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這一段完全可以跳過去不讀，不過讀讀也無妨。
第一章　卯（晨五時至七時）
　　地安門大街上，來了一位給婚事幫廚的人，他為什麼不要茶壺？
　　一位正在苦惱的京劇女演員，人家卻請她去迎親。
　　一位局長住在北房，他家沒有自用廁所。
　　一個女大學生的單相思，那小伙子確實可愛。
第二章　辰（上午七時至九時）
　　婆媳之間的矛盾，難道真是永恆的嗎？幫廚的倒勾起了一樁心事。
　　不但當了喇嘛可以結婚，結了婚的人也可以去當喇嘛。
　　京劇女演員只好從迎親行列中退出。
　　一位修鞋師傅。他希望有個什麼樣的兒媳婦？
第三章　巳（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一位農村姑娘帶著厚禮走來。
　　婚宴上來了一位不尋常的食客。你知道當年北京的「丐幫」嗎？
　　新娘子終於被迎到了新房中。有的售貨員為什麼故意冷落顧客？
第四章　午（中午十一時至一時）
　　一位不愛搭理人的技術情報站站長。
　　局長接待了不速之客，並接到一封告發信。
　　農村姑娘和城裡姑娘為什麼談不攏？「吃！」
第五章　未（下午一時至三時）
　　一位女士的羅曼史。她為什麼向一位郵迷要走了一枚「小型張」？
　　不需要排演《鑄鐘記》，而需要立即幹點別的──
　　一位編輯遇上了一個文學青年。
　　一個小流氓朝鐘鼓樓下走來。凶多吉少。
　　婚宴上也會有驚險場面。信不信由你。
　　行政處處長對別人的告發啞然失笑。
第六章　申（下午三時至五時）
　　「哪裡哪裡」。江青也是本書中的一個角色。
　　新郎的哥哥終於露面。關於「裝車」和「卸車」。院內的「水管風波」。
　　老編輯被一位「文壇新人」氣得發抖。
　　以往一帆風順的人也終於遇上了頂頭風。
不是結尾申酉之交（下午五時整）

《鐘鼓樓》

劉心武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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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簡介

【劉心武】（一九四二至）

　　當代作家。筆名劉瀏、趙壯漢等。四川成都人。一九五○年隨父遷居北京。中學時期愛好文學。一九六一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後任中學教員十五年。一九七六年後任北京出版社編輯，參與創刊《十月》並任編輯。一九七九年起任中國作協理事、《人民文學》主編等職，加入國際筆會中國中心。一九八七年赴美國訪問並在十三所大學講學。一九五八年開始發表作品。一九七七年發表短篇小說《班主任》，被認為是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作，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首獎。後又發表《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我愛每一片綠葉》（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等小說，曾激起強烈反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劉心武短篇小說選》，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說集《綠葉與黃金》、《大眼貓》、《都會詠歎調》、《立體交叉橋》、《5．19長鏡頭》，中篇小說集《如意》、《王府井萬花筒》、《木變石戒指》、《一窗燈火》、《藍夜叉》，紀實小說《公共汽車詠歎調》，長篇小說《鐘鼓樓》（獲全國第二屆茅盾文學獎）、《風過耳》、《四牌樓》等，還出版有散文集、理論集、兒童文學等作品以及八卷本《劉心武文集》，劉心武對生活感受敏銳，善於作理性的宏觀把握，寫出了不少具有社會思考特點的小說，作風嚴謹，意蘊深厚。

　　這一段完全可以跳過去不讀，不過讀讀也無妨。

　　────

　　大約一百多年前。清朝光緒皇帝載登基不久。是一個月黑夜。

　　在北京北城，離鐘樓、鼓樓不遠的一所貝子府中，忽然有一聲淒厲的慘叫。

　　貝子雖是遜於親王、郡王、貝勒的第四等貴族，但那府第也頗為軒昂華麗。值夜的僕人和巡更的更夫聽見了那聲轉瞬即逝的慘叫，慌忙行動起來，點燃了許多搖曳著紅舌的蠟燭，動用了若干盞羊角提燈，立即在全府中進行了緊急巡查。迴廊曲折、花木蓊翳的後花園自然是巡查的重點。

　　天上沒有半點星光，陣陣小風掠過，廳堂簷角的「鐵馬」發出雜沓的音響。

　　被驚動的主持家務的姨娘和府內總管，在議事廳裡聽取了各路僕人的搜尋報告：各處門戶皆無異常，整個邸宅沒有發現任何侵入的人和物。

　　於是，那聲短暫的慘叫被懷疑為掠過府邸上空的「夜貓子」的嚎聲，那當然屬於「不祥之兆」，需得加倍小心──姨娘當場吩咐，天一亮便到隆福寺和白雲觀請僧、道來府禳解。

　　一切似乎又歸於正常。多燃的燈燭相繼熄滅，多餘的人等相繼散去，值夜的照常坐屋值夜，巡更的照常繞著府牆打更。

　　天上密佈的紫雲裂開一道縫隙，一束蛋青色的月光瀉向地面。

　　貝子府漸漸現出了它的輪廓。北城的所所房屋漸漸顯出了它們的輪廓。高聳在北城正北端的鐘樓和鼓樓，也漸漸顯出了它們那雄偉的輪廓。

　　鼓樓──又稱譙樓──上，傳來交更的陣陣鼓聲，打破了這夜空的寂寥。一群流螢從鼓樓的牆體下飛過。

　　這似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夜晚。同它的前一夜一樣，並且同它的後一夜也將大同小異。

　　天光漸漸放亮。

　　隨著天色由晶黃轉為銀藍，沉睡了一夜的城市甦醒過來。鼓樓前的大街上店舖林立，各種招幌以獨特的樣式和潑辣的色彩，在微風中擺動著；騾拉的轎車交錯而過，包著鐵皮的車轂轆在石板地上軋出刺耳的聲響；賣茶湯、豆腐腦、烤白薯的挑販早已出動自不必說，就是修理匠們，也開始沿著街巷吆喝：「箍桶來！」「收拾錫拉傢伙！」──賣花的婦女走入胡同，嬌聲嬌氣地叫賣：「芍葯花──揀樣挑！」故意在鼻子上塗上白粉的「小什不閒」乞丐，打著小鈸，伶牙俐齒地挨門乞討──而最古怪的是賣鼠夾鼠藥的小販，一般是兩人前後同行，手裡舉著一面方形白紙旗，上頭畫著老鼠竊食圖，前頭一位用沙啞的聲音吆喝：「耗子夾子──夾耗子！」後頭一位用粗嗄的聲音相呼應：「耗子藥！花錢不多，一治一窩！」──

　　鐘鼓樓西南不遠，是有名的什剎海。所謂「海」，其實就是淺水湖，一半種著荷花，一半闢為稻田。據說因為沿「海」有許多寺廟庵堂，所以得「什剎海」之名。「什剎海」又分前海和後海，二「海」之間，有一石砌小橋，因形得名，人稱銀錠橋。銀錠橋畔，有一小戶人家，專賣豆汁。

　　豆汁並非豆漿。將綠豆用水浸發後，磨成原汁，使之發酵，分解出可供製作粉絲的澱粉後，再濾出「黑粉子」和「麻豆腐」，最後所剩的一種味道酸澀的濁液，便是豆汁──未學會飲用者，特別是南方遷入北京的居民，往往僅啜一口便不禁作嘔，然而老北京們卻視它為最價廉物美的熱飲，許多人簡直是嗜之入迷。百年後的今天，北京仍有不少人酷愛此物，甚至有那漂洋過海僑居國外多年的北京人，雖然早已遍嘗世上各種美味佳餚，但一旦回到北京，提出的首批願望之一，便是：「真想馬上喝到一碗熱豆汁！」

　　話說當年銀錠橋畔那家小鋪，所賣豆汁極有口碑。經營者為一對年過半百的老實夫婦，他們的豆汁發得好、漂得淨、質量醇正，而且經營有方，為顧客們想得極為周到。有那家道已然沒落的旗人老太太，為了節省幾個銅板，到了店舖並不買那熱好的熟豆汁，而是買下生豆汁，用陶缽裝回家再熱熟了吃。店主夫婦對她們也一視同仁，笑臉相迎，毫不怠慢。北京人喝熱豆汁時，講究吃這麼幾種東西：鹹菜、焦圈、燒餅。這家店舖的鹹菜顏色正、模樣俊、味道香，鹹菜絲有辣的、不辣的、寬條的、窄條的幾種，而且還供應用苤藍切成的骰子塊，澆上辣椒油，夏天更用冰鎮，隨要隨取，真是粗菜細做了。那焦圈炸得不溫不火，金紅脆薄，夾在層次分明、芝麻粒蓋面的芝麻醬燒餅中，就著喝那熱豆汁，對嗜好者來說，真有銷魂奪魄之感。

　　但就是這對賣豆汁的夫婦，前幾日卻慘遭不幸。

　　他們有一獨生女兒，年方二八。父母鍾愛此女，既不讓她「當壚」，更不令她製作，寵為掌上明珠，滿足她的一切要求。這女兒長得十分美麗──自然是按當時的審美標準衡量。她有著一張鵝蛋臉，雙眼細而長，鼻樑平塌而鼻頭圓白，一張地道的櫻桃小口，上唇的輪廓線呈明顯的Ｍ形，下巴偏右側有一顆不大不小的黑痣。

　　時值丁香盛開的初夏，母親帶著女兒，從豐台姥姥家歸來，臨近什剎海時，已是夕陽落山之際。滿湖新張開的綠荷，在晚風中瑟瑟抖動，岸柳如絲，拂在姑娘的身上，同她腰繫的汗巾，以及汗巾上的檳榔香袋相糾纏，姑娘不由得站在湖邊，嬌喘微微，同母親暫歇一時；好在再拐兩個彎兒，便到銀錠橋了。

　　不料事情壞就壞在她們娘兒倆那一歇。

　　她們所歇的地方，南邊是一片栽滿綠荷的湖水，北邊隔著一條車道，是一家有名的飯館──會賢樓。那飯館是兩層樓的格局，樓簷下掛著一溜黑地金字的長牌子，牌子下垂著紅布條兒，大有古人所謂「青旗在望」的意思。樓上樓下都是十二開間，全部是磨磚對縫的牆體，樓上還有寬大的綠油欄杆畫廊，雅座中的貴客，可以憑欄眺望，對景品酌。

　　偏偏那天有一佻達男子在二樓上憑欄狂飲。他透過綠柳垂絲，一眼望到了那位賣豆汁夫婦的女兒。

　　那佻達男子，便是開頭我們提到的那個貝子府的主人，即貝子本人。此人好穿青洋縐衣服，隨身總帶著一把鐵股大折扇，打開來扇面超過半圓，上面畫著一隻狂浪的黑蝴蝶，凌駕在一片血珠般的花叢上。他兩手十指上起碼戴著五枚戒指，其中兩隻是有倒鬚鉤的鐵戒指──由此可知其人秉性如何。

　　當那賣豆汁夫婦的女兒在湖邊心情怡悅地歇息時，她萬沒想到大禍即將臨頭。當天她穿著一件藕絲單衫，立在晚風中，襯著碧波綠荷，恰似一朵素雅的出水芙蓉。偏她頻頻伸出纖指，理著被晚風吹亂的鬢髮，更顯得裊娜多姿，楚楚動人。那貝子從樓上望去，頓時酥掉了半邊身子──

　　當那姑娘同母親回到家中，夫妻父女還來不及敘談時，貝子已在一群侍從簇擁下，闖入了他們家中。貝子自恃亮出自己的身份後，別說提出要納那姑娘為妾，就是強要她進府當個「通房」大丫頭，賣豆汁的夫婦怕也不得不屈從。

　　誰知當姑娘和母親驚恐萬分地迴避後，那父親卻絲毫不為所動，只是嚴正地說：「我們高攀不上。我們夫婦二人，只有這麼一個女兒，我們只要能招進個白衣女婿，把這豆汁鋪維持下去，就心滿意足了。」

　　貝子和他的豪奴們悻悻然而去。

　　慘劇便發生在第二日凌晨。可憐的姑娘！同她的父母雖然徹夜未眠，心存憂懼，但總還以為尚有僥倖擺脫貝子糾纏的可能；天光透進窗牖後，那姑娘對著一面當年價格極昂的玻璃鏡子──是她家的貴重物品之一──正細細地進行晨妝，忽然貝子府的一群豪奴破門而入，二話不說，架起她就往外拖。姑娘失聲哭喊起來，拚死掙扎著，父母親聞聲慌忙從濾豆汁的灶房中跑了過來，本能地撲上去搶救──可憐那父親被豪奴一鐵尺擊中頭部，頓時暈倒在地，母親跌倒在門檻之內，大聲呼救時，女兒已被豪奴們架入了馬車；鄰居們聞聲圍到了門外，開始還不乏挺身質詢、援救之人，但為首的豪奴叉腰那麼一嚷，人們便都敢怒而不敢言了。那豪奴嚷的是：「奉貝子爺鈞命，來此搜捕逃妾！誰敢多管閒事，上前試試長著幾個腦袋！」

　　那日午正時分，鐘樓悠悠然地撞著鐘，什剎海銀錠橋一帶，人們仍像往日一樣地照常活動著。走過來了用一對小銅碗（名曰「冰盞兒」）相擊、賣酸梅湯和炒紅果的小販，又走過來了手持梭子（名曰「喚頭」）、發出嗡嗡響聲的剃頭匠，還過來了一位賣「仙鶴燈」的──不遠的街巷中──也許是煙袋斜街，或許是鴉兒胡同中，傳來了墩鼓、號筒、嗩吶、韻鑼、海笛等樂器和鳴的聲音，一定是哪家娶新媳婦的花轎已經過來了──

　　然而那賣豆汁的夫婦卻處在極度的痛苦之中。父親養傷臥在床上，雖有富於同情心的鄰居前來幫忙照顧，但他一時怕難痊癒，昏迷中不時吐出絮絮的囈語──母親已處於半癲狂狀態，她跌坐在銀錠橋頭，一邊拼出全部力氣號啕大哭，一邊時斷時續地發出最嚴厲的詛咒──

　　據目擊者說，就在鐘樓鳴鐘中止不久，忽然出現了一位騎馬的少年，他身穿一襲華美的長袍，頭上戴一頂前面嵌著美玉的便帽，手裡拿著一根鑲著翡翠的馬鞭，看去似乎是個書生，可是眉宇間卻洋溢著一股雄武的英氣；他在賣豆汁的那位母親面前下了馬，和藹地問她為何在此慟哭。周圍的人們幫著那位近乎癲狂的母親，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他。

　　那美少年聽完，不禁雙眉倒豎，切齒有聲。人們聽見他說：「老媽媽，不要哭了。你等著聽好消息吧！」待人們回過神來時，只聽見一陣遠去的馬蹄聲，只留下一股異常的香氣。人們幾疑剛才所見的純係幻覺中的人物。

　　但幾天以後，便發生了開頭所寫的那件事──在一個月黑夜裡，貝子府中忽然發出了一聲短暫的慘叫。

　　當晚貝子府的人們沒有查出個所以然來。第二天天光大白以後，人們才發現貝子從昏死中甦醒了過來，淒厲地呻吟著──原來他的雙目不知被誰剜去了，臉上是兩個駭人的血洞。據說在床帳上還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頭寫著十六個字：「抉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盤汝頂。」

　　到這天上午，貝子府中發生的事情便傳遍了鐘鼓樓、什剎海一帶。鄰居們自然爭先恐後地去報告了那賣豆汁的夫婦。

　　是誰剜去了那惡貝子的雙目，賣豆汁的夫婦和左近的鄰居們都心中有數。

　　但據貝子府裡所傳，直到府裡的人聽見貝子的呻吟聲，開門進去以前，他那居室的門窗都關合得極為嚴密，毫無被撬開過的痕跡，整個府第的所有門窗，也都如此──

　　歲月悠悠。鐘鼓樓依然雄踞著。

　　銀錠橋畔那賣豆汁的夫婦，不知後來同女兒團聚沒有？他們那爿小小的豆汁鋪，百年之後，不知尚有餘痕可辨否？

　　那座貝子府，據說如今成了一所中學。當師生們處在笑語喧嘩的校園中時，有誰還會想到，曾經有過那麼一個月黑夜，在那陰森森的府邸中，曾出過那麼一樁怪事：有一位放蕩無忌的貝子，在門窗密合的情況下，被人剜去了雙目，發出過一聲淒厲可怖的慘叫──

　　這事自然成了一樁茶餘飯後的談資，雖經百年，如今到鐘鼓樓、什剎海一帶去查訪，還能聽到老北京們的娓娓傳述，當然，各自加以不同的作料，安排不同的結局，因而構成不同的「版本」。

　　然而，在鐘鼓樓邊生息不已的人們之中，像這傳說中那種純善與極惡的人只是極少數；呈現於鐘鼓樓下的大量生活場景，也並非都是「月黑殺人夜」或「風高放火天」。因此，我現在呈獻給讀者的這部小說，竟並不循著這離奇的傳說朝下發展，而將鐘鼓樓下那平凡瑣屑卻蘊含更豐富的一面，向讀者加以展現，想來不會使親愛的讀者們見怪吧？

　　往下讀，讀者們就會發現，這本書的內容，離你非常之近。

　　遠的東西，常使我們感到神秘。近的東西，常讓我們覺得平淡。但關鍵是能否有所發現。無論遠近、高低、大小、上下，倘能有所發現，都能給我們帶來收穫，帶來快樂。讓我們試一試吧！

　　請記住，在北京城中軸線的最北端，屹立著古老的鐘鼓樓。

　　鼓樓在前，紅牆黃瓦。

　　鐘樓在後，灰牆綠瓦。

　　鼓樓胖，鐘樓瘦。

　　儘管它們現在已經不再鳴響晨鐘暮鼓了，但當它們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時，依舊巍然地意味著悠悠流逝的時間。

　　時間流到了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

　　在鐘鼓樓附近的一條胡同中，有個四合院；四合院中有個薛大娘──請看、請看──

第一章　卯（晨五時至七時）

　　鐘鼓樓下，有一家人要辦喜事。最操心的是誰？

　　────

　　薛大娘洗漱完，用發散著香胰子氣味的手，鄭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曆，於是，那個讓她又盼又怕、又喜又憂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頁紅日曆上，赫然宣佈了出來：

　　對於薛大娘來說，一日二十四小時的記時法，新的一日從午夜零點開始的概念，雖說經過這些年子女們談話的熏陶，也算懂得，但從心理習慣上來說，她還是把天光透進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兒子薛紀躍辦喜事。

　　薛大娘在那頁被朦朧的天光照亮的日曆面前，愣了好幾秒鐘。同北京許許多多同齡的老市民一樣，薛大娘現在絕不是一個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歸根結底都是瞎掰，遇上聽人講述哪裡有個老太太信神信鬼鬧出亂子，她還會真誠地拍著大腿笑著說幾句嘲諷的話；但她又同許許多多同齡的老市民一樣，內心還揣著個求吉利的想法。現在北京並沒有人擺攤算卦，辦喜事也沒有什麼人再那麼講究生辰八字，偶爾聽說外地農村裡竟然還有因為算生辰八字釀成兒女悲劇的事，薛大娘一類的人也會跟著歎息。但在選擇什麼日子辦喜事這樣的問題上，北京城時下卻確鑿存在著一定的講究。是誰倡導的？誰傳播的？你縷不清。不僅像薛大娘這樣的老市民，就是薛紀躍這樣的新市民，也都頗為重視這個講究。什麼講究呢？就是得選個陰曆、陽曆月、日都是雙數的日子。這當然是一種最原始不過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單數會生出不吉利的喪偶的後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你可以比較輕易地滌蕩繁縟的迷信習俗，卻很難消除存在於人們內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賣過二十多年的菜，頭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夠流暢地閱讀日曆的程度。在那張紅色的日曆面前，她把那些偶數讀了幾遍，心中漾出一種安適感。只是日曆下面的小注略讓她不快，不僅有個「十一」的數字瞧去刺眼，所預告的「冬至」這個節氣似乎也不那麼喜幸。不過，這幾絲不快，很快也便被日曆上所籠罩的紅色驅散了。

　　薛大娘離開日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紀躍，本想過去把他喚醒，臨到挪動腳步又生出了憐惜之情。讓他再多睡一會兒吧，今兒個指不定得把他累成個什麼樣兒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裡很靜，沒有人影。按過去以十二地支劃分一晝夜的計算法，那正當卯時。薛家住著這個四合院裡院的兩間西房。雖說他們早已接出去了一間廚房，但今天要辦喜事，廚房支派不開，所以昨天便搭好一個用汽車苫布構成的棚子，好讓今天來幫忙的大師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為老伴在苫布棚裡，及至走進去一看，並沒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剎海後海邊遛彎兒、打八卦拳去了。難道今天這個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點埋怨。薛大娘在苫棚裡檢查著備好的各種原料和半成品──洗淨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蘿蔔，裹上雞蛋麵粉炸過一道的小黃花魚，發了一夜的木耳、黃花和筍乾──請到的大師傅據說曾在同和居掌過紅案，他今天弄出來的「四四到底」（十六個菜），肯定誰也挑不出碴兒來！

　　薛大娘心神不定。幫忙的大師傅沒到還情有可原──現在天剛冒亮兒，人家興許住得挺遠，總得過一陣兒；可大兒媳婦昭英怎麼還不露面？半年前大兒子薛紀徽和兒媳婦孟昭英還跟薛大娘他們住一塊。那時候，兩間屋子，薛大娘老兩口和小兒子薛紀躍住一間，薛紀徽和孟昭英帶著女兒小蓮蓬住另一間。薛紀徽是開一三○卡車的司機，孟昭英是同一單位的出納，他們打結婚那天起就跟單位要房子，總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間──住那間的技術員搬入了新居民區的單元樓，這間便倒給了他們。他們搬了出去，這才騰出了給弟弟薛紀躍成家的居室。北京城裡就是這個形勢，一個蘿蔔一個坑。薛紀徽兩口子搬得並不算遠，就在恭儉胡同那邊住，離這兒不過兩站來地。說好讓他們一早就來幫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見著越來越亮了，卻還不見影兒。薛大娘心裡只怨著孟昭英，這是她的一種心理習慣。兩口子帶著孫女來了，兒子叫沒叫爹媽她不計較，媳婦要是忘了叫，或者叫遲慢了、聲音聽去不順不甜了，薛大娘便會老大的不痛快；一般來說她倒並不發作，但面對著媳婦時，她卻肯定不會現出哪怕是一絲笑紋。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門邁步，心裡直嘀咕：這個昭英，小叔子辦喜事，在你心裡頭就那麼沒份量嗎？還等著你去女家迎親呢，你就不能早點兒來效力？

　　薛大娘走出裡外院之間的垂花門，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個俊俏的小伙子，今年二十二歲，比薛紀躍小三歲。他家住在一進門右首小偏院中，父親荀興旺原是東郊一家大工廠的老工人，頭年退休後辦了個個體戶執照，在後門橋那裡擺攤給人修鞋。說起來真是雞窩裡飛出了金鳳凰，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樣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長得細皮白肉苗條秀氣。長相好倒還不算什麼，他上小學起就肯好好唸書，中學畢業後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門直接招去，送到國外培訓，今年夏天回來後，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門當翻譯，據說，將來還有機會出國工作呢！

　　這時候荀磊手裡提著兩個剪貼得十分精美的黃底子的大紅字，滿臉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說：「大娘，您過過目，要合適，我這就貼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為心裡頭堆滿了事兒，倒把這個節目忽略掉了。院門口昨晚上就由薛師傅貼上了一對紅字，不過剛貼上，就被才下班回來的荀磊偏著頭評論說：「這字剪得不勻稱，襯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幫你們另做一對，明天早上先給你們看看，要覺著好，我就幫你們換上。」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對。

　　薛大娘仔細地瞧了瞧荀磊高舉起的字，確實是好，筆道勻實、黃紅輝映不說，光那邊框裡的喜鵲鬧梅圖案，就難為他怎麼剪得出來！

　　「喲，好！真好！夠多喜幸！」薛大娘拊著掌讚道，「小磊子，你可真是個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給貼去啦！」荀磊高高興興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門，心情大暢。

　　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條胡同裡。此刻站在院門口，可以看見鐘樓和鼓樓的剪影，從淺綠色的絲綢般的天光中，清晰地顯現出來。那鐘樓甍脊西端的獸頭，一九七六年地震時震落了，只剩下東端的獸頭，還在天光中翹著上彎的鐵鬚；那鼓樓木構樓殿的支柱，有一根明顯地顯露出來，給本來過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點輕盈靈動的韻味。

　　薛大娘抬頭仰望著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靈魂的鐘鼓樓。鐘鼓樓彷彿也在默默地俯視著她住的那條古老的胡同、陳舊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鐘裡，歷史和命運就那麼無言地、似乎是無動於衷地對望著。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進口處。為什麼昭英還不來？

　　地安門大街上，來了一位給婚事幫廚的人，他為什麼不要茶壺？

　　────

　　地安門的十字路口，顯得過分寬闊。那是因為當年有座龐大的地安門，五十年代初將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這樣。不知道為什麼，三十年來，人們始終沒有在那寬闊的街心，開闢一個轉盤式的大花壇。人們淨忙著幹別的了。現在也還是這樣。天還沒有大亮，這裡已經熱鬧起來。當然不是那種公園或商場式的熱鬧，而是一種缺乏色彩的、嚴肅的熱鬧──人們急匆匆地趕著去上班。公共汽車、電車裡擠得滿滿當當。車站上既有循規蹈矩排隊候車的人，也有無視公德、幾乎站到快車道上、打算車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們。而構成總體氣氛的關鍵，還是那些騎自行車的人。多數騎自行車的人只是被動地隨著車流前進，但總有少數屁股不怎麼沾車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過每一個能利用的車隙，驚心動魄地飛馳向前。

　　這天總算比平日景況稍鬆緩一點。因為是星期日，機關幹部和學生們退出了清晨的這股人潮。不過需要通過這個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貨、辦事的人還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樓和南面屹立的景山，彷彿都在薄明中凝望著這裡，它們也許在沉思：為什麼這裡的生活既有驚人的變遷，也有似乎是單調的重複？

　　路喜純在自行車的車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勻蹬車，邊想心事邊隨車流向前。

　　這是個二十六歲的小伙子，從他的年齡來說，他或許要算胖子，但其實他的臉蛋、胳膊、胸脯都還是緊繃繃而富有彈性的，只不過比一般的同齡人鼓脹而缺乏稜角罷了。他在崇文門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工作。那小飯館可以說是北京市最基層最不起眼、甚而會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視為最低級最不屑一顧的社會細胞。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實整個北京城的陰晴風雨、喜怒悲樂，都能從那小小的飯館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迴響。

　　路喜純已然父母雙亡。常有人問及他的父母，他總是極簡單地回答。倘若有人多問幾句，他便彷彿不高興起來。他那故去的雙親，似乎有著某種神秘的色彩。

　　其實說起來也很平常。路喜純的父親生前是個蹬平板三輪車的運輸工人，母親一直是個家庭婦女。他父母收入雖然不多，對他這個獨生子卻保證著絕不低於一般富裕家庭的供應，因此，上小學時，那位戴眼鏡的班主任老師常以他為例，來教育全班同學：「新舊社會兩重天。要是在舊社會，路喜純還不得穿著破衣爛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兒去嗎？──」這位老師還曾到他家裡去，動員他父親到班上去憶苦思甜。那天路喜純父親正就著一頭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來總得喝上三兩白乾。出乎老師、也出乎路喜純意料，父親不但予以拒絕，還紫漲著臉，瞪著發紅的眼睛，說出了這樣蠻不講理的話：「甭拿咱們開心！甭跟我來這套！」母親趕緊來打圓場，說他那是發酒瘋，「甭搭理他！」老師掃興地走了，從此講話不再以路喜純為例。路喜純為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親便腦溢血去世了。

　　父親去世後，母親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原來，母親做挑花活不過是補助家用，這以後她每月幾乎要多領兩倍的活計，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點來鐘。通過她的努力，路喜純的生活水平一點沒有下降。但在路喜純的記憶之中，他母親絕不是文藝作品中慣常描寫的那種手持慈母線的賢良形象。她都快五十歲了，每天起碼還要照十多次鏡子。她又很愛給自己拔痧，經常在額頭上、太陽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縫，使勁揪出排列整齊的紫紅印子來。他們難得吃肉，但母親頓頓飯後總要坐到屋門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時候母親還要同鄰居吵架，儘管這種時候不多，而且往往母親確實佔了幾分理，但母親吵架時那種豁出去的勁頭，以及夾帶著的那些極難聽的髒話，事後總要讓路喜純偷偷地害上幾天臊。母親是一九七二年冬天查出來有肝癌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純家住著院裡一間南屋。父母雙亡後，鄰居們原以為這間屋子很快便會變成無處下腳的雞窩，甚至會成為胡同裡小流氓們的聚會之所。誰想料理完母親的喪事，僅僅十六歲的路喜純卻在三天之內，使那間房子煥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開了證明，去信託商店賣掉了家裡的一套瓷瓶、瓷帽筒和一個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筆對他來說相當豐厚的現款。然後，他便重新粉刷了屋牆，用草根刷子刷淨了每一件傢俱，重新把屋子佈置起來。他在窗明几淨的屋子裡，沉著地等待有關部門給他安排工作。當他手頭只剩五塊多錢時，給了他通知，讓他去那家小飯館。

　　按某些人從旁推論，路喜純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謂「胡同串子」，最易墮落而難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頗令人迷惑不解的行為外，他竟不但沒有墮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給過他強烈影響、給予他這樣去生活的啟示人，一共有兩個。一個是他中學時的老師嵇志滿，一個是他們那個小飯館的何師傅。嵇老師並非什麼知名的優秀教師，何師傅在飲食行業中也並非突出的先進人物，但他們靈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東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純的靈魂之中。

　　先是為了盡可能不去上山下鄉，後是因為安排就業困難，路喜純所在的那個小飯館裡的年輕人，竟然大多是從後門安排進去的。這也許會讓那些對小飯館的前門也不屑一顧的人們啞然失笑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這座北京城裡的市民儘管共享著同一個空間和同一份時間，但人們所生活的層次畢竟有所不同。路喜純所在的這一層也許並非最底層，但即使在最底層裡，也會有許許多多同上面那些層次相通的東西。因為是飲食基層店經理安排來的，因此便在同事們面前趾高氣揚，這同因為是某個「大人物」的侄子而進了市府機關，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麼不同呢？路喜純到了飯館便想學掌勺炒菜，誰知那個差使至今輪不到他──因為那是紅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檔。在飯館這個天地裡，路喜純的來路和背景都還不足以使他獲得那個位置，於是乎一個總噘著嘴的比他「來路硬」的小伙子便佔據了那個崗位──偏偏那小伙子滿心滿意想找個機會調到高一個層次的行業中去，他還不樂意學那個紅案呢；但飯館的小頭頭卻寧願要他學紅案而不要路喜純學。

　　路喜純為自己這樣的遭遇和身邊這樣的現實深深地痛苦過。他那痛苦的價值，比一位大學畢業生學非所用的痛苦的價值低嗎？比一位有才華的作家的嘔心瀝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嗎？比一位高級幹部的正確的改革計劃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嗎？不見得吧。特別是當那個小伙子並不虛心聽取老師傅指教，漫不經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來顧客的抗議時，路喜純便格外痛苦，有時他會禁不住把饅頭機瀉下的饅頭，撿起來捏得濕麵滋出每一條指縫，然後再重重地把那團麵甩回到機器裡去──

　　前幾天路喜純還去學校找過嵇老師，向他傾訴過內心的痛苦。嵇老師是教數學的。路喜純在那所中學上學時，還是「四人幫」得勢的時期。從那時的數學課上學不到多少知識，但從課下的談話中，路喜純卻從嵇老師那裡獲得了不少實實在在的真理。嵇老師總是給他講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嵇老師所講的，往往都是歷史課上聽不到的。他記住了嵇老師一句幾乎是口頭禪的話：「你要有歷史的眼光！」

　　嵇老師一直住在學校一角的一間小屋中。不知為什麼他總沒有結婚。但路喜純每次去，卻幾乎又總會在嵇老師那凌亂的宿舍中發現一位女客，有的顯得很年輕，長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時髦；有的徐娘半老，穿著樸素，卻風韻猶存。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圓臉龐，鼓眼睛，說話嗓門挺大。瞧那做派，簡直跟嵇老師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純跟嵇老師說話的時候，她就坐在嵇老師床上，抽著一根煙，極隨便地翻閱著嵇老師的一本集郵冊，還不時發出像男人那樣粗嗄的笑聲。

　　路喜純傾訴了他的苦悶。嵇老師照例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裡的一個圓形塑料立體梳，慢慢梳理著日漸稀疏的頭髮，待路喜純說完了，便從桌上取過一本書來，遞給路喜純，簡單地說：「你看看這個。」

　　那是一冊紙已發黃的《文史資料選編》，路喜純翻開，溜了一下目錄，有什麼溥佳的《清官回憶》、溥傑的《回憶醇親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官太監回憶錄》之類。看這些東西，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你看看這個。」嵇老師慢騰騰地對路喜純說，「你要有歷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沒有一刀切的時候，沒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滿的時候，問題是你怎麼看發展趨勢，怎麼跟殘留的舊東西抗爭──你以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後，成了民國，到處就都是民國景象了麼？舊事物的慣性是很強的。直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儀被轟出紫禁城前後，北京的鐘樓還在鳴鐘報時呢！這還不算什麼，你知道嗎？鐘鼓樓『定更』以後，街上還要出來『手打梆子繫搖鈴』的人；『繫搖鈴』就是腰上繫個鈴鐺，他們是巡夜的；誰領著他們巡夜？還是由清朝九門提督衙門的巡街老爺們領著，前頭打著名叫『氣死風』的燈籠，一路順街那麼走下去──那時候，「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五年，中國共產黨也已經成立三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罷工也已經發生過，但北京的街頭，居然還有這種景象──這本書還能告訴你更多的這種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驚訝地發現，溥佳的所謂《清官回憶》，寫的是一九一九年以後的事，也就是說，那許多醜惡的封建景象，在民國以後居然長時間「依然故我」；而溥傑關於醇親王府的回憶，更告訴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內部依舊保持著森嚴的等級制度；至於幾位老太監的回憶，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親為了讓兒子能進宮而使家庭狀況有所改變，竟親手為兒子血淋淋地「淨身」，然後將兒子賣給了專為宮裡提供太監的內務府官員。這事實本身已令人髮指，發生的時代呢？已是民國以後！讀完了這些文史資料，掩卷深思，路喜純的心理狀態漸趨平衡──他何必對眼前的某些陰暗的東西那麼痛不欲生呢？時代的步伐既然邁進得這麼快，它所來不及清掃的舊時代積垢必然顯得更加觸目驚心，問題確實在於你要有歷史的眼光，冷靜、沉著地去對待這些東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飯館裡有那麼一個小頭頭，仍舊有著一雙為舊時代所污染的勢利眼，這又有什麼稀奇呢？

　　這位勢利眼不讓路喜純上紅案，當紅案的何師傅卻偏偏把路喜純收為了私人徒弟，把他帶到家裡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還教給了他幾樣「絕活」。何師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師傅，為讓兒子頂替，他提前兩年退休了，退休後為了補差，這才到了離他家不遠的這個小飯館。其實還有好幾家僅次於同和居的大飯館爭著請他去當教席，甚至答應給他很高的「補助」，他卻一一謝絕了。他說：「也該讓進小飯館的人吃到點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錢的燒豆腐，他也精心地製作，使那小飯館幾個月後便頗有點口碑，不過，那口碑的前半句是誇讚，後半句卻是「質量不穩定」五個字。不穩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伙子。路喜純多麼想替他來為飯館掙個「質量穩定」的聲譽啊，但至今還不能如願──

　　路喜純常往何師傅家跑，翻著菜譜請教細節時，何師傅一般只是咬著煙嘴，皺眉搖頭，難得進出一兩句指點的話來；可一旦路喜純帶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廚房裡擺弄起來時，何師傅就把煙嘴擱到一邊，眉飛色舞地一連串地支上嘴了──當一盤芙蓉雞片，或者一盤糟溜魚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現在白瓷盤中時，何師傅總讓路喜純給他同院的鄰居端去，他說：「咱們的玩意靈不靈，讓人家嘗了發話！」鄰居們驚喜之餘總要報之以答禮，或是一盤水果，或是一碟蜜餞。何師傅不讓路喜純謝絕，他主動接過來，拿出「二鍋頭」，坐下約路喜純就著水果、蜜餞喝上一盅，邊喝，邊指出他今天製作過程中還有哪些失誤。路喜純發現，菜譜上所寫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謬誤之處，何師傅的言傳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譜都要有價值──

　　「甭跟那起人置氣，」何師傅常在喝一口酒後，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純說，「有你掌勺的時候──」

　　何師傅真是喜歡他這個徒弟。不過，路喜純有時候也確實讓人感到奇怪──頭些天他們飯館不知從哪兒弄來了二十個大瓷壺，除了留下幾個在廚房裡裝醬油、醋以外，剩下的作為福利每人分上一個，別人都把壺收下了，惟獨路喜純不要。何師傅跟他說：「別嫌式樣老，用它晾涼白開，比那玻璃涼水瓶還實用，你就拿回去吧！」他還是不要；問他為個什麼，他又不說；別人硬把那壺塞到他懷裡，他不接，壺摔到地上碎成幾半；大伙都說可惜，他卻一聲不吭地轉身走開了。

　　除了這種偶然出現的令人費解的表現，路喜純總體來說是一個心地純正、力求上進的好青年。他渴望著何師傅所說的那樣一個時候早日到來，他將不僅要掌勺，還要掌握整個飯館，他要興利除弊，讓飯館徹底改變面貌，使每一個進去的顧客都能一輩子忘不了它。

　　為此，他不放過每一次練功的機會。今天，他就是頂替何師傅，到鐘鼓樓那邊，去幫薛家操持婚宴的。聽說這家人備的料相當齊全，打下手的人也不會短缺，他將施展出自己的渾身解數，讓那家人及其親友吃得眉開眼笑！

　　一位正在苦惱的京劇女演員，人家卻請她去迎親。

　　────

　　愁人月色淒又冷，

　　風吹鐵馬亂人心。

　　癡心的人兒你休怨嗔，

　　比翼雙飛入夢頻。

　　願效鴻飛心意定，

　　你只要帶定了那綠綺琴──

　　澹台智珠哼唱著《卓文君》中的二黃原板轉散板，朝院門走來。喊完嗓又練了一套劍，現在她覺得聲帶鬆弛潤適，渾身關節也都舒張和諧；但隨著聚精會神喊嗓練功的階段結束，她那心底裡的一股憂鬱，卻又隨著漸次混雜的朝市之聲，絲絲縷縷地旋了上來。

　　──這《卓文君》，排得出來嗎？吳祖光先生編的《鳳求凰》，已經由別的團排出來公演了，基本上是張派的唱法。按說這參考荀先生演出本改編的《卓文君》，將融合程派和歐陽予倩演出風格的特點，與他們的演出絕不會重複，可負責劇目的副團長的態度還是那麼曖昧，同劇組的人也是七上八下，樂隊的人也不那麼積極。他們都怎麼說來著？啊，對了，有說「這玩意排出來能叫座嗎？」有說「編新不如述舊，只要有人買票，咱們就老演那幾出，不是也一樣過日子嗎？」──是呀，如今武戲、熱鬧戲最上座，《卓文君》這類文戲一般都相形見絀，何況按澹台智珠的意思，還要把韓世昌、白雲生的昆腔藝術適當地糅合進去，創造出一種她所謂的「詩意氣氛」，這樣排出來究竟票房那兒會是個什麼行情，也真難說！不過，她可不甘心總是《豆汁記》，總是《玉堂春》，總是《武家坡》；就是前一陣新排出來反應相當不錯的《木蘭從軍》，她也覺得可以先擱一擱；她渴望著在舞台上不斷有新的創造，渴望著不但對老觀眾有新啟發，而且還能吸引來一批年輕的新觀眾──難呀，難！其實她想做的不過是一個忠於藝術、忠於觀眾的演員盡自己義務的事，可在一些人的眼裡，倒好像她是想把天上的月亮當月餅吃！這「一些人」不僅團裡有，家裡也有，愛人李鎧竟也來阻攔。當然，他是出於另一番心思，可他那心思，讓澹台智珠怎麼剋化得開啊！他現在起床了嗎？因為昨晚的爭吵，他還在折磨自己嗎？──

　　快走攏院門，澹台智珠眼前猛地一亮，她瞥見了張貼在院門兩旁的字，這才想起今天是薛師傅家二小子娶媳婦的好日子。她回想起昨晚所看見的字，和現在看見的不同；今天的黃底紅框，框中還剪出精巧的喜鵲鬧梅的圖案；可見人家對今天這樁喜事的重視到了一種什麼程度──連這樣一個細節，也不斷地在加以調整。倘若他們團裡那些搞舞台美術的同志，也能有這種刻意求精的精神，那該多好哇！

　　澹台智珠進了院，到了家門。她家住在進大門往左首走的外院，屋門斜對著進裡院的垂花門。她輕輕拉開屋門，走了進去，先把木劍掛在門邊，然後對著牆上的大鏡子，卸下裹住整個頭部的鵝黃色拉毛加長圍巾，把圍巾順手搭在椅背上，伸出雙手整理著她那濃密油黑的頭髮。

　　她家住著三間南房。這當中的一間，是吃飯、會客兼她練功用的。東邊一間她跟愛人李鎧住，西邊一間是公公婆婆帶著兒子小竹和女兒小梅住。

　　她聽見西邊有咳嗽聲，忙停止擺弄頭髮，掀開花布門簾，走了進去。婆婆早些日子帶著還沒上學的小梅到大姑家去了，還沒回來。西屋裡現在只有公公和小竹。公公原是玉器行業上的鑽眼工，如今七十掛零了，自然早已退休。他同一般的老人不一樣，睡得遲，起得也不早。他有一定的文化，嗜好是戴著老花鏡，一字一句地讀章回小說，不管是古人還是今人寫的，只要是章回體的，他都愛讀。最近他在讀金寄水寫的一本《司棋》，那薄薄的一本書，他已讀了十來天，卻還只讀了不到一半。雖說讀得慢，他記得卻很真。

　　澹台智珠進去時，公公已經穿妥衣服，小竹卻還在床上擁被傻睡。

　　澹台智珠大聲問公公：「您著涼了嗎？」

　　公公又咳嗽了兩聲，擺擺手說：「不礙事。家裡存的有枇杷露，一會兒我倒出點喝，壓一壓準好。」

　　澹台智珠過去拍了拍小竹肩膀，催他起床，又扭過頭對公公說：「我這就給你們熱粥去。」她心裡想，再煎點雞蛋裹饅頭片，這頓早點總該能對付過去了。

　　公公顯然是想說點什麼，可又下不了決心。澹台智珠看出他的心思，便不好抬腳離去。

　　公公虛咳了兩聲，從枕邊拿起那本《司棋》來，對澹台智珠說：「你要排新戲，何不就拿這司棋的故事，排上一出呢？」

　　澹台智珠大聲回答：「爸，您當有個題目，就能開排嗎？頭一條，得有人寫本子，本子弄妥了，還得創腔──哪一樣是容易的？」她本來還打算列舉更多的困難，可歎了一口氣後，也就作罷。她意識到──公公想對她說的，絕對不是這關於新戲碼的事。

　　公公到底還是忍不住了，他盡可能以最和藹的語氣問：「昨兒個晚上──李鎧他──又跟你鬧彆扭啦？」

　　澹台智珠覺得血湧到了臉上。雖說公公耳朵背，到底這三間屋通著，她昨晚上跟李鎧鬧氣的事，怎麼也難隱瞞過去。她偏過頭望望坐在床上揉眼睛的小竹，強作笑顏，對公公輕描淡寫地說：「唉，我們年輕夫妻，吵幾句也是平常的事。夫妻沒有隔夜仇，您別操心！」

　　公公卻鄭重其事地宣佈：「我得叫過李鎧來訓訓！你們也都不算年輕了，總這麼窩裡頭鬧，算是怎麼回事？我們老人聽著難受事小，對孩子能有什麼好影響？就是鄰居們聽見，也怪沒臉的──唉，放著好日子不好好過，李鎧你犯的什麼渾啊！」

　　雖說公公把責備最後都坐實到李鎧身上，澹台智珠聽了心裡卻有如針刺。是啊，為什麼她和李鎧掰到了這步田地？

　　「爸，您別為我們操心。」澹台智珠垂下眼簾，忍住就要湧出的淚花，轉身往外走，一邊說，「我這就熱粥去。」

　　往常做飯基本上全由婆婆操持，婆婆不在，公公要接過這攤事去，被李鎧阻止住了。李鎧堅持要澹台智珠做，這也是他們夫妻間矛盾的一個方面。

　　澹台智珠本想往堂屋門外的廚房，可她走到堂屋門前，卻忍不住轉回身，移步到了她和李鎧住的東屋門前，她在門前愣了幾秒鐘，才推門走了進去。

　　李鎧睡在床上，頭髮亂蓬蓬的。他那顆頭彷彿特別重，把枕頭壓得沉下一個大坑，枕頭的四個角翹得老高，彷彿在為重壓而歎息。他一隻粗壯的胳膊撂在被子外面，黑黝黝的皮膚緊繃繃的，皮下的肌肉結實而富有彈性，在上臂中部，有兩個很大的牛痘疤，彷彿是嵌在皮上的兩片水蘿蔔。在他身上，散發出一股濃郁的煙草味道。

　　澹台智珠走過去，用自己那尚未疊起的被子，蓋住了李鎧的手臂。

　　望著沉睡的李鎧，以及床頭櫃上那煙缸中滿得冒尖的煙頭，澹台智珠心裡迷亂不堪。她忘記了去熱粥，一屁股坐在了床邊的軟椅上。

　　他們為什麼又鬧了這麼一場呢？為什麼這一切彷彿是不可避免的呢？

　　──昨晚演出結束，她只不過比往常稍晚了十分鐘走出劇場後門，結果，便不見來接她回家的李鎧的身影。

　　那劇場是在一個胡同裡面。昨天的戲散得本來就比較晚，加以又是冬天，觀眾們很快便煙消雲散了，同劇組的同志們也轉眼便各奔歸程，可是當她走攏「老地方」，卻頭一回不見了李鎧的身影，她呼叫、跺腳，急得乾哭，竟仍然沒有李鎧出現，只好自己一個人朝胡同外小跑，一邊跑一邊使勁擼開大衣袖子看錶──末班公共汽車已經過去，怎麼辦？難道一步步走回家去？

　　啊，有誰知道，幾十分鐘以前還在台上嬉笑歡舞的喜劇角色，現在竟是這般的淒苦孤單！

　　冷風鑽進澹台智珠的圍巾、領口、袖口，她渾身哆嗦，剎那間，她覺得平日她所看重的一切──事業、名氣、榮譽、永恆的藝術價值──等等，等等，都沒有絲毫的意義，她是這麼的不幸，生活對於她來說，究竟還有什麼樂趣、什麼吸引力？

　　──猛然間，從岔胡同裡竄出一個人影，是想攔路搶劫，還是想硬施無禮？澹台智珠幾乎就要呼救了，可她在惶急恐怖中定眼一看，那卻分明是李鎧。

　　「你──你為什麼不等我？」澹台智珠真想湊上去打他兩記耳光。

　　李鎧卻更其仇視地瞪著她，質問：「你為什麼卸完裝還不出來？」

　　澹台智珠解釋說：「我只不過跟他們說了說關於排《卓文君》的事兒──」

　　李鎧粗暴地打斷她，惡狠狠地、一瀉無餘地說：「我就知道你是盯上那個小白臉了！什麼東西！他那眼神我瞅著就不對頭，到底你們兩個還是勾上了──你怎麼不跟到他家去？」

　　澹台智珠覺得這比挨了耳光還疼，她流著眼淚，嗓子眼裡噎著一團火辣辣的惡氣，憤激地辯駁說：「你別撒瘋！你那全是沒憑沒據的瞎猜！你知道他比咱們大出一輩去，他都快當爺爺了──要不是他能演司馬相如，我連理都不願意理他──他有狐臭，你知道嗎？──你怎麼糊塗成了這樣？！」

　　──她決定不理他，自己走回家去。他還是推過來自行車，終於讓她坐到了後座上。當他馱著她騎回家時，她不得不一如既往地摟住他寬厚的後背。可是這後背頭一回讓她覺得陌生、冰冷。她該怎麼辦、怎麼辦呢？

　　回到屋子裡，他們兩人都覺得頭上的屋頂是沉重的，屋裡的一切東西──特別是床頭上那張他倆頭挨頭的十二英吋彩色結婚照，全都顯得格外令人不能忍受。

　　「──不能再這麼下去了，咱們得坐下來、坐下來、坐下來──心平氣和地好好談談了。」澹台智珠大衣也沒脫，坐到沙發上，對李鎧說。

　　李鎧直到她說夠三個「坐下來」，才坐到了床邊。他一坐下便立即開始抽煙，一根接著一根──

　　當澹台智珠當年從戲校畢業的時候，她怎想得到今天會過這樣一種生活呢？

　　她分到了一個不錯的劇團。她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員學戲。她在台上拚命地演，以至於一位評論家不得不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說：「她的素質很好，感受力也強，但還缺乏修養。她不懂得，藝術貴在含蓄，她卻總是演得太滿，須知過火與發瘟同樣令人不快──」正當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養，向蘊藉含蓄的境界努力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她作為「封資修的黑苗子」被衝擊，因為講錯了一句話，又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她覺得一切都失去了意義，失去了希望，於是，有一天她趁著看守打盹，把看守拿來擱在躺椅下的小半瓶「敵敵畏」喝了下去──她沒能死成，她經歷了昏迷、呆滯、麻木、消沉、痛苦、絕望──又漸漸回轉為冷靜、認命、無求、開通、企望──一九七七年春天，她開始重新練功，人們驚異地看到，她那一度嘶啞得驚人的嗓音，竟恢復得比當年更顯闊亮，她那似乎已然僵硬的腰身腿腳，竟復原得又可以像當年一樣地滿台撲跌；到了這一二年，連她自己也沒想到，她的號召力竟大大超過了當年，即使在最不適時的日期最不方便的場子演出，也總能賣出七成以上的戲票，這在京劇觀眾銳減的形勢下，應當說已經相當不錯了；她的戲裝照和便裝照不時出現在報刊上，電台請她錄音並講話，電視台請她錄影，唱片社為她灌制了唱片，戲迷們甚至跑到後台去請她簽名，拉她合影──還是那位評論家，發表新的評論說：「按說她的素質不算太好，感受力也未必最強，但她靠著厚積的修養，在一笑一顰之間，在一歌一吟之際，卻絲絲入扣、動人心弦地展現出了角色的內心，使我們獲得了一種形神兼備而無斧鑿痕跡的美感──」

　　倘若她的遭際僅是這樣簡單地否極泰來，那生活的滋味便太寡淡了。她在一九七三年，也就是她自殺未死的五年之後，結婚成了家。當她從戲校畢業時，她曾暗暗地對自己說：你已經嫁給了舞台，你不能重婚！那絕非一句戲言，那意味著她把藝術看得比什麼都重。但當她一九七二年以半殘廢的身心被「落實政策」到一家紐扣廠當包裝工時，她在心裡又暗暗對自己說：舞台把你甩了，你是永遠回不去了，找個丈夫，結婚吧！人家給她介紹了李鎧，一位憨厚強壯的車工。頭一回見面，她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跟他講了，李鎧的雙眼明顯地變得濕潤起來。正是望著那雙濕潤的眼睛，她萌發了對李鎧的愛情，她需要有人把她當妻子愛，她也需要愛一個具體的叫做丈夫的人。

　　──一九七六年年底，又一次「落實政策」，她回到了劇團。一九七九年春節她重登舞台，當她第一回迎著觀眾踏上紅氍毹時，真是百感交集！記得那時候李鎧的興奮與歡欣絕不亞於她自己，包括公公婆婆，也都揚眉吐氣，引以為榮。她總是演大軸戲，戲散得晚，李鎧就總到劇場後門等著她，騎自行車把她馱回家去。開始，李鎧不進後台，還僅僅是因為不好意思，後來──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澹台智珠恨自己竟沒有及早察覺，李鎧的不進後台，漸漸轉化為一種既自卑又自傲的複雜心理──

　　也許，是從那回電台編輯來家裡訪問，開始轉化的吧？

　　那位女編輯大聲地問：「您愛人是哪個行當上的？唱小生的嗎？唱鬚生的？」

　　澹台智珠告訴她：「他不是演員──」

　　那位女編輯仍舊大聲地問：「他是場面上的？司鼓？拉琴？」

　　澹台智珠便又告訴她：「他不是我這行的。」

　　該女編輯竟還要大聲地問：「他在哪個文化部門工作？」

　　澹台智珠坦然地說：「他不在文藝部門工作。他在工廠。」

　　死心眼的女編輯不知好奇心盛還是有一種猜測的癖好，竟又大聲地連問：「啊，在工廠工作？哪個工廠？工程師？技術員──」

　　結果是李鎧從裡屋走出來，板著臉對那位女編輯說：「我是車工。二級工。幹力氣活的。」

　　──如果僅僅是一種自卑感，那倒也好辦。問題是李鎧漸漸受不了澹台智珠在台上同風流小生眉目傳情、插科打諢，乃至於當場拜堂──特別是最近澹台智珠又接連換了兩個配戲的小生，並且醞釀著要排《卓文君》，李鎧非常清楚，卓文君所鍾情於司馬相如的，究竟是些什麼──

　　昨晚他倆回到屋裡的一場爭吵，已經絕非頭一回了，卻是迄今為止最激烈的一回。其實這種爭吵照例由三部曲構成。首先是雙方氣頂氣地說一些仇恨的話，而且都歸結到「乾脆離婚」這樣一個命題上；然後，便都極其不冷靜地互相追究對方的錯誤，明明對方已經解釋清楚了，也偏要硬找出「破綻」來加以推翻；當雙方都被這種既無味又無望的爭吵壓得喘不過氣來時，總有一個人，而且往往總是開頭最蠻橫最強硬的李鎧，突然崩潰下來，要求和解──昨晚也是這樣。當澹台智珠頭腦已經發木，只是固執地質問李鎧：「你為什麼這麼恨我？為什麼？」李鎧卻突然一下子撲到她面前，把她拉起來緊緊摟住，狂亂地用火燙的嘴唇親著她的臉、眼睛、額頭、鼻子和嘴，喘得像頭熊似的囈語般地說：「我愛你愛你愛你愛你愛你──如果你不愛我了，我就殺了你，然後自殺！──」澹台智珠掙扎著，拚命想推開他，不顧一切地回答說：「我不愛你，不愛不愛不愛──你殺了我吧！」而李鎧卻突然又一下子「撲通」地跪在她身前，緊緊地抱住她的雙腿，把臉埋到她大衣的下襬上，悶聲悶氣地哭泣著說：「智珠──你原諒我，原諒我原諒我──你要我怎麼著都行，可就是別離開我，別──」

　　這下澹台智珠完全清醒了。她趕忙把李鎧扶起來，緊緊地摟住他那粗壯的身軀，安慰他說：「你該有多傻！多傻！我愛你，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兒嗎？我怎麼會離開你？你為什麼想到這種事？那是不可能的，絕不可能！──」

　　於是他們上床睡覺。李鎧像一個帶著鐐銬的罪人，他每一個動作都充溢著懺悔和痛苦──澹台智珠盡力讓自己理智，她吞服了安眠藥片，並且想到：明早要照常喊嗓子練功，也要滿足李鎧的自尊心：由她來為全家做飯，以證明她在這個家庭中畢竟只是一個普通的媳婦──

　　當澹台智珠清早從外面回來，見過公公，坐到仍在沉睡的李鎧面前時，她痛苦地意識到：儘管他們又一次和好了，但那感情的創痕卻永難完全平復──而造成李鎧那種心態的外在因素，卻依然存在，並且不可逃避──

　　澹台智珠忽然聽到有一種呼喚她的聲音，她站起來，定了定神，這才聽出是裡院的薛大娘在門外叫她。

　　她趕忙走了出去，在幾秒鐘裡，把自己的神情體態調整成歡快活潑的模樣。

　　「喲，薛大娘，快進屋坐！我這正想著給您道喜去哩！」她一出門便主動對薛大娘這麼說。

　　「不啦。」薛大娘拉過她一隻手，端詳著她，無限愛慕、無限信賴地說，「智珠呀，我有個事要勞你的大駕啦！」

　　「什麼事呀？薛大娘，您儘管說吧，凡是我能做得到的──」澹台智珠爽快地應答著。

　　薛大娘先嘮叨了一番：「你看我們家今天的事兒！一大早就不順心。我們那昭英都這時候了還沒影兒！好容易托人請了個同和居的大師傅，誰知又說有病來不了，臨時支派了個愣小伙子來應付我們──紀躍他這才剛起，那西服褲子才上身，就給濺上了洗臉水，眨眼就要成家的人了，還那麼毛手毛腳沒個穩重勁兒──我急得這心都快躥到嗓子眼兒了，可我們那老頭子還不緊不慢地邁著方步，磨磨唧唧地說什麼『甭急，車到山前必有路』，你瞧瞧！──」

　　澹台智珠不得要領，只好微笑著問：「我能幫點什麼忙呀？」

　　薛大娘一手握著澹台智珠的右手，一手拍著她那隻手的手背，誠心誠意地說：「智珠呀，你是個『全可人』，上有老，下有小，你們夫妻和美，兒女雙全，你又大難不死，越唱越紅──今天我們昭英迎親去，想請你也陪著辛苦一趟──」

　　沒等薛大娘說完，澹台智珠便乾脆利落地答應說：「那有什麼說的！什麼時候去，您讓昭英來招呼我，我是一定拾掇得乾乾淨淨，打扮得喜氣洋洋，給您把新媳婦妥妥當當地接進新房！」

　　薛大娘滿意地轉身去了。澹台智珠這才猛然想起，昨天散戲以後，她約了樂隊的幾個同事來家吃午飯，昨晚上那麼一鬧，竟使她把這檔子事忘記了。她可該怎麼辦啊？怎麼跟睡醒覺的李鎧宣佈這件事，懇求他不要當著那些人暴露出他們的矛盾？家裡肉也沒有，菜也不夠，可怎麼著手準備？原本這工夫若趕緊去地安門菜市場採購還來得及，可又剛答應了薛大娘要去迎親，說不定沒多會兒人家就來叫自己出發，這可怎麼是好？即便打發小竹去採購吧，那公公和李鎧難道能備出一餐像樣的客飯來？──唉，生活啊，你為什麼充滿了這麼多的煩憂？自己的生活，又為什麼常常被別人的生活插進來搞亂？

　　澹台智珠呆立在大鏡子前，一籌莫展。

　　一位局長住在北房，他家沒有自用廁所。

　　────

　　門洞裡很黑。好幾家都把用不著的傢俱堆放在門洞兩邊，連頂棚上也掛得有誰家坐破了可還捨不得扔的舊籐椅，這就讓小院的這個「咽喉地帶」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味道。

　　張秀藻端著盛炸油餅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籮，在門洞裡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為什麼一手拿著斜放著小刷子的糨糊碗，另一手提著兩張大紙，他是要張貼什麼呢？

　　瞬間，張秀藻只覺得自己喉頭發澀，心臟的跳動明顯地失去了均勻。已經有好幾個月了，她嚴厲地命令自己，倘若「狹路相逢」，見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揚起下巴，淡然地點一下頭，然後不動聲色地擦身而過。但因為她家住在裡院最後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卻住在過了這門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華大學水利系上學，只有星期天才回來（有時連星期天也不回來），所以，她實踐這種自我命令的機會，這幾個月裡也僅僅三次而已──現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當她揚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點頭時，荀磊卻笑吟吟地、熱情地對她說：「你能幫幫我嗎？」

　　顯然，荀磊是要她幫著去張貼那樣東西。荀磊的這一句問話，使張秀藻積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頓然動搖。在相視沉默的兩秒鐘裡，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裡充滿著純潔、真摯而又善良、聰慧的光芒──這眼光對她來說真是勾魂攝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處的生活環境裡，像荀磊這種年齡的小伙子們，確實還沒有哪一個具有這樣兩扇使她覺得格外可欽可愛的「心靈窗戶」。難道她可以面對著這樣的兩扇窗戶，冷淡地說出拒絕的話麼？

　　張秀藻的嘴唇抖動著，幾乎就要吐出「好吧」兩個字了，荀磊卻快活地笑著道歉說：「啊，對不起！瞧我──你還拿著早點呢！快給家裡送去吧，我一個人也能貼──」

　　張秀藻簡直傷心極了。她手裡為什麼要捧著那麼個小笸籮呢？荀磊剛才為什麼沒看見它，而現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難道她不能把小笸籮暫時放到大門邊的石座上嗎？那石座子上原來有一對小獅子，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被胡同裡的「紅衛兵」極其艱苦地用鑿子鑿掉了──是的，她或許就應當那麼做，去幫助荀磊一起貼他手裡拿的東西──可是荀磊現在卻歉然地對她笑著，放棄了他原來的請求，並且斜過了身子，紳士風度十足地給她讓路──

　　張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揚起下巴，以再明顯不過的冷淡姿態，朝荀磊輕輕一點頭，斜趄著身子穿過了門洞──

　　如果她的心裡繃著一百條弦，那麼現在每一條弦都在顫動著，而且並非和諧的顫動──她想立刻尋找一個角落，坐下來，用雙手捧住腮，一個人靜靜地安撫自己的心弦，使它們重歸於和諧──

　　但她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剛進垂花門，那薛師傅家為辦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觸目驚心地撲進她的眼睛。固然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見到了，剛才出院去買早點時也經過了它的旁邊，但那些時候它還沒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樣了，薛師傅正彎著腰在苫布棚外生一個煤球爐──顯然，今天他們需要不止一個火──苫布棚裡正傳出緊張的剁肉的聲音，並且飄出了一種混雜的令她氣悶的氣味──

　　也不知怎麼，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滿臉客氣地問：「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門哇？」

　　張秀藻沒有心思對薛大娘笑，但她父母從小就給予了她那樣的教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使主動來搭話的人掃興，她便強顏歡笑地對薛大娘說：「是呀，吃完這早點，估計送他去飛機場的汽車也就該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事，您儘管說！」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級雜拌糖撒到了張秀藻手裡的小笸籮中，誠心誠意地說：「你爸你媽都有公事，我們紀躍就不去打攪他們啦。這點糖，意思意思吧──」

　　張秀藻趕緊說：「謝謝啦！喲，這糖挺高級呀，您給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聲地說：「唉，過幾年你還我們的時候，不得更高級呀！咱們先說在頭裡──到時候你就給這麼點兒，我們還不幹呢！」

　　張秀藻實在笑不出來了。薛大娘當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動著。她辦事的時候？她跟誰去辦事呢？

　　「瞧您說的！」張秀藻勉強地應付著。

　　薛大娘沒有看出她的心思，笑著轉身朝別處去了。張秀藻趕緊朝家裡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邊，坐下來，一個人待著──

　　但是她回到家裡，仍然不能實現她的願望。

　　張秀藻家住著這個四合院盡裡邊的三間大北房。房外有相當寬闊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廚房。她父親張奇林今年五十五歲，解放前上大學時參加了地下黨，一九四八年從北平到了解放區；一九四九年隨著解放軍進了城，後來被安排到國務院一個部裡工作，先當副科長、科長，「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處長；「文化大革命」中部長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長的「黑爪牙」，也受到衝擊，下放到幹校養了六年豬；粉碎「四人幫」後回到原機關，被任命為處長，前不久又被提升為一個局的正局長。一九七七年他們全家從幹校回北京時，因為原來的宿舍早已被別人佔了，住了很長時間的招待所，直到一九七九年機關行政處才把他家安排到了這個院裡。據行政處處長老傅說，他費了老大的勁，繞了好幾個彎兒，才用屬於他們機關的四間較小的平房，從房管部門手裡倒換出了這麼三間大北房。他們剛住進去時，也真滿意。張秀藻的一個哥哥一個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張奇林夫婦和張秀藻三個人，三間合起來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細灰頂、花磚地大北房，他們住著當然寬鬆舒適。回想起在幹校時，先是三人分別編在不同連隊住集體宿舍，十八個人一間屋子，開始幾個月睡的還是地鋪；後來雖然准許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間很小的簡易平房，跟今天的情況比較起來，那真是一個地下，一個天上了。

　　但住了一陣以後，便感覺到這住房有個極大的缺陷──沒有自家專用的廁所。要上廁所，還得出院子去上斜對過的公廁。行政處及時地給他們家安裝了電話，引進了自來水管，也一直打算給他們修個專用廁所，但勘察了一番以後，發現從他們屋裡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難順利地安裝出一條通向胡同外暗溝的排糞管道，這事便擱置起來了。於是乎從去年起，張秀藻的媽媽向老傅提出了換住新居民區單元房的要求。老傅手裡也確實掌握著一些統建分下來的這種住房，加以今年張奇林升為正局長，老傅來看望時，更明確表示：下一批統建統分房下來，一定馬上給他們換上兩套兩間的單元──當然，格局層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對這件事，張奇林的態度是無可無不可。張秀藻的媽媽於詠芝卻越來越急迫。她是個醫生，院裡人都管她叫余大夫。她近來常向張奇林提起搬家的事。頭天晚上，張秀藻從西郊回來，吃完晚飯，一家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新聞，當螢光幕上出現了新住宅區的景象時，余大夫忍不住又提起這事說：「老傅也不知道說話算不算數。」

　　張奇林笑笑說：「他對我說話一向算數。不過，依我想，我們換個三間的單元也就可以了。」

　　余大夫不以為然：「局級幹部配備四間，這是規定嘛。」

　　張奇林仍然笑笑說：「土規定。」

　　余大夫爭辯了：「這規定不算過分嘛。你們局除了你，有幾個局級幹部沒住上四間？」

　　張奇林並非爭論，而是發表感想說：「平房好啊。我們這平房比樓房住著舒服。」

　　余大夫點出主題：「可廁所呢？天天上公共廁所，多不衛生！」

　　張奇林仍舊微笑著：「院裡的老住戶，一向就這麼上廁所，我看他們都比咱們結實啊！」

　　余大夫有點急了：「那麼說，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沒有廁所不說，洗澡也不方便啊！」

　　張奇林全身鬆弛地倚在沙發上，眼睛望著電視螢幕，還是不緊不慢地說：「幹校的公共廁所多簡陋，我們不是照樣過了六年了嗎？至於洗澡──」

　　余大夫不等他說完，便欠起身子來，急躁地說：「話怎麼能這麼說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嗎？現在洗澡堂晚上都權充旅店，淨是些跑單幫的買賣人在那兒過夜，他們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臥榻上，誰顧得上殺滅？他們剛走，澡堂就開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們女部情況還好一點，據說男部簡直不像樣子！」

　　張奇林一邊聽著一邊微微點頭，表示並不反對她的議論。但忽然笑容變得更明顯了，他想起了頭年夏天的一個小鏡頭：晚上他去廁所小便，還沒走進去就聽見嘩嘩的水響，進去一看，原來薛家老大光著身子，從廁所的水龍頭那兒接出根皮管子來，在給自己沖澡──看到這情景他感觸很多，覺得自己真該更努力地工作，來更快地改善北京廣大市民的生活條件──雖然他的工作只能間接地起到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動著薛家老大那結實的身軀，以及那濕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對愛人說：「上公共廁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總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接觸群眾、接觸社會。關起單元門來自己什麼都解決了，好處再多，也總還有一個弊病，容易脫離群眾、脫離社會。」

　　余大夫搖頭說：「你以為你住進單元房，電話鈴響的次數就會減少嗎？敲門的就會減少嗎？而且到那兒找你也許更方便，你瞧著吧，甭說茶葉，光開水我們也供應不上的！」

　　張奇林點頭，同意她的估計，但解釋說：「我說的接觸群眾、接觸社會，主要不是指接觸本單位的群眾，處理本單位的事情，而是說接觸像咱們院裡的這些鄰居，接觸咱們鐘鼓樓這一帶的社會。這雖然同我們的工作沒有直接關係，可接觸一下和完全不接觸，到底不一樣啊。它至少可以豐富我們的見聞，豐富我們的思想，促使我們不是從一點上，也不是從一條線、一個平面上觀察、考慮問題，而是立體地去觀察、考慮問題──」

　　余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發背上，這次是她微微點頭了。張秀藻在一旁聽到這兒，才插話說：「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來電話，讓咱們搬到單元樓去，咱們該怎麼辦呢？」

　　張奇林笑笑說：「那就搬過去吧。」

　　張秀藻忍不住問：「咦，那您剛才說的接觸群眾、接觸社會的問題，可怎麼解決呀？」

　　張奇林坦然地說：「關鍵畢竟還不是住在哪兒。關鍵是自己本身要有這個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這兒來串門，二是可以在那裡結識新的鄰居、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嘛！」

　　全家的認識漸趨統一，大家心情都舒暢起來，只是余大夫還忍不住對張奇林說：「你說是這麼說，到時候你忙個手腳朝天，哪還有回這兒來串門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兒也結識不了幾個新鄰居！」

　　電視機前的這場談話，很能代表張秀藻他們家的家庭氣氛。這種家庭氣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張奇林的手中。他總是那麼冷靜、理智，卻又不讓人感到過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衝擊最厲害的時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態上沒有露出一點驚慌失措。張秀藻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她才七歲，不懂得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她和媽媽，還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個廣場上去參加批鬥會，先是揪出部長和一些副部長、局長、副局長來，然後就揪「黑爪牙」，裡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場面嚇壞了，因為每個「黑幫」都被剃了光頭、掛上了大黑牌，並被「噴氣式」地撅著。像她爸爸那樣的「黑爪牙」，當晚還是許可回家的。媽媽見他回來，光流眼淚，不敢多說話。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劃清界限」，搬到學校住去了。這天晚上樓裡發生了大騷動，有個被揪的「黑爪牙」想不開，自殺了。第二天爸爸去部裡以前，全樓已經都知道了這自殺的事。媽媽望著爸爸，驚怕擔憂得以至於哆嗦起來。爸爸卻冷靜地對媽媽宣佈說：「我不會。」只有那麼三個字──張秀藻至今回憶起來，那神態語音還清清楚楚。接著，他問張秀藻：「你還有多少塊糖？」張秀藻那時有個糖罐，她便打開蓋子，數了數說：「二十六塊。」爸爸彎下腰，摸著她的頭說：「這糖，都留給爸爸吃吧。一天一塊。」張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說：「幹嗎一塊？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塊都行。吃完了，咱們再買呀！」媽媽聽著只是擦眼淚，爸爸卻冷靜到極點地說：「咱們家以後沒錢買糖了。這糖給我留著。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來了你餵我。一天一塊都太浪費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紙全剝了，扔了，把每塊糖全用小刀切成兩半。這樣，我就能一個半月裡全有糖吃了。」說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來，俯首讓張秀藻欠起腳，餵他那半塊糖吃──他沒有自殺，沒有神經錯亂，沒有沮喪，沒有妥協。等這一切都成為過去，當他們搬進這三間北房以後，當二十英吋的日立牌彩色電視機運到的頭一天，他們全家──不止三口，因為哥哥、嫂子正巧回來探親──坐在電視機前的沙發上，當電視中恰好出現了糖果的畫面時，張秀藻不由得引動爸爸去回憶：「爸，您還記得那時候，您白天挨鬥，晚上回來，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嗎？」媽媽一聽這話眼睛就紅了，哥哥嫂嫂都望著爸爸，只等他開口；爸爸卻不動聲色地呷了一口茶，問張秀藻：「你把今天的晚報給弄到哪兒去了？」──

　　張秀藻的爸爸張奇林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說實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內心裡究竟都裝著些什麼？同樣，張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兒，特別是今天的女兒。

　　一個女大學生的單相思，那小伙子確實可愛。

　　────

　　話說張秀藻這天早晨捧著小竹笸籮，把買來的早點送進了家門，她因為在門洞裡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亂，滿心滿意想把早點往桌上一擱，推說自己在早點鋪裡吃過了，便到左邊自己的屋裡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誰知她剛進屋，媽媽就告訴她：「剛來了電話──今天飛往法蘭克福的班機推遲到下午四點鐘起飛，你爸上午不走了。」而爸爸則已經脫去了原來穿妥的出國服裝，換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飯桌旁說：「秀藻呀，你一會兒沒事吧？吃完早點，你來幫我整理一下書櫥吧──兩年沒整理過了，今天上午倒是個意外的機會。」

　　張秀藻真想托辭拒絕，比如說自己不舒服，或者說學校裡留的作業還沒弄完，但多年來父母對她的教養，使她難以撒出哪怕是這樣一種謊來。而她又絕不能說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飯桌旁，接過媽媽遞過的熱粥，點了點頭。

　　整理書櫥！為什麼偏偏是整理書櫥？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實的書櫥前，她頭一回見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她從西郊回來，剛進屋，就聽見爸爸在喚她。她走進爸爸媽媽的那間屋，頭一眼就看見了一個清俊的小伙子，站在了爸爸的書櫥前，手裡捧著一本英文書，正翻著。

　　爸爸從旁介紹說：「秀藻，這就是咱們院的傳奇人物──荀磊啊！」

　　荀磊這時把眼睛從書上移開，抬起來徑直望著張秀藻。張秀藻吃驚了──這雙眼睛為什麼這樣熟悉，又這樣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僅在這個小院裡算得上是個傳奇人物，在鐘鼓樓一帶，乃至在整個北京市，也算得是傳奇人物吧？

　　他比張秀藻大兩歲，一九六○年生人。一九六○年是什麼歲月？「大躍進」帶來的惡果不僅使農村裡餓死了人，也給城市裡的居民帶來了物質生活的大匱乏。那時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負擔最重的時候：他奶奶還活著，要贍養；他媽媽所在的街道工廠緊縮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婦女，而他的兩個姐姐當時還小。荀磊的爸爸荀興旺師傅一個人要養活五個人。那時候荀師傅只有三十多歲，正身強力壯，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夠，因此上班幹活時，當中總得停下幾次，好把腰帶多扣緊一個眼兒。當時全家都寵著荀磊，但畢竟營養不良，他都一歲半了，還不怎麼會說話，而且頭顱顯得過大，囟門長久發軟──

　　正像鐘鼓樓下流行過的順口溜所說的那樣，荀磊那茬人是「生出來就挨餓，一上學就停課，出校門就插隊，回了城沒工作。」咱們黨的幾次失誤和轉折後的困難時期，恰好發生在他們個人命運的幾個關鍵時刻，這一事實也毋庸諱言。與這樣的命運抗爭，克服客觀因素帶來的缺陷，發揮出主觀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但荀師傅指導著他所有的孩子，特別是荀磊，這樣去做了。不管社會上如何亂，他要求他的孩子學文化、「懂人事」、「不許出去瞎起哄」。在小學裡，荀磊成了亂哄哄的教室中少數能認真聽講的學生。當他下課後居然拿著課本，站到老師面前，眨著一雙明亮的眼睛，有禮貌地提出幾個沒弄懂的問題，要老師解答時，老師心裡一陣酸楚，一陣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問題，還誠心誠意地給他補充了一些知識──那都是當時被從教學內容中粗暴刪刈掉的。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上初中時，學校裡的文化課幾起幾落，不過總算設置了英語課，那英語教師據說有歷史問題，飽受過一番衝擊，讓他重執教鞭不過是「控制使用」，所以他站到講台上時真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市民的子弟們有幾個學得下英語的？教了半學期，默寫二十六個字母竟還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語課他最後簡直是閉著眼睛教了──下頭像茶館一樣，幾個連本國語也不要學的學生爽性在教室後頭打起撲克牌來──而就在這樣的混亂當中，他發現總有一個聲音跟著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從最貧瘠的知識土壤中，貪婪地吮吸著所能獲得的每一點每一滴營養──

　　據薛大娘他們回憶，在那幾年裡，院裡頭好像就沒有荀磊這麼個孩子似的。他一下學便坐在他家所在的那個小偏院裡唸書，偶爾提個水桶到公共自來水管那兒接水，臉兒白白淨淨的，見人羞怯地笑著打招呼，懂禮得讓人反倒覺得他古怪。又據澹台智珠回憶，有一回她不知為什麼事去找荀師傅的愛人荀大嫂──那時她淪落到紐扣廠，大約是家裡爐火滅了去借塊發火煤──進了他家小院，便看見荀磊坐在小板凳上聚精會神地讀著什麼，她俯身一細看，發現荀磊讀的竟是一疊過了時的檯曆，她不免問他哪兒找來的這種東西？荀磊臉兒漲得通紅，像希望能「坦白從寬」似的說：「珠阿姨，是胡同裡揀廢紙的胡爺爺給我的──人家扔了不要的。」她從荀磊手裡抽出幾張來一看，原來那是頭年用過的檯曆，每篇底下都有一點文字，或者引點語錄、諺語，或者有點歷史、地理知識，或者有點人物介紹，現在回憶起來，那些文字編得都很不精當，很粗糙，而且整體受著當時極「左」路線的制約，可荀磊在實在找不到書讀時，他就連那用過的檯曆也視為珍寶，用心地揣摩──澹台智珠因而深深地感動，她內心裡萌動著的重新喊嗓、練功的念頭，被這偶然的接觸激發起來──倘若連石縫中的小草也在這樣頑強地伸展自己的身軀，那麼，已經開過花的小樹，難道就甘心在寒霜侵襲中凋敝嗎？

　　如今常有人問荀師傅：「您是怎麼教育小磊子的？」他說不出來。真覺得沒得說。也常有人問荀磊：「你爸爸是怎麼把你教育成這樣的？」他也說不出來。真覺得無從說起。一切似乎都是無形的。當然也有令他難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說嗎？比如，大約是一九六九年吧，爸爸帶他到廠裡的淋浴室洗澡。當時，爸爸同車間的一位師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戲謔地用粗大的手指擰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於本能，聲音尖銳地罵出了兩句話：「你媽X！砸爛你狗頭！」那師傅尷尬地笑著，荀師傅卻過來關掉了荀磊頭上的噴頭，繃著臉，訓斥荀磊說：「你說什麼來著？你聽著：任何時候也不准罵人！更不許學那些瞎胡鬧的髒話！」並命令他：「給你大爺說『對不起』！」荀磊低著頭，嘴唇緊抿著，成了一道線，半天不言語。那師傅忙把他那噴頭也停了，笑著說：「老荀，你也真是，這年頭大姑娘都罵街，誰不說兩句『砸爛』、『油炸』、『清蒸』？算了算了算了！」誰知荀師傅竟氣得臉色鐵青，厚厚的胸脯繃得像兩塊鑄鐵，甕聲甕氣地宣佈：「我不管它什麼年頭，我的兒子就得正正經經像個人樣！」荀磊抬眼望著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莊時，作為一個最普通的士兵掛上的彩──鎖骨邊上一處，腰上一處，他小小的心靈忽然像被電擊了一般戰慄起來，於是他大聲地向那師傅說：「大爺，我不對，我錯了！」那師傅聽了他這話，看著他父子那情景，猛地轉過身去，擰開了噴頭，讓噴瀉的熱水，掩蓋住就要湧出的熱淚──

　　一九七六年荀磊升人了高中，他要求父親給他買個袖珍半導體收音機，荀師傅毫不猶豫地給了他錢，讓他去買。想到這孩子多年來從未跟家長要過買冰棍的錢，荀師傅心裡不知怎的有點難過。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機聽英語廣播。同學們都覺得他很滑稽：「小磊子想吃天鵝肉呢！吃外語飯，進外事部門，頭一條得有門子！就憑他那爹媽──哈！」這話後來竟至於當著荀磊的面說，荀磊只是安詳地微笑著，他真的是嚮往什麼外事部門嗎？其實他連哪些部門算外事部門也不甚了了。他只不過是覺得在那種氣氛下，惟有這英語廣播講座還聽得下去，況且，他牢牢記住了爸爸有一天講的話：「技不壓身。」

　　一九七八年，高中畢業前夕，某外事部門在北京幾個區的中學裡招收培訓人員，條件之一是必須具有優異的外語成績。學校的那位英語教師竭力推薦荀磊應考。英語教師的「歷史問題」那時已經澄清，他只不過是一九四八年去台灣中學教過半年書，絕不是什麼壞人。他到哪兒都是教中學，教英語，說他以此謀生也好，說他以此服務於社會也好，總之對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讓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給荀磊輔導；當荀磊進了考場時，他在那大門外背著手焦躁地踱來踱去，以至於別人以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憶出全部考題和自己的答法，老師拿筆的手顫抖著，給他預測得分──他能得八十四分。老師說，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錄取線之上了。

　　但消息不斷傳來。許許多多的人──不僅考生本人，還有他們的家長及其親友──利用各種從最原始到最現代化的手段，湧向這個部門的「後門」：請客送禮、以位易位（你給我安排一個，我給你安排一個）、熱線要挾、秘書傳話──乃至坐著小轎車來「御駕親征」、拿著「尚方寶劍」（某大人物開的條子）來當場「宣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門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後門」仍然堵不死，一個又一個考得相當差乃至根本沒參加考試的人獲得了「錄取通知」。後來有人給報社寫了信，信登在了「讀者來信」欄，加上了很嚴厲的「編者按」。老師和荀磊捧讀那張報紙時的心情，可想而知。

　　這場招考據說以「後門進入率七十四％」收場。總算不是百分之一百。完全沒有後門，沒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勞動群眾的考入者，據說只有荀磊一個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試得了八十七分，老師還給少算了三分。第二名是六十四分，他這個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達二十三分！連參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員後來也說：「如果我們連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沒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這批青年人在國內培訓了一年，後來便送到英國學習。荀磊一直保持著第一名的位置，並且總是把第二名甩開相當一段距離。連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說他有一種「語言天才」，並且有人歸結為「遺傳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聽著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鐘聲，荀磊回想起九歲時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淚水湧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進了咽喉。他的靈魂顫動著，他感到從來沒有這樣強烈地愛過自己的祖國──那是具體已極的、實實在在的祖國，有塵土飛揚的小胡同，古老的、頂脊上長著枯草的鐘鼓樓，四合院黑糊糊的門洞，門洞頂上掛著一對舊籐椅，鎖骨下和腰上有著槍傷的爸爸，愛做雞蛋炸醬麵給大家吃的媽媽，善良的安心於服務工作的姐姐們，以及那些可愛的鄰居，從珠阿姨家傳出來的胡琴聲和咿呀的西皮流水腔，還有英語老師那似乎總是吃驚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來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為祖國做一個正正經經的、有切實貢獻的人──

　　在英國的學業結束了。同伴們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飛機回國，因為回去後將有另一場戰鬥──爭取分配到一個可心的下屬部門，從事可意的具體工作。荀磊卻取得大使館同意，乘火車回國。他渡過了英吉利海峽，穿越了整個歐洲，並且橫切過整個蘇聯，經過了西伯利亞，歷時半月，終於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鐘鼓樓附近的這條胡同，這個古老的四合院──他發現這裡一切似乎都沒有變化，門洞裡依舊掛著那一對舊籐椅，院中樗樹（臭椿）上的蟬鳴還是那麼一種聲調，公共自來水管水擊桶底的聲音也還是那麼琮有韻──可是畢竟也有比較顯著的變化，原來裡院北房換了一家姓張的來住，據說是位局長，有好幾大櫥的書，其中還有不少英文書。於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體工作的那段時間裡，跑去借書看──

　　張秀藻在自家的書櫥前，頭一回見到荀磊後，不知為什麼，第二天總忍不住同爸爸媽媽議論他。媽媽說：「是個奇蹟。他那麼個家庭，又碰上這麼個年月，居然能自學外語成才，說出去人家怕都不信──不過，他這事也許不適於宣傳吧？牽扯我們的陰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卻另有見解：「是牽扯不少陰暗面，而且是大陰暗面，『窮躍進』啦，『停課鬧革命』啦，『知識越多越反動』啦，走『後門』啦，幹部子弟特殊化啦──可小磊子成才的經歷本身，也就說明我們這個社會還有足以戰勝陰暗面的光明力量，這個力量有時也許是零散的、不起眼的、無形的──可它到底還是有勝利的時候──」張秀藻對爸爸媽媽這種一本正經的議論並不怎麼感興趣，她發表感想說：「多聰敏呀──不坐飛機，而是坐火車回來；火車車窗提供給他的，不知要比飛機舷窗能提供給他的，超過多少倍！何況他們去的時候，已經坐過了飛機──他說他記了一本《乘火車回國日記》，真想向他借來看看！」爸爸媽媽都說：「那你就去借吧！」

　　第二個星期日，她便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給了她。她當晚便讀了。後來又帶到學校，每晚偷偷重讀一部分。她驚訝地發現，雖然他們以前並不認識，而且各自的生活經歷也有那麼多的差別，可他們對生活的看法，卻有著那麼多相通的地方──她把那本日記壓在枕下，頭一次體驗到失眠的滋味，一顆少女的心，在胸腔裡被愛慕和嚮往煎熬著──

　　又一個星期日，她去荀磊家還那本日記，發現荀磊的小屋裡還有另一個人，那是一位同她年齡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額頭（北京叫「錛兒頭」），深深的眼窩，油黑的大眼仁，鮮紅的厚嘴唇，個子不高，體態輕盈，頭上梳著時下已經不多見的短辮，穿著一件質地、樣式一看就不同於國貨的襯衫；頭一眼望去，張秀藻心裡本能的反應是：啊，華僑，要麼外籍華人，他們搞外事活動的人，所以有這種人來往──可稍一冷靜，她就看出那少女同荀磊的關係很不一般，同時心裡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經分了具體工作，也不會把工作對象引到家裡來啊──

　　「我來給介紹一下，這位是我的朋友馮婉姝，這位是我的鄰居張秀藻。」分明是荀磊的聲音，響在了耳邊。

　　張秀藻同馮婉姝的手握到了一起。當雙方把手鬆開以後，張秀藻覺得腳下的地在往下陷，而頭上的屋頂變成了一股煙。她知道一切都絕望了：她僅僅是鄰居，而人家才是朋友！

　　張秀藻心海裡波濤翻湧，張奇林竟然一點也沒有發覺。他讓她幫著整理書櫥。在這樣一個清晨，當她走進右邊屋裡時，怎能不勾起她頭一回見到荀磊的回憶，那是怎樣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觸的圖畫啊：荀磊就站在那個位置，手裡正翻著一本英文書，而窗外的陽光，正斜射進來，鋪到了他的肩頭──

　　「秀藻，你怎麼了？不舒服嗎？」媽媽看出來點苗頭。但她僅僅是從生理的角度進行觀察。

　　「不，沒有。沒。」張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書櫥前，鎮靜地問爸爸：「咱們從哪邊開始？」

第二章　辰（上午七時至九時）

　　一位令人厭煩的熱心人。

　　────

　　「喲，你們這味兒可不對呀！」

　　隨著聲音，一個人走進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純正在弄涼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聽這話音，心裡頭就「咯登」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頭也不回，一邊使勁用鍋鏟翻米，一邊敷衍地招呼著：「他詹姨起來啦？」

　　被叫做「他詹姨」的，是一位四十八歲的婦女，名叫詹麗穎，住在這個四合院裡院的兩間東屋裡，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對屋。她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過那麼多不公正的打擊，乃至於一般人難以忍受的懲罰──可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同情她的人總是不多。為什麼呢？──

　　按說人家薛家辦喜事，薛大娘又是個相當講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邊去，頭一句話無論如何不該是「你們這味兒可不對」，可詹麗穎想不到這一點。她絕對是善意的，並且，願意以一切方式來幫忙操弄，可她就那麼個做派──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個懶覺，剛剛起床，洗了臉，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頭。也許因為心情特別好的緣故吧，她的嗅覺似乎比任何時候都靈敏──聞出對過的炒米似乎散發出了燒焦的氣味，便立即跑過去，仍舊用梳子梳著頭，甩著嗓門建議說：「快往裡頭灑點醋！快呀！」

　　正拌涼菜的路喜純，瞟了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過他搞不清薛家同這位詹姨的關係，所以，一時便沒有張嘴發話。

　　薛大娘被詹麗穎的幾嗓子弄得慌了手腳。詹麗穎光咋呼還不算，還把頭直伸到鍋上來嗅，一邊嗅還一邊繼續梳她的頭髮，薛大娘厭惡得恨不能用鍋鏟敲她兩下──她那頭屑不知掉進了鍋裡多少，有這麼管閒事的嗎？

　　詹麗穎卻一點沒有覺察出別人對她的厭惡──她一生就吃虧在總不能及時體察出這一點，而及時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頭髮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開瓶蓋就要往鍋裡倒醋。

　　「別倒別倒，」路喜純不得不站過來干預了，他從詹麗穎手裡奪過醋瓶子，解釋說，「倒醋可解不了這味兒。等一會兒進鍋蒸的時候，拌一點兒辣椒末、灑一點兒酒，味兒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為把醋瓶子這麼一奪，對方非生氣不可，誰知那詹姨跟他臉對臉以後，卻忽然瞪圓眼睛，嘻開嘴巴，滿面笑容地驚呼起來：「咦，你不是嵇志滿教過的那個學生嗎？」

　　路喜純倒給她弄得一愣。冷靜地一想，對了，在嵇老師宿舍裡，見過這位婦女。原來她也住在這個院裡。嵇老師那麼個穩穩當當的人，怎麼會有這麼個咋咋呼呼的朋友呢？何況還是個女的！

　　薛大娘見詹姨同這位請來掌勺的小師傅拉上了近乎，心裡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著鍋邊，提醒著詹麗穎不要礙別人的事。詹麗穎卻渾然不覺，甩著嗓門同路喜純問答了幾句以後，才彷彿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逕自跑回自家屋裡去了。

　　「你們怎麼認識的？」詹麗穎那邊合上了門，薛大娘便問路喜純。

　　「咳，就見過一回。您這街坊可真夠各的！」路喜純可不覺得認識這位詹姨光彩。

　　「她呀，怎麼說呢？真不招人喜歡，」薛大娘忍不住壓低聲音對路喜純說，「她當過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當中，儘管新政策幾乎已經給當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還是覺得戴過「右派」帽子是樁丟人的事。路喜純卻一聽「她當過右派」，反而對這位詹姨生出了幾分敬重。近年來的小說、電影、電視劇等文藝作品當中所出現的「右派」形象，幾乎都是些品質高尚、才學超群的人物，因此給了路喜純這一茬人這樣的感受──戴過「右派」帽子，實在是一樁光榮的事。這位詹姨，別看咋咋呼呼的，說不定倒是個女中豪傑呢！難怪嵇老師肯同她交朋友──

　　詹麗穎的確當過「右派」。她究竟是怎麼個情況呢？是像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間那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時刻企盼著台灣的蔣介石「反攻大陸」嗎？是像「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那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同「走資派」勾結在一起，對抗過「革命造反派」對「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衝擊嗎？抑或是像一九七七年某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躲在陰暗的角落裡，操縱著名為「革命造反派」實為「四人幫」的爪牙們，向被誣為「走資派」而實際上是革命的老幹部奪權嗎？要不，就像近年來那些文藝作品所寫的那樣，曾經為捍衛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擊，但在人民群眾的關懷和支持下經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難，終於使那顆忠於革命、摯愛祖國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認和景仰嗎？

　　她全然不是那麼個情況。

　　「反右」期間，她已從大學畢業，分到了設計院當技術員。她的專業水平在設計院中至少屬於中上之列，工作態度總的來說也無可挑剔，然而她這人的性格實在不討人喜歡。

　　她啞嗓子、大嗓門，說話驚驚咋咋。這倒罷了，頭一條她最愛誇張，什麼事情經她嘴裡一說，不誇張十倍以上絕不罷休。比如她就曾經在設計院的工休時間甩著嗓門大聲宣佈：「嘿，知道嗎？黨委辦公室新來了個副主任，是位部長夫人，個子那個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樹皮』，北京土話叫『地出溜』──」即使真是這樣，她這種談吐也是不禮貌的表現，更何況當人們都看到這位副主任以後，發現人家只不過是個子稍矮而已，體態還是自成比例的，並且也並非部長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長的夫人。你想當同志們再聽詹麗穎報導類似消息時，能不懷疑嗎？當他們耳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詹麗穎的這種聒噪時，能不厭煩嗎？

　　再一條她不懂得理解別人、體貼別人。固然她從未有意去傷害過別人，但她說出的話，總在無意之間讓別人難以忍受。她會沒心沒肺地對一位為自己發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聲地宣佈：「喲，你又長膘啦？你愛人淨弄什麼好的給你吃，把你揣得這麼肥啊？」這還不算什麼，人家剛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卻把這檔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電影，還是部外國喜劇片，人家說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著人家肩膀說：「裝什麼假正經喲！誰不想開開心，樂一樂？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臉來；她恍然以後，也並不道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纏另一位去了。在這類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連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條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來，不僅跟爭吵的對象鬧個天翻地覆，去從中勸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邊維護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認，有時反而把那本是向著她的人，激怒得成為了她最主要的爭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飯，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員爭吵了起來。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裡有條青蟲，嚴詞批評了食堂，要求給她另盛別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員只把她碗中的青蟲挑出去完事，強詞奪理地為食堂辯護──這時那位曾被她譏為「三寸丁谷樹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隊排在她後面，為了支持她對食堂的批評，便站攏售菜的窗口，對那位炊事員說：「小詹的批評雖然態度急躁了一點，可你們食堂的工作確實──」話沒說完，反倒被詹麗穎氣呼呼地截斷了：「我態度急躁？我倒犯錯誤了？我就該心平氣和地把那條蟲子吞進肚子去嗎？他們熬出一鍋蟲子你們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條蟲子要盛在你碗裡，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開始還耐心地對她說：「小詹同志，你冷靜一點嘛。你對食堂的批評，我是支持的嘛──」可詹麗穎居然又截斷了她的話，又氣勢洶洶地發洩了一通火氣，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臉紅氣粗起來：「詹麗穎同志，我們飯後再談好不好？後面的同志還等著打菜呢！」詹麗穎竟把搪瓷碗裡的菜往地上一潑，氣沖沖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觀者們對她是怎麼個印象，她連想也沒想。

　　「反右」運動起來了。她難免有些按當時的標準衡量算是錯誤的言論，這些言論屬於可劃「右派」可不劃「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屬於「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據她出身並不算壞和她工作中表現尚屬努力，撤下一個砝碼，她便偏到了「不劃」一邊，但最後卻因為她上述的性格弱點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惡感，反給她加上了一個砝碼，於是她便偏到了「應劃」一邊。當在設計室召開了她的批判會，並宣佈她為「右派分子」時，她才頭一回失去了大嗓門和任性的勁頭，變得像個石頭人一般。劃「右」以後她當了一段時間的曬圖員，後來便被送往農村勞動改造。臨去農村的時候，那位辦公室副主任找她個別談話。她問：「我該怎麼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該改造什麼呢？」副主任見她眼裡噙著淚水，動了惻隱之心，見屋裡沒有別人，便誠懇地對她說：「你怕主要是個修養問題。你太缺乏修養了。你吃的就是這個虧。」說完，便打開辦公桌抽屜，拿出一本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遞給了她。她惶恐地接了過來，心想，我是反動派了，人家還讓我看共產黨員該怎麼修養，以前真不該對人家那樣──心裡一感動，她便放開嗓子痛哭起來，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嚇壞了，忙過去把辦公室門打開，好讓從走廊上路過的人看見和聽見自己是怎樣在同詹麗穎談話；當詹麗穎放縱完自己的感情，聽到那副主任已經變換了誠懇的勸諭口氣，而是冷冰冰地在訓斥自己時，不由得納悶，剛才不是還那樣嗎？怎麼──

　　詹麗穎從此經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幹過最粗笨的活，忍受過最粗鄙的侮辱，被人們當面無數次地訓斥批判，也被人們背後無數次地戳脊樑骨；她寫過鋪開來大概能繞北京城一周的該寫和不該寫、真誠和半真誠乃至虛偽的檢查；她對社會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於正確和更趨向於深刻的認識，然而她的性格卻變化不大──這真是一件萬分遺憾的事。後來接收她的各個單位，只要求她改造思想，而並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後來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沒有遇上過像那位矮個子的辦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現在回想起來，惟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麼虧。

　　更糟糕的是，倘若說過去的境遇多少總能使她對自己的性格弱點無形中有所抑制，那麼，四年前她那「右派」問題的徹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點更加放縱地顯現出來。正像當年在設計院定她成為「右派」時，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樣，當她因落實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設計院時，也很少有人對她表現出撫慰和親近。那唯一的一位比較能理解她和幫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歷程中，再獲得那樣的一位上級或同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對於人來說，最難以改造的確實莫過於性格。對於描寫一個人來說，最難以表現充分的也莫過於性格。誰的性格只有一種成分，呈現出的只是一種狀態呢？詹麗穎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與沒心沒肺並存的豪爽，與出語粗俗並存的能夠吃苦耐勞，與任性縱情並存的不記仇不報復，與咋咋呼呼並存的樂於助人──卻也使得她獲得了愛情。

　　在她一九六二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後，經人介紹，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術員結婚了。那位技術員也是個「摘帽右派」。他們每年只能相聚一個月左右，因此雙方來不及細察對方性格上的弱點，而只從對方表現出來的性格優勢上獲得一種甜蜜的滿足。現在他們都被評為工程師，並有了結束兩地分居狀態的最大可能。詹麗穎聽說北京市中學缺少外語師資，外地可勝任中學外語教學任務的大學畢業生，最容易調入北京，因此積極地展開了活動，去找當年大學同學嵇志滿，也正是為了驗證這方面的消息。

　　找嵇志滿，本是為了解決她自己的問題，可是談話之間，知道嵇志滿這麼多年竟然還沒結婚，她又突然勃發出一種熱情，不管人家嵇志滿是怎麼個想法，積極地為嵇志滿介紹起對象來。

　　詹麗穎就是這麼個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歡迎的方式去熱情地幫助別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興沖沖地跑回自己家，找出來一塑料口袋的炒米粉，又興沖沖地跑到薛家權作廚房的苫棚中，一把奪過薛大娘手裡的擀麵杖──其時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將自己帶去的炒米粉口袋撕開，把那炒米粉倒在案板上，大聲地笑著說：「甭費那份力氣啦！瞧我這個，多黃多香！這是我們那口子秋天探親時候，帶回來的，夠你們蒸一大鍋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來惹人討厭，但當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湊攏鼻際嗅了嗅以後，卻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細，連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現成的賣，早知如此，又何必現炒生米呢？

　　薛大娘臉上有了笑容，對詹麗穎說：「你們那口子大老遠帶來的，不容易，你自己留著用吧──」詹麗穎滿臉真誠、渾身熱情，連連說：「哪的話，哪的話，我讓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給我捎來嗎？今天是紀躍的好日子，我貢獻點這個算得了什麼呀？還有什麼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別客氣，您發話就是！」

　　薛大娘愛聽這樣的話，她臉上的笑紋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給路喜純看，問：「就使她這個吧？」路喜純看了，點點頭說：「使上吧。您炒的那些個也使上，不用趕碎了，合弄到一塊使，多蒸會兒就是。」

　　正在這時，薛大娘聽見一聲喚：「媽！」她朝苫棚外一看，原來是兒媳婦孟昭英牽著孫女小蓮蓬來了。

　　婆媳之間的矛盾，難道真是永恆的嗎？幫廚的倒勾起了一樁心事。

　　────

　　薛大娘一見孟昭英，氣便不打一處來。

　　「你怎麼這時候才到？你要心裡頭擱不下我們，你有能耐別來！」

　　孟昭英估計到婆婆會埋怨自己，但一張嘴話便這麼難聽，卻頗出乎她的意料。她盡可能忍住湧動在胸中的委屈，解釋說：「一早起來小蓮蓬就嚷嚷不舒服，給她試了試表，三十七度二，低燒。能讓孩子燒著不管嗎？我心裡火急火燎的，早點沒吃，就牽著她去廠橋門診部，掛了個頭一號，人家一開診就給她瞧了，還算好，心肺正常，說是感冒初起──」

　　孟昭英說這些話的時候，薛大娘伸手摸了摸小蓮蓬的額頭，只覺得汗津津的，也未見得發熱。小蓮蓬叫著：「奶奶！我要吃魚！」她看見了苫棚裡鋼種盆中的黃花魚，不禁有點饞，畢竟那季節魚很不好買，她家已經好久沒有吃到了。薛大娘聽她嚷「吃魚」，便知她算不上有什麼病，因為真要感冒起來，頭一條就厭煩葷腥。薛大娘心裡頭忖度著孫女兒身體狀況的時候，發現孟昭英身後並沒有跟進來大兒子薛紀徽，不禁大聲地問：「徽子呢？他怎麼沒跟你們一塊兒來？」

　　孟昭英便告訴她：「一早就加班去了，說跑完一趟就收車，收了車趕緊來咱們這兒。」

　　一早就加班去了！薛大娘聽見這話，心裡只是心疼兒子，不由得對孟昭英更加反感。她盡情地數落起來：「你也太賢惠了！大禮拜天的，你還讓他加班去！你們就缺那麼點子加班費嗎？你不知道小躍子今兒個辦事呀？你成心讓咱們家團不成圓是不？我一大早就到門口等你，左等右等不見影兒，敢情你打了這麼多埋伏！──」

　　孟昭英哪容得婆婆這麼數落！畢竟她是新一代的兒媳婦，經濟上獨立，人格上自主，她憑什麼要嚥下這口氣？於是她把臉一繃，揚起聲音，振振有詞地辯解說：「他自個兒要去，能怪著我嗎？我跟他說了嘛，你要不一早趕到家去，媽準得埋怨。他說，埋怨就讓她埋怨吧──這話要是我編出來的，我舌頭今兒個就爛在嘴裡。他說現在不比過去，幹多幹少都成，他們組得完成定額，組裡的大老趙病了，他當組長不帶頭頂班，成嗎？他頂上午一趟，小齊頂下午一趟，他說他昨兒個就安排了，不能再變。他非要去，我能拽住他不讓他去嗎？一大早起來小蓮蓬就低燒，我跟他說了，他管嗎？他光讓我帶著孩子去門診部，自個兒甩手走人了。我頭沒梳，早點沒吃，帶孩子看完病就往這兒奔，我容易嗎？──」

　　盂昭英是個伶俐人，她要講起理來，一句跟一句，句句都站得住，薛大娘在媳婦的這種攻勢面前，只覺得對方忤逆，話可是頂不上去了。在屋裡待著的薛師傅，聽見了婆媳二人的聲息，知道又是一見面就鬧矛盾，趕忙走出屋來，心裡琢磨著該怎麼打個圓場，讓雙方都有台階可下。誰知他沒來得及開口，一旁的詹麗穎卻插了進去，以抱打不平的口吻對薛大娘說：「大娘呀，您就消消氣吧！這算不了什麼！如今的年輕人，有幾個能體諒老人心的！」

　　薛大娘正感到氣淤語塞，詹麗穎這話一出來，倒讓她解氣，她不由得長歎了一聲，一時間換氣不勻，她不禁又連續咳嗽起來。

　　孟昭英對詹麗穎一貫沒有好感，見她這麼多管閒事，便毫不客氣地說：「詹姨，您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們怎麼不體諒老人了？您換到我的位置上試試，要依著您那脾氣，您能像我這麼心平氣和地解釋嗎？您早就翻兒了！」

　　薛師傅在一旁直著急，真怕那詹麗穎再撂下幾句著三不著兩的話來。誰知詹麗穎聽了孟昭英的話，反倒呵呵地仰脖笑了起來，笑完大表贊同地說：「可不，要我是你，我準跟大娘頂撞得七竅冒煙！嘿，我這個脾氣喲！」說完，竟逕自把小蓮蓬一牽，宣佈說：「小蓮蓬，跟你詹奶奶吃糖去！」拉著小蓮蓬回她家去了。

　　薛師傅借這個空檔，趕緊走過來，若無其事地說：「昭英來啦，屋裡先喝茶去吧！」

　　孟昭英笑吟吟地叫了聲「爸」，自動下台階地說：「我來晚啦，茶不忙喝，先洗洗手，幫助弄菜吧！」

　　孟昭英洗完了手，走進苫棚，薛大娘也便恢復了常態，向她交代完應當給路喜純搭哪些下手，自己便離去了。薛大娘還是那麼個習慣，只要媳婦一到，她就不再弄菜燒飯。孟昭英早就對她這種心理和做派有所腹誹。不過既然回到家中，孟昭英也總是主動進廚房操辦。為了求得一種心理上的平衡，她一邊在苫棚裡忙著，一邊揚聲對屋裡的婆婆說：「媽呀，您得便去詹姨那兒招呼一聲──小蓮蓬衣兜裡裝著藥呢，讓詹姨按藥袋子寫的哄小蓮蓬吃藥，可別吃錯了！」當她看見婆婆的身影向對過詹姨家移動時，不由得在心裡說：對呀，我年輕，多幹點活應該。可不能因為我是媳婦，你是婆婆，就什麼都得我幹，你在那兒享受著；誰跟誰都是平等的，家裡的事，得大夥兒分擔著幹！

　　孟昭英一邊幹著活，一邊跟喜純聊了起來，開頭不過是些應酬話，聊上一陣以後，她覺得這小伙子的一些想法，倒跟她挺合拍。

　　她說：「我跟我們那口子結婚的時候，哪有這麼個排場。瞧今兒個，請你們飯館裡的大師傅來幫忙不說，還非得倒騰出什麼四四十六盤，不許重了樣兒──等一會汽車還得到呢！原來說讓我們那口子借輛小轎子開，後來又說大伯子開車不合適，讓他給走個後門，請個開小轎子的朋友給捧捧場。我們那口子不幹。你不知道，他思想進步著呢，他不是請不來，再嚴的制度，開公車的司機也能插空兒跑幾趟私活，可他楞不幹。為這事我婆婆急得抹了好幾回眼淚──她疼她大兒子，覺得他不孝順，也不像對我似的呲兒上一頓。她就光是抹眼淚，小叨嘮，我們那口子讓她給哭軟了心，收起了那些個『勤儉辦婚事』的套話，一拍大腿說：『您別這麼哭天抹淚的了。依您的意思，咱們小躍子結婚也用小轎子接新娘──咱們租出租汽車去，我出錢！』這不，一會兒出租汽車就該到了，先奔咱們這兒，我們坐進去，到女家迎親，再打那兒坐回來，這麼三跑兩跑的，得多少錢！──」

　　路喜純說：「是啊！得不老少。聽說為了不讓坐小轎車辦婚事的風盛起來，叫這號車收的費，比一般用車要高出好些！」

　　孟昭英說：「可不！反正我們兩口子兩個月的獎金，全得搭進去了！就這麼著敲竹槓，想租你還不定租得上呢！頭幾個月就得去預約，我們那口子說是不走後門，其實也還是走了──不走後門去預約，起碼得過春節時候見。多虧找人說了話，這才定在了今天！」

　　路喜純說：「不過，我覺得結婚畢竟是一輩子裡頭的大事兒，弄得像個樣兒，也應該。人家天天坐，咱一輩子興許就這麼一回，還是自個兒花錢，坐坐小轎車，在家裡擺幾桌像樣的菜，喝點吃點，熱鬧熱鬧，也不為過。只要量力而行，不為這個捅下窟窿就成。」

　　孟昭英笑了：「其實我心裡也是這麼個意思。你當我就不羨慕他們嗎？我要能跟我們那口子再結一次婚，這回我也得坐回小轎車，上王府井中國照相館，來張十六英吋的彩色禮服照，那大紗巾一披，大紗裙子一穿，手上套著白手套，再攥把鮮亮的花兒，夠多來勁兒！」

　　路喜純贊同地說：「可不，我路過照相館，就愛看櫥窗裡頭擺的結婚照。就是醜人，把禮服那麼一穿，姿勢那麼一擺，也有了個派頭。新郎的手套不往手上戴，只把它疊著攥在手心，誰設計的這號做派？真夠帥的！」

　　孟昭英便直截了當地問他：「你照過啦？」

　　路喜純臉紅了，忙張羅著說：「嫂子您歇著去吧，剩下的活兒我全包了，只不過肉片、菜碼先過過油，只等頭批客人到，咱們就下鍋開炒。」

　　這時恰好薛大娘在屋裡招呼孟昭英，顯然是小轎車預定來到的時間逼近了，孟昭英便對路喜純笑笑，出苫棚進屋去了。

　　路喜純把米粉肉蒸到火上，暫且無事，他坐在了為他準備的椅子上，歇息一陣。他發現一旁的凳子上有為他沏好的茶和準備著的一包煙。他呷了一口已經變涼的茶，擱下茶缸，想了想，便從那包牡丹牌香煙裡，抽出一支來，點燃，徐徐地吸了一口。他平時並不抽煙，然而，不知為什麼，剛才同這位素昧平生的嫂子聊了那麼一通之後，他覺得自己神情多少有點恍惚，似乎只有抽一支煙，才能恢復平靜。

　　他照過那種相了嗎？他將會去照那種相嗎？為什麼對一個幾乎是陌生的人，他公佈了自己愛在照相館櫥窗前停步的隱私？如果他有一天去照那種相，誰是他的伴侶呢？難道會是她嗎──那個圓臉龐的、貌不出眾的婦女？她就住在他們飯館附近，幾乎天天早上來買油餅，用一個缺了瓷的搪瓷缽子，每次都買四個，一次沒有多過，一次也沒少過。她來買油餅時似乎總沒來得及梳頭，頭髮蓬鬆甚至很亂，臉上總籠罩著一種夢幻般的神情。

　　路喜純並沒有馬上注意到她。到這裡來買油餅的常客很多。只是有一天，輪到她那裡湊巧只有三個了，而新的一鍋因為某種技術上的原因，需要等待比平日更長的時間才能炸出來，她便立在售貨的窗口外，捧著那只搪瓷缽子，發呆。忽然間來了一個頭髮和鬍子似乎都好久沒理的壯漢，走攏她身前便粗聲粗氣地埋怨，她似乎辯解了幾句，對方罵了一聲，拽住她胳膊把她往外拉，搪瓷缽子不慎掉在了地下，發出一聲銳響，又聽得「啪」的一聲，似乎是那男的打了女的，女的雖然哭著，抱怨著，卻還是隨著那男的去了。路喜純衝出操作間，想追出去跟那個壯漢評理，被一位顧客攔住了。那顧客告訴他：「人家是兩口子。那男的是個渾球，女的是個受氣包。他們家的事，誰也插不進去，由他們去吧！」

　　後來路喜純聽人說，他們倆原是在同一處農村插隊的。有一回，插隊的知青們到鄰村看電影，那男的同幾個男夥伴一起走。那女的不知為什麼一個人也在往前走。他們都不怕路遠，翻過一座雖不算高但也頗費腳力的小山，去看那部電影。那時候在那種地方，就是需要翻兩座再高的山，他們也會去看那部電影。天漸漸黑了。幾個男的嘴裡不乾不淨地聊著。忽然間他們打起賭來，賭誰敢「拍婆子」，他們實在不是天生的流氓，因為煩悶無聊，因為好勝心無處發洩，他們在那麼個特定的環境中竟然賭上了這個！其中一個就說：我敢！你們看那邊就有個「婆子」，我就去「拍」她！於是他們商定了賭註：一瓶當地產的白酒。那男的離開同伴，去追那女的去了。開始表示出騎士的風度，說要保護她，陪她去看那部電影；後來獻慇勤，將自己家裡寄來的，珍藏許久而僅剩不多的糖果，遞到了她的手中；最後──當他們看完電影歸來時，他在野地裡便佔有了她。不久她懷孕了，那位男子站出來承認了錯誤，並表示願立即同她結婚。她便同他結婚了。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後來他們一起搬回了城裡，各自都分到了一個工作。那女的在新的生活中，復甦了她的自尊和理智，她提出了離婚的要求，甚至告到了法院，但法院說她丈夫即便當年確有誘姦的罪行，現在也早已過了追究刑事責任的年限；而男方單位的領導和街道辦事處，為維護家庭這個社會基本細胞的穩定計，又都採取了勸和的態度。這位女性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惘。她的生活全貌究竟如何？不得其詳，路喜純只是看見她每天早晨捧著那只搪瓷缽子，若有所失地來買油餅。每當路喜純幫助售貨時，他總要用竹夾子翻來翻去，盡可能挑出四個炸得最鼓脹、最勻淨、最金黃澄亮的油餅，擱到她那個搪瓷缽子裡。他發現每當這時，她的一雙眼睛便彷彿從夢中醒來，充滿感激地盯著他。他真想對她說：「你會離開厄運，得到幸福的，準的！」然而他始終沒有機會對她說這樣的話。

　　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推算出來，她比自己要大三至四歲。

　　有一天，他會同她到王府井中國照相館去，照那樣一張相嗎？她穿著白紗裙，把下襬上的套環套到手腕上提著，而他穿著西服，手裡攥著一雙手套，站在她的身旁──這想法荒唐嗎？構成犯罪意識了吧？就連最知心的嵇老師和何師傅，他也從未向他們吐露過。他向誰也不會吐露。而且每當這種隱秘的念頭浮在心頭，他便自己將它壓制下去──「這是十足的胡思亂想，」他對自己說，「像抽煙一樣有害。」

　　然而，在別人結婚他來幫廚的這一天，他卻抽著煙，心頭又一次浮上來這個幻想。

　　他被煙嗆住了，不禁咳嗽起來。

　　不但當了喇嘛可以結婚，結了婚的人也可以去當喇嘛。

　　────

　　出租汽車定在八點半到。眼下掛鐘上已經是八點二十了。為了不誤今天的每一個環節，薛大娘頭晚有意把它撥快了十分鐘，凡事趕早不趕晚。薛大娘聳起耳朵，捕捉著胡同裡傳來的每一種聲音──儘管薛師傅早被打發到門口去看望，以防開車的司機找不到這個院門，她還是不放心，總覺得惟有她能最先聽到汽車的喇叭聲，並安排好迎親的一切細節。

　　薛師傅老老實實地在大門口候著。按說他可以帶馬扎去坐在那裡，或者乾脆坐到大門旁的石獅子座上，反正小轎車進了胡同站起來也來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開腿，雙手背在身後，挺著脖頸朝胡同口佇望著。這時候從他們那個院門口路過的人，大多是本胡同的居民，有的跟他打個招呼，道聲喜，他便笑容滿面地點頭應著；有的不怎麼熟識，人家並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壓低聲音議論著：「瞧見了嗎？老喇嘛給兒子娶媳婦呢！」「嘻，敢情老喇嘛是個『花和尚』！」他耳朵一點不聾，聽得真真切切，可臉上仍然保持著寬厚的微笑，心裡也並不慍怒。

　　薛師傅是當過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為什麼把當喇嘛這件事看得那麼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門（即崇文門）外虎背口胡同一個城市貧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親是拉排子車給人運貨的，母親是為絹花行剪花瓣的。對於他們那樣一個家庭來說，凡能口的事由都是一種職業。他的大哥給人養馬，那些馬是專為了東便門外蟠桃宮趕會時租給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隻眼，是個「獨眼龍」，後來成了乞丐，在乞丐幫的「桿頭」指派下每天敲著牛胯骨，沿街唱著數來寶：「那邊要了這邊要，掌櫃的吃飯我來到──唉，掌櫃的，您別生氣，早給一個早早的去！」他的兩個姐姐，一個嫁給了靠耍「頇胳膊根兒」在廟會上混韻人物；另一個嫁給了專往鄉下收豬鬃然後再進城倒賣給刷子行的小掮客。這些兄長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個社會層次中，人們並不以為有多大的貴賤差別，包括二哥的乞討，既然納入了「桿頭」的管轄之下，當然也算一種正經職業。因此，當薛永全學徒的那家絹花行在競爭中倒閉後，大姐夫給他走門子，使隆福寺的住持喇嘛奧金巴收容了他時，不僅全家為之慶賀，周圍的鄰居們也只有艷羨與嫉妒：在隆福寺這樣的大寺廟中當喇嘛，該是多麼好的一種職業啊！真沒想到，幾十年後，依然是那類家庭的後裔，卻全然不能理解那時他們祖輩父輩的價值觀念了。薛紀躍就一直不許父親把當過喇嘛的事講出去，包括即將娶進門來的這位新娘子，薛紀躍也一再叮囑父親不要同她提起這一段──然而，她並不是偶爾一來的客人，她將長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縱使薛永全兩口子和薛紀躍絕口不提，大兒子薛紀徽是並不避諱父親這段歷史的，孟昭英更難免在妯娌閒話中提及，又何況還有知根知底的鄰居，更何況鄰居中又有詹麗穎那號沒心沒肺而又出言無忌的人物。看起來，薛永全當過喇嘛這段歷史，早晚有可能引出點家庭的風波哩！

　　回憶起當喇嘛時的往事，薛師傅並不感到屈辱，只是覺得悲涼。說實在的，隆福寺裡的喇嘛，當年並不受到社會的歧視，只是像他那樣的小喇嘛，生活實在清苦。解放後，當他由一個喇嘛變為一個攤販，最後又進而變為公私合營和國營商場的售貨員後，有一回商場的領導找他談話。那位領導全然不瞭解喇嘛是怎樣生活的，提出的問題，似乎全是從一種簡單化的猜想出發，使薛永全感到驚訝；而薛永全那老老實實的回答，反過來又引起了對方更強烈的驚奇。他們之間的談話有一段是這樣的：

　　「老喇嘛奧金巴是不是常常欺壓你們小喇嘛？他打你打得厲害嗎？」

　　「奧金巴從不打我們。他就是教我們唸經，帶著我們外出唸經去。」

　　「唸經的時候他是不是坐一邊歇著，主要讓你們小喇嘛站著念去？」

　　「他跟我們一塊兒念。那時候闊人家辦喪事，一般都要請兩三棚經。再闊點的請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最闊的請五棚，和尚加一棚。唸經全是坐著念。上午八點多鐘一到就念，念一個來鐘頭，上午三遍，下午一點以後，再來兩遍。」

　　「主家給的錢，你們小喇嘛能得著嗎？都讓那奧金巴獨吞了吧？」

　　「我們能得著。奧金巴領著念，他叫『正座』，他多拿半份錢。比如我們得三塊，他得四塊五。」

　　「你不覺得那是剝削嗎？他為什麼拿那麼多呢？」

　　「倒沒覺得他剝削了咱。咱的經是他教的呀。《歸一經》、《白度母》、《綠度母》、《心經》他都給教會了。還有《供師經》，特長，他也給教會了。他還教會了我吹『剛咚』。那是從西藏傳來的喇叭，兩米多長，只能發兩個音，一個高音，一個低音。沒點力氣還吹不響哩！」

　　「聽你這麼一說，你們當年過得倒挺不錯哩！」

　　「倒是不挨打受罵。可後來那票子不值錢，棒子面都一天漲好幾回價，甭說我們是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奧金巴也不寬綽，所以他那大兒子跑出城去，參加了解放軍──」

　　「這是真的嗎？奧金巴倒也這麼跟我們說過，可他那大兒子怎麼不回來找他？也沒封信來？」

　　「假不了。有人跟天津見過奧老大，穿著咱解放軍的軍裝，聽說還當了個排長哩！」

　　「你掏心裡話，究竟是解放前好呢還是現在好？」

　　「還用說嗎？當然解放了好哇！最起碼的，提著糧食口袋往糧店去，這心裡踏實了不是？」

　　薛永全的這種認識，聽起來是膚淺的，然而卻是穩定而堅實的。在以後充任國家售貨員的工作中，他認認真真，兢兢業業，心滿意足，無所奢求。為了讓薛紀躍「頂替」，他在兩年前辦了退休手續，後來便到一所倉庫充任看守掙「補差」。在那看守的崗位上，他依然保持著那樣一種心境和工作態度，他覺得這樣的日子應當知足。因此，即使在最易於沉入冥想的時間裡，他意識的潛流中，也很少浮現出往昔喇嘛生涯中的那些斑駁陸離的畫面，而更多的是為將來真正退休後的生活，做出多種色彩豐富的揣想，比如一大缸帶斑馬紋的熱帶「神仙魚」在悠悠遊動，一隻開了嘴的畫眉在裝妥銅鉤的圓籠中嚶嚶鳴囀，一對油褐飽滿的核桃在手掌中咯咯打轉等等。

　　此刻薛師傅在門口等著那迎親的小轎車來，心中畢竟不免小有感慨。堅持要小轎車的是老伴。他理解她的心情。直到這幾年還總有人問他：「嘿，喇嘛跟和尚不一樣，許娶媳婦，對不？」他只是和藹地點頭肯定著，心裡卻覺得問話的人少見多怪，豈止當了喇嘛許娶媳婦，娶了媳婦的人也可以當喇嘛啊。他自己不就是這樣嗎？還沒到隆福寺，正在那絹花行裡當徒弟時，才十七歲，他就娶媳婦了。媳婦是父親給說定的──岳父原是跟父親一樣拉排子車的，後來換了個好點的事由，在中南海裡頭給當官的推火車──這事說起來怕如今的人們都不信了：民國初年中南海裡還保留著晚清修建的一箍節鐵路，上頭有火車車廂，但並無火車頭，怎麼讓它開動呢？就靠力來推。薛師傅的岳父當年就推過一段那火車，其待遇在一般城市貧民眼中簡直是「得兒蜜」了。娶進這樣一位「火車司機」的女兒，自然不能草率從事。在家裡頭搭「喜棚」宴請「五服」固然做不到，煩「跑海的」到「冷莊子」去訂席也力不從心，最後還是決定就在屋裡擺三桌自饌菜餚意思意思。婚宴可以從簡，迎娶儀式卻萬不能馬虎。於是薛家盡其所有，從轎行租了一套轎子。如今電影上演舊時北京娶媳婦，往往只有一頂轎子出現，其實一頂哪兒夠！新娘子得有一頂八抬或四抬的紅轎自不待說，娶親太太（男方的姨、姑、嫂一類人物）和送親太太（女方的姨、姑、嫂一類人物）還得有一頂四抬或二抬的綠轎，隨轎而行的，還有各色執事：打傘的、打扇的各兩人，打旗的四人，打鑼的、打鼓的、吹嗩吶的、吹號的若干人，哪一樣不得花錢？一場婚事完畢，薛家捅了好大一個窟窿。薛永全母親本來就有病，天天得煎一沙鍋中藥吃。為及早補上這個窟窿，她自從媳婦進門就斷了藥，結果薛永全進隆福寺不久，她便病逝了。當媳婦的呢，每當看見別人娶親的花轎和執事隊伍喧囂而過，卻總要比出幾項自己當年過門時的不足，如那打出的鳳尾扇，別人用的是真孔雀毛的，所鑲的小鏡子閃閃發光，而自己當年所用的只是野雉毛的，所鑲的小鏡子則像長出「蘿蔔花」的眼睛珠，夠多窩心！你也不能說她的叨嘮都毫無道理，同樣是活在世上的人，憑什麼她所享受到的就該比別人少？本以為時過境遷，這種心理狀態，薛大娘不該再有了；在「文革」期間，當老大薛紀徽和孟昭英結婚時，小兩口可真是做到了「移風易俗，勤儉辦婚事」，什麼小轎車，連想都沒想過，散了一點喜糖完事。那時候薛大娘也確乎心平氣和，一句抱怨的話沒有。可如今輪到薛紀躍辦事，她內心裡的那種意識，卻又濃濃地浮到了上面來。可見把一個人的意識壓抑下去並不困難，而要把它改造過來，卻是相當困難，而且是很難考察清楚的一件事情。

　　薛大娘把小轎車的到來，當做這天婚事中的頭一樁大事。她在屋裡催促著孟昭英梳頭整裝，並親自用一把嶄新的棕絲炕笤帚，給孟昭英的棉襖撣土，其實孟昭英那織錦面的絲棉襖和外頭的紫紅提花紡綢罩衫都並無塵土可撣。薛大娘聳起耳朵捕捉著胡同裡的汽車喇叭聲，那聲音始終沒有出現，但她卻忽然判斷出：「來了！」真不知她是怎麼聽出小轎車開攏院門的聲音的。她撇下炕笤帚，一邊催著孟昭英出門，一邊扭頭囑咐薛紀躍：「你再拾掇拾掇吧，一會兒人家可就真來啦！」薛紀躍也不知是出於無聊還是出於惶惑，坐在一把閃閃發光的鍍鉻折椅上，手裡拿著一盤新買的錄音帶，低頭研究那封套上的曲目。他已經穿妥了新得扎眼的藏青色西裝，打好艷紅底子帶金龍圖案的領帶，腳上是一雙澄光發亮的三接頭黑皮鞋。對於母親的叮囑，他不屑於作出反應，他還有什麼好拾掇的？他盼著該經受的一切早一點結束，就像錄音帶在錄音機裡快速捲動一樣──何必慢悠悠地走上一遍？

　　薛大娘和孟昭英一併出了屋。她讓孟昭英快幾步先到院門外去，她自己則要去澹台智珠家請澹台智珠出馬。

　　這時薛師傅在大門口迎住了那輛停靠過來的出租汽車。他彎下腰朝裡一看，大吃一驚：怎麼車裡坐滿了人呢？

　　京劇女演員只好從迎親行列中退出。

　　────

　　從出租汽車裡出來了三個神色倉皇的男人。他們一下車便直奔院內，對薛師傅和迎出門來的孟昭英連斜眼一瞥的興趣也沒有。薛師傅和孟昭英都不禁愕然。薛師傅正想湊攏車窗問問司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司機卻開動車子，顯然是要掉頭離去。薛師傅一時間懵了，呆呆地站在了大門口，活像一尊石雕。孟昭英總算及時恍然，忙過去對公公說：「爸，這不是咱們要的那輛車。」

　　那三人原來是澹台智珠的同事。為首的一個長著一張馬臉，但皮膚白皙，頭髮墨黑（有經驗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是用染髮水染過的），鬢角留得很長，戴著一副金絲邊的眼鏡，穿著一件織有古錢圖案的赭色綢面對襟皮襖，領口沒有繫攏，露出裡面的一條綢子圍巾，那綢子圍巾是藍底子的，上面似乎印滿白色的書法作品。他便是將同澹台智珠合演《卓文君》的小生演員濮陽蓀。另外兩個，矮胖的一位是拉二胡的，乾瘦的一位是彈阮的。他們急匆匆奔向澹台智珠的家門，恰巧澹台智珠穿好了衣服，正同薛大娘準備同到院門之外，雙方劈面遇上。

　　澹台智珠一望見這三個人，便覺是不祥之兆。她請樂隊的五位主力來吃飯，為何只來了兩位？而且最主要的兩位──拉京胡的老趙和打板鼓的老佟，竟然都沒有來，彈琵琶的小秦也不見影兒。而她並沒有邀請的濮陽蓀，偏出乎意料地飄然而至，這不是亂了板眼嗎？

　　濮陽蓀一見澹台智珠，先聳眉驚叫起來：「喲，智珠，你這是意欲何往呀？」

　　澹台智珠恨不能一下子把對方問個明白，但薛大娘就在自己身邊，已允諾承擔的迎親任務怎好就此推脫，便對三位來客笑笑說：「真不巧，我得出去一趟，你們先進屋坐吧，我去去就回來！」

　　濮陽蓀並不放過她，依然表情豐富地盯問：「你究竟哪兒去呀？有什麼事比咱們的事更火燒眉毛呀？」

　　澹台智珠只好望望身邊的薛大娘，解釋說：「我幫鄰居點忙，給迎迎新娘子去。」

　　濮陽蓀連瞥薛大娘一眼的興致也沒有，只是雙手一拍，又伸出右手食指一轉一指，指定澹台智珠說：「你呀，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

　　澹台智珠一驚，心情更加慌亂，不由得連問：「究竟出什麼事了？你們光瞎咋呼，能不能說個明白，到底是怎麼啦？」

　　拉二胡的那位便在濮陽蓀身後說：「老趙、老佟另攀高枝啦！」

　　彈阮的那位也在濮陽蓀一旁說：「快想轍吧，要不咱們可就散攤啦！」

　　澹台智珠心裡「咯登」一下，彷彿有什麼東西沉落並斷裂在那裡。啊，她曾有過的最壞估計，果然在今天成了現實！

　　薛大娘從三個陌生人一出現便感到不安，及至聽見看見他們跟澹台智珠這麼一說，澹台智珠那麼一皺眉、一發愣，心裡不由得比澹台智珠更其慌亂。迎親的小汽車已經停在門口了，這可怎麼是好？她巴不得澹台智珠撂下那頭暫且不管，及時同昭英出發往女家去迎親。可眼下的形勢顯然容不得澹台智珠跺腳走人。她只得賠出個笑臉對澹台智珠說：「智珠呀，那你就先把這幾位師傅讓進家坐吧。我們在大門口等你一會兒。你安頓好趕緊來吧！」又對那三位陌生人說：「讓您三位師傅受屈啦，我們求智珠幫個忙，不一會兒就能回來。」

　　澹台智珠同那三位來客進了她家以後，薛大娘趕緊走出院外，使她大吃一驚的是院門口並沒有停著小轎車，只有薛師傅和孟昭英翁媳二人呆立在那裡，引頸朝胡同口外眺望。她眼前不由得一暗，心想今兒個是衝撞了誰呢？怎麼就沒有一檔子事兒順心？──

　　澹台智珠讓三位客人落座以後，顧不得沏茶招待，忙讓他們「細細道來」。原來那拉京胡的老趙和打板鼓的老佟，今兒個一早就讓一位資歷、待遇、名氣都比澹台智珠略勝一籌的演員接到家裡去了。雖說詳情不清，但那位澹台智珠得叫做「師姐」的角兒「魚竿釣魚」，是再清楚不過了，而老趙和老佟的「不地道」，也由此暴露無遺。拉二胡的和彈阮的二位在「匯報」中一方面表白著自己對澹台智珠的「忠心」，鄙薄著那老趙、老佟兩位的「不義」，一方面也並不隱諱他們的觀點：「雖說一塊兒合作是為了事業，到底誰也不愛喝見不著油星子的清湯。」是呀，澹台智珠理解他們的心情。給誰伴奏不是一樣幹活？跟著那位「師姐」，時不時能到全聚德、豐澤園「聚餐」，到家裡對戲，也總有啤酒、汽水、冷切盤、糕點、水果招待；「師姐」記性還特別好，知道你有個上幼兒園的兒子，就時不時往你手裡塞塊巧克力；知道你有個老母親牙口不好，逢年過節興許就提個西式壽糕去拜訪；而且「師姐」香港、海外都有許多的關係，能說動那邊請她去搞訪問演出，出訪時樂隊自然都能跟著去開眼──跟著我澹台智珠呢？我倒有那個善待他們的心，可就憑我跟李鎧這點工資，能給他們那麼多好處嗎？我老不能出國演出，樂隊不等於總跟著我忌洋葷嗎？澹台智珠想到這裡，心裡說不出是自卑還是憤慨，只覺得鼻子發酸。她想到老趙、老佟二位前一陣子在她面前起誓的情景，就更不能自持。當時他們都對她說：「咱們一塊兒合作，為的是藝術。咱們一塊兒創出新腔來，不比吃烤鴨子痛快？」可當他們的玩意經她點撥趨向成熟之際，他們就變心了！他們甘心被那「師姐」當作花木挖走！他們的良心給撂到哪個旮旯裡去了？

　　濮陽蓀看出澹台智珠的惶急憤怨，便把座椅朝她身前挪了挪，誠心誠意地出主意說：「智珠呀，『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只要拿定了主意，今兒個晚上我去老趙、老佟家裡，約他們明兒個晚上到八面槽『萃華樓』會齊，你我加上二胡、琵琶、大阮三個，對他們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畢竟你們合作了多年，我就不信他們能那麼下作──見利忘義！」

　　澹台智珠心裡也有跟那位「師姐」爭個短長的想法，那邊固然有比自己多的利，自己終究有比那邊硬的理；再說前些時灌唱片拿到的一百塊錢酬金還沒有動，只要自己改進一下原先「摳門兒」的做法，捨得在關鍵時刻「出血」，老趙、老佟也不至於就無所顧眷──他們同自己合作已達到駕輕馭熟的程度，跟那位「師姐」去，且得「夾生」一段──不過，澹台智珠在心裡也本能地掐算了一下，「萃華樓」可是甲級飯莊，要包桌的話，七個人一桌就得七十元，酒水還在外；要是去了臨時點菜，一是座位沒有保證，二是被請的人會覺得自己小氣，三是未必就能省錢──加上飯後叫出租汽車把他們分頭送回去，那一百塊灌片的酬金怕都不夠使，少不得還要拿活期存折去銀行裡取個三十五十的──啊呀，李鎧會怎麼說呢？他那買一架日本柯尼卡牌「傻瓜」照相機的計劃，難道又得推遲嗎？

　　澹台智珠想到這些，只覺得力不從心，不免心灰意懶起來。她蜷縮在沙發中，雙手搓揉著那鵝黃拉毛圍脖的穗子，懨懨地說：「算了算了，人各有志，就由他們去吧！反正團裡還得另給我找人，總不能讓我上不了台吧！」

　　二胡和大阮一聽這話，便連連搖頭，爭著說：「不能讓老趙、老佟走啊！」「咱們得想法子攏住他們啊！」

　　濮陽蓀揚起眉毛，拔高嗓門說：「氣可鼓不可洩！智珠呀，實跟你說吧，只要明兒個晚上他們到了『萃華樓』，你就看我的吧，我袖子裡揣著個『殺手鐧』哩──我把你那『師姐』的老底兒一抖落，老趙、老佟一準嘰哩咕嚕地回到你身邊，瞧著吧！」說著從絲棉襖的袖口裡抽出一方雪白的手絹來，彷彿那便是足以制勝的「殺手鐧」；他用那手絹往臉上輕輕地按了一通以後，強調地說：「讓老趙、老佟明兒個晚上跟咱們坐到一張桌子邊上，是關鍵的關鍵！」

　　正說著，李鎧打外頭回來了。李鎧起床以後，後悔頭晚上對澹台智珠的粗暴，因此表現得格外溫馴。澹台智珠把中午請客吃飯的事和上午為薛家迎親的事告訴他以後，他主動表示可以立即去地安門菜市場等處跑一圈。此刻他便是從外面採購歸來。他不但從地安門菜市場買到了上好的瘦肉和難得見到的蒜苗，還從後門橋自由市場買回了一隻母雞和兩條鯉魚；碰巧又在那裡遇上了賣紅肖梨的，他想起澹台智珠愛吃紅肖梨甚過鴨梨和雪花梨，忙為她買了三斤，加上別的一些東西。他右手中的草編筐和左手中的網兜全部脹得滾圓欲破。

　　李鎧進院門之前，自然看到了薛師傅、薛大娘和孟昭英，同他們打了招呼。薛大娘還囑咐他：「我們的車這就快來了，你讓智珠早點出來吧。」他滿嘴應承：「沒錯兒！」

　　誰知他一進得屋門，呈現他眼裡的，卻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情景。

　　他首先沒有料到樂隊的人會提前到達。再說，怎麼那個最見不得的濮陽蓀竟昂然在座！不是並沒有請他嗎？他一聽說濮陽蓀即將同澹台智珠合排《卓文君》，便給智珠遞過話：「那個陰陽人你可別給招到家裡頭來！」智珠當時便發誓般地說：「我讓他來算我發瘋！」只是還解釋了幾句：「他那個人台上犯酸台下也犯酸，是讓人起膩，可如今小生難找，他跟俞振飛俞老闆請教過，到底唱、做上還有點功底，人其實還不是歪人。你別亂說人家，什麼陰陽人不陰陽人的，傳出去影響不好！」後來那濮陽蓀也確實沒來過他們家。怎麼今天──偏偏是今天──卻來了？來了還不算，看他坐的那位置、那做派！

　　當時澹台智珠坐在沙發中，隔著茶几，另一邊的沙發中是二胡，大阮坐在飯桌邊的一把椅子中，獨有濮陽蓀不倫不類地坐在飯桌和茶几之間，而且把他坐的那把折椅拉得貼近澹台智珠所坐的沙發。李鎧進屋時，其餘三個人都不由得把眼光偏向屋門望著李鎧，惟有他依然盯著澹台智珠，眉飛色舞，比著手勢，在那裡高談闊論。李鎧面對著這樣的現實，怎能不火？

　　李鎧朝飯桌邁了幾步，「咚」地把手裡的菜筐和網兜往桌上一撂。這時濮陽蓀才注意到他。濮陽蓀扭頭望了他一眼，竟沒意識到他是澹台智珠的愛人，以為他大概是澹台智珠兄弟一類的家屬，連微笑一下、點個頭的注目禮也未行，便又朝著澹台智珠，自顧自地議論起來：「你那『師姐』她呀──本是個銀樣槍頭，你可用不著犯怵──」

　　澹台智珠打李鎧一進屋，便意識到頭上的陰雲更加濃重，她該怎樣向他解釋？他能聽進她的解釋嗎？

　　二胡、大阮本是熟人，他們在李鎧走到飯桌前時都笑著同他打了招呼。李鎧眼裡並沒有他們，他只惡狠狠地盯住了濮陽蓀和澹台智珠。澹台智珠從李鎧眼裡看出了雷鳴前的電光，忙從沙發上站起來，打斷濮陽蓀的話頭，尷尬萬分地介紹說：「濮陽蓀，這位是我的愛人──李鎧。」

　　濮陽蓀聽了這話，圓睜雙眼，立刻站了起來，朝李鎧拱手致意說：「喲！敢情您就是智珠的那口子呀──小生這廂有禮了！」

　　李鎧真恨不能啐他一口，強忍了幾秒鐘，才改為甕聲甕氣地說：「你是誰呀？你到這兒幹什麼來了？」

　　濮陽蓀一聽這話，方知得罪了人，剛才的伶牙俐齒，頓時變成了張口結舌。他窘得滿臉紅紫，不知道該怎麼應付這個場面。

　　李鎧當然早就認得濮陽蓀，濮陽蓀在此以前確實並不認識李鎧。濮陽蓀其實是個善良而膽小的人，他已經五十多歲了，出生在一個官僚家庭，受家裡熏陶，從小酷愛京劇。解放前夕他正在輔仁大學上學，學的專業是化學，醉心的卻是票戲。他一生不問政治，只要能過戲癮，他便感到滿足。二十一歲的時候，他花錢請了幾位名藝人，為他在一個堂會上配戲。那是他精神生活所達到的一個高峰，至今回憶起來，還不禁心蕩神馳。他最早學的是花旦，師法的是筱翠花的路子；後來又改攻青衣，《三堂會審》是他的拿手好戲；到解放後他乾脆下了海，因為劇團裡缺小生，他便又轉了小生，雖說一直是給二流旦角配戲，他倒也怡然自得。「文化大革命」中因為「京劇革命」革掉了小生小嗓這個行當，他便在「樣板戲」中充當零碎雜角，演個村民甲或匪軍丙什麼的。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又演上了小生，因為小生演員奇缺，他在團裡的地位居然扶搖直上，近來竟有兩三個挑大軸的旦角約他配戲。他忘掉了自己的年齡和經受過的煩惱，興致勃勃地投入了頻繁的排演和演出活動，產生出一種「恢復了藝術青春」的感覺。半年前，他還不惜自費去了趟上海，以「程門立雪」的虔誠，感動了高齡的俞振飛，得到接見晤談三十多分鐘的殊榮。回京後他一提及這位老前輩便稱「俞師」，這回同澹台智珠排演《卓文君》，他便聲稱要在台上「重現俞師當年風貌」。對於澹台智珠，他評價頗高，認為是團裡如今最有前途的旦角演員，「融四大名旦之長，文武昆亂不擋，大紅大紫指日可待」。他關心的確實只是如何把那出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同為主角的新戲碼早日推出，而對澹台智珠絕無邪念。因此他在與澹台智珠接觸時從未問過她的愛人是誰，直到剛才他急匆匆趕到澹台智珠家中時，他腦海裡也沒有與她的愛人相會的思想準備，所以一旦李鎧以這種毫無掩飾的厭惡面目對待他時，他便大吃一驚，手足無措了。

　　澹台智珠見李鎧一點面子也不給，張口便傷人，又是當著二胡和大阮，傳出去豈不又成了團裡的一樁「新聞」，不覺胸中也生出了一團火氣，壓了幾秒鐘，怎麼也壓不下去，便爽性也把一腔火發洩出來，繃著臉對李鎧說：「你吃了槍藥還是怎麼的？懂不懂得好歹？人家濮陽蓀是趕著來給我報信的！我的事業受損失，對你有什麼好處？對一家子有什麼好處？」

　　濮陽蓀聽了這話，才找著跟李鎧求和的話語，忙說：「李鎧同志，您誤會了，我們來完全是好心好意。有人要挖澹台智珠的牆腳，您說我們能知情不報嗎？」

　　二胡和大阮也忙著站起來，你一句我一句地向李鎧解釋。李鎧聽明白了以後，先生出一些後悔的情緒──畢竟人家並無惡意；但及至聽到濮陽蓀那個明兒個晚上在「萃華樓」請客的建議，卻又恢復了厭惡與嫌怨──他們拿著我們家的錢不當回事兒，而且，那話裡話外分明意味著並不需要我也去趟「萃華樓」，當這麼個演員的丈夫，豈不是太窩囊了嗎？於是，在一種複雜的感情中，他依舊鐵青著臉，暴躁地說：「甭跟我說這些了！我這兒不是你們團的排演場，有事沒事甭往我這兒亂竄！」

　　這話一出來，就把二胡和大阮也得罪了。澹台智珠急得直打哆嗦。在西邊屋待著的公公聽到外邊鬧得不像話了，只好踱了出來，訓斥李鎧說：「有你這麼說話的嗎？四十多歲的人了，一點涵養也沒有！甭說人家是好心好意，就是找錯門的生人，也不能像你這麼說話！」說完忙對客人們賠笑，招呼說：「坐，都坐下吧！有話慢慢說。」又囑咐智珠：「給客人沏水吧！我跟李鎧到廚房拾掇東西去。」三位客人看在老人的面子上，又坐下了。澹台智珠轉身去酒櫃上找杯子、茶葉筒，借沏水的工夫平靜一下情緒。李鎧卻仍舊站在飯桌前生氣，他眼睛盯著飯桌上從網兜中滾出的兩個紅肖梨，思緒混亂而痛苦。

　　正在這時，薛大娘推門而進，她興沖沖地招呼澹台智珠說：「智珠呀，我們那車總算來啦！你跟昭英這就去吧！」

　　澹台智珠被這聲音一驚，手裡的一隻玻璃杯不慎掉到了地上，「呀」一聲，大家都不禁一顫。薛大娘愣了一下，忙打著哈哈排解說：「不礙的，『碎碎（歲歲）平安』嘛！一會兒讓新娘子賠您個新的！」可讓她不解的是，澹台智珠轉過身以後，滿臉煩惱不說，眼裡還潮乎乎的。難道她家出了什麼事嗎？

　　「薛大娘，真對不起，」澹台智珠果然面對她發話了，「我不能跟昭英迎親去了，我遇上了一檔子緊急的事──」

　　薛大娘聽到這話，心裡只覺「咯登」一聲，又是一個不順利！今兒一定是沖磕著什麼了，要不怎麼竟沒有一檔子事順當？惶急中她也不及細問，訕訕地說了句：「那──我們就不麻煩您啦！」轉身出了澹台智珠家，直奔大門外而去。

　　彼時大門外的小轎車旁，已然站滿了人。除薛師傅和孟昭英而外，還有詹麗穎牽著小蓮蓬，荀磊，澹台智珠家的小竹（他早就跑到胡同裡抖空竹去了），以及鄰居的一些大人孩子。小轎車前面橫檔上潦草地掛著一條紅綢，當中紮著一個球，球上立著一個塑料製成的字，那顏色不知為什麼是洋紅的，看上去與大紅的綢子很不協調。司機從前窗探出頭來，催促著上車。

　　見薛大娘身後並未隨來澹台智珠，薛師傅和孟昭英不禁忙問：「怎麼？她去不了嗎？」

　　薛大娘心慌意亂地說：「人家家裡又有了急事，不去了──唉，誰讓我爹媽當年就生了我一個閨女呢，小躍子連個親姨都沒有！讓我臨時抱哪只佛腳去！」

　　孟昭英倒沒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她拉開車門說：「媽，那就我一個人去吧。一個人去也行呀！」

　　詹麗穎的心腸頓時又熱了起來，她把小蓮蓬送到薛大娘身邊，自告奮勇地說：「嗨，這您有什麼犯難的？我還不就等於您的親妹子嗎？小徽子、小躍子我都是瞧著長大的嘛，他們打小就叫我詹姨，這詹姨難道就白叫了嗎？智珠去不成，我去！」說完，她就要隨著孟昭英往汽車裡鑽。

　　薛大娘沒想到半道上殺出她這麼個「程咬金」來。且不說詹麗穎脾性不佳，她父親頭年才在老家得肝癌去世，又至今都沒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原來沒請她幫著迎親並不是忽略了她，而是有意排斥的結果。她竟毫無自知之明，硬要往那迎親的小轎車裡頭鑽！薛大娘只覺得胸口發悶，她不顧體統地一把抓住詹麗穎胳膊，阻撓她進入汽車，連連地說：「她詹姨，不麻煩您啦！不麻煩您啦！」

　　詹麗穎呢，卻全然誤解了薛大娘的心思。她以為薛大娘原來請了澹台智珠而沒有請她，只不過是圖澹台的名氣和相貌，並不知道她同澹台智珠之間還有「全可人」和「缺陷人」的重大差別。她以為薛大娘之所以拉扯她真是出於過意不去，於是，她大聲嬉笑著，掙脫了薛大娘，同孟昭英一起坐進了小汽車。司機見人已坐進，便毫不遲疑地開動了車子。不一會兒那車子便遠去了，把心裡忐忑不安的薛大娘拋在了院門口。在薛大娘身後，是心情各異的一群大人和孩子。

　　生活，在鐘鼓樓附近的這所小院周圍活潑地流動著。胡同裡誰家養的一群鴿子飛上了冬日的晴空，傳來一片鴿翅扇動的聲音。

　　一位修鞋師傅。他希望有個什麼樣的兒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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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中軸線所穿過的地方，由北而南，依次有：鐘樓、鼓樓、後門橋、地安門（門已拆除不存）、景山、故宮、天安門廣場、正陽門、前門外大街、珠市口、天橋、永定門（門亦拆除不存）。其中外地人所最不熟悉的，恐怕就是後門橋了。該橋在鼓樓和地安門之間的街道中段，古時叫萬寧橋，又名澄清閘。從什剎海前海流出的水，穿過此橋，拐向東南，經東步糧橋進入皇城東南，再匯入到通惠河──永定河的支流中去。現在此橋還存有漢白玉的橋欄，只是橋下已經無水，成為一座旱橋了。什剎海前海中的水如今不再往後門橋下流，而是經暗溝流人北海公園的北海，再經中海、南海，匯入天安門前的金水河，又經過一段暗溝，匯入到東便門的泡子河中，再洩入到通惠河裡去。

　　後門橋當年的景色，據志書記載，頗富野趣。元朝有個張翥吟詩曰：「立馬金橋上，荷香出苑池。石橋秋雨後，瑤海夕陽時。深樹棲鴉早，微波浴象遲。煩襟一笑爽，正喜好風吹。」如今的後門橋，卻完全是鬧市景象了。橋西有一家「合義齋」飯館，除賣正餐炒菜外，附設小賣部，專營北京風味食品炒肝和灌腸。橋東則有一家食品店、一家牛肉麵館，新近還出現了一家青年人合資經營的「燕京書店」。這樣，後門橋兩側可以說物質、精神兩種食糧都不匱乏了。

　　荀磊的父親荀興旺師傅，就在後門橋西南的人行道上擺他的修鞋攤。整個攤子由兩隻油漆桶和幾扇可以折疊的木板組成，收攏可以放到自行車後架上馱走，打開則有一兩米長，上面陳列著備用的大小鞋釘、鐵掌、皮料、人造革料、模壓塑料塊以及成型的鞋底、鞋跟，等等。攤子擺開後，荀師傅便將一幅印有「修理皮便鞋」字樣並附有個體營業執照號碼的白布，繫在攤前。沒有活時，他便端坐在攤後，戴著一頂帽子（冬天是栽絨帽，春秋是布便帽，夏天是短簷草帽），膝上搭著一塊厚重的勞動布；修鞋時必不可少的「獨角蛟」（鐵製，下頭有供腳踩著以便固定的橫向底座，上頭是豎向的一個厚鐵腳掌，以便將待修的鞋套上去操作）倚在兩腿之間，手裡握著一隻用麻栗疙瘩自製的大煙斗，悠閒地抽著葉子煙；來了活路時，他便將那大煙斗擱下，麻利地操作起來。

　　這天荀師傅八點多出攤，擺開攤就來了不少大活──有打前後掌帶換跟的，有縫前幫帶粘內墊的，送活的人還都挺急，巴不得立時就能修好上腳。荀師傅拿過活就做，和顏悅色地對他們說：「過一個鐘頭來拿吧，我盡可能給整舊如新。」人家走了，他戴個老花鏡，兩眼只瞧著「獨角蛟」上的鞋，一雙佈滿老繭的手忙個不停。

　　荀師傅做活的時候，不但看不見周圍的一切，也聽不見周圍的聲響。所以，當那輛裡頭坐著孟昭英和詹麗穎的迎親汽車駛過後門橋時，他一點也沒有發覺。

　　街上的另一個人卻注意到了那輛汽車，而車裡的人也看到了她，她們之間甚至還匆匆地打了個招呼。那便是騎著自行車由南而北的馮婉姝。

　　馮婉姝和荀磊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她剛從北京外語學院西語系畢業。他倆語種不一，工作內容有時卻相通。他們倆真是一見鍾情，熱戀之中，他們只顧互相欣賞，雖然說了許許多多的話，卻全然沒有問及過對方的家庭。在向家庭公開關係之前，他們活動的地點，一不是電影院和劇場，二不是公園。他們專找那種不用買票、出入方便、易被人們忽略的「小風景」去纏綿。常去的地方有故宮後面的筒子河邊、王府井大街斜對過的正義路林陰道、什剎海的銀錠橋畔、中國美術館東側的綠地等等。他們在蔭蔽的角落裡緊緊地擁抱，互相微閉著眼睛尋找對方火燙的嘴唇，心裡瀰漫著濃郁的詩意。等最熱烈的感情迸發完以後，他們漸趨冷靜，於是，不知是從哪天開始，荀磊向馮婉姝學起西班牙語來，而馮婉姝也便向荀磊請教起英語來。他們的學習方式是充滿了戲謔的，比如荀磊問：「西班牙人怎麼稱呼月亮和星星？」馮婉姝告訴他了，他熟記幾遍後，馮婉姝便反問他：「英國人怎麼稱呼楓樹和紅葉呢？」他答了，馮婉姝也熟記了幾遍，於是雙方開始造句。荀磊用西班牙語說：「我愛月亮、星星，不愛你。」馮婉姝便緊接著用英語說：「我愛楓樹上的紅葉，討厭你。」雙方語法上自然都有錯誤，於是互相激烈地指責，其間荀磊會用英語咕噥一句，馮婉姝便會追問他究竟何意；而馮婉姝也會用西班牙語嬌嗔一句，荀磊也便忍不住逼問她究竟埋怨的是什麼。這樣，鬧到最後，他們雙方又都學會了不少單詞和句式，於是一個伸展著腰肢，一個搖晃著披肩發，都說「累死了」，然後少不得便緊緊地依偎在一起，把西班牙語和英語混雜一起說：「我愛你，愛得要死！」

　　他們當然誰也沒有死。他們活得有滋有味。終於有一天，他們理智起來了，認識到愛情的歸宿必然是一個由他們兩人組成的家庭，而這個家庭又必然要同他們各自已有的家庭相聯繫，於是他們這才開始介紹自己和詢問對方的家庭情況。他們是不是太浪漫了一點呢？是不是太超凡脫俗了一點呢？也許，使他們這樣處理個人感情的主要因素，是由於他們都讀了太多的西方人文主義的文學作品吧？

　　荀磊告訴馮婉姝說：「我父親是個修鞋匠。」

　　馮婉姝笑嘻嘻地說：「別臭吹了！你有什麼資格自比安徒生？」丹麥童話大師安徒生是鞋匠的兒子。馮婉姝確確實實沒有絲毫鄙棄修鞋匠的意識，無論是丹麥的還是中國的，修鞋匠在人格上與她，與所有的人，都是絕對平等的。但她過去完全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她覺得就憑荀磊那地道的英國紳士風度，他父親起碼也得是個中學教師。

　　荀磊重複地說：「我父親真的是個修鞋匠。」

　　馮婉姝一看荀磊眼神，就明白他並不是開玩笑。於是她收斂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腦袋調整得更舒適，閉上眼睛說：「你愛他嗎？把他的情況細說說吧！」

　　荀磊便撫著她一頭柔軟的長髮，徐徐地對她說：「我父親叫荀興旺。我們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爺爺早就去世了，奶奶帶著我兩個姑姑和我爸過日子，苦得不得了。爸爸後來就加入了八路軍。那時候他才十四歲，槍比他人還高半頭。後來他是解放軍裡最普通的戰士，參加過解放石家莊的戰鬥。你知道八一電影製片廠前些時候拍過一部故事片，就叫《解放石家莊》嗎？你自然不知道。你照例不看這樣的電影。我也一樣。主要是這樣的片子藝術上貧血貧得太厲害了，對吧？可電視上放這部電影的時候，我爸爸看得津津有味。他坐在我們家他自己打製的沙發上，手裡攥著他那麻栗疙瘩旋成的大煙斗，腦袋前伸著，聚精會神地從頭看到尾，一邊看還一邊評論著：『對！就是那樣！──不對！瞎掰！當時哪是那樣！』電視上好像不止播過一次，他次次都是這麼個看法。說來也怪，跟他一塊兒打仗的戰友，犧牲了不知多少，他卻連重傷也沒落下。他還拼過刺刀哩。你不信嗎？我信。因為我爸嘴笨，說實話都費勁，說瞎話那就非把他難死不行。他有一回跟我們講他拼刺刀的事，就那麼三兩句話，聽得我心裡怦怦直跳。不是真拼過的人講不出那話來。他說到那時候眼裡只有敵人的肚子，那肚子東躲西閃，可他非把刺刀插進那肚子裡不行，扎進去拽出一嘟嚕腸子來，他就高興了。他就那麼出生入死地在第一線戰鬥。我奶奶和我兩個姑姑，那一陣整天站在村口守著，一有擔架隊過來，他們就挨過去，一個一個掀開被子認，始終沒有見著我爸爸。她們就哭了。人家問她們為什麼哭，兩個姑姑說：『高興的。俺弟弟殺了敵人，可他沒掛綵。』奶奶卻說：『糟了。怕是犧牲在那兒，抬不回來了。』仗打完了，爸爸回到家裡，奶奶和姑姑讓他脫光了膀子，見他果然一點沒殘，高興得了不得。爸爸左肩窩、右腰根、左腿肚子上各有一處彈片劃出的傷痕，左腿肚子削去的肉最多，可那畢竟算不了什麼。爸爸要是留在部隊，繼續南下，說不定就當上南下幹部了。那就不知道會娶個什麼樣的老婆，養出些什麼樣的孩子來，反正沒有我了。可土改以後家裡沒有勞力，他就解甲歸田了。種了幾年地，我兩個姑姑先後出閣了，城裡招工，我爸就進城當了工人，後來把奶奶也接進了城。我爸先學木工，後學鉗工，他這人手巧，想做什麼能成什麼，後來一直升到了七級。八級工到頭，他只差一級。他們廠也沒有八級的，他算技術最高的了。

　　「你一定覺得奇怪，我爸爸成分、經歷這麼好，可他怎麼會不是黨員？他不是。據說他出師的時候，廠裡黨委書記挺動感情地對他們車間黨支部書記說，荀興旺你們不發展，你們究竟想發展誰？可車間支部書記為難。我爸是個出名的孝子，奶奶愛吃豆面糕，近處沒有，歇禮拜那天我爸就騎車跑遍全城，不買到豆面糕絕不罷休。這當然不會成為問題。可後來奶奶去世了，當時北京市已經大力提倡火葬，黨團員都要帶頭，家裡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無論別人怎麼勸，也不忍心把奶奶火葬，到底他還是買了棺材，想法子把奶奶送回老家土葬了。黨支部書記覺得這事很難辯解，確實是落後的表現，所以不同意發展我爸入黨。再有我爸原來是個文盲，進廠後進掃盲班，費了老大力氣，認字也不多。後來補文化課，補到初小程度就再提不高了。他不愛看書，只愛鼓搗東西，比如打個傢俱、安裝個管道、編個漁網、修理個自行車、修個鞋、旋個煙斗什麼的，弄出來樣樣讓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書他就頭疼。他一生只精讀過兩本書，一本是《苦兒流浪記》，這本書我聽他講過，不是法國那個馬洛寫的那本，好像是解放初印的一種訴苦材料；另一本是《魯班學藝》，據他說他得到的那本書頁已被撕破，他是一頁頁拼攏一起，一字一字讀下來的。他一生最佩服的是兩個人，一個古人一個今人。古人就是魯班，今人就是彭德懷。因為我爸文化始終提不高，黨支部認為是學習不夠努力造成的，所以後來也就一直沒有發展他人黨。我爸這個人人緣特好，但人人又都認為他絕不是入黨、做官的材料。『文化大革命』起來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積極找他。往外派工宣隊，沒他的事兒。『支農小分隊』他也沒參加過。他就是在車間幹活。車間停產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他一個人了，他也在那兒待著，擦擦這兒，掃掃那兒。他就是那麼個木頭人似的模樣。其實他心裡很有主見。他平生最喜歡看的一齣戲就是《白毛女》。他說還在部隊裡的那陣，參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團演《白毛女》的時候站在台上『壓台』，只要一演到逼死楊白勞那場，他就忍不住流眼淚。有一回有壞人搗亂，在場子裡喊反動口號，我爸從台上一個雄鷹展翅撲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個壞人，要不是別的人起來勸阻，我爸當場就會把他斃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有人告訴他，說江青說了，歌劇《白毛女》是毒草，他連驚訝和憤慨都沒有，因為他根本不信。後來知道真把歌劇《白毛女》否定了，他也並不激動，他認定那不過是一時的說法，他堅信歌劇《白毛女》是好的。後來組織大家看芭蕾舞劇《白毛女》，看到喜兒被搶，他照樣感動，他跟人家說：『《白毛女》還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它。』人家便跟他解釋：這個《白毛女》同那個《白毛女》有質的不同，那個反動，這個革命，比如那裡頭的楊白勞軟弱無能，這裡頭的楊白勞英勇不屈，等等。他卻全然聽不進去，人家費老大勁說完了，他卻表態說：『我看差不離，就是這裡不用那腳尖子跳，興許更順眼。』你說拿他有什麼辦法！粉碎『四人幫』以後，重演歌劇《白毛女》，他在電視裡看了，照樣流眼淚。我跟他說：『如今芭蕾舞跳的那種不能演了。』他不以為然，對我說：『幹嗎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腳尖子走路，興許更好。』你看，他什麼時候都保持他個人的看法。我愛我爸，就是因為他有這麼一個穩定的、厚實的、淳樸的人格。他用他的這種人格力量，啟示了我，使我的靈魂善良、純淨。

　　「那麼，你要問我了，他不是七級鉗工嗎？怎麼又當了修鞋匠呢？那是前年的事。他才五十四歲，可他提前退休了，為的是讓我二姐進廠去頂替。這就要說到我家裡別的人了。先說我母親。她就是咱們北京郊區順義縣的人，是我爸的師傅把她介紹給我爸的。他們也是一見鍾情，認識不久便結婚了。後來我媽媽也進廠當了工人。我們家開頭就住在工廠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種簡易平房，一間屋子住一家人。我家人口最多的時候是六口人，我奶奶，我爸我媽，兩個姐姐，還有一個哥哥──那哥哥七歲的時候得病死了。全家擠著睡，連個收音機都沒有。過春節的時候買張年畫貼到牆上，一年裡頭把畫上的每個細節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後來奶奶去世，姐姐們長大，三年困難時期，我媽生下了我。說起來要多虧一場意外的火災，不知哪家生爐子不小心，把屋子引著了，結果牽三連四，救火車又一時開不過來，把廠裡那片宿舍區燒光了。作為善後的結果，我們家和另一家被安排進了如今住的這個小偏院。頭年廠裡蓋了新樓，我們兩家都屬住房困難，我爸把進樓的權利讓給了那家，我們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間屋歸了我們，我們現在總算有兩間屋了。我媽漸漸從一個農村婦女變成了一個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現在顯得比我爸年輕很多（其實她比爸爸只小三歲），每天回到家頭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體梳子梳她那燙過的頭髮，抹銀耳珍珠霜。她有兩身西裝，一身是專門到王府井藍天服裝店做的，逢到休息的那天，她便穿得整整齊齊，有時候手上還戴個粉紅的假寶石戒指，沏茶喝水以前要把杯子洗涮得很仔細。儘管她這樣，你一眼看上去，還是有股天然的土氣。我也愛我的媽媽。我覺得她過了那麼多年苦日子，把我們姐弟三個拉扯大不容易，現在喘過氣來了，講究一點，是一種自我意識復甦的表現，是可喜的。別看她有這種似乎俗氣的一面，幹起家務事來，她還是那麼能吃苦，那麼麻利。你一看見她幹活，便能感覺到她天性便是熱愛勞動，並且渴望通過勞動來達到她的理想境界的。她把屋子總整理得特別利索，一塵不染。床單、被褥、窗簾、沙發上鋪的浴巾等等並不見髒，她便把它們取下來，泡進洗衣盆，挽起袖子，露出兩條比我還粗壯的胳膊，愉快地洗滌起來，望著那些溢出盆外的肥皂泡，她彷彿格外感到幸福。據大姐回憶，當年我們家是亂作一團的，媽媽也顧不得收拾，如今有兩間屋子可以供她細心拾掇了，難怪她那麼心滿意足。她的審美觀當然是受她成長的環境和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制約的。你到我家一看就能明白。每一樣東西都是她精心挑選來的。其實我們家附近的百貨商場什麼都能買到，但她為了買一塊窗簾布，卻寧願跑到西單、大柵欄去，細細地比較、挑揀，然後汗淋淋地回來。現在掛在我們家外屋窗戶上的窗簾就是她的作品：布料是淺藍底子的，上頭有深藍的松樹和褐色的白鶴圖案，下頭用愛麗紗細心地鑲上了花邊。而沙發上鋪的浴巾呢？棕紅色的底子上是兩個鮮紅的散花的仙女。還有蓋在酒櫃和飯桌上的塑料布──你一看就會感到『怯』，但我以為你應當和我一樣尊重我媽的審美趣味，看久了，你甚至會體驗到一種質樸的以濃烈的色塊和明快的配搭取勝的民俗美。現在裡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從英國帶回來的東西，我媽看不慣，就像我看不慣她選擇的窗簾布一樣，可她也尊重我。我把一隻繪有抽象派圖畫的掛盤掛在床頭上，每回媽媽收拾屋子的時候都要發笑：『天哪，這能叫畫兒嗎？』但她並沒取下它，而是用雞毛撣子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塵。我媽便是這樣的一個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說她退休以後，要好好養一點花。我想那時候，我們家小院一定能變成了美麗的花園。」

　　「我兩個姐姐的情況幾句話就能說清楚。大姐插隊回來當了售貨員，大姐夫也是售貨員。二姐從兵團回來待了一陣業，後來當臨時工，頂替我爸進廠以後，在十四層的宿舍樓裡開電梯，去年她也結了婚，我二姐夫是廠裡的電工。」

　　「怎麼樣，你都聽進去了嗎？聽膩了嗎？」

　　馮婉姝把腦袋從荀磊肩上挪開，兩手梳理著披肩長髮，感歎地說：「聽得津津有味。一個完整的世界。一個我過去所不瞭解的世界。一個我即將踏進去的神秘的世界。」

　　不久，她的確邁步進入了這個世界。

　　那天，她比約定的時間提前半小時，騎車前往荀磊家。路過後門橋時，她看到了鞋攤，看到了荀師傅本人。那頭一眼的印象，便使她對這位未來的公公無比敬愛。

　　一般的人，看到馮婉姝的打扮做派，總會把她劃人所謂「現代派」青年一流，似乎她所欣賞的，只能是洋味兒的人物，比如電影演員，一定只欣賞法國的阿蘭．德隆和日本的山船敏郎，其實不盡然。馮婉姝自小在心目中，就崇敬、愛戴兩個銀幕形象，一個是《平原游擊隊》裡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陽，一個是《上甘嶺》裡高寶成扮演的張連長，除去別的因素之外，她覺得那兩個人物從外形上看也是最美的。當她長大並且當了翻譯以後，她仍然保持著那樣一種看法，並且對自己經久不息的鑒賞激情上升到了理性──那兩個銀幕形象凝聚著一種和中華民族古老歷史以及蒼茫大地相聯繫的，經過世世代代的勞動者審美意識篩選的男性美。有一回她同一位來自拉丁美洲的褐髮女郎交談，驚訝地發現，那位偶然看過中國影片《平原游擊隊》的女郎，竟然也坦率地承認：「李向陽真可愛！我愛這樣的男人！你要見到那位扮演李向陽的演員，請你轉告他，我是多麼崇拜他！我要熱烈地吻他！」她一點也不覺得這種熱情可鄙可笑。美的事物，人們總是欣賞的。

　　當她騎著小轂轆的自行車接近那鞋攤時，呈現在她眼裡的荀師傅，便兼有著李向陽和《上甘嶺》中張連長的神韻。那荀師傅臉上皮膚因為長久露天作業，近乎醬黑色，但輪廓線極剛勁，眉毛濃黑，印堂寬闊，眼睛極其有神，鼻子高矮適中，人中長而明確，嘴唇厚實，下巴上還有個淺淺的窩兒。滿街有多少明眸皓齒、衣衫華麗的俊俏男子，可誰注意到這後門橋一隅的鞋攤主人，遠比他們都更富有陽剛的魅力呢？馮婉姝從荀師傅身上，認出了荀磊那之所以使她一見傾心的素質──別看荀磊細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種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結實的骨架，那眉宇間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顎和下巴線條體現出的陽剛之氣，分明都來自他父親的遺傳基因啊！

　　馮婉姝不覺在鞋攤前停下了車子。當時荀師傅正給一位中年婦女補好了一隻鞋，馮婉姝聽見那婦女問：「多少錢？」

　　荀師傅用一把小刷子，擠了一丁點黑鞋油在上頭，用小刷子把補好的一隻鞋跟刷黑──這其實是完全可以免去的一環，他這樣做只是為了讓自己心理上得到滿足：他做得的每一樣活都是漂漂亮亮的──刷完了，他邊遞過那只鞋邊說：「你給兩毛錢吧！」

　　「喲，這麼貴呀！」那中年婦女拿過鞋子，用挑剔的目光檢驗著，嘮叨起來：「這麼塊小料就值兩毛錢嗎？現在什麼都漲價！釘這麼塊鞋跟也得掏兩毛錢！」

　　荀師傅一邊往他那大煙斗裡裝煙，一邊說：「那你就拿走吧，拿走吧。」

　　這倒出乎那中年婦女的意料。她遲疑了一下，掏出一毛錢遞過去，說：「哪能不給錢呢？給你一毛吧！」

　　荀師傅沒有接。他點燃煙斗，吸了一口說：「你拿走吧。這塊料一毛錢也不值呢。」

　　那中年婦女想了想，便又掏出個五分的鋼兒，扔到鞋攤上，說：「那就給五分吧！」

　　荀師傅立刻把那五分鋼兒拾起來，投人中年婦女臂中挽的菜籃裡，心平氣和地對她說：「你拿走吧。我一分錢也不收你的。」

　　那中年婦女雖然訕訕的，卻終於並不付錢，轉身走了。

　　馮婉姝把這一幕看在眼裡。她更喜歡這位未來的公公了。她理解他的心情：他希望人們尊重他的勞動。他並不需要施捨。他收的不是料錢而是手工錢。

　　荀師傅一抬眼，發現了她：「姑娘，你鞋怎麼了？」

　　馮婉姝對他微笑著。她腳上是一雙坡跟涼鞋。她真希望那鞋有什麼毛病，然而那雙鞋偏新得令人遺憾。可是她又有什麼必要非得裝扮成修鞋人，來接近這位長輩呢？難道她不可以開誠佈公地同他對話嗎？

　　她索性把車子支在攤旁，坐到攤邊的一個馬扎上，開門見山地對荀師傅說：「您是荀師傅吧？我叫馮婉姝，我是荀磊的對象。」

　　荀師傅一下子被她弄懵了。李向陽如果遇到這個情況，一定不會像他那樣慌亂。他顴骨泛紅了，把煙斗放下，又拿起來，戴上老花鏡，又把它取下，憋了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小磊子的對象是你啊，你叫什麼名兒？」

　　馮婉姝又說了一遍自己的名字，並且把每個字的寫法和發音都告訴了他，但顯然他只記得住她姓馮，而弄不清她名字那兩個字究竟是什麼。

　　「小磊子昨兒個晚上才給我們打招呼，說他對象今兒個來家。原來是你啊。」荀師傅克服了最初的慌亂，恢復了尊嚴感，盯住馮婉姝端詳著，慈祥地說：「你還沒去家裡吧？你先家去吧，多玩會兒。小磊子他媽給大伙包餃子吃。我今天也早點收攤回去，吃餃子。你南方人吧？愛吃餃子嗎？茴香餡的吃得慣嗎？」

　　馮婉姝點著頭。其實她最怕茴香了。芹菜、香菜和茴香她家從來不吃。她發現荀師傅那鞋攤上有許多鐵罐頭盒，裡頭都擱著一塊吸鐵石，把一堆釘子吸在一起，活像是蜷縮的刺蝟。「多有意思啊！」她拿起一個「刺蝟」來瞧，活潑地笑了。

　　荀師傅見她那身打扮，本以為她會瞧不起修鞋匠，她這麼一個動作，使荀師傅心裡輕鬆了許多。他們今後真要成為翁媳嗎？他們能和睦相處嗎？

　　從那以後，半年多過去了。馮婉姝常到荀家，路過後門橋時，只要荀師傅在擺攤，她也總要停車坐坐。她對荀師傅愈加敬愛，因為她不斷從他身上發現出閃光的東西，這閃光的東西又不斷照亮著荀磊的形象。然而荀師傅對她始終僅止是容納而已──她顯然並不符合荀師傅心目中所渴望的兒媳婦形象。她漸漸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天，和煦的冬陽照耀著後門橋，使人們感覺這個冬天真是出奇地溫暖。馮婉姝同那迎親的小轎車相遇以後，便推車來到了荀師傅的攤前。荀師傅發現了她，點著下巴示意讓她坐下，手裡繼續著修補工作，和藹地問她：「吃過早點啦？」

　　馮婉姝坐到馬扎上，笑著說：「都什麼時候了，還能沒吃！薛家接親的小汽車都開過去了。」

　　荀師傅眼裡望著「引路猴」（縫鞋的錐針），彷彿是無意地說：「今兒個家裡可有好吃的！」

　　馮婉姝猜測：「又是螃蟹嗎？冰凍的海螃蟹？昨天我們甘家口商場也賣來著。」

　　「不是那個。」荀師傅不知為什麼讓「引路猴」紮了一下手，這在他來說是萬次不遇的事兒，他哆嗦了一下，恢復勾線，有點猶豫地宣佈，「是我們的家鄉菜。你去了就知道了。今天──咱們家有『卻』來。」

　　「誰呀？」馮婉姝猜測著，「大姑從老家來啦？二姑從唐山來啦？」她雖然還不好意思稱荀師傅夫婦為爸爸、媽媽，但荀磊的兩個姑媽她早就叫上了大姑、二姑。

　　「都不是。是你沒聽說過、更沒見過的人。打我們老家那邊來的！」

　　馮婉姝漫不經心地應著：「是嗎？那是得好好招待招待啊！」

　　來了兩個修鞋的，馮婉姝把馬扎讓給修鞋的坐。她對荀師傅說：「我先去啦。您有什麼話要我捎回去嗎？」

　　荀師傅想了想，欲說又止，擺擺手，讓她騎車去了。

　　荀師傅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修鞋不像往日那麼麻利。他心裡擱著一樁心事。今天要來的是他當年戰友的女兒。那戰友也是冀中人，名叫郭墩子，他們前後腳參的軍，一塊兒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一塊兒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後來又一塊兒進城當了工人。一九六○年，他們兩人的妻子都懷了孕，正是困難時期，工廠縮減，郭墩子決定全家遷回農村，他認為領下一筆退職金，回去以後繼承祖屋，開闢一個新的局面，也許會比在城裡生活得好些。臨走前，荀師傅給他餞行，把全家所有的肉票，在那一頓全用上了。乾了兩杯二鍋頭，他倆回憶起當年戰場上的情誼來。有一回荀師傅被炮彈震暈了，是郭墩子把他背回到安全地帶，用尿把他澆醒的。這類事只有身受的人才能體驗到其不可計算的價值。他們都不知該如何向對方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情誼，於是在談到雙方妻子都有著身孕一事時，幾乎是不約而同地說：「要是一個小子，一個閨女，長大了就讓他們成親！」這件事過去二十多年了，他們再沒機會見面，只通過幾封簡單的信。紛紜的世事沖淡了他們酒桌上的誓言，然而並沒減弱他們雙方內心裡的情分。他們果然是一個生了小子，一個生了閨女。轉眼一對男女都二十多歲了。前兩天荀師傅忽然接到一封信，正是那郭墩子的閨女寫的。看來她的文化水平也就同荀師傅相平。她稱荀師傅為大爺，短短的幾行文字裡，報告了他好幾件事：一是她父親不幸已在十多年前去世了，二是她母親最近身體還好，三是她母親讓她進京找她荀大爺來。她還說了動身的日期。那麼，恰是今天到達。頭晚上荀師傅又把這封信從胸兜裡掏出來一句句看了半天。這閨女為什麼不寫清楚呢？她父親是得什麼病過去的？為什麼那麼多年裡都不告訴這邊一聲？她母親身體究竟如何？是不是怕這邊擔心，有了病也不說？她這回來究竟是怎麼打算？是來看看大爺，請求一點經濟上的幫助，還是另有什麼深意？夜晚枕畔，荀師傅把自己揣想到的都跟老伴說了。老伴──其實還不算老──只嫌他怎麼躺下了還抽那煙斗，嗆人！對於即將來臨的這個農村姑娘，卻充滿了最濃厚的同情和善意。她說：「咱們就把她留下，當閨女待。現在咱們家也不困難了，有咱們的就有她的。大伙都活動活動，給她找個臨時工幹幹，要不幫她找個心善的人家，當保姆，讓她攢下一筆錢再回去，說不定還能在我們廠裡給她找個對象。讓我把廠裡光棍們挨個兒想一想──」荀師傅說：「也不知她媽在她後頭又有幾個孩子，她走了她媽有沒有人照顧。她媽興許跟她說了我們哥兒倆當年的誓言，是讓她把咱們這兒當婆家來奔的。」老伴並沒有他那種心理壓力，輕鬆地說：「嗨，就算那樣也沒啥。如今農村的人也懂得婚姻自由的理兒。她一見咱們磊子有了對象，自然斷了那個念頭。只要咱們善待她，她回去了她媽準高興。」荀師傅卻地抽了半天煙斗，心裡頭嘀咕著：「她是個鄉下姑娘，就算磊子能善待她，小馮能嗎？小馮要露出些個輕視她的意思，她心裡能好受！那我不是對不起郭墩子了嗎？再說──」他沒有按邏輯再往下想，在他潛意識的深處，他是覺得應當把這個農村姑娘按誓言娶給荀磊的，並且，他想像中的這位媳婦的模樣、做派，處處都比馮婉姝更合他的心意──

　　後門橋一帶熱鬧起來。陽光斜照到鼓樓龐大的身軀上，巍巍鼓樓俯視著芸芸眾生，它在沉思著什麼？

第三章　巳（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新郎並不一定感到幸福。

　　────

　　「好好的，你怎麼又給『掐』了？」薛大娘實在忍不住，責備薛紀躍，「你留神別把錄音機鼓搗啞了！」

　　「媽，壞不了！」薛紀躍沒心思向母親解釋。他坐在嶄新的電鍍架折椅上，神經質地擺弄著錄音機。

　　錄音機是新的，錄音帶也是新的。這盤新帶子是朱逢博的獨唱曲，帶電子琴的小樂隊伴奏。薛紀躍自己也說不清，他為什麼此刻不能耐心地把每一首歌聽完。他已經好幾次中途把停止鍵按下，又按快進鍵讓帶子轉到下首歌，可是當那首歌從某一音符突然響起時，他又不能容忍開頭的不完整，於是便又按停止鍵，又進行短暫的快退，往往退又退得多了，使他更加煩躁──朱逢博被他折騰得總那麼顛三倒四地忽而尖嘯而出，忽而戛然而止，難怪本打算在這一天裡容忍薛紀躍一切的薛大娘，也禁不住當面抱怨起來。

　　終於，薛紀躍似乎把興趣穩定在一首充滿了氣聲和顫音的歌曲上。薛大娘憐惜地望了他一眼，吁出一口氣，繼續忙她的一攤子事去了。

　　薛紀躍呆呆地坐在那裡，心裡很亂。此刻他沒有邏輯清晰的理智思維，他的頭腦裡淤塞著一大堆互相糾結、衝撞的散亂思緒。

　　他知道那終於不可避免的局面即將來臨，那似乎是他盼望已久的，可也確鑿是他憂懼以待的──

　　──沒有電腦選曲的功能，就是差勁！雖說是四喇叭的，但牌子不硬；牌子硬的如今並不難買，自己工作的那個商場交電組就有，可實在太貴！交電組的許師傅勸過自己，「幹嗎要四喇叭？買個倆喇叭的『三洋』，聽著比你要的這個不差，既經聽，又省錢──」自己確實動搖了，可潘秀婭堅定不移：「就得四喇叭！」

　　薛紀躍朝屋子四面望望，他感到潘秀婭的這種「四喇叭精神」無處不在。

　　不過，潘秀婭──這位一會兒便要坐著出租小轎車來的新娘子，絕不是那種不知天高地厚、貪心不足的人。她從她那個家庭裡摔打出來，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她爹她媽一共生了六個孩子，仨小子仨閨女，她是老五，底下還有一個待業的弟弟。她爹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她媽一年有三季推著小木車到十字路口賣冰棍。論經濟情況，她家比薛家窮得更多、更透，從來一分錢都恨不能掰成兩半兒使。就拿吃菜來說，黃瓜從來是單等到拉秧以後一毛錢一大堆了，才捨得買來吃，那些又短又彎、肚子又胖粒兒又大的黃瓜，她家吃了該有多少？拌著吃、熬著吃、擦成絲兒拌餡吃──所以，她倒不是那種手裡有了錢就當水潑的人。她自打到照相館當營業員以後，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她們那個照相館有時候包攬外出照團體照的生意，她給攝影師傅打下手，去過大機關，見過大場面。去得早了，有時候人家客氣，還拉到茶話會乃至宴席上入座，見著過好多的名人、闊主兒，那號場面上再貴重的東西也不足為奇──可她知道，自己夠不著人家那個生活標準，癡心妄想沒有用，白坑害了自己。她就是這麼個不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並且量著天和地的尺寸辦事情的人。

　　看吧，現在這間新房裡的東西，除了人家贈送的，全是依著她那滿打滿量的尺寸置備的。她自己拿出二百塊錢來，父母再給她三百，哥哥姐姐們包下了全部床上用品和鍋碗瓢盆，不再拿錢；薛紀躍沒有私房，掙工資以後錢都交給他媽，用的時候再問他媽要，但他爹媽有一個專為他立的存折，拿出來辦事的時候是七百八十幾元，刨去留著擺席、散糖的三百元，置家當的錢不到五百元；這統共一千來元置家費到了潘秀婭手裡，她使用起來就好比吹一隻彩色的氣球，她要把那氣球吹脹到最大的限度，但又決不讓它爆掉。她所購置的東西說出去都得是最中聽的，而且要盡量實惠。雙人床一定要彈簧軟墊、兩邊上人的那種，即便夠不上正經八百的「席夢思」，總也不能要她哥哥姐姐家裡還在耐心使用的那號光板床；大立櫃一定要三開的；沙發一定得葛絲沙發佈「全包」的（真皮的不敢問津，但人造革的決不能要）；寫字檯一定得「兩頭沉」；五斗櫥一定得是帶靠背鏡的；折疊桌一定得是能方變圓、圓變方的（但不必買電鍍架的，因為搭上塑料桌布以後，誰去看那支架？烤漆的就行）；折疊椅卻一定得是帶電鍍架的；酒櫃一定得是一頭高一頭矮、雙拉門上不是粘著拉手而是電磨凹槽的──就是臉盆架，也一定得是帶高挑毛巾架和雙皂筐的。這就難怪她同薛紀躍去買錄音機時，寧願牌子軟一點，也非得要四喇叭的不可了。

　　薛紀躍也曾同她爭論過：「我寧願要倆喇叭的名牌貨，也不要四喇叭的雜巴湊！」她呢，針鋒相對地掀著嘴唇說：「我寧要小羊頭，不要大牛尾！」

　　好嘛！眼下這屋裡倒是塞滿了「小羊頭」──大面上聽去全是擦著天的高檔貨，其實，雙人床是薛紀躍跟她幾乎跑遍了城裡所有的傢俱店，把腿都跑細了一半，才終於在永定門附近買下的，好處就是那裡賣的是處理品，褥面上有點污損，比別處便宜十塊錢。「床單一鋪就看不見了不是？」潘秀婭這麼對薛紀躍說，倒好像她中了什麼彩似的。三開大立櫃和全包沙發是在天壇牆根那兒的農貿市場，打一位滿嘴黃板牙的農民手裡買下的。其他不是托人情買的並無疵點的所謂「次品」，便是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猶豫來又猶豫去、最後僅僅為了便宜個塊兒八毛的，才大老遠買下，又麻煩薛紀徽他們給運回來的──

　　薛師傅和薛大娘對潘秀婭的這份精打細算倒是看在眼裡、喜在心裡。豈止是喜在心裡，他們不僅當著薛紀躍、當著潘秀婭本人，而且當著薛紀徽和孟昭英兩口子，誇讚了不止一次。有回薛大娘誇過了頭，顯出有點橫著比的意思，還惹得孟昭英圓方臉變成了長方臉。又豈止是拿話誇呢？他們還捨得拿出三百來塊錢，單給潘秀婭買了塊瑞士雷達牌鍍金小坤錶！這事直到此刻還瞞著薛紀徽兩口子──

　　當然，買錶這事的來龍去脈薛紀躍一個人最清楚。就潘秀婭那一頭來說，你也很難說她如同農村姑娘那樣公開地要了彩禮。同許許多多搞對象的人一樣，在雙方基本相中了對方以後，他們便雙雙在公園遛彎兒，一遛二遛，漸漸地坐在一起的時候比走在一起的時候多了，又漸漸地不光是說話，而進入到身體接觸的階段──那最最初級的階段，便是互相抓著手腕子看對方的手錶，當然不是看幾點幾分，而是邊看邊問：什麼牌的？值多少錢？誰給買的？走得準不準？──潘秀婭很快便掌握了關於薛紀躍那塊錶的信息：港裝石英電子錶，頭兩年又稀罕又時髦，大概是小一百塊買下的，現在一點沒舊，卻頂多只值四五十塊了；是他上班頭一天，薛師傅親自帶他到商場鐘錶部，鄭重其事地給他買的；可見他都那麼大了，父母還把他當心肝寶貝兒；這也難怪，他們家統共才倆兒子嘛，他又是小的，守在身邊的時間最多──潘秀婭手腕上的那塊呢？薛紀躍研究了半天也沒弄明白，潘秀婭詐唬地說：「我這可是瑞士雷達錶！」他認不出那錶盤上的拉丁字母是什麼意思，他不懂漢語拼音，當然更不懂外文，所以他就當真了。他哼出電視上播放雷達錶廣告時的那種曲調，末了說：「啊，你可真夠帥的，雷達錶！」潘秀婭把手腕子從他手中猛地抽出，心裡一陣酸楚、一陣悸動，她告訴他：「什麼雷達！外地雜牌貨！二嫂走後門買來的，說是內部試銷的新產品，六十塊錢。她剛給我的時候我還美滋滋的，對她千恩萬謝，給了她六張十塊的新票子，誰知道不到仨月這錶就自由散漫得不行，快起來一天能快上半拉鐘頭，慢起來一天能慢十多分鐘。我拿去修理，人家說你這號錶不管修，雜牌貨，有的零件精密度不過關。你說可氣不可氣！更可氣的還在後頭呢。我聽人家說，這錶後門『試銷』的時候，一塊才賣五十塊錢，敢情我那二嫂還賺了我十塊錢！我跟她吵了一架，打那以後只要我在家，她就不敢來──你瞧我的命多苦，我爹我媽才不管給買錶哩，我要想戴好錶，就得自個兒拼著命去掙！就是真跟你『那個』了，你能給我買塊好錶？──」這時候薛紀躍就挺起了胸脯：「給你買！買塊雷達的！」潘秀婭竟聞聲撲到了他懷裡，倒把他嚇了一跳。可潘秀婭隨即也就抽回了身子，冷靜地問：「你有那麼多錢嗎？」薛紀躍紅著臉說：「反正想買就能有。」於是他們下一次會面的主要活動內容，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達錶經銷修理部──後來，當他們準備結婚的時候，薛紀躍便告訴她：「我爹我媽要給你買一塊瑞士雷達小金錶，可得在咱們結婚那天才能給你戴──為的是求個吉利。這是他們老人的講究，咱們就隨了他們吧。不過，你事前可別跟他們問起這件事，一來顯得你不好，二來要讓昭英嫂子知道了，非添亂不成──」從那天起，一隻閃閃發光的瑞士小金錶，便不斷在潘秀婭的想像中和夢境中出現。

　　從薛師傅薛大娘這頭來說，他們原本並無給新媳婦買金錶當見面禮的宏願，可經不住薛紀躍一次又一次的動員。當他們同意給新媳婦買錶，但只打算買一百多塊錢的國產錶時，薛紀躍便暗示他們，這有可能讓他跟潘秀婭的關係拉吹：「不是人家貪財，是我們丟份兒！」最後，老兩口細細地合計一番，覺得從長遠看，給小兒媳婦買塊金錶也值當。他們拿出薛紀躍名下的那個活期存折以後，手頭沒有什麼活動錢了，只有一個每月存入十元、為期五年的「零存整取」折子。這折子不早不晚，恰在昨天終於到期。老兩口結伴去儲蓄所取出了那筆款子，去的時候心境倒還平靜，往家返的時候薛大娘不禁百感交集。她說心口發緊，身子發沉，薛師傅只好挽著她，小步小步挪回家中。其實她生理上並無病變，而是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她覺得自己的手腕子那裡突然格外地空虛。當年她臨上轎子的時候，才戴上了一對銀鐲子，可那是對什麼的鐲子啊，說是銀的，其實起碼摻了三成錫！後來徽子和躍子他們那死去的大姐得了急病，把那對鐲子褪下來送進當鋪，連付藥錢都換不來！解放後好多年了，直到小徽子上中學的時候，老薛換了塊上海牌全鋼錶，才把解放初置的一塊蘇聯半鋼錶給了她，她的手腕子才算跟手錶這玩意結了緣。那錶越走越慢，後來乾脆死活不走了，修理去不值當，扔了又覺著可惜，她便擱在了大衣櫃的小抽屜裡，和一些掉了珠花的銅簪子、已經一半發黑的銀耳挖勺什麼的為伍──她以往是怎麼熬過來的啊，如今的新媳婦可真大不一樣了，進了婆家門就有塊三百來塊錢的小金錶等著她！她戴上那錶，能孝順公婆嗎？能善待小躍子嗎？認出幾點幾分不難，稱出人心好歹不易啊！──儘管回到家裡以後，薛大娘心裡頭還不是滋味，但她臉上、嘴上卻沒含糊──她莊重地數出了足夠的一沓十元鈔票，嘎登脆地交到了薛紀躍手中，催薛紀躍快去快回。薛紀躍立即騎車去王府井，買回了一塊瑞士雷達牌鍍金小坤錶。

　　此刻，薛大娘暫且忘記了小金錶的事，她且到屋外苫棚裡張羅飯菜，並讓薛師傅趕緊到馬凱餐廳去取事先訂好的啤酒。

　　薛紀躍卻在一種不能自已的心緒中，忽然離開了錄音機，走到了那帶靠背鏡的五斗櫥邊，近乎本能地拉開了右邊第二個抽斗。那抽斗裡露出兩樣東西：一個織錦面的大照相冊──是同院荀磊送來的禮物；還有，便是配好鍍金絞絲錶帶的那塊雷達牌鍍金小坤錶。這塊錶的外形是潘秀婭親自相中的那一種──想當日他倆在王府井那家錶店裡，埋頭在那些鋼化玻璃罩前，從罩下亮閃閃的樣品中挑選、評比了好久，直到薛紀躍的興致已經消耗得點滴不剩了，潘秀婭才終於宣佈：「我要戴上這一塊！」

　　現在那一塊便放在了這個抽斗中。荀磊送來的那照相冊原本有一個硬紙殼的封套，但薛紀躍故意把照相冊從封套中取了出來，把這塊金錶擱在了亮藍底子帶銀亭子、紅牡丹、綠芭蕉、紫山石圖案的織錦封面上，襯托得金錶更加豪華光艷。

　　薛紀躍在觀看那隻小金錶時，眼睛不覺瞥到了擱在抽斗後部的一本小冊子──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養通訊」之一《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那是商場團委書記楊及光送給他的。他和潘秀婭置辦的傢俱裡沒有書架，實際上他們也簡直沒有什麼書值得有個書架來存放，所以這本小冊子便在這只抽斗裡棲了身──這並非有意的安排，只不過是薛紀躍一個漫不經心的動作所形成的結果。薛紀躍想把那本書取出來另放一個地方，可終於又懶得那樣做。他關上了抽屜，燦爛的金錶和紅色的書名在他的視覺儲留中重疊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緒更其不安。

　　一揚頭，薛紀躍從五斗櫥上的靠背鏡中看到了自己。他對自己的面容吃了一驚。難道這個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嗎？在新郎的背後顯現出一張罩著粉紅色床罩的雙人床，難道──那神秘莫測的時刻，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嗎？

　　那本《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薛紀躍翻過一遍，他希圖在某一頁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著他心底的疑慮，然而──沒有；不但這本書上沒有，他翻過好多本書，都沒有；他也曾試圖去請教那些有可能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釘子，便是他自己話到了唇邊又吐不出來──

　　薛紀躍這一茬人，頂著初中畢業文化水平的名兒，實際上連小學也沒有上完；他們剛上到小學三年級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學裡混到一九七○年，然後到中學裡轉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捲上山下鄉了。原來薛紀躍是分配去插隊，薛師傅費了好大勁，走後門把他換成了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圖的是兵團管得嚴，免得薛紀躍學壞。

　　薛紀躍所去的那個連隊，確實管得嚴。薛紀躍被分配在大食堂幹活，現在回憶起來，那好幾年的日子怎麼就像一整天似的──漫長而單調的一天。後來有一個跟他一個團但不在一個連隊的戰友，跟薛紀躍同屆的，近兩年成了一個挺走紅的詩人。薛紀躍偶然看到了他在雜誌上登出的組詩，不禁驚訝這位戰友怎麼能從那段生活中發現那麼多的詩情畫意，而且組詩的最後一首叫做《我要歸去》，以激昂的感情傾訴著對曾是兵團的那塊土地的思念，並表示要立即回到那裡去──「讓我的靈魂成為你的音符，溶化於新時代的豪邁旋律！」那當然完全是一種真誠的精神昇華，不過，寫出這種詩句的詩人也當然絕沒有真的把戶口轉回去──薛紀躍在商場遇見了他，他拿到了一筆可觀的稿費，正打算買一架星海牌中型鋼琴。

　　薛紀躍一點也不羨慕這位兵團戰友。他覺得他們從來就不是一種人，因而用不著去同他相比。兵團裡還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後來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員的，有寫出整本書來的──但薛紀躍知道，那些戰友的父母幾乎都是知識分子，有黨內的知識分子（還擔任著一定的領導職務），有黨外的知識分子，學校停課了，人家家裡沒有停課；薛紀躍這號的市民子弟帶到兵團的木箱裡只裝著薛師傅、薛大娘這種市民家長為他準備的換洗衣物和日用雜品，而那些兵團戰友帶到兵團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書。當年在兵團搞宣傳、寫材料、參加文藝宣傳隊的編寫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們；前幾年在報上、刊物上發表作品對那段生活進行無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們；而近來迸發出強烈的回歸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們──他們有著一種精神上的優勢，在兵團的幾年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寶貴的體驗，他們從而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資本。但他們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絕大多數的還是薛紀躍這類的青年，幾年的兵團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荒蕪，使他們本來就不豐腴的靈魂變得更加貧瘠。

　　幾年單調、枯燥的兵團生活中，有兩件身外事給薛紀躍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裡收拾鮮魚時，視覺上所受到的強烈刺激。他們連隊附近有一個水泡子，水泡子裡有一種魚，能長到一尺來長，有點像胖頭魚，可沒那麼肥實。當地的農民都不吃那種魚，據說他們有一種迷信心理，認為吃了那魚不吉利。連隊後來實在沒有葷菜吃，連長就發動兵團戰士們破除迷信，撒網打那魚吃。網上的魚送到了伙房，薛紀躍負責收拾那魚，剖開第一條以後，他看見那魚從嘴巴到腸子根裡，寄生著一種白乎乎的絛蟲，讓他禁不住一陣噁心；他以為那不過是碰巧了，誰知剖開第二條、第三條──每一條魚肚子裡全寄生著那樣的絛蟲；他拒絕再剖下去，並建議不要給大家吃那些魚，誰知連長卻滿不在乎地說：「怕什麼？魚腸扔了就是，魚肉照樣吃！」

　　薛紀躍回到北京以後，直到現在還怕吃魚肉，他一見到魚，就不免立即聯想到那些絛蟲，有時他在噩夢裡，還會被蠕動的絛蟲嚇得叫喊起來。

　　另一件，是連隊裡的一對老兵團戰士結婚。連長主持了他們的婚禮，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頓，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連長告狀，告她的愛人，什麼罪名呢？她氣憤地對連長說：「連長！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連長先是愣住，隨後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來──這事半小時內便傳遍了連隊，薛紀躍也隨著大伙哄笑了一陣，但笑完了他心裡也怦怦亂跳。說實在的，對這男女之間的事情，他的無知程度與那位新娘子其實相差無幾──

　　在許多年裡，我們對青年人實際上是進行著一種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當中這種教育方式達到了巔峰狀態，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等一大批社會科學學科固然早經取消，到後來連對青年人進行必要的生理知識傳授也沒有了，這就導致了三種結果：一種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為性放縱而墮落；另一種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誠的性封閉、性冷感的無知、畸形青年，那位認為丈夫的愛撫是「耍流氓」的兵團新娘，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種是絕大多數，他們只好靠著本能、靠著揣測、靠著長輩及過來人的暗示，從混混沌沌逐漸朝明白處摸索。當然，許許多多的人最後都無師自通，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了，不過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礙，又找不到辦法排除，於是便會陷於深深的苦悶與惶惑。

　　此刻的薛紀躍，恰屬於第三種人中的後一類。

　　──那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兵團已經土崩瓦解，薛紀躍也已辦妥了回城手續，在一個風雪之夜，純粹是出於女性方面的主動，薛紀躍陷入了那種事裡，但他沒有成功。這次慘痛的失敗在他心裡留下了一個難以癒合的傷口──

　　那件事，當然純屬他和她個人生活中最最隱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會怨他。當然他願今生今世再不與她相逢，相信她也抱著同樣的願望。他將永不說出她來，她也將永不說出他去。

　　然而這件事卻給薛紀躍帶來了永無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反饋──強作自信與強擺男子漢氣派。

　　粉碎「四人幫」以後，愛情恢復了它在社會生活中和思想言論中的正常位置，《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這類小冊子應運而生，大受歡迎，也解決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問題；然而對薛紀躍這種心態的青年人進行心理治療的緊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認識，或者感覺到了，而又迫於一種世代相傳的習俗不能有所行動──據說，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還要到喇嘛廟裡看「合喜」金剛，以接受這方面的啟蒙教育，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為薛紀躍這樣的社會成員，提供方便而可靠的諮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櫥邊的新郎薛紀躍，只覺得心裡頭往外湧著一種異樣的滋味，那似乎本是這個日子裡所不該有的──

　　他抬眼望著掛在五斗櫥上方牆壁的十六英吋著色結婚照，那是在潘秀婭他們照相館，動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經過反覆佈置、擺弄才拍成的。披白紗著長裙、懷抱花束的潘秀婭，滿臉洋溢著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頭粉面的自己呢？現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勁頭卻透著虛偽──

　　其實他才二十五歲，何必那麼著急？潘秀婭也二十五歲，她那個二十五可比不了自己的二十五，她著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賴是四喇叭」的貨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種古怪的心理狀態下才順勢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證明薛紀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男子漢──

　　「嘿，哥兒們，發哪門子呆哪！」忽然響起一個粗魯的聲音，薛紀躍轉回身去，他看見一個粗短的身軀，一張粗俗的面孔，不禁一驚。

　　來的那個人是盧寶桑。

　　一位農村姑娘帶著厚禮走來。

　　────

　　郭杏兒手腕上有錶，可她還沒養成伸腕看錶的習慣。再說她雙手都拿著東西，想看也費力。她習慣性地憑天光估量著：幾點啦？她望著高聳在眼前的鼓樓，心裡盤算著：這時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闖進去合適不合適？

　　冬日溫柔的陽光，親吻著郭杏兒汗津津、紅噴噴的臉龐。

　　郭杏兒一大早就抵達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過的那條鑲著瓷磚的長長地道，就給了她一種新奇而神秘的感覺。那條地道的盡頭處裝有日本精工錶的燈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歡迎您到北京來！」這個告示箱據說是日本商人「免費贈予」的，其實是讓人家不花錢而做了大廣告，並傷害了中國旅客的民族感情，難怪許多人忍不住給有關部門寫信，給報紙寫文章，強烈要求撤換那份廣告，後來那份廣告也果然被撤換了；不過，郭杏兒路過那份廣告時，卻並沒有產生類似的義憤，她只朦朧地感到那種燈光廣告發散著一種她以前未曾體驗過的城市氣氛（用她的語言說就是「城裡味兒」），而這種氣氛是她夢寐以求的。

　　郭杏兒落生以後直到如今，不光是頭一回進北京，而且是頭一回進城。當然，如果把到過只有一條「大十字」街的縣城也算作進城的話，那麼勉強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實村裡跟她那麼大的姑娘，沒進過城的多矣，本沒什麼好慚愧的，問題在於郭杏兒的父親郭墩子是一九六○年打城裡返回村裡去的，而且，嚴格來說，郭杏兒是她娘在城裡就懷下的，她得算是城裡的姑娘落生在了鄉村。自打她懂事以後，她就不斷聽父親講起城裡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裡，是首都北京！父親經常這樣開口講話：「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這東西要擱到北京去呀──」「這幹部要跟北京的幹部比呀───」「這個理要拿到北京去論呀──」使得郭杏兒在意識裡不僅覺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像也另有一個，更神聖，更偉大。

　　但是郭杏兒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後，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棗兒以後，更是整整有一年臥病不起，雖有她爹拚命地掙工分，生產隊對他們也算相當照顧，但是整個村的生產始終上不去，連沒災沒病的人家都受緊，他們那日子窮窘得就更沒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緩過勁來了，她爹那茁壯的身子，有一天卻突然垮了下來──他全身浮腫，一直腫到連眼睛也睜不開，終於在杏兒九歲、弟弟棗兒七歲的時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們那個村裡也鬧騰了一番什麼「奪權」、「反奪權」，把生產隊的幹部也掛牌子鬥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兒她家牆外的電線桿上，整天哇啦哇啦吵個不停──後來杏兒、棗兒大了，她娘告訴他們說：「你們爹生是讓那高音喇叭氣死的！」娘又歎息說：「虧得你們爹脾氣倔，回村以後指派也好、選舉也好，讓他當那隊幹部他死活不幹，要不，病成那樣說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來勸杏兒、棗兒娘改嫁，她給人家沏上茶，還留人家吃飯，可任憑人家千言萬語，她只是一句話：「俺一個人能把杏兒、棗兒拉扯大。」杏兒早熟。她十二歲就不再去學校上學，天天堅持下地幹活。她很快成了棗兒的另一個家長，而且往往比娘還更顯得強而有力。

　　杏兒爭強好勝。當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隊裡給未成年的勞力定的低值工分）時，她去找隊長爭辯：「俺幹的一點不比大嫂大姐們少，幹嗎少給俺工分？」可是當她十四歲上終於拿到「婦女分」（即隊裡給婦女壯勞力定的低於男勞力的工分）時，她又去找隊長爭辯：「俺幹的比哪個大小爺兒們差？幹嗎不給俺滿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陣，公社把她樹成了「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結果卻使得隊裡幹部對她極度反感，於是專派她去幹那最髒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婦女不適於幹的活。當然也不能只派她一個去，每次總要搭配上幾個其他的女勞力，這樣又弄得那幾個女勞力對她不滿：「讓杏兒一個人去『典型』吧，俺們不要這路同工同酬！」事實證明，「大鍋飯」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論上的某種瑰麗色彩而外，並不能真正調動起農村婦女的勞動積極性。有一天杏兒也不幹了，她跑去找公社書記說：「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書記大吃一驚，忙問：「怎麼啦？」杏兒瞪圓了眼睛說：「沒什麼，就因為俺是個女的！」她這個「典型」因而崩潰。

　　杏兒想多掙工分，早點讓家裡富裕起來，確實並不是為她自己，她是為了棗兒，為了棗兒也就是為了娘。她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棗兒有區別。她早晚是要離開家的，而棗兒卻必須永遠留在娘的身邊。她和娘供棗兒上完小學，又供他上中學。她和娘為棗兒攢著一筆錢，從一塊錢起頭，慢慢地往上增添──

　　村裡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裡的親，還並沒能嫁到那裡去，只不過去逛了一趟，回到村裡那勁頭啊，就像當過了西太后似的。有一回下地當中打歇兒，一個叫紅桃的姑娘──她不久前剛到石家莊去過一趟──掏出一張照片讓大傢伙傳看，那可是在城裡照的！背景是座高樓，有人數了數，足足有六層。再高的樓他們也從電影上見過，問題是紅桃就站在那高樓前頭，並且說她在石家莊的那幾天就住在那樓裡，這就不一樣了；據紅桃說，樓裡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軟得不行，她睡不慣，人家就拿來個大鐵箅子似的東西，只有半人高，說讓她睡那個，那咋睡得下呢？她正疑惑呢，人家就把那「鐵箅子」打開了，敢情那叫「折疊床」，連支子都是現成的，睡著不那麼軟了，可也不踏實，她到第三夜才習慣下來──她還形容了半天無軌電車。有個人問她：「咋叫無軌呢？」她眨了眨眼，笑著說：「破除迷信唄，沒有鬼，不鬧鬼唄！」在一旁早就見不得她那張狂勁的杏兒忍不住開口了：「你懂啥呀？無軌就是沒有軌道！」可有人問：「啥叫軌道呢？」輪到杏兒眨眼了，她只覺得心裡頭有那麼個意思，可嘴上就是講不出來，憋了個大紅臉。這樣，不但紅桃揚著聲音嘲笑她，在場的人也都哄笑起來。杏兒急了，便大聲嚷：「俺爹還去過北京呢，你們忘了俺家有他的相片啦？」她家躺櫃上頭的鏡框裡，正當中的兩張就是她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照的。一張背景是天安門，單是她爹一個人，另一張是她爹和荀大爺，兩人表情過分嚴肅地站在那裡，毫無必要地採取了嚴格的立正姿勢──凡到過她家的鄉親們自然都見過那兩張照片，可這畢竟不同於杏兒自己去過北京，因此他們還是都捧著紅桃而鄙夷杏兒。紅桃更火上澆油地譏諷說：「杏兒你別在姐姐前頭誇見識，你連咱們縣上還沒去過吧？有鬼沒鬼還用不著勞動你來給大傢伙嚼舌頭！」

　　杏兒打那天起就下決心一定要進城。一九七七年麥秋以後，聽說縣裡設了自由市場，杏兒就挽上一筐雞蛋，要去縣城。娘不讓她去，說就在五里外的公社鎮上賣了算了，可她偏要去二十多里外的縣城。她果然一步一步地走著去了，並且在縣城邊上的自由市場很快賣完了她的一筐雞蛋。她原不是為賣蛋而來的，所以賣完蛋她就趕緊進城去逛──縣城讓她失望，因為那縣城除了一處叫做「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餘的地方並不比公社所在的鎮子強。那「大十字」不過是以四座三層樓房為標誌的一個十字路口，各自向東西南北延伸出幾十米的商業區，便消融在農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兒進了東北角的「百貨大樓」，倒是有不少讓她眼兒發亮、心兒發癢、拳兒發緊的新鮮商品，特別是那薄得透明，或紅或綠之中還閃著金絲銀絲光芒的紗巾，紅桃脖子上常示威性地綰著一條──是她從石家莊帶回來的。杏兒真想買下一條呀，紅桃那條是淺粉的，自己要買就買上一條碧綠的，跟她鬥鬥，看誰的俏、誰的艷──杏兒手裡賣蛋得來的錢有二十來塊呢，買下一條那樣的紗巾不成問題；可想到家裡的情況，想到棗兒下學期的書本費，想到棗兒嘴唇上滋出來的小鬍子，特別是想到為棗兒蓋房子攢下的錢還不夠買磚瓦的數兒，杏兒便強嚥著唾沫，離開了那掛著一溜紗巾的櫃檯──杏兒不知不覺地登上了三樓，忽然有人大聲地叱責她：「你怎麼上這兒來啦？下去！」杏兒這才發覺三樓原來是辦公的地方，而且在二樓通往三樓的樓梯那兒立著個木牌子：「顧客止步」。她臉紅耳熱地趕緊轉身返回二樓，讓她不堪忍受的一聲呵斥從她背後傳來：「真不懂事！瞎胡竄！」

　　杏兒的頭一回入城經歷給她心靈上帶來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她一邊往家走一邊重整她的自尊心。如果說她爹給予了她一筆可貴的遺產，那麼這遺產就是一種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聯繫的便是一種甘願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她想那粗暴斥責她誤上三樓的人才是真正的不懂事──她爹跟她講過，她印象很深，北京有條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當中有座百貨大樓，百貨大樓從一層到三層都賣貨；準是那關於北京百貨大樓的印象使得她朝三樓走去，只怪這縣裡的「百貨大樓」沒氣派，也是暴露出這縣裡的人沒見識──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貨大樓，人人自然都一直要逛到三樓的！

　　當她路過城邊的自由市場時，只見圍了一大群人，她本能地擠過去看，只見當中是一個比娘還老的婦人，在那兒向圍著的人哭訴──她好不容易賣出了兩隻活雞，得了四塊錢，為的是給老伴買藥，卻不想一出市場，那四塊錢就讓人給掏了──杏兒沒有訴諸理智，她只是被老婦人那只皺縮得像雞爪子似的手，以及那隻手所擦拭的翻著紅眼瞼的一雙混濁的眼睛所打動，便一下子擠到了最前面，從懷裡取出包錢的手絹包，打開手絹，從自己的那一疊裡，取出兩塊錢來，遞到了老婦人手中。她只簡單地說：「大娘，俺給您補上一半。再多俺也不能了。俺娘還等俺送錢回去呢。」旁邊的人嗡嗡地議論起來，杏兒一邊擠出人群一邊高聲地說：「不要臉的賊兒，良心讓狗給叼了！瞅見了嗎？俺這兒還有錢呢，有種的到俺這兒試試──咱們今兒個算個總賬！」

　　她揚長而去。人們在背後望著她，以為她會武術；那老婦人手裡攥著那兩塊錢，比丟了錢時還發懵，竟忘了追上去向她道謝。

　　可杏兒走迷了路。越迷她越慌張，畢竟她是頭一回出那麼遠的門。當太陽漸漸睡進遠山，田原的色彩變得暗淡時，她急得流出了眼淚。

　　終於，繞了好大一個彎子，她才認準了回村的路。天眼看就要黑下來了，杏兒的心像吊桶一般上上下下。她突然感到她十八年所生活的村落是那麼渺小，離開城市竟有那麼遙遠。她從未有過的那麼一種孤獨感、空虛感襲上了心頭。她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一個趔趄沒立住，摔倒在地，筐子滾得老遠。她爬起來，就勢坐在一個土埂上，爽性哭出了聲來。

　　就在這時，有一個聲音傳入她的耳中：「郭──杏──！」「杏兒──姐！」

　　這親切的聲音給了她無限的溫暖，無限的力量，她一下子跳起來，迎著那聲音跑了過去──

　　當杏兒終於和棗兒匯合到一起時，她見到的是棗兒一張惶急煩怨的臉。當她和棗兒進到家門時，娘二話沒說，伸手就給了她臉上一巴掌。這是多少年來娘頭一回動怒打她，可她覺得這一巴掌是那麼甜蜜，蘊含著那麼多深切的關懷和難以形容的摯愛。她迫不及待地撲進了母親的懷抱，尖著嗓子大叫了一聲：「娘！」

　　第二天娘原諒了她的一切，包括那捨出兩塊錢的慷慨行為。

　　一九八○年麥秋後，他們村實行了包產到戶的責任制，二十歲的杏兒成了家裡名副其實的頂樑柱。棗兒高中畢業，試著考了大學，沒考上──原也沒指望考上，但杏兒一定要棗兒去試試，結果那回他們那個區沒有一個人考上，所以大家都心平氣和。杏兒和棗兒不讓娘再下地幹活，杏兒把地裡的活兒包了，由她做主，讓棗兒在家裡養上了鵪鶉。棗兒有文化，買了養鵪鶉的書，能看懂，能照辦，還能針對當時當地的情況靈活掌握，結果成了村裡的小專家，帶動起五六戶一塊兒養起鵪鶉來。縣裡的食品公司跟他們訂了合同，他們不但提供鵪鶉蛋，還提供種鵪鶉和肉鵪鶉。娘在家裡專管做飯，還餵了一口豬、十來隻雞，那豬餵著為了過年時宰來自家吃，那雞餵著為了自家吃蛋。杏兒家眼見著富裕起來，到杏兒進京之前，她家原有的三間房整修了不算，還給棗兒蓋齊了三間帶廊子的新瓦房。棗兒成了村裡最拔尖的幾個姑娘的爭奪對象，只要他自己下定決心，挑準了人兒，娘和杏兒立時就能給他風風光光地辦妥喜事。

　　是秋收後一個天高氣爽的日子，娘、杏兒和棗兒坐在院裡柳樹下吃飯，杏兒問起棗兒：「你究竟想把誰娶到娘身邊來啊？要是紅玉，俺可彆扭。」紅玉是紅桃的妹子，隨紅桃到石家莊去給幹部當過保姆，杏兒覺得她們姐倆都太張狂，過去一心想嫁個城裡人，如今紅桃嫁了村裡腰包最鼓的張木匠，紅玉一天恨不能往棗兒的鵪鶉窩邊來三趟。

　　棗兒紅著臉，笑著說：「姐你放心，她是剃頭匠的挑子──」說到這兒，朝杏兒望望，臉更紅了，終於，把憋在肚子裡多少天不好意思說出來，可又不能不說的話吐出了口：「姐，不辦完你的事兒，俺的事兒說啥也不能辦。」

　　娘也望著杏兒，歎出了一口氣來。

　　杏兒心裡熱烘烘的。娘早私下跟她盤算過。娘也曾提出來，先把她風風光光地送出去，再把棗兒的媳婦風風光光地接進來。杏兒跟娘表白過：「俺不是還沒戀上哪個人兒嗎？再說，不把棗兒的事從頭到尾操持完了，您說俺能先走嗎？俺走了就是人家家的人了，回來操持礙手礙腳的，哪能像現在這樣甩得開？」娘聽了點頭。就在那種情況下，娘開始提到了荀大爺，提到了荀大爺生下的跟杏兒同年的磊子哥，提到了杏兒她爹跟荀大爺的非同一般的關係，自然也就提到了當年兩個口盟兄弟的「指腹為婚」。在以往生活貧窘的情況下，娘沒心思提起這些事，偶爾提及，也只作為一種單調生活中的玩笑式的點綴；然而當家裡生活富裕起來以後，娘便覺得原有的差距大大地縮短了，因而那夢幻般的設想，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近來娘嘴裡常忽然間冒出這類的話來：「你們荀大爺不知道是不是還住在鐘鼓樓那邊？」「你們磊子哥不知道找上個什麼工作？」「荀大嫂不知娶進了兒媳婦沒有？」──

　　杏兒越來越成為一家之主，她早用不著在娘和棗兒面前害臊，這天棗兒既然當著姐姐面提起了姐姐的婚事，她便爽性給他們一個明確的回答，並提出了自己的計劃：「棗兒的事俺操持，俺的事說實在的也不宜再拖。俺虛歲都上二十四了，咱們村有幾個俺這麼大還沒出閣的？兩個巴掌都湊不齊了。可你們也知道俺眼皮沉，心氣高。俺要找就得找個可心可意的。俺這輩子還有個心願，就是進趟北京城。所以俺打算大秋以後去趟北京，一來看望看望荀大爺荀大媽，二來為棗兒置辦點鮮亮的家當，三來呢──也撞撞俺的大運。」

　　娘和棗兒聽她說一句點一下頭。就這樣，杏兒進京了。她提了老大一個旅行袋，旅行袋裡有十盒鵪鶉蛋。按說她出了火車站該直奔鐘鼓樓那邊去，可是走到公共汽車站一看，站牌上寫著的站名裡淨是讓她心蕩神馳的站名：王府井、天安門、中山公園──她不由得自己不直奔天安門。她在天安門前排隊照了兩張像，一張用天安門作背景，另一張用人大會堂作背景。照後一張時，她下意識地想：「這張該是兩個人並排站著照啊──」她提著個大旅行袋逛了中山公園，又拐進了故宮，糊里糊塗地從東華門鑽了出來，正懊悔自己不該瞎胡竄時，偶然聽到身旁的人談話，才知道王府井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於是她興致勃勃地走到了王府井，無限激動地走進了百貨大樓，她一口氣登上了三樓，還下意識地在三樓那兒跺了跺光亮如鏡的水磨石地板，內心裡得到了一種極大的滿足。她從三樓往一樓逛，她想起了娘告訴她的話：「你荀大爺喜歡喝酒，你荀大媽最喜歡吃甜的。」於是她在一樓買了四瓶最貴的白酒，想方設法把它們塞在了旅行袋的邊上，又去買了三個裝在漂亮的盒子裡的花蛋糕。這樣儘管當她走出百貨大樓成了一副怪樣子──一手裡直提著個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手彎臂提著三盒捆紮在一起的花蛋糕，行走格外累贅，她心裡卻美不可言。她想她這樣走進荀大爺家門時，該可以完全問心無愧了。

　　她在熱心的人們指引下，來到了八路汽車站，並且恰好遇上了一輛不算太擠的車，又順利地坐到了鼓樓跟前。剩下的事，就是找那條胡同和那個院門了。

　　啊，這就是鼓樓。鼓樓比她想像的還大，這讓她高興。在鼓樓後身她發現了一口大鐵鐘。那一定是打鐘樓上取下來的。大鐵鍾也沒個亭子存身，就那麼暴露著，讓她覺著可惜。她看見了鐘樓。她覺得鐘樓真秀氣。不知為什麼，她覺得可以把鐘鼓樓比作一對夫妻，鼓樓是夫，鐘樓就是妻。他們永遠那麼緊挨著，不分離。她經過了一個叫「一品香」的小煙酒店，問了好幾次路，拐了好幾個彎，才終於找到了荀大爺住的那條胡同。

　　當她走進那條胡同時，她不禁有些驚訝，原來北京不儘是那麼宏偉壯麗，也有這種狹窄、灰暗的地方──她找到了那個院門，院門口站著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小孩子，有個孩子用一根竹竿挑著一掛鞭炮，彷彿隨時準備燃放。她很快便看見了大門兩邊貼出的紅字。不知怎麼搞的，她的心下意識地一緊，一路上她都沒覺得手裡的東西沉重，剎那間卻頓感胳膊疼痛──怎麼這麼巧，今天磊子哥他──

　　「你是賀喜來的吧？」挑著鞭炮的小竹主動跟她搭話，「快進去吧，新娘子這就快到啦！」

　　這時薛紀躍的大姑一家早已到達，並站在了等候迎親小轎車的人群中。那大姑看出來這位姑娘不像城裡人，而且薛家親朋中並無這樣一個角色，便走攏前去問她：「姑娘，你找誰呀？」

　　杏兒回過神來，對她說：「俺找荀家，荀興旺是俺大爺──」

　　「啊，你是荀師傅的侄女呀？對對對，是這個院，你進門往右邊拐，你大爺就住右邊那個小偏院。」

　　杏兒便進院去了。她仍未從誤會中解脫出來，但她已經恢復了自尊。她想她一定不能透露出半絲不自然的神情，她一定要大大方方、誠心誠意地給磊子哥賀喜，並且她決心給磊子哥補上一份厚禮。

　　在那古老的門洞裡，兩隻毫無用處但又捨不得毅然扔掉的籐椅吊在上方，在那個位置上，今天早晨裡院北屋纖秀的大學生張秀藻曾經有過短暫的停留，並產生過劇烈的感情波動；此刻卻又是另一個姑娘──從幾百公里外的鄉村來到的粗壯的郭杏兒，右手提著沉甸甸的旅行袋，左手拎著三盒捆在一起的花蛋糕，止步凝神，心頭掀動著風風雨雨──

　　劈劈啪啪，門外猛地響起鞭炮聲。迎親的小轎車到了。

　　婚宴上來了一位不尋常的食客。你知道當年北京的「丐幫」嗎？

　　────

　　北京市民的嫁娶風俗，到了一九八二年，還是薛紀躍、潘秀婭式的居多。「旅行結婚」主要還是流行於幹部和知識分子子女之中，「集體婚禮」雖經報上一再宣傳提倡，參加者在嫁娶的總人數中所佔比例究竟寥寥。當然，正像每棵柳樹都不僅不同於楊樹、桑樹、榆樹──它們與別的柳樹又有所不同，薛紀躍潘秀婭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驟：一、小轎車迎親。車到男方門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紙屑。門口自然要貼紅字。二、在男家成親。主要招待男方的親友，其中主要的親友要留下吃飯。女方家如離得遠，一般只有女方的送親人員（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類人物）到場，女方的父母及其他親友該天一般並不到場。三、當天或第二天男方隨女方「回門」，「回門」一般就不坐小轎車而改為騎自行車或乘公共電汽車了。女方家裡招待女方的親友，其中主要的親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飯，但排場花費一般都遜於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後，兩對親家和一對新人，加上最直系的親屬，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匯聚到女方家中的。到此，嫁娶活動也便「曲終奏雅」了。

　　在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對各個環節的不同處理方式：有的迎親時絕不滿足於一輛小轎車而要搞成一個「車隊」──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車而是動用公車，一般是一至二輛小轎車，外加二至三輛「小麵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裡擺宴而是到飯館包席，以這種辦法行事時，一般男女雙方的家長和雙方的至親好友都同時到場，「回門」的環節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請來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採取這種方式時，在飯館包飯的花費雙方家長都要負擔，當然，一般男方要出大頭。

　　薛紀躍成親這天，不算擔負迎親任務的嫂子孟昭英，頭一個到達的親友竟是盧寶桑，這實在是一種不祥之兆。

　　薛紀躍看見盧寶桑不僅掃興，而且厭惡，但他無可奈何，只好強顏歡笑，從五斗櫥邊走開，招呼盧寶桑說：「你呀！坐吧！吃糖！」

　　盧寶桑不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鬍子拉碴，毫不掩飾他對主人尊嚴的漠視，一屁股歪坐在新沙發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著嗓門說：「誰他媽吃你這破糖！送我包煙是正經。」

　　薛紀躍扔給他一包過濾嘴的「禮花」，他接到手裡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煙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議：「就他媽給我抽這個？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來，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媽不給我抽留著給誰抽？」

　　薛紀躍確實有幾包三五牌的英國煙，是潘秀婭的娘家人搗騰外匯兌換券買來的，可他實在不願意拿出來招待盧寶桑，便沉下臉說：「你別嘴裡不乾不淨的好不好？就這個，不愛抽你別抽！」

　　盧寶桑瞪了薛紀躍一眼，「噗哧」一聲樂了，歪頭又從茶几上抓過那包「禮花」煙來，打開取出一支，從兜裡掏出個打火機來，「吧嗒」打出老高的火苗兒，點燃了那支煙，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發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來。薛紀躍注意到他手裡玩弄著的那只打火機，是只外國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鍍了種什麼合金，錶面光滑澄亮。這只高級打火機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裝，在薛紀躍眼裡不但並不顯得矛盾，而且，薛紀躍感到兩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體現出盧寶桑之為盧寶桑。

　　盧寶桑那麼大模大樣、心安理得地坐在沙發上，帶著最佳競技狀態的食慾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腸胃，準備在婚宴上大吃一頓，在他自己來說，也實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資格。

　　盧寶桑的父親叫盧勝七，盧勝七的妹妹嫁給了薛紀躍大姑媽的小叔子，所以盧寶桑也管薛紀躍的大姑媽叫姑媽。依此類推，他管薛紀躍的父親叫大爺，管薛紀躍的母親叫大媽，他跟薛紀徽和薛紀躍也就是平輩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兒個結婚，他難道不該來嗎？

　　還不光是這麼一層關係，如今他跟薛紀徽、孟昭英在一個單位，所以他又是薛紀躍兄嫂的同事──還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紀躍、潘秀婭置辦傢俱時，他這個搬運工可盡了大力，往這屋裡搬那三開大立櫃時，擺放時，都是他吆喝著指揮的。難道他還不夠哥兒們嗎？

　　盧寶桑今年已經二十九了，還打著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說家族的那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似乎還沒有哪個社會學研究者，來研究過北京的市民。這裡說的市民不是廣義的市民──從廣義上說，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這裡說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碼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構成了北京「下層社會」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這「下層社會」自然是一個借用的語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北京城的任何一個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並且已不存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層次區分，因此，要準確一點地表述，就應當這樣概括他們的特點：一、就政治地位來說，不屬於幹部範疇；二、就經濟地位來說，屬於低薪範疇；三、就總體文化水平來說，屬於低文化範疇；四、就總體職業特徵來說，大多屬於城市服務性行業，或工業中技術性較差、體力勞動成分較重的範疇；五、就居住區域來說，大多還集中在北京城內那些還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雜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來說，相對而言還保留著較多的傳統色彩；七、就其總體狀況的穩定性而言，超過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為不在「官場」，所以沒有「宦海浮沉」的戲劇性變化；因為不涉「文壇」一類的「名利場」，所以也沒有多少榮辱明滅的敏銳感覺；他們離政治較遠，既沒有被當做過打擊、批判的重點，也沒有被當做過平反起復、落實政策的對象。文學藝術也很少把他們當做描寫重點。有的人乾脆鄙夷地稱他們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眾生。

　　但他們的存在及其素質，實在是強有力地影響著北京城的總體社會生態景觀，所以倘全面致力於北京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們、體察他們，從而引導他們、開化他們。請每一個自我感覺是外在於「小市民」的「大市民」考慮一下：你的生活離得開「小市民」嗎？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裡遇見他，在公共電汽車上遇見他，在人行道上遇見他，在公園裡和影劇院裡遇見他，在飯館裡和冷飲部裡遇見他──一句話，你其實是離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種「大市民」的優越感，恰恰是由於有許許多多的「小市民」在社會上為你以及你引以為同類的人，填補著你以及你引以為同類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補的社會空隙──並且絕非小而無礙的空隙。

　　人們總是一再抱怨：服務行業的一些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怎麼總是不好？工廠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麼總是那麼粗野、顢頇、放縱？通過思想教育、批評表揚、獎勵懲罰乃至於「嚴肅處理」等手段，當然也解決了不少問題，然而，人們似乎還需要從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社會屬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結構上，去進行細緻的研究，從而摸索出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教化手段來，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當然，他們當中的情況又人各有異。

　　盧寶桑是怎麼個情況呢？

　　盧寶桑的父親和母親，都屬於北京城內世代的城市貧民。

　　到晚清時候，北京城內最下層的貧民大體上分佈在兩個區域：一個區域是內城的鐘鼓樓一帶，所謂丐幫（乞丐集團），大體上就麇集於此，每天白天由此向東、西、南三個方向推進，四處求乞，晚上再返回鐘鼓樓附近的「營盤」（門洞、街簷、穿堂、窩棚）；另一個區域就是外城的天橋一帶，天橋雖然也有乞丐，但其主體卻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們不大流動，一般就居住在龍鬚溝、儲子營一線往南的雜院破屋中。

　　盧寶桑還記得他的爺爺，他爺爺一九五七年才得病死去。他記得最清楚的一點，就是爺爺晚上有穿著鞋睡覺的習慣──等他長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為當年一到冬天，乞丐們難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火房子」中去過夜。所謂「火房子」，就是搖搖欲墜的頹敗官房（當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執金吾」們碰頭的地方），房中已片物無存。乞丐們在房中挖一個坑，拾一些樹棍點燃一堆火，圍烤之後，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亂躺下一睡。因為有鞋的乞丐怕無鞋的乞丐將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著鞋睡覺。據說當時丐幫的幫規是：凡別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東西，其他乞丐如果強奪、偷拿，便要處死；但凡別的乞丐脫了手、離了身的東西，當面撿走、取走卻都名正言順。

　　盧寶桑的爺爺一度當過「桿頭」，即「花子桿兒」。如今有出京劇《豆汁記》還經常演出，戲裡面那金玉奴的父親金松，便是個「桿頭」，而且是個好人。所以盧寶桑由《豆汁記》而對京劇好感，又由《豆汁記》而對跟薛大爺他們同院的澹台智珠好感，並由此又使他那粗糲的靈魂中增添了一點朦朧的溫柔──這且不去說它。

　　盧寶桑爺爺那一輩的乞丐，是把求乞當做一種職業的，同當年鐘鼓樓的當鋪以苛酷著名一樣，當年鐘鼓樓的乞丐也有「刁民難惹」的聲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壽喜的紅事，丐頭便率先跑去「祝賀」，門房、賬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驅趕叱罵，那麼過不了多久，在丐頭指揮下，眾乞丐便會輪番跑去騷擾，花樣迭出，直到門外來賓與門內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門房、賬房散錢施捨，他們方會漸次收兵。

　　當年的乞丐有「軟乞」、「硬乞」、「花乞」、「慘乞」諸種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劇分生、旦、淨、末、丑不同行當的意味，而同一行當中則又分化出不同的門類，如京劇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閨門旦、潑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馬旦等等，各種行乞行當中又分出許多種不同的求乞花樣。所謂「軟乞」，多為老弱婦女乞丐，以哀求哭喊達到目的，針對不同的對象，口中數來寶式地吐出諸如此類的話語：「太太給我兩個錢，太太長壽萬萬年。」「烏龜上門來，老闆大發財。」「老爺大施恩，抱子又抱孫。」──「軟乞」中又分「坐乞」和「叫街」兩種，「叫街」在游動中有時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諸如「不給財，我不來，你剩下殘錢買棺材！」「你不給，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一類的怪話，但畢竟還屬於軟磨的範疇，與「硬乞」不同。「硬乞」的多為青壯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麼多功夫，主要靠動作、行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們的求乞方法稱為「做街」，如手執兩把長刀或兩塊整磚，不斷拍擊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紅腫見血；又如口銜數枚長釘，手持磚頭一塊，當眾把長釘插入頭部一個肉疙瘩中，以磚頭擊砸，釘縫中鮮血進流，淒厲可怖；再如用一條帶鐵鉤的鐵鏈，將鐵鉤剜人鎖骨之中，拖著鐵鏈行走，鐵鏈尾端往往還綴著一個鐵球，擊地當當有聲──「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雜技手段，如舞「蓮花落」（手執一竹竿，每節挖幾個眼孔，眼孔內貫幾個制錢，邊舞邊乞）、打「玉鼓」（手持一個竹筒，一邊繃著豬尿脬，以手指彈拍出變化的節奏）、「點風頭」（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針，針尖頂住一隻粗碗，一面擺動一邊求乞）、耍青蛇、拿大頂等等。「慘乞」則是指殘廢乞丐的求乞，如「看照壁」（下肢殘缺，以爛布繫著膝蓋、護著臂部，坐在地上移動）、「翻太歲」（手足全殘，在爛泥中翻滾）、「解糧草」（殘廢乞丐倒臥小木車中，兩乞丐伴前挽後）、「馱石頭」（男丐背負殘廢女丐過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興旺師傅，小時候也跟著母親要過飯，但那是農村荒年窮苦農民臨時性的謀生方式，與北京城內當年丐幫的職業性乞討的生活方式，有著質的不同。實際上這兩種人不僅心態不同，所呈現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區別。

　　盧寶桑的父親盧勝七，成年以後大體上屬於「硬乞」的行當；北京解放的時候他已經三十六歲，還沒成親，直到一九五○年被政府救濟安置，當了蹬平板三輪車的工人，才算有了個真正能有益於社會的固定職業；一九五二年他奔四十歲去的時候，才娶上了盧寶桑的娘，而她當時也已經三十五歲了。這一對晚婚的夫妻在婚後第二年有了盧寶桑這麼個獨生子。

　　曾經在北京市內的貨運事業中起過重大作用、並至今仍起著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輪運輸業，長期以來屬於合作社即集體所有制性質，細細考察起來，其中的三輪車工人，經歷純潔的城市貧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兩股舊社會的沉澱物：一種即是盧勝七式的貧民，貧則貧矣，而又並無勞動資歷，大都是過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戶的敗家子弟等號人物；另一種則是解放前下層軍官、警察、幫閒中罪行較輕、民憤不大的那夥人，經過一段審查、教育，或宣佈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處分，因他們與上一類人物一樣，並無一技之長，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輪運輸工人的隊伍之中。這兩種人有著若干共同點：缺乏勞動習慣，精於抽煙喝酒；缺乏自尊自愛，慣於談男說女；貪小利卻又講義氣，善揮霍卻又能吃苦──當然，絕非人人都是這樣，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他們的消化、改造，他們中的多數人也確在不斷地發生著棄糟粕、增精華的可喜蛻變。

　　但是，把他們完全消化、改造為新人絕非易事，須知改造溥儀、改造戰犯也有他較易人手的一面──他們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場一旦轉變，倏忽可成可愛可敬之人；改造社會沉澱物卻有極其艱難的一面──他們沒有文化，卻有著一肚子垃圾，即使他們政治上沒有問題了，他們也還可能散發出可厭可鄙的氣息。

　　有一回在鼓樓邊煙袋斜街裡的鑫園浴池，盧勝七、薛永全、荀興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塊。仨人在最燙的池子裡泡夠了身子以後，就都到外頭臥榻上躺著歇息。這時候如果有人注意觀察他們，就會發現他們儘管一眼望去都不屬於幹部、知識分子，而屬於勞動群眾範疇，但各自在體貌、氣質上，又有著明顯的差異。

　　荀興旺師傅皮膚黧黑、粗糙，但肌肉飽滿、勻實、緊湊，整個體態給人一種粗獷而充實的美感。這主要不是因為他比他們要小上幾歲，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從小從事正常體力勞動的生產者和戰鬥員，開頭是種地，後來是當解放軍，最後當產業工人。

　　薛永全師傅皮膚白中透黃，體態略偏肥胖，但又處處顯露出艱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跡──他把兩塊雪白的大浴巾那麼一圍、一披，再往臥榻上那麼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當過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寺院中的臥佛，那形象很難說美，卻也絕不醜陋，也就是說，望去還是順眼的。

　　盧勝七的皮膚是一種很難形容的土褐色，腦門上有個畸形的肉疙瘩，那是當年搞「硬乞」時，有意培植起來以供鐵釘插入的；右胸上有個怪模怪樣的傷疤，則是當年在「硬乞」中鉤以鐵鉤的所在──和他的許多蹬平板三輪的同行一樣，他們從三四十歲才開始從事正常的體力勞動，因此，一方面他們不可能再根本改變早已完成發育的體型，另一方面他們的骨骼、肌肉系統又不得不拚命盡力為適應新的負荷而變形、增生，因此他們的體型大都變得格外古怪。盧勝七就是如此：胸肌並不發達，而腹肌緊湊，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體形象令人不禁聯想起一隻螳螂或蜘蛛來。

　　他們的氣質就更加不同。荀興旺要了壺茶，就用浴池的茶葉，服務員來沖水時，他親切而自然地同服務員搭話；從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他覺得服務員同自己是階級兄弟，現在人家為他服務，另一場合他也許就為人家服務。薛永全也要了壺茶，也買的浴池的茶葉，但他只將袋茶的封口撕開三分之一，倒入壺中一半茶葉，然後將紙袋折好，將另一半茶葉留下，以備帶回家中；當服務員沖水時，他欠身連道「勞駕您哪」，禮數極為周到，但多少顯得有點世故。盧勝七可大不一樣了。他是自帶的茶葉，用小扁鐵筒裝著──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後，他才取出那茶葉筒，連連對人家說：「用我這沏吧，用我這沏吧，我這是一塊二一兩的正莊貨──」人家自然辭謝，他便把人家的茶壺端過來，掀開蓋兒看不算，還把鼻子湊攏去聞，齜牙咧嘴地說：「不靈不靈，這五毛錢一兩的色兒不正，味兒不純，喝了拉嗓子眼兒。」評論完了把自己的茶葉筒蓋子打開，硬湊到人家鼻子底下讓人聞：「聞聞我這是什麼味兒！」他高聲吆喝著催叫服務員，讓人家來給他沖茶，人家端來了茶壺，他拉過來從壺蓋檢查到壺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當人家往壺裡沖水時，他斜倚著，微閉著眼，分明是在享受著一種伺候──

　　盧寶桑的父親盧勝七跟薛永全、荀興旺就這麼著大不相同。

　　盧勝七一九八二年已經六十九歲了。他早已退休。他養了一隻畫眉、一隻蠟嘴，為它們置備了精緻而昂貴的鳥籠、食罐、罩幔等器物，前者養著為聽鳴唱，後者養著為觀銜球。盧寶桑總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間屋的整堵牆排滿了自焊的方形魚缸，養的都是熱帶魚，有神仙、吻嘴、藍曼龍、虎皮、斑馬、玻璃帆船、五彩金鳳等許多品種，魚缸裡還栽培著玉簪、皇冠、如蓮、香蕉、牛舌、菊花等各類水草。由此可見他們父子二人的物質、精神生活，畢竟與祖輩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從丐頭爺爺身上所滲透下來的一種乞丐心態，以及從父親盧勝七身上散發出來的「硬乞」精神，卻還是不難從盧寶桑身上尋到烙印。

　　而盧寶桑之所以成為盧寶桑，卻還不僅受熏陶於父系，也受熏陶於母系。

　　他母親盧黃氏，出身於天橋──即與鐘鼓樓遙相對應的南城貧民集團。據說從敵偽時期到解放前夕，天橋有所謂「八大怪」，他們當中有：「大金牙」（拉洋片兒的，徒弟叫「小金牙」）；「雲裡飛」（唱小戲的，穿戴的是紙糊的行頭）；「蹭油兒」（賣一種去油污的東西，邊唱邊賣）；「管兒張」（用小竹笛放入鼻子裡吹，能奏出各種曲調來）；「王半仙」（同閨女一起變戲法，主要的節目是舞白紙條，紙條能在他們父女手裡裡外蹦、上下套）；「寶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孫洪亮（賣蟲子藥，邊賣邊唱，後來居然成為一霸，購置了鋪面，欺壓百姓，解放後被鎮壓）；「大兵黃」（曾在軍閥軍隊中當過下級軍官，身板特奘，他每天在天橋擺一圈凳子，賣點跌打損傷藥，但他既不表演雜耍，也不表演武藝，而是坐在那裡，甩開嗓門大罵，罵時局，罵貪官，罵污吏，因為他罵得有理，罵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聽他叫罵。他穿一身陳舊的灰軍裝，山東德州口音，撂著輩兒罵髒話，竟因此得名）。盧寶桑的母親，傳說就是「大兵黃」的女兒，不過人們也只是私下竊議，除了派出所的戶籍警，似乎也沒有人敢去當面問她，而戶籍警對此好像也從未產生過多餘的興趣。不管這傳聞確否，從盧寶桑母系那兒，他確實又熏出了一種敢說敢罵、敢打抱不平的氣概。

　　且說在薛紀躍辦喜事那天，盧寶桑作為首先到達的親友，一進門就給薛家帶來了諸多不快。他來的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並不掩飾這一點，所以他邁進了新房，見到薛紀躍並無什麼賀喜的例話，先問薛紀躍索要三五牌香煙；未能遂願後，他只好降格地權抽「禮花」；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他便站起來在屋裡轉悠，最後轉到五斗櫥前，踮著腳尖研究著牆上的結婚照。忽然他「嗤」地樂出了聲來，那是一種陰陽怪氣的悶笑；笑完他挨近薛紀躍身邊，湊攏薛紀躍耳朵問：「怎麼著！沒先玩玩？我看她夠你招呼一氣的！」

　　薛紀躍臉刷地紅了，氣急敗壞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

　　盧寶桑寬容地衝薛紀躍擠了擠眼，便叼著煙捲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進了充當臨時廚房的苫棚。

　　薛大娘見了他，不得不敷衍：「喲，寶桑來啦！你爹你媽怎麼沒一塊兒來呀？」

　　盧寶桑嬉皮笑臉地說：「薛大媽，給您道喜啦！我爹我媽倒想來呀──可您跟大爺不是沒請他們嗎？」

　　薛大娘揚著嗓門應付：「喲，咱們兩家還用得著虛禮兒嗎？還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兒，自然就該來呀──你們不也沒『隨份子』嗎？我就不挑這個禮兒，咱們誰跟誰呀，光你幫著搬傢俱，那股子牛勁，就頂別人倆仨『份子』哩！」所謂「隨份子」，就是親友們給喜家的小額現金，一般少則兩元多則二十元。薛大娘點到這個問題，讓盧寶桑臉上有點掛不住，他忙假裝參觀廚房中的種種景象，結果自然就同正鋪擺大冷盤的路喜純對上了眼。

　　路喜純早從聲音聽出是他，四目相遇後，路喜純便微笑著對他說：「你又到這兒足撮來啦？」

　　「哥兒們！」盧寶桑沒想到今天薛家請來的大師傅竟是路喜純，他不由「驚呼熱中腸」，一巴掌拍到路喜純的肩膀說，「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這是我大爺大娘家，我二兄弟辦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問：「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呀？」

　　盧寶桑搶著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塊兒蹬平板三輪。他媽我也見過，兩人前後腳都『嗝兒屁』了。他跟我一樣，還是條光棍兒！」

　　這話一出來，薛大娘心裡又添了點不自在。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考察，她本已對路喜純的手藝和做派產生了信任和好感；可盧寶桑一揭「底兒」，原來這路喜純偏是個父母雙亡的光棍漢，真不巧！他那晦氣，該不會通過飯菜，傳到咱薛家來吧？

　　路喜純微微地搖頭，心裡連連歎氣。他太瞭解盧寶桑了，他們倆小學時候還是同學。盧寶桑原來比他高兩個年級，後來蹲班蹲到他在的那個班。他最見不得盧寶桑那既不尊重別人也不自尊的醜態。他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小學高年級學生也學著中學、大學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長、老師，盧寶桑那時候比一般六年級的學生大一歲，個頭已經基本長足，顯得身粗力大，開頭，他也戴個大紅袖章，以「紅五類」自居，那時他似乎確有這個本錢。據說他爸爸盧勝七，在解放後鎮壓鐘鼓樓一帶的惡霸時，幫著行刑的解放軍捆綁惡霸，拖著惡霸拉向法場，表現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長、老師的批鬥會上，他總扮演那揪著人家「坐飛機」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腦袋，還要想出其他各種各樣惡毒而刁鑽的辦法來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腳背啦，揪耳朵讓人家偏仰著臉「示眾」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領裡灌墨水啦──他幹這些事時還愛一邊朝台下的「革命師生」扮鬼臉兒。後來，他更把這種虐待狂的勁頭施加到同學身上，他讓那些「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同學用腦門頂著牆上的釘子罰站，用別針把他們的「認罪書」別到他們的胸脯肉上。可是，過了沒多久，不知怎麼的，盧寶桑的爸爸盧勝七在單位裡被揪出來了。路喜純去看過大字報，當時看不懂，後來才弄明白，原來有人揭發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學生進行「反飢餓、反內戰」、抗議國民黨反動政策的示威大遊行時，國民黨的軍警收買了一批流氓打手，讓他們放手衝撞遊行隊伍，打跑一個學生給一個饅頭，被收買的打手中就有盧勝七，他一次就掙了十八個饅頭！這事被揭露出來以後，盧寶桑頓時由「紅五類」變為了「黑五類」。讓路喜純感到奇怪的是，盧寶桑並沒流露出什麼悲苦憂傷，這倒還罷了──在學校後來那些批批鬥斗的荒誕場面中，盧寶桑竟往往不等別人揪他，便自動站到被批鬥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雙臂向後高抬，有一回他還自己當眾打自己的耳光──回憶起來，最最令路喜純不能容忍的，是正當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著盧寶桑時，一瞥之中，盧寶桑卻斜著臉兒朝他吐舌頭出怪相！

　　長大以後，路喜純常把盧寶桑當做一面鏡子，來檢驗自己的靈魂。他可以原諒盧寶桑以往的愚昧，他也可以容忍盧寶桑現在未能滌盡的惡習，但他自己卻無論如何要引以為戒，他要永遠尊重別人的人格，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路喜純真不樂意盧寶桑出現在這家的婚宴上，他所精心烹製的這些菜餚，肯定要遭到盧寶桑的荼毒！比如這個鋪放美觀精巧的尺二冷盤，當中是土豆泥墊出的兩顆套在一起的心，上面用金糕條鑲嵌出了一個鮮紅閃亮的字，周圍用火腿、蝦片、蛋卷絲、豬頭肉、黃瓜盅、西紅柿花、松花蛋瓣等等組成了彩色的對稱圖案。這冷盤上了桌子，是應當「一看」、「二品」之後才「三報銷」的，但你怎能保定盧寶桑不一筷子就把它攪個稀巴爛呢？唉！

　　盧寶桑卻全然不能體察路喜純的心情，他在路喜純面前油然生出一種優越感來──此刻路喜純是伺候人的，而他自己恰是被路喜純所伺候的賓客之一。他油腔滑調地命令著：「你小子可不許在這兒留一手啊！你『丫挺的』把你的本事全給咱搗騰出來！」

　　這時，薛紀躍的大姑一家來了，盧寶桑聞聲出去同薛大娘一起招呼著──原不是生人，且不說薛永全和大姑他們那死去的二弟當年也是乞丐幫的，當年在隆福寺混的大姑父，跟盧寶桑母親家，不也是有過來往的嗎？盧寶桑心裡浮出這七穿八達的親友關係，更覺得他今天在這兒吃香喝辣是名正言順了。

　　忽然薛永全師傅汗涔涔地提著個鼓鼓囊囊的草包回得家來，大家亂哄哄地互相招呼著。薛師傅不無焦急地對薛大娘說：「你看這事兒──馬凱餐廳說今兒個運啤酒的車不來了，昨兒個他們剩得不多，一會兒有兩桌華僑包飯，全得上。咱們的啤酒可就全黃了！」

　　薛大娘不由嘮叨起來：「你看！我就知道你沒一樣事能辦成！昨兒個我說早點把它買回來擱著，你不幹，說什麼擱屋裡頭酒要壞，擱屋外頭瓶子要裂，還是擱人家餐廳冰箱裡最好──你看今兒個怎麼樣？人家不認賬了吧？──」

　　薛師傅遂說：「我從馬凱餐廳那兒一路找到地安門，今兒個都沒啤酒，我只好在地安門商場買了十瓶『麥精露』──」

　　「那玩意兒哪行呀！」盧寶桑激昂地插進去說，「沒有啤酒還辦什麼事兒！小躍子他們兩口子往後能順順溜溜過日子嗎？」

　　薛大娘心裡像塞了團爛泥。又是一檔子不吉利！北京市民的這種婚禮，三種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種風俗──白酒如果實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至少也得有「龍鳳酒」，這代表富貴；葡萄酒也不可缺，但必須是三塊五以上一瓶的「北京紅葡萄酒」，這代表興旺發達；啤酒必須充分供應，這代表和順美滿。現在卻居然出現了「三缺一」的嚴重危機！

　　正當薛大娘一籌莫展時，盧寶桑宣佈說：「我就不信『馬凱』他們那兒真的沒貨！準是他們見大爺面善，就他媽的糊弄大爺。你們等著，我去一趟，我就不信端不來一箱！大爺，給我錢，給我裝酒的傢伙，我這就去！」

　　薛大娘心亂如麻。她跺著腳說：「秀婭怕這就要到了──門口也不知都有誰守著，放鞭炮、撒花紙的孩子別偏這時候沒影兒了。」

　　大姑便趕緊帶著薛紀躍的表姐、表侄等人往大門外去。

　　這時薛師傅把二十塊錢和兩個大網兜給了盧寶桑，盧寶桑便一溜煙地出征馬凱餐廳去了。

　　薛大娘和薛師傅暫且進到他們自己的房中，薛大娘拿起炕笤帚，先把自己的衣服撣掃乾淨，然後又給薛師傅撣掃──

　　沒過一會兒，門口傳來了響亮的鞭炮聲。薛大娘衣裳角，莊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又走進新房之中。薛師傅跟在她的後面。

　　新娘子終於被迎到了新房中。有的售貨員為什麼故意冷落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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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親小轎車的司機很不高興。幹這類差事他可不是頭一回，也遇上過不少「各色」的顧主，但今天這趟可真把他折騰得夠嗆。

　　潘秀婭家住在一條掛有「此巷不通行」標誌的小胡同中。那胡同相當狹窄，小轎車開到胡同口，自然也就停住了。孟昭英和詹麗穎便下車走進去迎新娘子。

　　潘秀婭家滿屋子都是人，也來不及細認，但很快孟昭英和詹麗穎也就看出來，這一群人的主心骨是那位潘秀婭叫她「七姑」的乾巴老太太。

　　七姑是特意從廣安門外趕來，充當女家的「送親姑媽」的。潘秀婭的兩個姐姐出嫁時，都是她充任這個極其重要的角色，這回潘秀婭出閣，她不僅當仁不讓，而且大有戲曲舞台上的名角兒出演「封箱戲」的氣派。除了新娘子潘秀婭，人群裡就數她穿戴打扮得整齊。她人過六十，臉上的皺紋是無法掩飾的，但她把儘管日漸稀疏、卻還不露頭皮的短髮細心染過，又施以不知多少的頭油，並從上到下弄出一點似有若無的波紋，這樣一來，便頓收奇效──離遠點看，你會以為她不過剛到五十。孟昭英和詹麗穎到達時，她正給新娘子檢查裝束。新娘子潘秀婭這天穿著一身近似蘋果綠的帶隱條的西式女服，是在王府井雷蒙服裝店定做的，上身翻開的斜領裡，露出水紅色、大尖領的化纖襯衫，斜領下端插著朱紅的絹花，絹花下綴著燙有「新娘」字樣的燕尾簽。七姑認為那絹花的花瓣張開度不夠，正在細心地一瓣瓣調整。

　　孟昭英和詹麗穎進屋後，大家鬧嚷嚷地見禮完畢，詹麗穎便大聲感歎說：「新娘子好漂亮呀！我要是小伙子，都巴不得要娶你！」

　　七姑聞聲盯了她一眼。心想薛家怎麼找這麼個人來迎親？張嘴就沒個分寸！不過，她暫不動聲色，只是問：「『小轎子』在門口了嗎？」

　　詹麗穎滿不在乎地說：「嗨，你們這條死胡同！汽車開不進來，車在胡同口外面等著。就走出去上車吧──新娘子，我們可要把你拐跑！」說著便伸手去挽潘秀婭胳膊。

　　七姑把詹麗穎伸出的手給擋了回去。她意識到自己今天的責任格外重大。這位「詹姨」竟如此無禮！什麼「死胡同」、「拐跑」──多不吉利的言辭！再說，迎親的「小轎子」不開到門口，那怎麼能行？於是，她臉上現出極其嚴肅的表情，語氣堅決地說：「得讓『小轎子』開到門口來，這胡同夠寬的，能開進來。」

　　人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著。孟昭英說：「開倒能開進來，可胡同裡沒法子掉頭呀！」

　　七姑堅定不移地說：「就得開進來！能開進來就能開出去！告訴你們說吧，就是拆幾座房子，也得讓它開到門口來！」她囑咐潘秀婭：「秀丫，你坐下候著。我去給張羅去！我就不信他開不進來！」說完便氣度軒昂地朝屋外走去。孟昭英、詹麗穎及潘家的一些人不由得隨她到了胡同口。

　　司機本來不肯把車開進胡同，但七姑一張利嘴，把理、利、情熔為一爐，不由司機不照辦：「我說師傅，你甭強調客觀，你們那章程，當我不知道嗎？你就該開車到戶，要不我找你們領導反映去──你多開幾步對你有啥壞處？不還能多收點錢嗎？你服務到家了，我們給你寫封表揚信寄去，你這月獎金不就穩拿了？──我說小伙子，你怕自個兒還沒辦過事吧？人一輩子就辦這麼一回事兒，到你辦事的時候，你願意含糊嗎？幫襯幫襯我們，趕明兒你辦事的時候，準能逢凶化吉，遇陰轉晴──」當然，在七姑說這番話時，潘家的人也就給司機遞過去了整包的好煙，司機雖然沒接，但他們把那煙扔到司機座椅邊上的「小斗」中時，司機也便默受了。

　　最後，司機不但把車開進了胡同，而且完全採取了七姑的方案：不是開進去倒出來，而是倒進去再開出來。七姑的苦心大家一琢磨也都恍然，不由不對她肅然起敬。惟獨詹麗穎只覺得好玩，還不能同七姑的情緒取得完全的共鳴。

　　小轎車在潘家和潘家鄰居們的一片歡喧聲中開出了胡同。車上，詹麗穎坐在司機旁的前座上，後面當中是新娘，新娘左邊是七姑，右邊是孟昭英。

　　新娘潘秀婭的心情不能用「激動」這個詞來形容，她處在一種平靜的滿足感中。孟昭英雖說握住新娘子一隻手，微笑著，心裡想的卻是自己的女兒小蓮蓬──也不知她現在怎麼樣了？七姑盤算著一會兒該怎麼樣為女家爭得最充分的臉面──只有在這樣的精神活動中，她才能體驗到人生的真正樂趣。

　　詹麗穎從前座上扭過身子，望著新娘子，照例毫無顧忌地評頭論足：「咳呀，你這身西服剪裁得可真不錯，可就是顏色嘛──跟你裡頭的襯衫太不協調！幹嗎非這麼桃紅柳綠地搭配？該有點中間過渡色的東西點綴點綴，平衡一下才好──」她這人總是想到什麼就幹什麼，車子開到一處地方，她招呼司機說：「師傅師傅，邊上停停，我得辦件急事！」司機以為她要下車方便，只好朝邊上靠去，七姑大吃一驚：「這是怎麼個碴兒？不能停！不能停！」

　　司機不能不心煩。你們究竟有沒有準主意？究竟聽誰的才對？他車子既然已經靠近馬路邊了，那裡又正好是准停車處，也就不顧七姑的抗議，停了下來。詹麗穎麻利地開門跳了出去，笑嘻嘻地對司機說：「三分鐘！保準回來！」便在人群中消失了。

　　七姑大聲抱怨起來：「這是怎麼著說的？迎親的『小轎子』怎麼能中間隨便停下？這可有個不好的講頭，可要不得！」她質問孟昭英：「你婆婆是怎麼搞的？找了這麼個著三不著兩的人物來迎親？他們院裡就再沒有合適的『全可人』了？」

　　孟昭英解釋說：「原先請的是澹台智珠，您聽說過吧？唱京劇的名角兒，可不像她這麼風風火火地沒個穩重勁兒──要不，咱們走吧，甭等她了──她指不定又要興出個什麼怪來呢──」

　　七姑只是咬著牙歎氣，心想扔下她也不是個事兒──迎親的半路上撤了個迎親的主兒，那講頭可更不吉利──

　　三分鐘過去了，詹麗穎沒有回來。五分鐘過去了，還是沒有影兒。不光司機抱怨，七姑慍怒，孟昭英著急，新娘子潘秀婭也沉不住氣了──到第八分鐘的時候，詹麗穎飄然歸來。她拉開門坐進車中，呼哧帶喘，正當七姑就要衝她發作時，她卻笑吟吟地把一樣東西遞給七姑，解釋說：「我上下班總路過這家百貨商店，早留下了印象──他們賣的這號別針不俗，我看今天新娘子的這身打扮上，還就缺這麼個別針──七姑您有眼力，您給瞧瞧這花樣、手工怎麼樣？您這就給她戴上吧，您能戴得恰到好處──」

　　司機繼續開車向前，七姑接過了一個漂亮的織錦面小首飾盒，打開一看，裡頭是一個亮閃閃的領針，銀絲彎成的變形葉片上，綴著些琥珀色和藍紫色的假寶石，確實精巧雅致，遂轉怒為喜，讚歎地說：「喲，敢情您買這個去啦？真不賴呀──」

　　七姑便把那領針給新娘子別上，孟昭英也誇讚說：「詹姨說得真對，秀婭別上這個，西服跟襯衫就不那麼顯得扎眼了。這別針就是『中間過渡色』吧？單看著似乎不那麼艷麗，往領口這兒一別，啊，電影明星似的！」

　　潘秀婭便由衷地致謝說：「詹姨，這少說也得好幾塊吧？您不是早就送過禮了嗎？又買這個──真讓人過意不去！」

　　詹麗穎爽朗地大笑著：「那有什麼！快別說這個！小躍子是我眼瞧著長大的，他跟你辦事，我當姨的有什麼捨不得？我要早想到這個，還能從從容容地給你挑個更好看的哩──」

　　小轎車裡的氣氛，頓時達到一個喜幸、融洽的高峰。

　　但是詹麗穎這人既能在一個舉動裡讓人對她敬愛有加，也能在一句話上使人對她生煩生厭。

　　小轎車加速向鐘鼓樓而去。詹麗穎想到剛才的即興採買，發議論說：「算我這回運氣好，進門走攏櫃檯就買上了──可真是千載難逢──以前我去商店買東西，不是遇上售貨員在櫃檯裡頭光顧互相說話，你喊也不搭理你，就是遇上他在那兒來回來去數一疊鈔票、單據，硬不抬頭──真討厭死了！」

　　潘秀婭低下了頭。不是害臊，而是不快──這詹姨是怎麼回事兒？她難道忘了，我潘秀婭也是站櫃檯的嘛！

　　潘秀婭在照相館裡屬於營業組。她並不會照相，也不懂暗房技術，她們營業組就是在櫃檯裡頭接待顧客，或給要照相的顧客開票，或收驗底片、開出沖洗加印的票據，或根據顧客遞上的票據交付洗印好的成品──同時也兼賣一點照相器材和膠卷、相冊什麼的，也兼辦出租相機的手續。比起一般商店，他們每天接待的顧客，人次不算太多，工作不算太緊張，可潘秀婭和幾個年齡差不多的營業員，恰好有詹麗穎所指出的兩個習慣──潘秀婭就常常是顧客站攏櫃檯外面，已經開始向她發話，她也明明瞧見了，卻偏要扭過頭去，跟同事用一種在家裡聊天式的語氣，接著剛才的一個什麼話碴兒，當著顧客的面絮絮地說上那麼一會兒，比如議論他們館裡剛散發完的電影票：「──你瞧多缺德！他們暗房組又把好票全拿去了，給咱們的全是後排的邊座兒！我這張更倒霉了，我就知道這座兒緊挨著廁所，味兒著呢！我要跟大老王換，你猜怎麼著，他衝我學貓叫──噁心勁兒的，那麼大歲數了，也不怕寒磣──」顧客這時候必然不耐煩了，或以假咳嗽提醒，或放大嗓門叫喚，有的更乾脆指責起來：「嘿，你們這叫什麼服務態度？怎麼不理人哪？」她這才轉過臉來，懶懶地問：「你要什麼呀？」──點款、點單據，說起來確也有相當的必要性，特別是百貨商場一類地方，每個營業組一天要定時向銀行交一次款，但潘秀婭身在其中，深知可以用點款、點單據大大地怠慢一番顧客──她點款點單據時就專愛站在櫃檯邊上、最接近顧客的地方，顧客來了必然要同她搭話，希望她停下來予以接待。她呢，則越發點得起勁，故意連眼皮也不抬一下。有的顧客不免就要嚷嚷起來，追究她的服務態度，先是她，後來又必然有其他同事湊攏來，向那顧客理直氣壯地申明：「這是我們的業務，你懂嗎？不清點行嗎？清點的時候就沒必要理你！」有的顧客或者還要質問：「你們既然清點的時候不接待顧客，那幹嗎不到後頭清點去？」她和同事們照例是反擊曰：「我們愛在哪兒清點就在哪兒清點，你管得著嗎？」──

　　起碼在北京，櫃檯服務人員的這兩種表現構成了服務態度當中的常見病、多發病和頑症，不知有沒有人從這類表現入手，探察過潘秀婭他們之所以出現這類表現的特殊心態？（這兩種表現又主要集中體現在青年櫃檯服務人員身上。）

　　倘若有人盯著潘秀婭問：「你怎麼會有這兩種表現呢？」她怕只能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再問：「那你們哪兒學來的呢？」她怕也只能回答說：「沒有人專門教給我，是我看來的──在我沒工作之前，我還在櫃檯外邊當顧客的時候，人家就那麼對待我的。」倘再緊盯著問下去：「那時你不會覺得好受吧？為什麼一旦你站到櫃檯裡頭去了，你就跟著學起這套做派來了呢？」她一定答不出來了，真的答不出來。因為她沒有深入思考一件事的習慣。換句話說，像她這樣的青年，不太具備進行哲理性思維的能力，對於所面臨的這個世界和流逝著的人生，她只有一種高於本能而低於哲理的「淺思維」。

　　這就又不能不追溯到她的出生教養，以及她本身的生活經歷，還有對她施以有形、無形影響的具體社會環境。

　　她同薛紀躍一樣，也是出生在一個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這曾經是一個經濟上更其拮据的小市民家庭。她的父親早年是在廟會中做小買賣的攤販，他所經營的那些商品現在已經絕跡。如他曾吹製發賣過「吥吥登」──這是一種劣質玻璃做的兒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葫蘆形，兒童把類似瓶口的一頭含入嘴中，一呼一吸地吹氣，因那容器的底部很薄，所以能隨氣流的衝擊「吥吥」作聲；當然，這種玩具很容易吹破，對兒童的呼吸道有弊無利，弄不好還會割破兒童的手，所以早已被淘汰。又如他曾磨製發賣過「香面子」──就是採集各種有香味的植物，焙乾後研磨成細末兒，裝入碎綢縫的荷包，賣給人拴在身上以除汗味、臭味，賣的時候照例吹噓說拌入了麝香，其實除了掛在攤頭以充樣品的荷包中確有一點麝香外，其餘的都全部只是植物香料。這東西後來也被時代所淘汰。他也還賣過其他一些類似的小東西，直到解放後廟會活動結束。後來他才到洗染店當了店員，去年退了休。潘秀婭的母親說起來還是下嫁給她父親的。母親家雖說也是在廟會上擺攤賣貨的，但那攤、那貨，都要氣派得多。潘秀婭的姥爺是經營假髮的，每年冬天廟會蕭條期，他就肩上扛個褡褳，到關外去──一直走到圖們江邊，收購婦女髮辮。據說當年以「鮮族」（即朝鮮族）婦女的頭髮最好，因為他們當時的風俗是婦女不到結婚不剪髮──所以潘秀婭姥爺要跑那兒收購去。開春後，姥爺回來了，便加工收購來的頭髮，製成各種辮兒、髻兒、纂兒──然後拿到廟會上發賣。據說那頭髮要以黑中透黃的才算上品，烏黑的反賣不出價兒，因為頭髮越黑則越脆，不堅牢。這樣一種經營當然是賣「吥吥登」和「香面子」者所不能比擬的，因此，潘秀婭母親嫁過來以後，很長時間都有一種優越感。直到潘秀婭姥爺去世以後，母親除了季節性地賣一陣冰棍，基本上只是個無職業的家庭婦女，家裡主要指靠潘秀婭父親掙工資過日子，這才漸漸消了銳氣。

　　這樣的一種家庭，文化水平既不高，經濟上又長期不寬裕，家裡人的言談話語中，自然不會有什麼哲理的意味；而且，這樣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雖然動盪、艱辛，對舊社會一般卻又並無深仇大恨。到了新社會，他們生活安定、溫飽有靠，所以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是感激的、滿意的；不過相對來說，他們又居於城市居民中物質、精神兩方面都較匱乏的層次，所以他們一般也絕無昂奮、敏銳的政治情緒。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中，他們最關心的，主要還是糧店的糧食會不會漲價、購貨本上所規定的一兩芝麻醬的供應能不能兌現？只要這類生活中最基本的實際利益不被動搖，那麼，無論報紙上在批判誰，或在給誰平反，他們都無所謂。由此可見，「淺思維」是他們這一群體的基本素質，並成之有因。

　　這批小市民的子女，大多數同他們的父母輩一樣，或沉澱在北京城龐大的服務性行業之中，或成為工交系統中體力勞動成分較重的那部分工作的承擔者。當然，其中也有受惠於我們社會所提供的可能性、得力於自身的發奮努力、而成為幹部和知識分子的，但那實在只是少數。一些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子女，雖在「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地加入了工、農、兵的行列，其中一部分還加入了服務性行業，但隨著一九七七年以後的社會生活變化，他們又大批地湧進、調入了大學、行政機關、科研機構、文化部門──留在服務性行業中的尤其罕見；即使留下，也大都或進入科室，或從事有關的科研，比如潘秀婭他們那個照相館，唯一留下的一位知識分子子弟，是報上發表過表揚性文章的（表揚其父母支持孩子在服務性行業堅持工作），在照相館中也是從事著修版技術（特別是「開眼技術」──即在被攝者眼睛閉合的底片上，為被攝者「開眼」，這是在團體照中常出現的問題，因無法請被攝者重攝，所以必須在底片上施「開眼術」），而絕非像潘秀婭一樣站櫃檯邊「伺候人」。

　　把握住了這樣一種總體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潘秀婭式的售貨員為何會經常互相交談冷落顧客（或乾脆扎堆聊天），以及為何會經常在櫃檯上清理貨款、單據而儼然自得了。

　　這種精神狀態，實際上是他們「淺思維」中的一種心理反抗方式。如果我們用「深思維」透視一下的話，便會理解到，他們可以從相互交談不理顧客（或邊熱烈交談，邊冷淡而遲慢地應付顧客）之中，取得一種心理平衡，顯示出他們一群的獨立價值，使顧客意會到不是他們有求於顧客，而是顧客有求於他們，即不是他們該伺候人，而是顧客該為獲得某項服務付出一定的人格代價。同樣的，當著顧客的面來回來去地清點款項與單據，則可以顯示出他們工作的莊重性、嚴肅性以及特別容易被顧客忽略的技術性，從而獲得一種心理補償（誰說我們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在社會主義服務性行業中，的確有那樣一些全心全意為顧客服務的先進人物。他們之所以先進，歸根結底是他們對自身、對社會，能作一種進入哲理狀態的深入思考，他們把站櫃檯當做獻身一項偉大事業的光榮手段，所以他們絕不會有潘秀婭式的表現。而潘秀婭他們所以總不能由「淺思維」進入「深思維」，說到底還是因為文化水平低下。比如說，潘秀婭就沒有三維空間的概念；她也全然不清楚中國的近代發展史（且不論近代以前的歷史知識）；看一部電影《巴黎聖母院》她覺得有趣，但故事究竟發生在哪一國的什麼時代，她弄不清楚；她雖然在照相館工作，但照相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感光材料究竟為什麼有成像的能力，她至今還是稀里糊塗──看來要讓她這樣的市民青年形成社會主義覺悟，樹立共產主義理想，甚至需要從普及天文知識、生物發展史和簡要中國歷史知識入手，因為歸根結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門科學，也就是說，是一種文化，並且是一種高級的文化。

　　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文明正在繼續向前推進。在一些科技、生產發達的國家，電腦已經開始走向普及；在我們祖國，許多現代化的重點工程已進入緊張的全面施工階段；北京城也在分秒不停地跑步前進，二環路上的立體交叉橋已經全部竣工，一座座新的建築像春筍般拔地而起──但是，潘秀婭，這北京城裡最平凡的一個社會成員，卻以仍不能進行哲理性思考的靈魂，邁進了她人生中的一個新的階段。

　　經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思想禁錮，一九七八年才有人公開呼籲在社會生活中給愛情以位置，但一九七九年便有人對愛情提出了很高的哲理性標準：「愛，是不能忘記的。」一九八○年，報刊上、銀幕上出現了一股愛情熱，以至於人們不是擔心愛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愛情過多地佔有了位置；一九八一年以後，更出現了五花八門的關於愛情的見解和表現，一些勇敢者甚而開始研討起婚外愛情和愛情的「合理可變性」這類問題來；不少時髦青年在這愈演愈烈的時代潮流中，根據自己的理解選擇著自己信服的理論，並大膽地付諸實踐──

　　但這一切對於潘秀婭這類的青年市民來說，卻影響甚微。無論作家們的精心結撰還是評論家們的揄揚貶斥，潘秀婭都全然不知，因為她除了電影雜誌，不看別類雜誌，而看電影雜誌時又主要是看圖片；照相館訂的有報紙，她也看，但主要是看電影廣告和漫畫。

　　對於她來說，自從過了二十二歲，「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淺意識」就支配著她積極地行動起來。對於她來說，這件事的意義很簡單：她要在夠得著的範圍內，找一個盡可能好一點的對象。她缺少想像力，更談不到有什麼羅曼蒂克的情緒，她絕不具備那種看了《水晶鞋和玫瑰花》這部英國影片，就在入睡時把自己幻化為「灰姑娘」的氣質。她是非常實際的。二十二歲到二十三歲這兩年裡，她覺得自己應當向知識分子這個領域衝擊。儘管就知識分子這方面來說，那時候還呼籲著給他們「落實政策」，但潘秀婭這樣的姑娘不但早在心目中給他們落實了政策，而且一直企盼著能成為他們圈子中的一員。她曾在照相館的那位專攻「開眼術」的小伙子身上下過工夫，勇敢到在他臥病在床時，提著水果去他家探望；但她不光從那小伙子的態度上看出來，更從小伙子父母的眼神裡看出來，她那個打算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她及時地知難而退。她明白了她的兩個姐姐為什麼到頭來都嫁給了工人。進了二十四歲範疇以後，她頻繁地通過介紹人同國營工廠的小伙子見面，有見過一面、兩面、三面──至五、六面的，她看上別人而別人看不上她的不多，大半是別人願意同她搞下去而她及時地剎了車──那幾個小伙子不是個子太矮，便是家裡負擔太重；要麼就是剛進公園便想動手動腳，讓她討厭──接近二十五歲時，她才把選擇範圍降至與她平齊的行業中。她大嫂是百貨公司開「蹦蹦車」（三輪摩托卡車。）的駕駛員，經常往商場運送化妝品一類的小百貨，因此熟悉了商場賣香皂牙膏的售貨員們，薛紀躍便是其中之一。他總是自覺地幫著卸貨，顯得格外憨厚、質樸。潘秀婭的大嫂再細一打聽，這小伙子父母都是正派人，都拿著退休金，一個哥哥早獨立了，家裡沒有別的雜人，又有房子可供他結婚，家庭條件可算相當不錯；小伙子比潘秀婭大七個月，身高一米七五，臉龐長得相當水靈，跟生人說話時還有點愛臉紅，顯見脾氣也不錯──於是乎她便給小姑子牽上了線。潘秀婭在同薛紀躍逛了三次公園、到薛家去過兩次以後，就明確地表了態：她樂意。

　　愛情！潘秀婭甚至沒用這個詞彙進行過思維，在她的思維中只有「對象」這個概念；「我愛你」這個簡單的句子，在她同薛紀躍搞對象的過程中，雙方也都沒有使用過，他們只說過：「我樂意。」

　　她要結婚。她要成家。成家過日子。她的對象既要「拿得出去」，又不至於在外頭瞎胡鬧、在家裡跟她犯彆扭。這樣的對象她找著了。就像四喇叭的錄音機她置備了一樣，雖然牌子軟點，但畢竟屬於四喇叭一檔的。

　　今天她正式結婚了。什麼「生活翻開了新的一頁」、「愛情的花兒將結出愛情的果實」、「生活的航船啊，從今你有了兩個並肩的舵手」──這一類的哲理思考和詩意情緒，潘秀婭一點也沒有。

　　可是坐在小轎車裡，她心裡還是高興的。詹麗穎的某些不恰當的話語固然令她不快，但那浮上來的不快，很容易被迎面而來的喜慶之風吹走。這不是已經開進胡同了嗎？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及時地響了起來。七姑小聲地叨嘮著：「怎麼就挑著一掛炮？該在大門兩邊一邊一掛才對頭喲！」潘秀婭既感激七姑對她的維護，也滿意婆家的安排。放了鞭炮就好。「牌子軟點，可總是四喇叭的呀！」

第四章　午（中午十一時至一時）

　　北京人這樣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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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子到了，親友們也差不多到齊了，於是新房中的那張折疊桌便被抬至了中央，並且張開了翅膀（從方變圓），準備著承載第一次光榮的負荷。

　　當然，光是新房這樣一個空間，一張圓桌，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薛永全老兩口的住房，自然也闢為了接待室，並且把那張陳舊的八仙桌，也同時抬到了房間中央。

　　這並不意味著，薛家這次的婚宴僅僅是兩桌的水平──因為這只是第一輪，所請的，大都是至親好友，或不可缺少的人物；下午兩三點至六七點，還將有更多的親友來賀，其中除執意不吃者外，兩邊大約總得再各擺兩桌，算上當中入席、加菜的人數和盤數，總計要達八桌左右。

　　參加第一輪婚宴的賓客，在新娘子到來前後已陸續光臨。他們當中有：新娘子的「送親姑媽」七姑；薛紀躍已故大爺的大兒子薛紀奎（即薛紀徽和薛紀躍的親堂兄）；薛紀躍的大姑媽，大姑媽的二閨女和女婿（即薛紀躍的表姐和表姐夫）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薛紀躍二姑媽的大兒子（即薛紀躍的表哥，二姑一家現在只有他在北京工作）；薛紀躍他們售貨組的組長佟師傅（一位四十多歲的瘦弱男子，薛永全認為他對促成這門親事發揮了作用，特意請來參加吃頭輪婚宴）；介紹人吳淑英（潘秀婭的大嫂，她這天並不休息，上午送完貨，把「小蹦蹦」暫停在薛家院門口，中午吃完婚宴，下午她還要繼續上班）；薛大娘原單位的王經理（一位五十多歲的胖漢子，因薛大娘娘家無人，特請他來代表薛大娘方面的親友捧場助興）；薛永全當年的結拜兄弟殷大爺（他比薛永全大五歲，但看上去還相當硬朗），他還帶來個十來歲的孫子；當然，還有頭一個蒞臨婚宴現場的那位盧寶桑。

　　薛大娘只覺得眼睛、耳朵、嘴巴、腿腳都不夠使喚。招呼著這個，又迎接著那個；心裡納悶著大兒子薛紀徽為何還不到來，嘴裡卻大聲呼喚著不肯來就席的對門「詹姨」；剛對王經理的到場滿臉堆笑，一瞥之中見到了盧寶桑又禁不住笑紋頓消──她真想清點一下究竟到了多少賓客，卻怎麼也算不準數兒，心裡頭真是又甜又澀、又喜又急。張羅中劈面遇到了孟昭英，遂發洩地說：「你看看，你看看，就耍我一個人哩，你們倒挺自在──都一邊待著看熱鬧！」孟昭英知道她這話三分埋怨的老伴，七分埋怨的媳婦，其實全是冤枉。公公何嘗不在那裡竭誠待客，自己更是手腳不停地忙碌，但在這麼個場合也不好同她爭辯，便淡然一笑，繼續去盡自己為嫂的義務。

　　七姑以一雙銳利的眼睛，衡量著眼前的一切。來賓中有富態的領導幹部（王經理），有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薛紀躍的表姐夫），有相貌溫厚的老實人（薛紀躍的堂兄），這她比較滿意，但那「愣頭青」（盧寶桑）是怎麼回事兒？那糟老頭（殷大爺）又是哪門子親戚──她心中不免為侄女抱屈──頭輪喜酒，怎麼就來了這號人物？新房中擺桌子時，她執意要「全桌全椅」，就是不能讓桌子一邊挨著床鋪、以床當座兒，結果孟昭英不得不再臨時去向鄰居們借凳子。關於是鋪著桌布擺席好，還是撤下桌布擺席好，她本來並無定見，但當薛大娘說了聲：「撤下那桌布吧，那塑料玩意兒怕燙！」她便立時假笑著，揚聲糾正說：「不能撤！瞧那桌布上的大朵紅花多喜幸，鋪著擺席吧！」她這天原是扮演站在女家立場「挑眼」的角色，這是北京市民婚嫁風俗中照例不可少的一個重要角色。她想到潘秀婭嫁了以後，她那個家族已無女可嫁，因此對正在扮演的這個角色格外珍視，就如一位向觀眾進行告別演出的著名演員，她既有駕輕馭熟之感，也有「美人遲暮」之慨。「喲──」她又發現了男家一項本不應有的疏忽，立即向薛永全提了出來，「這倆果盤倒挺是樣兒的，可那果子能這麼擺嗎？」薛永全一聽就明白她的意思，立即調整五斗櫥上的兩個果盤──原來每個盤裡都各有梨和蘋果，無意之中竟隱含著「離分」（梨分）的凶兆；調整為一盤梨一盤蘋果以後，似乎便合情合理了。七姑心裡也暗暗計算著究竟到了多少人，可人們處於流動狀態，她也總得不出個準數兒來。

　　倒是幫著弄菜的路喜純，冷眼旁觀中統計出了第一輪兩桌婚宴的總人數，計：主方六人（應為七人，不過薛紀徽仍未到來），客方十三人；總共十九人中，成人十五人，兒童四人。

　　薛紀躍在這亂哄哄的場面中，只覺得眼花繚亂，頭腦發脹，活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掉在了水塘裡，心慌意亂，六神無主。他盡量透過一片聒噪的人聲去捕捉錄音機中傳出的歌聲，彷彿那是一根稻草，抓住它多少是個慰藉；但聽來聽去，不知為什麼只有一句「幸福不是毛毛雨」粘在了心上，怎麼也擺脫不開──幸福不是毛毛雨，那是什麼呢？是瓢潑大雨？他倒寧願是毛毛雨──唉，這時候要能一個人跑到什剎海去，靜靜地往湖邊的柵欄上一靠，該有多好哇！

　　潘秀婭卻怡然自得。她的利益，自有七姑予以保障。這就好比一個向保險公司繳納了款項的人，自然不會懼怕火災。面對著眼前人影交錯、歡聲喧騰的局面，她彷彿是一隻飛入花叢的蝴蝶，她將在不動腦筋的情況下盡情享受這良辰美景──特別是她想到了那只即將戴到腕上的瑞士雷達鍍金小坤錶，便不僅對丈夫，而且對公公、婆婆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親切感，因此對丈夫此刻的侷促，公公一時的疏忽，婆婆的過分忙亂，也就都一概予以寬容。

　　諸位來客的心情各異。有誠心誠意來賀喜，並將全始全終地待上一天的，如薛紀躍的大姑媽；有本身並無感情可言，但主人盛情難卻，所以也就抱「不吃白不吃」宗旨而來的，如王經理；有雖來真情祝賀，但患有胃潰瘍症，對宴席望而生畏的，如佟師傅；有主要是衝著長輩而來，對薛紀躍其實非常隔膜的，如殷大爺；有一到場便感到膩煩，恨不能道完喜、撂下禮物就告辭，卻又礙於情面，不得不坐下與宴的，如那位戴眼鏡的表姐夫──他是薛氏姻親中唯一的一位知識分子，「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現在某設計院的助理工程師；當然，也有完全是為了足撮一頓、擺好了架勢要大吃大喝到底的盧寶桑──

　　冷盤擺上來了。新房中的一桌，當中是有紅字的大拼盤，然後是四個中冷盤、四個小冷盤；薛永全老兩口屋裡的一桌則只有四個中冷盤。七姑對新房中的冷盤目驗了一番，覺得大拼盤確實既喜幸，又漂亮，量也足，四個中冷盤是一盤腸子（買的現成貨，有蒜腸、茶腸、蛋清腸，切得均勻，擺得也講究）、一盤拌粉絲（看得出裡頭拌有黃瓜絲和火腿絲）、一盤煎花生米（顆粒大，顯見原是留種用的，煎得火候恰到好處）、一盤卸好的德州脫骨扒雞（買的現成貨，但看來雞個頭不小，顏色也正）；小冷盤是炸帶魚、炸素蝦、松花蛋和黃瓜西紅柿。七姑大體上是滿意的，只是指出黃瓜西紅柿量少了點，不過想到時令所在，這兩樣蔬菜的價格已遠遠超過肉類，便也不多挑剔。

　　經過一番騷亂，其中包括固請、謙讓、挪移、調整──兩屋的座次終於排定。新房中的一桌，除新郎新娘面南而坐外，靠著新郎的是薛永全，靠著新娘的是七姑，其次是：王經理、佟師傅、吳淑英、表姐夫、殷大爺、薛寶奎、薛大娘（座位虛設，因她還得到苫棚中張羅）和本來不應在座而偏在座的盧寶桑。隔壁房中的那桌，由大姑主持，而孟昭英虛設座位，奔走於苫棚和兩屋之間。

　　酒瓶子蓋陸續被打開。有白、紅、啤三樣都喝的，有只喝兩樣的，有只喝啤酒的，有申明什麼酒都不能沾唇的──但最後每人跟前還是至少都有兩個斟滿不同酒的酒杯。啤酒是盧寶桑從什剎海銀錠橋畔的「烤肉季」弄來的，儘管只有五瓶，但他能馬到擒來，確也很不簡單──他一邊給大家往玻璃杯裡倒著啤酒，一邊誇耀著自己剛才的「戰功」，內心裡洋溢著一種該他敞開腸胃吃喝的自豪感。

　　北京市民的家宴式婚禮，在解放前，不消說有著極其繁瑣的儀式：女方一下轎，便要立即拜堂，早先都是先對著「天地碼兒」（神像）拜，後來有的改為先對著大紅字拜；此外還有拜高堂、拜姑嫜、夫妻對拜等無數的拜（所謂拜，嚴格來說，是要跪下磕頭的）；此後是入洞房、揭蓋頭、坐床、更衣──還要「吃餃子」（這是一種儀式，司儀喂一個餃子，問：「生不生？」要答：「生。」）、吃「長壽麵」（一小碗，但麵條極長，有只以一根煮成的）──待所有儀式過完，新郎新娘大都已經筋疲力盡，但真正的婚宴，到那時方才開始──新郎新娘少不得還要打起精神，應酬與宴的親友。解放後，北京市民的婚禮受到才入城幹部們的影響，轎子、蓋頭、「天地碼兒」之類的講究不消說迅速消亡了，但婚宴上的儀式也並不簡單，大體上分以下幾個環節：一、鞠躬：對領袖像三鞠躬、對家長三鞠躬、對主婚人三鞠躬、對來賓三鞠躬、相互三鞠躬，最後司儀者還要得意地說：「給我三鞠躬！」這樣一來，共計總要鞠十八個以上的躬；二、主婚人（一般是單位領導）致賀詞；三、家長講話；四、來賓致賀；五、請新郎新娘「坦白」戀愛經過；六、鬧堂。其中第五項，曾很使一些新郎新娘難堪，但對比於解放前的婚儀，最具革命性、新穎感、人情味的，恰是這個環節。新郎新娘闖過了這一環節，那麼，下邊的鬧堂──如讓他們共咬一塊糖果啦、共爭一隻蘋果啦（由一未婚小青年站在椅子上，用細線拴一隻蘋果，不斷引逗，新郎新娘應欠腳、跳躍爭奪蘋果）等等，就都不至於怯場了。這一格局大體上維繫到「文革」之前。「文革」中，不少人採取「靜悄悄」的方式結婚，就是除了父母、兄弟姊妹等最直系的親屬，旁系親屬和朋友一概都不驚動，關起門來吃一餐後，也不過分頭向有關的人散一點糖果而已，所以人們往往發出這樣的驚歎：「怎麼，他們已經結婚了麼？」「你都辦完事了？怎麼事前連個招呼也不打？」當然，也有舉行正式婚禮的，則一般包括下列幾項儀式：一、對領袖像揮動「小紅書」，「敬祝萬壽無疆！」凡三次；一九七一年以前，則還要依樣「敬祝永遠健康！」三次；二、請「革委會」（或「工宣隊」、「軍宣隊」）領導講話（一般都鼓勵新婚夫婦「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三、由「革委會」（或「工宣隊」、「軍宣隊」）贈送禮品──一般都是用紅絲帶紮結的「紅寶書」，這可能已是新婚夫婦所得到的第四套、第五套；四、新婚夫婦表態（一般本著「三忠於」、「四無限」的精神，表示要「千萬不忘──」、「活學活用──」）；五、餘興，或背誦「老三篇」，或演唱「革命樣板戲」。這種婚禮當然是不設宴席的，一般只有糖果、茶水，更有只以「一杯清茶」而體現其「破四舊，立四新」的徹底性的。「文革」之後，北京市民的結婚方式趨向多樣化，或旅行結婚，或集體婚禮，或餐館包席，或家中擺宴，或登記後不搞任何活動，或先參加集體婚禮再家中擺宴而後外出旅行──但有一個動向是值得注意的，便是無論取何種方式辦喜事，都大大精簡或乾脆免去了具體的儀式，便是集體婚禮，有的也並不搞太多的鞠躬行禮，像這天薛紀躍在家中辦喜事，就連七姑也不要求新郎新娘鞠躬行禮，只要開始喝酒後，小兩口懂得按次序一一敬酒，大家便都心滿意足。

　　正當薛紀躍在父親的指示下，站起來給七姑斟酒時，詹麗穎忽然風風火火地跑了進來；剛才薛大娘一再邀她來同席共飲，她笑著擺手謝絕，現在卻又忽然興之所至，不請自來；她端來了一盤四川泡菜，樂呵呵地往桌上一放，宣佈說：「今天你們油水大，給你們端盤這個來，去去油、爽爽口！我自己泡的，比絨線胡同四川飯店的強，不信你們都試試！」

　　七姑不免吃驚──這個「孫二娘」，迎親當中就給添了不少亂，現在又來攪和！泡菜也能往喜宴上端嗎？而且原來桌上的冷盤恰恰是九份，九九歸一，是個吉利的數兒，你這麼胡亂端來一盤，破了「九」，豈不壞事？

　　薛永全和薛大娘忙招呼詹麗穎坐下，薛大娘更站起身來，把她往自己的座位上按，詹麗穎卻並不入座，只是笑得兩眼瞇成縫兒，命令薛紀躍和潘秀婭說：「快快快，新人雙雙敬我詹姨一杯，你們以後過日子，用得著我詹姨的時候多哩！」

　　薛紀躍沒來得及給七姑把酒斟滿，便遇上這麼個局面，他不由斜舉著酒瓶發愣；薛大娘趕緊把自己的酒杯遞往薛紀躍那邊，潘秀婭乖巧地接了過去，放在薛紀躍手中的瓶口邊，薛紀躍這才明白，立刻往裡斟酒，結果沒控制好，酒溢了出來，詹麗穎哈哈大笑：「滿出來好！滿出來好！」潘秀婭把酒杯敬上去，她接過來，仰脖而盡，放下酒杯，抹抹嘴唇，說了聲：「祝你們白頭到老！我也有客，不奉陪了！」便像來時一樣，風風火火而去。

　　七姑心裡很不痛快。她想這節骨眼上，非給薛家指明禮數不可──直接責怪他們親熱「詹姨」不利，她放眼一望，恰有一個老大的題目好作文章，於是便嗽嗽嗓子，故作驚疑地揚聲說：「喲──秀婭連對門的鄰居都敬過了，怎麼還不給大伯子敬上一杯呀？」薛永全老兩口一聽這話，臉就紅了──大兒子薛紀徽也真是現眼，親兄弟辦喜事，怎麼這時候還不見影兒呢？

　　潘秀婭一時沒明白七姑的意思，便站起來給薛紀奎斟酒點煙，薛紀奎連連謙讓著。七姑鼻子裡哼了幾聲，見孟昭英正好端來熱菜，便爽性直截了當地問她：「我說大嫂子呀，難為你忙前忙後的──你們那口子哪兒去啦？也不來幫上一手。」孟昭英只好苦笑：「他幫我？什麼時候鐘鼓樓又敲起鍾打起鼓來，許差不離！」

　　但因為第一輪的四盤熱菜端上了桌，大家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了菜盤上，七姑發動的攻勢便未能取得更強烈的效果。

　　路喜純為他們提供的第一輪熱菜是：炒木樨肉，茄汁肉片，蔥爆羊肉，海米菜花。彼時盧寶桑已經獨喝了兩瓶啤酒，兩杯白酒，早已覺得冷盤下酒不夠滋味，所以四盤熱菜剛放定，他便一筷子戳進首先相中的茄汁肉片，因用力過猛，竟把那油膩的番茄汁弄得濺起老遠，有一滴不偏不倚，恰落在表姐夫的袖口上。那表姐夫在席上本已煩膩不堪，面前的小盤中堆滿了主人夾送的食物，他吃得很少，酒更是一滴不沾，只想著何時才能退席，求得在另一屋中與宴的愛人諒解，早點歸家；他偏又是個極講究穿戴的人，這天穿的一件「麥爾登」呢料上裝，是才從服裝店取出不久的新衣，他落座後主人幾次勸他脫下這外套，但他考慮到裡面穿的是件二八二全毛高級粗線織就的素白毛衣，更不經髒，所以屢次申明「不熱，不熱」，沒有脫；他吃菜時拈夾、運送和咀嚼都十分小心，除了維持一定的風度外，保證不弄髒外套也是原因之一；沒想到旁邊的盧寶桑一筷子插進菜中，偏把帶油的番茄汁濺到了他衣袖之上──他不免「啊呀！」一聲，滿桌的人不由得都把眼光集中到了他那兒。七姑首先響亮地表示同情：「喲──這是怎麼說的，好好的上等毛料，怪可惜了的！」表姐夫想發作，究竟礙於情面，一時沒有發作出來，只是抻著弄污的衣袖，皺眉發愣。這時候盧寶桑千不該萬不該地掏出了他自己那塊又皺又髒的手絹，猛地伸到表姐夫的衣袖前，「迅雷不及掩耳」地把那污漬一擦，並且嬉皮笑臉地說：「對不起您啦！您宰相肚皮裡能撐船，甭跟我一般見識！」七姑當即尖叫了起來：「喲──這不把那油全漬進去了嗎？更難洗淨啦！」表姐夫滿臉紫漲，不由得瞪了盧寶桑一眼，但究竟不好為這件事當眾發怒，少不得強忍一時，轉過臉對主人說：「算了吧，算了吧──」薛紀躍這時忍不住對盧寶桑說：「寶桑你也別太那個了──菜還多著呢，你急個什麼呀！」薛永全也微笑說：「寶桑兄弟留著點胃口吧，好菜還在後頭哩！」盧寶桑不光兩片嘴唇閃著油光，連臉上、額頭上也油晃晃的──原來他已經吃得出汗，他滿不在乎地又夾了一筷子茄汁肉片，邊咀嚼著邊說：「你們有多少菜我也吃得下，誰讓爹媽給了我一副好下水哩！」說完又扭身纏著王經理，讓人家跟他划拳。王經理只覺得他活像馬戲團的小丑，不過主客雙方都已舉杯互敬幾巡，似乎也沒有再多的話好說，喝悶酒到底無聊，於是便點頭應允。別人尚未反應過來，他二人便「三仙壽呀，四喜財呀，六六順呀，八匹馬呀──」大呼大叫地拇戰起來。表姐夫覺得場面實難忍受，推說去看看兩個孩子，離了席；七姑正待向薛永全甩出新的「閒話」，孟昭英等端來了第二輪熱菜：宮保肉丁，清燉獅子頭，賽螃蟹，蘑菇油菜（按「蘑菇菜心」的菜譜做的，因沒那麼多菜心，所以大菜葉也用上不少）。這四樣菜的色彩配搭得更加巧妙：醬紅、粉白、嫩黃、碧綠。七姑本想再挑點眼兒，一看，一嘗，便也不由得打聽：「這掌勺兒的是哪個灶上的？」薛大娘忙答：「雖是個年輕的，可跟同和居的紅案學過，手藝還過得去──這還都是肉菜，一會兒上雞、鴨、魚，您再看看怎麼樣。」薛永全補充說──也兼道歉：「今兒個沒上海味，如今好的淡菜太貴，次的買來又不值當，不如把雞、鴨、魚、肉侍弄好了實惠。」七姑倒也通情達理：「山珍海味咱們玩不起，能把雞、鴨、魚、肉伺弄好就不賴。」

　　潘秀婭趁滿桌的人都沒往他們這兒看，貼攏薛紀躍耳邊，小聲問：「表呢？」

　　薛紀躍朝五斗櫥瞅了一眼，屋子畢竟小，生上火爐，擺下宴席就更顯擁擠。盧寶桑坐的那把椅子，幾乎就緊挨著五斗櫥，於是他便也向潘秀婭耳語：「你急什麼？能飛了嗎？」說時孟昭英恰好進來，他便朝這位嫂子努了一下嘴，潘秀婭會意，便低下頭去吃菜。

　　薛大娘忙活了半天，終於坐下來正經吃上了菜，她正好瞧見了小兩口耳語的情景，心中不禁開出了朵花兒。對她來說，一生的艱辛，僅這一瞥中所見，便已報答了許多。

　　一位不愛搭理人的技術情報站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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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社會習俗，起碼直到一九八二年年底，還並不把未經預約地到家裡拜訪，視為缺乏禮貌。拜訪者既往往不以為失當，被拜訪者也常常不以為奇怪。當然，這是僅就社會心理的平均狀態而言。細加考察，則似乎又與文化水平的高低有關。在農村，農民之間互相串門，是連敲門一類的程序都無須有的，拿腳就可以往門裡邁，進屋不用讓，不但可以就座，還可上炕。在工人之間，倘是近鄰，敲門一類的講究也可以免去，但一聲呼喚卻不可少，倘是遠造，則勢必敲門，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響，不必那麼文質彬彬地輕叩。一到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敲門這一環節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會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輕了，裡面沒有反應時，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節制──一般是由輕漸重、由短而漸長（一九八三年後，門鈴開始漸次出現，到一九八四年，電子音樂門鈴漸趨流行，不過按門鈴的心情，與敲門無異）。主方聽見了敲門聲或門鈴聲，開門前往往還要問：「誰呀？」「哪一位呀？」（一九八二年以前，門鏡──即可由裡望外而不能由外望裡的「窺視鏡」，尚未普及，裝上的，多為外國貨──或自己有出國機會時，從海外帶回，或托親友從海外購來；一九八三年初始有從日本進口的門鏡，約十元一隻；有了門鏡後，問話自然可以取消。）開門時，也往往先開一縫，看清楚了，才讓進來，倘來客是找這家的另一個人，而另一人並不在，則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便將門關閉──偶或也客氣一句：「不進來坐坐嗎？」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隨著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樓的大量湧現，表面上看，人們的居住空間挨得緊密了，但人們的自然聯繫也隨之淡化，鄰居之間大有「老死不相往來」的趨勢。客人來造訪時，那一扇緊閉的單元門，便缺乏雜居的四合院院門的那種隨和感，而顯得冰冷無情。

　　且說正當薛家婚宴達到觥籌交錯的高潮時，他們那個院的院門前，來了個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門裡邁步了，卻又抽回了腳去，接著，他便在院門外徘徊起來。看見有人騎車過來了，他生怕別人看出他的窘態，遂裝作不過是偶然路過那裡的樣子，徐徐朝胡同另一邊走去，但走了一段，卻又折了回來──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揚，但衣衫整潔，戴一頂藍呢鴨舌帽，一望而知，是個知識分子。

　　他叫龐其杉，是院裡張奇林所領導的那個局所屬技術情報站的新任站長。為了確定龐其杉是否適宜擔任這個職務，前些時張奇林他們局黨組有過一次很激烈的爭論。

　　龐其杉一九六三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今年四十二歲。他一畢業就分配到這個系統從事技術情報工作。他專業外語水平頗高，工作也一貫認真負責，又正當精力最充沛的壯年期，提拔他為技術情報站站長，本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但他這人有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單位裡有一種普遍的反映，說他不愛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樓道裡、甬路上跟他「狹路相逢」，他老遠就把眼皮順下去，及至臨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沒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著頭跟人家錯肩而去；又比如，局裡召開某種會議，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裡，別人後去了，坐在他旁邊，會議還沒開始，按說可以隨便聊聊，他卻絕不主動同人搭話，別人和他談話，他只是有問必答而已，顯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單位裡毫無人望可言，甚至傳達室的工友也討厭他──他在取信時總是默默而進，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難得露出一點笑容。因為他不愛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認為他清高過頭，總之是思想意識方面存在問題。他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向黨支部遞交過入黨申請書，自然黨支部從未考慮過發展他的問題。沒想到到了一九八二年，新調整好的局領導班子作出的首批決定之一，便是提拔龐其杉為情報站站長。情報站一共十一個人，只有三個黨員──一位是體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學畢業生，只懂俄語；另外兩位都還不到三十歲，一個是當「工農兵學員」時入的黨，一個是參軍時入的黨，他們的外語水平都比較差，老實說，幹這個技術情報工作原比較勉強──總不能單因為他們是黨員，就提拔他們當站長吧？由於情報站黨員一貫少，所以向來是同其他科室的黨員合組一個支部，新的局黨委醞釀技術情報站新站長人選時，支部裡爭論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這樣的問題：「提龐其杉當站長，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久也得把他發展進來呢？他夠條件嗎？」秦大姐倒總為他辯護：「龐其杉多年來一直還是有入黨要求的，過去我們幫助他不夠，今後可以改進我們的工作嘛──就算他還不夠入黨的條件，他擔任情報站站長還是合適的。我五十出頭了，身體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較大。龐其杉不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資料也能處理，他這些年看的原版書很多，對我們這個領域的發展狀況和趨向有鳥瞰能力。所以，我認為我們還是應當把他推到站長的崗位上去。」當局黨組聽到不少尖銳的反對意見，張奇林也猶豫不決時，他找秦大姐長談了一次。兩人冷靜地分析龐其杉的問題，他究竟是怎麼回事兒？秦大姐沉吟地說：「情報站的人員調進調出，流動性大，自組建後一直沒挪動的，仔細想來也就是我和龐其杉兩人。據我多年的觀察，龐其杉的這種性格，的確有他那知識分子家庭給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憑知識吃飯，用不著為什麼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個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聽說他在大學時有過一次失戀，痛苦得險些自殺。這些人生的變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變得更加內向、冷化。可是，有一個情況我必須向您指出：龐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會變得非常活潑健談，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熱心──打個比方說，他好比是一塊硬糖，扔到一個水杯裡以後，他不會馬上溶化，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飄散出他的甜味──這個比方不那麼準確，但很能說明問題：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過程卻只能是緩慢的、漸進的。除了這種理智的分析，我有時對他的性格還有一種樸素的感性的認識──那很簡單，就是我覺得他之所以不愛搭理人，特別是不愛搭理剛剛調進我們情報站的人，不愛搭理外科室的人，不愛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過是他感到特別不好意思罷了──從心理學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麼一種人──他們未必有多麼深刻的道德品質上的原因，而僅僅是出於一種無法排遣的羞澀，從而不能同周圍的人融洽相處？」張奇林後來把秦大姐這番話介紹給了黨組的其他同志，反應是搖頭、哂笑和漠然。弄得張奇林也疑惑起來：能像秦大姐那麼去分析一個幹部嗎？──

　　張奇林的女兒張秀藻，有時會在全家看電視劇時，忽然問張奇林：「爸爸，在你們黨委裡頭，你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呢？」──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奇怪，因為在反映當代社會生活的電視劇裡，幾乎照例總有那麼兩、三種類型化的幹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還少不了「糊塗派」（或叫「和稀泥派」）。張奇林遇到這類問題，往往總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問地說：「沒那麼簡單啊。」是的，生活本身並不像某些電視劇表現得那麼簡單。不過張奇林並不想批評任何一部電視劇，他也幾乎從未完整地看過一部電視劇。他倒想看，但他沒有那個時間──即使回到了家中，難得暫時地坐到電視機前，也難免不是電話便是人來，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關於龐其杉是否適宜提拔為技術情報站站長的爭論，新黨委的成員們恰恰是出於改革心切，才決定加倍重視技術情報站的工作，才為站長人選的問題展開了那麼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直到十月份才宣告結束，龐其杉的任命終於被確定下來。

　　任命宣佈以後，出現了微妙的情況：情報站內部的反映──無論持贊同還是持保留態度──倒都並不強烈，而局裡的其他部門，又尤其是一些黨員同志，卻普遍認為這是局裡的新領導班子擇人不善，他們甚至在機關食堂裡吃飯時也議論這件事說：「看吧，情報站這下非亂套不行！」可是一個來月過去了，情報站卻不但沒有出現混亂，反而比以往更能發揮作用。在一次全局大會上，由情報站向大家介紹國外科技發展最新趨向，龐其杉作為一個「穿針引線」的主持者，先致開場白，又在每一位情報站同志介紹情況前後作引入性與過渡性的發言，最後再作總結發言，使一些頗為深奧、新奇的信息，舒舒服服、清清楚楚地輸入到大家的腦中。散場後，一些原來對龐其杉持有不良印象的人，開始發出這樣的感歎：「原來他也不是總那麼死眉瞪眼──」

　　可龐其杉在走廊上遇見了人，仍舊不能主動打招呼。就在前幾天，在走廊上遠遠看見了張奇林，張奇林剛想主動招呼他，他呢，卻突然拐進廁所裡去了──顯然，他不但改不了不愛搭理人的毛病，而且，也依然害怕別人僅僅出於禮貌來搭理他。

　　現在，他出現在了張奇林所住的院子門外。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古怪。他已這麼大個人了，為什麼還不能戰勝那連他自己也憎惡的、莫名其妙的羞澀感？正是為了跟自己這種根深蒂固的羞澀感搏鬥，這天早上他才故意從家裡騎車到機關去，故意鑽進傳達室裡去取信，並且滿心滿意想用一個微笑、一句隨和的話，使傳達室的祁大爺多少改變一點對他的固有印象。但祁大爺受夠了他的冷淡，怎知他今天內心裡的省悟？見他進去了，連眼皮也不他一下，管自去幹別的，他只好仍舊默默地把自己的信取走，又默默地出得屋去──在他上樓去情報站時（他也確實需要到情報站取一本外文小冊子），在樓梯上迎面遇上了行政處處長老傅。老傅主動同他打了個招呼，他先是習慣性地把眼光一挪，隨即，他痛恨自己的劣根性難移，又拼足力氣將眼光運回到老傅身上，老傅這時已同他錯肩，內心裡已經浮起了「這個龐其杉呀，真是沒治──」的想法，龐其杉卻終於從口中吶出了「老傅！」的招呼，並且更直望著老傅的臉說：「您、您星期天還來、來──」老傅倒被龐其杉的這種「反常」狀態弄得吃了一驚，略一定神，遂對他說：「我有事呀！今天張局長不是出國嗎？我要送他去機場。原來今天一早就出發的，現在改成下午兩點到他家去接他了。我再落實一下小車和司機的事。你怎麼也來啦？」龐其杉心頭這才鬆弛一點，漲紅了臉說：「我、我來取本書。」要不是老傅知道他性格古怪，見了他那表情，非以為是遇上了賊不可。龐其杉為了進一步同自己的羞澀搏鬥，便有意又同老傅攀談了幾句。他才知道張奇林這回要去一個月左右，第一站先到西德，然後到法國，再到美國，最後經香港回到北京。

　　龐其杉從辦公室裡取出了那本小冊子，慢慢往樓下走的時候，心中忽然跳出了一個念頭，覺得自己應當趕快去找一趟張奇林──趁他還沒有前往機場的時候。他自己也說不清，那必要性究竟是在於他將提出的一項請求，還是在於他對自己性格弱點進行一次強攻。

　　龐其杉騎車到了鼓樓附近，把車存在了鼓樓前路西的百貨商場門口。他進到商場，一頓瞎轉，為的是穩定自己的情緒，鼓足去拜訪張奇林的決心。他偶然從商場的一面鏡子裡看到了自己──不禁愧疚、自卑得無以復加。他想：如果我是一個女性，或者是一個瘦弱、纖秀型的男子，那麼，我的這種羞澀症也許還能讓別人理解，並且自己內心也不至於這樣痛苦；可是，我卻有著這樣一個軀殼：粗矮的身材，微凸的肚子，臉上──怎麼說呢？按最冷靜、最客觀的描述，也只能稱為「塊塊橫肉飽脹」，是的，一點也不錯，尤其眼下的那兩塊，甚至可以取下來，當做文學家筆下的「橫肉」標本，而存入「文學博物館」一類的地方；誰能理解，誰能相信呢？──這麼一個粗笨的軀殼中，竟依附著如此羞赧的一個靈魂！──他在一陣戰慄中離開了那面鏡子，只覺得身上陣陣發冷。他想到就在前兩天，當他在走廊上遠遠看到張奇林時，還身不由己地一下子拐進了廁所，可是在廁所裡他又劈面遇上了另一位同志，人家已往外走，似乎向他點了點頭，他呢，惶惑中照例把頭一低，擦身而過，往裡而去了──

　　「這是一種病態。」他對自己下判斷說，「這就是病。」可是至少在他們局的合同醫院裡，並沒有治療他這病症的部門。他曾從外文書刊中查找過有關的資料，用以同自己對比衡量，但那除了增添煩惱，並無什麼好處──心理症狀這個東西，似乎最難以自療，而必需求助於真正有水平的心理醫師的耐心排解，方能消除。說來也怪，他這種病態的羞赧心理，一到家中，一邁進門檻之內，便不復發作，同愛人，同孩子，同來訪的至親好友，他有說有笑，甚至還很有幾分幽默；但一走出家門，特別是一來到半生不熟的人們中間，總不免「故態復萌」──

　　當秦大姐先有意透露給他、隨即張奇林在機關找他當面說明，他將被任命為技術情報站站長時，他主要是什麼心情呢？誰也猜不透──大吃一驚？受寵若驚？無動於衷？惶惑不安？都不是！他在心裡對自己說：「的的確確，我最合適。我知道該怎麼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該給我這種支配權。我能使我們這個情報站以最快的速度獲取世界上有關的最新信息，並且及時地加以分析整理，提供給上面用以決策。我能。」他的確能。當他在站裡佈置任務、指導年輕同志、檢查大家工作、組織資料分析、審閱情報資料清樣時，他並不羞澀；然而一離開具體的業務，進入到一般的人與人交往活動中，他便手足無措了。人們對此並不能予以諒解，因此反過來影響著他對站內同志的業務領導，以及同局裡其他部門的協調；他感受到了，所以他決心矯正自己性格上的畸態，然而，難。

　　他出了百貨商場，在存車處旁邊發了一會兒愣，決定就把自行車存在那裡，徒步走到張奇林家去。他是擔任站長以後，才知道張奇林家庭住址的。他給張奇林往家裡發過一封信，提出關於增加情報站編制的問題，張奇林曾大感驚異──不是他那封信的內容，而是他寫信的舉動。因為，情報站和張奇林的辦公室就在同一座樓中，他完全可以去找張奇林面談，並且，無論是辦公室還是家中，張奇林都有電話，他也無妨打個電話，可是他不，他寫信。龐其杉就是這麼個人，他寧願寫信，而盡量避免面談，甚至避免打電話──他那大學時期的愛情悲劇，至少從表面現象上看，便是由他這種令人難以理喻的古怪行為造成的。

　　但是今天龐其杉決定同自己的病態心理搏鬥。他知難而進。他終於走到了張奇林家的院門前。那院門旁停著一輛三輪摩托車。這算什麼心理反應？僅僅那麼一輛並無生命的三輪摩托車，便使他突然又羞澀起來──他想，這裡面畢竟有著與自己完全陌生的生活，他能進去而不顯得古怪嗎？而且，他聞到了一股濃烈的烹調氣息──他下意識地看看手錶，啊，已經十一點多，既未經預約，又臨近午飯時間，他這樣闖到張奇林面前，豈不是太突兀、太失禮嗎？

　　他都要邁進門去了，又退了出來；他在門口、在胡同中，徘徊了一陣。他看見一個健壯的漢子，從那院門裡突然走了出來，不知為什麼，顯得怒氣沖沖，步子踏得很重，雙腿倒換得很快地從他身邊掠了過去。那是院裡澹台智珠的丈夫李鎧。龐其杉自然不認識他。可是李鎧的出現和遠去，卻使龐其杉一下子鬆弛了下來。顯然，人們到處生活，到處的人們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獨特的喜、怒、哀、樂，心理上處於不平衡狀態的又何嘗是自己一人呢？原不必那樣自怨自艾。他這才又鼓起勇氣朝院門走去。他這才發現院門兩邊貼著字，而且院門前地下佈滿鞭炮的紙屑。邁進大門以後，他的心一下子沉靜無比──他想：我來找老張原是有重要的事啊，的的確確，那件事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局長接待了不速之客，並接到一封告發信。

　　────

　　「余大夫！有人找你們老張！」

　　余大夫聽見這驚心動魄的一嚷，心裡好不自在。

　　甩著嗓門嚷的是詹麗穎。龐其杉進得院子以後，判定張奇林不會住在外院，走進裡院，發現鬧嚷嚷的，有一家人正在辦喜事，一時也搞不清這裡院都有些什麼人家，張奇林究竟是居於其中，還是還有第三進院落──他便向恰好在院中穿行的詹麗穎打聽，詹麗穎指給他屋門的同時，就那麼嚷了起來。

　　余大夫巴不得快些搬進樓房，原因之一，便是可以避免這種讓人「一找一個準兒」的攪擾。她已經叮囑了張奇林，一定從國外帶回電子門鈴和窺視鏡來，一旦搬進樓房中的新居，他們的第一件事，便是裝上那兩樣必不可少的東西。那時候，自然也不會有詹麗穎式的吆喚傳入耳中了。

　　儘管余大夫隔著門玻璃已經看見了走攏的龐其杉，她還是沒有主動把門打開；直到龐其杉停在門前用手指彎敲了敲門玻璃，她才把門拉開，上下打量著這位初訪者問：「你找誰？」

　　龐其杉臉紅了，但他背光站著，余大夫並沒有發覺，也沒有聽出他的聲音很不自然：「我找張奇林同志──老張──我們張局長──」

　　余大夫用盡可能和婉的語氣說：「真不巧，他馬上就要出發，參加一個代表團，到國外去──」

　　「我知道，我知道。」龐其杉語氣變得急促起來，余大夫聽了不大高興，覺得這人未免浮躁。其實龐其杉是在拚命地鼓舞自己──無論如何，這回要坦然自若，要達到目的──他甚而一下子提高了聲調：「我知道他下午就飛走。我找他──是有件要緊的事。真的，很要緊──」

　　余大夫冷笑了。來找老張的人，每一個照例都說自己有要緊的事，她見得多了，其實，有的不過是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還有的來談什麼「第三者介入」問題、離婚問題──往往把老張弄得精疲力竭而毫無收益。眼前的這位為何而來？看樣子，所謂「很要緊」的事情，無非是職稱問題、工資問題、調動問題──於是她淡然地說：「老張一會兒就出發了。你有什麼要緊的事，跟別的局領導去說吧。」

　　余大夫簡直就要把門關上了，老張卻從屋裡走了出來，並一直走到了門前。他從余大夫肩膀上望過去，認出果真是龐其杉後，不禁驚喜交加地說：「啊，是其杉咽！我聽聲音像你，果然是你！請進請進！」

　　余大夫這才讓開，並且把客人交給張奇林，自己拐進了廚房中。女兒張秀藻正在廚房中下麵條，問母親：「誰呀？」余大夫歎口氣說：「誰曉得？你看，有人消息就那麼靈通，飛機晚飛半天，也不放過你爸爸，還往我們這兒找。」張秀藻問：「這時候來，留他吃飯嗎？」余大夫歎出更重的一口氣：「唉，我們兩個先吃吧。留不留，看一會兒的形勢。」

　　形勢是明朗的──朝著必然留飯的方向穩步發展。

　　張奇林非常想知道，這個素來不能主動搭理人、寧願寫信也不願打電話和面談，並且前幾天還在迎面相逢時拐入廁所的知識分子，怎麼這時候突然找到了自己家中？對於局裡來的人，張奇林一貫總是單刀直入地問：「怎麼啦？有什麼事嗎？」但面對著龐其杉，他卻壓抑住了直接詢問他「你有什麼事？」的衝動，只是主動給他泡茶，並且先同他閒扯：「你注意到了吧？我們院子今天格外熱鬧──有人辦喜事。新郎官和新娘子都穿著西裝，打扮得很漂亮的──」

　　龐其杉本等著「你有什麼事？」這句問話，沒想到落座之後，張奇林彷彿並不以他的突然造訪為怪，反把他當做常客似的，扯上了閒篇。龐其杉最不善於應付的，就是這種場面。他在沙發上挺直著脊背，雙掌緊貼，插入並緊的雙腿之中，望著對面的張奇林，一時竟不知該說句什麼才好。

　　張奇林繼續以隨隨便便的語氣同他閒聊，以解除他那不必要的侷促：「外面不算冷吧？北京今年怕又有一個暖冬──我這屋安的是所謂『土暖氣』，我愛人、女兒她們張羅著弄的，好像效果還好。你要覺得熱，就把短大衣脫掉吧──」

　　「還好，不熱──」龐其杉內心裡彷彿有兩個「我」。一個「我」指著另一個「我」，嘲笑說：「你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呢？難道你是一個小偷，遇上了警察嗎？」另一個「我」雙手抱肩，彷彿衣衫單薄，不勝寒冷，蜷縮在一處牆角，為自己辯護說：「我確實是無辜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張奇林望著龐其杉，在心裡不禁感歎道：理解一個人，該有多麼難哪！要有一把什麼樣的鑰匙，才能打開龐其杉那性格之鎖呢？說實在的，多半就是由於這位龐其杉的刺激，他才到局圖書資料室去借了兩本書：一本心理學方面的，一本介紹國外「行為科學」的；可是直到現在，他還都只翻過一下前言和目錄而已──實在是沒有時間──啊，對了，張奇林在心裡對自己說：「對龐其杉這樣的人，還是應該直截了當地同他談論他的專業，在那個天地裡，他的心理狀態才會是最明澈、通暢的──」於是，他便主動跟龐其杉說：「你們最近一期《情報資料》上，關於國外S．P．方面研製動向的材料，我感到非常有意思。今天下午我隨部裡一個團飛法蘭克福，我們在西德小作停留，然後經巴黎去美國，到了美國，我一定爭取去見識一下你們材料裡介紹的那種最新系列──」

　　果然，一聽這話，龐其杉眼睛陡地亮了，他立即接過話茬說：「其實，根據阿爾溫．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那本書裡的分析，我們這份材料裡所介紹的S．P．系列，依然屬於人類『第二次文明浪潮』範疇中的東西──固然，它可能是S．P．在這個範疇中所達到的一個巔峰；但所謂人類文明的『第三次浪潮』，將改變一切大規模、標準化的系列生產，而導致部分定制或完全定制的『短期』性生產──」

　　「我注意到了這一點。」張奇林不由高興地說：「你來得正好，我正想向你這樣的內行請教。最近我剛看了兩份部裡提供的文摘，一份是美國學者米多斯等人執筆寫成的、羅馬俱樂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一份就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我的直感是，米多斯他們所敲的警鐘我們不能充耳不聞，但他們的悲觀主義是站不住腳的；托夫勒的論述具有雄辯性，很有吸引力，很值得我們參考，但是，他有些論述未免武斷，尤其是談到第三世界發展的部分──聽秦大姐說，這兩本書你都讀過原文版，你能不能把托夫勒對西方出現的所謂『小企業爆炸』的評價，先扼要地給我介紹一下？因為我讀的那份文摘，這部分恰恰過於簡單──」

　　龐其杉手也從腿縫中抽出來了，背也靠到沙發上了。他無拘無束地侃侃而談起來：「我很難冷靜地介紹他的觀點，因為，我認為他對西方『小企業爆炸』的論述，是再偏頗不過的。首先他的前提就不那麼站得住腳──最近我看到一個關於美國企業狀況的資料，不錯，一九五○年，美國的新企業才有九萬三千個，而一九八○年卻有六十萬個；不過，這些小企業在爆炸性產生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成批倒閉，一般來說，一年內就要倒閉三十％，兩年內要倒閉五十％，五年內倒閉率竟高達八十％──所以，我認為西方『小企業』的生滅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經濟現象，很難輕率地作出評價──啊，我這樣講不符合您的要求了。好吧，我先來客觀地介紹一下托夫勒有關的觀點──」

　　他們就這樣，越談越投機、越談越融洽了。當張秀藻把煮好的麵條端上飯桌、余大夫走過去招呼他們吃麵時，他們雙方竟都已達到所謂「談笑風生」的精神狀態。

　　可是一旦從那樣的交談領域裡退出，並且面臨著被邀與主人同桌吃飯這樣的處境，龐其杉立刻又變得惶惑無措了。他從沙發上站起來，笨拙地辭謝著：「不用不用，我不餓、不餓──」

　　張奇林力勸他吃麵，甚而至於去牽他的胳膊，他卻死活不吃。但他這時卻突然意識到，他之所以來這裡的那最重要的目的，竟仍未能落實。是必須落實的時候了！於是他憑藉著剛才交談中形成的、尚未大量消退的心理順勢，大聲地對張奇林說：「張局長，我來找您，實在是為了這麼件事──我從外文期刊的廣告上看到，今年美國新出版了一本比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更轟動的書，我問過了幾個圖書館，他們都還沒有進這本書。您這回去美國，最好先弄到一本──這本書是美國社會預測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寫的，書名的中文含義是《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說到這兒，他便從口袋中取出鋼筆和一個小本，俯身在飯桌上，把那著者和書名的英文原文寫了出來；寫完了，撕下那張紙遞給張奇林，便邊告辭邊往外走。張奇林怎麼也留不住他，只好把他送出去，送到院中時，張奇林還不住地說：「你看你，吃了面再走嘛，有什麼關係呢？局裡常有同志來，趕上什麼就隨便吃點什麼──」可是龐其杉竟一徑走到院門外了，張奇林只好同他握手告別：「我一定想辦法弄到奈斯比特的書。歡迎你以後常來。回國後見！」龐其杉同張奇林握別後，頭也不回地快步朝胡同外走去，心裡忽然非常輕鬆，又非常充實──

　　張奇林轉身回屋時，恰好遇上從偏院裡出來的荀磊。荀磊一見他就笑了：「真巧！張叔叔，我正要去您家──」

　　張奇林忙說：「去吧去吧，今天秀藻在家，你們年輕人正好一塊兒談談。」

　　荀磊卻說：「我們家來客了。要不是有客來，我早給您送去了──」說著，遞給張奇林一封信。

　　給張奇林的信件，一般總是寄到機關；給余大夫的一般也總是寄到醫院；張秀藻現在也從學校那裡收信。所以，這邊的郵遞員難得給他家送信──因為院裡並沒有信箱，郵遞員來了，循例在門洞裡大喊一聲：「信──」（或者「報紙──！」）於是要麼是荀家，要麼是澹台家，便出來個人，先接過去，然後義務地送往各家。

　　張奇林接過那封信，心裡不禁有些納悶，誰來的呢？除了前不久曾收到過一封剛送走的那位龐其杉的來信，他不記得近年來有誰往這個院裡給他寫過信。

　　張奇林回到家中，拆開那封信，一邊吃肉末掛面，一邊看信，只見信上寫著：

　　張局長：

　　知道您很忙，但不得不打攪您。您局行政處處長傅善讀，在分配統建房屋的過程中，用巧妙的「倒空」手段，卡掉了您局中年知識分子的居住面積，為並非您局的所謂「名畫家」洛璣山提供了一套住房，此事不知是得您默許，還是他真的把您蒙在了鼓中？不過，有一點我們是很清楚的，就是您家的客廳中，現在也掛著洛璣山請您「雅正」的「傑作」──所畫山水人物固然很美，但同樣的構圖，這位洛璣山起碼已重複過十次；而該人用他的「名畫」行賄所得的住房，據我們所知已有三處之多。懇盼您能以愛黨之心，克服藏畫之癖──自己洗手洗澡，並明察傅善讀的所作所為。我們除向部紀律檢查委員會揭露此事外，特再專門寫信給您，希望您能以黨性自律！出於某種您能夠理解的原因，我們在給部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信中，列舉了具體證據，並署上了真實姓名，而給您的這封信，有關部分卻暫付闕如。請相信我們的善意，並請海涵。

　　致

　　敬禮！

　　兩個外單位群眾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看完一遍，張奇林又看一遍。麵條吃不下去了，他不由得朝壁上所掛的那幅畫望去──那幅裝裱得頗為精緻的國畫，畫的是晚唐詩人於漬《山村曉思》的詩意，上面有畫家草書的原詩：「開門省禾黍，鄰翁水頭住。今朝南澗波，昨夜西川雨。牧童披短蓑，腰笛期煙渚。」後面是措辭親暱的題款：「壬戌晚春為奇林兄卻乏走筆璣山抱慚敬請雅正」，並在題款後和右下角「計白當黑」處各鈐下一方形陰文章和一葫蘆形陽文章。這幅畫掛上的半年多來，張奇林確從有意無意的凝視中，收到過「卻乏」的效果；不錯，這幅畫是老傅攜來的，當時自己竟未能深想，展看之後，欣然地收下了。洛璣山是在賓館中認識的，很自然地認識的──張奇林在賓館中參加一個涉外會議，而洛璣山正應邀為賓館作畫──他倆的住房恰好挨在一起，在餐廳進餐時也常常同桌──當然，張奇林並未主動向他求過畫，倒不是有什麼顧忌，實在是心裡並沒產生過那樣的想法，自己的客廳裡掛不掛畫本是無所謂的一件事；但老傅把畫送來了，也就收下了，也就掛上了，也就時而看看──沒想到這裡面竟打著埋伏！

　　「咦，你怎麼啦？怎麼不吃麵，在那兒發愣呀？」余大夫發現張奇林神色不對頭，忙過去問，「都是剛才那個龐什麼把你攪的吧？怎麼又冒出來一封信？麵條味道太淡了吧？要不要我給你加一點味精醬油？──」

　　「啊，不用。」張奇林趕忙把麵條幾下吃完，把信折起來，放進衣袋中。他鎮靜下來，換坐到沙發上，抽上一支煙，仰靠著沙發背，微合著眼皮。

　　「你乾脆到床上靠靠。老傅不是兩點鐘來接你嗎？我一點半叫你好了。」余大夫一邊收拾碗筷一邊說，「反正行李都收拾好了，也就是到時候換換衣服。」

　　「啊，不用。」張奇林睜開眼睛，振作起來。他和顏悅色地對愛人說：「到了飛機上，有的是時間養神。現在我不如抓緊讀一點書。」他站起來，朝裡屋走去，走到門邊，扭回身來囑咐說，「我走了以後，你讓秀藻把那張畫取下來吧，捲起來，暫且擱到櫃子裡。」

　　余大夫微微有點吃驚：「為什麼？掛在那兒不是很好嗎？你怕掛壞了？是聽說洛璣山的畫兒越來越值錢？可我們又不拿他這幅畫兒當存款，掛舊了就掛舊了吧，怕什麼？」

　　張奇林笑笑說：「他這畫兒有什麼價值！同樣的構圖，人家說他至少畫過十回。你們就取下來吧，我自有道理。」說完，踱進裡屋看書去了。

　　當然，他的心情並不能平靜。他打開那本心理學著作，很難讀下去。除了內在的原因，外在的環境也使他不能安心讀書──院子裡，辦喜事的薛家那邊，傳來了一陣更其刺耳的喧嘩聲。

　　農村姑娘和城裡姑娘為什麼談不攏？「吃！」

　　────

　　這頓午飯，在荀家引起了每個人不同的心理反應。反應雖然不同，其強烈的程度卻是相差無幾的。

　　郭杏兒到達荀家時，只有荀大媽一人在家。呈現在她眼前的一切，使她吃驚，使她惶惑。原來她朦朧地覺得，城裡人一切方面都該比鄉下人強；可是踏進荀大爺家門，定睛一看，他們住的房子竟如此狹小，不僅比為棗兒新蓋的房子小，就是跟自己家的舊房子比，把裡外兩間搭上廚房全算上，也遠頂不上它們一半大。小還不算，房子的走向也差勁。她不明白荀大爺他們為什麼不把房門和窗戶開在南牆上，直接通向胡同，使這房子變成北房。置身在城裡大爺家的小屋子裡，她感覺好多東西跟屋子的比例都不相稱，這使她從心底浮上來一種由衷的自豪──所以跟荀大媽沒說上十來句話，她就一個勁兒地邀請大爺跟大媽「到俺們家住一陣去」。但落座沒有多久，當她觀察得更加仔細時，她卻又逐漸自卑起來了，因為這屋子雖小，裡頭的傢俱擺設，卻似乎樣樣都比她以前所見過的同類東西精緻美觀。比如她所坐的那張長沙發，就功能、形狀來說，對她固然算不上什麼稀奇事，鎮子上的農貿市場，如今就有人擺出這號「沙發折疊床」在那兒賣；可荀大爺家的這張沙發腿底下有比生核桃還大的電鍍球，能毫不費力地拉過來推過去，這可就不一般了；再說沙發面的顏色就跟核桃仁外頭那層膜兒似的，透著油亮，手摸著又軟和又細膩，上頭就跟釘著釘子似的，形成一個一個的窩兒，看著比平繃的面子新奇多了，四邊、拐角的地方，全都那麼勻稱自然，一點不露縫縫釘釘的痕跡──棗兒結婚，鬧著也要置沙發，看起來，要置就該置個這樣的！其餘的傢俱，像大立櫃、小衣櫃、酒櫃──也全都比杏兒以往看見過的做工細、模樣俊；就連荀大媽用來給自己沏茶倒水的茶具，端過來、揭開蓋讓自己吃糖的糖盒──也都顯得瓷兒細，畫兒精，形狀俏，色彩美。

　　「吃點這個糖吧──這叫酒心巧克力！」

　　接過荀大媽遞到手裡的糖，低下眼睛一看，分明是條金魚兒；剝去那支稜著「魚尾」的糖紙，沒想到裡頭竟是醬黑的──杏兒只知道牛奶糖是最好的糖，好糖都是白色的，越白越好；醬黑就醬黑吧，大媽給的，要痛痛快快地吃──杏兒咬了一口，沒想到舌尖上又甜又苦又辣，還滋出了一包子水來，灑在了她的衣服上。荀大媽笑了：「那外頭是巧克力，裡頭是酒，灑出來點不要緊，酒不髒衣！」

　　杏兒覺得那糖不好吃。她問多少錢一斤，荀大媽告訴她：「四塊八一斤。貴吧？你荀大爺跟我也嫌又貴又不中吃，還不又是你那磊子哥買的。你坐的這沙發也是他挑來的，比一般的貴好幾十塊哩──他如今除了工資，不也還有些個『外快』嗎。他搞點子翻譯，就是把那外國人寫的東西，變成咱們中國字兒，他時不時能得著三十五十的，叫做『稿費』。他每月整份工資都交給我，稿費我就不要他的了；他可是有點大手大腳，自己花錢潑灑不算，家裡要置東西，他總讓置最好的。他說：貴出來的那部分由他補。他也真那麼做了。你不看看他的窩兒麼？」

　　荀大媽便帶她去參觀磊子哥的房間。推門一進去，杏兒就傻眼了。如果說外間屋給她的感覺，還只不過是比她自己家精緻美觀，這裡間屋可就連比也不好比了，她由驚奇而不快，由陌生而鄙薄。屋子頂棚的犄角上，掛著兩個黑匣子，說是什麼「音箱」，任憑什麼箱也不該那麼怪裡怪氣地懸著呀，何況黝黑黝黑的，多喪氣！牆上掛個盤子，已經讓人覺著半瘋，那盤子上畫的也不知道是人是狗、是雲是樹，東一筆色兒，西一團線線，十足的胡鬧！書櫥佔了一面牆，呦，那麼多書，中國書，洋書。書是好東西，看不懂也知道它們比金銀珠寶還珍貴，可那些點綴在書櫥裡的擺設，可真讓人皺眉發愣：一箍節樹根，在俺們村只配捅到灶裡燒火，磊子哥卻把它擺在亮閃閃的玻璃門裡，神碼子似的供著；一些個石頭子兒，俺們村東河灘上一捧一堆，磊子哥卻也寶貝似的擺在那兒；還有幾件瓷器，方腦袋的牛，怪模樣的鹿，瞅上去還只不過是扎眼，那瓷夜貓子怎麼能也擱書櫥裡呢？多不吉利、多不喜幸呀！──

　　「你猜咱們一會兒吃什麼？」杏兒不知不覺之中，又隨荀大媽來到了廚房。這廚房蓋得倒挺大，而且從裡外兩間屋都有門通進去，廚房裡不但有煤氣罐、煤氣灶以及做飯的全套家什，也還有地漏以及洗臉池子和洗衣機，並且當中支開了鋪著白塑料桌布的圓飯桌，做得了飯可以就在那裡吃。杏兒的眼光把整個廚房打量了一圈之後，最後隨著荀大媽的聲音落在了煤氣灶一側的小櫃上──「咱們今幾個中午吃專為你來才做的，是你大爺的主意！」

　　啊，在那小櫃上，的確有一架床子──杏兒走過去一看，心裡不由得驚疑慌亂起來。大爺為什麼要讓俺吃呢？說實在的，這幾年日子越來越好，細米白面早不覺得金貴，棒子面窩頭，貼餅子連吃上幾頓，棗兒就要嚷嚷起來，娘便趕緊張羅著給他包韭菜雞蛋餡餃子吃，誰還光吃那蕎麥面、白薯面、紅高粱面攪和著壓出來的呢？杏兒家的床子早就撂在倉房旮旯裡，幾乎被人遺忘了，那鐵皮打孔做成的漏子，怕已經生銹了吧？可眼巴巴地找到北京城，進了荀大爺家，他們給自己準備的頭一頓飯，卻是！

　　「你大爺他這是念舊。我跟磊子哥乍一聽覺得可樂，細一想就明白了他的心思。他不光是要跟你一塊吃，他也要你磊子哥──跟著吃。你琢磨他那個心勁兒吧──這床子，是他頭幾天現做的，你大爺別的優點沒有，就有那麼兩條：心實，手巧──」說著，荀大媽便擱上一團醬色的面，壓了起來，並且笑著對杏兒解釋說：「不像，是吧？因為找不著白薯面、高粱面，就單用的蕎麥面──糧店裡買的，如今我們這兒的糧店也賣點雜糧，給居民們倒換口味。一會兒吃的時候，咱們不光拌上蔥、醋、蒜──咱們還拌烤羊肉呢，哈──咱們吃葷！」

　　杏兒聽完這番話，覺得自己一下子完全明白了荀大爺的心思，說到底，這不就是對待如同親閨女般的兒媳婦的做派嗎？疑雲飄散，心裡大暢，杏兒捲起袖子，挨過去說：「大媽，讓俺來吧，俺壓得比您好哩！」

　　荀大媽並不客氣，她樂呵呵地說：「杏兒你壓得準比我強，你先洗洗手，你就壓吧，我再張羅別的去。」

　　杏兒正壓著，荀師傅回來了。他今天本不想出攤，出了攤也心神不寧，早想收攤回家，可是頭天有個顧客修的一雙皮鞋，本來說好頭天傍晚去取的，荀師傅等他等到天黑，他也沒去；荀師傅心想今天是個星期日，人家肯定會去取的，自己要是不去，不把人家涮了嗎？寧讓別人對自己失約，自己可得對人守信，這是荀師傅做人的準則。於是他早上照常出攤了，十點來鐘，那顧客果然來了──顧客喜出望外，並且對荀師傅的手藝連連讚美。他是中央民族樂團的器樂演員，他今晚便要隨團外出演出，這雙皮鞋他是打算穿到外地去的，現在整舊如新、交件及時，讓他如何不高興！他走了，荀師傅準備收攤，可是又來了一位女顧客，高跟皮鞋的跟扭掉了，能眼看著她一拐一拐地往北邊另找修鞋的地方嗎？荀師傅便又替她細心地修復加固了那只高跟──

　　杏兒聽見了荀師傅推車進院的聲音，她從廚房的玻璃窗往外一望，立即認出了那嚮往已久的荀大爺。她雖然僅僅從家裡的舊相片上見過他，而且是二十幾年前的他，可是如今呈現在她眼前的這位長輩，不但那通體的形象，就是一舉手一投足，竟也同她在夢中、想像中見到的絲毫不差！她停止了壓的動作，僵立在那裡，她心裡覺著應當飛跑出去，像叫親爹那樣地迎上去叫一聲「大爺」，可兩條腿卻如同灌了鉛似的，挪動不開──

　　荀師傅一進屋，老伴就大聲地向他報告說：「杏兒早到啦！你看，她心多實──聽她娘說你愛喝酒，好酒一買就是四大瓶；聽說我愛吃甜的，奶油蛋糕一買就是仨！還給咱們帶來十盒鵪鶉蛋──是杏兒她弟弟棗兒養的鵪鶉下的──你怎麼才收攤？快洗洗去吧！杏兒在廚房裡壓呢──杏兒呀，你大爺家來啦！」

　　杏兒這才從廚房裡出來，站到了荀師傅面前。她滿心滿意要表達出最強烈最真切的感情來，事到臨頭卻只是低著頭，紅著臉，怯怯地叫了聲：「大爺！」

　　她荀大爺呢，本也滿心滿意要表達出最強烈最真切的感情來，待杏兒真的站在眼前了，卻也只是憨憨地說了聲：「好呀，杏兒你來啦！」便挪腳走進廚房，洗手洗臉去了。

　　荀大媽趕緊讓杏兒再到沙發上坐下，讓她喝茶、吃糖，自己走進了廚房，來到正洗涮著的荀大爺身邊。她就知道他會問，果然，老伴發話了：「磊子呢？磊子怎麼不在家待著？」

　　荀大媽便壓低聲音告訴他：「出去啦。跟小馮一塊兒出去啦。」

　　荀大爺知道小馮是什麼時候來的。他沒想到小馮一到便把磊子勾出去了。他有點生氣。他不主張把真相瞞著杏兒，他覺得磊子和小馮應當大大方方地在家裡等著接待杏兒。躲避杏兒，便也是看不起他，他容不得。

　　荀大媽從他臉上看出了他的心思，忙又低聲解釋說：「是我讓他們先出去轉轉的，是我的主意──我讓他們到『烤肉季』買點烤羊肉來，拌。我想著，還是咱們先把磊子有了對象的事，先跟杏兒說了，再讓他們見面的好。要是杏兒一邁進咱們家門檻，就瞅見小馮跟磊子在一塊兒，沒個思想準備，該受刺激了──」

　　荀大爺便悶聲不響，只管用毛巾重重地擦著臉。

　　當荀大爺在沙發對面的一把籐椅上坐定，點燃了煙袋鍋，便同杏兒對談起來。他們不善言辭，甚至也不善運用表情，倘若這時有一個不知底裡的人在場旁聽，甚至會納悶：他們的一問一答何以會那麼平淡無味，聲調和節奏何以會那樣平緩遲慢。然而他們雙方的心都像熟透了的豆莢兒，一碰便無保留地裂開，迸出來的都是實實在在的奉獻。

　　聽到郭墩子在混亂的世事中病逝的情景，荀大爺的眼睛並未潮濕，只是嘬那煙嘴的時間明顯地延長了，而發出一種異樣的吧唧聲，噴出的煙也似乎更稠更濃──杏兒覺得這比淚水和話語都更讓她動心。聽到如今杏兒一家的興旺發達，荀大爺的笑容也僅是淺淺地浮在顏面的皺紋中，他先細細地詢問棗兒的婚事到了怎麼個眉目，然後，他嘬了好一陣煙嘴，終於下定決心對杏兒明說：「杏兒，好孩子，我對不起你爹，沒照應你們。你來晚了點。你磊子哥他如今有了對象了。一會兒你能親眼見著，你別在意。你就如同我跟你大媽的親閨女，這兒就是你的家，什麼都有你一份，你隨便怎麼著都成──」他說到這兒說不下去了，便光是吧唧吧唧地嘬煙，眼睛也不看著杏兒，而是望著牆上的年畫《娃娃牽桃》。

　　杏兒的心裡一下子沉重起來。她早有猜測，早有預感，並且當她進院時，她簡直以為磊子哥今天正好結親了，可是當她進到屋裡，得到荀大媽的熱誠歡迎時，當她向荀大媽問到「磊子哥不在家嗎？」荀大媽樂呵呵地告訴她「剛出去，一會兒就回來」時，她也確實又浮現了一些幻想，一些希望。現在，真情實況終於顯現出來了，她的心確實有點裝載不下。可是，難道她能眼見著面前的親人，為她而感到罪過嗎？她杏兒難道是紅桃那樣的小人，專算計著往高枝兒上飛嗎？

　　杏兒迅速地鎮定下來。她調動起全部的自尊、溫情和理智，忽然語氣活潑地對荀大爺說：「大爺，您說哪去了。過去俺們兩家斷了聯繫，那不是一因為窮二因為亂嗎？這回娘讓俺來北京，一是為了看望大爺大媽，姐姐哥哥們，二是為了給棗兒置辦點鮮亮的家當。俺要不把您這兒當成自個兒家，俺早住店去了，能一下車就奔這兒來嗎？磊子哥有了對象，太好了。不是說笑話，要擱在前幾年，聽見磊子哥成親，俺們可啥也送不起；如今磊子哥要是辦事兒呀，俺們可送得起重禮哩！就是不會挑樣子，怕的是不合他的意──磊子哥啥時候辦？俺把禮錢撂在這兒，讓哥哥嫂子自己去買可心可意的東西吧！──」

　　杏兒的這種表現，倒讓荀大爺吃了一驚。他這才把眼光投向杏兒，杏兒確實坦然地向他微笑著。不知怎麼的，杏兒這一剎那的形象，映進他的心中，竟使他格外地感到遺憾──他的兒媳婦，本應當就是這樣的相貌，這樣的脾性，這般地厚道啊！

　　就在這時候，荀磊和馮婉姝雙雙回家來了。

　　馮婉姝一進屋，立即改變了荀家的氣氛。不用別人介紹，她一見到杏兒，便爽朗地走過去，伸出右手說：「你就是郭杏兒吧？我是馮婉姝，見著你真高興！」

　　杏兒趕緊從沙發上站起來，盡可能地表現得大方自然──可她畢竟不習慣握手，到頭來還是馮婉姝主動抓過她的手去，緊緊地握住，搖了幾搖。

　　馮婉姝十分放鬆而聲音響亮地叫過了「大爺」和「大媽」，便活潑地跑進了廚房，嘻嘻哈哈地從荀大媽手裡接過了床子的壓柄，快活地壓了起來，一邊尖聲叫著：「吃！吃！」

　　荀大爺微微地皺著眉，嘬著煙嘴。杏兒坐回沙發上，一時不知該幹什麼。馮婉姝的聲音在他們聽來，顯然都覺著刺耳。突然，荀磊的屋子裡傳來了一種洪亮的音樂聲，那是荀大爺所不喜歡、杏兒所不習慣的西洋管絃樂──俄羅斯作曲家鮑羅丁的名曲《絃樂隊夜曲》。那是荀磊和馮婉姝出去前，馮婉姝利用錄音機的電腦設備搞的定時選曲，此刻到時應驗了，所以樂聲大作。那錄音機是荀磊從英國帶回來的，所以具有那樣的功能。樂曲剛一放送，便聽到了馮婉姝拍掌歡呼的聲音：「怎麼樣？我說咱們準能趕回來吧？」

　　忽然馮婉姝又跑進了外屋，主婦般地招呼著：「快去入座吧，今天中午可有好吃的！」沒等荀大爺和杏兒站起來，她發現了酒櫃上杏兒帶來的東西，便走過去一一鑒賞。當她見到鵪鶉蛋時，高興地歡呼起來：「呀！蛋中之王──營養第一！真好看，跟工藝品似的！」當她見到那三盒花蛋糕時，她不禁先倒吸了一口氣，然後便一瀉無餘地高聲評論說：「杏兒，杏兒，你的心真實在──城裡人哪有這麼送蛋糕的啊！這兒沒冰箱，今天吃不完，擱著都要擱壞的！」

　　馮婉姝這時並沒覺察到，她的這些言談舉動都讓荀大爺不滿、郭杏兒難堪。

　　大家圍坐到廚房的圓桌四周了。荀大媽準備了幾樣下酒菜，可是荀大爺說：「晚上再喝吧。今天中午就吃好。」大家便都不喝酒，都吃剛從鍋裡撈出來的。荀磊要往父親的碗裡撥從「烤肉季」買來的烤羊肉，荀大爺把碗躲開，說：「我不要。我就這麼吃，你給杏兒多撥點吧。」荀磊便給杏兒撥。杏兒不看荀磊，只是連說：「夠了，夠了，俺吃不多。」荀大媽問大家：「怎麼樣？像不像？好不好吃？」馮婉姝頭一個回答，她用熱烈的語氣讚歎著：「好吃！真好吃！我真沒想到會這麼好吃！」

　　這時候那《絃樂隊夜曲》才停了下來。荀大爺心裡頭不那麼鬧騰了，他只望著低頭吃的杏兒，問她：「你們如今還興吃棉花籽攥疙瘩嗎？」杏兒抬起頭來，點了點下巴。馮婉姝好奇地問：「什麼什麼？棉花籽也能吃？」杏兒便告訴她：「咋不能吃？把棉花籽和玉米面和著，在鍋裡煮，煮的時候趁水還沒熱，用手把它們攥成一疙瘩一疙瘩的，這樣煮得就有幹有稀了，這就叫棉花籽攥疙瘩。頭些年俺們總吃，如今糧食多了，沒什麼人吃它了。」馮婉姝又問：「好吃嗎？」杏兒說：「咋不好吃？吃著挺香的。」馮婉姝還問：「吃著挺香，那幹嗎不吃了呢？」杏兒低頭不答。馮婉姝又問了一遍，荀大媽忍不住了，便對馮婉姝說：「鄉下人說香，是餓了找食兒，能進嘴填滿肚子就算香。那棉花籽攥疙瘩我也吃過，吃的時候倒真不難吃，可吃了它呀，拉不出屎來！」荀磊說：「媽，正吃飯呢，您偏提這個。」荀大媽笑笑說：「小馮偏打破沙鍋問到底唄！」馮婉姝咯咯地笑出了聲來。

　　荀大爺的心思卻全在杏兒和杏兒她爹她娘身上。他問杏兒：「如今還有人攢樹葉吃嗎？」馮婉姝忍不住又插話：「樹葉也能吃？」杏兒告訴大家：「也還有人攢樹葉吃，可那樣的人不多了。要吃就吃柳樹葉，把柳樹葉在缸裡泡幾個過兒，換它十來次水，去掉苦味兒，撈出來曬乾了，存起來吃。吃的時候和在玉米面、白薯面裡頭，貼餅子、蒸窩窩頭吃。糧食不夠的時候，樹葉也能頂點事兒。如今糧食不緊了，吃的人也少了。有人還吃，只是習慣問題，儉省慣了，苦慣了，捨不得吃淨糧食。俺爹在的時候，俺們家就常吃。俺爹要還在，他準還得讓俺們多少吃點──」

　　荀大爺聽到這兒，周圍的議論都進不去耳朵了。他眼前彷彿又站著當年的戰友郭墩子。郭墩子打仗勇敢，可學習上實在遲笨。在識字班裡他成績最差，唱歌也五音不全。可是記得在土改一開始的時候，郭墩子默寫那首《翻身歌》，卻得了七十八分，錯的字比哪回都少；而且，當他粗聲粗氣地唱著《翻身歌》時，儘管調門不準，聽著你是不能不動心的：

　　邊區的天是藍藍的天，

　　以後的生產大改變。

　　有了房子有了地，

　　吃的穿的不困難，

　　嘿！吃穿不困難！

　　人窮不是天行的窮，

　　清算總賬挖窮根，

　　封建剝削剷除盡。

　　不要忘了共產黨，

　　不要忘了救星毛澤東！

　　可是挖去了窮根並沒能馬上富裕起來。大家都經歷了一番周折。荀師傅回想起一九五○年，他和郭墩子在天安門東邊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口重逢的情景。他們都是因為家裡勞力不夠，又遇上旱災，收成不好，才跑到北京來找工作的。那時候不少自流進京的農民在天安門廣場等著人招雇，他和郭墩子都被在文化宮裡舉辦的一個展覽會招為了臨時工，白天在文化宮裡幹活，晚上就睡在文化宮東門外不遠的馬噶喇廟裡。那廟原是清朝的一座王府，後來改為佛寺，正名叫普慶寺。解放初，許多農村來的臨時工，晚上就聚在那裡住宿，大家你幫我，我幫你。荀興旺和郭墩子沒帶被褥，每晚可都沒凍著過，總有人主動讓他們合睡在褥子上，合蓋著棉被窩──後來，大量的農民被北京的工廠和建築部門招為了正式工人，他們的生活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但富裕的過程依舊還是緩慢的，反覆難料的──他們所在的單位，時而擴展、合併、膨脹、躍進；時而收縮、精簡、停滯、撤銷──荀師傅不禁又回憶起一九六○年，郭墩子在單位號召工人回鄉的情況下，決定退職還鄉以後，聚在他家喝酒的情景。那一晚下酒用的是伊拉克蜜棗，吃的是打滷麵──那在當時算是盛宴了。關於磊子和杏兒的婚約，就是在那一晚議定的。郭墩子和他都很認真，他們覺得除了這樣做，無法表達出他們互相間的兄弟情誼──沒想到，自那一別之後，他們竟再也無法聚到一桌喝酒了，而生活在不知不覺之中，竟發生了那麼多意想不到的變化──不管怎麼說，如今兩家人同千千萬萬家一樣，總算也都富裕起來了──唉，郭墩子不該去啊，他要能看見今天的富裕日子，看見杏兒、棗兒如今出落得一表人才，該有多好！哥兒倆再聚在一塊兒喝酒，桌上的酒菜，心裡的話語，該比以往的滋味香，比以往的滋味釅！──

　　荀大媽發現老伴神色有點不對頭，不由得問：「你怎麼啦？」

　　荀大爺回過神來，淡淡地說：「胸口有點發悶。我歇歇去，你們慢慢吃吧。」他站起身來，特別囑咐杏兒說：「家來了，你別外道。跟你磊子哥，還有小馮，你們年輕人，說說笑笑的多好。」

　　杏兒有點著急：「大爺您怎麼了？礙事不礙事？」

　　荀大媽便對她說：「不要緊的。老毛病兒。頭十來年前搞『戰備勞動』的時候落下的。你大爺這人就是那麼個實性子人。當時到火車站卸水泥，打車皮上往下卸的就兩個人。在底下扛的倒有十好幾個，人家那位卸的悠著勁幹，你大爺可心急，他不歇氣地一頓猛卸，不到最後一口袋不停手。他們四十五分鐘卸了一整車皮的水泥，恰好是四十五噸，合算一分鐘就卸了一噸。這麼幹了個把月，他就犯了胸痛，後來到醫院去查，說是肌肉拉傷，治來治去，到今兒也不斷根，時不時地發悶，一陣陣地抽搐著疼。他歇歇也就好點兒。」

　　大家吃完收拾好廚房裡的一切，荀大媽便去外屋照顧荀大爺，荀磊遂把杏兒請到他屋裡坐。杏兒隨荀磊和馮婉姝進了裡屋。荀磊請她和馮婉姝坐到單人沙發上，自己坐在一張折椅上。荀磊打開了電視機，為不影響隔壁屋的父親歇息，他把音量調得很低。那一天的午間電視，正播放衛星傳送的第三屆世界俱樂部杯（即豐田杯）足球決賽：英格蘭的阿斯頓．維拉隊對烏拉圭的佩納羅爾隊。荀磊打開電視時，球賽已近尾聲，場面顯得極其激烈，不時展現的觀眾席，更像一鍋煮沸的粥。

　　電視對杏兒已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棗兒早已經買了一台上海金星牌的十英吋黑白電視機，天天晚上娘和杏兒都到他屋裡去看。村裡也已經有一家置備了十四英吋的彩色電視機──就是紅桃嫁過去的那家。不過，坐在這二十英吋的大彩電面前，仔細地觀看清晰艷麗的圖像，對杏兒來說畢竟還是頭一回──可惜那節目一點不合她的口味。她不理解，馮婉姝那麼個姑娘，怎麼會跟小伙子似的，迷什麼足球比賽。瞧她那模樣：隨著球場上的爭奪，她瞪圓了眼睛，雙手捏在胸前，嘻開嘴巴，不時發出驚呼和歎息──磊子哥喜歡她，難道就是因為她能跟小伙子似的欣賞足球比賽嗎？

　　節目不好，電視機顯見不錯。杏兒不由得問：「磊子哥，你這機子真好，是打百貨大樓買的嗎？」

　　荀磊便告訴她：「是我從英國帶回來的。我工作以前，到英國學習了兩年。」

　　杏兒恍然大悟：怪不得磊子哥這屋的東西，都有那麼股子洋味兒。英國──杏兒努力地回憶著學過的地理知識，卻怎麼也想不出英國究竟在中國的哪邊，是個什麼樣的形狀，她單知道英國離中國很遠很遠。唉呀，磊子哥是出過洋的人了，自己更般配不上，別說人家有了這位對象，就是沒有，自己也該收拾起那些個胡思亂想──杏兒生怕自己臉上露出了什麼不對頭的神色，她定定神，便說：「磊子哥，這英國機子不賴啊，瞅著又真又艷哩！」

　　馮婉姝插進來告訴她：「這不是英國貨，這是『索尼』牌，日本貨。」不待她反應過來，馮婉姝又議論道：「日本這個『經濟動物』可真厲害！如今他們小汽車賽過了美國，手錶賽過了瑞士，音響設備賽過了荷蘭，光學器材賽過了西德──你看，到了英國，想買物美價廉的電視機，挑來挑去也還是東洋貨！」說到這兒停頓一下，不待荀磊開口，卻又指著電視螢幕繼續議論說：「看，豐田汽車公司為了擴大他們的影響，捨得花大把的錢搞這麼個『豐田杯足球賽』。從電視上看球賽，要是事先沒聽見解說，你很難判斷出這球賽究竟是在哪國舉行──因為球場周圍的廣告，不外總是什麼豐田汽車、日立電器、佳能相機、富士膠片──他們的廣告真是無孔不入！」

　　杏兒聽了這番議論，不能消化。忽然馮婉姝關掉了電視，順著剛才的議論說：「賽完啦！底下發獎，沒看頭──我才不給豐田汽車公司捧場呢！」說著站起來，對荀磊說，「聽點好聽的吧，聲音放低點，別影響了你爸。」自己到廚房去了。

　　荀磊便開動錄音機，用低音量放出了德彪西的曲子《海的素描》。杏兒這才體會到那吊在兩個屋角的音箱的功能。不過她覺得這曲子要多難聽有多難聽。這一切，從錄音機到音箱到曲子，肯定也是磊子哥從英國帶回來的啦。她覺得磊子哥離自己更遠了，因而心裡反倒更加安定。

　　馮婉姝端來了兩杯熱騰騰的咖啡，她遞給荀磊和杏兒各一杯。杏兒也不知那是什麼喝的，只是客氣著：「您喝吧！」馮婉姝朝廚房擺擺頭說：「我也有。你接著吧。」

　　杏兒接過了咖啡，她不知那是什麼東西。荀磊對她說：「這是咖啡，速溶咖啡。給你加好糖了，趁熱喝吧。」

　　杏兒呷了一口。她皺起了眉頭。同絕大多數頭一回喝咖啡的中國人一樣，她覺得不僅難喝，簡直噁心。人幹嗎要喝這號苦水兒？

　　馮婉姝端來了自己的咖啡，並且端來了三牙切好的花蛋糕，她把裝蛋糕的盤子送到杏兒面前，笑嘻嘻地說：「這是你請我們的客。正好用咖啡下著吃。」

　　杏兒拾起一牙花蛋糕，咬了一口，啊，真好吃！這花蛋糕她也是頭一回吃，沒想到竟如此好吃。她心裡頭不由發笑：洋人們也真叫逗，做出的糕點這麼好，沏出的「茶」這麼糟，怎麼偏把這兩樣東西就合著吃呢！

　　馮婉姝並不知道荀磊和杏兒「指腹為婚」的事，荀磊打算杏兒走了以後再把這個「秘密」告訴她。馮婉姝因此只把杏兒當成荀家的一位鄉下親戚。一邊喝著咖啡，馮婉姝一邊建議說：「杏兒杏兒，你給我們講講你們村裡的事吧。」她確實想通過杏兒知道一些農村裡的情況。

　　杏兒不是不願意講，可她實在不會講。打哪兒講起呢？講什麼呢？她把咖啡擱在茶几上，紅著臉，在腿縫上搓著一雙粗大的手，彷彿一個沒準備好功課的學生，遇到老師抽查的情景兒。

　　荀磊便引出話題：「農村實行責任制以後，情況究竟怎麼樣？」

　　杏兒一時也答不出來。她很不善於概括。

　　馮婉姝便快嘴快舌地說：「農民不愁吃穿了，一部分農民富起來，這我們都親眼看見了──杏兒你們家就是個例子嘛。這方面一會兒再說。你給我們說說問題的一面吧──」

　　杏兒想了想，便說：「問題有呀。剛把責任田分下來的時候，俺們村就鬧了矛盾嘛。有一戶他分的地挨著井，他的地老得澆，莊稼長得壯，別人就嫉妒，後來，就有那賭氣的人，半夜裡跑去，把那口井給填了──」

　　馮婉姝驚訝得眉毛飛動起來，笑出了聲：「啊，有這種事！那後來怎麼辦呢？井填了，不是大家都澆不成地了嗎？」

　　杏兒告訴她：「是呀。大傢伙就再想別的法子唄。這井如今也還沒有淘出來。如今大傢伙手裡錢多了，耍錢的也就多了──」

　　「耍錢？」馮婉姝不懂。

　　「就是賭博。」荀磊幫杏兒解釋，「迷信，賭博，這在農村都是難免的。農民手裡越有錢，就越難避免──除非不僅讓他們有錢，還讓他們有文化──」

　　「對了，杏兒，我問你──」馮婉姝便認真地問，「我從報紙上，獲得了兩種不同的信息，一種是通訊報導，告訴我農村如今富裕了，農民渴求文化知識的願望也增強了，他們紛紛把退了學的孩子又送回到了學校去；另一種是『讀者來信』，農村小學教師寫的，他說如今又出現了農民讓孩子退學，去抓現錢的動向，感到很著急──杏兒你們村究竟是怎麼個情況呢？你給我們輸送點第一手信息吧！」

　　杏兒聽不大懂她的問題，她反問：「啥叫『信習』？」

　　「信息就是傳播出來的知識，消息，信號──如今我們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社會──」馮婉姝熱心地、滔滔不絕地向杏兒講解起來。杏兒分明並不感到興趣，只是低頭，搓手，勉強地聽著。

　　荀磊從一旁看著這兩位同代的少女，心裡不禁感慨起來。一個小時以前，他只感覺到她們外在的差異：都可以算是濃眉大眼，但杏兒在顧盼間的神情，總讓你聯想到農村那艷紅的窗花；而馮婉姝的一顰一笑，卻讓你聯想到賀綠汀的鋼琴曲《牧童短笛》的旋律。她們的皮膚都偏黑，但杏兒的皮膚是黃中帶黑，毛孔粗大，讓人一見便意識到那是同農村的光照、沃土、勞作分不開的；馮婉姝的皮膚則是紅中泛黑，細膩光潤，讓人一見便意識到那是得之於水上運動、野足登山──她們的衣著當然更展寬了她們氣質上的差異。別的不用說了，就拿她們的毛線衣來說吧，杏兒的是洋紅小開領的細線綸衫，胸口上有著黃線和綠線繡出的花兒葉兒；馮婉姝的卻是紫羅蘭摻麻灰、青黛的雜色拉毛高領衫，那高領又大又軟，捲在她脖子下面，顯得十分瀟灑──半個小時以前，荀磊開始明確地意識到她們心理上的差異；而此刻，荀磊又觀察出了她們在更深刻意義上的差別。這種差別，也許會釀成尖銳的矛盾──也許最終有一天會正面衝突起來？當然，那不僅是她和她，她們和她們──說到底，那也許是兩種文化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的確是這樣。馮婉姝儘管屬於城市青年知識分子中最能接近低文化勞動群眾的人，儘管她因熱愛荀氏家庭而「愛屋及烏」地對杏兒充滿了最大限度的善意，在眼下輸出知識的嘗試中卻也不由得煩躁起來。她因為杏兒的搖頭、咬嘴唇、發愣，而不得不一再地把自己所企圖傳播的知識範疇加以收縮、簡化、淺退──然而，無論是「信息工具」還是「電子技術」這一類詞彙，也無論是「比如這電視機就是一部信息接收器」，還是「你們農村燒飯的柴禾便是一種能源」這類推衍，杏兒都全然不知究竟何意。馮婉姝的心理狀態滑到了這樣一種邊緣：她究竟還值不值得尊重跟前的這位同代人？她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未來究竟還該不該持有一種樂觀的展望？杏兒呢？儘管杏兒已屬於農村青年中最富自尊感和進取心的人，儘管她因熱愛荀大爺荀大媽而兼及荀磊並惠及這位馮婉姝，在眼下馮婉姝那沒完沒了的灌輸和時不時插入的「你明白了嗎？」「懂嗎？」「能理解嗎？」這類逼問面前，她心底裡卻泛起了一種古老的、難以抑制的對佔有知識優勢的城裡人的一種厭惡──乃至於仇恨。

　　當馮婉姝用急促的語氣又一次提到「電腦」時，杏兒終於按捺不住了。她揚起頭，突然截斷馮婉姝說：「啥『電腦』、『猴腦』的！俺就吃過豬腦、羊腦。俺知道那『電腦』有啥用？俺就知道村外野地裡還有叫澇穭的野菜，你吃過嗎？趕明兒你吃吃去。告訴你吧，吃了澇穭腫臉！」

　　馮婉姝愕然。

　　在一旁靜觀的荀磊雖然有些思想準備，也沒想到杏兒突然暴露出了一種村野式的蠻橫無禮。

　　幸好這時候荀大媽走了進來，她招呼杏兒說：「杏兒呀，你累了吧？走，跟大媽那屋歇歇去。我都給你預備好啦！」

　　杏兒便隨荀大媽到了外屋。原來荀大媽已經在屋當中拉了個挺像樣的布簾兒，把屋子隔成了兩間，那長沙發正好隔在外間，長沙發已被打開成了一張寬大的床，並且已經鋪好了單子，擱上了枕頭和被褥。荀大媽把杏兒引到沙發跟前，對她說：「杏兒，你睡一覺吧。睡醒了，咱們晚上包餃子吃──你大爺現在胸不疼了，正養神呢，他說晚上吃餃子，咱們今天吃一整天的家鄉飯！」

　　杏兒躺下了。沙發床太軟，她覺得不舒坦。荀大媽在枕巾上灑了花露水，她聞著也不習慣。她自己也說不出是為什麼，進京的興奮感突然消失了。她發癡地想念起娘和棗兒來。娘這時候在幹啥呢？棗兒的鵪鶉沒犯病吧？棗兒啊，你可別忘了給娘沏蜂蜜水兒喝，你可得提防紅玉的糾纏──

第五章　未（下午一時至三時）

　　本書的一個大主角──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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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還有多少個大體完整的四合院？不知道哪個部門掌握著精確的數字。現在人們開始認識到保護野生動物的重要性，一九八○年玉淵潭棲落過幾隻白天鵝，其中一隻被路過的青年工人用汽槍擊斃，曾引起過公眾的廣泛激憤。其實，國內野生天鵝的數字，大大高於明清以來建成的四合院的數字，但直到目前，對於粗暴地對待四合院的行為──毫不吝惜地加以閹割、毀損乃至拆除，除了少數研究古代建築史的專家外，人們似乎大都心平氣和。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內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國封建文化爛熟階段的產物，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研究封建社會晚期市民社會的家庭結構、生活方式、審美意識、建築藝術、民俗演變、心理沉澱、人際關係以及時代氛圍的絕好資料。從改造北京城的總體趨向上看，拆毀改建一部分四合院是必不可免的，但一定要有意識地保留下一批尚屬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甚至還應當盡可能恢復其原來的面貌。如果能選擇一些居民區，不僅保護好其中的四合院，而且能保護好相應的街道、胡同，使其成為依稀可辨當年北京風貌的「保留區」，則我們那文化素養很高的後人，一定會無限感激我們這一代北京人的。

　　公元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其中薛家正舉行婚禮的這個位於北京鐘鼓樓附近的小院，便是一個雖經一定程度毀損，有所變形，然而仍堪稱典型的一個四合院。

　　所謂四合院，顧名思義，就是由四組房屋以方形組合而成的院落。沒有到過北京四合院的人，顧名思義之餘往往會產生這樣的想法：這樣的院落有什麼稀奇呢？豈不單調、寡味？

　　其實不然。它在方正之中又頗富於變化，在嚴謹寡淡之中又蘊含著豐富多彩。

　　即以我們已經邁入並且初步熟悉了的這個院落為例。它是坐北朝南的。這是四合院最理想、最正規的方位。當然，在東西走向的街道胡同中，胡同南面的四合院，不得不採取與它相反而對稱的格局，為了使院內最深處的正房成為冬暖夏涼的北房，南牆上往往要開出一排南窗，因而正房後面必有一個窄長的小院；如果辦不到這點，或只好以南房為正房，或將挨著院門的一溜北房作為正房，而改變進門以後的院落格局。總之，在東西走向的胡同中，路北的四合院一般總顯得比路南的四合院優越。據說當年路北和路南的四合院之間的差價，有時會相當驚人。如果是在南北走向的街道胡同中，或走向不正的斜街中──如離鐘鼓樓不遠的大、小石碑胡同，白米斜街一類地方，則往往採取這樣的蓋造法：順著街道胡同的走向設一個大門，進門以後，並不是四合院本身，等於留出一塊「轉身」的地方，然後再按東西走向街道胡同的格局，蓋出院門朝南的四合院來，這樣，裡面的房屋便不至於也呈南北走向或斜向了；當然，也有按街道胡同走向蓋的，這種四合院的價值，在當年不消說要等而下之了。

　　我們已經邁入其中的這個四合院不僅方位最為典型，其格局、佈置也堪稱楷模。如果說整個院落是一個正方形或準正方形，那麼，四合院的院門絕不會開在正面的當中，它一般都開在其東南角（如果是與其相反而對稱的那種四合院，則開在其西北角）。這院門的位置體現出封建社會中的標準家庭（一般是三世同堂）對內的嚴謹和對外的封閉。院門一般都是「懸山」式的高頂，頂脊兩邊翹出不加雕飾的「鴟吻」。地基一般都打得較高，從街面到院門，一般都設置三至五級的石階，石階終端是有著尺把高厚門檻的大門，雙開厚木門的密合度極高，想透過門縫窺視裡面，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年門上都鐫刻、漆飾著「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一類的門聯。門上有門鈸（類似民族樂器中的鈸，故名。鈸鈕上掛著葉形的金屬片，供來客叩擊叫門）。門邊往往有一對小石座，或下方上獅，或整個雕為圓鼓形。

　　明清之際的四合院，一般並不是貴族公卿的正式住宅；看過《紅樓夢》就知道，貴族的府邸無論其規模、建制、格局都與一般單純的四合院有極大的差別；只有當賈璉那樣的貴公子要私納尤二姐時，才會在花枝胡同（此胡同今天還在，距鐘鼓樓不過數里）去找一個四合院暫住。一般說來，四合院是沒有貴族身份的中層官吏、內務府當差的頭面人物、商人、士紳、業主、名流，以及從平民中湧現的暴發戶和從貴族社會中離析出來的破落戶這類人物居住的地方。有時電影、戲劇和圖畫中把四合院的院門表現為頂上砌有琉璃瓦、門板上裝有「銅釘」（即銅鑄圓碗形門飾）、門上裝的不是門鈸而是狴犴含環，顯然都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臆想。封建社會等級之森嚴，也反映在建築格局的嚴格規定上，即使是貴族府邸，也不能亂用琉璃瓦和亂用門飾。以清朝為例，它的貴族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和公五等，而公又分為鎮國公和輔國公，輔國公又分為「人八分輔國公」和「不入八分輔國公」。什麼是「八分」呢？就是八種特殊的標誌：一、朱輪（所乘騾馬車車輪可漆成紅色）；二、紫韁（所騎馬匹可用紫色韁繩）；三、寶石頂（官帽上可飾以寶石）；四、雙眼花翎（官帽上可飾此種花翎）；五、牛角燈（可用此種燈照明）；六、茶搭子（盛熱水的器物，略同今日之暖瓶，可享用此物）；七、馬坐褥（乘馬時可用此物）；八、門釘（府門上可飾以「銅釘」，而釘數又有細緻的規定）。由此可見，並非貴族住宅（至少不是貴族正式住宅）的四合院，其院門上是絕不能飾以銅釘的。

　　推開四合院的院門以後，是一個門洞，門洞前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影壁，影壁既起著遮避視線的作用，又調劑著因門洞之幽暗、單調所形成的過於低沉、鬱悶的氣氛。影壁一般以淺色水磨青磚建成，承接著日光，顯得明淨雅致。影壁上方一定都仿照房屋加以「硬山」式長頂，頂脊兩端也有向上翹起的「鴟吻」。影壁當中一般都有精緻的磚雕，或松鶴延年，或和合萬福（雕出兩對蝙蝠張翅飛舞），或花開富貴，或劉海戲金蟾──有的不雕圖像而雕題字，簡單的就雕個「福」字，複雜點的一般也不超過四個字，而以兩個字的居多，如「吉祥」、「如意」、「福祿」之類。除了壁心有磚雕，有的四角、底座還有細瑣的雕飾，或回紋草，或蓮花盞，與中心圖案題字相呼應。有的還在影壁右側種上籐蘿或樹木，春夏秋三季，或紫籐花開，或綠蔭如蓋，或秋葉殷紅，使人一進院門便眼目為之一爽。

　　我們所邁進的這個四合院，如今門洞中堆著若干雜物，門洞頂上還吊著一對破舊的籐椅──這對籐椅前面已多次提到，下面還要提及它的主人；門洞前面的影壁，中心的磚雕已被毀損，不過影壁右側的一株樗樹還在，而且已經有水桶般粗、三層樓那般高。

　　在門洞和影壁的東邊，有一道牆，牆上有很大一部分是門；那四扇屏門雖是對開的，但每扇又可折疊為對等的兩半，關閉時，便呈現出四塊門板的形象；可以辨認出來，當年門板漆的是豆綠色，而每塊門板上方，各有一個紅油「斗方」（即呈菱形狀態的正方形），每個「斗方」上顯然各有一字，四個字構成一個完整的意思──如今已無從稽考。從這道門進去，是一個附屬性的小偏院，現在為荀興旺師傅一家所住，南邊是兩間不大的屋子，北邊是裡院東屋的南牆，東邊則是與別院界開的院牆。當年這個小偏院是供僕役居住的。標準的四合院，一般都少不了這樣一個附屬性的小院。而小院的院門，不知為什麼，絕大多數都採取這樣一種輕而薄且一分為四的樣式──也許，是以此顯示出它在全院中地位的低微，並便於僕役應主人召喚而隨時奔出。

　　從影壁往西，是一個狹長的前院。南邊有一溜房屋，一共是五間，但分成了兩組，靠東的三間裡邊相通，現在為京劇演員澹台智珠一家居住，靠西的兩間，現在住著另外一家──我們下面還要講到他們──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道南北向的牆，又把那兩間房屋及前面的空地隔成了另一個小院，與現在荀興旺師傅家的小院遙相對應。不過，那牆上的門換了一種樣式，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月洞門（即正圓形的院門；有的四合院則是瓶形門、葫蘆門）。這個小院，當年是為來訪的親友準備的，那兩間南屋，一般都作為客房。而院內的廁所，當年也設在那個小院之中，一般是設在小院的西北角上。小院的北面是裡院西屋的南牆，西面則是與鄰院隔開的界牆。

　　外院澹台智珠所住的三間南屋，過去是作為外客廳和外書房使用的。民國以後，又常把最東頭的一間隔出來，把門開在門洞中，並在靠近院門處開一個窗戶，由男僕居住，構成「門房」（即傳達室）。

　　裡院外院之間，自然有牆界開，而當中的院門，則是所謂「垂花門」。它的樣式，一反總院門的呆板嚴肅，而活潑俏麗到輕佻的地步──它的特點，是在「懸山」式的瓦頂之下，飾以倒垂式的雕花木罩，木罩左右兩端的突伸處，精心雕出花瓣倒置的荷花或西番蓮；整個木罩的雕刻、鑲嵌極為精緻，而又在不同部分飾以各種明艷暖嫩的油彩，並在可供繪畫處精心繪製出各種花鳥蟲魚、亭台樓閣、瓶爐三事、人物典故──四合院中工藝水平最高、最富文物價值的部分，往往就是這座垂花門。可惜保護完好的高水平垂花門如今所存已經不多，而且仍在不斷淪喪。我們所進到的這個四合院，垂花門儘管彩繪無存、油漆剝落，但大體上還是完好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尚能傳達出昔日的風韻。

　　垂花門所在的那堵界牆，原來下半截是灰色的水磨磚，上半截是雪白的粉牆，牆脊上還有精緻的瓦飾；現在已經面目全非，不僅牆脊上的瓦飾早被人們拆去當做修造小廚房的材料，整堵牆比當年也矮了一尺還多──七十年代初搞「深挖洞」時，砌防空洞的磚頭不夠，居委會下命令讓各院都拆去了一些這類界牆以作補充。講究的四合院，這裡外院的界牆上，往往還嵌著一些透景的變形窗，或扇面形，或仙桃形，或雙菱連環，或石榴朝天──我們講到的這個四合院，當年也還沒有那麼高級。

　　垂花門的門板早已無存──據說當年的垂花門一般也不上門板；垂花門兩側原來也有一對石座，今亦無存；垂花門裡側當年有四塊木板構成的影壁（可裝可卸），也早已不知蹤影；進垂花門後原有「抄手遊廊」，即由垂花門裡面門洞通向東西廂房並最終合抱於北面正房的門廊──到過頤和園的樂壽堂兩廂，便不難想像其面貌，當然，它絕不會有那般軒昂華麗──現在除了北面正房部分的門廊尚屬完整外，其餘部分僅留殘跡，而南面垂花門兩邊部分連痕跡俱無──「深挖洞」時因燒磚缺乏木料，那部分走廊的木質部分已全部捐軀於磚窯的灶孔之中。

　　當年四合院的裡院，才是封建家庭成員的正式住宅。現在張奇林一家所住的高大寬敞的三間北房，是當年封建家長的住處，當中一間是家長接受晚輩晨夕問安的地方，也是接待重要或親密客人的內客廳，往往又兼全家共同進膳的餐廳；兩邊則是臥室。北房一般絕不止三間，我們所進入的這個四合院就有五間北房；不過另外兩間一在東頭一在西頭，不僅比當中的三間較為低矮凹縮，而且由於已被東西廂房部分遮擋，所以採光也較差勁，這兩間較小較暗的房屋叫「耳房」；有的四合院「耳房」還向後面呈L形延伸過去，當年一般是作為封建家長的內書房、「清賞室」（從摩挲古玩到吸食鴉片都可使用）的；講究一點的四合院，兩邊耳房外側又有短垣與外面斷開，牆上嵌月洞門或瓶形門，門上並有磚雕橫匾，對應地題為「長樂未央，益壽延年」或「西園翰墨，東壁圖書」。現在，東西耳房當然都與張奇林家隔斷，並且居住著互有聯繫的一老一少──我們下面也要描述到他們那獨特的存在。

　　一般四合院，也就到此為止了。需要補充的，不過是東西耳房一側，往往還設置廚房和儲藏室。有的較氣派的四合院，正房和耳房後面尚有小小的花園，最後面不是以界牆與鄰院隔斷，而是有一排罩房代替界牆的作用。我們進入的這個四合院，並沒有罩房，而且與鄰院隔開的界牆，僅與正房相距二尺而已。

　　當年四合院的東西廂房，是供偏房，即姨太太或子女孫輩居住的。當兒孫輩綿綿孳生，一個四合院已居住不下時，則只好另置新院移出一房或幾房兒孫，不然，只能把外院的南屋也統統闢為居室，將就著住了。四合院的所謂「合」，實際上是院內東西南三面的晚輩，都服從侍奉於北面的家長這樣的一種含義。它的格局處處體現出一種特定的秩序，安適的情調，排外的意識與封閉性的靜態美。當年裡院有大方磚砌出的十字形甬路，甬路切割出的四塊土地上，有四株硃砂海棠──如今僅存一株，而且已大受損傷；不過，後來補種了一株棗樹，現在倒長得有暖瓶般粗了。在正房的階沿下，當年在石座上有兩隻巨大的陶盆，裡面種著荷花。沿著「抄手遊廊」，點綴著些盆花，吊著些鳥籠。如今這類畫面也都消逝殆盡了。

　　我們已經知道，如今西屋靠北頭的兩間，住著正在為小兒子辦喜事的薛家，南頭那一間呢？門時常鎖著，那位女主人並不每天回來，她另有住處。而東屋北頭的兩間，住著那位說話永遠聒噪誇張的詹麗穎。南頭那間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婦，他們都是工廠的工人，這天上早班去了，所以暫且鎖著屋門。

　　為了獲得一個對今日這個四合院更準確的印象，我得提醒讀者，幾乎每家都在原有房屋的前面，蓋出了高低、大小、質量不同的小廚房；而所謂「小廚房」，則不過是七十年代以來，北京市民對自蓋小屋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它的功用，越到後來，便越超過了廚房的性能，而且有的家庭不斷對其翻蓋和擴展，有的「小屋」已全然並非廚房，面積竟超過了原有的正屋，但提及時仍說是「小廚房」；因為從規定上說，市民們至今並無在房管部門出租的雜院中自由建造正式住房的權利，但在房管部門無力解決市民住房緊張的情勢下，對於北京市民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掀起的這股建造「小廚房」、並在七十年代末已基本使各個院落達到飽和程度的風潮，也只能是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心平氣和地默許。「小廚房」在北京各類合居院落（即「雜院」，包括由大王府、舊官邸改成的多達幾進的「大雜院」和由四合院構成的一般「雜院」）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大大改變了北京舊式院落的社會生態景觀。這是我們在想像今天北京的四合院面貌時，萬萬不能忽略的。

　　我們所進入的這個四合院，目前除了張奇林家通了自用的自來水管外，其餘各家都還公用一個自來水管，它的位置，在垂花門外面的西側。進入冬季以後，為了防止水管凍住，每次放水前，要先把水管附近的表井（安裝水表的旱井）蓋子打開，然後用一個長叉形的扳子，擰開下面的閥門，然後再放水；接完水後，如果天氣尚暖，可暫不管，以便別家相繼接水；到了傍晚，或天氣甚為寒冷時，則必須「回水」──先用嘴含住放水管管口，用力吹氣，把從管口到井下閥門之間的淤水，統統吹盡（使淤水洩入到旱井中），然後，再關上井下閘門，蓋上井蓋，這樣，任憑天氣再冷，水管也不會上凍了。對於當今這樣用水的成千上萬的北京雜院居民來說，這裡所講述的未免多餘而瑣屑，但是，幾十年後的新一代北京居民們呢？如果我們不把今天人們如何生活的真實細節告知他們，他們能夠自然而然地知道嗎？即如僅僅是六十年前的北京，我們可以估計出來當時許多居民是買水吃的，但那賣水的情景究竟如何呢？可以方便查閱到的文字資料實在很少，我們往往需要通過老前輩的口傳，才得以知曉其細節的。當年在北京賣水的大都是山東人，聚居於前門肉市街一帶（那裡的水井多且水質好），除了用小驢拉木質大水車往遠處賣水外，還有用小木推車在近處賣水的。小推車兩邊各掛一隻木桶，前面還有一副對聯：「一輪明似月，兩腿快如風。」最有趣的是橫批：「借光二哥」。為什麼不寫「借光大哥」呢？因為都是山東人，忌諱「武大郎」。瞭解了這些細節，當年北京市民的生活圖景，便凸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從中所體味到的，絕不僅僅是當年人們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種特定的文化發展階段的剖面觀──是的，我們對「文化」這個詞彙的理解應當超出狹義的規範，實際上，一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所有細節，便構成一種特定的文化，不僅包括人們的文字著述、藝術創作，而且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乃至社會存在的各個方面。

　　現在我們走進了鐘鼓樓附近的這個四合院，我們實際上就是面對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市民社會的特定文化景觀。對於這個院落中的這些不同的人們的喜怒哀樂、生死歌哭，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差異、相激相蕩，我們或許一時還不能洞察闡釋、預測導引，然而在盡可能如實而細微的反映中，我們也許能有所領悟，並且至少可以為明天的北京人多多少少留下一點不拘一格的斑駁資料。

　　生活，在這個小院中毫無間斷地流動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這一天已經進入了下午。我們已經認識的那些人物遠未展示出他們的全部面目，而新的人物仍將陸續進入我們的視野。世界．生活．人。有待於我們瞭解和理解的真多啊！

　　一位女士的羅曼史。她為什麼向一位郵迷要走了一枚「小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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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麗穎懷著一種沾沾自喜的情緒，離開了她的住房。對面薛家又來了許多賀喜的人，屋裡已經裝不下，有的只能簇擁在門口，門內傳出陣陣哄笑的聲音。詹麗穎輕快地走出了院門，院門外，三輪摩托車已經開走，但又架滿了一溜自行車。詹麗穎朝胡同外走去，她往位於鼓樓前大街東側的「春茗茶莊」而去，那茶莊在方磚胡同和帽兒胡同之間的街面上，緊挨著大華玻璃商店。詹麗穎說是去買茶葉，其實，那不過只是一個脫身的借口──她是有意讓嵇志滿和慕櫻兩個人單獨在一起聊聊。

　　詹麗穎自摘掉「右派」帽子之後，早就時不時地自充「紅娘」，攬管這一類的閒事。有管成的例子，有先管成後鬧散而管不起的例子。不管哪一例，在詹麗穎來說，都能從中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她不把自己那過熱的心腸和過剩的精力投入到這類無私地為別人牽線或調解的活動之中，便簡直活不下去。這也許是她的一種天性。

　　給嵇志滿介紹對象，對她來說可絕非「管閒事」的性質。嵇志滿是她大學時的同學，雖然不是一個系的，但在週末舞會上一起跳過舞，頗為熟識。嵇志滿畢業後分配工作不佳──到中學當了一名數學教員。後來他們各有各的命運，雙方近乎相互忘卻。這兩年他們才又掛上了鉤──詹麗穎找他，原是為愛人調動的事，找他打聽一下北京中學裡是否確實缺乏外語師資；嵇志滿對詹麗穎的出現淡然處之，詹麗穎卻對嵇志滿仍舊獨身無家的境況大為惋歎，於是她不管嵇志滿主觀上是否有那種要求，熱情得有如「東來順」裡涮羊肉的特號火鍋，積極地給他介紹起對象來。她很快便發現，前些時換房換到這院西屋的那位慕櫻女士，便是最值得與嵇志滿撮合的理想伴侶──儘管慕櫻離過婚，但她並無老人、孩子的牽掛，本人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目前在一個國家機關的醫務室當大夫；看上去那形象頗有點像當年的電影明星王丹鳳，穿著極為雅潔脫俗，稍加接觸，便覺得她性格也溫柔可愛；她因現在獨身一人，不願為生火做飯浪費光陰精力，所以時常就在單位食堂就餐，在醫務室中就宿，她在這院裡的那間西屋，經常是「鐵將軍」把門；她既是新近遷來，又不常回家，所以院裡的人們對她幾乎都不熟識，惟獨號稱「見面熟」的詹麗穎，不僅當人家回家時毫不客氣地跑去串門，更幾次把人家生拉硬拽到自己家中作客，結果在詹麗穎的主觀意識上，她與慕櫻已堪稱「一見如故」。

　　當她興沖沖地找到嵇志滿，不歇氣地一連鼓吹了半個小時的慕櫻，終於因口乾舌燥而停下喝茶時，嵇志滿不由得一邊握著圓形梳子梳理著稀疏的頭髮，一邊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他提問的語氣和節奏是平緩遲慢的，詹麗穎的駁辯卻激昂急促──

　　「你說她那個姓，不是穆桂英的穆，而是羨慕的慕，怎麼姓得這麼怪？她要姓慕容，叫慕容櫻，倒還可以理解，《百家姓》上有慕容這麼個複姓──」

　　「唉呀，姓名不過就是個符號嘛。坐標系的橫軸為什麼非叫XX′，豎軸非叫YY′呢？」

　　「她為什麼同她那丈夫離婚呢？她原來那丈夫，是幹什麼的？」

　　「據她自己說，確實是因為雙方性格不合──那是個狂躁型，打過她的。明白了嗎？打人的！她那原來的丈夫在一個街道醫院的藥房裡管發藥。他倆是好說好散的，孩子她讓給了男方。」

　　「這位慕櫻女士一定是位眼光很高的人物。我不過是個窮酸的中學教師，怕很難進入她的視野。」

　　「你幹什麼妄自菲薄？你現在已經是名牌中學的三級教師，怎麼還說窮酸？而且，財經學院不是還要調你去嗎？你去了，只要開課，把課時上滿，評個副教授還不是易如反掌？」

　　「你知道這件事上我自己興趣並不大，我在中學待慣了。這間宿舍也住慣了。而且，說到底，我一個人過，也過慣了。」

　　「可你將來老了怎麼辦？就退休在這間屋裡？！你該找個伴兒了，慕櫻是個多麼理想的伴侶啊！」

　　「聽你的形容，她漂亮得就跟王丹鳳似的──這屋裡有鏡子，我常照，我知道我自己什麼模樣──」

　　「嘿呀！你還不知道我這個人嗎？我形容起什麼事來，總是誇張的嘛！她哪裡真有王丹鳳那個水平呢？她只不過是會打扮，頭髮做得好，另外，眼睛比較大，嘴唇比較富於表情，有那麼點神韻罷了！其實就她的個頭來說，還有點偏矮呢！再說，你哪裡懂得我們女人家看男人的眼光，那種油頭粉面的『奶油小生』，沒有幾個女人喜歡！像你這樣，個頭一米八○，肩膀寬寬的，臉上有稜有角，男子漢氣概十足，就算有點謝頂，才不難看哩！我就知道慕櫻她心目中所渴求的，恰恰是你這樣的富有成熟感的男子漢──」

　　「啊呀，你這不又誇張了嗎？要是我真那麼可愛，你不先要來追求我了嗎？你愛人在四川知道了，不得跑來找我決鬥嗎？」

　　「你這個人呀，急死人！我不跟你廢話了。你說吧，見不見？」

　　「我想，還是不見的好。」

　　詹麗穎聽到這兒，真的生了氣，一摔門走了。

　　但這只是她頭一回去動員的情景。她這個人其實是最不記仇的──何況對於嵇志滿也無仇可記。嵇志滿不僅於她無仇，而且於她有恩──她愛人調動的事，由於有嵇志滿從中活動，越來越有眉目，嵇志滿所在的那所中學，數學教員有餘而英語教員緊缺，因此同意上面教育部門將嵇志滿調到財經學院而接收詹麗穎愛人──原有的熱心加上報答的情緒，詹麗穎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動員嵇志滿，最後嵇志滿總算答應下來──這個星期日中午到她家，與慕櫻見上一見。

　　其實，推動嵇志滿去見上一見的「原動力」，是詹麗穎偶然提及的一個情況：慕櫻也是個集郵愛好者。在嵇志滿的精神生活中，集郵已經成了極其重要的一塊美妙園地。不懂得集郵的人，是很難理解這一點的。

　　因此，按事先的約定，他到詹麗穎家時，是帶著兩本集郵冊去的──那當然只佔他全部收藏的十分之一。那是兩本「機動冊」──即專門用來與別的愛好者交流的。一冊插著挑出來供鑒賞的郵票，另一冊插著專供與別人交換的郵票。

　　詹麗穎為組織這次會見，頭一天便去西單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裝回了一隻樟茶鴨子，儲入了冰箱，並製成了一大缽火腿沙拉。她為這天的午餐，擬訂了一個「中西合璧」的食譜：先上一道奶油番茄湯，她冰箱中有奶油粉和番茄醬，到時候一調一烹即成；隨後上火腿沙拉，大家喝「味美思」酒；然後上熱好的樟茶鴨子，用盤子上米飯，叉筷並用；最後，她還每人供應一份自製的水果冰激凌。因為這一餐菜餚大都早已是成品和半成品，所以她早上得以「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並且還有參與薛家迎親事宜的閒心。當嵇志滿和慕櫻兩人先後悄悄來到她家以後，她手腳麻利地幾下就開出這頓別具風味的午餐──當中她還點綴以泡菜，並且更以多餘的熱情和精力，端出一盤跑到對門婚宴上去增添了一點花絮。

　　席間嵇志滿和慕櫻都由衷地讚美詹麗穎對這一餐的精心設計。慕櫻由樟茶鴨子說到飲食療法，提及前些時在崇文門大街「蜀鄉餐廳」新添的滋補膳食，所謂「食借藥力，藥助食威」；她極為內行地閒閒道及了諸如白果排骨、杜仲腰花、枸杞雪花雞、香砂牛肉絲──的滋補對症；嵇志滿則由廣東人入席也先喝湯後吃菜、與西餐程序相靠，說到近代史上西方生活方式──實質上也就是西方文明──的逐步滲入，由此又論及所謂「西學東漸」所遇到的「合理反抗」和「無形消融」，以及通過大膽、主動吸收西方文明的精華，在強健、發展我們民族固有文明的基礎之上，出現一種嶄新的中華文明的可能性──詹麗穎看著、聽著、張羅著，心想：「這不是最最理想的一對麼？真是天作之合！」及至餐後喝咖啡時，不用她引導，嵇志滿便與慕櫻坐攏一處共同鑒賞議論郵票的情景一出現，她便借口家中沒有茶葉了，需要立即外出採購，飄然引去。

　　其實詹麗穎所獲得的印象，全是錯覺。她這人一生不能知己，更不能知人。

　　她對慕櫻的瞭解，嚴格來說，幾乎等於零。

　　慕櫻是怎樣一個人呢？

　　凡知道慕櫻底裡的人，大率分成尖銳對立的兩派，一派視慕櫻為時代潮流的峰尖人物，覺得她的頭上幾乎有著一個燦爛的光環；另一派則視慕櫻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一提及她的事情，便怒不可遏。

　　慕櫻的出現，以及知情者圍繞她所產生的激烈爭論，的確是北京當代社會生態景觀中萬萬不可忽視的一隅。

　　也許將來的北京人，對她這樣的人物不會覺得有什麼新意，並且喪失了爭論的興致和必要；但是，他們至少應當知道，這一切究竟是怎麼曾經從波層下面，湧升到浪尖之上的。

　　慕櫻原來不叫這個名字。她出生在南方一個僻遠的小鎮上。一九五八年春天，正當她即將中學畢業的時候，她在報上讀到一篇幾乎佔據一整版的通訊。通訊介紹了一位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殘廢軍人，拿出自己的全部復員費，白手起家，在北京一條胡同中辦起了一個街道工廠。他領導著一群原來的家庭婦女，和一些街道上的殘廢人，生產出了極其有價值的產品，放了「衛星」。慕櫻永遠記得她頭一回讀到這篇通訊的情景，那是午休的時候，在校園中的一株老桑樹下，熟透了的桑葚偶爾落到報紙上，留下一些殷紫的印跡。通訊寫得好極了，用了散文詩般的語言。配合通訊，登出了那位英雄的照片。慕櫻久久地望著那張照片，她毫不猶豫地生出熱烈戀慕之心。她是校廣播站的廣播員。下午兩節課後的「聽廣播時間」裡，她向全校師生朗讀了那篇通訊，朗讀中她的眼淚幾次落到報紙上，與那桑葚的印跡混在一起。她那天的聲音特別富於感情，通過她的聲音，這篇通訊使不少師生雙眼潮濕，深受感染。

　　那是一個真誠的時代。至今回憶往事，慕櫻仍舊尋覓不出自己內心中哪怕是一絲一毫的虛偽。她當晚就給北京的英雄寫了一封長信。她先打一遍草稿，修改後又工楷謄抄，臨到落款的時候，她署上了「慕英」兩個字。第二天早晨上學的路上，她鄭重地把這封信投入了供銷社門口懸掛的綠色郵箱中。她記得很清楚，因為她那封信太厚了，以致往裡投放時不那麼順暢。細細考究起來，她那封信其實是超重的，她沒有貼足郵票──然而郵局並未退還給她──她一生的命運，竟從此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折。

　　十天後她收到了英雄的來信。信很短，但內容非常扎實。體現出了英雄的謙遜熱誠以及對中學生們的關懷鼓勵。因為她去信時在信封上寫下了自己家庭的住址，所以這封寄給「慕英同學」的回信準確無誤地到達了她的手中。她立即把信拿到了學校──她記得，跑向學校的中途，她因為過於激動，竟摔了一跤。英雄的回信當天便被公佈在了黑板報上，構成她家鄉那所中學歷史上最為轟動的一件事。

　　由此她同北京的英雄保持了通信聯繫。不久，報紙上登出了關於那位英雄的第二篇通訊。還是原來那位記者寫的。依舊是散文詩般的語言，但更細膩也更動人──大約因為英雄的主要業績上次已經寫完，這回主要是寫他如何克服個人生活上的困難。儘管通訊也寫到周圍人們對他的關懷照顧，但給慕櫻印象最深的，卻是他晚上回到家裡，自己給自己縫補衣衫的細節──因為他左眼殘廢，右眼視力也不佳，引線穿針常常要重複幾十次上百次才能成功──僅僅這一個細節，就足令慕櫻時時在眼前幻化出英雄那既令人崇拜又令人憐惜的形象，她自然而然地在下一封信中向英雄表示：她願飛向他的身邊，照顧他的生活，並貢獻出她的一切。

　　她沒有想到英雄會很快地給了她那樣一封回信──約她到北京見面。她吃了一驚，因為她本以為自己不配。絕對不配。然而她去了。家裡人和母校的代表把她一直送到了百里以外的火車站，在一種騰雲駕霧般的感覺裡，她抵達了北京前門火車站，在站台上等著她的是報社的編輯和那位寫通訊的記者。她最早的一封信本是寄給報社，由報社轉給英雄的。現在英雄把接待她的事宜也委託給了報社。

　　她覺得自己在幸福的海洋中游泳。絢麗的印象紛至沓來。住招待所，瞻仰天安門，參觀那家出名的街道工廠，出席「城市人民公社」的一個賽詩會──對她來說都是嶄新的人生體驗。當然，最高潮是與英雄的會見。英雄對她一見鍾情。儘管她剛剛十八歲，儘管她戶口還在外地，儘管英雄比她大了整整十二歲──英雄向她正式求婚，她毫不猶豫地應允。於是，一路綠燈──房管所立即給英雄換了最好的房子，她的戶口順利地轉到了北京，報社和工廠聯合為他們舉辦了隆重而光彩的婚禮；而婚禮後的第八天，報紙上便登出了那位記者所寫的第三篇通訊，散文詩般的語言傳達出更能撩人心弦的魅力，這回配發的照片上，是她正在英雄身邊為英雄縫補衣衫。

　　她死心塌地地跟英雄過。她感到滿足。開頭，一些單位請英雄作報告，她陪著他去。她分享著他的榮譽。後來，英雄身上未除淨的彈片引起了胸膜炎，住院治療，她在陪住照料之餘，隻身應邀到幼兒園、小學校一類單位，代替英雄作報告，她簡直是獨享了他的榮譽。英雄得到了最好的治療，康復回家了。英雄雖然一目失明、身有殘存彈片，並且一條腿稍跛，但體質仍然相當健壯。不久他們有了兒子。國家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相對來說，他們並不怎麼困難。他們享受著一定的特殊照顧。生活好像永遠會那麼幸福而平靜地流淌過去。

　　但是，她逐漸產生了繼續學習的想法。英雄真誠地支持她。孩子送進了街道托兒所，破格地提前享受了全托。她被保送到了醫學院。然而，萬沒有想到，在醫學院裡，她的生活由漸變到突變，又有了一個驚人的轉折。

　　回首往事，她感慨萬端。最初，她是學校裡最老實、最用功也最受尊敬的學生。她本不是正式考入的，底子薄，理解力一時跟不上，學習非常吃力。在學校裡，除了課堂、實驗室、圖書館、宿舍，她幾乎哪兒也不去。一到星期六下午，她便回家。星期日她準時返校上晚自習。一板一眼，絲毫不亂。

　　但她終於有了變化。從哪一天、從什麼事情上變起的？說不清。或許一切都是從那件紫羅蘭色的布拉吉引起的？同宿舍的金鸝鳴，是個上海人，聰敏伶俐，精力過剩。有一天她自己縫製成了一件紫羅蘭色的布拉吉，請慕櫻替她試穿一下，她好從旁觀察，以便進一步加以改進。她倆身高、體態相差不多。慕櫻手裡拿著講義，溫馴地穿上了，繼續背講義，而金鸝鳴把她轉來扭去，不時用別針別住這裡、那裡。突然，金鸝鳴走遠幾步，雙手在胸前一握，驚叫起來：「慕英──天哪！」慕櫻嚇了一跳，講義掉到了地下。莫名其妙之中，金鸝鳴已經把她拉出了屋子，一直拉到樓門口的大鏡子面前，激動地朝鏡子裡指去──慕櫻永生永世難忘那關鍵的一瞥：那是一次震撼、一次啟蒙、一次「創世記」、一次「失樂園」──她第一回發現了一個原來隱蔽著的自己！她原來竟可以顯得那麼婀娜多姿，那麼光彩照人！偏巧一些路過的同學好奇地圍了過來。金鸝鳴爽性進一步為慕櫻調整了短髮的樣式，並且當場讓另一位同學脫下了半高跟皮鞋，讓慕櫻換上──周圍的同學們不約而同地爆發出了一陣歡呼和驚歎──

　　對於金鸝鳴她們來說，這個晚上一過，這件事便也撂到腦後了。慕櫻呢？她似乎也撂在了腦後。她依舊穿她的短衫、長褲、她的帶扣襻的布鞋。但她心上卻彷彿躥出了一片春草，那是原來所沒有的。回到家裡，當她意識到自己在大衣櫃的穿衣鏡面前有較長的停留時，她臉紅了。

　　隔了很久她才穿上了第一件自己的布拉吉。英雄毫無反應──既沒有讚賞也沒有皺眉。金鸝鳴為她的那件布拉吉進行了細緻的加工。慕櫻像小偷一樣，跑到樓門口的大鏡子面前，左覷右望，證實無人，這才匆匆然而又死死地照了一會兒鏡子。

　　她依然非常用功。同學們也依然把她視為一位特別值得尊敬的同學。

　　又是一個星期六，金鸝鳴拉她去看一個畫展，她猶豫了一下，跟著去了。在美術館裡她和金鸝鳴走散了。她竟頗為惶惑。結果遇上了葛尊志。她當然認識他──他是系團總支書記，經常在系裡的團員大會上作鼓動性的發言。他自然也認識她，並且首先表現出對她的尊敬和關懷──他發現她似乎對造型藝術非常隔膜，便陪著她從一個廳到另一個廳細細地參觀，結合著對一些重點畫幅的講解，巧妙地向她灌輸了一整套的美術知識。出了美術館，他耐心地把她送到了電車站，並一直看著她上了車，這才離去。

　　她一幅畫也沒有記住，卻記住了他那天的言談風貌。

　　從外人看來，一切都變化得很快。從她自己來說，一切變化都是極其緩慢的、不知不覺的。她有一天在家裡，驚訝地發覺，她頭一回受不了英雄嘴裡的蒜味，而他從來都是每餐必吃生蒜的呀。她勸他不僅每天早晨要刷牙，每天臨睡時也要刷牙。不知為什麼她的語氣反常地強硬起來，而他頭一回同她有了爭吵。有一個星期六她沒有回家。金鸝鳴勸她參加學校裡的週末舞會──其實以前金鸝鳴也勸過，而這一回只不過是重複以前的話語，並沒有採取什麼特殊的「勾引」手段，慕櫻竟破例地穿著布拉吉去了。她本來對自己說：我坐坐、看看就走。可是她一坐便坐了很久。她為自己以前從不參加這種活動而感到驚奇。當她看到葛尊志彬彬有禮地邀請別的女同學當舞伴，並同那女同學游雲般地飄動在舞池中時，她心上生出了一種過去沒有體味到的心理。後來她才知道，那就是嫉妒。外系的男同學走過來邀她跳舞，她生硬地加以拒絕，同時感到羞愧。

　　又一次期考過去，她成績中平。金鸝鳴塞給她一本美國小說《紅字》，勸她「鬆弛一下」。她一口氣讀完，不禁格外緊張。她開始自己到圖書館借閱小說。讀了《青春之歌》，她再看見葛尊志，總覺得他就是盧嘉川。

　　回到家裡，她感到氣悶。她講的，他不感覺興趣。他講的，她也不感覺興趣。那位記者當年所寫的三篇通訊，早已被廣大讀者忘懷。新的英雄層出不窮。而她丈夫所領導的那家街道工廠，因為產品已無銷路，又逢精減潮流，並入了另一家街道工廠，丈夫擔任了那個廠子的副廠長，剛一去，就與正廠長鬧上了矛盾。

　　正當她的視野迅猛擴展時，他的光彩卻急劇暗淡下來。不是他們自己，而首先是鄰居們，開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們是否般配？他們是否能夠長久？

　　後來爆發了第一次傷感情的爭吵。導火線是一樁瑣屑而無聊的事。

　　她故意連續兩個星期六都沒有回家。她開始覺得往昔的荒唐。她竟愚昧到不能區分崇拜和戀愛，獻身精神和滿足情慾，階級情誼和夫婦之樂。她可以讓一個思想品質高尚的英雄支配她的精神，她憑什麼非得讓一個獨眼跛腿的粗笨男子佔有她的身體？

　　她在大食堂裡勇敢地湊到了葛尊志身邊，並且以必被羞辱而不悔的氣概，請他陪自己參觀一個新的美術展覽會。對方既非受寵若驚，也未怫然拒絕，而是近乎漫不經心地應允了。

　　她同葛尊志來往漸漸頻密。她實實在在地愛上了他。

　　有一天傍晚，她從圖書館出來，突然看見葛尊志同另一位女同學頗為親密地走在一起，並且順著甬路朝小樹林那邊緩緩而去。她的心彷彿被揪了一下。她本能地轉到一株大樹後面，佯裝在那裡默誦外語，其實是監視著葛尊志和那位女同學的行動。葛尊志倒背著手，那位女同學手裡擺弄著一杈樹葉，在小樹林邊上走過去繞過來。似乎談得十分愜意，那景象在她心中煽起越冒越高的火苗。夜色蒼茫中，葛尊志同那女同學終於順著甬路走了回來，並且在一個小岔道上分了手。她不記得自己是怎樣地走到了葛尊志的面前，發出了怎樣的質問，並且也不記得葛尊志是如何向她解釋的──單記得葛尊志臉上那驚詫莫名的表情，那表情猶如一面雪亮的鏡子，照出了她非破釜沉舟不可的處境──她也不記得是怎樣把葛尊志引回了小樹林，走人了小樹林深處，單記得他們兩個面對面愣愣地站定後，葛尊志問她：「慕英同志，你怎麼了？」她竟陡地撲上去摟定了他，歇斯底里地說：「我要你愛我！我要我要我要──」葛尊志先像化石般僵住，隨後便把她的胳膊解開，讓她站回去，聲音顫抖地說：「那怎麼行！那怎麼行！」可是，當他們四目電光般交擊後，葛尊志卻又陡然撲過去摟住了她，吻著她的額頭，喃喃地說：「行行行行──」

　　事情敗露了。葛尊志被開除出黨，自然不僅革除了團總支書記職務，而且從此中止了他那原本頗為輝煌的前程。甚至還株連到金鸝鳴──她受到團內警告的處分。系裡乃至院裡的領導輪番找慕英談話，指出她是受到了腐蝕，她應當立即從迷誤中醒悟過來，並使她同英雄的感情「恢復到歷史上最高水平」。

　　這時候已面臨畢業分配。突然出現了校方未預料到的局面，英雄主動提出來同慕英離婚──這恰恰是她提出過而校方根本不予支持的請求。英雄畢竟是英雄。至今慕櫻還感念他這一點。她不愛他，但她永遠尊敬他。是他給了她一個進入更廣闊的天地的機會。他們好說好散，孩子給了英雄，她不要。她什麼也不要。

　　葛尊志分了一個最壞的工作──到一家街道醫院藥房管配藥和發藥。她分的也好不了多少──到另一家街道醫院看門診。

　　他們在一片輿論譴責中結合了。她改名為慕櫻。他們只有一間小小的住房，經濟上相當拮据。但在她來說，失去的毋寧說是沉重的包袱，獲得的分明是情愛的滿足。不久便開始了「文化大革命」。他們這隻小小的愛情航船，客觀上不在漩渦的中心，主觀上又格外小心地迴避，得以較為平穩地向前浮動。他們有了一個女兒。雖說是「貧賤夫妻百事哀」，倒也還能不斷地「柳暗花明又一村」。葛尊志自己動手，蓋起了「小廚房」，又打出了滿堂的傢俱。他的那些美術知識，點點滴滴地溶解在了建設小家庭的事業中。鄰居們誰也想像不到，他當年曾是大學一個系裡的團總支書記，能夠坐在麥克風前面，用江河奔騰般的話語，把一年級新生的雙眼逼濕。鄰居們都說他是「家庭婦男」──連飯也基本上由他來做。慕櫻得以有大量的時間讀書──都是從熟識的患者那裡借來的，當時違禁的西洋古典小說。當葛尊志在院子裡為新打成的酒櫃上漆時，她也許正坐在躺椅上讀沒有封皮的《簡愛》；當葛尊志正在廚房中照著菜譜炒魚香肉絲時，她也許正仰靠在沙發上，手裡捏著一本剛讀完的《娜娜》，閉目冥思──她確實非常滿足，而且是一種開化的滿足──包括性生活的滿足。慕櫻再回想起同英雄度過的那些夜晚，不禁毛骨悚然。謝天謝地，她斬斷了應當斬斷的，拴繫了應當拴繫的。

　　記得是一九七五年初冬的一天上午，慕櫻懶洋洋地應付著門診，當她叫到齊壯思這個名字以後，從門外走進來一個人──她第一眼看到他，便不由眼睛一亮。她過眼的人多矣，而像齊壯思這樣的人，還是頭一回置身於她視野的最前方。

　　這是一位六十來歲的男子漢。身材魁梧，五官充滿陽剛之氣，這倒也還不算什麼，最讓慕櫻一下子產生類似觸電那種反應的，是他體態、氣度中所體現出的一種尊貴的威嚴。那是無論那位獨眼的英雄，還是葛尊志，以及她所接觸過的其他男人，都不具備的。她本能地感覺到，這是一位有著特殊身份的人物──他按說是不應當到這湫隘簡陋的街道醫院來就診的──

　　慕櫻早就習慣於那樣工作：連頭也不抬地問一聲：「你怎麼啦？」患者還沒說完，她便不耐煩地命令：「把衣服解開！」給患者前胸後背潦草地聽診了不足一分鐘，不容患者把向她提出的問題說出口，便從消毒杯中取出壓舌板，命令患者：「把嘴張開！」然後把壓舌板懲罰式地往患者舌頭上一壓，潦草地用手電筒照照、望望；然後，不管患者是繼續自述病情也好，向她詢問自己的病究竟是怎麼回事也好，求她開出某幾種想要的藥也好──她一概不聽不管，刷刷刷地開上了處方，並且簽上了可以猜測為任何符號的名字，「哧啦」一聲撕下來，遞給患者；然後無情地對門外呼喚：「五十四號──×××！」

　　面對著齊壯思，她不由得自覺自願地改變了既往的作風。她詳盡地詢問、仔細地聽診，還讓他躺到高腳床上──再叩按他的肝脾──並且給他開了各個項目的化驗單。

　　臨未了她對齊壯思說：「眼下看來您只是上呼吸道感染──」

　　齊壯思抬起一雙濃眉，問：「還沒有轉成肺炎嗎？」

　　她肯定地說：「沒有。不要緊的。您來得及時。再拖一拖就難說了。」

　　齊壯思沉穩地向她道謝，出去了──

　　中午吃飯的時候，她打聽出來，齊壯思沒有做任何一項化驗，他只是取了處方上的藥，便離開了醫院，而且，他沒有公費醫療的「三聯單」，他是自費來看病的。

　　她蒙地期望著他再來看病，他卻一直沒有再來。然而她終於打探到了他的身份──他是一個經歷多次批鬥的「走資派」，現在還「掛著」，目前住在附近他大女兒家中，因為已不能享受醫療上的特殊照顧，也不願到公費醫療關係的醫院露面，所以有了病便扛，扛不過便自己到藥房買藥吃，實在覺得有可能轉成大症了，這才跑到街道醫院來自費門診──

　　既然他就住在街道醫院附近，總該能夠遇上他的──在有意與無意之間，一個晴和的冬日裡，她果然在一處街角的人行道上與他迎面相遇。齊壯思穿著一件舊損了的黑呢子大衣，脖子上圍了一條又厚又長的灰藍色毛線圍巾，彷彿正在無目的地散步──慕櫻主動叫住了他，他先是一愣，然後認出了她來。她詢問了他的身體狀況，勸他還是去進行各項化驗，並且關心到他的飲食起居──未了她問他住在哪裡，表示自己可以義務地到他家裡為他定期進行檢查。他藹然地婉謝了──沒有告訴她他的住處，他們便分手了。他們其實什麼正經話也沒說，但不知為什麼，這次邂逅給慕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後來回味起來，她竟覺得他們似乎談了很多很多──

　　幾個月後，出現了「天安門事件」。起初，僅僅是出於好奇，她同葛尊志去天安門觀覽了那壯麗的場面──他們頭一回去時，看到的還僅僅是各種各樣的花圈挽幛，還沒有出現單純的詩詞。他們的感情與廣場上的氣氛相共鳴。後來，慕櫻自己去了兩次。開始出現詩詞了，頭一批詩詞緊扣悼念周總理這個題目，文句上推敲得也比較仔細，看見別人拿著小本抄，慕櫻自己也忍不住掏出紙筆，抄錄了幾首讀來最能動情的。她回到家裡，把抄來的詩詞讀給葛尊志聽，葛尊志說好。但廣場的詩詞在那幾天裡不僅以幾何級數增加著，而且迅速溢出了單純悼念周總理的範疇，開始有越來越露骨地抨擊江青、張春橋之流的文字──有的出於激憤難遏，已完全談不到是詩詞，而成為赤裸裸的詛咒。按系統下達了上面的指示──不要再到天安門廣場去。葛尊志是出於怯懦？出於麻木？他不再去。慕櫻是出於勇敢？出於激憤？她照常去。在這場人民悼念周總理的活動被鎮壓的前兩天，慕櫻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叢中遇到了齊壯思。她點頭招呼了他。他便也點頭招呼了她。他們不即不離地在廣場上轉了一周。後來，齊壯思順著東單方向走去，慕櫻尾隨著他。當齊壯思拐進正義路街心綠地時，慕櫻快步攆上了他。齊壯思微笑地望著慕櫻，兩眼閃著銳利的光，彷彿要穿透她的心肺。

　　慕櫻把自己抄錄的一整冊天安門詩詞遞到他的手中，對他說：「我知道您怕有人專門盯著您，您活動不像我這麼方便──您沒抄，我差不多好的全抄了，您拿回家看去吧！」

　　齊壯思接過了她的那個紅皮筆記本，坐到旁邊的石凳上，從懷裡取出老花鏡戴上，立即展讀起來。她聽見他喃喃地讚歎說：「人民！人民！」

　　可是齊壯思沒有讀完，便把那個本子還給了她，對她說：「謝謝你──你留著吧。我兒孫們也抄了，也會給我看的。」

　　齊壯思摘下眼鏡，收進懷裡，沉思著。

　　慕櫻問他：「可是他們眼裡根本沒有人民──人民又能怎麼樣呢？」

　　齊壯思站起來，依舊沉默著。後來她才理解，正義路邊上就是公安部。

　　齊壯思繼續朝東單走去，她隨他朝前走，齊壯思終於打開了話匣子。他給她講哲學，講歷史唯物主義。他的話言簡意賅，鞭辟入裡，雖然沒有實指，卻句句都有最具體的針對性。末了他對她說：「不管出現多少艱難曲折，歸根到底，決定歷史發展趨向的，還是人心的向背。春天到了，花總要開的。」

　　她懷著昂奮的心情回到家裡，葛尊志正在擦他的皮鞋，滿屋子瀰漫著一股濃烈的鞋油氣味。那雙皮鞋是他們結婚時購置的，全牛皮，三接頭，葛尊志幾乎每個星期總要細心地擦拭一番──不管是穿了，還是沒穿。明明已經擦得很光很亮，葛尊志卻還要一再地用一塊不知從哪兒找來的麂皮，細細地一分一分地挪動著揉擦。這情景往日慕櫻都能忍受，這天卻突然覺得觸目驚心，她不由得一進門就責備他：「你怎麼搞的？你就沒有別的事可幹嗎？──你知道天安門廣場那兒有多少人在憂國憂民，在勇敢抗爭嗎？你怎麼這麼麻木，這麼庸俗！」葛尊志仍舊耐心地擦拭著，淡然地說：「我怎麼不知道。可那又有什麼用呢？不是已經通知不讓去了嗎？你也少去惹麻煩吧！」慕櫻激動得一把從他手中搶過了皮鞋，猛地朝屋角拽去──

　　但是他們沒有就那麼破裂。個人生活在接踵而來的大起大落、大轉大折的社會變化中匆匆流逝──

　　回顧這以後的那段生活，慕櫻越發覺得自己問心無愧。同許多人抨擊她道德上墮落相反，她覺得她自己在感情上已完全成熟。

　　如今她不相信簡單的直線式的因果論。一個人是不可能事先擬定好一個既定目標，然後沿著一條直線達到目標的。人們所達到的目標，往往並非他的初衷。決定一個人命運走向的，往往是一批複雜的矩陣因素。混亂中產生出秩序，不自覺中昇華出悟性。

　　粉碎「四人幫」以後，一個炎熱的夏日，她匆匆地到王府井大街「中央普蘭德」洗染店去取一套衣服。隔著玻璃門，她忽然在人叢中看見了那位英雄，以及他和她的已經長大的兒子，還有一位肥碩的婦女──從三個人一同前行的姿態上，不難判斷出她是何人──慕櫻心裡一陣悸動。多少往事湧回了心頭。她熱愛過那位英雄，那位獨眼、跛腿的英雄。現在他戴著一副墨鏡，似乎乾縮、傴僂了，走路也更加吃力。她回想起那張使她認識他的報紙，那個歷史性的中午，以及那棵大桑樹和桑葚在報紙上染出的殷紫的印跡。他們兩個誰捉弄了誰呢？──她更久久地注視著她的兒子，我的天，馬上就要高中畢業了吧？她竟會有那麼大的一個兒子！──都說她心狠，她自己也承認：她似乎缺乏婦女應有的天性──母愛，然而缺乏並不等於沒有。她望著那五官酷似英雄的兒子，眼裡湧出了淚水。

　　又有一天，已經入秋了，那時候盒式錄音帶剛剛流行，街上常有年輕人提著錄音機，哇啦哇啦地一路響過來。鄧麗君的流行曲，「阿波羅」的電子樂，氣聲演唱法，電子震盪形成的蛙音──構成了那一階段的特定氣氛。就在那樣一種氣氛中，慕櫻在前門外新大北照相館門口遇上了多年不見的金鸝鳴。金鸝鳴首先尖叫起來，然後摟住她在人行道上轉了一圈。她心裡一陣內疚，金鸝鳴為她受過處分，而且影響到後來的分配──可是她還沒有開口說出致歉的話，金鸝鳴卻已經挽住她的胳膊滔滔不絕地同她敘起了舊來。金鸝鳴把她拉到了「老正興」飯館，登上二樓，點了兩個上海風味的名菜，同她邊吃邊聊。原來金鸝鳴現在根本不認為當年出現的事態是災難與不幸──她笑嘻嘻地說：「對於我來說，他們是把魚兒扔進了水裡！」金鸝鳴畢業後被分到了一個部裡的醫務室當大夫，這雖然斷絕了她醫學事業上的前程，卻使她獲得了相對的清閒與舒適。現在她就要調回上海，與她的愛人和孩子團聚──而且，她父親，一位上海知名的工商業者，政策得到了落實，她家將重新享有一棟花園洋房，並且已經領到了一大筆「退賠」──她對現實心滿意足。她邀請慕櫻到上海去玩，全家都去，就住到她們家中，她將在著名的「紅房子」西餐館，請慕櫻全家吃番茄葡國雞與法式烤大蝦。她們快活地回憶起大學生活中那些有趣的細節，回憶到那件紫羅蘭色的布拉吉，以及金鸝鳴拉著她跑到樓門口去照大鏡子的場面──唉，生活啊生活，倘若當年沒有那一些偶然的、瑣屑的事件，慕櫻的性格、心理、情思、嚮往──是不是會朝著另外的方向發展、變化呢？誰能說清！誰能？

　　這次重逢的結果，是金鸝鳴幫慕櫻調到了那個部裡的醫務室，由她取代了金鸝鳴的角色。慕櫻去報到不久，齊壯思便被任命為那個部的負責人之一。

　　現在指責慕櫻的人，把她形容為一個陰謀家，硬說她之所以「混」入部醫務室，是勾引齊壯思的計策之一。實際上確實不是那麼回事。然而，慕櫻卻也認為，就算她確實是衝著齊壯思而去的，又怎麼樣呢？

　　一天，晚飯後，女兒到胡同裡跟小朋友跳「猴皮筋」去了，慕櫻本著上述原則，冷靜地招呼葛尊志說：「你坐下，我要好好地跟你談一談。」

　　葛尊志正在收拾碗筷，不經意地說：「談什麼？再說吧──我先把碗洗了。」

　　「你擱下，一會兒我來洗。」慕櫻的表情聲調令葛尊志吃了一驚，「你坐下，我覺得不能不直截了當地跟你談談了──」

　　葛尊志坐到她對面，事到臨頭竟然還懵懵懂懂。

　　慕櫻覺得她自己心裡充滿了最聖潔最高尚的悟性。她平靜而莊重地對葛尊志說：「我不愛你了。我曾經愛過你，我感謝你承受過我也許是過分熱烈的愛，而且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為我做出的重大犧牲。可是，我現在不愛你了，一點愛情也沒有了──」

　　葛尊志瞪圓了眼睛。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令他目眩神昏。

　　「我知道你聽見了我這些話，心裡一定會很痛苦。可是我要是向你隱瞞這一切，那我就是不道德的──」

　　葛尊志嚷了起來：「你怎麼回事？我怎麼你啦？」

　　慕櫻冷靜到殘酷的地步，繼續往下說：「我們都應該冷靜地面對現實。現實就是這樣：我不愛你了，我愛上了另一個人，非常、非常熱烈地愛上了另一個人──」

　　「你怎麼可以？！」葛尊志彷彿被她當胸刺進了一刀，「你怎麼幹得出來？！你──」

　　「現在不是可以不可以的問題，而是面對著這個事實，我們應該怎麼辦？──」

　　葛尊志粗暴地大吼一聲：「婊子！」他的臉先漲得通紅，然後變得煞白煞白，他激動地拍著桌子問：「他是誰？什麼人？」

　　她便冷靜地告訴他，是齊壯思。她扼要地把從幾年前初次接觸起，她對齊壯思的愛情的萌生、發展和達到熾烈的過程，講了一遍。

　　葛尊志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他像發瘧疾般渾身打顫。這幾年他感覺到了她對他的情意的衰退，包括她在他懷抱中的性冷感，但是他萬沒有想到她是在另外愛著一位部長級幹部！

　　「你跟他──上過床啦？」葛尊志瞪視著慕櫻，喘著粗氣問。

　　慕櫻卻從容不迫地回答說：「還沒有。我甚至還沒有正式向他表示。可是我相信他會愛我。你不要那麼激動。你要懂得，我對他的愛，主要是一種精神上的愛，超出了一般的情慾，超出了生兒育女，安家過日子──」

　　葛尊志不等她說完，便伸出手去，重重地打了她一記耳光，並且咬牙切齒地咒罵她：「不要臉！賤貨！」

　　她高姿態地冷笑著，立即站起來收拾手提箱。葛尊志突然撲在桌上痛哭失聲。

　　鄰居們聞聲趕來，亂哄哄地詢問著、勸說著。慕櫻覺得這些芸芸眾生何足道哉，只是坐著冷笑。葛尊志被人扶著靠到沙發上，只是一陣陣咬牙，羞於如實講出剛才所發生的事。女兒突然回到家裡，看到這意外的景象，「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慕櫻把女兒攬過去。當她撫摸著女兒頭髮時，心忽然軟了下來──多虧了女兒這根線的維繫，她當天沒有出走。當晚她支開折疊床，睡在了廚房。第二天她委託同院的一位大媽多多看顧女兒，提著手提箱進駐了部裡的醫務室。

　　她在生活中又一次破釜沉舟。這一次她更堅決、更果敢也更無畏。當晚她敲響了齊壯思的家門。齊壯思新搬進那一套住房不久。他十年前就逝去了妻子。他的大女兒一家同他合住。保姆來開的門，慕櫻被直接引進了齊壯思的房間，其餘的人都沒有注意她──幾乎每天晚上都有這樣或那樣的人來找齊壯思，他們無法也無必要一一加以注意。

　　齊壯思對於她的到來，略略有些吃驚。但他心裡還是歡迎的。齊壯思一上任就發現慕櫻調到了部機關的醫務室工作，他去取過藥，隨便地坐著聊過十分鐘、一刻鐘──主要是瞭解她本人以及她所聽到的關於部黨組工作的反應，也兼及一些臨時想到的話題，如窗台上的蟹爪蓮為什麼開得不旺？慕櫻家裡都養了些什麼花？等等。有一回部裡在外地召開一個大型的會議，他點名讓慕櫻帶著醫療箱也去了。慕櫻幾乎每天都要到他住房中為他量一次血壓──當然也為別的老同志量，但給他量完後，慕櫻總要多坐上一會兒，他也喜歡她多坐上一會兒。他覺得她提出的一些意見、建議頗有見地；她歡欣地捕捉著他言談話語中那些閃光的哲理──她已經如癡如醉地愛上了他。他呢？他在搞改革，他的精神承載著太重的負荷，他沒有時間和精力戀愛──因此也就沒有察覺出她那蘑菇雲般升騰膨脹的愛情。

　　然而齊壯思是一個七情六慾都很健全的人，他是一員「儒將」。他的文化修養很高。那晚慕櫻走進他的屋子時，他正坐在案前鑒賞郵票！

　　慕櫻難忘那晚陡然閃進她眼簾的鏡頭：微俯的頭顱、濃密的灰髮、寬闊的前額、斜柄長方形的放大鏡、閃光的鑷子、攤開的集郵冊──

　　他請她坐，很自然地請她看他的藏票──她才知道，他早在解放區時就集郵，直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以前，大體上沒有中斷過。但「文革」中抄家時把他的集郵冊也一起抄走了，粉碎了「四人幫」後他已將此事淡忘，前些天卻突然輾轉歸還了他的四大本集郵冊，這天晚上他還是第一次忙中偷閒地「重溫舊夢」。

　　「小慕你運氣真好。你一來就趕上了眼福，」齊壯思慈藹地對她說，「我這裡有的收藏，海內外的集郵迷們都是巴不得坐飛機來望上一眼的──」

　　慕櫻本已覺得齊壯思代表著一個更廣闊、更深邃、更豐富、更誘人的世界，在這集郵冊面前，她更堅定了這樣的信念：她必須進入這個世界、享用這個世界──

　　她本聰慧，又有愛情作為海綿，短短的一個多小時裡，問答談話之中，她便吸收了大量的集郵知識。

　　她明白了什麼叫蓋銷票、大全張、小本票、四聯票、對開票、小型張、首日封、實際封──

　　齊壯思原來藏有數張光緒四年中國第一次發行的郵票──「大龍票」，現在集郵冊裡沒有了。顯然，是檢查者認為「反動」抽出銷毀了──她很快理解了齊壯思為什麼會頻頻歎息。

　　她翻過一通以後，便懂得了什麼叫專題集郵──齊壯思所列的專題真有意思，首先，有「艱辛的歷程」，用一張張各個解放區的郵票，配合以解放後發行的涉及革命歷程和革命聖地的郵票，展示了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全過程；其次，有「壯麗山河」、「藝術瑰寶」、「體育之光」、「五彩繽紛」──

　　她一頁頁翻著，一枚枚賞著，竟忘了所為何來。

　　電話鈴響了。齊壯思拿起電話，他幾分鐘後便回到了改革的潮峰之中，擱下電話，他問慕櫻：「你來，有什麼事嗎？」

　　「我要離婚了──」慕櫻對他說。

　　齊壯思不解地望著她。他進入不了情況。部裡的工作人員離婚的事他不管。他只是本能地問：「為什麼？」

　　慕櫻便直望著他，乾脆地說：「因為我不愛我丈夫了。我愛你。隨你把我怎麼樣，反正我愛你。」

　　齊壯思明顯地一驚，但那只是一種受到意外干擾的反應。他依然不失其固有的沉穩與威嚴。慕櫻愛的就是這種氣魄和風度。她恨不得立即把她的嘴唇貼到他的手背──其時齊壯思那只汗毛頗重的、肥實厚重的右手正擱在案子上；他用那隻手的手指敲了敲案子，冷靜地望著慕櫻說：「原來是這樣。你回去吧。我沒有時間和精力捲入這類的事情。請你務必克制一下，不要打擾我。」

　　慕櫻從齊壯思家裡出來以後，沒有坐車，頂風一直走回了部裡。她感激齊壯思的坦率。她理解他的處境。她並不企望他馬上做出反應。她跟所愛的和所不愛的都說清楚了，她沉浸在一種自我道德完善的快感中。

　　幾天後部機關裡便傳開了慕櫻鬧離婚的事，人們到醫務室來看病取藥時，表情大都十分不自然。有的女同志竟不但背後戳她的脊樑骨，還當面給她冷面白眼，她卻安之若素，服務態度比往常更好。

　　最後她終於又一次離成了婚。她表示什麼也不要。葛尊志倒主動去換房站，用他們那兩間房（其中一間是葛尊志找人幫著蓋起來的），換成了兩處單間的房屋，她選擇了現在這個四合院的那間西屋。她覺得自己又一次獲得了解放，贏得了自由。

　　針對單位裡許多人對她的訾議，她爽性利用一家刊物組織問題討論的機會，寄去了一篇系統地闡述她的觀點的文章。她堅定地認為：婚外愛情是合理的，愛情的多變性是由愛情這種東西的本質決定的；如果愛情消失了，那麼再維繫婚姻關係便是虛偽，是真正地不道德；要求愛情專一，是要求「從一而終」的封建禮教的陳腐觀念；最嚴肅、最純真、最道德的愛情，便是敢於愛自己真愛的，敢於對曾經愛過現在不愛的坦率地說出「不愛」，樂於迅速及時地脫離已經沒有愛的關係；只要不是強迫性的感情關係，都是合理的，因而也都是道德的；離婚率與再婚率的上升，同居關係的公開化，不但不是「世風日下」的表現，恰恰是文明程度的提高──那篇文章被刪去了一半，並顯然是作為一種非正確意見「聊備一格」地刊登了出來；她因此收到了上百封讀者來信，有一小半是罵她的，其餘的都是聲援與讚揚。

　　她在那篇文章裡說：「責備愛情的多變，就如同責備世界本身豐富多彩一樣。一個關在屋子裡不出去的人，他自然只能從狹小的天地去發現可愛的對象；一旦他走出了屋子，來到了田野，他必定會發現更加可愛的東西；而一旦他從平原登上了山崗，視野進一步得到拓展，他又必定會發現更高一級的美──隨著視野的擴大、選擇機會的增多，人們不斷昇華著自己的愛情，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問題不在愛情的多變，而在對所愛的對象是否採取了脅迫的獲取方式，對所不愛的妻子或丈夫是否能在尊重人格的基礎上妥善地解除法律關係──」

　　慕櫻離婚以後，她既不迴避齊壯思，也不干擾齊壯思。她知道，過不了多久，齊壯思便會離休退居第二線。經歷過對獨眼英雄的盲目熱愛、對葛尊志的世俗情愛，她昇華到了對齊壯思的超凡的精神戀愛。她等著他。她覺得，他其實也在等著她。

　　她以積極認真的工作，藹然可親的態度，不計詬罵的大度，又漸漸中和了一部分人對她的厭惡。她覺得自己是一隻鳳凰，正在聖潔的愛情之火中涅。

　　她開始集郵。她特別注意搜集「文革票」和新票。對「文革」前的舊票她採取慎重的態度。曾有人想以十八張一套的特S四四「菊花」票，換取她搞到的一張W二「毛主席萬歲」票，被她拒絕了。對方很是吃驚，因為W二票並不是什麼不得了的奇貨，而湊齊一套S四四「菊花」票談何容易！她不收「菊花」票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她記得很清楚──他有。

　　儘管她很少回到小院那間西屋去住，並且盡量少同院裡鄰居們接觸，結果還是逃不過詹麗穎的糾纏。既然詹麗穎並沒有讀過她發表的那篇文章，也不知道她的歷史，更不真正瞭解她的現狀，她好像也不必把自己的一切向詹麗穎公開──兼之詹麗穎跟她說，嵇志滿這個人是個集郵迷，他們兩人至少可以有集郵方面的共同語言，談不成對象還可以交換郵票嘛，她才勉強答應了同嵇志滿見一見的安排。說實在的，她不能同詹麗穎搞得太僵，畢竟她們現在是門對門的鄰居。

　　詹麗穎買茶葉去了。慕櫻相當內行地鑒賞著嵇志滿帶來的郵票，她對嵇志滿帶來的一套特S十五「首都名勝票」大加讚賞，特別是嵇志滿有一張異版天安門票，與一般的天安門票明顯不同──它的畫面上，天際有被晨光穿透的霞雲。慕櫻用嵇志滿帶來的放大鏡對著那張異版天安門票看了半天。她微笑著對嵇志滿說：「去年這張票的國際價格已經達到了二千五百美元。」嵇志滿吃了一驚：「是呀，這一套的各張，包括一般的天安門票，始終都只是六美元一張。你也有國外出的郵票目錄？你都有哪幾種？」慕櫻有，是她求金鸝鳴給她弄來的，金鸝鳴的弟弟已經去了美國，繼承他們叔父的遺產。她微笑著告訴嵇志滿：「英國特威爾和鐵爾雷爾編的世界郵票目錄，美國斯克托編的中國郵票目錄，港版楊乃強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圖鑒，我都有，所以知道一點。」嵇志滿不由得油然生羨，他只有日本出版的一本，而且版本舊了一點。

　　慕櫻姿態優雅地繼續欣賞著嵇志滿的藏票，輕聲曼語地議論說：「我們這樣的人，集郵自然不是為了謀利；但是知道一下郵票市場的動態，倒也可以增加一點對政治經濟學的領悟──」忽然她翻到了一整套C九十四「梅蘭芳的舞台藝術」，不禁怦然心動。這一套包括面值四分的梅蘭芳便裝照，面值八分的《戰金山》和《遊園驚夢》，面值十分的《霸王別姬》，面值二十分的《穆桂英掛帥》，面值二十二分的《天女散花》，面值三十分的《生死恨》，面值五十分的《宇宙鋒》，以及一枚面值三元的小型張《貴妃醉酒》。慕櫻清清楚楚地記得，齊壯思偏偏沒有那枚小型張，並且跟她歎息過：「當年不知怎麼搞得漏收了，將來離休後，一定要想方設法尋訪出一枚來，哪怕忍痛用全套十五張的『牡丹』去換──」後來慕櫻查過國外出的郵票目錄，前兩年這枚小型張在國際市場上已升值到五百美元，而全套「牡丹」也不過才一百多美元；價高還在其次，你根本就難得見到，沒想到這位嵇志滿卻有保護得極完好的一枚──

　　慕櫻禁不住用放大鏡對著那枚小型張出神。嵇志滿從旁望去，頗有巧遇知音之感──詹麗穎也翻過他的集郵冊，就全無此種內行眼光；他漸漸對慕櫻生出更多的好感來，看來她這人確實不俗，知識頗為豐富，鑒賞力頗高，說話得體，舉止嫻雅──他開始有了進一步瞭解她的慾望，便問道：「您的姓氏比較少見，您祖上就姓這個慕麼？」

　　慕櫻回過神來，敷衍地答道：「啊，不，這名字是我上大學的時候亂取的──一時的興致──」

　　嵇志滿問：「您能不能把您藏品中的精華，也讓我飽飽眼福呢？」

　　慕櫻笑了：「光您這麼一小點藏品，就把我那所有的全給掃蕩了；我其實剛開始集郵不久，主要是新票，一點稀奇的沒有──不過，冒昧地問一句，如果您願出讓這枚《貴妃醉酒》小型張，別人得拿什麼樣的票給您，您才肯呢？」

　　嵇志滿應聲答道：「這一張我是無論如何不肯割愛的！」

　　慕櫻那兩根細長黑亮的眉毛往上一弓，活潑地說：「如果我非要呢？」

　　嵇志滿望著她，愣住了。他沒有想到她會有這種要求、這種態度、這種表情、這種聲調──啊呀，據詹麗穎說，慕櫻已經年過四十，可從她的外貌上看，頂多不過三十歲，而從她這種嬌憨、嫵媚的做派上看，她就活像剛剛二十幾歲的女大學生！嵇志滿的心亂了。難道他今天會以柳下惠的氣概而來，以羅密歐的柔腸而歸了麼？

　　慕櫻兩眼亮星似的，閃閃望定他，重複地以半天真半挑逗的語氣問：「是呀，如果我非要呢？」

　　嵇志滿的心更亂了。剛才她說：「別人得拿什麼樣的票給您──」現在她重複地說：「如果我非要──」是呀，她要，性質似乎就不同了；不過，唉呀，要好好想想，如果她真的願意跟自己好下去，那麼，他們有什麼必要互相交換、饋贈郵票呢？他們的藏票，歸根結底不是會集中到一起的麼？──那麼，她這是索取信物的表示？她的感情，發展得豈不又太快？當然，更大的可能，她這只不過是開個玩笑罷了，一個愛開點文雅的玩笑的女人！但在生活中，遇上如此有趣的女性的機率並不高啊──嵇志滿曾自認為具有「歷史的眼光」，可在這小小的現實面前，他的眼光卻缺乏足夠的穿透力！

　　「啊，既然你那麼喜歡，那，我就讓給你吧──」嵇志滿挺起胸，赴湯蹈火般地說。他有意沒有再稱她為「您」，而稱了「你」。

　　「真的嗎？太感謝您了！」慕櫻當真用鑷子取出了那張《貴妃醉酒》，並且激動得聲音微微打顫地說：「我當然不能白白拿走──您說吧，我是給您一套文革蓋銷『語錄』票，還是給您一張一九四九年的紀C三A──東北地區貼用的『世界工聯亞洲澳洲工會會議紀念』票？或者，您都拿走──」

　　當詹麗穎拿著茶葉回來，未進家門，先隔窗窺望時，她覺得她所看到的情景，已經充分地說明──「啊喲，太好啦，一見鍾情！」

　　不需要排演《鑄鐘記》，而需要立即幹點別的──

　　────

　　午後的鼓樓前大街，顯得格外熱鬧。

　　這條大街，如今的正式名稱是「地安門外大街」。因為地安門早在解放初便已拆除，不成其為一個標誌，而巍峨的鼓樓至今仍屹立在這條街北邊，並且今後一定會當做珍貴的文物保留下去，所以，這條街其實不如還是叫「鼓樓前大街」的好。地安門的拆除是不足惜的。不熟悉舊日北京的人，也許會產生一種誤會，以為地安門也是一座像天安門或者前門箭樓那樣的建築。不是的。它是一座單層的三拱門廡殿頂式的建築，無甚特色。現在在北京的各個「壇」──如天壇、地壇、日壇、月壇──還都保留著這種樣式的門，當年的地安門只不過是比它們體積更大罷了。

　　大約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澹台智珠出現在這條大街的最北頭──也就是鐘鼓樓腳下。她兩眼充滿一種怨怒、焦急、惶亂、迷惘交織的神情。

　　昨晚丈夫李鎧同她的廝鬧，本已使她筋疲力盡，誰想到一大早又得到了給她操京胡的老趙和司板鼓的老佟雙雙「叛變」的消息；她本是要在中午請包括老趙、老佟在內的整個伴奏樂隊在家裡吃「團結餐」的，結果這一頓午飯卻成了地地道道的「分裂餐」！

　　濮陽蓀當然是個致亂的因素。儘管這人品質不一定壞，而且今天來找她的確是出於一片好心，可也難怪李鎧眼皮夾不下他。

　　──經過一番混亂，誤會本已消除，十一點左右，大家圍桌坐定，邊吃邊議：如何方能戰勝澹台智珠的那位「師姐」，讓老趙和老佟「幡然悔悟」？連李鎧似乎也已經「進入情況」，理解了明晚在「萃華樓」「出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誰知濮陽蓀幾杯汾酒下肚，竟漸漸胡言亂語起來！──

　　──一開始，濮陽蓀還只不過是語句酸腐，他想出的那個點子，倒也無妨存以備用：「咱們拉回了佟、趙二位，大家更要鼓舞起來。《木蘭從軍》的成績當更鞏固，《卓文君》一炮打紅自不待言，此外還可再接再厲，另排新戲。今天路過鐘樓，倒勾起我一段回憶。鄙人當年在輔仁大學就讀，輔大校址，離此不遠──就在什剎海前海西邊的定阜大街。什剎海前海北沿，昔日有『會賢樓』飯莊，我少不得常去隨意便酌。在那飯桌之上，聽得一段『鑄鐘娘娘』的故事，煞是動人。話說乾隆年間，重修鐘樓之際，鑄鐘匠姓鄧名金壽，有女杏花，年方二八，窈窕聰慧，俠骨香風。金壽連鑄數鐘，皆不理想，眼看期限將近，一籌莫展。杏花怕父親誤期獲罪，奮身投爐，遂得精銅，鑄出一鐘，聲洪音清。投爐時其父阻攔未成，只捉得繡花鞋一隻。乾隆得知此事，敕封杏花為『金爐聖母』，民眾遂在鑄鐘廠前建廟，叫她為『鑄鐘娘娘』。傳說昔日每晚鳴鐘時，閹城母親盡對小兒女說：『睡吧睡吧，鐘樓敲鐘啦，鑄鐘娘娘要她那只繡花鞋啦──』智珠，你看拿這故事，編上一出《鑄鐘記》，你飾杏花，豈不妙哉？──」

　　當時拉二胡的和彈阮的二位，不禁哄然叫好。連澹台智珠的公公也說：「確有這麼一個傳說。現在鼓樓西大街上，不還有鑄鐘胡同嗎？鼓樓後身，還有鍾庫胡同。現在鼓樓後牆根下，還放著一口廢棄的大鐵鐘，更可見那好鍾非一次鑄成。對了，鼓樓前大街上，後門橋往南，路東天匯大院和拐棒胡同當間，現在不還有條小小的死胡同，叫『杏花天胡同』嗎？莫不是那杏花歸天以後，存靈彼處？」

　　澹台智珠聽了，雖然覺得不無可供考慮的餘地，但興致畢竟不高。她淡淡地說：「說起來容易，編排起來可就不那麼簡單了。比如『杏花投爐』一場，唱腔身段誰給設計？」

　　濮陽蓀卻興致勃勃，他手舞足蹈地說：「唱腔你自創嘛！身段包在我的身上。這『投爐』一場，你要邊唱邊舞，邊舞邊唱，幽咽婉轉，滿台撲跌。啊，清朝故事，水袖難用──我倒心生一計，何不學吾師筱翠花於老闆，踩蹺出場？想我當年，仿吾師筱翠花於老闆出演《海慧寺》，過足了踩蹺之癮，博得了滿堂采聲──如今我雖人老珠黃，少不得重做馮婦──智珠，我來教你蹺功，你只要拜我為師，我是毫無保留，把手傳技，包你一月速成！──」

　　濮陽蓀說到這兒，李鎧已經明顯慍怒，一個人仰脖乾了一杯白酒，布著血絲的雙眼瞪著濮陽蓀，彷彿隨時都要爆發。別人都只望濮陽蓀，沒有發覺這個「險情」，惟有澹台智珠僅用雙眼餘光一瞥，便已亮然於心。她便正色對濮陽蓀說：「算了，別瞎扯了。這戲我是演不了的。你自己去演那杏花吧。」

　　濮陽蓀毫不知趣，仍舊滔滔不絕：「退回二十年去，我怕真還當仁不讓。如今我甘拜下風，權作綠葉。你既飾那鄧杏花，我便飾一窮書生，兩人自然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早訂姻緣，只待花燭──誰知杏花決意投爐，書生勸阻無效──呀，那『投爐』一場，可效『梁祝化蝶』，來個雙人舞蹈，豈不令觀眾神迷心醉？──」

　　李鎧忽然站起來，一下子走出了房門。澹台智珠忍不住想大聲喚住他──但又不能斷定：他是不是僅僅出去方便一下？何況李鎧這一回的動作，竟毫無聲響，飯桌邊的其他人，因為都被濮陽蓀的高談闊論吸引住了，暫時誰也沒有發覺──

　　澹台智珠嚥回了對李鎧的呼喚，冷冷地截斷了濮陽蓀的談話，勸大家多喝一點雞湯──

　　李鎧竟一去不返。連濮陽蓀也覺察出氣氛不對。二胡和大阮知趣地站起來道謝，濮陽蓀方知自己酒後失態。他們草草地告辭而去。臨出門前，濮陽蓀提醒澹台智珠：「明兒個下午，一準『萃華樓』會齊，不見不散啊！」

　　客人們走後，澹台智珠癱在沙發上，彷彿不僅骨頭散了架，靈魂也散了架。

　　公公耐心地收拾殘局，又讓小竹到胡同裡去找他爸爸，卻並不驚動澹台智珠──既不勸她回屋靠靠，也不對她說幾句寬慰的話。他知道眼前最好是讓媳婦自便。澹台智珠仰靠在沙發上，微閉雙目，似睡非睡，就那樣待了好久──

　　當公公洗刷完全部碗筷，躡手躡腳地回到自己那間屋裡，倚在床上歇息時，澹台智珠卻忽然站了起來，她幾下圍好那條鵝黃色的拉毛加長大圍巾，急促地走出了屋門，跑出了院子──

　　她倚靠在沙發上的那段時間，大腦非但沒有休息，反而好像一張同時放映著幾部影片的銀幕，往事今景，雜沓相疊；又如同公園中越轉越快的大型電動「登月火箭」遊戲機，幻化出許多「救急解危」的場面，輪番比較，莫衷一是──

　　她不能坐待凋敝，她必須採取行動！

　　衝到了胡同裡，她忽然又鬧不清自己究竟是要採取什麼行動。

　　李鎧何在？薄倖郎！難道現在要做的事情，是去找他？真是冤家對頭，管他作甚！──那麼，自己剛才想到的頂頂要緊的，究竟是幹什麼呢？啊，對了，打電話！事不宜遲，這就去打──

　　澹台智珠朝胡同裡的公用電話快步走去。公用電話在一個副食代銷店裡，她推門進去，只見一個小伙子正打著，一個大姑娘和一個半老頭正等著，便站也沒站，轉身出來。她走出胡同，另覓公用電話，於是不知不覺地來到了鼓樓腳下。鼓樓斜對面，鼓樓西大街路南把口的地方，立著好大好高一幅宣傳畫，下面寫著一行臉盆那麼大的字：「為了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澹台智珠雖然常從那裡經過，以往卻從未注意過這幅宣傳畫，現在猛地撲入她的眼簾，使她陡然一驚──「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這對她不啻是一個辛辣的諷刺！她再定一定神，才發現那幅宣傳畫的主題不過是「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她苦笑了。

　　「喲，這不是智珠嗎？你這是到哪兒去呀！」她聽見一個聲音呼喚著她，偏過身一看，原來是同院的鄰居海老太太。海老太太住在院內北邊的西耳房中，她過繼的一個孫子海西賓住院內北邊的東耳房中，祖孫二人相依為命。海老太太彼時正坐著自帶的小馬扎，在鼓樓牆根下曬太陽。那裡每到晴和的冬日午後，便有住在附近的一些老人聚在一起曬太陽。老頭子居多，老太太較少，他們一般都自帶坐具。有的還帶著鳥籠，沒有地方懸掛，便托在手中，累了，便站起來，垂下鳥籠前後晃動，原地「遛鳥」。也有帶象棋來的，棋盤往地下一鋪，便俯首鏖戰起來，不僅交戰雙方聚精會神，就是觀戰的，也完全忘卻了身後大街上的車水馬龍。更多的自然是有一搭沒一搭地扯閒篇，也有興致高起來，或揚聲侃侃而談，或執意抬槓不止的。在北京的許多街道上，都有這種老人聚會的角落，類似西方的「老人俱樂部」，或「老人公寓」中的「公共起坐間」。他們構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也相對穩定的「社會生態島」。沒有進入他們行列的壯年、青年、少年、兒童，雖然時常從他們的「島嶼」邊緣駛過自己的「生命之船」，對他們卻大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比如澹台智珠，就始終沒有意識到這個鼓樓根下，有著這樣一個定時浮現的「人海孤島」。

　　「老人島」上的老人，一般是不主動招惹周圍人海中的過客的，即便是路經的鄰居；偶爾招呼，他們也並不改變原有的姿勢，因為被招呼者大都比他們輩分小。但這天海老太太卻不但熱情地招呼著澹台智珠，更破格地從馬扎上站了起來。

　　澹台智珠只得打疊起精神，勉強微笑著應答說：「海奶奶，您在這兒歇歇？」

　　海老太太先不跟她對話，而是招呼一旁的一位乾瘦老頭說：「老胡，這不就是澹台智珠嗎？」

　　那老頭在海老太太招呼澹台智珠時已然從小凳上站了起來，聽了這話，忙湊攏澹台智珠身前，激動地說：「咱們就住一條胡同，可難得見著你呀──又上什麼新戲碼呢？昨兒個我還跟『匣子裡』聽您的《木蘭從軍》來著，嗓音真脆！真有點子當年尚小雲的味道！」

　　海老太太對澹台智珠說：「這老爺子是咱們胡同七號大院裡的老胡，孩子們都管他叫胡爺爺……剛才我們扯閒篇還提到你呢……老胡當年不光聽過尚老闆的戲，還聽過綠牡丹、芙蓉草的戲哩！都是在煙袋斜街口外頭那兒聽的。當年那地方叫『北城遊藝園』，早先光有單弦、大鼓、相聲什麼的，曹寶祿、魏喜奎、王佩臣……都跟那兒唱過。王佩臣的『醋溜大鼓』，聽著真跟吃『八達杏』似的……後來才有戲班子偶爾來露露。對了，於連泉於老闆──筱翠花，當年也跟這兒露過；也有次一路的，像梁小鸞、黃玉華──咳呀，瞧我，一扯就扯個老遠，成了『十八扯』了！」海老太太說話一貫虛虛實實，沒準譜兒，這澹台智珠是知道的，她只「嗯」、「哈」地敷衍著。誰知海老太太意猶未盡，又衝著胡爺爺自豪地說：「智珠在我們院最仁義了，別看是個名角兒，一點兒也不拿大；你以後想看智珠的什麼戲，甭客氣，給我遞個話，我去找智珠，她一準兒不駁我的面子，準有你的票！……」說到這兒又轉過頭來向澹台智珠：「智珠，是不是呀？」

　　澹台智珠便對胡爺爺說：「您別客氣，您想看就讓海奶奶帶話兒──您看了多給提意見！」

　　胡爺爺感激幾至於涕零：「喲，那可──讓我怎麼說好呢？算我福氣，遇上好人了唄！」

　　海老太太還要叨嘮什麼，澹台智珠忙對他們說：「我得趕著辦點事兒去，改日再聊吧！您二位歇著，歇著！」

　　兩位老人頻頻向她哈腰點頭：「你忙吧，忙吧！慢走，慢走！」

　　澹台智珠便橫穿過馬路，朝前走去。她估計那二位老人一定還望著她的背影，便加快了腳步。

　　這場遭遇，沖淡了澹台智珠原來的煩惱。她邊走邊想：自己有一天，不也會老的嗎？你看海老太太如今一張臉就像核桃殼兒，癟著個嘴說話，實在難看；可是她也一定有過二八青春，也想必有過引以自豪的年月──但今天這一切都成為了過去，她只能倚仗著回憶，倚仗著從我澹台智珠身上「借光」，才能使自己和別人確定她的價值──人生都有個從盛到衰的過程，誰能永遠處在峰尖上？自己已經年過四十，還能蹦幾天？何必把眼前的事情看得那麼了不起？──她又想：人老了，退出競爭了，倒也是件好事。那胡爺爺，不就是經常在胡同裡翻垃圾桶、撿廢紙的那個老頭嗎？他撿了好多年了，聽說他就靠賣那撿來的廢紙為生──對了，聽同院詹麗穎說過，他有兒子，但兒子兒媳婦對他都不好，讓他一個人住在一間只有四平方米大的小屋裡；兒子屋裡有電視，卻不歡迎他去看，嫌他身上有味兒，只給了他一個早該淘汰的小半導體收音機，電池還得他自己掏錢買，怪不得他只聽過我的唱，而沒從電視上看見過我的演出呢──詹麗穎這人真活躍，其實她搬到這兒比我還晚幾年，怎麼就知道胡同裡那麼多的事兒！──不過，胡爺爺一到那鼓樓根下，到了老人堆中，看來也就同別的老人平起平坐；對了，剛才一瞥之中，不是看到吳局長了嗎？他正跟人殺象棋呢。吳局長現在不是局長了，他離休了，就住在隔壁院裡；他還當著區商業局局長時，不還來找過我，請我到他們局的先進工作者發獎會上清唱嗎？後來我把整個劇組都帶去了，給他們演了出《櫃中緣》，那時候他主持大會，好神氣啊！可現在他也加入了這個「老頭會」，跟賣過菜的、蹬過三輪的、糊過頂棚的──乃至於還撿著爛紙的胡爺爺一起曬太陽、聊天、下棋！──人生也真有意思，沒長大的時候，大家都差不多，一塊兒玩，一塊兒鬧；越往大長，差別就越顯，人跟人就競爭上了；可到老了的時候，瞧，就又能差不多了，又一塊兒玩，一塊兒聊──

　　澹台智珠這麼胡思亂想著，走過了「馬凱餐廳」，走過了煙袋斜街街口，走過了百貨商場，一直走到義溜胡同邊上了，才猛地清醒過來──啊，我是來找公用電話的啊，怎麼竟把自己火燒眉毛的事情撂一邊去了！

　　義溜胡同旁邊，是地安門郵局的報紙雜誌門市部，也兼賣供應集郵愛好者的成套郵票。澹台智珠發現自己陷在了一群青少年居多的「郵迷」中。她早聽說這二年興起了「集郵熱」，幾乎每發行一套新票，人們都要搶購一通。老實人天不亮就到郵票發售處排長隊，刁鑽鬼想出許多種辦法「捷足先登」，竟有一買就買幾十元上百元的，據說有的十幾歲的中學生，也一買就至少是一個「大全張」；跟郵局裡的營業員熟識時，買零票能得著「邊票」（帶印張邊緣部分的郵票），「邊票」當中又有什麼「色譜邊票」、「署名邊票」、「編號邊票」──也不知道都圖的是什麼？難道真是為了欣賞嗎？為了藝術嗎？看來不少人是把郵票當成了「不會貶值的信用券」、「利息最高的儲蓄單」，有的人簡直就是為了倒買倒賣，從中漁利。一張剛從門裡面買下的新票，一出門就能八分的賣一毛五，一毛的賣三毛──因為外面總有懶得排隊而獲票心切的「郵迷」。真不像話！聽詹麗穎說，同院那位不常回家的慕大夫，也是個「郵迷」呢，難道她也會拿著個集郵本兒，站到這種人群當中，從事「現場交易」嗎？想來不至於吧？她那麼一個文文靜靜的女同志，搞醫務的，怎麼也迷上了郵票呢？世界上的事情，就總這麼新鮮！──

　　一個把頭髮燙得全是波浪的小伙子，湊到澹台智珠面前，眼問：「您有『猴票』嗎？出不出？──」

　　澹台智珠慌忙躲開了：「我可不集郵，我是過路的！」

　　她想：真討厭！想辦件事就這麼難──總有人打岔！她本能地橫穿過馬路，來到大街東面，啊，郵局！正好──她推門走了進去。太好了！玻璃隔音間裡的公用電話正好閒著，總算是吉人自有天相！

　　走進隔音間，她從衣兜裡掏出小小的通訊錄，立即查到了她們團長家裡的電話號碼。

　　其實她早該來打這個電話。儘管團長一貫寵著「師姐」，畢竟他得秉公辦事；倘若容忍「師姐」這種「挖牆腳」的卑劣行為，看吧，不要多久，團裡肯定大亂！

　　她怕占線。團長家電話十打九占，咦，這回倒一打就通了。她聽見那邊問：「哪一位呀？」

　　她彷彿不是在打電話，而是面對著團長本人，晃著腦袋，嬌嗔地說：「我呀！您連我的嗓音都聽不出來了嗎？我還沒『塌中』哪！」

　　也許是那邊電話線出了毛病，團長竟一個勁兒地問：「誰？我聽不真──哪一位？」

　　「喲！」澹台智珠嗲聲嗲氣地說，「您真聽不出來嗎？奴家澹台智珠是也！」

　　「啊啊──」對方告訴她，「你找你們團長吧？他不在呀，他出去了──我是他家裡人。你晚上再來電話吧！」

　　對方「喀噠」把電話掛斷了。澹台智珠不覺一愣。細一想，那聲音也確乎不是團長。自己竟沒弄清接電話的是誰就撒上了嬌！她回憶到自己剛才的聲音，想像出自己剛才的賤相，驀地臉紅了。

　　她曾經反省過她們──不僅她一個，包括幾乎所有戲校畢業出來的女孩子們──在領導面前的這種嬌態。當她們剛畢業的時候，才十九二十歲。當她們初放光華的時候，也不過二十出頭，那時候在領導面前說話嗲氣一點，做派佻一點，似乎還情有可原──年紀既輕，且又是唱戲的職業──可是，很奇怪，當她們已經三十幾四十歲以後，不少人卻還時時不自覺地延續著這種在領導面前的撒嬌做派，她本以為自己算其中較為清醒的，沒曾想臨到打這個電話，卻把劣根性暴露無遺！呸！賤相，真是何苦！真是丟人！

　　──團長不在家，怎麼辦呢？──乾脆，直接給那「師姐」打個電話，她家樓下就有公用電話，自己的通訊錄上有她的電話號碼，直截了當地向她發出質問，看她怎麼回答！

　　一不做，二不休，打！她撥通了電話，讓傳呼者去叫「師姐」。傳呼者非要她說出她這裡的電話號碼，讓她先掛上，等「師姐」來了再打給她，她只好照辦。

　　她站在電話隔音間裡，等「師姐」給她回電話。時間過得真慢。她既盼那電話快點打來，又怕電話鈴過早地響起來──即將要「短兵相接」了，她的戰略戰術卻還沒有確定！

　　她聽見一陣響聲。偏頭一看，原來是隔音間外面有人等著打電話，嫌她站在裡頭發呆，敲那玻璃門催她要打快打。

　　她心裡更加煩亂起來。她忽然悟出──「師姐」是不會給她回電話的，「師姐」哪會那麼愚蠢呢？她剛才要不掛斷電話，拿著話筒讓傳呼的人去把「師姐」叫下來，那倒還可能讓「師姐」上當──現在怎麼辦呢？

　　她盲目地翻動著通訊錄，忽然，她心頭一動──她立即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當她在家裡仰靠在沙發上時，她也閃過這個念頭：給一位著名的評論家打電話。這位評論家曾經寫過關於京劇旦角表演藝術的評論，對她也有所提及，並且他們在戲曲界的一些座談會、茶話會上多次聚談過，對她很是關懷，很有鼓勵──她想，也許到頭來這位有著相當權威性的評論家，在這關鍵時刻能給予她寶貴的幫助？──

　　電話一打就通了。評論家的女兒接的電話，說她父親剛剛開始午睡。

　　澹台智珠顧不得許多了，她懇求地說：「如果他還沒睡著，勞駕你給請一下──我實實在在是有急事！」

　　那女兒叫去了。評論家真是個好人，他很快便來同澹台智珠通話。

　　澹台智珠激動地把整個情況講了一遍，傾訴出了自己的全部苦惱和困惑：「──我該怎麼辦呢？是認倒霉，聽憑團裡隨便再給我撥個京胡和小鼓來，湊合著演呢？還是跟那沒良心的冤家爭奪到底，把那老趙和老佟攏住？還是乾脆撂挑子，吹燈拔蠟？──跟您說實在的吧，出現這號情況，我認為不是偶然的。我的思想全亂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認識！您看，我把難題出給您了，我知道您本來是只管就戲論戲，不管搭班子這些個機構問題──可我實在是沒轍了，萬般無奈，求您給我捋捋思路，想想轍──」

　　評論家坦率地在那邊說：「唉呀，這倒真是個原來沒有接觸過的新問題呢。現在改革之風吹遍了各個角落，你們團的這種動向，我看也是無風不起浪啊！究竟該怎麼組織藝術生產？怎麼既鼓勵志同道合的藝術追求，又防止相互拆台？怎麼既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又保證年輕的藝術家有一定的經濟上的競爭能力？怎麼確定合理競爭的起跑線？──確確實實都很需要仔仔細細地研究討論！不過，澹台智珠同志，我以為你倒也不必這麼苦惱，這麼慌亂，更不必悲觀。我以為波動一下是好事，聽說你們團這些年年年虧損──」

　　「可不是，」澹台智珠證實說，「年年月月要國家補貼！」

　　「所以說，不搞體制改革不得了啊！」評論家對她說，「你應當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深一點。『挖牆腳』當然是不對的。『不辭而別，另上別船』確實也讓人惱火。可是這種波動也恰恰說明，原來的體制是脆弱的，經不起風吹雨打的──當然，我一下子也還想不清楚，或者，我們當面細談談？」

　　澹台智珠高興而且感激，她說她巴不得現在就去拜訪，評論家表示歡迎。打完電話出來，澹台智珠幾乎忘記交費。

　　可是，當她走出郵局，來到喧的街頭時，她的心情又灰暗下來了。評論家的那些話語，當時聽著，頗有頓開茅塞的感覺，但此刻一想到「師姐」那傲慢的嘴臉，心裡又堵上了石頭。改革團裡的弊端，讓「波動」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談何容易！

　　評論家住得離鼓樓很遠，需要乘坐公共汽車，澹台智珠朝汽車站走去。驀地，她想到了李鎧。李鎧回家了嗎？如果他仍舊沒有回家，會在哪裡？在幹什麼？天哪，他會不會幹出荒唐事來？小竹呢？怎麼剛才跑出家來的時候，沒看看小竹在不在他姥爺屋裡；小竹該不會找不到爸爸，倒把自己弄丟了吧？唉，事業，生活，你們可真太沉重了，讓我怎麼禁受得起！

　　一陣風迎面吹來。澹台智珠把圍巾圍得更緊。她走到了車站。

　　一位編輯遇上了一個文學青年。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的《北京日報》第四版廣告欄中，有這樣一則廣告：

　　尋人

　　蘇德佑，男，三十六歲，身高一．六○米左右，遼寧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襖，勞動布工作褲，腳穿黑膠靴，挎黃帆布包，精神不正常，於十一月十四日離家赴京並帶大量自寫詩稿，至今無音訊。如有見到者請通知鞍山大孤山礦選礦廠蘇德華。

　　當天《北京日報》的讀者中，大約很少有注意到這則廣告的，讀到而產生出一種惶恐感的，更絕無僅有──那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們已經相當熟悉的那個鐘鼓樓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們介紹這個四合院時，提到在前院的西邊，有個用帶月洞門的短牆另隔出來的小院。那小院裡住著一對中年夫婦，男的叫韓一潭，是個有著三十年經驗的詩歌編輯，女的叫葛萍，是個有著二十七年教齡的小學教師。他們的獨生女兒韓向紅已經三十歲出頭，早已結婚另過，外孫子都快滿五週歲了。

　　由於韓一潭夫婦那住房的位置，位於這個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牆將他們的居住區與其餘部分隔開，加上他們生性不喜交際，所以儘管他們一結婚就住進了這個小院，卻始終未與院裡其他住戶打成一片。一九八二年年初，住裡院北屋的張奇林晚飯後翻閱《光明日報》時，看到一篇揄揚優秀編輯的文章。那篇文章裡介紹到「辛勤的淘金者韓一潭」，說韓一潭每天要審閱近千首自發投詩，大都味同嚼蠟，毫無新意，但他堅持一首首認真地讀下去，偶爾發現一首閃光的好詩，他便高興得情不自禁，立即報送主編，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剛讀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詩，便被叫走開會去了，開完會回來，他發現辦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為窗外的風把他滿桌散亂的紙張刮到了地下，人家便為他拾起垛齊；他從那垛齊的稿堆中再尋那首好詩，怎麼也找不著了，非常懊喪，有人勸他不要找了，因為來稿者不過是無名小卒，其詩文只有十二行，按編輯部規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卻不能忘懷，他費時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屜中所有的紙片，去尋覓那首小詩，竟毫無蹤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決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尋櫃櫥下面，終於從櫃櫥下蛛網密佈的角落裡，找到了那首小詩。最後那首小詩被發表了出來，給作者極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勵下，那作者的創作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又陸續發出了許多短詩、組詩，目前竟儼然成為所在省份的一顆文學新星。當記者問到韓一潭從這樁事中總結出什麼經驗時，韓一潭風趣地說：「我的經驗教訓是──必須去買一方鎮紙，壓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紙，不讓它們被風刮跑。」他那辦公桌上，後來果真出現了一方銅製鎮紙──張奇林讀完有關韓一潭的報導，不禁感歎地說：「各行各業都需要韓一潭這種伯樂啊，我們局裡要多幾個韓一潭，事情就好辦多了嘛！」當時他的女兒張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嗎？韓一潭就住在咱們院裡！」張奇林吃了一驚：「鄰居？」張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義真夠可以的！韓一潭就住咱們前邊西小院裡，您到現在才知道！」

　　那篇報導的功效，首先是編輯部每天的詩稿暴增，而且來稿要麼在信封上就寫明是寄「韓一潭同志親收」，要麼就在裡面附上給韓一潭的信；其實報導見報前，韓一潭已經不看自發來稿了，編輯部新分來了兩個「工農兵學員」，自發來稿後來由他們處理──他們卻聰敏地把所有附有寫給「敬愛的韓老師」信件的詩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韓一潭的案頭，用那鎮紙鎮住；而當韓一潭把逕寄他而實在無暇過目的詩稿轉給他們時，他們又總是任其積壓，因為編輯部早就對作者聲明了嘛──「來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誤。」這話換個角度說，就是「凡寄私人，延誤勿赦」。這種情況，自然是成百上千純樸的自發投稿者們想像不到的。

　　那篇報導的功效還不止於此。報導發表後的半個月，一天傍晚，韓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飯，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個年輕人帶到他們那裡，對他們說：「韓編輯，葛老師，你們的親戚打東北來啦！」

　　他倆朝那年輕人望去，大吃一驚──他們並無那樣一位親戚。後來他們弄清楚了，那年輕人並未自稱是他們的親戚，只是說他要找「韓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輕人帶著行李，說話帶東北口音，遂誤以為他是他們家從東北來的親戚。

　　韓一潭忙撂下飯碗，迎上去問那年輕人：「你找我嗎？」

　　年輕人反問：「您是韓一潭韓伯伯嗎？」

　　韓一潭點頭：「對，我就是。」

　　年輕人把手裡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兩隻手來，抓住韓一潭的右手，緊緊握住，眼裡竟湧出了淚花：「韓伯伯，我可找著您了！」

　　韓一潭有所憬悟，他忙問：「你從哪兒來？你找我有什麼事？」

　　就是一般的親戚，見著韓一潭也不會那般親熱，年輕人彎腰拉開旅行包的拉鎖，取出了一個大塑料包來，透過包裝，可以看出裡頭全是又大又整的乾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乾蘑菇擱到飯桌上，就畢恭畢敬地招呼葛萍說：「您是師母吧？師母您受累啦！」

　　葛萍還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發愣。

　　韓一潭心裡說不出來是高興還是惱怒，他對這事態還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他不由得再一連串地問：「你是文學青年吧？你是怎麼找到我這來的？你從哪兒得著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請我給你看稿子？──」

　　不一會兒也便全都弄清。他是東北一個縣裡的文學青年。他酷愛詩歌。他自然早就嘗試著給報刊投稿，從《詩刊》和《人民日報》的副刊，到他們地區的刊物和報紙副刊，全都投過，但一首也未被刊登，並且幾乎一律石沉大海──關於韓一潭的那篇報導自然給予了他極大的鼓舞，他說他讀時流出了熱淚──看來絕不是說謊，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國」中看到了「一線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韓一潭來了。下了火車，他先找到編輯部，傳達室告訴他編輯部的人這天都外出聽報告去了──這也是事實；他便要求傳達室的人告訴他韓一潭的家庭地址，傳達室的人猶豫了好久，經不住他一再懇求，最後告訴了他，所以他現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來──

　　葛萍出於一種女性的同情心，問他：「你還沒吃晚飯吧？」

　　他坦率地說：「找不著韓伯伯，我什麼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請他吃飯，菜不夠了，便下廚房為他去現炒了一大碟雞蛋。

　　韓一潭請他坐到茶几邊的沙發上，問他：「你帶了些作品來吧？」

　　那年輕人便拖過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來，「哧溜」一聲拉開整個拉鎖，從裡面取出了一疊又一疊的詩稿來，一邊往茶几上放，一邊介紹他的創作說：「這是我的《抒情詩一百首》，這是我的組詩《泥土的愛》，這是我的抒情長詩《天空頌》，這是我的敘事詩《草原上的普羅米修斯》的第一部，這是我的詩劇《愛琴海的波濤》──」

　　全部取出以後，他那詩稿足有一尺來高。

　　韓一潭望著那一尺來高的詩稿，彷彿自己被宣判了重刑，驚惶得說不出話來。

　　「韓伯伯，您一定要給我審閱，給我發表！您一定要指導我，扶植我！」年輕人懇摯地呼籲著。

　　葛萍端來了炒好的雞蛋，請年輕人坐到飯桌那裡去吃晚飯。年輕人並不推辭，坐過去吃了，他顯然非常之餓，吃得狼吞虎嚥。

　　葛萍對那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時倒沒大注意，她對年輕人說：「你慢慢吃。不夠還可以來點方便麵。」又趁便問：「你北京都有什麼親戚呀？」

　　年輕人邊吃邊答：「除了韓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沒親戚啊。」

　　韓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還沒大明白，她又問：「那你這回是幹什麼來呀？出差辦事嗎？你住哪個招待所呢？」

　　年輕人反倒露出吃驚的神色，他宣佈說：「我就是找韓伯伯來的呀。我打算先在這兒住一個月，然後──」

　　葛萍這才感到事態嚴重，她慌忙再問：「你有工作嗎？你哪個單位的？」

　　年輕人若無其事地說：「有哇。我是縣農機局修建隊的。我們那單位的領導全是些個『土老帽兒』，懂個啥呀？他們不支持我搞文學創作，還打擊我──」

　　韓一潭忍不住跟上去問：「你來北京，跟單位裡請假了嗎？」

　　年輕人把嘴一撇：「請假？我根本不『勒』（理）他們！」

　　葛萍著起急來：「你這怎麼行呢？你這不成了『盲流』了嗎？」

　　年輕人吃完最後一口飯，用手背抹抹嘴唇說：「我不發表出作品來，絕不回去！」

　　韓一潭心裡長毛，一時不知該怎麼把這位闖入者打發出去。

　　葛萍又問：「你家裡知道你來北京的事嗎？」

　　年輕人說：「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來的。」

　　葛萍責備他說：「你怎麼能這樣？你爸你媽現在該多著急啊！」

　　年輕人笑了：「我爸我媽？我爸我媽早就沒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裡什麼人吵？」

　　年輕人忽然激動起來：「跟誰？跟我老婆！她是個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對詩歌簡直一竅不通！詩盲！典型的詩盲！我跟她現在完完全全沒有一絲一毫的共同語言！我早就提出來跟她離婚，她死不答應，簡直是我的一副鐐銬！韓伯伯，您想想，帶著鐐銬跳舞，該有多難？我寫出這些詩來，容易嗎？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紅瑪瑙般的血、白銥金般的汗啊！現在我算痛快了，讓她在那發散著酸白菜氣息的小窩裡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葛萍連連搖頭：「嘖嘖嘖──你怎麼能這樣！你們有了孩子啦吧？」

　　年輕人昂起下巴：「孩子？誰是我的孩子？」說著朝茶几上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指：「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給我生了一個女兒，那是肉，我要的是靈──是詩！我後悔當年不該結婚，不該要所謂的孩子。從文學史上看，多少詩人因為結婚形成悲劇，普希金，陸游──我一定要砸爛那世俗的鐐銬，做一個插翅飛翔的自由自在的繆斯！──」

　　韓一潭、葛萍面面相覷。這一對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知識分子，在家中還沒遇上過如此棘手的局面。

　　韓一潭只好冒著惹怒對方、招來不測的風險，嚴肅到緊張地步地說：「年輕人，你這種不跟單位請假就擅離職守的行為，我們不能支持。你應當趕快回去。我們屋子很小，而且我們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還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們附近有個鑫園浴池，晚上接待過夜的旅客，你如果錢不夠，我們可以負擔。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車回去──」

　　那年輕人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處境，他瞪圓了眼睛，氣沖沖地問韓一潭：「你是韓一潭？！」

　　韓一潭愣了一愣：「怎麼了？」

　　「你原來是這麼個人！」年輕人氣憤地說，「報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來你這麼糞呦！什麼伯樂！什麼『沙裡淘金不憚煩』！騙人！偽君子！」他確實感到上當受騙了，這個世界，怎麼充滿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動地拍著桌子說：「這是怎麼搞的？如果你們根本不想發現千里馬，那幹什麼登那狗屁文章騙人？！」

　　葛萍嚇壞了。她覺得家裡來了個精神病患者。她家從來是安謐、寧靜的。她家從無逸出常軌的事。今天怎麼竟出現了這種局面！

　　韓一潭很狼狽，他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跟眼前這位年輕人從ABC說起。他一時竟口吃起來：「你你你怎麼這樣不冷靜！你冷冷冷靜一點！你應該懂得，文學創作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無論如何，你不應擅離職守，拋棄家室，這麼樣地跑到北京來──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達到發表水平，也不可能馬上給你刊登出來。你知道嗎，一般的文學刊物，週期都是很長的，拿月刊來說，現在是三月，這一期一月裡就把稿子發到工廠去了；這一期印出來的時候，四月那一期已經看校樣了，五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經發去排字了，六月的大體上已經編好了，七月的已經開始著手編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錄用，編進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七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還要等三四個月，你難道真的就在北京那麼等著嗎？如果要印成詩集，出單本的長詩，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見書──這還說的是馬上錄用，如果你達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沒用──你還是回去吧！」

　　年輕人萬萬沒想到他所面臨的世界是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絲毫不減自信，他宣誓般地說：「我選擇的這條道路，我走完了！三四個月怕什麼？一年兩年怕什麼？我就是不發出作品不罷休！我向詩壇宣戰！不登上詩壇，我死不瞑目！」

　　韓一潭目瞪口呆，不由問：「那你怎麼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兒呢？錢花完了你拿什麼吃飯呢？何況北京市也不允許『盲流』的人在這裡待著不走──」

　　「怎麼生活？」年輕人突然爆發出一陣輕蔑的笑聲，「我來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為他關心的是金子，鬧半天他滿腦子庸俗的垃圾──『怎麼生活？』對於詩人來說，除了作詩，還有什麼生活可言呢？我寧願流浪街頭，揀香煙盒子當紙，揀火柴棍當筆，也要寫詩。我是絕不再回那個讓我想起來就作嘔的單位，再不進那個充滿酸白菜氣味的小窩了！啊啊啊──你別再問我，我告訴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說的那個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掙錢嗎？在你們看來，掙錢，吃飯就是生活；那麼，好，我告訴你，我會理髮，我可以買一套理髮的工具──那點錢我還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場去，給那些擺攤的農民理髮，我不但能掙出吃飯的錢來，我還能掙出買稿紙的錢來的。韓編輯！你別那麼看著我，我不會向你借錢的！告訴你吧，沒有你，我照樣能發表作品，能出名，咱們走著瞧吧！」

　　局面僵在了那裡。韓一潭畢竟心軟，他望望那一尺來高的詩稿，歎口氣說：「你既然找到我這裡來了，我就挑著看看吧──其實我並沒有什麼水平，而且，文學這個東西，又尤其是詩，究竟怎麼算好，怎麼算壞，其實是很難說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諒解我，你拿來這麼多詩，我實在是無法一一拜讀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編輯部裡做不完的事，常常還要帶回家裡，用業餘時間做──」

　　年輕人看韓一潭拿起了他的詩稿，打算看，氣平了一點，便說：「行行行，您忙，我諒解。您挑著看看吧！」

　　韓一潭摘下眼鏡，湊攏年輕人的稿子，仔細一看，心裡不禁一動。那疊稿子裝訂得極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術字標題就一定耗費了不少精力，裡面的詩一行行全用印刷體書寫，一點塗改也沒有。的的確確，那詩稿凝聚著年輕人「紅瑪瑙般的血」和「白銥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讀到的那個詩劇《愛琴海的波濤》，「序詩」的一開頭四行就讓他莫名其妙：

　　當巴黎聖母院的鐘聲，

　　把愷撒大將從睡夢中驚醒，

　　當飄忽、氤氳、的狂飆，

　　把愛琴海從搖籃中震驚──

　　韓一潭不禁皺眉對年輕人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寫呢？羅馬大將愷撒，是紀元前的人物，而巴黎聖母院好像是紀元後十二世紀才有的，前後差了一千多年，那鐘聲怎麼可能聽見？更何況一個在西歐，一個在南歐──既然『飄忽』，怎麼可能是『狂飆』？而且，『氤氳』、『』這些詞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輕人不以為然：「我寫的是詩，又不是歷史，又不是中學的作文考卷，我怎麼不能這樣抒發我的感情？」

　　韓一潭放下這一疊，取出另一疊，一邊說：「寫詩，也要從你熟悉的生活出發，你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一個縣城，何必非去寫希臘、羅馬呢？」

　　年輕人忙指著他手裡的那一疊說：「這就是寫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內蒙插過隊！」

　　韓一潭一看，這回是敘事長詩《草原上的普羅米修斯》。前面是長詩的目錄，第一章是「月夜的維納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羅」，第三章是「氈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馬背上的阿童木」！他沒敢把目錄看完，更不敢往裡翻──他過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這位年輕人的大作，真可謂「更向荒唐演大荒」！

　　「韓伯伯，」年輕人對他恢復了尊稱，期望地盯住他，懇求地說，「您給提出不足之處吧，意見越尖銳越好！」

　　韓一潭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他只好擱回這一疊，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疊來，這回的這一疊是《抒情詩一百首》，他隨便翻到一頁，阿彌陀佛，這回總算擺脫了洋神洋人的糾纏，詩句頗為曉順流暢──但是，啊呀，怎麼似曾相識？頭兩句好像是李瑛的，中間幾句好像是艾青的，末尾兩句又好像是舒婷的──

　　正當韓一潭一籌莫展時，葛萍和詹麗穎進屋來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對頭以後，便盤算著怎麼才能打發走這個半瘋的文學青年。去報告派出所，似乎還不值當，找居委會，恐怕一時又說不清，想來想去，還是只得求鄰居協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電費而來他們家串過門的，似乎僅有詹麗穎一人。於是，當年輕人還在發洩他的不滿時，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麗穎，求她來想法子把那年輕人打發掉。詹麗穎一聽葛萍的描述，立即甩著大嗓門說：「這還得了？一分鐘也不能讓他在你們那裡待下去！你們太善良了，你們準知道他就是個寫詩的嗎？現在什麼怪事沒有！搞不好他是個詐騙犯、搶劫犯、流竄犯！你們一對書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們手無縛雞之力，豈不遭殃！走！我去幫你們轟走他！」說著便站起來隨同葛萍直奔他們家。

　　詹麗穎一進屋，還沒把那年輕人打量清楚，便粗聲大氣地說：「嘿！小伙子，你哪來的？這麼晚了，原來根本不認識，你怎麼能總在這兒待著？你知道這是哪兒嗎？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緊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來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輕人被詹麗穎的氣派震懾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麼人，見她那陣式，只感到恐慌。於是他便主動把所有詩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鎖，氣急敗壞地說：「我走我走。我現在總算知道北京，知道詩壇，知道所謂的『淘金者』是什麼玩意了！」他一跺腳，很快地出了屋，並且出了院。

　　韓一潭、葛萍還沒回過勁來時，詹麗穎卻自得其樂地拊掌哈哈大笑起來。

　　從這以後，韓一潭回到家中，一聽見腳步聲朝他家那個小偏院走來，便如同驚弓之鳥。他囑告單位傳達室的同志，務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隨便告訴來訪的人。甚至每接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他也變得敏感而緊張，常常通話好一陣了，確證對方的身份並非文學青年，這才承認自己就是韓一潭。

　　再過一陣，他開始接到罵他的信。來信的文學青年質問他為什麼不但不給回信，而且還「貪污」了他們的詩稿？其實他一開始是盡量回信的，但後來回不勝回，即使他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別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來信。開頭凡寄給他個人的詩稿，他都自費給作者寄回，後來形勢發展到他實在無力負擔，如果一律自費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費全部用上也還不夠。後來他把寄給他私人的詩稿也混在編輯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郵資總付」，儘管編輯部裡並沒有人發出微詞，他自己卻總覺得不好意思；再以後，他才任寄給他個人的信稿積壓起來，結果就招來了怨恨和辱罵。

　　記者又一次來找他，說要專為他寫篇「淘金者續篇」，把他嚇壞了。他哀求那位記者萬萬不要再給他增添煩惱和恐懼。

　　到了秋天以後，寄到編輯部讓他「親收」的稿件和附有寫給「敬愛的韓老師」信件的稿件，才漸漸少了起來。

　　有一個星期天，女兒女婿帶了外孫子來，大家聚餐，葛萍燒出的一盤菜很受歡迎，女兒挾起菜裡的大蘑菇問：「媽，這蘑菇哪兒買的？真好！」葛萍說：「咳，春天那會兒，一個年輕的詩歌作者硬擱在咱們家的──」

　　韓一潭一聽，只覺得嗓子眼裡發噎，他埋怨道：「原來你讓我們吃的是這個──我怎麼能收他的東西！」

　　葛萍辯解說：「誰願意要他的東西呀！那天他走的時候，咱們不是都忘了把這包蘑菇退還給他了嗎？他走了以後，我把這包蘑菇往碗櫃裡一扔，後來簡直忘得一乾二淨，前幾天收拾碗櫃，才又發現。我倒也想過，該給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記得嗎？我總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讓鄰居發現，不得說咱們家抽風？再說，確實是他自願送的，你畢竟也還給他看了幾首詩，提了點意見嘛──」

　　韓一潭搖頭說：「你當教師的人，怎麼說出這麼沒原則的話來？看過人家的詩，提過意見，就該受禮嗎？何況他那個人根本不正常，無論如何你不該讓我們吃他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勞半天，好容易燒出這麼個菜來，卻遭此批評，實在掃興，便賭氣地說：「你堅持原則，你別吃！」

　　女兒便插話說：「爸，你行了！你堅持原則，我見識過！你就一輩子那麼堅持原則吧！」說完挾了一個蘑菇，喂到兒子嘴中：「來，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兒的臉色很難看。韓一潭低下頭，心裡發堵。他的臉不由得變成了豬肝般顏色。

　　「你堅持原則，我見識過！」女兒這話，像錐子一樣刺傷了他的靈魂。

　　──那是一九六八年。女兒十七歲，臨高中畢業，趕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紅色風暴」之中，他們一家三口全都迷迷瞪瞪。韓一潭誠惶誠恐，惟求自保。葛萍慶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級的學生，免受五、六年級學生的胡鬧式「衝擊」。女兒不是「紅衛兵」，卻也還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當「逍遙派」，每天到學校裡去參加運動，完全是隨波逐流。但畢竟年輕幼稚，「近朱者則言赤，近墨者則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兒回到家中，大家圍桌吃飯時，忽然散佈了一些聽來的關於江青的傳聞和壞話。韓一潭和葛萍都嚇壞了，兩人異口同聲，嚴厲地斥責了女兒一番，弄得三個人全都沒吃飯就喪失了食慾。葛萍那天要參加一個區裡的批鬥會，提前走了，剩下韓一潭和女兒兩人。韓一潭不知怎麼的，心裡越想越發毛。那時候他家隔壁住的還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個工廠裡的「造反派」頭頭，韓一潭總覺得女兒的「惡攻」一定已被隔壁聽去。況且他心裡也確實感到女兒的「惡攻」罪孽深重，萬萬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條──爭取「坦白從寬」。於是乎──他竟帶著哭哭啼啼的女兒，去到派出所「自首」！

　　現在連他回想起來，也覺得簡直不像人世間能有的事！倘若這事發生在別人身上，如今寫成小說，寫成敘事詩，寫成回憶錄，把稿子交給他看，他一定會提出意見：「請不要胡編亂造！你這情節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確確是真的！

　　而且，還有更加令人難以相信的細節──他是騎著自行車，把女兒馱在車後，帶到派出所的。他騎著車，女兒坐在後頭！他為什麼要騎車去？為的是快一點到達派出所？快一點葬送女兒？女兒當時怎麼不逃走？怎麼竟順從地坐到了車架子上？怎麼雖然嗚嗚咽咽感到萬分委屈，卻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一九六八年。記住那一年。確確實實出現了那麼一件極其怪誕、極其荒謬的事。他，和他親生的、唯一的女兒。那一年他已經三十九歲，而女兒才剛剛十七。

　　那時候的派出所是什麼狀況？一百個派出所可能出現一百種狀況。「砸爛公檢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拋到一邊。他的女兒進入派出所以後，會是什麼命運？從逮捕法辦到交給革命群眾「游鬥」，從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盡，全都可能！當然，韓一潭把女兒主動送去，心裡想的確實是哀求「從寬」，能不能訓斥一頓便罷？能不能開一兩次批判會便放她「過關」？能不能只是「文鬥」而不要「武鬥」？──

　　真像做夢一樣。偏他們去的那個派出所裡淨是好人。當時派出所似乎軍管了。在一間接待室裡，有兩個穿軍裝的人。他們不動聲色地聽完滿頭流汗的父親那語無倫次的「自首」，不動聲色地望著抖成一團的犯有「惡攻」罪的女兒，最後竟連一句訓斥也沒有，只是互相對望了一眼以後，一前一後地說：「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後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別來啦，別來啦！」

　　事情出乎韓一潭意料，就那麼了結了。他再用自行車把女兒馱回了家中。他望著與鄰居相隔的那一堵牆壁，心裡踏實了許多。女兒卻哭得喘不過氣來，她到這時才體會到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所包含著的凶險。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於一種不近當時情理的偶然。

　　從此女兒對韓一潭失卻了敬愛。而且這種感情與年齡的增長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幫」倒台前韓一潭就懇求過女兒的寬恕，女兒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寬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兒像對母親那樣地對他微笑、注目、說話、扶持──卻不再可能了。甚至當他五十歲那年因病住院，女兒來醫院探望時，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問問他：「好點嗎？吃什麼藥？打什麼針？伙食還好嗎？」全無一點親熱感，就彷彿她是受什麼人委託，而不得不來應付差事的一個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這種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體味到。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決定的。

　　他一九二九年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親是個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春夢」之中，而實際上卻「劫後桃花」般凋敝沉淪的小職員；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離析，父親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畢業，便去當了一名文書。解放後，他報考了華北革命大學，那實際上是個短訓班性質的學校。當時各行各業急需幹部，「革大」及時地把各種各樣的幹部輸送到有關的部門，韓一潭被分配來當了一名編輯。他一當便是三十年，編輯部的頭頭換了好幾茬兒，他卻在歷次的「改朝換代」中都被留用了下來。

　　他成了編輯部裡資歷最深的編輯，主要的原因，在於溫馴。聽命於領導，一絲不苟地照辦，開頭似乎還不過是出於他的天性；後來，經過目睹一個個「帶刺兒的」、「搞獨創」的同事在政治運動中被打下去，他的馴順無爭更大程度是基於人生經驗的寶貴積累。領導要發配合「三反」、「五反」的詩，他便去挑這方面的詩；領導急需補發幾首配合「肅反」的詩，他便連夜去組稿，並且不僅組來了詩，還組來了相應的漫畫；領導說可以根據上面的精神，顯示一下他們「鳴放」的姿態，他便挑出幾首頗具「大鳴大放」氣派的來稿，請領導審處；領導說現在要「吹響『反右』的號角了」，他便很快組來了「反右」的「階梯詩」；領導說該趕快出一個「大躍進民歌專輯」，他便一口氣讀了六千首，精選出三十首；後來到了「三年困難時期」，領導說現在大家生活艱苦，詩歌無妨輕鬆一點，他便組編了《夏夜圓舞曲》、《歡快的溪流》、《紅葉，紅葉，你真美》、《山村聞笛》等一批頗讓讀者眼目一新的短詩、組詩，有的還被作曲家譜曲，廣泛流布；再後來領導說「不能任修正主義文藝思潮氾濫了」，他便退回上述詩歌作者的無數來稿，寫信懇勸他們「跟上時代的步伐」，於是他又發現了一批更新的作者，發表了他們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整個編輯部徹底垮臺前夕，他還編發了一首工人業餘作者所寫的《鐵帚橫掃「三家村」》。經過兩年左右的「斗、批、改」，三年左右的「幹校」生活，一九七三年編輯部一恢復，新領導首批調回的老編輯裡，便有他在內。為什麼？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對情況的熟悉──某個作者是怎麼個來歷，過去曾出現過哪些作品，引起過何種反應，編輯部遇到某種情況過去是怎麼處理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領導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覆，猶如一具活的資料庫。從那以後到一九七八年，他編的詩歌從內容上看，可以說幾乎在不斷地拐直角：抒發「同黨內走資派鬥爭到底」的「戰鬥豪情」；頌揚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謳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來就是好」；鼓吹「億萬人民奮起反擊『右傾翻案風』」；歡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緬懷革命老前輩，豐功偉績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喚下，展望光輝燦爛的未來；為「十來個大慶」而「百靈般歡唱」；宣佈「『凡是』，這不是唯物論者的語言」；歡唱「喜迎『老包』到壟頭」；隆重推出《愛富歌》──

　　主編更迭，人事滄桑，有的撤職流放，有的抱慚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轉一圈卻又回來──周圍的同事也常常來來去去，然而總有那麼幾個老編輯「江流石不轉」，長滿青苔般地銹在那裡，韓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聽話，馴服，可充「活資料庫」，他業務上內行、熟稔，也是公認的。說句公道話，他是頗具藝術眼光的。同一內容的詩歌，他總能精篩細選，嚴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藝術氣息的，辛苦地淘瀝出那些藝術性較高的；並且極善於加工，有時讓他縮一句、換一字，便立奏點鐵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編滿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卻從不寫詩。他甘當一個實實在在的編輯。對於那些當著編輯，卻醉心於寫詩，想把編輯這個崗位當塊跳板，伺機跳入專業詩人圈子的同事，他內心裡是很不以為然的。他可以容忍貓頭鷹，容忍豚鼠，卻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覺之中，他已兩鬢蒼蒼。「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斗畫長。」他已經習慣了一種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過去他自然也有過惶恐，有過游移，有過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暫時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風暴襲來的頭兩個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領導威風掃地，令他不知該皈依「叛軍」還是該奮起「保皇」；忽而又進駐了「工作隊」使他慶幸自己未隨「游魚」也未近「走資派」；忽而「工作隊」又被押上了批鬥台而「造反派」又「一分為二」，你砸我打，驚心動魄──但好在這一切都不過有如疾風過境，很快形勢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權威，緊跟「兩報一刊社論」便無差池，他覺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業業地當起「順民」來。那一時期他所訂閱的《紅旗》雜誌上，畫滿了他悉心捧讀留下的一道道紅線──

　　不知怎麼搞的，這幾年他內心裡卻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靜想來，實在是因為這幾年湧現在他眼前的斑駁世態，撞擊著他心扉的洶湧思潮，令他實在應接不暇，難以消化，而又無所遵循──

　　一個年齡既輕、資歷既淺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選集》，而且在扉頁上登出照片、手跡，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當年知名如秦牧、楊沫、郭小川、杜鵬程──誰能這樣出書呢？哪裡印過他們的照片呢？並且，這種年、資兩匱的作者，居然還被各地請來請去，坐飛機，住賓館，發表演說，遊山逛水，甚而派往國外，揚名他洲──人情嗎？合理嗎？

　　錄音機，流行曲；李谷一，蘇小明；喇叭褲，登山樓；男高跟，披肩發；鐵臂阿童木，銀耳珍珠霜；白蘭牌洗衣機，雪花牌電冰箱；「我是日立寶寶」，「領導世界新潮流」；「胡風同志作了書面發言」，《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選》；落地式定時十六英吋電風扇，梅花形淡紅色鑲花大吊燈；大型明星「美人頭」掛歷，精印法國印象派畫家畫集；「萬元戶」買汽車，「個體戶」雇工人；梅花鶴翔樁，海燈二指禪；「深圳最新豪華住宅──高嘉花園──即日開始發售──可遷移內地親屬入住──」，「屋奇應丸──主要成分：人參、牛黃、麝香、熊膽──功效卓著，群眾信賴──香港付款，內地取貨──」唉，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讓韓一潭如何禁受得起！什麼對？什麼錯？什麼好？什麼壞？什麼只能一時？什麼能夠長久？什麼沾而無礙？什麼務必遠離？

　　天下從此多事。韓一潭從此多憂。而對這種世態，夜深人靜時，輾轉反側中，他心頭竟時時泛起一種釅釅的懷舊情緒──

　　可是生活畢竟還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別的家庭一樣，近一二年也開始走向了「電氣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下午，當他坐在沙發上翻閱當天的《北京日報》時，他的愛人葛萍便在廚房中開動洗衣機洗衣服。洗衣機開動後的聲響固然大了一點，但聽來也還是愉快的。葛萍開了洗衣機，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學生的作文，心情也頗為怡悅。

　　韓一潭讀報讀到了廣告欄中的那一則「尋人啟事」，不由惶惑起來──又是一個東北青年，「離家赴京並帶大量自寫詩稿」，奔誰而來？真令人不寒而慄。

　　他不禁呼喚愛人：「葛萍，糟糕，咱們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顧批改作文，並不搭理他。

　　韓一潭便大聲地讀出那「尋人啟事」來，把其中最富威脅性的句子，重複了兩遍。

　　葛萍這下緊張了：「是麼？怎麼好呢？這回，咱們無論如何不能讓他進到屋裡！」

　　「是呀，是呀，」韓一潭說，「他要再拿出蘑菇什麼的，咱們一定要馬上退還他，堅決不能讓他往咱們桌子上擱！往窗台上擱也不行！」

　　兩個人議論了一陣，有備無患，以逸待勞，總算漸漸鬆弛了下來。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韓一潭連當晚東鐵匠營俱樂部由中國評劇院一團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廣告也瀏覽到了，廚房中的洗衣機也停了下來。這時，忽然有人用手指敲著他們屋門上的玻璃。

　　兩口子不由得驚悚地朝門外望去，依稀是個男子漢的身影，心裡便一起發出悲鳴：「糟糕！果然來了！」

　　可怎麼辦呢？

　　一個小流氓朝鐘鼓樓下走來。凶多吉少。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許多成年人來說，彷彿不過是昨天的事。由於這場長達十年的動亂扭轉，切斷了大量過去正在發展中的事態，所以，當動亂過去，人們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接續以往的線索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十年暫時當做一個空白，就彷彿時間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突然凍結，而到了一九七六年秋天，才又復甦似的。前幾年報紙上時常把實際早已超過三十五歲、乃至逼近五十歲的作家稱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為人們──包括他們自己──都覺得他們的實際生命，需要從實際年齡中扣除掉一個「十」。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一九八二年卻已經整整十六歲，並且經歷了他個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階段，而開始向青年時代演進。他們靜悄悄地生長著。

　　現在那其中的一個，便在鼓樓前的大街上從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東。和他同齡的人之中，有許許多多的向東，衛東，立東，頌東（還有衛彪、學青之類，不過都迅即改掉了）──在他們上幼兒園的時候，阿姨教給他們「打倒叛徒內奸大工賊」的歌謠；在他們小學快畢業的時候，老師又給他們講劉少奇爺爺的豐功偉績。在「開門辦學」的日子裡，他們參加「邁社會主義步，堵資本主義路」的活動，老師為提高他們的覺悟，組織他們看電影《青松嶺》，回來開會批判電影中那個搞「自摟」的錢廣；而在初中畢業的前夕，「分數掛帥」的浪潮洶湧澎湃，老師為了讓他們盡可能考上「重點高中」，鍛煉作文的能力，又組織他們看了電影《柳暗花明》，回來寫觀後感，批判極「左」路線對農民合理願望的粗暴踐踏──原來社會向他們灌輸「愛情」和「金錢」是羞恥的觀念；如今社會上充斥著無處不見的「愛情」，並且通過對「萬元戶」的宣傳，使他們懂得了錢越多越光榮的道理──小小的年齡，貧乏的經驗，尚未發育完全的中樞神經系統，承受如此巨大的、頻密的、戲劇性的大轉折，他們會產生一些什麼問題，出現一些什麼心態，導致一些什麼後果？似乎我們的教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一時都還來不及進行細緻的專題研究。在我們的社會生態群落中，不管你對他們這一茬人忽視還是重視，反正他們無止息地生長著、活動著。

　　話說姚向東穿著一件米黃色的羽絨登山服，雙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裡，嚥著唾沫，百無聊賴地從南往北走。

　　他是被從家裡轟出來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東的父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從部隊轉業到區級機關當保衛幹部，對姚向東一向是管束得很嚴的。在姚向東四五歲的時候，父親就向他灌輸著「長大參軍當兵」的意識；母親是機關的打字員，自然也盼著姚向東快快長大，快快入伍，她為姚向東縫製了仿國防綠的小軍裝，衣領上還綴以紅布仿製的領章，自然還有小小的軍帽，帽子上別著真正的紅五星帽徽──是姚向東父親從老戰友那裡，特意為兒子要來的。一直到十來歲左右，姚向東內心裡充盈著這樣的優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當過解放軍，我長大了也要當解放軍！我爸有的是老戰友，只要我長大，我爸一句話，我就能當上兵！」

　　姚向東剛上小學的時候，放學的路上，遇見過小流氓搶帽子的場面──一個戴著國防綠軍帽的中學生在人行道上走著，突然一個小伙子騎著車飛快地竄來，經過那中學生身邊的一瞬間，伸手抓走了他頭上的綠軍帽；中學生叫喊時，騎車的人已然拐進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見蹤影。這驚心動魄的場面，即使姚向東隱隱覺得搶帽子的人真「蓋」呦，又使他進一步意識到一切與「國防綠」有關的東西的珍貴。

　　可是姚向東上到小學四年級以後，周圍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小流氓們不再搶國防綠軍帽了，並且中學生們也都漸漸不以穿綠軍制服、戴綠軍帽為時髦。少年兒童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藍──藍制服、藍褲子，配一雙雪白的球鞋，彷彿那便是「帥」字的體現。冬天，開始時興戴栽絨帽子，穿皮夾克──沒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湊合。小流氓們又搶開了栽絨帽子。又一個冬天，栽絨帽子過時了，剪羊絨帽子方興未艾，小流氓們的搶劫目標又一次轉換。到一九八二年的這個冬天，登山服開始流行。似乎再沒有人盼望著參軍當兵。功課上有點希望的，盼望著考上大學。像姚向東這號小學畢業後沒能考上重點中學，初中畢業後又沒能考上重點高中，而功課又越來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艷羨入伍當兵，考大學又明擺著毫無希望，畢業後更勢必要待業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沒著沒落。

　　對於兒子的管教，姚向東父母倒也一直沒有放鬆。尤其是父親，見到兒子不爭氣的表現，除了一頓急風暴雨般訓斥，氣急之時，甚至脫下鞋子，用鞋底亂抽亂打──往往要做母親的一邊遮攔，一邊哭喊，方才罷休。教子無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個因素，而本身對迅速變化的社會生活的不理解不適應，牢騷滿腹，苦悶難遣，當著兒子講怪話，卻又不許兒子說怪話；兒子提出問題，回答不了，便拿兒子撒氣；對兒子講的道理越來越抽象、乾癟──是令兒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兒子在父母的面前，漸漸變得虛偽。

　　姚向東所在的那個學校，是所「非重點」中學，老師們──尤其是班主任──工作還是相當努力的。一方面，他們花大力氣把一部分尚有學習積極性的學生調動起來，讓這些學生在題海中苦航，爭取能爆出冷門──考上大學，既為學生們自己爭氣，也為學校爭光，倘若這樣的學生逐年增多，那麼，他們這所中學便有希望進入「重點」的行列；另一方面，他們也想盡各種辦法把姚向東這號的「後進生」管束起來，讓他們在校內不至於吵鬧，在校外不至於被派出所拘留。不過，由於教育從來不是萬能的，而他們對姚向東這號學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於粗糙，姚向東在老師們面前，也漸漸變得虛偽。

　　這天中午，臨到吃飯的時候，姚向東母親才發現，兒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並不是她給他買的那件綸棉的，而儼然是羽絨的──儘管顏色很相近，衣兜和風帽的樣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問道：「怎麼回事？你這衣服哪兒來的？」

　　姚向東滿不在乎地說：「跟同學換著穿的。」

　　母親訓斥說：「哪有換著穿的道理？人家這件是羽絨的，比你那個貴上一半，你給人家穿壞了，咱們怎麼個賠法？你那件綸棉的穿著不是一樣暖和？幹嘛非追求時髦？」

　　偏這時候姚向東父親從裡屋走了出來，一聽，一看，不禁怒火中燒。姚向東原有一件棉襖，是用父親過去的軍棉襖拆洗改做的，姚向東套著藍制服穿了幾天，便吵著要換件登山服，說什麼：「現在誰穿這樣的破棉襖？我們同學個個都有登山服！」當時雖然生氣，倒也沒有發作。確實，如今中小學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長們似乎都挺有錢，有的更給孩子買真正的皮夾克穿。比起來，自己和姚向東他媽大概是家長中最窮酸的──兩人都在事業單位，乾拿工資，沒有一點外快，負擔又重──雙方都得按月給老人寄錢，姚向東的姐姐剛從幼兒師範畢業，分到幼兒園工作，還沒轉正，僅能自給自足；這麼個經濟情況，姚向東吵鬧著要買登山服，他母親自然只能是給他去買件綸棉的，沒想到這小子現在越來越不知足，竟把同學的羽絨登山服弄來穿在自己身上，這簡直是貪得無厭！

　　姚向東父親一見姚向東穿著別人登山服的那副賴相，便忍不住大喝一聲：「不要臉！你給我脫了！」

　　母親忙上去攔住他，勸慰說：「你的血壓！你先別急，慢慢給他講道理！」又扭頭衝著姚向東說：「還不快跟你爸認錯！吃完飯，你就去跟人家換去。聽見了嗎？」

　　姚向東覺得母親是在護著自己，有恃無恐地坐到飯桌前，嘟囔著說：「什麼不得了的！我們淨換著穿。」說著便拿起了筷子──

　　父親一見，越發怒不可遏，使勁一頓腳，宣佈說：「你別吃飯！我這個家不養你這號少爺！你滾！」

　　姚向東便站起來，聳聳肩膀，轉身走出了家門，對於背後傳來的父親和母親那糾纏在一起的喊叫聲，幾乎是完全無動於衷。

　　姚向東一通兒瞎轉悠。在什剎海前海小花園裡，他擠到亭子邊聽了聽戲──那裡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劇，姚向東感興趣的自然不是京劇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戲的人那種逗哏的模樣；又到什剎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個同齡人的冰鞋，溜了一陣野冰；忽然感覺餓得難受，便下意識地來到了鼓樓前的大街上。

　　鼓樓前的大街，即地安門外大街，從南到北分佈著不少的飯館。從歷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飯館，大部分佈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門外一帶，除所謂「四大興」──「福興居」、「萬興居」、「同興居」、「東興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齋」，大柵欄的「厚德福」，陝西巷的「醉瓊林」，韓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頗為著名；當然西城、東城也有一些數得上的飯館，西單一帶曾有包括「大陸春」、「新陸春」、「同春園」、「淮陽春」、「慶林春」、「鹿鳴春」、「四如春」、「方壺春」在內的所謂「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華門外有「萬福樓」，東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館」，東四北有「同和樓」；北城一帶，據說清末民初煙袋斜街內的「慶雲樓」，白米斜街內的「慶和堂」，什剎海畔的「會賢樓」，都曾盛極一時。到了一九八二年年末，南城、西城、東城的飯館雖有不少變化，一流的大飯館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別是鐘鼓樓一帶，除鼓樓邊上的「馬凱餐廳」和銀錠橋頭的「烤肉季」較為著名而外，大都淪為一般。不過，雖然如此，那鼓樓前大街上飯館的種類卻頗為齊全。過去有人把本世紀初的北京飯館分成幾類：只賣包子、餃子、餛飩、餡餅、米粥之類的切面鋪；只賣豬肉、羊肉菜餚的「二葷鋪」；標榜「應時小賣，隨意便酌，四時佳餚，南北名點」的小館子；供應小型宴飲的中等飯莊；飯店、酒樓、會堂合為一體的大飯莊；經營西餐的「番菜館」；總計七種。除後兩種暫付闕如外，前五種在如今的鼓樓前大街上都還存在，並且每種之內又還有所變化。

　　十六歲的姚向東自然絕不會知道，也不會探究鼓樓前大街上飯館的盛衰增減，但是，由於他感到餓了，所以，當他無目的地從街南朝街北走去時，他的嗅覺卻有意識地捕捉著從那些飯館中逸出的氣息。

　　在這條大街最南頭，馬路東邊十字路口拐角處，有一家門面頗大，品種頗全的國營小吃店，還有一家門面極小、專賣「褡褳火燒」的個體小吃店。按說姚向東既然肚子餓了，搜索出他衣褲兜裡的所有「鋼兒」來，還是能從那兩家買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東此刻卻沒注意到它們──他走在大街西邊，西邊十字路口拐角處是新開張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鋪」，大約剛有一屜三鮮餡包子出籠，從那包子鋪裡飄散出好一股誘人的暖烘烘的香氣。姚向東不由得登上包子鋪面前的台階，隔著門玻璃朝裡面望去。呦，怎麼那麼多的人，坐著的還沒吃上，背後已經站著等座兒的人，飯桌上堆滿盤子、筷子，也沒人及時地收拾。從飯堂深處飄出一陣陣像霧一樣的白氣，好聞真是好聞，可誰有耐心進去排隊買票、等座兒？何況把兜裡的錢全掏出來，說不定還買不下二兩──姚向東想到這兒，歎了口氣，跳下台階，繼續朝前走。

　　往前，過了「光明藥店」和「長青輕紡服務部」，有個「露明園餛飩館」，裡頭人倒不多，姚向東卻吹著口哨管自走了過去。他可不稀罕餛飩。他想吃正經的炒菜。怎麼才能弄到一張「鋼鐵」呢？如果能弄到一張「團結」，那就更「蓋帽兒了」。不知不覺他已經走過了白米斜街，走過了「虹光服裝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購部」，並且走過了後門橋，來到了「合義齋」飯館門前。正當他朝飯館大門走去時，忽然傳來了一聲尖脆的呼喚：「小拽子！」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東扭過頭去一看，原來是同班同學，外號叫「阿臭」的，騎著輛亮閃閃的二六小女車，捏閘停在了馬路邊。

　　姚向東便走攏去同阿臭搭話。

　　阿臭是個圓腦袋、圓身子的胖小子，戴著一頂剪絨帽子，穿著一件式樣新穎的皮夾克。他咧開大嘴，依舊尖脆地問：「小拽子！你他媽的跟這兒踅磨什麼啦？」

　　「小拽子」即姚向東，一把搶過阿臭的剪絨帽子扣到自己頭上，喜出望外地說：「你丫挺的，管他媽什麼閒事！你這他媽是到哪兒『拍婆子』去？」

　　阿臭伸手去夠小拽子頭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閃著。阿臭不滿地說：「你他媽的騙了『小羊子』的這身衣服還不夠，又他媽的跟我犯賤來了，還我！我他媽的還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機要挾說：「我他媽的還沒吃飯呢，你丫挺的管我飯錢，我就還你帽子！」

　　兩人的對話實在不雅，略作記錄，以存資料，茲不再贅。總之，在一種既粗野又親暱、既蠻橫又義氣的交談授受之中，小拽子終於歸還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終於借給了小拽子一元錢。

　　阿臭這綽號的來歷，是因為其人愛放屁。小拽子呢？所謂「拽子」，是北京新俚語中，對一手一足萎縮的小兒麻痺後遺症患者的稱謂。早在小學時，姚向東因為曾跟在一位這樣的殘廢人身後，把那人走動的姿勢模仿得惟妙惟肖，故而在一群男同學的哄笑聲中，獲得了小拽子的綽號，後來竟一直沿用到高中。

　　對於當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語的消除清掃問題，人們很少作過專題研究。大都採取了兩種簡單的辦法，一是對污穢鄙下的語言實行迴避和禁止，一是灌輸以規範化的文明語言。這當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姚向東上小學的時候，原是很聽老師和家長的話，不罵人，不說髒話的。但兒童在成長期中，對於語言本身，也有一種遊戲的興趣。姚向東記得，他上一年級時，同學之間私下裡就流行著這樣一首「歌謠」：

　　結巴磕子趕大車，

　　一趕趕到核特哥，

　　核特哥，是你哥，

　　你哥是我大拇哥！

　　「結巴磕子」是「口吃者」的意思，「結巴磕子趕大車」這一句還勉強有講，其餘幾句完全沒有意義，不過是追求一種節奏和音韻上的快感。本來，兒童文學工作者，以及老師和家長，是應當抓住兒童們的這個特點，因勢利導，編出內容優美生動而又琅琅上口的歌謠，以滿足孩子們的這種快感的；不幸的是，姚向東上小學的時候，老師淨教他們一些政治性極強而念起來索然無味的「革命兒歌」，其結果是，孩子們因厭棄課堂上強灌的，便在課下「反其道而行之」，自編自誦起越來越多的「地下兒歌」。開始，這類「地下兒歌」還只不過是單純的音節和韻腳遊戲，如：

　　biaji biaji bia，

　　摔個大馬趴！

　　馬趴沒摔好，

　　摔個仰巴腳！

　　醫生來看病，

　　真是不高興，

　　打了biaji針，

　　吃了biaji藥──

　　看你以後還鬧不鬧！

　　後來，由於社會上庸俗因素的滲入，這類「地下兒歌」便漸漸糟糕起來，而老師、家長們往往滿足於兒童和少年表面的聽話，馴服，對於存在著另一個兒童和少年們獨自相處的世界，以及在那一世界中存在著另一套語言和另一套做派，長期予以漠視。結果，當少年人肩膀漸漸展寬，嗓音漸漸變粗，膽量也漸漸變大，開始公然當著大人們「撒野」時，老師和家長才慌了神兒，可是到那時候再來扭轉，分明已屬「亡羊補牢」。

　　語言不美的另一個心理根源，便是自尊心的匱乏。姚向東從小就看慣了戴高帽子遊街一類的「揪斗」場面，被「揪斗」者的尊嚴自然掃地委塵，那些氣勢洶洶的斗人者在他眼中也並無尊嚴可言──齜牙咧嘴，聲嘶力竭，粗暴蠻橫，不顧體統──姚向東那顆小小的心不禁暗暗自問：我長大了，是當被斗的，還是當斗人的呢？當然要當那斗人的！為實踐這個願望，在小學三年級時，就曾在一次「批鬥大會」的遊戲中，讓同伴們「把三反分子阿臭押上來」；然後他便擄袖伸拳，模仿著斗人的「造反派」頭頭那架勢，把「阿臭」一頓亂鬥，最後橫眉立目地宣佈：「──現行反革命，帽子拿在群眾手中！」一九七六年以後，家長、老師本應在重建孩子的自尊心方面花大力氣，但在時代的大轉折中，姚向東的父親尚不能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又哪能去顧及孩子的心理衛生？而對孩子的點滴咎錯也暴跳如雷，乃至連罵帶打，只能是使姚向東原已十分脆弱的自尊堤防，全然崩塌。老師在考試制度的重大變化面前，不得不把分數和升學率當做一個最實際的追求目標，逢到姚向東這號學生的粗言穢語和調皮搗蛋，便也只是簡單地予以彈壓，而在情急之中，又難免施以諷刺──「瞧你那副小流氓樣兒！」焉知這樣一來，姚向東的自尊不但更蕩然無存，還增添了一種「心理反饋」──「小流氓就小流氓，真當給你們看看，怎麼著？！」

　　結識小流氓，原是容易的事。公共廁所、溜冰場、游泳池、郵局門口倒換郵票的人群，足球場入口外等候退票的人叢──都是小流氓們經常麇集出沒的所在。姚向東的墮落，便開始於廁所中遞來的一支煙、溜冰場上的一次蓄意衝撞、游泳池畔的借用「鴨蹼」──而他最初的不法行為，也便是跟著「哥兒們」到郵局門口和足球場外，用「花紙頭」和廢球票騙取了一塊錢以內的「賺頭」，然後一氣吃了五個冰激凌，鬧了兩天肚子。

　　就在這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他曾混進一個小院，捧出一盆碧綠青翠、兩尺來高的山影，一溜煙地跑到什剎海後海邊上，將那盆山影「咕咚」一聲拋入了水中。他並不需要那盆山影，他毀滅一個美好的事物，僅僅是為了贏得「哥兒們」的喝采。

　　──此刻他拿著「阿臭」給他的一元錢，晃著肩膀進到了「合義齋」。照例是客滿，不過等座的還不算多。他一眼望到了最近那張桌子當中的一個熱氣騰騰的沙鍋，浮面上漂著一簇簇油星，露出一些豆腐塊的稜角。他想自己就該買那樣一個沙鍋來吃。但隨即他也就發現，圍在那桌旁吃飯的，不是別人，竟是班主任王老師一家！沒錯，那年紀大的娘兒們準是王老師的老婆，那兩個學生模樣的一男一女，準是王老師的兒子女兒。他們倒都挺美的，正用瓷勺兒舀那沙鍋裡的熱湯喝──

　　他的眼光同王老師的眼光接觸上了。王老師比他還要尷尬。老師最怕學生看見自己吃、喝、拉、撒、睡。而姚向東對老師的神聖感的第一次幻滅，便是二年級時他的班主任老師有一天突然當眾到痰盂邊嘔吐──原來老師也會肚子疼，也會生病，也會嘔吐，也會出醜──

　　「王老師！」姚向東富於挑逗性地率先招呼了老師。

　　王老師仍舊尷尬，臉漲得通紅，彷彿一個當眾被人抓住的小偷。姚向東覺得很吃驚，也覺得很有趣。在他呼喚了王老師以後，王老師的老婆孩子全都扭過脖子來望著他，目光裡全帶出老大的不愉快。王老師遲疑了幾秒鐘，才點點頭呼應說：「姚向東啊！你──來吃飯哪？」

　　「不，」姚向東乖巧地回答，「我家來了客啦，我媽讓我來買點下酒菜回去──」

　　「啊，那好，你買吧，買吧，買吧──」王老師滿臉笑容，格外親熱地說。

　　其實在這個地方，姚向東買什麼本用不著他的批准，可是不知怎麼搞的，姚向東格外謙恭起來。他對王老師連連點頭，這才朝買酒菜的櫃檯走去。

　　王老師的愛人一邊咀嚼著，一邊對王老師誇讚說：「你這學生還很懂禮貌嘛！」

　　王老師伸手去挾菜，自得地說：「其實，這還是個後進的哩──」

　　姚向東並沒聽見這兩句話，可他總覺得王老師在扭頭望著自己。他本不需要什麼酒菜，可是他還是花八毛錢買了一個小拼盤，申明「帶走」，讓服務員給他包了起來。

　　出得飯館，姚向東才感到後悔。他需要的是沙鍋豆腐，而不是什麼乾巴巴的下酒菜！他信步穿過了馬路，在後門橋東南側，有一家沒寫字號的飯館，他推門走了進去，那裡正賣牛肉湯麵。姚向東肚子裡咕咕直叫，顧不得再加挑揀，他搜索出衣袋裡的全部零錢，買了一碗牛肉湯麵，然後把那包「下酒菜」一古腦兒全扣在了麵條上；其實那「下酒菜」也不過是些牛肉片兒，還有一撮煮花生。他呼嚕呼嚕吃得飛快。因為碗裡堆的東西太多，麵湯溢了出來，順著塑料桌布流下了一道小小的瀑布，待他發覺，已經為時過晚──牛肉湯把他身上那件羽絨登山服下襬污染了一大片。姚向東於驚訝痛惜中罵出聲來。

　　這件羽絨登山服，是班上的班主席楊強強的。說來也怪，姚向東這麼個後進生，偏跟楊強強那麼個共青團員混得不錯。楊強強父母都是中央實驗話劇院的演員。楊強強初中時功課本來不錯，誰想考高中時作文跑了題，沒能考上重點學校，倒成了姚向東之流的同學。王老師把楊強強跟姚向東安排到一個座位，原是讓楊強強幫助姚向東，可姚向東並沒感覺到楊強強對他有什麼幫助。楊強強只是勸他看一些課外書。姚向東看不下去。楊強強借他的那本《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他還沒看到衛國戰爭爆發，就再也看不動了。楊強強借他《三國演義》，他看著吃力，坦率地說：「看這字書，不如看小人書。」楊強強便對他說：「我有全套《三國演義》小人書，四十八本。」姚向東要看，楊強強說：「不外借。要看，跟我到家坐著看。」姚向東跟著去了楊強強家，楊強強端出個紙匣子來，果然是全套「三國」小人書，那還是楊強強的父母「文革」前給他哥哥買的，一直珍藏到如今。姚向東每次去看兩三本，看得津津有味。楊強強是唯一幾乎不叫姚向東外號的男生。跟姚向東他們一塊兒聊天時，楊強強自己不帶髒字，但對姚向東他們嘴裡的「他媽的」、「丫挺的」，卻也從不指摘。老師管束姚向東時，總說：「不許你這樣！」「不准你那樣！」老師讓楊強強幫助姚向東，楊強強總從正面說：「你幹嗎這樣呢？」「你那樣不好嗎？」比如在楊強強家看小人書看得入迷了，楊強強便會說：「你歇會兒不好嗎？」「你幹嗎不做幾道幾何題呢？」姚向東非要抄楊強強的作業，楊強強也就讓他抄，只是說：「你至少弄懂一道，不也好嗎？」便不多不少只給姚向東講上一道。楊強強真隨和，真不讓人討厭。班上選班主席的時候，王老師看上的本是一位女生，結果姚向東突然積極為楊強強競選，全部男生都投了楊強強的票，加上一部分女生也擁護楊強強，楊強強便當上了班主席。

　　姚向東的父母或許會以為，今天姚向東穿在身上的這件羽絨登山服，是姚向東詐騙來的。真的不是。昨天放學後去楊強強家，姚向東跟他殺了一盤軍棋，玩得挺痛快；臨走的時候，姚向東實在覺得楊強強這件登山服比自己那件帥，心裡癢癢，便提出來：「咱們換著穿一天吧！」楊強強也就點頭答應了。就這麼穿回了家。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可是這件登山服讓「丫挺的」牛肉湯給染了。真熬淘！要是別人的，也就管他去，可楊強強對自個兒真不錯，起碼，那四十八本的「三國」小人書，別人捨得拿出來讓你看個夠嗎？

　　姚向東出了清真麵館，心情要多壞有多壞。真想跟迎面走來的人吵上一架。吵架有的是理由，「你他媽幹嗎照我？」這就可以糾纏到底。可迎面來的是個解放軍，四個衣兜的。團級？師級？紅帽徽，紅領章，那曾是姚向東小小心靈朝夕嚮往的。現在當軍官得先上軍官學校，又得憑「分」。「分兒，分兒，學生的命根兒。」姚向東沒這個命根兒，他真倒霉！

　　清真麵館旁邊是個信託商店──「益民信託商店」。它如今在北京市越來越有名氣，快跟東華門大街的「中昌信託商店」齊名了。姚向東盲目地鑽了進去。這裡賣各種傢俱，堆著好多彈簧床和雙人折疊沙發床。新來了一批電鍍衣架，衣架頂上可以安燈泡，兼當落地燈。姚向東對這些東西自然毫無興趣。啊，也賣衣物──登山服！羽絨的！衣袖上還有帶拉鏈的小兜！真帥！那兜是裝什麼玩意的？還有黑底金字的標籤，都是英文字母，也不知啥意思，也許楊強強認得出來，他英文行──唉呀，四十五塊錢一件！夠貴的！要是能有那麼一筆錢，把它買下來，那就好了，可以拿著去找楊強強，「哥兒們！我把你的登山服弄髒了，咱們好漢做事好漢當！兮兮──賠你的！比你那還帥！怎麼著？『官蓋了吧？」

　　姚向東在一種難以譬喻的惆悵心情中出了信託商店，繼續朝北走去。啊，帽兒胡同。楊強強就住在帽兒胡同裡──那裡有一片文化部蓋的宿舍樓，中央實驗話劇院的人分了不少單元。去找場強強嗎？就這麼著去？那多丟人現眼！姚向東邊想邊橫穿過了馬路。先離帽兒胡同越遠越好！就這樣，他懵懵懂懂地走攏了位於這條街盡西北角的「馬凱餐廳」。餐廳裡竄出一股奇特的香味。姚向東痛感自己並沒有吃飽，他下意識地推門走了進去。樓下只賣快餐，樓上有雅座賣炒菜。他在樓梯口看了下菜牌，那些菜餚儘管他幾乎都沒嘗過，但光看名目也就足令他流涎三尺：

　　去骨東安雞油燜大蝦

　　炸黃雀肉片松鼠魚

　　紅燒海參紅燒狗肉

　　酸辣魷魚片溜嫩鱔絲

　　──

　　他更感到──如果兜裡有張「鋼鐵」或「團結」該有多好。但他現在已經幾乎一文不名。他拖著腳步走出了「馬凱餐廳」一口接一口地嚥著唾沫。

　　他朝鐘鼓樓跟前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目的何在。他腦中浮現出了那盆碧綠的山影。

　　婚宴上也會有驚險場面。信不信由你。

　　────

　　第三輪熱菜端上來了。

　　一盤桃仁雞丁，是按「仿膳」的規格烹製的──路喜純怕薛家一時找不到核桃，自己特意用塑料袋裝來了三兩核桃仁──擱到桌上時，熱油還在地響；一盤香酥鴨，在鴨嘴裡，路喜純還插上了一朵用胡蘿蔔刻出的玫瑰花，並且陪襯上了幾片芹菜葉；一盤松鼠魚，魚雖然不算太大，但魚背上的刀口和澆汁都足以證明製作的「地道」；一盤栗子白菜，栗子大而黃，白菜肥而青，與前三樣相配，雖素淨而照樣引人流涎。

　　這四盤一定，本是專門來挑眼的七姑反倒頭一個發出了由衷的讚歎：「喲──多氣派，多喜幸，我們秀丫一進門就遇上這麼個『紅案』，真是福氣不淺哪！」

　　薛師傅聽了這話，心裡高興。他望著那條色、香、味俱佳的松鼠魚，更是感慨萬千。他想起小的時候，家裡過年，桌子當中也有一條魚，也澆著熱騰騰的汁液──不過那魚本身只是一條不能吃的木頭魚！家裡窮哇，買不起魚，卻又不願失去「年年有餘」的吉兆，所以就用了那麼個法子。當時周圍的窮鄰居們，幾乎家家都那麼「吃魚」，據說是從江浙一帶傳來的習俗。木魚當年「吃」過後，洗刷乾淨，掛起來，第二年春節時還用。薛師傅當年「吃」過的那一條，在他出生之前便已存在，直到他進隆福寺當了喇嘛，才不再「吃」它。後來那木魚不知被家裡哪位兄姊弟妹繼承了，想必不會保留至今──薛師傅忽然想問問薛紀躍的大姑媽，大姑媽不在眼前──她仍在隔壁屋中主持那邊的婚宴；而薛紀躍大姑媽的二閨女和女婿，已然帶著兩個孩子告辭而去，雖經薛師傅和薛大娘一再挽留，由於那女婿態度格外堅決，到底還是先走了，連這難得的松鼠魚也沒來得及嘗上一嘗──薛師傅只聽得耳邊新媳婦甜甜地召喚：「爸，您吃這魚！」他挾起一塊腮邊肉，鄭重地擱進嘴裡，細細地咀嚼中，品味出了人生那最微妙的滋味──

　　潘秀婭在這鬧嚷嚷的婚宴上儘管感到頭腦有點發悶，心裡倒一直滿溢著幸福與自豪。特別是她所在的那個照相館的同事們曾一度到場致賀──他們強調剛吃過飯，肚子裡再裝不下東西，雖經主人一再勸讓，只是每人喝了一盅喜酒，或坐或立地嬉鬧了一陣，便告辭而去──那位如今以「開眼技術」高超而在照相業當中小有名氣的教授之子，也隨同到場。潘秀婭想起自己對他曾經存在過的想法，想起他和他那知識分子家庭對自己的客氣的拒絕，想到他的婚事至今似乎仍然沒有著落──不知怎的，竟當著眾人，端起一杯白酒，揚著嗓子對他說：「來，咱倆乾上一杯！」他慌了，失去了平時的氣派，連連擺手討饒：「白酒可不行，我一點兒也不行──我喝葡萄酒吧！」周圍的人一齊起哄，哪容他棄白就紅？到底逼得他緊眨眼、慢皺鼻地同潘秀婭對乾了一杯白酒。潘秀婭從中得到了一種極大的滿足，她差一點把心裡的這個想法說出來──「你是該開開眼嘍──」

　　第三輪熱菜消耗得也很快。盧寶桑剛嚼完一大塊香酥鴨腿，又集中全力向松鼠魚進攻。潘秀婭發現身邊的薛紀躍吃得很少，而且根本不往魚盤子伸筷子，以為他是覺著魚少，善意地留給別人吃，便主動給他夾了一大塊魚肉，放入他面前的盤中，勸他說：「你也吃點，味兒真叫不錯！」這鏡頭落入盧寶桑眼中，盧寶桑趕緊用胳膊肘一捅汗淋淋的王經理，衝王經理擠擠眼，用當年廟會上「拉洋片兒」的腔調唱著說：「你往那邊瞧來往那邊看，那邊的小兩口真不善──」

　　薛紀躍在那盤松鼠魚端上桌時，便禁不住從胃中泛出一陣陣噁心。那松鼠魚的頭被炸得焦褐油亮，魚眼暴突，魚嘴微張，使他驀地聯想到當年在兵團中當炊事員時，為那水泡子中撈起的魚剖肚的情景──那些魚從口腔到肛門，貫穿整個魚腸，全長著整條的寄生蟲──他真希望那盤松鼠魚快一點讓大家收拾乾淨，眼光盡量不去同它接觸。誰知潘秀婭竟偏偏把他迴避不及的東西，巴巴地夾進了他鼻下的盤中。他本能地一驚，身子往後一仰，胃裡頭翻江倒海，惡浪直往食管裡湧，耳邊再聽見盧寶桑那浪聲浪氣的聒噪，加以已然半醉的王經理隨之發出的嗄啞粗魯的笑聲，便頓失控制，「哇」的一聲嘔吐起來──

　　這一吐，破壞了整個婚宴的氣氛，引起了一場可想而知的混亂。最感到刺心的是薛大娘。她從潘秀婭驚詫的表情，七姑責難的眼光，以及與宴諸親友掃興的反應中，感受到一種奇恥大辱。她一面慌忙讓大侄子薛紀奎把薛紀躍扶出去刷衣、漱口，一面朝每一個人急促地解釋著：「我們躍子原沒這個毛病，他可是萬年沒往外吐過東西，他興許是稍微有點兒醉了。往常喝酒他可從沒出過這號事兒，這可真是一時的岔子──」雖然她一再地解釋，七姑卻聳起眉毛，當著眾人質問起潘秀婭來：「他以前跟你說過，他那胃有毛病嗎？你們登記之前，檢查過身體嗎？他那胃怕得照個片子，檢查一下吧？你原來真是一點兒也不清楚他那胃有毛病？」這串問題一出來，薛師傅和薛大娘忙在一旁作答：「躍子胃蒂根，沒有毛病啊！他這可真是一時吃岔了──」婚宴上的氣氛，竟突然緊張起來。

　　潘秀婭倒沒把薛紀躍的突然嘔吐看得那麼嚴重，她不認為他的胃一定有什麼毛病。她低頭檢查著自己西服上裝的下襬，她覺得薛紀躍嘔吐時把穢物濺到了自己衣裳上，這是此刻最令她不快的一個因素──啊，還好，衣服、褲子上似乎都沒沾上穢物。可是，啊呀！高跟鞋上，卻分明有著令人噁心的斑點！她立即試圖彎下腰去擦拭，但手頭又無任何可供擦拭的東西。她的臉漲得通紅，嘴不知不覺中噘起老高，在婚宴中頭一回顯得不快與煩躁。

　　孟昭英在極度疲憊中，強打精神來收拾殘局。她內心裡儘管膩煩透頂，表情上倒還保持著淺淺的微笑，嘴裡一邊不斷地安慰著大家：「沒事兒，沒事兒，躍子弟喝幾口熱茶解解酒準好──瞧，這不幾下就拾掇好了嗎？大傢伙接碴兒吃香喝辣吧──」她手腳也確實麻利，幾下便擦淨了桌子，掃淨了地面，並且及時地將衛生紙遞給了潘秀婭，讓她得以擦拭濺在高跟鞋上的污點──

　　薛紀奎扶著薛紀躍回到了屋裡。薛紀躍坦率地對大家說：「我沒啥！我沒喝醉，我的胃也沒毛病，我就是討厭那魚──我不吃魚，也不樂意見著魚──」

　　「好──您不喜歡，咱來包圓兒，讓您眼不見為淨──」盧寶桑聞聲站起，將整盤魚端到自己面前，頓時就著盤子大嚼起來。連身旁的王經理也覺得他未免失禮，推著他膀子勸他：「我說兄弟，你消停點行不？」

　　七姑卻覺得這件事不能就此了結。不吃魚，忌諱魚，這還了得？「魚」就是「余」啊！沒有富餘，難道受窮？她立即問潘秀婭：「你們搞對象的時候，他說過這一條嗎？這可是大毛病，不該瞞人哪！」

　　潘秀婭不及回答，席面上頓時又發生了變化──又來了許多賀喜的人，有與薛家有關係的，也有原先想不到竟會露面的，有的確實是專程而來，大多數看得出不過是順腳兼顧──他們或是逛完北海公園而來，還帶著半大不小的孩子；或是將去百貨公司採購物品，手裡拎著空的提兜──有的來客薛家認識而潘秀婭全然陌生，也有的來客只有潘秀婭認識而其餘全然不知其身份；甚至有的薛家也僅有一人認識，而其餘成員並不熟悉。因為是錯雜而入，所以有的也來不及向大家介紹。屋子小，坐不下，有的便只是站一站，喝上一杯遞到手中的酒，有的隨便嘗一兩口菜，有的僅只是接過一塊由新郎或新娘剝去包裝的喜糖──真是亂哄哄、鬧嚷嚷，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在這混亂的場面中，出現了姚向東。

　　姚向東本是偶然走進這條胡同的。他進胡同不久便發現了這家婚事──院門口貼著大紅字，院門旁支著許多輛自行車，地面上佈滿鞭炮殘屑，院門裡飄出誘人的氣味──其時路喜純正為蒸好的米粉肉揭鍋，香味甚濃──

　　恰好來了一群賀喜的人，嘻嘻哈哈地朝院裡湧去。姚向東當機立斷，混入其中，很快便達到了婚宴的最前沿。

　　開頭，姚向東還有點緊張，他恐怕有什麼人突然攥住他的胳膊問：「你是誰？你幹什麼來了？」進了屋子，他縮在屋角，心裡怦怦跳得好響。但幾分鐘後，他便看出，人們之間彷彿並不全都認識，而且也沒有誰會來盤問自己，心裡漸漸踏實。

　　盧寶桑這時候已經有六分醉意。他突然想再喝一點啤酒，伸手去取身後的啤酒瓶，發現啤酒早已喝光，不禁頓感掃興。正當主人與眾多的賀喜者應酬時，他突然大喊一聲：「他媽的啤酒還有沒有？！」王經理忙拉住他，勸他說：「算啦算啦，咱倆湊合著喝麥精露吧。」說著給他和自己各斟了一杯「麥精露」，盧寶桑端起來喝了一口，臉上五官皺成一團，他一邊罵著：「他媽的，什麼破玩意兒！是人喝的嗎？」一邊順勢揪過恰好站到身邊的姚向東，站起身來，不由分說地把那杯子湊攏姚向東唇邊，硬往姚向東嘴裡灌起「麥精露」來。姚向東原以為是自己引起了懷疑，魂兒差點飛出了軀殼。喝了幾口「麥精露」後，才知道是對方半醉，而自己被認定為客人中的一員，不覺暗喜。他兩眼朝盧寶桑身後的五斗櫥望去，那最上頭的兩隻抽屜，關得不那麼嚴實，把他的心搔得癢癢難熬，那裡頭會有什麼東西？他想起有一回在廁所裡蹲坑聊天，一位「小佛爺」所公佈的「經驗」──在舉行婚禮的人家，那新五斗櫥上邊的抽屜裡，往往擱著來賀喜的客人所贈的「份子錢」，不消說大都是「鋼鐵」和「團結」；今天他倘若隨手撈上幾張，便足夠他買下信託商店裡的那件登山服來──

　　盧寶桑強灌完姚向東，腳下踉踉蹌蹌沒站穩，他轉過身來，敲敲桌子，用更大的聲量吼了一聲：「啤酒！」因為屋裡聲浪嘈雜，他這一吼竟然仍無反應，使他內心更感空虛；他便朝屋外走去，王經理站起來攔他，無效；他幾步便擠出了屋門，鑽入了苫棚，直逼到路喜純面前。惟有在路喜純面前，他內心裡才感到充實──因為他今天明明白白是被伺候的，而路喜純明明白白是伺候人的。

　　路喜純滿頭大汗，累得兩眼發粘，可心情卻處於最怡悅的狀態。他為自己的手藝受到主客一致稱讚而感到自豪。他特別注意七姑的反應。他知道，倘若連七姑都不得不發出讚歎，那麼他今天的勞動便的的確確是創造了一種美。三輪熱菜上過，美的高潮已經過去，他為婚宴所準備的第四輪熱菜不再以華美取勝，而是三樣實惠的下飯菜餚：米粉肉、紅燉牛肉、蒜苗肉絲，以及「曲終奏雅」的拔絲蘋果。在第三輪熱菜和第四輪熱菜之間，他該把一大缽精心烹製的「四喜湯」親自端上去──按北京民間喜宴慣例，他把那湯往桌心一放，主人便應立即奉獻紅紙包裹的「湯封」（裡面一般是偶數張的貳元鈔票，少者兩張，多者至八張、十張），而送親的七姑之類人物，便應在這時起立告退。他想：自己實在不是為了「湯封」而來，是否當場辭掉「湯封」呢？但倘若執意不收「湯封」，主人也許反倒會不愉快起來，看來還是只好放下──或者，這「四喜湯」是否在四輪熱菜全上過之後再往外端呢？因為他很願意讓七姑見識見識他的拔絲蘋果。他所提供的拔絲蘋果將不僅保證能拔出長長的、透亮的糖絲，而且，每一塊炸出的蘋果都將閃爍著金子般的光澤──那時，七姑又將發出怎樣的驚歎呢？

　　正當路喜純在那裡盤算著這些時，盧寶桑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路喜純一見他便問：「寶桑，你怎麼這就醉了？我還有四菜一湯沒上呢！」

　　盧寶桑抱怨地說：「他媽的連一口啤酒也沒有了！真他媽的差勁兒！啤酒都不給預備足了，『摳門大仙兒』。」路喜純提醒他說：「啤酒不還是你給買來的嗎？不是人家『摳門兒』，是買不著嘛。」

　　盧寶桑這才恍然。不過，他心裡郁著一股悶氣，非發洩不可，他一巴掌拍到路喜純脖子後頭，吆喝著：「你丫挺的，好好伺候咱們！」又伸手抓起湯缽中的大湯勺，舀起一勺湯就往嘴邊送。路喜純搶過湯勺，勺裡的湯一半潑在了地上；路喜純把另一半倒回湯缽，擱穩勺子，端起湯缽的兩隻耳朵，躲開身子，好言好語地勸慰盧寶桑說：「你八成是醉了！寶桑，你來足撮一頓我沒意見，你也難得有這麼個口福。可你也別太沒個模樣了，要讓人家看得起自個兒，先得自尊自重──回屋吧，你前頭走，我後頭進去上湯。這湯夠多的，你到席面上再盛到你那碗裡，慢慢地喝！」

　　盧寶桑悻悻地瞪著路喜純，不挪腳，路喜純猶豫著。這時孟昭英來了，她對路喜純說：「大撥客人走了，光剩下坐席的幾個，我看你就把湯送上去吧。你能歇歇，我也能鬆口氣兒。」

　　路喜純便端著湯缽朝宴席而去。

　　這時薛師傅和薛大娘正把大撥的客人送至院門，席面上突然冷清起來──只剩下新郎新娘、七姑、薛紀奎、王經理、殷大爺幾個；薛紀躍二姑媽的大兒子，以及他們售貨組的組長佟師傅，當時也隨大撥客人告辭離去。人稀了，新房中的物件「水落石出」般凸現出來，只見各處都擱著雜亂而花哨的禮品，其中不少是廉價而無實用價值的「樣子貨」，如粗糙的仕女形塑料花瓶，描金塗銀、然而杯口欠圓的處理陶瓷蓋杯，圖案奇突的「外轉內」亞麻枕巾（其實是擦餐具的抹布）──等等。自然都是成雙成對的，有的歪擱在五斗櫥、床頭櫃上，有的攤放在床鋪和茶几上，倒也五彩斑斕，蔚為奇觀。路喜純端著那一缽湯邁進門檻以後，眼中所見，便是這麼個情景。

　　薛師傅和薛大娘送完客回來，見路喜純正要上湯，慌忙回到座位。他們都很重視宴席中的這一環節，這意味著婚宴從飲酒到吃飯的轉折，而女家送親人員，將到此告退，兒媳婦從此便正式成為了這個家庭中的一個穩定的成員。

　　路喜純待二位老人坐定，這才鄭重地把湯缽放到桌心。他搓著手，誠懇地說：「今兒個我是盡了最大的力了，我弄得的這些個玩意兒哪一樣不地道，不可口，諸位多多包涵。這湯是『四喜湯』，怎麼個四喜？夫妻恩愛這是一喜，上下和睦又是一喜，鄰里友愛也是一喜，還有咱們祖國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更是最最要緊的一喜。希望大傢伙趁熱多喝，喜上加喜！」

　　路喜純一番話說得滿席喝采讚歎。薛大娘後悔包好的「湯封」裡只放了十二塊錢，真是薛家命裡該著有福，遇上了這麼個好「紅案」！她想跟薛師傅臨時商議一下，是不是再給這小伙子往紅包裡添上四張貳元的？七姑本來把廚師上湯視為最大的恨事，及至聽了路喜純那麼一番話，竟也歡笑起來。新郎新娘對視了一眼，心裡漾起蜜般的波紋──惟獨只有一個人並不領情，那便是從苫棚踅回宴席的盧寶桑。他見滿屋的人都以感激、讚賞的眼光望著路喜純，心裡好生嫉妒，便藉著酒勁，斜著眼睛，啞著嗓子命令路喜純說：「給我盛湯！」

　　路喜純沒理盧寶桑，他只是勸薛師傅、薛大娘和七姑先嘗他烹的這缽「四喜湯」，新娘便給公婆盛，而新郎隨即便給七姑盛。當三位老人呷了一口湯，齊聲贊「鮮」時，其餘的人方開始用自己的瓷勺去舀湯。這時盧寶桑用五個指頭蓋住自己的碗，一捏一提一頓，擱到了路喜純面前，青筋暴突地又一次命令他：「給我盛湯！」

　　路喜純仍然沒理盧寶桑。這時新郎新娘開始給路喜純敬酒，感謝他今天的辛勞，其餘的人都隨聲呼應；薛紀躍將斟滿白酒的酒杯，朝路喜純遞去；路喜純剛要接過那酒杯，盧寶桑突然氣不忿地伸手將薛紀躍手中的酒杯一打，酒杯「乒」的掉在了桌上，灑了一桌子酒。盧寶桑身邊的王經理正待勸阻他「不要胡來」，盧寶桑卻已經衝著路喜純大聲喊了出來：「你他媽的跟這兒賣什麼好兒？你的老底兒我最清楚！你爹是『大茶壺』！你他媽的是『小茶壺』！」

　　薛紀躍和潘秀婭聽不懂這話，但一見路喜純的臉色，也便慌了神兒──路喜純竟彷彿被人重重地朝胸口打了一拳，臉上的血猛地飛散了，變得煞白煞白，嘴唇哆嗦著，脖子上的筋暴起老高──

　　幾位上了年紀的人，卻一下子聽明白了盧寶桑的話。舊社會下等妓院裡的雜工，俗稱「大茶壺」，是社會最底層最讓人瞧不起的下等角色──他不但要伺候嫖客，還要伺候妓女，除了為他們收拾房間床鋪，跑腿買煙卷零食，還經常要提著個裹有棉花套的大茶壺，去給各屋續水，「大茶壺」的稱謂便由此而來。幾位上了年紀的人原不必相信盧寶桑的話，但路喜純在盧寶桑嚷出那話後的反應，卻又使他們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判斷：這個能烹出如此鮮美可口的「四喜湯」的小伙子，竟果真是個「大茶壺」出身！薛師傅心中只是遺憾，薛大娘除了遺憾還有一種迅速膨脹的不快，七姑頓時把對路喜純的好感驅趕走了一大半，她心裡嘀咕著：「好呀，你們薛家真夠大意的，你們找了個什麼人來掌勺啊！菜做得好又怎麼樣呢？『大茶壺』的兒子可萬萬不能讓他接近這婚嫁酒宴呀！」想到這兒，她竟至於立即感到反胃。

　　路喜純此刻全身的每一根神經都在痛苦地痙攣。他是在父母去世之後，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世的。解放前父親是天津一家下等妓院裡的雜工，而母親當年竟是一個賣入娼門的妓女！那盧寶桑的父親盧勝七，恰是提供有關情況的一個關鍵人物。那是在他母親去世不久，他徹底成為一個孤兒時，盧勝七作為他父母的老相識，並且作為他父親生前的同事，來他家看望他，一邊喝著他沏的茶，一邊慢慢地講給他聽的。盧勝七那回來看他確實出於好意，給他提來了一捆富強粉掛面，臨走還給他留下了五塊錢。正是從那次談話中，路喜純知道了「大茶壺」意味著什麼。他想起小時候有一回在外頭淘氣，汗淋淋地跑回家中，渴得不行，尖著嗓子問父親要涼白開喝，他伸手指著桌上的茶壺，沒嚷「涼白開」，而是嚷著：「茶壺！大茶壺！」正在喝酒的父親竟不但沒遞給他那茶壺，還突然伸手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使他小小的心靈深受刺激──他很長時間都困惑不解，父親雖是個粗人，脾氣不好，對他卻一貫是憐愛依順的，他那回並未犯什麼錯誤，為什麼父親竟動手打得他臉蛋腫起老高？更奇怪的是，母親一貫是護持他的，有回父親不小心把他絆倒在地，母親為此叨嘮了父親足足有一個鐘頭；可是當父親這一巴掌甩在他臉上以後，母親卻並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樣，把他摟進懷中，數落父親，反倒配合父親似的，暴躁地把他臭罵了一頓，說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瞎跑胡玩，「人嫌狗厭」──待父母雙亡之後，盧勝七來過，他才恍然。啊，「大茶壺」──這三個字裡包含著父母多少血淚與屈辱！怪不得班主任請父親去學校「憶苦思甜」，父親不是一般地拒絕，而是悶聲悶氣地說：「甭拿我開心！」他的那些遭遇，可怎麼講得出口哇？他的苦，只能就著燒酒，咽進心底，深埋起來！啊，父親！你這曾提著大茶壺在社會的最底層掙扎的父親，我愛你！我也愛我那同樣被知根知底的人所瞧不起的母親！母親啊！你臉上的那些皺褶，你額頭、太陽穴、脖子上所掐出的那些「紫紅的花瓣」，你那粗啞的嗓子裡冒出的那些鄙俗的語匯，都掩不住你心底的善良與溫厚；你同父親在解放後才結合，你們好不容易生下我來，在對往事的緘默中含辛茹苦地撫養我成長，這恩情，這心意，我該怎樣地報答？啊，親愛的雙親，你們的所謂「不名譽」，是那個遠去的社會強加給你們的，我不承認！誰敢污辱你們，我一定不把他輕饒！──

　　心裡翻騰著鋼水般的憤懣，路喜純用全身心恨著盧寶桑，他的拳頭捏得格格作響，指甲簡直就要嵌入掌心，看樣子他就要揮出那鋼澆鐵鑄般的拳頭，直奔盧寶桑的下巴了。盧寶桑面對著這樣一個路喜純，酒醒了一大半，背上沁出了一片冷汗，可是為了防備對方那狂暴的一擊，他本能地用雙手撐住了餐桌的桌沿，倘若路喜純那一拳飛將過來，他便下決心把整個桌面掀起朝路喜純扣過去──這形勢使在座的每一個人一瞬間都洞若觀火，啞然中都感到心臟堵到了嗓子眼兒──

　　路喜純的拳頭就要揮起來了。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口，他的眼睛的餘光掃到了新郎和新娘──薛紀躍縮起了脖子，潘秀婭依偎到了丈夫的胳膊上，兩人的眼裡充滿了恐怖與絕望──

　　路喜純忽然轉身消失於屋門之外。事後追憶起來，包括盧寶桑在內，誰都說不清他是怎麼突然一下子就跑開了的。

　　足足幾秒鐘過去，屋裡的人才回過神來。薛師傅不由得顫聲斥責盧寶桑說：「寶桑，你真不像話！」薛大娘揉著胸口呼應說：「寶桑，你瞎鬧什麼？」薛紀躍一反這以前的懦弱萎縮，激動地指著盧寶桑說：「你足撮一氣還不夠，還在這兒胡說八道，你走人！」七姑「各打五十大板」地尖聲評論說：「這是怎麼回子事喲？瞧你們請來的這些個人！」──

　　盧寶桑見路喜純消失了，忽然又蠻橫起來。他想我反正左右不是人兒了，乾脆鬧它個天翻地覆，我的雙手既然沒有離開桌沿，趁勢將飯桌掀它一掀，豈不痛快？想到這兒，他便齜牙咧嘴地吼了一聲：「走人就走人！」隨著這一聲吼，他的雙手眼看就要完成那掀桌子的動作，桌邊的人全都站了起來，幾乎同時發出了驚呼；可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人搶上一步來到他跟前，伸出右手兩根手指頭朝他身上點了一點，他便突然翻著眼睛，麵條般癱了下去；王經理忙順勢扶住他，讓他癱靠在了五斗櫥上。

　　那走攏盧寶桑身前，伸出兩根指頭對他「點穴」的，便是薛師傅的結拜兄弟殷大爺。在此之前，他在宴席上一聲不吭，幾乎被同桌的人們忽略。他的這一點，使與宴的人們又受到一次刺激。潘秀婭一時間以為盧寶桑被他點死了，嚇得緊偎在薛紀躍懷裡，乾哭起來。

　　殷大爺卻兩手互相撣撣說：「不礙的，他一會兒就能回過來。回過來他準就老實了。」又不慌不忙地回到座位上，招呼大家說：「喝湯吧。再喝幾口湯，我看就盛上飯吃飯吧。」

　　七姑吁出一口氣來，她扯平衣襟，準備告辭，可一看潘秀婭那餘悸未消的可憐相，又猶豫起來，她能就這麼著撇下秀丫走開嗎？──

　　在屋外苫棚裡，路喜純坐在小板凳上，雙手抱頭，把頭埋向大腿，悶聲悶氣地哭泣著。孟昭英在他身旁彎下腰，搜索著心裡所能想出的最溫存的話語，勸慰著他。可孟昭英怎知道此刻路喜純心裡所翻騰著的思緒？路喜純本是條硬漢子，他很少哭泣，他本來是完全可以通過狠狠地揍盧寶桑一頓，以洩他心中的憤懣的，可是他在拳頭就要飛出之際，忽然意識到他今天對更多的人所承擔的義務。他所為何來？不為「湯封」，不為讚譽，為的是創造美，並將這美無私地奉獻給這個舉行婚禮的家庭，以及他們的親友──不錯，他出身低賤，他的父親，當年的確曾是「大茶壺」，他的母親，當年的確曾是「窯姐兒」，即使在解放後，翻了身，過上了人的生活，這樣的身世經歷也不便於公開地「憶苦思甜」。這是多麼大的悲哀！那遠去的社會不僅將屈辱刻在了他父母心中，更波及到了他這一代！可是他要強，越是從這種屈辱中誕生，他越是要自尊自重。他不墮落！他不消沉！他要在自己那平凡的崗位上，正正派派地為這個社會貢獻出自己的汗水；他要在這種施展自己技藝的義務勞動中，認認真真地為普通的群眾奉獻出自己精心創造出的美來──可是他竟遭到了這般殘酷的污辱！為了使這舉行婚宴的一家不至於陷入醜惡混亂的漩渦，他只得強咽苦果，抽身回到這裡，可是他必須痛痛快快地排泄出胸中淤積的悲苦和憤懣。啊，他，一條硬錚錚的漢子，竟悶聲悶氣地抱頭痛哭起來！他哭，不是怨恨父母給他留下的屈辱，而是更加痛惜父母的早逝，他也為自己長期不理解父母而感到愧疚──

　　孟昭英回到屋裡，報告大家說：「人家路師傅為了成全咱們，躲一邊去忍氣吞聲，小伙子夠有多好！」並提醒薛大娘說：「媽，還不快給人家送上『湯封』，安慰安慰人家！」

　　薛大娘便讓薛紀躍拉開五斗櫥抽屜，取出「湯封」來──她在開宴前用紅紙包好，擱在了薛紀躍放瑞士雷達牌小金錶的那只抽屜裡。薛紀躍過去開抽屜時，她趁便徵求薛師傅意見：「再給他添上八塊吧，我看他怪不容易的！」

　　薛師傅沒來得及回答，便聽見薛紀躍一聲異樣的驚呼：「唉呀！金錶跟『湯封』全都沒啦！」

　　滿屋的人──癱在五斗櫥下的盧寶桑除外──全都又一次陷於驚詫之中。

　　行政處處長對別人的告發啞然失笑。

　　────

　　眼看就到兩點半了，接張奇林去機場的小汽車居然還沒有到，余大夫又一次打電話到機關，值班員說傅善讀確實已乘車出發來接，那為什麼這個時候還沒抵達？真讓人著急！

　　張奇林已經穿妥了西裝、皮鞋和大衣，雙手背在身後，在客廳裡踱過來踱過去。飛機四點鐘起飛，現在離起飛僅僅只有一個半鐘頭了。就算小汽車立即到達，立即坐上出發，路上總得半個來鐘頭，進到機場，辦出境手續，托運行李，接受檢查，穿過隔離區，到達候機廳，進入飛機艙，最快也總還要四十多分鐘，所以現在真是一分一秒地接近了誤機的臨界值。一貫遇事沉著鎮靜的張奇林，此刻在踱步中也明顯地流露出焦躁與煩怨。

　　傅善讀今天是怎麼一回事呢？自從張奇林主管這個局以來，同傅善讀接觸中，一直感到他這人辦事妥帖精細，很可信用。難道傅善讀今天的反常，同中午接到的那封告發信有一定關係？想到這裡，張奇林不由得往牆上一瞥──那幅洛璣山為他「卻乏走筆」的山水畫已經按照他的吩咐，由女兒張秀藻取下收起，現在牆上只留下一塊長條的白痕。傅善讀為洛璣山搞房子，圖的是什麼呢？就為圖他那同一構思多次複製的「作品」嗎？洛璣山貪得無厭地弄房子，又圖的是什麼呢？他除了畫畫兒，還想當「二房東」嗎？張奇林感到困惑。他深感世界上的事物之間是一個複雜的網絡結構，只盯住一個「網結」是不足以知人論事的，必須把握住一組矩陣網絡，才能作出近似判斷──然而那封告發信所揭發的實際僅僅只是一個「網結」，有關「網絡」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傅善讀會不會是故意晚來，以迴避我的詢問？可不管他怎樣晚來，從這裡開往機場的一路上，我在汽車中總還是要問到他的；即使我問完還不足以作出判斷，問一問心理上總能平衡一點──

　　張秀藻被余大夫派往院門外了望──儘管這實際上起不了什麼作用，余大夫還是讓她去，她也馴順地去了。當她走到外院時，她的眼光不由得朝東邊小偏院瞥去──那四扇屏門半開半掩，似乎透露出無限的神秘。馮婉姝一定來了吧？她同荀磊此刻在做什麼？一起聽音樂，還是一起看書？張秀藻並不嫉妒，但感到一陣陣酸辛的悵惘。她想，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令人痛苦──你愛他，他卻不愛你。她覺得那種原來愛過、後來不愛了的情況，究竟還比這種境遇好些，因為心中總還有可供細細咀嚼的甜蜜的回憶──要不是身後突然來了一個莽撞的少年，急匆匆地撞了她一下，從她身邊頭也不回地大步朝院外走去，她也許還會佇立在那裡，繼續任自己的感情漲潮──那少年穿著一件米黃色的登山服，雙手插在斜兜中，彷彿喝醉了酒的模樣，不消說，又是薛家婚宴上的食客。薛家怎麼淨是這種大叫大嚷、粗魯無禮的親友呢？撞了人家，頭也不回，連聲道歉也不會，逕自晃著肩膀大步流星地走了，真不害臊！──張秀藻還未挪步，又聽得身後人聲嘈雜！原來是薛師傅和薛大娘在送一群客人，她趕忙快步走出了院門，閃到了一邊。到了院門外她想起她那了望的職責，便把手搭在眼上，朝胡同口望去，胡同口那邊冷清清的，並沒有什麼小汽車的影子──

　　余大夫一看腕上的表已指示著兩點半，便對張奇林建議說：「乾脆叫輛出租汽車吧。這個老傅，辦的什麼事！出國任務他都敢給你耽誤，還說給安排房子哩！這種人！」說著抓起了電話。可就在她撥出租汽車總站的電話號碼時，傅善讀氣咻咻地到了。

　　余大夫還未來得及開口埋怨傅善讀，傅善讀卻先一迭聲地謝罪：「怪我，怪我，怪我──不該讓小王從美術館那邊過來，誰想得到今天那兒偏出了車禍呢？到了地安門，偏又遇上個大紅燈──」說著便主動去提旅行箱，又問張奇林：「你還有幾件行李？咱們這就開路！」

　　張奇林見傅善讀來了，心裡安定下來。一個半小時裡，足能辦完登機的一切事宜。由於整個身心的陡然鬆弛，他忽然感到要小解一次。於是他對傅善讀說：「你來了就好。稍安勿躁，我方便一下再走。」

　　傅善讀勸止說：「到機場再方便吧。機場廁所乾淨。」

　　余大夫也說：「看把你褲子濺髒了──鞋底更不用說。唉，我們這個廁所啊！」

　　張奇林卻憋不住。他想了想，便沉著地脫下大衣，又進到裡屋，套上一條平時穿的褲子，換上一雙平時穿的鞋，走了出來，笑著說：「瞧，我這樣就保險了。」說完竟出門而去。

　　傅善讀被張奇林這舉動驚住了。一位馬上就要上飛機出國訪問的局長，如此費勁地去上胡同裡的公共廁所！余大夫也感到今天的事態真是觸目驚心，她抓緊機會對傅善讀說：「你瞧瞧，老傅！什麼事兒！還把我們窩在這兒，這麼著上廁所！上這種廁所！你虧心不虧心啊！」

　　傅善讀賭咒發誓地說：「余大夫，我確確實實給你們預備好兩個單元了。要不，送完老張回來，咱們先坐車去看看房子？看著老張上個廁所都這麼艱苦，你以為我心裡好受？」

　　張秀藻本來心不在焉，隨傅善讀進屋以後，她本能地提起爸爸的一個小手提箱，只等著一齊再往院外走。她的腦海裡，鮮明地浮現著的，仍是東外院的四扇屏門──可是當張奇林上廁所的舉動呈現在眼前以後，她的心彷彿被敲擊了一下，腦海裡的四扇屏門倏地淡化開去。雖然爸爸身影消失了，但那上身穿著筆挺的西裝，下身卻套著一條舊褲子，腳上臨時又換成一雙舊鞋的古怪形象，卻彷彿牢牢地粘在了她腦中──啊，爸爸！她忽然覺得自己的爸爸非常可愛，一個能這樣坦然無怨、心平氣和地去胡同裡簡陋的公廁方便的爸爸，該是一個多好的爸爸！爸爸在她眼前有過許許多多的舉動，也許，今天的這個貌似微不足道，甚至有些滑稽的舉動，恰恰最能在她的心目中樹起牢固的威信──作為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的威信。

　　張奇林卻完完全全僅是為了解決一個生理上的需求。他從胡同公廁回來，動作緊湊地洗了手，脫掉了舊褲子，換上了皮鞋，又穿上大衣，然後便操起桌上的公文包，說了聲：「走吧！」大家便一齊朝院外走去。出了垂花門，穿過狹隘的大門洞，來到街上，把行李放進了汽車後箱，張奇林和余大夫都坐進去以後，傅善讀招呼張秀藻說：「上車吧！」張秀藻笑笑說：「我不去機場了。」張奇林和余大夫也都在車裡說：「她早說好不去了。孩子大了，她有她的事了。」於是傅善讀麻利地鑽進了前座，把門一撞，車子便開動起來。張秀藻朝車子揮了揮手，車子開遠了，她看看手腕上的錶──兩點三十八分。

　　張秀藻返身走進了院門，來到四扇屏門旁邊。她忽然覺得聽到了荀磊和馮婉姝的笑聲，還有朦朦朧朧的、似有若無的音樂作為陪襯，她的心彷彿被緊緊地捏了一把。在一種惘然若失的精神狀態中，她懨懨地朝裡院走去。剛到垂花門邊上，忽然從垂花門裡走出了詹麗穎和一位有點謝頂的、戴眼鏡的中年男子，張秀藻同詹麗穎對笑了一下，便錯肩而過。詹麗穎那粗大的嗓門正甩著這樣的話語：「──好哇！演過了『貴妃醉酒』，下頭就該演『鳳還巢』了嘛！──」張秀藻也無心去聽詹麗穎在說著什麼，只是覺得她這人未免有點聒噪──再往裡走，路過薛家苫棚時，她感覺到似乎有男人的哭聲──那是一種悶住的低沉而渾厚的悲聲，使她非常驚異。誰呢？怎麼能在辦喜事時哭呢？她並無細加探究的慾望，但她感受到了生活本身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她想，在這立體推進、交叉互感的生活中，她還是應當理智，應當堅強，而不能讓心中那隱秘的愛湖沖決堤壩，淹沒掉她的事業心──於是，當她回到家中以後，她洗了個臉，輕輕地哼著歌兒，毅然地坐到了書桌旁，打開了專業英語課本和筆記──

　　張奇林乘坐的小汽車開過了鼓樓，從鼓樓東大街直奔東直門。張奇林和余大夫坐在後座上，傅善讀坐在前座上。當張奇林沉吟著考慮如何就那封信的內容詢問傅善讀時，余大夫已經就即將搬去的新居向傅善讀提出了一連串問題，從衛生間澡盆的規格一直問到了窗外是否已經植上了樹、植的什麼樹。傅善讀扭過身子，雙手扶住座椅靠背，熱情地一一作答──

　　小汽車眼看出了東直門，開上了通往天竺機場的公路，時間不多了，張奇林便打斷余大夫和傅善讀的交談，鄭重其事地說：「老傅，我要正式地同你談談。」

　　傅善讀顯然並無思想準備，他顯得有些吃驚：「正式？」

　　張奇林望定扭過身來的傅善讀。這是一位典型的「老總務」，不知為什麼，張奇林覺得到處管行政事務的幹部都有著同樣的風度、同樣的表情──儘管他們外貌上往往差異很大。老傅身材瘦小緊湊，兩眼卻炯炯有神，不說話時，薄薄的嘴唇閉得很緊，一開口說話，嘴唇果斷地掀動著，腮上的一個傷疤，彷彿也在一動一動，說出的每句話似乎都有著足夠的統計數字作為後盾，不容辯駁。

　　張奇林決定開門見山。他說：「今天中午我接到了一封群眾來信，檢舉了你，而且也牽扯到我──」於是他幾乎是把那封信逐字重述了一遍。

　　余大夫原不知有這回事，聽了大吃一驚。她才明白張奇林為什麼讓把家裡掛的那幅畫取下。這是張奇林他們單位的事，她當然不好插嘴。不過在這麼個小汽車裡，時間又這麼緊迫，張奇林一下子把問題端到傅善讀面前，會不會弄成個尷尬的局面？她心情緊張地望著傅善讀，既怕他怫然色變，也怕他無地自容──她心裡不免埋怨張奇林：這問題就不能擱到回國後再往外端嗎？

　　出乎張奇林和余大夫意料，傅善讀聽完那封告發信的內容，竟是啞然失笑的樣子。他極其輕鬆──甚而還夾帶著幾分愉快地說：「信上說的完完全全都是事實。只不過沒把事實說全就是了──我這回『卡』出來的住房不是一套而是兩套，嘿嘿，我還想再『卡』出第三套來呢！」

　　張奇林愕然。傅善讀見張奇林現出那麼個難看的表情，便以一種安慰的語調說：「你從來沒直接管過分房子的事，沒深入過這個領域，難怪你聽見風就是雨。其實，對於我們做實際工作的人來說，那信上說的事兒，不過是我們這一行的日常生活──」

　　張奇林不得不承認，傅善讀所馳騁的那個領域，對他來說，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的概念。局裡的「分房委員會」不由他抓。固然局黨組要討論通過住房上給予特殊照顧的中年知識分子名單，但他們所討論的只是人而不是房──他們只作出應當優先給誰分配住房的決定，至於實際安排，那就是傅善讀他們的事了。

　　張奇林問：「你是怎麼卡掉中年知識分子住房的？這關係到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你怎麼敢這麼幹？」

　　傅善讀笑嘻嘻地反問：「咱們局哪一位該給房的中年知識分子沒得著房？」

　　張奇林一想，也確實沒有來告這種狀的。似乎每一位分房名單上有名的人都分到了住房。他想起那封告發信上的措辭，也並不是說傅善讀卡掉了誰應得的整套住房，而只是說他「卡掉了您局中年知識分子的居住面積」。

　　傅善讀見張奇林發愣，便進一步說明：「咱們局的住房來源，一是接受統建房的分配，一是自蓋自分。先說第一種，統建房有不同的規格，都號稱三間一套，有五十平米的，也有三十平米的；都號稱兩間一套，有三十平米的，也有二十三平米的；有全是南窗的，也有全是北窗的，自然也有各種兩面開窗的；有的大而粗，有的小而精；有的房子好地段差，有的房子差地段好；有願把三間一套換成一個兩間一套、一個獨間一套的；有願把樓房換成平房的──我們管這攤事的，說實話，確有以權謀私的角色；不過，也是實話──我們搞所謂的倒換，主要還是為本單位著想。比如說，這回一共分給了咱們統建房二十八個單元、一千一百三十二平米，除去可以倒的舊房不算，按說可以安排二十八戶人住；可是我不能就這麼著死板地安排，比如說，給你們家，我就不能安排成一個三大間的單元，而要安排成兩個兩大間的單元，這樣，我手裡的房子就不夠分了。也不光是你家，這類需要變通的例子還有，比如有的該分房子的人家，婆媳實在不合，我要盡心為他們服務，就該把一個兩大間的單元，盡量換成兩個獨間的單元，於是乎我就要同別的單位的同行聯繫──我不去聯絡他們也會主動找上門來，我們之間──往往也不是雙邊，而是三邊、四邊，半公開地進行倒換；倒換的結果，比如這回我手裡的狀況，就挺讓人滿意，凡該安排住房的我全安排了，還多出兩套來──怎麼多出來的？自然是因為我卡掉了一些住戶的米數，不過那米數極其有限，也就一二平米，三四平米而已，但我積少成多的結果，便多出了兩個單元來；少了米數的住戶也許還得到了另外的好處，比如陽台大，層次好，採光足──你說我坑害了誰呢？我完完全全是一片好心！──」

　　張奇林懷疑地問：「你這個好心我還不完全明白，那洛璣山跟咱們單位毫無關係，你怎麼能讓他住進一套呢？這總是違反原則的吧？」

　　傅善讀起勁地掀動著嘴唇，振振有詞地說：「那洛璣山不過是借住，我並沒有給他住房證，算不上違反了什麼原則。咱們給他提供方便，他給咱們幫忙，這實際上是一種協作嘛──」

　　張奇林大惑不解：「協作？一個單位和一個私人協作？」

　　傅善讀只覺得張奇林迂腐無知，他不禁調侃地說：「你這個官僚主義者！『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剛才說了，咱們局的住房，一靠統建統分，一靠自蓋自分。蓋房子你當跟搭積木那麼容易？地皮問題，設計問題，材料問題，施工力量問題──頭疼的事多了！你以為那洛璣山不過是有幾管毛筆的等閒人物？咱們局這回蓋宿舍樓的水暖設備，要沒洛璣山幫忙，能那麼順當地到手嗎？」

　　張奇林覺得傅善讀越說越像「天方夜譚」，不禁問道：「他還兼營水暖設備公司？」

　　傅善讀笑了：「你真能開玩笑！他自然只會畫那麼兩筆畫兒！可現在哪個賓館、招待所不想要他的畫兒？都搶著請他去畫，房子沒蓋起來，要多大的畫兒，掛在什麼部位，早都跟他訂好了──所以他能替咱們說情，從賓館工地勻出點過剩的水暖設備來。咱們欠了人家的情，借套富餘的單元給他用用，還不應該嗎？──」見張奇林仍然瞪著眼睛，傅善讀又補充說：「你放心，這裡其實並沒有什麼不乾不淨的事情。那水暖設備都是按官價轉讓、接收的，手續完備，洛璣山從中沒拿一分錢的『回扣』。」

　　張奇林仍對洛璣山反感：「他自得一套住房，還不算拿『回扣』嗎？而且人家說他像這樣的住房已經弄到了三套，也太貪得無厭了！」

　　傅善讀卻不以為然：「他的情況我太清楚了。別看他名聲在外，他那個單位可根本不拿他當回事兒，說他年輕，資歷淺，還不夠照顧的份兒，分給他的住房，就是那麼個又小又窄的單元。他上有老，下有小，家裡根本擺不開畫案，他也是逼得沒有辦法，才這麼弄了三個單元──你以為是什麼大三間的單元？三處我都去過，一處在塔式樓的第十五層，是個獨間的，他當了畫室，他說他不能總是到賓館裡去畫訂貨，他想靜下心來搞一點真正的創作，所以得有個自己的畫室；再一處是個半地下室，他安排他老母和女兒住，以減少自家的擁擠；第三處就是我借給他的，也不過是個兩間的單元，他佈置出來會會客，藏一點書和美術資料，如此而已。說實在的，以他現在的這個水平，如果到國外去，他能混得蠻不錯嘛！買一棟樓住住，搞它一座帶花園的別墅，怕都不是什麼難事，可人家並沒有那麼個想法，能忍心說他貪得無厭嗎？──」

　　張奇林聽了傅善讀一番話，暫且無言。他心裡思忖著：即便傅善讀所說的全是真情實況，看來這裡面也還是有一定的問題。什麼樣的問題呢？恐怕是住房修建、分配體制本身的問題。人們合理的物質需求，社會上人們之間互通有無的交換關係，看來採取壓抑的辦法、遏制的辦法，終究只能是造成更多的矛盾和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消耗。十年前，按規定農民不許販賣花生米，但城市居民們還是幾乎家家都有花生米──一個地下的花生米供求網頑強地存在著。現在爽性允許農民販賣花生米，讓花生米供求網公開化、合法化了，供求雙方的身心都得以免除多餘的耗損，生活不是變得更明朗更輕鬆了嗎？什麼時候城市住房問題也能擺脫人為的腳枷，把解決的步子邁得更清爽、更迅捷呢？──

　　傅善讀見張奇林的表情漸漸由嚴峻而溫和，便主動地說：「老張，你還沒問我：你那另一套卡出來的單元，派了什麼用場呢？告訴你吧──分給了你們新任命的技術情報站站長龐其杉。原來『分房委員會』認為他的『分數』不夠，他還得再等上一陣子才行，可是我手頭多出這麼一套以後，馬上就把他安排了──他一上任就住進了新房，工作能不安心嗎？你看，那封告狀信其實倒是封表揚信──我歡迎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趕快來檢查，越檢查，我越心安理得哩！」

　　張奇林笑笑說：「你這只是一面之詞。我看紀委會一定會來檢查的。我想檢查的結果，也許不會僅限於簡單地確定一下是非──」他忽然想到他出發前讓家裡人取下了洛璣山的那幅山水條幅，想到條幅取下後牆上留下的一長溜白痕，忍不住又說：「不過，那個洛璣山把一個構思畫來畫去地重複，畢竟不高明──」

　　傅善讀仍舊為洛璣山辯護：「中外古今，畫家重複一個題材的例子多的是，不信，你看看齊白石留下的畫兒，有多少蝦米，多少菊花？──」

　　余大夫見他倆的談話越來越輕鬆，也便不再緊張。她朝車窗外望望，提醒他們：「行啦行啦，等老張回國以後你們再抬槓吧。看，到天竺機場啦！」

　　小汽車拐進了機場專用車道，不一會兒，又飛快地旋上了候機樓前的迴旋坡道──

第六章　申（下午三時至五時）

　　鐘鼓樓下的「老人俱樂部」。

　　────

　　一過下午三點，照射到鼓樓東牆根的陽光，便顯得格外寶貴，因為至多還有半個來小時，這冬日的陽光便不再具有暖意了。

　　在鼓樓東牆根下「負暄」的老人們，一到這時辰，心情便不免沉鬱起來。他們留戀帶有暖意的陽光，不那麼願意，甚或很不願意回到那屬於晚輩統治的家裡。即便在家裡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同談得投機、玩得默契的女伴分手，心裡也悵悵地。

　　胡爺爺自然是最怕「老爺兒」偏西的一位，因為「老爺兒」一偏西，便是「老人會」的散場，他拖著疲憊的腳步回家之後，見到的將是兒子那張冷漠的臉，兒媳婦那對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飯桌上的這類遭遇：孫子將一塊肉夾起來，對他說：「爺爺，給！」而兒媳婦將那塊肉接過去，餵進孫子口中，假笑著說：「爺爺好吃素，爺爺要你吃！」他呢，便連自己夾一塊肉吃的勇氣也沒了──

　　胡爺爺同海老太太坐在一起，猶如小孩子嘴裡含著一塊幾乎化成了薄片兒的糖果，捨不得讓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語地競相咂摸著這鐘鼓樓邊的往事，彷彿在這樣一種熾烈的懷舊中，他們便能夠讓時間停住似的。

　　咂摸得最久並且百提不厭的，自然是那關於一百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傳說。論起來，胡爺爺和海老太太還是那傳說中有關人物親友的後裔呢。

　　胡爺爺的祖上，原是銀錠橋畔那經營豆汁鋪的老夫婦的近鄰，老夫婦的獨生女兒被惡貝子搶走的情景，胡爺爺祖上是親見的，因此多年來講起這段事，胡爺爺總用著權威的口吻。據胡爺爺說，那貝子自從被神秘地剜去雙目後，懼怕連性命也失去，便放還了那被搶的姑娘。姑娘的父母，後來果然給她招進了一名白衣女婿，是個瓦工。庚子年間，那年老的夫婦都已去世，這對夫婦連同他們的五個子女，都成了「義和團」的團民。每當有人說那昔日被搶過的婦人，入「義和團」後當了「紅燈照」時，胡爺爺總要予以糾正：「不是紅燈照，是藍燈照。我爺爺當年跟他家熟得不能再熟，他家的豆汁我家隨便喝，我家的芸豆窩頭蒸得好，他家也隨便拿；所以究竟是怎麼個情景兒，得聽我爺爺的──我爺爺說，義和團的女團民，只有那年輕沒出閣的，才叫紅燈照，結了婚的婦人就叫藍燈照，還有寡婦們，叫青燈照。」後來呢？據胡爺爺說，「義和團」失敗後，那瓦工被捕去殺了頭，英勇犧牲了，那婦人便帶著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了哪兒？他就說不清了，因為他爺爺沒告訴他。不過，至今胡爺爺仍能到銀錠橋畔，指認當年那家豆汁鋪和他家祖上居室的位置──自然早已成為了別姓的住屋。

　　海老太太呢，卻是與那傳說中的反面角色有親緣關係。據說那惡貝子的一個庶出的妹妹，便是海老太太的姥姥。這樣論起來，那被義士剜去雙目的貝子，海老太太還該叫他舅姥爺呢。這種關係倒並未使海老太太在參與講述那傳說時有什麼羞愧之感。因為據她說，那舅姥爺豈止是欺壓府外的良民，就是府內，他也不僅是虐待奴婢，對海老太太的姥姥──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罵就罵，說打就打的。因此，每當講到她那舅姥爺在那個月黑夜裡，門窗未動而雙目被剜的情節時，她甚至比胡爺爺等人更覺解氣，還每每要發一通「惡有惡報」的議論。再說，與海老太太有親緣關係的滿清貴族及其後裔還很多，有的支持過辛亥革命，有的解放後成為政協委員，還有那論起來得叫她舅媽、表嬸的，人家都成了共產黨員了。因此，海老太太的親戚關係裡是既有壞蛋也有好人──這也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有的狀況，不足為怪的。人們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聽她那舅姥爺的下場，她總是鑿鑿有據地說：「出了那檔子事沒多久，他就得瘋病死了。臨死的時候，他直嚷：『燙！燙！』問他：『炕燙？火盆燙？』他說：『豆汁燙！豆汁燙！』敢情他總覺得有人端著熱豆汁往他身上潑──」對這類描述，人們自然只是姑妄聽之。

　　那傳說中籠罩著神秘色彩的俠義少年，他究竟從何方而來？又往何方而去？他何以能夠不動門窗而潛入惡貝子寢室，從容地將其雙目剜去？這些問題，胡爺爺和海老太太便只能同大家一樣，憑著想像去猜測了──他們都失去了權威性。但幾種傳說的「版本」中，都有這個細節：在惡貝子雙眼被剜的那天傍晚，那騎馬的美少年，曾光顧過鼓樓大街上的「北豫豐」煙莊。「北豫豐」煙莊的位置究竟在哪兒呢？這個問題，海老太太和胡爺爺以前就爭鳴過，這天不知怎麼搞的，聊著聊著，他倆又抬起槓來。

　　海老太太說：「那『北豫豐』煙莊，就在如今『炊事用具供應部』那兒，門臉正對著煙袋斜街。買妥煙料的主兒，一邁出『北豫豐』的門檻，抬頭就能望見煙袋斜街把口的『雙盛泰』煙袋鋪，那門口掛著好大的煙袋幌子──您忘啦？足有四五尺長，底下墜著紅布──」

　　胡爺爺說：「那咋不記得？幌子上還箍著銅箍兒，小風過來不帶晃搖的──可『北豫豐』蒂根就不在這鼓樓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樓東大街，如今『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對過──瞧您那點子記性！」

　　海老太太便揚起嗓子說：「我記性差？凡我經過的事兒，拾起來全能全枝全葉的──我倒試試您吧──當年煙袋斜街裡的『忠和當』，門臉在哪塊兒？」

　　胡爺爺脖子都直了：「街中間，廟對門，門臉朝北──我能忘了它？早年可沒少跟它打交道！」他忽然回憶起，民國十三年夏天，紫禁城裡建福宮遭回祿，從鐘鼓樓一帶都能望見宮裡的紅光，後來內務府派了幾十個庫丁去收拾廢墟。他當年不到二十歲，也是其中的一個。以往在庫裡幹完活，出庫房時，不但要脫光衣衫，還要雙腳蹦過一條尺把高的長板凳，同時還得立即將雙手一拍，叫喊一聲，守候在那裡的主管點了頭，才讓穿上衣衫回家。這是為了防止庫丁將庫中財寶藏在口中、手中、胯下、肛門和腋窩盜出。但到建福宮收拾火災現場，一來露天作業，監督不便；二來人手不夠，還另雇了一些力來應急，難於管理；三來當時皇室已然衰敗凋敝，威風早已不似當年；故而庫丁和力們都有了可乘之機。在幹活的過程中，他同別的庫丁、力一樣，也趁便拾了一些熔成團塊的金銀，偷偷藏在褲襠裡，混出神武門以後，便趕緊到「忠和當」去當當──後來才知道是吃了大虧，原該拿到錢莊去的，可他只跟當鋪打過交道，錢莊的門檻從來沒有邁過──想到這裡，他不由得考問海老太太：「您記性好，您該記得早先故宮裡頭著大火的事兒吧？──」

　　海老太太不等他問完便用勁地說：「敢情！那一年春上我出的閣，那場大火，記得是陰曆五月十四晚半晌著起來的。第二天我跟我們掌櫃的逛『荷花市場』，一進大堤，滿耳朵聽見的全是那大火的事──」

　　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場」，胡爺爺便把那建福宮大火的事撂一邊了。「荷花市場」！這四個字勾起了他多少既辛酸又甜蜜的回憶。他不由得又同海老太太一問一答地議論起當年的「荷花市場」來。海老太太在這話題中，同樣也既回味到青春的樂趣，又反芻出人生的苦澀。

　　所謂「荷花市場」，是民國初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那二十幾年裡，在這鐘鼓樓西南的什剎海出現的一種臨時市場，每年從陰曆五月初五開市，至陰曆七月十五收攤。當時的什剎海前海遍植荷花，海西是一條頗寬的土堤，堤東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場」的中心區便在這土堤之上，所謂「東邊荷花西邊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場的商棚，大都用杉篙木板扎搭，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中，上面或罩以席頂，或鋪著可展可收的葦簾，當然也有因陋就簡──覆以舊布縫綴的傘篷的。胡爺爺當年也曾一度在著名的「德利興」棚鋪中學徒，到那「荷花市場」中給人搭過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櫃的，得意時卻是「荷花市場」中攜眷遊逛的人物，潦倒以後，一度又在「荷花市場」中擺攤給人測字相面──

　　胡爺爺和海老太太興高采烈地回憶了一番「荷花市場」的盛時景象──那「八寶蓮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粳米煮成，煮得膩篤篤的，盛在小碗裡，中間混著鮮蓮子、鮮藕、鮮雞頭米，上面再堆上雪花綿白糖、青絲紅絲──小碗又擱在冰桶裡，用那從窖中取出的天然冰塊偎著，取出來的時候，涼颼颼的，稱作「冰盞兒」，你說該有多麼爽口！還有「蘇造肉火燒」，是拿花生油、鮮雞蛋和細羅面烤成的，皮兒一層又一層，層層不亂，薄薄的皮兒下，露出裡頭的蘿蔔絲瘦肉末餡兒，一兩算你兩個，真勾人的「哈喇子」！──吃的如是豐富多彩，那些耍貨更讓人眼花繚亂！上頭泥塑、下頭豬鬃紮腳的「鬃人兒」，擱在銅盤子裡，一敲盤邊，它們就連轉帶舞，別提有多麼逗哏；還有各式各樣的風箏，「黑鍋底」、「沙燕」、「蜻蜓」、「蜈蚣」、「孫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蝴蝶送飯」──它附在大風箏之上，大風箏放起老高以後，把它掛在風箏線上，能眼見著自動升上去，上去老高了，拴著線香頭的小爆竹一響，繃線震斷，它那翅膀便能一合，「哧溜」滑將下來──你說巧也不巧？──

　　他們又回憶到當年「荷花市場」上售賣的幾種燈：「荷花燈」，並不真用荷花製作，而是用高粱秸破篾，圈成一個小西瓜大的圓圈，上面貼一圈用粉紙剪好壓凹的花瓣，下面再貼一圈用綠紙剪成的六七寸長的流蘇，中間點上一支小蠟燭，孩子們入夜後用一根小棍挑著，邊玩邊唱：「荷花燈，荷花燈，今兒個點了明兒個扔──」他們小時都點過，也都扔過的；「荷葉燈」，用真荷葉一張，當中插蠟燭，點上舉過頭玩；「河燈」，用一小塊厚厚的圓木頭，周圍糊一圈紙，中間放一個泥捏的小油燈盞，點上後，擱進什剎海，任其漂流；最令人難忘的是「蒿子燈」，拔一棵青蒿，把許多點燃的線香頭一一繫在青蒿的枝葉間，手舉根部，搖來搖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裡、胡同中，點點紅星晃動著，裊裊香煙飄散著，引出正當青春年少的他們多少非分的幻想！──

　　「啊，二位說的，不就是當年『雨來散』裡的玩意兒嗎？」一位一手提著鳥籠，一手揉著核桃、身板比他們硬朗的主兒，聽他倆聊得起勁，湊過來搭話。

　　「雨來散」？對！當年的「荷花市場」逢上下雨，自然散攤，所以確有「雨來散」的俗稱。海老太太和胡爺爺一聽見「雨來散」這仨字兒，心中頓時充滿了無限的悵惘。「荷花市場」逢雨便散，人生呢？緣分呢？──唉唉，往事真不堪回首！

　　那過來插話的，便是盧寶桑的父親盧勝七。他比胡爺爺和海老太太要小十來歲，對於他來說，「荷花市場」實在沒給他留下什麼好印象。他記得那時候他還不到二十歲，在轎行裡等著當隨行的執事──他們丐幫中的小伙子常去幹這個，當然輪不到他們打傘、打扇，只能是在執事行列的尾部打打旗。旗有幾種：青龍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他受雇時只能是打那繡著龜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後。那年夏天他天天去轎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怎麼搞的，那年夏天闊主兒們都不娶媳婦！於是他頭一回跟著父輩去「荷花市場」搞「硬乞」。他把一個大鐵鉤子鉤進鎖骨，拖著個墜鐵球的鐵鏈，從堤南走到堤北，竟然只有人指點觀看，而並無人施捨一枚銅板！從那以後他就恨上了什剎海，每從湖邊過，他總忍不住要往湖裡啐一口痰！現在他聽見胡爺爺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兒你一句我一句地讚美「荷花市場」，心中好不以為然，點出那「荷花市場」不過是「雨來散」之後，他又把右掌心的核桃揉得嘩啦嘩啦亂響，大聲地說：「當年那什剎海有什麼好的！別看海心裡有那麼點荷花裝樣子，海邊上堆著多大一圈垃圾雜物？那住海邊的人家，有的還見天地往裡倒屎尿盆子，那股子味兒！打那裡頭竄出來的蠅子蚊子就別提有多少了！你們二位歲數都比我大，該比我早看見過『鼓樓冒煙兒』？──」

　　胡爺爺和海老太太一聽，一齊點頭呼應：「可不是，有一回這鼓樓頂上躥起一丈多高的『黑煙』，街面上的人都當是裡頭著火了，嚷的嚷，跑的跑──」「是有那麼檔子事兒！後來不是把那消防隊都叫來了嗎？消防隊的人爬上去一細看，咳，鬧了半天，哪是什麼『黑煙』，是成團的蚊子攪成了那麼個『通天柱』！」

　　「瞧，那時候咱們這塊兒有多埋汰！說那路面是『無風香爐灰，有雨墨盒子』，真是一點也不假！」盧勝七突然煥發出一種憶苦思甜的熱情，指著斜對面街上的店舖說，「要是當年，甭說別的字號了，就那『泰麟菜蔬商店』，那『和成樓生熟肉鋪』，咱們敢進去嗎？」

　　海老太太接上去說：「敢情！自打日本人來了以後，那物價就光見漲不見落！我還記得日本人來了以後印的那票子，一邊有個孔夫子像，一邊有條龍，瞅著就跟豆紙似的，『毛』得厲害！──」胡爺爺搶著說：「可不！那是『華北準備銀行』的票子，外號『小被窩』嘛。當年大伙不都這麼說嗎：『孔子拜天壇，十塊當一元！』──再後來那國民黨的『法幣』，就更不能提了，日本投降以後，『光復』的頭一年，一百塊『法幣』還能買倆雞子兒，過了沒兩年，一百塊『法幣』合算只能買上一個煤球兒！那是些什麼日子啊！──」

　　說到這兒，恰好一輛長車身的八路公共汽車從他們面前的街道上駛過，海老太太便見景生情地接著進行新舊對比：「那時候打咱們這塊兒出門有多難！都到民國多少年了，這街上才有了當當車（當年北京人對有軌電車的稱呼），那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踩鈴兒，噹噹地響，真吵人！──」胡爺爺跟上去說：「可不，我記得司機踩出的那調調是：噹噹噹，噹噹噹噹，當，當當──沒錯吧？那當當車的車票倒不算貴，可左等右等，等得你腦門流油兒了，它才開過來；這也不怪它，鋪的是單軌嘛，每到一站，這邊的車先開到拐出的『耳朵』上去候著，等那邊的車開過來，錯過去了，才能再從『耳朵』上拐出來，接碴兒朝前開──那車廂後頭，時不時還總吊著幾個蹭車的，瞅著真懸乎！那時候有話嘛──『人力車，坐不起；當當車，等不起。』哪像今天這樣，公共汽車、無軌電車好幾路，車又大，來得又勤，想去西單、王府井、天安門、動物園──上車走人，多省事兒！──」說到這兒，胡爺爺臉朝著盧勝七，興奮地問：「你說是不？」

　　盧勝七卻忽然沉默。因為胡爺爺關於當當車的話語，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緒──遠不僅僅是不愉快，說實在的，那是他最大的恥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並且還是他最大的恐懼──三十六年前，他曾被國民黨特務所收買，就在這鼓樓的前頭，去追打那些進行「反飢餓、反內戰」遊行的青年學生，而所獲得的代價，不過是每打一個學生得到一個饅頭──當遊行隊伍被衝散以後，有一個留長髮的大學生跳到正在行駛的當當車後踏板上，一手著車門，一手散發傳單。盧勝七在打紅了眼的情況下，竟瘋狂地衝向當當車，伸手去拉拽那大學生，企圖把他拉下車來；沒想到那大學生竟伸腿踢他，拚死抵抗，他便上去抱住那大學生的腿，生把那大學生從車上扯了下來；兩人滾倒在地，扭作了一團，在幾秒鐘裡，他倆的臉離得那麼樣地近，兩人的眼珠幾乎都要從眼眶裡蹦出來──顯然，他倆從此誰也忘不了誰了──可是後來也不知怎麼一來，那大學生被人救走，盧勝七倒挨了幾腳，疼得鑽心──救護大學生的，好像倒並非是參加遊行示威的人，而是幾個路過的壯工。盧勝七站起身來罵了一陣，啐了一陣唾沫，便晃著肩膀領饅頭去了。

　　解放後，盧勝七隱瞞了他這段醜惡的歷史，直到「文化大革命」當中，才被揭發出來。他確實是知罪認罪，他明白了，那當年散發傳單的共產黨人，不怕流血犧牲地同國民黨英勇鬥爭，正是為了使他那樣的乞丐不再過那不像人樣的生活──可是他很快又陷於驚詫與困惑。有一天大街上開過某國家機關游鬥「走資派」的大卡車，那最後一輛卡車上有個掛黑牌的「黑爪牙」，那模樣，似乎分明便是當年同他滾作一團的那個共產黨大學生！這是怎麼回事呢？當年國民黨特務花一個饅頭代價讓他去打的人，怎麼今天反倒被共產黨自己「打倒在地，還踏上一萬隻腳」了呢？──

　　又過了幾年，「四人幫」倒台了，盧勝七偶然去親戚薛永全家串門，在垂花門那兒，他恰巧同住北房的張奇林打了個照面，張奇林倒沒什麼反應，他心裡可怦怦亂跳──他覺得那人恰恰就是當年著當當車車門散傳單的那位，也就是前幾年讓人給掛著黑牌子當「黑爪牙」遊街的那位──他假作無意地問了一下薛永全，薛永全告訴他，人家眼下是國務院的正局級幹部，說不定過兩天就升副部長、部長！盧勝七那天沒敢喝酒，背上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屋，低著頭一溜煙地快步躥出了院子，從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門──可他回家後幾次細細回憶，又覺得跟薛永全住同院的那位張局長，似乎並不是當年那個同自己扭成一團的大學生，因為那大學生眉心有個如同黃豆般大的黑痦子，而張局長眉心卻分明平平整整、乾乾淨淨──

　　盧勝七的突然沉默，使胡爺爺和海老太太的談興受挫。吹來一陣小風，帶來陣陣寒意。盧勝七晃著鳥籠，揉著核桃，踱了開去。胡爺爺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還絲毫沒有散攤的意思。當天的《北京晚報》已經開始發賣，他們有人已經買到了《北京晚報》，並且已經根據晚報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為營，穩健人殺》，擺上了林宏敏對鄔正偉的殘局，一步步地進行著復驗──而那位前區商業局的吳局長，則正同身邊的一位白髯老人同猜晚報三版上的「口字謎」。他很快便猜出「一字四個口，五穀樣樣有」是「田」字，但讓「奇形怪狀一個口，口字隱約藏裡頭」給難住了──

　　既然人家都沒有走，海老太太也捨不得這就回家。太陽眼瞅著失去了那最後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擴散著，她望著眼前的大街，只見依然是車水馬龍、人頭攢動，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華竹枝詞》：

　　暮鼓晨鐘不斷敲，

　　苦心婆口總徒勞。

　　滿城人競功名熱，

　　猶向迷津亂渡橋。

　　她既然熟記這首《竹枝詞》，想必是已「看破紅塵」，達到「頓悟」境界了吧？其實不然──

　　胡爺爺尤其不願回家，他是能在這鼓樓根多捱一會兒便要多捱一會兒。見海老太太吁出一口氣來，他怕她這就要起身離去，便立刻找出個話茬來搭訕：「您那個院兒，許快給落實政策了吧？」

　　海老太太叫他這麼一問，心裡得到很大滿足，遂莊重地點頭說：「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聖明啊！如今的中央，事事講個『理』字，能不擁護嗎？──」

　　其實，海老太太並非那個四合院的房主。胡爺爺不清楚這一點，僅僅根據前些時海老太太的某種口氣，以及她那特殊的氣派，便作出了這樣的估計。他已經幾次把她當做那四合院的房主同她對話，她竟默認了，並且漸漸地形成一種心理狀態，就彷彿她真是那四合院的房主似的。

　　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據說屬滿族正白旗中赫捨裡氏一支，當年也確是一個既富且貴的大家族。但自從她十來歲以後，她那個大家庭便處於迅速地分崩離析、潦倒沒落之中。她出閣以後，夫家原是蒙軍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裡掛職，倒還過了兩三年小康生活；但因為後來公公去世，丈夫隨即被蒙藏院裁員，去參與一樁投機生意又蝕了本，家道便一天天衰落下去；後來丈夫僅憑著家傳的一本《麻衣相術》，在什剎海、後門橋一帶擺攤給人測字相面，勉強維持生計；不想日占時期丈夫又一命嗚呼，她未曾生育，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寡婦。她只好自謀生路──先到輔仁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女生宿舍當了幾年傳達，又到一個私立托兒所當了幾年保育員。解放後那私立托兒所一直存在到一九五二年，才被政府接管。後來，她又轉到另一個托兒所幹了幾年，才從那托兒所退休。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裡來的房產呢？她現在所住的四合院，不過是當年她娘家堂兄弟一度擁有過的房產罷了。但解放後沒幾年，那堂兄弟也就將那所院子賣給了房管局，因為她同原來的房主有那麼一種親戚關係，又因為她是該院中居住歷史最長的住戶，長期形成由她代收代繳全院房租水電費的習慣，房管局有什麼事也總是先找她聯繫，院裡有什麼事需同房管局打交道也總是由她出面；因而久而久之，人們總模模糊糊地覺得她似乎便是這所四合院的房主，逢到這幾年北京市開始著手落實私房政策，不僅外院的胡爺爺，就是同院的某些住戶，也以為海老太太屬於應得到落實政策的房主之一。

　　海老太太很喜歡人們這樣看待她。比如此刻胡爺爺那樣發問，她回答時，心裡便充滿一種自豪和喜悅。不過，她避免使用直接肯定的詞句，因為她曾經捅過婁子，險些觸犯法律。她不想越過「雷池」，去重蹈覆轍──

　　那是一九五二年，正當她所在的那個托兒所由私立轉為公立的前夕，有一天她按著報紙上登的文章，向孩子們講志願軍的英雄故事，講著講著，講到一位英雄的犧牲，她因為確實感動，哭了起來。幾個大孩子跟著哭了，有一個伶俐的小姑娘便走攏她膝前問她：「海阿姨，您幹嗎哭了？」她便說：「我想著那當媽的，知道她兒子犧牲了，心裡該多難過啊！」這話被那小姑娘傳給了家長，傳走了樣：「我們海阿姨的兒子犧牲了，她心裡難過！」家長覺得這事不能沒有表示，送孩子時，便找到托兒所所長說：「你們這兒海阿姨的兒子，是個最可愛的人，最近不幸犧牲了，我們知道了心裡非常難過，我們要當面向海阿姨表示我們的慰問！」托兒所所長是位民主人士，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開頭有點疑惑：「海阿姨不是無兒無女嗎？」可後來一想，海阿姨來所後工作任勞任怨，人是很本分的，可能舊社會裡她有過私生子，怕說出來找不著工作，所以以前隱瞞了；如今新社會了，這不但不能算什麼問題，反倒說明海阿姨的身世格外令人同情；更何況她還將唯一的兒子，貢獻給了偉大的抗美援朝事業──於是所長立即領著那家長去慰問海阿姨，別的一些家長聞知也紛紛擁了上去。開頭，海阿姨支吾否認，所長認為她是出於羞澀和謙遜，越發慰問得動情而懇摯，後來，海阿姨半推半就地接受了這慰問──

　　事情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家長們紛紛送來慰問信、慰問品乃至於成束的鮮花。附近的小學校聞訊來請海阿姨去作報告，「哪怕講一點海叔叔小時候的最小最小的小故事也成。」海阿姨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竟在自己心中迅速地塑造出了一個烈士兒子來。他隨自己姓，叫海京生，他從小熱愛勞動，是非分明，有一年冬天他路過什剎海，見一個小朋友掉進了冰窟窿，他便毫不猶豫地跑去救出了那小朋友來──開頭，海阿姨的講述還僅僅像冬天的枯樹，並且她上台後總是顯得非常緊張；後來，她的講述變得枝繁葉茂，並且「颱風」也越來越輕鬆自如，她常常率先被自己的講述所感動，泣不成聲──結果，連她自己也堅信確有過海京生這麼一個嫡親的兒子。

　　報社來了位記者，採訪了她。隨即關於英雄母親和英雄兒子的報導見了報，還配發了她的照片。報導發表一周以後，便飛來了上千封信，無數的中小學生爭先恐後地向她表示：「海媽媽，您失去了一個海京生，您卻能得到千萬個海京生！我們都是您的兒子！向英雄的媽媽致敬！」她在信堆面前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恐懼──

　　於是有關的部門裡爆發了一場爭論。有人拿著報紙，發出了疑問：這位英雄所在的部隊，究竟是什麼番號？為什麼竟至今不將英雄犧牲的通知，寄給我們這個有關的部門？難道他們只注意通知家屬，而忽略了向我們上報嗎？也有人作出判斷：肯定是我們工作中出現了疏忽和差錯，弄丟了有關的通知單和材料，我們應當立即給海阿姨補發「烈士家屬證明書」，並向她賠禮道歉──有人主張立即去找海阿姨當面問個清楚，有人認為那樣做會導致侮辱烈屬的後果，觸犯眾怒──

　　足足過了三個月，經過有關部門的仔細調查，才作出了最後的判斷：並無海京生烈士其人，這位海阿姨是個騙子。怎麼辦呢？訴諸法律，以示儆戒？還是批評教育，以觀後效？研究的結果，是認為這位海阿姨除了滿足自身的虛榮心，似乎並無其他企圖，而且她的種種表現，也並未造成什麼不良後果──倒是倘若當眾揭發出她來，反會使群眾（特別是中小學生）思想混亂，所以，最後便決定將此事「靜悄悄地解決」。

　　有關部門正式找海阿姨談話。頭一個來鐘頭裡，她怎麼也繞不過彎兒來，看樣子她確實不是「負隅頑抗」，她是被自己心造的幻影控制住了。她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傾訴著對她那「海京生」的母愛與悼念──後來她才漸漸回到現實。當她終於弄明白她確實並沒有什麼「海京生」以後，她突然既不哭也不笑了，而是癡癡地發呆。

　　她被嚴厲地訓斥了一頓，並從那個托兒所調到了遠在另一城區的另一托兒所。她在那一托兒所中漸漸恢復了往昔的正常面目，並漸漸地被人們所忘懷，那「海京生」在她心目中也漸漸淡化成一股輕煙。

　　她再不敢那樣大膽妄為地自娛了。但在一定的限度內，她仍然渴求著人們對她產生一種高於她本人實際情況的估計，她仍然時時墜人令她聊以自滿的種種想像中。

　　在北京的胡同雜院裡，具有海老太太這種心態的人物，為數不算太少。

　　海老太太退休以後，一個人生活十分寂寞，於是從娘家最小的親弟弟那裡，過繼了海西賓為孫。海西賓四歲來到海老太太身邊，如今已經二十四歲。海老太太打小對他溺愛，他從中學畢業，分到園林局當工人以後，雖說至今月月一發下工資，必及時送到海老太太手中，對海老太太不可謂不孝順，但能夠當麵點出海老太太吹牛撒謊的，也就是海西賓一人。海老太太有時想起西賓的不留情面，未免暗自傷心。比如頭幾年海老太太的一對舊籐椅壞了，修理吧太費錢，扔了吧她又捨不得，便讓海西賓把它吊到院門的門洞上方，海西賓對奶奶的支使，一般總是服從，奶奶讓吊，他便搭個人字梯去吊。他在梯子上幹活，奶奶在梯子下張望，這時住東偏院的荀大嫂路過，不由得問：「嗨，這椅子要不能使了，處理了算啦！您吊在這兒存著它幹嗎呀？」海老太太便鄭重其事地說：「這椅子哪能隨意處理呀？您知道誰來坐過嗎？康大姐坐過！」荀大嫂因為常看電視裡的「新聞聯播」，一聽這話不免驚奇：「喲！康大姐來過咱們院呀？什麼時候來的？我們家怎麼一點信兒也沒有？」荀大嫂自然是把康大姐理解為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同志，海老太太要的也是這個效果──其實，來過她家，坐過這籐椅的康大姐，只不過是海西賓他們單位的工會主席。當時海西賓忙著幹活，沒注意這個話茬，誰知幾天以後，院裡便傳開了──尤其是詹麗穎，她到水管子那兒接水，逢人便議論說：「康克清康大姐來過咱們院，看望過海奶奶，看起來，海奶奶這個人不簡單呢！」並且直接詢問過海西賓：「你奶奶當年是不是參加過革命？後來一定挨了錯誤路線的棒子吧？原來跟我一個命啊──現在也徹底平反了吧？康大姐打算怎麼安排她呢？」海西賓又急又氣，臉漲得通紅，聲明說：「哪裡哪裡！根本沒那麼回事兒！」回到家裡，他便批評海老太太說：「奶，您瞎造些個什麼輿論啊！一個人往臉上貼金，能好看麼？我看咱們實實在在地過日子，比什麼都強！您要再胡編這號瞎話，我可就跟您分開過了──我害不起這份臊！」海老太太嚇得縮起肩膀，臉色發白，哆哆嗦嗦地說：「我也沒說啥啊，是他們在那兒猜度──西賓呀，你可不能跟我這麼說話，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嗎？」說著便掏手絹，抹眼淚，海西賓不得不又安慰她：「您別再瞎吹就行。您想您這麼一大把年紀了，我能離開您嗎？就是個鄰居，我也該照顧您呀──」

　　這天正當海老太太和胡爺爺在鼓樓根下捨不得離開時，海西賓從外頭騎車回家，路過那塊兒，他剎住車踩著馬路牙子，招呼二位老人說：「奶！胡爺爺！太陽沒勁了，還不家裡歇著去！」海老太太說：「這就家去！」胡爺爺也笑著點頭：「就家去，就家去。」

　　海西賓騎車走了，胡爺爺望著他那肩寬腰細的背影，艷羨地對海老太太說：「您真有福呀！西賓這孩子多懂禮！連我也沾上了他的孝心──」他想到自己的兒子兒媳婦，他們也曾帶著孩子，逛完公園或是商場，打這鼓樓根附近走過，可他們要麼根本就不拿眼皮兒夾他；要麼看見了也裝作沒看見，根本不搭理；孫子倘若想叫他，兒子兒媳婦便會趕緊把孫子拉走，顯然是怕周圍的人們發覺，他這個糟老頭子同他們那油光水滑的一家有著那麼個關係。唉，如今這樣的兒孫也不算稀奇，倒是海西賓那樣的難得！可海西賓要跟上一輩的人物比，那孝心也還是淡多了──胡爺爺想到這裡，禁不住對海老太太說：「要說孝子，你們院的荀興旺，那可真是個大孝子。他沒搬到你們院的時候，我就見過他。那是解放初，我在他們工廠門口的小飯鋪燒火。每月荀興旺他們廠裡開支那天的晌午，他老娘總站在我們飯鋪門口，等荀興旺出來；荀興旺拿著工資出來以後，立時就把他老娘領進飯鋪，給他老娘叫上幾個肉菜，再要上兩個雪白的大花卷兒，坐在一邊，瞅著他老娘吃──他自己不吃，他在工廠食堂吃窩頭鹹菜；老娘吃完了，他給完了錢，再留下自個兒抽葉子煙的錢，就把那剩下的所有的錢，都交給他老娘；他老娘把那錢用土帕子包起來，揣在懷裡，稍歇一會兒，他就攙著他老娘，往家裡去──我問過他：『你幹嗎月月讓你娘到我們這兒來吃上一頓？』他說：『你不知道，小時候娘牽著我討口的時候，我就立下了這個誓，如今我月月能見著娘吃上一頓好的，心裡頭舒服！』──您瞧瞧！像荀興旺這號孝子，如今好找麼？」

　　海老太太聽罷也讚歎道：「跟那戲台上演的，也差不離兒啊！」說著站起身來，提起了馬扎，用「知足常樂」的口氣說：「如今不指望荀興旺那樣的啦，能像我們西賓對我，也就湊合！」

　　胡爺爺也站起身來，拾起小板凳，戀戀不捨地望著昏黃的夕陽，企圖多少再延緩一下歸去的速度，喃喃地續接著海西賓這個話題叨嘮著：「敢情！你們西賓可有出息。有出息哇！中學一畢業就有了個好工作不是？一工作就見上了『中央首長』不是？──」

　　海老太太聽到這話，未免不快。不錯，海西賓一九七五年中學一畢業就到了園林局，沒工作幾個月他就見著過一次江青，那時候海老太太確實跟胡爺爺顯擺過──可如今胡爺爺幹嗎提起這檔子事呢？真是哪壺不開提溜哪壺！海老太太便道了聲「明兒個見！」管自轉身朝家裡走去──

　　「哪裡哪裡」。江青也是本書中的一個角色。

　　────

　　在單位裡，大伙都管海西賓叫「哪裡哪裡」。

　　這外號的來歷，便同他與江青的一次接觸有關。

　　海西賓那一茬的孩子，中學是在「文革」中上的。當時強調「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短」，所以初中、高中都壓縮成了兩年，統共四年的中學生活裡，因為「不但要學文，還要學工、學農、學軍，批判資產階級」，所以正經在課堂裡上課的時間，歸里包堆也就半年。當時實行春季入學、春季畢業。一九七五年春節前，海西賓糊里糊塗地就高中畢業了，因為他算獨生子女，所以沒有上山下鄉，而且很快地分到了工作──他被分配到園林局系統，一開頭，是在某公園裡當花工。

　　那所公園那時雖然久已不對一般群眾開放，但某些獲有特權的人物，卻可以隨時進入遊覽，因此公園內的花木設施，保養維護得倒比以往更加精心。就是小賣部，也時時貨源充足，天天窗明几淨。

　　那年五月中旬一天的下午，公園領導接到電話通知，說「中央首長」過一會兒便要蒞臨公園遊覽，讓他們趕緊準備一下。電話裡雖然沒說那「中央首長」是誰，公園領導卻只當是江青要來──因為倘若能讓江青滿意，那麼其他任何「中央首長」都不至於皺眉了──他立即進行了緊急動員，人們隨即手忙腳亂地進行準備──公園裡頓時充滿了一種緊張而惶恐的氣氛。

　　海西賓原是花木組的，可是小賣部那天當班的售貨員臉上正發「青春痘」，公園領導便臨時把五官端正、白淨斯文的海西賓換到了櫃檯裡頭──領導估計江青至多不過是從小賣部門前過一過，不會去買東西，所以覺得櫃檯裡頭安排個俊俏的小伙子就行；對於海西賓並無售貨經驗這一點，他當時完全忽略。

　　來的果然是江青。

　　不知為什麼，那一天江青的心情似乎特別愉快。她當天的日程裡，本來並無到這公園遊覽一項，只是因為在她下午的兩個活動項目之間，尚有一些富裕的時間，並且在從頭一個活動地點奔赴後一個活動地點的途中，恰好要路過這個公園，所以她興之所至，囑咐下面為她安排好這樣一次小小的隨喜。

　　那一天氣候宜人，楊柳依依，芍葯燦燦，蝴蝶知趣地上下飛舞，小鳥活潑地唧喳鳴囀。江青在公園領導陪同下閒庭信步，面帶微笑，言談藹然。轉過芍葯圃，穿過紫籐架，前面有株小葉楓，公園領導一見，心裡「咯登」一聲，額上頓時冒汗──那樹上有一大杈全然枯萎，還綴著些頭年秋天的枯葉，花木組的人竟沒有將它及時鋸去，現在赫然映入了江青眼中，是可忍，孰不可忍？

　　江青果然止步凝視，臉上的笑紋漸次消止。公園領導覺得全身血液變為了瀝青，腳底下彷彿是個吸入的泥潭──偏這時一隻小鳥落在了附近，啼叫得格外婉轉清脆！

　　江青微偏著頭，凝視著那小葉楓的樹冠，足足有兩秒鐘之久──最後，公園領導聽見江青這樣說：「滿樹翠綠，襯著一杈枯葉，倒顯得分外別緻。」

　　公園領導如獲大赦，激動得喉頭抽動，暈暈乎乎地過了好一陣，才發覺自己已經隨著江青折回。路過小賣部，江青忽然興致勃勃地走進去，一直走到櫃檯前面。櫃檯裡放著各式各樣的點心，江青低頭望望──誰也解釋不清，可那分明是真的──她忽然高興地說：「這些點心很可愛！多少錢一斤？」

　　海西賓當時不滿十七歲，他倒不像公園領導那麼「怵上」。他站在那裡原不過是擺樣子的，點心他一次也沒賣過，所以江青這麼問他，他便老老實實地回答說：「多少錢一斤，標籤上都寫著呢。」

　　海西賓這話一出口，公園領導幾乎立即暈死。江青聽了這麼一句回答，果然生氣，她訓斥海西賓說：「你們怎麼能這麼對待顧客呢？虧得今天來的是我，還認得字。要是農村來的貧下中農呢？你讓人家看標籤，行嗎？」

　　海西賓臉紅了，像面對著老師，他慚愧地點頭。江青看到他那靦腆幼稚的模樣，忽而又微笑了，這時尾隨在江青身後的人們都聽見江青對海西賓說：「小伙子，改了就好。這些點心，你一樣給我稱一點吧！」

　　公園領導站在一旁，只覺得自己是死而復生。他心裡暗暗禱告：「海西賓呀，你底下可別再惹出禍來呀──」

　　海西賓拿起秤盤，拿起夾子，就要彎腰夾點心了，卻忽然憨憨地問：「一點──一點是多少呢？」

　　江青先是雙眉一立，而後又突然拊掌發笑──公園領導在這緊急當口以最快的速度進入了櫃檯，把海西賓推到了一邊，自己親自為江青稱起點心來。他每樣往秤盤裡夾進兩塊，把秤盤放到台秤上以後，他哆哆嗦嗦地移動著碼子，等秤標升起以後，他胡亂地報了一個斤數，又胡亂地報了一個錢數──江青自然早已抽身走開，由隨員付了錢，收了包好的點心。事畢，公園領導立即奔出小賣部，去繼續陪同江青──他驚歎那天的運氣，江青竟並未因小賣部中的事故申斥追究他，而是心曠神怡地問：「聽說你們這兒夏天有鬱金香？」他忙趨身回答：「有，有，歡迎首長開花的時候來參觀。」江青歎口氣說：「想來啊，只是哪有那麼多的時間──」

　　公園領導一時來不及處置海西賓。海西賓被推開以後，知道自己犯了錯誤，便走出了小賣部，可又不知該到哪兒去待著，於是懵懵懂懂地站在了一株松樹下，下垂的兩手勾在一起，凝固在了一個稍息的姿勢上。

　　江青又散了散步，便轉身朝紅旗轎車走去，偏偏海西賓又進入了她的視野。公園領導見海西賓如此不知趣──竟然呆立在江青上車的必經之路上，真恨得牙癢，他的精、氣、神本已幾乎耗盡，當他眼瞅著江青停下腳步，朝海西賓招手時，更感到大限已到，簡直馬上要癱作一堆黃泥了──

　　海西賓見江青朝他招手，本能地走攏過去。江青那天那時的心情真是格外地好，她拍拍海西賓的肩膀，臉上的表情簡直只有「慈祥」二字方才般配，語氣更是諄諄然好不動聽：「小伙子，你的服務態度不行呀，業務上也不熟悉，你這樣子怎麼能為人民服務呢？要好好改進呀──」

　　海西賓自然連連點頭。

　　江青又問他：「多大啦？」

　　他答：「十七了。」

　　江青感歎地說：「唉呀！這麼年輕！真是初升的太陽呀，希望都在你們身上啦！」

　　海西賓低著頭，不知該說什麼才好。又一次還陽的公園領導，這時真想替海西賓說幾句感激「中央首長」勉勵的話，可實在不便於代庖──

　　江青意猶未盡，她又問：「初中畢業啦？」

　　海西賓說：「我都高中畢業啦。」

　　江青笑了起來，大發感慨：「啊呀，看不出你都高中畢業了，真了不起呀！你的文化水平，比我還高呢！我就沒上過高中！高中畢業生，那要算小知識分子啦！你才十七歲，已經是個知識分子啦！」

　　就在這時候，海西賓說出了那句傳誦至今的話：「哪裡哪裡──」

　　事情過去七年了。回想起來，像做夢一樣。事情發生的當天，海西賓的表現便被匯報到了上一級機關。一周後，有關機關專為該公園小賣部的「事故」發過一個通報，通報最後強調，除應對公園中的青年職工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外，還應「及時地將不適宜在首長、外賓常到的地方工作的人員調開，以避免類似的事故再次出現。」通報發出的第二天，海西賓被調出了公園，分配到一個管行道樹的綠化大隊，他所在的那個綠化小隊管理的街道，除非特殊情況，是與首長和外賓都無緣的。後來海西賓又調動過幾次，但無論他調到哪裡，有關他與江青接觸的傳聞，都先他而至，並且年輕的夥伴們都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他「哪裡哪裡」。

　　海西賓雖然被調離了公園，那公園領導卻常以江青同海西賓的交談為例，來說明「中央首長對青年園林工人的關懷與教育」，所以傳到海老太太耳中後，便不免引以為榮，向胡爺爺等「老人會」的成員炫耀，便是那時期的常課。

　　但很快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江青倒台了。一九七七年，掀起了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高潮，當年公園中所發生的那一幕，理所當然地被判定為「江青大搞特權的一例」。並且還有一位劇作家，由同院的韓一潭陪著，找到海西賓家中，說是打算創作一個有江青登場的劇本，請他提供素材。海西賓把他經過的那樁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劇作家很是失望，並且表示懷疑：「那正是江青一夥變本加厲迫害知識分子的時候，江青能用讚歎的口氣提到知識分子嗎？」海西賓不會撒謊，不會虛構，也不會隱瞞，他只能陳述事實，劇作家提出的質疑，他無法作答──當然他也知道江青一夥絕對是以壓抑迫害知識分子為其特點的，院裡詹姨的遭遇，便是活生生的一例，不過那天江青在他面前，確實是那樣說的，他也確實答曰：「哪裡哪裡。」

　　那位劇作家後來果然寫了一出揭露「四人幫」的戲，裡面有個角色雖然換了名字，分明就是表現江青。她在台上不時發出獰笑，每句話都彷彿從牙縫裡擠出來似的，讓觀眾恨得切齒。韓一潭、葛萍、詹麗穎，還有海老太太和海西賓，同被邀去觀看了首場演出，他們都覺得那齣戲不錯，十分佩服劇作家的才能。海西賓看完騎車回家，一路上回味著戲裡的場面，他感到戲裡還缺少一點東西。究竟缺個什麼？他想不透，更說不出。

　　現在海西賓長大成人，漸漸能作比較深入的思考。他覺得劇作家真不該輕視、摒棄他所提供的素材。當然不一定把公園裡的那檔子事直接搬進作品。但是，江青一夥的作惡，從那檔子事也可以反證出來──除了他們個人品質上的問題以外，也還有一些更深刻、更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從中其實可以引出更值得儆戒的教訓。

　　有一天他便把這想法，同韓叔叔說了。韓一潭鼓勵他說：「你想得這麼深入，何不自己動手來寫呢？現在像你這樣的青年作家很多，你也二十出頭了吧？既然遇上了這麼清明的政治氣候，你應當抓緊機會，立一番事業。現在成名成家不但不是罪惡，還受到鼓勵。你看咱們院的年輕人，除了薛紀躍可能受家裡條件限制，發展不大以外，荀磊和他那對象小馮，都奔著翻譯家的目標去呢；張秀藻過幾年準是個博士，最後一定當總工程師──就是人到中年的澹台智珠和詹麗穎，一個奔著表演藝術家的目標而去，一個起碼也要爭取評上個高級工程師，誰也不甘落寞──西賓呀，不要再『哪裡哪裡』啦，早一點確立好你的志向吧！」

　　海西賓卻微微一笑，淡然處之。上面要把他調回公園，說也算是對他落實政策，他謝絕了。搞街道綠化也很好嘛。綠化隊裡的工作也有技術高低之分，許多年輕人都搶技術高的工種，海西賓卻主動提出來負責用大皮管子澆水這項又苦又累的非技術工作。連海老太太也說他「冒傻氣」，他卻平靜地說：「奶，不能個個都去成名成家，都揀高枝兒站。我知道我這塊料能有多大出息，我覺著我幹現在這個就挺好。」

　　有人斷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其最突出的特點便是富於進取心和競爭性。這話不知其統計學方面的依據是否充分，海西賓顯然應被摒除在這一概括之外。不過，難道海西賓的那種對名利的超然態度，以及那種自得其樂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也沉澱著某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一代才會出現的心態嗎？

　　海西賓的業餘愛好是武術。

　　海西賓打小就屬於瘦弱型。到他工作以後，也還是屬於書生型。他是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突然煥發出一種對武術的熱情，開始練起來的。不明就裡的人，或許會以為他是受《少林寺》一類影片的影響，或被李連傑那種武術明星所吸引，才迷戀此道的。其實不然。

　　在當代北京城中，實際上存在著兩個武壇。一個是體委主持的，運動員們常被選派參加各種正式的比賽，獲獎者享有公開的榮譽，常常在電視螢幕上出現，有的更被請去拍電影，以某種武藝高超的銀幕形象為人所津津樂道。另一個是民間自為的，每天清晨活躍於各公園、綠地，其中的佼佼者儘管幾乎從不為宣傳機構所知，但在北京市的武術迷心目中，往往比前一個武壇的明星，還有著更崇高更神聖的威望。當然，這兩個武壇相互之間並無衝突，而且也不乏交叉重疊的例子。

　　海西賓的習武，主要是受後一武壇的吸引。

　　海西賓每天上班，必騎車經過月壇公園。有一天他路過得早，見一位老人正在樹林中的一塊平地上練「地躺拳」，身段意態實在優美奪人，不禁剎車叫好，後來更爽性進到樹林，飽覽那老人練武。當天二人只淡淡交談了幾句，算不上真正相識。從那第二天起，海西賓天天起個大早，趕到月壇與那老人相會，漸漸相熟，又漸漸由旁觀到求教，後來竟爽性拜那老人為師，習起武來。

　　那老人名段雁勤，雖已年近八十，看上去卻只有六十開外。

　　段雁勤在民間武壇享有極高榮譽，他讓海西賓先向晚他一輩的民間武術家學基本功，介紹海西賓認識了越來越多的師傅。基本功過了關，海西賓便一門又一門地學習起來。在月壇公園由雷慕尼教會了「陳氏太極」，馬長青教會了彈腿功；又到宣武公園拜「花斑豹」富寶為師，學了幾套形意拳；再到禮士路小花園拜許增繁為師，學會了原地轉圈的「八卦拳」；後來又到歷史博物館東側，向打磨廠食堂做切糕的廚師楊起順楊師傅，學了一套「白猿通臂拳」──幾年下來，最後經過段爺爺指點，海西賓已然把所謂「內家」的「太極」、「形意」、「八卦」和「外家」的「查」、「洪」、「炮」、「花」等「長拳」都練到了相當的水平。

　　海老太太叨嘮他：「西賓呀，你練那玩意圖啥呀？你可別練完了跟人家打架去，給我惹事兒！」

　　海西賓一笑。他給奶奶惹過事兒嗎？

　　單位領導在大會上表揚他：「海西賓練就了一身硬功夫，同盜竊國家苗木的壞人面對面鬥爭，保護了國家財產，擒拿了犯罪的歹徒，他的思想行為，值得全局青年職工們學習──」

　　海西賓喃喃自語：「哪裡哪裡──」北京市能有多少膽大妄為地趁著夜深人靜，潛入苗圃偷竊苗木的歹徒呢？海西賓又能有多少次在值夜班時遇上他們的機會呢？而對付那些外強中乾的歹徒，又何用把武術練到這種程度呢？就算海西賓勇鬥歹徒的精神值得局裡的青年職工們學習，他那武術水平，一般人又怎麼能、而且何必要向他去看齊呢？

　　「『哪裡哪裡』是想上電影呢！那《武林志》的導演是誰？怎麼沒把咱們的『哪裡哪裡』找去？他還拍不拍功夫片？咱們把『哪裡哪裡』獻出去！」同伴們常這樣拍肩推背地調侃他。

　　他跟大夥一塊兒嘿嘿嘿地笑。他上電影？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事嗎？拍成了，電影院門口準得排長隊──退票！

　　「『哪裡哪裡』是為姑娘們練哩！哪個姑娘不喜歡武藝高強的硬漢！何況咱們的『哪裡哪裡』並非五大三粗，而是『儒將風範』！」隊裡的技術員汪大哥甚至於當著姑娘們也這麼打哈哈。

　　對此海西賓保持沉默。他當然並無那樣的動機，但確實收到了那樣的效果。他常常接到偷偷遞來的情書。有一次一個姑娘竟大膽地把情書通過郵局寄到他家。海老太太接到了信，因為老眼昏花，便請詹麗穎代讀。詹麗穎打開信一看，沒開讀便笑得前仰後合──

　　從此海老太太少不了對海西賓的盤問。海西賓總這麼跟她說：「奶，您放心，準給您娶個跟我一般孝順的。」

　　目前海西賓已經有了一個意中人，正處於熱戀之中。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這天，他一大早便騎車出去同她相會，下午四點來鍾才轉回家來──要不是為了趕著回家看四點零五分開播的電視節目「足球賽選播」，他也許還要同她多纏綿一會兒。她目前尚未向嚴厲的父母公開她的愛情，所以他們晚上還不能從容相會，而海西賓也沒還作出把她帶來見奶奶的決定。

　　海西賓推車進了院子，剛把車抬過垂花門，便看見一個醉醺醺的漢子連哭帶嚷地從薛家新房中衝出來，衝出幾步後，又扭過頭去罵：「你們他媽的誣賴好人。你們他媽的一窩子喇嘛才是賊！老喇嘛！小喇嘛！你們他媽的留點神，我他媽的跟你們沒完！我非找人來把你們這喇嘛廟砸了不成！咱們走著瞧！」

　　那醉漢是盧寶桑。隨著他衝出薛家新房大吵大鬧，院裡一時淤滿了人。薛家的兩間屋子裡自然湧出人來，詹麗穎和張秀藻也不禁出屋觀望，海西賓身邊又站過來了外院那澹台智珠的公公和荀大嫂。大家儘管心情各異，但有一個感慨卻是共同的：好好的一樁喜事，怎麼弄成了這樣！

　　新郎薛紀躍，處在一種極度亢奮的情緒中，儘管旁邊的人拚命拉住他，他還是掙扎著要撲過去。他頭髮散亂，西裝不整，喜花搖搖欲墜，聲嘶力竭地嚷著：「盧寶桑，你甭走！你把雷達錶交出來！要不咱們一塊兒去派出所！──」

　　盧寶桑卻朝他欠著腳、聳著身子，大聲地嚷：「誰他媽偷了錶誰是三孫子！去派出所！去不著！不讓走？姥姥！」嚷完，扇著肩膀，從海西賓身邊一晃而過。海西賓當時產生了一種揪住他的衝動，卻又抑制住了──畢竟情況不明、是非難辨。就在盧寶桑走出去的一瞬間，海西賓看到了站在人群中的殷大爺。啊，今兒個殷大爺也來薛家做客了──

　　薛紀躍到底被人們連勸帶拉地送回新房中去了。詹麗穎自然早已走過去向薛大娘細究根源。荀大嫂也過去同薛師傅說話──她倒先不打聽來龍去脈，而是立即勸薛師傅往開了想：「凡有喜酒必有醉人，小小不言的事兒，過去了就當它仨蔥倆蒜──底下咱們接碴熱鬧。走，我去幫你們張羅──」張秀藻退回了屋去，心思不能馬上回到功課上，她不僅感到煩惱，而且為自己同這些人之間的相互不能理解，產生出一種淡淡的哀愁。她不久將搬到另一種環境中去，遠離那粗鄙庸俗的一群，那是她的福氣嗎？可荀磊卻是過去、現在，以及相當長的一段將來，都始終處於這樣一種氛圍之中，荀磊是怎麼忍受下這一切的呢？──澹台智珠的公公目睹了鄰居家的糾紛，聯想到自家的內亂，心裡發緊。他退回家中，在堂屋裡踱來踱去，李鎧和智珠怎麼都一去不返呢？就連小竹，也好久不見蹤影，他是該去尋覓他們，還是該淘米準備晚飯呢？──

　　海西賓看見殷大爺的時候，殷大爺也同時看見了他。盧寶桑走後，他二人自然湊到了一起。殷大爺是段雁勤最得意的高徒，海西賓跟他學過一段「大成拳」。據說殷大爺五十來歲的時候，他的「大成拳」居全城民間武壇首位，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如今殷大爺家住南城龍潭湖一帶，在那裡掛牌正骨，聲譽極高。殷大爺挨近海西賓以後，簡單扼要地對他說：「出去的那位叫盧寶桑。現在弄不清他偷沒偷薛家的雷達錶。他現在又醉又渾。你要得便，出去遠遠地跟著他，盯著他點，看他都往哪兒去，幹了什麼。你只遠遠跟著就行，可不許驚了他，更不能動他。他要進了住家院子，你就回來。我等你的信兒。」

　　海西賓跟殷大爺本有師徒之誼，再說薛家的事情也該管管，聽了這話，便把車頭掉轉，又朝院外而去。那「足球賽選播」的電視節目，他自然已經棄諸腦後了。

　　新郎的哥哥終於露面。關於「裝車」和「卸車」。院內的「水管風波」。

　　────

　　北京現在還有多少酒館？

　　賣飯兼賣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館。必得是以賣酒為主，附帶賣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館。據老人們說，當年北京城酒館頗多，而地安門外、鼓樓之前那二里長的街面上，不但酒館的數量可觀，其種類也相當齊全。

　　北京市民現在不怎麼喝黃酒了，而當年京師酒肆之中，「南酒店」卻佔相當的比例；店中出售「女貞」、「花彫」、「封缸」、「狀元紅」等不同流派的黃酒，同時也把「竹葉青」當做一種陪襯，附帶出售；與黃酒相適應的酒菜則備有火腿、糟魚、醉蟹、蜜糕、松花蛋等物。另一種「京酒店」，早期只供應雪酒、冬酒、淶酒、木瓜酒、乾搾酒、良鄉酒──後來漸漸加添上聲名鵲起的汾酒、西鳳酒、瀘州大曲、貴州茅台──雖已名不副實，但老年人叫慣了，仍叫「京酒店」；再後來因為又變化為主要出售北京郊區自產的「二鍋頭」，以「價廉物美」來維繫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終於「返璞歸真」。這「京酒店」供應的酒菜，早年多是鹹栗肉、乾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棗、山楂──夏季添加蓮子、鮮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為主；後來漸漸素食減少，而變為鹹鴨蛋、酥魚、兔脯、驢肉──到了如今，則以「小肚」、豬蹄、各類肉腸和粉腸為主了。當年還有一種「藥酒店」，現在北京市民常把黃酒叫「料酒」或「藥酒」，但早年的「藥酒店」，所賣的酒並非黃酒而是各種露酒，如玫瑰露、茵陳露、蘋果露、山楂露──另外，如蓮花白酒、綠豆燒酒、「五加皮」──一類的燒酒，也多在這種酒店中出售。這種酒店往往並不準備酒菜，沽酒者大都也是購回再飲。如今北京市民一般是不怎麼喝露酒的，他們把黃酒、白酒、啤酒以外的帶酒精飲料統稱為「色兒酒」，「色兒酒」中只有紅葡萄酒一種受到歡迎。至於專門出售威士忌、白蘭地一類洋酒的「酒吧」，除了某些一般市民不能隨意人內的大飯店中設置過外，市面上似乎始終闕如。

　　當年的鼓樓前大街，義溜胡同附近有一家規模不小的酒肆。「義溜」其實是「一綹兒」的諧音，因為那胡同狹窄得兩個人迎面相遇，必得側身謙讓才能通過，所以人稱「一綹兒」。「一綹兒」在號稱「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賽牛毛」的北京城內，似乎本不值一提，但因為當年它附近有名的酒肆飯館頗為不少，酒徒食客為抄近路常斜肩而過，故而名聲頗著。從鼓樓前大街穿過「一綹兒」胡同，便可直抵那酒肆門前，門上掛著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樓」。進了大門，迎面立柱上是一副對聯：「四座了無塵事在，八窗都為酒人開。」當時有首《竹枝詞》曰：

　　地安門外賞荷時，

　　數里紅蓮映碧池；

　　好是天香樓上坐，

　　酒闌人醉雨絲絲。

　　這說的是夏天，其實冬季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節前後。「一綹兒」胡同南側，挨著後門橋，有座火神廟，現在遺痕猶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前，每逢元宵燈節，據說廟中都要燒「火判」，即將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以薪炭，燔火燃燒，不但使其體腹紅透，而且還要「鼻頭出火耳生風」。這自然要吸引無數的市民去觀看，其中一部分在觀覽之餘，便不免要到「天香樓」中痛酌一番。如今年過七十的北城市民，憶起當年景象，往往還能形容個淋漓盡致。海老太太和胡爺爺在鼓樓根下一邊曬太陽一邊聊天時，就不知把這話題炒過多少遍「回鍋肉」。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北京飯館的數量一度大大減少，酒館一度瀕於絕跡。到粉碎「四人幫」之後，飯館的數量和種類才有所增添，酒館也略有恢復。當然，舊時代裡酒館的繁多乃是一種畸形的社會生態，那一「傳統」本不值得大力繼承，但適當地向市民提供一點「隨意便酌」的場所，開設一些管理得當的專賣酒類和酒菜、備有坐席的酒館，看來也還是必要的。一九八二年年末的鐘鼓樓一帶，這樣的酒館出現了一家。它位於鼓樓後面、鐘樓前方的鐘樓灣胡同之中，是一所平房，叫「一品香煙酒店」。裡面設有四五張方桌、十多張方凳，除了供應各種煙酒而外，還供應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腸、茶腸、蒜腸、蛋香腸、午餐腸、茶葉蛋、豬頭肉、拌粉絲──一類下酒菜。因為它的位置處於僻靜的小胡同之中，所以光顧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過的生人，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在附近上班的職工，售貨員與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間也大半相熟，於是乎酒館中常常充滿了一種活潑而融洽的氣氛。

　　且說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下午四點多鐘，海西賓騎著自行車，遵殷大爺之囑追尋盧寶桑的行蹤，結果是發現盧寶桑搖搖晃晃地鑽進了「一品香」。海西賓在「一品香」門前下了車，把車支好、鎖好，隔著玻璃窗朝裡面望去。原來同院澹台智珠的愛人李鎧早在裡面，盧寶桑進去後立即看到了李鎧，顯然是大聲地吆喝著，一溜歪斜地走了過去；李鎧站起來扶住了他，顯然是在頗為驚訝地詢問──

　　海西賓正猶豫著：要不要進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在叫他：「西賓！」

　　海西賓轉過頭一看，是薛紀躍的哥哥薛紀徽，騎著輛自行車迎面而來。

　　薛紀徽本不打算下車，他那聲召喚不過是一種禮貌的表示，但海西賓打個手勢，讓他下了車。海西賓問他：「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薛紀徽明顯地疲憊不堪，簡單地解釋說：「加班。」

　　海西賓便對他說：「今天是什麼日子，你還加班？你們家亂套了！宴席上吵了起來，說是有人偷了你們家的雷達錶──」說著用下巴指指「一品香」裡頭：「躍子懷疑是他幹的，可現在也沒掌握什麼證據──反正我也鬧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頂大用。」

　　薛紀徽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裡望去，只看到了李鎧，他心想：這怎麼可能？一定是誤會！不過，海西賓的表情語氣，都使他感受到一種不祥，他便說了聲：「好，我趕緊去！」說時抬腿上車，恨不能立刻到達。

　　海西賓望著薛紀徽那寬厚敦實的脊背迅速遠去，心中湧出了一股釅釅的同情。他驀地回憶起前年夏天，胡同裡一群小伙子都到什剎海邊乘涼，不知怎麼地大傢伙哄著讓他跟薛紀徽摔跤。當時他剛學會一點武術，總想找個機會比試比試，便也拿話挑逗，激得薛紀徽站起身來，向他應戰。薛紀徽說：「咱們也甭摔。我站在這兒，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倒了，就算你贏。」說罷雙腿微張，雙手叉腰，挺起了厚篤篤的胸脯。海西賓使出了多種手段，又是掌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頂，活像一條白龍纏磨一座鐵塔，竟始終不能把薛紀徽撂倒。周圍的小伙子們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興。最後海西賓只好抱拳稱服：「徽子哥，您說吧──我該輸給您點什麼？」薛紀徽笑笑說：「『哪裡哪裡』，你給我跟大伙練套拳看看吧！」海西賓便練了套剛串下來的「陳氏太極」，練到「收式」，薛紀徽便帶頭鼓掌，大伙哄然叫好之後，薛紀徽說：「還是『哪裡哪裡』有功夫。我其實一點功夫沒有。我的本錢不過就是敦實。」海西賓從此記住了這句話，他覺得，他需要向薛紀徽學習的，正是那可貴的「敦實」；而敦實絕不僅僅體現在那一身鐵疙瘩般的腱子肉上，敦實，這主要是一種嚴肅認真地做人的態度──

　　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紀徽是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出世的。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毛澤東主席發佈命令，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那天傍晚，薛紀徽誕生在隆福寺的一間配殿中。來給薛大娘接生的是協和醫院的一位助產士──要擱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東邊的孫家坑胡同去請他的；當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醫院已為時甚晚後，便提著醫藥箱趕到了薛大娘床前，順利地接下了薛紀徽。他拒絕收費，並且說：「您以前來找我，我也會來的。在醫院外頭為產婦服務，我概不收費。」他是個基督徒，他說的是真心話。但薛永全仍然把這一切看做是共產黨解放了北京所帶來的福氣。他跟薛大娘不滿二十歲就結了婚，在生薛紀徽之前生過三個男孩一個女孩，都是請廟會上的喜婆給接的生。三個男孩有兩個都是生下來還活著，可讓臍帶繞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臍帶來，生瞅著給憋死了；有一個難產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順產，卻生下來剛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綆堂」書鋪的掌櫃牽線，送給了一個沒有女兒的官宦人家，後來音訊全無。

　　父母感念共產黨，感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所以給這唯一成活的男孩取名為薛紀徽。生下薛紀徽以後，薛大娘身體垮了下來，不久查出有肺結核，但是隨著隆福寺大廟在解放後逐漸成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場，薛永全由一個喇嘛成為了商場中的正式職工，他家的經濟狀況空前好轉，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癆協會」定期診治，幾年後終於痊癒。薛大娘身體康復以後，又生下了薛紀躍。三十多年過去，兩個兒子都健壯地長大成人，並且如今都安家立業。薛永全夫婦按說該徹底地揚眉吐氣。

　　但是任何社會、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種狀態中。在流逝的時間裡，社會生活中總是充滿了矛盾衝突，作為個人，他在自己的命運發展中，總是既會有喜樂，也會有哀愁。

　　薛紀徽十六歲時趕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時他剛上到初中三年級。他是學校中最早的「紅衛兵」戰士之一，他狂熱地信仰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在「大串聯」中極大地開闊了視野，他厭惡「打、砸、搶」，他為堅持「要文鬥，不要武鬥」而同其他「紅衛兵」戰士爆發過激烈的爭論，他同情那他認為僅僅是犯了錯誤而並非「頑固不化的走資派」的校長和黨支部書記，他對「中央文革」越來越極端的過激言論感到困惑──然而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靈上所刻下的印跡，對他人生觀形成所產生的影響，都不如那期間他所目睹的「裝車」、「卸車」的場面更富於刺激性和震撼力。

　　什麼叫「裝車」和「卸車」？

　　裝卸的並非貨物，車子也並非是載重卡車。

　　在薛紀徽他們住的那條胡同附近，還有一條更整齊的胡同，胡同裡有個保護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裡住著一位有身份的人物。當時該人不但已經年逾古稀，而且大腦已然軟化；他身軀肥胖，腿腳極為不便，說實在的，早該謝絕一切邀請，不再外出活動。然而，在「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潮之中，不知怎麼的，他偏倖存，並在「五．一」、「十．一」一類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門城樓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門城樓上的活動正式開始前四十分鐘，便有一輛小轎車來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會默默地圍成一個半徑頗大的圓圈，來看有關人員和他的家屬，如何將他裝進車去。薛紀徽便是那圍觀者中的一員。

　　小轎車的車門口徑，於那臃腫的老人本已不適，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關人員和他的家屬，不得不如同裝載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貴物品般大費周折。先是一個年輕人從那邊車門進到車裡，伸臂準備接應，然後再由三個人將那老人扶到這邊車門，有的幫助他屈身，有的輕輕按下他的頭顱，有的幾乎是摟住他，將他往車門裡運送。老人通過那車門，終於被塞進車裡，往往要費去十幾分鐘，而這時在圍觀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發出的生理性呻吟：「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擠壓得極其痛苦），以及據說是那老人女兒的鎮定而威嚴的指揮聲：「慢點！慌什麼！好，用勁！怕什麼？甭怕他叫喚，用勁往裡推！你那邊用勁往裡拉！別瞎拽他胳膊！托住他身子！爸，您叫喚什麼？！這不就快坐進去了嗎？──」那情景真是驚心動魄。

　　小轎車開走了，圍觀的人們並不全都散去，有一部分留在那胡同口上，竊竊私議著。他們都摸準了規律，在「裝車」這個節目結束的半個多小時以後，必定便會接演「卸車」這個節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門城樓，還有一次快速卸裝。他上了城樓，陪同他的人讓在場的新華社記者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名單上，用鉛筆在他的名字後面劃上一個對鉤，於是等他氣息略平，便不等那活動結束，又把他裝車運回家中。車子到了他家口，有關人員和他的家屬，便又在他那位已經五十多歲的女兒指揮下，對他實行最後的「卸車」。「卸車」按說要比裝車困難得多，但速度卻總比「裝車」要快，指揮者的聲調也變得急促僵硬：「別怕！拽你的！從裡頭推呀！爸，您嚷什麼？這不馬上就下來了嗎？好，快點架進去！快！──」

　　那位老人自己對這樣被人「裝卸」是否心甘情願，不得而知。他的女兒對此事的想法，卻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裝車」時特別不順，大約是老人的一個孫子忍不住說：「我看去不了就別去了吧！」擔任現場指揮的那位女兒立時焦躁地駁斥說：「別去了？！晚上新聞聯播裡沒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沒死，人家不得說他給打倒啦？告訴你說吧，只要有一回沒上去，咱們留在北京的還好說，那外地的幾窩子，立時就得讓人欺侮個臭死！──」說著親自猛力地將老人往車門裡推，使老人發出了一聲空前的慘叫。你也不能說那當女兒的手狠心冷，她聲音打顫地叫著：「爸！」還當著眾人流下了眼淚──這些話語傳入薛紀徽耳中，這些情景映入薛紀徽眼裡，他覺得生活給他上了極其豐富、極其深刻、也極其令他痛心的一課。

　　每次「裝車」、「卸車」的演出結束以後，過不了幾個小時，附近一些單位架設的高音喇叭裡，便會傳來電台廣播員那圓潤洪亮的宣佈名單的聲音，當終於宣佈到那位老人的名字的時候，薛紀徽常常緊緊地咬著他的牙關，心弦辛酸地顫動。

　　他沒有上山下鄉。他那一屆的學生，趕上了一次市內的分配，他分配到了現在的單位，先當搬運工，後來學會了開車，當了一三○卡車的司機。

　　早在「四人幫」垮臺之前，他就在心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政治實質有什麼透徹、準確的認識，他只是從切身的感受中總結出了一點：這場「革命」不實在。那「裝車」、「卸車」的場面，尤其給了他這樣一個啟示。

　　他給自己立下了一個信條：他得實在。他痛恨虛偽甚於謬誤。他對事物最嚴厲的批評是：「甭裝孫子！」

　　現在薛紀徽騎車趕赴弟弟薛紀躍的婚宴，他以極其疲憊的身心，面臨著難以應付的局面。

　　最能體諒他的，是父親；其次也許是弟弟。但新娘子是否能體諒他呢？他今天為什麼非得去加班呢？這對她來說，豈不是一種輕視嗎？在她的一生中，這也許是她唯一一次擔任主角的時刻，可是他這個大伯子卻似乎偏偏覺得不必湊趣──還有母親，沒有比母親更講究吉利、更在乎面子的人了，縱使她對自己一貫是摯愛和引以為榮的，今天自己的表現，怎樣耐心地解釋恐怕也獲得不了她的理解！她會問：「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來一會兒，那怎麼一晚就晚到這個份兒上？」可以告訴她：半路上，讓人把車給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運輸的車，司機急得頭上冒汗，那地方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可他那車就是開不動了。他截住薛紀徽的車，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這兒，已經是十九輛了，要麼根本不停，要麼停下聽兩耳朵就衝我擺手──大哥，我可全仗著您了！」薛紀徽說服了車組的搬運工，下車去幫他檢查，完了又躺到車子底盤下面幫他修理，費了老鼻子勁，才幫他修好──母親聽了這些會怎麼說呢？一定會說：「你不能告訴他，你今兒個家裡還有事嗎？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幫忙的人嗎？他說截了十幾輛也不靈，你就信他的？他為了讓你心軟，總得往苦裡說噢，你就那麼心實！──」是的，他心實，他不能看著別人犯愁不管；他聽不得那些撇下有難的人不管、自顧自地跑車的無情行徑；他不能容忍自己因為要趕早回來參加躍子婚宴，便見義而不勇為──他圖個什麼？感激？表揚？私下的報答？公開的獎賞？都不是，他圖的是問心無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越來越少虛偽，越來越更實在，在這樣一個扎扎實實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代裡，他更必須敦敦實實地對待國家，對待他人，對待自己──

　　同海西賓的相遇，使他的精神負荷更其沉重。倘若婚宴一帆風順，他的遲到不過是一般的缺陷；然而怎麼會亂了套？什麼雷達錶？誰的？什麼人偷了它？老李怎麼會跟這種事沾邊？──想到父親的懦弱，母親的迷信，弟弟的幼稚，他心裡一陣痠痛──他們是多麼需要他在場控制住局面啊！而在關鍵時刻，他卻遲遲不到──

　　快！快去！驅趕走每塊肌肉、每根神經中的疲憊，重新抖擻起全身心的精、氣、神，去實實在在地做一個稱職的兒子、兄長和大伯子──

　　薛紀徽到了新房門外，緊張的心弦稍有放鬆──一切似乎都還正常嘛。新房中的宴請仍在進行，雖說不上笑語喧嘩，倒也還算熱鬧。苫棚中傳出炒菜的聲音，飄散出蒜苗肉絲的味道。而且女兒小蓮蓬帶著油嘴圈兒，恰巧從新房中跳了出來，一見他便高興地大喊：「爸！」又扭過身去通知裡面，「奶奶！我爸來啦！」

　　薛紀徽趕緊進屋，劈面便見著了母親。

　　此刻薛大娘心裡真是酸苦辣鹹俱全，惟獨少去了甜味。雷達錶丟失後的一場風波，引得原先的客人紛紛告辭而去，只剩下殷大爺還在。王經理等人告辭時儘管說了不少勸慰的話，到底讓薛大娘臉面上無光。七姑是憤憤然、恨恨然而去的，而且臨去時當著薛家人向潘秀婭撂下了這樣的話：「我今兒個不回自個兒家了，我這就找你爹媽去；明兒個你們回門的時候，要還沒把事情弄明白了，秀婭呀，你就先甭回這兒，你先跟娘家住著！」──薛大娘真是哭不得嚷不得爭不得辯不得，而正在這時，偏又來了一茬新的客人，薛大娘要臉，她不願讓家醜外揚，少不得強顏歡笑，佈置孟昭英趕緊收拾前茬婚宴的殘局，重擺新宴──菜餚自然相對從簡，端上來的不過只是木樨肉、攤黃菜、芹菜肉絲、蒜苗肉絲、紅燒小黃魚、菠菜炒粉絲──薛師傅訕訕地向新來的客人解釋著：新娘子累了，暫時在那屋歇著，待一會兒準來給大家點煙敬酒；薛紀躍是真的醉了，他傻笑著，胡亂地應答著人們的祝賀與調侃──他們商場的團幹部楊及光，完全是出於好心，即席為薛紀躍朗誦了宋朝秦觀的一首《鵲橋仙》詞：「──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但在那樣一種場合和氣氛中，有誰聽得懂他嘴裡吟出的句子呢？他試圖把最後兩句展開議論一下，可是誰又能有聽他講解的耐心呢？在一陣亂哄哄的碰杯勸酒聲中，他也只好作罷──

　　薛紀徽和母親面對面站住。薛紀徽等待著母親的質問、申斥、嘮叨、埋怨──然而母親並沒有一句話，只是癡癡地望著他，那眼裡充盈著無盡豐富的哀愁、煩怨、渴求、期待──薛紀徽的心針刺般發疼了。

　　新房中的宴客們並不清楚薛紀徽是才剛到來，薛大娘和薛師傅出於面子也並不當眾盤問薛紀徽為何姍姍來遲；薛紀躍在酒醉後失去了邏輯思維，見到哥哥只是拿起酒杯嚷著：「哥！咱倆乾一杯！」──所以薛紀徽竟順利地渡過了第一道難關，迅速地在新房中同大家達到了協調；他自己稍覺難為情的，只是他的衣衫對比於其他的人，未免顯得寒磣──他實在來不及再回趟自己的家，換上一身鮮亮的禮服。

　　在席面上應酬了一會兒，他便出屋進到苫棚，打算瞭解一下所謂雷達錶被竊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孟昭英果如他所料，正在苫棚中幫廚。薛紀徽原來作好了被母親、弟弟乃至於父親埋怨的思想準備，對孟昭英卻完全放心，難道她還會責難他嗎？他萬沒想到，偏偏是孟昭英，一見到他便毫無保留地發洩出了全部怨氣。她不顧路喜純在場，先是頓著腳埋怨：「你還知道來哩！你乾脆別來不更痛快！小蓮蓬病死了你也不管是不是？我累死了你才痛快是不是？我是你們家的苦力！童養媳也比我強！我還活著幹嘛？乾脆一頭撞死拉倒！」說著她竟激動地抽泣起來。

　　薛紀徽慌神了。他不知該怎麼安慰她。他忽然洞察了她的賢淑辛勤和她在見到他以前的拚命克制。他的良心在一陣陣地抽搐。他為那麼多人都考慮到了，偏忽略了她！這心地善良的、用全身心愛他的妻子！

　　他也顧不得那對他來說全然陌生的路喜純在場，走過去從後面抱住了孟昭英那抖動的肩膀。沙啞地說：「是我不好！你回家再罵我吧──我知道你實在不容易，難為你上上下下忙活了一天──」孟昭英用手絹堵住鼻子，抽噎得更加厲害，他只得疼愛地撫摩著她那渾圓的肩膀，勸慰地說：「行了行了行了──我都明白。生活就是這樣，誰也不容易──都得互相諒解才成──我以後再不會撇下你一個人了，重擔子咱們一塊兒挑──」

　　路喜純別過頭去，給煮好的鶉鵪蛋剝皮。鵪鶉蛋是荀大嫂送過來的，她建議先給新娘子吃上幾個，壓壓驚。

　　薛紀徽見孟昭英稍趨平靜，便抓緊詢問：「那雷達錶是怎麼回事兒？我在胡同裡遇上了西賓，他說咱們這兒剛才鬧了一場──」

　　孟昭英突然又激動起來，把肩膀一晃，甩脫開薛紀徽的雙手，既委屈又鄙夷地說：「鬼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敢情早先一直保密，瞞著我──哼，誰稀罕哩！我算什麼？聽使喚就行了唄！人家可是金枝玉葉，腕子上有了不銹鋼的，還嫌不夠派頭，給預備著雷達鍍金小坤錶哩！要不是我跟這兒礙事，早拿出來給戴上了！──說是跟那五斗櫥抽屜裡擱著，人家路師傅給上『四喜湯』，說那『湯封』也在抽屜裡頭，拉開一看，『湯封』跟錶都沒影兒了！這就鬧騰了起來！──說是寶桑挨著那抽屜坐，準是他偷了，要搜人家。寶桑能讓搜嗎？鬧得個天翻地覆！──寶桑也不是東西，滿嘴胡，把路師傅也給傷了──新娘子這會兒還跟你媽那屋哭呢，我這眼淚值幾個錢？你快去吧，可別讓你弟妹委屈大發了！──」

　　薛紀徽本想這就去見見新娘子，想法子調解一下。聽了孟昭英後幾句話，卻又不能立時挪腳離去，只得拉過孟昭英一隻手來握住，揉搓著說：「別這樣，別──凡是想開點，都能鬧清楚的──一家子人，還是要諒解著點，要團結──」

　　在新房隔壁，薛師傅和薛大娘的住室中，親友們都已迴避，擺宴的桌子上杯盤狼藉，也不及收拾；潘秀婭坐在床邊，心裡比孟昭英更委屈、更煩怨，她眼淚汪汪，撇著嘴角，隨著低頭揉搓衣角，原來落在頭髮上的五彩紙屑，不斷地飄到膝上──薛紀躍的大姑和詹麗穎一左一右地坐在她身邊，勸慰著她。大姑笨嘴拙腮，詹麗穎粗聲大氣，都不得要領。

　　潘秀婭只覺得自己是受了騙。什麼雷達錶？真有嗎？真為我買了，怎麼不早讓我戴上？怎麼那麼巧，一拿「湯封」，就連雷達錶也飛跑了？更可氣的是，敢情薛紀躍他爹當年是個喇嘛廟裡的喇嘛！喇嘛不就是和尚嗎？和尚不是不許結婚嗎？不是不許吃葷嗎？──這下可好，自個兒嫁到了個喇嘛家！傳到單位裡去，人家非拿我開心不可！光憑這一條，就得白踩咕我一頓！大嫂也是，你給介紹的時候，怎麼不把這一點弄個清楚？薛紀躍就更不像話，你幹嗎隱瞞？還有，你不能吃魚，見魚就吐，究竟是個什麼毛病？──怪不得你沒見上我幾次就說你「願意」！──七姑走了，生是給逼走的──十六道菜剛上到十二道，就把湯端上來了，準是事先跟那大師傅串通好的！那是個什麼大師傅啊！「大茶壺」的兒子！噁心！還有那個什麼寶桑，真現眼！沒準確實給我買了塊雷達錶，沒準真讓他給偷走了。你說我怎麼就那麼倒霉！薛家淨是這號親戚！將來還得了嗎？動不動就來足撮一頓！誰供得起？還順手牽羊！那個什麼殷大爺也夠嗆，陰陽怪氣的，會點穴！說是薛紀躍他爹當年的把兄弟，我看準也是個喇嘛！我真嫁到個喇嘛廟裡來了！媽呀！這可怎麼得了啊──

　　想到這裡，潘秀婭爽性捂臉痛哭起來。

　　詹麗穎摟住她，搖晃著她，勸慰她說：「咳！你遇上的這些個事算得了什麼？一點小小的誤會！一點小小的損失！你們這些年輕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才慘呢！打成了『右』！那什麼滋味？下放！勞改！批鬥！檢查！──你這點挫折算得了什麼！快別流『自來水兒』了，聽你詹姨的話，洗洗臉，整整頭，抻抻衣服，噴噴香水，高高興興，活活潑潑，重上喜宴！──」

　　詹麗穎的話語並不能解釋潘秀婭心中的疑慮，但她的一片熱心腸畢竟還是能給人溫暖的，潘秀婭在她的臂彎中稍趨平靜──

　　這時小竹突然跑了進來：「詹姥姥，您在這兒！我爺爺替您蓋了戳子──您的電報！」說著遞給她一個薄薄的封套。

　　詹麗穎雙眉一聳，接過來顧不上道謝，立即拆開看那電文，只見有六個字：

　　兄病速來惠娟

　　惠娟是她愛人的親妹妹。詹麗穎這一驚非同小可。她立即置新娘於不顧，也不跟那大姑解釋一聲，捏著電報便頭也不回地奔回了自己家中。她坐到自家床上，又把電文看了兩遍，發了半分鐘愣，便猛地倒在床上，把枕巾扯過來，下意識地把枕巾一角塞進嘴裡嚼著。

　　「兄病速來」！什麼病？難道──她忽然想到年初愛人來探親，她煮好元宵給他吃，他曾說過：「咽起來覺得自己是隻北京填鴨──」他的食管是不是那時候就有了問題？而且他明顯地日漸消瘦！──太可怕了！她整天都幹了些什麼啊！為別人的事瞎忙！卻偏偏對自己的愛人掉以了輕心！她還覺得別人都是悲劇性人物哩──嵇志滿可憐，慕櫻孤單，薛家失竊，新娘子委屈，韓一潭優柔寡斷，澹台智珠力不從心──可鬧了半天最大的悲劇是在自己身上！偏偏在這政治上得到徹底解放、事業上出現發展前景、家庭即將團圓的時刻，襲來了陰森森的病魔！這襲擊一定急促而猛烈，否則不會由惠娟署名來電──啊！會不會已經──人們在那種情況下，總還要僅僅說「病」而不說──的！

　　詹麗穎猛地坐了起來，她把那封電報緊緊地攥在手心裡，心亂如麻。她該怎麼辦？啊，她必須立即行動，刻不容緩！

　　對了，她得立刻去打電話──往四川打長途，找惠娟，找愛人單位的領導──她還得立刻給本單位領導打電話請假。她不能等到明天，她今天就該搭晚車走；要麼，她就該立即去弄到一張明天或後天的飛機票──

　　她急匆匆地跑出了屋子，剛往垂花門衝了幾步，又突然扭回身，朝張奇林家奔去；奔到門前她就使勁地用手指頭彎敲門上的玻璃，還一邊叫著：「余大夫！我用用您家的電話！」她突然發現了門上的鎖──原來唯一留在家中的張秀藻剛剛出去──她急惱之中不禁把那門鎖用力地撥弄了一下。她又轉身大步朝院外走去。剛出垂花門，一個瘦小的男人迎著她說：「詹姨，您瞧這是什麼事兒──打了水不管回水，水管子凍上了，我們可怎麼辦？」她一反常態，聽也不要聽，繞過對方身子，一徑衝出了院門。出了院門，撲面一陣冷風，她才意識到忘記了戴圍脖，並且沒有鎖屋門，但她並不轉去，而是義無反顧地奔向了公用電話──

　　在詹麗穎離開了新娘子以後，薛紀徽才進那屋去，同新娘子見了面。他誠懇地說：「讓你受委屈了！我們確實有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我，不該現在才來──可是，小潘，時間長了你就明白，我們一家子都是實誠人，不會虧待你的──咱們團結起來，實實在在地過日子，不好嗎？錶丟了，咱們可以再買一塊；誰得罪了誰，咱們可以賠禮道歉──遇事幹嘛往窄處想呢？生活的路，寬得很嘛！小潘，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沒有現成的幸福，全靠想得開，靠相互諒解，靠爭取，靠奮鬥──唉，我也說不好，反正，你心領就是了！──」

　　潘秀婭畢竟是個本性淳樸的人，她對生活，對人和事，本無過分的苛求，聽了大伯子這番懇摯的話語，她停止了抽噎。

　　孟昭英端了一碟鵪鶉蛋進來，連筷子一起遞到潘秀婭手中，對她說：「吃吧。外院荀大嬸送給咱們家的。特為你煮的。吃了補精神。要嫌淡，我給你拿鹽去！」

　　薛紀徽和潘秀婭都抬眼望著孟昭英，兩個人心裡都挺感動。薛紀徽更覺得孟昭英心地仁厚。她僅僅是衝自己最貼心的丈夫發洩心中鬱結的濁氣，在其他人面前，她還是竭誠地盡她的義務。難道他今後不該加倍地憐愛她麼？──

　　小院中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住在同詹麗穎一牆之隔的那間東屋的小兩口回來了。兩個人都是街道工廠的工人，身材都瘦小單薄。在這個四合院裡，他們的收入最少，負擔卻最重──他們每月得分別給雙方的老人五塊錢，此外，他們的兒子才三歲多，平時擱在姥姥那兒，因此還得多給姥姥三十塊錢。他們像許多類似的北京市民一樣，過著一種把每一分錢都算計得極其精細的生活。他們屋裡只安了一個六瓦的小日光燈，而且盡量做到能不開就不開。他們絕對不吃零食，從未見過他家來過客人，更不消說從未請人來他家吃過哪怕是一碗炸醬麵。

　　每月他家的電錶頂多只走一個字，逢到海西賓來收水電費，他們一聽說因為總電錶中有多出的度數，需得各家均攤補齊，便會一遍又一遍地詛咒「偷電的耗子」；因為除了張奇林家，其餘各家都合用一個水龍頭，由一個水錶顯示總用量，他們在用水上倒不那麼節約；但是倘若別的人家洗衣服用水量大了，或者冬天放完水不及時回水，使水管上凍，不得不在燒熱管子的過程中浪費掉一部分自來水，因而使得各家水費均攤額上升時，他們也總要久久地生氣、抗議、痛心──

　　這天他們上完早班，拿著工會發的電影票到圓恩寺電影院看完《真沒有想到》和《心靈的呼聲》兩部短片，回到家裡，便分頭張羅家務──男的叫梁福民，他提著水桶去水管那兒接水；女的叫郝玉蘭，她坐在小廚房裡，把入冬前買來的儲存白菜，耐心地一棵棵倒騰著重新碼過。他們小廚房裡有一口水缸，能盛四桶水，為怕萬一上凍把缸撐破，每天他們只往裡面盛兩桶水；他們儲存了一百斤一級菜、二百斤二級菜，為了保證能吃一冬，他們逢到晴和的日子，便耐心地把一棵棵白菜都拿到院裡晾曬，並且每隔三兩天，郝玉蘭都要把它們重碼一遍，不但絕不允許那白菜「燒心」，就是菜幫子，也盡量不讓它壞掉──他們生活上的節儉，主要集中在吃上，同許許多多的北京市民一樣，他們具有所謂「從牙縫裡省出來的精神」；他們穿得並不壞，屋裡的傢俱和床上用品也並不比別家遜色，而且也購置了十二英吋黑白電視機──儘管一般情況下他們並不使用它，只在有特別好的節目和把兒子接回來時，開上那麼一陣；平日晚上他們寧願騎車去廠裡看俱樂部的彩色電視──至於對他們的兒子，他們花錢卻相當大方，讓兒子穿戴得漂漂亮亮自不必說，偶爾還買回昂貴的廣柑和巴拿馬香蕉，讓孩子得意地站在院心裡美滋滋地享受──兩個月前他們有過一次壯舉：帶孩子去香山看了一次紅葉，據郝玉蘭對詹麗穎說，他們光吃冷飲就花了八毛錢！回來時他們一家三口全都紅光滿面，對生活感到十二萬分的滿足。

　　但是這天他們卻陷入了煩惱。梁福民在水管子那兒提水，水管子竟凍住了！顯然，這是因為薛家這天用水量極大，一大早便將水井下的閥門打開，因為要隨接隨用，又仗恃著中午比較暖和，便一直沒有關掉閥門回水，誰想下午四點鐘一過，氣溫一分一秒地迅速往零度下降，待梁福民來接水時，便出了問題！

　　梁福民跑回廚房，對郝玉蘭說：「水管子上凍了。我可沒精神去燒開它。湊合著用缸裡的剩水吧！」郝玉蘭生氣地說：「缸裡只剩個底兒，燒了開水就燜不了米飯，哪能湊合？都是薛家自私，光顧他們方便！今兒個他們也不知用了幾噸水，下月咱們還得為他們掏水錢！甭跟他們客氣，找他們家去！讓他們把水管子給燒開！」

　　梁福民抹不開面子，光是嘔氣，並不動窩。他歎口氣說：「今兒個也不知是怎麼的了，水管子上了凍，我跟詹姨說，她那麼個熱心人，忽然比那水管子還冷，根本不搭理我，扭頭走人了──」郝玉蘭便停止碼白菜，站起身來，氣惱地說：「敢情他們各家剛才家裡都有人，都把水提足了，所以不著急──你這個『杵窩子』，你不敢去找，我去！」說著拍拍圍裙，甩著手走出小廚房。剛邁出去，恰可好薛大娘從新房出來，郝玉蘭氣呼呼地衝著薛大娘說：「嘿！你們家得負責啊！你們光顧自個兒得用，打開水管子不給回水，這會兒凍得邦邦硬，讓我們到哪兒接水去？」

　　薛大娘這天遇上的窩心事本已一大笸籮，新房中所接待的第三茬客人酒飯都已消耗到一半，可新娘子還沒露面，客人們不免七嘴八舌，紛紛要求新娘子「下凡」一見。薛大娘臉上堆笑，心中叫苦，正出得新房，要去那邊屋裡撞撞大運──看新娘子是否已經回心轉意，能夠重返新房把局面應付下來，不曾想剛邁出門檻，斜刺裡卻殺出了個郝玉蘭！

　　薛大娘一愣。闖入她眼簾的郝玉蘭，瘦小乾枯，小鼻子小眼，本不標緻，再加上怒容滿面，雙手叉腰，出言不遜，頓使她從胃裡泛出一股穢氣。薛大娘在這天裡本是立誓任憑什麼海鬼夜叉來搗亂，也一律要好言好語相待的，在郝玉蘭這突然襲擊面前，卻一時失去了控制。特別是她想到院裡別家對躍子的喜事都送了像樣的禮品：張局長和余大夫他們是一個自動壓水的熱水瓶，海老太太和海西賓他們是一個帶哨嘴的搪瓷「叫壺」，詹麗穎和慕櫻合送的是一套香港出的化妝用品，澹台智珠家送的是一個白瓷觀音，韓編輯和葛老師送的是一聽上海金雞餅乾，荀師傅家送的不止一樣，最值錢的是一盞有機玻璃座子的檯燈──惟獨梁福民和郝玉蘭，只拿了一卷一九八三年的電影掛歷來敷衍──薛大娘知道，那掛歷是他們廠子裡發給他們的──

　　薛大娘一口氣堵在喉嚨口，不能不吐出來。她用訓斥晚輩的口吻對郝玉蘭說：「有你這麼說話的嗎？沒瞅見我們家正在辦紅喜嗎？什麼事兒不能好好地商量？幹嗎那麼橫鼻子豎眼的？」

　　郝玉蘭卻覺得是薛大娘虧待了她家。她不知道，她跟梁福民清晨五點半騎車去上班以後，薛大娘也曾捧著喜糖來找過他們，見門鎖著，只得退回，還曾跟孟昭英說：「小梁小郝他們有小小子，得多給他們點喜糖，下午他們回來，我要忘了你給我補上！」──郝玉蘭此刻面對著慍怒的薛大娘，心想你們家辦紅喜有什麼了不起！摳門兒大仙！得了我們一份嶄新的掛歷，連張糖紙也沒讓我們見著！稀罕你呢！咱們「人窮志不短」，喜糖不要你的，上了凍的水管子可得給咱們乖乖地燒開！

　　兩個鄰居便在那麼個心理背景下，你一嗓子我一嗓子地爭吵起來。

　　海老太太聞聲趕來勸架。她站到薛大娘和郝玉蘭當中，倚老賣老地說：「都給我少說兩句吧！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跟當年護國寺廟會裡頭『年兒』耍把式、『倉兒』說相聲差不離啦！當年『天元堂』的『黑驢張』賣眼藥，也沒像你們這麼吆喝過！成啦成啦，薛大妹子你該忙活什麼快忙活去吧！小玉蘭你這嘴也真太不饒人，什麼不得了的事兒，值當你臉上這麼白一塊紅一塊的！不就是要打水嗎？走，我帶你去余大夫家，先跟她那兒打兩桶──啊，鎖門了，那也用不著犯難，讓福民到我那兒先勻一桶去使，不就結啦！──」

　　薛紀徽和孟昭英聞聲出了屋，薛大娘轉身劈面見著孟昭英，一腔怒氣和幽怨又衝著媳婦發洩起來：「啊，我跟這當院讓人踩咕，你倒一邊躲著受用去了！你把那水管子一打開就撒手走人，連眼皮兒也不往那邊夾一下，眼下水管子凍上了，你算痛快了吧？什麼時候公雞下蛋，石頭開花，你許才能生出個良心來！」

　　薛大娘氣頭上把話撂得這麼重，薛紀徽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兒，他想孟昭英這下還不得跟婆婆鍋鏟對湯瓢地大幹一場。連海老太太和郝玉蘭也驚呆了。幾個人都禁不住把目光集中到孟昭英身上──

　　孟昭英本也一股氣頂到了腦門上，可她看到婆婆那滿臉抖動的皺紋，看到婆婆耳邊那在寒風中抖動的幾根白髮，心中忽然閃電般劃過一個念頭：二三十年後，我也不就這樣了嗎？誰也不容易啊！可憐婆婆一大早起來就跑出跑進，可遇上的淨是窩心的事！──想到這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不但並不針鋒相對地還擊，反而跨上一步去，攙住薛大娘說：「媽，您別生氣，是我不好，我這就燒水管子去──媽，您保重，您可千萬別氣出病來──」

　　薛大娘在驚訝中清醒過來，她望著媳婦，只見媳婦兩個眼圈塌陷著，灰黑灰黑！婆媳二人的手接觸到了一起，像陰陽極般突然緊緊地攥住，兩個人鼻子都酸了，薛大娘的老眼裡湧出了淚花──還有什麼說的！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比她們更該將心比心？還有誰比她們更該相依相靠？

　　郝玉蘭在薛家婆媳的這種表現中突然感到難堪。她扭身走回自家廚房，只見梁福民在那裡捧著一個紙包發愣。梁福民見她回來，便說：「回來得好！你也太錯怪人了！瞧，小蓮蓬送來的，她說是她媽囑咐她的，一瞅見咱們回來，就給咱們送來──還說她奶奶說了，咱們家有小小子，所以要多給點！」郝玉蘭接過那紙包，攤在案板上一看，是包喜糖，真不少，淨是帶金銀紙的，光「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塊之多！她心裡一陣陣往上躥著慚愧──

　　薛紀徽立即去取劈柴，好把凍住的水管子燒通，路喜純對他說：「大哥，您讓我去。我能讓它通得快點。」薛紀徽這才注意到他。他感到驚奇，因為一般來幫廚的「紅案」都不會有這樣的熱心腸。他見路喜純有著一張善良而質樸的面容，不知那雙眼睛是讓油煙熏著了，還是落入了煙灰被使勁揉擦過，顯得異樣地紅腫──他感動地對路喜純說：「咱倆一塊兒去吧，你有什麼巧法子，教給我點，以後再凍住了，我也好依法行事兒。」

　　路喜純下到水井裡操作，薛紀徽蹲在水井邊上給他打下手，兩人合作得很順當──

　　正當梁福民和郝玉蘭在小廚房裡越來越感到尷尬時，海西賓給他們提來了一桶水，對他們說：「我奶讓我給你們送的，用吧！」

　　老編輯被一位「文壇新人」氣得發抖。

　　────

　　去敲韓一潭家門的人，並不是當天《北京日報》「尋人」廣告裡的那個「詩瘋子」。葛萍開了門，一看見那人，便不禁笑著說：「呦，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麼風，把你給吹來了。」

　　來人四十歲出頭，頭上戴著花格呢鴨舌帽，身上穿著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裡露出銀灰色的純羊毛圍巾，腳下是一雙美國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餅紋」厚坡底運動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瀟灑。

　　韓一潭一見他進來，便有一種說不出的彆扭。但也只得站起來招呼他。

　　來人卻大有「賓至如歸」的氣派。他笑嘻嘻地說：「是西北風把我刮來的，六七級。」說著把帽子、大衣、圍巾脫下，轉了轉身子，沒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樣東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著的沙發上，自己要往飯桌邊的折疊椅上坐。葛萍忙過去把他那三件衣裝捧起來，請他坐進沙發，對他說：「你這些高級服裝，我先給你擱裡屋大床上吧！」

　　來人便坐進沙發，見韓一潭還站著，反朝他打了個「請」的手勢，韓一潭也便坐進茶几另一邊的沙發。

　　韓一潭問他：「怎麼樣？最近忙著弄什麼呢？」

　　來人卻只顧打量韓家的房間，指點著說：「老韓，該革新一下啦──進門的地方置個衣架嘛！窗戶底下，添個長沙發──裡外屋之間，如果不擋屏風，至少應該掛個門簾，不要讓客人看見你們的床鋪──」

　　韓一潭說：「我哪能那麼講究？不像你，有那麼多稿費！」

　　來人一個勁搖頭！「哪裡哪裡，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個電視劇，我們是三個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給他端來一杯熱茶，擱到茶几上。他勾著脖子看看，問：「花茶？綠茶？紅茶？烏龍？」

　　葛萍說：「就是一般的花茶。」

　　來人笑著說：「你該多準備幾種。國外主人招待客人，總是發問：Coffee or tea？Which do you prefer？客人點了什麼，才給什麼──」

　　葛萍一拍巴掌：「呦！咱們中國人可沒那麼多講究！」

　　來人繼續對他們說：「如果來的客人不止一個，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說什麼也不要；你該給咖啡的給了咖啡，該給茶的給了茶，那什麼也不要的人，按中國待客的規矩，總也得給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給端過去了，人家就會不高興──」

　　葛萍驚奇地問：「那為什麼呀？」

　　來人聳起眉毛說：「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說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國人，到了外國人家裡，人家問他喝什麼，他說不渴，不喝，其實是客氣話，他心裡是想喝的，等著人家給他倒──因為在中國你說不渴不喝人家也總是要給你倒水的。結果，人家就只給要的人倒，不給他倒，他只好乾渴著，忍著──人家就是尊重你的個人意志嘛！主人問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說：『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會很高興，因為你說了實話，坦率；如果你說客氣話：『好，真好！』可喝了幾口就不喝了，人家又會生氣，因為你不真誠──」

　　葛萍不免問他：「你是剛出國回來還是怎麼著？知道得這麼清楚！」

　　來人端起茶來，呷了一口，歎聲氣說：「我？哪就輪著我了呢？我還不是聽×××說的，昨晚上我剛在他家喝了『人頭馬柯涅克』，那酒名氣不小，其實不如『峨塔白蘭地』！」

　　韓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這時候抖落，他與其說是炫耀關於西方社會的社交習俗，不如說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壇所達到的程度。他所說到的×××，是文壇上眼下極紅的作家之一，剛從國外訪問歸來，韓一潭雖然早就跟×××認識──那時候這位來客還不知道跟哪兒窩著呢──但始終沒有達到與其促膝共飲什麼「人頭馬柯涅克」的地步。現在的文壇就是這樣讓你眼花繚亂──閃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閃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十七年都有成幾何級數的增長。

　　葛萍畢竟單純一些，她坐到折疊椅上，面對著來客，同他對談起來。來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問及他對×××一篇新作的評價，對方欣然作答──不過，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評論家的意見，有的還並不是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言論，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剛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問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讓我別給他傳出去，他呵呵地笑著說：『傳出去，人家又該說我定調子了！』──」葛萍竟坐在那裡，如聆佛音。

　　韓一潭皺著眉，只覺得耳膜刺痛，悶悶地抽煙。

　　這位來客有一個響亮的筆名，叫龍點睛。算起來，韓一潭跟他認識也有六七年了。他頭一回來韓一潭家，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戴著個栽絨雙耳帽，穿一身樸素的中山裝。韓一潭一聽他是從工廠來的，又說是剛開完支部會，便自然而然地對他肅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詩來，畢恭畢敬地說：「請韓老師給我改改！」韓一潭當時就看了他那十幾首詩，主題都是「捍衛革命樣板戲」，以當時的標準而論，寫得相當「有激情」，而且也比較生動、形象，只是不夠洗練。韓一潭看完，便在燈下一首一首地給他講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優點，提出修改的建議──送走他後，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來信和改好的詩，信中說：「因為參加『支農小分隊』，馬上要奔赴農業第一線，來不及當面傾訴我的感激之情了──幾首詩請您全權修改並予以處理──您現在、將來、永遠都是我的老師，我將永遠在您的親切指導下，為繁榮無產階級革命文藝事業，貢獻出我的一切力量！」

　　這以後他們常來常往。儘管韓一潭幾次把他的詩推薦出去，幾次都未能發表出來，他卻毫無怨言，每次見到韓一潭總是說：「您千萬別對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塊頑石，有您的耐心輔導，也總能琢成個硯台的──哪怕是只配給小學生描紅模用的硯台！」

　　一九七七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詩終於經韓一潭力爭在刊物上發表了出來。第一回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鉛字，那激動的心情真難以形容，他那靈感的閘門，在油墨的香味啟動下猛地打開了，於是乎詩情如黃果樹大瀑布般地奔瀉不停，到一九七九年，他發表的短詩已達二十七首。進入一九八○年後，他及時地意識到：憑著寫詩闖入文壇遠比憑著寫小說闖人文壇費力而遲慢，於是他「試著寫起小說來」，而在這一年裡，他也就發表出了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

　　他認識的編輯自然不止韓一潭一個了。他出入於若干編輯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學方面的座談會。因此他不那麼經常去韓一潭家了。這也都不足為奇。

　　但是他變了。對於韓一潭來說，他的變化不是漸變而是突變。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龍點睛來到了韓一潭他們單位，韓一潭恰好在一進樓的走廊頭上遇上了他。龍點睛戴著個米黃色的鴨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風雨衣。儘管韓一潭頗有一段時間沒見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還是很高興的。韓一潭剛想問他怎麼這時候跑來了？並想領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間辦公室坐坐，沒想到龍點睛卻只是淡然對韓一潭點了個頭，連第二句話都沒有，只是直截了當地問：「你們主編在哪間屋？」

　　韓一潭一愣，但也本能地將主編的辦公室指給了他。他便繞過韓一潭，逕直地朝主編辦公室走去了。

　　沒有「伏筆」，沒有「鋪墊」，弄得韓一潭毫無思想準備，尷尬不堪。回到自己辦公室，韓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許龍點睛同主編談完，還是會到自己辦公室來的，哪怕僅僅是敷衍一下。然而龍點睛卻並沒有來。

　　不用韓一潭說他的壞話，龍點睛在文藝界很快成了一個名聲不雅的人物──當然主要是在文藝界的「下層」，即一般的編輯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說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鑽營，兩分寫作八分活動，三分成績七分吹噓。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卻源源不斷地發表出來，品種由詩歌小說而散文評論，而電影和電視劇本。還有人說他是「客廳作家」──即他幾乎每晚都要涉足於一個客廳，當然不是韓一潭家裡這種沒有衣架和長沙發的客廳，而是文藝界領導或權威，主編或副主編，導演或副導演，文壇明星或新秀──的客廳，他從那裡獲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題材、最新技巧、最新動向和最新行情，難怪他能保持那麼豐盈的靈感和那麼豐盛的創作，也難怪有那麼多人主動來找他合作或請他「聯合署名」──

　　到了一九八二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廠調到了一個文藝單位，掛著工作人員的名，享受著準專業作家的待遇，並且在一次文藝界的大型茶話會上，穿著一身極其合體的棕色西服，走攏了韓一潭所在的那張圓桌；韓一潭別過臉去，不想主動理他，韓一潭他們那刊物的主編卻主動伸出手去，同龍點睛握手，沒想到龍點睛只把手同主編碰了一碰，連第二句話都沒有，只是直截了當地問：「×××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當時在場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編心裡一定很不痛快，可是不得不指給他：「在那邊頭一桌。」而龍點睛便頭也不點一下地徑直朝「那邊頭一桌」昂然而去了──

　　沒想到這天龍點睛卻出乎意料地飄然而至，並且脫去大衣以後，顯露出一身外國年輕小伙子打扮的衣裝──上身是粗花呢的獵服，下身是有意做舊的牛仔褲──儀態萬方地坐在沙發上，就彷彿他昨天才來過一樣，輕鬆自如，談笑自若。

　　葛萍這兩年裡雖然也聽韓一潭以貶斥的語氣議論過龍點睛，但她畢竟並無切膚之痛，而且總覺得韓一潭對人未免求之過苛，加上龍點睛光臨後似乎仍同以往一樣親熱隨和，便傻乎乎地同龍點睛熱烈交談。

　　龍點睛在交談中信口舉例：「──比如蘇聯電影《湖畔奏鳴曲》，就標誌著道德題材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勃興──」

　　葛萍便不免問：「什麼？什麼奏鳴曲？」

　　龍點睛於是挑逗性地反問道：「《湖畔奏鳴曲》都沒看嗎？《白比姆黑耳朵》呢？《秋天馬拉松》呢？電影資料館經常放嘛！老韓怎麼就不把你帶去看看呢？」

　　葛萍便埋怨地說：「他呀！什麼時候能想著我呢！再說他自己好像也不那麼容易看上。他們那個編輯部呀，一點兒油水沒有！」

　　龍點睛又說：「其實蘇聯電影值得一看的也並不多。倒是像美國邁克爾．西米諾導演的《獵鹿人》、義大利蘇菲亞．羅蘭主演的《義大利式婚禮》──真不應當錯過！昨天我見著影協的頭頭們，還跟他們呼籲來著──」

　　韓一潭實在聽不下去了，便把煙頭往煙缸裡一捻，截斷龍點睛的高談闊論，開門見山地問他：「你今天找我，有什麼事嗎？」

　　龍點睛也便開門見山地回答：「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是來把我的稿子拿走。」

　　韓一潭一愣：「你的稿子？我這兒現在沒有你的稿子呀！」

　　龍點睛點頭：「對。我現在沒稿子擱你這兒。我說的是七年前的那幾首詩，寫在一摞信紙上的，我自己用『騎馬釘』釘在一塊的──」

　　韓一潭更加吃驚：「你要那個幹什麼？那是歌頌『革命樣板戲』的吧？難道現在還有用？」

　　龍點睛坦率地說：「不光是歌頌『革命樣板戲』，還批判了『右傾翻案風』。現在對我當然沒有用，可丟在外頭終究是塊心病。」

　　韓一潭心裡一震。他說：「其實那不算什麼問題。那時候不止你一個人寫了那種東西，我們刊物上就發過不少，有的相當知名的詩人也寫過，我還編過哩。那時候有那時候的具體情況嘛。你何必把這事放在心上？何況你的還不過是手稿，並沒有發表出來。」

　　龍點睛越發坦率：「如果發表出來了，那倒也就算了。不過既然沒發表出來，我何必還讓它飄在外頭呢？你給我找一找吧，我要收回。」

　　韓一潭望著龍點睛，心裡打顫。他費好大勁才抑制住了心裡的厭惡感。他嗓音發澀地說：「七年了。我也不知道把你那稿子擱在哪兒了，還有沒有──」

　　葛萍在他們說前幾句話時，去廚房提開水壺去了，這時走回來給他們的茶杯添水，她覺得韓一潭不該怕麻煩，便發話說：「稿子？這十來年咱們什麼時候扔過稿子？你那書架底下的櫃櫥裡，不全是稿子嗎？小龍當年的那稿子，準就在那裡頭──」

　　龍點睛忙高興地說：「嫂夫人真是治家能手，色色精細！老韓，就勞駕你給我找一找吧！」

　　韓一潭心裡要多彆扭有多彆扭。他坐著不動，問龍點睛：「對你來說，要回那稿子就那麼重要？」

　　龍點睛以一種推心置腹的口氣說：「老韓，我瞞你幹什麼？我現在到了這個份兒上，還不得為自己爭取一個最好的前景？看起來我這人才能有限，出點小名，掙大把的稿費，不算難；可要想獨立創作，寫出名篇，得獎走紅，恐怕沒多大希望。我的發展前途，說到頭，還是當個文藝官僚的可能性最大。別看我比你資歷淺，可是跟你比，我有三方面的優勢：有黨票──這是政治優勢！雖說我是『文革』中人的黨，可經得起調查；我不是『造反派』頭頭，沒參加過『打、砸、搶』，像我這樣在『文革』中人黨的人多了，能都不算數？我還有作品──這是業務優勢，『內行領導內行』，我夠不上後頭那個『內行』，總夠得上頭裡那個『內行』吧！我今年才四十出頭──這是年齡優勢！總起來說，我符合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的提幹條件，我看我沒有道理錯過這個機會！」

　　韓一潭臉色發白，哆嗦著給他補充：「你還有更大的優勢──能走上層路線──」

　　龍點睛欣然贊同：「對。我需要他們，他們也需要我──我可以迅速及時地反映情況、匯報動向、提供建議、跑腿張羅──老韓呀，你其實早就在他們眼皮底下、鼻子跟前工作，可你這人，吃虧就吃虧在死性上，一點兒也不活泛──」

　　韓一潭冷笑著說：「既然你有這麼多的優勢，又何必在乎幾首沒有發表出來的詩稿呢？就是你當年發表出來了，你這麼多的優勢，也足以把它抵消得乾乾淨淨嘛！」

　　龍點睛爽性把話說到底：「當然！當年發了也就發了。可既然沒有發出去，我也就沒有必要讓它再存留在這個世界上。我現在既然有這麼多的優勢，那我就爽性讓自己更完美一點──我要一點渣兒也不留！」

　　韓一潭瞪著他說：「我要是不給你呢？我要是找出來，給上面送去呢？」

　　龍點睛滿面不屑的笑容：「那對你有什麼好處？而且那對我來說也只不過是一點小小的麻煩，不難排除的！你攔不住我上去，我上去了，即使不報復你，你能安心過日子嗎？──咳，說到底，我對你算是摸透了，你根本就做不出那樣的事來，要那麼做，你韓一潭就不是韓一潭了──」

　　在一旁的葛萍直到此刻，才意識到她的愛人正被人極其殘酷地侮辱和蹂躪，但她的醒悟為時已晚。

　　韓一潭突然跳起來，衝進裡屋，撲到書架前，跪在地上，使勁拽開兩扇櫥門，把裡頭的一疊疊稿件瘋狂地往外拋撒，一邊狂亂地叫喊著：「你拿走吧拿走吧拿走吧！──」

　　葛萍嚇得心驚肉跳，她趕緊過去惶急地勸阻他：「一潭！你別這樣！你幹嘛？別激動！──」

　　可是龍點睛極其冷靜，他走過去，彎腰細心地辨認著，他竟很快認出了他那一摞手稿，並且立刻抓到了手中。他把手稿塞進褲兜，從床鋪上抓起他的大衣、圍巾和鴨舌帽，從容地微笑著說：「老韓！嫂夫人！別生氣嘛！我不過是開開玩笑──我這麼塊料，能當什麼文藝官僚？就算在我們那個破單位當上了主任什麼的，又怎麼能管到老韓這兒來？我不過是想把這幾首破詩，拿回去當個紀念罷了──快別激動！小心身體！我先迴避，改日再來負荊請罪！」

　　說完，他竟抱著大衣，拿著圍巾和鴨舌帽，逕自飄然而去──

　　可憐的韓一潭！他當了一輩子老黃牛般的編輯，三十年來提出了無數次的入黨申請，兢兢業業，本本分分，卻遭此一劫，心力交瘁！

　　葛萍費了好大力氣，才把韓一潭扶到床鋪上和衣而臥，使他在假寐中平靜下來；望著扔滿一地的稿件，以及龍點睛在散亂的稿紙上所留下的「蛋餅紋」腳印，她不禁眼淚奪眶而出──

　　居然又有人來敲她家的屋門！葛萍簡直要暈倒過去。她走到外屋門邊，煩躁地問：「誰呀？」她決定不管誰來，一律要嚴拒門外。

　　「姓荀的住在這兒嗎？我找荀磊同志！」她聽見門外的人這樣說。

　　「錯了錯了！」她近乎粗暴地回答說，「荀家住在東邊那個小院！你跑我們這兒來幹什麼？」事後回想起來，她感到愧疚，她幹嗎對這位無辜的陌生人發洩她的滿腔怒氣呢？

　　以往一帆風順的人也終於遇上了頂頭風。

　　────

　　杏兒在廚房裡拌餃子餡。荀興旺坐在廚房裡的一把籐椅上，抽著葉子煙，同她說話。

　　餃子餡是茴香雞蛋的。杏兒一邊攪和著一邊往裡灑精鹽，她說：「爹說過，他跟您都口重，別人覺著鹹的東西，爹跟您吃著正可好。」

　　荀興旺微微點頭。他咬著煙斗，噴出的煙霧罩著他那張稜角分明的臉龐。不知為什麼，杏兒受不了棗兒抽煙卷的氣味，可荀大爺抽煙斗的這氣味，她一點也不討厭。

　　杏兒請求說：「大爺，您再講點您跟俺爹的事，俺聽不夠呢！」

　　荀興旺想了想，才慢慢地說：「你爹水性比我好。那時候還沒你磊子哥，沒你，我跟你爹剛進廠不久，逢到禮拜天，就騎車到遠處玩去。那高碑店水閘跟前，水深四丈七，閘上有個人，不小心把手錶掉底下了，我跟你爹潛下去，幫人家撈。我下去沒多大工夫就眼睛發酸、耳朵發緊，只見著底下淨是打上游衝下來的水泥構件，露著鋼筋鉤子，挺讓人發怵──我沒找著錶就浮上來了。你爹可是過了好一陣才從水裡鑽出來。嘿，他那胸脯可不像我那麼大起大落，光咧著嘴樂，手裡舉著人家那塊錶──你說他能耐不能耐？」

　　杏兒潷著餡裡冒出的水兒，聽得出神。她覺得能聽荀大爺給她講爹的這些事兒，是她這回進城最大的快樂。

　　荀興旺在這種零碎的回憶中，心靈也感受到一種特殊的慰藉。他又想出一段，沉靜地說：「我們哥倆進了廠，開頭都當木工。你爹可比我手笨。我頭一天就打出了個四腳八叉的長板凳，扛著去辦公室給廠長看；他忙活了一天，還對不上榫兒，急得滿頭冒出豌豆大的汗珠子──可他有股子勁兒，晚上他不睡覺，偷偷地又跑去幹，第二天他那板凳也對出來了──」

　　杏兒聽得咯咯地笑，一雙眼睛成了彎彎的月牙兒。

　　荀興旺又說：「我們哥兒倆都喜歡鮮亮好看的擺設。記得我們哥兒倆都娶了媳婦以後，從工棚裡的臨時住房往排房的宿舍裡搬，兩人一人一條扁擔，一頭是被窩卷衣服什麼的，一頭是個玻璃大盆景──是打東便門外頭的白橋小市上買的，半米見方，裡頭是玻璃燒的菊花，買下的時候才花了兩塊來錢──你娘跟你磊子哥他媽，跟在我們哥兒倆的挑子後頭走。那時候你娘懷裡抱著個包袱，你大媽手裡抱著個娃娃──還不是你磊子哥，是你蓮大姐──」

　　杏兒不禁問道：「那盆景咋都不見了呢？」

　　荀興旺感慨地說：「咳，還不是你們小孩子們淘氣，給打壞了──你們倒都忘了，我還記得真著哩！──」

　　杏兒和荀大爺在廚房裡這麼聊著，荀磊和馮婉姝卻在荀磊屋裡談論著完完全全不同的話語。

　　馮婉姝手裡拿著本翻開的雜誌，她剛看完那上面慕櫻的文章，不由得問荀磊：「她就住你們裡院？你見過她？」

　　荀磊說：「照過面，點過頭，可沒說過話。她看上去文文靜靜的，沒想到卻有這麼激進的觀點。她的觀點你接受嗎？」

　　馮婉姝思考著說：「她這文章寫得挺漂亮，富於雄辯。可她這『屋子裡』、『田野上』、『山頂上』的比喻，其實是站不住的。愛情，這是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的關係問題，而不是一個人和景物之間的關係問題。對於風景，對於物品，我們可以這樣做──比如看膩了小橋流水，我便去欣賞高山大河；用膩了這只茶杯，我可以乾脆把它砸碎了事──總之，有了更好的，自然可以立即捨棄舊的取用新的；可是，怎麼能這樣來對待另一個人呢？愛人，或者說愛過的人，不是一件穿舊了的襯衫，可以像脫衣服那樣一脫一扔了事。人家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條活鮮鮮的命，有著一個具有同樣價值的靈魂；既然愛過，相互享受過，那麼，即便現在不愛了，不想維繫原有的關係了，也必須承擔道義上的責任，盡應盡的義務──」

　　「按你這麼說，夫妻任何一方單方面提出離婚，都是不道德的了？即便一方愛情已經消失，也應當繼續盡夫妻間的義務？──」荀磊爭辯說。

　　「我當然不是那麼個意思。」馮婉姝打著手勢，尋找著最恰當的表述方式，「一件襯衫，甚至不髒不破你也可以棄之不顧，可是一個活人，尤其又是愛過的人，締結過法律關係的人，即使你覺得他髒了破了，你也必須慎重──啊，這樣說不合適，不是對方髒了破了，而是雙方的關係上有了裂痕，痛苦的裂痕──那麼，我認為，適當地克制自己的反方向感情，更多地為對方著想，做出恢復原有情感的努力──便都是應當遵循的道德標準，或者說，都應當是自己對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最起碼的人格要求──」

　　「可是倘若克制不住、恢復不了呢？那麼到頭來不是還得離異？而拖拖拉拉的離異，會給雙方──尤其是被動的一方，造成更大的痛苦啊！」荀磊顯然是同意馮婉姝的見解的，不過，他覺得要使這見解成立並勝過慕櫻的觀點，還必須從多方面對其進行錘煉──

　　荀大嫂這時候從薛家回到了自己家中。自從聽到那邊吵鬧起來，跑去勸解，她已經幾去幾回，這次她送去了鵪鶉蛋，回來對荀師傅說：「薛師傅老兩口真可憐！新娘子鬧彆扭離了席，再也不回新房，鬧不好沒準還賭氣回娘家──這可怎麼了啊！沒有比他們老兩口更重臉面的了，要是鬧大發了呀，薛師傅倒好說，薛大娘指不定會怎麼著呢！我看她這就快暈死過去了──」

　　荀師傅從嘴裡取出煙斗，認真地說：「那新娘子究竟是鬧個什麼？要是一心想著那塊小坤錶，以為是老薛他們誆了她，那──乾脆咱們先拿出錢來，讓磊子這就給他們再買塊來，讓她先戴上，不就結啦？」

　　荀大嫂一愣。可她立刻也就從老伴臉上，看出了他的心思。他準在想：如今的這號新媳婦，真夠嗆！你究竟嫁的是人，還是嫁的錶？──可他也準在想：老薛老兩口不容易！當年老薛在隆福寺裡當喇嘛，逢上闊人家有喪事去唸經，一大早去，上午三遍，下午兩遍，天黑才散，他管吹那兩米來長的「剛咚」，你當是輕鬆的事兒？也分不著多少的錢，還不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拆了東牆補西牆，挨過一天算一天！──好不容易熬到解放，又撐過了那亂哄哄的「文化大革命」，正經八百地給躍子辦喜事兒，偏遇上了這麼糟心的事兒！咱們能眼見著撩開不管麼？──

　　荀大嫂便說：「你這主意不錯。可咱們今兒個手頭有那麼多活動錢麼？頭幾天不才把你這仨月掙的存了死期？」

　　荀師傅說：「把活期折子裡的全提出來，不夠，乾脆就破了那死期──」

　　荀大嫂說：「銀行也得幹哪！人家準得說你們這不是瞎折騰嗎？剛存上死期，沒三天又後悔！──說不定還得讓單位開證明，才讓破──」

　　杏兒這時便說：「大爺！大媽！不就是一塊坤錶嗎？多少錢？五百夠不夠？俺先擱上，有了再還俺就是！」

　　荀大嫂說：「喲！哪有讓你掏錢的理兒！你大爺這本是管閒事！我們管下來不成問題，就是今兒個銀行快關門了，折騰證明什麼的來不及──」

　　荀大爺卻說：「就先用上杏兒的，明兒個我給杏兒補上。你去悄悄把老薛請來，我讓他給磊子形容一下，那錶究竟什麼模樣兒，好讓磊子依著葫蘆畫個瓢──我的意思，是先讓老薛一人知底，先甭讓薛大嫂知道，跟他們家別的人就說，那錶讓咱們給找著了。」

　　荀大嫂一拍巴掌：「對，就說是我打門洞裡揀著的──顯見是那順手牽羊的臨出門害了怕，給扔在那旮旯裡了！」

　　荀大嫂便去請薛師傅，杏兒去取出了三百塊錢，荀師傅叫出了荀磊和馮婉姝。

　　偏這時候，那錯找到韓一潭家的人，被葛萍指點到了荀家，敲著他家的門。

　　荀磊去開了門。門外是一個年紀比他大不了太多的年輕人。瘦高個兒，瘦長臉兒，皮膚黑黑的。

　　來人一見荀磊便說：「你就是荀磊吧？找著你真不容易！你在家，這太好了！」

　　荀磊把他讓進自己屋，請他坐定，問：「您是──」

　　來人忙對他自我介紹：「我姓趙，我是出版社的編輯。你不是給我們寄了一部譯稿嗎？」

　　「對。」荀磊自信地望著他，心想，總算有結果了──大概是來通知我已被錄用；或者已由他們送專家審閱過，有些地方還要請我再加修訂──

　　馮婉姝聞聲進了屋。她也確信這編輯是來報喜的。荀磊翻譯那本書的全過程她都清楚，並且是他們兩人一塊兒到郵局寄出的──他們確信：不走後門，不拉關係，不靠取巧，不憑僥倖，而全以荀磊敏銳而適時的選題、通達而流暢的譯筆、必要而準確的註釋，便能使這部譯稿被出版社欣然採用。

　　但那編輯帶來的卻是噩耗──他從提包裡取出了那本墨綠色布面精裝的原著，和荀磊那一大摞抄錄得整整齊齊的譯稿，以同情的口吻宣佈說：「我們編輯部主任，讓我寫封信，通過郵局退給你；可是我覺得還是應當自己親自來一趟──」

　　荀磊兩頰的血色頓時消失了。他自從考上這個部門，各方面都一帆風順，他自己沒有清醒地認識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幾年他頗有點「嬌生慣養」，包括院裡鄰居們對他的讚譽和欽慕，實際上是促使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如同玻璃般晶瑩堅硬──然而同時也蘊含著可怕的脆弱。

　　他不禁顫聲地問道：「難道是這個選題不合適嗎？」

　　馮婉姝搶上去說：「說實在的，這個選題再好不過。目前國外這種『非小說』的紀實性作品，不僅進入了『暢銷書』行列，專家們往往也予以很高評價。這本書對國內幾個方面的人員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我要是你們出版社，我一定抓住不放──」

　　那位趙編輯一望而知，這位姑娘是荀磊的對象，她跟荀磊是「兩位一體」，便對她說：「你們事先不同出版社打招呼，也不瞭解一下各有關出版社的選題計劃，自己認準了就開譯，譯完了就寄出去──這氣魄和勇氣我很佩服──可這其實是很冒險的。因為像這類翻譯書，我們一般是早在去年前年就訂好了今年的約稿、編發、出版計劃，外稿是很難擠進來的──不過即便這樣，你們的選題也還是命中了靶心──這本書屬於無論如何應當及時翻譯介紹過來的，哪怕是擠掉原來計劃裡的選題，也該把它安排進去──」

　　「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不用呢？」荀磊覺得胸膛裡像梗著一根筷子。他很久沒有這麼煩躁過了。

　　「難道是嫌譯筆不行？你們可以找專家鑒定嘛！」馮婉姝激動地說，「你們找不到，我可以幫你們找！」

　　趙編輯說明了真相：「我們主任並沒看譯稿，他不敢說這部稿子譯得不好；那他憑什麼行使了否決權呢？說穿了吧，他是看了我提供的關於譯者的材料──他說：『二十二歲？不行，太年輕了嘛！』──他僅僅是憑著一種思維習慣，就槍斃了這部稿子。就這麼簡單。他不相信二十二歲的人能翻譯好這本書。或者說，即使你翻譯得不錯，他也覺得還輪不到由你來翻譯這本書。這樣的書他不能讓你這種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伙子來署上譯者名字。就是這麼回事兒。這原是編輯部內部的事兒，似乎不該跟你們說。可咱們是一代人。我覺得不能不明不白地把稿子退給你，我想我還是該來一趟，在退稿的同時把我個人的態度亮清楚──我認為我們主任的那種根深蒂固的論資排輩的思想，是不對的，是扼殺翻譯人才的，也是對『四化』不利的──可我眼下無能為力。我跟他爭也沒用，因為我在他眼裡也是輕若鴻毛的──我也還不到三十歲，而且，並非持有正式文憑的大學畢業生，我不過是個『工農兵學員』而已。」

　　趙編輯一番坦率的表白，使荀磊心裡淤積著越來越多的憤慨。年輕竟成了他成功的障礙！這怪誕的打擊讓他如何承受？他一時啞口無言。

　　馮婉姝不平則鳴，她高聲說：「你們主任叫什麼名字？我去找他當面辯論！再不然，我就到出版局去告他！哪有這麼壓制年輕人的！再說，難道僅僅因為譯者年輕，這個選題也就棄之不顧嗎？」

　　趙編輯苦笑著說：「選題他倒不想放棄。對了，他還讓我在寫退稿信時跟你撒謊呢──說我們早已將此書列入選題，已經聯繫好譯者，所以不得已將你的譯稿『璧還』。其實他是在命令我給你退稿的同時，才佈置我去找×××約稿，請他來翻譯這本書的。這位×××先生你們當然知道，資歷輩分都是過硬的──」

　　「可他未必能翻譯好這本書！」馮婉姝截斷他的話說，「我太瞭解他了。我父親在大學裡當黨委副書記的時候，他是系裡的副主任──學問不用說是有的，人也很好，可他自從三十多年前從國外回來，幾乎再沒有出去過。他所熟悉的，是古典的英語，或者說是五十年代以前的英語，對於這本書裡所反映的生活、情緒，以及這本書所使用的當代英語，他肯定不如荀磊熟悉！」

　　「他自己也這樣說。」趙編輯證實，「主任不讓我告訴他，已經有人拿出了譯稿。所以我只拿了原書去。他說他看過這本書了，他不喜歡，而且他最近身體不好，如果動手來譯，起碼要譯上一年，我們再印上一年，等書出來，已經是一九八五年了，而這本書的參考價值，到那時恐怕起碼得打七折──你們看，主任迷信他，他卻並不領情！」

　　荀磊和馮婉姝不禁冷笑著搖頭、歎氣。

　　趙編輯便給他們打氣：「不過，好在現在出版社很多，『東方不亮西方亮』，你們不妨再拿到別的地方試試，像我們主任那樣的人物固然到處都有，可畢竟也有開明的領導，敢於起用、支持新人。碰巧了，也許他就從此把你荀磊推上譯壇，使你成為新時期的傅雷！」

　　荀磊正想把胸中淤積的情緒傾吐一下，忽然聽見父親從廚房中高聲呼喚自己：「磊子！」

　　他便只好朝趙編輯道聲「對不起」，趕緊去廚房。

　　廚房裡不僅坐著父親和杏兒，還有薛師傅。

　　父親的臉色不知為什麼很難看，荀磊還沒進入情況，便聽父親悶聲悶氣地質問自己：「怎麼叫喚你幾次，你都不出來？」

　　杏兒一旁為他解釋：「磊子哥不是來了客（讀qie）嗎？您叫的時候，他們正聊著，沒聽清楚也不為怪──」

　　父親嘴裡咬著煙斗，並不諒解他，「噗噗噗」地噴了幾口煙，依舊悶聲悶氣地對荀磊說：「你架子就那麼大？見了你薛大爺，叫喚一聲都不會？」

　　薛師傅忙說：「磊子一進來就衝我點頭──」說時荀磊已經叫了一聲「薛大爺！」他便笑著說：「這不，院裡的孩子們就數磊子懂禮，您可別冤屈了他！」

　　偏這時候馮婉姝探進個頭來招呼著：「荀磊！你來！」

　　荀師傅威嚴地咳嗽一聲，命令荀磊說：「你給我站住！」

　　馮婉姝吃了一驚，她一吐舌頭，頭縮回去了。

　　薛師傅便親熱地招呼荀磊說：「磊子過來，坐我身邊！你大爺有話給你說──是這麼回事兒，你爹你媽真是如來的心腸，見我們家為著一塊外國坤錶鬧炸了窩兒，給我們想了個救急的法子，還得讓你勞動一趟──」

　　薛師傅向荀磊形容那丟失的瑞士雷達鍍金小坤錶的款式時，馮婉姝把趙編輯送出了院門。當她回到荀家，進入廚房時，她發現荀師傅臉色仍舊陰沉，便過去解釋說：「大爺，剛才來的是出版社的編輯，關係著荀磊的事業，所以我們多說了一會兒──」

　　荀師傅冷冷地說：「事業！你們那事業就那麼了不得？──我當過兵，我當兵的時候，就從來沒想過要當總司令。能那麼想嗎？──」

　　荀磊趕緊給馮婉姝遞眼色，馮婉姝便不再說什麼。

　　薛師傅道謝著辭去了，他還要趕回婚宴，去把替他臨時張羅的荀大嫂換下來。荀磊說了聲：「爸，我去買啦！」也便出屋。馮婉姝趕緊過去跟杏兒說：「咱倆這就開始包吧！」杏兒心裡忽然非常可憐馮婉姝，便親熱地說：「來，俺趕皮兒，你包。俺倆合包的準好吃──不讓有一個下鍋散餡的！」

　　荀師傅噙著煙斗，走出了廚房，到自己屋裡，坐到沙發上，靠著，想心事。他想起前些日子，磊子和小馮在他跟老伴面前，唧唧喳喳地議論著什麼「事業」。小馮說起外國從前有個大人物──對了，說的是法國的名叫拿破崙的那麼個皇帝──說過那麼一句話：「一個不想當元帥的士兵，就不是個好士兵！」磊子跟小馮對那話簡直崇拜得不行。老伴覺著新奇，跟他們打聽，磊子跟小馮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掰開了揉碎了解釋給她聽。老伴聽了光是樂：「喲，要是當兵的都成了總司令，那誰還能指揮誰呢？」荀師傅聽了心裡卻老大的彆扭。他當年為什麼去當兵？不當兵，不投共產黨，他就得餓死！他當年為什麼去打仗？不打敗那國民黨反動派，窮人就翻不了身！他從來沒想過他要有什麼個人的事業！他想過當總司令嗎？他連爭取當連長的想法也沒有過。當他進入工廠以後，時常有師弟問他：「你怎麼打完仗就回家了呢？你要留在部隊，現在說小了不也得鬧個正團級？」那倒不假，當年一塊兒參軍，後來留在部隊的，如今都有當上正師級的主兒呢；不過他荀興旺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他在戰場上是個普通的士兵，在工廠裡是個普通的工人，如今他在後門橋那塊兒是個普通的修鞋匠；他的血和汗流得正當，他為國家和群眾出了力，他自己的生活也越來越好，他從來沒為虧心事睡不著過覺，他自己看重自己，也得到了周圍人們看重。像他這樣生活，有什麼不好呢？──可磊子和小馮他們，分明是不滿足了。他們一天到晚踅摸著什麼「事業」，總想拔尖兒，出人頭地──當然他們倒也不是光為個人打算，聽他們議論的那些個「事業」，倒也都是國家需要的；他們也不是想使奸耍滑，去坑蒙拐騙，他們好學習，好鑽研，肯下苦工夫，敢幹大事情──難說誰是誰非；但他們跟自己，分明已經是兩套心思！唉，看起來，倒是杏兒那樣的孩子，心思更跟自己貼近──

　　荀興旺的估計並不準確。在廚房裡，兩個姑娘一邊包著餃子，一邊聊天，當馮婉姝把荀磊慘遭不公正的退稿一事告訴給杏兒以後，杏兒竟比馮婉姝還要激動，她誠心誠意地說：「印那麼一本書，得要多少錢？他們不給印，把稿子給我，俺跟棗兒給磊子哥印！──」

不是結尾申酉之交（下午五時整）

　　────

　　怎樣認識時間？它是一個圓圈？一支飛箭？一條奔向大海的河流？一隻骰子？一架不斷加速的宇宙飛船？它真的可以捲折、彎曲？──時間流逝著，而鐘鼓樓將永存。

　　鐘鼓樓高高地屹立在京城北面。

　　鼓樓在前，紅牆黃瓦。

　　鐘樓在後，灰牆綠瓦。

　　鼓樓在元代時名齊政樓，到明代永樂十八年（一四二○年），它才被改建於現在的位置。如今的鼓樓西邊，還有一條「舊鼓樓大街」，所以要知道元代齊政樓的位置，並不困難。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宮室壇廟，嘉慶五年（一八○○年）對鼓樓進行過一次大修，再次肯定了它鎮守於全市中軸線北端的位置。據說當年鼓樓上面安置著二十四面更鼓，每面直徑都有一米半左右，都是用整張的牛皮蒙制的。一九○○年「八國聯軍」入侵時，鼓樓亦被劫掠，如今二十四面更鼓僅餘一面，而且鼓面上還留下了侵略者的刀痕。

　　鐘樓在元代時是萬寧寺的中心閣，明代未動，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五年）重建後，才呈現出今天的面貌。

　　直到一九二四年以前，鐘鼓樓都履行著向全城居民報告時辰的職責。

　　用什麼來計算時間？

　　最早，在鼓樓上置有銅鑄刻漏，據說是宋朝傳下來的國寶。所謂刻漏，就是利用水在不同大小的銅壺中均勻滴漏，而度量出時間來的裝置。據說當年的銅漏壺一共有四個，從上到下依次的名稱是：天池、平水、萬分、收水。漏壺之間安有鐃神，設有機械，能按時擊鐃發聲，每次擊鐃八聲，頗為準確。銅壺中自然需經常添水，冬天為了防凍，則注入溫水。可惜如今的鼓樓上僅有漏壺室，銅刻漏已蕩然無存了。到了清朝，改用更香來計算時間，從精確度上說，似乎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是一種倒退。

　　鐘鼓樓怎樣報時？

　　白天，正午時分鐘樓要鳴鐘。

　　夜晚，鼓樓要報出五個更次。第一更約在晚上八點，報這一更叫「定更」。然後每一更次擊鼓一通，每次擊十三下。二更約在夜裡十點，三更約在午夜零點，四更約在深夜兩點，五更約在凌晨四點。當年的文武百官聽到三更鼓後便要準備起床，四更鼓後便要趕到午門外集合，五更鼓後便要魚貫入朝，跪在太和殿前的稱為「海墁」的地上「聽旨」。

　　「定更」時不僅要擊鼓，還要相應地撞鐘。到四更報「子正」時，又要再相應地撞鐘，這一次報時活動有個專門的稱謂，叫「亮鼓」。

　　在「定更」與「亮鼓」之間，每隔半個時辰（今天的一小時），鐘樓還要獨自撞鐘一次。

　　「定更」與「亮鼓」的擊鼓、撞鐘法，是這樣的：兩名更夫到時候分別在鐘鼓樓上，手提「孔明燈」，遙相對照，作為信號（當年人們稱之為「對燈兒」），然後分別進入樓內擊鼓、撞鐘。擊、撞都採取「緊十八、慢十八，不緊不慢又十八」的節奏，並重複兩遍，共計一百零八下。擊鼓在前，撞鐘在後，悠悠然要持續好長一段時間。

　　鐘鼓樓沉默五十八年了，但在這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五點來臨時，它們卻雄姿依舊，彷彿隨時都可以發出新的訊號──

　　歲月悠悠。時間毫不間歇地流逝著。人們落生在這個世界上，最早意識到的是包圍著自己的空間。這空間有著長度、寬度和高度，其中充滿了各異的形態、色彩與音響──而後人們便意識到還有著一種與空間並存的東西，那便是摸不著、握不牢、攔不住的時間。在所存在的空間裡度過著不斷流逝的時間，這便構成了我們的生活，於是乎喜、怒、哀、樂，於是乎生、死、歌、哭──

　　但每一個人都不可能是單獨地存在著。他必與許許多多的人共存於一個空間之中，這便構成了社會。而在同一個社會中，人們的階級意識不同，政治方向不同，經濟利益不同，人生態度不同，道德品質不同，文化教養不同，性格旨趣不同，生理機制不同，競爭能力不同，機遇遭際不同──於是乎便相爭相鬥，相激相蕩，相斥相離，相輕相嫉──同時也必定伴隨著相依相靠，相匯相融，相親相慕，相尊相許──而這種人類社會的流動變化，從整體角度來說，便構成了歷史；從個體角度來說，便構成了命運。

　　在匆匆流逝的時間裡，已經和即將有多少人，意識到了一種神聖的歷史感和莊重的命運感呢？

　　但是，不同的人對時間的感受是各異的。

　　薛永全師傅從荀家回到自己家，還沒進到新房中，便突然感到一種暈眩。他扶住苫棚的撐架，喘起粗氣。正好路過的海西賓看見這情景，忙過去扶住他，對他說：「薛大爺，您先到我屋裡歇歇吧！」

　　海西賓一個人住在裡院北邊的東耳房中，薛師傅想了想，也只有到他那兒歇歇合適，便由他扶著去了。

　　海西賓讓薛師傅靠在床上，自己去悄悄叫過了殷大爺來。

　　殷大爺行醫雖掛的是正骨的牌子，但對其他一般內外科病症，也能診斷施治。他給薛師傅號了號脈，便說：「不礙的。高血壓上來了，加上你那個哮喘的根子沒斷，所以頭暈、胸悶。我給你推拿推拿，不一會兒準能鬆快。」說著，便解開薛師傅領扣，先給他按揉喉下的天突穴。

　　海西賓已對殷大爺匯報過盧寶桑的動向，殷大爺判斷說：「他進了『一品香』？那他八成是讓咱們給冤屈了。要身上真掖著雷達錶，拽他進那兒他也不會去。」海西賓對殷大爺更加佩服。這會兒殷大爺給薛師傅推拿，他在旁邊畢恭畢敬地瞧著，他想，不該光學打拳，也該跟殷大爺學學推拿正骨──

　　薛永全合著眼，隨著結拜兄弟的按揉推拿，心中浮出了一陣陣一片片時而朦朧時而清晰的思緒──

　　在薛永全當喇嘛時，他一度相信時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圓圈。也就是說，時間是循環不已的。他從師傅奧金巴所教授的佛經中得知，那循環不已的時間是按「劫」劃分為階段的。每一次從開始到毀滅構成一「劫」，一「劫」中又包括「成」、「住」、「壞」、「室」四個小階段，稱為「四劫」，每到「壞劫」時，便有「水」、「火」、「風」三災出現，於是乎世界歸於毀滅。人只有皈依佛門，潛心養性，求得解脫，才能超出這種時間的輪迴。倘不能解脫，便要無休止地在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六道」中如車輪般旋轉不停地生死相續。

　　現在的年輕人到佛寺去遊玩，看到寺門外山牆上寫著「法輪常轉」的字樣，往往不知何意，因而毫無聯想。當年的薛永全看見它，卻必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

　　既然時間是一個循環不已的大圓圈，那麼，一圈轉完之後，必有另一圈，因此存在著一個來世。當年的死囚被押赴菜市口行刑時，常常大聲地嚷著：「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嚷者有這種自信，圍觀的人群中如薛永全者，也認為事乃必然。

　　他虔誠地相信過「因果報應」。今世行善積德，來世必有好報。今世為非作歹，來世必為餓鬼、畜生。

　　他的這種圓圈式的時間觀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所動搖。他眼見著廟會中的惡霸得到了「現世報」，他自己同千千萬萬北京市的底層市民一樣，充分地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恩澤，溫飽迅速而穩定地得到了保證，生活日趨富裕純淨，而眼前的北京城，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發生著顯著的變化：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展拓，「十大建築」的同時出現，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的急速發展，水井的廢除和自來水的普及，「老爺」「太太」一類稱呼的消失和「同志」「師傅」這種稱呼的興起──都不斷地把他那圓圈式的時間觀念扳成為直線式的時間觀念。在商場的夜校中，他學了簡明中國史，他才知道這直線式的時間那過去的一端是「從猿到人」，而未來的一端是「共產主義」。據大兒子薛紀徽有一次告訴他，實際上時間是既無頭也無尾的，「從猿到人」以前還有「從蟲到猿」，並且還有「從無生命到有生命」、「從無地球到有地球」等等；而「共產主義」以後也還會有矛盾衝突，人類社會還會有發展變化，並且到最後地球還可能毀滅，而那時候的人類可能已經安全遷往宇宙中別的地方了等等。他對薛紀徽所說的抱懷疑態度，不過，時間自「從猿到人」而奔向「共產主義」，是個並非封閉的圓圈而是一條向前發展的直線，這個觀念畢竟在他的頭腦中紮下了根來。

　　對於國家來說，在眼下直線式奔流的時間裡，是搞社會主義建設。「四海晏清，八荒率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薛永全心中有這樣一種責任感。他自己在看守倉庫的平凡工作中恪於職守，同時對於兩個兒子，也時常囑咐和督促他們為國家認真工作。對於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來說，在眼下直線式流逝的時間裡，是「男大當婚」，但求有個「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紀徽兩口子既已生下一女，但願薛紀躍兩口子再生下一男──

　　沒想到薛紀躍的這場婚事，竟鬧出了如此風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親友要來賀喜，該鋪排最後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卻依舊待在公婆屋中，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隨時可能賭氣跑回娘家！

　　在眼前事態的刺激下，薛永全那舊有的時間觀念，竟有所復萌。殷大爺給他按揉推拿著膻中穴時，他迷迷糊糊地想：難道是我以往作的孽，報應在了今天？──他想起了當年把出生不久的親女兒，經「修綆堂」書鋪掌櫃，送給那官宦人家的往事。這是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大的虧心事。是呀，那是「鬼子」撤退、國民黨「接收」不久，隆福寺廟會雖說看上去熱鬧，可人們手裡的錢「毛」得厲害，連廟會上原來最牛氣的「金象為記」的賣梳篦的「金象張」，在奧金巴提著黃布口袋去收攤租時，也叫苦不迭，要求賒租。薛永全當時靠跟著奧金巴外出唸經已然不能維持生活，便在每逢陰曆一、二、九、十隆福寺有廟會的日子裡，去哈德門外東曉市幫大攤主拉排子車運貨，掙一點外快。可就在薛大娘生下那閨女不久，有一回他拉著排子車路過哈德門，被一輛美國兵開的吉普車撞得人仰車翻；那吉普車顯見是故意把他那排子車撞翻的，當排子車上的貨物滾了一地，薛永全摔得腰傷肘碎之時，吉普車上爆發出一陣開心的大笑──薛永全一要賠償貨主損失，二要看病吃藥，實在養不活那閨女，才忍痛將她送給了別人。那由中間人隱去了真實姓名的官宦人家，原要送他一筆錢財，他同薛大娘都嚴詞拒絕了。他們豈是出賣親生骨肉的禽獸？他們實在是百般無奈，才讓女兒去尋一條溫飽有靠的生路！那官宦人家也嚴詞拒絕了他們隔年與女兒相會一次的要求。

　　自從女兒被抱走以後，三十多年來音信全無，解放後薛永全也曾試圖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為中間人「修綆堂」的掌櫃早已去世，竟毫無線索可尋。現在，在薛紀躍的婚宴出現風波時，不知怎的，薛永全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終的親閨女。她讓人抱走時，還穿著一雙薛大娘用舊袈裟布縫出來的虎頭鞋！難道今天的事真是──報應？

　　窗外傳來一陣歡笑聲。分明是從婚宴上傳來的。其間突出著荀大嫂揚聲逗趣的嗓音。啊，婚宴仍在喜幸的氣氛中往下進行。這麼說，也還夠不上是遭了什麼報應。荀磊不一會兒把那錶買回來，新娘子一回心轉意，一切又都能恢復正常──既如此，又何必胡思亂想呢？

　　「怎麼樣？好受點了嗎？往開了想吧，過一會兒，就什麼都好了──」殷大爺又開始用雙拳給他按揉背俞。因為他現在是虛披著棉襖，海西賓怕他凍著，便把屋裡的爐火捅得旺旺的。

　　他確實感覺好受多了，同時，不僅承受著旺盛的爐火的熱力，也承受著友情的溫暖。他那幾乎要彎成圓圈的時間觀念，又反彈成了直線。他微微一笑，點點頭──殷大哥原是在廟會中用三根木棍捆起架子，從架子頂上掛下兩根皮條，靠脫光膀子練皮條把式口為生的。他倆相交以後，無話不談，引為知己，遂結拜為兄弟，他們之間，是可以托妻付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說得對：「過一會兒，就什麼都好了──」豈止殷大哥維護著自己，這小小年紀的海西賓，不也知道幫助人嗎？更有那荀師傅一家，說起來非親非故，不過是共用一個自來水管的裡外院鄰居，可他們對自個兒多有情義！這難道都是前世積德的善報嗎？那麼著解釋太虛無縹緲！人家荀興旺早年是個八路軍，後來又一直是大廠子裡的工人，人家真有那無產階級的思想覺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間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啊──

　　所以，尋思到頭，身外的時間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壽數也好，命運也好，恐怕也還不是輪迴往復那麼個情況──

　　「事在人為。」而且「眾人拾柴火焰高」。當殷大爺給薛永全拿著虎口時，他覺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復到健康狀態。他微笑著說：「不礙的了。我該回去接碴張羅了。一切都能好起來的──」

　　鐘鼓樓原是一種公共報時器。它是以音響來報時的。

　　如今鐘鼓樓休息了，它們僅僅作為一種古跡而存在。至一九八二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報時器共有兩處，一處是北京火車站，它有兩個對稱的鐘樓；一處是西長安街的「電報大樓」，它高聳著一個鐘樓。它們不僅能發出報時的音響，而且還朝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以帶「刻度」的鐘面和長短指針隨時顯示著時間，精確度在五分鐘以內。

　　顯然，作為一個社會活動頻密繁忙的大都會，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時的公共報時器是太少了。應當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種類、不同樣式的露天公共報時器。尤其應當多多設置一些既比機械鐘價廉而又能使精確度達到一秒之內的石英電子數碼顯示鐘。

　　公共報時器的稀少，精確度方面的粗放，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們還不是那麼善於珍惜時間。在不少機關裡，「研究研究」、「考慮考慮」、「討論討論」──以及「別急，等一等」、「忙什麼？候一候」──乃至於「那就下午再說吧」、「那就明天再辦吧」──之類的「口頭禪」，仍在繼續流行，便是明顯的例證。

　　必須改變這種陋習。改革，首先要改革關於時間的觀念。

　　張奇林便是一個從這一點改起的改革家。

　　現在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什麼時間？

　　張奇林坐在波音七四七班機上，伸腕看著他的手錶。那是一塊上海鑽石牌手錶。當時指針指著十七點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錶所顯示的，僅僅是格林威治國際標準時間所規定的北京時間。現在飛機大體上是由東朝西飛，而地球正同時由西向東轉。因此，現在究竟是幾點鐘，不能籠統地回答。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當下午十四點三十分，而蘇聯莫斯科卻恰好是中午十二點。張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蘭克福是上午十一點，法國巴黎是上午十點，而英國倫敦僅處於早上九點鐘。至於飛機尾部所越離越遠的一面，東京是十八點，夏威夷是二十三點，舊金山已是午夜一點，而紐約已到了凌晨四點鐘。

　　令張奇林痛心的是，儘管他所領導的那個局裡的絕大部分幹部，都持有大專的文憑，但真正具有科學的時間觀念的人，卻所佔比例不大。

　　什麼是時間？

　　從嚴格的科學定義上說，時間是「物質存在的一種客觀形式，由過去、現在、將來構成的連綿不斷的系統。是物質的運動、變化的持續性表現」。

　　我們平時心中所想、口中所說的「時間」，實際上是指對上述的物質運動、變化的持續性表現的一種計量。這種計量，從人類社會初成之時，便以日月星辰的變化為依據，而漸趨細密精確。到了近代社會，世界各國都接受了「格林威治平時」的規定──即以英國倫敦格林威治天文臺本初子午線為標準的地方平太陽時，為「世界時」。當然，讓每一個人都弄懂什麼叫「真太陽時」、「平太陽時」，都弄清世界時區的劃分以及「標準時」和「地方時」的區別，那是很困難的事。但張奇林覺得，他手下的幹部們至少應當知道，當代社會關於時間計量的精確度，已達到了怎樣的一種水平，因而所謂「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古語，在當代的價值觀念面前，已經是如何地粗疏而失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把「一秒」當作最小的計時單位。究竟多久是「一秒」？有人說「嘀嗒」一聲是一秒；有人說手錶上的秒針移動一小格便是一秒；聰明點的人會說，一年、一月、一日、一小時的多少分之一是一秒。其實，由於地球的自轉和公轉都不是均勻的，因而以它們為基準建立的計量時間系統──「平太陽時」、「歷書時」也不是均勻的。所以，要確定何謂一秒，必須另找更穩定的參數，於是近代的科學家們發現原子內部能級躍遷所發射或吸收的電磁波頻率極為穩定，便據此為基準，建立了很均勻的計量時間系統，稱為「原子時」。「原子時」的一秒的長度，規定為銫原子躍遷頻率九，一百九十二，六百三十一，七百七十周所經歷的時間。這便是當前全世界公用的秒長，也即是人們計量時間所應用的基本單位。至於當今世界上的計時器，鐘鼓樓般的報時，日晷般的顯示，早已成為一種陳跡；機械元件的鐘錶也漸漸只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越來越成為一種裝飾性為主的物件；凡需求得精確的活動，都越來越依賴於石英鐘，目前人類已製造出了每天誤差不超過萬分之一秒、頻率穩定度高於十-九的石英鐘。即如當今世界百米賽跑的記錄，已精確到百分之一秒以上，倘若你能比世界冠軍快上百分之一秒，那麼你便是新的世界記錄的創造者；對於你來說，豈止是「一寸光陰一寸金」，那僅僅百分之一秒的價值，顯然遠在一寸金子的價值之上！

　　一個國家機關，一個社會生產的指揮機構，如果不建立符合於當代社會發展的時間觀念，怎麼可能發揮它的指揮和協調作用？

　　所以，張奇林一上任，他的頭一個措施，便是在當天上午十點鐘，進行了一次預先佈置好的大抽查，抽查結果如下：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響起十點整的蜂鳴音時，機關辦公樓門廳的電鐘指著十點零三分，所抽查的幾間辦公室的壁鍾分別是十點零一分、九點五十六分、十點零八分和十點十三分！而當時食堂的鬧鐘指著九點四十九分，司機班的值班室的座鐘指著十點零六分。被抽查的個人計時器，與電台報時吻合的倒不少，但錯前錯後的也不乏其例，如行政處的傅善讀，他腕上的名牌手錶便足足慢了十分鐘──經查實，不是錶本身的質量問題，而是他在一次停走上弦時，根本就沒把時間撥準。

　　張奇林在十一點鐘召開了全局緊急大會，宣佈了抽查結果，並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他宣佈在中午十二點時，由廣播室再播出一次中央台的報時音，同時要求全局所有的鐘錶在那報時的蜂鳴音中都要校準時刻。他大聲地呼籲：「讓我們從今天中午十二點起，以新的時間觀念來抓緊工作！我們要時刻想到，全世界的科學技術、經濟生活都在一秒復一秒地向前推進，我們在科學技術和生產建設的許多方面既然已經落在了別人後面，我們便應當有一種緊迫感，煥發出一種奮發突進的革命熱情──從今天中午十二點起，我們要把『研究研究』、『考慮考慮』、『討論討論』、『等等看』、『慢慢來』──這一類官僚主義的作風和語匯扔進垃圾箱！該研究的要立即研究！不該猶豫的要斷然作出決策！該討論要抓緊討論，不要言不及義、推托扯皮！既然是該辦的事就不要等！就不能慢！上午該辦的事不要留到下午，今天該辦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如果是不需要辦的事，不該辦的事，那麼就必須停辦、拒辦！──」

　　他努力的結果，究竟怎麼樣呢？沒有什麼具體的「對立面」──如某些電視劇裡所出現的尖嘴猴腮或腦滿腸肥的「保守派」──來反對他，但是他遇到了更難對付的對手──那就是存在於很多人身上，乃至於他自己身上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的那種東西，即習慣的惰力。

　　他常常感到力不從心。而且，從工作實踐當中，他極為震驚地發現，就整個世界範圍而言，嚴格地來說，「時間就是金錢」，或「時間就是生命」這一類的概念也已經開始過時。因為許多事的成敗，恰恰並不在於抓緊時間去一環環地做，而在於是否掌握住了有關的最新信息。為解決一個代號為G．S的最佳方案問題，局裡專門成立了一個臨時小組，由他親自掛帥，真可以說是爭分奪秒地進行了討論、起草、修改、敲定──他們「僅僅」用去了十天時間，便形成了一個可交付實踐的方案，效率不可謂不高。但隨即就有技術情報組的龐其杉，主動遞來一份材料，原來國外早有這種方案公開發表在雜誌上，並且細節擬定得比他們的最後方案更加詳盡、合理！他們僅僅是沒有養成掌握和利用信息的習慣！倘若他們有這個習慣，不用開十天會，僅僅依靠一個靈便的情報系統，便能夠在一天之內，或者幾小時乃至十分鐘之內，迅速地解決問題。這件事發生之後，他才下決心將原來「聊備一格」的技術情報組，升格為技術情報站，並且力排眾議，把龐其杉這個人推到了站長的「寶座」上。他還計劃迅速地用最先進的電腦設備，把這個至關重要的技術情報站武裝起來。

　　他真可謂是雄心勃勃。

　　但是他從各方面都不斷地遇到麻煩。今天中午接到的「告發信」，便是一例。固然傅善讀把信上所揭發的問題，解釋得「天衣無縫」，但要弄清整個情況，抓住事情的實質，顯然既不能只相信那「兩名外單位群眾」，也不能光聽信傅善讀的「一面之詞」。要處理好這個問題，時間似乎也並不是最關鍵的因素，重要的也還是信息──他所掌握的有關信息實在是極其有限，因此即便他在這飛機之上，乃至在出國的整個行程之中，不斷地「抓緊」時間去分析、判斷，也是無濟於事的。既然如此，他也便決定乾脆把這樁事「冷藏」起來。何況部裡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自會抓緊時間調查處理，也許等他回國之時，事情便已然得到了較為圓滿的解決。

　　「空中小姐」將銀閃閃的小推車推到了他那排座位旁，他要了一杯純淨透明的礦泉水，同時撳了一下座椅上的按鈕，使那盞光區只限於他那個座位的頂燈發出光亮。於是他一邊啜著礦泉水，一邊讀起一份當天的《CHINA DAILY》（中國日報）來。

　　空間是時間的載體，而時間又是空間的存在形式。一個空間，一個時間，誰也離不了。然而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有的對空間的關注超過了時間，有的對時間的重視又超過了空間。

　　這天下午三點半以前，余大夫已經由傅善讀陪同，乘小汽車從機場直接來到了團結湖居民區。張奇林一到機場，便到海關辦手續，辦完手續便進入了隔離區，因此余大夫在機場一共不過停留了十來分鐘，張奇林所乘飛機尚未起飛，她卻已經開始了對即將遷入的新居的考察。在離開機場時，她給家裡掛了個電話，她讓張秀藻火速趕到團結湖去，一同和她檢驗傅善讀即將安排給他們家的新居，看是否滿意，以便作出是待秀藻爸爸回來再說，還是不待他回來便搬入的決定。

　　傅善讀向管理員要來了鑰匙，親自帶著余大夫去檢驗那兩套相鄰的單元。

　　余大夫沉浸在對那居住空間詳加檢驗的樂趣之中。

　　三樓，這是最好層次。她很滿意。

　　兩個相鄰的單元，一個在右首門，有兩間開窗能形成對流的房間，儘管小間面積略覺小了一些，但另有一個凹進去的小廳，除擺上飯桌吃飯，再鋪排一張折疊床，安頓保姆，當不成問題。另一個在中門。一進門的門廳不算小，但所有窗戶一律朝南，冬天固然溫暖，夏天空氣無法對流，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缺點。兩間的廚房都不夠大，不過煤氣灶的位置和高度倒還適宜；廁所一邊是坐桶一邊是蹲坑，這倒無所謂，只是多出來的地方並不富餘，倘若安放了洗衣機，便無法安放浴盆。壁櫥尚可，陽台還嫌略小──看來搬入以前至少得先做兩件事：請人用油漆漆出半截「牆裙」；把大屋頂上那簡陋的碗形塑料罩的裸燈，改裝為美觀大方的全遮蔽型的吊燈──但兩套住房如何分住呢？是在秀藻結婚之前，全家的臥室和餐廳都設在右首門中，把中門那套完全用來給老張充當書房和會客室呢，還是一開始就讓秀藻獨佔一套？──盤算來，盤算去，余大夫忽然又覺得這樣的兩套還是不解決問題，如果能把其中一套換成三間一套的，就更好了──

　　張秀藻很快地便來到了現場。她隨著母親在兩個單元裡轉來轉去，不過她心不在焉。真的很快就要搬到這裡來了嗎？那麼，她將失去某種很重要的東西。是的，他不愛她，而且甚至於不知道她的單相思。她每次從學校裡回到那個小院，甚至也不一定遇到上他，遇上他也往往只能有極其短暫而尷尬的那麼一點點接觸──就像今天早晨，她捧著裝有油餅的小笸籮，而他拿著紅字和糨糊，相逢在那吊著舊籐椅的門洞裡一般──可是她仍捨不得切斷同那個小院的聯繫。她知道，固然從理論上推導，她即便搬到了團結湖，也還可以回那個院子串門；但從實踐上看，她是沒有那種勇氣的，並且那些原來的鄰居們，一定會驚訝她何以會對他們戀戀不捨──

　　「你看，都快四點半了！老傅和司機小王在下頭一定等得不耐煩了。」余大夫催促著張秀藻，「你倒是滿意不滿意呀？表個態呀！」

　　「媽，您滿意就成，我是無所謂的──」張秀藻隨口應答著。

　　「這兩扇門開得真不合理，瞧，冰箱如果能放在這兒多好，可偏這邊這扇門礙事兒──」余大夫還在細加檢驗。

　　張秀藻甚至搞不清媽媽說的是哪扇門。

　　她走到陽台上，望著由高高低低的樓房構成的天際輪廓線。不知怎麼搞的，她心頭湧出了前些天抄在日記本上的維克多．雨果的詩句：

　　難道戀愛能自主？兩人相悅為什麼？

　　你詢問流水吧，詢問風兒的吹拂，

　　夜撲燈火的飛蛾，

　　熟透的葡萄上陽光的照射，

　　詢問一切在歌唱、呼喚、期待、絮語的造物！

　　詢問四月裡歡鬧的深鳥窩！

　　狂熱的心叫道：「我自己怎麼知道呢，我？」

　　她覺得這首詩幾乎每句都敲擊得她心弦劇烈地顫動。她幾乎吟出了聲音來。可是想到她的情況並不符合「兩人相悅為什麼？」這起始的問句，一陣酸辛襲上心頭。她眼裡湧出了淚花。

　　「秀藻！你怎麼又跑陽台上去了？快下樓吧！老傅怕都著急了！」余大夫大聲地呼喚著──

　　但傅善讀彼時卻並不希望她們馬上下樓來。他正在樓下自行車存車處那兒的公用電話旁給洛璣山打電話。他為什麼急著給他打電話？他們交談著什麼？除了他們雙方，誰也弄不清。

　　同一時間裡，詹麗穎也在打電話。

　　她也是跑到地安門郵局，才打上了公用電話。就是那個隔音間，就是那架電話，兩個鐘頭以前，澹台智珠也利用過。

　　她費了很大勁，才掛通了她愛人那個單位的長途。時逢星期日，單位裡只有值班員，而值班員並不知道她愛人患病的事，但詹麗穎卻一通上話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傾瀉起她的憤慨與不滿來：「你們怎麼搞的？領導都跑哪裡去了？怎麼不管我愛人的死活？中央的知識分子政策，你們落實得也太差了！什麼？不知道？憑什麼不知道？！怎麼可以不知道？！跟你們說吧，你們的心思我全明白──就因為我愛人要調走，你們就如此冷漠無情！哼，我要向中央反映！你們等著瞧吧！什麼？──查一查？問一問？還查問個什麼？我都接著電報了！等一等？等多久？你找領導去？好，我等！你去先告訴他們，我詹麗穎不是好欺負的！我到了就跟他們算賬！不，一會兒就跟他們算賬！你告訴他們，我愛人有個三長兩短，他們要負法律責任！」

　　她氣鼓鼓地掛了電話，等對方再打過來。

　　隔音間外有人敲著玻璃門，催她快點。她爽性推開門，伸出頭來，對那人說：「你別處打去吧！我有急事，這電話我包了！」

　　那人是個頭髮花白的中年人，當即跟她爭辯起來：「公用電話大家用，你一個人怎麼能包下呢？何況你現在又不打──」

　　「我等長途。」詹麗穎理直氣壯地說，「我不能讓別人插進來。我的長途說不定馬上就過來。」說完「砰」地關上了玻璃門。

　　那人很不以為然。見她只是雙臂合抱胸前，並無電話可接，便拉開玻璃門，探進了頭去，商議地說：「我就幾句話，你讓我先打吧。反正誤不了你的長途。」

　　詹麗穎粗暴地說：「你別在這兒搗亂！」

　　「你這人怎麼這麼說話？」那人被激怒了，同她隔著張開的門縫爭吵起來：「你霸著公用電話不讓別人使，你才是搗亂！」

　　詹麗穎毫不思索地「還擊」，對方欲罷不能，便繼續同她爭吵，最後不但周圍的顧客過來勸解，營業員也走出櫃檯來干預──

　　四川的長途接過來了，那邊剛說了一句：「領導沒有找到──」詹麗穎便劈著嗓子叫喊起來：「豈有此理！簡直是草菅人命！都幹什麼去了？搞特權去了！謀私利去了！享清福去了！──」

　　結果，弄得那邊接電話的人對她印象極為惡劣，甚而心裡掠過了這樣的念頭：「這樣的人！要是再有運動，非得整整她不可！」這邊的顧客和營業員聽她那麼一頓亂叫亂嚷，也都認定她「人頭太次」。

　　唉，詹麗穎啊詹麗穎，你本是一個最善良最熱情的人，即如今天這一整天，你為他人貢獻出了多少無私的關懷、照拂、慰藉與援助！這不僅體現在精神上，也體現在物質上。然而你還是被你那糟糕的性格所誤！俗話說：「水滴石穿，繩鋸木斷」，但悠悠的歲月，怎麼就磨不掉你性格中那多餘的「毛刺」？──

　　其實，詹麗穎的愛人是在他妹妹家發病的，妹妹、妹夫將他送進醫院急診後，妹妹便跑出醫院給詹麗穎拍出了電報，並且給哥哥單位的領導打了電話，領導擱下電話馬上就到醫院去了；醫生很快作了確診：急性膽囊炎，並立即採取了應急措施──在醫院辦公室，詹麗穎愛人單位的領導及時地給詹麗穎所在的單位打了電話，讓值班室作了電話記錄──「因為詹麗穎的愛人急性膽囊炎發作，可能需要動手術，建議允准詹麗穎及時赴川──」──並囑托值班人員明天一早便向他們領導匯報；這之後，又給詹麗穎住地所在的胡同的公用電話打了長途，但未得詹麗穎的回電──對方不知道詹麗穎正在地安門郵局，而詹麗穎也沒想到對方已在醫院──

　　當然，出現這種事態，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國電信事業的落後，即使是北京這樣一座位居首位的城市，到一九八二年年末，電話也遠未普及，不僅擁有電話的家庭所佔比例極小，公用電話的數量也遠不能滿足市民要求。這說的還是用金屬導線傳遞信息的電話。而就在那個時候，世界上一些國家已經研製成功了以光導纖維傳遞信息的電話，有的並開始投入了實際使用。這意味著一種體系性的變化。包括詹麗穎在內的中華民族啊，你將怎樣追趕上去？──

　　澹台智珠走出電梯時，劈面遇上了慕櫻。

　　兩個新鄰居互相點了點頭。

　　慕櫻當時心情很好。她從院裡出來以後，先去了部裡醫務室。其實醫務室的小套間，才是她現在真正的家。她在那裡仔仔細細地又梳洗打扮了一番。「女為悅己者容」，真是一點不錯。中午去見嵇志滿時，她一心所想的並不是怎樣取悅於對方，而是如何體現出自己的尊嚴和教養，因此她把髮式弄得比較服帖，裹了一條本色白的毛線圍巾，外面穿了一件掐腰的薄黑呢大衣；脫去大衣，上身是玫瑰紫的西裝外套，露出裡面乳灰色的雞心領毛衣，以及毛衣裡面的淺褐色尖領襯衫；下身是深藍色的彈力呢筒褲，腳上蹬一雙與西裝外套相呼應的玫瑰紫高跟鞋。現在她是來見齊壯思，因而從頭到腳都予以改造，她力求顯得年輕、瀟灑而又不露雕琢痕跡。頭髮她使其蓬鬆開來，在雙耳後形成一種拋物線的飄逸效果。圍巾和大衣都為她所淘汰。她頭上似乎是隨便地扣著一頂淺藍色的毛線便帽，上身只穿一件款式新穎的深藍色「登山褸」，那「登山褸」上這裡、那裡縫綴著一些白色和灰色的裝飾性條紋，並不對稱，但顯得既波俏又和諧。「登山褸」左邊的袖子上有個帶拉鏈的暗兜，正好可以放進一個硬封皮的「通訊錄」，她用那「通訊錄」將那張「梅蘭芳舞台藝術」的「小型張」夾住，擱進了那暗兜之中。脫掉「登山樓」，裡面是一件草綠色的粗線高領毛衣，不點綴任何裝飾品，而以一種春草般的純樸奪人心魄。下面是一條屁股包得相當緊的準牛仔褲──她自己設計、自己縫製的，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條普通的勞動布工作褲，沒有牛仔褲的那種寬鑲邊和外露的大褲兜，並且褲腿也不那麼緊繃在身上，但實際上卻深得牛仔褲之三昧，把她的身材襯托得格外裊娜、靈動。腳上，她故意穿了一雙半舊的黑皮高跟靴。她沒有帶提包，手上只戴著一雙與頭上帽子相呼應的淺藍色毛線手套。

　　自從齊壯思向她提出：「請你不要打擾我。」那以後她也確實沒有去打擾過他。甚至在部裡辦公大樓的走廊上迎面相遇，前後左右又沒有什麼別的人，她也僅只是對他坦然地笑笑，便各自走開。不過，她總覺得從齊壯思那雙依舊飽蓄著雄獅般精力的眼睛裡，朝她放射出了某種類似電流的光──毋庸理智地分析，憑直覺，她便深信他其實還是喜歡她的，他不讓她打擾他，是因為他肩上承載著重要的事業，他有著一種高度的革命責任感，而並不是因為她的打擾會使他感到厭煩。因此，她覺得自己實際上享受著一種主動權。只要她並不過分，在某種情況下闖進他的生活打擾他一下，他甚至是會感到高興的。當然，她必得量好尺寸，及時抽身，而絕不能急躁冒進。來日方長嘛！

　　當她在地鐵的站台和列車上，以及當她從大街走進這幢大樓並來到電梯之前，她感到周圍不時有人朝她投來不那麼友善的目光。她微微地昂著高傲的頭顱。她知道那些人多半是在這樣評價她：喔，真時髦！

　　當她在電梯門前，按亮了上行的撳鈕後，她心中飄過了這樣的思緒：是呀，我承認我時髦。可時髦有什麼罪過呢？難道我落生在這個世界上，就該永遠困守在老家那個灰色的小鎮？就該永遠把那種一圈大紅、一圈大綠、一圈土黃、一圈寶藍的襪子，認作是天下最美麗的襪子？──

　　對於慕櫻來說，時間是一支射出去的箭。原來，她在箭尾上，現在，由於她自身的努力，她已附著在箭頭。在「時間運行」的過程中，箭頭永遠優於箭尾。在我們日常生活裡，與時間緊密相聯繫的語匯究竟有多少？「時機」、「時尚」、「時宜」、「時勢」、「時興」──包括「時髦」，這都是「箭頭」上的觀念，慕櫻以與這些觀念合拍為榮。

　　慕櫻很早便把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裡的這句台詞，當作自己的座右銘：「人的一切都應當是美的：心靈，思想，面貌，衣裳。」但美的觀念是因人而異的。在同一「時間之箭」上，「箭頭」的觀念往往與「箭尾」的觀念截然不同。慕櫻現在遵從「箭頭」上的觀念。即如愛情問題，她以為只要是真誠的愛，並排除了強迫手段，便無論施之於何人，都是合理而道德的。又如衣著打扮，她以為必須打破男穿男、女穿女，少穿少、老穿老──之類的框框，而應悉聽尊便，只要自己和愛人滿意，便無所謂合適與否。

　　聽到了電梯下落的聲音，慕櫻全身漾開激動的波紋。她事先沒有給齊壯思打電話，但她堅信能夠見到他，並被單獨接待。她將使他大吃一驚──她不跟他說別的，而僅僅是談論郵票。她將以一個純粹的「郵友」身份出現在他的面前，這將是多麼有趣的事！並且，她將並不白白奉送他那張「梅蘭芳舞台藝術」的小型張，而是同他進行協商、交換！最後，她將率先申明她還有事要辦，不等他作出反應，便立即飄然引去──

　　電梯門打開了。在走出來的幾個人裡，有一個是同院的澹台智珠。慕櫻本能地朝澹台智珠點了個頭。慕櫻沒看過澹台智珠的戲。但她從詹麗穎那裡得知了關於澹台智珠的各方面情況。她不能理解澹台智珠怎麼能同一個工人生活了這樣久。也許，是因為澹台智珠總演那種宣揚封建道德的戲，中毒太深了吧？──

　　慕櫻乘電梯升上去的時候，澹台智珠已經走出了樓門。在同慕櫻相對一點頭之後，澹台智珠心頭也不由自主地浮出了一些對慕櫻的想法。澹台智珠從詹麗穎那裡知道，慕櫻不僅和原是大學同學的丈夫離了婚，而且還放棄了孩子。僅這一點澹台智珠便不能理解。在澹台智珠的觀念中，凡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因仗勢霸佔、坑蒙拐騙而造成的婚姻關係，都應予以破除；但倘若是自由戀愛而締結的姻緣，便不能兒戲般地隨意加以變化。王寶釧的苦守寒窯、白娘子的斷橋責夫、趙艷容的金殿裝瘋──之所以具有永恆的感人力量，正在於愛情的忠貞和專一，這似乎也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大多數人的恆定觀念──否則，你就不好解釋為什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悲劇至今仍在催人淚下，而儘管奧賽羅殘暴地掐死了苔絲特夢娜，觀眾仍對他充滿了同情與痛惜──據說慕櫻甩掉她丈夫的理由，是「沒有共同語言」和對方的「庸俗淺薄」。這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誰都可以用這兩條理由來掩蓋自己喜新厭舊、趨炎附勢的卑鄙心理。《豆汁記》裡的莫稽，不也可以用這條理由來為他拋棄金玉奴辯解嗎？而李甲把杜十娘「轉讓」給孫富，也可以用這條理由來作為堂皇的依據；杜十娘的「怒沉百寶箱」，便不但不值得同情，反近於「無理取鬧」了！──

　　澹台智珠和慕櫻這兩個同齡的中年婦女，其愛情觀和道德觀就是這般地大相逕庭。

　　不過當她們在那電梯前短暫地相遇之後，她們各自對對方的「腹誹」，也就僅僅是一兩分鐘，她們有著各自的生活軌跡，有著各自的心緒與期望──

　　原來澹台智珠還想同那位評論家繼續交談下去，但一下子又來了許多她所不熟悉的客人，因此她便告辭出來了。評論家一直把她送到電梯跟前。

　　「你不要慌亂。劇團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會是退回到舊社會的戲班子狀態。」臨分手時，評論家親切地對她說，「你反映的情況，我一定幫你捅上去。至於明天晚上的宴請嘛，咱們一言為定──就按剛才商量好的方案辦──」

　　澹台智珠心裡熱乎乎的，真不知該怎樣感謝這位評論家──他為人古道熱腸，藝術見解卻絕不墨守成規，他一貫鼓勵澹台智珠在繼承流派的過程中刻意求新，闖出新的獨特的風格。

　　電梯門開了，澹台智珠走了進去，評論家向她揮手致意，並且說：「代我問李鎧好！你跟他說：明天他要不去，我會生氣的！」

　　澹台智珠心裡更加感動。

　　──當她一小時前來到評論家家裡，向評論家傾訴出一切以後，評論家誠懇地對她說：「這樣吧，明天你那個『萃華樓』的宴請，改成到我家附近的那個『燕雲齋』吃涮羊肉吧。由我出資。你通知他們的時候就說，我看了你們前些時候演的《木蘭從軍》，想跟你們大家交換交換意見，熱鬧熱鬧──這也確實是我早有的打算，只是因為這一陣太忙，所以一直沒有主動同你聯繫──我想『板鼓』和『京胡』都會來的吧？說實在的，你們本是個合作得很不錯的藝術集體，我要為你們繼續合作、攀登藝術高峰打氣！當然，我也有相當尖銳的意見──從你們的創腔，到『板鼓』的節奏處理，到你貼片子的方式──我都要坦率地直陳我的看法；同時，我還要帶頭慰勞李鎧，沒有他作為後盾，你也難在舞台上煥發出光彩！──就這麼定下來吧──那『燕雲齋』雖說名不見經傳，是個『知青』辦的小飯館，可涮羊肉的質量和服務態度，都保證能讓咱們滿意；他們那個小經理，又恰巧是個京劇迷，現在年輕人裡京劇迷不多呀，你看，明天晚上，大家不都能很快活的嗎？」

　　澹台智珠當時也曾提出：「哪有評論家破費請我們的呢？從來都是搞創作的請評論家，好賄賂出好話來啊！明天的錢一定還是由我來付──」

　　評論家笑了，笑得很開心，笑完了他說：「你無意中說出了一句很有趣的話──好話都是賄賂出來的！那麼，因為明天我主要是提意見，『說壞話』，所以我得反過來付罰款，這不就順理成章了嗎？」說得澹台智珠也笑了。

　　──澹台智珠朝地鐵入口走去。她恢復了鎮定與自信。她看了看腕上的手錶，恰好是五點整。她忽然急迫地想把同評論家會見的情況告訴李鎧。啊，李鎧，親愛的人！在這個萬花筒般的世界上，說來說去，惟有你是最貼心的人！不僅是在我陷入絕望的境況下，你攜住我無力的手，帶我浮向了希望，就是在我重新贏得事業上的成就後，也惟有你，是真誠地愛著我的全體──從靈到肉，從作為一個妻子到作為一個演員──還記得那個例子嗎？一位崇拜者到了後台，他本來大概不惜跪倒我的腳下，但當他發現卸了裝的我竟有著一張浮腫的臉龐，而且我腿部的靜脈曲張，竟到了每次演完必須立即按摩的地步──他不由得倒退了兩步，雙眼裡明顯地流露出驚詫與失望！原來他愛的只是台上的那個澹台智珠──又怎麼能忘記那一回呢？為了開拓戲路，我試演了尚派名劇《失子驚瘋》，一個「屁股座子」沒有摔好使我身心都受到損傷，觀眾席中不僅發出一片惋歎，還有個別人喊了倒好；回到後台，幾個同行也只是問：「你怎麼搞的？」「平時練得不是不錯嗎？」惟有你，衝進後台的第一句話是：「你摔壞了嗎？」那一晚，你堅持不讓我坐在自行車後座上回家，而去為我叫來了出租汽車，當總務科居然拒絕報銷那筆車費後，你毅然放棄了當月購買一雙新皮鞋的計劃──啊，李鎧，你那寬厚的胸膛，是供我將養的田原；你那茁實的愛情，是滋潤我心靈的甘泉！我不能失去你，猶如你不能失去我一般！親愛的人兒，你現在在什麼地方？我要立刻找到你，告訴你一切──咱們別怵「大師姐」，咱們有人支持，咱們能夠度過危機，咱們要試著搞真正的改革！──

　　對於澹台智珠來說，時間彷彿是小溪奔向河流，河流奔向大海；而她便是一條從小溪出發，游向大海的魚兒，現在她已經游入了河流。她知道，哪條魚兒也不能憑借僥倖便順流而下，因為還有險灘，有渦流，有釣鉤，有網罟──通向大海的通路是公共用的，但只有那永遠清醒、永遠奮進的魚兒，才有可能終於達到理想的境界──

　　時代進步了，人們不再依賴鐘鼓樓報時，即便公共計時器遍佈每一個路口，人們也還是要擁有自己獨享的計時器。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鐘，幾乎每一個成人都有錶，而且有的家庭不止有一座鐘，有的成人不止有一塊錶──隨著普及型的廉價電子錶上市，兒童們也開始擁有錶了。

　　荀磊沒有按父親的指示到王府井去，他到了地安門百貨商場便到存車處存下了自行車。因為他估計薛大爺所說的那種雷達小坤錶，地安門百貨商場裡就有貨，更何況商場斜對過，辛安裡胡同邊上，還有一家專售鐘錶的鐘錶服務部；能就近解決問題，使那新娘子快些轉嗔為喜，豈不是事半功倍嗎？

　　荀磊走進商場，尋找著售鐘錶的櫃檯。就在這時，他心中浮出了關於人與計時器關係的種種思緒。

　　他知道，同院西耳房的海奶奶屋裡，有一架紫檀木外殼的老式掛鐘，上方雕著類似蚌殼、捲渦的裝飾性圖案，下方擋住鐘擺的小門上，嵌著一塊橢圓形的琺琅，上面繪有一枝嫩黃南洋玫瑰。那掛鐘的外殼早已失去了光澤，有的接榫處明顯鬆動，琺琅畫的白底子已然變黃，那枝洋玫瑰的形態更顯得格外古怪──令人想起一百年前的西歐情態，如枝型蠟台、鯨魚骨撐起的長裙、帶尖塔和吊橋的古堡等等。那掛鐘除了「文革」裡的「破四舊」階段一度摘下藏起，避了一陣難外，幾十年裡一直陪伴著海奶奶，忠實地與她共度著日日夜夜──但那掛鐘早就停擺不走了，有一回海西賓把荀磊找去，向他請教：「你不是修過薛家的座鐘嗎？你給看看我奶奶這個，還能不能修好？你要沒工夫，只要你說聲能修，我就抱到地安門修理部去──」荀磊一看吃了一驚：「這是個古董啊！」海西賓問：「外國來的嗎？」「不，晚清時候，咱們中國自己造的。」荀磊告訴他，「你別抱去，你要抱去，他們該動員你出售了──他們收購去倒也不為收藏，因為咱們中國歷史太悠久了，不是明朝以前的東西簡直算不上什麼文物──他們將拿去賣外國人，賣高價，給國家掙外匯──可是我覺得沒必要讓外國人得著咱們那麼多古董，即便是民國初年的東西──你留著吧！」他倆正說著，海奶奶回來了，頓時動了氣，她叨嘮說：「西賓，誰讓你把它給取下來的？誰說我打算修它來著？都是你多事兒！甭修！就那麼掛著挺好！不用它打點兒，我也能知道到了什麼時辰！」看，這就是海奶奶同計時器的關係──她的餘年已用不著計時器作精確度量，她所需要的，僅是那計時器所喚起的無盡的回憶！

　　但就在海奶奶隔壁，張叔叔家裡，卻格外重視計時器的準確性，他家人人有手錶自不必說，鍾也不止一座──一進門的堂屋中高懸著個方形的棕色乾電池電子走針鍾；張叔叔的書房裡，書桌是帶日曆、溫度計的國產鬧鐘，書架裡是日本八音電子音樂鐘──另一邊的臥室裡，肯定還有別的鐘，而且，他家所有的鐘錶幾乎永遠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報時保持一致──

　　人們對計時器的選擇，反映出人們不同的需求、性格與情趣。詹阿姨家的座鐘是通紅的外殼，紅得比鮮血加上火焰還更耀眼！澹台阿姨家的「鳥巢掛鐘」大概是從信託行買回來的，每當報時的當口，一隻布谷鳥便會轉出木雕葡萄葉遮掩著的鳥巢，出來鳴叫。有一回給慕櫻阿姨送信，她難得地在家，記得她那小衣櫃上，是一架日本產的仿古鐘──一個古希臘形態的女神，背上長著肉翅、手裡舉著一個天球，天球裡嵌著一個鐘面──看上去似乎是西歐的古董，其實那鍾體不過是成本低廉的印刷電路──又何必去舉別人家為例呢？父親前些時還為他們屋買了一台新的座鐘──是煙台產的老式木殼座鐘，最上方有一匹揚著前蹄的金馬，兩邊是頂端尖圓的長柱，下邊是厚重的仿須彌座，鐘擺前方的玻璃門上是牡丹花的圖案。馮婉姝乍看見時，不禁笑著說：「唉呀！真『怯』！」荀磊忙提醒她：「小聲點！」又對她解釋說：「我爸早就盼著買這麼個座鐘了，開頭是家裡生活困難，買不起；後來是手裡有錢，買不著；現在他終於買到了，就跟你終於弄到一張斯圖加特芭蕾舞團演出《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戲票一樣──」馮婉姝這才朝廚房吐吐舌頭，領會地點點頭。

　　是的，人們對計時器的選擇，越來越著重於它的形態，甚至竟完全從一種超計時的審美需求出發，去對待計時器。薛家的新娘子就是如此，這塊雷達小坤錶，將體現出公婆對她的尊重和偏愛，體現出薛紀躍對她的鍾情與信用，同時也將使她在同一水平線的同事、鄰里、學友中，贏得意外的讚歎與羨慕。荀磊深刻地領悟到這一點以後，便發誓即使必須跑遍全北京城，也一定要買到它。

　　星期日的商場裡，顧客稠密。荀磊正轉動著身子尋找鐘錶櫃檯時，一個人從他身後飛快地走過，兩人的胳膊肘重重地碰撞了一下。那人手裡的一樣什麼東西，「吧嗒」掉在了地上。

　　「啊，對不起！」荀磊忙對他說。

　　「呀！我的──稿子！不──」那人慌忙拾起了地上的東西。本是因為他慌忙走動，從後面撞著了荀磊，所以他直腰後本想也道一聲「對不起」，但抬眼一看，面前不過是一個比自己年歲小許多的小伙子，便「哼」一聲，揚長而去。

　　那人是龍點睛。荀磊自然不認識。

　　龍點睛從韓一潭家裡拿到那份「留著究竟是個禍害」的詩稿，出得那個四合院以後，本是打算把詩稿帶回家裡再燒掉的，可是當他路過胡同口的那排淺綠色的垃圾桶時，他想：乾脆就在這裡撕成碎片，扔進垃圾桶算了，難道還會有人把它撿起來，拼接復原麼？回家燒，妻子要問，還得費唇舌解釋──於是，他便在那裡撕將起來，誰知偏來了個老頭──他不知道那是胡同裡專門拾廢紙的胡爺爺──一手拖著個小轂轆車，一手拿著根帶「粘針」的竹棍，高聲地對他說：「同志，您別撕，您就扔給我吧──」讓他吃了一驚。他還是把那詩稿撕得粉碎，團起來扔迸了垃圾桶，瞪了老頭一眼，才快步離開那條胡同──他按原計劃進了這百貨商場，到照相用品櫃檯買了一個袋裝式照相冊，便急著趕回家去──他晚上約了一位編輯到家裡「隨便談談」，他打算趕在那編輯到達之前，把那些他與名家合拍的照片，都插進這個照相冊中，這樣，他在請編輯聽新錄的曼托瓦尼樂隊演奏的名曲時，只要將相冊遞過去，使能坐收「盡在不言中」的效果──

　　龍點睛的心情本是非常之好的，猶如雨過天霽般明麗，但與那位拾破爛的老頭的相遇，究竟還是在他那晴和的心境上，抹了一道陰影，故而他的中樞神經裡，仍迸射著「那稿件可別──」的意外火花，當與荀磊相撞、照相冊落地之後，他急促中將「照相冊」說成「稿子」，實在是並非偶然。

　　但龍點睛衝出百貨商場大門以後，也就將心中那道陰影驅逐。他望著大街上的車水馬龍，心想：時不再來，機不可失，在這人生的戰場上，我要抓緊一切機會不放啊！

　　對於他來說，時間好比是一隻握在拳中的骰子。

　　荀磊在同龍點睛碰撞之後，對於龍點睛的失禮，倒無動於衷。但龍點睛口中喊出的「稿子」二字，卻觸動了荀磊的心事。在騎車出來時，他本是命令自己將慘遭退稿一事束之高閣的，此刻卻禁不住又心潮起伏。

　　僅僅是因為他年輕！他能夠做、並且可以做得很好的事，僅僅是因為還輪不到他來做，便做成功了也遭到漠視！而最古怪的是，這事明明是國家需要盡早做成的，並且「有資格」去做的人，還沒有去做，甚至也不打算去做，但他做了也還是不被承認！有的人寧願留下空白，也要論資排輩！──

　　荀磊因為陷入了沉思，一時盲目地在商場中轉悠起來。他想：西服、領帶、太陽鏡、電子琴──這些東西幾度被視為腐朽墮落，幾度被批判取締，但終究還是由一批年輕人帶頭使用推廣，而站住了腳，漸漸成為平常事物，現在不是連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穿起了西服嗎？不是連謳歌革命戰爭的影片中，也採用電子琴伴奏插曲了嗎？我們這古老的民族啊，你應當進一步以博大的胸懷，恢宏的氣魄，收容、消化一切於我有用的新事物，並應當進一步甩開步子，趕上世界科學技術和生產發展的新潮流──

　　荀磊想，儘管世界上仍舊以原有的秒、分、刻、時、日、月、年──來計量時間，但在我們的心目當中，應把現在和將來的時間，看做一個不斷在加速運行的星際火箭。以往的世界，科學技術的進展是多麼緩慢啊，信息傳遞的數量和速度又是多麼可憐啊；而今天，電子計算機已經發展到了第五代，越來越接近人腦的功能！每天世界上科學論文的發表量，已達到了六千至八千篇，每隔二十個月，論文的數目就增長一倍！──

　　怎麼能懈怠呢？怎麼能碰了釘子就罷休呢？荀磊握緊了拳頭，他想：買錶回去，立刻就找婉姝商量──明天把那譯稿，另投到哪家出版社？或許，這次該親自把稿子送到編輯部，爽性把自己的心情，向他們和盤托出？──

　　不知不覺地，他已來到鐘錶櫃檯前。他一眼便看見，恰好有他所該買的那種錶。啊，太好啦！他靠攏了櫃檯──

　　人一飲酒，便幻入了仙境，時間於他們來說，便彷彿凝固。

　　在「一品香」煙酒店裡，李鎧早已喝得半醉，他胸中淤積的悶氣，使他恍若墮入了一個半明半暗的洞穴中，那洞穴很深，且充滿了急轉彎，他踉踉蹌蹌地朝前面走去，似乎總看見澹台智珠的背影一閃，裙子角一掃，卻總攆不上她；而一隻長著大長臉的藍蝙蝠，總在他面前飛來舞去，切斷著他的視線。他已經累得精疲力竭，卻毫無攆上澹台智珠的希望──澹台智珠不知為什麼是戲台上的裝扮，似乎是《木蘭從軍》最後一場「對鏡貼花黃」的扮相，李鎧曾經對她說：「你這身行頭比別的戲裡的全強！」她曾經高興地把雙手一合：「真的嗎？」可現在她連正臉也不給李鎧看上一眼──

　　忽然，李鎧眼前出現了盧寶桑，盧寶桑親熱地招呼著他。他愣了愣神，心想這位是誰呢？啊，想起來了──常到薛家串門的那個「愣頭青」嘛！一個人只能喝悶酒，兩人湊在一塊兒卻能喝「逗悶子」酒──想到這兒，他便忙站起來招呼盧寶桑。

　　盧寶桑本是一肚子怨怒，路過這酒店，靈機一動鑽進來，打算拚個死醉的，沒想到一邁進門檻就看見了李鎧；而一看見李鎧他便聯想到了澹台智珠，一想到澹台智珠他便又聯想到了《豆汁記》，由《豆汁記》他又想到了金玉奴的父親金松是個丐頭；由這一點他又對澹台智珠產生出了一種特殊的親近感；而當他落座以後，他又立即將這種親近感奉獻給了李鎧──他倒沒把李鎧聯想為那遭到棒打的「薄情郎」莫稽，人在電火般的聯想中，常常具有這種精密的篩汰力。

　　李鎧沒有料到，盧寶桑一杯酒下到肚裡，便哇啦哇啦地誇上了「珠大姐」。他說幾乎每次「珠大姐」露演《豆汁記》，他都要到場叫好，他誇完唱功誇做派，誇完扮相誇行頭──滔滔不絕地說：「那金玉奴，真讓珠大姐給演活了！珠大姐戲路子多寬！為人多厚道！觀眾想看《失子驚瘋》，北京能上這齣戲的人沒有不是？楊榮環人家平日待在天津，不隨便到北京來露不是？咱們珠大姐為滿足觀眾，嘿，帶著病就上了台！那唱腔，那身段，尚小雲活著也不過如是──也就單是一個『屁股座子』生硬了點，呦，台下就有那不要臉的起上了哄。什麼玩意兒！你上台試試去！人家珠大姐本不是唱尚派戲的，串一出給你們開開眼，你就給臉不要臉了！散了戲，我在劇場門口憋著，那壞小子剛一出來，我就給了他一拳──」這麼一路叨嘮下去，倒也罷了，李鎧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盧寶桑誇來誇去竟誇出了這樣的話：「姐夫！您說那金玉奴仁義不仁義？豆汁，剩飯，緊著給落難的人不是？她家要丟了手錶什麼的，能隨便賴人家偷的嗎？──珠大姐在台上丟了孩子，也沒說讓那個丫頭壽春跑下台來，搜查我呀！──」

　　盧寶桑扯著嗓門那麼一聒噪，小酒店裡的酒客們都知道了李鎧的身份，立時就有好幾位湊攏了過來，對他表示敬重和關懷，一位老人對他說：「敢情您是智珠的當家的呀！聽說智珠晚上散了戲，都是您把她往家接的呀！我給您們倆道乏啦！我最喜愛看智珠的戲，她玩意兒磨煉得精呀！一出《木蘭從軍》，兼有梅派的典雅，程派的含蓄，荀派的活潑，尚派的火爆，不容易呀！」幾位中年人一聲接一聲地問：「您那口子又在排什麼戲哪？」「她創那新腔，您總是頭一個飽耳福的吧？」「多年看不著《紅拂傳》了，智珠能給露露嗎？」──李鎧不及搭腔，他們幾個竟不知怎麼地爭辯起來了──啊，原來是其中一位說了句「《木蘭從軍》裡的佈景太實──」其他幾位不同意，便抬上了槓。因為大家都在微醺狀態以上，「酒言無忌」，幾句話不合，竟至於滿臉濺朱，幾乎動起手來。

　　「成了成了！」盧寶桑站起來，吆喝他們說：「有什麼意見，一個一個跟姐夫說！姐夫自會記下來，告訴給珠大姐，嘈嘈個什麼勁兒！」

　　便真有幾位認認真真地挨著排向李鎧訴說起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來──

　　李鎧只覺得那幽長的山洞似乎終於到了盡頭，長臉藍蝙蝠不知飛到哪兒去了，而澹台智珠所裝扮的女裝木蘭，終於停住了腳步，徐徐地朝他轉過身來──

　　「行啦行啦！」盧寶桑又突然大喊起來，訓斥那幾個不知趣的酒客說，「人家姐夫還得回去跟珠大姐商量新戲碼的事兒呢！誰像你們，有了閒工夫就泡在這兒，沒結沒完地灌呀、磨牙呀！──」

　　李鎧突然酒醒。他莊重地站了起來，抻抻衣襟說：「我真得回去了。各位，少陪！」

　　人們紛紛熱情地向他告別，彷彿歡送一位戰功赫赫的英雄。

　　李鎧邊朝門邊走去，邊下意識地從衣兜裡摸出了一支香煙，擱進嘴裡。但是他繼續伸手在衣兜裡摸索一通之後，卻沒有找到打火機和火柴──他出來得匆忙，本沒有帶。正當他在門前躊躇時，盧寶桑一個巴掌拍到他肩膀上，另一個巴掌扣到了他手心中，他聽盧寶桑說：「給！姐夫你留著用！」

　　李鎧也沒鬧清楚怎麼回事，便對盧寶桑笑笑，推門走了出去。

　　李鎧站在「一品香」門口。前面是鼓樓，後面是鐘樓。一陣寒風從鐘鼓樓中穿過，他不禁吐出了那支沒點燃的香煙，打了一個嗝兒。他徹底地清醒了。

　　「爸！」突然跑過來小竹，兩隻小手凍得通紅，眼裡還噙著淚花兒，跑過來摟住了他的胳膊。

　　「你跑這兒來幹什麼？」他嚴厲地問。

　　「爸！媽不知道到哪兒去了，你也不回家，爺爺著急哩，讓我來找──」

　　「急什麼，我不是在這兒嗎！」他掏出手絹，彎腰給小竹擦著眼睛。

　　「爸，回家去吧！」小竹朝回家的方向拽著他的胳膊。

　　「怎麼能回家！」他拍了一下小竹的後腦勺，更加嚴厲地說，「走，到鼓樓前頭接你媽去！接著她，咱們再一塊回家！」

　　李鎧挺起胸脯，牽著小竹朝鼓樓前走去。

　　他招呼小竹時，一直都用的是右手。當他牽著小竹朝前走去時，他才意識到左手中還握著盧寶桑給他的那樣東西。那是什麼東西呢？涼颼颼、硬邦邦的，彷彿是一塊手錶──盧寶桑為什麼要把它送給自己呢？

　　李鎧把拳起的左手伸到眼前，張開，於是，他才知道盧寶桑送給他的，是一個小巧玲瓏的進口超薄型打火機。不用說，那一定是盧寶桑得來不易、最為珍愛的物品之一。他心裡一時非常感動。

　　李鎧再從衣兜裡掏出一支煙來，含在嘴中，用那打火機將煙點燃，深深地吸了一口──

　　時間對每一個人一視同仁。如果說要做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那麼容易，那麼不用爭取，在時間面前人人自然而然是平等的。

　　不過，在平等的時間面前，不同的人卻採取著不同的態度來消耗它，因而構成不同的遭際，形成不同的感受。

　　路喜純騎著自行車回家。當他又一次騎過地安門十字路口時，恰恰是下午五點鐘。他為薛家的婚事付出了幾乎長達十小時的勞動。臨告別時，薛大娘、薛紀徽和孟昭英把他一直送到院門外。薛大娘非要給他「湯封」──原來的「湯封」丟了，薛大娘另包了一包──他誠懇地婉辭了，他說：「大娘，我來幫忙，圖的是練練手藝，圖的是讓你們看著喜幸，聞著味香，吃著可口，你們和客人滿意了，我心裡頭就痛快了──我要為『湯封』來，有的菜我還不弄呢！」薛大娘非要把「湯封」塞給他，他躲閃著，倒是孟昭英一旁勸道：「媽，路師傅既是堅決不要，我看也就隨他吧。其實，人家今兒個不光幫咱們弄了一天的菜，還無緣無故地受了一場氣，咱們就是拿出多少錢財來，也賠補不起！我看，不如就打今兒個起交個朋友吧，歡迎路師傅趕明兒來串門！路師傅有什麼要咱們幫忙的，來說上一聲，咱們抬腿就去！──」薛紀徽也說：「難得遇上個路師傅這麼個好人，還教給我們怎麼讓水管子化凍──路師傅啊，真是歡迎你來串門兒，不光來這兒，也歡迎你到我們那邊的家去。我們那兒更好認，就在北海後門東邊，恭儉胡同裡頭，你記下門牌號碼──你可真去！」路喜純便說：「不瞞你們說，我父母雙亡，沒個親戚，你們要真不嫌棄，我趕明兒得空了，還真來！」薛大娘這才收起「湯封」，感動地說：「路師傅，小路！你就真來！我們就算你的一門子親戚！」

　　雙方都沒有想到，經過一天的接觸，竟變得這般親近。巍巍鼓樓怕也在俯瞰著他們，體味著這人生的滋味──

　　臨騎上車之前，路喜純又誠懇地對他們說：「你們那個親戚，盧寶桑，人頭的確次，沒個積極的生活目標，光知道足吃足喝，猛撮一頓；我早先就認識他，跟他一向合不來──可今兒個的事兒，我有個看法，就是那雷達錶，興許他的確沒偷──他這人以前從沒偷過東西，我想他不至於打今兒個變成了『佛爺』，我希望你們不要太難為了他。他這人也有可憐的地方──有一陣子新房裡來了好些個人，誰也認不全，是不是有那專門趁火打劫的，混在了裡頭？別冤枉了盧寶桑！──」

　　路喜純這話一出來，薛大娘他們更加感動。這個小伙子，盧寶桑把他得罪到那麼個份兒上，他倒還怕盧寶桑遭冤枉！

　　他們真是依依惜別。都是平凡的人，可胸中湧動著的，都是不平凡的感情──

　　路喜純就這樣度過了他的一天。他創造了美，並讓許多人享受到了這美，他自己也便獲得了一種美感──當然，這其間也有對美的褻瀆和傷害，但是天下創造美的事業，哪有一帆風順的呢？路喜純騎車往家裡去，心裡充滿了快樂，並且充實了他的抱負──

　　是的，現在在那個小飯館裡，他仍然只能上白案，並且經理對他，仍是那般地漠視，但這種情形，難道會永遠存在下去嗎？就是在白案上，他也還可以團結別的師傅，爭取盡快打破目前品種單調的沉悶局面──他聽何師傅說過，過去北京小吃裡的好多品種都快失傳，像包子類裡的千絲包、三丁包、三冬包──蒸糕類裡的千層糕、水晶糕、山楂蜜糕──為什麼不能就在他們那個小飯館，試著恢復幾樣呢？顧客肯定歡迎，而飯館的收益肯定猛增！當然，實現起來肯定阻力重重，可嵇老師那話說得真對：要有歷史的眼光！──

　　在那夕陽收斂餘光的冬日下午，路喜純──一個普通又普通的北京青年，心情怡悅地、問心無愧地，騎車遠離了鐘鼓樓。

　　可是另外一個人在同樣的時刻，卻心懷鬼胎、忐忑不安地滯留在鐘鼓樓前的大街上。

　　那便是姚向東。

　　他雙手插在登山服的口袋裡，一隻手攥著一把鈔票，一隻手攥著那塊雷達小坤錶。剛從薛家溜出來時，他心裡一度充滿了狂喜。他竟成功了！當他逃至鼓樓前大街上時，他覺得他簡直是一個百萬富翁，啊，「馬凱餐廳」，等你四點半一供應晚餐，我要馬上進去點幾個名菜！都有什麼來著？對了，「安東雞」、「松鼠魚」，還有什麼「黃雀肉片」──怪有意思的！敢情還有用松鼠肉跟魚肉一塊兒做的菜！他大搖大擺地走進了煙袋斜街把口的食品店，讓售貨員給他包上五個奶油酥卷，售貨員讓他付款，他在衣兜裡把那「湯封」的紅紙弄開，掏出一張票子遞了過去。售貨員把錢找給了他，他拿起包著奶油酥卷的紙包，沒走出店門就掏出一個大嚼起來。出了大門，他邊吃邊走，還沒走攏後門橋，已經把五個奶油酥卷全塞進了肚子！他感到口渴，便橫穿過馬路，進了帽兒胡同口上的食品店，掏錢買酸奶；可就在這時候，他突然驚慌了──他聽見一個聲音在他旁邊猛然響起：「你掉東西啦！」他扭頭一看，是個歲數不小、身板壯實的男人，他低頭一看，原來他從兜裡帶出來的一張紅紙──他彎腰拾起那張紅紙，忽然失去了買酸奶的勇氣，很不自然地溜出了店門。他不敢回頭，可總覺得那喊話的人在盯著他的後背──他一氣溜到了後門橋南邊，才停下來喘氣。

　　那人會不會是「雷子」呢？越尋思越像！

　　他膽戰心驚地扭過頭去，只見那人出了食品店，並沒朝他這個方向張望，而是拐進了帽兒胡同，他吁出一口氣來。可是他心裡從這時候起便打上了小鼓，始終不停。

　　他在文物商店收購部前頭的石階上坐了下來。馬路對面恰好是「益民信託商店」。那裡面有一件比楊強強這件還帥的登山服。只要他能把那手錶賣出去，他就足能買下那件登山服。他的眼光移到了信託商店南門，那裡寫著：「收購部。謝絕參觀。」據說到那裡出售東西，得拿戶口本、工作證一類的證件給人家看才行。姚向東倒有學生證，可能往外亮嗎？他坐在那裡，愣愣地望著對面，望著收購部，心裡不禁懊喪起來。他兩隻插在衣兜裡的手活像攥著兩個滾燙的煤球，那塊雷達小坤錶更像是剛從煤爐子裡夾出來的，還冒著紅得發藍、發白的火苗兒！

　　姚向東站起身來，腳底下像踩著剛出軋機的鋼板，懵懵懂懂地一會兒朝南邊瘋走，一會兒又穿過馬路、朝北邊行──他不知道他該怎麼辦。

　　小時候在胡同裡做遊戲，姚向東最愛裝壞蛋──尤其是日本「鬼子」和德國納粹士兵，他先是快活地哼著從電影上聽來的日本「鬼子」進軍的旋律：「嗒──嘀嗒──嗒嘀嗒嘀──」或者雙腳使勁一併，學著從電影上看來的德國納粹士兵的伸臂禮：「嗨──希特勒！」──他從假裝自己是壞蛋、被好人追捕的過程中，獲得了無窮無盡的樂趣！最後他心甘情願被裝扮成八路軍和紅軍的同伴「擊斃」──閉上眼睛，滿臉怪相，扭曲著身子，毫不吝惜衣褲地全身滾落地上──

　　但是此刻，他頭一回偷了人家那麼貴重的東西，他感到自己真地成為壞人了，卻深刻地體驗到了作為壞人的孤獨與恐懼！

　　街上走著那麼多的行人，似乎個個都輕鬆自在，就連那個傴僂著腰的老頭，還有那個不知道為什麼跟在他媽媽後頭哭著走的小娃娃，也都比自己神氣。老頭不怕有人盯著他，小娃娃哇哇使勁地哭，一點也不怕別人注意！

　　「小拽子！」

　　一聲呼喚，把姚向東嚇得十足地雙腳一跳。

　　他扭頭一看，是阿臭。

　　阿臭照例把自行車定在馬路邊，一隻腳踩住馬路牙子，上下打量著他問：「你他媽怎麼還跟這兒晃啊？」

　　姚向東含含混混地說：「誰晃呢？我──想找楊強強去殺棋──」

　　阿臭皺皺鼻子：「算了吧！蒙誰呢你！你要去帽兒胡同，怎麼能往北走？你丫挺的準沒幹他媽的好事！」

　　姚向東心驚肉跳。他略微沉沉氣，心想，或者，乾脆把手裡攥的東西亮出來，讓阿臭見識見識？阿臭那張嘴「橫」得不行，平時聽他嘴裡吐出來的「橫」話，簡直連鐘鼓樓也敢拆，那麼，乾脆請他幫幫忙，把這塊雷達錶隨便倒騰成幾十塊錢，由著他「吃貢」，不行麼？

　　阿臭還在罵罵咧咧地說著什麼，他都沒有聽清。他趁阿臭停嘴，試探地說：「你他媽的甭跟我犯貧！這麼著吧，我請你上『馬凱』，咱倆撮一頓，捎帶腳求你個事兒！──」

　　阿臭一聽，兩眼一瞪，臉上現出一個怪笑，放低嗓音說：「你他媽的當『佛爺』了吧？中午不還跟我借的錢嗎？這會兒就要請客！我可不沾你的『包兒』。」說完，蹬上車，颼颼颼地往前竄，眨眼的工夫就沒影兒了。

　　原來人家阿臭光是嘴上「橫」，人家不沾這個「包兒」！

　　姚向東頓時覺得雙腿發軟。他想，也許，還是走到什剎海邊，像那回扔下那盆山影一樣，把這錶跟錢都扔進去算了──什剎海沒有全凍成冰，銀錠橋邊上，就還有不小的一片水；扔進去，心裡可以踏實點，再說，也就可以回家了──他很不願意回那個家，想到母親的吆喝、斥罵，父親的巴掌、鞋底，他真想就在外頭過夜。但這畢竟是寒冷的冬天，他不回家又到哪裡去呢？難道坐車去北京站？──

　　儘管自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我國已開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但像姚向東這樣的中學生，還沒有得到過正式的法律教育，他頭腦中只有籠籠統統的極不準確的一些觀念，什麼派出所的民警夜裡「掏窩」啦，給罪犯戴「小鎦子」（手銬）啦，推了光頭押到台上開批鬥會啦，佈告上的名字上頭給劃個紅對鉤啦──他並不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三條明確規定：「犯罪以後自首的，可以從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他其實完全可以折回薛家，交回那塊雷達錶，並交出兜裡所有的錢──他花掉的並沒有多少，所差的那一點，人家可能在原諒他的同時，乾脆不要他補──如果他怕薛家的人不能諒解他，他也可以去派出所自首；可是姚向東卻完全沒有朝那個方向想──

　　他給別人造成了痛苦，他也痛苦。

　　天色晦暗下來，鼓樓漸漸成為一個巨大的剪影。

　　張秀藻沒有同母親一起坐小轎車回家。送她母親余大夫回家的傅善讀不禁在車上問：「你們千金是怎麼回事兒？對房子不滿意嗎？」余大夫擺擺手說：「你別在意！如今的大學生，就是這麼個做派──人家要顯示自己的獨立性，不沾父母的光。」

　　張秀藻的確是這麼個心思，她不僅覺得不必沾光坐父親單位的小轎車回家，就是那即將搬去的新居，在她心目中也明確地被認定為是屬於爸爸媽媽的，她只不過是借住一時而已。一俟她畢業後獨立，她是寧願馬上搬到低水平的集體宿舍去住的──不是她不喜歡小轎車的迅捷方便，更不是她拒絕享受寬敞明亮、設備齊全的住房的舒適，而是她認為，只有通過自己為國家的辛勤勞動和出色貢獻，去逐步獲得那一切，才能問心無愧。

　　張秀藻坐公共汽車回家。同去時一樣，她乘車和換車都出乎意料地順利。她在鼓樓前下了八路公共汽車。

　　「張秀藻！」她忽然聽見有人叫她。

　　她一偏頭，啊，是荀磊！一天之中，這是她同他的第二次邂逅。她的心頓時狂跳起來。

　　荀磊卻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奇遇。他從百貨商場買好錶，正騎車往回走。他湊巧在汽車站那裡遇上了張秀藻，便本能地喚了她一聲。

　　張秀藻站住了。荀磊下了車，笑嘻嘻地問她：「你的錶幾點？我跟你對對！」

　　在荀磊這方面來說，提出這個要求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儘管商場鐘錶部在賣定那塊雷達錶以後，照著櫃檯裡的掛鐘給對了個時間，而且荀磊也用自己腕上的錶，同時給校正了一下，但畢竟都未必精確──張秀藻家的任何一個計時器卻都是必定精確的，所以，荀磊見到張秀藻，不由得首先說了那麼兩句話。

　　張秀藻原想矜持地同荀磊一點頭，便莊重地朝前走去。但人家提出的這個要求，實在沒有不予滿足的道理。於是，她便伸出手腕，看著自己那塊功能齊全的電子錶，詳盡地報告說：「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六點五十八分三十四秒──」

　　荀磊手裡提著那塊買來的錶，盡可能精確地校正著。張秀藻一瞥之中，不禁納悶：他怎麼會拿著那麼一塊坤錶呢？難道，是為馮婉姝買的？可是照他跟馮婉姝已經達到的關係，要為馮婉姝買錶，他們應當一塊兒去啊──

　　荀磊沒有覺察出張秀藻驚疑探詢的目光，他把錶校好以後，感慨地說：「十二月十二日！雙十二！唉呀，你看，我差點忽略了──這是爆發『西安事變』的日子啊！多少週年啦？」

　　張秀藻也一驚。是啊，一整天都快過完了，怎麼總沒能想起「西安事變」來！她心算了一下，立即呼應說：「那是一九三六年爆發的──到今天整整四十六週年了！」

　　兩個年輕人這時對望了一眼。有一種電火般的東西，撞擊著他們的靈魂。他們同時意識到了一種超乎個人生命、情感和事業之上的無形而堅實的東西，那便是歷史。

　　荀磊建議說：「我推車陪你走回去吧。」

　　張秀藻默默地點了點頭。

　　荀磊忽然覺得，有許多想法可以同這個同代人交流。當他們順著鼓樓根行走時，荀磊議論說：「我想你一定跟我一樣，已經有過那麼一次醒悟──在無聲無息流逝著的時間裡，忽然產生了一種歷史感──儘管從很小開始，大人就給我們上歷史課，給我們講歷史，可是在很長的時間裡，『歷史』這兩個字在我心目當中，只是一門功課，只關係著一定的分數。比如，填空題：中日『甲午海戰』，發生在哪一年？『八國聯軍』的『八國』，是哪八國？──儘管我得過不少滿分，可是，實話實說，很長的時間裡，我其實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什麼是歷史──直到我從英國回來，經過萬里跋涉，終於又到達這鐘鼓樓腳下，一眼望見了這鼓樓後身那口廢棄的鐵鍾時，不知怎麼搞的，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來，眼睛發熱，嗓子眼發澀，我一下子產生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歷史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嗎？那是很難能用語言表述清楚的，那是一種思想、情感、知識、理想、意志和信心的綜合效應──簡單地說，就是我頭一回萬分清楚地意識到了，我在流逝的時間中所應奔赴的位置和我所應承擔的責任──也許，那也就是所謂的使命感──一種把人類歷史和個人命運交融在一起的神聖感覺──」

　　張秀藻被深深地打動了。聽了這番話，她對荀磊產生出一種超出愛之上的情感。這種情感一上湧，她的妒忌、怨艾、矜持、惶惑便迅速地消散了。在心弦的一陣強烈共鳴中，她忍不住激動地呼應說：「對極了！我覺得自己走向成熟的開始，也就是這種歷史感和命運感的萌發。記得今年暑假我們一群同學到山西，在黃河壺口大瀑布面前，我就產生了類似你剛才說的那麼一種感覺──當然，也許比起你的感受來，這只能說是朦朦朧朧的，可我自己很珍視它！──」

　　眼看已經拐進他們住的那條胡同了。荀磊覺得應當把他們這偶然觸發，然而很有興味的談話繼續下去，便建議說：「乾脆，你一會兒到我家吃餃子去吧。吃完餃子，咱們幾個同代人敞開聊聊──不光有馮婉姝，還有我的一個──要算堂妹吧，打河北農村來的，她帶來了好多農村的新信息，能大大地開拓咱們的思路──咱們就痛痛快快地聊聊這個主題：時間──歷史──命運──使命──好嗎？」

　　張秀藻愉快地答應了。她忽然覺得維克多．雨果的那篇愛情詩並不算怎麼成功。倒是這位文豪在彌留之際留下的一句話，更為動人心魄：「人生便是白晝與黑夜的鬥爭。」現在她同荀磊，同馮婉姝，還有那位來自農村的同代人，他們所經受的日日夜夜，同雨果所處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該有多麼不同啊；他們對鬥爭的理解，更不可能與那位異國的文豪相同。然而，當他們聚在一起時，她無妨借用雨果的這句「臨終遺言」，來引出活潑而深入的討論──想到這些，她對即將搬離那四合院，更有一種依戀不捨之情，並且為自己以往竟不能主動以同代人的身份親近周圍年輕的鄰居們，而感到內疚。快走攏院門時，她鼓起勇氣提議說：「要是你們家不嫌吵，乾脆，我把海西賓也叫到你家去，正式開個『同代人懇談會』，好嗎？」

　　「太好了！」荀磊高興得把一隻手拍到後腦勺上，歡呼起來，「你看，這不就翻開咱們小院歷史上的新篇章了嗎？歷史，原本是可以由我們去創造的啊！」

　　兩個年輕人先後輕快地進入了院門。

　　一九○五年，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提出了狹義相對論，從根本上動搖了原有的時間觀念。他指出，兩件事發生的先後或是否「同時」，在不同的觀察系統看來是不同的。量度物體長度時，將測到運動物體在其運動方向上的長度要比靜止時縮短；與此相似，量度時間進程時，將看到運動的時鐘要比靜止的時鐘走得慢──

　　那一年，在中國是清朝光緒三十一年。儘管獨攬大權的慈禧太后勉勉強強地接受了鐵路、電燈、照相術、機器船一類的西方科技成果，並且下詔中止了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但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能夠知道並且理解愛因斯坦這一劃時代的科學理論；高踞北京城北面的鐘鼓樓，依然從極為落後的時間觀念出發，粗糙地報告著時辰──

　　一九一六年，愛因斯坦又提出了廣義相對論，進一步說明空間和時間其實都是可以彎曲、壓縮或延伸的，完全擊敗了古老的認為時間絕對的觀念。

　　那一年，清王朝雖已覆滅，但末代皇帝仍在紫禁城中繼續過著帝王般的生活，同時野心家袁世凱從頭年起就演出了一場稱帝的鬧劇，進步的中國人不得不花費很大的力氣來同這種倒行逆施展開鬥爭──愚昧和迷信仍舊糾纏著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鐘鼓樓按老規矩擊鼓撞鐘，人們的時間觀念毫無改進──

　　從那以後，又有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中國不但有自己的相對論研究學者，而且，越來越多的有知識的人開始建立起全面的時間觀念──在宏觀世界（即肉眼可見的世界）中，時間可以大體上看成是直線地、均勻地向前行進的，但在微觀世界（分子、原子、各種基本粒子）和超宏觀世界（宇宙中的星系）中，時間可就不一定是直線地、均勻地向前行進了，它有時會被反捲或彎折。據說有一種稱為「速子」的基本粒子，它的運動速度竟比過去認為是不可逾越的光還快，因此，在觀察「速子」的運動時，你甚至可以認為時間是在倒流；而在宇宙中有一種不可見的星體，稱為「黑洞」，據說它是天體徹底的重力崩潰的產物，它的質量之大，密度之高，可以使進入它的重力場的一切物質和輻射「陷落」其中，因此它不但可以否定時間，甚而可以使時間在它的附近靜止。假如我們地球派出一隻飛船去探察「黑洞」，可能要一百萬年以後，地球上的人才能得到飛船飛攏「黑洞」的消息，但飛船上的鍾卻可能只走了幾分鐘乃至幾秒鐘，飛行員當然簡直一點兒也沒有變老──

　　啊，時間！你默默地流逝著。人類社會在你的流逝中書寫著歷史，個人生活在你的流逝中構成了命運。啊，北京城！北京的市民！鐘鼓樓邊的住戶！該怎樣來描述你們？人類社會，人的心靈，遠比相對論所描述的物理世界複雜、深奧！總的規律是有的，但它將怎樣體現在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我們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這天所認識的這些人物，將怎樣繼續生活下去？我們對他們的分析、預測和評價，將被時間所確認，還是將被時間所否定？

　　薛紀躍和潘秀婭能否和諧相處、得到幸福？薛永全能否繼續保持內心的平靜？薛大娘和她的兩個兒媳──特別是與二兒媳潘秀婭之間，是否仍將不斷地爆發出微妙的矛盾衝突？薛紀徽終究還是會淡忘那「裝車」、「卸車」的場面，而在新信息的刺激下更加奮發吧？荀興旺夫婦將怎樣送走杏兒，並將怎樣看，待他們那不可更易的兒媳馮婉姝？杏兒將怎樣向母親和棗兒交代首都之行，並將懷著怎樣的情緒回憶這一段遭遇？荀磊在馮婉姝支持下將那譯稿另投別處後，是否還會遇到困難？馮婉姝對荀磊的愛情，是否將永不衰減？張奇林夫婦搬入新居後，是否能保持同原來那些「小市民」們的聯繫？張秀藻經過那一晚的「同代人懇談會」後，將會在她的筆記本上增添一些什麼樣的詩抄？龐其杉的情報站站長能不能當穩？傅善讀和洛璣山的行為後來究竟得到怎樣的評議？詹麗穎有可能改變她的性格嗎？齊壯思將怎樣對待慕櫻的追求──特別是在他離休之後？而慕櫻的愛情觀和道德觀，在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中，是將遭到大多數人唾棄，還是將被大多數人寬容乃至接受？嵇志滿從迷夢中驚醒後，將作出何種反應，並將有怎樣的結局？澹台智珠能終於達到表演藝術家的高度嗎？李鎧能徹底擺脫心理上的暗影嗎？韓一潭是否終於能勇敢地獨立思考？龍點睛一定會「有志者事竟成」嗎？海西賓難道永遠保持對名利的淡泊？梁福民和郝玉蘭何時能夠改變他們那種低收入、低消費的生活習慣和心理狀態？姚向東究竟是及時地被挽救過來，還是竟從此沉淪？盧寶桑是總也搞不上對象，總到處去「足撮」嗎？路喜純後來究竟跟誰一起到照相館拍了禮服結婚照？胡爺爺還要撿多久廢紙？海老太太的吹牛還會不會出圈？小蓮蓬、小竹這些孩子長大了，將以怎樣的眼光看待他們周圍的世界？──

　　看來，這一切都具有某種不確定性。

　　然而有一點卻是可以確定的──除非發生某種難以預料的災變，北京的鐘鼓樓將成為社會歷史和個人命運的見證而永存。

　　鼓樓在前，紅牆黃瓦。

　　鐘樓在後，灰牆綠瓦。

　　鐘鼓樓高高地屹立著，不斷迎接著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開筆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竣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