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齊里烏克
二、羅德里格先生
三、斯密特太太
四、佛來芒人
五、努芝
六、阿爾諾德．舒特蘭熱
七、瓦爾德馬．斯特維斯基
八、菲力普
九、尼古拉
十、蒂麥爾芒夫婦
十一、勒帕沙
十二、奧托．姆雷
十三、巴斯

《十三名罪犯》

喬治．西默農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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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齊里烏克

　　兩個對手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因此，檢察院的人一致認為，預審法官弗羅日定會受挫、失敗，不過，他們不會因此而不快。

　　預審法官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他坐的姿勢好像不太舒服，一個肩高，一個肩低，低著頭。

　　他一如既往，黑白分明：白色的皮膚，修剪成布雷斯人樣式的一頭白髮，一件上過漿的白襯衫，一套筆挺的黑色西裝。

　　他就這樣坐著過了很長時間。人們都認為是不是因為年齡的關係，在燈光照耀下，他看上去像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

　　※※※

　　我曾去過他在馬爾斯田園廣場的家，我想親眼看看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弗羅日先生那樣令我佩服，使我對自己的看法產生懷疑。

　　我給他講了一個故事。他看著我的樣子可以認為是一種鼓勵。故事講完後我便等著，等著意見，等著評論，等著微笑。

　　他看著我，像是觀賞風景，又像是盯著一件物證，然後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我敢發誓，他看你的那種眼神會叫你一生都覺得自己非常渺小，一文不值。他一聲不吭，只是對你輕輕地嘆氣，瞥你那麼一眼，那樣子似乎是說：「您費了那麼大勁，就是為了給我講這個！」

　　這只是他表面上留給人的印象，我以後可能還有機會談到我自認為猜到的他的真實性格。

　　但是那天在他的辦公室，談話方式可謂是一場比武、一場爭鬥。

　　※※※

　　他經辦的是齊里烏克案件。齊里烏克是一個智力超群的冒險家，幾週前各家報紙都在談論他，他是匈牙利裔猶太人（也可能是波蘭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確切地說誰也搞不清楚），到二十歲時已經被五六個歐洲國家驅逐出境。

　　那是在和議會主席打了一番交道之後才在巴黎一家豪華旅館又找到他（他三十五歲、四十歲，或至少三十，還是更大？）。他向議會主席建議做一筆交易，他所從事的就是這種生意：出售外交文件。

　　他要出售的文件到底是真是假，說法不一。齊里烏克已經把蘇聯的文件賣給過英國，這一事件引發了英國政府內閣危機，使英蘇兩國談判破裂。他將日本文件賣給美國，又將美國文件賣給日本。人們還在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羅馬和馬德里發現過他的蹤跡。

　　他的穿著非常講究。用「優美雅緻」四個字形容他的著裝恐怕還顯得不夠，完全可以使用「華麗」二字，只不過看上去總給人一種來歷不明、十分明顯的外國闊佬印象。

　　不少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給他寫信。他出入世界各國外交圈子，出現在各種外交場合。

　　剛一被逮捕，他便咄咄逼人。

　　「你們遲早得把我放了，你們會後悔的！」

　　他幾乎是在聲稱實際上是在為第二局工作，和情報機構關係密切。

　　沒有一個法官願意接手這一案件，這種案子完全可能令一個誠實正派的預審法官以悲慘的結局毀掉自己的法官生涯。

　　齊里烏克坐在那裡，身著一套倫敦名牌西裝，儀表整潔、得體，臉上帶著一種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

　　整整一小時，弗羅日先生沒有和他說一句話。如老鼠用細小又準確的動作一點一點啃嚼食物一樣，他聚精會神地仔細閱讀警方送來的報告。從紙張背面，在開頭部分，被告可以辨認出這樣幾個字：齊里烏克案件。

　　弗羅日的神態像是第一次接觸那種資科。他抬起頭，用像灌了鉛一般沉重的、只有他弗羅日才具備的特有目光凝視被告。和通常人們認為的相反，他的目光既不尖銳，也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很平靜、很緩慢，像是在盯看某件物品，目光在上面可以停留幾個小時。

　　當齊里烏克用一種預先設計好的瀟灑動作不慌不忙地點燃一支香菸時，弗羅日的第一句話是：「菸味使我感到不舒服……」這是冒險家從事職業冒險生涯以來第一次感到侷促不安。他還在冒充好漢，虛張聲勢：「我想告訴您，您什麼也得不到！你們硬說我想賣給法方的文件是假的，我看您未必能把我怎麼樣。你們還斷言我提供給德國的關於法國的對外政策的外交文件也是假的……誰都沒有看到過這些文件！唯一的原告是第二局的一個下屬，我完全可以打保票，他拿兩邊的錢，為兩邊服務，我也完全可以證明，我為第二局做過大量的工作。」

　　弗羅日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他開始看另一份報告。

　　就這樣雙方對峙已經一個小時了！齊里烏克在窺視，他想從弗羅日的表情中看出點什麼，比如好奇、激動、憤怒、不安、激情等等，總之一句話，看看弗羅日會有什麼舉動，結果枉然。他又開始說道：「即使我被判刑，最多不過三年，和Ｘ……Ｚ……一樣（他列舉了幾個最近被法方判刑的間諜的名字）。法國將會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文件紙沙沙作響，弗羅日先生一直在閱讀著什麼。他面前堆放的都是關於齊里烏克的資料，一份比一份假，一份比一份不可信。事實上早就應該查清他到底是哪國人。他先後叫過卡爾利特、蘇恩貝姆、什米特、凱萊爾、利普敦、羅什，可能還有過其他名字。

　　他被捕的時候口袋裡有五千美元的現金！

　　兩個人已經面對面地過了一個半小時，弗羅日先生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他剛讀完的文件是有關軍事方面的。齊里烏克曾於十年前神祕地被德國逮捕，一個月之後又被更加神祕地釋放，其間他在單人囚牢裡接待過威廉大街的一個頭目。

　　說他是個危險人物，這很明顯！說他是個惡棍無賴，他竟然以此為榮，為此感到自豪！但正如他本人所說，他很少讓法庭抓住什麼把柄。

　　弗羅日先生卻一直穩坐泰山，仍然左肩高、右肩低，其冷漠的眼神一會兒看文件，一會兒落在被告身上。

　　突然，他以一種慢條斯理的語調問道：

　　「您能否從照片上認出哪個是您最後的情婦？」

　　齊里烏克放聲大笑。

　　「很難，法官先生！恐怕很難認出來了！當時她還是在多努街的比克拉茲酒吧打工的一個很可愛的小姑娘……我和她約會的次數不多……」他的笑含意曖昧，模稜兩可，甚至可以說還有點下流。笑完後他竟敢加上這樣一句：「怎麼，難道她是您的朋友？」

　　「您和她接觸時用哪國語言？」

　　齊里烏克又一次說話粗魯，其下流猥褻的話語叫人無法重複。不過法官並未因此而被激怒。

　　「那好，我替您說！有的時候她用里爾的方言和您說話，您用同樣的土語回答，這使她發窘、不安，她的話不友好，冒犯人，她以為您是外國人，聽不懂她的話。」

　　齊里烏克不再開口。法官也沉默了一刻鐘。他不慌不忙地查看著齊里烏克的檔案，然後開始翻看另一份資料，黃色文件夾上明白顯出幾個十分漂亮的圓體大字：「斯蒂凡案件」。

　　齊里烏克也看到了那個大字標題。弗羅日先生對此不予理會，他要給他留出時間，讓他思考他的回答，看他下一步如何動作。

　　※※※

　　弗羅日先生手裡的資料是有關八年以前的一件案子的，八年過去了，案子仍未偵破。此案的內容是一名叫皮埃爾．斯蒂凡的妻子被其情夫殺害，她的情人是個波蘭裔工人，殺人後逃之夭夭，警方再未發現他的蹤跡。

　　皮埃爾．斯蒂凡曾是一家化工廠的工頭，該廠配有一名炮兵軍官，這便使人感到，該廠的研究內容很可能與國防有關。

　　有一些資料，尤其是一份關於防毒面具的說明書也在同一時期丟失。

　　就是在那個時期，斯蒂凡夫婦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觀，他們經常購買一些與其收入不相稱的高檔貨。

　　不久，悲劇發生了，斯蒂凡妻子的屍體在一堆煤渣裡被發現了。

　　認識她情人的人不多。有人在當地看到過他不懷好意地轉來轉去。他和一幫波蘭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們一樣住在破舊的臨時搭起的木板棚裡。但是他們誰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工廠上班，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姓什名誰。

　　謀殺案發生的當天，他就消失了。

　　感到雙方的焦點正向另一戰場轉移，齊里烏克更加放肆無禮地耍起了威風。

　　「我不知道您又想搞什麼名堂！」他以一種挑釁和諷刺的口吻說道，「如果您想聽，我可以用爪哇苦力說的土語，也可以用福特廠工人的黑話回答您的問題……」他說的不錯，他確實會說多種語言，一份報告中指出，三年以前，他到過中國，扮演的角色是美國南方的一名將軍的親密顧問。

　　當他被隸屬警方的一名偵探逮捕的時候，偵探看到他的領帶上別著一枚由印度支那的莫里斯人製作的別針，他也開始用該民族的方言說話。

　　不管齊里烏克怎樣表演，弗羅日先生一直不為所動，他的態度在這場面對面的較量中自始至終沒有改變。

　　大部分預審法官的做法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想方設法將被告打得措手不及，整得他暈頭轉向，使其一不小心便露出馬腳、吐出真情。

　　弗羅日法官則相反，他給其談判對象留出足夠的時間，甚至過多的時間讓其考慮。沉默持續幾分鐘，提問卻僅用幾秒鐘。

　　到目前為止，他只向對方提了兩個問題。因此，後來有一位好奇的專家竟然把這次關鍵性的審問中的字一個一個地數，看看從弗羅日先生的口中一共說出了多少個字。

　　現在法官開始低聲朗讀他打給里爾檢察院的一份電報以及對方對其電報的答覆。

　　問題：斯蒂凡夫婦出生於何地？慘案發生的時候他們在里爾已住了多長時間？

　　答案：他們出生於盧瓦爾地區。於案發前一個月從聖艾蒂安到里爾。為製造某種新產品，里爾的工廠向同屬於一個金融集團的聖艾蒂安工廠要了幾名有經驗的專家，斯蒂凡是其中的一個，於六月來到里爾這座北方城市。

　　弗羅日先生的聲音第三次出現了：

　　「您能不能確切地告訴我，八年之前的六月份您在什麼地方？」

　　凶殺案是在七月中旬發生的。

　　「在柏林！」齊里烏克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您非想知道，那就是每天都和威廉大街發生關係。我不知道您想要我說什麼，但是我可以告訴您，您的調查方向是錯誤的，我不認識斯蒂凡夫婦。」

　　弗羅日先生又將手中的資料翻過一頁，看了看由第二局送來的最後一份文件，文件上這樣寫著：皮埃爾．斯蒂凡，聖艾蒂安軍火工廠的工頭，被工廠夥伴們懷疑與敵特有連繫，但沒有任何證據，因此在反間諜組織的建議下於六月被調往里爾，里爾工廠需要他所從事的專業技術工人。

　　問題在於搞清楚里爾方面是否也有文件丟失。

　　在確定是否能給斯蒂凡定罪之前，尤其是在發現他的同謀之前，他的妻子被害，這一情況使形勢發生了變化，從此斯蒂凡更加謹慎，沒有做過引起任何懷疑的舉動。

　　他深受打擊，一下子老了許多，慘案發生不久便離開工廠，去旁旦鎮一個單位作夜間警衛。

　　至此弗羅日先生總共說了四句話。他站起身，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站起身來後才讓人發現，他原來身材相當高大。

　　他看齊里烏克的目光和看一件沒有特色的物品一樣平靜。像是終於作完了一件苦差事，他一邊用手背彈刷著自己的黑帽，一邊厭倦地卻清清楚楚地說：「我控告您預謀殺害斯蒂凡的妻子。」

　　「為什麼？」齊里烏克邊問邊又點燃了一支香菸。

　　弗羅日先生好像沒有聽見齊里烏克的問題。他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到手裡帽子上的一個汙點上。

　　「您沒有任何證據！」齊里烏克堅持說。

　　「證據」二字將弗羅日先生拉回到現實。他一字一頓慢慢吞吞地說：「您的犯罪『證據』？這就是證據；您從我手中的資料讀到的按語是『斯蒂凡案件』。然而，您對我說的則是：『我不認識斯蒂凡夫婦』。您用的多數詞即『夫婦』二字便是您的口供。」

　　齊里烏克受到致命打擊，但並未因此而束手待斃。他和對手可以稱得上是勢均力敵。但是，從此他絕對不肯再說一句話。

　　然而，弗羅日先生對自己的勝利似乎也不太看重。如此輕而易舉獲勝的一著棋對他算得了什麼呢？向自己的帽子瞥了最後一眼之後，這位對自己的每句話都極為珍惜的法官又說：「哪怕是小孩都會看得很清楚。除了您的口供之外，有三種推斷和跡象可以給您定罪……」他伸出手指開始一個一個地數：「首先，您對里爾地區方言的熟悉……第二點，當我問到八年前的六月份您在何地的時候，您回答問題時的異乎尋常的速度和精確程度……第三點，您曾經參加過德國間諜組織的事實。」

　　然後，他作了結論。

　　「一個普通的社會新聞。斯蒂凡夫婦向為德國服務的齊里烏克提供有關國防方面的文件和資料。齊里烏克得知斯蒂凡夫婦被懷疑並被調往里爾之後，害怕被情婦揭露──堅信她已成了自己的同謀。於是決定把她幹掉……自從妻子，也是自己死心塌地的效忠者被害之後，工頭皮埃爾．斯蒂凡的行動不會再引起懷疑……就這些，完了！」

　　弗羅日先生示意警衛把齊里烏克帶走。

二、羅德里格先生

　　在波拿巴街一棟樓房位於七層的一個套房裡，弗羅日先生的出現給人造成一種不舒服、受拘束的感覺。說不清最使人感到不快的是房間本身，還是法官上下一身黑色西服，以及透過那一副清澈明亮的圓眼鏡看人時像盯著一件東西一樣的眼神。

　　兩個把羅德里格先生帶來的便衣警察站在樓梯平臺上。

　　已經跟了法官十年的書記官對法官的一切極其熟悉，和法官如同一個人，以致使人忘記了他的存在。

　　羅德里格先生本人又使這種本已不同尋常的氣氛顯得更加離奇，更加不可思議，雖然幾天的監禁削去了他的稜角，使他溫順了許多。

　　這套房子有五個房間，天花板是傾斜式的，因而人一進去就好像頭頂到了屋頂。人們看不出哪一間是餐廳、廚房，哪一間用作臥室，到處都是一樣的氛圍。五個房間鋪的是清一色的紫紅色地毯；擺放著有豐富想像力想表現各個種族、反映不同時期的奇形怪狀的小玩意兒；房間的每一角落都放著長沙發；所有的桌子都是矮腿；坐墊、靠墊扔了一地……房內值得指出的實用的東西是一把有裂紋的茶壺，幾個空玻璃杯，幾瓶打開蓋的酒，扔在地毯上的普里米斯牌爐子，和一把插在香檳酒杯中的牙刷。

　　整套房間給人的印象是既文雅考究，又卑鄙齷齪；既讓人感受到一種像是嗅到燒香味、名貴的香水味的愜意，又叫人像是目睹一口痰、一堆汙垢一樣的噁心。

　　一切都是和房宅的主人和諧一致的。主人又高又瘦，讓人一會兒覺得像一個喪失了權勢和地位，失去了昔日風采的貴族，一會兒又像個年老色衰的小丑。

　　他五十五歲，但穿著打扮卻如同少年。另外他還施粉、染頭髮。往近處仔細一看，可以發現他的鼻梁上有一道細細的疤痕。

　　他自己主動解釋說，傷疤是他為使自己的面部顯得更勻稱一些而做整鼻手術時留下的。

　　「男人首先應該做的是要讓自己漂亮，就像好看的動物、美麗的花朵一樣！」他這樣對弗羅日先生說。

　　他實在令人噁心、想吐。簡直就是一個賣弄風騷的雄性老男妓！一個既衰老又年輕的混合體！

　　然而，警方的報告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說他在家裡接待的主要是年輕人，都是和他一樣的西班牙人的話，在他身上倒是找不出什麼特別與眾不同的習俗。

　　到處都是散亂的書籍：全是一些詩集，一些最為神祕、令人費解的詩集。

　　雖然有指控背在身上，他的樣子顯得倒相當輕鬆，在多數情況下能控制自己，不在對手面前顫抖戰慄。不錯，和平時一樣，他有很厚的臉皮。

　　他第一個開口說話，而法官卻像在大自然中散步一樣，平靜地來回踱步。

　　「您應該承認您沒有找到任何可以指控我的證據，即使您有千百個跡象，但沒有一種能夠解釋如此嚴重的罪行！」

　　三名精神病專家認定，雖然他神經上有點毛病，但沒有精神病，能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然而，他殺了人！這是從心理上和判斷上都能肯定的，是一種不容置疑的事實，雖然有的事尚缺少證據。

　　羅德里格先生經常接待客人。他可稱得上是個富翁。他吸鴉片成癮，家裡經常有成幫結夥的年輕人，坐墊上、地毯上、牆飾旁，總之，到處坐的都是不學好的狗男女，他們整夜整夜地散發出一股混合著毒品、痰液和汗臭而令人噁心的嗆人氣味。

　　※※※

　　在上一週的星期二晚上八點，守門人看到一個年輕人上樓，她從來沒有見到過這個人。大約在半夜時分，她聽到樓梯上有一種不同尋常的聲音。她想，可能是羅德里格先生的客人和他本人都喝醉了，因為在這棟樓的七樓，他們既喝香檳酒，又毫無顧忌地吸食鴉片和海洛因。

　　她拉了一下開門繩，立刻又睡著了。過了一會兒又給一個沒有通報姓名的房客開了一次門。

　　「羅德里格先生一直大聲呼喊自己的名字！」事後她對警察說。

　　第二天早晨，在波拿巴街對面的塞納河裡發現一具男青年的屍體，屍體是從河岸上扔下去的，事有湊巧，被害人的衣服掛在了一艘小船的纜繩上。

　　被害人身上有三處刀傷。在他的衣服口袋裡沒有找到任何證件。警方開始了調查，當天就確認出溺水者：他是ＳＸＸ公爵夫婦的兒子，ＳＸＸ公爵夫婦在西班牙宮廷有非常顯赫的地位。

　　一名偵探來到羅德里格先生的住所。偵探到來之前已經確知，被害人來巴黎原打算小住數日，結果被一幫不三不四的混跡於蒙特馬高地、蒙巴納斯廣場和香榭麗舍田園大街兩側酒吧的西班牙同胞拉了過去。

　　ＳＸＸ非常想嘗試一下吸食鴉片的感覺，那幫無賴們便把他介紹給羅德里格先生，於是羅德里格先生將他請到了自己家。

　　在一塊紅地毯上，警探提取了幾塊顏色發暗的汙跡，後經專家化驗認為是人的血跡，但未能肯定。

　　「那當然是血跡！您還是看看我的手吧，星期一我劃破了手指……」羅德里格先生反駁道。

　　「是和您的客人動手的時候劃破的吧？」

　　「我為什麼要和他動手？我可以肯定，他是很自由地從我這裡出去的。我一直把他送到波拿巴街和聖日耳曼大街的轉角處。他喝醉了。他不聽我的建議，不肯叫計程車。他很可能又往回走，在河岸上遇到了小流氓，他們殺了他……」

　　「那是他第一次來您家嗎？」

　　「是第一次，但我以前曾在彼克烏茨酒吧見過他。」

　　「您知道他的姓名和他的家庭背景嗎？」

　　「我對爵位、封號一類的東西不感興趣！」

　　警方的報告以一個西班牙人的證言作結束，這個西班牙人證明，那晚他在彼克烏茨酒吧，和ＳＸＸ以及羅德里格在一起。他在證言中說：「雖然ＳＸＸ處事隨便，不拘禮節，但其身分仍然是貴族，與常人保持一定的距離，特別是和羅德里格先生的接觸，他只是出於某種好奇。當他聽到一個人向他介紹，說羅德里格出身望族，但不清楚具體什麼出身時，ＳＸＸ放聲大笑起來。我想起他曾經高聲說道：『太棒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弗羅日先生來到一間略小一些、地毯鋪得更滿的房間，此房間的彩畫玻璃窗透出和教堂玻璃窗一樣的光線。幾乎佔滿了整個房間的一幅油畫吸引住了法官的視線。那是一個女人的全身畫像，和其本人一樣大小。她年輕、漂亮，一頭紅棕色的秀髮十分美麗──是一幅全身裸體像。畫布中間部位有些下陷，而且非常明顯，畫像掛到牆上的時間不長。

　　羅德里格先生偷偷地看一下法官那尋問的目光，法官提出了第一個問題：「她是誰？」

　　被告只是意味深長地笑了笑，微笑中既有放肆下流的色彩，也有一定的保留成分，如同他本人一樣。畫像至少已有二十年的歷史。

　　「您是不是在這間屋裡接待過那位客人？」

　　「不錯，就是在這兒！」

　　那幾點血跡就是在這個房間的波斯地毯上提取的！

　　「您的手指是哪一天受傷的？」

　　「星期一。就是在……的前夜。」

　　「畫像是什麼時候撕破的？」

　　「也是在星期一。它掉下來了。在拿它的時候我受傷了……」

　　「您的財產是如何得來的？」

　　弗羅日先生事先用電報向馬德里警方提出了這個問題。

　　對方的答覆現在就在他的公事包裡。

　　羅德里格先生在二十七歲之前，是西班牙外交部的一名小小辦事員。

　　突然有一天他向同事和上司宣布，他剛剛繼承了一位定居在南美的伯父的財產，他要到巴黎去住，從此以後他便銷聲匿跡了。

　　果然不錯，他在巴黎出現了。在歌劇院大街的一家銀行用他的名字開了個戶頭，有了六十萬法郎。這六十萬法郎是日內瓦的一位公證人存上的。弗羅日先生掌握了公證人的一份電報。電文如下：「沒有繼承任何財產。不宜洩露職業祕密。」

　　但是，羅德里格先生卻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有大量年終彩票。您了解我們國家的彩票行業嗎？其中一個彩碼被我抽中了。」

　　「一月初抽的彩，是不是？」

　　「十二月底……」

　　「您可是九月份就離開了馬德里。」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的財富是中彩得來的。」

　　「為什麼？」

　　沒有回答。他點燃一支香菸，那隻蒼白的、長滿了深色長毛的點菸的手開始抖動。

　　「您搞錯了！」他終於嘆了口氣說道，「我為什麼要殺那個孩子？他身上幾乎沒有錢。何況我又不缺錢。怎麼樣？除非您認為我是個性虐待狂……但是對我進行過檢查的醫生肯定會反對您……我是有幾種壞習慣，但不是那一種！」

　　「您從沒有結過婚？」

　　「從來沒有。」

　　他回答得非常乾脆，聲調有些刺耳。

　　「您的經歷豐富，您有過很多情婦吧？」

　　「我不喜歡女人！」

　　弗羅日先生看了一眼牆上的畫像，然後把目光轉向被告，被告正對著鏡子矯正自己的領帶結。

　　「有沒有敵人故意製造麻煩，將你牽連進去？」

　　羅德里格先生猶豫了一下，張了張嘴又閉上了。

　　「回答我的問題！您曾有意讓一些人認為──您那個圈子裡的人也一致認為──羅德里格只是個借用名，您完全可能叫個什麼更響亮的名字。」

　　他不回答。而嘴上叼著的香菸不用手的幫助從嘴唇一邊移到另一邊，然後又回到原來的位置。

　　「請問您星期二晚上坐在哪兒，現在還坐到那兒去！」

　　「我沒有坐。」

　　「啊！難道整個晚上您一直站著？」

　　「對不起！我們先在另一間房裡喝酒。進這間屋只是為了吸幾口鴉片。」

　　「你們站著抽？」

　　「我們去了另一間屋子。」

　　「這就奇怪了！這間才是你們的吸煙室，難道不對嗎？」

　　「我不知道您想說什麼。」

　　「鴉片煙斗由誰提供？」

　　「可是……自己準備自己的……」

　　「ＳＸＸ抽了幾袋？」

　　「六袋或者七袋……」

　　「你們雙方的爭吵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們沒有吵架，我告訴您，您不必和我鬥智……」

　　弗羅日先生走向門口，把門打開，對站在門外的兩個警察中的一個說：「您去司法證件處請一位照相師來，告訴他是複製一幅很大的畫像。」

　　他停在第一個房間，仔細觀察裝在玻璃罩內的一組輪船微小模型。他不小心失手碰倒了一個藍眼睛，紅嘴唇的黑人面具。

　　羅德里格先生則在套房的另一邊。最後法官以極其自然的語氣從他站著的地方問道：「您做完了吧？」

　　突然聽到一種令人吃驚而又極力想加以掩飾的聲音。弗羅日先生走向門口，看到犯人手中靠著從畫像臉部剪下的一方塊畫布。他問道：「這兒沒有火嗎？那麼原作──因為這輻畫像是按照片畫的，對不對？──在什麼地方？」

　　「原作沒有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羅德里格先生神經極度緊張。儘管有鏡片遮掩，仍能看到他的臉上出現了一道道顏色發紅、形狀不規則的斑痕，像是挨了幾個耳光似的。

　　「您還有沒有要補充的？」弗羅日先生一字一頓地說，目光緊緊逼視著他。

　　一雙痙攣的手將那塊畫布撕成了碎片。在其中一塊上還可以清楚地看出一隻大大的褐色眼睛和幾束彎曲的睫毛。

　　法官打開一隻小櫃的抽屜，然後又把它關上。最後又把其中的一個抽屜拉開，抽屜裡放著一支手把玲瓏的手槍。

　　他連看都沒有看羅德里格先生便離開了那兒，來到第一間屋子，又重新觀賞起了放在藍色玻璃罩中的三桅小帆船。

　　弗羅日先生利用這個時間用很細的羽筆在自己用十個蘇買的筆記本上作了下邊的記錄，他用的羽筆非常尖細，如果是另外一個人用它寫字，肯定會把紙戳破：「證據──ＳＸＸ從來沒有吸過毒品，抽了六七袋鴉片煙，是他自己往煙斗裡裝的煙。（羅德里格的交代）。

　　「絕對不可能！而為了掩蓋畫像的作用，羅德里格需要證明ＳＸＸ在離開有彩畫玻璃窗的屋子時還活著。

　　「推斷──看門人的證詞、血跡、手指上的劃口。羅德里格自稱他將來訪者領到塞納河對岸，強調他喝醉了酒。肯定一晚上都在掛著畫像的客廳裡，爾後又將這一說法收回。

　　「畫像的作用──二十年的歷史，作為羅德里格的財富，證明其出身貴族的怪癖。高貴的出身被毀，或高貴出身由另一有關的人承襲。很明顯，在凶殺案發的當夜被撕破。拍照的時候已經變形。

　　「這裡就是犯罪地點。因為，如果羅德里格是蓄意殺人，他可以在河岸上進行，用不著自己給自己強加上一項既困難又危險的運屍任務。

　　「然而，他把ＳＸＸ引到他家。ＳＸＸ曾經羞辱過他。

　　「當他們在隔壁屋裡的時候，他堅持把ＳＸＸ帶到裸體女人畫像前。」

　　恰好在這個時候，在套房最後一間屋子裡響了一槍。弗羅日先生輕輕嘆了口氣，表示滿意。

　　事件過去很久以後，在他位於馬爾斯田園廣場的套房裡，弗羅日先生身邊圍著三位法官和一名精神病科醫生。

　　「那是一個討厭女人的男人，」法官說，「他在西班牙外交部任職的時候，通過種種計謀，把外交部一名高級官員的女兒弄到手，但他最終不得不放棄這樁期望已久的婚姻，而同意一次性獲得一筆錢作為補償，尤其是得到那幅畫像。

　　「他把畫像放大。他非常苦惱，既沒有變成貴族，也不是個鄉巴佬……他看到報紙上談論的是成為了公爵夫人的她、她的丈夫、她的兒子。他眼睜睜地盯著那幅裸體畫像，並非因為好色，而是要把她一層一層地剝透，看她到底有多大威望。

　　「終於有一天，他在巴黎遇到了她的兒子。年輕人以他取樂，對他表現出的態度是高高在上、盛氣凌人。

　　「於是羅德里格受到二十年以來一直未能實現的雄心的啟發，生出了個壞主意。

　　「他把她的兒子引到她的畫像前，灌了個半醉……幹完了精神上得到滿足的罪行之後，他不得不從物質上把他消滅，以便自我保護。」

　　說完上述話之後，弗羅日隨手把一副橋牌丟到桌子上。

三、斯密特太太

　　在離莫爾良門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座三層磚房，牆磚很髒，房子有花園環繞，每到冬季花園便變成泥水口，從裡邊伸出一枝枝的乾樹杈。

　　裝有窺視孔眼的門上貼著一塊釉瓷牌，上面寫著：家庭式膳宿公寓──價格合理公道。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弗羅日先生由一個姑娘引進此宅，姑娘的臉長滿雀斑，邊走邊揉搓著因生凍瘡而紅腫的雙手。

　　到處是一片狼藉。走廊的石板地上滿是泥濘。右邊是餐廳，八張餐桌上都鋪著檯布，上邊還有幾瓶打開未喝完的啤酒。一進門便嗅到一種藥房的氣味。一個年輕人衝下樓梯，沒有看法官一眼便出門而去。

　　「是寄宿生？」

　　「對。還有三個，其餘的都走了……」

　　「斯密特太太好一些了嗎？」

　　「很不好。她說她要死了。」

　　「帶我去看看她。」

　　她既沒在二樓，也沒在三樓，而是住在一間冰冷的閣樓裡。屋裡幾乎沒有家具，需要通過到處都是房客的箱子和行李等物品的走廊才能進到她的屋子。

　　在回答法官提出的問題的時候，女傭反駁說：「您知道，是斯密特太太本人願意將她所有的房間出租，自己住在這裡……」光線從氣窗直射進來，房宅女主人躺在床上，她實在太瘦了，以致連紅毯子下邊的人體形狀都幾乎看不出來了。

　　灰白的髮髻歪斜著，一半已經散開。蠟黃的臉上一雙焦躁不安的眼睛惱怒地盯視著法官。一雙比小孩的肩寬不了多少的肩膀。

　　「您好些了嗎？」

　　她咳嗽起來。開始的時候可能是假裝的，但是後來便真咳嗽得上氣不接下氣了。咳嗽終於停止之後她也不開始回答，只是看著弗羅日先生，那樣子似乎在說：「這完全是您造成的！」

　　醫生認為她的病相當嚴重，但也並非完全沒有希望。斯密特太太患的是肺癆。氣溫的驟然下降一下子把她擊倒了，她沒有料到會病得如此嚴重。這是十二月六日的事。

　　八號那天，在蒙帕納斯咖啡館，侍者的一名房客在花園裡看到一條從籬笆牆外扔進的死狗，於是著手刨坑把它埋掉。

　　結果竟然刨出來一具人的屍體。他嚇壞了，趕緊向警方報案。

　　從此以後，每天都發生一件怪事。斯密特太太的病情也很自然地一天天加重。她接受調查，但一直不肯開口說話，只是用刀子般鋒利的目光死死盯著對方。

　　她人一直很瘦，性格缺乏獨立性，她待人處事的態度有一種形容不出的氣質，既有點過於甜蜜、虛情假意，又顯得非常堅強、剛毅……房子是屬於她的。也由她自己掌管和料理。她只雇了一個保姆，因此她本人從清早起床一直做到深夜。她的膳宿生以英國人和美國人為主。她家雖然離蒙帕納斯廣場不遠，但她的房客中卻沒有幾個搞藝術的和大學生。在她家見到的大多是走江湖耍把戲者、雜技藝人、雜耍歌舞劇場賣唱者和其他一些說不清以何為生的無業人員。

　　發現的屍體當然由警方運走了，並對其進行了一切可能的檢查。只是檢查範圍相當有限，因為，根據估計，此人至少已死了五年。

　　驗屍報告如下：

　　死者身材中等，顱骨骨折致死。被埋的時候身上穿的是條紋純棉睡衣。沒有發現任何其他特徵。死者可能在三十五至四十歲之間。

　　斯密特太太對所有提問的回答都報以仇恨的目光。從她口中掏出的話僅僅是：「我什麼也不知道！」

　　打電話詢問，發電報調查，結果和通常發生的案子一樣，奧爾良門這座外觀普通的房子掩蓋著遠遠超出人們想像的、模糊不清和極為複雜的內幕。

　　比如對斯密特太太來歷的調查。和她同住在該區的居民都認為她是一個行為檢點、值得稱道的寡婦，一個意志堅強、經歷過不幸的女人。

　　然而，倫敦警察廳對弗羅日先生的問題用有線電報發回的答覆是：納搭利．埃絲特．格蘭特，肯特郡一名牧師之女。十六歲逃離家庭，隨一名雜耍歌舞劇場丑角來到倫敦，後來被他拋棄。

　　她受過良好的教育。曾是一家商店職員。五年之後嫁給該商場副經理里夏爾．哈洛威為妻。

　　哈洛威與克里波昂以及莫韋爾合夥，共創一家工人服裝加工廠，但經營狀況不佳，銀行帳戶上的錢日漸減少，沒有信譽。

　　就在工廠即將倒閉關門之際，一名收款員的屍體在泰晤士河被發現。警方一直追蹤到哈洛威─克里波昂─莫韋爾三家合夥開的商店，證實收銀員的被害地點就是這家商店。

　　案發時間是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收款員身上只有三萬法郎。三萬法郎沒有找到。

　　哈洛威認了罪，被判二十年苦役，克里波昂和哈洛威一樣，也是二十年，莫韋爾被判十年。

　　哈洛威患肺癆，於一九一九年去世。

　　克里波昂仍在獄中。莫韋爾在一次事故中失去右眼，於一九二三年獲釋。

　　警方從哈洛威太太口裡什麼也未得到，只知道她的同謀罪並不成立，案子結了之後她立刻離開英國。

　　但是一九二一年在巴黎第十四區區政府發現了她的足跡，她嫁給了一名英國人，此人名叫約翰．斯密特，是個商務代理。

　　那個時候她還沒有經營家庭式膳宿公寓，在巴黎一家澳大利亞商店當職員。次年才搬進奧爾良門附近的住宅，先付現金三萬五千法郎，即房價的一半，另一半以後按年支付。

　　調查的頭幾天，警方的問題都是圍繞著斯密特太太的第二任丈夫提出的。

　　「總之，你們結婚不久，他就消失了，為什麼？」

　　「我什麼也不知道！」

　　「您在哪兒認識他的？」

　　沒有回答。有幾個警察從斯密特太太的沉默不語中得出似乎十分明顯的結論，他們堅信，屍體和約翰．斯密特是同一個人。

　　但是，弗羅日先生一直沒有表態。他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廣告，請求名叫約翰．斯密特的人親自到塞納河檢察院或寫信給該院。

　　十二月九日，一封署名斯密特的信從布洛涅市寄到，他在信中聲稱只有收到通知才能到巴黎。

　　這是個窮困潦倒和落魄之人。他自稱是碼頭工人，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他不是碼頭工，和他從來就沒有當過商務代理一樣。他遇到哈洛威太太的時候是個靠吃三明治維待生活的男人。她給了他一千法郎，嫁給他，改換了他的姓氏，然後遠走高飛。

　　「她需要我的姓氏！」他說話的神態有些狡猾，但對自己想從中獲利這一投機行為的內情並不知曉。

　　斯密特太太充分利用自己的疾病，她也確實病得不輕。

　　她的體溫一直在三十九度和三十九度八之間徘徊。就她眼前的樣子，很難想像一週之前她還在活動，管理著她的膳宿生。

　　而且這也始終構成一個人們無法解釋的事實。她一直體弱多病。鄰居們談到她時都說：「一個可憐的女人，她的身體非常糟，但仍然整日奔忙！」

　　有時有的房客可憐她，就從她手中拿過刷子或擦布幫她打掃衛生。

　　她躺在床上，臉上露出的是那種只有受害人才有的哀怨的微笑。全世界的人都在急忙追擊一個病魔纏身，又一再遭受苦難的弱女子！

　　※※※

　　弗羅日先生不自覺地輕輕咳嗽了一聲。

　　長著一頭棕紅頭髮的女傭像對一個劊子手一樣向他拋去輕蔑的一瞥便離開了房間。樓下住的房客是一名薩克斯風演奏手，他不顧眼前發生的一切，繼續練習吹奏。他吹奏的是一首哀樂，一種古怪的金屬般的嗚咽在空中迴蕩。

　　「您覺得身體受得住嗎？可以回答我的問題嗎？」

　　她不說話，卻在微笑。目睹她那種笑的樣子，如堅持不走，繼續提問還不致於覺得自己心腸太硬。

　　「您似乎把錢看得很重，那麼為什麼在一九二一年肯花一千法郎只是為了得到一個姓氏呢？」

　　她開始咳嗽，咳得連氣都喘不過來，臉憋得通紅。

　　「在法國，沒有人知道您丈夫被判刑的事。因此，過去發生的一切對您並沒有不良的影響。相反，第二次婚姻卻是危險的。」

　　她焦慮不安地看著他。

　　「我再重複一遍。第二次婚姻是危險的！因為婚後不久您便買了一所房子。作為己婚的女人，您只能以丈夫的名義購置房產。您必須有他的簽名……我知道……您想的很周到，讓他在數張貼了印花的紙上簽字……但這並不影響他可以得到他那一份──如果他想要的話……」一雙非常冷酷、明亮的眼睛緊緊盯著法官。薄嘴唇緊閉不動。那張蠟黃臉上的兩個顴頰呈現出病態的粉紅色。

　　「您的女僕用了幾年了？」

　　她仍然是一字不答。法官查了一下自己的筆記本。

　　「您現在的僕人是一九二七年雇用的。她之前您用的是一個布列塔尼地區的人，一九二六年開始為您服務。然而，殺人案大約發生在一九二四年，那時您只有一個計時工，每天給您做三四個小時……」斯密特太太閉上雙眼，半張著的嘴艱難地喘著氣。

　　「在這種條件下，待您的房客們進城之後，在花園裡刨坑掩埋一具屍體，對於您並不是難以做到的。」

　　還是沉默不語。

　　樓下傳來薩克斯風手一支重複了三遍的曲子，接著是一聲放肆的大笑。

　　「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間，斯密特在馬賽、波爾多和加萊地區時常有信給您，向您勒索一些錢。您寄給他幾十個法郎。從一九二五年起，您對他的信就不再答覆了。」

　　「我受不了啦……」

　　她把胳膊伸向放在桌子上的一隻玻璃杯。弗羅日先生將杯子遞給她。她貪婪地喝了幾口，頭又倒在枕頭上。

　　「不喝了？……」

　　她整個臉被痛苦折磨得扭曲變形，好像隨時都可能嚥最後一口氣。弗羅日先生感到全身發冷。

　　他把頭轉過去，因為老太太又開始了無休止的咳嗽。樓下的薩克斯風以一種令人絕望的慢節奏開始吹響另一首曲子，弗羅日先生皺起了眉頭。

　　「院子裡找到的啞鈴是誰的？」

　　「是一個房客丟下的。」

　　「莫韋爾是左眼壞了，對不對？」

　　「不對，是右眼……等一等……對，是右眼……」

　　「您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是案……案發……兩天前，一九一四年……他在我家用的晚餐……再給我一杯水……」

　　「他從來沒有給您寫過信？」

　　「寫過一次，一九二六或一九二七年，僅僅是一張簽上他的名字的從加拿大寄來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的風景是不是一座大城市？」

　　「不……讓我想一想……是一條結了冰的河，對，是河……」

　　「莫韋爾沒有向您要錢？」

　　「沒有……我要喝水……我不行了……」弗羅日先生倒了一杯水，遞給她，向她看了最後一眼，轉身出門，老女人沒有喝水，她坐在自己的床上，用心神不定和充滿憂慮的眼神看著他走出門口。

　　斯密特太太於次日在送往聖拉扎爾診所的路上服毒身亡，當時的情況始終沒有搞清楚。作為資料，只在弗羅日先生的筆記本裡見到下邊幾行字：

　　斯密特太太是殺害莫韋爾的罪犯。

　　證據：斯密特太太肯定莫韋爾是右眼瞎了。然而，莫韋爾是在監獄裡失去右眼的。因此她在他出獄之後看到過他，但她否認這一點。

　　推斷：她冒著很大風險花一千法郎嫁給了斯密特，可是在法國沒有人知道她的過去。因此可以斷定，她逃避的不是法國當局，而是一個總有一天會找她的人。就是為了這一點她才改換姓氏。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哈洛威太太得到了收款人偷來的三萬法郎後來到法國。錢數增多了，丈夫死了。克里波昂被關入獄二十年。可是莫韋爾不久即將出獄，他有權獲得其中的一部分。為了不讓他分錢，她嫁給了斯密特，改變了身分，在郊區落戶，用新姓氏買了一處房子。莫韋爾出獄後還是找到了她。她假裝順從，接待了他，用攙了麻醉藥的酒將其灌醉，於深夜在他沉睡之際進入他的房間，用啞鈴把他砸死。

　　誰出任何高價她也不肯把房子賣掉，分一部分錢給莫韋爾。

　　在記事本此頁邊上，他用紅筆加注了下邊一行字：一件絕望地維護已獲財產的典型案例。

四、佛來芒人

　　弗羅日先生第一次受理一件被告已是七十二歲的老人的案子，也許他並沒有意識到，這個老傢伙已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法官還沒有正面看他一眼就突然對他說：「請您把鼻涕揩揩！」

　　老傢伙名叫巴阿斯。今天的城裡人恐怕對這副樣子的活標本已經沒有印象，但是在過去，幾乎每一個村裡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形象：巨大結實的骨骼，寬度和厚度一樣肥大的胸脯，整個身體似乎皆由既堅硬又笨重的材料構成。簡直就是一隻狗熊！

　　巴阿斯的臉一半都被三四公分長的灰色長毛覆蓋了。他屁股坐在椅子邊上，帽子放在膝蓋上，一副對誰都不信任的樣子，似乎遇上一丁點危險便會向前撲過去。

　　法官手裡翻看著資料，巴阿斯則大部分時間雙眼緊閉。

　　不過時不時地又將眼皮半睜開，以銳利無比的目光趕緊看一眼弗羅日先生。那目光是冷酷的，令人擔憂的，猶如某些很進化了的動物。

　　他用手背抹了一下鼻涕，邊抽鼻子邊眨著眼睛恢復他原來的坐姿。他嘴唇半閉，像是在自言自語：「他很狡猾！……他們都很狡詐！……他們試圖把我打敗！……咱們走著瞧……」他將身子坐直，瞪圓了雙眼，高度警惕地直視著對方。

　　凶殺案發生在前一天夜裡。第二天一早弗羅日先生就去了在奧貝爾維里埃市的案發現場，同他一起去的還有檢察院的幾位專家。從此以後，這件案子給他留下了他職業生涯中最為傷心、最為苦澀的記憶。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對他來說都是一場噩夢。

　　離開巴黎生機勃勃的郊區，來到奧貝爾維里埃地區的莊稼地和工廠，遠遠看到一間破舊的小房子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上。

　　和當地人一提起「佛來芒人」，他們便感到為難，感到不安。他們困惑地用手指著那間破房子，其中一個人的話既風趣又頗能說明問題：「我們甚至不知道那裡邊住著多少人，也不知道裡邊的孩子是誰生的，怎麼長大的！……」

　　一共有四個房間，一間馬廄，屋內角落到處是糞便和農具。雞、鴨、狗、貓和孩子們混雜在一起，亂飛、亂跑、亂叫。

　　三個女人中一個五十歲，一個二十三歲，一個十六歲。然後便是巴阿斯。他在陰暗的屋子裡默默徘徊，東張西望，密切觀察著周圍的一切，叫人把握不住，難以捉摸。

　　在右邊一間臥室裡躺著一個死人，如果旁邊沒有站著巴阿斯看他，你肯定會以為死者就是巴阿斯本人。他們二人有著一樣的身架，同樣的年齡。

　　但他的頭顱已被砍得面目全非。法官開始數，三十一……三十二……他的頭上一共挨了三十三刀……然而，竟然沒有一個人哭泣！有的只是乾巴巴的眼睛，惱怒的臉色，以及他們之間用佛來芒語的竊竊私語。

　　審問開始了，耳中聽到的是一句句含糊不清的廢話，一堆相互矛盾的回答，例如：「可能……也許是吧……誰知道呢？」

　　非常明顯，他們在撒謊，但個個都不慌不忙，十分鎮靜。

　　他們開始意識不清地講述另外一些故事。

　　意識不清！這是強加於人的無法說清的印象，讓人覺得一下子倒退了幾個世紀，退回到一個蒙昧主義和沒有道德概念的時代。

　　好像看不出哪個孩子是誰生的。其中最小的孩子的母親是那位十六歲的姑娘。至於孩子的父親是誰，沒有人說得清！

　　弗羅日先生深切地感到案情越來越複雜，一天比一天複雜，甚至一小時比一小時複雜，因此，他趕快離開現場，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並叫人將巴阿斯立刻帶到他面前。

　　女人們都在原地被監控起來。她們並不因此而感到不便，就像房裡躺著的死屍對她們來說無所謂一樣。作為午餐，她們每人吃了一大盤子優酪乳拌馬鈴薯。

　　確定每一個佛來芒人的身分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可以說幾乎沒有證件，手頭掌握的全部資料也就是一本比利時軍人證書和一份出生證明摘錄。但是弗羅日先生在巴阿斯在場的情況下，總算把他們每個人的大致情況整理出來了。

　　巴阿斯，讓．約瑟夫．阿爾方斯，生於比利時安布爾市的內羅泰朗村，農場工人。在阿爾龍第二槍騎兵團服役三年，去過美洲。十年後攜帶二萬法郎返回，並再次遇到萬．斯特朗。這是一個野蠻粗魯之人，滿臉鬍碴。

　　萬．斯特朗，彼得．奧古斯特，生於內羅泰朗，是個工人。與巴阿斯在同一騎兵團服役。在阿爾讓特伊附近租了一塊地並在那裡定居。後與一個比他小二十歲的女人結婚。樣子像隻大猩猩。塌鼻子。

　　愛瑪．萬．斯特朗，生於在東格爾，啤酒店服務員，直到在巴黎中央菜市場一次銷售活動中遇到萬．斯特朗並嫁給他。

　　塞麗娜，長女，二十二歲，三個孩子的母親，孩子的父親據傳是巴阿斯。

　　路易絲，小女兒，十六歲。她孩子的父親也可能是巴阿斯。

　　巴阿斯從美洲帶著在煤礦掙的錢回來之後便開始尋找兒童時代的夥伴萬．斯特朗。他終於在阿爾讓特伊找到了他，並從此住在他家。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巴阿斯幫他工作。

　　後來奧貝爾維里埃的破房子出售，巴阿斯將它買下，萬．斯特朗便成為巴阿斯的佃農。

　　但實際狀況有些不清不楚，他們沒有賬目。巴阿斯整日遊手好閒，什麼事也不幹。只有萬．斯特朗一個人下地勞動。

　　是愛瑪每天清晨三點起來套車，把蔬菜拉到巴黎中央菜市場出售。

　　塞麗娜生了第一個孩子之後，巴阿斯用她的名字在銀行開了個賬戶，存入一千法郎。以後每生一個孩子都存上一千法郎，對路易絲的孩子也是如此。

　　但是，只有塞麗娜一人有權與巴阿斯同住一個房間。其餘所有的人都擠在另一個屋子，一個三歲的男孩只能睡地上的草墊子。

　　兩年以前，巴阿斯繼承了一筆數目不大的財產，大約一萬法郎，他將錢存入銀行。

　　他是個百分之百的文盲，不會寫字，畫個十字代替簽名。而萬．斯特朗能讀會寫，大部分手續都由他經辦。因而在對一個問題的回答上便出現了矛盾。

　　「您是否和愛瑪．萬．斯特朗也有性關係？」

　　巴阿斯的回答是「有，沒有，可能」，以及不知代表何意的含混不清的手勢。

　　不過有一點十分肯定。萬．斯特朗既不嫉妒自己的老婆，也不嫉妒自己的女兒。巴阿斯是一切的主宰，一切皆屬於他，房子屬於他，所有的人也都屬於他。

　　他們就這樣在離巴黎乘有軌電車只需一個小時的奧貝爾維里埃市過日子，和外界的文明世界幾乎完全隔絕，像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紀。

　　因此，巴阿斯不會說法語，他說的是將佛來芒語、西班牙語和英語行話混雜在一起的薩比爾語。

　　周圍的人對他們的事情知之甚少。他們有時看到巴阿斯從面前經過，他人很胖，不說話，走路搖搖晃晃，像隻大猩猩。至於萬．斯特朗，人們只是遠遠看到他總是一個人在田間勞動。

　　關於他們的生活，人們所知道的也就是每週在合作社買幾公升刺柏子酒，萬．斯特朗有時晚上站在門口拉一會兒手風琴。

　　前一天晚上九點，這些佛來芒人和往常一樣橫七豎八地睡下了。次日清晨三點，愛瑪套上馬車進城賣菜。當她十點回到家的時候，看見巴阿斯和塞麗娜正站在地上瞧著一具死屍。

　　他們發現死屍已有兩個多小時，但是他們要等愛瑪回來再報告警方。

　　每個人都說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

　　出了人命案之後大家才知道，原來這個眼前死了的萬．斯特朗因病已臥床七個星期了。時值冬季，當地人對他長時間沒下地工作也就沒有在意。他的家人又忽略了請醫生。

　　「反正他活不了多久了！」愛瑪說，「因為他不停地哼哼，所以把他單獨安排在一間屋子裡，經常去看看他。」

　　法醫解剖屍體後肯定地說，萬．斯特朗即使不被殺，也只能再活兩三天。

　　對一個不能動彈的垂危病人如此心狠手辣，殺人犯恐怕已經喪失了理智！

　　用斧頭砍了三十三下！他一定昏了頭。殺人凶器還沒有找到。需要將一口井淘乾和排乾沼澤地的水再找。

　　「凶手是從哪兒進來的呢？」

　　「從房門口！愛瑪走了之後沒有人起來再把門栓好……」驗屍結果表明案發時間在早晨六點至七點之間，這個時候只有愛瑪一人不在現場，她此時正在巴黎中央菜市場，因此她的殺人嫌疑被排除。

　　對幾個孩子也不得不審問一番，他們個個傻乎乎的，要麼放聲大笑，要麼結結巴巴地發出幾個含混不清的音節。

　　現在巴阿斯正坐在司法部的一間小屋裡，他那沉重的軀體幾乎把椅子壓斷，每當弗羅日先生有點什麼動作，他便嚇得一哆嗦。

　　他又開始流鼻涕，但似乎並未感覺到，因此法官有些不耐煩地用手指敲出聲音對他說：「把鼻涕擦了！」

　　他順從地擦了擦鼻子，眼睛露出仇恨的目光。

　　「巴阿斯經常刮鬍子嗎？」

　　不得不將問題重複多次。可是，弗羅日先生明明感到他聽懂了。他先回答說：「有時候……」然後又說：「星期六……」

　　「最後一次是誰給他刮的？……」又必須把同一問題清清楚楚地重複了好幾遍。

　　「是我……是愛瑪……另一個星期是……」

　　「也就是說沒有外人進過你們家的門檻……」弗羅日先生一反常態，點燃一支香菸抽起來。

　　巴阿斯的眼圈發紅，萎靡不振的雙唇下面是一張掉了牙的嘴。他是一種力量非凡和老弱衰敗的混合體。那雙一會兒顯露、一會兒熄滅的冷眼又悄悄地復活了。

　　「萬．斯特朗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他沒有人身保險？」

　　這一次可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他作解釋，因此每一個問題到底用了多長時間實在無法計算。

　　「沒有……」

　　「您平時幾點起床？」

　　「六點……七點……」

　　「塞麗娜呢？」

　　「和我一樣……」

　　「她說她八點起床……」

　　「有可能……」

　　「是路易絲發現屍體的？」

　　「可能是吧……」

　　「您今天早晨說是您……」

　　「那又怎麼樣？」

　　他把每一個字都是咀嚼半天才說出口。他將一雙青筋暴露，連塵土都滲進皮膚的手放在膝蓋上。手的骨關節已經完全變形，兩個手指甲完全變成了黑色。

　　電話鈴聲響了。是留在案發現場的一名偵探打來的。他說那口井淘乾了，什麼也沒有發現。

　　「女人們還是什麼都不說嗎？」

　　「老女人問，她今夜是否能去巴黎中央菜市場。她說如果不去，捲心菜就壞了……」

　　「那個最小的呢？」

　　「她正在燙衣服……」

　　「塞麗娜呢？」

　　「她哭了……她在屋裡不停地走動……可以看出她有心事。」

　　弗羅日先生放下電話，盯著巴阿斯看了好一會兒，巴阿斯一直半瞇著眼睛。

　　「把審訊筆錄給我。」法官對自己的書記員說。

　　他拿過記錄紙，用一隻手指著紙的下邊，另一隻手遞給老傢伙一支筆。

　　「要我寫什麼？」

　　「簽字……」

　　巴阿斯在紙上使勁畫了個十字。

　　「擦擦鼻涕！」

　　弗羅日先生在一份格式紙上填寫了幾個字，然後把紙推給巴阿斯。法官連頭都沒有抬，用一種無任何感情色彩的中性語氣對他說：「這是對您的逮捕證，萬．斯特朗……」一隻青筋暴露的手接過逮捕證。他的手在顫抖。

　　在殺人凶手看逮捕證的時候，弗羅日先生開始在自己的筆記上寫字，字寫得很小很慢：

　　證據：

　　一、被告掉入我設下的陷阱，我問他「巴阿斯經常刮臉嗎？」他的回答：「有的時候」，這就使他暴露了。他忘記了自己把自己當成是巴阿斯。

　　二、被告問要他寫什麼。然而，巴阿斯是文盲，既不會讀，也不會寫。

　　三、這個從來不洗臉、不刮鬍子的人卻給垂危的病人刮了鬍子。但是，巴阿斯的滿臉鬍鬚是兩個佛來芒男子之間的最為明顯的區別。

　　四、每個人都沉默不語，其中包括愛瑪．萬．斯特朗，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

　　推斷或跡象。巴阿斯病重，隨時都會死去。然而，所有一切財產都在巴阿斯的名下。三十年來一家人都是靠巴阿斯的錢維持生活。

　　兩個男人身體一樣，年齡相同。當地人很難分清他們兩個誰是誰。

　　給快死的人刮臉，再把他殺死，然後砸上幾十斧子，叫人把他看作是萬．斯特朗；萬．斯特朗變成巴阿斯，很自然地成為房產、土地和銀行存款的主人。

　　是預謀殺人，因為讓鬍子長長需要幾個星期。

五、努芝

　　弗羅日先生好奇地注視著面前站著的嘴唇下垂、眼睛無神、眼角濕乎乎的男子。

　　他在把筆記本合上之前在邊緣上很快地寫道：

　　動機：為了地產。

　　在這一案件的預審中，弗羅日先生不是急急忙忙，而是不緊不慢、懶洋洋的，但他心情不錯，並能時時引人發笑。

　　※※※

　　說努芝漂亮，好像談不上，說她模樣挑逗人、撩撥人心，卻是不假。她太年輕了，才十九歲。高挑的身上緊緊裹著一件絲織連衣裙，裙子衣料薄得幾乎透明，使高高聳立於胸上的兩個小乳房顯得更加明顯，更加凸出。

　　一頭從中間分開的長髮緊緊貼在臉上，使她的腦袋顯得越發細長。她的眼睛是褐色的，嘴唇是濕潤的。

　　這種與眾不同的過分修飾使她的樣子有些古怪，與高雅時髦的中歐女人相差甚遠。

　　努芝是匈牙利人。她與母親和妹妹定居法國已有數年，說法語時常帶些輕佻色情的字眼。

　　她在法官面前也是厚顏無恥。審問剛一開始，她便打斷法官厚著臉皮問道：「您有沒有香菸，給我來一支？」

　　她搔首弄姿，將兩腿交叉著坐下，把裙子撩得老高，故意露出兩條青筋暴露的大腿。

　　六天中一共審問了她十一次，只有一次，就是第一次問話時接觸過問題的實質──努芝和克羅比夫人相識並保持連繫。

　　她被指控當克羅比夫人不在時潛入她家，偷了她一條據估計價值五十萬法郎的珍珠項鏈。

　　在內藏金銀珠寶的寫字檯上留有努芝美麗的指紋。弗羅日先生眼前擺著放大了的指紋照片。每一根長長的手指清晰可見，最後一節指骨奇怪地彎曲著。

　　克羅比夫人和保險公司都很焦急，一天之內就給檢察院打了三次電話打聽結果。

　　而弗羅日先生卻一反常態，似乎失去了往日的果斷和強硬，像個悠然自得的好好先生欣賞嫵媚可愛的大自然風景一樣，品味著眼前的一切。

　　努芝不停地賣弄風情，一次比一次大膽，一會兒整理一下有彈性的襪帶，一會兒把身子緊貼到法官身上。只可惜這一切風騷舉動勞而無果。法官並不生氣，他只向她報以微笑，那嚴厲無情的笑容一下子解除了她的武裝，叫她臉色變紅，不得不回到原來的座位上。

　　最叫努芝惱火的是法官不停地重複同樣的問題，她極力思考，看哪個問題什麼地方是法官有意設下的陷阱，可是她沒有成功。

　　第十一次審問是這樣開始的：

　　「在布達佩斯的時候您住的房子相當寬大，是不是？」

　　「對，房子很大！我家有很多僕人。我已經對您說過，我父親是政務院參議。您是否每次非要我像小學生背課本一樣重複我的回答？我父親戰後不久便去世了，他死的時候我還很小，我母親把家裡的一切全變賣了。我們徹底毀了，我母親來到巴黎棲身……您沒有忘記我家的地址吧？我家的地址是聖父街二十二號。我們住在旅舍的兩間房子裡，兩間房是相通的……」她生氣了，故意裝出在校好學生認真的樣子。

　　「您母親不會說法語？」

　　「如果您提到我媽媽，我知道您想達到什麼目的！她認識五十個法文字，三十年前她學過體育。不過她堅持和我爸爸說法語，因為講法語時髦。您肯定還想讓我告訴您，我母親有點可笑，她的穿著打扮像個年輕姑娘，她把頭髮染成金褐色，她在我們兩間房子裡接待客人的方式就像我們住在一座城堡裡一樣講究禮儀……我的朋友們都說她有點神經質……」

　　「您妹妹呢？」

　　「是我母親的翻版……待她到四十歲時肯定和我母親現在的樣子一模一樣……她刺繡，她哭，她學習鋼琴，她讀詩文……」

　　「因此，全家靠您一個人掙錢生活？……」

　　「是這樣，我們還有點年金收入……」

　　「是誰出主意讓您為報紙畫時裝圖樣的？」

　　「我不需要別人為我出主意！」

　　「您掙多少錢？」

　　「推銷時裝式樣的月份，掙二千到四千法郎……其他月份幾乎不掙錢……」

　　「您母親是否對您的一切都不過問，給您完全的自由？」

　　「我知道您想說什麼！我在蒙帕納斯街泡酒吧，對，泡酒吧！我有男朋友，不錯，是男朋友！我經常和您知道的那個在蒙泰涅大街一家唱片商店當售貨員的西斯維奇出去！」

　　「您和西斯維奇沒有發生過那種關係……？」

　　「您讓醫生來檢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她根本不須思考，你的問題剛完，她的回答已經出來了。

　　她時不時站起身，在辦公室繞一圈後回到原來的座位上，有時坐到弗羅日先生的辦公桌邊沿上。

　　「您看，我說朋友時，我們就是朋友。如果哪一天我使用『情人』兩個字眼，那他肯定是我的情人……但是這個『他』不會是西斯維奇……」

　　「您在什麼地方認識克羅比夫人的？」

　　「在一次推銷會上……她是顧客，我是服裝式樣繪圖員，有一次我們聊了起來……後來在一起喝了茶……」

　　「可是她年齡比您大得多吧？」

　　「三十五歲！您的資料裡有記錄。她丈夫是個百萬富翁，他老了，礙手礙腳，令人生厭。她把他留在芝加哥，獨自一個人來到歐洲……」

　　「您經常去她在法蘭索瓦一世街的家嗎？……」

　　「差不多每天都去……但是您不要誤會……克羅比夫人──埃萊娜──我最終用名字稱呼她，喜歡的是男人，我向您發誓……」

　　「一點兒不錯！好像她和男人幽會的時候您經常幫忙……」

　　「對，幫點兒忙……」

　　「她經常給您錢吧？」

　　「給過幾次……她非常慷慨大方……錢到處亂放……如果她喝上幾杯雞尾酒，很可能就會給您幾百、幾千法郎……當然有時也有例外，她會無緣無故地發脾氣，還會罵您幾句！……這枚戒指就是她給的……」她伸出左手。在指紋放大的照片上看到的唯一突出的東西就是那枚戒指。

　　「您母親接待過克羅比夫人嗎？」

　　「只一次！……後來她再也不願意來我家……克羅比太太酒量很大……我母親想和她比著喝，因此喝多了，喝病了……竟哭起來……用匈牙利語抱怨……那次玩得很開心，我敢打賭……」

　　「是克羅比夫人自己把項鏈拿給您看的嗎？」

　　「對！拿給我看的時候她還補充說，她丈夫並非為了取悅她，而是為他自己打算……美國人想得很遠，考慮得很周到，他們即使擁有幾千萬家產，也會想到萬一有一天破產……那條項鏈便可做燃眉之急……」

　　「那條項鏈共有多少顆珍珠？」

　　「不知道。」

　　「項鏈是六月十一號星期二被偷的，對嗎？」

　　「可能是吧！我記不起那一天是哪一天了……」

　　「那天上午您去了法蘭索瓦一世街，並和克羅比太太一起吃午飯……飯後您陪她到聖拉扎爾火車站，因為她要去多維爾兩天……我說得不錯吧？」

　　「一點不錯……」

　　「送走她之後您都做了些什麼？」

　　「我回到家，想工作一會兒……母親和妹妹不在，她們出去了。」

　　「因此沒有人看見您？」

　　「有！削鉛筆的時候我割破了手，流了許多血，我害怕極了，叫了樓層服務員幫忙包紮了一下……現在還包著紗布……」她將包紮著已變成粉紅色的紗布的右手食指伸出來給法官看。

　　「那個時候是幾點鐘？」

　　「下午四點……我發現一本服裝式樣素描冊忘在法蘭索瓦一世街……沒有參考資料我不能工作……於是回到那裡，女佣人給我開的門……」

　　「她跟著您進房間了嗎？」

　　「沒有！她知道克羅比夫人相信我。」

　　「您進到放有寫字檯的臥室了嗎？」

　　「對！但我並沒有停留，因為我突然想起來，上午我沒有到過那個房間……後來果然在小客廳找到了那本素描冊……」

　　「您沒有碰過寫字檯？」

　　「沒有……」

　　「可是在上邊發現了您的指紋！」

　　她聳聳肩，沒有回答。

　　「您在她家停了多長時間？」

　　「半個小時……」

　　「和女僕說得一樣。用了半個小時，僅僅是為了找一本素描冊……」

　　「我有點累，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隨便翻了翻扔在上面的一本英文畫報……」

　　「您從她家出來後立刻回了您家？」

　　「您知道不是這樣的。那正是西斯維奇下班的時刻……我等他下班出來一起去蒙帕拿斯酒吧喝開胃酒……」

　　「您沒有去他的住處？」

　　「沒有……」

　　「您在晚上九點才回到家。這中間您都幹了些什麼？」

　　沉默不語。

　　「西斯維奇一個月掙多少錢？」

　　「一千法郎……」

　　「可是他一個月要花一千五六百法郎……」

　　「那是他的事……您逮捕他好了！」

　　弗羅日先生拿起電話機：

　　「哈嘍！請轉愛麗舍３７─０７……對！請克羅比夫人接電話……」

　　努芝皺起了眉頭，沒有料到弗羅日先生這一舉動竟使她的臉部表情一下子變得非常嚴厲和冷酷。

　　「您想幹什麼？」

　　「想提個問題！您敢肯定您的手不是在擅開寫字檯的鎖時劃傷的嗎？寫字檯的邊緣是銅的……一不小心就會劃傷的……」

　　「我對您說過，我是在聖拉扎爾街自己家裡削鉛筆時割傷的……樓層服務員可以作證……您把他叫來問問就清楚了……」

　　「喂！……是克羅比夫人嗎？您可不可以叫輛車到我的辯公室來一趟？……不，沒有新東西……只是一個簡單的手續……」

　　努芝立刻問道：「什麼手續？我說了什麼了？……您應該承認您什麼也不知道……」

　　弗羅日先生似笑非笑地把一件東西推到她面前。

　　弗羅日先生推到姑娘手裡的是她十個手指頭的指紋照片，照片上唯一一處不規則的指紋是左手無名指上的戒指產生的。

　　「這就是我的證據。」法官用一種相當和藹親切的語氣說，「當您故意把指紋留在寫字檯上的時候您的手並沒有受傷。因此，指紋不是在您的手受傷之後的下午，而是上午留下的。也就是說是當著克羅比太太的面留下的。因此……她為了讓人在幾天內把您視為懷疑對象，答應給您多少錢？」

　　努芝以仇視的目光向弗羅日法官看了一眼。弗羅日先生不予理睬，按著自己通常的習慣，打開記錄本，在一張空白頁上寫道：

　　推斷：

　　一、努芝如果偷了東西，知道會被懷疑，不可能明目張膽地在西斯維奇下班的門口等候他；

　　二、她應該事先想好，將自己當晚的時間表說得合乎情理，不讓人產生懷疑；

　　三、她的行動和回答問題的態度說明像是故意成為被告。

　　克羅比太太急匆匆地來了，她全身珠光寶氣，香水味四溢。她一到便問：「需要簽字嗎？」

　　「等一會兒再簽，夫人。等一會簽在犯人入獄登記簿上……我榮幸地控告您企圖詐騙給您的珠寶上了保險的公司。」

　　美國女人驚呆了，她狂怒地轉身盯住努芝，弗羅日先生不慌不忙地補充說：「她從頭到尾忠實地扮演了她的角色。您應該承認，她手上的傷並非她的責任。您願意回答兩個問題嗎？第一個問題：您把那些替代早已被您變賣掉的真珍珠的假珠子弄到哪兒去了？」

　　「扔到多維爾附近的大海裡了……」

　　「謝謝！為了一時轉移警方視線，避免懷疑，您給了努芝小姐多少錢？」

　　「五萬……」克羅比太太動了動嘴唇，說出了這個數字。

　　弗羅日先生面無表情，沉著鎮定。他平靜地看著努芝，姑娘氣壞了，她攥緊拳頭，嘴唇不停地哆嗦。

　　「五萬？……是五千，法官先生！而且……您看！……這枚閃閃發光的戒指也是假的……」

　　將近下午一點了。如果弗羅日法官不按鈴喚進一名守衛，事件很有可能會以兩個女人互打耳光或相互抓臉、揪扯頭髮而告終。

六、阿爾諾德．舒特蘭熱

　　「不管怎樣，法官先生，我聲明……」

　　「您不必來什麼聲明，回答我的問題！」

　　弗羅日先生平靜中帶著冷酷。在整個審問過程中，他一直一動不動，兩個肩膀一高一低，一隻像打過蠟一樣慘白的手托著前額。

　　阿爾諾德．舒特蘭熱幾乎一直用他那雙凸出的圓眼睛盯著法官，那眼神使人反感，甚至令人厭惡。

　　他三十歲，身高一米八，大概是由於吃得太好，營養過剩，肥胖的軀體中充斥著使用不盡的活力，就連嘴唇都顯出營養豐富的特色，肥碩豐厚，猶如熟透了的水果，隨時都會裂口。

　　但是他臉上的肌肉似乎不太強健，臉色十分蒼白，雖然兩頰呈現出的是粉紅色，不過一看就知道那是化裝的效果。

　　他的頭髮為金黃色，剪得非常短。眉毛稀稀拉拉。一套過於緊瘦的灰色西服把全身上下的肥肉擠壓得一塊一塊地突出來。

　　弗羅日先生低頭看著面前的資料，然後開始說話，說話的樣子像是在唸一篇經過仔細潤色的文稿：「您出生在蘇黎世，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奧地利人，對不對？我說得不對的時候您再打斷我。您先在紐倫堡大學學習化學，二十三歲時改變主意，到波昂學醫。但為什麼突然決定離開波昂，來到巴黎繼續學醫？」

　　「因為波昂大學太多，難以找份工作掙錢來維持生活和學習。」

　　「您父母不寄錢給您？」

　　「我父親十年前就過世了，母親在一個英國人家裡當家庭教師，賺的錢僅夠她自己用。」

　　「什麼原因使您改學醫了呢？」

　　「是個人愛好。」

　　「您曾多次對人說，您不準備以行醫為職業。」

　　「您說得不錯。實驗室的工作更適合我。」

　　「您毛遂自薦到了解剖實驗室當助手。換句話說，是支解分剖屍體，以作解剖研究之用。」

　　「是這樣。」

　　「您在布朗什廣場的中心藥店當職員已經兩年。您是夜班，晚上八點上班，早晨八點下班。藥店一天二十四小時開門營業。您極少在藥店露面。您有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邊放著一張床供您休息時用。如果有緊急藥方需要處理，女售貨員便叫醒您，您到實驗室去做。藥店老板為什麼不選擇一名大學畢業的法國藥劑師，而偏偏選中了您？」

　　「因為只付給我正常薪水的一半就可以了。但是這樣我可以利用值班的空閒時間學習，可以使用實驗室，搞自己的研究。」

　　「從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您和在藥店值班的若利太太單獨在一起。清晨一點她為您準備咖啡，送到您的辦公室。您是她的情人。」

　　「人們是這樣認為。」

　　「有一次一個計時工到得早了點，將你們二人當場捉了姦。」

　　「您非要提起此事，我也不反對。」

　　「若利太太三十五歲。她丈夫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位建築師的測量員。他脾氣暴躁，嫉妒心很重。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他對你們二人的關係產生了懷疑。這幾週他經常在夜間搞突然襲擊，出現在你們面前。是不是這樣？」

　　「這是您說的。」

　　「還有幾次若利太太發現她丈夫在街上閒逛。若利對他的同事們說，總有一天你們之間的事會以您及他妻子的死告終。」

　　「我沒有聽說過，不知道。」

　　「四號晚到五號清晨，您和若利太太同往常一樣當班，從晚上到早晨共有十三位顧客到藥房買藥，收款處有記錄可以證明。您兩次被招呼準備處方。十一點半，剛走出電影院的若利來看他妻子，當時您辦公室的門開著，他看到了您。他沒有和您打招呼。凌晨兩點在皮加爾街一家酒吧上班的一名舞女來到藥鋪，她等了好幾分鐘才終於看到頭髮蓬亂、臉頰緋紅的若利太太出來。」

　　阿爾諾德噘起厚嘴唇，露出一絲輕蔑的笑容。

　　「您說完了嗎？就這些？」

　　「若利太太通常都是趕在她丈夫睡醒之前七點回到家。在女幫工們到達之前大約十分鐘左右的時間藥店只有您一個人。五號那天，她因為要等候白天上班的職員，所以八點才離開藥店。您在辦公室睡覺。當辦公室的門被打開時，您裝作剛從沉睡中醒來的樣子。」

　　「我十分欣賞您用的『裝作』二字！」舒特蘭熱用諷刺的口吻一字一頓地說，「我想您自以為說話用詞都十分嚴謹。」

　　「職員們進店時，若利太太已把大衣穿好。她步行到克利希廣場，從那兒乘有軌電車回家。您等老板到了之後與他寒暄了幾句便回到您在親王先生街的住處，然後去解剖實驗室上班。」

　　這是一場平淡無奇、單調乏昧的對話，沒有一點兒哀婉動人之處。一方是冷若冰霜的弗羅日先生，另一方是一刻也沒有將那雙疑慮重重的圓眼睛離開法官的舒特蘭熱。

　　「上午九點，若利先生來藥店訴苦，說沒有見到妻子回家，他向藥店老板要您的地址。老板覺得他言過其實，沒有告訴他。測量員十分失望，整整一個上午找遍醫學院的各個角落，沒有發現您的蹤影。實驗室的一個小夥子及時通知了您，您便從一個小門溜了，您一再叮囑不要把您的住址告訴他。我說的這些您承認吧？」

　　阿爾諾德只是聳聳肩，沒有回答。

　　「下午五點，藥店收到一份新的訂單，一名職員到地下室去取貨。在那裡沒有找到，他便進入『後備貯存室』。貯存室很小，裡邊放的是危險品，特別是各種酸類。在一排短頸大腹瓶後面，他發現幾個麻袋放的不是地方，便想把這些袋子放回原處，結果嚇得驚叫起來。麻袋浸透了硫酸。報警之後警察很快趕到，在袋子下面發現了一具被截成三段的女屍，已經被硫酸燒爛了。

　　「您知道屍體解剖結果。人死了還不到二十四小時。殘存的衣服碎片表明死者穿的衣服與若利太太前一天晚上的衣服完全相符。女屍與若利太太的身高一樣，胖瘦相同。若利先生看過屍首後認為是他妻子無疑。他沒有絲毫猶豫，認定您就是殺人凶手，如果沒有警察的保護，他肯定會殺了您。」

　　「藥店只有一個入口，是不是？」阿爾諾德．舒特蘭熱緩緩地說，「另外我請您注意一點，那就是我沒有任何理由殺害若利太太。還有一點您在調查中沒有搞清楚，她每月從其銷售額中分給我大約二百法郎。」

　　他說這些話時十分平靜，沒有顯出絲毫的不安，且富有人情味。

　　弗羅日先生像是沒有聽見他說的最後幾句話似的，又開口說道：「不錯，藥店確實只有一個入口。從上午八點開始，店裡總有一個人當班。另外，把您五號白天一天的活動時間表模擬一遍之後證明，您沒有去布朗什廣場……」

　　「這表明……」被告以挑釁的口氣接著說。

　　然而，像堅硬的冰雹一樣砸下的回答使他失去了沉著，一下子慌了神。

　　「這什麼也表明不了！」

　　此後五分鐘的沉默像是過了一個世紀。當雙方的對話再度開始的時候，阿爾諾德．舒特蘭熱的自信開始打折扣了。

　　弗羅日先生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的聲調開始變高，話語變得更加尖刻。他將手中的象牙裁紙刀使勁折彎，以致被告不由自主地偷偷觀察，等著看裁紙刀彎斷的一刻。

　　「請您只用是或不是回答我下邊的問題。您在波昂的時候曾牽涉進一件至今也未查清的風流案，此案中死了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和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兒。這是不是真的？」

　　「醫學院四分之一的人都受了牽連，當然有理由盡量把事件壓下去。」

　　「您在幾個月前對藥店一個新來的女職員說，您不是個普通、一般的情人，哪個女人一旦和您相識，便再也離不開您。」

　　舒特蘭熱的臉微微泛紅了，本想試著笑一笑，可是使了半天勁，只勉強擠出了一絲矯飾的怪笑。

　　「若利太太曾向人誇口，說在您的帶領下，她學會了吸可卡因。」

　　「巴黎有三四萬人吸……」

　　「我只問您的活動。四號到五號的夜裡您接待了多少顧客？」

　　「我弄了兩個處方。」

　　「您到過藥鋪嗎？」

　　「沒有。」

　　「您沒有往收款箱裡放過錢？錢都是若利太太放進去的？」

　　舒特蘭熱不回答，法官的問題使他驚訝、不安，他的戒心越來越強。

　　「十三個處方共賣了九十六法郎二十五生丁，其中兩次出售的藥品與您的處方有關。十個處方是一般常用藥。還有第十三個處方。」

　　又是沉默不語。舒特蘭熱像塊木頭一樣一動不動。他皺起眉頭，兩個眼珠子更圓、更突出。顯而易見，他想摸清法官到底是什麼意思，但毫無結果。

　　「收進錢箱的第十三個處方的錢是五法郎七十五生丁，」據藥劑師說，「這恰好是一包脫水棉的貨款。藥房裡哪種藥品的價錢都與這個數目不相符。」

　　還是沒有回答。弗羅日先生翻看著手中的資料。

　　「您用過脫水棉嗎？」

　　「我沒有進過藥店。」

　　「櫃檯裡一包脫水棉也沒有缺少。這事很容易查清楚，盛藥棉的箱子前一天就打開了，裡邊的脫水棉一包不少。這說明了那五法郎七十五生丁是多出來的，僅此而已！收款機打出了五法郎七十五生丁，五法郎七十五生丁進了錢櫃，但卻沒有相應的商品賣出。」

　　舒特蘭熱開始坐立不安，但仍然不說話。

　　只沉默了五分鐘，他一下子站起身，口氣卻不堅定：「那又怎麼樣？」

　　弗羅日先生的態度斬釘截鐵，不容置辯，被告再也招架不住了。

　　「只有經過您的同意，屍體才能移入地窖。藥房只有一個門，這您特地指出過。白天在必經之路的藥店裡總是有數人在場，但是晚上只有您和從肉體到靈魂皆屬於您的若利太太。

　　「因此，要麼是她幹的，要麼她就是您的同謀。不管怎樣，我有充分的理由做出這樣的判斷。」

　　弗羅日先生只是畫龍點睛地指出問題的要害，他知道他面前的對手十分聰明，不會忽略他作判斷的每一個字。

　　「五號那天，若利太太等著職員們到店之後才離開藥店。我們暫且還把我所說的作為推理。她之所以等候，是因為需要被別人看見。不，是您更需要讓八點上班的人看到她。這樣您便為自己留下後路，從數學角度計算分析，您不可能成為被告。

　　「人已經殺了。屍體弄到地下室，浸泡到硫酸裡。果不其然，專家們判斷被害人死的時間不超過二十四小時。──結論：死屍不是若利太太。

　　「但是，錢箱裡多出了五法郎七十五生丁，然而，無論是您本人還是您的情婦都不需要往裡面放錢，自己給自己製造麻煩。

　　「有人買過東西，只是買的貨沒有帶走。賣的貨是脫水棉。顧客是一個年輕女人，她接過藥棉，付了款，然後被騙到藥店後邊，被肢解，埋藏在浸了酸的袋子下邊。

　　「但是若利太太犯了一個錯誤，她把售出的脫水棉又放回原處，因此脫水棉沒有出藥店，因為脫水棉的買主沒有走出藥店。可以將此稱之為意外的證據吧。」

　　舒特蘭熱用一個很不雅觀的動作抹了一下他那肥嘟嘟的粗脖子，然後說：「在您的事業上又將多一顆人頭，您很自豪吧！」

　　弗羅日先生不再理他，拿出自己的記事本寫道：

　　若利由於嫉妒變得十分危險。將他消滅又會冒風險。可是一對情人都需要對方，相互需要的理由尚不清楚。於是做出讓若利太太死了的假相。他們在夜間等著一個女顧客的到來──她的外觀須和若利太太大致相仿。殺死她，給她換裝，然後用硫酸處理。

　　八點鐘若利太太穿好大衣等著同事上班，以掩蓋大衣下邊穿的別人的衣服。她很快走開，在約好的地點等候情夫的到來。

　　後來，我在記錄中看到用紅筆寫的批注：獲無罪釋放一年後，由於全身癱瘓死於硝石廠。

七、瓦爾德馬．斯特維斯基

　　「坐下！」弗羅日先生說。

　　被告直挺挺地彎腰坐下，嘴角上擠出一絲在客廳接待客人一樣的微笑……然後清晰地說：「謝謝您！我想對您說，法官先生，終於能和一位真正上流社會的人物打交道，對於我是一種怎樣的慰藉和解脫。」

　　他坐在那裡，手不停地做著小動作，雖然弗羅日先生看他的目光無論如何不是一種鼓勵，他卻毫不在意，繼續往下說。

　　「雖然我仍然穿著波蘭軍隊的參謀制服，下級卻不顧我的臉面，對我十分無理、粗暴、野蠻，外交部對此應該干預！我已經是個普通人了，又是個外國人，對這一切遭遇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他自鳴得意地說個不停。此人身材矮小，乾瘦，僵直的身子活像一根乾木柴。在他脫外衣的時候，一名獄卒驚訝地看到他裡邊竟然穿著一件只有從前某些官員才穿的那種女式緊身胸衣。

　　他的臉上布滿了皺紋。一對近視眼上戴著單片金絲眼鏡。他的坎肩口袋裡裝著一小塊鹿皮，瓦爾德馬不時地用它擦拭眼鏡。

　　一身得體的服裝燙得又平又直。

　　「好了，斯特維斯基……」

　　「對不起……是斯特維茲……沒有幾個法國人能將我的名字正確發音，聽起來叫人不舒服……」

　　弗羅日先生並不因對手故意打岔而改變態度。恰恰相反！法官更加嚴峻，更加冷酷。

　　「一月十八號星期二，上午八點，您從您位於蒂雷納街的家出來。」

　　「您說得大致不錯，法官先生。不過，我還是要指出……」

　　「您到離您家一百米的服飾用品店買了一份報紙。商店老板娘說，在付五個蘇的款時，您的手直哆嗦。」

　　「我深信您不會把一個小商人和一位軍官相提並論，相信她的話……」

　　「……但是，您只看了一眼大字標題：基爾斯基和波羅托夫今天上午被推上斷頭臺……」

　　「每一個國家都有壞人，法官先生……而且……」

　　「您走出商店，非常不安。您步行到共和國廣場，進了一家槍枝商店，買了一支左輪手槍……」

　　「槍裡沒有子彈，對不對？」

　　「不錯，沒有子彈。武器商甚至感到奇怪，不明白您為什麼買槍不要子彈。」

　　「您認為……」

　　「我什麼也不認為。走出商店之前您從半開著的門朝外看了看。您變得越來越緊張。武器商並沒有問您什麼，您卻覺得有必要向他表明您曾是參謀……」

　　「法官先生，我……」

　　「您順著大街一直走到聖德尼門。您在聖德尼街拐彎。從您身邊經過的警察發現您小聲滔滔不絕地自言自語。他一直用眼睛盯著您。您來回三次從他身邊經過，然後您突然進了一家乳製品店。此時是上午九點，正是這個離巴黎中央菜市場不遠的地方最熱鬧的時刻……」

　　瓦爾德馬仔細擦拭著自己的眼鏡。他那張摘掉了眼鏡之後的臉似乎變了形。沒有眼鏡什麼也看不見，眼皮不停地眨著，好像十分難受。

　　「您進去的時候店裡有一位女顧客。您拔出手槍，大聲嚷道：『把錢交出來！……快！不許喊叫。』……女顧客大聲喊叫著跑出商店。警察趕到了。乳製品店老板娘嚇得趴在櫃檯後邊。您未做任何反抗，束手就擒，我的概述還算正切吧？」

　　「應該承認，聽您講述這些我很難……」

　　「那好！波蘭大使館了解您。您從來就沒有當過您自吹的參謀。戰前您在華沙一家俄國人開的書店裡當夥計。波蘭解放的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使您為一個師的參謀部任翻譯，因為您懂法語。因此您可以著參謀制服。那是個極其混亂的時代，年輕的波蘭需要人才。幾個月之後您要求和波蘭新任武官一起到巴黎。您每天早晨都騎馬到森林去散步。後來您被軍事法庭審判，因為您以身著軍裝為幌子進行詐騙。為了避免醜聞擴散，波蘭使館讓您自行辭職了事。」

　　「有很多事需要說清楚，法官先生。只不過需要一場正式訴訟……」

　　「您又成了一家書店的夥計。只是這一次您變成了買賣黃色書刊，特製板畫，甚至黃色照片的專家。」

　　「我要提出點不同的看法，應該說這是允許的……」

　　「您在蒂雷納街安頓下來，您的房間在四樓。五樓住著一位名叫布朗的六十五歲的老太太。她過去是一名妓女，曾輝煌一時。」

　　「對女人要謙恭、禮貌，對此您應該……」

　　「布朗太太又胖又醜，她還是個水腫病患者。據說共和國一位重要人物過去曾是她的情人，而今每年都得給她一筆錢，因為她手中掌握著他的幾封書信，一旦洩露出去便會使他名譽掃地。對此您不是不知道……」

　　「我並不擔心流言蜚語……傳播這種話的人都是事後諸葛亮……」

　　「但是您成了布朗太太的情人。」

　　瓦爾德馬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帶有譴責意味的微笑。

　　「您幾乎每晚都到她屋裡去。同層的鄰居們饒有興趣地偷聽你們二人之間時時暴發的爭吵……」

　　波蘭人感到自己越來越受到冒犯，用很輕的幾乎聽不清的聲音說：「我很驚訝，法官先生，像您這樣一位上流社會的人物竟也……」

　　突然一個出其不意的提問使他亂了陣腳：「您和一月八號處死的兩個殺人犯是什麼關係？」

　　「哦……我……我不明白……」

　　「別急。基爾斯基、波羅托夫以及另外三個被判處苦役的同謀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夜潛入波蘭大使館，正在行竊時被兩名警衛發現，於是他們殘酷地殺死了警衛。預審結果表明，他們不是首次殺人。後來證實，發生在塞納省的兩起命案也是他們幹的。波羅托夫交代，他們本來計劃在十一月二十一日進使館行竊，準備妥當之後偶然看到有兩名警衛，因而將行動日期推到二十四日。他發誓說不知道使館佈置了警衛，說殺死他們並非預謀。然而，二十一號是個星期六，使館工作人員不上班，也不安排警衛。」

　　「我想您不至於認為是我……」

　　「我知道，在案發現場提取的眾多指紋裡沒有您的指紋。」

　　「您看我沒有……」

　　「然而，在地處蒂雷納街和聖安托尼街轉角處的聖安托尼酒吧，即波蘭人幫司令部所在地，人們多次看到您在裡邊喝開胃酒。」

　　「我認為，法官先生，如果人們特意找您在哪家酒吧喝開胃酒，那您肯定會發現……」瓦爾德馬又開始擦拭眼鏡。

　　「您敢不敢承認，自那幫強盜被捕之後，您再也沒有進過那家酒吧？」

　　「您看，一旦得知那家酒吧可疑，我就……」

　　「您希望在聖德尼乳製品店偷多少錢？」

　　沒有回答。或者說瓦爾德馬在小聲自言自語。

　　「那天上午您錢包裡有二百法郎。布朗太太的鄰居們眾口一詞，都說好幾天沒有聽到你們二人的爭吵了。」

　　瓦爾德馬心神不定地瞧著法官，猜測這句話後面隱藏的含義。

　　「也就是說，已經有幾天您沒有向她要錢了。」

　　他焦躁不安，突然一下子站起身，一邊用手比劃一邊說。

　　「法官先生，您忘了……」

　　「坐下！？」

　　這是一聲命令。波蘭人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嘴裡卻嘟嘟囔囔：「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又經歷戰爭……」

　　「為什麼您在十八號上午急需要錢？」

　　他仍然不作答。弗羅日先生也不再問話。瓦爾德馬終於忍耐不住了：「我想找個精神病醫生看看。毫無疑問，自從經歷了那些不幸之後，我變了，我不是原來的我了。我的大腦出了問題……」

　　「在聖保羅廣場附近波蘭移民聚居的地方，人們都稱您為律師……」

　　「那是因為我讀書識字。」

　　「或者說是因為您經常給人出主意吧。您為弗朗克．布爾喬雅街的一名裁縫寫過一份特殊的廣告辭，這位裁縫沒有敢把廣告辭送報社刊登……在蒂雷納街，您聲稱用電話線把您的房間和布朗太太的房間連在一起，您把這種電話稱之為鄉村電話。您在屋頂上打了個洞，買了電池和電線。但您的電話從來沒有打通過……」

　　「那完全是因為出了意外。您可能知道……」

　　「您答應守門人，讓她兒子進通往中歐的航空公司當飛行員。而事實上您只給了她一個飛行學校的地址。」

　　「我看不出您列舉的和……有什麼關係……」

　　「布朗夫人說她不在時您曾多次進入她的房間。」

　　「我拿了她什麼東西嗎？」

　　「您找的是信件。您的黃色書刊買賣賺了多少錢？」

　　「每月大約二千法郎……」

　　「這樣加上您那慷慨大方的情婦每月給的一千法郎，您的月收入是三千法郎。您沒有任何惡習和不良嗜好。」

　　瓦爾德馬微笑著點點頭，很明顯，他對弗羅日先生剛才說的頗為滿意。

　　「您可能沒有細讀一月十八號那天在服飾店買的那張報紙。那天的報上描述得很詳細，說基爾斯基和波羅托夫被喚醒，聽到馬上拉出去上斷頭臺的消息後，二人的反應很不一樣。波羅托夫攫緊雙拳，臉色慘白，直到最後一刻還在用波蘭語進行威脅。而基爾斯基的表現則完全相反，他用手拍了拍典獄長的肚子，然後縱聲大笑。他用很重的波蘭口音的法語對典獄長說：『您這個老醜！』」

　　瓦爾德馬又開始擦眼鏡。他嘴唇緊閉，呼吸急促。

　　「可是，當被推上斷頭臺的時候，他嚇得暈了過去……」

　　「我……我……」

　　「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您在什麼地方？」

　　「在波爾多，是為了生意上的事。」

　　「您能否把與您打交道的顧客名單告訴我？」

　　「我沒有和任何人見面。他們都不在。我下榻的是海軍旅館七十八號房間。我填了一張登記卡，您可以去查。」

　　「您是哪天離開巴黎的？」

　　「二十一號中午。」

　　「就是說星期六。毫無疑問您持的是一張往返票。」

　　「對。我感到很累。還覺得身體有些不適……」

　　「頭疼？」

　　「是頭不舒服……好像裡邊有什麼東西在攪動……唉，我的上帝，我為什麼要襲擊乳製品店呢？……」

　　「讓我來告訴您為什麼！」弗羅日先生開始在記事簿上寫著什麼的時候反駁道。

　　「我在榮幸地等您說為什麼……」

　　但是弗羅日先生什麼也不說，繼續在本子上寫著什麼。

　　寫完之後把本子推到被告面前，被告不無困難地讀到以下的文字：

　　襲擊乳製品店的目的是為了進監獄，因為他認為監獄或者精神病院（他的無法解釋的行為很可能會被視作精神病）是逃避波蘭幫對其進行報復的最佳避難所。

　　生活無著落，地位遠不如從前，覺得丟臉。部隊的軍銜使他暈了頭。製造外交糾紛。

　　甘心做布朗太太情人的目的是看中了她手裡的涉及某位大人物的資料，並以此自吹自擂，似乎能力無比。他高談闊論，誇誇其談，胡亂出主意。故意表現自己，自視高人一等。

　　在聖安托尼酒吧遇到波蘭幫。立即和向裁縫提建議，要為波蘭幫出主意。向波蘭幫明示如何襲擊他耿耿於懷的大使館。為波蘭幫週六襲擊使館出謀劃策，因為只有週六使館不設警衛。

　　星期六去波爾多（而週日並無生意可做），其目的在於作出不在現場的證據。其同謀由於意外，三天之後才襲擊大使館。純屬一群沒有文化教養的人。不懂情況有變，不能再按原計劃行事。殺死警衛，七人中五人被捕。瓦爾德馬回到巴黎，繼續冒充好漢，仍寄希望於尚未到手的布朗文件。同夥對他進行威脅，如果被捕的同謀被處死刑，就將他殺死。

　　他在爭取時間，過一天算一天。甚至放棄了繼續尋找布朗手中資料的努力，因為他已經感到無能為力。

　　得知被捕犯人被行刑的消息後，察覺到自己已被跟蹤。沒有時間逃跑，於是做出荒唐的舉動，目的在於尋求警察的保護。

　　波蘭人繼續讀到下邊的文字：

　　證據：星期六出發前住波爾多。案發後次日重返巴黎。

　　推斷：選擇一個二人商店（其中一個可以報警）。

　　手槍裡沒有子彈。被告不缺錢，乳製品店上午九點也不可能有多少進款。

　　被告再未進過聖安托尼酒吧。

　　最後，在記事簿的空白處這樣寫著：

　　被自己一心一意扮演的角色搞得苦不堪言，焦頭爛額。

　　瓦爾德馬．斯特維斯基重新戴好眼鏡，用顫抖的聲音說：「對於一個曾經是……」

　　「參謀，對……」

　　波蘭人更哽咽了：「太嚴酷了！」

八、菲力普

　　負責案子初步調查的呂卡警長對弗羅日法官說：「到時候把您的印象告訴我，……先作的調查毫無結果……身臨其境，在那樣一個地方，感受就完全不一樣了……」

　　弗羅日現在就「身臨其境」，即在布雷阿街一處十分奇特的住所。

　　這裡大部分住戶的門窗從不關閉，窗玻璃很少擦拭，七號家的窗戶恐怕從來就沒有清洗過。

　　這家門上沒有安裝門鈴，弗羅日先生只好敲門。菲力普出來把門打開，然後退身一旁，請法官進屋。他和人們描述的一樣，身上圍著一塊藍布圍裙，嘴上露出一絲令人不安的微笑。法官走進的地方是臥室？是餐廳？是廚房？似乎三種用途兼而有之。這是一間很特別的屋子，置身當中總讓人感到有那麼一點說不出、形容不來的蹊蹺。地上到處鋪著破舊的地毯，牆上掛著一塊塊顏色褪盡的布片。桌子上、椅子上也蓋滿了破舊不堪的軟墊。滿屋的地毯、掛毯，目的顯然是想盡量使房間的佈置顯得華麗、舒適。

　　「您就是……法官先生吧？……您請坐，法官先生……」

　　法官對他仔細觀察了一番之後注意到，此人有兩副不同的面孔。他的臉不對稱，從半側面看，這是一個年輕人，模樣溫和，親切動人，一雙明亮清澈的藍眼睛和一頭黑色的頭髮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那種嫵媚，那種魅力反而叫人不舒服。但是如果從正面看就不一樣了，他的鼻子太長，而且還有點歪，嘴上有一道不規則的皺紋。

　　他身上的圍裙是女式的，弗羅日先生剛到時他正忙於打掃衛生。他一邊擦手一邊低著頭等著法官問話，動作中帶著明顯的女人味兒。

　　弗羅日先生看著房間裡唯一的床鋪，晾掛著的內衣內褲，以及牆上裝在黃色鏡框裡的照片，明白了呂卡說話的含義。雖然呂卡的提醒使他心理上有所準備，但弗羅日法官到實地一看仍然覺得這裡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您好像沒有見過您的母親？」

　　「我也沒有見過我父親。我是個私生子，父母把我丟棄了。我先由都靈附近的一個農民收養，後來進了少年犯教養所……」

　　「二十歲時您去給人當隨身男僕。您換過很多地方，後來跟著最後的主人來到法國。您在他家結識了膳食主管福雷斯蒂埃……」

　　「是這樣，法官先生。是福雷斯蒂埃照顧我……」

　　那個福雷斯蒂埃的全身像就掛在牆上。他五十歲上下，個子很高，人很瘦，樣子憔悴、乾癟，皮膚慘白，兩腿軟弱無力，由於患有嚴重關節炎而行動不便。一頭灰白頭髮下邊的衣服也是灰色的。

　　一週前在位於巴蒂尼奧勒街的一家旅館裡，福雷斯蒂埃和一個上了警方名單的風流女子在一起時突發譫妄症，他的瞳孔大得驚人，女人差點嚇暈過去。他一個小時之後便嚥氣了，再也沒有恢復知覺。

　　屍體解剖驗證是服用過量阿托品〔註：從顛茄和其他茄科植物提取出的一種有毒的白色結晶狀生物鹼，一般用來解除痙攣，減少分泌，緩解疼痛，散大瞳孔。〕所致。死者衣袋裡除了幾封信件，還有三千法郎以及一個小四方盒，盒子裡還有兩片藥。藥中含有洋地黃，但劑量很小，不至於引起發病，而阿托品的含量極高。

　　一名叫貝爾托米的妓女認識福雷斯蒂埃。她對警方說：「他在戈蒙大酒店後邊與我搭訕，我認識他，因為他經常到那個地方去。他給人的印象是家住外地，每個月來巴黎八九天。他每次都挑選一兩名女子，手頭闊綽，出手大方。有時他幾天不讓我們離開，和他一起吃喝作樂。那天剛吃完飯他就從盒子裡取出三粒藥吞下，我當時還和他開玩笑，問他是不是想用藥刺激，以便更加興奮，想……」

　　死者所在轄區警長打來的報告認為是自殺死亡。但是案子並沒有結束。呂卡警長負責繼續調查。隨著調查的進展，怪事一件接著一件發生了。

　　「福雷斯蒂埃，儒勒．雷蒙．克羅德，」弗羅日先生將數份報告看完後在自己的記錄簿上簡單扼要地做著概述，「出生在聖阿芒．蒙特龍，中學畢業會考前一年因在集體宿舍鬧事被學校開除。先在巴黎當職員，後被一位極其正統的伯爵看中，成為他的私人祕書。不知何故受冷落，被辭退後來到蒙地卡羅城和尼斯城任膳食主管。和菲力普結識並與其一起定居巴黎。二人以詐騙為生。」

　　這樣一個傢伙所進行的詐騙絕非一般性的詐騙。福雷斯蒂埃後來被人稱為「波旁王朝詐騙犯」。在他身上找到的和後來在布雷阿街發現的信件都說明他的詐騙術名目繁多，花樣不斷翻新。

　　他給那些失去往日權勢和風采的、已經到了耄耋之年的鄉村貴族和紳士們寫信，一會兒冒充波旁王朝的代言人，或受迫害的波旁王朝長系的維護者，一會兒自稱為鼓動家，為失去的王朝再建豐功偉業籌集資金。

　　他有時親自出馬上陣，騙取錢財。被他造訪的人中有些對他表示不信任，更多的是象徵性地給點錢，也有極少數人過於天真，完全掉入陷阱。

　　呂卡在報告中指出：

　　「福雷斯蒂埃堅信順勢療法，經常去位於好消息廣場的一家藥店買藥，最近幾週幾乎每天都去，藥房按常規為他配製劑量很小的純阿托品。」

　　菲力普摘下圍裙，披上一件外衣（這樣使他更像男扮女裝），嘴上帶著茫然的微笑等待法官的提問。

　　「在你們二人的組合中，您扮演什麼角色？」

　　「噢！我……」

　　他回答時小心翼翼，樣子十分順從。

　　「我做家務，是不是？有很多家務工作要做！洗衣服、燙衣服，還有其他一切……」審問這號人物需要做出很大努力克制自己，否則真想給他一記耳光。

　　「福雷斯蒂埃先生還要我寫信。有時一封信要複寫二百份……然後便是一封一封往上貼郵票……而他在家的時候很少，總在外邊……他經常去外地……」

　　「或者去戈蒙大酒店附近！」

　　菲力普的臉抽動了幾下。弗羅日先生像是沒有察覺。

　　「我不明白！」菲力普用他那種惱人的溫和語氣說，「這是一個謎……您看！這是一張來自呂孔的明信片，是在他死後兩天收到的……上邊有郵戳……是他的筆跡……這裡還有一封，是今天收到的……您可以去問看門人和郵差……」法官拿起兩張明信片。菲力普沒有說謊，郵戳是真的。

　　如果上面的筆跡是模仿的話，那麼這位模仿專家一定比菲力普更加小心謹慎、深思熟慮。

　　「那三千法郎也是一個叫人費解的謎，」菲力普邊搖頭邊繼續說，「我們從來沒有過那麼多錢。您看這雙襪子，我已經縫補了二十多次……我們的晚飯只以蔬菜和奶酪充饑……看門人和乳品商可以作證。我每天只有十法郎的伙食費……而福雷斯蒂埃還總需要買藥吃……」

　　「他生病了？」

　　「他有時感到氣悶，喘不過氣來。不過我認為他是因為醫書讀得太多了。他服用很多毒品。」

　　「是阿托品？」

　　「我從來沒有從他口中聽說過這個詞。他那個方盒子盛的是洋地黃，這我知道。他感到胸悶時就吃這種藥。」

　　「他去了外地之後您也總收到明信片嗎？」

　　「差不多每天都收到。」

　　「他是不是經常去呂孔？」

　　「每個月或每兩個月去一次。他在那裡有『客戶』……」菲力普對自己使用「客戶」二字報以歉意的微笑。「收信人寫的是我，對不對？……」

　　「他有沒有情婦？」

　　「噢！法官先生……」

　　弗羅日先生不由自主地扭過頭去，他感到憋悶，實在想看看外邊，感受一下陽光的溫暖。

　　「您在少管所的時候曾因精神幼稚症接受過治療，後來又以同樣的原因接受管教和改造，我說得不錯吧？……」

　　「我得過意識喪失症……現在有時還犯，只不過不像從前那麼頻繁……犯病的時候開始迷迷糊糊，然後就什麼也想不起來了……」弗羅日先生的目光本能地迴避著菲力普那雙泛紅的嘴唇露出的微笑。

　　「福雷斯蒂埃先生不打您吧？」

　　「不打！他是個很好的主人……（主人一詞使法官一驚）他只是有點吝嗇……您看，這些衣服就是用他的舊衣服改的，我穿的襯衫也是他穿剩下的，所以顯得很肥大……」

　　「他死的那天您在幹什麼？」

　　「他是下午四點離開家的，走時對我說去乘開往呂孔的火車，要七八天才能回來。他留下幾封信要我抄寫。我先收拾了一下屋子，然後到門房和看門人聊天。她睡覺後我就回來了……」

　　「晚上您曾問過這個女人，您的瞳孔是不是在變大，她還為此嘲笑了您。您走了之後，她在院子裡聽到您的腳步聲。」

　　「我是去倒垃圾。」

　　「不錯。不過您通常是晚飯後倒垃圾，而且您很少到她的小屋裡去。」

　　「那天突然想到她那裡聊聊……」

　　「她睡下之後不久被貓的叫聲吵醒，於是伸出頭向窗外看，發現有幾隻貓爭食。通過路燈的微光，她看見幾隻貓爭撿的是一大塊乾酪。第二天早晨，院子裡發現一隻死貓，死貓的眼球凸出。」

　　「我不知道。」

　　「您為什麼扔掉那塊乾酪？」

　　「它變質了。」

　　「可是您習慣每天採購數量很少、只夠一天吃的食品。福雷斯蒂埃先生的藥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這個櫃子裡。」

　　弗羅日先生把櫃子打開。該櫃同時也是食品櫃。裡邊有一盤未吃完的燉肉，一罐白糖，半盒人造奶油。

　　櫃子的最上層放著一本順勢療法〔註：一種自然的治療方法，以物質稀釋後的超微劑量，來治癒疾病。〕書，還有幾個上面註明好消息大街地址的玻璃藥瓶。藥瓶很小，呈棕褐色。這種藥瓶只有順勢療法藥店以及專門銷售有毒藥品的藥店才使用。

　　每個瓶子小得都能藏在手心裡。瓶裡裝的藥品品種繁多，瓶上貼著標籤，註明藥名。以此可以看出福雷斯蒂埃先生對於毒品的嗜好。但是裝阿托品的藥瓶──據藥劑師說，至少應有二十瓶──在櫃子裡卻找不到。

　　「您把空藥瓶都扔了？」

　　「沒有。福雷斯蒂埃死前三天，看門人提醒我注意，她說福雷斯蒂埃先生可能病了，因為她每天早晨都在垃圾裡發現藥瓶。」

　　弗羅日先生拿起了一個比其他大一些，也是唯一一個未貼標籤的藥瓶。他打開蓋子，用鼻子聞了聞，並且毫不猶豫地用舌尖舔了舔。結果發現裡面裝的是水！

　　「這個瓶子是誰裝的？」

　　「是福雷斯蒂埃先生。」

　　「裝的都是水？」

　　「我不知道。他每天都是往裡倒和棕褐色瓶裡的液體同等量之後就把它扔掉了。」

　　「您不知道他那樣做的用意？」

　　「不……一點也不知道。」

　　「那塊乾酪是什麼時候買的？」

　　「請讓我想一想……是一天晚上……我想起來了，是福雷斯蒂埃先生出發前一天……」

　　弗羅日先生推開門，只簡單地對站在院子裡的警長說了一句：「把他帶走！」

　　他用手指了指菲力普，菲力普放聲大哭。

　　弗羅日先生的記錄簿上的標題是：「福雷斯蒂埃案件」。

　　菲力普的犯罪證據：在原積存阿托品藥瓶中放的完全是水。福雷斯蒂埃即使殺了同伴之後再自殺，也沒有必要導演這樣一個場景。

　　一、菲力昔晚飯後來到看門人的屋裡，他很少去她那兒。

　　二、他問看門人他的瞳孔是否在變大，瞳孔放大是阿托品中毒後首先出現的徵兆。

　　三、他扔掉了那塊乾酪。這說明他害怕了，但並不十分肯定乾酪是否有毒。

　　事實的回顧和重現：福雷斯蒂埃怪僻成性，淫蕩墮落，在行騙初期，喜愛並依戀變態的菲力普。把年輕人像奴隸一樣使喚，一旦有錢便到外邊去揮霍。

　　菲力普嫉妒了。因此，每當福雷斯蒂埃去外地，與他一起行騙的同夥們便寄明信片給菲力普。二人這種極不正常的關係最終使福雷斯蒂埃感到不安。他開始積存阿托品。

　　菲力普察覺到同伴的變化，開始對藥品注意觀察。

　　福雷斯蒂埃要外出的那一天，他發現藥瓶中的液體少了。

　　他把洋地黃紺倒進福雷斯蒂埃準備隨身帶走的那瓶液體中。這是為了報復。福雷斯蒂埃走後，他避免接觸家裡剩下的食物。為了不被懷疑，他把空瓶裝上了水。

　　以上便是案情的全部經過。不過，還有一點應該補充，那就是弗羅日先生一般用詞比較謹慎，除非萬不得已，他才會使用「陰險凶惡」這樣一個詞彙。

九、尼古拉

　　弗羅日先生和尼古拉形成鮮明對比。前者對於一種新環境難以適應，後者則是位自來熟，腳一進門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樣。

　　但是，弗羅日先生是個大人物，聲望甚高，從沒有因對新環境的不適應而出現窘態。他和平時一樣，從頭到腳一身黑，但不是晚禮服。

　　比克拉茲是家低檔酒館，弗羅日先生過去從未到過這種地方。這是第一次突然進到這樣一種嘈雜吵鬧的環境。往裡邊走時，肩膀蹭到的是幾乎一絲不掛的女人，耳朵裡聽到的是尖銳刺耳的笑鬧，目光遇到的是卑躬屈膝、阿諛奉承的服務生。雖然如此，他卻沒有顯出一點不合時宜的地方，沒有做出任何不得體的舉動。

　　尼古拉身著一套無尾常禮服。他雖然有點低三下四，卻仍像個上流社會的公子哥一樣瀟灑自如地在前邊帶路，將弗羅日領到二樓，打開一間私人會客室的門。

　　「是這兒？」

　　「是這兒……」

　　尼古拉關上門，站在一旁等候。他五十歲左右，剛刮過鬍子，氣色很好，明眸皓齒，樣子顯得相當年輕靈活。

　　他身體開始發胖，但還稱不上是個胖子。他的為人也很樂天和隨和。

　　尼古拉的微笑中帶著一絲憂傷，像是經歷過太多的變故，對生活不再抱有更多的奢望。

　　他從頭到腳乃至到指甲皆是一個十足的純種俄國人，有時還顯出一絲不易察覺的貴族老爺派頭。

　　他手裡拿著一個製作精美的菸盒，猶豫不決地來回擺弄。

　　他最後終於開口對法官說：

　　「請原諒，先生……我不抽菸就感到十分難受，如果不妨礙您……」

　　弗羅日先生只眨了一下眼皮算是表示同意，然後把身子靠向壁爐，並隨手摘下頭上的圓頂禮帽，放在壁爐上。

　　「您原來就認識上週離開巴黎的那個威廉．海內斯嗎？」

　　「我甚至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通過下榻的那家飯店的服務員帶給我一張明信片，說是一個名叫阿薩托洛夫的人希望見見我。阿薩托洛夫是我一個同胞，在奧克蘭定居，我們已經有十五年沒有見面了。他在信中對我說，海內斯在本城擁有一家輪胎製造廠。」

　　「他一開始就對您很熱情，請您與他同桌用餐……」

　　尼古拉一小口一小口地吐著煙圈，微微笑著說：「在餐桌上，對，很熱情。很像個美國百萬富翁。」

　　「他請您陪他晚上逛巴黎。」

　　「不錯。我們先去了音樂廳，後來進了一家咖啡館，海內斯不滿意，大聲嚷嚷說那裡太淒涼。他想要的是女人，我把他帶到蒙泰涅大街的一家酒館，在那兒……」

　　「……在那兒您把您認識的兩個妓女介紹給他。」

　　尼古拉對弗羅日先生的說法表示異議，但卻平靜地補充說：「她們倆曾和我長期同住在一家旅館，那個時候的環境遠不如現在。那時我們也是在同一家飯館吃飯，我們是很好的夥伴。」

　　「你們連續進了三家酒吧之後又到了第四家。海內斯一直情緒不佳。我有個問題，你們兩個誰付錢？」

　　「是我！毫無疑問，逛酒吧完全是為了他。在用晚餐的時候他對我說，巴黎是個專門搶劫或暗殺外國人的危險城市，尤其對美國人更是如此，他不想成為被盜對象，把三千法郎交到我手裡……」

　　「三千法郎是從錢夾裡取出的？」

　　「對。他要我代他付款。」

　　「他的錢夾裡還有錢嗎？」

　　「肯定還有。海內斯在旅館當著我的面兌換了一千美元。」

　　「你們乘計程車活動？」

　　「不是。他來歐洲帶來了他的隨身僕人，為他充當臨時司機。他到巴黎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租了一輛『克萊斯勒』牌轎車，租期一個月。」

　　「您的女伴周旋了半天之後才交代說，您喝了很多酒，顯得十分緊張。」

　　尼古拉不答話。

　　「海內斯甚至還責怪了您。」

　　「我不否認。這麼說吧……」

　　「怎麼說？」

　　「這很難解釋清楚。這麼說吧，我覺得他美國派頭十足。對待別人是如此，對我也一樣！」

　　「是您提議到單人房而不到酒館大廳用晚餐。為什麼？」

　　「就為了我剛才對您說的原因。如果到一家每個人都認識我的酒館，裡邊的樂隊中也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很可能會發生令人難堪的場面。比如有一次海內斯就打斷樂隊正在演奏的俄國樂曲，非要人家演奏爵士樂……另外我還想向您承認，上桌用餐的時候，我不願遇上熟人，想盡力迴避他們。」

　　「兩個女人一到比克拉茲酒館就進了洗手間。」

　　「那是她們的習慣。」

　　「單人房裡只剩下您和海內斯兩個人。恰在這時正走在樓梯上的服務員聽到玻璃摔碎的聲音，還聽到有人呻吟。服務員下到走廊的時候您正站在門口。海內斯試圖站起身又倒在地毯上。他頭上破了一個十公分長的口子，大量流血，後來在他的右手腕上也發現有傷。

　　「您的兩個女伴從洗手間回到客廳，您慌恐不安。海內斯能夠說話了，他指控您襲擊他的目的是搶他的錢夾。他衣服口袋裡的錢夾不見了。」

　　「他的錢夾也沒有在我的口袋裡，在我離開之前警察搜查過我。」

　　「您還有什麼話要說？」

　　「什麼話也沒有了，先生。」

　　他不像其他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那樣稱呼「法官先生」，而是簡單地稱「先生」，在他的言談話語中處處顯示著俄國人的與眾不同。

　　「您在戰前從事何種職業？」

　　「是奧德薩駐軍某部的一名上尉。我有一小筆年薪收入，生活相當富裕。」

　　「好幾個證人都說您經常出入黑社會圈子，說在雅爾達溫泉療養季節，您的派頭完全稱得上是那處海濱療養勝地的唐吉訶德。」

　　「我再說一遍，那時候我是個單身漢，生活很富裕。」

　　「俄國革命勝利之後您靠什麼生活？」

　　一陣短暫的沉默。他又開始擺弄菸盒。

　　「人們恐怕也已經告訴過您了，靠這兒一點那兒一點的補助津貼。我對生活要求很低！」

　　尼古拉驚異地發現法官在盯著看他那身剪裁考究的無尾常禮服，和那件完美無缺的襯衫。他用帶有一絲責備的口吻接著說：「人們可以身穿晚禮服進入高雅的社交場合，但是可以不揮霍一文錢。」

　　關於他說的這一點，弗羅日先生是清楚的。尼古拉的住所在聖熱納維埃夫山街，月租金為二百法郎。房間十分狹小，也不通風。

　　他有時會三四天不出房門，一個人默默地抽菸、喝茶，至於靠吃什麼為生，只有上帝知道。

　　「在巴黎，您不但和外國人，而且和不少法國人交往。每年夏天都有人請您到諾曼第海濱別墅度假。每到秋季，總有這座或那座城堡的主人邀請您前去打獵。」

　　尼古拉開始不出聲地在房間大步來回走動，他腳步輕快靈活，與他發胖的身子很不相稱。有時候他的樣子像個哲學家，似乎生活在向他微笑，他也向生活招手，向生活挑戰。繼而又一下子變得老態龍鍾：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肌肉鬆弛下陷、眼睛疲憊不堪、嘴盾發抖的老頭兒。

　　「我沒有偷！」他突然一字一頓地說，好像不是在回答弗羅日先生的問話，而是在顧著自己的思路自問自答。

　　隨後又在房間裡走了三個來回，用另一種語氣說：「況且事實上也不可能。客廳只有一扇門，門口對著走廊。窗戶一直是關著的。這已經驗證過了。恐怕地毯下邊，家具後邊也都搜查過了。我在走出那間屋子之前還被搜過身。」

　　「您忘了，應海內斯自己的要求，他也被搜身了。」

　　「這我知道！」

　　「警方還曾想過，您是否把錢夾過手給了您的女伴或服務員。但是他們把客廳所有地方都檢查了一遍。」

　　「那您怎麼認為？」

　　「對不起！我什麼也不認為。您承認您用香檳酒瓶砸了海內斯的腦袋。您差點要了他的命，使他至少兩週不能出門，而且即使以後能出門恐怕還得戴假髮套。」

　　尼古拉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你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就算我喝多了，興奮過度，神經質吧。醉酒使我變得陰鬱孤僻，憤世嫉俗，結果對我本來可能是件好事的事被我弄糟了。」

　　「他向您說了些什麼？」

　　「我為什麼打他並不重要。我沒有偷他的錢夾。」

　　「總之，您只承認打傷了人。」

　　「對，是這樣。」

　　「然而海內斯正式控告您使用武力進行偷竊，甚至還想殺他。」

　　尼古拉只聳聳肩，沒有回答。

　　「您過去是否經濟拮据？」

　　「從記事開始，具體說從九歲開始，我就向法語老師借錢。」

　　「您和海內斯是否事先說好付給那兩個女人的錢數？」

　　尼古拉猶豫了一下才答道：

　　「沒有……」

　　「海內斯今天下午說您給他定的是每人五百法郎。」

　　「可能吧。我補充一句，五百法郎並不多，屬正常範圍。」

　　「這個數目您是什麼時候對他說的？」

　　「我記不起來了。」

　　「您會說英語嗎？」

　　「不會。我只會說俄語、法語和德語。」

　　「海內斯會說其中的兩種嗎？」

　　「不會，他只會說法語。」

　　「從您在酒館遇到那兩個女人到您來到這裡，這中間您和海內斯離開過她們嗎？」

　　「沒有。」

　　「如果我的報告是準確的話，她們二人並非職業妓女。至少她們沒有登記註冊。」

　　「您的報告不錯。其中一個曾經嫁給過一個諾爾省的企業家。」

　　「你們進了比克拉茲酒吧的時候，海內斯交到您手裡的三千法郎還剩多少？」

　　「大概還剩下一半。」

　　「您沒有向他再要錢？」

　　「沒有，先生。」

　　又是一陣沉默，所以對從舞廳傳來的爵士樂和一陣陣狂歌熱舞聽得一清二楚。

　　「走，我們出去吧！」弗羅日先生突然一聲令下，便朝門口走去。

　　由於一位政壇人物的干預，尼古拉未被拘留，暫時處於自由狀態。

　　兩個人很快來到人行道上。雖然已有三輛計程車從他們面前開過，弗羅日先生卻沒有攔車。

　　「我們不坐車，步行！？」

　　天氣有點涼。街上空無一人。尼古拉把菸盒遞過去，弗羅日先生只作了個拒絕的手勢。

　　「毫無疑問，您的傷人罪是逃脫不了的，還有……」

　　「還有……」雙方又都不再說話，繼續往前走。

　　「正式地講，僅此而已……但是就我們兩個人私下裡說……」尼古拉點點頭。他們又往前走了幾步。

　　「不錯，是太無恥了……」尼古拉眼睛看著別處說。

　　「海內斯怎樣侮辱您？」

　　「首先是他對我的態度……他把我當作僕人對待……他使用很傷人的字眼問過我的生活情況後，就說他是個百萬富翁……有一次我們一起喝酒，我給了服務員一百法郎小費（我們喝的是八百法郎一瓶的香檳）！他從人家手裡拿回那張票子，遞給我，對我說：『給他一半足夠了！』

　　「這還不算太過分。在比克拉茲酒吧，我對他說我要早點離開，並向他建議給陪同我們的兩個女人每人五百法郎。他竟然笑了起來，並說給她們每人五美元足矣。我不同意，堅持要他照我說的付。我當時有些激動。於是他說……」下邊的話很難說出口，尼古拉停住了。

　　「……他說實際上是我想多要錢，甚至說那兩個女人是為了我而陪他。我打了他。無意識地打了他！我將那瓶還未喝完的香檳朝他頭上砸了過去。」

　　「您低下頭朝他看。」弗羅日先生接著尼古拉的話說，「您突然想拿他的錢夾。您揪住了他的胳膊。您沒有別的理由揪住他，因為他已經倒在地上，而且身上也沒有武器……」

　　「我氣急了，我當時的憤怒程度遠遠超過對那個錢夾的渴望。我想如果拿到錢夾，就把錢分給兩個女伴……」

　　「您說的可能是事實。不過，您沒有必要那麼幹，因為海內斯根本就沒有帶錢夾。這個號稱怕被人偷而讓您代為付款的美國人不可能把幾萬法郎帶在身上……但是您的舉動讓他誤以為是想對他進行報復……他控告您偷竊並試圖殺人……這樣就使案子的性質變了……」弗羅日先生說完，用很快的動作對尼古拉揮了一下帽子施禮算作告別，登上一輛汽車走了，留下尼古拉一個人困惑不解地站在人行道上。

　　清晨三點，法官在自己的記事簿上寫道：

　　一、尼古拉沒有偷海內斯的錢夾，當時海內斯就在屋裡，又沒有失去知覺，在這種情況下，尼古拉不可能把錢夾藏起來。因而可以斷定，錢夾根本不存在。因此海內斯知道自己在說謊。但是，尼古拉如果不承認搜過同伴的身，就無法證明錢夾不存在。

　　二、如果尼古拉攻打同伴的目的是為了要他的錢夾，他可以選一件聲響不大的武器，比如一根壁爐柴火棍什麼的，而不是玻璃酒瓶。他是一時氣憤激動而傷人。鑑於二人之間的關係，尼古拉如果不受侮辱就不可能動手打人。

　　三、審訊中尼古拉只說過一次謊。他首先否認問題的癥結在於付給兩個女人的報酬。後來又承認了，只是沒有說明對報酬的討價還價發生在何地。然而，僅僅在比克拉茲酒店客廳時才只有他們二人在一起。

　　結論：在討論兩個女人的報酬時尼古拉受到侮辱；打人；試圖搶錢。

　　弗羅日先生寫完後便上床睡覺了。

十、蒂麥爾芒夫婦

　　案情事實混亂不堪，證據似是而非或相互矛盾，確定部分與未確定部分界限不明，鑑於此，弗羅日先生只得採用傳統方式就已掌握的基本情況作一客觀概述。

　　以下便是法官在自己辦公室對蒂麥爾芒夫婦審問前掌握的概況。

　　二月三日，波維爾馬戲團分期分批從布魯塞爾來到上馬恩省的諾讓市。他們在巴黎廣場搭起帳篷。一部分藝人住在帶篷的馬車裡，另一部分人住進岡貝卷旅社（注：三等旅館，夜間鎖門，但房客可以從裡面開們，進旅館需先按門鈴，然後對著一小窗口報出自己的房間號碼。）同為自行車雜技表演藝人的蒂麥爾芒夫婦和他們的外甥女愛妮分別住在四樓的十五號和十六號房間。他們在五個月前加入波維爾馬戲團。三人在南美巡迴演出失敗，在安迪衛普遇到波維爾馬戲團後入夥該團。

　　雅克．利埃布，三十二歲，獨身，手技藝人，和波維爾馬戲團簽了一個月的演出合同，住在三樓的六號房間。

　　在此演出期限直到二月十七號。雅克．利埃布長得很漂亮，他向團裡大部分女人特別是愛妮大獻殷勤。

　　十八號是休息日，沒有演出活動。馬戲團應在十九日出發前往拉瓦勒納城。人們看到雅克．利埃布和愛妮在這天八點登上開住巴黎的有軌電車，他們沒有攜帶行李，愛妮對人說他們去電影院看電影。

　　午夜十二點半，旅店守門人聽到有人喊出房間號六號，他拉繩開了們。看門人幾乎可以肯定從聲音聽出是利埃布。但是他對利埃布並不熟悉，所以不敢肯定叫門的人就是他。他也不敢肯定進來的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那一晚蒂麥爾芒夫婦去了一家諾讓市的咖啡館，十點回到旅館。

　　凌晨三點，守門人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出門的腳步聲，他覺得出門的是好幾個人。後來一夜未再給人開門。早晨八點蒂麥爾芒夫婦吵吵嚷嚷地說他們的外甥女逃跑了，說她自從前一天晚上七點開始就再也沒有露面。她十六號房間的床鋪未動，而行李不見了。

　　蒂麥爾芒夫婦指控雅克．利埃布。他們敲打他的房門，沒有應答──利埃布失蹤了，他的行李也不見了。

　　人們對發生的這一事件不以為然，並且予以諷刺、奚落。馬戲團離開諾讓。十九號到達拉瓦勒納市。利埃布的節目被替代。因為少了愛妮，蒂麥爾芒夫婦也縮短了自己的節目，並在同業公會報紙上登廣告，招聘新的女合作夥伴。

　　二月二十三號，「兄弟號」駁船在諾讓橋上游一百米處停泊靠岸，結果觸到河床，然而該船的吃水深度低於正常的吃水深度。船員用篙竿測量時遭到了障礙，於是通知船閘看守員。人們再次探測，從河底打撈出一件行李箱，上邊寫著「Ｊ．Ｌ」──即雅克．利埃布姓名的第一個字母。

　　打開箱子，發現裡邊裝的是雅克．利埃布的屍體。殺人犯不得不把他身軀彎著才裝了進去。幾張紙幣（三張面值一百法郎的，五張十法郎的）漂浮在屍體旁，死者口袋裡的錢包原封未動。

　　屍體解剖說明，雅克．利埃布是扼勒致死。死亡時間大約是十八號。

　　箱子發現的地方距岡貝塔旅館九百米。箱子和屍體晾乾之後的重量為二百八十八磅。

　　沒有找到愛妮。她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直到二十五號，愛妮一直蹤影皆無。

　　波維爾馬戲團的藝人們一致認為殺人凶手是蒂麥爾芒夫婦，但沒有證據。他們夫婦的聲譽一直欠佳，二人所到之處，總會有人丟點什麼東西，例如小物件、鈔票夾、小錢包之類，但他們二人從未被當場捉住過。

　　※※※

　　弗羅日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五十二歲的男子和一個四十八歲的女人。

　　弗朗茲．蒂麥爾芒出生在荷蘭北部的沃爾根。但是他的大部分青年時代是在比利時度過的。二十歲時在德國一個很大的馬戲團中負責照顧餵養馬匹。三十歲時娶了表演平衡技巧的雜技藝人塞麗娜．萬德文為妻。

　　塞麗娜的姐姐死後留下一女孩，由她收養。小姑娘被他們夫婦二人帶著走遍了歐洲。

　　有了愛妮之後，蒂麥爾芒夫婦不久便編排出一個三人車技節目，但觀眾對這一節目反應平平。然而，他們三人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靠演藝為生。

　　他們從一個雜技團到另一個雜技團，在各種民間節日或集會上表演，有時也到地方上的雜耍歌舞劇場獻藝。

　　弗朗茲長著兩條短腿。他從頭到腳，全身上下呈現出的都是僵硬的肌肉塊，他的肌膚僵硬，線條僵硬，就連面部表情都是一成不變，冷酷而僵硬。

　　弗羅日先生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張弗朗茲正在表演的照片，他的樣子一半是雜技演員，一半是小丑。

　　在這張照片上還有塞麗娜．蒂麥爾芒的形象，她站在騎著自行車的丈夫肩上。

　　「總之，蒂麥爾芒先生，」弗羅日先生眼睛看著別處，一字一頓地對他說，「您的同一個節目演了十多年，卻沒有獲得任何成就。」

　　蒂麥爾芒太太的胸脯鼓了起來。她要說話，但法官未等她開口便接著說道：「在波維爾馬戲團和以前在其他雜技團一樣，按照合同規定，你們整個晚會還得飾演小丑角色，在幕間休息時，丑角們得全體出場，活躍氣氛。除此之外，蒂麥爾芒太太還兼職馬戲團的服裝員，為本團女演員上裝……」蒂麥爾芒不說話。他那雙陰沉灰暗的眼珠放射出冷酷的令人討厭的凶光。

　　「另外，有時還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你們的節目經常被取消。在諾讓市，觀眾還向你們喝倒彩……」蒂麥爾芒太太張著嘴，開始騷動不安，她一會兒低頭，一會兒指手劃腳。

　　「你們的演出報酬在全團是最低的。你們逢人便說，見人就訴苦，你們已經抱怨了十年……」蒂麥爾芒斜眼盯著法官，雙耳下的頷骨更加突出。

　　「不用說，你們還有小偷小摸行為，經常偷點同伴的東西。」

　　「這不是真的！他們想毀壞我們的名聲……他們要……」蒂麥爾芒太太突然站起來，極力為自己辯解。

　　「請您坐下，夫人。您只能回答我的提問。如果我了解的情況屬實的話，你們表演的最後一個節目是騎自行車繞場一周，這個節目由您丈夫完成，您騎在他的肩上，您外甥女再站直在您的肩上……」

　　「對……而且我們是唯一能……」

　　「愛妮現年二十二歲，對不對？」

　　「您說得不對，她已經過了二十二歲！」蒂麥爾芒太太糾正弗羅日先生的說法。

　　「好吧。毫無疑問，在你們的默許下，她有不少情人。」

　　男的一直不說話，女的生氣了。

　　「如果她是個輕佻的女人，我們又能怎麼樣呢？」

　　「她十八號和利埃布一起去巴黎一事，你們知道嗎？」

　　「我們猜到了……」

　　「她走的時候你們看到了。她沒有帶行李，因此，她夜裡回到旅館。你們住在她隔壁，竟然什麼也沒有聽見。」

　　「什麼也沒有聽見……不過……」

　　蒂麥爾芒太太似乎害怕自己的丈夫開口說話。她總是搶著回答法官的問題。

　　「能不能告訴我，你們到底有哪些行李？」

　　「首先是我們的自行車和其他裝置，這些東西裝在貨車裡，隨團一起運走。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柳條箱，一隻黑木箱，裡邊裝的是衣服和其他用品。最後是兩個手提箱，愛妮一個，我們一個。」

　　「柳條箱和木箱當時在你們的房間裡嗎？」

　　「對！」

　　「您外甥女的手提箱在她的房裡？」

　　「是這樣……她把它帶走了……都帶走了……演出服除外，演出服在團裡……」

　　「十五號房和十六號房之間有一扇門，兩個房間是相通的吧？」

　　「對……我們兩個房間互用……因為我們自己在房間裡做飯，為的是省點錢……」

　　「在利埃布加入波維爾團之前，你們認識他嗎？」

　　「不認識！他說他是直接從英國來的，而我們從來沒有到英國演出過。」

　　「他說他要娶愛妮嗎？」

　　「他？娶愛妮？哦！……他是個色鬼……所有的女人都是他追逐的對象……」

　　「他在團裡的報酬最高，是不是？」

　　「好像是。這恰恰說明並非有技能才……」

　　「你們應該於十九日清晨離開岡貝塔旅館。當時你們的行李準備好了嗎？」

　　「準備停當了。我們十八號下午就把行李打好了……」

　　「因為一早有人去取行李。是這樣……」

　　在聽審過程中蒂麥爾芒一直努力思考，以致臉憋得通紅。

　　「在愛妮和利埃布一起去巴黎之前，你們最後一次看到她的時候，她身上穿的是什麼大衣？是冬天穿的大衣嗎？……」

　　「不是！那天很暖和……兩週以來她一直穿著那套定做的綠色套裙……因為她賣俏，喜歡打扮……她在穿著上花的錢比我們兩個人加在一起還要多，目的是……」

　　「她的冬大衣是什麼樣的？」

　　「是褐色裘皮……大衣下角燒過……不過看不太出來……」

　　「您可以拿給我看看嗎？」

　　「她帶走了，我怎能拿給您看呢？……」

　　「您說得不錯！……你們房間的窗戶是粗是朝向巴黎廣場？」

　　「是……」

　　「您難道確實不能為我提供點她的什麼東西，比如一件衣服、內衣、床單或者鞋子之類……她一共有幾雙鞋？」

　　「三雙……可是，我們這裡只剩下她的演出服……她的演出服和我們的在一起，都在波維爾團的行李車裡……」

　　「您不知道愛妮去的是哪家電影院？」

　　「我們怎麼知道？」

　　「當然，你們從來沒有進過利埃布的房間，你們也不可能告訴我，他的箱子放在什麼地方？」

　　「不能……」

　　「你們的箱子放在床頭？……」

　　「一個放在床頭，另一個放在牆角處……」

　　「柳條箱裡放的是日用品？」

　　「對！已用繩子捆好了……」

　　「愛妮小姐會游泳嗎？」

　　「會一點兒……」

　　「你們還有其他親人嗎？」

　　「我丈夫有個堂兄弟……不過我們不常見面……只是偶爾相互寄張明信片。」

　　「他也是藝人？」

　　「不是，他是個農夫，在瓦爾思鎮，離瓦爾根城不遠……」

　　「案發的時候，你們是否需要錢？」

　　「要錢幹什麼？我們剛剛領了一週的酬勞。況且我們幾乎不花錢……」

　　「十九號你們身上只有七十五法郎……」

　　「這正說明我們是無辜的！殺人總要有目的……」蒂麥爾芒太太活躍起來。她不無自豪地看著自己的丈夫，樣子像是在說：「你看，怎麼樣！……關鍵在於懂得如何回答問題……」

　　弗羅日的最後一個問題也未能將她問住，使她啞口無言。

　　「您在窗前站了多長時間？」

　　弗羅日先生合上文件夾。

　　弗羅日先生看都不看犯罪嫌疑人，像背誦課文一樣說道：「作為馬戲團和雜耍歌舞廳藝人，用行話來說，你們從一開始所扮演的就不是重要角色。如果沒有你們的外甥女，恐怕你們的節目就堅持不下去。你們還有詐騙偷竊行為。

　　「十八號那天，你們的外甥女和利埃布外出，那天利埃布剛領到一筆數目不小的報酬。而你們兩個人領到的錢卻不多。你們肯定利埃布不可能在半夜十二點之前回旅館。你們潛入他的房間，偷了三百法郎。

　　「愛妮和情人回來了。利埃布回到自己的房裡後發現錢被竊，懷疑是你們所為，隨即出現在你們的房裡，想用自己的拳頭討回公道。

　　「您，蒂麥爾芒，您嚇壞了，向他撲了過去，扼住他的喉嚨，您可能並不想殺死他？可他還是被您掐死了。你們三人被死屍嚇得渾身發抖。你們鴉雀無聲地把屍體搬到樓下，把他裝進箱子裡，並同時把偷的錢放了回去，以便讓人不會想到因為他已被偷……從而也就不會想到是你們幹的，然後把他投入馬恩河。

　　「與此同時，愛妮消失了，到荷蘭某地隱藏了起來，目的是為了給人造成被拐走的假相。

　　「而您，蒂麥爾芒太太，您的任務是站在窗前觀察動靜，待您丈夫回來之後趕緊到樓下給他開門。」

　　這時，夫婦二人吵了起來。丈夫用荷蘭話大聲痛罵自己的女人。女人則用兩種語言尖聲叫罵自己的男人。在他們二人爭吵的時候，弗羅日先生在自己的記事簿上寫道：

　　證據：

　　蒂麥爾芒夫婦自稱沒有再見到愛妮，但她帶走了她所有的東西，其中包括那件很厚的裘皮大衣和幾雙鞋，還有她自己的手提箱。而他們共同的行李於出發前一天就已經封好。也就是說，愛妮不得不叫姨夫和姨媽把捆好的行李重新打開，以便取出自己的東西。

　　他們對此予以否認。因此，他們一定有重要原因聲稱對愛妮的自願出走並不知曉。

　　推斷：

　　殺人犯不可能是一個人，因為凶手要進門，必須有另一個人從裡邊為其開門。蒂麥爾芒夫婦房間窗戶朝向巴黎廣場，騎自行車能在肩上撐住兩個女人的蒂麥爾芒定能扛動一個一百多公斤的大箱。

　　利埃布先遭偷竊，裝屍體的箱裡散落的紙幣可以作證。他們殺人後又將所偷的錢放回原處，以避免偷盜暴疑。而蒂麥爾芒夫婦是慣偷，常做些偷偷摸摸之事。

　　蒂麥爾芒夫婦剛剛領了一週的酬金，但是在案發後的第二天僅剩七十五法郎，因為把其餘的錢給了愛妮做路費。

　　弗羅日先生在其記事簿的空白處用紅筆寫下這樣幾個字：「因嚇暈了頭而犯罪」。

　　果不其然，因蒂麥爾芒裝瘋賣傻，難以定他死罪，他因此保住了自己的腦袋。

十一、勒帕沙

　　「我很願承認，親愛的先生。您是一位聰明、前途無量的法官……」僅從對這位表情冷若冰霜、頭髮花白、年齡完全是個老人的弗羅日先生說的這句恭維話便可看出，這位恭維法官的人有多麼滑稽，多麼可笑。

　　然而，犯罪嫌疑人一邊用那雙被金銀珠寶飾物壓得幾乎抬不起來的手做著小動作，一邊繼續說：「……不過如果您也能承認我和您同樣聰明，我將會感到非常榮幸……我已經周遊世界四十年，到過各國的首都。就算我有罪，難道我會從此開始被您的提問難住，在您的面前栽跟頭，掉進您設下的圈套？」

　　他眼睛盯著手上那枚鑲嵌著黑寶石的戒指，繼續放肆無禮地往下說：「但您要相信，我沒有殺人！我提醒您注意，我的律師為我提供了你們警方在這方面的統計數字。一百個妓女中九十九個人的揭發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他沒有絲毫的激動和慌亂，也沒有忐忑不安和害怕的表情。他的鎮定自若，沒有任何表演痕跡。

　　不錯，這個還是自由身的嫌犯剛剛乘一輛豪華轎車從大飯店來到法官的辦公室，到來之前見過律師。他的律師是巴黎律師團的三大知名律師之一。

　　幾名對他進行指控的妓女都叫他勒帕沙。他的真實姓名叫埃內斯科，後邊還跟著一大串難以發音的字。他出生於伊斯坦堡，但是，此人到底屬於哪國人很難確定，因為他在許多國家都住過。就以目前為例，如果說他來巴黎住上三個月的話，那麼人們也可在開羅、君士坦丁堡、印度，甚至遠東經常看到他的身影。

　　他繼承了他父親留下的一大筆遺產，非常富有。他父親戰前是小亞細亞一帶最大的富商之一。

　　他個子很高，很壯，開始發胖。他的皮膚白得讓女人羨慕，一頭精心梳理的自然棕髮又黑又亮。

　　他身上穿著剪裁合體、質地考究的服裝，手上和脖子上戴著高檔珠寶。一口牙齒整齊、潔白，指甲、眉毛經過加工，整個人從裡到外修飾得十分到位，無可挑剔，就連西方人都自歎弗如。

　　他還渾身散發著香水味！他所有的一切，他的菸盒，他的內衣，他那個時不時從口袋裡取出來翻看一下的記事簿，他的每一件小東西都與眾不同，令人稱奇。

　　為了搜集對他的指控資料，弗羅日先生用了一週的時間詢問了數名妓女，確切地說和九個高級妓女進行了接觸。九名妓女的活動場所都集中在位於嘉布遣會修士大街的一家規模很大的咖啡館。

　　其中一名妓女在民事警察面前公開表示對勒帕沙的不滿，這才引起司法警察過問此案。

　　總之，九名妓女無一例外地被勒帕沙帶到過他下榻的大飯店。她們異口同聲，都說曾或多或少受到過勒帕沙的性虐待。

　　弗羅日整理出了一份很長的對勒帕沙的指控資料，其中一條罪狀是九名妓女一致抱怨說勒帕沙用燃燒的菸頭炙燒她們的皮膚，以欣賞她們因疼痛而戰慄為樂趣。

　　其中幾個妓女被他這種變態的惡作劇激怒了。於是他趕緊給錢，試圖用金錢堵住她們的嘴，叫她們不要聲張。其他幾個妓女沒有反抗，默默地忍受了。後來勒帕沙的行為越來越肆無忌憚，越來越荒誕，她們便開口說話了。

　　「他是一隻貓！……」她們這樣評價他，「他對你甜言蜜語，奉承討好，對你微笑。可是突然他的眼睛會冒出一種邪光。他繼續對你微笑，但樣子變得十分嚇人。在這個時候你只要做出一點使他不高興的舉動，他便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事實如下：六月六日這一天，一個名叫瑪麗亞．勒貝斯克，而在巴黎林蔭大道一帶被人簡稱『米阿』的窈窕、漂亮的金髮女郎正坐在街頭攬客。她年方二十二歲，曾經嫁過里昂的一名牙科醫生，不久前棄良從娼。她一邊和女伴們聊天，一邊用眼睛的餘光瞟著在一家咖啡館露天方桌上入坐的勒帕沙。她是第一次看見這個伊斯坦堡人。同伴們向她小聲介紹他的情況，她笑了起來。

　　「你們都是一群笨蛋，看我的！我能玩轉這個傢伙，我叫他幹什麼他就得幹什麼，他會乖乖地聽我的……」

　　「你也會怕他的，他會突然把你……」

　　瑪麗亞．勒貝斯克站起身，將絲織外套圍在髖部，從勒帕沙身邊走過時故意蹭他一下，然後在他身邊的一張桌前坐下來。一刻鐘之後，她就和他一起進入大飯店。晚上沒有見到她。到第二天還是未見她露面。她的一個女伴到科蘭庫爾街她的住處打聽消息。那兒的人說她沒有回去。

　　大飯店的守衛也不十分清楚地說：

　　「下午五點正是人們用茶點的時刻，大廳裡人很多，我什麼也沒有發現。但是七點的時候我看到埃內斯科一個人出去了。他出去不到半個小時就和一位先生一起回到飯店，那位先生在樓上待了一個鐘頭。」

　　「他又和來訪者一起出去了嗎？」

　　「沒有……」

　　「以後呢？……」

　　「以後我沒有再見到他。不過飯店一位服務員說看到他手挽著一個姑娘出門後上了一輛計程車。」

　　那位服務員的話很乾脆：

　　「她還活著嗎？」

　　「當然！沒有人架著她，她自己走路……」

　　日曆上的日期這天是六月二十六號。警方整整找了三個星期，沒有發現一具屍體符合瑪麗亞．勒貝斯克的體貌特徵，也沒有再看到過與埃內斯科一起進飯店的來訪者。

　　「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埃內斯科說，「我是在一家酒館遇到他的。後來有時在雞尾酒會上看到過他。我請他到大飯店我的房間抽哈瓦那雪茄。」

　　「他去的時候米阿一直在您的房間？……」

　　「對……她有點累……在沙發上休息了一兩個鐘頭……她可能是喝多了……」

　　「是飯店服務員上的酒？」

　　「不是！我的房間裡從來沒有斷過甜燒酒……」他回答提問時的態度傲慢，嘴上帶著一絲微笑，手來回擺弄著戒指。

　　「您自己有輛豪華轎車，和瑪麗亞．勒貝斯克出飯店為什麼要乘計程車呢？」

　　「這是常有的事。要自己的車還得給車庫打電話……」

　　「您聲稱把她送到克利什廣場，也就是說您讓她在離她住地二百米的地方下車。您為什麼不把她送到家門口呢？」

　　他露出了一絲可憐的微笑。

　　「您忘了我什麼也不欠她的……她只是個妓女……難道不是嗎？」

　　「計程車司機再也沒有找到……」

　　「這恰好說明他沒有運送屍體。否則……」

　　「那九名證人對您的不滿是事實。對此恐怕您不否認吧？」

　　他的笑聲變得很尖刻、刺耳，其表情中帶有某種既狡黠又絕頂聰明的東西。他用響亮的嗓音說：「您看，親愛的先生……」那意思像是說：「這些花樣有何使您擔心的呢？」

　　他馬上接著說：

　　「您沒有多少證據幫您指控我殺了人，難道不是嗎？沒有屍體！我能把屍體弄到哪兒去呢？更何況殺人現場不在一幢孤零零的別墅，不在一座私宅，也不在一套普通的公寓，而是在巴黎最繁華熱鬧的地方……」

　　「您可以把她拉到什麼地方之後再殺她……」

　　「為什麼？……您要不要來支雪茄？」

　　「不，謝謝……」

　　他以矯揉造作、故作風雅的動作給自己點燃了一支。可以看出，他手上的戒指刻著花押字。他將頭往後一揚，開始悠然自得地欣賞吐出的煙圈，弗羅日先生用他那雙和其談判對象一樣蒼白、一樣沒有血色的手翻閱著面前的資料。只可惜法官的手遠不如被告那雙手豐滿。法官的手乾癟，而且上面還布滿了老人斑。

　　檢察官事先告訴他，這將是最後一次審訊。如果問不出具體結果，那就只好結案了。

　　「您帶進大飯店的那位朋友，是在哪家酒吧遇到的？」

　　「在馬德萊娜教堂附近……那家酒館的名字好像是什麼水晶酒吧……」

　　「那一晚附近的哪家酒館都沒有見到您的身影。等等……這位朋友是不是風度翩翩？」

　　「當然……我看不出這和案子有什麼……」

　　「他是法國人嗎？」

　　「我想是……」

　　「您是否吸食嗎啡成癮？」

　　「絕對不是。我的確有某些不良嗜好，這您也清楚，但是吸食嗎啡絕對不在我的惡習之列……」

　　「那麼在您房間裡發現的那支五公分、有裂紋而沒有針頭的玻璃注射器，您該作何解釋？」

　　「是在我房間裡找到的？」

　　「在字紙簍裡……．」

　　「我不知道……除非是那個米阿……想起來了，我好像在她的大腿上看到有發青的斑點……等找到她之後問問她不就清楚了……」

　　「注射器沒有用過。可能是在沸水中浸泡消毒的時候爆裂了。」

　　「我第一次聽說這件事。」

　　「調查說明您經常出入一些聲譽不錯的圈子。」

　　埃內斯科頗帶諷刺意味地躬身施禮。

　　「在您的人際關係中，沒有發現一個人有汙點。」

　　犯罪嫌疑人又做了個同樣的動作。他的頭髮和衣服散發出的令人噁心的香水味和雪茄氣味混合在一起，越發使弗羅日先生難以忍受。

　　法官用象牙裁紙刀輕輕地敲打著辦公桌，聲音很輕，像是在對自己說話：「六月六日以及接下來的那些日子，您沒有給人開出一張支票。您的習慣是每週必去一趟銀行，提取零用錢。如果我哪一點說得不對，您可以隨時打斷我。然而，在瑪麗亞．勒貝斯克失蹤的那一週，您和往常一樣去了銀行，取的錢數和從前一樣。」

　　「您想說什麼，是不是想說明那一週我沒有特別大的開銷？……」

　　「對！我想說的是那週您沒有特別的花銷和支出。每天只消費四五百法郎，這對您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您可能為我著急。我謝謝您！我們可以做個假設，我殺了米阿，然後，比方說，在我那位來訪者的幫助下把屍體弄走，因此我必須付給這位同謀一筆錢，還得付給計程車司機錢。而找人幹這種事，需付費用的數目是相當可觀的。」

　　「您沒有失掉一件珠寶，這一點是肯定的。」

　　「我再次對您表示感謝……請您繼續為我辯護……」他顯得既從容又瀟灑，擺出一副高等貴族、外國闊佬一般盛氣凌人的派頭。

　　「好了，讓我們別談這些了，親愛的先生！如果您肯相信我，今天晚上我們一起用頓美餐，然後……」

　　「十分遺憾……這是對您的逮捕證……」

　　埃內斯科以為法官是一種計謀，一種詭詐。他開始冷笑，可是緊接著他的臉色變了。他齜牙咧嘴地問道：「您認為……？」

　　他講話時的那種隨隨便便、漫不經心的聲調不見了。

　　「難道您想指控我謀害了一個妓女？」

　　「不！」

　　「那是為什麼？……您以什麼罪名逮捕我？……我犯了什麼罪？」

　　「您清楚您犯的是什麼罪……」

　　「您會放了我的。」

　　「恐怕不可能！」

　　「我要給我的律師打電話，他會辦好一切的！」

　　勒帕沙能夠做到一會兒變一個樣。他又開始甜言蜜語，討好法官，只是目光中有那麼一種既嚴肅又讚賞的東西在閃現。

　　「我仍然保留對您的邀請，我們共進晚餐，前提是您必須告訴我，您是如何發現真相的……」

　　「我會說明的……共進晚餐不可能！……請您打開窗戶……您的雪茄煙味叫我受不了……」

　　埃內斯科照辦了。

　　「您沒有殺害瑪麗亞．勒貝斯克，首先我用抽象推理法，即幾何推理法說給您聽：

　　「一、如果您已經殺了她，尤其是在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環境下把人殺死，那麼六月六號到二十六號，您完全有時間逃離法國，在法國沒有任何要事使您脫不開身。

　　「二、只有那個人是您的同謀，您才會把他帶到您的房間。

　　「三、您和巴黎的不三不四之流沒有交往，因此不可能在半個小時內找到一個能幫您幹殺人勾當的人；您那位風度翩翩的來訪者更不可能，出入大飯店這種場合的人都被視為紳士。

　　「四、如果是這種人幫您殺人，那要價一定很高，而且要現金。可是您既沒有開出支票、沒有付現金，也沒有給珠寶。

　　「五、如果您想從飯店裡弄走一個死人，又必須做出她還活著的樣子，那就需要兩個人一起行動，一人架著死人一支胳膊。

　　「因此可以斷定，瑪麗亞．勒貝斯克是活著離開大飯店的。她隨您出門完全是出於自願。」

　　「那麼您是否能告訴我，在巴黎這樣一個繁華地段，我怎麼可以隨時找到一個能夠幫助我，而且也不開口說話，為我保守祕密的人呢？」

　　「一個醫生！醫生的職責是必須保守職業祕密。那個玻璃注射器──注射器上沒有針頭，針頭和藥箱一起帶走了──證明他到過您的房間。您知道，一個經常使用鍍鎳注射器，比如注射嗎啡的人經常使用的是只有一立方公分的注射器。

　　「他幫您治療被您致傷的瑪麗亞．勒貝斯克，但他沒有幫您把她運走。您只好自己幹。」

　　弗羅日先生看了一眼面前的資料。

　　「我來概括一下：米阿抱著首先把您刺激到忍無可忍的地步，然後再見機行事的目的隨您進了大飯店。鑑於您從前對妓女們的所作所為，您用了同樣的手段虐待她，問題是您不想再有妓女對您進行指控。您不知道她的朋友們知道她在您這裡，她們會把事情捅出去。您去找醫生。您答應給您的受害人一大筆錢。您將她送到一家私人診所，也可能送到別的什麼地方，直到她痊癒。我有充分理由斷定，她被送到了一家私人診所，就是到飯店來的那個醫生的診所。因為您當時並未付給他出診費，因此您後來肯定見過他。如果說您一直不把實情說出來的話，那是因為您自認為沒有真憑實據對您進行指控。而妓女們身上明顯的傷痕完全可以把您送上輕罪法庭。不錯，瑪麗亞．勒貝斯克不會再對您提起訴訟，她也不會對其他妓女施加影響，讓她們控告您……」弗羅日先生為自己在記事簿上做了如下記錄：

　　證據：是那支埃內斯科一直聲稱不知道的注射器。

　　他原本準備用來給米阿注射的，後因注射器不一樣無法注射，只好作罷。隨後來了一名醫生。瑪麗亞．勒貝斯克無論是受傷還是生病，醫生不予公開，並將保守祕密。

　　推斷：沒有付款。計程車司機未到警察局報案，因為他開車拉客屬正常業務，而且是把病人送進一家人所共知的診所。六月六號之後埃內斯科沒有離開巴黎。在有女客在場的情況下來一位陌生來訪者，這種解釋不合情理。

　　案子結了。瑪麗亞．勒貝斯克得到十萬法郎的補償，在蒙特馬高地開了一家小裁縫鋪。

　　她肯定採取了某些措施，因為沒有人知道她身上什麼地方受過傷。

十二、奧托．姆雷

　　弗羅日先生對犯罪嫌疑人讀的來自德國埃姆登市警方報告是這樣的：「奧托．姆雷，一八八九年出生於威廉港一個小職員家庭。十六歲開始為埃姆登一名牙醫當助手。兵役期滿後娶了比他年長十歲、名叫法爾康的女子為妻。他在埃姆登擁有一套舒適的公寓。他發明了一種能製作假牙的水泥材料並申請了多項專利之後，與妻子和一名女僕一起共同製作水泥假牙。

　　「他在戰爭爆發時已擁有四五項專利，其中一項是自動調節的注射器。後來他應徵上了前線。一九一五年任職於科隆一家醫院。

　　「一九一九年因著少校軍服在漢堡被捕。離婚後娶了原歌舞廳舞女埃蓮娜．什拉姆為妻。回到埃姆登後借了債，試圖重整旗鼓，重操舊業。

　　「一九二八年倒閉。和妻子一起住進一家收容所。似乎沒有生活來源。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申請護照獨自一人前往巴黎。」

　　巴黎警方偵緝隊送來的報告也不無特色：「奧托．姆雷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下榻於三角洲廣場的三角洲旅館，自稱工程師。他總是身著一件破舊的皮襖，第一週按期付了房費。第二週讓旅館老板等了三天，並宣布說要成交一筆大買賣。

　　「向樓層服務員打聽有關在巴黎非法交易可卡因之事。十一月十六日，在蒙特馬高地一家酒吧試圖兜售十克可卡因。酒吧的侍者怕他是警方耳目，加以拒絕。

　　「三天後姆雷又來到這家酒吧，試圖低價銷售毒品。買賣沒有做成。

　　「造訪定居在法國的兩三個德國人，其中一個是牙科醫生，向他們介紹一項新專利，試圖騙取巨款。遭拒絕。

　　「後來又對其中一位拜訪了五次，向他借了二百法郎。

　　「試圖到一家大型飯店任口語翻譯。房租一拖再拖。旅店老板認為他有時整天無錢吃飯。

　　「他每週到奧特級爾街兩三次，那裡住著他一個威廉港時的老同學，名叫海爾莫特．卡爾。卡爾擁有一個小店鋪，專營小商品，諸如鉛筆盒、廉價自來水筆、硬橡膠之類的小玩意兒，象牙和琥珀仿製品等……

　　「海爾莫特．卡爾，一九一一年加入法國國籍，現年五十歲，孤身一人。他在奧特維爾街的住所分成兩部分：前面一部分做店鋪，後面是狹窄的住處。

　　「卡爾在附近一家飯館就餐。他雇傭的夥計下午六點下班離店。當晚上店鋪的百葉窗落下之後，經常一人留下結算一天的賬目。

　　「儘管店鋪看上去規模不大，店鋪主人的生活也很簡樸，但對其賬簿查閱結果發現，卡爾的生意十分興隆。

　　「店鋪雇員是法國人。他曾多次聽到奧托．姆雷堅持向卡爾借錢。有一天甚至毛遂自薦，要為卡爾當搬運工，或者到外地為其進貨。在姆雷的舊皮襖裡發現的沙子只能來自圖爾內爾碼頭，那一帶自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每天有一隻駁船卸沙子。」

　　姆雷個子很高，剃光頭，眉毛又濃又亂，目光冷峻。他並不肥胖，但從其身上那種顯得過於肥大的衣服看來，他肯定最近瘦了許多。

　　他的臉刮得不乾淨，臉色發灰。身上穿的還是那件舊皮襖，裡邊套著一個賽璐珞〔註：一種塑膠。〕假領，領帶打在假領子上。

　　「總之，」弗羅日先生把資料一推，對犯罪嫌疑人說，「您一生都在挖空心思發財致富。」

　　「我原來有時很有錢……」

　　「不錯！您的第一任妻子帶給您很多錢！現在請您告訴我，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六點以後您都幹了些什麼？」

　　「我先去看電影，然後就在三角洲旅館睡覺了。」

　　「凌晨三點睡覺……」

　　「不，半夜十二點過一點兒……」

　　「門衛說他只為一個人拉繩開門，叫門的人沒有喊出自己的姓名，時間是凌晨三點。」

　　「他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呢？他拉繩的時候還沒有完全睡醒。」

　　弗羅日先生仔細觀察警方在奧特維爾街拍攝的照片。卡爾的店鋪一片狼藉，抽屜大開，櫃檯上、地上到處散亂著紙片。

　　在櫃檯後面的地上蜷縮著一具屍體，灰白的頭髮貼在頭頂上。是卡爾，他的屍體是其雇員在第二天早晨八點上班時發現的，死者腳上穿著拖鞋。法醫認為被害人頭上挨了致命的一棒。這一棒打得很準，好像凶手不慌不忙，看準後一棒砸了下去，但是受害人沒有當即死去，又掙扎了近三個小時，他無力行動，無力求救。

　　案發時間大致在晚上九點半。然而，卡爾嚥氣之後，太陽穴上又挨了一棒，因此，可以斷定，第二棒是在半夜以後補上的。

　　奧托．姆雷於案發次日被捕，死者的雇員指控姆雷是殺人凶手，並說二十六號他還聽到姆雷和卡爾為了錢發生口角，大鬧了一場，警方沒有找到那支殺人的木棒，也沒有發現其他證物。

　　卡爾一般手頭總有三五千法郎現金，其中不包括商店營業收入。然而，在死者的錢夾裡發現三千二百法郎，還有一張姆雷的借據，姆雷承認二十五日卡爾借給他五百法郎。

　　警方向卡爾的雇員進行調查，他對所提問題的回答也很不清楚。

　　「卡爾生前習慣在錢夾裡放現金嗎？」

　　「他從來不把錢放在錢夾裡！錢總是白天放在櫃檯後面的鐵盒子裡，晚上拿到老板的房間裡。」

　　「他是否打算第二天把錢存放銀行？」

　　「他沒有說。不過，那天並不是結賬的日子。」

　　「錢夾裡的三千二百法郎是不是那天商店的收入？」

　　「不知道。我的工作主要是搬運商品貨物。」

　　奧托．姆雷的態度不卑不亢。可以明顯看出，他努力思考向他提的每一個問題，然後字斟句酌地回答。他說的法語並不完美，使用了幾個不太肯定的詞語之後，便不再說話。他在觀察法官的反應，好像在尋求法官的認可。

　　「二十五日，您向卡爾借了五百法郎，卡爾先生口袋裡的借條可以作證。他的雇員聲稱他的老板從來沒有借給您那麼大一筆錢。前幾天，卡爾扔給您二十法郎，叫您立即滾蛋。為什麼二十五號忽然對您如此慷慨呢？」

　　「因為我答應他回埃姆登。」

　　「用他給您的五百法郎？」

　　「對。」

　　「您還欠旅店三百二十法郎！還債之後您還剩幾個錢？用那點錢能回國嗎？……」

　　「我本打算不付房款就溜走。」

　　「為什麼沒有這樣做？」

　　「我怕老板告發，在邊境被捕。」

　　「二十八號，就是逮捕您的那一天，您還有多少錢？」

　　「一百四十幾法郎。」

　　「總之，您又山窮水盡了？」

　　「我會找份差使做。」

　　「您為什麼不早點找份工作呢？」

　　奧托．姆雷不答話，只嘆了一口氣，好像在等著最嚴厲的訓斥。

　　「我為什麼要殺卡爾呢？」他終於問道。

　　「您知道他總把錢放進小鐵盒子這個習慣嗎？」

　　「知道！那五百法郎就是他從鐵盒子裡取出來的。」

　　「鐵盒子上有個密碼鎖，很像個保險櫃。您知道密碼嗎？」

　　「不知道……」

　　「鐵盒子在奧特維爾街沒有找到！」

　　「我不知道它在哪裡。」

　　「有幾個人，其中一個是那條街的咖啡館老板，他們一致作證，稱卡爾家的燈光凌晨一點還亮著，可以透過百葉窗縫看得到。但到了早晨，燈光滅了。」

　　「這事我不知道。」

　　「巴黎北站開往比利時和德國的最後一趟火車是二十三點零十分。」

　　「不知道。」

　　「抱歉！二十六號早晨，您買了一份火車時刻表。」

　　「因為我答應過卡爾離開法國。」

　　「因為您知道火車開出的時間……那是唯一一趟從科隆轉向布萊梅和埃姆登方向的火車……」

　　「我忘記了。」

　　「在案發現場未能獲取殺人犯的指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殺人凶手沒有戴橡膠手套。他把所有自己觸及到的地方和物品都仔細地擦過了。這最少需要一個多鐘頭的時間。」

　　「我沒有任何理由殺害卡爾，我是無辜的。」

　　「在您的皮襖上發現了海灘的沙子。從十一月十三號起，在土爾耐勒碼頭卸的就是這種沙子。您何時去過那裡？」

　　「被捕前一週，好像是個星期一，十七號前後。我曾想自殺。我看著來往船隻，在一塊石頭上呆坐了很長時間。」

　　「案發那天夜裡，您沒有去過土爾耐勒碼頭？」

　　「沒有。我去看電影了。」

　　「那麼是第二天去的？」

　　「不是！何況曾有兩名偵探在午前找過我。」

　　「您剛把可卡因扔進抽水馬桶。」

　　「因為賣不出去……」

　　「您通常身上總是帶著一把多用瑞士刀。它現在在哪兒？」

　　「不知道。我可能把它丟了，要麼被旅店服務員撿了。」

　　「如果我把您放了，您去幹什麼？」

　　「乘火車回埃姆登，巴黎我已待夠了。」

　　「您的領帶是誰重新縫好的？」

　　「我不明白……」

　　弗羅日先生用手指了指被告領帶上露出的一段黑色線頭。

　　「是我自己……」

　　「您會做針線？您房間裡有針、頂針和線？」

　　「和其他所有出門在外的人一樣。」

　　「把錢交出來……」

　　姆雷的臉色一下子變黃了，眼睛變得模糊不清。他摘下領帶，扔到桌上，兩手抱住頭。

　　領帶的兩層布裡藏著一張面值一千法郎的鈔票。弗羅日先生感到已經沒有必要對這個栽在他面前的人再說什麼，反正他什麼也聽不進去了。法官平靜地在自己的記事簿上寫道：

　　證據：姆雷稱案發前一週到土爾耐勒碼頭，而土爾耐勒碼頭自二十六日起才有海灘的沙子。因此可以斷定，疑犯在案發當晚去過土爾耐勒碼頭，但他想方設法迴避這一事實。然而，卡爾的鐵盒子沒有找到。

　　推斷：姆雷在被捕前一小時，在殺人罪行將被揭穿公之於眾之前，扔掉手中的可卡因，因此他已經料到會有麻煩。

　　承認有五百法郎借款在身，而卡爾的雇員則肯定姆雷在卡爾借給他這筆錢之後的第二天又向卡爾要錢。這是姆雷使用的轉移懷疑視線的作法。首先他口袋裡的錢可以說明這一點。另外他希望警方這樣推理：如果他是殺人凶手，那他一定會設法把借據毀掉。

　　事實：姆雷對自己要採取的行動考慮得十分周密，拿著事先寫好的借條和一根棍子晚上潛入店鋪，立刻給了辦公桌前的卡爾一棒。他十分緊張。沒有找到鐵盒鑰匙，於是抱著鐵盒逃逸。

　　逃到土爾耐勒碼頭後試圖用那把瑞士刀把鐵盒橇開。計劃在殺人罪行被發現之前乘開往德國的最後一趟火車逃之夭夭。但是用了很長時間才把鐵盒打開，結果誤了火車。

　　於是他急得在城裡到處亂竄，猜想卡爾的雇員定會把他告發。

　　當他又回到奧托維爾街時，時值半夜時分。受害人還有體溫。姆勒擔心他還活著，於是又補了一棒。

　　然後為了逃避嫌疑，把部分錢放回原處，只給自己留下一張面值一千法郎的鈔票。被捅破的鐵盒扔進塞納河。殺人犯將剩餘的錢放進死者的錢夾，擦去自己留下的痕跡，關上燈後走出店門。

　　為慎重起見，他一回到自己的房間便將紙幣縫進領帶，自認為沒有留下蛛絲馬跡。

　　這是一樁既無恥又很科學的殺人罪行，凶手很平庸，但性格複雜，還有些傲慢無禮。

十三、巴斯

　　第一份公文是紐約安全局寄給歐洲各國的一則啟事副本，與此同時該啟事還出現在美國各家報紙上。

　　如果提供線索，幫助警方把犯人緝拿歸案，將獲得一千美元獎賞。嫌疑犯羅納爾德．莫爾東，人稱巴斯，黑人，家住哈雷姆市郊，飯館服務員，年齡大約二十五歲，高個兒，細腿，胸部凸起，短前額。

　　五月二十一日，在無可置疑酒吧，巴斯在一次爭吵中首先對男侍者隨後又向勸架的顧客連開四槍，造成兩死一傷。

　　在逃跑過程中又把攔截他的區長擊倒。天擦黑時逃進了一戶住家，開槍殺死兩名追捕的警察，然後從房頂逃脫。

　　完全有理由相信，案犯沒有逃離紐約。

　　第二份資料是茅利塔尼亞號船打給美國安全部的電文副本：在船上發現一非法偷渡黑人。估計他首先上的是救生艇。對追捕他的船員兩次開槍，一人被殺。

　　他敏捷異常，似對所乘船隻十分熟悉，逃跑成功。

　　展開日夜巡邏。

　　茅利塔尼亞號船不久打來第二份電報：

　　黑人第二次出現在二等艙。又成功逃脫。

　　茅利塔尼亞號給法國安全部的電文如下：被紐約警方追捕的系列殺人犯仍在船上。未被拘捕歸案。一名水手被殺。船靠岸後請協助監視。

　　事件一環接一環地發展。

　　勒阿弗爾刑偵大隊五月三十日向巴黎警方報告：對茅利塔尼亞號船進行搜查，沒有發現嫌疑犯。晚六時有人向警方報告在黑人區發現了他。將隨時通報發現的情況。

　　勒阿弗爾警方五月三十一號的報告如下：不安的一夜。三次發現了嫌疑犯。在聖雅克街發生槍戰。一名婦女受傷。將嚴密監視各火車站和出港船隻。

　　在同一天，兩個小時之後勒阿弗爾刑偵大隊向巴黎警方發來了第二份電報：巴斯在進火車站時被捕。他手裡拿著開住巴黎的頭等車廂火車票，但無任何售票員賣給過他車票。他沒有反抗，裝瘋賣傻。

　　六月五日

　　他猶如一條喪家之犬，日夜拖著餓得幾乎走不動路的雙腿，身上不時挨打，頭上也時不時地有垃圾或其他汙物落上；他又像被頑童嬉戲捉弄之後的棄兒，被扔到一邊。只有他這種人才會有這樣一副可憐、可悲的慘相。現在坐在司法部弗羅日先生辦公室的就是這樣一個人。

　　帶他進來的警衛命令他坐下，他沒有聽懂，或者沒聽見，也可能裝作沒聽見。警衛輕輕一推，他便一屁股橫坐到椅子上。

　　他眼球凸出，眼皮紅腫，臉色晦暗。

　　他曾遭人毒打，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他難道不該挨打嗎？被抓捕歸案已有四天，他竟一直不願開口說話，只是用眼睛頑固地看著前方，樣子像個白癡，同時又顯得無限失望和極其順從。

　　「你決定到什麼時候才停止演戲？……」警察們大聲訓斥他。

　　啪！一個耳光……

　　他渾身上下糟糕透項。髒得無法再髒的衣服幾乎被撕成了碎片。臉部腫脹，手上、胳膊上到處是擦傷。

　　在弗羅日先生面前，他似乎隨時準備放聲大哭。不久他哭了，真的哭了。眼淚靜靜地流在臉上。半邊臉的傷口開始結痂，眼淚流在上面痛的他直哆嗦。他有時輕輕地抽鼻子，也不敢發出聲響，像是害怕再次招來毒打。

　　紐約又發來電報，補充情況如下：

　　他原籍是比屬剛果。在南美種植園工作了數年。在哈雷姆開始酗酒，變得暴躁，但直到五月二十一日前沒有犯罪前科，也沒有什麼嚴重的不法行為。

　　他在連續殺人的時候均處於醉酒狀態。

　　他用的是十二毫米柯爾特式自動手槍，一九一三型，帶彈夾。專家證實槍管有一條來復線可能不規則。

　　他身著一套淺灰色西服。褲子無背帶，用皮帶紮褲。暗綠色襪子，黑皮鞋。案發那天晚上身帶三百美元。

　　在這個黑人身上搜出了一把一九一三型柯爾特式十二毫米自動手槍，彈夾裡無子彈。巴黎的專家對這支槍檢驗後確認，槍管一條來復線已經變形。

　　巴斯不說話，顯然等著挨打。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胸部像隻捏在手裡的小鳥一樣急速起伏。

　　美國警方在電報中還說：

　　他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懂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

　　用上述三種語言對他進行審問，都沒有結果。仔細觀察他對問題的反應，他不戰慄，也不哆嗦。

　　看上去他既不通人性，又有些可憐，同時還令人反感和厭惡！弗羅日先生不懂外語，只會法語，他不準備再試一遍，以免自己尷尬。他只想拿下站在面前的這個人。

　　和以往辦案不同的是，這次法官不是一邊肩高、一邊肩低，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審案。而是站著，且相當激動地來回走動。他機械地搓著那雙蒼白的、青筋暴露的乾癟手，搓手發出的聲音和揉搓皺紙一樣。

　　他時不時地走向自己的辦公桌，查閱一下放在上面的資料或記錄。

　　隨著時間的流失，疑犯開始感到不妙，他慢慢地抬起頭，帶著一線希望打量這位既不打人也不罵人的老者。

　　從勒阿弗爾刑警大隊的報告中，弗羅日先生注意到下邊一段：

　　在黑人的口袋裡發現的東西是：一支手槍（其詳細資料另附）；一美元的金幣和幾枚硬幣；一包只少了一支的高盧牌香菸。除此之外，巴斯身上再無其他東西。

　　另外一段報告是這樣寫的：

　　海上威尼斯妓院老鴇埃利絲．克羅德稱一名身著灰色西裝的黑人五月三十一日晚至六月一日清早在她那裡過夜。因為他衣衫襤褸，便要求他先付錢，他把一張一百美元的鈔票放到桌子上。

　　由兩名妓女陪著在妓院會客廳喝酒時，他取出手槍給她們看，並說槍裡還有兩顆子彈，如果有誰前來阻止他吃喝玩樂，他就給他一槍。

　　他用英語跟她們說話，妓女們都懂英語。

　　他不讓人關窗，以便能看到窗戶對面發生的情況。

　　他於凌晨三點離開妓院。

　　在這份長達十五頁的報告中還有這樣一段：

　　于連．克羅利埃，五十二歲，是勒阿弗爾的一位代理商（注：克羅利埃每晚都酗酒，不工作），他的證詞是：

　　「我正要回家……」

　　「那時是幾點？」

　　「天開始亮了……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剛走到離火車站不遠的地方，突然有人攔住我的去路。他是個黑人，說的是英語，他送給我一千法郎，要我到售票處給他買一張去巴黎的火車票，答應給我二十法郎的酬謝。我為他買了一張頭等車廂車票。」

　　「他穿什麼衣服？」

　　「我沒有注意……不過我覺得他有點滑稽可笑……」

　　「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吹著口哨，付我那二十法郎時顯得很高興，一下子把二十法郎增加到五十法郎。我覺得他喝多了……」

　　「您呢？」

　　「我只喝了一點兒，為的是忘掉那些令人煩心的事。」

　　火車站售票員說他售出那張票時是早晨六點。而那個黑人在站臺被捕時是早八點十九分。

　　勒阿弗爾碼頭一位夜間值班員的證詞是這樣的：

　　「大約凌晨三點，我發現昨天卸下船的羊毛包上睡著一個黑人，我踢了他幾腳，他沒有反抗就走了。」

　　「他穿什麼衣服？」

　　「天黑看不清。他很快就逃走了。」

　　弗羅日先生上前凝視嫌疑犯，巴斯嚇得一抖，眼裡湧出了淚水。

　　精神病科醫生給他做了初步檢查，認為只有再觀察一段時間之後才能下定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巴斯未患任何重病，也沒有什麼遺傳疾病。法官突然打開門，喚來一名警衛。

　　「把他的鞋子脫下來。」

　　黑人未作任何反抗。脫了鞋的一雙腳血淋淋的，腫脹得很厲害。

　　「此人數日來一直穿著鞋唾覺？」

　　「是這樣！他睡覺不脫衣服……」

　　他的兩條腿很細，上面沾滿了汗水和泥漿，有的地方還沾著一些生羊毛。

　　此時的巴斯坐在椅子上，赤著腳，兩條胳膊又細又長，樣子比任何時候更加可憐、怪誕和尷尬。而警衛那雙為疑犯脫過鞋的手伸出老遠，他感到噁心，做著鬼臉走了出去。

　　弗羅日先生有些急躁，他把各地送來的資料胡亂地堆到一起，走到窗前又回到原地。他剛要按以往的習慣開口問話，嘴張了一下又閉上了。

　　他突然將門打開，叫進警衛。

　　「這是一把尺……您會測量腳的尺碼嗎？」

　　不到一會兒功夫，警衛宣布說：

　　「是四十六號……」

　　「他穿的鞋呢？……」

　　「四十四號……不過他的鞋是山羊皮做的，有伸縮性……」黑人看著自己手上的擦傷。

　　「皮子的裂縫斷口處有無羊毛纖維？」

　　「沒有……但有煤屑，這隻鞋裡到處都是……」

　　弗羅日先生看著自己的辦公桌，目光落到報告中的一句話上：「十二毫米柯爾特式自動手槍，一九一三型……」

　　「您可以走了！」他對警衛說。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遇到了弗羅日先生。遇到他的時候，他剛審完那黑人之後還不到一個小時。在了解案情之前，我在他身上發現了一些不尋常的東西，他的興奮中帶著一種無奈的苦澀，但又不願讓人察覺。

　　「我從來沒遇到過一個如此痛苦，可又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受苦的人，」他對我說，「就像一頭動物，一個一錢不值的……」

　　於是他向我講述了審理案件的經過：「從一開始我就把幾種此人無罪的推理匯集在一起。首先他讓人抓住的方式就是愚蠢的，他想顯示一下自己原本就是逃逸的高手；其次是在槍內和口袋裡均無子彈，這是事實，然而持有槍枝這一現實又使他無法擺脫連累；還有，他有確鑿無疑的系列殺人記錄，夜間被值勤人員趕來趕去卻無反抗；再者，他讓人代買火車票時肯定注意到火車站已被監控。種種疑點太多了，不必一一列舉！但是，真正能說明他無罪的證據，我是在最後時刻看到他那雙無法掩飾的腳時才偶然明白過來。

　　「他腳上穿的那雙皮鞋和美國警方在報告中指出的一樣，但尺碼對他來說太小了！誰也無法穿著如此不合腳的鞋去幹那麼多勾當。應特別指出，巴斯有錢，他毫無理由穿一雙又小又緊的不合腳的鞋。因此，可以斷定，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巴斯！」

　　沉默了一會兒後他接著說：

　　「從此之後，一切就變得簡單了！誰也不會故意扮演這名疑犯扮演的角色，哪怕給再多的錢也沒人願意幹。他把角色演得維妙維肖。他不懂法語，也不懂英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他什麼也不知道！

　　「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意識到什麼，因為他對警察的粗暴行為並不生氣。

　　「我剛打過電話，證明我的推斷是正確的。他是一個剛果北方人，多次聽人談論歐洲，從此他便有一個夢想：到歐洲去發財致富。他有一個不負責任的同胞在一艘貨船上任司爐助手，他敲了他一大筆錢後才把他藏在船上煤堆裡偷渡到法國，把他甩到勒阿弗爾港。他身無分文，又不懂外語，無法與人交流。

　　「他從美夢中掉進了現實，像一個受苦受難的生靈到處遊蕩。他在碼頭上睡覺，覺得很悲慘但無過錯。對眼前發生的，一切只得順其自然。那一晚他睡在羊毛包上的時候腳上穿的還不是巴斯的鞋，因為他腿上沾有羊毛纖維，但是皮鞋裂縫裡沒有。

　　「美國黑人遇到了他，一眼就看出了門道，因為這個美國黑人也出生於非洲，他和他一樣天真。真巴斯正在被追捕，很快就要完蛋。眼前的情況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他蒙蔽哄騙這個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猜不出的同胞，一個美元的金幣和一包香菸足以使他眼花繚亂。美國人讓他換上自己的衣服，將槍裡的子彈小心翼翼地取出留下後把槍給了他，給他買了一張火車票，把他打發上了開往巴黎的火車……

　　「在真相被揭露之前，美國黑人巴斯已安全逃脫了。」

　　我後來得知，弗羅日先生將那個因偷渡被判入獄的可憐蟲救了出來，並自己掏腰包為他買了回剛果的船票。

　　至於巴斯，當他正在魯昂一家妓院消費他的美元時，被人砍了三刀致死。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