之類響亮多了！

　　於是我們紛紛咬破手指，合寫了一份要求加入「炮轟派別動隊」的血書，由一人揣身上。當夜，我在家留了一張紙條──媽媽，我和我的戰友們到我們的根據地去了。我們要為我們的根據地的存在而浴血奮戰！如果我一去不回，您千萬不要難過。是七尺男兒生能捨己，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這乃我和戰友們的鏗鏘誓言！

　　我悄悄離開家，與我的「炮匪」夥伴們會合在一起，走了兩個多小時，走到「哈一機」外，摸過「捍聯總」的封鎖線，由一個下水道口涉著齊胸深的污水鑽入了「哈一機」圍牆內。

　　「炮轟派」的第一「根據地」處於一級戰備狀態。四輛裝甲車三輛坦克成兩列停在大門前，彷彿只要一聲令下，就破門衝出。數千人頭戴柳盔，手持大棒，嚴陣以待。另有三百餘名「別動隊」員，荷槍實彈，分乘六七輛卡車，個個臉上是肅穆的敢死神情，如同箭在弦上，引而不發。

　　原來「炮轟派」的一支「別動隊」在執行「特別行動」時，受到「捍聯總」襲擊，盡數被俘，據「內線」報信，連日來備受拷打，仍囚禁在某大學地下室。

　　他們要去營救戰友。

　　我們剛鑽出下水道，便被發現，押到了一個女頭頭跟前。

　　她面容清秀，英姿颯爽，穿一套無領章無帽徽的男式棉軍裝。

　　她問：「你們從下水道鑽這裡來幹什麼？」

　　我們齊聲回答：「堅決要求參加『別動隊』！」

　　她又問：「你們不是『炮轟派』，要求參加『別動隊』幹什麼？」

　　我們七言八語告訴她，我們是「炮轟派」。

　　「什麼人批准你們加入了『炮轟派』的？」

　　「沒誰批准，我們同情你們，我們自己批准自己是『炮轟派』了！」一個夥伴振振有詞地回答。

　　她微笑了，轉身望著她的部下們，大聲說：「聽清楚了嗎？連這幾個中學生也同情我們了！我們的處境真落到這般田地嗎？」

　　她的部下們卻一個也沒笑，異口同聲回答：「有我無敵！有敵無我！浴血奮戰！死而後已！」字字鏗鏘，顯示出堅如磐石的意志。

　　她又轉身望著我們，充滿自信地笑道：「你們也聽清楚了嗎？『炮轟派』並不認為自己可憐呀！」

　　我們爭搶著回答她，正因為「炮轟派」在強權鎮壓下不屈不撓，我們才由衷地敬佩「炮轟派」！我們既然投奔「炮轟派」而來，就絕不回去！我們要和他們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我們呈出血書交給她。

　　她看了一會兒，似乎大受感動，遞給另一個人看。

　　那人看完，傳給第三個人。

　　我們的血書在「炮轟派」的隊列中一一傳閱。

　　忽然隊列中有人帶頭高呼口號：「打倒潘復生！救回我戰友！」

　　大棒擎舉如林，數千人連聲高呼：「救回我戰友！打倒潘復生！打倒汪家軍！打倒耗子兵！」

　　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又是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故「炮轟派」稱省軍區為「汪家軍」。

　　「捍聯總」捍衛「東北新曙光」，「曙」字被「炮轟派」貶為「鼠」字，故「炮轟派」稱「捍聯總」為「耗子兵」。

　　我們的棉褲棉衣都被下水道的污水泡濕了。直到我們的一個夥伴凍昏過去，才使他們發現。

　　她趕快命令一個人：「帶這些小鬼到浴池去洗洗澡，再找幾套棉衣給他們換上！」

　　於是我們被帶到「哈一機」的職工浴池去洗澡。

　　等我們洗完熱水澡，換上替我們找來的「炮轟派」孩子們的衣服走出浴池，偌大的院子裡已空寂無人。

　　我們奇怪地問人都到哪去了？

　　帶我們洗澡的那個人說：「去營救我們的戰友！今天是我們的一次大規模行動，一定要給潘復生一次嚴厲警告！」

　　我們質問，為什麼不等等我們。

　　他說：「這不是兒戲，有生命危險！頭頭命令不許讓你們跟去！」

　　我們正是為了要冒幾次生命危險才來投奔他們的，趕上了這樣一次機會卻沒讓我們去！我們又遺憾又憤怒，質問是哪個頭頭的命令？

　　他嚴肅地回答：「是潘二嫂的命令！」

　　「潘二嫂？就是『黑大』那個潘二嫂？」

　　「就是曾在省『革命委員會』門前為『炮轟派』家屬募捐的那個潘二嫂嗎？」

　　「就是剛才跟我們說話的那個女頭頭嗎？」

　　他告訴我們，正是。

　　我們見到了「潘二嫂」！而且還跟她說了話！我們一個個都感到榮幸極了！這稍稍彌補了我們因為錯過一次出生入死機會的遺憾。

　　「潘二嫂」在我們心目中是比「阿慶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雙全的「炮轟派」女豪傑！

　　「潘二嫂」是她的綽號。她是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並沒有結婚。何以被她的「炮轟派」戰友們稱為「二嫂」，我們則不得而知了。

　　一次，「炮轟派」的廣播車和「捍聯總」的廣播車在鬧市區相遇。所謂「仇人對面，分外眼紅」。但那一次雙方展開的是一場文鬥，不是武鬥。

　　「捍聯總」的廣播車內坐的是一名男廣播員，手中拿著厚厚的一份廣播稿，照稿宣讀。「炮轟派」的廣播車內坐的是「潘二嫂」，手中無稿。

　　一方是男，一方是女，一方有稿，一方無稿，優勢似乎全在「捍聯總」一邊。

　　「潘二嫂」雖然無稿，卻鎮定自若，唇槍舌劍，出口成章，滔滔不絕，遣詞用句，尖刻辛辣，應答質問，邏輯清晰，冷嘲熱諷，幽默百出，引馬恩列斯之經。如數家珍，據古今中外之典，似文在目。持續三個多小時的一場車頭抵著車頭的辯論，甘拜下風的倒是「捍聯總」！裡三層外三層站在人行道上看熱鬧的市民，為「潘二嫂」大鼓其掌。「捍聯總」的廣播車在掌聲中狼狽地退到一個街口，拐彎開走了。

　　從那一天起，「潘二嫂」三個字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幾乎傳遍整個「東方紅城」。連「捍聯總」的許多人提起她都很佩服，不得不承認全市休想找得出一個能辯論得過「潘二嫂」的人！

　　據說潘復生在省「革命委員會」的常委會議上也曾講過：

　　「像『潘二嫂』這樣的人才，實在難得！誰能把她爭取到我們這一邊來，誰就等於為我們的新政權立了一大功！只要她肯棄暗投明，我潘復生保證給她個省『革命委員會』常委當，即使她要當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們也是可以考慮的！」

　　又據說還真有人拉攏過她，遭她嚴詞拒絕。

　　她是個死硬到底的「炮轟派」。

　　後來她時常帶領「別動隊」在全市各處演講，為「炮轟派」募捐。

　　我曾遠遠地聽過一次她的募捐演講：

　　「公民們，我是潘二嫂！我在此向你們伸出求援的雙手！正義之神在我和你們大家的上空，她此刻默默地注視著我和你們。誰沒有妻子兒女？誰沒有父親母親？『捍聯總』對我『炮轟派』實行種種封鎖，妄圖將我們置於死地而後快！我『炮轟派』戰士個個死不足惜，但我『炮轟派』戰士的妻子兒女是無辜的，他們的父親母親是無辜的！他們無辜的妻子兒女和無辜的父親母親陷於飢寒交迫的境地，因為參加了『炮轟派』的工人兄弟們的工資早已被停發了……」

　　只要「潘二嫂」往那兒一站，一開口演講，圍觀的市民，凡是身上帶有錢包的，不管你是否認為「炮轟派」有理，你都會不由自主地將手伸進衣兜掏出錢包來！

　　「潘二嫂」就具有這等本事！她那表情，她那聲音，就是能令你感動！她彷彿具有某種魔力似的。

　　而在她身旁，「別動隊」員抬著一個大籮筐，人們紛紛往那籮筐裡扔錢，連孩子也不例外。每次她都能募捐到滿滿一籮筐錢！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老百姓，十分的「仗義疏財」。他們普遍比現今要窮得多，卻普遍不如現今的人們對金錢看得那麼重。這也是「潘二嫂」當年次次募捐成功的條件之一。倘若今天，縱有十個「潘二嫂」，為著更加能引起人們高尚情操之目的，只怕是十天半個月也未必能募捐到一籮筐錢！修復萬里長城啦，中國兒童基金會啦，支援非洲災民啦，工資二百來元的人，也是只捨得捐出一角兩角的。國庫券如不是分配指標從工資中扣除，十有八九的人可能就不買。

　　一切都今非昔比了。

　　中國人的頭腦不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麼簡單了，甚至是變得過分的精明了。因而從前那種「仗義疏財」也是今非昔比了。我有時簡直不能不懷疑：這也算是一種「反思」嗎？我很迷惑。

　　當年「炮轟派」中有一種說法──「范大哥」的理論，「潘二嫂」的口才，馮司令的組織能力。馮司令者，馮昭逢也。他們被合尊為「三傑」。

　　我們能不覺著是種榮幸嗎？

　　「潘二嫂」在募捐時，「捍聯總」有好幾次可以捉拿她，但據說潘復生有指示，對「炮匪三傑」，沒經省「革命委員會」下令，不得捉拿，更不得加以傷害。

　　在這一點上，公正論之，潘復生還是挺愛才的。他一直到最後，大概仍懷著幾分勸降他們的幻想。當然只能是幻想了。

　　而「潘二嫂」不許我們這些寫了血書投奔「炮轟派」大本營的中學生參加那一天大規模的營救行動，無疑是不忍讓我們也去冒一次出生入死的危險。體現著女性的善良。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仇恨、恐怖、無謂的似乎有理性實則無理性的種種瘋狂行動中，的確也時時有良知和人道的光環閃耀。它說明到底畢竟是人而不是瘋子進行的運動，是人在幹著瘋事。

　　那個帶我們洗澡的人，又帶我們到「炮轟派」家屬們的住地，分別給我們安排睡覺的地方。「炮轟派」的家屬們，十幾家幾十人合住在各個車間內，各個車間都很冷。

　　女人們在哭，孩子們在叫──是那些被「捍聯總」抓去的人的家屬。

　　我身臨其境，對他們的一種巨大的同情和憐憫頓時從心底湧出，覺得是來到了受暴政壓迫者中間，產生了一股要與那暴政吶喊著挑戰的剛勇豪烈的氣概。其實，當年受壓迫的又何止「炮轟派」及其家屬呢？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不都是在受著一種暴政的壓迫而同時又壓迫著別人嗎？暴政也並不能說是「東北新曙光」，它畢竟代表著力圖安定的趨向。暴政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捍聯總」和「炮轟派」不過都是那暴政的必然產物。在這二者之間，是無所謂正義和非正義無所謂是與非的。

　　忽然響起了警報聲。有人慌慌張張地跑來說：「捍聯總」的一支人馬，趁大本營實力空虛，發起了進攻。揚言要一舉拿下「哈一機」這個「炮轟派」的頑固堡壘。

　　於是一片緊張。女人們更哭。孩子們更叫。

　　幾十名留守大本營的「炮轟派」戰士聚集到了一起。

　　其中一個大聲對女人和孩子們吼：「不要哭！不要叫！你們哭，你們叫，『捍聯總』也是不會發慈悲的！有我們幾十個人在，就保證你們的安全，絕不會讓『捍聯總』攻進來的！」

　　幾十名老工人也自覺組織起來，人人尋找到可以當武器的東西，對他們說：「我們跟你們一塊去守衛前後大門！今天拚死一個夠本，拚死倆賺一個！」「死了，哈們的人會給咱們報仇的！男的女的，老少爺們兒，王八蛋『捍聯總』要是真攻進來了，誰也不許作孬種！咱們生是『炮轟派』的人，死是『炮轟派』的鬼！」

　　有個女人也振臂高呼：「姐妹們，咱也要操傢伙，跟王八蛋『捍聯總』拚命呀！」

　　於是女人們，連同一些半大孩子，在這樣一種同仇敵愾情緒的互相煽動下，也紛紛尋找應手的武器，預備拚命。

　　我激動得要哭。何等豪烈的場面！我所渴望體驗的悲劇精神和英雄主義，是整個兒將我主宰了。

　　我尋找到了一根長鐵棍，緊緊地握在手中。

　　於是人們衝到了院子裡。

　　幾盞探照燈開了，院子裡亮得如同白晝。

　　一部分人撲向前後門。一部分人守衛在四面高牆下。

　　我甚至想像到了「哈一機」被攻佔後的慘景：男女老少的屍體橫倒豎臥，人人死後手中仍緊握帶血的武器。想像到了被母親死前掩護地壓在身下的幼兒，發出驚天地泣鬼神的哇哇哭聲。想像到了我自己應該怎麼個死法才更英雄更悲壯，臨死應該呼喊什麼口號。按照我的想像，也可以說按照我的意願，我應該在其他人全都死光了之後再死。應該面對著無數的一步步包圍上來的「捍聯總」們，怒目而視，首先毀掉武器。可惜我拿的是一根長鐵棍，只有塞進煉鐵爐才能毀掉。要拿的是一支槍就好了，就可以做到死了也不將武器留給敵人了，要拿的是一根爆破筒就更其好了！那就可以做到與敵人同歸於盡了。關於武器的這一節想像，雖然英雄得可以壯烈得可以，悲劇味兒也十足，但分明地是只能想像一番，根本無法實現，只得不去細想。呼喊什麼口號卻是完全可以早作打算的，我想到了雨果小說中那個法國驃騎兵上尉，他在滑鐵盧為拿破崙而戰死的時候，面對一步步向他包圍的英軍喊了一句什麼來著？對，只喊了一個字──「屎」！那當然是很輕蔑的意思啦！不過「捍聯總」們能領悟嗎？他們要是沒看過雨果的《九三年》呢？要是雖然看過了並不記得那麼一名英雄的法國驃騎兵上尉呢？他可不是書中的主人公啊，僅僅是個被雨果一筆帶過的無名角色呀！那就再喊一句「炮轟派萬歲」吧！

　　屎──

　　「炮轟派」萬歲──

　　英雄是足夠英雄的了！壯烈是足夠壯烈的了！似乎總歸還缺少點悲劇味兒……

　　對，對，「毛主席萬歲」是不能不喊的！為毛主席而戰而死，毛主席在北京卻肯定不知道，還不是悲劇嗎？當然是為毛主席而戰而死了！不是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和這麼多人又是為了什麼圖的什麼呢？

　　只喊三句口號。再多一句也不喊了。大概英雄地壯烈地死前，也只來得及喊三句口號。第三句不一定要喊完，可以喊到「萬」字，便張大著嘴，將「歲」字堵在口中，緩慢地倒下身去。不要向前撲倒。一定要向後仰倒。一定要叉腿而立。倒時一定要伸展開雙臂。緩慢地直挺挺地倒下去。屍體要呈「大」字形，倒在被鮮血染紅的土地上……

　　我正徒自想得海闊天空，幾輛裝甲車和坦克從倉庫裡開了出來。大本營的裝甲車坦克是足夠自衛用的。

　　高牆外，「捍聯總」的喇叭在喊叫：「炮匪們聽著，我們知道你們現在是演『空城計』，趕快打開大門投降吧！否則我們攻進去，絕沒有你們的好下場！……」

　　高牆內，「炮轟派」的喇叭也響了：「耗子兵們聽著，你們有膽量就進攻吧！我們眾志成城，視死如歸！」

　　前後大門打開了。

　　「捍聯總」們吶喊著衝了上來，但一見出現在門口的是裝甲車和坦克，又退了回去。

　　裝甲車向夜空掃射了一陣機槍。

　　槍聲過後，牆內牆外一片寂靜。

　　「捍聯總」們悄悄撤走了。

　　「炮轟派」的裝甲車和坦克卻一直像把門獸，堵在前後大門口。然而都不敢麻痺。怕「捍聯總」們是疑兵之計，再次襲擊。只是有些看去就分明不頂事的女人，被勸說著帶了所有的孩子們去睡覺。

　　凌晨時分，「炮轟派」的大部隊回「營」了，也救回了他們的戰友──十一個活的，六具屍體。四人是被毒打致死。兩人是因不堪忍受毒打，跳樓自殺的。

　　被救回的人中據說包括「炮轟派」總司令馮昭逢。他不但遭到毒打，還遭到似活埋的威脅，埋至胸口，讓他承認「炮轟派」是反動組織，以司令的名義宣佈解散。他寧死不屈。真的寧死不屈，大概因為他是「炮轟派」的司令，「捍聯總」沒敢真的就活埋了他，又把他從坑裡挖了出來……那天晚上人太多，情況也太混亂，我們竟沒能榮幸地見到這位寧死不屈的馮司令。

　　大本營一片女人的痛哭，一片男人的怒吼，籠罩著復仇的強烈氛圍。

　　頭頭們當即開會，十幾分鐘後就做出決定──舉行示威遊行。

　　於是許多人又開始忙忙碌碌地趕製擔架，做花圈，寫輓聯，剪黑紗。

　　九點，幾千人的示威遊行大軍開出了「哈一機」。照例是前面裝甲車和坦克開路。裝甲車頭十字交叉披著黑紗，交叉點是一朵洗衣盆那麼大的潔白的紙花。坦克罩著白布。這一次出動四輛裝甲車，四輛坦克。不擎紅旗。只擎白布輓幛和白布喪幡。頒布了紀律，不喊口號，不唱歌，一切行動聽指揮。出於「哀兵戰術」的考慮。真正的「哀兵戰術」。六具屍體放在擔架上，以白布罩之。幾十名身強力壯者輪番抬。白布輓幛上寫著的一行濃墨大字是──為死難烈士報仇，血債要用血來還！人人胸戴白紙花，臂戴黑紗。大隊人馬莊嚴肅穆，沉痛無聲，浩浩蕩蕩地向市內行進。

　　一進入市區，廣播車內就放出了哀樂。隊伍隨著哀樂的旋律走。交通為之中斷，圍觀者人山人海，似乎傾城出動。

　　「哀兵戰術」是很高明的戰術。圍觀者無不投注以同情的目光。

　　隊伍一直行進到省「革命委員會」樓前，坦克的炮筒緩緩揚起，對準了樓正面。據說那天省「革命委員會」預感到事態發展嚴峻，正在開會，從窗口望見裝甲車和坦克開路的示威隊伍出現，一個個驚慌失措地離開了會場，坐進各自的小汽車內倉皇而逃。公務員們一時沒個逃處沒個躲處，就打開幾扇窗子，用竹竿挑出他們的白色工作服搖動不止。

　　「讓潘復生站到窗口來了！」

　　「潘二嫂」凌厲的聲音從「炮轟派」的廣播車內傳了出來。一筆寫不出兩個潘。按說他們是一家子。階級鬥爭不可調和，正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而潘復生究竟代表哪個階級，「潘二嫂」又究竟代表哪個階級，則是今天也說不清道不白的事了。本就是一筆糊塗賬，死者儘是冤死鬼。江青最初宣揚「文攻武衛自有理」，後來又說：「武鬥中死去的人，死了活該，死得比家雀毛還輕！」反正她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怎麼說怎麼有理。可悲可憐的是那些冤死鬼。更其可悲可憐的是死者的妻子兒女父親母親。在武鬥中死去的，大抵是中青年人。

　　那些挑出「白旗」以示投降的公務員衝著外面喊：

　　「潘復生早走啦！常委們早走光啦！」

　　「千萬別開炮呀！我家裡老婆孩子一大堆呀！」

　　「炮轟派萬歲！炮轟派萬萬歲啊！」

　　不開炮，「炮轟派」豈能善罷甘休？

　　轟！……

　　轟！……

　　轟！……

　　「炮轟派」真正炮轟「東北新曙光」了！

　　接連六炮──對空放了六發演習彈。

　　如果省「革命委員會」常委們都在樓內，是否往炮膛內裝填真炮彈，就無從知道了。

　　隔了一陣，又是六炮。

　　六六三十六炮──自打解放以來，哪一年國慶哈爾濱也沒放過禮炮。老百姓們可算聽到炮響，見識坦克開炮的情形了！

　　有一發炮彈擊中樓頂的避雷塔！儘管是演習彈，也將避雷塔擊倒了。

　　樓內傳出一聲聲女人恐懼的尖叫……

　　也巧，姜叔在圍觀的人群中。他發現了我，將我扯出了「炮轟派」的隊伍，說：「你跟我回家去！」

　　我說：「不，我要和『炮轟派』勝利在一起！失敗也失敗在一起！」

　　他說：「你是想要了你媽的命呀！你媽都快為你急瘋了你知道不？」

　　我說：「姜叔你回去告訴我媽，我梁曉聲七尺男兒生能捨己，千秋雄鬼死不還家！」

　　他凶狠地扇了我一耳光。戴著棉帽子，帽耳朵護著臉，臉倒沒被他扇疼。不過他使勁太大，扇了我一個趔趄。

　　「炮轟派」隊伍中立刻跨出幾條大漢，圍住他喝問：「你為什麼打我們的人？！」

　　「你年紀不輕的一個人，怎麼動手打小孩？！」

　　姜叔用他那帶有濃厚山東腔的語調說：「俺是他叔，俺是他叔……」害怕起來。

　　幾條大漢問我：「他真是你叔嗎？」

　　「是親叔嗎？」

　　姜叔搶著回答：「真是，真是，親叔，親叔……」

　　他們對他喝道：「沒問你！」

　　我說：「是我叔，是親叔……」我也不知為什麼就承認他是我親叔了。

　　姜叔又賠著笑臉說：「他昨晚沒回家，他媽快急瘋了！您幾位看，是不是讓俺帶他回家呢？」

　　那幾個漢子就對我說：「你回家吧，再別到我們那裡去了！」

　　姜叔不等人家把話說完，連聲道：「多謝，多謝！」拽著我的手就將我拖走了。

　　「慢走！」那幾條漢子又喝住了我們，其中一個向我們走來。

　　姜叔一臉忐忑之色，小心地問：「不是你們讓我們走的嗎？」

　　那人指著我說：「就他這樣子，碰上『捍聯總』，還能回到家嗎？」說著，從我胸前取下了白紙花，從我臂上取下了黑紗，揣入他自己兜裡。

　　……

　　回到家，見了母親，嚇我一跳。僅隔一夜間，母親變得幾乎使我認不出來了。她頭髮凌亂，雙眼紅腫，臉色蒼白得毫無血色，沒洗。母親她起碼老了十歲。

　　母親好像也認不出我來了。母親的眼神兒直勾勾地瞪著我。不打。不罵。不說話。就那麼瞪著我。

　　我不由得低下了頭。

　　母親瞪了我許久才說：「他姜叔，讓他走，隨他愛上哪兒去就上哪兒去！他不是我的兒子！」

　　姜叔對我說：「還不快向你媽保證，以後哪兒也不去了！」

　　我低聲說：「媽：我保證……以後哪兒也不去了……」

　　母親卻往外推我：「你走，你走！你別向我保證！我不是你媽，你也不是我兒子！」不由分說，將我推出了家門外。

　　姜叔也跟到了外邊，訓我：「你看你把你媽氣成什麼樣！你要是把你媽氣瘋了，你們一家兩個瘋子，今後的日子還怎麼過？對得起你爸嗎？對得起你弟弟妹妹嗎？你給我老老實實地站在這兒反省！再敢走，我替你爸管教你！打斷你的腿！」

　　他訓了我一通，又進屋去勸母親。

　　一會兒，弟弟出來了，手中拿著煤棚的鑰匙，怨恨地對我說：「媽叫我把你鎖在煤棚裡！」

　　我一言不發，乖乖跟在弟弟身後，聽任弟弟把我鎖進煤棚。

　　我蹲在煤棚一個不透風的角落思過。

　　「大串聯」的兩個月加上投奔「炮轟派」的一夜，我確是在把母親一步步往瘋路上推呀！

　　可憐天下母親心！

　　可憐文化大革命中的母親們的心！

　　直到半夜，弟弟才將我從煤棚放出來。

　　一進屋，母親就對我喝道：「跪下！」

　　我雙膝跪在了母親面前，不敢抬頭。

　　「你知錯不知錯……」

　　「媽，我知錯了…」

　　「真知錯假知錯？」

　　「媽，我真知錯了……」

　　「那你就別怪媽了！老三，拿剪刀來！」

　　咔嚓！咔嚓！咔嚓……

　　我的頭髮，被母親一剪刀一剪刀地剪下，紛紛落地。

　　「把鞋脫了！」

　　我脫下了棉膠鞋。

　　母親又將我那唯一的一雙棉膠鞋的後幫剪掉了，使那雙棉膠鞋變成了一雙棉拖鞋……

　　第二天早晨，我跟著那雙棉拖鞋走到破鏡子前一照，見頭髮被母親剪成了「鬼頭」。我注視著鏡中那瘦削的表情木然的少年的臉，心中湧起了真正的悲劇意識……

　　「炮轟派」們終於使中央「文革」也震怒了。

　　中央「文革」指示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乃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一條語錄。

　　一天深夜，我們全院的人都被槍炮聲驚醒了。

　　盧嬸懷抱著最小的孩子，像一隻恐懼的母猴，在院子裡到處竄，一邊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打過來了！打過來了！」

　　槍炮聲一陣比一陣密，一束束火紅的彈道劃破夜空。

　　正是中蘇關係緊張到一觸即發的年代，全院的人都以為是蘇聯軍隊不宣而戰了呢！驚慌的程度不必描繪，可又不知是逃命對，還是守著家對。

　　整條胡同騷亂起來。

　　街道主任陪著一位軍人出現在院裡。

　　街道主任對眾人安撫道：「都別慌，都別怕！有什麼可慌有什麼可怕的？今天夜裡攻打『炮轟派』們的老窩！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後勝利的槍炮聲！都到院外去集合，請省軍區的李幹事給我們講話！」

　　院裡的人就走向院外，跟著胡同裡的人往胡同口走。附近幾條街道的人都聚集在我們胡同口的一片開闊地，靜聽省軍區李幹事宣佈省軍區省「革命委員會」的聯合通告：一、「炮轟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組織。二、一切參加過「炮轟派」的人，限三日內，必須向所在單位或街道委員會主動投案自首。三、「炮轟派」的頭頭，全屬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要犯，揭發者有功，捉拿歸案者有大功。同情者有罪，包庇窩藏者有大罪，也按現行反革命論處……

　　槍聲炮聲直響到「東方紅城」出現了「新曙光」才漸漸稀落。

　　那天夜裡有近萬人攻打「哈一機」、「哈師大」等幾處「炮轟派」的「據點」。他們由「捍聯總」的「敢死隊」、工廠裡的學徒工、郊區的農民和省軍區的戰士組成。凡參加攻打的郊區農民，每人發十元錢，也有說發五元錢的。工廠裡的學徒工提前轉正。

　　「捍聯總」的「敢死隊」和省軍區的戰士們得到什麼具體的好處和犒勞，就不知內情了。那是一場真正的戰鬥。真槍、真炮、真子彈和真手榴彈。預先派出偵察員實地偵察。並由省「革命委員會」常委們和省軍區作戰處的參謀們制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

　　「哈一機」在那一天夜裡被攻陷了。

　　「哈師大」在那一天夜裡被攻陷了。

　　所有的「炮轟派」據點在那一天夜裡全被攻陷了。

　　守方有飲彈身亡者。

　　攻方也有飲彈身亡者。

　　攻方身亡者追認為烈士，其家屬享受烈士家屬待遇。

　　守方身亡者死有餘辜，其家屬為他們承擔「現行反革命家屬」的罪名。

　　有人說那天夜裡雙方共死了十幾人。也有人說不止十幾人，而是幾十人。究竟死了多少人，無法確知。但雙方都死了人是無疑的。

　　「炮轟派」那天夜裡將全部裝甲車和坦克都盡數發動了起來，準備全軍覆沒，決一死戰。後來是幾個頭頭們決定，宣佈無條件投降。

　　他們宣佈時說：「我們有罪，讓我們幾個人來承擔這一武鬥事件的歷史罪名吧！讓歷史的法庭只審判我們吧！」

　　「炮轟派」們被迫令高舉雙手排隊投降，每人身上都至少挨了一刺刀，女性也不例外……

　　范正美和馮昭逢在掩護下逃離「東方紅城」，赴京請罪，替廣大「炮轟派」向中央「文革」懇求對廣大「炮轟派」群眾恕免專政……

　　「潘二嫂」當天被捕，投入監獄。幾日後召開了全市公審大會，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宣判死緩。

　　據說她在公審大會上不卑不亢，一切罪名俱認不諱。不失以往辯論風度。宣判後，她慷慨陳詞，企圖替廣大「炮轟派」群眾進行申訴，剛說了幾句話，便被押了下去……

　　省市廣播電台，廣播了一舉殲滅「炮轟派」的重大勝利和宣判會的實況錄音。省市報發表了重要社論及清查「炮轟派」的通告。

　　我家的收音機已為哥哥賣到了寄賣店去，一直無錢贖回。我是在姜叔家聽的廣播。沒聽完，我便跑回自己家，撲在炕上，抱頭痛哭了一場。

　　我自然是並沒有被清查到頭上的。十八歲的我，內心裡又是覺得僥倖，又是覺得羞恥。倘我也與許許多多「炮轟派」一起被公審，被宣判，可能我內心的痛苦倒會少些。

　　但果真那樣的話，母親是肯定會瘋的。

　　我所渴望追求的英雄主義和悲劇精神，從此深深地埋葬在了我心裡。

　　那一次我是哭出了太多太多的眼淚。

　　我還瞞著母親到「哈一機」去了一次，去憑弔我所渴望追求渴望實現而終於沒有追求到沒有能實現的英雄主義和悲劇精神。

　　我是什麼主義也沒有追求到什麼精神也沒有能實現……

　　「哈一機」的所有樓房的所有窗子都不存在了。遍地是被子彈擊碎的玻璃。仍有些孩子在各處尋找子彈頭。據說第一天有些孩子竟撿了滿滿一桶子彈頭，賣十元錢。

　　每一個房間的四壁都佈滿了彈洞。我在一個房間裡數了一下，竟有四十三個彈洞之多。

　　……

　　如今這一切是早已成為過去，成為歷史了。它成為過去是真的，但它真的成為歷史了嗎？它記載在歷史的哪一頁了呢？哪一頁也沒記載著。倒是文化大革命千真萬確地載入了史冊。或許因為它畢竟是偉人所發動的吧？不能光芒萬丈，也足警世千秋。但願我的這篇「自白」，可當為歷史的一份「補遺」，權作對那些為文化大革命而死的人們的悼詞，亦權作對我們千百萬普普通通的中國人的膚淺的「蔑言」……

　　潘復生是已經死了。不知對他下了怎樣的一個結論。

　　范正美又在哪裡呢？

　　馮昭逢又在哪裡呢？

　　「潘二嫂」又在哪裡呢？

　　倘他們都已不在我們無產階級的監獄中押著，並沒有被定為文化大革命的終身罪犯，獲得了自由的話，我願他們都有一個好妻子或好丈夫，都有一個溫暖的家庭，正過著他們自己的平平凡凡的日子……

　　一代天驕，十年浩劫，俱往矣！

　　算起來他們都是四十多歲的人了。

　　子曰：四十而不惑。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我的鬼頭長了髮後，天氣已暖，我便懷著一顆什麼也沒追求到什麼也沒能實現的徹底的失落了一切的心，為著每個月十五元的報酬，掃馬路去了，……

　　第二年我就下鄉了……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於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