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自序
第一章　失蹤的小女孩
　第一節　不眠之夜
　第二節　現場勘查
　第三節　科學化驗提供線索
　第四節　峰迴路轉
　第五節　抽絲剝繭
　第六節　檢方的專家證人
　第七節　赴美奮鬥
　第八節　科學獲勝
第二章　神秘血手印
　第一節　一件外套
　第二節　桌腳破案論
　第三節　三代滅門血案
　第四節　從熱案到冷案
　第五節　嫌犯剖繪
　第六節　現場重建
　第七節　成立專案小組
　第八節　物證線索
　第九節　法網恢恢
第三章　碎木機下的冤魂
　第一節　德州鬼屋
　第二節　陽氣之說
　第三節　靈媒破案？
　第四節　第六感
　第五節　太太失蹤了
　第六節　鎖定目標
　第七節　七個小血跡
　第八節　戶外搜索
　第九節　碎木機的預感
　第十節　湖底證據
　第十一節　法庭審判
　第十二節　現場重建
第四章　世紀大審判
　第一節　學無止境
　第二節　時間哲學
　第三節　人生的目標
　第四節　勝與敗
　第五節　至誠信義
　第六節　布蘭伍血案
　第七節　辛普森──美國的英雄
　第八節　案發前的行蹤
　第九節　加入明星辯護隊
　第十節　失蹤的Ｏ．Ｊ．
　第十一節　檢辯攻防
　第十二節　「鐵證如山」？
　第十三節　種族牌
　第十四節　世紀大審判
　第十五節　終曲不斷
第五章　甘迺迪之緣
　第一節　似曾相識
　第二節　棕櫚灘強暴案
　第三節　瑪莎懸案
　第四節　無盡之緣
整理人後記

《神探李昌鈺破案實錄》

李昌鈺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www.m9981.com

介紹

　　以精湛獨到的刑事偵查與鑑識技術享譽國際的李昌鈺博士（Dr. Henry Lee），因屢破奇案而被新聞媒體冠上「當代福爾摩斯」、「物證鑑識大師」、「科學神探」與「犯罪剋星」等等封號，在美國家喻戶曉，也是各國爭相聘請前往講學的專家，迄今已獲八百多個榮譽獎項，是一位從台灣走向全球的傳奇人物。

　　李昌鈺曾於美國各州與全球其它十七個國家參與調查六千多起重大刑案，並經常到世界各地講學與培訓刑事偵察人員。此外，李昌鈺還擔任十種刑事專業期刊的編輯，已撰寫出版約兩百篇學術論文與二十本學術著作，他偵辦過的許多刑案都成為國際法庭科學界與警界的教學範例。一九九八年七月，李昌鈺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廳廳長，是美國警界職位最高的亞裔人士。

　　本書主要以數件難以定罪的神秘凶殺案貫穿，這些凶殺案都缺乏直接人證或令嫌犯認罪的證據，李昌鈺卻憑其精湛的刑事鑑識功力，偵破案件，將嫌犯繩之以法，或讓嫌犯無罪開釋，十足彰顯科學辦案的重要，並展現他偵破刑案的傑出成就。更難能可貴的是，李昌鈺在本書中敘述了許多實際偵辦刑案的技巧與方法，絕非一般的偵探推理書刊所能及。

　　李昌鈺簡歷：

　　一九三八年出生於江蘇省如皋縣

　　一九五九年台灣中央警官學校畢業

　　一九七二年紐約市立大學刑事科學系學士

　　一九七四年紐約大學生物化學碩士

　　一九七五年紐約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一九七五年紐海文大學刑事科學助理教授

　　一九七八年紐海文大學終身教授，並出任刑事科學系主任

　　一九七九年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主任兼首席鑑識專家

　　一九九八年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廳廳長

自序

　　過去數十年來，我曾撰述出版二十多本有關刑事科學的專業書籍，偵查的許多案件都在美國拍成電影和電視節目，美國出版商不斷邀請我出書，有一家大型出版社甚至提出一項出書方案，他們要請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來替我撰寫，只要我掛名，就可以獲得一百萬美元的酬勞，但是我拒絕了。許多參與辛普森一案的律師及專家證人都成了百萬富翁，但我依然如故。朋友都替我惋惜，但是我堅持的原則是，刑事科學是不能被金錢收買的。

　　我自少喜愛寫作，當年在金門服役時就喜歡投稿給報社，後來到了馬來西亞，還在當地的華文報紙擔任過記者、編輯等職，從事刑事鑑識多年後，我自六千多宗重大刑案的偵查過程積累了甚多事務經驗，原本計畫從康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主任一職退休後，專心從事教育及研究工作，並將處理過的案件整理成書，作為自己在刑事科學界的一些心得，供世人參考。

　　不過，這個退休計畫卻因為我出任新職而延宕了，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康乃狄克州州長羅蘭正式任命我出任康州警政廳廳長。康州警政廳長一職下轄全州十三支警團隊、二十多個特別治安緝毒偵調機構、國民兵部隊、消防、偵查、防災單位等，每年預算上億美元，職責很重要。州長一直找我出任這一個職位，我都婉拒了，但是剛好今年（一九九八年）是州長改選年，羅蘭為強調他的治安理念，強力「請求」我出任此職，我與州長的合作關係向來都很融洽，抗命不如從命，我就接受了他的任命，同時羅蘭州長也請求我繼續兼任刑事化驗室主任一職。（編按：今年十一月初州長改選，羅蘭當選連任）

　　我是康州也是美國首位擔任州級公安機構主管的亞裔（包括華裔）人士。上任後，除了要應付三年前已排定的活動外，我還得處理許多行政方面的事務，比以前更加忙碌。我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我們華人的形象，許多年輕一代的亞裔都以我為榜樣，我不能讓他們失望，更不能讓中國人丟臉，儘管警政廳長一職很忙碌，但是我依然用心去做，全力以赴。

　　近年台灣經濟及科技發展迅速，社會結構不斷轉變，民主意識逐漸增強，法治觀念深植民心，刑事科學也愈顯重要。基於維護人權的理念，刑事案件相關事實原委，需有強而有力的物證，才能達到摘奸發伏，毋枉毋縱之境，也才能讓警察取得社會的信賴和支持，讓國家的法律制度得到民眾的認同和維護。

　　在台灣民主法治的過渡時期，證據的調查，蒐集，採樣，分析以及鑑識，都要依賴刑事科學，俗語說，「飲水思源」，我從中央警官學校畢業，並曾在台灣警界服務過，對台灣有一份特別的感情，許多台灣的朋友都勸我將處理過的案件撰寫成書，雖然我現在身兼數職，仍不時思冀有圖報之機會，便欣然答應台北時報出版公司之邀約，介紹我在美國處理刑事案件的一些經驗心得，期能拋磚引玉，共同推動台灣的刑事科學，以與台灣的民主進程共步前進，倘本書對台灣刑事科學及社會的民主法治觀念有所助益，則幸甚矣！

　　這本書的出版得到很多人的鼓勵及協助，首先要感謝鄧洪律師，他是位年輕有為的律師，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一生與我的際遇有些相似，都是在艱困中奮鬥崛起。同時要感謝我的好朋友，吳東明與譚鏡荷夫婦、顏世錫、盧毓鈞的鼓勵，以及警察學校的師長與同學。我個人的一點成就，完全得歸功於警官學校的教育及師長與同學，尤其二十四期的五十位同學，在校朝夕相處、同甘共苦，一同學習成長。此外，許多在台灣警界任職的好朋友如梅可望、李興唐、丁原進、謝瑞智、陳弘毅、余玉堂、黃丁璨、王郡、王一飛、楊子敬、孟宜蓀、王安邦、王長修等等，以及其他許多同學，都在我的一生中佔著主要的一頁。

　　目前在美國及世界各國警界的一些朋友，我也藉此機會謝謝他們的協助，尤其是曾與我共同在刑案現場或化驗室工作的朋友，沒有他們，我也不可能與讀者分享這些故事。

　　這本書中的一些照片是我的好友陸受安醫師拍攝的。他不僅醫術高超，對朋友的情誼也特別濃厚。我也要感謝張珍珠與柯約瑟夫婦、莊順甲、程宗熙、劉靜與楊思勝夫婦、陳君儀夫婦、鍾加謀夫婦、蘇文徹夫婦、趙哲明夫婦、賴君側夫婦、方中民、蕭開平、劉平衡夫婦等好朋友。

　　當然，我也要感謝母親李王岸佛和我的兄弟姊妹，李昌銓、李政宣、李昌鋼、李昌雲、李昌龍、李小楓、李昌婉、李昌霞、李昌萍、李昌鑫、李昌如和李昌芷。我們同胞手足艱苦與共，共同成長，他們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我的太太宋妙娟三十七年來的全力支持，讓我毫無後顧之憂；孩子李孝美和李孝約，他們也都能體諒我不能常常陪伴他們的遺憾。

　　最後，要謝謝時報出版社公司以及我的學生翁景惠和程曉桂，因為他們的協助與努力，這本書才能問世。

第一章　失蹤的小女孩

「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後來赴美深造，隨即於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教授，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據……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凶殺案。」

第一節　不眠之夜

　　一九七九年仲夏，美國康乃狄克州一個名叫伯靈敦的寧靜小城徹夜未眠，全鎮大批居民摸黑出動，拿著手電筒分道四處尋找一個名叫喬安娜的十二歲女孩，一名天真活潑的中學生。喬安娜參加夏令營的游泳活動，和其他參加活動的學生一樣，在下午兩點散營後就各自回家，在開營的頭幾天，喬安娜天天騎著腳踏車準時回家，但是當天下午，她的母親在三點鐘後仍沒有看到喬安娜的蹤影。

　　喬安娜的母親猜想喬安娜是在散營後到同學家逗留了一會兒，就沒有將她的晚歸放在心上，覺得她會在四點鐘前回家或打電話回家，但是過了下午四點鐘，喬安娜仍毫無蹤影，也沒有打電話回家。她媽媽急急忙忙打電話給喬安娜的同學，這些同學都說喬安娜散營後沒有去他們家，以往和喬安娜一起回家的同學也說喬安娜下午兩點散營後就離開夏令營，獨自騎車回家。

　　喬安娜的父母在傍晚找到了夏令營的主辦人員，他們也證實散營後喬安娜單獨一人騎著腳踏車回家了。

　　喬安娜與家人的關係很融洽，平日與父母親很親密，也很聽父母的話，在親友的眼中，是個乖女孩。她的老師也說她平時與同學和睦相處，人緣很好，不是叛逆型的孩子。自從參加夏令營後，同學都說她十分開心，根本不可能私自離家出走。

　　伯靈頓的居民大多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家庭，從來沒有發生過孩童失蹤的案件，聽到喬安娜沒有回家的消息後，警察馬上組成一支兩百多人的搜索隊，開始沿著喬安娜到夏令營必經的山林小道及附近地區搜索。

　　「喬安娜！喬安娜！！」的叫聲此起彼落，只聽到山谷傳回「喬安娜！喬安娜！！」的回音，天亮了，搜索仍沒有任何結果，沒有人見到喬安娜的蹤影，警方也沒有接到任何線索。

　　警察局發現事態嚴重，第二天便組織規模更大的搜索行動，喬安娜的父母趕緊經喬安娜的照片印成傳單，在鎮上四處散發，看到人就拿著傳單問，「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女孩？」平時喬安娜會和附近小孩拿著糖果挨家挨戶地推銷，替學校籌集經費，許多居民對喬安娜有很好的印象，因而更多人主動加入了搜索隊伍。

　　喬安娜失蹤的第二天，分頭尋找的三支搜索隊仍找不到任何線索。就在太陽快要下山時，在山區地帶搜索的一名隊員在離夏令營不遠的樹叢深處，發現一個土坑裡裸露出一點白色的東西，大家趕緊跑過去查看，原來是一雙白色的球鞋，再掃開滿地的樹葉，發現了一具女孩屍體，已經被燒得面目全非，根本無法看清其面容。

　　搜索隊連忙將喬安娜的父母找來辨識，雖然屍體已被燒得五官全毀，但是從屍體的體形及衣著上，他們認出這具屍體很可能就是他們那原本天真可愛的嬌嬌女。喬安娜的母親看到自己女兒慘不忍睹的被害情景，突然間暈倒在地。

　　伯靈頓的警察局和其他小鎮的警察局一樣，主要是處理一些小型案件或交通事故，當地發生命案時，往往是由州警政廳來負責協助處理。州警政廳的刑警一得知伯靈頓發生命案，馬上通知我們刑事鑑識化驗室人員到現場協助偵查。

第二節　現場勘查

　　當時我剛接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一職不久，為方便上班，便在附近一個叫橙市的地方買了一戶有游泳池的房子，好讓兩個小孩有活動的地方。

　　我從來沒用住過有游泳池的房子，便向朋友們請教如何清理，趁著週末便著手清理游泳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清理乾淨，放入清水後，整個游泳池碧藍透底，我欣賞著自己忙了大半天的成果，順便將椅子搬到游泳池邊，準備全家一邊游泳一邊慶祝，大女兒端來了一壺中國香片，太太準備了一大盤精美的點心。

　　看著孩子們開心的笑容，我說：「你們真幸福，我和你媽媽從來都沒有住過這樣舒適的房子，更不用說有游泳池了。」

　　女兒正嚷著要爸爸媽媽講小時候的故事給他們聽時，電話響了起來。我接起電話一聽，原來是州警政廳打來的求援電話，說伯靈頓警方發現一具焦屍，請我馬上前往現場偵查。

　　打電話來的刑警告訴我詳細的路線方向，叫我沿著八號高速公路向北走，從三十八號出口處下交流道，往左會看到一家加油站，繼續往西越過一些山坡就會看到一片樹林，屍體就在樹叢內，他們會在樹林外等我。

　　我連忙將茶杯放下，抓起一塊點心往嘴裡一塞，就急急忙忙地趕著出門，好在天黑前趕到現場。

　　開了四十多分鐘的車，終於看到一大片樹林，但是樹林旁並沒有警車或刑警等候。我研判警察可能忙於維護現場而沒有派人來接應，便下車到樹林裡尋找他們。

　　天色漸漸暗下來，走進茂密的樹林時，光線變得更暗，四周沉靜死寂，不見人影，我向密密麻麻的樹叢喊到，「哈囉，有沒有人在這裡？」樹林裡死氣沉沉地沒有任何聲響，我連叫幾聲，都沒有任何回音。

　　我趕緊回到車內，車上的警用無線電正在呼叫著，「○○七，收到沒有？○○七，你在哪裡？」

　　我沒有理會這些呼叫，直接向聯絡員查問：「我是李博士，你們要我到伯靈頓的樹林調查一宗焚屍案，說好會在樹林旁等候我，我現在就在樹林處，但沒有見到你們的蹤影，現場究竟在哪裡？」

　　對方高興地說：「○○七，我們終於聯絡上你了，我們還擔心你出事了呢。」

　　什麼？我就是○○七？我想起來了，在出任化驗室主任時，警政廳曾給我一個代號「二○五六」，我並沒用記在心裡，再加上警察局聯絡員說話很快，在他們呼叫二○五六時，我常常以為他們在呼叫其他執勤警員而未加理會，後來我協助偵破了幾宗大案後，他們怕呼叫不到我，便開玩笑地說要叫我○○七，以便記憶。

　　對方回答說：「我們現在正在樹林中，也派了人在林邊道路上等你，怎麼可能找不到我們呢？」我回答：「我也在樹林裡。」

　　「你是在哪個樹林？」

　　「就是你們所說的三十八號出口左轉不遠處的樹林。」

　　「糟糕，我們說錯了，不是三十八號出口，而是三十九號出口，你現在不要離開，我們馬上派人過去帶領你到現場。」

　　五分鐘後，果然有一輛閃著警燈的警車前來引導，我跟隨著警車穿過密密的叢林，終於到達了現場。

　　當我到達現場時，天已黑了，但是仍有一群記者和好奇的民眾在旁觀看，兩位刑警及多位當地警察局的警察正在四處走動。我心裡想，糟糕，現場可能又被破壞了。

　　一般來說，命案的偵辦工作主要是由刑警來負責；一般警員從事巡邏工作，必須執勤多年，對刑事案件的處理有一定經驗後才能升任刑警。刑警受理案件後，要負責案件的偵查，證人及證據的蒐集，以及最後的出庭作證。而鑑識人員則負責現場物證的蒐集、化驗及鑑識，提供新線索，導正偵查方向，確認嫌犯身分及證明其犯罪，因此要成功地偵破一宗案件，需要兩者的密切配合。

　　當我上前向承辦本案件的兩位白人刑警打招呼以了解案情時，其中一位名叫懷特的刑警拿杯咖啡，大搖大擺地上前跟我說：「可能是連環摧花殺手幹的，我們已經知道是誰幹的，上級只是請你來看看而已。」

　　我笑一笑表示：「不用擔心，再說吧。」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屍體的旁邊，地上已有很多不同的腳印，屍體的頭部及衣服都被動過。我十分氣惱，責問當地的警員及警長為何沒有先封鎖現場。從來沒有處理過刑事案件現場的兩名年輕巡警支支吾吾地無以對答。

　　封鎖現場，是偵破案件最重要的一環，在保留完整的現場上，刑事鑑識人員才能蒐集到犯案者的指紋、腳印、毛髮等，這些印痕及物證可能無法用肉眼看到，但是可以用一些化學藥品、雷射或儀器將潛藏的痕跡顯現並摘取下來，在戶外的現場中，還可以從鞋印的深度及方向判斷犯案者的體重及來去路線。

　　刑事現場處理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要保全現場。第一位到現場的警員必須完全封鎖現場，不讓任何人進入，以免現場的證據被污染或遭破壞，刑警或刑事鑑識人員，在進入現場前也必須對現場有大致通盤的了解，才能有系統地蒐集物證。

　　一般來說，天然的日光是勘查現場的最佳光線。雖然高亮度的照明系統可以將現場照亮，但是效果仍不如日光，不過，處理戶外的現場，鑑識人員往往必須與時間賽跑，至於夜間是否要在戶外的現場進行勘查就視情況而定。尤其是天氣的變化可能使許多有用的證據消失，例如，露水、植物成長、動物活動等都會埋沒物證或跡證（痕跡證據）。

　　例如，草面上的沾血污跡很快就會改變顏色而難以發現。一陣小雨可能將一些血跡污斑完全沖走。其它一些生物跡證如頭髮、精液斑、尿液斑、糞便、鼻屎、皮膚組織和腦漿等等，也可能因為乾燥或被水沖走而消失。在昆蟲活動的季節，這些證據亦有可能被吃掉。

　　由於現場維護不良，再加上微物證據保存不易，我決定爭取時間，徹夜勘查。我蹲下來仔細在雜草叢生的地面上勘查屍體時，發現雖然屍體焦黑，手腳卻可以看出綁住的痕跡，身上的游泳衣被脫下罩住臉部，胸部裸露，泳衣及臉部均被燒毀，下體和雙手也被燒焦。

　　人體是不可能自己燃燒的。傳統的犯罪偵查學認為，燃燒必需具備助燃物、氧氣，和熱能。八○年代的「四要素」學說則認為燃燒不能或缺助燃物、氧氣、熱能和分子連鎖反應。但是我一直主張偵查焚屍案必須採用「五要素」學說，除「四要素」學說的四個因素外，燃燒的條件還包括了引燃物。

　　一般現場中，氧氣、熱能和分子連鎖反應是無形的，因而偵查這樣的現場只能集中搜查兩件東西，一是助燃物，二是引燃物。

　　我們在屍體下面收集了一些土壤及殘餘物，鑑識結果證明助燃物是無鉛汽油。一般室內縱火原因有電線走火、電爐過熱等二十多種，但在樹林等戶外地區縱火，引燃物九十％都是打火機或火柴，鮮有例外。

　　警察和義警分頭到山林裡搜索，我和兩個刑警繼續在屍體旁蒐集證據。其他刑警站在一旁看著我們彎著腰，手裡持著高亮度的電筒，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搜索。我蹲在燒焦的草叢旁搜索時，發現草叢中有一支仍未燒完的火柴棒，我便用鑷子小心翼翼地拾起，放入微物跡證的盒子裡，帶回化驗室化驗。

　　我想，既然火是用火柴點燃的，必然會有火柴盒，於是我叫刑警們在周圍搜索，尋找火柴盒之類的可疑物證。果然，我們在距離屍體十五公尺處找到了一個用紙板折疊起來的火柴盒。但是火柴盒已被燒過，用肉眼很難看出上面的字樣。

　　我壓低身子聞了聞燒焦草叢的氣味，再用現場檢測劑測試了一下焦灰，結果很像無鉛的汽油。

　　站在一旁看著我一聲不響地在草叢裡翻弄的懷特，走到我面前，問道：「是用什麼助燃物來燒的？」

　　我回答說：「可能是汽油，一種無鉛汽油。」

　　懷特聽到我的回答，走過來接著問道：「你真能確定是無鉛汽油嗎？能不能告訴我是哪一個牌子的汽油？」

　　我回答說：「現在仍很難判定是哪個牌子的汽油，但是我可以肯定助燃物是汽油。」

　　雖然死者已被燒得面目全非，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喬安娜的牙齒、指紋紀錄，很快就確定死者的確是她。

　　一般來說，刑事鑑識學有十六種辨認身分的方法，如指紋、牙齒、容顏顱骨等，如果這些證據被摧毀，確定死者的身分會相當困難。嫌犯將下體燒掉，很可能是一宗姦殺案，凶手試圖將精液證據燒毀。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使人身辨別更加容易了。即使人體的重要部位被燒毀，但是我們仍然有辦法取得指紋，例如手掌外表皮被燒毀，但是仍可從第二層表皮看到指紋，如果臉部被毀，可以用頭顱骨透過電腦重建原貌。

　　從喬安娜臉上留下的燒焦物來看，凶手在強暴她時是將泳衣拉起，罩住她的眼睛，不讓喬安娜看到他的臉。於是我就跟懷特說：「這名強姦殺人犯很可能認識喬安娜，可能是她的同學、朋友或鄰居。」

　　懷特不以為然地反問：「博士，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就根據罪犯心理剖繪（參見第二章第五節）的經驗解釋說：「如果你去強暴你認識的人，你願意面對這位你熟悉的人嗎？」

　　他自討沒趣地搖了搖頭。

　　我接著說：「強姦犯在強姦時不願意面對被害者，為了滅口，他便下了毒手。」

　　我發現死者的雙手和雙腳都是被鞋帶綁住，便將燒焦的鞋帶，帶回化驗室作進一步的檢驗。

　　死者被刺了十二刀，從傷勢及傷口的長寬來研判，凶器是小型、可放入口袋內的單刃小刀。

　　經過大半夜的現場勘查，蒐集到不少物證，刑警便叫人來準備將屍體移走，但是我表示仍未結束，仍要從死者的下體蒐集精液證據。

　　他們都不相信，因為下體已被燒焦，一般都會以為所有精液證據都已被燒毀。不過，我跟他們說，刑事鑑識人員不能滿足於「想當然耳」，而應實際檢驗。果然，我用棉棒從死者燒焦的下體蒐集到一些液體。

　　我用放大鏡在靠近下體的地面上尋找，發現了幾根毛髮，很可能是陰毛，我也將這幾根毛髮放入證據袋內。

第三節　科學化驗提供線索

　　回到化驗室，雖然設備有限，但是我利用顯微鏡及一些化學方法，開始進行檢驗分析。在燒焦的火柴盒上有一些英文字母，經過一番辨認，原來是一家總部設在哈特福市的機械公司，我馬上打電話叫刑警沿線查訪。

　　毛髮分析時，我發現這些毛髮是男性白人的陰毛，很可能是嫌犯在強姦被害者時摩擦脫落的。

　　至於綁住死者的鞋帶方面，我發現那是靴子的鞋帶。靴子的鞋帶通常有不同的標準長度，如二十六吋或三十二吋等，但是本案的鞋帶卻有四十七吋半長，相當蹊蹺。我推想嫌犯家裡也許有一捆鞋帶，然後自己剪下來使用。另外，在鞋帶上我們還發現了紅色油漆，這種油漆是家庭住宅所使用的單層油漆，經過漆片化驗，油漆很新，因此我們推判凶犯在案發前不久曾做過油漆工作。

　　我曾告訴兩位刑警燒毀喬安娜屍體的助燃物是無鉛汽油，他們希望能找出汽油的品牌，再向出售該牌子的加油站探查線索，於是派遣大批人力，到市內各加油站蒐集汽油，送到化驗室叫我對比。但是現在加油站的汽油來源不一，煉油廠眾多，不可能對比出汽油的品牌。

　　他們並不理會我的解釋，並背對著我說：「我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位比你厲害的科學家，一定能將汽油來源對比出來。」科學並非萬能；但是他們並不信服我這位東方臉孔的化驗室主任。在他們請聯邦調查局的化驗室出馬幾個星期後，化驗結果為該助燃燒物是類似汽油的物質，無法研判汽油的品牌。這兩位老美刑警仍不服氣，再到聯邦槍枝煙草管理署的化驗室化驗，四個星期後，結論仍是助燃物可能是汽油。他們還不死心，最後求助於美國海防隊的化驗室，因為海防隊經常處理海上漏油及海上事故，為當時全美規模最大的油類化驗室，該化驗室的七位科學家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只得到「助燃物可能是汽油」的結論。而我的化驗結果比這些化驗室還精細，我說這是一種無鉛的汽油。自從這些測驗結果與我最初的判斷殊途同歸後，這些老美刑警對我這位黃皮膚的中國人開始口服心服。

　　從死者陰部取到的液體中，我們找到了精子。化驗分析後，發現疑犯血型為Ｂ型。當時血液酵母分析已經引進到刑事鑑識界，這種方法是更進一步分析血液中的遺傳因子，俾能更準確地鎖定嫌犯。當時血液酵素分析的儀器並不普遍，即使在刑事鑑識界，酵素分析儀還是由英國蘇格蘭場（英國首都倫敦警察廳的俗稱）發明的。而稍早時，蘇格蘭場的生物化學化驗室主任卡拉費是我的朋友，曾經帶了一套儀器送給我，所以我們很早就可以對殘留精液進行酵素分析，結果發現其型ＰＧＭ為２─１型。

　　幾個月前，距離伯靈頓八十多英哩遠的一個小鎮曾連續發生小女孩遭強暴殺害的案件，凶手至今逍遙法外。因此有人懷疑本案與該名凶手有關，「連環摧花殺手」的疑雲籠罩著整個伯靈頓鎮，人心惶惶，許多家長因而不再讓小孩參加夏令營。

　　精液對比之後，我馬上通知懷特，告訴他喬安娜為獨立案件，因為現場採集的精液與連環摧花案受害女孩身上的不同，不可能是同一位疑犯所為。

　　原來就認定此案為「連環摧花殺手」所為的懷特當然有騎虎難下之感，但是，我逐條向他說明各種血液分析的科學證據後，再加上其他聯邦化驗室相繼認同我在助燃物上的判斷，懷特開始相信我，暫時排除了原先的假定，改以科學證據獲取到的線索來進行偵查。

第四節　峰迴路轉

　　在美國早期的刑事偵查中，證據的取得主要靠目擊者的訪談和嫌犯自白。美國早期的社會並不太複雜，尤其在鄉下地區，大家彼此都認識，很多老人都坐在門前的搖椅上看著過往的人群，通常在案件發生時都有很多人證。但是隨著工商業社會越來越複雜，大部分家庭夫妻都忙於工作，目擊證人比較少了。另外由於美國的司法體制日益複雜，有人在法庭上等了三天都沒被排到出庭作證，許多民眾都不願意承擔經濟上的損失而迴避作證，逐漸出現「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現象。

　　在七十年代初期，聯邦最高法院對「檢方對米蘭達（People vs Miranda）」一案的判決，使刑事案件的傳統偵查方法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居住在亞利桑那州的米蘭達因涉嫌綁架及強姦而被警方逮捕，警員並沒有告知他有任何憲法上的權利就開始偵訊，在兩個多小時的偵訊中，米蘭達終於認罪，法院及陪審團即判他有罪。但是最高法院裁定檢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其自白，因為警方沒有事先告知米蘭達他具有的基本人權，例如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要求訊問時有律師在場，如無力聘請律師時，政府將為他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務。此案例後，許多疑犯都知道憲法的保障而不願向刑警提供任何線索，在疑犯獲得律師代表後，刑警從疑犯口中獲取到有用線索的機會變得更少。

　　在人證減少，自白及偵訊受限的情況下，傳統的偵查方法跟不上時代的需要。在這種青黃不接的情況下，許多大案都無法偵破，而這些大案不破往往會影響民心，進而動搖到整個城市的治安形象。

　　我就行凶的手法及證據向專案小組提供一些偵查方向：從凶手將泳衣拉起罩住臉部，可以判定嫌犯很可能與喬安娜認識；從用汽油焚屍的手法來看，嫌犯知道如何燒毀證據，因而智力不低；從陰毛的分析中可判定嫌犯是一位男性白人；從鞋帶的微物分析來看，嫌犯家裡可能仍有大捆鞋帶，並且很可能最近從事過油漆工作；再從火柴盒追查，我估計可以從火柴盒上的公司查出火柴盒的主人。

　　更重要的是，到現在為止，仍沒有找到殺人的凶器。我建議刑警繼續地毯式搜索以尋獲凶器。皇天不負有心人，果然經過兩個星期的搜索，刑警在樹叢中找到一把日本生產的單刃小刀，刀刃上仍有一些血痕。

　　小刀上的血跡吻合喬安娜的血型，刀刃的切痕也與喬安娜身上的刀痕一樣，因而可以判定此刀即為殺害喬安娜的凶器。我再將刀柄用藥品顯相，果然出現幾只指紋。這些指紋成為破案的關鍵。

　　以指紋鑑別身分最早始於我國的唐代，當時所有重要的文件如契約等都以指紋作為簽字或簽名畫押的證據。後來經法醫界證實每人的指紋都不一樣，世界上沒有任何兩人有相同的指紋、掌紋，或腳紋，在十九世紀末，指紋開始應用在刑事鑑識上。

　　當嫌犯作案時，除非帶上手套，很難不在現場留下指紋。嫌犯用手拿住東西，或抓住物品，都會留下指紋。指紋的產生是因為手掌接觸物品留下油脂或汗液所致。當手指接觸過塵埃，血液或墨水，再摸到一些物品時，都會留下轉移性指紋。

　　指紋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明顯紋，就是目視即可見的紋路。如手沾油漆、血液、墨水等物品轉印而成，通常都是印在指紋卡上成為基本資料；

　　第二類是成型紋，這是指在柔軟物質，如手接觸壓印在蠟燭、黏土上發現的指紋；

　　第三類是潛伏指紋，這類指紋是經身體自然分泌物如汗液，轉移形成的指紋紋路，目視不易發現，是案發現場中最常見的指紋。潛伏指紋往往是手指先接觸到油脂、汗液或塵埃後，再接觸到乾淨的表面而留下，雖然肉眼無法看到這類指紋，但是經過特別的方法及使用一些特別的化學試劑加以處理，即能顯現出這類潛伏的指紋。

　　鑑識人員最常接觸到達指紋是潛伏紋。如果指紋是留在金屬、塑膠、玻璃、磁磚等非吸水性的表面，檢驗方法就比較容易。通常可以用粉末法，選擇顏色對比大的粉末，撒在物品表面提取出完整的指紋；另一方法是磁粉法，以微細的鐵粉顆粒，用磁鐵作為刷子，來回刷掃，顯現指紋。

　　如果指紋留在紙張、卡片、皮革、木頭等吸水性的表面，必須經過化學處理才能在化驗室顯形。常用的化學法有：

　　碘燻法──即使用碘晶體加溫產生蒸汽，它與指紋殘留物產生反應後，便會出現黃棕色的指紋，必須立即拍照或用化學方法固定；

　　寧海得林（Ninhydrin）法──將試劑噴在檢體上，與身體分泌物的胺基酸產生反應後，會呈現出紫色的指紋；

　　硝酸銀法──硝酸銀溶液與潛伏指紋中的氯化鈉產生反應後，在陽光下會產生黑色的指紋；

　　螢光試劑法──螢光氨與鄰苯二醛幾乎馬上與指紋殘留物的蛋白質或胺基酸作用，產生高螢光性指紋，此試劑可以用在彩色物品的表面。

　　採集證據還可以使用其它的方法，如三秒膠法，即利用氰丙烯酸酯的氣體與水和胺基酸分子反應而產生指紋。

　　如果採取人體皮膚上的指紋，可以使用碘燻─銀板轉印法：經過碘處理過的指紋，在接觸到銀板時，會顯現出黑色的指紋；或可以先用三秒膠法進行處理，再用雷射或多波段光源偵檢。

　　此外，近年來也有一些新進的指紋採取技術，這些新方法逐漸得到法庭的認可。如氬離子雷射法，利用適當的光學設計，將一些指紋殘留物的成分呈現螢光而拍攝下來，又如使用螢光粉末或染料，可以加強雷射效果；Ｘ光法，在指紋上撒上鉛粉以Ｘ光照射後，會產生明顯的指紋，此法可用於皮膚上；真空鍍膜法，在真空槽內，利用高壓電生成細微金屬蒸氣，附著於指紋紋路上，在紙張、紡織品及塑膠上均可使用此技術；多波段光源法，使用不同的濾色鏡來改變照在潛伏指紋上的光線波長，可以加強指紋反差，或使背景變暗，以凸顯指紋。

　　採取到指紋只是第一步，接著要對指紋進行分析及對比。指紋的基本紋型可分成三大類，其中第一類是箕形類，其指紋紋路形成像畚箕狀紋路，又分為反箕形紋及正箕形紋；第二類是弧形類，其紋線從一端流向另一端，且中央拱起，又分成弧形紋及帳形紋兩種；第三類是斗形類，至少有兩個三角形外端，中間為回旋紋線，又分為斗形紋、囊形紋、雙箕形紋及雜形紋等四種，斗形紋約占全部指紋的二九％。

　　在一九七二年，聯邦調查局的指紋中心開始以電腦進行指紋鑑識，到了一九八○年，指紋中心開始將聯邦及州政府執法部門的指紋卡全部輸入了電腦，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指紋資料庫。執法部門除了蒐集曾被警察逮捕的嫌犯或在監服役的犯人的指紋外，民眾凡是申請政府或軍警工作，或是申請美國公民都要打印指紋。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聯邦調查局開始向各層級的執法部門提供全美電腦連線指紋比對服務，所需的時間從過去的一週縮短到一天，目前美國許多執法單位都設有自動化指紋辨識系統。

第五節　抽絲剝繭

　　刑警先從火柴盒下手，到哈特福市的一家電器生產公司查問火柴的來源。火柴盒僅是宣傳贈送之用，贈送對象主要是與公司有生意來往的營建商或建材商，而在伯靈頓地區只送了兩家客戶。

　　刑警回到伯靈頓查訪這兩家公司時，發現其中一家姓紐浩斯的商家住在離喬安娜家不遠的地方；其長子羅納與喬安娜上同一學校，很可能兩人認識。

　　不久，刑警按照我的指示挨家挨戶尋找新油漆過的門窗時，發現一家住宅的車庫門好像是不久前才用紅色油漆刷過一樣，便上前向屋主打聽。屋主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深居淺出，幾個月前，他雇了一名叫羅納的中學生將車庫門上了一層紅色油漆，這個十六歲左右的小伙子就住在斜對面，而斜對面就是紐浩斯家。

　　所有線索都指向羅納，但不論要逮捕羅納或搜查羅納的家仍需要更多的證據。根據刑事訴訟法，如果並非緊急情況，警察要搜查民宅或入屋逮捕嫌犯，必須先向法官申請搜索令或拘票。申請時警察必須附申請書，具有充分理由認為民宅內有涉案證據或被逮捕對象可能涉案。

　　不過，警察仍未掌握充分的證據，為此，警察決定以新發現的單刃小刀來試探羅納，他們便主動到紐浩斯家去。布朗和懷特發現住宅的車道上停著一輛轎車，知道有人可能在家，就上前敲門。許久，仍沒有人應門。又過了幾分鐘，才看到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婦女掀開窗簾的一角，打開一條細細的門縫，瞧瞧外面敲門的人。

　　「我們是警察，想打聽一些事情。」布朗說道。

　　「有什麼事？」那女子緊張地問道。

　　刑警不想打草驚蛇，便說：「例行性訪談。」

　　她打開了門。警察問道：「你是羅納的母親吧，羅納在家嗎？」

　　這名婦女變得更緊張，急忙反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羅納究竟闖下什麼禍？」

　　「沒什麼事，只不過我們想問他一下有關一把刀子的事。」布朗答道。

　　「他不在家。」她回答說。

　　布朗順手將小刀的照片拿到她面前，問道：「你有沒有看過這把小刀？」

　　她拿著照片端詳了一番，想了一下，搖著頭支支吾吾地連聲說道：「沒有，沒有。」

　　刑警抱著試探的心理再問道：「你能讓我進屋內看一看嗎？」

　　她馬上警覺起來，問道：「你們想找什麼？我已經跟你們說過我沒有看過這把小刀，除非你們有搜索票，否則你們別想踏入我的家門。」

　　羅納母親守口如瓶，又難以進屋搜查，但是她異常的舉動反而坐實了刑警的懷疑。就在轉身離開之際，沒想到在門外遇上了興沖沖跑回家的羅納的弟弟約尼。他們便拿著照片問他：「小伙子，你看過這把刀嗎？」

　　他掠過一眼，馬上回答說：「這不是我大哥的小刀嗎？這是我老爸送給他的聖誕禮物，他將這把小刀當成寶貝，從不讓別人碰的。」

　　懷特馬上接著問道：「你知道這把小刀現在在哪裡嗎？」

　　約尼答道：「他說他前幾天不小心丟了這把刀。這怎麼可能嘛，自從我爸爸在聖誕節將這把刀送給他，他就隨身帶著，總是小心翼翼地保管這把刀，我才不相信他會搞丟這把刀……」

　　「約尼，不要亂講話，趕緊進來！」羅納的母親站在門前大聲喝住約尼，約尼只好揮手跑開。

　　警察決定等羅納回來問個清楚。不久羅納就回到家，當他看到屋外有警察時，馬上緊張起來，但是故作鎮定，不慌不忙地回答刑警的詢查。當刑警問及他小刀去向時，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說，他放在樓上。

　　刑警叫他上樓去找時，羅納花了半個多小時才下樓，告訴刑警他找不到小刀，可能不小心搞丟了。

　　縱使凶刀是屬於羅納的，並不能就此肯定羅納就是殺人凶手，因為也有可能是別人拾到後拿去行凶，因而刑警想證實羅納不小心搞丟了小刀的說法是否屬實。

　　當布朗問他是否願意跟他們到警察局去一趟把事情解釋清楚，他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去就去嘛！」

　　到了警察局，他承認曾在案發當天參加夏令營的活動，但堅決否認和喬安娜曾有過單獨的接觸。他堅稱解散後自己一個人到山上散步，由於迷路，到很晚才回到家。但是羅納的家就在山腳下，他經常在山上活動，迷路的說法很牽強，偵探的疑心更大，問他是否願意接受測謊。

　　測謊的結果雖然不能在法院審理時作為呈堂證據，但是，警方依舊使用測謊來對嫌犯心戰。

　　羅納同意接受測謊。測謊人員將儀器準備好，正要開始問話時，羅納的父母和一名律師急忙趕到。當他們看到羅納手上和頭上都被黏上測謊儀器的電線時，律師要警察出示拘票，否則就停止任何訊問。

　　當時刑警是「請」羅納到警察局來，並沒有向法官申請拘票，因而無法強迫羅納接受任何訊問，警察只好放羅納回家，眼睜睜地看著他大搖大擺地離開警察局。

　　美國的憲法提供諸多人身保護，雖然給警察辦案帶來很多的困擾和不便，但是並不意味著警察就束手無策。我們判定只要我們能拿到羅納的血液和指紋樣本，就可以確定在喬安娜身上發現的精液、毛髮及小刀刀柄的指紋是否吻合，只要物證相符，羅納就一定是作案的凶手。

　　我們馬上向法院申請傳票，指出羅納涉案重大，請法官同意我們提取羅納的血液樣本和指紋樣本。

　　法官同意了我們的要求。但是沒想到紐浩斯家突然搬到了紐約，不過，警方只花了幾天就找到了羅納，並取得所需的檢體。

　　鑑識結果顯示，羅納的血型為Ｂ型，ＰＭＧ酵素分佈為２─１型，和在死者身上發現的精液的血型分析相符。同時，羅納的指紋與小刀刀柄上的指紋相符，毛髮特徵也相同。

　　根據這些證據，刑警逮捕了羅納。同時，警方還在他家裡找到了一捆鞋帶，和一個仍留有少許汽油的油罐，經過化驗，也和案發現場的證物相符。

　　找出嫌犯，在美國刑事制度下只算是破案破了一半，另一半是要在法庭上提出足夠的證據及證詞，讓陪審員無從懷疑被告的罪證。要讓陪審員相信檢方的證詞，還必須在法庭上用證據來證實被告的殺人動機、殺人手法及殺人機會。

　　檢察官綜合了各項證據，提出以下假設：當天喬安娜在夏令營解散後獨自騎腳踏車回家，途中遇到相識的羅納，當時羅納正駕車跟在後面，他靠近喬安娜時問她是否願意坐他開的車去兜風，喬安娜答應了，便坐上了羅納的車，殊不知半途中羅納產生歹念，將喬安娜帶到樹林中，把她綁起來，並強姦了她，怕她回家報案，便一不做二不休，用刀殺死喬安娜，隨後又用汽油焚燒屍體。

　　但是這個假設需要喬安娜的腳踏車佐證。喬安娜不可能將腳踏車丟在路旁，因此，腳踏車很可能放在汽車的後車廂內，我們打開車廂一看，並沒有發現任何腳踏車的蹤影，但是車廂內的一塊鋒利金屬板上，留著幾片油漆片，有黃、紅、黑這三種顏色。很可能是羅納搬腳踏車時不小心撞到了金屬板而留下腳踏車上的油漆。但是我們找不到喬安娜的腳踏車進行比對。

　　破案有時需要靠運氣。我們正為未尋獲腳踏車證物而焦急時，有一天，當地一個居民在六十多哩外的野外跑步時，發現樹叢中有一輛腳踏車棄置在路旁。警察拿回來後，喬安娜的雙親認出這正是喬安娜出事當天所騎的腳踏車。經過比對，發現羅納後車廂內的油漆片與喬安娜的腳踏車的油漆相同。

　　在這些證據下，檢察官決定以成人的強姦殺人罪來起訴羅納。但是，由於本案並無任何目擊證人，全靠物證，檢方對能否起訴仍無把握，便決定先由大陪審團審理。

　　美國聯邦的刑事案件，大多是經過大陪審團的預審，經過大陪審團不公開情況下審理認定證據充足後，檢察官才正式起訴。大陪審團由一般民眾組成，他們可以審閱任何證據，並可強制傳喚證人作證，而被告在大陪審團的審理程序中並無憲法保護。目前許多州已取消大陪審團預審的做法，而率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或證據是否充足，但是在處理許多重要案件時仍會先交由大陪審團預審。

第六節　檢方的專家證人

　　在出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設辯護律師作證，不過喬安娜是我走馬上任以來首宗重大凶殺案。我們根據物證化驗結果逮捕了羅納，羅納卻堅稱自己無辜，羅納的父母也向報紙記者說，警方並沒有令人信服的人證或物證來逮捕羅納。康州法庭以前也沒有單憑化驗結果起訴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審團開始傳喚檢方證人時，馬上引起報紙和社會的關注。

　　在缺乏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大陪審團是否接受檢方的起訴，將完全依靠現場勘查及鑑識結果而定。出庭作證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將所有的證據鉅細靡遺地審閱一遍，覺得所有化驗方法及結果都符合科學根據，並且完全可靠。

　　作證當天我穿上筆挺的西裝，打上內人特地為我準備的領帶，提著一個裝滿著案情資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趕到了法庭。

　　庭警將我帶入一個安靜的房間等候傳喚。房間很安靜，我順手拿起桌上的一份地方報紙一看，頭版上赫然有一則新聞，標題為〈李博士將在喬安娜焚屍案為檢方作證〉，文章並不長，上面說，「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後來赴美深造，隨即於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教授。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據，此案能否成立將取決於李博士的化驗結果，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凶殺案。」

　　文章十分簡短，但卻將我帶到從大陸到台灣的成長歲月。我手握著這張報紙，腦海浮現出童年成長的漫長歲月──

　　※　　※　　※

　　我的祖籍在江蘇省如皋縣，世代在當地經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裡相當富裕，頗受到當地鄉親的尊敬。父親李浩民繼承家業後，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侷限於如皋地區，聽人說大上海灘是一個商機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帶經營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貿易，生意非常興隆。

　　父親很疼愛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計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親和母親李王岸佛原已生了十個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時，已是第十一個。很多人都擔心孩子過多家計負擔過重，不過，雙親都覺得他們已經習慣帶大了這麼多個孩子，再多一個也不會太累。

　　等到我一歲多時，我們便舉家從如皋小鎮遷到當時被稱為「花花世界」的上海。雖然上海的大都會環境對我們來自小城鎮的外來人很陌生，但是我們家人口多，住在一個很大的房子裡，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日子過得很愉快。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們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適，不愁吃穿，母親忙不過來，還請了傭人幫忙。許多同鄉親友到上海投靠我父親，我父親待人很友善，熱心助人，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起，因而進進出出的親朋好友為數眾多。

　　父親在我們遷往上海後工作更加繁忙，不過他總會抽空教我識字，他的管教非常嚴格，有時我念錯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學習時都不敢有半點馬虎，在他回家考我時，我都設法背得滾瓜爛熟。

　　在上海的日子過得很快，眨眼就過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親擔心戰亂會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長，便安排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前往台灣，二哥李政宣早幾年已先到台灣經營農場，三哥李昌鋼也隨後在台灣找到一份工程師的工作，他們把我們兄弟姊妹安頓得很好，許多親友也到台灣投靠我們。父親定期從上海帶錢到台灣，家中十分富裕，母親和兄長們也十分慷慨地招待這些親友或同鄉，讓他們住在我們家中，真可謂「食客數百」。

　　記得我在九歲的時候，全家人正喜氣洋洋地備辦著除夕大年夜飯，準備在父親回家後大家一起開心地吃一頓團圓飯。就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父親搭乘的太平輪出事沉沒，船上的幾百名乘客全都罹難。剛開始我們都不相信，但是，報紙、電台都陸續報導這一消息，稱這艘運載幾百名乘客及大批黃金的輪船的確在海上出事，無人生還。

　　這一惡耗來得太突然了，我們都不願相信，我從來沒有看過母親如此悲傷，她覺得縱使輪船沉沒，父親仍有可能在輪船沉沒時死裡逃生，便花了大筆錢雇了一架飛機飛到出事的地區四處搜索，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父親就此與我們永別了，他為我們編織好的在台發展的美夢也破滅了，原來投靠我們家的親友同鄉紛紛離開，剩下的是一位從未外出工作過、年過半百的母親，帶著失去丈夫之創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況下，於異鄉陌地裡擔負起把十多個未成年子女撫育長大的重擔。

　　母親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吃苦耐勞的女子，在父親罹難後，她擦乾眼淚，承擔起我們這個有十幾張口的大家庭重擔。家裡只有兩個哥哥及兩個姊姊工作，積蓄又少得可憐。為了養活這麼多小孩，母親起早摸黑，四處奔波，忙裡忙外，填飽我們的肚子，替我們安排學校，有時看到別人都有父親而自己卻沒有，我們心裡都很難過。母親卻將自己的痛苦掩飾起來，開導我們要好好讀書，不要辜負她對我們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親在天之靈。我們兄弟姊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會設法幫助家務，或到外面打工以補貼家用。

　　與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簡直是天壤之別，家裡常常缺錢鬧窮，飯都吃不飽，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縫縫補補繼續穿。用電也十分節省，為了省電，我們小孩都圍在一張圓桌上一起看書做功課，睡覺時間一到，得馬上關燈。雖然母親沒有接受過教育，但是她知道父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儘管忙裡忙外不可開交，但是她一有機會就查問我們的學業。家裡沒有錢，買東西都要考慮再三，但是如果我們需要文具或學費，母親總是想盡辦法去籌來。

　　當時我們住在桃園郊區，但上學卻在桃園國小，要走很遠的一段路。記得我入學那一年，學校不允許學生光著腳上學，母親便用省下的錢特意替我買了雙鞋。自從父親過世後我都沒有穿過新鞋，大部分時間都是光著腳，雖然當時家裡很缺錢，但是母親還是挪出家人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替我買了雙新鞋，我知道這雙鞋得之不易，不願意將它穿壞，因此我總是在上學時光著腳丫提著鞋子走到學校，到了校門口才將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門又馬上脫下來，提著雙鞋子光腳走回家。就這樣，別的同學每年都換一雙，而我這雙鞋卻伴隨我很長的日子。

　　雖然家裡經濟環境很不好，但母親嚴格要求我們一定要讀書。大姊李昌雲、三姊李小楓、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繼到大學讀書，畢業後又在大學教書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親後來隨同三姊搬到美國，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為我在家中年紀最小，學校成績平平，母親在出國前一再叮囑我，要好好讀書，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學位，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就答應她，一定會念到博士學位。在我求學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顧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兩個妹妹李昌如與李昌芷，還有兩個侄兒因為年齡相近，所以最談得來。我們都是一同在貧困中長大的兄弟姊妹。

　　初中剛開始是住在大姊家裡就讀彰化中學，初二轉到強恕中學；畢業後考上大同高中。在這段時間裡，我結識了許多知心朋友，記得當時同班同學吳東明擔任班長，他目前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平衡在班上擔任文藝股長，後來成為著名的畫家。我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後來就走上警政這條道路。

　　念初中時，我很想當一名籃球運動員，一有空就打籃球，雖然當時營養不良，發育緩慢，身材瘦小，但仍想爭取加入籃球隊。教練不想直接拒絕我，便叫我長到一米八以上再來。我知道自己的身材無法突飛猛進，籃球夢難以實現，便漸漸打消了這個念頭，但是，在籃球場上花費的時間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覺醒到籃球這條路走不通時，我的學業成績已受到影響，學科成績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一九五七年參加升學考試時，表現還不錯，海洋學院（即國立海洋大學的前身），與淡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兩所學院都錄取了我。我權衡了一下，決定去海洋學院報到。

　　剛進入海洋學院就讀一個星期，就得知中央警官學校招生，這所培養警官人才的學院首度公開對外招考。這個消息十分吸引我，因為學員除不需要繳交學費外還可以獲得生活津貼。儘管海洋學院環境不錯，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學費及生活開銷給家人帶來太大的壓力，又不能一輩子都靠兄姊的幫忙，因此躍躍欲試。

　　我將自己的想法與家人商量時，他們都全力反對。我十分理解他們的顧慮，一來他們關心我的個人安全，二來以前舊社會的警察形象很差，貪污、欺壓百姓的事情司空見慣。

　　我向家人解釋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顯示政府銳意改革警政之決心，而自己也可以透過報考去參與警政改革。

　　儘管家人依然反對，但是我偷偷去申請並參加了招生考試。放榜後，我幸運上榜，成為該學院首批對外招生的第二十四期學員之一，該期共招收五十名學員，警校也成為我投身警政的開始。

警官學校生涯

　　入學第一天，教育長及教官就對新學員訓話，詢問新學員為何選擇警校而成為警察隊伍的一員。有的學員說，是因為以往被人欺侮，當了警察就沒有人敢欺負；有的學員說，是因為警察很威風，能保護社會大眾；有的學員說可以替將來做官打下基礎。當問到我時，我就照實說，我放棄了海洋學院而選擇了警校，主要是因為警校免學費，又有津貼，加上畢業後工作有保障。語音剛落，馬上引來哄堂大笑，但教育長及教官都對我報以微笑，肯定了我的誠實。

　　進入了警校，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完全捨棄了不切實際的夢想，立志充分利用警校的學習環境，為自己成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礎。校方的伙食對我這個在家裡只能勉強填飽肚子的年輕人來說的確豐盛，隨著營養的增加，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強壯。

　　官校的紀律和訓練都非常嚴格，每天清晨六點鐘就吹起床號，五分鐘內就要漱洗完畢並整理好內務，然後馬上出操，這種訓練讓我養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習慣。

　　除了沒有放棄籃球活動外，我還參加學校的各類活動，如柔道、摔角比賽等，從這些課程中，我也學會了中國武術。我意識到做警察必須與社會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稱職的警察，於是我參加了學校的各類演講比賽，並得到許多大獎。

　　我了解到這個學習環境得之不易，除學習校方安排的課程外，我對外語也十分有興趣，在校期間從不放過學習英語的機會，一有空就背書溫習。一年後，官校的體格及紀律訓練有素，加上營養變好，使我比以往強壯，此外在應變能力上的訓練，使年紀剛到二十歲的我顯得相當成熟，而且成績名列前茅，家人不再為我擔心。

　　學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學員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員一起執勤巡邏。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機場派出所實習，這個派出所負責機場的治安，責任非常重大。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員正沿著機場旁的街道巡邏，一架飛機從我們的頭頂高速飛過，飛機離地面很近，離附近房屋的屋頂只有十幾米，看上去差一點就要接觸到附近的高壓電線桿，我便向這位經常巡邏這一帶的同伴說道，這架飛機怎麼飛得這麼低，好像要碰到電線桿一樣，他答道，這是常見的事，這裡的飛機都是飛得這麼低的。

　　話音剛落，我們就聽到上空「轟」的一聲，接著就是連續性的幾聲碰撞撕扯聲，前面十幾根幾十米高的高壓電線桿摩擦著耀眼的火花應聲倒下，我來不及躲避，在我前面的一根電線桿就朝我的方向壓過來，「轟」地一聲倒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電線桿仍不斷閃出火花，接著我又聽到前面不遠的地方又傳來一聲巨響，聽起來倒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樣，地上都有震動的感覺。我往前一看，一架飛機頭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幾間房子上，機身正冒出濃煙，房子全都給壓扁了。

　　同行警員和我一樣都為眼前十幾秒鐘所發生的事情大吃一驚，他馬上用電話聯絡，「松山出事，松山出事，軍用機墜落，軍用機墜落」，我們邊跑邊向派出所報告情況，當我們接近機身時，機身上的字顯得清晰些，同伴大聲叫嚷道，「糟糕，好像是總統專機！」

　　我們也顧不得倒下的電線桿及火花，拚命往機身跑去，指揮中心正發出指示，「快！快！趕緊將裡面的人救出來，快！快救人！」

　　機身仍冒著濃煙，房子的大部分都被石頭壓著，我們用雙手拚命往裡面挖，拚命地將大塊大塊的石頭搬開，汽油味、塑膠燒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爭取時間，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僅救不了機內與屋裡的人，連我自己的命都會送上。我用盡全力拚命搬，其他救援人員，消防人員均先後趕到，大家同心協力搶救受傷的居民及機員。四處都是血跡，我一把抓住一個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臉上的肌肉繃得緊緊，用力的咬著牙，我估計他正強忍著傷痛，二話不說就想把他抱起，沒想到他一把將我的手搶過去，往嘴裡一咬，鋒利的牙齒緊緊地咬著我的手腕，我尖叫一聲，趕來支援的警員趕緊跑過來幫忙，才將我的手從他的口中拔出來，鮮血淋漓，我來不及包紮，趕快和同伴們將這位痛不欲生的傷者抬離機身。

　　我用布將手腕上的傷口包紮一下後，馬上趕回去幫忙維持事故現場。儘管當時沒有記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眾都趕過來，有的好意想幫忙，有的好奇來看熱鬧，尤其是當大家知道墜落的飛機可能是總統專機時，圍觀的民眾越來越多。警校的教官就一直強調第一位趕到現場的警員要保持現場，我連忙加入維護現場的行列，隔離圍觀的人群，真沒有想到第一個趕到現場的警員除了要救人之外，還要維護秩序。

　　在情況穩定後，我才了解到，雖然這是總統軍用專機，但當天總統並不在機上，咬我一口的傷者是一位少將的兒子，由於我們及時搶救，居民與機員全部生還。

　　這次實習的經歷讓我受益良多，我對警察工作也更加崇敬，他們在隨時可能爆炸的現場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搶救他人的性命，同時還要保持現場，維持秩序，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此外還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會大眾打抱不平。經過這次實習，我發現自己漸漸愛上這個工作。一向教育與人為善的母親觀察了我在警校的表現後，也逐漸改變當初反對我進入警界的立場。

　　在隨後兩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來臨。我非常喜歡和正式警員一起執勤巡邏，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東西。官校三年中，我也結識了許多終身好友。我們一同生活，一起學習，從而我和師長與同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教育長梅可望，師長李興唐、程盤銘、徐遠齡等等，他們除傳授警政專業知識外，還以身作則，教育人生哲理，影響到我的一生。

　　許多學員都有家人，週末和假期都回家與家人團聚，我的兄弟姊妹都各自忙於自己的學業或事業，母親又在國外；週末或假日時，我就和許多沒有成家的同學在一起，一起讀書，一起出外郊遊，現任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長王長修、前台中市警察局長孟宜蓀、警政署署長丁原進、副署長黃丁璨，余玉堂等都是經常聚會的同期同學，在二十四期畢業的四十九人中，目前還有十五人在警界服務，其中多位現在已成為警界的棟樑支柱，分別擔任了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等市警局局長的職位。此外一些離開警界的同學在其他領域也成就卓著，例如警大校長暨國大代表謝瑞智、澳洲僑務委員程宗熙、民進黨的活躍人士魏瑞明等都是我們同期的同窗好友。三年警校訓練，為我的人生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訓──誠，更成為我的座右銘。

　　一九六○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畢業，分發到台北警察局服務。記得我負責的第一宗凶案是殺人碎屍案，被害者的屍體被剁成無數碎塊，分別裝在六個大瓦缸內，當我走近時，已聞到一陣臭味，看到缸內發黑的屍塊，目睹凶手留下來的現場，真可謂慘不忍睹，我開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麼東西壓得緊緊的，一股噁心的衝動升起，我強忍著嘔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再回到現場繼續偵查。

　　後來的幾個月裡，我眼前總是會浮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屍塊，好幾個月都不敢吃肉，不過，後來想一想，被害者的家屬看到親人被害，且死無全屍，他們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慟。一想到受害者家屬的處境，我意識到自己身為探員，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討回公道的責任，那種嘔吐的感覺就逐漸消失了。

　　在以後的三十多年刑事偵查及鑑識生涯中，我處理了六千多宗案件，目睹了上萬具屍體，正是這種社會正義感和對受害者及其親人的責任感，給予我巨大的勇氣，我要用科學的方法讓被害者的屍體說話，來替自己申冤，協助刑警找出凶手。一九九五年底我應聯合國之邀，前往波士尼亞調查當地滅族屠殺的真相，埋葬無辜死者的現場到處都有地雷，不遠處游擊隊出沒無蹤，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但是，我想到了當年日本軍隊在南京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我感到責任重大，我不要讓這種已經殘害過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屠殺繼續下去，就是憑著這個想法，我一頭鑽入了這些臭味刺鼻，怵目驚心的死人堆裡，尋找替這些無辜者申冤的證據。

　　台北警察局的工作雖然十分繁重，卻也十分有意義。當時警政系統正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許多方法都要靠自己摸索，從外國元首訪台的護衛工作到刑事偵查都需要邊做邊學，再歸納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當時越戰剛剛開始，台灣成為美軍過境及後勤補給的基地，警察局要處理的涉外案件越來越多。一些過境的美軍經常在台灣鬧事，曾因多位美軍涉嫌強暴並殺害中國女子而爆發「劉自然案件」，民眾包圍美國領事館，一時反美情緒高昂。

　　有一天，一個美國大兵酒醉後在街上調戲我國婦女，路人群起追打，後來他被追進了警察局，我當時正好值班，見門外成群怒氣沖沖的民眾，我知道如果不讓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內，很可能會鬧出人命。

　　我馬上通知美國憲兵隊來領人。誰知道這個大兵見到我們警察仍破口大罵，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場的警察，我上前勸阻，他不但不領情，反過來罵我，我不理會他的叫罵，沒想到他得寸進尺，當著我的臉罵道：「你們中國人都是蠢豬……」

　　他罵警察，罵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聽到他罵起我們中國人及我的國家，我再也忍耐不住，雙手握成拳頭，氣憤地指著他說：「住口，否則我就讓你嘗嘗我拳頭！」

　　他瞟了我一眼，用挑釁的語調說：「我就是要罵你們這些中國人，怎麼樣？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戰，我在官校學的功夫馬上就派上用場，幾招就將這個高出我半截的美國大兵制伏。我告訴他：「你可以侮辱我個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國格，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現在，我雖然入了美國國籍，但是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身上流著的血，總是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在許多國際性會議及與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時，我都處處謹慎，替我們中國人的形象著想，每遇到有人歧視中國人或貶低中國人時，我都義不容辭地反駁，為中國人據理力爭。

金門服役

　　沒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門服官役。我被派駐金門的田埔第一線，在二十九師的一個連內擔任政工官。金門的氣氛與台北的不一樣，剛到金門，我便馬上感受到前線備戰鬥緊張氣氛。那時九三砲戰剛過不久，隔日發炮，氣氛相當緊張。每天天還未亮就和幾百名軍中弟兄一起挑石塊建工事，晚上站崗放哨。夜間巡邏時，獨自一個人孤單單地在沙灘上行走，夜風習習，天高月明，注視著對岸隱約可見的灰黑色山形輪廓，波濤拍打著腳下的岩石，有時還傳來陣陣低沉的砲聲，我感慨萬千，在這一個寧靜卻又緊張的環境中，我悟出了許多人生哲理。

　　在警官學校讀書時，我就喜歡寫文章，投稿刊出後，還收到一大筆稿費。當時的生活很拮据，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費時，我就到街上買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極了。隨後，我投稿上癮了，從散文到評論文章，我都有興趣，漸漸地，寫作從業餘愛好變成了副業，我用稿費買了雙皮鞋，幾套衣服，在金門前線時，我將自己體悟的人生哲理寫成散文，繼續投稿。

　　雖然我是連隊的政工官，但是我都和戰友們打成一片。不過，也常碰到一些頭痛瑣碎的事情，例如，連隊過節時殺豬加菜，一頭豬只有四條腿，但是連隊裡有五個排，怎麼分才公平？每個人都想要豬肝和豬腰，連長吩咐要將豬肝和豬腰留給幹部，我轉將這些豬肝豬腰分給沒有拿到豬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豬肉的風波。從這些細微的事情，我就意識到要做一個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討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和下屬才會信服你。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來就很容易，一旦連隊裡出現一些狀況時，處理起來就比較順利。有一次，一個老班長想不開，手裡揮舞著一顆手榴彈，口裡嚷著自己有家歸不得，年紀又大，後半輩子的生活沒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與連隊同歸於盡。連隊的長官就叫我去勸說。這位老哥平時對我的印象很好，對我很信服。我冷靜地應付，耐心地分析當時的局勢，鼓勵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氣。聽了我的勸說，他終於放下手榴彈，大家也鬆了一口氣。

　　又有一次，連隊的一個戰友發現房間裡的錢包被偷了，戰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戰友向長官說，李昌鈺是警官，為何不讓他來查案，弄個水落石出。長官覺得不妨試一試，我馬上將被害人的房間封鎖起來，然後細心地將存放錢包的地方周圍的指紋取下。然後我請長官要求所有可能到過房間的士兵都按指紋留下紀錄。經過仔細地比對，果然發現有一名士兵的指紋相符。「嫌疑」起初抵賴死不承認，但當我拿出指紋來對照，他不得不供認是他偷的，而且還供出他將偷來的錢包藏在地雷區中。為了證實其說法，我們來到了地雷區，小心翼翼地越過地雷才找到了這個錢包。自此之後，弟兄們都知道指紋鑑定的神奇。

　　一年多的前線從軍生涯就這樣在緊張的節奏中過去了。一年以來，我目睹了不少戰友受傷或陣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是命中注定，匆匆來到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為了什麼？有些人為了利，整天做錢的奴隸，有些人為了名，整天奔個不停，有些人為了權勢，絞盡腦汁，有些人有了錢，有了名，有了勢，但是仍不肯鬆手，為什麼人要這樣自私？正是因為許多人自私自利，而帶來諸多的社會問題。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能知足，都能適可而止的話，也許人生會變得更美好些。

緣結此生

　　當完兵後，我回到原來的台北市警察局外僑刑事組工作，負責處理外籍人士的居留手續等事務，在這工作崗位上，我結識了我未來的妻子宋妙娟。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我正在值班，一位身材苗條，容顏清麗的女學生前來辦理簽證延期手續，我一看她的申請表，發現她是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的華僑子女，中文名字叫宋妙娟，正在台灣師範大學攻讀教育學位。與她交談後，發現她竟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而且隻身前來台灣求學，我對她的聰明才智及膽量十分佩服，敬慕之意也油然而生。略談一會，竟然發現她也十分喜愛打籃球，還是師大女籃隊的主力隊員。

　　我曾一度渴望成為籃球隊員，得知妙娟是一名籃球女將時，我和她的話題自然多起來，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以前我都沒有交過異性朋友，剛好高中同學吳東明也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有空常和我見面，我便常找他當電燈泡，請他出主意，幫我追求妙娟。漸漸地我和宋小姐的接觸機會就多起來，我從未曾對一位異性朋友有那麼深厚的好感，也從未發現自己與一位異性朋友有那麼多的共同興趣。我們一起看球賽、看電影、一起吃飯，度過了許多甜蜜的日子。

　　有一天深夜，我和幾位警員臨時漏夜出勤，一起去逮捕嫌犯。當我們撞門時，嫌犯正準備逃走，幸好我們及時將他團團圍住，他在黑暗中揮著一把利刃，當他的背朝向我時，我猛地衝上去，將他雙手和身體緊緊抱住，其他幾位警員趁機將他制伏。一位警員用手電筒在現場查看時，發現地上有許多血跡，他高聲問道：「有誰受傷了？」我看了看其他警員，發現他們都安然無事，再看看自己時，我驚叫一聲，「糟糕！我受傷了。」我發現手掌的刀傷仍在流血，趕緊將傷口包紮起來。

　　我盡量不讓妙娟知道，但是她仍然發現了我的傷口。她對我說：「我願意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但是，不願意與一具屍體在一起，你答應我以後不要再被人刺傷或受傷了，好嗎？」她深知我對警察工作的喜愛，但從她的關懷，讓我心裡很溫暖。如果要我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妙娟。

　　從金門回台北後，我並沒有放棄寫作投稿的副業。在工作之餘，我常常閱讀海外的報紙雜誌，接觸到不少新知。當時的薪資仍很低，家裡的收入十分有限，我抽空就將這些英文文章摘錄翻譯出來，然後向警光雜誌投稿，沒想到稿件經常獲選，每一千字稿費有十五元，在當時來說是相當豐厚的。結果我越寫越上癮，除科技新知外，我還寫評論性文章。不過，由於經常接觸到外國的各種新知，我發現自己的知識仍遠遠不足，從而產生了到美國留學深造的念頭。母親立刻舉雙手贊成，並馬上寫信給在美國留學的三姊，請她幫我辦理申請手續。要到美國留學，就意味著要放棄自己逐漸愛上的警察工作。

　　在我決定出國留學的同時，我與妙娟也論及婚嫁。當妙娟將我們的結婚計畫跟父母商量時，她父親極力反對，因為他對警察根本沒有好感，覺得當時警察都是一些不學無術，仗勢欺人之輩，萬萬嫁不得。我媽媽也反對我們結婚，她責怪我當初曾答應過她，要拿到博士學位後才結婚，怎麼現在這麼年輕就談戀愛結婚？

　　她爸爸發現女兒意志堅決，便親自趕到台北。當我與她父親見面時，我坦誠地表達了我對妙娟的感情以及計畫，我們一問一答地慢慢談起來了。他對我的表現似乎滿意。在停留台北的兩個星期內，他對中國現代警察有了認識，便同意讓我們結婚，唯一條件是必須回到馬來西亞再舉行一次婚禮。

　　我媽媽當時在美國，但是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寫信給她，解釋說我們結婚並不等於放棄我的承諾，我一定會完成博士學位。不久，我媽媽也答應了這門婚事。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和宋妙娟在台北辦理了結婚手續，雖然雙方家長都不在台北，但是我們的同事和同學協助我們籌辦了一場簡單但溫馨的婚禮。

　　婚後，我們租了一個小房子，由於要辦案，我經常起早摸黑，有時颱風來時，都要加班出勤。此外當時有許多外國元首到台灣訪問，特勤任務也特別繁多，妙娟當時仍在大學念書，功課很緊，兩個人都很忙碌，但是我們這個小家庭卻過得很愉快，許多單身的朋友常常到我們家聚會吃飯，雖然是粗茶淡飯，但是這個家天天都充滿著笑聲。

　　當時警界高層警官都由軍方轉調，警校背景的學員雖然工作很出色，但是由於背景不同，升遷困難，前途十分有限。雖然政府有意改革整頓，但是我覺得有必要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再次規畫。剛好妙娟大學畢業，我覺得應趁機攻讀博士學位，展開人生新頁。

　　就這樣，在妙娟畢業後，我辭去了警官工作，告別了生活近二十年的台灣，前往馬來西亞砂嘮越。妙娟的父親宋光榮是當地僑領，頗受僑社尊敬，我們首先在砂嘮越舉辦一場婚禮，這次婚禮辦得熱鬧非凡。因為我在台灣也辦理過結婚手續，現在又在馬來西亞的婚禮上再度宣誓，有人笑我是重婚，但畢竟我兩次都是和同一位自己心愛的人結婚。

　　我們本來計畫在馬來西亞舉行婚禮後就動身前往美國留學。不過，有關留學的手續仍未辦妥，我們便決定先留在砂嘮越等候。閒在家裡不是辦法，我便出外工作。馬來西亞的大部分華人都說廣東話或客家話，不過，大家所看的報紙都是華文報。

　　我便向當地一家叫華聯日報的報社申請工作，結果被聘請為記者，在惡補廣東話後就到社區採訪，報導僑社相關的新聞，同時我還寫一些短評等，不到三個月，升為助理編輯，五個月後，我被任命為總編輯。真沒想到過去我只是業餘的撰稿人，而在台北培養出的寫作技能，竟讓我成為專業的編輯……

第七節　赴美奮鬥

　　「李博士，李博士，輪到您出庭作證了。」法警推門而入，將我從回憶中帶回到現實來。

　　我放下手上的報紙，端正一下領帶，拿著大堆的資料走進了法庭。法庭內有十二位大陪審團團員坐在椅子上看著我。首席陪審員叫我舉起右手，宣誓要如實作證。

　　完成這些手續後，他開門見山地向我說：「李博士，我們聽取了前面幾位刑警的調查，但是聽起來很可能是巧合，難以斷定羅納是殺害喬安娜的凶手，我們想看一看您究竟有什麼證據能確定羅納的殺人罪嫌。」

　　我拿出放大的凶刀照片，刀刃上隱約可以看到一些血跡。坐在一旁的檢察官查理士開始問道：「你能否告訴我們凶器上血痕的化驗結果？」

　　「凶器上的血型是Ｂ型，ＰＧＭ酵素是２─１型。」我答道。

　　「隨後你從被告身上取得的血型是什麼？」

　　「與現場證據所蒐集一致，血型是Ｂ型，ＰＧＭ酵素是２─１型。」

　　「血型相同的可能性如何？」

　　「白種人中一百人中大概有八到九人為Ｂ型血型。」

　　「ＰＧＭ酵素為２─１型的比例如何？」

　　「比例是五八．九％。」

　　查理士展示出我事先準備好的圖表，指著圖表上的數據，繼續問道：「這麼說來，同時擁有Ｂ型血，ＰＧＭ酵素２─１型的比例是在七％以下。」

　　我回答說：「是的。」

　　接著查理士展示凶器刀柄取得的指紋照片，與羅納的指紋照片並列。他問道：「李博士，你能否向陪審員解釋一下這兩個指紋的對比結果？」

　　我好像是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指紋對比一樣，用簡明易懂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解釋兩者間的相同之處，並清楚地表示：「這兩個指紋是出自同一人的手指。」

　　查理士問道：「指紋相同的比例是多少？」

　　我答道：「幾乎是零，目前仍未發現指紋完全相同的兩個人。」

　　原來無精打采的大陪審員開始仔細端詳這些照片，好像小學生看著老師做實驗一樣全神貫注地聽著我的解說和示範。

　　查理士發現陪審員對檢方的證詞越來越感興趣，趕緊趁熱打鐵地再展示一張放大的照片，問道：「李博士，這是何物？」

　　我答道：「這是在喬安娜屍體旁發現的火柴棒。」

　　他接著展示另一張放大照片：「這又是什麼？」

　　「這是在案發現場找到的火柴盒。」

　　他將這兩張照片放在一起，問道：「李博士，你能否解釋一下這兩者的關係？」

　　我將現場蒐集到的火柴照片疊在火柴盒照片上，解釋說：「從這根火柴棒末端的紙張纖維、紋路及撕痕可以看出，它與火柴盒片上的第三根火柴棒斷頭原來是連在一起的，進一步的化驗還顯示出它們的紙質及酸度都是一樣，也就是說，現場的火柴棒是從這個紙板火柴盒上撕下來的。」

　　查理士看到陪審員關注的神情，更加興奮，又接著向陪審員展示裝在透明塑膠袋裡的鞋帶，問道：「李博士，袋裡裝著的是何物？」

　　「這是綁著喬安娜手腳的鞋帶。」

　　「鞋帶上紅色的東西是什麼？」查理士問道。

　　「紅色的東西是一種紅色的油漆。」

　　接著他又拿出另一個透明的塑膠袋，問道：「袋子裡裝的是什麼東西？」

　　我答道，「這是警察在羅納家找到的另一條鞋帶。」

　　「上面紅色的東西又是何物？」

　　我答道：「也是紅色的油漆。」

　　「它們的化學成分都是一樣的嗎？」

　　「是的。」

　　查理士停頓片刻，接著問道：「從這些證據對比來看，羅納一定是殺害喬安娜的凶手，是不是？」

　　我以肯定的語氣答道：「科學化驗的結果，所有物證都與羅納有關。」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結束了檢方的直接盤問，在座的陪審員也友善地向我點頭示意告別。我心裡想，他們一定理解了我所解釋的這些科學證據。

　　剛剛走出法庭外，成群記者就圍了上來，爭先恐後地詢問我的證詞。我向這群在門外苦苦等候多時記者們微笑地回答說：「很抱歉，我不想為難你們，但是我在法庭上宣誓過，不向外界透露在大陪審團的作證內容，所以不便提供任何消息。」

　　這群記者發現我不肯透露任何消息，也漸漸散開，我正準備離開法院大樓時，一位女記者仍跟著我，她走上前來，自我介紹是康州《名人雜誌》的記者，她已在法庭外等了我半天，我臉帶歉容地表示：「我真的不方便透露案件的內容。」

　　她倒爽快地說：「我不是問有關喬安娜這一案件的，我想寫一篇有關您個人的故事。」

　　我答道：「我並不是什麼名人，沒什麼好寫的。」

　　「不，」她快語地打斷我的說話，「您從台灣到美國，從學生變成教授，再從教授變成現在州政府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的主管，你本人的奮鬥經歷足以寫成一本書。」

　　她搬出一大堆理由，最後我發現難以拒絕她的採訪，便和她走到法院外的椅子旁，向她介紹我在美國的經歷。

　　※　　※　　※

　　一九六五年，我收到住在紐約的三姊李小楓的來信，獲知已辦妥所有到美國留學的手續。我們馬上將所有的錢彙集起來，打理好行囊就踏上留美之途。

　　我們剛到美國時居住在紐約，付完機票及房租後身上只剩下五十美元，三姊和姊夫也都是學生，很難在經濟上支助我們。我們一安定下來就馬上出去找工作，終於在紐約大學醫療中心找到一份化驗員的工作。妙娟也和我一樣起早摸黑，兼差替別人帶小孩，有時到餐館做服務生。

　　在台灣的我雖然花了很大工夫學英文，並且在閱讀方面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畢竟沒有受過正式的訓練，剛到美國聽到別人嘰哩咕嚕地說話，我聽得都呆住了，雖然聽懂一兩個字，但是仍難以理解別人說些什麼。自己要跟別人說英文時，也總是在腦中想了老半天，將想說的話想好才敢開口，有時開口，說了別人也聽不懂，只好比手劃腳地慢慢向人解釋老半天。我發現自己英語的聽說能力仍需加強，便在大學選修一些英文課，在課餘及上班時一有空就訓練自己的聽說能力。剛開始會說錯一些句子，但經過多次訓練，慢慢地發現自己不再需要在腦子裡先翻譯好才開口說英語。

　　我們住的地方很狹窄，公寓內只有一張床、一張書桌和一個書架，這些簡陋的家具都是從救世軍的廉價商店購買來的。有一次，在砂嘮越就認識並成為好朋友的馬來西亞眾議院院長到紐約順道來探訪我們時，搖著頭說：「亨利，為什麼你們要選擇離開砂嘮越，您已經是一家頗有影響力的報紙的總編輯，您太太也升任婦女部的部長，你們在馬來西亞的前途十分看好，你們在砂嘮越的住宅這麼寬闊，依山傍水，而現在這裡如此簡陋，你們何必自討苦吃？」

　　我回答說：「您可能永遠不能理解我們的決定，我們的前途就在於充實自己，多念點書。」說實在的，我很懷念在馬來西亞的日子，生活很清閒，前景也很美好，但是在東南亞，雖然華人有經濟實力，但是並沒有任何政治及社會地位，一直是其他族群排擠、歧視和打擊的對象，而美國生活雖然艱辛一些，但是畢竟有海闊天高任鳥飛的空間。

　　院長見我們毫無返回馬來西亞的意願，就順水推舟地說：「我想你們寧願做大海裡的小魚，也不願意做小池塘裡的大魚。」

　　留學生的生活清苦忙碌，昂貴的學費更讓我們捉襟見肘。有時，為了節省五分錢的地鐵車票，下班和下課後我都走路回家。夜深人靜，獨自一人走在路燈暗淡的馬路上，四周是黑漆漆的大樓，路顯得格外的長，走累時停下來喘口氣，心情十分低沉，總是自問道：「何時才能走完這段路？」但是我總是鼓勵著自己，路雖然很漫長，很孤單，但是只要你走出一步，你離目的地就走近一步，千萬不能留在原地歎息，否則永遠都無法到達目的地。

　　但是生活並沒有給我們喘息的機會。不久，太太懷孕了，為了賺錢養家及繳學費，我不斷加班，別人不願意去做的苦工我都接下來做。幸好我在警校與服役時養成了早起的習慣，每天只需要睡三到四個小時就起床讀書，然後整天出外工作，晚上再上課，回家後又埋頭讀書。

　　就在這種環境下，長女孝美呱呱落地。有了小孩後經濟壓力更大，生活也更加忙碌，但是在外面忙碌一天，回到家裡，看到小孩臉上如天使般的笑容，所有的勞累就煙消雲散了。

　　儘管生活艱苦，但是我始終沒有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念頭，但攻讀那一門科目，讓我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決定到紐約市立大學化學系從大一念起。但是我不能像普通大學生一樣慢慢念，因為畢竟時不我與，與其他學生相比，我的起步明顯慢了許多，同時沒有人幫我付學費，我沒有足夠的錢來讓我慢慢念。大部分學生每個學期都選十二到十四個學分，我決定趕緊將課程念完，便註冊登記二十到二十六個學分。註冊組的職員說，「沒有人能在一個學期念完二十個學分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回答說：「讓我試一試，如果你不讓我試，你怎麼知道我辦不到呢？」經過我的一番苦求，這位職員勉強讓我註冊二十個學分。

　　我知道我在和時間與金錢賽跑，我在第一個學期念得很好，成績全都是Ａ，第二學期註冊時，學校就不再找我麻煩。從此之後，我體會到，千萬不能因為別人說「不可能」就放棄自己的目標，一定要自己想辦法找到出路，使不可能的事情變得可能。

　　※　　※　　※

　　在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學術界開始流行一門名叫法庭科學的學科，後來被慣稱為「刑事鑑識科」，它將物理學、化學、醫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原理及方法應用到刑事及法庭工作上。這門應用科學頗受刑事界及法律界的重視，因為它是通過先進的科學方法來進行刑事鑑識，以作為法庭上的證據。

　　此外，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任何嫌犯在未經陪審團的審判前都被視為清白，檢方必須在十二名陪審員之前提出不會讓人產生合理懷疑的證據，來說服所有陪審員使之相信嫌犯是有罪的。如果其中一位陪審員不為說服，整個案件就會流審，檢方就得重審或決定不起訴。這種制度與中國歷史上的「寧枉勿縱」截然不同，美國十分尊重憲法給予被告的權利，有人稱這個制度就是「寧可誤放四個罪犯，也不冤枉一個好人」，因而，檢方要起訴被告，必須具備充足的證據。

　　以往主要證據就是目擊證人。但是，隨著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淡薄，證人頻遭報復，越來越多人都不願意出庭作證。另一方面，有許多案件根本沒有任何目擊證人，只能依靠在現場留下的間接證據來追索犯罪事實。

　　俗話說，「事實勝於雄辯」，刑事鑑識能藉助先進的科學技術讓證據說話，提出被告有罪的間接證據，也可以證明被告不在現場或被告無辜。因而，法律界及刑事界對這門新興學科的需求越來越大。其實，早在十四世紀，中國就有一本名為《洗冤錄》的著作，為世界上的第一部法醫專書。到了十七世紀，歐洲開始盛行以法醫手法來作刑事鑑識；十八世紀時，屍體解剖已成為偵破刑事案件的主要手段之一。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科學研究的突破性成果開始沿用到刑事案件的偵察上。血型及指紋辨別的偵查方法逐漸在刑事界使用。而隨著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刑事鑑識的技術也越來越準確，越來越能見微知著。

　　這門學科的難度很深，除要有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的基礎外，還要全盤了解美國的刑事系統、法律系統，以及警方的作業方式，但是這門真正成為顯學是在一九六五年以後才開始的。在三十年代，全美只有三個刑事鑑識化驗室，到了一九六五年時全美的化驗室增加到一百多家，用科學方法在法庭上鑑識物證越來越盛行，但是當時只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設有刑事科學學系，後來紐約市立大學約翰．杰伊刑事司法學院隨後跟進，設立了全新的法庭科學系。

　　由於我在台灣曾受過警官的訓練，也參與過初步刑事鑑識，覺得這一專業既能讓我發揮專長，又能滿足自己的興趣，便決定去提出申請。過了不久，我順利地申請到約翰．杰伊刑事司法學院新設立的法庭科學獎學金，正式攻讀學士學位。另一方面我並沒有辭去化驗員的工作，仍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課。

　　從化學系轉到法庭科學系後，功課更加繁重。系裡有一位名叫彼德．迪佛斯特（Peter DeForest）的教授。學生都稱他是全校最兇，最嚴格的教授，每次考試都是幾百題，班上的平均成績是四十分，但是我每次考試都得到八、九十分，每次考完試後，其他美國學生都很佩服我這個中國學生，偏偏我的高分拉高了平均分數，害得他們的成績受到影響。後來我與迪佛斯特合著多本刑事科學方面的教科書。

　　由於學士學位除要求選修本科系的課程外，還必須選修一些通識課。我對每一門專業科目都十分認真，但對必修的音樂課一點也不感興趣，學期末，學生要寫一份音樂欣賞報告，我聽完音樂後發覺一竅不通，便寫了一份樂曲聲紋分析報告，用科學方法來分析音樂節目內的音波音調，結果教授發現我的報告與眾不同，這門課程我也得了個Ａ。

　　另一門必修的通識課是體育，我選了武術課。在第一次上課時，教練讓我按照他的示範動作完成一組動作，我只好亮一手，表演的動作比教練還好，同學都看得拍手叫好，最後這位教練告訴我可以免修體育課了，直接做他的助理教練了。

　　教授基礎生物的甘斯蘭教授在上完幾堂課後也跟我說，我所掌握的生物學知識已超越該門課的內容，可以免修這門課。但是我覺得甘斯蘭教授的學識淵博，十分願意替學生解疑排惑，我仍堅持選修這門課。除完成他指定的作業外，我還花很多時間待在化驗室裡做更進一步的實驗，有時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有時實驗沒有完成，我就連週末也抽空趕來完成。

　　有一次，看到我整天往化驗室裡鑽，得不到結果就不罷休的勁頭，他跟我說：「亨利，從你的行動中，我看得出你是科學家的料子。」我聽了這話受到很大的鼓舞，因為當時許多美國同學都覺得警察不可能成為科學家。甘斯蘭教授對我的這番鼓勵，讓我更堅定信念。漸漸地，我和他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也合著了多本著作。

　　我在兩年內就完成了四年大學的所有課程，而在一九七二年順利地取得學士學位。畢業後，我仍留在紐約大學的化驗室工作，主持化驗室的諾貝爾獎得主奧卓亞教授，專門研究遺傳因子從ＤＮＡ，轉變為ＲＮＡ，再轉變為蛋白質的過程。我在實驗室中主要負責導因反應實驗，研究人體如何產生及控制酵素等，並且一邊工作一邊深造。一年半後，一九七四年，我在紐約大學獲得了生物化學及分子化學的碩士學位；同時，我還選擇一些生化方面的高深難題作為研究的科目。

　　這時候，我們有了第二個孩子孝約，妙娟也找到了一份教師的工作。有了一些積蓄後，我們在中國城附近買了一間小公寓，這樣一晃就是十年，這十年的美國相當艱苦，但是有了間屬於自己的公寓，有了個甜蜜的家庭，以及幾個學位，自己覺得這十年並沒有白白浪費掉。

　　獲得碩士學位後，我繼續留校攻讀生化博士學位，在一九七五年，我經過一年的努力獲得了博士學位，一般的美國學生需要三、四年，這種速度讓許多美國同學對我這位黃皮膚的同學刮目相看。

　　人在一生當中會不斷地為前途作出抉擇，就如走路一樣，每走一段路就會遇到交叉路，就要選擇往那個方向前進。在獲得博士學位後，我想自己向來就對警政及偵查有興趣，假如不在這個時候回到這個專業，以後就永遠沒有機會了，所以我作了決定選擇深入刑事鑑識，走進了冷門的行業。很多美國教授和同學都覺得我很愚笨，他們認為我是在世界知名的教授指導下領取到的學位，做了十多年研究，竟然就這樣將一切都拋棄，而選擇當時無人問津的行業。

　　當時康州紐海文大學正在招聘一名刑事科學助理教授，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返警政的難得機會，便提出正式申請。當時校方覺得我的學歷最好，但是他們懷疑我的語言能力。中國人在美國學術界往往受到歧視，美國學術界多半認可中國人的學歷、經驗以及出版的著作，但是懷疑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校方為此事投票表決，他們因為懷疑我的語言能力而將我排在第二順位，另一位白人候選人雖然學歷及研究經驗不如我，但是在第一順位。校方安排入圍者試教，讓學生參與評審，所有學生都投我的票，校方不得不聽從學生的意見而聘請我擔任該校刑事司法科學的助理教授。

　　教職確定後，我們舉家從紐約遷往康州。

　　康州位於美國東北部，是新英格蘭六州中最南的一州。東鄰羅德島，北接麻薩諸塞州，西傍紐約州，南臨大西洋。「康乃狄克」源於印第安語，是「在長河畔」之意。康州的面積不大，總面積是五千零一十八平方公里，在美國五十個州中面積排在倒數第三名。北部是丘陵，山丘連綿起伏，六條主要河流的主幹由北向南流入大西洋。南部靠近海岸線的地帶是土壤肥沃的平原，四處遍布著農場、牧場和果園，最南端的海岸線，更是風景宜人。再加上工商業發達，四季分明，居住環境良好，交通方便，離紐約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因而雖然面積不大，但是居住的人口卻很多，全州總計有三百三十萬人口，按人口計排在其他二十三個州之上，在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六州中，人口總數僅次於麻薩諸塞州。

　　康州人口中，每一百人中就有七十八位是白人，他們的祖先來自英國、義大利、愛爾蘭、波蘭、法國或加拿大。其他族裔還包括黑人、拉丁美洲裔以及印第安原住民。直到七○年代初，才出現亞裔居民，亞裔居民目前有五萬人左右，人數的增加十分迅速。

　　我任教的紐海文大學就設在康州的第三大城市紐海文。這個城市就位於康州的南端，就在大西洋的西岸旁，市內有著名的耶魯大學。我的學校與耶魯大學的歷史相比當然顯得年輕，不過，這所大學卻給我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我在大學教授的科目是犯罪偵查及刑事鑑識。許多學生對這些科目都不熟悉，往往是因為系裡規定必選而不得不上。再加上當時刑事科學仍在起步，許多傳統的自然科學教授都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此外，學校的大部分學生和教授都是白人，像我這樣的黃皮膚的亞裔教授屈指可數，一些白人老教授也抱著懷疑的眼光看待我，私下認為我可能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但未必是一位好教授。

　　面對這些挑戰，我並不氣餒。我只有加強課前準備工作，並以許多實例來闡述與介紹這門新興的學科。

　　我向學生介紹說，美國的司法體制是建立在證據的根基上，要證明被告有罪或清白，除人證外最重要的就是物證。

　　物證能證明嫌犯是否有犯罪行為，或者證實罪名是否成立。例如，要證實強暴罪，必須證實性行為是否在被害者反對的情況下進行，因而被害者被撕破的衣服，身上的擦傷痕跡之類的證據，就足以證實性行為是在未獲得被害者同意下進行的。審理縱火罪時，檢方必須證實被告是蓄意縱火的，不止要在現場蒐集的證據中檢驗發現汽油的成分，還要證實被告有購買與運送汽油，罪名中的蓄意成分才能成立。

　　物證經刑事鑑識還可以將嫌犯與被害人或犯罪現場連接起來。例如，一名強暴犯在離開被害者的家後不久就被警察逮捕，警察在嫌犯的褲子下端發現一些貓毛，而嫌犯無法提出合理的解釋，再進一步檢驗，發現這些貓毛與被害者家貓的毛一樣，因而被定罪。

　　物證經過刑事鑑識還可以辨認出犯案者的身分。例如，偷竊保險箱的罪犯都知道不能在現場留下指紋，因而作案時都會戴上塑膠手套。但是一些罪犯往往在得手後順手將塑膠手套丟在附近，雖然作案者覺得是天衣無縫而沾沾自喜，不過，刑事鑑識專家能將手套內的潛伏指紋用化學方法及紅外線顯示出來，也可以找到嫌犯的ＤＮＡ，將案犯繩之以法。

　　刑事鑑識還可以還被告清白。例如，有個案子中兩名分別為八歲、九歲的兒童指控一位六十歲的鄰居在飲料裡下藥，服藥後他們神智不清，這位老人就調戲他們，觸摸他們的性器官。但是經過檢驗他們的尿液樣本，根本找不到服藥的證據，再次向兩名兒童查問時，他們才承認這是他們編造出來的故事，因為他們討厭這個老頭。

　　物證可以證實被害者的證詞。例如，有一名女子在搭便車時遭駕駛用刀挾持，企圖強暴，女子極力反抗，手腕被割傷。後來駕車男子被捕，警察發現他的外套上有幾點血滴，他辯稱是刮鬍子不小心割傷滴下的。刑事鑑識化驗室發現這件外套上的血滴與被害者的血型相符，且並非嫌犯的血型，檢方據以起訴這名男子，陪審團判定這個男子有罪。

　　物證經過刑事鑑識得出來的結果，時常會使嫌犯覺得鐵證如山，因而低頭認罪。例如，美國曾有一段時間牛肉價格高漲，偷牛案件頻傳，有一名嫌犯被控盜屠，但他否認，警察發現他的襯衫染有血跡，他說這是他幹活時不小心受傷流到血；刑事鑑識的結果卻顯示這不是人血，而是牛血，最後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偷宰牛隻的行為。

　　物證會比目擊證人的證詞更加可靠。有時，目擊者無法記清楚案發時的詳細情形，往往會自己編造一些細節去填補空白，這種填補的行為是潛意識的，他們的證詞通常是表達自覺以為看到的東西。再加上視覺、聽覺等方面的問題，目擊證人在法庭上常被問得啞口無言。相比之下，不論是檢方或辯方的專家，按照正常的科學方法來鑑識物證，結果都會是一樣，因而，可信度也頗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多宗案例的裁決，使物證在法庭上的地位更高。例如，在美國刑事案件的審理中，陪審員都希望見到物證。美國電影電視的警匪節目，壓軸的審判中都會有各類的物證出現，對於深受影視文化影響的社會大眾來說，眼見為真實，他們都在看到物證後才相信檢方或辯方的說法。

　　看到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聽著，而且不停地作筆記，我知道他們已不再覺得這是一門枯燥乏味的學科。我進一步解釋說：

　　刑事鑑識能重建犯罪現場，透過科學的方法能確定案發時的事件順序，辨別案犯的犯罪手段，從而判別其犯罪的動機。

　　刑事鑑識學其實包羅了許多專業，其中包括負責蒐集現場證據的犯罪現場調查員、解剖屍體以了解死因及死者身分的法醫，此外，還包括法學牙醫、法學考古學家、法學心理學家、法學工程師、法學藥理學家、法學聲紋學家、槍枝彈道專家等。因為深厚的專業素養，這些犯罪學家比福爾摩斯還神通廣大，因為他們不單純依賴邏輯推理，同時還能讓現場的證據說話。要成為一位出色的刑事鑑識員，首先必須在自然科學的基礎課打下牢固的基礎。

　　我對這門學科的介紹吸引了許多學生，畢竟，在美國平均每一百五十三人中就有一人可能成為謀殺案件的被害者，每二十三分鐘就有一起命案，每九分鐘就有一宗強暴案，每五十二秒鐘就發生一起搶劫案，對於在這種犯罪活動司空見慣的環境下長大的學生來說，利用科學方法來破案的課題相當有吸引力。他們也對其他的自然科學更感興趣，其他教授私下也感激我對學生的啟發。

　　在任教的第一年，我就被評為年度最傑出教授，結果，一年前懷疑我語言能力的幾位遴選委員會的教授都向我道賀。第二年，學生又將我評為年度最傑出教授，第三年，學生會又要提名我角逐年度最傑出教授時，我婉言拒絕，建議他們將這榮譽賦予其他教授。

　　同時，我也不斷地向刑事鑑識科學的期刊投稿，介紹刑事鑑識的新技術。我不分晝夜地工作，助理教授每個學期只需要教十二個學分就可以，但是我自願教二十多個學分的課程。就這樣，三年內，我從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進而為終身教授。在三年內擢升為終生教授的例子在這所大學並不多見，尤其是對於我這位黑頭髮、黃皮膚、英語略帶中國口音的外來人來說，是一大肯定。後來學校設立了刑事鑑識系，設立時只有我一位教授。不久，隨著學生的增多，以及社會對刑事鑑識人才需要的增多，教授人數也開始增多，我也升任為該系的系主任。一般來說，終身教授和系主任每學期只需要教授六個學分，可是，我依然每個學期教二十多個學分的課程。

　　刑事鑑識系雖然成立不久，但是我們十分重視實驗研究，剛開始時沒有化驗室，我們就自己設計，我和同學們一起利用週末時間來粉刷、裝修。後來爭取到許多研究經費，化驗室的規模也變大了。

　　除在課堂上向學生傳授知識外，我在課外盡量和學生打成一片。許多學生失戀或情緒低落時，深夜來敲門，妙娟都會起來煮些咖啡，和他們談話，開導他們，就這樣慢慢地和學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有一名來自德州的學生，後來做了律師，每次從德州返回康州探親時必先到我家來探望我。我建議他先回家探望家人，他總是說：「李博士，您是我的恩師，是您改變了我的一生，您是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

　　我十分著重實務與理論的配合，因為光是在課堂上紙上談兵並不能培養出傑出的刑事鑑識人員，學生必須親自實驗才能得到經驗。創立化驗室後不久，我們便主動為當地的地檢署提供免費的證據鑑識及諮詢服務。但是警察局和地檢署都不願意將案件的證據交給我們化驗。雖然我一再向他們解說並保證化驗室的作業程序及品質將與他們自己的化驗室一樣，但是他們始終不信任而不願意與我們合作。我們就將服務的對象轉向公設辯護律師處。

　　公設辯護律師處是政府為清貧人士提供的刑事辯護服務機構，辯護處的出庭律師和檢察官一樣都必須是律師，他們往往因為經辦的案件過多，而經費有限，許多案件都缺乏經費聘請收費昂貴的專家來作證，當我向他們介紹我們化驗室的免費服務時，他們都十分高興，但是面談時，他們對這位黃面孔的化驗室主管仍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剛開始時，他們只聽取我對某一案件的一些專門意見，從不讓我在證人席上作證，擔心法官會質疑我的資格而無法通過專家資格審核這一關，縱使我符合專家證人的資格，他們也擔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審團不會相信我這位黃臉孔的專家的證詞。

　　在美國法庭，專家證人的資格十分重要。在學位及專業研究方面我無懈可擊，而一般來說許多專家都會加入專業協會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鑑識這門學科裡，全美刑事鑑識學會是知名度最高的專業協會。有一次我參加了該會主辦的活動，看到會員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當我這個東方人出現在這次活動中時，不少白人都以奇怪的眼光來看我。但畢竟這是一個能增強自己資格的協會，我仔細閱讀了會員資格後，認為自己有博士學位，又是教授，入會資格應該不成問題。但是當我向該協會的職員遞交申請表時，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沒有看我的申請表，就毫不客氣地將申請表退給我，說道：「你不夠資格！」我心裡明白，我所不具備的資格是膚色資格，而不是專業資格。此時我明白到，要打入這個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業，要跨過這道門檻並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領向他們證明自己，我不想低聲下氣地求他們讓我入會。我沒有說什麼，就大步走出了會場。沒想到十多年後，這個起先不願讓我入會的學會竟聘請我為他們的理事，並請我擔任其專業期刊的編輯。

　　我知道不能因為自己的膚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國的主流刑事鑑識界外，我暗地下決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績來，讓別人對我這位黃皮膚的中國人另眼相看。我抱著友善的態度與公設辯護律師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計較路程遠近和時間長短而前往現場勘查，每一項證據都仔細化驗。經過多次合作，公設辯護律師處的多位律師也逐漸改變他們的態度。

　　一九七六年一月，離紐海文不遠的利奇菲爾德城發生了一起強暴案件，被告是一位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工人，被害者在嫌犯列隊指認時一口咬定是他，被告後來也向警方自白。檢方的專家證人化驗過被害者體內留下的精液，也確定強暴者的血型與被告相同。檢察官認為證據確鑿，陪審員一定會判被告有罪。公設辯護律師查理．吉爾負責替被告辯護，經過仔細查問，被告改口稱自己是無辜的，他認罪的證詞是被警察誘騙而作成的。雖然，吉爾審查了檢方手上的證據後，也覺得無懈可擊，不過被告堅稱無辜，吉爾覺得有必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專程到我的辦公室向我介紹基本案情後，我分析說，有三成的被害者都會指認錯誤，但是要證明被害者認錯了人，必須有證據證實，因而被告是否有罪取決於精液的化驗結果是否準確。

　　他趕忙向法院提出要求，請求法院將精液證據分出少許來讓我化驗。法院同意了我的請求，我拿到證據後馬上進行化驗。結果顯示，被告的血型雖然與被害人體內殘留精液的血型相同，但是它們的酵素型與其他遺傳因子卻不同。

　　傳統的血型分類是以ＡＢＯ區分，按照這種模式，血液可分為Ａ、Ｂ、ＡＢ以及Ｏ型。由於Ａ型和Ｏ型的比例分別佔人口的四三％和四六％，因而擁有相同血型的機率十分高。如果嫌犯的血型與現場留下血跡的血型不一樣，這可以為嫌犯脫罪，但是如果兩者血型相同，也不能據而確定嫌犯為罪犯，因為還可能有其他人擁有同類血型。

　　但是，採用電泳法等方式對血液更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辨別出血液內的酵素及蛋白質，一些常見的酵素型如ＰＧＭ型，和血清型如ＨＰ型等都十分獨特，這些酵素型與血清型加起來往往能更準確地判定嫌犯的身分。

　　例如，假設嫌犯的血型分析結果為Ａ型血，ＨＰ是第二型，ＰＧＭ是第２型，擁有Ａ型血的人口比例為四三％，擁有第二型ＨＰ的人口比例為三六．一％，擁有第２型ＰＧＭ的比例為五．四％，同時擁有這三類型血型的可能性將是○．八四％，也就是說一千人中大約只有八位，從而使鑑識的準確度大大地提高。

　　在這宗案件中，雖然ＡＢＯ的血型相同，但是其他酵素型和血清型並不同，因此被告犯案的可能性降到零。

　　這是我第一次以專家證人的身分出庭作證，心裡總是有些緊張，但是一想到我可以用科學方法替無辜的人士洗刷罪名，還他清白，緊張的心情馬上平靜下來，立即準備資料，思考如何將這些科學證據向陪審員解釋。

　　為了讓我以專家證人身分作證，檢辯雙方在法官面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舌戰。檢方指稱我以前從來沒有以專家身分作過證。辯方則以我的生化學博士學位與血清學的研究成就，以及任教期間對刑事鑑識的貢獻，來證明我有足夠的資格來對檢方的證據提供意見。

　　雙方都搬出一大堆案例來攻防我的專家證人資格。我在席下暗忖，真沒想到要成為專家證人是這麼不容易。由於美國的法律規定證人必須是與案件相關人士，但允許無關案件的專家證人如法醫、刑事鑑識專家等，提供專家建議。但是，要成為專家證人，法官必須確定專家證人的資歷，並確定專家證人是採用大部分學術界人士公認的方法來得到其結論。

　　經過一番辯論，法官裁決，由於我在生化與血清方面頗有研究，我可以以血清學專家的身分來作證。

　　在證人席上，我詳細解釋了不同血型的檢驗方法及機率，由於這些檢驗方法都早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檢方的專家證人也同意我的結論。

　　結果，陪審員判定被告無罪。這項判決一宣布，那位女檢察官就向屬下刑警說：「下一次一定要請那位中國人協助我們偵查。」

　　俗話說，萬事起頭難。在第一次出庭成功替無辜人士作證之後，各地的公設辯護律師處都主動請我協助辦案，或重新檢驗檢方的證據，原來缺乏信心的州警政廳也請我們幫忙進行物證鑑識，就這樣，以往冷清的化驗室，漸漸變得熱鬧起來。

　　我對支援刑事鑑識往往有求必應，一方面是出於自己的興趣，另一方面可以將課堂上講授的原理及方法應用到實際案件中，以確實這些科學方法是否可行或可靠。因而在授課之餘，我四處奔走，有時出外勘查案件現場，檢驗蒐集到的各類物證，隨後又為出庭作證作準備。每次作證中，我都實事求是，如實地將科學根據及結果深入淺出地向陪審員解釋。在多次出庭作證後，許多法官都覺得我的辦案態度嚴謹，檢驗的科學方法可靠，而認可我的權威，法律界也開始知悉我的名字及紐海文大學的刑事鑑識化驗室。漸漸地，校方對我們這個新設的系也越來越重視，開始提供更多的經費，化驗室的設備也開始陸續增添。

　　經過多次交手，檢方的許多案件因為刑事鑑識方面工作做得不足，或忽略對證據進行科學分析而敗陣。康州警政廳開始意識到刑事鑑識的重要，自從一九七五年秋天開始，州警政廳就請我擔任他們的首席刑事鑑識專家，到現場協助警方。原本我只是義務幫忙，後來案件越來越多，警方也過意不去，為了方便我四處趕場而配備了一輛警務車，發給我一枚警徽。有時白天授課，晚上趕去現場，開著掛著警政廳車牌的公務車，難免會有些感慨，沒想到繞了地球大半個圈子，最後還是離不開警察這個圈子。

　　就這樣，我這位刑事鑑識義工在四處奔波下轉眼就過了三年。在許多案件中我利用指紋、血清分析等方法為刑警們提供十分有用的線索，越來越多的警察都意識到成立刑事鑑識化驗室的必要。

　　就在這時期，康州爆發了一宗警方侵權的重大案件，這宗名叫彼德．萊利案受到全國的關注，後來還被拍成多部電影。此案緣於一名婦女被殺，警方到現場調查後馬上認定是她兒子彼德．萊利動的手，但是警方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逮捕彼德，為了蒐集證據，便將他帶到警察局偵訊，彼德的律師試圖要求警方停止偵訊，但是警方推說彼德不在警察局內，並每隔三十分鐘就將彼德轉移到別的分局，就這樣不斷更換地方，疲勞訊問。彼德最後受不起警方的折磨，簽署了一份認罪書，承認他是殺害他母親的凶手，而被法院定罪。

　　但是，高等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裁決，震驚了整個警政司法系統，市民紛紛要求州長改革警政。素來以改善社會的治安為訴求的州長，意識到州警政系統必須採用新式的刑事鑑識技術來取代傳統的偵查方法。

　　有一天，州長親自登門拜訪，請求我出任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一職。我考慮到，紐海文大學對我十分器重，在三年內就授予我終身教授，我倡議設立化驗室時，學校馬上提供經費，學校還給我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教學之外，我還有許多時間寫文章，協助處理案件；相比之下，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該職位等若警察，社會地位遠不如教授。不過，一日為警察，終身為警察，想到自己可以歸隊利用科學專長協助破案，還無辜人士的清白，我終於下定決心出任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一職。校方對我的辭職表示惋惜，一直想挽留我，我也十分感激紐海文大學，便答應仍在學校擔任客座教授，每週前往講課。

　　一九七九年初，我走馬上任出掌康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化驗室的編制很小，只有二十七位巡警、兩位巡官、一位警長，大部分的職員並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科學訓練，有些是因為在執勤時受傷，不能執行巡邏任務而被安排到化驗室來工作，因而化驗室的水準較差。化驗室由一間男廁改建而成，照明及通風系統很差，全部的設備包括──一具中古顯微鏡和一些例行檢驗工具。

　　我知道，要提升化驗室的水平，必須要擴充化驗室的設備，但在爭取經費之前，得先拿出些成績來，也才能向州長有個交代。喬安娜一案是我出任化驗室主任後的首宗重大案件。

第八節　科學獲勝

　　喬安娜案是康州首宗沒有人證而完全依賴科學物證的案件，經過媒體宣傳，大家都在關注大陪審團是否會正式起訴羅納。

　　就在大陪審團要宣布正式起訴羅納的前幾天，我接到辯護律師的電話，他詢問能否帶他的專家證人來參觀警政廳化驗室並和我討論一下化驗的結果。

　　以往警察部門將化驗室視為禁地，從來不對外開放參觀，更何況是被告的辯護律師。但是我在出任化驗室主任後，我將化驗室對外開放，包括辯護律師都可來參觀，這樣有利於建立化驗室的公信力。現在全美各地的警察化驗室都開放給民眾參觀。

　　我帶辯護律師和他們的專家參觀了化驗室，向他們解說了化驗過程及檢驗程序，同時還與他們的專家討論了所有指向羅納的化驗結果。

　　幾天後，大陪審團認為羅納犯案的證據信而有徵，而宣布正式以強姦謀殺罪起訴羅納。不久，辯方也認為證據無懈可擊而認罪。羅納因為強姦並殺害喬安娜被判三十年的徒刑。負責這宗案件的法官在結案時請求將本案的凶刀保留展示，他說：「這把刀有歷史意義，它是康州首件用科學方法來破案及定罪的重要證據。」

　　此後，我們化驗室的士氣大振，在隨後幾年裡，我們用科學方法偵破了無數案件。目前康州等候執行死刑的八名罪犯，全都是由我們化驗室偵查及出庭作證而定罪的。

第二章　神秘血手印

在我到達德比市蒐集證據的第一天，當地的社區報紙稱我為「全球最具權威的知名刑事鑑識專家」；一個月後，案情沒有任何進展，報紙就改稱我為「知名刑事鑑識專家」；過了三個星期，報紙在報導這宗膠著的命案時，僅稱我為「刑事鑑識專家」。假如再過一個月仍不破案，我恐怕就要被改稱為「刑事鑑識人員」。

第一節　一件外套

　　小的時候，我就喜歡看偵探小說，有時全家人都關燈睡覺了，我仍然躲在棉被裡用手電筒照著書，偷看福爾摩斯探案及包公案。從事刑事偵查多年後，我漸漸發現，福爾摩斯探與包公破案完全依靠邏輯推理，也就是說從蛛絲馬跡的線索中尋找理論，而現實生活中的刑事偵查，還需要演繹推理，也就是說從眾多的線索及物證中找到有力的證據來定案。

　　從一九七六年起，國家廣播公司（ＮＢＣ）播出一個名為「法醫昆西」（Quincy M.E.）的單元連續劇，該節目敘述洛杉磯郡法醫辦公室的昆西，利用先進的鑑識偵查技術偵破了無數疑案，「法醫昆西」在黃金時段播出，頗受觀眾的喜愛，一連播了一百五十多集，共播了七年之久。就在其巔峰時期，製作單位為了讓這個有關刑事鑑識的節目更契合現實，便邀請全美一些知名的刑事鑑識專家到好萊塢一個星期，給節目提供一些建議，我也是受邀前往的專家之一。在第一天的聚會中，我們這些實際工作者就向製作人大吐苦水，因為該節目對刑事鑑識和法醫採樣的技術過於誇張，將刑事鑑識人員描述成無所不能的福爾摩斯，因而許多刑警在拿到一些物證來化驗，偏偏化驗室無法檢驗出他們需要的結果時，就開始抱怨，「你們這些化驗室的人是怎麼搞的，為什麼法醫昆西做得到，你們卻做不到？」

　　這個節目的確提升了刑事鑑識人員的形象及地位，但是其中所描述的情節過於神化，不過，電視畢竟與現實生活有大段落差，製作人原來是希望借助刑事界專家來宣傳他們的節目，沒想到我們不但不肯定其真實性及可信度，反而提出一大堆批評。結果，原來計畫是一個星期的活動，臨時縮水到三天就草草結束。

　　電視、電影和小說很多都是虛構的。在現實生活中，刑事鑑識的辛勞只有自己和家人知道。處理現場，有時要熬夜，有時要晝夜不停化驗。幸好我在求學時就養成早起晚睡的習慣，每天睡三個小時就起來工作，平時白天可能有行政事務要處理，又要趕到蒐集證據，往往無法仔細研究案情及線索，但是在上班及下班途中單獨開車時，頭腦就開始運作，夜深人靜時，思路就更為活躍，在審閱案件物證後，許多疑點和線索就一一湧現。

　　優秀的鑑識人員除了要懂得物證的處理外，還要用科學的頭腦來思考。物證雖然能夠提供重要的線索與證據，但是要能解開整個謎局，就需要用頭腦串連所有的物證。在我處理過的六千多個案件中，就遇到單憑一件物證破案的案件。

　　有兩個專門搶劫日常生活用品零售店的慣犯，由於他們經常作案，所以知道不能留下任何證據，每次都只搶走商家的現金就馬上逃跑。有一次，這兩個搶劫犯行搶一家服裝店，抓了現金正準備逃走時，其中一個覺得自己身上穿的西裝外套太破舊，便問同夥可不可以拿一件新的來穿。另外一個比較精明的搶匪覺得到手的現金不多，而店內的西裝都是昂貴的名牌貨，既然都冒險來搶劫了，再多拿一件也沒有大礙，便故作大方地表示：「隨便拿吧，挑一件最好的，就算大哥我送給你的禮物吧。」

　　於是，這個搶匪就挑了一件質地最好的外套，脫下舊的外套丟在地上，穿上新的就匆匆離去。警察趕到後，將搶犯的外套收集起來，摸一摸外套的口袋，沒有發現任何東西，就放入證物袋內作為物證，送到化驗室來。

　　這類小案件的物證在化驗室都是由剛入門的新手來化驗。一位名叫珍妮佛的女化驗員剛進入化驗室工作不久，便被派來化驗本案的物證。我雖是主任，除參與重大案件的物證檢驗外，每天都會到化驗室巡查一下各小組的工作。那天，我剛好遇到珍妮佛拿著一件西裝外套來化驗，便關心地查問了一下這是哪一個案件的物證，她說，「這是一個搶劫案，外套是嫌犯留下來的，我已經在衣服上找到幾根毛髮，還有一些唾液。」

　　我便問道：「你有沒有在口袋裡找過？」

　　她回答說：「找過，但是什麼東西也沒有。」

　　我順手將外套拿起來，發覺這件外套有點沉甸甸的，比一般西裝外套要重些，我伸手往外套口袋裡摸一摸，結果發現裡頭有個破洞，手再往洞裡探去，抓出一個小皮夾子。皮夾子裡有汽車駕照、社會安全卡、以及一些保險和其他個人資料，其中除了有嫌犯的姓名、地址外，還有他的照片。

　　我便打電話給負責這個案件的刑警，告訴他嫌犯的姓名、地址，叫他循線逮捕嫌犯。這位刑警半信半疑地回答說：「李博士，我們知道您很厲害，但是根本沒有想到你這樣神通廣大，能將嫌犯的姓名地址都化驗出來！」

第二節　桌腳破案論

　　我經常受邀培訓聯邦調查局、美國各地警察局以及各國的執法人員，我經常告訴他們，偵查刑事案件就如建造一張桌子一樣，四個桌腳都非常重要，不管桌面怎麼漂亮，如果桌腳不穩，再好的材料也無法造就一張好的桌子。

　　在刑事偵查上來說，這四根支柱是現場、物證、人證，還有運氣。沒有這四根支柱，案件就很難偵破。

　　現場步驟要絕對正確，現場判斷要十分準確，現場重建一定要合乎邏輯。現場一定要完善保護，在蒐集物證程序仍未結束，若非辦案人員絕對禁止進入現場，其中包括非本案警員、長官及記者等。所有進入現場的人員都必須提出申請，並說明理由。

　　物證是破案的關鍵。偵查首先要蒐集有效的物證，物證是否有法律及科學價值與效用，在於是否能與案件相關或連接線索。近年來，警政界越來越重視物證，從而產生一種反常現象，一些警員覺得要破案就要靠物證，遂將現場大小物件都帶走，警察局反而變成搬家公司，任何案件都蒐集了四、五百件物件，從天花板到地板都搬進化驗室，讓化驗人員判斷。但是，如果化驗人員沒有親自到現場的話，他們也無法確定哪些是有用的物證。有時九九％的都沒有用，真正有效的物證反而埋沒在這些沒有用的東西裡面。所以，培訓警務人員辨識物證價值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也應提升鑑識人員的水準，增添儀器，增加經費，才能讓化驗室真正發揮作用。

　　偵查刑事案件的第三根支柱是人證，意即從各種消息面獲取證據與線索，以尋找案件的證人。以往的警察是以屈打成供的方式來偵訊，但是隨著社會變遷，警察不能再將所有的嫌犯都帶回警察局偵訊。因此，警方必須學會如何和社會各界合作，從受害者家屬、嫌犯、線民、臥底警員以及媒體等不同來源得到線索。得到線索後還要判斷其真偽，再順藤摸瓜找到人證，獲取有效的證詞。

　　第四根支柱就是要有運氣，任何從事刑事偵查的人都知道，運氣很重要。運氣並不會憑空而來，偵查人員要抓住機會，要有能力辨別這些隱含著運氣的機會，而這種能力要從辦案的經驗中逐漸累積而成。例如，現場剛好遺留一只腳印，如果沒有當場發現其重要性並及時保留，很可能就會被毀滅而永遠消失。如果我們能夠找出並加以顯示，很多人會說這是運氣，但是你必須仔細搜尋，才能掌握這樣的運氣。

　　有時，外勤的偵查員很賣力，內勤的化驗員也很稱職，現場處理得很好，也蒐集到幾千條線索，但是如果沒有運氣，無法組合這些有利條件的話，就像在玩拼圖一樣，會因為缺少一些關鍵的圖片，而無法完成整個圖案。

　　處理現場的經驗是無法從書本上學到的，必須要從偵查過程中不斷地吸收累積而成的。台灣自從「華南銀行大搶案」發生後，也體認到刑事鑑識科學的重要，而決定奮起直追。從七○、八○年代起，當時台北警察局長顏世錫、刑事局局長盧毓鈞及國安會副秘書長吳東明等主管非常重視台灣刑事鑑識人才的培養，不斷地派遣精英赴美學習。現在台灣警察大學刑事研究所所長林茂雄、鑑識專家翁景惠、指紋鑑識權威程曉桂、鑑識專家謝松善都曾先後到我的化驗室來進修。他們在美培訓的日子非常艱苦，除了要花許多時間在化驗室外，還經常隨同我到現場學習偵查與現場重建等。一九八九年八月間，程曉桂等人在我的化驗室培訓時，剛好遇上康州一個叫德比（Derby）的小城發生一宗重大的三代滅門血案，我趁機帶著這幾位台灣來的學生參與偵查，並介紹美國刑事鑑識人員和刑警聯合查案的作業方式。

第三節　三代滅門血案

　　德比是康州的一個小城，位在一個寧靜的山谷裡，風景優美，人口只有三萬多，居民大部分是白人，大多是中等收入的家庭；除了是美國第一個生產腳踏車的城市外，著名的聯合汽車輪胎公司也在當地設廠。德比市治安良好，犯罪活動很罕見，過去幾十年來從來沒有發生過凶殺案。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日，七十二歲的瑪麗老太太，連同其四十六歲的弱智兒子，和八歲的外孫女在家中遭到殺害。當地的警察局人手有限，也沒有處理這類凶殺案件的經驗，便請求州警政廳支援。

　　被害的老太太瑪麗很久以前便守寡，和兒子約瑟相依為命。約瑟雖然年紀四十多歲，但是智商只有七、八歲小孩的程度，雙目失明，兩耳失聰，但是歌聲優美，很會表演，在德比市略有名氣，每逢總統、州長等重要人物光臨時，德比當局都會邀請約瑟獻唱。母子在小城裡過著安靜的生活，與世無爭，人緣很好，不可能會有任何仇家。寧娜是瑪麗的外孫女，天真可愛非常討人喜歡。

　　案發當週星期五下午，寧娜的母親凱洛偕同先生參加朋友的婚禮，便將寧娜帶到外婆家請瑪麗幫忙照顧。據他們夫婦說，由於婚禮過後還有其他活動，他們在星期六打電話給瑪麗，想告訴她星期日才能過去接寧娜，但是電話沒有人接，他們猜想應該是瑪麗帶著寧娜和約瑟外出購物，就沒有放在心上。星期天他們很晚才起床，下午兩三點去接寧娜回家時，發現瑪麗家無人應門，後來從窗戶爬進去，才發現瑪麗倒斃在走廊上，約瑟橫屍在浴室裡，而寧娜死在臥室外的走道上。

　　警方懷疑的對象首先鎖定發現屍體的凱洛。她並非瑪麗的親生女，直到最近凱洛才發現自己是收養的；因為瑪麗一直不願意透露實情，所以她在得知真相後和瑪麗吵得很厲害。

　　此外，經過調查，瑪麗人壽保險受益人是約瑟和凱洛兩人，如果約瑟死亡的話，凱洛就是唯一的受益人。此外，約瑟如果不在了，凱洛將成為瑪麗唯一存活的親人，就可以繼承瑪麗所有的財產。所以，刑警推斷凱洛有殺害瑪麗和約瑟的動機，但是，令他們不解的是，為什麼不放過八歲的女兒寧娜，難道因為寧娜是凱洛與前夫所生的拖油瓶嗎？

　　在我們進入現場前，刑警就向我簡報了預定的偵查方向。不過，我跟他們說，現在就確定偵查方向仍嫌太早，要先處理現場，用物證來引導偵查方向才可靠。

　　按正確的犯罪現場處理及蒐集物證方法，應該先全盤觀察現場，而非僅僅採集某些具體的物證如指紋、血跡而已。

　　我首先巡查整個現場。這棟房屋是兩層樓的栗色住宅，一樓屋後的陽台可以直接通到廚房。從前門穿過客廳以後是一條長走廊，廚房隔著走廊與客廳相對，裡面十分凌亂。走廊的牆壁上有許多血跡，瑪麗的屍體就躺在走廊上，面朝上，眼睛仍然睜開著，腳朝著廚房，頭朝著客廳，廚房水槽的水龍頭仍開著，水從廚房流出，流過瑪麗的屍體下方，再沿著走廊流向地下室。

　　走廊左邊的第一間是客廳，第二間是臥房，臥房靠門的走道上，躺著寧娜的屍體。走廊右邊是浴室，約瑟的屍體躺在浴缸內，洗臉盆和浴缸的水龍頭仍然開著，水從浴室流出，經走廊流向地下室。

　　走廊最末端是往地下室的樓梯，兩百多平方呎的地下室都浸在水裡，這些水都是從廚房和浴室的水龍頭流出，夾帶著微微的血色。

　　二樓有兩間寢室，大部分東西都沒有被搬動過的跡象，但是衣櫃被翻過，一些貴重的首飾和瑪麗的皮包都不見了。

第一區　廚房

　　對現場有了整體的了解後，我們就展開地毯式的物證搜查行動。

　　首先我們要找出作案者入屋的途徑。大門上並沒有任何強力進入的毀損痕跡，這表示犯案者可能在敲門後，由受害者主動讓嫌犯進屋，或者嫌犯經由窗戶或其他途徑進入。

　　我們發現屋後陽台上有五扇窗戶。在確定作案者是否由窗戶侵入時，首先要檢查窗戶有無被打破的痕跡，紗窗有沒有其他工具痕，蜘蛛網和塵埃上有沒有指紋和腳印，有沒有纖維毛髮，有沒有血跡等等。我們排除各種可能性後，發現第三扇窗戶有被觸動過的跡象，也確定這扇窗戶可能是嫌犯入屋的途徑。再用三秒膠法（參見第一章）顯現尋找指紋，果然窗戶上採到了一個手印。

　　這個手印長六吋半，經過對比，發現是警方懷疑的嫌犯凱洛的丈夫的手印。他承認星期天到瑪麗家接寧娜時，沒有人應門，他在屋後發現第三扇窗戶沒有拴上，便將窗戶推開，然後從窗戶爬入屋內。

　　從這個手印所能推測的情形和他描述的一樣，因而不能判定他涉案，手印反而成為反證據，也就是說，他所說可能是實話，他可能沒有涉案。

　　在廚房的現場裡，我們發現牆上有很多種不同的血跡：有彈跳型、濺出型、轉移型等等。

　　血跡噴濺型態是現場重建的重要部分。當血液撞擊物體表面，因物表結構和吸附性的不同而會產生不同的型態。從血跡噴濺型態可以推測犯案經過，受害者或嫌犯的相關資料等。

　　例如，從血跡的形狀可以推測血液噴濺瞬間所在的位置、高度及角度。如果血跡是圓形，這表示血液自不遠處滴落（少於十二吋）；如果是鋸齒狀，表示掉落的距離大於十二吋；如果是驚歎號狀，血液是沿著驚歎號尾端的小點位置撞擊落下。

　　從血跡的型態和血滴大小，還可以區別血液噴濺的速度和力量。如果血液以低速射出移行，其力量很小，這種常見的血跡如受傷後血液滴落地面而造成；如果是中速，這表示力量中等，血滴邊緣呈不整齊狀，除主要的血滴外還會有一些散落的微小血點，一般來說，這種血跡是來自打擊、刀傷、棍棒、鎯頭等；如果是高速飛濺的血滴，表示撞擊力量很大，血滴廣泛散布，衝擊區域的中央和四週都會散有噴霧狀極小的血點，這類血跡常見於槍擊、爆炸案件。

　　刀傷的血跡除了要看型態、速度和力量外，還要看傷口的位置，如果砍在肌肉，血液不會太多，但是如果砍到靜脈，血就會湧出來，如果砍到動脈，血液就會更快地噴濺出來。

　　此外，從血跡的型態還可以判斷作案的手法。例如，被害人遭毆打時血跡會呈現放射狀分布型態，揮舞兇器時會留下弧形的軌跡等。

　　有經驗的鑑識人員在現場採集血跡證據時，除要查看四面牆壁的血跡外，也不能放過天花板和地板。

　　廚房的煤氣爐上有一個平底鍋，鍋內的玉米花已爆開，散在火爐上面。廚房有兩個水槽，其中一個水槽的水仍在流動，自來水外溢到廚房地面上。

　　廚房的餐桌和餐椅都有被破壞及移動過。椅子上有血跡，這些血跡是低速滴血。餐桌上的桌布也有血印，但是是轉移型的擦抹式血印。牆上的鐘和電話機都有血跡，血跡形狀是中速的揮舞形血跡，很可能是被害者抵抗打鬥時留下的血跡。

　　我們在餐桌底下發現一只手錶，在處理手錶物證時要十分小心。首先，手錶會在落地時受到撞擊而停止擺動，停擺手錶上的時間往往就是案發的時間。如果不小心觸動手錶，停擺的手錶可能會恢復走動，從而毀壞重要的物證。這只餐桌下的手錶已經停擺，錶面上的時間是十時十四分。我們馬上將手錶上的時間拍照存證。

　　接著我們要檢查手錶的款式，是男錶抑或女錶，以及是誰的錶。仔細檢查後，我們發現這個手錶是男用的天美時（Timex）錶，因而排除了這錶是瑪麗所有的可能性。這個手錶也不可能是小寧娜的。會不會是約瑟的手錶呢？但是從掌握的資料來看，也不可能，因為約瑟失明，他不可能帶手錶的。所以，這錶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本案的關鍵人物。

　　經過化驗，廚房四周的血跡是瑪麗的血。所以我們知道她最先在廚房遇到凶手，接著在廚房與凶手打鬥。廚房的家具十分凌亂，我們比較家具倒下的方向與原來的位置，組合血跡遺留的路線及方向，重建當時在廚房發生的情形：案發最初在廚房進門的地方，瑪麗正在爆玉米花，她突然遭到襲擊，然後她奮力反擊，空手與凶手搏鬥，但是嫌犯手持鋒利的刀刃，不斷地襲擊她，她不斷抵抗，並用力撕扯，將作案者的手錶扯下，最後她受傷過重而逃離廚房，在走廊上不支倒下，血流不止……

第二區　客廳

　　客廳與廚房形成鮮明的對比。廚房凌亂不堪，有打鬥的跡象，客廳卻十分整齊。從刑事科學的角度來分析，廚房是一個凌亂的動態現場，客廳則屬於整齊的靜態現場。

　　客廳的燈仍亮著，一切看起來都很安靜，沒有任何打鬥過的跡象，沙發前面的地毯上有一份報紙，咖啡桌上子則放著一本雜誌。

　　「李博士，您過來看一看，現場怎麼會有您的照片？」我的助手驚奇地喊著。

　　我走近咖啡桌一看，赫然發現桌上放著一本康州名人雜誌，這本雜誌每年只出兩期，每期只介紹一位康州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州長等等。我是該雜誌介紹的第一位中國人，並將照片刊載在封面上，介紹我的那一期好幾年前就出版了，不知為何會在命案現場出現。

　　這本雜誌介紹了許多我的破案事蹟，還將我喻為科學神探，採用先進的科學方法來替社會除害，為被害者申冤。我研判嫌犯不會將這本雜誌帶到現場，唯一的可能是瑪麗訂購這本雜誌，有空時翻來閱讀。

　　我的助手便半開玩笑地說，「說不定瑪麗生前就有預感，要讓你這位科學神探來替她申冤，上天可能安排您來替您的這位仰慕者破案。」

　　身為科學工作者，我並不相信世上會有鬼神，但對這些巧合，我內心有很深的感慨。我相信瑪麗是一位心地善良，含辛茹苦，任勞任怨地照顧弱智兒子的好母親，好好的一家人怎麼會突然被殺，為何如此善良的人會遭到慘無人道的橫禍，社會怎麼會如此不公平？社會正義安在？

　　但是我不能讓這些感觸分心，而要以實際行動為社會主持公道，來替瑪麗老太太找到凶手。人非草木，安能無情。在處理許多案件時，我內心常常會有許多感觸，為了破案，我可以做作出很大的犧牲，小時候讀到「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時，覺得怎麼有可能，但是自從在美國成名以後，真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慨，經常三更半夜被請到案發現場，還要到世界各地演講，指導偵查，連回家都沒有時間。我母親高齡一百零二歲，我十分希望能多陪伴她，但是很難抽出時間來盡自己的一份孝心。也無法和太太和女兒相聚，太太生病時，也不能留在她身旁看護她。我常常想，自己這樣忙碌，究竟為的是什麼？但是看到像瑪麗老太太這樣善良無辜的人被殺，就會抑制住內心的感觸，覺得自己一生雖然都在忙碌中過去，但是有機會能夠替天行道，這些犧牲也是十分值得的。

　　將自己的情緒拋諸腦後，我們繼續在客廳現場搜索。發現沙發前面的地毯上有一份報紙，報紙是攤開來的，好像有人看過。我覺得奇怪，為何這份報紙會跑到地毯上？另外，報紙是星期六的晚報，這表示星期六下午或晚上仍有人進入客廳，那麼，案發時間應該是在星期六晚上嗎？

　　報紙不會自己進入住家的，一定是有人拿進來的。是作案者帶來的，還是受害者拿的？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在處理現場時，偵查鑑識人員要在腦裡不斷地向自己提出疑問，任何一個疑端都要細查其來龍去脈。

　　報紙這個疑端有三種可能來源，即被害者、作案者或其他人都有可能。如何確定來源，以科學的偵察方法來說就是找指紋。將報紙拿進客廳的人可能會在報紙上留下指紋，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拿過這份報，這份報紙上可能有很多指紋，有些指紋可能永遠找不出來源，因為唯有之前留有指紋檔案的人才能比對出來。如果沒有指紋檔案，就無法比對。如果無法比對出所有指紋，那該怎麼辦？

　　還好，我們可以求助現場經驗。我一看這情形，很可能是有人坐在沙發上看報紙。而約瑟失明，根本不可能看一般的報紙，寧娜才八歲，也不會看報紙；唯一可能看報紙的受害者就是瑪麗老太太，而老太太年過七十，看報紙一定要帶老花眼鏡，但是沙發和咖啡桌上都沒有眼鏡。同時，如果老太太被襲擊時正在看報紙，客廳一定會很凌亂，會留下血跡；但是現場很整齊，也沒有血跡，因此老太太看報紙的可能性並不大。

　　凶嫌看報紙的可能性呢？凶嫌殺了三個人，還有心情看報紙嗎？假如他殺人後再看報紙，一定會留下血跡或血印，但是報紙上並沒有任何血跡或血印。

　　有沒有可能是凱洛和她先生將報紙拿進來的？從初步的指紋比對結果來看，沒有找到任何符合的指紋。他們拿進來的可能性馬上被排除了。

　　因此，我推斷其他人拿進來的可能性比較大。那麼，會是誰呢？有一個可能就是守護現場的警員。我要所有到過現場的警務人員按指紋，掌紋和腳印等作為排除性物證，在進行比對之前，我決定先用心理比對來偵查一下。我便詢問所有到過現場的警員，有沒有人帶報紙到現場？沒有人承認。

　　不過，我知道這些警員都可能因為面子問題而不便承認，我便接著表示：如果有人不小心將報紙帶入現場，可以私下寫紙條告訴我，我將會原諒他，並且送一本書給他，這樣，下一次便不會犯同樣的錯誤。假如不承認，讓我查出來的話，不止沒有書拿，還會受到處分。

　　不久，果然有一位刑警寫了一張紙條給我，承認是他拿報紙到現場看的，因為他被派守現場，外面下雨，無事可做，自己覺得客廳沒有什麼物證可以保護，便坐在客廳看報紙，看後順手丟在地上，忘記帶走。

　　報紙的破案價值馬上從一百度降為零度──沒有任何破案價值。而廚房地毯上的手錶破案價值就變得更高了，因為這手錶不屬於被害人，很可能就是凶嫌的。

第三區　走廊

　　沿著走廊往裡走，走道上仍有血跡，走廊兩邊的牆上也都有噴濺型血跡，瑪麗老太太的屍體倒在走道上。她的腳朝著廚房，頭朝著走廊盡頭，臉部朝天，雙眼睜得大大的，兩手分開，中國人傳統上都將這種死狀描述為「死不瞑目」。其實在科學角度看，這是因為死者的肌肉收縮所致。她身上共有廿七處刀傷，手上有很多被稱為「防禦傷」的傷口，手指和手掌都被割破和刺傷。可以看出這位老太太為了全家人的安全，曾奮起反抗，與凶嫌激烈惡鬥，奮勇維護自己的家，最後仍然被刺不支倒地。案發後，檢驗屍體時，發現她大量失血，休克致死。

第四區　浴室

　　走廊的右手邊是浴室，門上有血跡。推門進入浴室時，發現裡面有許多血跡；馬桶、地面、浴缸、洗臉盆、置物櫃以及牆上都有各式各樣的血跡形狀。約瑟的屍體倒在浴缸內，褲子被拉下一半，染滿了鮮血；馬桶蓋上有噴濺型血跡，馬桶內也有血跡，形狀像垂直的滴血。從這些血跡的型態和方向研判，約瑟被襲時正坐在馬桶上，遭刺傷後倒在浴缸內，而凶嫌並沒有放過這位失聰失明的無辜弱智人士，繼續在浴缸內用刀刺殺他。約瑟身上並沒有防禦的傷口，很有可能是他還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情時，就被刺死了。

　　約瑟身上有三十四個刀傷，刀刀集中在胸部的同一個部位，刀傷噴射出來的血將浴缸的水都染紅了，雖然凶嫌將浴缸的水龍頭打開，自來水溢滿浴缸後又從浴室流到地下室，但是浴缸裡的水依然有血色，四周亦殘留著噴濺型的血跡。

　　看到約瑟慘死，我內心波動不已。一位重度殘障，與世無爭的人，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走完了短暫的人生。為什麼有些人不能容納這些無助無辜的人？怎麼會有人如此野蠻？如此殘酷無情？為什麼人類社會越繁榮，犯罪活動就越猖狂？歸根結底，就是缺乏道德教育。社會、家庭和倫理道德教育太重要了，如果不注重教育，人類社會與禽獸世界有什麼分別？

　　在馬桶後浴室牆上，有一個血手印，長約八吋半，但沒有明顯的紋路可以進行比對。剛開始刑警都沒有注意到這個手印。但是這個血手印的形狀非常大，十分不尋常；同時，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是老太太的手，也不可能是約瑟的手，更不可能是小寧娜的手；經比對證實也不是凱洛或她先生的手；所以，這個血手印很可能是凶嫌留下的，其特徵將提供進一步的線索，因此，我認為這可能是本案的重要物證。

第五區　起居室

　　從浴室出來沿著走廊往裡走，右邊就是起居室，電視仍開著，牆上掛著瑪麗一家人的照片，看到一個如此美好的家庭突然間慘遭滅門，我心裡十分難過。

　　從廚房在爆玉米花，電視和電燈仍然開著等情況性跡證，我判斷案發時間在晚上：瑪麗一家人正在看電視，約瑟正準備洗澡，外婆在為外孫女準備爆米花。二樓的主臥室十分凌亂，有翻箱倒櫃的跡象，老太太的幾個皮包被打開來，丟在地上。

第六區　臥房

　　小女孩的屍體躺在一樓走廊快到盡頭處，左邊臥房的走道上。自來水從廚房和洗手間流出，流經走廊，有一部分流進了臥房，浸濕臥房的地毯。小女孩上半身躺在濕漉漉的地毯上，下半身躺在一塊床罩上，旁邊有一個枕頭。床罩上的血跡是乾的，形狀十分奇怪。一般來說乾掉的血漬並不會留下類似水漬的灘印，我站在床邊，盯著這些奇怪的血跡，腦子不停地想著，怎麼會有這樣奇怪的痕跡。想了十幾分鐘後，我突然想起來，這床罩是電毯，通電使用時，上面的血跡就會被烤乾成為一灘印痕。在遠離門的床頭一旁，我們發現噴濺型的血跡，表示小女孩很有可能是在床上遇害的。

　　小女孩身上共發現十四處傷口，大部分都集中在她的脖子上，腳踝上有一個模糊的血手印，可能是凶嫌在殺害寧娜後用沾有血跡的手拉住她的小腳，將她從床上拖下來。但是從床上拖到地毯上所留下的血跡並不是濕的，也就是說，小女孩被割喉後躺在床上一段時間，過了許久凶嫌才將她拖下床的。

　　拖動小女孩的時候，凶嫌一定要站在床邊，所以床邊的地毯是十分重要的物證來源，因為凶嫌將整個現場用水洗過，床邊是唯一可能留下腳印的地方。我們用化學藥劑在地毯上化驗，現場二十多個警員都不相信地毯上能顯示腳印來。當我將藥劑噴在地毯上，馬上就顯示出半個鞋印，好像魔術師在表演魔術一樣，大家都「嘩」的一聲，驚奇地叫起來。

　　鞋印並不清楚，不過可以看出是一只十號半的球鞋。再經過電腦影像處理，使印紋變得更清晰，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終於發現是Reebok（銳跑）的球鞋。

　　我們在小女孩的睡衣上發現了尿液痕跡，以及大片的血跡，經過化驗，尿液和血液都是寧娜的。棉被上也有大量血跡，枕頭朝地的一面也是如此。我研判小女孩被割喉後仍未斷氣，凶嫌用枕頭壓住她，直至斷氣不再動彈為止；後來，法醫的解剖報告果然證實小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如果凶嫌是用枕頭悶死小女孩的，枕頭朝上的一面可能會留下手紋。我們馬上在現場進行化驗，枕頭上果然發現一個手印，這個手印很不清楚，後來我們拿回化驗室用雷射偵測，發現一個更清晰的手印。這個手印只有六吋長，與浴室牆上的血手印相差很多，從此，我們推斷可能有兩個凶嫌，一個手型很大，另一個手型細長而嬌小，很可能是一位女性。

　　在分析這些現場證據與現場重建時，我們認為小女孩可能聽到祖母慘叫，躲到臥室，被凶嫌發現後在床上慘遭割喉；後來凶嫌在屋內毀滅證據，搜索貴重物品，要離開時發現她尚未斷氣，便將她從床上拖下來，再用枕頭將她悶死。

　　我們花了一天半的時間，終於將屋內的證據蒐集完畢。下一步就是回到化驗室進一步的分析物證，同時，還要利用這些證據來尋找其它相關的線索。

戶外搜查

　　凶器是凶殺案件的重要證據。從傷口的形狀，我們可以判斷出凶器的屬性。舉例而言，如果是被鈍器打傷時，從傷勢中我們可以推斷凶器是鎯頭、斧頭、棍棒、或是石頭。如果是刀，我們可以推斷出單刃或是雙刃，刀長和刀緣形狀等。但是由於人體的肌肉紋路不一，如果是順著肌理割傷，傷口會顯得長一些，而且比實際的刀身長；如果是橫向肌理割傷，傷口看起來會比凶器小。美國有許多刑事解剖學家專門研究種種傷口及死因。

　　從刀傷的方向，我們還可以判定凶嫌行凶時的相對位置及其力道。刀傷的部位也可以作為剖繪凶嫌的根據。如果傷口分散在不同的部位，很可能被害者曾與凶手打鬥過；如果傷口的方向轉移，很可能是死者曾經企圖躲避或抵抗凶嫌的攻擊；如果傷口都是順著同一方向的，則有可能凶手出手密集，刀刀見血。

　　本案中，經過比對三位死者的傷口，我們認為他們都是被同一把刀刺死的，凶器大概是八吋長的單刃長刀，但是，我們在屋內現場及附近多次搜尋，都找不到這把刀。追尋凶刀時，我們都會先從廚房開始，因為凶嫌往往順手拿廚房的菜刀行凶。而美國的家庭在購買刀具時往往購買一套，如果發現一套刀具中其中的一把不見了，即可推定失蹤的這把刀與案件有關；偵查人員就可以與刀商聯絡，確定這把刀的具體規格。

　　我們在瑪麗家的廚房清點刀具時，果然發現其中有一把較大的刀不見了。在房屋內外現場都沒有找到任何刀具證據。我們推測凶嫌可能在離開瑪麗家後將凶刀丟在附近的路上，便決定展開大規模的戶外搜索。

　　戶外搜索有許多方法。有雙格法、列隊法、雙重列隊法、格狀法、區域法等等，通常要視現場大小而定。

　　我們決定採用列隊法搜索，將搜索人員排成一條長隊，幾十位警員一起朝著同一個方向搜查；除了警犬外，搜索隊伍還用金屬探測器與搜索棍來探路尋找。搜索了好幾天，都沒有找到八吋長的刀，倒是找到幾百個啤酒罐，一百多個保險套，還有幾把與案情無關的短刀。

　　美國東北部有許多毒藤，生命力強，生長迅速，如果不小心接觸到這些毒藤，皮膚會十分癢痛，而且要腫上好幾個星期。我剛開始查案時，毫不知情，結果碰上了幾次，三、四年後，我變成毒藤的專家，一看就能辨別出是哪一種毒藤。搜索時，有些新人求功心切，不顧一切就往樹叢裡衝；吃過幾次苦頭後，他們學乖了，遇到樹叢就差遣資歷更淺的新菜鳥或在校的實習警員打前鋒。後來大家都學乖了，要進行戶外搜索時，都穿戴上厚手套和長靴。

第四節　從熱案到冷案

　　經過屋內和戶外的搜索，我們都沒有找到其他直接的線索。通常來說，案發的頭三天，案件是一宗「熱案」，也是最容易破案的階段；三天後就變成為「溫案」；若一個月仍未破案，這宗案件就會變成「冷案」。所以在處理凶殺案時，頭三天要全力以赴，盡可能投入最多的人力和資源。但是三天後若有其他新案件，再加上未破舊案，都會分散人力和資源；因此在案件「降溫」時，就必須調派人力和資源去處理其他案件，辦案人員就會減少，破案壓力卻越來越大。過了一個月後，案件轉為「冷案」，負責人員將會更少，屆時主管就必須重新評估破案的機率了。

　　通常我們將破案機率分為十種等級。

　　假如警方現場逮獲現行犯，這種破案機率為百分之一百，稱為第一等機率；

　　假如警方沒有在現場逮捕凶嫌，但是有直接證人可以提供凶嫌的姓名和地址，警員可以輕而易舉逮捕之，此為第二等機率；

　　假如現場的證人不能提供凶嫌的姓名，但是證人提供凶嫌及汽車特徵、車牌號碼，或是銀行、商店、加油站等機構的錄影機錄下了凶嫌汽機車牌照，此為第三等機率；

　　如果在現場採集到指紋、ＤＮＡ等重要證據線索，此為第四等機率；

　　如果在現場找到其他證據，如腳印、香煙頭、汽車輪胎印或其他能提供偵查方向的重要證據，此為第五等機率；

　　如果在現場只找到微物證據如，纖維、毛髮等，這些證據無法直接指出凶嫌，此為第六等機率；

　　如果現場只找到間接證據，如某些人作證嫌犯當天在案發現場附近等，此為第七等機率；

　　如果警方只能從線民處獲取到間接消息，大部分資料都是道聽塗說而來，此為第八等機率；

　　警方手上只有很少的資料，如死因，或者只看到一個黑影子等，此為第九等機率；

　　如果在現場找不到任何科學證據，又無人證，整個案件毫無頭緒，此為第十等機率。

　　如果案件機率在第一到第五等等級，警方應該可以預期破案。如果是第十等機率的案件，往往很難破，除非凶嫌自白，主動認罪。在到達現場時，經過對現場和案件的整體了解後，我們首先會確定案件的破案機率，再來安排行動。

　　這個案件從目前掌握的證據來看，應屬於第四、第五等的機率，有一些間接證據，但是仍缺乏直接的證據。因此，還必須利用這些已經掌握的資料來進行偵查。

第五節　嫌犯剖繪

　　物證除了經過化驗對比可以確定涉案凶嫌外，還可以作為破案的線索，刑事偵查人員常常以剖繪推理方法來縮小凶嫌範圍。

　　剖繪推理的前身叫做現場重演法，在四○年代，刑事偵查人員十分注重研究犯罪的行凶手法，認為每一個犯人在作案時都有一定的習慣性行為，破案後將嫌犯帶回現場，重演犯罪過程，這樣，偵查可以學習到更多有關犯罪手法的知識。

　　這種注重犯案手法的偵查方法在農業社會很有用，但是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人口流動性的增高，作案手法也層出不窮，手法不同的犯罪活動也日益增加。此外，人權意識提高，越來越多的律師都建議被告拒絕現場重演，因為現場重演就是無形中認罪。因此，現場重演的偵查方法不再使用，在六○年代末七○年代初，取而代之的是犯罪剖繪方法。

　　犯罪剖繪的方法是利用統計資料和心理學來協助確定偵查方向。以強姦案為例，根據犯罪統計的資料，強暴犯一般為十六歲到三十九歲之間的男性，通常住在被害者住宅二十五哩之內的地區；從強姦的方法和言語還可以推斷出強暴犯的個人資料。但是法庭並不將犯罪剖繪的資料視為法庭上的證據，因為這種方法不算正式的科學，其中涉及了太多主觀的猜測和推斷。

　　八○年代出現一種新式的偵查推理方法稱為現場分析，主要著重現場的痕跡證據，譬如，如何進入現場，又如何離開，並推測其作案手法。從腳印的長度及深度，我們可以判斷嫌犯走路的速度，是否殘障，有沒有背負重物，以及身高體重比例等；此外，我們也可以從手印推斷案犯的工作性質和習性癖好。

　　到了一九九○年，現場分析法進一步地改良為「現場重建法」。利用現場採集的科學證據，犯罪心理剖繪以及痕跡證據，綜合推斷整個案發過程及凶嫌的犯案特徵。同時還利用反物證方法來舉證可疑對象不涉案的可能性，從而排除涉案對象；釐清各項假設成立的或然率，從而找出偵查的方向。

　　我們分析現場物證以剖繪可能的嫌犯。在查看死者傷口時，我們發現嫌犯殺人手法非常殘忍，例如，約瑟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都在同一個部位。這種殺人方法可稱為瘋狂殺人法。從犯罪手法的剖繪來推斷，如果三十多刀都在相同的部位，通常有三種可能，第一種是出於報復心理，凶手急於洩憤報復，因而加重出手；第二種是同性戀情殺；第三種是吸毒者殺人，由於吸毒後行凶，神志不清，出手也很殘忍。

　　約瑟是一位弱智殘障，素來與世無爭，不可能與人結仇，可以排除第一種可能性；他失明失聰，沒有同性戀情人，第二種可能性也不存在；所以我們推測凶手很可能是吸毒後行凶。

　　瑪麗被殺了二十七刀，寧娜被殺了十四刀，從這些殺人手法來判斷，凶手一定是個心狠手辣、年輕力壯的人，行凶時可能有共犯協助。

　　現場有沖洗過的痕跡，此外嫌犯還打開廚房和浴室的水龍頭，試圖湮沒證據，顯示出嫌犯很可能是智商不低、稍有教育及前科的罪犯。再從受害者貴重物品被拿走來研判，本案很可能是一宗入屋搶劫，然後殺人滅口的命案。

　　從洗手間牆上的巨型血手印推斷，普通人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手掌，一般來說，只有打籃球的運動員才可能有八吋半長的手掌，因而凶嫌很可能參加過籃球隊。

　　我們也可以從現場的證據中舉出許多反證，證實凱洛夫婦並沒有涉案。例如，手錶上並沒有凱洛夫婦的毛髮和血跡，洗手間和臥房發現的兩個手印與他們的手印大小都不一樣等，所以說，他們涉案的可能性很低。

第六節　現場重建

　　凶案現場重建時，其中一個問題是，這三位被害者是否被同一把凶器殺死，刺殺時間的先後順序如何，以及每個被害者確切的死亡時間為何。

　　要確定案發時間，首先要掌握見到被害者生前最後一面的人證，以及最先發現屍體的人及其時間。經過調查，凱洛夫婦是最後見到受害者的人證，他們在星期五下午五時許將小孩放到瑪麗家；而最先發現屍體的人也是他們夫婦倆，星期天下午二時許，他們來接寧娜時發現瑪麗全家遇害。因此，案發時間大概在星期五下午五時至星期天下午二時這段時間內。由現場的證據，如開著的電燈和電視，手錶停擺的時間，小女孩的睡衣，以及約瑟準備洗澡等，可以推定凶案發生於深夜十時左右，但是究竟是星期五晚上還是星期六晚上的十點鐘，成為刑事鑑識化驗室和法醫辦公室各執一端的爭執。

　　法醫人員也是刑事科學的一部分，他們一般接受過正規的醫學教育，利用解剖等醫學方法來確定死因並提供線索。

　　法醫必須先判定他殺還是自殺，如果是前者，死因又是什麼。在這樁案件裡，三位被害者都是死於刀傷，一到現場我們就知道這是一樁他殺案。因此在這方面我們同意法醫的判斷。

　　接著法醫必須確定死亡的時間。這三位被害者是連續被殺，還是被殺時有所間隔。我們通常可以觀察屍斑、僵硬程度、眼液裡的鉀離子濃度、胃內殘餘的食物、以及體溫變化等等，來確定死亡時間。但是這只是一種估測，常常也會出現誤差。例如，如果屍體倒在冷氣機旁，其推斷死亡的時間和屍體倒在暖氣機旁又將不同。

　　當時法醫判定死亡時間是在星期六晚上，但是現場獲取的線索顯示這個死亡時間不太合理。因為我們發現從廚房和浴室流到地下室的水量很大，如果以地下室的面積乘上積水的深度，地下室積水量至少有二萬四千多加侖，再除以廚房和浴室兩處水流的速度，發現至少要流上四十多個小時才能累積如此大量的積水；也就是說，嫌犯很可能在星期五晚上作案同時放水毀滅證據的。這個推算雖然不一定是確切的時間，但是可以肯定案發時間不會是星期六晚上。

　　法醫的判斷較刑事鑑識結果晚了一天，如果無法達成共同結論，將很難起訴嫌犯。在歐洲的體制裡，法醫與刑事科學一體；在美國，法醫系統與刑事鑑識化驗室雙軌道並進。法醫如果與刑事鑑識人員意見分歧，彼此可能會爭執不下，但是只要提出充分的證據與推理，法醫也會被刑事人員說服。經過解釋，法醫接受了我的推理，同意重新驗屍後，更改了他們的判斷，將死亡時間改為星期五晚上。

第七節　成立專案小組

　　這個三代滅門殘案震驚了整個社區，居民都希望馬上破案，焦急的心情溢於言表。在我們到達德比市蒐集證據的第一天，當地的社區報紙稱我為「全球最具權威的知名刑事鑑識專家」；一個星期後，案情沒有任何進展，報紙改稱我為「知名刑事鑑識專家」；過了三個星期，報紙在報導這宗膠著的命案時，即僅稱我為「刑事鑑識專家」，假如再過一個月仍不破案，我恐怕就要被改稱為「刑事鑑識人員」。

　　我十分了解大家期望早日破案的心情，但是身為刑事鑑識人員，我也深知這種期望是不切實際的。社會大眾要求馬上破案，上級長官要求馬上破案，就像中國的限期破案一樣，在現代科學偵查上是不可能的；雖然已經在一宗案件上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時機如果仍未成熟，或者尚未發現充分的證據，就不能宣布破案。有些案件只要偵查人員到現場五分鐘就能找出嫌犯，並且循線逮捕，宣布破案。每一樁案件都不一樣，不能千篇一律地限期破案。

　　除了社區壓力外，偵查和鑑識人員還必須安撫家屬，應付整天如影隨形，有聞必錄的媒體記者，更重要的是，鑑識人員還必須集中心力從物證中找出線索。

　　不論發生什麼衝突，或是承受那些壓力，鑑識人員都必須堅守原則，找到所有與案件有關的證據，不管是證明偵查對象有罪的正證據，或是證明偵查對象無罪的反證據，都要一視同仁。以證據引導偵查方向，就不致出現太大的偏差，假如以個人直覺引導偵查，出差錯的可能就相當大了，有時還會出現冤獄。

　　為了化解這些衝突，以集中精力破案，我們將偵查人員和鑑識人員編組為專案小組，達成共識，確定方向，分工合作。

　　資訊管理是專案小組的重要任務。近年來，資訊管理在刑事偵查中越來越重要。農業社會時期，任何管區警員對區內居民都瞭如指掌，一旦發生命案，只消詢問管區警員就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是隨著社會變遷，人口異動頻仍，管區警員淪為體制的一部分，對居民隔閡甚深。資訊管理彌補了這些空缺，綜合了指紋檔案、學校記錄，以及政府的各種資料庫，偵查人員得以更詳盡的了解嫌犯的背景資料。

　　就本案而言，德比市共有三萬多居民，我們可以先將九九．五％的居民排除在嫌疑名單外，再以嫌犯剖繪過濾剩下的○．五％的人口，意即凶嫌可能有毒癮，擅打籃球，並且有盜竊前科，資訊室的警員立刻就將符合剖繪條件的名單印出來，提供偵查人員按圖索驥，調查其涉案可能性。

第八節　物證線索

　　從證據研判，瑪麗家廚房地板上的手錶很可能是嫌犯所遺落。因此，追查手錶主人成為首要偵查任務。一方面我們立刻聯絡天美時手錶公司，查詢該款手錶出廠年分、生產數量、銷售和購買者的狀況，生產數量越少，越容易找出購買者；另外，美國許多公司和家庭在職員退休或親友自學校畢業時都會贈送手錶，並在錶背上刻上姓名縮寫或全名。但是手錶公司回覆道，該公司生產了兩百多萬只該款手錶；而手錶上沒有任何印刻與標記。這個偵查方向很難有任何結果。

　　我們偵查手錶的第二步是印了四百多份手錶照片的傳單，分發所有的外勤警員在整個德比市挨家挨戶地查問。這個方法果然奏效，有位警員在距離案發現場二十哩附近的社區查問時，一個十八、九歲的黑人女孩表示，她的表哥羅森堡有一只和照片上一樣的手錶。可是，這款錶共生產了兩百多萬只，這並不表示他就是嫌犯；此外警員還發現該市的十多位居民都有相同款式的手錶。儘管如此，刑警還是可以大幅縮小可疑目標。

　　偵查的第三步是在化驗室仔細研究這只手錶。因為人們戴錶時，一定會接觸到身體，轉移很多微物證據到錶身上。經過高倍顯微鏡化驗與比對，發現黑人的體毛與皮膚碎屑；再加上血液分析發現，錶上的血跡是Ａ型血，即瑪麗的血型，但是皮膚碎屑裡的血是Ｂ型的，很可能是嫌犯的血。手錶是經由用力拉扯而脫落的，很可能在抵抗時，瑪麗奮力將手錶扯下，嫌犯未曾留意而遺落現場。

　　偵查人員據而將目標鎖定在黑人青年羅森堡。背景調查顯示他曾是高中籃球隊隊長，後來獲得美國西北部一所大學全額獎學金，參加大學校隊，但是在大學期間，因為吸毒而被校方開除。羅森堡只有回到德比市，在高中母校做清潔工，同時也兼任校隊的助理教練；曾為了籌錢購買毒品而有盜竊前科。警方主動接觸偵訊時，他否認曾到過瑪麗家附近，並聲稱當天晚上他在女朋友的公寓裡，雖然羅森堡符合我們剖繪的特徵，嫌疑很大，但是缺乏直接證據，刑警也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案發後，偵查人員曾經徹底搜索附近道路旁的垃圾筒，當時搜查人員沒有找到任何可疑的證據。後來，刑警在一條偏僻的馬路旁發現一個塑膠袋，裡面有一雙鞋子與一件皮外套，鞋子一看就是Reebok的球鞋，四周還有血跡，皮外套上則發現黑人的毛髮。綜合這些證據後，羅森堡的涉案嫌疑急速升高，刑警便開始二十四小時的跟蹤監視羅森堡。

節外生枝──欲速則不達

　　同時，另外兩名地方刑警到羅森堡工作的學校進行調查。他們在夜裡摸黑進入學校，找到羅森堡的置物櫃，撬開鎖一看，赫然發現瑪麗老太太的皮包。這兩名刑警興高采烈地將皮包拿給檢察官，要求檢察官去申請逮捕令，將羅森堡逮捕歸案。

　　但是，法官一知道皮包是由刑警漏夜私下撬開當事人置物櫃而找到的，馬上就排除這些證據，並且不准許做為呈庭證供。因為，美國憲法禁止執法人員在沒有搜索狀或未經當事人同意即逕行搜查個人物品，凡是違憲蒐集的證據不論對案件有多大幫助，都不能用於法庭證據。

第九節　法網恢恢

　　現在警方已經認定凶嫌就是羅森堡，卻無法提出足夠的證據加以逮捕。有一天，他市的警察局接到一通九一一求救電話，報案女子聲稱自己和朋友被一名黑人挾持到一間房子裡。警方趕到現場，發現這棟房屋係一位教授所有，教授和家人外出度假，黑人發現屋內沒有人，便破窗而入，強迫兩位女性進屋，並加以連續強暴，一女趁夜逃出，便趕緊打電話向警察求救。

　　這兩名白人女性中有一個就是這個黑人的女朋友。報案女性稱，這名黑人仍挾持著他的女朋友。警方將這座房屋團團包圍起來，過了不久，另一名白人女性從屋內逃出來，向警方表示屋內的黑人就是德比市滅門案的凶手，他已經無路可走，正在洗手間內割腕自殺。特種警察立刻衝進屋內，果然在三樓的浴室裡發現一個黑人，倒在地上，鮮血染紅了四周的地板。跟蹤羅森堡的刑警隨即趕到，證實他果然就是羅森堡。當時，刑警覺得人之將盡，其言也善，看到他快要斷氣，便趕緊問話，羅森堡低聲道：「德比命案是我做的，那三個人是我殺的……」後來羅森堡被送到醫院，經過急救，居然奇蹟似的活了過來。

　　另一方面，羅森堡的女朋友也坦承滅門案中她也在場。當時羅森堡缺錢買毒品，便決定搶劫附近民家。他們到瑪麗家時先在前門敲門，老太太應門後，便謊稱汽車拋錨了，想借用電話，進屋後他們先假裝使用電話，順手便拿起廚房的菜刀襲擊老太太。

　　她的手印與枕頭上的六寸手印比對結果，果然是相同的。後來我們在羅森堡的汽車內也搜查到血跡，經過ＤＮＡ化驗，發現這就是瑪麗老太太的血跡。有了這些口供和新證據，檢察官認為已經足夠起訴羅森堡和他的女友。

　　誰知道在法庭上，羅森堡的女友竟推翻她先前的口供，並聲稱遭到警察逼供。同時，警方在羅森堡彌留之際得到的關鍵性口供，在法律上屬於「死亡聲明」，只能在當事人過世後才有效，如果當事人仍然在世，就不能用於法庭。

　　最後案情集中在手錶、毛髮、血手印、纖維、汽車內的血跡及球鞋等物證上。經過半個多月的審判後，陪審團會商了五個多小時，宣布審判結果：羅森堡的一級謀殺罪罪名成立，其女友的共謀殺人罪罪名也成立。法院根據陪審團的裁決，判處羅森堡死刑，這也是我以科學證據定罪的第七名罪犯。

　　德比市長、警長及被害人家屬特別設宴款待工作人員，並頒給我該市最高榮譽獎狀。得獎時我指出：警察人員戮力偵查，不為了金錢，也不為了榮譽，而是為了社會責任與對人類的貢獻。

第三章　碎木機下的冤魂

我在康州最嚴寒的元月重返約爾拉湖……風雪交加，地面積雪厚逾三呎……壓力排山倒海而來，我不禁望湖興嘆。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海倫失蹤的關鍵就在湖畔。「融雪蒐集證據！」我下定了決心。

第一節　德州鬼屋

　　到目前為止，我總共偵查了六千多宗刑事案件，並用科學鑑識和邏輯推理將許多犯罪分子繩之以法。有些重大刑案還被好萊塢拍成電影和電視節目，有的編劇繪影繪聲以為我能與鬼神通話，而且具有第六感和「第三隻眼」。

　　有一次，一對德州老美夫婦透過各種方式找到我，跟我說他們家鬧鬼並拜託我去幫忙。原來，這家人在搬入一棟豪宅不久，女兒就不幸病逝，在她死後不久，這家人每天晚上都聽到走廊上有哭泣的聲音，晚上也作惡夢，夢見女兒在陰間飽受折磨。他們曾經請來神父作法，四處都掛上十字架，但是沒有任何效果，屋裡仍鬧鬼不休。

　　他們聽說我經常「跟死人打交道」，還聽說我能「與鬼神通話」，就透過朋友四處打聽，最後聯絡上我。我身為科學工作者，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聽了他們故事，只有安慰他們：你們是過於悲傷，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出去旅行度假個幾天，散散心，就不會有問題了。

　　由於我手上待處理的案件眾多，沒有時間安撫這種迷信困擾。誰知道，第二天我就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這家人碰了個軟釘子後，就趕緊透過關係聯絡到家母。我向母親解釋說，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心理作用，根本沒有鬧鬼這回事。

　　母親不予置評，反而跟我說：「不論你有多忙，也不論你自己怎麼想，人家來求你，又是能力所及之事，就算你不信鬼神，去一下可以讓別人安心，不是很好嗎？」

　　母命難違。第二個星期我剛好到德州大學演講，就安排時間到這棟「鬼屋」看看。他們夫妻倆十分客氣熱情地招待我和太太妙娟，把我們當成鍾馗般的上賓。我對風水素無研究，但是看到屋內門窗緊閉，空氣窒悶，光線昏暗，便叫他們將門窗敞開，讓新鮮的空氣和陽光進來。

　　男主人說感覺馬上就不一樣，我暗地想，這下子就可以交差了，正當我和太太準備回飯店休息時，他們突然千萬拜託要我們在房子裡住上一個晚上，順便趁夜收妖。

　　幫人幫到底，我只好勉強答應住上一個晚上。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不到兩分鐘就睡熟了，可憐的妙娟膽子小，整個晚上都怕得輾轉難眠。

　　第二天，屋主一起床便高興地說，昨天晚上是他們過去兩年來睡得最好的一晚，沒有聽到哭聲，也沒有惡夢，一定是我與上帝溝通過，讓他們女兒順利進入天堂了。

第二節　陽氣之說

　　許多人因為我的工作性質而好奇，會問我有沒有見過鬼。我不迷信，幾十年來也從沒有跟鬼講過話，更不知道鬼長的什麼樣子。有些美國人讀過一些風水氣功之類的斷篇殘簡，又知道我經年累月處理刑案，就以為我的「陽氣」一定很盛。

　　有一次，紐約一家醫學院邀請我去演講。演講結束後，一位美國醫生等了很久，終於跟我講上了話。他表示自己是該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神經科主治醫生，想請我幫他解救一個病人。

　　他說，他自從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一直在注意我的破案新聞；現在，他有一位年輕的病人，車禍受傷變成植物人，不管他用任何方法治療，病情毫無起色；他以前曾研究過中國的氣功，直覺中國人的陽氣應該可以讓這位病人康復，同時他有預感我會是最佳發功人選。

　　我跟他說，我會點兒中國功夫，但是不會氣功，此外就算是氣功，也未必能讓植物人恢復意識。

　　他卻堅持說：「我知道您為人非常正直，一直在為社會主持公道，您的陽氣一定很旺盛，且病房就在附近，病人也是您的仰慕者，他父親還說您是他兒子的偶像。」

　　我看推辭不了，便和這位醫生一起去探訪病人。一跨入病房便遇到病人的父親。這位白髮老者看到我感到十分意外，「沒想到李博士您真的會來救我的兒子。他從小就崇尚正義，總是說長大後要變成和李博士一樣的神探。」

　　他一邊說，一邊拉著我的手，帶我到病床前。「兒子，兒子，你看是誰來了，是你的偶像亨利．李博士！是李博士！」

　　我看到床上躺著一位年輕英俊的小伙子，卻不幸失去意識，不忍之心油然而生，便緊握著他的手，對他說：「堅強一些，堅強一些！你可以戰勝病魔的，你一定會戰勝的！」

　　「他眼睛動了一下，他眼睛動了一下！」父親在旁激動萬分地跳了起來。

　　緊接著，病人喉嚨裡咔咔的一陣響。

　　「他想說話，他想說話！」醫生也興奮起來。「這簡直就是奇蹟，過去三個月來不管如何治療，他都沒有反應，現在，他居然要睜眼，又想說話！」

　　因為時間關係，我只有再次握緊著病人的手，向他道別，並再次鼓勵他說，「小伙子，趕快好起來，跟我一起做個好偵探。」

　　剛步出病房，醫生將我和妙娟一同帶到他的辦公室。一進辦公室，他就站到椅子上，將掛在牆上的醫學院畢業證書拿下來，用雙手畢恭畢敬地交給我。「李博士，我雖然畢業於哈佛大學醫學院，也懸壺二十多年，卻無法治療這位病人；您卻讓他有反應，足見您是一位陽氣旺盛的世間奇人。請您收下我的文憑，表示我對您的敬意。」

　　我覺得病人的反應，純屬巧合，也壓根沒有想到這位醫生有如此反應。我把他的文憑重新掛回牆上，鼓勵他說，「您想方設法地幫助病人，這種醫德，這種精神，就值得敬佩。」

　　三個多月後，我接到這位醫生打來的電話，他說病人已完全恢復了知覺；小伙子的父親隨後也打來電話說，他希望兒子將來也跟著我學刑事偵查。

第三節　靈媒破案？

　　其實，迷信並非中國人的專利。美國刑事界在案情毫無進展或頭緒時，有些偵查人員也會去找靈媒，請他們指點迷津。

　　我認識許多自稱能破案的靈媒，到底靈不靈？準不準呢？則莫衷一是。我處理過的幾個案件曾請靈媒協助，但是都沒有任何效用。

　　有一次，一位牙醫失蹤不知去向。我們到他家徹底地搜索，從天花板搜到地下室，都沒有發現任何線索。結果，當地的警察局局長只有求助於靈媒。隔天一大早，局長就打電話給我，說靈媒通靈得到新的線索──失蹤的牙醫屍體就在天花板上面。我們只有再回去，將整個天花板都拆下來檢查。這是一棟舊房子，隔熱系統是用過時的玻璃纖維構成，刺在身上和手上都非常難受，所有偵查人員的身體和臉上都變得又紅又腫；我們將天花板的前前後後、裡裡外外都搜查過，但是仍然沒有任何線索。

　　大家都很生氣，便將那位「指點迷津」的靈媒找到現場，準備痛罵她一頓，問她在搞什麼鬼。沒想到她老神在在地辯解道，「李博士，我是說在天花板上，可沒說是在這間房子的天花板上呀，可能是其他房子的天花板也不一定。」

　　我們也哭笑不得。靈媒的猜測沒有科學及事實根據，因而不能用於法庭。人在絕望的時候，常常會不問蒼生問鬼神。警方偶爾會因為靈媒指點而破案，但是機率只有萬分之一。靈媒也會借題發揮，大肆張揚其通靈法力，卻避而不談他們曾誤導的案件。

第四節　第六感

　　在主持偵查許多重大案件時，我往往根據現場的線索而推斷出偵查的方向，破案後，有些人以為我有第六感，私藏一顆水晶球。

　　我常常告訴同事，這不是第六感，只不過是邏輯、演繹和推理的綜合結果而已。天下事都有前因後果，有其因必有其果；未卜先知則要看個人的智能和經驗，一般人卻以為這是第六感。

　　就如偉大的科學家，如楊振寧、李政道及何大一等，他們能預測其專業領域的發展，是基於自己的背景及經驗。我們能預測刑事偵查的結果，也是因為我們回溯自己的經驗及所學之故。

　　憑經驗預測不一定完全準確，但是，如果多次的預測都證實準確，個人就會被神化，會被人認為能與鬼神和幽靈通話。

　　有些美國人常說我能與死者交談。事實上，我的確能與死者溝通，但是並非透過言語──被害者屍體的位置會說明死前是否曾經與凶嫌打鬥過；屍體僵硬程度與屍斑則告訴我死亡的時間；屍體上的微物分析則透露凶嫌剖繪。

　　這些皆非言語溝通，但都可以提供訊息，屍體在衣櫃裡、地下室，或地毯上，都有不同的原因。白天公忙，沒有時間深思，我通常在獨自開車，或是在更深人靜時靜靜思索。這些時候，我的思路最活躍也最集中，才能組合所有的線索，加以解釋或猜測，可能出現一種猜測，也可能是幻覺，有人就說是「托夢」，畢竟，「托夢申冤」就是古代的嫌犯剖繪。

　　一九九○年，康州的陪審團在一宗缺乏屍體的案件中將嫌犯定罪，這個案件後來不但被寫成書，還被好萊塢拍成多部電影和電視節目；節目中我被描繪成一位有第六感的鑑識人員；是耶，非耶？請聽我從頭道來。

第五節　太太失蹤了

　　康州有一個名叫「新鎮」的小城市，倚山傍水，景色秀麗，離紐約很近。許多紐約上班族都住在這裡。其中有一戶姓克拉夫茲的家庭，先生理查是美國東方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太太海倫是來自丹麥的貴族家庭，當時是泛美航空公司的空服員。兩人結婚多年，育有三子，大的八歲，小的才三歲，都非常聰明可愛，由於他們離家工作頻繁，還從蒙大拿州請來一位保姆照顧孩子。

　　克拉夫茲夫婦往往出差一個星期後，就可以在家休假一個星期，因此他們一有空就帶小孩參與社區的各項活動，與鄰居保持良好的關係，理查還擔任義警，協助警察巡邏，他也是社區活動中心的防身術義務教練。他們夫妻也算小有地位和名氣，許多人都羨慕這個恩愛幸福的家庭。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海倫沒有去上班，也沒有打電話向公司請假，主管打電話到她家時，是理查接的電話；他也表示驚訝，因為感恩節前後，是航空公司最忙的季節，「海倫幾天前就匆匆離家，我還以為她是在加班呢……」。

　　不過，他在電話裡說，不必過於擔心，海倫可能趁假期回丹麥娘家，因為岳母大人最近身體不好。他還笑著說，海倫已經過了離家出走的年齡，一定是臨時有事趕不回來。

　　但是當航空公司同事打電話到丹麥時，海倫的母親卻說女兒沒有回娘家。海倫的主管轉告理查時，他開始緊張，因為以往海倫不管出差幾天，有空就會打電話回來問候家人和小孩，現在已經有一個多星期杳無音訊，下落不明，現在又證實沒有回娘家，那麼海倫究竟在何處？

　　他們決定報警。警察局馬上列為人口失蹤案，派了一名刑警前往克拉夫茲家了解情況，理查也請求警察局全力以赴，並向刑警描述了他最後見到海倫的情形：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海倫從德國飛回美國。到家後，全家人一起吃了頓晚餐。飯後，保姆下班外出約會，說明很晚才會回家。他們在家裡閒聊與帶孩子。小孩上床睡覺後，海倫因為長途飛行疲憊，也早早就寢了。

　　翌日，海倫起個大早，理查還在睡覺。她沒有吃早餐就匆匆離家，告訴他要趕飛機。後來，他起床的時候家裡停電，他便送小孩到他姊姊家，因為平時出差，想利用假期將家裡整理一下，其間有可能海倫曾打電話回來，但是家裡停電，他又忙於修繕，而不知事態嚴重。

　　刑警再進一步詢問當晚海倫的情緒時，理查承認當時她並不太高興，因為他曾迂迴地指責她，叫她顧家，多顧小孩，不要到處交男朋友。

　　刑警問理查海倫外面是否有男朋友。理查很難為情地表示，他曾懷疑海倫有婚外情，因為海倫曾在他出差時打過多次電話到加州。

　　海倫會不會私奔到加州？警方在紐約的甘迺迪機場找到了海倫的汽車。汽車已經在停車場停放了幾天，顯示幾天前海倫曾駕車到機場。

　　刑警馬上調查海倫打往加州的電話號碼，發現這位加州朋友是在搭機時結識海倫的，但僅止於普通朋友，並堅稱不知海倫去向。警方再向航空公司調閱十九日飛往加州的乘客紀錄，都一無所獲，海倫私奔到加州的可能性近乎零。

　　一位身高一米七五，周遊世界各地，社會經驗豐富的空服員，怎麼會突然間消失得無痕無跡、無影無蹤。刑警在著急，海倫的孩子在納悶，理查更是不解。

第六節　鎖定目標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海倫不可能憑空消失的。」海倫的同事蘿拉告訴刑警。

　　蘿拉和海倫是同一班機的空服員。她回憶說，十八日從德國飛回美國時，海倫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蘿拉就問她有什麼心事。海倫說自己曾懷疑先生有外遇，同時委託私家偵探調查，結果理查果然有外遇，她已決定回家後要正式提出離婚。

　　蘿拉說，當時海倫怪怪，還跟她說，自己有一種奇怪的預感，如果她出了什麼事，千萬不要懷疑是意外，要站出來主持公道，替她申冤，所以，海倫的失蹤與理查關係匪淺。目前為止，大家除了知道理查是個飛行員外，他的背景並不為人所知，經過刑警調查後，才發現理查其實頗有來頭，曾兩次參加過中央情報局的特別行動，在越南、寮國兩地參與過空援計畫，是個經過特別訓練的前中情局專員。

　　再進一步調查，才發現近年來理查與海倫的感情不睦，海倫一直懷疑理查在外面有女朋友，而且可能有好幾個；他回家的時間越來越少，雙方溝通的機會更少。海倫曾為了諮詢有關離婚的事情去找過一位女律師。

　　刑警馬上跟這名女律師聯絡。女律師表示，一個多月前海倫曾向她諮詢離婚事務，因為她懷疑理查可能有外遇，請律師幫忙爭取三個小孩的撫養權；同時她也說明理查的暴力傾向，有時還會動手打她，她要盡快結束這段婚姻。律師建議海倫先找偵探確定理查有外遇後，再正式提出離婚。

　　海倫便委託了一位名叫梅爾私家偵探，當探員拜訪梅爾時，他一口咬定海倫失蹤絕對與理查有關。他說，自己曾跟監了理查幾天，拍了許多照片，發現理查在紐約長島與新澤西州等地都有女朋友，他們都是航空公司的空服員。他回憶道，案發前約兩個多星期，他將理查與不同女友親熱的照片拿給海倫，當時她傷心欲絕，表示這次任務回來後就要正式離婚。

　　另一方面，刑警向保姆查詢海倫失蹤前後的情形時，保姆表示，當天晚上她約會結束，回到家時大約是第二天的清晨兩點左右，她曾聽到重物落地的一聲，後來不再有聲響，她便繼續睡覺，早上五點半就被理查叫醒。

　　保姆回想，當時風雪很大，理查卻叫她將小孩的東西準備好，因為房子停電，他要開車載大家到他姊姊家。

　　當她問理查有關海倫的去處時，理查說她已先去他姊姊家了。理查姊姊住在八十哩外的一個叫西港的城市。到了西港時，海倫並不在該處，理查便隨口應付說，可能她加班去了。

　　保姆注意到，當他們離家時，臥室的地毯上有一塊很大的污痕。理查說自己會在第二天的下午四時來接他們。但是，第二天一直到晚上九點多鐘，他才姍姍來遲，回到家後，保姆發現臥室和走廊的地毯都不見了，家具位置也都移動過。這位仍未滿二十歲的保姆覺得理查很神秘，也有一點凶惡和恐怖的感覺，便辭職回蒙大拿的老家去了。

　　警方逐漸確認海倫失蹤與理查很有關係，便問他是否知道海倫的下落。理查堅決否認知情，並說，他比任何人都焦急。刑警問他是否願意測謊，理查一口答應，希望警察能還他清白，早日找到海倫。

　　測謊技術最早在本世紀初出現在美國。剛開始只是一些測謊專家提供的測謊服務。直到一九二一年，加州的伯克萊市警局率先使用測謊技術協助辦案，其他執法部門陸續跟進，測謊學校也應運而生。但是，當時技術還不完善，測謊結果大幅取決於測謊人員的主觀認定，因此司法界一直持保留態度，一般大眾也不視作科學的調查方法。

　　到了本世紀中期，科技發展也帶動了測謊技術。一方面，人們對測謊的科學原理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測謊儀器的精確度也大幅提高。越來越多人認同測謊技術並不是騙人的把戲，而是利用科學來拆穿騙徒心理反應的方法。

　　測謊儀器主要記錄受測者回答問題時心理聯接生理反應。許多的科學研究都顯示，人們在撒謊時需要較多的大腦活動，因而產生異常的心理壓力。這些大腦活動和心理壓力會引發某些生理反應，如呼吸速度與深度、心跳頻率、血壓、還有因出汗而改變的皮膚電阻等。等這些都是自主神經系統的作用，無法以意志力量來控制。

　　測謊器並不能測定說話內容真偽，而是測量受測者的生理變化。這些生理變化非常細微，往往要用先進的電子技術才能偵測出來，再用曲線圖或數字的方式記錄下來。

　　常用的測謊器有兩種：一種為多線測謊儀，檢測並記錄受測者呼吸、心跳、血壓和皮膚電阻等生理變化；另一種為聲析型測謊儀，檢驗並記錄受測者說話時聲帶肌肉顫動的次聲波變化。

　　測謊儀就像醫療診斷儀器一樣，訓練有素而且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才能有效運用，測謊結果的可信度大半取決於測謊人員的專業水平。

　　測謊是以問答方式進行。問話一般採用簡單的問句，受測者只需要回答「是」或「否」。測試的問題模式非常重要，測謊的詢問方法包括區域比對法、緊張高點法、對照問題詢問法等。每種方法都包括三群問題，即有關問題、無關問題及控制問題。

　　美國法院規定：測謊必須先徵詢受測對象同意，警方不能強迫偵查對象接受測謊。目前美國的大部分法庭仍未將測謊結果視為科學證據，刑警只能將測謊結果作為偵查的參考而已。

　　理查自願接受測謊，他神態自如地走入了測謊室。室內有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桌面上放著一台多線測謊儀，測謊專家讓理查坐在桌子右邊，自己坐在他對面。

　　測謊專家先開始詢問一些無關問題和背景問題，再觸及控制及關鍵問題：

　　「你有沒有殺死你的太太？」測謊專家問道。

　　「沒有！」理查以肯定的語氣回答說。

　　「你有沒有教唆他人殺害你的太太？」

　　「沒有！」

　　「你知不知道你太太的下落？」

　　「不知道！」

　　……

　　測謊儀上記錄筆忽快忽慢地上下移動，記錄紙畫出了一條條猶如心電圖的曲線。測謊人員每問一個問題，眼睛都盯著上下顫動著的記錄筆，記錄這些反應。測謊經過兩個多小時才結束。

　　理查離開後，等候已久的刑警迫不及待地問測謊人員：「他有沒有殺他的太太？他有沒有承認？」

　　專家指著記錄紙上的曲線解釋道，「不論是主、次要相關問題，他都沒有說謊的跡象。」

　　「這表示他是在說實話嗎？」刑警問道。

　　「有這個可能，可能他並沒有殺害他的太太，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測謊專家表示。警方只有將海倫列為失蹤人口，暫時按兵不動。

　　但是，海倫的母親和朋友都認定理查嫌疑重大，他們向州檢察官富林尼根申訴，檢察長就請我協助調查這宗離奇的失蹤案。

　　我決定先讓州警政廳的測謊人員再對理查測謊一次。和上次一樣，理查仍舊矢口否認，測試結果也如出一轍。不過，這位有經驗的測謊專家指出，測謊反應「過度正常」，也許他太會說謊，所以沒有生理上的反應。

　　測謊這條路顯然無效，但是從結果過於正常以及他接受過情報訓練的背景來看，理查涉案的可能不小。我們便決定成立專案小組，將海倫失蹤一案查個水落石出。

第七節　七個小血跡

　　我們排除了海倫離家出走或私奔的臆測，認為最大的可能就是海倫要求離婚而遭理查殺害，所以，我們決定朝命案的方向偵查。

　　美國的刑事法要求檢方在正式起訴時，必須證實被告有犯罪事實。例如：起訴強暴案，必須要有被害者；如果是命案，必須先找出被害者的屍體。

　　如果海倫真的被理查殺害，她的屍體會在何處？我們認為只有兩種可能：第一是埋在地下；第二是丟到河裡，總之，人體不會被蒸發得無影無縱。通常來說，搜尋這類離奇失蹤案的第一站就是家裡，我們決定到理查的家裡搜查。海倫失蹤的一個月後，我們得知理查將帶小孩到佛羅里達州去度耶誕節，便向法官申請搜索令，並於耶誕節當天，全面搜索理查的住宅。一進門，我們就發現臥房和走廊的地毯都不見了，在理查的書房竟然有一個槍庫，存放八十多種槍枝彈藥，有手槍、長槍、機關鎗、火箭筒、手榴彈等等。此外，樓下的床、櫃及家具都曾移位。壁爐裡殘留的灰燼判斷不全是紙張、木材，有些是衣服纖維等材料。

　　我們決定先重建房屋的現場。現場重建時，必須先將凌亂不堪的家具、床櫃歸回原位，可是保姆已經回到蒙大拿，又沒有人熟悉理查家的擺設，情況有些棘手。

　　退而求其次之下，只有拿理查家的相簿試試看。相簿中果然有客廳、飯廳、起居室的照片，我們就按圖索驥將大部分的家具都放回原位。

　　這些家具上都沒有任何血跡或痕跡。保姆曾說重物落地的聲音來自臥室，臥室應該會有血跡。但是樓上三間臥室的地毯都不見了，找不到原先床組的位置；而且，相簿裡唯獨找不到臥室照片。

　　我們必須找到一位熟悉臥室擺設的人來協助重建現場，這個人就是海倫的好友──麗莎。當我們打電話給她時，她在電話一端表示曾和海倫一起布置臥室，也經常到他們家，因此對室內擺設瞭如指掌，但是，今天是耶誕節，她正忙著準備派對的餐點，要她過去幫忙會逼她發瘋的。我們只有派遣一名年輕英俊的刑警到府拜託，「美男計」終於奏效，麗莎最後首肯，願騰出五分鐘來幫忙，再回去準備派對和招呼客人。

　　一到了現場，麗莎馬上衝過來握住我的手，興奮地說：「您就是李博士吧！我看過很多您的破案新聞，啊，我一直想與您見面，真沒想到今天居然能和您握手……」

　　她馬上帶著我們一間間地說明家具位置。四個多小時後，我才提醒她道，「府上有派對，您離開這麼久，不太好吧？」

　　她反而很爽快地說，「李博士，我一直夢想和您一起破案，現在美夢成真，比招呼派對有意義多了，讓我老公去應付這些客人吧！」

　　多虧了麗莎，我們將房間裡的床具移回原位。主臥室的大床有兩層床墊，上面這一層是一張特大型床墊，下面這一層則由兩張單人小床墊拼合而成。就在下層兩個床墊外端有肉眼難辨的七點小血跡，要用放大鏡仔細查看才能辨認。這些血跡不像是經血，從形狀判斷是噴濺形的血跡。蒐集了這七點血跡後，我們再用聯苯胺處理床邊，馬上出現陽性反應，顯示這原來是血跡，但是曾用水清洗過。再仔細檢驗發現，這是自上而下的擦抹型血跡，血滴濺落的角度為十度，而且在不久之前被清洗過。

　　血跡化驗發現這都是體內血而非經血。血型分析為Ｏ型，與海倫的血型相同。

　　但是究竟這是新血跡抑或舊血跡？只有ＰＧＭ分析才能分曉。血液裡的ＰＧＭ酵素在一般情況下，最久可保持十三個星期，如果血跡內沒有ＰＧＭ，就代表這可能是十三個星期之前的血跡；經過化驗，血跡內果然有ＰＧＭ成分，證實為新鮮血跡。

　　血跡在下層的床墊外端，高度只有一呎多，這個地方怎麼會有血跡呢？如果被害者站著被擊倒，血跡落下的角度應大於十度。我不斷地在床邊推測，最後找出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害者第一次被襲跪倒，嫌犯再次出手，鮮血從被害者頭部噴出，有七小點噴到床邊，同時被害者倒地時頭部接觸到床墊，而形成了與地面夾角十度的血痕。

　　麗莎還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理查從來不洗衣服。但是，浴室裡所有的毛巾都洗過；洗衣機也發現了清洗過的床單、衣服等。聯苯胺噴在這些床單和衣服上，果然呈現藍色陽性反應，顯示這些衣服都可能沾過血液。

　　第二重要的物證就是房間的地毯。保姆曾說地毯上有一大塊污痕可能就是血跡，而理查很可能在事後就把地毯丟掉了。

　　我們估計地毯約九呎長，十二呎寬，便到附近的所有垃圾場尋找這種尺寸的地毯。刑警們找了十幾塊地毯，大小不一，臭味衝鼻，所有的地毯都攤在學校的運動場上，再以理查家中蒐集的地毯纖維比對這些地毯。偏偏徒勞無功。

　　麗莎還記得理查幾個月前買了一台長方形的冷凍櫃，體積很大，可以將整個人橫放在裡面。由於理查喜愛海釣，每次魚獲吃不完就放進冷凍櫃保存。冷凍櫃原來放在車庫內，現在也不翼而飛了。

　　我們覺得很失望，到目前為止，只有搜查到七點小血跡，我判斷臥室曾發生過打鬥，海倫也可能遭到不測，理查很可能涉案，但是，屍體哪裡去了？

第八節　戶外搜索

　　理查家中沒有海倫的屍體，難道他將海倫的屍體埋在地底？我們搜查他家後院，沒有任何挖掘的痕跡。不過，麗莎曾提及理查在附近有一塊二十六英畝的土地，我們立刻出動大批警力搜索這塊空地。除了用特殊訓練的警犬辨別屍體的氣味外，隨同警員再以穿透地面的雷達偵測地底是否曾被翻動挖掘過。

　　同時，我們還派出飛機在上空用紅外線偵測屍體腐化過程中散發的熱能，以斷定地底是否藏有屍體。飛機還自空中拍攝許多照片，可以查看哪裡野草長得最茂盛，假如海倫埋屍於一個多月前的話，埋屍之處草叢一定長得十分茂盛。

　　經過許多搜索都無功而返，海倫藏身空地的假設也因而破滅，專案小組的士氣也更加低落。

　　情緒跌落谷底時，工作人員必須重新組合、打氣再檢討。經過多次商討，我們決定尋找目擊證人，便在理查家附近設置路卡，詢問每個駕車經過的人，在十八日及第二天晚上是否看到任何可疑的車輛和行人。

　　皇天不負有心人，經過半天的攔路查詢，一位駕駛鏟雪車的司機表示在二十日的清晨三時三十分左右，風雪很大，他忙著剷除道路積雪，碰到一部小卡車，車後拖著一台碎木機，車速匆忙；由於鏟雪車將道路攔住，卡車司機便很生氣地叫他滾開，還對他豎中指。鏟雪車司機說，他當時覺得很奇怪，因為風雪這麼大，又逢感恩節假期，路上都沒有車，這個人怎麼會拖著一台碎木機趕路。

　　據描述，這台碎木機很像一輛小型垃圾車，與普通家庭所使用的碎木機不一樣。一端是個斗型入口，另一端則有一個高高揚起的碎屑排出口。將樹枝木棍等雜物從入口處送入，機器就會將之碾碎、切割再粉碎為碎屑，從另一端的出口快速彈出。

　　刑警拿出理查的照片請他指認。「就是他，他對我比中指時，還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絕對不會看錯的。」司機很肯定地回答道。

　　刑警再問道，「當時這個人朝哪個方向開去？」

　　「好像是沿著河邊道路往西開去。」

第九節　碎木機的預感

　　沿著河邊道路往西走，有條叉路到森林裡的約爾拉湖。其實，約爾拉湖並不是一個真的湖，而是一條河，流到該處河面變寬，河底變深，形成一個兩邊開口的湖面，河面上還有一條橋，風景十分優美，是個度假的地方。

　　為什麼理查在大風雪中拖著一台碎木機朝湖邊去呢？突然間，我腦中有種預感，該不會是理查用碎木機來滅屍？

　　走遍世界各地，我都沒有聽說過用碎木機滅屍，這難道是全球首宗碎木機滅屍案？我心裡一面納悶，預感卻越來越強烈──非常有可能的。

　　我們將調查的重心轉移到約爾拉湖，集中火力在這台碎木機上。從鏟雪司機的描述中，我們知道這是台大型的商用碎木機，當地只有幾家公司出租這種碎木機，我們很快就找到一家在新鎮附近的出租公司，也發現理查在海倫失蹤前的一個多星期租了一台碎木機。

　　接著我們找到了理查退還的碎木機，並且查詢理查租借的經過情形。這家公司的經理表示，理查來租碎木機時，他就覺得很奇怪，因為理查既非園丁也不是清潔公司，再加上感恩節假期快到了，怎麼會在這個時候來租機器呢？

　　經理說，理查租了約有一個多星期，在感恩節過後的幾天才將碎木機送回公司。送回來時機身上下非常乾淨，一般機器送回時都是需要再清洗，但是這台碎木機看起來一塵不染，就像用蒸氣清洗過一樣。

　　我派了兩位偵查人員去檢查這台碎木機，結果找不到任何證據或線索，可見清洗得多麼徹底。這條線索就算走到了死胡同裡。

　　此外，經過尋尋覓覓，我們也找到了理查用來拖碎木機的小卡車，小卡車內也找不到任何血跡或其它蛛絲馬跡。

　　我在康州最嚴寒的元月重返約爾拉湖，湖畔綿延二、三十哩，是一個很大的區域，風雪交加，地面積雪厚逾三呎多。白雪皚皚，讓人想到媒體天天都在炒這條新聞，而我們手上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與線索，壓力排山倒海而來，我不禁望湖興嘆。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海倫失蹤的關鍵就在湖畔，碎木機在彈拋屍屑時，一定會在湖邊留下一些碎屑。「融雪蒐集證據！」我下定了決心。

　　我們知道，這台碎木機在排出碎屑時大概會拋出到十五呎之外的地方。像理查這樣一個前中情局人員一定會在湖邊找地方停放碎木機，地面平坦，距離湖面不超過十五呎，而且中間不能有樹木或其它障礙物。

　　根據這些條件，我們找出八個可能停放碎木機的地方加以融雪。過程困難重重，進展緩慢，工作了一個多星期，才融了兩個地方，而且都一無所獲。接著，偵查人員在第三個地方發現了幾片碎骨，專案小組馬上振奮起來，架起了帳篷，開始駐營搜索。遠遠望去，好像是一個考古挖掘場所，偵查人員按照順序一塊一塊地融化積雪，清除地面上的雜物，再將泥屑放到紗網上沖洗過濾，再收集起來。這些都是重複性的程序，十分枯燥乏味，有時做了幾個小時的白工，有時找出一小片碎骨，大家的精神又馬上振作起來。

　　雪地工作非常困難，在雪中尋找一兩個小時後，手就開始凍僵，儘管有暖氣機，仍難抵抗嚴冬積雪，我們每天從早到晚，工作十多個小時，回到家時雙腳都麻痺了，要用溫水泡一個多小時才能恢復知覺。

　　我們動員化驗室所有的人員，再加上新鎮警察局及州警政廳的刑警，一共幾百人，輪流在湖邊融雪蒐集證據。同時，我也組織了十四位法醫及人體骨骼專家作為我們專案小組的顧問。

　　三個星期後，我們找到了一顆牙齒，這是顆做過多次修補的牙齒。我們馬上找到海倫的牙醫，調出了她的就醫檔案，發現檔案內有三張全口牙齒的Ｘ光照片，分別是攝於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和一九八六年。現在只找到一顆牙齒，只有另闢蹊徑，將這顆牙齒旋轉三百六十度，每轉一度拍一張Ｘ光照片，一共拍了三百六十張，再與原來的全口Ｘ光片對比，果然，這顆牙齒就是海倫的牙齒。而從其斷裂的痕跡判定，這顆牙齒並非自動脫落的，而是被外力擊斷或被碾磨過。

　　我們繼續搜查，陸續有所斬獲，共找到五十六塊骨頭碎片，這些碎片都只有四分之一吋左右大小，四邊都有多面形的切割痕跡。我推斷這種切割痕跡強烈顯示屍體經過碎木機切刀裝置磨碎，並且只有經過大型的碎木機內八到九塊刀片的切刀裝置切絞，骨頭碎片才會呈現多面形的切割痕跡。為了進一步確定這些骨片是屬於海倫的，我們決定使用當時最先進的鑑定技術──ＤＮＡ鑑定技術來確定骨片的真實面目。

　　被大眾簡稱為ＤＮＡ的鑑定技術，正式名稱為去氧核醣核酸鑑定法，利用生物體內的遺傳物質去氧核醣核酸組合以進行辨識。ＤＮＡ是細胞內的「遺傳密碼」，一半是來自母親，另一半是來自父親，除非是同卵同精雙胞胎，否則每一個人的ＤＮＡ都不同，因而可以作為人身識別的重要證據。但是困難之處在於解讀密碼、檢驗和確認這些遺傳基因等。

　　一九八四年，英國里斯特大學的遺傳學家亞歷克．杰佛里斯等人發明了一種檢驗ＤＮＡ的技術，稱為「抑制片斷長度多型性圖譜」（英文簡稱為ＲＦＬＰ）。先在ＤＮＡ分子中加入分解酵素，經過電泳凝結成長短不一的凝膠；再與放射性同位素探針混合，製成Ｘ光片感光。這種Ｘ光片上記錄了許多長短不一的ＤＮＡ圖紋，就像商品上的電腦條碼，可以辨別不同的遺傳因子。一九八五年，杰佛里斯在英國成功地運用這項技術鑑定親子關係，而開始受到法律界的重視。

　　後來，又出現另一種鑑定ＤＮＡ的方法，即聚合酶連鎖反應（ＰＣＲ），所需要的ＤＮＡ量驟減，可以用來分析少量生物性證跡。

　　一九八五年八月，國際刑事遺傳學會的第十一屆年會在哥本哈根召開，美國紐約生命遺傳公司的貝爾德等人發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們不僅能以新鮮血液確認ＤＮＡ，還可以確認存留三年之久的舊血痕內之ＤＮＡ，ＤＮＡ技術又往前推進一大步。

　　之後，經過刑事鑑識界及生物化學界不斷地努力，我們已經可以從血液、血跡、精液、精斑、人體組織細胞、骨骼、器官及帶髮根的頭髮等分離出ＤＮＡ。但是，淚液、汗液、血清及其它不含細胞核之體液，就無法進行ＤＮＡ分析。

　　一九八九年，我參加了國際刑事科學協會的十位專家研究小組，探索ＤＮＡ在刑事鑑識上的實用性。一九九一年，我們這個專家小組經過各種研究和實驗，提出正式報告，指出：在嚴格的監督下，及依循一定的科學程序，ＤＮＡ鑑定結果是十分可靠的，可以視為偵查案件的一大利器。

　　在這份研究報告問世後不久，美國國會組織了一個十一人的ＤＮＡ鑑定研究委員會，其中包括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生化學家、聯邦法院大法官等，我是委員會中唯一的華人與唯一的刑事鑑識專家。我認為ＤＮＡ鑑定是目前最可靠的人身鑑定工具，並全力推動司法界接受其鑑定結果。委員會為ＤＮＡ的檢驗程序制定出具體的規則，設定了操作標準，法院也同意接受ＤＮＡ作為審理證據。

　　可惜ＤＮＡ分析在海倫的案子上沒幫上忙。因為海倫的父親已經去世，只能對比母親這邊的遺傳基因，然而，每個人的ＤＮＡ都是由父母雙方的遺傳物質組合而成，缺乏任何一方都無法確定其ＤＮＡ的成分，縱使從出土骨片中分離出海倫的ＤＮＡ，也無法進行對比。

第十節　湖底證據

　　在湖邊融雪收集證據的同時，我們還派出蛙人到湖底打撈，尋找更多的證據。有一天我為另一宗案件出庭時，突然有緊急通知，說是在湖底找到了大塊骨頭。

　　我趕緊趕到現場，蛙人已將一塊大骨頭打撈上來，一塊大腿骨，很粗，但是不長。我一看，便跟刑警們說：「從這塊骨頭來看，這應該是個女的，體重在二百八十磅到三百五十磅間，而且體毛很多。」他們聽了面面相覷，我就進一步解釋，這不是人的骨頭，可能是牛或鹿的骨頭。後來將湖中的其它骨頭組合起來，果然是一隻鹿。大夥的失望不在言下。

　　過不了多久，又有一位蛙人報告說，他們在湖底找到一把電鋸。找到一把電鋸實在不稀奇，偵查人員正打算將電鋸丟回湖中，但是，我腦中靈光乍現，會不會是理查先用電鋸將海倫屍體切成幾段，再送入碎木機內。我決定將電鋸拿回化驗室檢驗。

　　我們在化驗室裡將電鋸拆開來，發現上面的產品編號被磨掉了。我們決定用電解法來重現編號；先用砂紙磨平，再塗上化學試劑，果然立即顯示出一串號碼：E5921616。這個號碼讓人過目不忘，我們馬上將產品編號拍下存證。

　　有了產品編號，就有了新線索，循線追查下，我們發現這把十分昂貴的電鋸生產於密西根州，出廠後由新澤西的經銷中心批發到新鎮的一家電鋸中心。刑警馬不停蹄找到了這家電鋸商店。卻發現老闆患了心臟病，正在醫院等候開刀。我們在病床邊問老闆是否記得將這把電鋸賣給誰，老闆搖了搖頭，卻輕聲告訴我們，他有保留存根，我們不妨到他店內貨倉的一個鞋盒裡找找。

　　我們馬上到商店將鞋盒找到，一張張的查對存根。果然找到一張理查購買電鋸的信用卡賬單，上面寫著售價美金六百四十六元。

　　當刑警詢問理查是否買過這把電鋸時，他狡辯說，「是的，電鋸是我買的，但是在兩個月前被偷走了。」

　　我們並不相信理查講的是真話，因為我們在電鋸裡發現了人體組織，進一步檢驗證實為手掌的皮膚和肌肉，同時，其血型為Ｏ型──與海倫的血型相符。

　　另外，我們也在電鋸內發現一些微小毛髮，經過高倍的顯微鏡檢驗，顯示為白人的頭髮，並且是染過的頭髮。海倫生前曾經染髮，她總是先漂白後再染成金色。

　　同時，湖旁的融雪小組也找到了十八堆頭髮，一共有兩千六百六十根，這些頭髮都來自同一個人的頭上，有拉扯及切割過的痕跡，而且這些頭髮也都是染過的。

　　但是如何對比電鋸裡和湖邊的頭髮證據呢？如何確定這些是海倫的頭髮呢？

　　我決定重回海倫家中搜索，我找到她生前用過的梳子。在她的皮包裡有一把梳子。梳子可能是海倫的，但是，梳子上的頭髮究竟是不是她的呢？該如何比對呢？在刑事科學上，我們不能用「未知」來比對「未知」，要用「標準」來比對「未知」。我靈機一動，決定以湖畔蒐集的頭髮為「標準」，因為湖畔的頭髮計有兩千六百六十根，數量很多，又自然組成十八把，再加上頭髮上的染色劑與海倫用的染色劑成分相同，因此相當可靠，然後，以梳子的頭髮作為「未知」加以比對。比對結果，這些頭髮果然都是海倫的頭髮。

　　不久，我們又在湖邊現場找到一個假牙的牙架，假牙架上的微物證據分析與牙醫診所的記錄顯示這是海倫口中的假牙架。

　　融雪行動進入第四周時，我們找到了一根殘缺的手指，手指上只剩下帶指甲的一邊，指紋被切掉了，可是，指甲上搽有粉紅色的指甲油；經過化學分析及比對，殘指上的指甲油成分吻合海倫梳妝台上的某一瓶指甲油，而這瓶指甲油也是粉紅色的。

　　同時我們還發現一些藍綠色的合成衣料纖維，由棉花和人造絲混紡而成，保姆曾說過，感恩節當天晚上，海倫穿的是她最喜愛的藍綠色睡衣。我們推斷這些纖維就是海倫的睡衣。

　　現場還找到幾片碎紙，隱約可見「海倫」和「克拉夫茲」的字樣，像是個破碎的信封。很可能是信封放在睡衣的口袋中，和屍體一起進入碎木機內，卻沒有被完全磨碎。此外，最後還撿到一些類似女用內褲的纖維，經過比對，也證實是屬於海倫的。

　　雖然沒有海倫的完整遺骸，但是在我們找到的五十六塊碎骨中，包括了一塊頭蓋骨、一塊面頰骨、幾塊手指骨及幾塊腿骨，此外，還有兩千多根頭髮、一顆牙齒、一副假牙架、半個指頭。總之，我們共收集到千分之一個人體的物證，但是經過五千多項檢驗證實──這些碎骨都屬於同一個人，並且任何人缺乏這些骨骼及肌肉都不可能存活。檢察官認為證據充足而逮捕了理查。

　　理查在刑警拘提時，只不屑地講了一句話，「你們說人是我殺的，有本事就證實給我看。」

第十一節　法庭審判

　　很快就要開庭了。我意識到在法庭上有個很大的問題，如果辯護律師問我，假定海倫是被碎木機滅屍的，你將如何證明？

　　我們的案件重點是碎木機滅屍，要進行比對，必須切碎一具類似的屍體。我們本來下決心以無名屍作試驗，卻基於人道立場而中止。退而求其次之下，我們只有改用一頭豬，因為人體和豬體有很多相同之處，同時，為避免保護動物組織人士抗議與新聞媒體渲染，我們只有到深山野谷進行實驗。

　　剛開始，我們估計碎木機彈拋距離是十五呎，我將車子停得遠遠地，但是，許多刑警好奇心旺盛，都將車停在附近，以圖親眼目睹。

　　我原來以為一百多磅重的豬，至少要花十幾分鐘才能磨碎；誰知道，開機後一瞬間，轟隆數聲，這頭大豬在兩分鐘內就灰飛煙滅了。

　　碎屑彈得老遠，週邊停車走避不及，接下來兩個多星期後，這些刑警車上的豬肉碎屑還是清晰可見。

　　經過比對，碎木機彈出的豬骨碎片與湖邊現場的人骨碎片形狀完全一樣，呈現多邊切割的痕跡。

　　然而，頭髮經碎木機切磨後又是什麼樣子呢？豬鬃與人髮完全不一樣，不能作為比對標準。窮極生變之下，實驗前的一天，我正在書房裡盤算，到哪裡找這麼多的頭髮，女兒孝美剛好進來，長髮飄逸，我靈機一動跟她說，「孝美，你留短髮比較好看。」

　　「真的嗎？但是媽媽說我留長髮比較好看。」

　　「我是男生，從男生的眼光來看，你留短髮會更清爽，而且，我還可以幫你把頭髮剪得美美的。」我回答道。

　　「真的？那你就幫我剪短些吧。」她果然中了我的計。

　　我拿起剪刀，咔喳幾聲，就收集到我需要的頭髮。

　　第二天，我興高采烈正要出門，沒想到妙娟一早發現女兒頭髮剪短了，馬上聯想到我的實驗，她還沒來得及問我，我便趕緊駕車離家。

　　我將孝美的頭髮放入碎木機內，經過切刀裝置絞切的頭髮果然留下拉扯的痕跡，與湖畔蒐集的頭髮一模一樣。出庭時，在專家證人席上，檢察官問我用來作為比對的頭髮從何而來？當我從實招來時，陪審團都笑了起來。

　　我出庭作證了六天半，經過兩個多月的交叉盤問，終於要由陪審團作出裁定。陪審團經過多天的磋商，在裁決的當天中午，一位陪審員午餐後就循跡無蹤，只剩下十一位陪審員。法官宣布審判未結束而無效，三個多月底辛勞就這樣白白浪費掉了。

　　這宗無屍的命案涉及前中央情報局人員與外遇事件；審判期間，又傳出理查的前妻，一名菲裔女子也憑空失蹤未獲。經過媒體的詳細報導，案情已升高到全國性的關注；此外，海倫家世顯赫，這宗謀殺案更成了歐洲的頭條新聞，康州新鎮更揚揚沸沸，無人不曉。在第二次審判前，法官為維護公正裁決，便將審判移到他市進行。

第十二節　現場重建

　　一年後，我再次出庭作證。這次出庭時，警大校長顏世錫博士正好赴美訪問，也去法庭旁聽。主審法官龐貝特別向顏校長致意，並介紹給採訪媒體：「這是李博士母校的校長。謝謝警官學校給美國培育了這麼優秀的專家。」檢察官最後問道：「李博士，綜合所有證據，你能否推測出海倫被害的經過？」

　　陪審團聽了幾天乏味的科學證據分析，現在一聽我要重建第一現場、解開謎底時都豎起了耳朵。我一邊展示幻燈片，一邊述說海倫的最後一晚：

　　十一月十八日晚上七時，克拉夫茲一家吃完了晚餐，保姆外出約會，海倫幫小孩洗澡。

　　八時，小孩子上床睡覺。海倫到了臥室，換上了她最喜愛的藍綠色睡衣，順手將一封信放入睡衣口袋內，準備躺在床上看信。此時，理查進入房間，兩人為離婚發生爭執，海倫轉身不理會理查。

　　理查順手拿起重物，可能是球棒，也可能是警用的手電筒，悄悄地走到海倫背後，用力一擊，這一擊將她打倒跪在地上，理查再補上一擊，海倫頭部血流如注，並有七點血跡噴到床邊，同時她在重創後頭部著地，摩擦到床邊，留下了擦抹型血跡。

　　海倫倒地後，理查將海倫的屍體用床單包起來，放入車庫內的冷凍櫃內。隨後，再用浴室的毛巾清洗地毯上的大片血跡。

　　第二天十一月十九日清晨，他支開小孩和保姆，開始毀滅證據，先找一輛小卡車來拖先前租好的碎木機，回到家後，將染有血跡的地毯全部捲起丟棄。

　　然後，十九日深夜，他將冰凍的屍體搬上卡車，拿出幾個月前購買的電鋸，以及車庫內的一些木材，開車朝約爾拉湖駛去。

　　到了湖邊，他將碎木機停在一個接近湖中央的空地，他先用電鋸將海倫的屍體分段鋸開。由於屍體已經凍僵，沒有任何流動的血液，因而現場沒有找到任何血跡。

　　隨後，理查開動碎木機，將肢解的屍體連同一些木材一起放入碎木機內粉碎。碎片被拋到湖中央，但是一些骨頭碎片和頭髮依然留在湖邊。

　　在粉碎完所有的證據後，理查將電鋸的編號磨掉，然後將整把電鋸丟入湖中。
　　接著他趕回家，繼續毀滅家中所有的證據，並將海倫的汽車停到飛機場，以轉移警方的目標……

　　他滿心以為自己是個經過特殊訓練的情報人員，而這是一個精心策畫，天衣無縫的滅屍計畫，但是沒有想到我們能利用科學方法，用身體的千分之一的證據逮到他。

　　第二次的審判時間較短些，只進行了一個多月，我作了五天半的專家證人。陪審團經過幾個小時的磋商後，很快地作出了裁決。雖然理查始終不肯認罪，但是在這些科學鐵證下，陪審員裁定理查謀殺太太海倫的罪名成立，他最後被判五十年徒刑。

第四章　世紀大審判

「我今天坐在這裡接受訪問，假設在訪問中，您那美麗的頭髮不知何故沾到我的褲子上，回家後，我太太發現我褲子上有頭髮，拿到化驗室去鑑定ＤＮＡ，結果證實是您的頭髮。然後她就查問我今天跟您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責問我為何您的頭髮會跑到我的褲子上來。啊哈，我就有大麻煩了！……」

第一節　學無止境

　　我這一生處理過無數命案，但是歸結起來這些命案的動機無非是七種：仇殺、情殺、謀財、吸毒酗酒、政治糾紛、爭權奪利以及神智失常。現代的社會中，人倫道德不張，家庭制度遭到破壞，功利主義愈見深重，凶殺案件也愈來愈多。目前美國每年就有二萬三千多宗命案，每半分鐘就發生一宗搶劫案，校園暴力案件頻傳，究其因，是因為美國社會教育和文化傳統脫節之故。

　　例如，美國社會過份講究自我獨立，小孩從小就以自我為中心，沒有中國文化傳統中相讓及相忍的文化。在長大後，一旦利益受到侵犯，動輒使用武力及暴力來解決問題。此外，美國的小孩從小就看暴力新聞和暴力電影與電視節目，以為殺人非常容易，且毋需承擔任何責任；加上半數家庭都有離婚紀錄，許多小孩在破裂的家庭中成長，缺乏道德教育，精神生活失調，再者美國社會毒品氾濫，所以引起這些社會問題。

　　要改善一個社會的治安問題，必須要從青少年的教育著手。儘管我開會演講的行程都要在兩、三年前預先安排，但是每年我都會安排四場對中學生的演講，到各地的中學鼓勵學生珍惜自己的學習環境，努力向上，力求對社會及人類有所貢獻。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電話，原來是我讀大學時一起在實驗室做助理的老同事。年輕時，我在大學半工半讀，白天在實驗室工作，晚上上課。實驗室有兩位同事，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黑人，他們看到我白天晚上忙碌不停，週末從不休息，都勸我說：「亨利，何必這麼賣命？為什麼不學我們這樣，下班後到酒吧喝喝啤酒，週末看場球賽？人生何其短，為何不享受一番？」我回答說：「現在不努力，老大徒悲傷呀！」

　　後來，我陸續拿到學士學位、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他們依然在實驗室裡洗儀器；十年後，我擔任教授，他們仍在實驗室清洗儀器；二十年後，我偵辦了許多案件，擔任系主任及康州刑事化驗室主任，他們兩位仍在原來的實驗室清洗儀器。

　　打電話來的是這位白人老同事，已經六十三歲了，他後悔地向我表示：「亨利，您當年講的話很有道理，現在我也想和您一樣拚個博士學位，您的看法如何？」

　　我笑著跟他說：「我對我的所有學生，不管年紀有多大，都說學無止境，鼓勵他們努力讀書。但是您的情況有些特別，您已經浪費了大半輩子，現在要從頭開始，為時已晚，您最好看破算了。」

　　「但是，看破也不行，我現在洗儀器也洗不動了，記憶力也不行了……」他後悔地說，「早知道當年就和您一樣少看場球賽，少喝幾瓶啤酒，多念點書。」

　　還有一次，我到加州爾灣的一所私立貴族學校去演講。在演講前，該校的學生會會長帶著我們參觀各項校園設施。在參觀過程中，這位會長表示，他明年就要畢業，自己對戲劇表演非常感興趣，但是覺得念大學沒意思，因為大學學不到任何東西，況且功課太重，太辛苦。

　　我跟他說人生就如搭乘火車一樣，經過大學的訓練，就等於取得進入火車月台的門票，但是最終要上哪一班火車，要往哪一個方向，畢業後的發展如何等，都需要自己作決定，但是如果沒有大學的教育，你連上車的機會都沒有。

　　我說，世上十大死因中包括心臟病、癌症等等，努力工作則不包括在內。只有懶惰會永遠拖住你的後腿，如果你不去努力，你永遠無法達到目標。

第二節　時間哲學

　　除了辦案、四處演講外，我擔任十多家科學期刊的編輯，發表過三百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二十本學術著作。此外，我還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與醫學院，紐海文大學、東北大學、康州州立大學法學院、北京人民大學、瀋陽刑警學院、西安醫學院等十五所大學院校教授刑事科學課程。許多人問我，怎麼會有這麼多時間來做這麼多的事情。

　　我跟他們說，上天是很公平的，不管你是富人或是貧民，不管你是在社會上的顯貴名流，或是販夫走卒，每個人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個小時。成功的關鍵在於你是否能善用這二十四個小時。有些人用大部分的時間去喝酒、賭博、尋歡作樂、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一些人則努力工作，求學上進。歷史告訴我們，成功的人必須充分運用時間，用大部分時間去工作。如果我每天都比別人多做五個小時，那麼我每年就多出兩千多個小時。

　　你怎麼可能比別人多出五個小時呢？許多人都會納悶。根據一項生活方式調查，普通的美國人每天僅工作四個半小時，休息與睡覺共九個小時，吃喝用去三小時，家庭瑣事花兩個小時，其它活動浪費掉五個半小時。我們每年共有八七六○個小時，其中工作用了一六四二個小時，吃喝花了一○九五個小時，家庭瑣事花了七三○個小時，睡覺用了三二八五個小時，無所事事則浪費掉了二○七五個小時。

　　假如我們每天不浪費掉五個半小時，再少睡兩個小時，吃喝再少用一個半小時，那麼我們一年就能節省三二八十五個小時。如果將這些節省下來的時間用在工作上，你一年就能比別人多做出兩年的工作。

　　其實，我每天都工作十五到二十個小時。每天早上約五點鐘我就起床，先閱讀一些與法庭及科學相關的文獻，在六時上班。到辦公室後，我先處理一些日常公務，然後與檢察官、警察或其他有關人員開會討論。如果有案件需要審判，我必須在十時左右到法庭，有時可能在法庭上待上一整天。如果沒有審判，我就在化驗室進行檢驗或繼續與相關人士討論案件證據及檢驗進展；下午五時許大家下班時，我才開始進行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到了晚上，我要趕到大學去講課；晚上十一時回家就算很早的。此外，我還要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待命，隨時準備到案發現場去勘查。

　　許多同事看到我每天的行程都覺得吃不消，有人覺得我很敬業，有人說我是工作狂，也有人認為我是傻瓜。不過我覺得自己能勝任這麼多的工作，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早年在中央警官學校嚴格的訓練，養成早起晚睡的習慣；二是我不斷訓練自己的思維能力。在大學期間，我就能邊看書、邊看電視、邊聽音樂、邊照顧小孩，現在我可以同時與三個人講話，而腦裡還可以思考其它案件。但是當我要全神貫注時，我也可以摒除一切雜念。

　　我認為人的大腦大概可分成幾個區域，每個區域都可以思考不同的事情，而需要集中思考時，這些區域又全力合作，共同思考一件事情，這種分工合作，一心多用的方式可以提高大腦的工作效率。

　　幾年前，我應邀參加在歐洲舉行的一個刑事科學國際會議，在會議中擔任主講人，與會者都是來自全球各地的刑事科學家，他們經常看到我在刑事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以及一些由我編寫的刑事科學教科書。我在會場出現時，幾位與會者跑來跟我說：「李博士，您出版了這麼多的著作，偵辦了這麼多的案件，我原本以為您一定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真沒想到您看起來還這麼年輕。」

　　於是，我便開始解釋每年節省三二八五個小時的方法，笑著跟他們說，如果我們這些德國朋友每天少花點時間喝啤酒，我們英國的朋友少花些時間喝下午茶，他們的工作成效，一定比我更可觀。

第三節　人生的目標

　　有些朋友看著我到處奔波，終日為講學及辦案忙個不停，到世界各地去偵辦案件，四處演講，傳授刑事科學新知識及教育下一代，他們會問我，「李博士，您一生這麼忙碌，為的是什麼？」

　　許多人都知道我並不是為了錢。我將大部分的額外收入如雜誌編輯、寫作、演講、專家證人出庭費等捐給化驗室或大學，為化驗室增添儀器，為興建化驗室大樓籌集經費，替大學增設獎學金，同時還出錢出力資助一些中國學生到美國學習刑事科學。到目前為止，已有數百位台灣及大陸的鑑識科學及刑事偵查人員到我身邊學習，為提升海峽兩岸的刑事偵查能力，盡一份力量。此外，尚有數千百位其他國家的鑑識及偵查人員到康州培訓。

　　有一次，阿拉斯加一個名叫伯靈的小城市的警察局長寫信給我，聲稱該市接近北極圈，風景十分獨特，尤其是永晝的北極風情，令人終身難忘，當地還有商場、博物館，許多遊客前往觀光，但是該市的治安很差，經常有人在喝醉酒後打架鬧事、強姦婦女，同時還有一些命案，然而由於當地警察對刑事案件的處理沒有經驗，現場處理不得當，許多案件都無法偵破；他聽警察同行說李博士是刑事偵查的權威，於是冒昧邀請我和太太一起到該市參觀，體驗一下北極的風情，同時培訓當地的刑警。

　　我剛好另有一個案件要到阿拉斯加，便回信表示願意順道到伯靈去觀光及培訓刑警。這位警長便興高采烈地安排我的行程。

　　到了安克拉治機場而要轉機到伯靈時，接機的聯邦調查局專員聽說我們要去伯靈，不解地問道：「伯靈？你們真的要去伯靈？」

　　安克拉治並沒有直飛到伯靈的飛機，於是我們先乘坐三個多小時的飛機到一個較大的城市，伯靈警察局局長開著他的四人座小飛機來接機，在這架顛簸不定的小飛機上，我們提心吊膽地度過了兩個多小時。

　　終於到達了伯靈。一下飛機，一股魚腥味沖鼻而來，我們猜想可能機場附近就是魚市場。小城市沒有旅館，警察局長安排我們住在他家，魚腥味並沒有減弱的跡象，我和妙娟都開始有噁心的感覺，局長帶歉意地表示，整個小城市都是這種魚腥氣味，這裡的居民都習慣了，並不覺得奇怪，過兩天我們就會習慣這種氣味。

　　儘管是晚上十一時，天空依然很亮，我們決定到小城走一走，發現這個小城離海洋很近，魚群眾多。到了鮭魚季節，居民只需要用鐵叉往河裡一丟，拿起來就是一大串魚，道路兩邊經常可以看到堆成小山的魚。這裡的居民生活十分安逸，大家沒有事做，整天就喝酒，打架鬧事。

　　第二天，來自數百哩之外的十幾位警長陸續開著小飛機趕到了警察局，局長怕妙娟閒在家裡無事，便安排他的夫人帶著妙娟到當地的商場和博物館參觀；既然已經來到此地，我也計畫第三天有空也去參觀博物館，了解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

　　伯靈的警察從來沒有受過任何的偵查訓練，也從來沒有聽過ＤＮＡ鑑定這類的刑事偵查方法，我花了很長時間逐一解釋刑事偵查工具和方法，這些警員很認真，不懂就立刻發問。

　　妙娟將一天的參觀計畫安排得滿滿的，沒想到過了兩小時就結束參觀活動。一見到我，她就抱怨說：「我們這次受騙上當了，根本沒有商場，只有一個小型超級市場，東西離奇地貴。博物館是個大笑話，設在學校教室的後面，只有一個小房間大，裡面的魚腥味比外面還重，差一點要嘔吐，城裡的人看到我這個會說英語的東方人，就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樣……」

　　第三天，局長想請我參觀當地的商場和博物館時，妙娟連忙阻止。聽了妙娟的經歷，我一點興趣都沒有了。我對他們說，繼續培訓吧。

　　到了第四天，發現無事可做，我便主動表示可以到當地的學校去演講。沒想到整個城市的居民都湧到學校來，我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聽眾都不肯離開，反正在這個小城沒有什麼地方可去，又沒有事可做，我就一直演講下去，這可能是我發表的最長的演講。他們紛紛表示這是他們一生中最精采的娛樂活動，比任何電影和電視節目還精采。

　　警察局長很好客，在我們離開時，特地將他家珍藏多年的一個麋鹿頭送給我。這個麋鹿頭很大，兩邊鹿角往外伸，比我雙臂平伸還長。局長稱，這頭麋鹿是當地有史以來獵獲的最大獵物。

　　局長開著小飛機將我們送到安克拉治機場。到了安克拉治，呼吸到沒有魚腥味的空氣，覺得格外清新。道別時，局長遞給我一封信，叫我上飛機後才看。

　　我們要將這個麋鹿頭託運回康州時，費用是五百多美元，我和妙娟的飛機票才三百多美元，這個麋鹿頭比我們兩人的機票還貴，不託運丟在機場又可惜，再加上又是局長的一番心意，我決定花五百美元的託運費。原來就覺得上當受騙的妙娟，得知我花這麼多錢託運這個死掉的麋鹿頭回康州，更生氣，掉頭不理會我。

　　上飛機坐定後，我嘆息一下，心裡想，總算完成這次「難忘」之旅。我突然想起局長的信，便打開看個究竟。

　　「親愛的李博士和夫人：

　　二十多年前，我派駐伯靈這個小鎮，二十多年來，沒有人關心我們這個小鎮，我知道天下沒有人關心我們這個邊遠小鎮，但是我也知道沒有我們執法人員，這個小鎮將會在地圖上永遠消失。多少年來，我為這個小鎮操心，我變得很傷心，很絕望，直到你們的出現。

　　我心裡很不安，將你們騙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但是你們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了希望。您不僅給這些犧牲了寶貴青春的警員打氣，也為我們這個自暴自棄的小鎮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是不容易動感情的人，但是看完這封信，我的眼睛濕潤，鼻子變酸。我將這封信交給旁邊仍在生氣的妙娟。她拿起這封信看了又看，忍不住哭了起來。

第四節　勝與敗

　　有朋友認為我馳名於刑事界，並且在康州當地的聲譽及形象都甚佳，便勸我出馬競選康州州長或國會議院。我雖然關心政治，也全力支持在美華人參政，提昇華人的政治地位及形象，但我畢竟是個科學家，我希望能在短暫的人生中於刑事科學方面有所作為。

　　我時常在想，人生短暫，在奮鬥階段需要有衝勁；而在人生頂峰時，要有勇氣，不能迷戀於權利和榮譽。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我所主持的康州刑事化驗室已成為全球最先進的刑事化驗室，一九九七年，實驗室全新的大樓落成，在同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康州議會通過一項議案，批准設立「李昌鈺法庭科學研究院及其博物館」。我心裡想，自己很幸運，許多心願都達成了，也該是引退的時候了。

　　我原來計畫在九八年十月間退休，但是現任州長羅蘭正面臨著強勁的對手，競選的重要議題就是社會治安，羅蘭州長為表示他在維持治安方面的決心，一定不讓我退休，他曾多次找我，希望我能出任康州警政廳長一職，主管全州十三支警團隊、二十多個特別治安緝毒偵調單位、國民兵部隊、消防單位等，掌管這個每年預算上億美元的執法機構。

　　我喜愛偵查案件，手上還有四百多宗從中古時期到現代的刑事案件有待處理，但是在羅蘭州長的懇求下，我頗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覺，只有在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答應出任警政廳長一職，州長怕夜長夢多，當天馬上召開記者會，宣布這一消息。七月一日，我正式出任康州警政廳長。

　　雖然我是有點被迫入閣的感覺，但是自己明白身為全美首位華裔，也是首位亞裔州級警界最高職位人士，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華人的形象。我想暫停在刑事科學方面的研究，用實際行動來改變美國主流社會對我們華裔的刻板看法，這也是一宗十分有意義的事情。雖然出任警政廳長後行政事務很忙，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兼任的化驗室主任的職責，等完成了州長所交下的差事後，我一定會重返化驗室。

　　在出任警政廳廳長後，我得知印尼華僑在暴動中遭到攻擊，而且不少華裔婦女被強暴，我很氣憤，因為我曾在東南亞居住過，親身體驗華僑被排擠、歧視的痛苦。我馬上以康州警政廳廳長的名義寫信給印尼的警方，要求警方對這些侵犯華裔權益的案件展開調查，此外，我還發動朋友連署簽名，向印尼政府施加壓力。

　　許多報紙都將我描述為生活和事業上的勝利者。在紐海文大學畢業典禮致詞時，我談起我對生活的勝者與敗者的見解。我說，勝者與敗者的區別是在於：勝者看到的往往是問題的答案，而敗者看到的往往是答案的問題；勝者往往是答案的組成部分，而敗者往往是問題的組成部分；勝者有計畫，敗者有託詞；勝者經常說：「讓我來替你效勞」，而敗者經常說：「那不干我的事」；勝者經常說：「雖然有困難，還是辦得到」，而敗者經常說：「雖然辦得到，但是太困難。」

第五節　至誠信義

　　在我的房間裡，掛著一幅字，上面寫者「至誠信義」四字，這就是我的人生座右銘。我時常勉勵自己，做事情要言而有信，待人要以誠相待。

　　有一次，緬因州長打電話給我，該州的刑事化驗室主任一職出缺，他想請我做主考官，主持應徵者的口試。我欣然答應了。誰知在口試前一天，美東地區發生大風暴，地面積雪有五呎厚，許多道路都被封鎖，妙娟勸我不要去，因為氣候惡劣，應徵者都不可能出席。

　　但是我說，我答應過的事情，就一定要辦到。我們便提早出門，平時只要五、六個小時的車程，由於在大風雪中阻塞嚴重，道路險狀環生，我們花了十幾個小時才趕到緬因州，趕到時剛好清晨八、九點，面試是在九點鐘開始，當我在九點鐘準時出現時，州長和其他主管都大吃一驚，他們原來以為我從新聞報導中得知大風雪的消息，一定不會到場。

　　果不出妙娟所料，當天早上沒有一個應徵者出現。到了下午，有一位應徵者趕到，他提前一天出發，但是由於道路阻塞而遲到了。他的資歷與其他人相比雖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認為他能冒著大風雪趕來應徵，答應過的事情不管有多困難都去努力完成，精神十分可嘉，便建議州長錄用他，州長馬上同意了我的建議。

　　信譽是刑事鑑識這一行最珍貴的資產。如果沒有好的信譽，缺乏可信度，社會大眾將不會相信刑事鑑識的結果。

　　要建立良好的信譽，必須要具備刑事科學家的職業道德。我時常教育學生，刑事鑑識工作者首先是一位科學工作者，不能抱有任何預設立場，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要有嚴謹的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讓事實說話，讓證據來決定，不冤枉好人，也不讓壞人逍遙法外。除了彙整對被告不利的證據外，如發現對被告有利的反證據也要如實報告。

　　雖然我主持的化驗室是警政廳內的編制，但是我認為警察機構就要主持正義公道，化驗室也是一樣，要不偏不倚，公正不阿才能取信於人，取信於陪審員。不管如何，刑事鑑識人員不能降低本行的職業道德標準，不能為了某一案件的需要，或受金錢利益的驅使而扭曲事實。

　　被稱為世紀大審判的Ｏ．Ｊ．辛普森案件，就是測試刑事鑑識人員信用度的一個最佳例證。

第六節　布蘭伍血案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深夜，南加州洛杉磯西邊，距離電視影集「海灘救護隊」（Baywatch）拍攝現場聖塔摩尼卡海灘只有五哩的布蘭伍地區，海風習習。在這個演員、明星隨處可見的社區裡，大部分的居民都在星期天的晚上提早休息，為新的一個星期儲備精力。班迪街是一條由北向南的大街，到了八、九點鐘後，過往的車輛越來越稀少。到了十一點多鐘後，街道上難得見到任何人影，偶爾有一、兩人仍在路上走路鍛練身體。

　　十時十五分左右，一陣狗吠聲打破星期天深夜的寧靜。一隻爪子沾滿血跡的狗在班迪街八百七十五號的住宅附近跑來跑去，狂吠著。過了半個小時左右，兩個在附近街道走路健身順便溜狗的鄰居聽到狗的吠叫，便過去查看究竟。

　　狂吠著的狗將他們引向一座漂亮的住宅。大門是半開著的，鄰居走近一看，滿地都是鮮血，在進門處的路面上橫躺著一具女性的屍體，頭部有一灘血跡。鐵門右邊的鐵柵旁，有一具男性屍體，男子身上的衣服沾滿了血跡，地面上散落著眼鏡，呼叫器和一張碎紙片……

　　鄰居很驚慌，趕緊報警。洛杉磯警察局的員警在幾分鐘內馬上趕到現場。到場的員警一看知道是一宗命案，便呼叫重案組的刑警前來支援，最先趕到現場的幹員是一位名叫福爾曼的白人刑警，接著，較為資深的溫拿特和梁德兩位刑警也到場，並馬上展開調查，發現屋內還有兩名小孩，但是他們都在睡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也都沒有受到任何傷害。經過初步調查，證實被殺的白人女子名叫妮可，是美國美式足球明星Ｏ．Ｊ．辛普森的前妻，而被害的男子隆納是妮可的朋友，是附近一家義大利餐館的侍者。

　　死者的身分證實後，負責調查的警官要求刑警親自前往附近的辛普森住家，當面告訴他這不幸的消息並安排這兩名小孩的住處。福爾曼主動提議帶隊前往，說他曾到過辛普森的家，因為以前妮可被辛普森毆打報警，他曾處理過他們的家庭暴力案件，了解辛普森家的位置及住宅。

　　十多分鐘後，他們來到辛普森的住宅。辛普森的住宅四周都有圍牆，這三名刑警在接近圍牆的前門外，按了很久的電鈴都沒有人應門。後來福爾曼在作證時說，當時他就在圍牆外面觀察一番，發現圍牆後門的路上停著一輛白色的福特野馬型越野車，他就叫溫拿特來看，發現汽車駕駛位置的車門把手上面有一點血跡，門下還有多點血跡。

　　這些刑警說，他們發現汽車上有血跡後，擔心屋內的人有生命危險，溫拿特便叫福爾曼爬牆，然後從裡面打開前門讓他們進去。他們進去後，直奔住宅，到了大門，按電鈴，也沒有人應。他們便到旁邊的客房敲門，結果一個頭髮凌亂，眼神懶洋洋的白人應門。他自稱是辛普森的朋友兼食客，名叫卡倫，並說辛普森和第一任太太所生的大女兒住在對面的房間裡。

　　刑警向他們打探辛普森的去向時，他們都說辛普森漏夜趕搭飛機到芝加哥，參加一項會議。刑警馬上打電話給辛普森，告訴他前妻遇害。辛普森表示會立即搭飛機趕回來洛杉磯。

　　在此同時，福爾曼向卡倫查詢當天晚上的一些情況。卡倫稱，大約在晚上十時四十分左右，他聽到房間背後的空調機房有一陣重擊的聲音，牆壁上的掛畫都被震動得搖晃起來，他當時正與聖地牙哥的女友通電話，還以為是地震而沒有放在心裡。

　　福爾曼立即單槍匹馬地到屋後的空調機房搜索。不久，他馬上折回，叫來其他刑警，說在屋後的走道上發現一隻沾滿血跡的皮手套。刑警們仔細研究一番，覺得這隻手套與班迪街現場隆納屍體旁找到的另一隻手套是成對的。

　　他們沿著血手套在地上尋找更多的線索，發現前門車道，通往住宅大門的走道，以及住宅大門都有血滴的痕跡。據這些刑警後來在法庭作證時稱，他們此時十分懷疑辛普森是凶殺。終於，便宣布辛普森住宅為凶殺案的第二現場，而用黃色的封鎖線將整座住宅封鎖起來，並要求警察局派遣更多的員警到現場警戒。停在圍牆後門外的越野車也被警察扣押起來。

　　當辛普森從芝加哥趕回洛杉磯時，徹夜未睡的辛普森神情十分寥落。但是負責本案的刑警一定要與辛普森面談。辛普森覺得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並沒有堅持要律師在場就和刑警們談了三個多小時。在會談中，溫拿特注意到他的左手用繃帶紮住，並且有腫脹的跡象，便叫辛普森將繃帶取下，發現有一個傷口，便指揮攝影師將辛普森左手的傷口拍攝下來。接著溫拿特叫一位護士從辛普森身上抽了幾筒鮮血，隨後刑警將這些鮮血帶給仍在案發現場勘查的鑑識人員。

　　辛普森涉嫌殺害前妻及其男友的消息傳出去後，馬上轟動全美，本案為何會如此吸引美國人的關注？

第七節　辛普森──美國的英雄

　　Ｏ．Ｊ．辛普森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出生在舊金山一個十分貧窮的黑人家庭。一九六○年，年僅十三歲的辛普森加入了舊黑人幫派「波斯戰士」，一九六二年曾因此而坐牢。一九六五年，他從高中畢業後就進入了舊金山市立社區學院。一九六七年，仍在學校讀書的辛普森與十八歲的黑人姑娘瑪格麗結婚。

　　辛普森自少喜愛美式足球，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他到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就讀，並在大學的足球隊擔任重任，曾獲得大學足球賽的最高榮譽獎──海斯曼獎。在得到這一榮譽後，他加入了美國職業足球聯盟，成為紐約水牛城的比利斯隊主力隊員，後來他又轉到舊金山的四九人隊。一九八五年，他被選為職業足球榮譽榜的年度風雲人物，並成為當時身價最高的運動員之一。

　　在美國球壇東征西討二十年後，辛普森在球壇名利雙收，開始接觸影視傳播業。由於他從不因為出生貧寒及少年誤入歧途而自暴自棄，反而發奮努力，成為一位享譽全美的足球明星，從而成為許多黑人青少年的榜樣。辛普森形象清新，笑容可掬，美國最大的汽車出租公司赫茲邀請他擔任該公司的全國代言人。赫茲公司的策略不錯，其他大型公司如，那畢絲柯食品公司、威遜體育用品公司等紛紛邀請他拍廣告。盛產橙汁的佛羅里達州，每年更投入幾百萬美元，邀請辛普森促銷佛羅里達橙汁，因為辛普森名字的簡稱是Ｏ．Ｊ，與橙汁的英文Orange Juice的相同，因而辛普森也成為橙汁的代名詞。

　　辛普森並不滿足自己足球明星和廣告明星之名氣，他還開始涉足影視業。他先在ＡＢＣ、ＮＢＣ這兩家電視網擔任體育節目評論員，後來在《Naked Gun》（笑彈龍虎榜），《Clansman》，《Killer Force》等電影中擔任要角。

　　在辛普森的事業步步升高時，他的婚姻卻一直走下坡路。第一次婚姻維持十多年後，他與第一任太太離婚。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辛普森在洛杉磯富人密集的比佛利山莊的一家餐館裡，結識了女侍妮可。

　　妮可是一九五九年在德國出生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當時在美國軍方報紙中擔任記者而結識她母親的。妮可出生後不久，他們全家搬到洛杉磯南部的橙郡。妮可的高中同學都說她是個熱情奔放，美麗動人的姑娘。她的脾氣雖大，性情直率，但是待人熱誠，還曾被選為校花。

　　一九七七年，辛普森在餐館結識妮可時，她才十八歲，而辛普森仍是有婦之夫，但是有「花花公子」之稱的辛普森和妮可一見鍾情，而展開愛情長跑。

　　一九八五年，他們在辛普森位於布蘭伍的家裡舉辦了閃電式婚禮。婚後生活十分舒適愜意，他們在加州的拉吉那海灘，紐約市等地都購置了房產，經常周遊世界各地，並購買了十幾輛勞斯萊斯等名貴豪華轎車，妮可每個月光是零用錢就有六千美元。

　　妮可和辛普森前妻生下的兩個小孩相處都很融洽。不久，妮可和辛普森生了第一個小孩，名叫雪妮，三年後，他們又生下了一名男孩，取名約斯頓。在約斯頓出世後，妮可與辛普森的關係出現了裂縫。妮可懷疑辛普森在外面有女人，因此經常發脾氣。

　　隨著婚姻的變化，辛普森也開始動手打妮可。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清晨三時三十分，妮可打電話報警，聲稱辛普森在毆打她，在妮可的報警錄音帶中，可以聽到辛普森一邊毆打一邊叫喊「我要殺死你！」的叫聲。五月二十四日，辛普森認罪，被判兩年的緩刑及一百二十個小時的社區服務。

　　一九九二年二月六日，辛普森和妮可正式分居，二月二十五日，妮可提出離婚申請。根據離婚協議，妮可獲得價值七十萬美元的公寓，四十三萬美元的贍養費，以及每月一萬美元的子女撫養費。

　　離婚後，妮可開始和其他男人約會，辛普森獲知後非常嫉妒。一九九三年，他們又開始重新約會。

第八節　案發前的行蹤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案發當天早上，辛普森在附近的高爾夫球場打了一場球。下午四時，辛普森到女兒雪妮的學校觀看女兒表演，妮可則帶著她父母等人前來助興，但是他們並沒有和辛普森坐在一起。辛普森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一旁，下午六時許，表演結束後，辛普森和妮可相繼離開。

　　下午六時三十分，妮可帶著小孩和她父母到附近的美莎倫娜義大利餐廳慶祝雪妮表演成功，但是妮可並沒有邀請辛普森參加。在用餐時，妮可介紹了餐廳侍者，身材魁梧、容貌英俊的隆納給家人認識。

　　辛普森自學校回家後，與卡倫一起看了電視上轉播的籃球賽，大約在九時十五分至四十五分之間到附近的麥當勞買了幾個漢堡回家吃。

　　在九時三十分左右，妮可接到母親的電話，說她的眼鏡不見了，說不定留在餐廳裡。妮可便打電話到餐廳查詢，果然，餐廳的經理表示餐廳有一副眼鏡。妮可便叫經理讓隆納下班後順路將眼鏡帶給她。

　　九時三十三分，隆納打卡下班，在餐廳的酒吧喝了杯酒，於九時五十分起身到妮可家去。

　　據法醫的驗屍報告，妮可和隆納被殺的時間是晚上十時到十時十五分間。

　　在十時十五分至二十分間，妮可的鄰居聽到狗吠聲，但是他們沒有理會那些叫聲。

　　十時二十五分，一輛加長型禮車到達辛普森的家，準備接辛普森到機場，但是司機在圍牆門外按電鈴，沒有人應門。

　　十時四十分，住在客房的卡倫仍在講電話，但是聽到屋後空調機有重擊的聲音；禮車司機仍然不斷地按電鈴，仍舊沒有人應門。

　　十時四十一分到四十五分，卡倫放下電話，到屋外查看一下，沒有看到任何人，但是他注意到圍牆外有一輛禮車。

　　十時五十分，禮車司機打呼叫器給老闆，老闆回電話叫他繼續等候。十時五十六分到十時五十七分，禮車司機看到屋內有一名白人持著手電筒走動，同時他還注意到一個體重在兩百磅左右的黑人，穿著黑色衣服，從前門入屋。司機再按電鈴時，辛普森在另一端回答說，他馬上就出來。

　　大約十一時零一分，辛普森從屋內出來，與司機打過招呼後，開始將行李放到車上。

　　大約十一時十五分，禮車從辛普森住宅開往洛杉磯國際機場。

　　辛普森不願透露他當天晚上十時到十一時之間的行蹤，只堅持說司機在按電鈴時他可能在洗澡，沒有聽到電鈴，再加上他以前有毆打妮可的紀錄，以及他手上的傷口，刑警便鎖定辛普森是唯一的嫌犯，而集中精力蒐集有關辛普森行凶的證據。

第九節　加入明星辯護隊

　　六月十四日深夜，我正在家裡替一本刑事期刊審閱文章，突然接到一通電話。通常來說，只有州警政廳的同仁才會在深夜打電話給我，深夜的電話大多是與命案有關，接到電話往往就要立刻趕到現場去。

　　不過，這通電話是一位名叫佘彼羅的律師打來的。他說是從我的好朋友紐約州法醫波頓博士處獲悉我的電話號碼，是波頓博士介紹他來找我的。

　　波頓博士是美國刑事界最具權威的法醫專家之一，我們曾合作偵辦過無數案件。佘彼羅律師表示，他一直很敬佩我，尤其是在甘迺迪外甥的案件（見本書第五章）中，更叫他心悅誠服。他現在接手一宗大案，波頓博士說一定要請我幫忙才有機會打贏。

　　他問我道：「您最近有沒有聽過Ｏ．Ｊ．這個案件？」

　　「沒有，」我回答說，「誰是Ｏ．Ｊ．？」

　　「您連Ｏ．Ｊ．都沒聽過？」佘彼羅覺得很驚訝。說實在的，我從求學到工作，根本沒有時間去看什麼足球賽或電視節目，對於這些美國體育明星我都一問三不知。佘彼羅說Ｏ．Ｊ．是美國最紅的黑人體育明星，不過卻被洛杉磯警察局懷疑是殺害他前妻及前妻男友的凶嫌。

　　佘彼羅表示，他曾問過Ｏ．Ｊ．，是否殺了這兩個人，他堅稱自己並沒有殺害他們。

　　佘彼羅稱，他相信Ｏ．Ｊ．的話，認為Ｏ．Ｊ．很可能是無辜的。不過，現在刑警正為了定罪Ｏ．Ｊ．，而蒐集證據，有些證據可能對Ｏ．Ｊ．很不利，他希望我能伸出援手，成為Ｏ．Ｊ．辯護團的刑事專家。

　　我表示，我是一位法庭科學家，無論是替檢方作證或替辯方作證，我都只為證據說話，不去判斷被告是否有罪，縱使我是替被告作證，但是如果有不利於被告的證據我也會如實作證。

　　佘彼羅表示他完全贊同我的看法，並謂專家證人只有以事實作證才能讓陪審員信服。

　　我是康州警政廳編制內的人員，九五％的案件都是替檢方作證。在出任化驗室主任前，我曾與州長達成協議，州長同意我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可替辯方作證，但條件是必須是他州案件，並且必須經由州長同意。

　　佘彼羅表示，Ｏ．Ｊ．十分富有，他已表示不惜重金聘請全美最好的律師和專家以還他清白，願意支付每小時五百美元時薪，以及到洛杉磯來回的一切費用。

　　紐海文大學的刑事科學系正要籌集經費，設立更多的獎學金，其中部分的獎學金是提供給一些前來美國學習的中國大陸及台灣學生，我想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替大學籌集一些經費，便答應向州長提出申請。同時，我曾與洛杉磯警察局及檢察官辦公室在許多案件合作過，我大部分的案件都是替檢方作證人；在替辯方作證人之前，我都會先知會警方，如果警方需要我的幫助，我會拒絕辯方的要求。但是當我打電話到洛杉磯警察局的化驗室，他們聽到辛普森的律師有意聘請我做辯方證人時，講話的語調馬上改變，毫不客氣地說：「你儘管去吧！隨你的便！」

　　州長很快就答應我的請求，我將利用週末的時間協助辯方處理證據的鑑識工作，並以刑事鑑識專家身分替辛普森作證。第二天，佘彼羅就替我安排妥當，在六月十六日星期四飛到洛杉磯了解案情。

第十節　失蹤的Ｏ．Ｊ．

　　十六日晚上剛下飛機，我就遇到大批記者。他們得知我前來偵查辛普森一案的消息後，一大早就在機場等候。幸好我在洛杉磯的曝光機會不多，很少記者認的出來，下機時前面有幾位東方人，記者看到東方人的面孔就問，「你是亨利．李博士嗎？」

　　我對案情尚無了解，也不願透露任何消息。當有些記者看到我這個東方面孔而問我是不是李博士時，我就反問說：「李博士是誰？」

　　到了酒店後，佘彼羅趕過來，波頓博士隨後也趕來，佘彼羅在簡單介紹案情後，告訴我警方很可能很快就會正式將辛普森列為凶嫌。

　　我建議應在辛普森被收押前蒐集一些基本證據，且越快越好。佘彼羅表示他將在第二天讓我和辛普森見面。

　　辛普森的住宅已被警方列為案發現場。第二天一早，司機便將我帶到一座位於半山腰的神秘豪華住宅去。這棟住宅是辛普森的律師朋友的，記者還四處尋找辛普森的下落，卻不知辛普森就住在這座安靜的住宅裡。

　　到了這座住宅後，我和辛普森見了面。他身材很高大，看起來很誠懇，不斷地說很抱歉麻煩了我們，神情很沮喪。我覺得他很可憐，因為這位運動明星一夜間從英雄變成凶嫌，終身的努力一夜間化為烏有。

　　我辦過很多案件，或多或少培養出一點「直覺」，在與凶嫌接觸時，或多或少可以感覺出他是否是真凶。但是，與他接觸時，我的感覺是各半，很難說得出他是否涉案。

　　除我和波頓博士外，當時辛普森的家庭醫生、一位心理醫生、辛普森的女友、以及他的足球隊好友Ａ．Ｃ．柯林等也在場。佘彼羅匆忙趕到，告訴我檢方在上午八時許已正式決定起訴辛普森，要求辛普森十時到警察局歸案，因而我們必須盡快完成所有的驗傷及蒐證工作。

　　我馬上展開蒐集證據的行動，先叫在場的護士抽取一些辛普森的血液作為以後的比對樣本，再從辛普森的頭上抽取多根頭髮，並從他身體各處蒐集皮膚、毛髮樣本。

　　我查看他左手的傷口，發現手指上有三處傷口，便趕緊拍攝下來。我們一邊蒐證，辛普森一邊打電話給他母親、子女及友人，佘彼羅也使用另一條電話線與警方周旋著，警察局同意將歸案的時間延後到十一時。

　　辛普森的情緒很低落，心理醫生擔心辛普森會自殺，便要求警察局再多給幾個小時以進行簡短的心理輔導。但是警察局在十一時後斷然拒絕了要求，並表示已派出警察到這個住宅來逮捕辛普森。

　　十一時許，所有的蒐證工作大致完成，亂哄哄的忙碌場面平靜下來了。反正警察已派人前來，我們只好在住宅內等候。辛普森和他的好友柯林到樓下臥房去了，我們在樓上的客廳內商量著下一步的行動。

　　大約在中午十二時左右，門鈴響了。兩位荷槍實彈的警員到了。屋主開門讓他們進來。「Ｏ．Ｊ．，你在哪裡？Ｏ．Ｊ．，你在哪裡？」樓下似乎發生一些意外，我聞聲趕到樓下，發現氣氛很緊張，原來Ｏ．Ｊ．和他的好友柯林都不見蹤影了。

　　大家在屋內屋外開始尋找Ｏ．Ｊ．的蹤影，擔心他想不開自殺了。但是沒有發現屍體，卻發現白色福特野馬型越野車不見了。糟糕，辛普森很可能趁大家不注意時逃走了！

　　我們很快就發現Ｏ．Ｊ．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是留給大眾的公開信。辛普森在這封公開信中開門見山就說，他與妮可之死毫無關係，因為他十分愛妮可，不可能殺害她。

　　他在信中請求媒體不要騷擾他的小孩，因為他們是無辜的，失去父母已經夠可憐的了。

　　他在信中感謝他的朋友，感謝他們為他的一生帶來歡笑。信末還說，「請不要替我難過，我的一生十分美滿，我曾擁有過這麼多的朋友。請大家記住真正的Ｏ．Ｊ．，而不是現在這個在人生途中迷路的我。」

　　心理醫生看了這封信後，搖了搖頭，說道：「我們最擔心的事情很可能就要發生了。」

　　我們知道辛普森和他的好友柯林開車走了，但是到哪裡去了，大家都不知道。到了下午二時許，洛杉磯警察局將我們所在的宅邸當成第三現場，開始逐一盤問每一個人，以了解是我們故意隱藏辛普森，或是辛普森真正是自己逃走的。

　　我早就有計畫在這個週末到加拿大的一個刑事專家會議上作專題演講，由於佘彼羅的苦求我才推掉這項活動，但是沒想到發生這樣的事情，反而被洛杉磯警察局盤查。如果辛普森自殺，這宗案件也可能因此而了結，所花的時間和精力也可能因此而白費。

　　下午三時許，我們都坐在客廳裡，腦裡在想，辛普森可能到哪裡去了？我打開電視機，洛杉磯警察局正在召開記者會，警察局將辛普森的照片和柯林的汽車牌照資料對外公布，並宣布辛普森為在逃的通緝犯。

　　四時許，佘彼羅和辛普森的律師朋友等也召開記者會，在記者會上宣讀了辛普森的公開信，同時他們都在電視上請求辛普森不要自殺。

　　過了不久，電視上出現了一輛白色的福特牌越野車，新聞主播稱辛普森和他的好友柯林在車內，柯林駕駛著汽車，辛普森則躺在後座的座位上。

　　當天是星期五，警方發現這輛汽車是在下午五時左右，正是交通最繁忙的時間，柯林用汽車電話向警察局通話，聲稱辛普森在拿著手槍對準自己的頭部，如果警察硬是要將汽車攔下來的話，辛普森很可能會自殺。於是，警察跟隨白色的越野車，為避免跟隨時發生任何意外，加州交通巡警隊將四○五號高速公路全部封鎖，不允許車輛進入高速公路。五、六輛汽車開著信號燈，跟隨著白色越野車，在空蕩蕩的高速公路上緩緩行走。

　　當天剛好是美式足球職業賽的開賽首日，在七時就開始轉播，但是在發生辛普森的行蹤後，洛杉磯的七家電視台都用直升飛機跟隨著警車在高速公路上空拍攝著，現場直播著白色越野車的一舉一動。過了不久，ＣＮＮ等全球性新聞網路也停播原來安排的節目，都開始現場直播警車跟隨白色越野車的實況。

　　高速公路兩旁的汽車都停下來，車內的乘客收聽著高速公路上的一舉一動；洛杉磯的居民都放下手上的工作，收看電視轉播；全國的民眾生活節奏都被打亂了，原來的節目都被警察追逐辛普森的畫面所取代。大家都在關注著，下一步會怎樣，辛普森是否會自殺？

　　我平時很少看電視，但是看到這種場面，我也盯著電視，注意新的進展。這場追逐整整進行了九十分鐘。最後，記者報導說，辛普森終於與刑警對上了話，放下手上的槍，願意束手歸案，但是他想先回家與家人見面才投案。

　　警方答應了他的要求。白色的越野車從高速公路下來，朝著辛普森的住家方向開去，在電視畫面上，我看到路邊有人拉起「Ｏ．Ｊ．，我們愛您」這類的布條，替辛普森加油打氣。

　　白色的越野車緩緩地在辛普森的家門前停下。辛普森下車後和柯林一起進入屋內，過了不久，幾名警察進屋，帶著辛普森一起上了警車，他被控兩項殺人罪，這場引起全球注目的追逐大戰也就這樣落幕了。

第十一節　檢辯攻防

　　佘彼羅是一位十分精明能幹的猶太裔律師，不到幾天，他已組成了一個網羅全美最佳的刑事辯護律師的「明星辯護團」。他邀請到洛杉磯著名的黑人律師約翰．柯克倫加入辯護團。當時五十七歲的柯克倫曾是洛杉磯檢察官辦公室職位最高的黑人檢察官，曾替著名歌星麥可．傑克森打過官司，後來主持審理辛普森一案的日裔法官伊藤曾經是他手下的檢察官。佘彼羅並從波士頓請來了美國最有名的刑事辯護律師李．貝利，佘彼羅曾經拜他為師，因而對他十分尊敬。還有一位比利．蕭克是紐約著名的律師，曾和我合作過，用ＤＮＡ等科學證據替許多清貧人士辯護過，聲譽很好，他專門與辯方專家合作。為避免一些警察違法搜索到的證據進入法庭，佘彼羅還請來了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美國的憲法專家艾蘭．德肖維奇，這位五十五歲的憲法權威曾替拳王泰森擔任過辯護律師。如果辛普森被定罪，辯護律師團準備繼續上訴，更聘請到加州大學聖塔克拉拉分校法學院院長──上訴專家傑拉德．烏爾曼。

　　這些著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的確令人生畏。而洛杉磯檢察長賈西提不甘示弱，也派出手下最具實力的檢察官上場。主掌這宗案件的是女檢察官瑪霞．克拉克，她從一九八一年起就開始出任檢察官，曾偵辦過二十多宗重案，在過去十年裡，從來沒有輸過一宗案件。由於辛普森是黑人，而辯方已聘請黑人律師柯克倫出場，為了應付辯方可能使用的「種族牌」，賈西提任命黑人檢察官克里斯托福．達頓出場，他在一九八○年就出任檢察官，曾處理過十九宗命案，是檢方最強的黑人檢察官。此外，由於此案涉及到辛普森這樣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名人，賈西提還特別指定特別起訴組的首席檢察官威廉．哈奇曼擔任幕後策畫。並借調舊金山、聖地亞哥等各地專精物證、ＤＮＡ鑑定等的多位專家效力。

　　從檢辯雙方擺出這樣的律師陣容，我知道這將是一場惡戰。警方聲稱手上握有一百多件物證，但是，洛杉磯警察局化驗室一反常規，故意刁難拖延，不讓我去化驗，也不讓我去現場勘查。從這些初步接觸及雙方擺出的陣容，我知道以後的檢驗工作將很難進行，並且會是一場長時間的惡戰，將會耗費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推掉加拿大會議一事我心裡已很難過，因為我曾答應去主講，主辦人也早在一年前就聯絡好，雖然最後人家體諒我的處境，但是我於心不安。再加上我未來一年多的週末行程早已排定，如果接了辛普森的案件，勢必要推掉一些行程，對不起許多朋友及同事。

　　想來想去，我開始後悔。十八日我回康州，臨走前我向佘彼羅表示我不想繼續參與這案，希望他另請高明。

　　誰知回到康州後，每天都收到佘彼羅和波頓博士打來的電話，請求我千萬不要退出。我終於拗不過他們的請求，答應會留下來替辛普森作專家證人，條件是將我的工作量壓到最低。

　　儘管佘彼羅答應會將我的工作量減到最低，但是刑事鑑識一定要到案發現場勘查。在第二個週末，我又匆忙趕到洛杉磯，來到了班迪街的案發現場。但是警察似乎是有備而來，好像故意跟我作對一樣，刑事界都知道我善於在現場使用化學藥物來辨認型態證據，他們不准我在現場使用任何化學藥物來檢驗。現場的物證大多被收起來了，只剩下一些腳印和血跡，束手縛腳，我很難進行任何檢驗工作，最後經過多番交涉，隨同警員只同意在一個紋路是平行線的半個鞋印上作檢驗，我用棉花棒沾上少許試劑塗在鞋印上來的紋路上時，棉花棒瞬間轉為藍色，我斷定這是沾有血跡的鞋印。

　　我到了警察局的化驗室來檢驗警方所蒐集的證據時，化驗室的職員故意給我一台陳舊不堪的顯微鏡，根本無法對焦。我自從掌管刑事化驗室以來，一直堅持開放政策，對檢方和辯方專家一視同仁，俗話說，真金不怕火煉，開放式的化驗室才能讓雙方信服。現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刑事化驗室都是開放式的，對檢辯雙方的專家一視同仁，但沒想到這個美國西部最具規模的刑事化驗室竟一反常規，故意刁難，將職業道德拋在一邊，我十分生氣，當面向化驗室主任抗議。但是抗議也無效，化驗室依舊千方百計地刁難。

　　我曾協助洛杉磯警方處理過多宗大案，認識警察局、化驗室和檢察官辦公室的許多人士，但是自從我成為辛普森的辯方專家後，就變成洛杉磯警方調查的對象。他們打電話到台灣，聲稱由於我在申請一份重要的政府工作，他們需要進行職前背景調查，只為了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以打擊我的信用。他們派出刑警，整天跟蹤我。一些過去因為合作而相識的警員很難為情地向我表示：「李博士，我們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檢察長辦公室一定要我們調查辯方的每一位證人。」我坦然跟他們說：「不用擔心，我從來不殺來使。」

　　我一生正直做人，從不做虧心事，不擔心檢方的挑剔調查。不過，辯方的許多重要專家證人卻因為警方的調查而不願繼續下去。辯護律師團曾邀請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來替辛普森作證，但是警方調查他有一年到法國去參加國際會議時，曾經到過當地的裸體海灘，檢方揚言要公布這個八卦。此外，有多位辯方人士在納稅方面不盡詳實，檢方就威脅要向國稅局檢舉。

　　辯方在干擾檢方工作上也不差，他們一開始就設立了一條免費熱線電話，歡迎任何線索，結果許多無聊人士不斷打電話，編造出一大堆故事，辯方就不斷地將這些「線索」丟給警察及檢方來處理。警方為了應付這些「線索」，不得不派出幾百位警員參與此案。

　　由於死者是刀傷致死的，警方調查發現辛普森在案發前的兩個多月前曾到當地購買過一把獵刀，而死者的傷口很可能與這把刀的刀痕記錄相符。為此，警方在辛普森的住宅附近、洛杉磯國際機場、芝加哥奧海國際機場、辛普森所乘坐過的飛機以及他在芝加哥下榻旅館等地展開地毯式的搜索，但是都沒有找到凶器。後來，辯方向法官提交了一個神秘的大信封。外界都猜測這把刀很可能就是凶器，因為美國法律規定，律師可以替其客戶辯護，但是不能協助被告隱藏或毀滅證據。

　　這個神秘的大信封引起外界的很大關注，大家都想知道裡面是不是凶器。主審法官將這個神秘的信封交給了一位退休法官來保管，不允許任何人拆封。

　　當我獲得檢辯雙方委任檢驗這個神秘的信封時，我一打開信封，發現裡面果然是與警方正在尋找的刀具類型相同的刀子。我在刀刃上檢驗血跡時，刀刃上沒有任何反應，這表示刀刃沒有沾過血，如果這把刀子曾涉及過血案，縱使清洗過，刀刃在接觸到試劑時仍會有反應，也就是說，這把刀子與凶案無關。

　　就這樣，辯檢雙方為了求勝，花招百出，我對雙方這些把戲和手段開始厭倦起來，越來越後悔自己涉入這場世紀競賽。

　　媒體都認為辛普森是否會被定罪就要看我的證詞，把我當成辯方最重要證人，我辦公室每天都收到兩百多通請求採訪的電話。美國三大電視網也紛紛打破傳統的方式，給我一個「開放式邀請」，只要我願意，隨時可以讓我選擇自己喜愛的時段和節目來接受訪問。我全婉拒了這些請求，畢竟這是一宗刑事案件，最終的審判並不在攝影棚，而是在法院，該由陪審團來裁決。

　　不過，記者卻不甘心，總會想方設法來採訪我，有時候一些女性記者甚至一直跟隨我進入洗手間。

　　每參加一次演講，與會者都會問我，「究竟Ｏ．Ｊ．是不是凶手？如果Ｏ．Ｊ．不是的話，誰是凶手？」我都表示因為案件仍在審理中，不予置評。有一次，我應邀到康州瓦福林的扶輪社去演講，在發問時間有一位會員問我，「Ｏ．Ｊ．最大的兒子傑生有沒有可能是凶嫌？」我回答說，「洛杉磯警察局在偵查這一案件時最致命的弱點是過早咬定Ｏ．Ｊ．是唯一的凶手，警察在處理重大的刑事案件時，任何人都可能是凶嫌。」

　　誰知道，第二天康州的一家英文報紙竟刊出一條頭條新聞：「李博士認為Ｏ．Ｊ．的兒子傑生是凶嫌。」

　　自從辛普森否認自己涉案後，各式各樣的謠言都有，有的說妮可吸毒上癮，因為毒品債務糾紛而被販毒集團殺害，有的說是辛普森的好友柯林與辛普森一起下手殺死妮可和隆納的。美國的許多八卦報紙每星期都會刊出一些相關辛普森一案的「爆炸性」新聞，大部分都是捕風捉影的謠言，但是，身為一位科學工作者，在沒有檢驗證據前，我絕對不會作任何猜測。

　　傑生可能是凶嫌這一消息刊出後，我收到無數電話，有些讀者以為這是真的，四處說，李博士沒有證據從來不肯作任何猜測的，他現在猜測傑生與凶殺案有關，傑生肯定有問題。我趕緊召開記者會，澄清當天的答覆，總算勉強平息風波。

第十二節　「鐵證如山」？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足夠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這是我從事刑事科學一直秉持著的原則。證據是法官和陪審員審判的主要依據，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始得為犯罪事實之認定。

　　根據美國證據方面的法則，證據可以分成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兩種。直接證據是一些能夠以直接的方式而非推理方式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例如某證人說他親眼看見被告開槍打死了受害者。間接證據是指一些不能以直接的方式而必須以推論的方式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例如，某證人說他看見被告走進了被害人的房間，聽見裡面傳出一聲槍聲，被害人即遭開槍打死，這類間接又被稱為旁證。美國的檢察系統比較重視，也比較容易接受直接證據，因為直接證據比較簡單，使用起來比較方便，而間接證據比較複雜，在運用時比較容易引起爭議。

　　檢方聲稱他們掌握到辛普森涉嫌殺人的證據是鐵證如山，但是經過辯方力爭，檢方陸續向我們提供一些證據。從這些證據來看，沒有任何目擊證人或任何直接證據，他們所掌握的一百多件所謂鐵證全都是間接證據。換言之，這是一個典型的「旁證案件」。在這些旁證中，最重要的是有關血跡的ＤＮＡ檢驗結果，特別是在班迪街案發現場中蒐集到的血跡ＤＮＡ鑑定結果。

　　ＤＮＡ鑑定血跡的可靠性雖然普遍得到法庭及社會大眾的接受，但是檢驗結果是否可靠，仍要取決於檢體是否遭到污染。在化驗室裡，可以直接使用新鮮血而不受污染的檢驗樣本，研究人員可以多次重複地實驗，直到獲得滿意的結果為止。但是刑事偵查的現實中，由於蒐集到的證據有限，血跡ＤＮＡ的檢驗機會往往只有一次，如果待驗檢體被污染，整個結果都沒有意義。

　　洛杉磯警察局的刑事化驗室設備相當簡陋，管理十分混亂，我以前和他們合作處理一些案件時，就提出過許多改善的建議，但是他們都苦笑說，「經費有限，能應付得過去就算了。」辛普森案動見觀瞻，蒐集和檢驗證據的程序一定會受到大眾及辯方的質疑，但是洛杉磯的刑事化驗室在現場蒐集證據時只派出幾位剛從大學畢業，沒有任何現場經驗的新手來處理，同時有些警員還私藏一些血跡檢體，有人還將證據放在自己的車上開回家，忘了送到化驗室去。

　　鑑識人員沒有按照正常程序處理，辯方便藉此攻擊檢方證據的檢驗結果。依正常程序在蒐集血跡進行ＤＮＡ分析時，理應用棉布沾起血跡樣本，自然風乾後才能放入樣品袋內。但是警方提供的兩片棉布證據中，底部的紙上卻留下兩個形狀不一的血跡印，一來證實檢方的另外兩片證據不翼而飛了，二來證實了檢方鑑識人員在血跡仍未風乾時就將棉布放入樣品袋中。

　　由於檢方處理不當，許多證據都自相矛盾，因而辯方認為可能有人偽造證據，用栽贓手法來嫁禍辛普森。例如，警方有多張辛普森臥室的照片，部分照片並沒有拍到地毯上有一只帶有血跡的襪子，但是有些照片上卻有這只血襪子，這些照片的順序也有出入，究竟這血襪子是後來才有的還是原本就有的，一直都沒有合理的解釋。這只血襪的血跡本身也相當奇怪，襪子兩側的血跡竟然一樣，也就是說，血液是由一側浸透到另一側，因而襪子不可能有人穿過。

　　我仔細研究檢方所提供的每一幅照片，發現有許多重要的現場物證竟然不見了，例如照片顯示出妮可屍體和隆納屍體中間有一張紙條，但是向檢方查問時，他們找不到這張紙。

　　妮可身穿黑色的無袖短洋裝，肩膀露在外面，現場屍體照片上顯示出肩膀上有七點血滴。這七點血滴不可能是妮可本人的，因為從這些血滴的形狀及方向來看，這些血滴是在妮可倒地後，有人流著血從她屍體旁走過滴落的，因此，如果這些血滴不是另一名被害人隆納的，那一定就是凶手的，如果證實這些血滴是屬於辛普森的話，那麼他的嫌疑倍增。當我向檢驗人員提出查驗這些血滴時，他們十分驚訝，因為他們當時忘記蒐集這些血滴，而妮可的屍體在解剖前就進行沖洗，這些血滴都不見了。

　　檢方檢驗人員程序混亂，處理不認真，更引起我們辯方專家團的關切，因而我們十分重視檢方所檢驗的每一項證據。為了確定檢驗結果的準確性，我們要求檢方提供一些重要證據來重新檢驗，但是檢方千方百計不讓辯方來進行複驗。以現場血跡的檢驗為例，警方在現場蒐集到大量的血跡，檢方卻堅持血跡太少而不能分出部分給辯方來檢驗，但是辯方律師據理力爭，因為辯方有權去檢驗檢方的證據是否可靠，最後法官也同意辯方分割出十％的檢體來檢查，同時允許我們到韶瑪化驗室檢驗這些重要證據。

　　為了確定韶瑪化驗室按照正常程序作業，我帶著另外兩位辯方專家以及一些儀器趕到馬里蘭州。還沒有到化驗室門口，大批記者已經一早就等候著我們的來臨，外界也和我們一樣，想知道這些血跡究竟是誰的。

　　但是我們還得不斷地與洛杉磯的法官聯絡，查清楚十％的血跡檢驗所指的範圍，原本分割檢體只需要半個多小時，但是由於檢辯雙方不斷地談判，不時請示法官來解釋他的法令，就這樣拖了七個多小時，到了傍晚才離開化驗室。沒想到剛踏出化驗室，堅守崗位的記者群還在等候我們出現。為了安慰這些在烈日下等候一天的記者，也不忍他們空手而回，我便笑著向他們打招呼，簡單地介紹裡面發現的一些情況，並表示仍未開始正式檢驗血跡檢體，雖然只是簡單的幾句話，這些記者都十分高興，工夫總算沒有白費。

　　在隨後的幾天裡，為了確定韶瑪化驗室按照正常的程序檢驗，我花了整整三天時間，每天超過二十多個小時都待在化驗室內，仔細檢驗著每一個細節，三天後回到家，太太發現我瘦了一圈。

　　在檢查檢方的檢驗證據程序的同時，我們也積極蒐集自己的證據。我一直教育我的學生，做為一位刑事科學家，如果證據對自己有利固然要呈現，即使證據對自己不利也要呈現給對方。我將自己蒐集到的證據都如實地提供給檢方。從我蒐集到的證據來研判，凶案現場有打鬥的跡象，並且除有義大利進口鞋的鞋印外，還有另一只可疑的鞋印，鞋紋呈平行線，因而很可能有兩名凶嫌。

　　但是警方和檢方咬定只有辛普森一個人所為，而拒絕我的意見。儘管如此，我依然將一些有利於檢方的證據提供給檢方，例如檢方並沒有拍攝到辛普森手上的傷口，但是我在辛普森被逮捕前曾替辛普森驗過傷，並拍攝到一些照片，這些照片顯示出辛普森手上有三處傷口，而檢方一直誤以為他只有一處傷口。後來我拍的這些照片成為檢方呈堂的證據。

第十三節　種族牌

　　在我們專心地檢驗物證時，辯方律師也在尋求其他策略，其中之一就是打種族牌。

　　一九九一年，黑人金恩被洛杉磯警察毆打，附近鄰居將白人警察毆打金恩的情形錄影下來。後來電視台將這一片段播放出去後，轟動全美，黑人民權團體馬上團結起來，指責洛杉磯警方歧視黑人。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這幾名白人警察被判無罪釋放。在判決宣布的幾個小時後，洛杉磯發生了大暴動，部分憤怒的黑人居民以暴動方式來表達不滿。整個洛杉磯地區分崩離析。

　　兩年後，洛杉磯種族衝突的傷痕仍然沒有癒合。黑人對警察依然十分反感。雖然辛普森一案與金恩案件毫無關係，但是辯護律師卻認為可以利用種族之間的衝突來贏得這場辯護。自己身為一位少數族裔，我反對辯方挑撥離間，利用族裔衝突來替辛普森辯護。但是辯護律師團打種族牌的決心已定。

　　妮可和隆納命案是在洛杉磯西部地區發生的，依法可以在當地的法院來審理。但是當地的居民都是以白人為主，如果在西區的法院審理，絕大部分的陪審員都將會是白人。但是對於辯方來說，由於黑人對警察不信任並有反感，如果有黑人在陪審團內，只要有一位陪審員不認為辛普森有罪，就無法判他有罪。因而，辯方律師要求將審訊法院改到洛杉磯市中心的法院。市中心法院附近的黑人居民眾多，選出黑人陪審員的機會甚大。

　　檢察長賈西提剛開始時對辛普森案穩操勝算，並不認為更改法院會對案件造成什麼影響，便同意辯方更換法院的動議。

　　由於辛普森要求法院速審，美國憲法也規定刑事案件的被告有權要求法庭盡快審理自己的案件。在一九九四年十月間，伊藤法官傳訊了三百零四位陪審員候選人，開始選擇陪審員。

　　美國的司法程序規定，被告和檢方都有權參與選擇陪審員，於是，檢辯雙方都聘請了選擇陪審員的顧問，以選擇有利於己方的陪審員。這些選擇陪審員的專家大都是心理學家或行為學家，能從候選人的背景資料及行為中猜測他們對案件的態度。在法官發出陪審員傳訊通知後，每一位候選人都要填寫一份長達七十五頁的問卷。

　　問卷上的問題主要是要查明陪審員候選人是否具備資格，如年齡是否滿二十一歲，是否聽得懂英語，是否在本地居住，是否有犯罪前科等。選擇陪審員相當重要，如果選中的陪審員同情或憎恨被告，都會影響判決。因此過濾一些懷有不利於己方當事人的成見的候選人，是辯護律師要面臨的重大問題。

　　一般來說，被告都喜歡選擇藍領工人、中低收入階層、民主黨人士等，因為這些人比較同情低層人士，而檢方往往喜歡選擇白領階層或僱主、收入較高者、或共和黨人，因為他們比較同情受害者家屬。

　　而在這個案件中，辯方律師利用洛杉磯暴動及種族衝突事件所帶來的黑人對警察不信任的情勢，偏向選擇一些黑人陪審員。但是美國的法律規定，在選擇陪審員時不能考慮到種族膚色。

　　一般來說，選擇陪審員是由法官、檢方和辯方三方共同進行，任何一方都可以因為候選人有偏見或其他影響公正裁決的因素而排除候選人，排除的人數不受限制。此外，檢辯雙方都有「無理否決權」來排除候選人，律師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在可以判處死刑的案件中，雙方律師各有二十次無理否決權；在可以判處監禁的案件中，雙方各有十次，在其它較輕微案件中，雙方各有三次機會。

　　經過一番遴選，十一月間終於選出了十二位陪審員：八位是黑人，一位白人，兩位拉丁裔，一位是美國印第安人。他們的年齡都在二十二歲到五十二歲間，其中八位是女性。由於這宗案件備受矚目，而且檢辯雙方都已投入很多的時間和金錢，法官為避免十二位正式的陪審員有人因為違規而被排除出局，導致陪審員不足而流審，因而決定選出十二位候補陪審員，這十二位候補陪審員中，七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一位是拉丁裔。這些候補陪審員和正式陪審員一樣坐在陪審席上聆聽整個案件，在陪審員被排除出局後就遞補為正式的陪審員。後來在審訊期間，果然發生陪審員在面談時有隱瞞一些重要資料，或因為有不當的行為等而不斷被排除出局，幸好有足夠的候補陪審員才避免了陪審員不足的問題。

第十四節　世紀大審判

檢方開球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這宗全球媒體及大眾都關注的凶殺案開始審訊。由於萬眾矚目，同時美國憲法規定所有的刑事審訊都應受到大眾的監督，法官伊藤原來不讓記者採訪，但是在媒體的法律代表力爭下，他終於同意在法庭內裝設一台遙控式可調焦的攝影機，但是攝影機絕對不能拍攝到陪審員。

　　檢察官克拉克和達登在開場陳述中指控辛普森有毆打前妻妮可的前科紀錄，指他是一位佔有欲很強的人，並且慣於只要自己想要就能得到，他不能容忍前妻和別的男人約會，如果是他得不到的，別人也不能擁有，因而當他看到妮可和隆納在一起時，便將他們兩人一起殺害。

　　辯護律師柯克倫則在開場陳述中叫辛普森展示了他左腿的傷痕，指出辛普森在職業足球賽中多次受傷，運動傷害嚴重，有時走路都成問題，根本不可能同時殺害兩個人。

　　在結束開場陳述後，檢方開始介紹他們的證人和證據。檢方首先向陪審員說明辛普森毆打前妻妮可的記錄，並在法庭上播放了一段妮可在一九八九年打到警察局求救的電話錄音，以及一張妮可被毆的照片。

　　接著，檢方傳喚辛普森的好友，前洛杉磯警察局刑警斯普。他在庭上聲稱在案發後的第二個晚上，辛普森曾跟他說，他曾做了個夢，夢中自己將妮可殺死了。

　　檢方接著讓死者妮可的姊姊丹妮絲來作證。在證人席上，她淚流滿面地述說八○年代末期妮可告訴她被辛普森毆打的經過。

　　在呈現了辛普森先前行為的證據後，檢方開始將證人和證據轉向案發當晚的事情發生經過。義大利餐館的經理證實妮可打電話來查問眼鏡的事情，後來隆納在九時五十分離開餐館，大約需要十分鐘就可以走路到妮可住家。妮可的一個鄰居在庭上聲稱她在十時許開始收看晚上十點鐘的報導，約過了十到十五分鐘，她聽到鄰居的狗在大聲吠叫。妮可的另一位鄰居也在庭上聲稱在十時十五分左右聽到狗吠聲。住在附近的兩位鄰居作證時稱，他們在溜狗時發現妮可的狗在叫，並且狗爪上有血跡，當時已經過了十時三十分。

　　後來他們便帶著妮可的狗一起走，誰知這條狗帶著他們來到了案發現場。看到一名女性躺在地上，地面都是血跡，他們趕緊敲鄰居的門，並跑到路上攔下一輛警察巡邏車。

　　接著這位巡邏警察在庭上介紹了他所看到的現場情況。為了讓陪審員對現場有深入的了解，法官還同意了檢方的要求，特別安排了一輛大巴士，由法官帶隊親自到班迪街的現場和辛普森家的現場去查看。

　　在參觀完現場後，檢方繼續提供他們的證據。刑警梁德在庭上表示，妮可很可能是先被殺害的，因為她並沒有穿鞋，而她光著的腳並沒有血跡，但是附近都有血跡。這些證詞表示辛普森先對他前妻下手，但隆納突然間出現，他便順手將隆納殺害。

　　接著白人刑警福爾曼出庭替檢方作證。知道辯方可能會攻擊他歧視黑人的背景，福爾曼在證人席上很鎮定，始終保持著平靜、沉著的風度。但是辯方律師巴利對他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勢，問他是否認識妮可，是否向別人講過他憎惡黑人，為何要聘請律師替自己辯護等。

　　接著檢方讓辛普森的朋友卡倫來作證。他作證時表示，在案發當天辛普森情緒很低落，他們曾一起去麥當勞買漢堡。但是在晚上九時三十分到十一時間，他並不知道辛普森的去向，他感覺辛普森並不在家。

　　禮車司機作證稱，他按門鈴時辛普森並沒有應門，他也沒有注意到門外停有汽車。辛普森的鄰居則作證稱，在九時四十五分散步經過時並沒有看到辛普森的白色越野車。

　　審訊的進展很慢，過了兩個多月才開始真正涉及現場的證據。洛杉磯警察局刑事檢驗小組負責該案的檢驗員是一位華裔第二代，名字叫馮丹尼。他負責整個案件證據蒐集及檢驗，但是由於他手下工作不力，上級又沒有加派人力支援，許多檢驗都不符正常程序，而被辯方鎖定為重點攻擊的證人。

　　辯方律師指出馮丹尼在證據蒐集過程中的記錄前後不一致，有故意替刑警遮掩事實之嫌。辯護律師舉例說，福爾曼聲稱在辛普森的越野車內發現一些血跡，檢驗人員並沒有化驗這些血跡，卻提供了一份化驗報告。

　　這位三十多歲的華裔鑑識員有些招架不住，有時被問得啞口無言，有時被辯護律師戲弄。在交叉盤問期間，一位辯護律師拿著一個中國菜盒子，裡面是一些幸運籤語餅，在法庭外四處分發，趾高氣揚地說，「今天我們要hang fung（一語雙關，一意是『絞死馮氏』，另一是附近中餐館的名稱）。」

　　這雖然是個玩笑，但是他利用中國餐館來嘲笑華裔的馮氏。許多僑胞看到這位辯護律師公開嘲笑華人的新聞後，都很氣憤，當地的華人律師公會第二天即在法庭外舉牌示威抗議。我雖然不在現場，但是我得知這位辯護律師這種不當的行為後，也很氣憤地打電話給他。我向他表示，我們可以質疑馮氏檢驗不當，但是絕對不能拿他的膚色嘲笑他，我以身為華裔而自豪，我絕對不能容忍侮辱我的同胞的行為，如果辯護律師團這樣交叉盤問，我馬上就退出辯護團。

　　這位律師馬上道歉，並表示這是無心之過，也不知道大家對這一玩笑會有如此大的反感。不久，他並在電視上公開向華人社會道歉。

　　在馮丹尼作證後，檢方的專家開始向陪審員介紹現場血跡的化驗結果。洛杉磯警察局刑事化驗室指稱，在班迪街現場發現的一滴血跡有九十九．五％的可能性是辛普森的，而在辛普森臥室發現的襪子上的血跡可能是妮可的。

　　辯護律師在交叉盤問檢方的證人時不斷指出，警方在保管血跡證據過程中有問題，被害人屍體使用不當的毛毯來蓋；勘查人員姍姍來遲；化驗室的試管並沒有按照正常的程序來清洗；這些血液證據在烈日下放在車內，部分血跡證據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接著，檢方傳喚了韶馬化驗室的化驗人員及加州司法部ＤＮＡ鑑定室的專家出庭作證，他們證明洛杉磯警察局送來的血跡證據經ＤＮＡ鑑定證實是屬於辛普森的。

　　檢方知道辯方會向檢方的法醫發難，檢方還沒有開場，先向法庭承認負責檢驗妮可和隆納屍體的助理法醫在解剖時出了差錯。在法庭上，檢方派出洛杉磯的總法醫聲稱妮可頭部受到重擊，倒在地上，後來殺手與隆納纏鬥一番，在隆納身上刺了二十多刀，將隆納殺死後，凶手再在妮可的脖子上割了一刀。

　　檢方在法庭上展示了許多血淋淋的照片，被害者的家屬都忍不住流下眼淚。

　　為了證實辛普森是凶手，檢方決定在陪審員面前讓辛普森試戴那隻沾有血跡的皮手套。辛普森先戴上為預防污染而準備的橡膠手套，再試圖戴上皮手套，但是辛普森折騰了許久，都無法將皮手套戴上。辯護律師馬上指出手套太小，根本不是辛普森的。後來檢方再請來手套專家，辯論手套在沾到血跡後，可能會收縮了一些。但是在許多陪審員眼中，這一只血手套確實是太小了。

　　檢方還請來了一位聯邦調查局的鞋印專家，他作證稱在現場蒐集到的鞋印為布諾馬利的名牌鞋，規格為十二號，與辛普森的鞋號相同，這一型號布諾馬利鞋全球只有兩百九十九雙。

　　檢方又請來了微物檢驗專家，試圖證實在現場的微物證據中發現有辛普森的頭髮。但是辯方認為這些證據不可信，因為在蒐集及保存證據過程中受到污染。

　　開審九十二天後，檢方在傳喚了五十八位證人及展示無數證據後終於向陪審員表示，檢方已呈現了所有的證據。

辯方還擊

　　在檢方完成其證人及證據的呈現後，就輪到辯方向陪審員呈現辯方的證人和證據。要讓陪審員裁定辛普森有罪，檢方必須向陪審員提出足夠的證據，使陪審員確信辛普森有罪，因而辯方就針對檢方的證人及證據加以反擊。

　　辯方首先讓辛普森的家人出庭作證。辛普森的家人作證時稱，在案發的第二天他和家人住在一起，針對前妻被殺一事很傷心，也很驚訝。

　　接著辯方傳訊了妮可的兩位鄰居，一位在晚上十時二十五分左右經過妮可的住宅附近時，沒有看到任何異常的事物或聽到狗吠聲。

　　另一位鄰居十分注意時間，她手上往往帶著兩只手錶，在十時三十三分到三十五分左右她才聽到狗吠，之前整個社區都很安靜。

　　接著，辯方傳喚另一位證人，他作證說他在十時四十分左右在班迪街妮可住宅附近帶著狗散步時，聽到兩人在爭吵的聲音，其中一個人叫著「嘿！嘿！」幾聲，接著他聽到狗吠聲，再下來他看到一輛白色的越野車往南邊開走。在交叉盤問時，他猜測其中的一人是黑人。檢方再問他有沒有可能在四分鐘內從他所在的位置趕到辛普森的住宅，他答說，即使他超速駕車，而且路上沒用紅燈，還是不太可能。

　　接著，辯方律師請來了原本在洛杉磯一支足球隊擔任過球隊醫生的專家來作證，他檢查過辛普森的身體，認為辛普森患有兩種嚴重的關節炎，並且舊傷累累，快速走路和慢跑都很困難。

　　辯方再請來辛普森的理髮師，他作證時表示辛普森從來沒有染過髮，檢方在微物證據分析時指稱辛普森有染過髮的說法不正確，這些微物證據在檢驗時很可能有差錯。

　　辯方傳喚洛杉磯警察局的現場錄影師出庭。他承認十三日下午四時十三分到辛普森住宅錄影時，並沒有發現地上的襪子，不過他表示他是在警察局搜查過以後才到現場錄影，有可能血襪子已經先被收集起來。但是辯方請來了辛普森的清潔工人，她作證時表示辛普森很講究清潔條理，從來不會亂放襪子或衣服的。

　　檢方在幾個星期前曾傳喚一大批專家來證明現場上的血跡與辛普森的血型相符，不過，辯護律師也準備了一大批專家，試圖證明洛杉磯警察求功心切，利用各種方法，包括栽贓證據，掩蔽重要物證來掩飾作業差錯等。辯方請來了知名的化學家，證實血跡內含有防凝劑ＥＤＴＡ（一種錯化合物），因為警方在首次與辛普森面談時曾抽過血，裡面曾用ＥＤＴＡ防凝，從而暗示血跡證據可能受到污染或更換。

　　曾與洛杉磯警察局刑事化驗室打過交道的聯邦調查局檢驗人員，以及一批知名刑事學家分別作證，表示洛杉磯警方的刑事化驗室過於凌亂，毫無條理，證據絕對有被污染的可能性。

　　辯方請來的法醫波頓博士在庭上也否定了檢方法醫的分析。他認為，從死者的解剖資料來看，兩位被害者都曾進行過長時間的反抗，時間可能長達十五分鐘，凶手一定會受傷，而且會有很多傷痕。

　　白人刑警福爾曼是最早到達班迪街的刑警，他對辛普森住宅情況很熟悉。在案發後，福爾曼曾主動帶其他警員前往辛普森家。據檢方的證詞，福爾曼曾走到後門的越野車旁，發現車上有血跡，然後爬牆進入辛普森住宅的前院。後來，他又在屋後的走道處發現一只血手套。再加上他討厭黑人，在不同的場合講出了許多仇恨黑人的話。這一連串是巧合，抑或福爾曼有計畫的栽贓行動？辯方認為福爾曼有可能栽贓陷害辛普森。

　　在被檢方傳訊作證時，福爾曼堅持自己從來沒有講過任何歧視黑人的話，但是辯方律師所聘請的私家偵探發現福爾曼一年多前曾與一位作家合作出書，在口述錄音時，他用「黑鬼」這種歧視性的字眼來稱呼所有的黑人。

　　福爾曼除歧視黑人外，他也嚴重地歧視猶太人和婦女。他曾在不同的場合以歧視的口氣罵過洛杉磯警察局內部的女性同事，其中包括法官伊藤的太太。伊藤太太是警察局內職位最高的女性警官，福爾曼以歧視性的語氣罵過她，本來與此案無關，但是檢方害怕伊藤法官因對福爾曼不滿而會讓福爾曼的錄音帶成為證據，而以伊藤法官繼續審理下去將會有利益衝突為由，要求更換法官。但是，另一位法官裁定，伊藤並沒有利益衝突，可以繼續主持審理。檢辯雙方為了讓陪審員聽到福爾曼的錄音帶而互不相讓，就在此時，辯方決定傳喚我出庭作證。

出庭作證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我應辯護律師之請而趕到班迪街的現場勘查，整整一年後我坐上了證人席，來向陪審員解釋凶案現場。但是我是在案發後的一個多月才獲准到現場勘查的，所剩的證據十分有限，我只能依賴手上蒐集到的證據以及警方拍攝的現場照片來分析當時的情形。

　　我首先向陪審員解釋了鞋印的不同種類，而指出除有布諾馬利牌子的鞋印外，現場還有兩只沾有血跡，紋路是平行線的鞋印，在隆納和妮可兩人的屍體中間出現了這樣的半只鞋印，同時在隆納的牛仔褲上也有同樣紋路的鞋印。我解釋說，這意味著現場有兩位凶手，一位穿著布諾馬利鞋，另一位穿著鞋底紋路是平行線的鞋。檢方的專家證人後來否定我的說法，聲稱美國沒有鞋底為平行線紋路的鞋。沒想到在一個多星期後，我收到來自全美各地七十多雙有平行線紋路鞋底的鞋。我只好在當地召開記者會，展示這些鞋子，並請大家不要再寄鞋給我。

　　接著，我開始在法庭上示範血跡噴濺型態（參見第二章）。我將一瓶紅墨水倒在白紙上，然後手掌猛拍紙上的紅墨水，一些陪審員沒想到我會出手這麼快，都吃了一驚，接著我又將紅墨水從不同的高度滴到地面上的白紙，來解釋血跡噴濺的型態，我將濺滿紅墨水的白紙拿起來在法庭內走動時，向陪審員展示出不同力量所造成的血跡型態。當我進行示範時，一位陪審員顯示出十分害怕的神態。伊藤法官看在眼裡，便開玩笑地對我說，「李博士，我想你讓第六十三號陪審員受驚了。」那位坐在前排的白人女陪審員聽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

　　我開始使用這些示範結果和現場所蒐集到的血跡型態進行比對。我解釋說，從現場這些血跡形狀來看，隆納曾與凶嫌長時間的打鬥，並且曾與一名或兩名殺手展開過一番血戰，而檢方卻稱隆納經過極短時間的打鬥即被殺死。

　　我展示出檢方拍攝的屍體照片，指出他穿著的藍色牛仔褲上的血跡的形狀，有從上往下流的形狀，從而顯示隆納是站著打鬥，腿部流著血。

　　隆納的隨身物品，如一個信封、一堆鑰匙、一張撕破的紙片、以及一只呼叫器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這顯示他與殺手打鬥的範圍很大，很激烈。從照片裡的紙片上，還可以看到一些血痕，這些痕跡並不明顯，但是經放大後，可以隱約看出是一段鞋印。如果蒐集到這張紙片，就可以找出清楚的紋路，也許，也許還可以在紙片正面及背面找到指紋。但是，這樣重要的證據卻不翼而飛了，檢方和警方卻不知道其下落。

　　隆納屍體的照片還顯示出附近的沙土上有一些雜亂的可疑腳印，警方卻沒有蒐集這些腳印，在幾個星期後我到現場時，這些腳印已被破壞殆盡了。

　　我又展示出另一張警方所拍攝的照片，照片上顯示出隆納的呼叫器面板上沾滿了血。這血如果不是隆納的，一定是凶手的，但是警方卻沒有化驗這些血跡。

　　接著展示出來的照片是妮可屍體肩部的血滴。我向陪審員解釋說，妮可已經倒在地上，上面的血滴肯定不是隆納的就是凶手的，但是，這樣重要的證據，警方卻沒有蒐集起來，反而送去清洗掉。

　　辯護律師接著問及有關辛普森臥室發現的那雙襪子。我解釋說，在我首次檢驗時，就發現由於警方處理不當，將兩只在不同地方發現的襪子放在同一個證物袋內，而懷疑這兩只襪子都可能受到污染。在第二次詳細檢驗時，我發現血是從襪子的一面滲透到另外一面，這證實我的懷疑。

　　辯方律師還叫我說明我與洛杉磯警察局刑事化驗室在這宗案件打交道的經過。我毫不客氣地指責洛杉磯警察局刑事化驗室處理本案的所作所為既不專業又沒有道理。

　　我舉例說，在檢驗辛普森臥室找到的襪子時，警方叫我和兩位辯護律師在上午九時三十分到達化驗室，我們都準時到達，但是，警方及檢察官卻故意拖延，讓我們在走廊上足足等了三個多小時。到了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才讓我們進入化驗室，進入化驗室時，他們又限制時間，聲稱這雙襪子要在下午一點多鐘送到ＦＢＩ化驗，我們只有二十多分鐘來檢驗這些重要物證。我原來已受邀到西雅圖演講，臨時改變行程到洛杉磯，沒有帶任何檢驗工具，我在西雅圖時就打電話給洛杉磯警察局化驗室的聯絡員，請求借用警方的設備，當時他們一口答應，並表示將會準備好各種儀器，不料在進入化驗室後，我只有一台十分差勁的顯微鏡，調焦不準，底部不穩，檢察官和化驗員又拚命催促，檢驗工作十分困難。

　　後來檢方指責我在檢驗時也沒有採取防污染措施。但是我回答說，這些襪子等證據早已被污染了，就算我穿上太空衣或鋼盔也沒有用。

　　根據檢方的證據，檢方認為妮可和隆納這兩人是由辛普森一人在短時間內殺死的，但是辯護根據我的證詞指出隆納並非短時間內就被殺死的，而是經過一番較長時間的打鬥，很可能有兩位殺手。此外，警方蒐集證據十分馬虎，有許多證據都受到污染，檢方證據的可信度值得懷疑。如果殺了兩個人，殺手一定會滿身都是血，但是警方並沒有找到任何血衣，也沒有找到凶器，再加上如果辛普森拿著血襪子到他臥室的話，門外有血滴，臥室內有血襪，但是從門外到臥室的白地毯上卻找不到一點血跡，因而我對整個案件的結論是檢方指控辛普森的證據薄弱。

　　在結束辯護律師的直接盤問後，我必須接受檢方檢察官的交叉盤問。在檢察官開始交叉盤問前，伊藤法官就警告檢察官，聲稱，「李博士的公正程度你們檢方早就知道，你們不必花太多的時間去質疑他的立場及信用，點到為止即可。」

　　檢察官對我十分客氣，左一聲「李博士」右一聲「李博士」地稱呼我，他對我在前一天替辯方所作的證詞進行了無關痛癢地挑剔盤問，但是始終沒有動搖我的結論。

　　檢方在提供證據時，曾向陪審員介紹了在班迪街案發現場的前院大門上找到幾滴血滴，經ＤＮＡ鑑定證實為辛普森的血跡。先前辯方律師曾經請專家攻擊進行ＤＮＡ血滴檢驗時，不該使用ＰＣＲ法，檢察官便想利用我來推翻辯護律師的質疑。

　　他問道：「李博士，您所主持的化驗室偵案無數，也經常使用ＤＮＡ來檢驗血液，你們是否使用ＰＣＲ的方法來進行ＤＮＡ測試？」

　　「是的。」我回答說。

　　「李博士，您在刑事案件中，是否利用ＰＣＲ法來作為指證或排除被告是否涉案的證據？」

　　「是的，因為這個方法是刑事界普遍認定可靠的ＤＮＡ檢測方法。」我以肯定的語氣回答說。

　　第二天，新聞媒體都紛紛報導：辯護團所請來的頂尖專家證人竟然否定自己人的說法，這無疑是搬磚砸腳。我在加入辯方專家團前就跟辯護律師說過，我身為一位科學家，只會實事求是地把科學證據呈現給陪審員，決不會因為代表被告而歪曲事實。

　　在這宗案件結束後，負責偵辦此案的女檢察官克拉克將辦案經過寫成一本書，然後改行做電視節目主持人。她多次邀請我上她的節目，有一次我終於抽出時間來接受她的訪問。

　　「既然你承認在案發現場的血跡經ＤＮＡ檢驗是辛普森的，但是您為何仍幫辛普森作證？」她單刀直入地問道。

　　我就用比喻的方式跟她說：「我今天坐在這裡接受訪問，假設在訪問中，您那美麗的頭髮不知何故沾到我的褲子上，回家後，我太太發現我褲子上有頭髮，拿到化驗室去鑑定ＤＮＡ，結果證實是您的頭髮。然後她就查問我今天跟您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責問我為何您的頭髮會跑到我的褲子上來。啊哈，我就有大麻煩了！但是，天知，地知，您知，我知，我們沒有做任何不軌的事情。因此，即使ＤＮＡ檢驗結果證明了某根毛髮或某些血跡是某人的，也不能直接證明這個人就做了這些壞事。」

判決宣讀

　　在我作證完畢後，辯護律師馬上集中精力來對付在替檢方在職時聲稱從未歧視過黑人，從未罵黑人為「黑鬼」的刑警福爾曼。經過一番拉鋸，法院終於同意把福爾曼的錄音帶放給陪審員聽。從這一段錄音內，福爾曼用「黑鬼」字眼來稱呼黑人，而先前福爾曼曾宣誓作證要講實話，但是現在證據顯示他並沒有如實作證，因此他聘請了律師，在辯方傳訊他出來作證時，他不得不以美國憲法的第五項修正案（每個人有權利拒絕提供任何可證明自己犯罪的證詞）來拒絕作答，後來在審判結束後，他還因為做偽證而被檢方起訴。

　　在成功播放了福爾曼的歧視性錄音後，辯護律師要求將福爾曼的所有證詞以及他發現的證據都排除在外，要求陪審員在裁決時不考慮這些證詞及證據。經過幾次上訴，上訴法院裁定陪審員在裁決時可以考慮到福爾曼的證詞以及他所發現的證據。儘管如此，在陪審員眼中，福爾曼是一位種族歧視者，部分陪審員開始懷疑福爾曼有可能栽贓誣陷與白人女子結婚的黑人足球明星。

　　九月十二日，辯方在傳喚五十三位證人後，結束了辯方的辯護程序。在隨後的兩個星期，檢辯雙方再傳喚一些證人來澄清疑點。一位聯邦調查局的鞋印專家先前曾質疑我提供的證詞，聲稱現場只發現一雙鞋印，後來，他同意我的看法，承認可能有第二雙可疑鞋印。不過，警方在現場蒐集到許多指紋，到結案為止，仍有九枚指紋無法辨認出來。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法院將整個案件交給陪審員討論裁決。經過二百四十五天的陪審，陪審員及候補陪審員的人數從原來的二十四位減到十四位，原來十二位正式陪審員因為有許多違規行為，陸續由候補陪審員遞補，候補陪審員只剩下兩位。十月二日星期一，十二位正式陪審員開始閉門討論，大家都在法庭外焦急地等候著，但是由於這宗案件案件審理時間很長，證人及證據都很多，許多法律界人士估計陪審團至少需要一個星期才能達成裁決。但是在討論開始的第一天，陪審員就要求法院重新提供禮車司機的證詞，四個小時後，陪審員宣布已達成裁決。

　　陪審員在一天內就裁定結果，的確令人震驚。但是由於法官考慮到兩年前法院宣判毆打黑人的白人警察無罪時引發的暴動事件，他擔心萬一黑人社區對辛普森一案的判決不滿而引起另一場暴動，便決定在第二天上午十時才正式宣布判決。當天晚上，洛杉磯警察局開始密集巡防，調派大量警力，以防洛杉磯再度爆發暴動。

　　十月三日上午十時，全美的媒體焦點都集中在洛杉磯高等法院大樓裡，陪審員宣布：辛普森無罪。

　　辛普森被判無罪的消息一宣布，我照常在康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上班，我並不太關注判決的結果。我是一位科學工作者，重要的是將事實及科學根據呈現給陪審員，至於結果全是由陪審員來決定。

　　許多媒體在新聞報導中聲稱是我幫辛普森洗脫罪名的。一些陪審員在裁決後都接受媒體的採訪時稱，我的證詞對他們的決定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洛杉磯警方在現場處理及檢驗過程中的各種疏忽及違背刑事化驗室職業標準的做法，以及我認為檢方所提供的證據薄弱，讓他們認為檢方證據不足以證實辛普森的罪名。

第十五節　終曲不斷

　　不過，七成的美國人認為辛普森很可能有罪，同時檢方的一些現場證據也說明辛普森的涉案嫌疑。記者也往往會問我，為何要替一位可能有罪的被告作證。我的回答是，「刑事鑑識最重要的是物證，以及現場重建的工作。如果沒有完整的證據，就只能做部分的重建。這個案件就是只能進行部分重建的案件。本案中，洛杉磯警察局的刑事化驗室在ＤＮＡ方面有百分之八十是做對的，但是在其餘部分都有瑕疵。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就是要把所有的疑點報告出來，希望檢方能合理地答覆，而不是去證明被告到底有罪還是無罪，被告是否有罪，還是要由陪審員或法官決定，而不是刑事鑑識人員。」

　　後來在被害人家屬對辛普森提出的民事訴訟案件中，我拒絕了辯方的邀請，不願再插手。因為辛普森的刑事案件，我耽誤了許多重要事情，我向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表示，該案很不幸成為一場相互不服輸的籃球賽，這場球賽沒完沒了地進行，我絕不願意成為其中的一位球員，因為還有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要做。

　　辛普森案件判決後，這一案件馬上成為全美刑事司法界的教材案例。洛杉磯市議會馬上通過法案，增加警察局刑事化驗室的經費及設備，加強訓練刑事鑑識人員，各地的警察局也紛紛邀請我去演講，說明如何避免重蹈洛杉磯警察局的覆轍。

　　在辛普森案件結案的半年後，洛杉磯警察局又重新展開調查，至於當天晚上的命案真相，很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揭曉，也有可能成為永遠無法偵破的懸案。

　　在九七年底，我被加州的刑事鑑識人員協會邀請擔任年會的主講人，許多與會者都是來自洛杉磯警察局化驗室的鑑識人員。我從辛普森一案談起，談到洛杉磯警察局在處理現場不當之處。在演講前，曾在辛普森案件作證的華裔鑑識人員馮丹尼走上來與我握手，他私下向我透露在辛普森被判無罪後他被各方嘲笑及指責的困擾。

　　我深深體會到刑事鑑識是個競爭激烈的行業，以往都是白人佔大多數，很少有華裔。近來華裔鑑識人員有增加，素質也很好，但是他們大多屬於基層工作，往往在大案件失敗後要替別人背黑鍋。這些華裔鑑識人員大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他們雖然不懂國語，但是卻因為他們的膚色而飽受排擠，或被當成外國人。他們私下都向我表示，因為我是華裔，並且在康州警政廳的刑事化驗室挑大樑，使許多美國人對我們刮目相看。

　　我在辛普森一案中與馮丹尼有過接觸，知道他是一位十分能幹，十分稱職的鑑識人員。我願意替他打抱不平，在演講會上，我向幾百位鑑識人員讚揚了馮丹尼個人的能力。並指出，洛杉磯警察局在辛普森一案的失敗，並非馮丹尼的過錯，而是整個系統，整個管理制度的不當而造成的。

第五章　甘迺迪之緣

「我是個正常男人，沒有隨身攜帶女人內褲的習慣，平時身上只帶著手帕。」

楔子

　　有時，我回想起自己走過的路，常常會問，命運是否由天注定？真的有因果報應嗎？人生的悲歡離合又是否在冥冥中早有定數？

　　我出生於中國大陸，卻在台灣成長，到了台灣後，為什麼又進了警官學校？從警官學校又怎麼會到美國留學？怎麼又會從生物化學研究走回鑑識科學？怎麼會從大學教授轉任刑事鑑識主任，繼而又回到警界擔任警政廳長？難道這都是命運的安排嗎？

　　就如我跟吳東明的友情一樣，我們從小一起長大，一起上學，高中畢業後，他進入官校，我當了警察，但是我們一直來往密切。我追求妙娟時，他替我出謀獻計；我和妙娟結婚後，他的夫人譚鏡荷和我們也成為無話不談的摯友。

　　我們到美國求學後，就和東明失去了聯絡。但是幾年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又在美國碰頭；短暫相聚後，又好一陣子沒有聯繫。沒想到不出幾年，我們又喜相逢。難說這不是冥冥中自有定數的緣分。

　　身為一位科學工作者，我不相信鬼神，但是在處理無數刑案後，許多事情我不能從科學的角度解釋。因此，我不斷地問自己，緣分究竟是什麼？

　　我與美國的政壇望族──甘迺迪家族素不相識，但是卻不斷地相遇與分手，時而協助甘家，時而與甘家立場殊異……

第一節　似曾相識

　　一九六三年，我在馬來西亞的華聯日報擔任總編輯。我記得很清楚，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當天晚上，國際新聞上刊載了一宗震驚全球的大新聞：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遭暗殺身亡。雖然我只知道甘迺迪是美國總統，我卻對這條新聞產生一種獨特的感覺，好像似曾相識，神交已久。我只有自我嘲解，我從未去過美國，怎麼會認識這位白宮主人，更何況甘家又是美國的顯赫豪門。

　　甘迺迪家族不僅十分富有，而且在美國擁有很高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一八八八年，老約瑟夫．甘迺迪，出生在麻省一個十分平凡的愛爾蘭移民家庭，成長於二十世紀初期，他以精明的生意頭腦致富，並迎娶波士頓市長女兒而邁入政壇。老約瑟夫二十五歲就擔任了銀行經理，三十歲成為造船業和電影業的百萬富翁，後來又在股票市場闖蕩有成，而成為當時全球首富之一。他還曾在羅斯福執政期間擔任過聯邦證卷交易委員會的主席，以及美國駐英國大使，最後在一九四○年退休。

　　不過，他的家族並沒有因此而與政壇絕緣，相反地，他的子女都青出於藍，老約瑟夫的四個兒子都紛紛成為美國政壇的風雲人物。

　　長子約瑟夫．甘迺迪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國捐軀。次子約翰二十九歲進入國會，並在一九六一年擊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森，當選為美國第三十五屆總統，成為老羅斯福以下最年輕的總統；由於他關心基層市民，並且致力於少數族裔與女性的平權運動，而深獲民心。三子羅伯特克紹箕裘，當選參議員，曾出任美國司法部部長一職。四子愛德華亦晉身參議院，一門三傑，不愧為政治家族。但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約翰．甘迺迪卻被暗殺了。

　　案發當天，甘迺迪總統和夫人賈姬抵達了達拉斯，德州州長約翰．康納利夫婦到機場迎接總統。在向歡迎的人群握手致意後，甘迺迪總統坐進了林肯牌敞蓬汽車後座右側，總統夫人坐在後座的左側，康納利州長及夫人則坐在中間的一排，由兩位特勤人員駕駛專車離開機場。

　　總統車隊穿過了達拉斯市的鬧區，駛向該市的貿易中心，參加當地的政商名人及擁戴者的歡迎午宴。當車隊駛近中央大道、豪斯頓大街和埃爾姆大街的交叉口時，可以看到西北角有一幢七層樓高的建築，即德州教科書倉庫所在。

　　十二時三十分左右，總統座車轉向西南方，改變了原來的行程，慢速駕駛入埃爾姆大街，總統和夫人在車上向兩旁的歡迎人群微笑揮手。

　　突然間，響起了一聲沉悶的槍聲。州長康納利立即向後轉過身來，只覺得背上被重捶一記，瞬間鮮血迸射，他尖聲大叫起來。總統夫人乍聞尖叫轉過頭來時，發現總統頭部中彈，甘迺迪舉起右手似乎想撥開頭髮，但手臂顫抖一下，隨即無力地垂了下來。

　　總統夫人看到甘迺迪後腦勺彈出了一塊顱骨，剛開始還沒有出血，突然間，鮮血猛地像噴泉一樣四溢，浸透了上衣。特勤組員馬上飛速駕駛到四哩外的帕克蘭紀念醫院，半小時後，醫院宣布搶救無效，甘迺迪總統與世長辭了。

　　另一方面，當槍聲一響，白宮特勤組及當地警察立即衝進教科書倉庫。他們在五樓找到一支帶著望遠鏡的步槍和兩個空彈殼。甘迺迪在中午十二時三十分遇刺，下午一時五十三分，警方逮捕了一名名喚哈維．奧斯華的嫌犯，被控殺害總統。

　　兩天後，奧斯華從達拉斯警察局大樓的地下室被押解出來。他神態自如地面對媒體的鎂光燈，突然間，臉色一變，尖聲大叫：「啊！糟了！」一聲槍響，奧斯華應聲倒地，一位名叫魯比的男子拿著手槍，自稱義憤填膺而將奧斯華「就地正法」。

　　後來由最高法院大法官華倫主持專案調查小組，深入追查，該委員會最後同意了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結果，即該案乃奧斯華個人的單獨行動。

　　但是外界並不信服。有人認為這是副總統詹森教唆的，因為詹森與甘迺迪一直不和，前者處心積慮要去後者而代之。有人臆測這是黑手黨開的槍，因為甘迺迪總統上任後，與司法部長，即其弟羅伯特，聯手打擊幫派，得罪了不少黑社會老大，而成為黑手黨的眼中釘。另有一說稱這是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借刀殺人，因為甘迺迪總統的許多政策會減損情治單位的權限及預算；也有人說是古巴總統卡斯楚派遣殺手所為。

　　我當時在處理甘迺迪總統被刺新聞時，總覺得十分離奇與不解，不過離開馬來西亞後，我再也沒有時間去追蹤甘迺迪命案的後續發展。

　　到了美國後，我一直埋首學業與操勞生計，雖然每次聽到甘家的新聞，都有種特別的感覺，並且為他們難過，卻一直沒有機會向他們表達自己的關切。畢竟，我們走著兩條完全不同的路，我只是個默默無名的留學生，甘家卻是美國數一數二的望族。

　　未料，這兩條平行線卻神奇地交會。一九九一年，我應邀擔任威廉．甘迺迪．史密斯強暴案的專家證人，握住栽培出一位總統、兩位參議員的甘家老夫人羅絲．甘迺迪的手時，似曾相識的感覺泉湧，彷彿身在夢境。

第二節　棕櫚灘強暴案

　　佛羅里達州的棕櫚灘是一個富人密集的住宅區，甘家在當地有一幢價值七百萬美元的豪華別墅，裡面有十九個房間以及私人海灘，前後院都是寬闊碧綠的草坪。

　　一九九一年春天，陽光明媚，氣候宜人，甘家循例也都邀請整個家族在棕櫚灘的別墅團圓度假。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和他的外甥威廉也一同赴家族聚會。威廉的母親珍．甘迺迪是甘家的掌上明珠，現為美國駐愛爾蘭大使，也曾到過台灣，並在美國駐台灣機構擔任官職，會說一些國語，對中國的文化及歷史都有所認識。

　　有一天晚上，愛德華帶著兒子邁可和威廉一起到當地知名的酒吧去喝酒跳舞。三個人在酒巴裡談笑風生，一些年輕美女也紛紛上前一起喝酒。起先，邁可和一個女孩談得很投機，便偕伴先行離去。過了不多久，年過半百的愛德華覺得太晚了，便單獨開車回家，剩下威廉與剛結識的派翠西亞．鮑曼相談甚歡，派翠西亞並表示稍後她會開車送威廉回別墅。

　　沒過多久，他們離開了酒吧，一起回到別墅的海邊，手牽著手一起散步看月亮，時而停下來熱吻。故事到此沒有其它說詞，但是在海邊散步後卻出現兩種版本。

　　根據威廉的說法，他們在海邊散步一會後，就將浴巾鋪在沙灘上，躺著賞月，親密熱吻，最後兩人在沙灘上做愛。之後，威廉說他很累，想回去睡覺，但是，派翠西亞一進到他的房間就開始捉狂，不斷捶打他，指控他強暴，撥電話叫朋友來接她，並隨手拿走了一個小花瓶、一張照片作證物，就匆匆離去。第二天威廉就被控強暴了派翠西亞。

　　派翠西亞另有一套說詞：他們倆在沙灘散步後回到別墅的後院時，威廉突然脫掉衣服要和她做愛，她拒絕並轉身逃離，但是他追上來，將她推倒在水泥地上，她奮力掙扎，趁隙逃脫，但是威廉窮追不放，最後被他按倒在草地上強暴了長達十五分鐘之久。

　　派翠西亞向警方報案後，威廉馬上就被逮捕到案。甘家子孫涉嫌強暴被捕的消息隨即傳開，各大媒體聞風而來聚集在棕櫚灘市，好不熱鬧。

　　警方派出了大批人力，蒐集了派翠西亞的內褲、衣服及體內殘存的精液。為了慎重起見，這些物證還送到佛州警局化驗室及聯邦調查局刑事化驗室等機構加以檢驗。

　　甘家馬上聘請兩位律師，一位是在當地相當知名的刑事辯護律師布拉克，另一位是馬克．賽汀，他以前在邁阿密警察局刑事重案組擔任刑警，曾經參加過我的培訓課程，後來他一面擔任公職，一面上法學院夜間部，考上律師執照後就開始執業。

　　他們接手後，馬上打電話給我，請我去參加辯護團。

　　這宗豪門醜聞讓我覺得十分無聊。這種案件並未涉及任何人命，面對成堆人命關天的重案，我實在無暇分心。這兩位律師發現我的興趣不大，便表示，甘家深信威廉是無辜的，將不惜鉅資以洗清嫌疑。當時化驗室經費不繼，急需外援來維持正常作業，這個案件正好可以藉機籌款救急。

　　於是，我提出三項條件，第一，我只能依據事實作證，甘家不能左右；第二，我的調查報告完全獨立，律師及甘家都不能更改；第三，甘迺迪家族須將我的專家諮詢費捐贈給康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作為添購儀器和訓練人員的經費。

　　就這樣，我正式成為辯方專家，負責檢驗檢方的證據。我到達棕櫚灘時，當地的刑事化驗室主任爾契．特登親自接待，他的作風開明，專業態度非常可佩。

　　檢方化驗室的檢驗果然發現威廉的精液與派翠西亞體內殘存的精液，在ＡＢO血型和ＤＮＡ比對上均吻合，同時其化驗程序也都無懈可擊。

　　這些結果都證實了威廉的確與派翠西亞有過性行為。但是本案重點不在於雙方是否曾經性交，而在於何種情況下發生的性關係。同時，強暴罪定罪的關鍵在於證實女方是被男方強迫性交的，如果係女方自願，就不存在強暴之說。

　　檢方將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精液分析上，卻忽略尋找任何顯示強迫行為的證據。我決定將調查的重點集中在物證上是否有微物轉移的痕跡。

　　在刑事科學上，當兩個物體的表面在運動中接觸的時候，總會產生一定的微量物質轉移，一個物體表面的微量物質會轉移到另一個物體的表面上去。例如，當一個人的手指接觸到某一個物體表面時，這個人的手指上的汗液等微量物質就會轉移到此一物體的表面，該表面就會留下人的指紋；當兩輛汽車發生碰撞時，一輛汽車的油漆和油污等微量物質也可能轉移到另外一輛汽車的表面上，於是就會留下碰撞的痕跡。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宗痕跡轉移案件發生在康州高速公路上的一宗襲警案。康州有一段時間連續發生了多起高速公路巡警被襲案，侵襲手法都很相近，大卡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速行駛，看到路邊的警車，就惡意迫近，有時撞壞警車，有時撞傷警察。有一次，一輛警車停在路邊援助一位汽車拋錨的司機時，一輛卡車飛速擦過，站在一旁的警員躲避不及，大卡車的車廂撞到了警員的右肩及頭部，將他彈出幾呎之外，警員因流血過多而死亡。

　　警察局立即封鎖所有的高速公路，檢查每一輛經過的卡車，其中有一輛十分可疑，因為車廂前面的右下角有個凹痕。

　　我馬上到現場勘查。肉眼觀察下，卡車的車廂並沒有任何痕跡或血跡，不過，一用化學藥劑顯像，凹痕處就出現一個警徽，再用超高倍顯微鏡檢驗，發現車廂上還留有被害人頭部碰撞的痕跡。

　　雖然卡車司機矢口否認到底，但是，車廂上的警徽昭彰，讓所有的陪審員投票判定司機有罪。

　　觀察微量物質轉移可以重建案發現場，並推斷案發過程。一般來說，我們從兩個方面來檢驗微量物質轉移的情況，其一，如果某個物體的表面有微量物質轉移的痕跡，就可以推斷該物體曾與其他物體接觸過；其二，如果某物體表面上沒有某種微量物質轉換的痕跡，那麼我們可以推斷，該物體沒有和後者接觸過。

　　本案中，如果女方所稱為事實，我們應該可以在她的衣服上找到青草、泥土及水泥的痕跡。我發現女方的衣服很完整，沒有一點撕扯的痕跡，拉鏈沒有破損，鈕扣也沒有少，更找不到任何草跡和泥土；再檢驗女方的內褲、胸罩，也沒有任何地面的微量物質轉移痕跡，這怎麼可能呢？難道甘家種的是獨門絕草？不會留下任何痕跡？我只好到「強暴現場」來採樣求證。我蹲在碧綠的草地上沉思，覺得甘家的草和別人家的草殊無二致，便從口袋裡掏出一塊白手帕，在草地上擦了一擦，再拿律師的白手帕擦了一下水泥地面。回到化驗室化驗後，白手帕在高倍顯微鏡下都留下清楚的痕跡，部分纖維也有受損的痕跡，證實微量物質轉移的定律依然有效。

　　幾個月後，這宗強暴案正式開審。檢方向陪審員說明被害者身上的精液確實屬於威廉，然後，派翠西亞又在證人台上眼淚汪汪地控訴威廉當晚的暴行。

　　辯方曾發現派翠西亞素來有指控遭人強暴的前例，同時也有人主動向辯方表示，願意出庭指證她頗為隨便，經常在一夜邂逅後，揚言報警以威脅男方。但是，法庭裁定這些證詞和證人不能出庭，否則一些真正遭到強暴的被害者將不敢報案。

　　派翠西亞自稱遭到強暴，法院特別要求電視台直播時不能播出派翠西亞的面容，因此，許多觀眾看電視時只能看見一個頸部以上為圓圈的女性，有些報紙還為了保護她而姑隱其名，後來，派翠西亞卻接受電視台的採訪而主動曝光，法院這些用心良苦的保護措施也徒遺笑柄。

　　在檢方介紹完證據後，辯方展開反攻。辯方律師傳訊證人，證實了當晚在酒吧是派翠西亞主動接觸威廉，不久，我便以專家證人身分出庭作證。

　　我先介紹了自己的專業背景，接著，便向陪審團介紹了法國物證技術學家洛卡德在本世紀初提出的「微量物質轉換定律」，並以日常生活的例子說明，如果兩個物體接觸過，必定會留下微量物質轉換的痕跡。

　　接著，我直接導入威廉一案。本案依檢方說法，派翠西亞先被威廉撲倒在水泥地上，再壓倒在草地上，她的衣裙和內褲應該相當猛烈地摩擦現場的水泥地面和草地，並且留下明顯的微量物質轉換痕跡。

　　接觸到草地和水泥地會留下何種痕跡呢？我拿出在水泥地和草地上摩擦過的白手帕，叫給陪審員傳閱。再將高倍顯微鏡下放大的痕跡照片展開給陪審團，一面說明，這塊手帕上，留下明顯的與草地的摩擦痕跡；而接觸過水泥地表面的手帕上，也可以看到灰色的摩擦痕跡，以及部分纖維還有破損的跡象。

　　接著，我將派翠西亞衣服、內褲及胸罩的高倍放大照片展示給陪審團看：「經過徹底的查證，都沒有發現任何破損的纖維及草地的痕跡，這表示他們並沒有在草地上待過，也沒有在水泥地上掙扎過。」

　　陪審席內傳來一陣竊竊私議。檢察官有些沉不住氣，在交叉盤問時發現我的證詞及化驗結果都無懈可擊，轉而攻擊現場採樣的程序。檢察官大聲地問道，「手帕和內褲並不一樣，李博士，你為什麼要使用手帕，而不使用女性內褲來進行對比呢？」

　　在刑事化驗過程中，以類似物品取樣的確是十分重要，手帕與內褲的纖維、結構和組成成分都很相近，用手帕來取代內褲並不會影響到檢驗的結果。但是，我不想浪費口舌鏖戰，就不慌不忙地說，「我是個正常的男人，沒有隨身攜帶女人內褲的習慣，平時身上只帶著手帕。」

　　法庭內哄堂大笑。在出庭時，語言能力十分重要，尤其是聽力，許多在美華人在法庭上很吃虧，主要是因為聽力不靈光，不能隨機應變。我沒有直接回答檢察官的問題，但是我的答覆使他無可奈何而自討沒趣，便草草結束交叉盤問。

　　最後，所有的陪審員都相信了我的證詞，認為派翠西亞的說詞並不可信。最後陪審團一致裁定威廉．甘迺迪．史密斯強暴罪名不成立。媒體都稱是李博士替甘家平反的，一些電視節目及報紙更將我有關白手帕的回答列為法庭名言。

　　許多媒體也注意到我的英語口音。我雖然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每天用英語交談，但畢竟不是母語，和其他美國第一代華裔移民一樣，我的英語的確有些口音。

　　有些僑胞因為自己發音不純正而不敢開口，我有些朋友甚至不敢在公開場合講英語。但是，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法國的移民有法國的口音，德國的移民有德國的口音，我們身為華人，應該以自己的血統為傲，何必忌諱自己的英語口音呢？

　　美國大街小巷，隨處都可以聽到帶著各種口音及方言的英語；在法庭內有些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講英語也不太純正，陪審員更不用說了，有些陪審員還是第一代移民，聽到我的口音，反而拉進彼此間的距離。

　　至於威廉究竟有沒有強暴派翠西亞，仍然是個未解之謎。本案的裁決，僅表示派翠西亞沒有完全說實話，而檢方並沒有提出毫無瑕疵的證據來證實強暴。不過，有些街頭小報依然咬定威廉曾強暴派翠西亞而大作文章。不過，目前在芝加哥的退伍軍人醫院研究康復醫療的威廉堅持自己清白，並且希望將案件拋諸腦後。但是由於他的身世背景，人們總會不斷地在媒體上炒作，不肯罷休。

　　就這樣，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與甘家結了一次緣，案件結束後，又咫呎天涯，我再度潛心於刑事研究；這宗案件可以解釋當年報導甘迺迪遇刺時的奇怪感覺，但是我與甘家並未緣盡於此。由於二十多年前在康州的一宗懸疑命案再度喧騰一時，又讓我再度與甘家重逢，而這次可以說是正面衝突，因為我的偵查對象，剛好是一位甘迺迪家族成員。

第三節　瑪莎懸案

萬聖節遺恨

　　案件發生在一九七五年萬聖節的晚上，地點是位於康州西南角，瀕臨紐約的格林維奇市。這是個風景秀麗的海濱住宅區，居民大多相當富有，很多曼哈頓的大亨和富豪都在此處置產，它還有一個極富魅力也很名副其實的匿稱──「美女港」。小城靠近高速公路，但是四周都築起高牆，進出都必須經過警衛崗哨，道路都是屬於私人所有，未經同意，外人不能擅入。城內也有一個警察局，維持治安，警察局的警員在例假日就替居民做些警衛工作，或兼差開車到機場接送客人，賺些外快。

　　在七○年代，美女港最富有且最知名的居民大概要算斯凱科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喬治．斯凱科創立大湖煤焦公司，當時壟斷了北美的煤礦和石油副產品加工業，榮登美國資金最雄厚的私營企業榜。三○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期間，斯凱科家族反而因為財力雄厚而順利度過難關，成為戰後數一數二的富豪家族。

　　除財富外，斯凱科還極力拉攏美國政要。一九五○年的某一天，在格林維奇市的聖馬利亞教堂內，政壇大老及高官雲集參加一場莊嚴隆重的婚禮。新娘是斯凱科家的千金艾瑟，新郎為後來曾擔任美國司法部長的羅伯特．甘迺迪，美國商界巨富與政壇世家的結合，令各界注目。婚後，艾瑟的家人仍然住在美女港的豪宅內。在父親去世後，艾瑟的哥哥魯什頓繼承了大部分的家族產業。直到七○年代，喪妻的魯什頓仍和七個孩子住在老家。

　　魯什頓的鄰居是莫斯雷家，莫斯雷揚名立萬於美國出版業，在美國西部生意興隆。他的寶貝女兒叫瑪莎，金髮碧眼，活潑可愛，常與同學和鄰居們一起玩耍，與斯凱科家的小孩也是好朋友。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的萬聖節，剛滿十五歲的瑪莎和鄰居的小孩一起玩耍。通常來說，萬聖節是美國孩童最喜愛的節日，因為在這個節日裡，他們可以化妝打扮成各式各樣的人物，拿著袋子，到處敲門，人家開門就問，「招待還是搗蛋？」大人往往會拿出糖果招待小朋友，如果大人不招待，小孩便在房屋牆上塗鴉搗蛋，跟大人過不去。

　　吃完晚飯後，莫斯雷太太正在客廳和朋友講電話，瑪莎的好友海倫和一個男孩傑佛瑞敲門約瑪莎一起去玩耍，看到母親正在講電話，瑪莎又不想讓朋友久等，便高聲向母親叫道，「媽咪，我和海倫他們一起出去要糖果，我會早點回來的。」

　　莫斯雷太太肩頸夾著聽筒，便向瑪莎揮揮手，表示同意。

　　到晚上十點多，整個社區都靜了下來，敲門要糖果的小孩早已回家睡覺了，但是瑪莎仍未到家。媽媽叫瑪莎的哥哥約翰去找瑪莎，約翰駕著汽車在社區裡轉了幾圈，都沒有看到人影。

　　媽媽此時還不耽心，因為今天晚上是萬聖節夜，瑪莎和朋友們可能要一起聚會來分享糖果，她就叫約翰先睡，自己在客廳等門，不知不覺間她也睡著了。

　　莫斯雷太太醒來時，客廳的鐘指著半夜兩點鐘，她半醒半睡地走到樓上女兒的臥室，未料，床上無人。她馬上清醒過來，撥電話給海倫，寤寐中的海倫說瑪莎九點半左右在斯凱科家門口遇到湯米，兩人聊得很開心，海倫便藉機提前回家了。

　　莫斯雷太太趕緊打電話到斯凱科家，接電話的是湯米的姊姊茱莉，她說瑪莎並沒有到他們家。

　　她接著打電話給傑佛瑞，傑佛瑞說自己在九點鐘就到家了，當時瑪莎仍然和一些朋友在斯凱科家門前閒聊，他們應該知道瑪莎的下落。

　　莫斯雷太太又打電話到斯凱科家，茱莉叫湯米自己聽電話，湯米連聲說自己也不知道瑪莎的下落，瑪莎和他分手後就獨自回家了。

　　到了早上四點鐘，莫斯雷太太只好打電話給警察局。警察們很快就趕到她家，問了一串問題，如瑪莎在離家前有沒有和家人吵架、以前是否有離家的記錄等，莫斯雷太太回答說，瑪莎與家人關係和睦，沒有吵架，以前也沒有離家出走的經驗。

　　天亮後，警方馬上發出了孩童失蹤的尋人啟事。由於瑪莎已經十五歲了，警方懷疑可能有外人用車劫走瑪莎後，立刻開上高速公路逃之夭夭。

　　於是，警方派出大批人馬向居民查詢當晚是否看到過可疑的車輛，同時清查每一輛進入社區的車輛。莫斯雷先生知道女兒失蹤的消息後，馬上兼程從亞特蘭大趕回家。

　　警方也動員了數百人次的警力到處搜查，第二天傍晚鄰家女孩希拉說，她在莫斯雷家後院的小樹林裡，發現一顆松樹下趴著一個女子，她曾叫了幾聲，都沒有回應，她猜想那就是瑪莎。

　　美女港一帶的住宅面積都很大，而且多依山而建，前後院都有很寬闊的山林。莫斯雷家坐北朝南，前面是瓦爾士大街，對街是艾克斯家，艾克斯家往西到奧特岩石路的路口就是斯凱科家。莫斯雷家的西面是哈蒙德家，兩家中間是有一條小路，彎彎曲曲地通向南面山坡，山坡上是一片茂密的樹林。

　　莫斯雷太太迫不及待地跟著希拉，穿過樹叢，來到了後面的山坡上。果然在一棵松樹下發現一具臉部朝下，顯然已經沒有氣息的屍體。希拉遠遠地站在一邊，摀著臉不敢看。莫斯雷太太看到屍身上的衣服，就知道惡夢成真，呆若木雞，一動也不動地站著。

　　警察很快就趕到了現場。瑪莎的屍體令人慘不忍睹，原本美麗的金髮沾滿了血漬，糾結在一起，難以分辨，面部和頸部都沾著泥土，臉上血肉模糊，無法想像她原來的面貌，牛仔褲和內褲都被脫到膝蓋下面。

　　警察在屍體旁邊發現拖拉的痕跡，循著痕跡在莫斯雷家後院草地邊上找到第一現場。草地上有踩踏過的痕跡與大量血跡，草叢中也起出兩截仍帶著血跡的高爾夫球桿，一塊是桿頭，一塊是桿頸，桿柄則下落不明。

　　法醫的驗屍結果顯示瑪莎先被人用高爾夫球桿重擊頭部，凶手毫不留情，球桿都被打碎數節，凶手再用柄桿尖端猛戳瑪莎的面部和頸部，刺中動脈造成大量出血致死，死亡時間大概在三十日晚上十點到十一點間。雖然瑪莎的褲子退至膝下，但是在屍體內並沒有發現精液或其它強暴的痕跡。

　　瑪莎被害的消息震驚整個格林維奇，因為這是該市數十年以來的第一起命案；此外，本案也引起了全美各地的關注，因為被害者是美國富商的千金小姐，而美女港住宅區可以說是全國最安全的地區。發生一宗如此殘忍的凶殺案，馬上成為紐約時報等知名報紙的頭條新聞。

　　警方曾懷疑過一個智商頗低的青年，因為他的襯衫上沾有血點，但是ＦＢＩ的化驗室發現血型與瑪莎不符，警方才鎖定在最後與瑪莎一起的湯米．斯凱科，因為所有小孩都說瑪莎最後是和湯米在一起的；警方在斯凱科家的後院也發現了一些高爾夫球桿，其型號與材料和凶器一樣。

　　但是這並不足以證實湯米是凶手。首先，法醫確定瑪莎的死亡時間在十點到十一點之間，其他人則證實瑪莎在九點到九點半左右與湯米在一起，而湯米聲稱在十點前即與瑪莎分手，各自回家。在十點到十一點之間，除湯米外，其他人也有機會殺害瑪莎。其次，斯凱科家的高爾夫球桿雖與案發現場的球桿吻合，但也不能咬定湯米。因為斯家的球桿四處亂放，任何人都可以從後院拿走，而當時和湯米、瑪莎在一起的朋友都說沒有看到湯米拿著高爾夫球桿。

　　不過，湯米的涉案嫌疑依然很大，警方便決定傳訊湯米。湯米自稱，那天晚上大家解散後，他又和瑪莎在車道上聊了一會兒就分手了，時間大概是在九點半到十點鐘左右，因為他要回家做作業。本來他要送她回家，但是瑪莎說不用了，便各自回家了，當時他並沒有注意到街道上還有沒有其他人。

　　傳訊時，湯米顯得很合作，警方覺得他們沒有理由懷疑湯米所說的一切。

　　除湯米外，斯凱科家另外一個男孩，邁克，也成為警方的懷疑對象。十五歲的邁克一直暗戀著瑪莎，曾因為湯米想要與瑪莎走近一些而對哥哥的奪愛行徑頗為不滿，後來，他自承曾在深夜十一點半爬到瑪莎的房間窗外偷窺。

　　但是另外兩個孩子作證稱，案發時邁克和他們一起送朋友回家，並不在現場。

　　警方同時也調查住在莫斯雷家西邊的愛德華．哈蒙德。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班學生，年近三十仍沒有女朋友，和母親同住在哈家豪宅內。朋友說，愛德華個性孤僻，經常酗酒解愁。他的臥室朝東，窗前正好是瑪莎遇害的第一現場。但是沒有任何線索顯示當天晚上他曾經和瑪莎在一起。警方偵訊時，他堅稱自己一直窩在家裡，和母親一起看電視。他母親在接受警察的訊問時，也證實了愛德華的說法。

　　警方也沒有漏掉案發前幾天才搬進斯家大宅的家庭教師肯尼茲．李特頓。他在湯米就讀的布朗斯維克私立中學教書，魯什頓因為自己兒子成績欠佳，而請肯尼茲回家擔任湯米的家庭教師。

　　警方調查發現這個老師曾有過盜竊前科，偷的都是一些不太值錢的小東西，經常酗酒，情緒也不穩定。不過，同樣也沒有證據可以證實肯尼茲在萬聖節當晚曾經接觸過瑪莎，事實上，肯尼茲根本不認識瑪莎。

　　此外，也不能排除外人作案的可能。畢竟，美女港社區離康州高速公路的出口只有一哩左右。萬聖節當晚，社區車水馬龍，巡警和駐衛警也不能一一盤查。再加上，不管是從感情上來說還是從切身的利益來說，警方都寧願相信是外人臨時起意殺害瑪莎的不幸事件。

匿名信

　　就在警方持續進行調查時，莫家收到一封從紐約寄來的匿名信。信中稱，「……警方應該將萬聖節夜和瑪莎在一起的所有男孩和女孩都拘留起來，不出兩個小時，他們就會供出誰殺了瑪莎……」

　　信中還說：「警方和新聞媒體都無權掩飾罪行，即使殺人凶手就是艾瑟．甘迺迪夫人的侄子亦然！」

　　當時，人們已逐漸淡忘約翰．甘迺迪和羅伯特．甘迺迪遇害身亡的不幸；一九七二年，時任美國國會議員的愛德華有意角逐總統，但是在爭取黨內提名時，卻因為一九六九年的一件車禍而頻遭攻擊，人們紛紛指責他見死不救，擅離現場。話說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嗜酒的愛德華帶著二十八歲的女秘書瑪麗．柯貝琴酒後駕車經過查帕奎迪克島的一座橋時發生車禍，汽車墜入水中，愛德華大難不死，自己脫困游上岸，女秘書卻逃生無門，困在車內，活活淹死。愛德華回家後不但沒有報警，還找律師與女方家屬私下和解，事後遭共和黨嚴厲抨擊，愛德華也因此而退出選局，該案重創甘家，許多人都覺得愛德華因身分特殊而豁免於法律制裁。

　　莫斯雷馬上將匿名信交給警察局。警方當然不接受袒護權貴的指控。在聖誕節前夕，紐約時報記者再次就瑪莎一案採訪格林維奇市警察局時，巴蘭局長就澄清說，他手下的警員已經查訪過兩百多人，雖然案情沒有突破，但是警方也沒有包庇任何人。

　　他強調說，「你可以相信這一點，如果我們發現了任何證據，我們一定會調查到水落石出。」

　　經過幾個星期的調查，警方終於掌握了案發當晚斯凱科家門口人群來去的過程。

　　萬聖節的晚上，魯什頓．斯凱科偕朋友外出打獵，把孩子交給家庭教師肯尼茲。肯尼茲帶著孩子們一起到俱樂部去吃晚飯，回到家大約是九點鐘。邁克在街上遇到了瑪莎、海倫、傑佛瑞和另一名男孩杰克，邁克就帶大家到自己家門口。此時杰克告辭，剩下的四個孩子就坐在斯家的林肯轎車內邊聊天，邊聽音樂。邁克和瑪莎坐前座，海倫和傑佛瑞坐在後面。

　　大約九點十五分時，湯米從家裡出來，也坐進前座，和瑪莎坐在一起。十幾分鐘後，湯米的兩個哥哥出來，說要用車送朋友回家。湯米、瑪莎、海倫、傑佛瑞從車裡鑽出來，邁克則留在車內，和哥哥一起送朋友回家。

　　車子開走後，海倫和傑佛瑞也回家了，車道上只剩下湯米和瑪莎兩人。九點半左右，湯米的姊姊茱莉開另外一輛車送朋友回家，看見湯米和瑪莎還站在車道上。

　　接著發生的事情就難以確定了，湯米說他在茱莉走後就和瑪莎分手回家寫功課。但是沒有人能證實他在十點前就回到家。肯尼茲說，大約十點三十分湯米才出現在起居室。但是，湯米說他在先寫完一篇作文後，才下樓去和肯尼茲一起看電視。湯米自稱寫了一篇有關林肯總統的作文，但是學校的老師說那天並沒有要學生寫那項作業。

　　後來，海倫才向警方補充說明，她和傑佛瑞離開斯家門口時，她看見湯米用力將瑪莎推倒在草地上，自己再趁勢也躺在地上，但是究竟他們在做什麼，由於是夜晚，又有樹叢遮住視線，她也不清楚。

　　警方在瑪莎的遺物中找到她的日記，她說自己對湯米有好感，好像湯米也喜歡她，有時還讓她開他的車。

　　不過，瑪莎的朋友及家人都說，瑪莎與湯米只是普通的朋友而已，事實上，瑪莎還有一位更要好的男朋友，但是當天他並不在格林維奇。

　　警方經過好幾個月的調查後，湯米還是不能釋嫌。便在湯米同意下進行測謊，第一次不能確定湯米是否誠實回答關鍵問題，第二次測謊時，他就順利通過了。

大膽的猜測

　　格林維奇警察局的刑警卡羅爾參與偵辦此案，即使案情陷入膠著之際，他仍然堅信湯米不可能是無辜的。他解釋道，那天晚上沒有人聽到尖叫聲，也就是說，瑪莎在受襲時並沒有高聲求救，她一定認識凶手，才會鬆懈心防，而湯米既有時間，又合乎條件，很可能就是他殺害瑪莎的。

　　他根據證據推斷湯米的作案過程如下：

　　……湯米坐在轎車內將手放在瑪莎的大腿上，瑪莎沒有反對，於是他慾火中燒，等到其他人都走了，就把瑪莎壓在地上。但是瑪莎一把推開了湯米，站起來整理一下衣服，表示要回家。湯米心有不甘，在瑪莎急步前行時，他跑到後院抄起一根高爾夫球桿，緊追女孩。在莫斯雷與哈蒙德家之間的小路上趕上了瑪莎，他本想揮舞球桿來嚇唬她，沒想到一擊打在瑪莎左邊的太陽穴上。瑪莎應聲倒地失去知覺，湯米低頭一看，鮮血泉湧，方寸大亂之下，連忙將瑪莎往山坡上拖。

　　此時，他心想只有殺人滅口了。於是，他再度用球桿猛擊瑪莎頭部，由於用力過猛，桿頭也打碎了，又用折斷了的球桿不斷地猛戳瑪莎的臉和脖子，直到確定她完全斷氣為止。最後，他把瑪莎的屍體拖到一棵松樹下，蓋上一些樹枝。

　　然後，他悄悄跑回家，洗澡更衣，再下樓到起居室和肯尼茲一起看電視……

　　許多偵探都認同卡羅爾的推斷，但是證據不足，他的長官並沒有接受，也不同意寫進警察局的偵查報告。

　　一年過去了，命案降溫，偵查工作也沒有任何斬獲。人們也不再好奇。在瑪莎被害的一年內，莫斯雷仍不忍搬離，雖然當他們經過女兒的臥房，當他們看到屋後那片樹林，他們都忍受著無比的錐心之痛和折磨。但是他們相信只要莫家還住在美女港，警察局就得努力去破案。

　　一年後，莫斯雷家失望地遷居到紐約去了。

舊案重提

　　一九八八年，戴維．莫斯雷心臟病發猝死。莫斯雷太太將其夫之逝歸咎於殺死瑪莎的凶手。她告訴朋友，瑪莎遇害後，她先生整個人都變了，變得不再喜歡跟人說話，只知道工作。她想，如果女兒沒有死的話，或者女兒不是如此慘死的話，他們家的生活絕不會如此悲慘。之後，她搬到了新澤西州，將緝凶當成她後半生努力的目標，並且聘請私家偵探，重新調查該案，同時聯絡媒體，對警方施壓。

　　一九九一年威廉．史密斯被控涉嫌強暴時，媒體對甘迺迪家族的深入報導，喚醒了這樁沉案；八卦報紙《國家詢問報》還說，瑪莎遇害當晚，威廉也在美女港。

　　有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後，該報又刊出一篇圖文並茂的深度報導，詳細地陳述十六年前瑪莎被害的經過，標題是「甘家孩子是殺害瑪莎的嫌疑犯」。記者還找到了已經三十三歲，留著長髮，身穿運動裝，但繫著領帶的湯米．斯凱科，並在紐約州魏斯切斯特加以採訪，他仍然堅決否認涉案，並反覆強調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誰。

　　其他媒體也競相調查瑪莎命案。格林維奇時報和斯坦福論壇報同時披露了一篇深入瑪莎命案的調查過程的報導。該文作者為專欄作家萊納德．雷維特與格林維奇時報的記者基文．唐諾萬。事實上，這篇文章早在一九八二年寫就，但是紐約時報編輯部卻壓下不發，九年後，這篇文章才重見天日。

　　這篇文章重點不在於湯米是否殺害瑪莎，卻指出警方發現殺人凶器來自斯凱科家後，居然沒有地毯式搜查斯家大院。

　　雷維特指出，「我不能說警方在掩護嫌犯，但是，他們在處理本案時確有行動遲緩之嫌。可能因為當地的警察常常為斯凱科家幹私活，如開車往返機場，保護他們上酒吧等等。」

　　媒體使得瑪莎懸案再度抬頭，檢察官唐納德．布朗認為有必要重新展開調查。布朗是康州最資深的檢察官，他對瑪莎一案也略有了解。他除了從格林維奇市警察局抽調了兩名曾參與瑪莎案的資深刑警來專責調查之外，並請求康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協助。就這樣，在威廉一案結束後，我又和甘家狹路相逢，但是這次可是迎面相對。

現場勘查

　　我帶著助手來到瑪莎被害的現場。雖然山坡上的樹林與草地仍和十七年前同樣濃鬱茂盛，但是大部分與案件有關的痕跡早已不復存在。我站在瑪莎曾經躺過的地方，比較著十七年前的現場照片，不停地想像著瑪莎被殺的情形。

　　那條彎曲的小路歷經多年無人行走及風吹雨打後顯得格外荒涼。我仔細地查看著路旁的泥土和草叢，用鑷子蒐集了一小縷頭髮和一小團纖維，期望這些飽經風霜的微物證據能夠為沉冤十七年的瑪莎說出事實真相。

　　我將現場蒐集到的證據和當地警察局保留的所有物證都帶回了化驗室。在化驗室裡，我們利用ＤＮＡ技術檢驗這些證據，雖然大部分的證據已有十多年之歷史，但利用新技術，我們依然能鑑識大部分的證據。

　　在我們集中精力檢驗時，瑪莎案的知名度水漲船高。有兩本書相繼問世，其中一本是多米尼克．杜恩的小說《煉獄時節》，第二本是杰里．奧本海默寫的傳記《另一位甘迺迪夫人》。

　　杜恩出生在康州的哈特福市，他的女兒也慘遭惡人殺害，他對莫斯雷太太的不幸遭遇頗為同情。在他撰寫的這本小說中，他講述了一個非常富有的愛爾蘭裔美國家庭，利用權勢來掩蓋子女殺人犯罪的故事。該書出版後馬上成為全國暢銷書，並被拍成電視連續劇。

　　《另一位甘迺迪夫人》一書的女主角是艾瑟．斯凱科．甘迺迪。作者在書中介紹了斯凱科家族的興起以及艾瑟的成長過程，書中還談及斯家與甘家歷年來的各種意外死亡事件與醜聞。該書在談到瑪莎命案時，並沒有指出凶手，也沒有明指斯家與甘家意圖掩飾罪行，只點出艾瑟在聽到消息時的反應──這位甘迺迪夫人說：「我們絕不能讓這件事影響到甘家的聲譽。」

　　另外還有一名記者提姆．杜馬斯也是一直鍥而不捨地追查瑪莎命案。這位記者在案發時年僅十四歲，但是，他走訪了許多人，也遇到不少阻礙。他說，「本案似乎有一種難以置信的神秘禁忌。警方封口不談，嫌疑人拒絕回答，鄰居退避三舍。」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檢驗了所有的物證，寫成了一本厚達六吋的檢驗報告，新證據以及新技術檢驗後的結果，更佐證了外界對斯凱科家的懷疑。但是在辛普森案後，檢察官起訴時變得更加謹慎。

　　不過在檢察官收到檢驗報告後，曾在一九九一年披露瑪莎懸案調查情況的專欄作家雷維特又有了新素材──湯米開始改口，他說，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晚上九點三十分他與瑪莎分手後，她沒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外面等他，然後兩人又見面，並且有大約二十分鐘的「性接觸」，他沒有具體描述何謂「性接觸」。

　　檢察官布朗聽到這一消息就評論道：「湯米．斯凱科為何在案發二十年後才首次承認與瑪莎的第二次接觸？因為偵查技術日新月異，他害怕李博士用微物證據及ＤＮＡ檢驗技術確定他涉案，而不得不坦白。」

　　許多人認為斯凱科家裡的人知道當晚真實情況。為此，檢察官和莫斯雷家曾提出五萬元的獎賞，在莫斯雷先生過世後，莫斯雷太太更將獎金提高到十萬美元。但是，至今仍無人提供任何有用的線索。

　　莫斯雷太太傷心地表示，「我從一開始就認定斯凱科家人撒謊。我確信他們知情。我確信瑪莎一定是被他們其中一個或幾個人所害的，這戶人家裡肯定有人知道。雖然有十萬元的懸賞獎金，但是我相信他們並不需要這筆錢……」

　　雖然凶手呼之欲出，但是美國的司法制度一切都講究證據，如果檢方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惡人逍遙法外，這也是法治社會的悲哀。在九八年十月，新任檢察官布迪決定動用大陪審團制度，通知所有人到庭說明當晚的情況。我也訂於九八年十一月下旬出庭作證，後事如何？只有下回分解。

　　一九九六年，我應聯合國之邀到波士尼亞去調查種族衝突的萬人塚事件。人道救援組織「美國關懷基金會」在該國設有專門的援助小組，負責人史提芬．斯凱科，也就是魯什頓家中年紀最小的男孩。我們素未謀面，但是在波士尼亞，他負責安排接待調查人員，我和他搭機時坐在一起。

　　在烽火連天，槍林彈雨的異國，瑪莎懸案頭號嫌疑人的弟弟，竟然與我促膝而坐。史提芬心地善良，向我們介紹了波國近況，我們討論了許多事情，談得十分投機。我最後告訴他，我正在調查一九七五年萬聖節晚上在他家附近發生的瑪莎懸案。他心平氣和地說，「李博士，請您放手調查，不管結果如何，都不減我對您的尊敬。」

　　自從這次接觸後，我和史提芬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每次到波士尼亞，他都會抽空支援，後來到其他戰火連綿的國家，都時常碰到史提芬，有幾次我們也在美國見面。我不禁感覺到，人們生活在一個小小的世界內，正如古語所說，有緣千里來相逢，無緣對面不相識。

第四節　無盡之緣

　　一九九七年元月廿三日下午，我接到國會的一通電話，約翰．甘迺迪謀殺案調查小組要我盡快到國會山莊去，協助揭開甘迺迪被殺的真相。

　　當時柯林頓總統的性醜聞剛傳開，外界盛傳柳思基保留了一件沾有精液的洋裝，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洋裝上的精液是否是柯林頓總統的。

　　到達華府時，剛好被一些眼尖記者認出來，他們圍上來問我到底為何事趕到華府，我說是應國會邀請前來協助特別調查小組。

　　誰知道，第二天一些報紙大作文章，聲稱我應國會邀請前來檢驗柳女的洋裝，有些報紙甚至刊出卡通漫畫，將我畫成拿著放大鏡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內尋找微物證據。有些報紙甚至說柳思基的洋裝已送到我的手上。

　　不過，我沒有理會那些猜測。國會甘迺迪刺殺案調查委員會的代表開門見山地向我表示：甘迺迪總統是美國的偶像人物，他的遇刺真相，一直是個謎，民間各種各樣的猜測方興未艾。調查委員會希望能借助我的刑事專長以及最先進的技術，重新檢驗舊有的證據，看來能不能解開這個歷史之謎，而我的檢驗結果，很可能會改寫美國的歷史。

　　我接受了國會交付的任務，跟隨著幾位安全人員，來到了保存甘迺迪總統遇刺的所有紀錄的國家資料庫，資料庫內警衛森嚴，即使有國會的特別允許，我還必須經過重重檢驗，照相機和文件夾也不能帶入。

　　機密文件室裡面存放著大堆甘迺迪總統被刺當天的資料，我反覆審閱從未對外公開的錄影帶、照片、文件、驗屍報告……

　　看著這些資料，眼前浮現當年在馬來西亞處理甘迺迪遇刺新聞的情形，似曾相識的感覺也油然而生，我只有自問，這是命運，還是緣分？

整理人後記

　　在美國從事記者和律師工作十多年來，我經常與司法界及警界接觸，每提及Dr. Henry Lee的名字，美國的司法界及警界人士無不讚不絕口。我們律師同行都知道，如果要替被告辯護，只要李博士肯接受邀請，肯替被告出庭作證，官司一定會贏。

　　李博士在美國名氣如日中天，但是他為人平易近人，並且言而有信。記得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李博士到洛杉磯來替辛普森案件作證，當時我以《世界日報》記者身分進入法庭旁聽李博士作證。辛普森案件之前，我曾多次採訪過李博士，在休庭時，李博士一眼就認出我，便用中文談起他的作證感受。

　　在開始談話前，我先用照相機拍了幾張李博士在法庭內的照片，沒想到照相機的閃光燈引起法警的注意，一名法警衝上前，將我拉住，要我交出記者證和照相機，李博士見狀立即跟法警說，「他是我的朋友，我同意讓他拍的。」

　　但是法警回答說，在拍照時，很可能拍入了陪審員的面容，如果照片刊出去，很可能導致整個案件的流審。

　　辛普森的整個辯護律師團都催著李博士離開法庭，趕回事務所商討下一步策略，李博士知道法院樓下仍有大批記者等候，律師團仍會花一些時間接受記者的採訪，便跟我說，等一下你到樓下，我會等你。

　　在法警堅持要沒收我的記者證及相機的情況下，我只好去見法官。最後法官同意將相機和記者證還給我，但把底片曝光，等到處理好這些事後，已過了二十多分鐘。

　　我趕緊到樓下，原來成群的記者早已散開，樓下只剩下兩位警衛，我向他們查問有沒有看到李博士，他們說：「有，但是他早已跟辯護律師團一起走了。」

　　原來以為可以拿到獨家專訪李博士的新聞，沒想到出現這樣的意外，整天工夫就這樣泡湯了。我垂頭喪氣地走回停車場途中，突然聽到附近有人不斷地按喇叭，我抬頭一看，前面一輛白色的廂型車裡面，好像有人在向我招手，再走近些，原來向我招手的是辛普森案中著名的辯護律師。

　　等我靠近這輛車時，這位律師不耐煩地對我說，你終於出現了，我們等你很久啦！

　　我正在納悶時，廂型車的側門突然間拉開，冒出了一個東方人面孔，原來是李博士。「李博士，原來你在這裡！」我驚喜地叫了起來。

　　「我們在這裡已經等了一段時間了。」他回答說。

　　我往車裡一看，車內是每天在電視上可以看到的辛普森辯護律師團，原來李博士要求等到我時才離開法院大樓，律師團只有陪著李博士一起等候。

　　見到我後，李博士給了我他下榻的飯店地址，面帶歉意地表示，他們必須馬上趕回事務所商討案情，已經等候多時，不方便再拖延下去，不過他晚上八點會回到飯店，可以接受我的專訪。

　　晚上我依約趕到了他住宿的飯店，這家飯店位於好萊塢的偏遠地區，鮮為人知，原來李博士為避開記者的跟蹤而住到這家不起眼的飯店。雖然忙碌了一整天，坐下來談起辛普森案時，他絲毫沒有倦容。李博士談到了後悔參與該案的心情，以及他不願意再參與辛普森民事訴訟案的打算，第二天，這篇專訪在中文報紙刊出，四處尋找李博士蹤影的英文媒體，包括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美聯社等都紛紛將這篇專訪翻譯為英文刊出。

　　李博士精力十分充沛，智慧過人，觀察細心入微，有時令人吃驚。在口述整理過程中，他清楚地記得幾十年前案件的每一個細節，有一次，他口述其中的一個案件，我一邊用筆記錄，一邊用錄音機錄音，幾個小時後，錄音鍵跳了起來，我將錄音帶翻過來，準備換面繼續錄下去。

　　但是李博士攔住我，他說：「那一面已經錄過了，再錄會將原來的內容洗掉。」我按下放音鍵一聽，果然那一面已有錄音。

　　李博士也很幽默，有一位聽過李博士演講的同行除敬佩他的專業學識外，還表示，李博士在退休後不需從事刑事科學，只需要擔任脫口秀的諧星（stand-up comedian）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

　　李博士是一位全球公認的刑事科學權威，被刑事界及司法界尊稱為「現代福爾摩斯」、「現場重建之王」，替李博士整理這本書，是我畢生難逢、終生難忘的一段經歷。從李博士身上，我體悟到人生的哲理，希望讀者也能從李博士的奮鬥經歷中得到一些體會，在此我想感謝我和李博士的共同好友柯約瑟夫婦、陳君儀先生、陳李琬若女士提供的協助，更感謝我的太太楊弘如醫生及家人的全力支持，讓我心無旁騖的專心整理此書。

　　鄧洪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七日於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