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第一部　特工的誕生　第一章　阿弗納
　　第二章　安德雷斯
第二部　改變猶太人的歷史　第三章　戈爾達．梅爾
　　第四章　伊弗里姆
第三部　任務　第五章　威爾．茲威特
　　第六章　「集團」
　　第七章　馬赫穆德．哈姆沙里
　　第八章　阿巴德．阿爾─契爾
　　第九章　巴西爾．阿爾─庫拜西
　　第十章　貝魯特與雅典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布迪亞
　　第十二章　「贖罪日之戰」
　　第十三章　阿里．哈桑．薩拉梅
　　第十四章　倫敦
　　第十五章　胡恩
　　第十六章　塔里法
　　第十七章　法蘭克福
第四部　擺脫孤立　第十八章　美國
尾聲

《天譴行動》

喬治．喬納斯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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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慕尼黑

　　與大多數以線條流暢、設計巧妙為特點的現代自動步槍比起來，卡拉什尼可夫自動步槍看起來敦實堅固。這種被正式命名為ＡＫ─四七的攻擊步槍，據說是由一位西伯利亞農民發明的。至少圍繞著這種世界上最流行的武器的傳說是這樣。它簡單粗糙，長三十四點二英寸，槍托和握把是木製的，深黃色，中部和前部是金屬的，暗灰色，中間也是金屬的，是後膛和扳機。彈夾向下，呈弧形，可裝三十發七點六二毫米的子彈；它們的短短鉛質彈頭裏有個穿甲鋼芯。若設置於自動開火狀態，卡拉什尼可夫可在一分鐘內射出一百發子彈，初始速度為每秒兩千三百三十英尺，或者每小時一千六百英里。許多國家都生產過這種槍。近距離使用時，它可以將一個人一分為二。

　　一九七二年九月五日，幾支卡拉什尼可夫步槍被從油脂紙中拿出來，遞給八位代號為「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他們要去康諾利大街三十一號慕尼黑奧運村以色列運動員的住所。

　　雖然沒有人認出他們是敢死隊員（恐怖分子經常用這個詞來稱呼他們自己），但有人看見他們在凌晨四點攀上庫索茲因斯基達穆六英尺高的電網。他們就從這個距離以色列運動員住處大約五十碼的地方進入奧運村。五十碼的距離，一群人再慢再小心也能在一兩分鐘之內走完。然而，直到四點二十五分，恐怖分子才把密匙插進康諾利大街三十一號第一號公寓前廳門上的鎖孔裡。在這期間，他們是否得到過奧運村的幫助不得而知。

　　第一個聽到動靜的人是個體重二百七十五磅的巨人、摔跤裁判約瑟夫．古特弗洛德。雖然他不能馬上斷定這個聲音是不是他的室友、摔跤教練莫什．溫伯格的，因為後者要很晚才回來，身上也有鑰匙──但門後阿拉伯人的聲音使他很快斷定：情況危險。實際上，正是他用希伯來語喊了一聲「危險！」──才把他的室友驚醒。他一邊喊一邊用巨大的身軀頂住緩緩打開的房門。

　　在接下來的幾秒鐘裡，八個阿拉伯人企圖把古特弗洛德頂住的門推開。雙方的力量足以把門框兩側的直木和金屬鉸鏈徹底扭曲變形。這為古特弗洛德的隊友、舉重教練土娃．索科羅夫斯基贏得了足夠的時間，讓他得以破窗而逃。

　　一號公寓的其他四個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田徑教練阿米卒．沙皮拉，劍術教練安德雷．斯皮澤，步槍教練科哈．朔爾和舉重裁判雅科夫．斯普林格已被置於槍口之下。阿拉伯人對他們非常粗暴，恐嚇他們，讓他們說出其他以色列運動員的住處，還說誰敲開了以色列運動員的門讓敢死隊進去了，誰就自由了。但他們沒有給古特弗洛德這個機會。他們像《聖經》中自己的先人腓力士捆綁被俘的參孫一樣把他捆了起來。

　　恐怖分子沒有得到以色列人的任何幫助，於是決定搜查康諾利大街三十一號──烏拉圭和中國香港的奧運隊員也住在這裡。他們沒有抓到住在二號、四號和五號公寓的八個以色列隊員，但卻抓到了住在三號公寓的六個運動員。他們是摔跤運動員埃里澤．哈爾凡、馬克．斯拉凡和戛德．佐巴雷，舉重運動員大衛．馬克．伯格、澤福．福德曼和約瑟夫．羅曼諾。不過，恐怖分子在進入三號公寓之前，必須先對付摔跤教練莫什．溫伯格。那天他在外面待得很晚，這時正好從康諾利大街漫步而來。

　　溫伯格的塊頭大概跟古特弗洛德差不多，對付起來也不容易。他把一個恐怖分子撂倒在地，另一個恐怖分子朝他臉上開了一槍，暫時把他征服了。他雖然受了重傷，但仍然沒有放棄。三號公寓的人被俘之後，恐怖分子像趕牲口一樣把他們從康諾利大街趕向一號公寓。輕量級摔跤隊員戛德．佐巴雷決定向前猛衝。雖然敢死隊在他後面開了幾槍，但這個小摔跤隊員蜿蜒前行，越過圍牆內高低不平的地面，及時脫離了險境。溫伯格利用這個機會，又抓住一個恐怖分子的下巴並捏碎，又把他打昏了過去。另一個恐怖分子立即朝他的胸部開了幾槍，溫伯格倒下了。

　　現在輪到約瑟夫．羅曼諾了。在恐怖分子把他綁起來之前，他試圖和他的隊友大衛．馬克．伯格一起從一號公寓的窗戶裡逃走，但沒成功。羅曼諾從案臺上拿起一把刀，刺進了一個恐怖分子的前額。那個阿拉伯人傷得很重，撤了下去。另外一個人從他的後面用卡拉什尼可夫自動步槍向他近距離射擊。這位舉重運動員倒下了。第二天救援人員試圖搬動他的身體時，據說他從腰部斷成了兩截。

　　溫伯格仍然沒有停止戰鬥。這位摔跤運動員蘇醒後沒有爬離一號公寓，而是在公寓裡摸索著前行，尋找恐怖分子。敢死隊被一個血肉模糊的跌跌撞撞的龐然大物嚇了一跳，但他們沒有立即開槍。溫伯格抓住時機，向一個人撞去，又抓起一把菜刀，砍傷了一個人的手臂。最後他被射中頭部身亡。

　　這時大約是凌晨五點，行動持續了大約二十五分鐘。「黑色九月」殺死了兩名以色列運動員，綁架九人，兩名運動員逃生。恐怖分子沒有找到公寓裡的另外八個以色列人。

　　在二十五分鐘的激戰中，奧運村的安全部門只收到了一些諸如康諾利大街三十一號「出了點小麻煩」之類的模糊不清的報告。這也不奇怪，這個時候大多數運動員和官員都在熟睡之中。戰鬥零零星星的，喊聲和槍聲之後是一段時間的沉寂。被吵醒的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是怎麼回事。他們聽了一會什麼也沒聽見，就又睡著了。少數幾個人從床上爬起來想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卻什麼也沒看見。在奧運村，經常有焰火和歡笑聲，沒有任何慶祝活動的晚上很少。對許多睡在以色列隊員附近困倦的人來說，恐怖活動的聲音聽起來跟慶祝活動差不多。

　　四點五十五分或者稍晚一點，一位赤手空拳的保安隻身來調查了。他用手指撥弄著對講機，用德語對站在康諾利大街三十一號幾個戴著頭巾的恐怖分子咕噥道：「這是怎麼回事？」被問者沒有回答，在門後消失了。

　　與此同時，兩位逃走的以色列人拉響了警報器──一個在南韓隊員的公寓裡，另一個在義大利人住的地方。半小時以後，當局收到了幾份恐怖分子用英語列印的條件。

　　敢死隊還把溫伯格的屍體扔到了大街上。

　　這些條件是：釋放「以色列軍方」扣押的二百三十四名犯人。他們的名字都列印在紙上，還有幾個被西德聯邦政府拘捕的人，其中有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的頭目烏爾里克．邁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爾。他們是在同年六月被德國警方逮捕的。敢死隊還提出，他們的這些條件滿足以後，還要三架飛機把他們送到「安全的目的地」。到那裡之後，他們才會釋放以色列運動員。公報要求當局上午九點滿足這些要求，九點以後他們就會「一次性地或者一個一個地」處決人質。

　　接下來照例是談判。西德高層官員提出用他們自己交換人質──作為個人來講，這是一種勇敢的行為。這些人是：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長和巴伐利亞州的一個部長、奧林匹克村所在市的市長、一個前市長和慕尼黑市警察局局長。但是，敢死隊不接受交換人質。最後期限延長到中午。據說，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和以色列總理戈爾達．梅爾通了十分鐘的電話，直接進行了磋商。結果是預料之中的。以色列在恐怖主義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沒有交易，在任何條件下都沒有交易。

　　德國人並不想給以色列人施壓，但很顯然，他們認為以色列政府不夠靈活，認為沒必要那樣做，那樣做很危險。為什麼他們不願意釋放，比如說，十幾個被捕的敢死隊員？為什麼不給恐怖分子一些面子，讓他們釋放人質，從而撤出慕尼黑？德國方面願意把烏爾里克．邁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爾交給他們，從談判一開始他們就強調這一點。

　　談判在繼續。到九點的時候，期限一步一步地延遲。恐怖分子把他們的條件降低到只要一架飛機，把他們和人質送到開羅。他們說，如果以色列政府不把關押的巴勒斯坦人還給他們，他們就處決這些運動員。這也是一個小小的讓步。因為這些恐怖分子原來威脅說，如果他們從慕尼黑起飛前，他們的同伴還沒有被釋放的話，他們就殺死這些以色列運動員。

　　早上八點，給恐怖分子和人質送去了一些食物。勃蘭特總理在電視上對這起事件表示悲痛，表達了圓滿解決這起事件的願望──他同時建議奧林匹克運動會不要取消。取消本次運動會是以色列政府的要求，以紀念兩位被殺的運動員。在勃蘭特總理看來，這樣做就等於恐怖分子勝利了。這當然是一種看法──象徵著手足情誼與和平的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繼續進行，彷彿那些運動員被殺沒有造成任何影響，也同樣容易被看作是恐怖主義的勝利。不管怎麼樣，所有參賽國的旗幟必須下半旗，一直到下午為止。後來，十個阿拉伯國家派代表抗議，德國人才被迫把他們的國旗升到旗杆頂上。

　　大約晚上十點二十分，兩架直升機在奧林匹克村附近一塊草地上起飛，飛往慕尼黑的菲爾騰費爾德布魯克機場。九名人質和八名敢死隊員乘坐「大眾」牌公共汽車到達直升機場。雖然西德當局全力配合以色列政府，已經決定不讓恐怖分子和人質一起飛往開羅，但在敢死隊向直升機轉移的時候沒遭遇任何埋伏。事後回憶起來──雖然事後總是容易看得明白一些──這也許就意味著失去了最好的機會。

　　菲爾騰費爾德布魯克機場距離慕尼黑市中心十五英里，行動很快展開。十五分鐘以後，也就是大約晚上十點三十五分，兩架直升機落地了。一架上面有四名以色列人質，另一架上面有五名。直升機降落在距離那架七二七噴射機大約一百碼遠的地方。這架七二七飛機很顯然是準備把這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質送往開羅。四個敢死隊員從直升機上下來，去檢查那架飛機。五分鐘以後──在光線不好距離又遠的情況下──五個神槍手向他們開火了。

　　有幾個恐怖分子被打倒，還有幾個立即開槍還擊。兩架直升機上的四個德國機組人員準備逃走。兩個成功逃脫，另外兩個在交火中被捕，傷勢嚴重。以色列人什麼也幹不了。他們坐在跑道上的直升機裡，被綁得緊緊的，眼睛也被蒙了起來。

　　讓他們感到吃驚的是，敢死隊沒有立即把他們殺掉。也許他們覺得這是最後一張牌，也許他們正忙著還擊神槍手，也許他們正忙著躲避神槍手的子彈，也許他們不想殺死九個手無寸鐵的人：最瘋狂的亡命之徒在無助的人面前也有一種基本的憐憫之心。敢死隊拒絕了德國人讓他們投降的提議，即使他們知道這時候投降仍然能保住性命。

　　雙方交火持續了大約七十五分鐘。大約午夜時分，由於無法趕走躲在直升機下面的恐怖分子──有人質在場，他們使用的火力有限──德國人決定在六輛裝甲車的掩護下發起攻擊。幾乎就在發起攻擊的同時，一個恐怖分子把一顆手榴彈扔進了那架上面有五個以色列人的直升機上。直升機成了一團火球。幾秒鐘以後，另外兩個恐怖分子開槍殺死了第二架飛機上的其餘四名人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裝甲車的攻擊晚幾分鐘的話，澤福．福德曼、雅科夫．斯普林格、埃里澤．哈爾凡和巨人約瑟夫．古特弗洛德也許還能活下來。四個以色列隊員正設法把繩子弄鬆──因為人們後來發現把他們綁在椅子上的粗繩結上有齒印──他們也許很快就解開了。這讓直升機外的兩個恐怖分子大吃一驚。毫無疑問，以色列人試圖奪過敢死隊的武器來解放自己。至於第一架飛機上的阿米卒．沙皮拉、大衛．馬克．伯格、安德雷．斯皮澤、馬克．斯拉凡和科哈．朔爾，就不可能知道他們幹了些什麼了。他們的屍體燒得無法辨認。

　　兩個活著的恐怖分子還在負隅頑抗。警察和邊防部隊在十五分鐘後殺死了其中一個人──這個人名叫埃薩法第或者「埃薩」，朝第一架直升機上扔手榴彈的就是他。大約就在同時，德國人俘虜了一個傷勢嚴重的恐怖分子，名叫巴德朗。另外兩個，埃爾─德納維和「薩米爾」塔拉菲克也被俘了。他們沒有受傷卻假裝死了。

　　最後一個恐怖分子是一個瘦長結實的老菸槍，名叫托尼。他喜歡把自己當作阿根廷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他也許缺乏很多做人的品質，但不乏勇猛。托尼與德國人打一會，躲一會，耗了一個小時，一個邊防士兵的脖子上還挨了他一槍。最後他被逼至一隅，在凌晨一點三十分被擊斃。戰鬥終於結束了。

　　第二天，奧林匹克運動會繼續進行。那屆奧運會，蘇聯獲得五十枚金牌。美國位居第二，獲三十三枚金牌。

第一部　特工的誕生　第一章　阿弗納

　　阿弗納在打開那個棕色的信封之前，就知道了那封信的大致內容。至少，他知道是誰寫的，為什麼寫這封信。在這樣的事情上，他的第六感總是很準。

　　這也有道理，因為他的前五種感覺都一般。他的判斷力應付日常生活沒問題，但要從事他夢寐以求的真正光輝的職業：戰鬥機飛行員和雙向飛碟射擊冠軍就有些勉強了。他的聽力不出眾，觸覺也無法使他成為一名機械大師。但是他的第六感則完全不同。

　　那些棕色的信封──現在他手裡就拿著一個，絕對與以色列政府有關。但是政府的信，甚至軍隊的信，信封上都會有某種標誌──比如說某某部──而這封信上面什麼也沒有。

　　信的內容只有五行，是用一臺老式希伯來語打字機打出來的，這臺打字機似乎在迴避「M」這個字母，總是把它打成了「E」。信中問阿弗納對一個工作有沒有興趣。「你也許想跟我見一面，那就在特拉維夫的弗雷希曼街和笛宗高夫街的轉角處吧。」信中寫了見面的時間和咖啡館的名字，還留了一個電話號碼。萬一他對這個工作不感興趣，或者這個時間不方便，他可以給他打電話。落款是「您誠摯的莫舍．約哈南」，一個對他來說毫無意義的名字。

　　這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初。這年阿弗納二十二歲，身體健康。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剛剛從精銳部隊服役歸來。他跟其他人一樣，參加過「六日戰爭」，在預備隊中任上尉──在特種部隊裡服役過的人都是上尉。

　　「好極了。」他一邊上樓洗澡，一邊自言自語地說。

　　這兩樣東西──在大中午洗澡，用英語說「好極了」──代表了阿弗納的本質。沒有什麼東西比這兩樣更接近他的本質了。部隊裡有幾個人會用一隻橘黃色板條箱、幾根繩子和一隻破水桶做一個移動的澡堂？又有幾個人會在其他人的狂笑聲中把它用帶子捆在坦克上，在沙漠裡演習時隨時帶在身旁？除了澡堂之外，還有一隻板條箱，中間切開一個方方正正的洞，這就是內蓋夫沙漠上的一個自製的臨時廁所。對阿弗納來說，他不願意像隻猴子一樣，蜷縮在沙漠裡，讓蟑螂在背上爬來爬去。

　　並不是這種整潔有什麼了不起，而是他碰巧是個愛整潔的人，他並不以此為恥。如果在整個以色列軍隊中，他是唯一一位在復員時把餐具像四年前發給他的時候那樣一塵不染地交回去的，那又怎麼樣？

　　毫無疑問，這有點誇張。但即使是誇張，也代表了阿弗納的本質。這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到現在為止，阿弗納還沒去過美國。但他的母親總是說他小時候開口說的第一個字──那是一九四七年，以色列建國的前一年──不是「媽媽」或者「爸爸」，而是「美國」。這或許有些杜撰的性質，但聽起來合情合理，當然聽起來也像「阿弗納」的發音，「阿弗納」的發音跟「美國」這個詞的發音相似。他長大以後，沿著雷霍沃特空曠乾裂的大街，趕著看下午場的電影時，美國就成了他全部的精神生活，成為他的夢想。什麼拉娜．特納，什麼約翰．韋恩，什麼麗塔．黑沃斯，都是他夢想中的人物。

　　正是從這些電影中，阿弗納學會了第一批英語單詞──或者更確切地說，美語──像許多以色列人一樣，這是一種他自己的語言，他懷著極大的熱情一直使用的語言，儘管並不十分精確。電影中的美語跟學校裡學的英語不一樣，是你可以品嘗和觸摸的東西。你可以將它變成你自己的東西，從而把自己變成一個截然不同的人。好了，先生，這就是美國聯邦調查局。

　　阿弗納現在再也不可能過多地考慮這些事情了，一個年輕人面臨一個重大的抉擇時，誰會浪費時間去操心孩提時代的夢想呢？現在他離開了部隊。當時他們請他留下來，求他留下來，哄他留下來。但是他不留。四年已經夠了。但是，現在呢？是要這個工作還是要瑪麗．肖莎娜還是去上大學？

　　阿弗納洗完澡出來，身上涼爽乾淨，皮膚黝黑，他朝鏡子裡瞥了一眼，然後用毛巾把自己裹起來。他長得像他父親──雖然並不是一模一樣。父親的塊頭比他的大，頭髮顏色也比他的深，儘管父親的經歷徹底改變了他，而且使他變得難以置信的衰老。現在他的頭髮幾乎全白了，肌肉也變成了脂肪，他的精神──唉，也時好時壞。父親一定與浴室凳子上的那個棕色信封有關，雖然不是直接關係。阿弗納相信這一點，父親絕不會跟他們談這個的。相反，如果他知道的話，他會阻止他們。「我的兒子，」他會對他們說，「不能重蹈我的覆轍。」

　　然而，阿弗納甚至不會把那封信的事告訴他。他自己會對他們說不的，正如一兩個月前他不得不對阿曼的那些人說不一樣。「如果你不願意在部隊裡做一名現役軍人，那好吧。」他們對他說，「那軍情局怎麼樣？」「不去。不去，謝謝。」

　　他會對莫舍或者棕色信封裡的任何人說不。不過，他會去見那個人。星期天都是要去特拉維夫的，因為要接肖莎娜。為什麼不去見見他們，聽聽他們怎麼說？聽一聽也不會有什麼壞處。

　　兩個月來，阿弗納一直在向以色列航空公司求職。所有的人都說進不去。但是他通過他的一個姑媽把資料給了一個人。這個人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在航空公司總部工作。當然，做飛行員是沒指望的。他的各項科學測驗都沒有通過。而且，飛行員都是空軍。但是，為以色列航空公司工作也是在為一家航空公司工作。即使做一名乘務員或者在辦公室工作也行。也許還有機會旅行，或者短時間離開以色列，去看一眼遠方奇妙的世界呢。或者，誰知道呢？也許能遇到一兩個訓練時認識的、後來當了空軍的老朋友呢！他們也許已經當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了，也許有一天還會讓阿弗納試一下著陸，或者至少試一下起飛呢。

　　阿弗納坐在馬桶蓋上，做了一個波音七〇七順利著陸的姿勢。這是加油器。噴射機的巨輪像兩片羽毛飄浮在跑道上。這也難怪，自從十歲開始，他就一直在浴室裡練習飛機著陸。阿弗納把波音飛機滑進棚裡之後，開始刷牙、穿衣。母親出去看什麼人了。肖莎娜在特拉維夫。父親──嗯，阿弗納想，他可以乘公共汽車從雷霍沃特到他父親家裡，到父親家裡之後也許還能借一下他那輛破舊的「雪鐵龍」呢。他身上有足夠的錢坐公共汽車。在星期六的以色列，錢沒有多大用處。就娛樂而言，這個國家封鎖得比鼓還要緊，除非你想去餐館裡吃冰冷的三明治。

　　但在星期一，有「雪鐵龍」還是不錯的，儘管它在中東是一種最老式的車子。用車去接肖莎娜可以讓他們不用搭乘別人的便車，雖然她並不是特別在意。肖莎娜身材苗條，面龐白皙，頭髮呈蜜黃色，擁有一副埃及人石刻般瘦削的貴族式的容貌，看起來像王族。而骨子裡，她卻是個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她意志堅強，也沒什麼因溺愛養成的壞習慣。阿弗納第一次去她父母家時，用錯了一個詞，那是他們的第一次約會。前一天晚上他們剛剛在他們都認識的一個朋友家認識，他沒有記住她的名字。她的小表弟給他開了門。

　　「你是？」

　　「呃，呃……公主在家嗎？」

　　除了她的外貌之外，用這個詞來描述肖莎娜並不合適。公主？那個小孩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差點把門砰地關上了。幸運的是，肖莎娜這時正好從樓上下來，阿弗納才沒有碰一鼻子灰。

　　她盼著他會帶她去看一場電影呢，但他卻不得不在當天晚上回到部隊裡。他剛剛入伍，不想一開始就給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管她公主不公主呢。

　　「你今晚必須回去嗎？」她問他。「其他的人星期天才回去。」

　　「在我的部隊裡，今晚就得回去。」

　　「那好吧，我們散散步吧。」

　　就這樣，他們去散步。那時她還不滿十八歲，但是她已經非常清楚，別再問他什麼問題了。在以色列，談到部隊裡的事情時，人們不再往下問。肖莎娜當然也不問。以後也一次都沒問。

　　從他們第一次約會開始，只要他有一兩天假期，他們就這樣，平均每個月散一次步，看一場電影。假定一年十次，四年就是四十次。二十次散步，二十場電影。星期五搭便車回到雷霍沃特的母親家中時，一般是在晚上十一點或者午夜。「喂，媽，我回來了。」把烏茲衝鋒槍朝牆邊一靠，把衣服一掛，倒頭就睡。

　　但是，現在差不多三年過去了，要考慮未來了。有一條路比較簡單，而且在他的大多數朋友看來，這條路似乎比較自然。這條路正好在阿弗納現在站立的這個酷熱難當、塵土飛揚的轉角處。他在這個轉角處等那趟破舊的、搖搖晃晃的公共汽車。肖莎娜的叔叔準備給他們借些錢，在這裡的一塊空地上建一棟房子。有什麼比這更簡單的呢？阿弗納和肖莎娜的友誼已經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或者說，二十次散步和二十場電影的考驗。她很快就可以拿到教師資格證書。至於他嘛，他至少有在部隊服役的背景。許多幸福的婚姻都是建立在不那麼光明的前途之上的。

　　但是，他們還沒有背上「法蘭克福」這個負擔。法蘭克福是一座不可思議的城市。

　　法蘭克福是阿弗納一個人的負擔。肖莎娜是個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四代都是以色列人。雖然她也有歐洲的背景，但是這對她來說毫無意義。二十一年來，她從來沒有聞到過神祕、幽暗、仙境般的森林在兩天雨水的澆灌之後散發出來的濃烈的香味。對她來說，雪只是個單詞而已。也許只有少數幾個幸運的孩子才能在特別寒冷的冬天在耶路撒冷的山上見到那麼幾個小時。但是她從來沒有見到過，也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座超過二十年歷史的城鎮。當然，這座城鎮實際上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她跟阿弗納不一樣。

　　一九五九年，也就是阿弗納剛剛十二歲時發生的事情，讓他既高興又不安。這種感覺難以用言語來描述。它非常真實，比電影巨星約翰．韋恩給他的感覺還要強烈。不能把這種感覺當作一個純粹的幻想。這種感覺有些莫名其妙，也許他的父母決定帶著他和他的弟弟貝爾去看望住在法蘭克福的外公時，也沒有料到這一點。

　　阿弗納來自歐洲又怎麼樣呢？他是個以色列人，一個中東的孩子，第一批從地球的四個角落聚集在這裡的流浪漢的寶貴成果。為什麼他不能待在巴勒斯坦的家裡？儘管他的父母還懷有一點點鄉愁，對中東的情趣和口味還有一些不適應，對一個完全不同的傳統還有一些稍縱即逝的記憶，但為什麼阿弗納也會有這些感覺呢？確實，大多數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沒有這些感覺。然而，事實證明，阿弗納與眾不同。

　　這次度假跟其他假期沒什麼區別。它是專門為阿弗納安排的，雖然開始的時候他是最沒興趣的。美國是一回事，可是德國根本喚不起他的任何想像。恰恰相反，德國是一個納粹分子老是屠殺猶太人的地方，難道不是嗎？可是現在，為什麼阿弗納連見都沒有見過的外公要他們去那裡？

　　然而，讓他感到吃驚的是，一九五九年的夏天，阿弗納發現生活中他喜愛的一切──包括他從沒見過的不知道自己會喜歡的那些東西──彷彿由一個魔術師匯集在了一個城市，展現在他面前，讓他吃驚不已。後來，他回到以色列以後，想把法蘭克福描述給他的一些朋友聽，可是描述不出來。它是一個夢，一個奇蹟，不可言傳。

　　不知道從哪裡說起。就想像一座比特拉維夫大得多的城市吧。在這座城市裡，一切整潔有序，大街上沒有摩肩接踵的人群。而且一切都高高大大，忙忙碌碌，街上有最亮的霓虹燈和無數的汽車。阿弗納從來沒見過這麼多汽車，跟美國差不多。沒有半途而廢的樓房，沒有成堆的磚塊，沒有一堆堆的泥巴，沒有上面擱著木板的排水溝。

　　他們剛在法蘭克福待了一個星期的時候，外公給了阿弗納一個包裹。裡面是一臺半導體收音機。一臺半導體收音機！並不是阿弗納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東西存在，他記得自己曾在一本美國雜誌上見過它的照片，而是外公把這個東西遞給他時就像遞個蘋果一樣。這給他一種全新的感受。在以色列，只有總理本．古里安才能收到這樣的禮物！

　　然而，法蘭克福奇蹟一個最重要的部分還是「空氣」。

　　多少年後阿弗納仍然用這個詞來描述它。不是「氣候」，而是「空氣」。阿弗納喜歡的氣候還是以色列的──陽光、藍天。即使他在部隊裡才學會游泳，他也喜歡地中海阿什杜德的海灘。他的確喜歡溫暖的氣候，而不喜歡寒冷的氣候。所以不是「氣候」，而是「空氣」。

　　對阿弗納來說，法蘭克福的空氣裡存在著某些東西，如活潑、乾淨、舒緩和健康。或者說缺乏某些東西，如沉重、潮濕、壓抑和險惡。他後來才知道，不僅僅是法蘭克福，北歐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空氣都是這樣。倫敦和美國的空氣也是這樣。

　　「我們來這裡你高不高興？」在法蘭克福待了大約一個星期以後，他的父親這樣問他。「你覺得這裡怎麼樣？」

　　「我喜歡。」

　　父親只是笑，但母親聽見他的回答之後，心情有些複雜。

　　「記住，」有一次，她對阿弗納非常突兀地說，口氣也比平時嚴厲得多。「你見到的大街上的那些人曾經想把你父親的家人和我的家人斬盡殺絕。」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父親說。

　　「我只是想提醒他一下。」

　　阿弗納不需要別人提醒。在雷霍沃特的學校裡，幾乎沒有一天、沒有一節課不講「納粹大屠殺」之類的。但是，阿弗納仍然喜歡法蘭克福──正如他喜歡其他歐洲城市一樣。

　　在他們計劃飛回以色列的那天，命運發生了轉折。它向阿弗納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那就是：大事件是如何取決於小事件的。如果不是浴室裡的水垢的話，阿弗納是不會在法蘭克福再待十個月的。他不會在那裡上學，不會像一個本地人那樣說德語，也不會與一個富家子弟安德雷斯做朋友。他的命運將會發生截然不同的轉變。

　　當時他們聽到呼的一聲，然後就看見外公坐在地上，搖著頭，像蛇那樣發出痛苦驚訝的嘶嘶聲。他在水垢上滑倒了。雖然只是腳踝扭斷了──但他們不能去機場而撇下老人不管。阿弗納的父母決定留下來。孩子們這一年可以在法蘭克福上學，他們則留下來照看外公，直到他康復。

　　奇怪的是，雖然外公是母親的父親，但難以做出這個決定的卻是母親。留在法蘭克福，父親似乎非常高興。阿弗納呢──當然，他簡直欣喜若狂了，他有他想留下來的理由──父親不介意永遠留在法蘭克福。

　　「我們就這樣待下去吧。」一天，阿弗納偶然聽見父親對母親這樣說。那時他們已經在外公房子外的轉角處租了一套公寓，阿弗納也已經上了一個多月的學了。

　　「你一定是瘋了。」

　　「為什麼？」父親詫異地問道。「我是無論如何要到處走走的，你和孩子……」

　　「我不跟你討論這個。」

　　她過去沒有跟他討論過這個問題，那時也沒有，今後也不會。對母親來說，即使離開以色列去度假都是一種墮落，一種罪過。讓她在以色列以外安家，撫養孩子──在德國，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思議的。在其他方面她是一個無憂無慮、風趣幽默的女人──甚至喜歡惡作劇。阿弗納繼承了這一點──母親的愛國主義是認真的。只要話題一轉到以色列，她生動活潑的臉上就變成僵硬的平靜，冰冷得毋庸置疑。以色列是一種啟示，一種超越對與錯的知識，一種超越好與惡的信任。

　　為此，阿弗納仰慕她。

　　問題是，阿弗納也仰慕他的父親。在這方面，父親不像母親。誰知道他愛不愛國？他只是聳聳肩，開開玩笑。很多年以後，阿弗納才知道他的父親願意為他的國家做到哪一步。

　　阿弗納不知道他的父親靠什麼謀生。他可能是在做進出口業務，不管這個進出口業務意味著什麼，但他的上班時間總是沒有規律。他總是要在外面奔波，在阿弗納的記憶中，最長的一次是九個月。

　　待在法蘭克福，還有一件事很好，父親不用外出奔波了。他當然必須工作，與餐館和咖啡廳裡的人見面，有時也在街口的轉角處與他們見面。曾經有一陣，他甚至讓阿弗納跟他一起去見他們。他們悠閒地開著車，從埃斯舍氏姆這個寧靜的郊區，一直開到鬧市區，然後繞過皇帝大街或者歌德廣場，直到父親看見他要見的那個人。他把車停下來，讓阿弗納在一旁等著，然後走上前去和他交談幾句。有時候父親會把一個信封遞給那個人。阿弗納注意到，那個人總是要緊張兮兮地環顧四周，然後才緊張地把信封放進衣袋裡。第三次之後，阿弗納漸漸希望看到那緊張的一瞥了。儘管人不同，但那一瞥卻是一模一樣的，很好玩。

　　有一天，他決定問問父親。

　　「爸爸，那個人是誰？」

　　「別管，做生意的。才三點鐘，你想去看電影嗎？」

　　他們就去看一場希區考克的懸疑片，有時候也看西部片，總之是美國的片子。它也是爸爸的最愛。簡直太好了！唯一的遺憾是他並不常去。

　　有一件事，阿弗納感到很好奇，爸爸作為一個生意人，卻並不富裕。商人一定是富人，不是嗎？要是回到雷霍沃特，就沒有這麼明顯了，那裡的人都不富裕──至少阿弗納認識的那些人不富裕。比如，他們沒車，別人也沒車。而在法蘭克福，他們有車，很多小孩子的父母也有車。有一些，比如他的好朋友安德雷斯的父母，有三部車。阿弗納只在法蘭克福才聽到他父母談錢，或者迫不得已時才談錢，聲音裡有些慍怒。每次都是阿弗納指著櫥窗裡的玩具的時候。

　　「對不起，傻兒子，我買不起。也許只能靠你自己將來掙錢買了。」

　　然而，這些僅僅是一些小問題，並不影響他的心情。儘管他母親不贊成，阿弗納還是很快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法蘭克福的生活之中。現在正值冬天，放學後他要去旬德朗．霍亨布利克坐雪橇，或者坐電車沿著埃斯申舍梅蘭德大街到阿第克薩爾轉角處的美軍專用商店。這是法蘭克福另一件特殊的東西：北約總部使這裡看起來像美國一樣。美國軍人和他們的家屬就住在葫格爾街的另一邊，名為「金黑姆」的郊區。汽車、俱樂部、電臺節目、餐館和電影全是美國的。還有熱狗和炸薯條！許多孩子跟阿弗納在同一所學校上學。

　　這就是為什麼他甚至找了一個美國女朋友的緣故。女朋友名叫多瑞絲，頭髮金黃，深得大家的喜愛，年紀較大──差不多十四歲了，而阿弗納才十二歲。他的朋友安德雷斯曾說她絕不會跟他約會，但他忘了阿弗納的毅力，或者說頑強──他從來沒有得到過否定答案，即使那時都是如此。他會用一種不變的、堅定的、悄無聲息的姿態，鍥而不捨，堅持不懈。這對有些女孩子來說，效果奇好。當然，阿弗納英俊瀟灑，身手敏捷，舉止成熟，英語說得比大多數德國男孩子都好。所以美國金髮女郎多瑞絲最終坐在了他身後的雪橇上。他們滑下路德威格─鐵科斯街底端的陡坡時，他能感覺到她的胸脯輕輕地壓在他的背上。不巧的是，他們衝進了灌木叢。多瑞絲被劃傷了，傷得很厲害，再也不願跟他出去了。他確實抓住了機會，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一條好的經驗。如果你有機會卻沒有抓住，別人絕不會對你留下什麼印象。

　　※※※

　　特拉維夫的公共汽車尖叫著哐哐啷啷地停下來時，車後揚起一大片熱氣騰騰的雲一樣的灰塵。阿弗納上了車。天啊，法蘭克福的那個冬天去哪裡了？那個金髮碧眼的多瑞絲怎麼樣了？安德雷斯呢？他是阿弗納當時最好的朋友，家境殷實、人高馬大、五官端正、彬彬有禮，阿弗納羨慕不已。他現在怎麼樣了？他們一直沒有連繫，只寫了一兩封信，寄了幾張賀卡，別無其他。在以色列的集體農場與別人保持通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九六一年，他們回到以色列。回來後他們常常見不到父親。他確實跟他們一起回來了，甚至還跟他們在雷霍沃特待過幾個月。後來他因為進出口業務，又離開了。這次不像以前，以前一般只離開一兩個月，這次卻去了很久。

　　當時阿弗納還不知道父親要離開他們那麼久，甚至父親和母親都不知道。但他們知道時間會很長。「我也沒辦法。」父親說。「這是做生意。我必須離開，噢，也許要一兩年才能回來。」

　　「去哪裡？」阿弗納問道。

　　「別問了，到處。做生意。」

　　「但是，」母親突然問道。「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父親和我找了一些人，也跟一些人談了。離這裡不遠有個集體農場，他們願意接收你。」

　　「什麼？」阿弗納問道，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們願意接收你。他們讓你去那裡上學。下個月就去。」

　　「如果你想的話，」父親看著母親說。「我的意思是你想去上學的話。」

　　「噢，你怎麼能這樣說？」阿弗納還沒來得及說話，母親就說。「他當然想去，那是集體農場啊。對男孩子來說，集體農場是這個世界上最奇妙的一個地方。再說，我也照顧不過來兩個孩子。」

　　「怎麼樣？」父親問道。

　　阿弗納感到非常震驚。他不相信父母親是當真的。倒不是集體農場，而是他們要把他送走這個想法。儘管他喜歡待在法蘭克福，但他也不願意一個人待在那裡。但是現在，必須回到與世隔絕的雷霍沃特似乎還不是太糟，可是現在他們又要把他送走。為什麼？難道他的母親這麼恨他？

　　此時此刻，他不願意把自己對她的憤恨表現出來，從而讓她感到滿足。

　　「當然，」他看著地板說。「我不介意。」

　　「那好，」母親滿意地說。「那，就這麼定了。」

　　這是阿弗納和他母親之間一輩子都無法彌合的傷口。阿弗納在震驚之餘很快意識到他母親把他送走並不是害他，而是相信集體農場對他有好處。他的第六感記錄下了她的熱情和真誠。他感覺到了她送他去集體農場這個主意背後的熱忱。但她怎麼能犯這樣的錯誤？

　　也許應該由阿弗納來證明他的母親錯了。如果他對此持順從態度──不，不僅僅是順從，而是真的全心全意地投入進去，比其他所有的男孩子──那些真正的集體農場的農民更努力，工作時間更長的話就好了！這就是答案。他們看到他這樣工作，就會給他的母親寫信，跟她說他是一個多麼優秀的男孩。然後她就會來道歉，讓他回雷霍沃特。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解決辦法。但是，在乘坐熱烘烘、髒乎乎的公共汽車去格德拉的半路上，這個辦法就差不多沒用了。那個寸草不生的小鎮並不是最終的目的地。要到集體農場還要坐一個小時的公共汽車。汽車沿著小山、棉花地和橘子園裡未經鋪砌的蜿蜒曲折的道路，朝著閃爍的地平線駛去，地平線上點綴著滿是灰塵的尤加利樹。空氣中似乎看得見九十度的熱度，牧場中的牛看起來骨瘦如柴，這些動物是乳牛嗎？可他在學校裡的圖畫書上看到的乳牛是一種肥肥的友好的動物。在德國整整齊齊、鬱鬱蔥蔥的鄉下也是這樣。

　　更為糟糕的是，在某種程度上集體農場不錯。阿弗納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人們友好地握手，餐廳很大，食物推車裡裝滿了雞蛋和新鮮蔬菜，男孩子和女孩子混住在一起，潔白無瑕的宿舍裡一間房睡三四個孩子，這些都沒什麼不好。一切都很好，對喜歡這裡的人和以這裡為家的人來說，這裡會給他們更大的力量。然而阿弗納知道，他不屬於這裡，他看這裡就像集體農場的那些農民看他母親在法蘭克福給他買的那雙鹿皮靴一樣。其他所有的男孩子都穿工靴。他母親應該知道這一點。

　　如果一個人發現自己是個局外人，但又不得不待在這個他覺得沒有歸屬感的地方，那麼這個人有三種態度：把自己封閉起來；設法報復；誇大自己的孤獨感，表現出一副不法之徒的模樣。阿弗納常常在一天之內同時具備這三種態度。

　　把自己封閉起來是最容易的。但並不是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別人仍然能看見他。更多的是內心的麻木和迷惑。在這裡，最豐富的想像往往根植於現實薄薄的表層土壤中。早晨六點，這位「約翰．韋恩」跟其他人一樣，聽到那臺老式英國砲艦的號笛從旗杆頂端高聲鳴響的時候就起床。他很快洗完澡，把點三八口徑柯爾特左輪槍插進槍套，然後去那個巨大的餐廳喝一點水果汁。在早餐前的兩節課上，他總是把和藹的目光透過窗戶，投向遠處田野裡工作的人們。他們是安全的。為了防止約旦人從東邊進攻，這位「韋恩」中校有一個應付意外的計劃。他命令坦克從牛棚後面的地下室進攻，而不是像約旦人預料的那樣從前面進攻，他們要從側翼挺進棉花地。一按按鈕，灌木叢就會分開，一條臨時的鋼網通道就會顯露出來。沿著這條通道，一排長出了戰鬥轟炸機翅膀的巨型坦克，就會威嚴地轟轟隆隆地開到光天化日之下。

　　兩點鐘，這位英雄以及人民的保護者、中東最快的槍手走進罐裝廠剪雞指甲。四點鐘他就成了阿弗納土匪。這個土匪是個非常壞的孩子，毫不掩飾自己對壓迫者的法律和制度的態度。他和他的土匪幫──伊齊希、約坎那和葉門人土娃──竭盡破壞之能事。看看莫舍那個鄉巴佬怎樣把新燈泡放進院子裡頭頂上的插槽裡吧。他怎麼搆得著呢？這些俄國移民非常聰明。看他怎麼搞吧。他不管梯子是不是太矮，而是猛地拉住四輪馬車上的那匹老閹馬，然後把梯子放在馬背上。要是馬……不，那個老閹貨絕不會動的。你把一根金屬絲加熱，黏在牠的尾巴上，牠可能會動一下！

　　令人稱奇的是，四年中阿弗納和那幫人沒有殺一個人，甚至沒有讓一個人受重傷。當阿弗納「錯誤地」將一個活躍的蜂巢帶進教室，展示如何養蜂時，也沒有傷人。他們把從集體農場借來的公牛牽進餐廳時也沒有，甚至把莫舍在冷凍房裡鎖了半天也沒有傷到他。更令人稱奇的是，他們沒有被抓住過。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只要土匪阿弗納一把自己想像成第三個人，懲罰就來了：阿弗納是集體農場的模範農民，是個好同志。他把名字寫在餐廳的告示板上，自告奮勇地在星期六工作──比如，幫鄰近的集體農場收割莊稼──但別人總是當著其他男孩子的面拒絕。算了吧，麂皮鞋先生，你能在那裡幹什麼呢，用大鐮刀砍自己的手指？我們要考慮考慮自己的聲譽。如果你那麼喜歡工作，那就多剪點雞指甲吧。

　　也許這位「約翰．韋恩」打敗過約旦人，但土匪阿弗納卻從來沒有被抓住過，原因就是作為集體農場農民的阿弗納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對象。他只是不是個高級農民。實際上他既不軟弱也不遲鈍，即使這些孩子──在偏遠的灌溉渠邊長大的孩子，他既羨慕又鄙視的孩子──比他更為結實，動作更為敏捷。那是為什麼呢？因為他比他們聰明。他會說幾種語言，德語和英語。他見過世面，跟美國人有過親密接觸，而且足跡遍及半個地球。對那些不喜歡他的集體農場的農民來說，坐著驢車到布內瑞恩去一趟就算一次了不起的遠行了。

　　阿弗納應該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前他總是能輕而易舉地給其他男孩子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在德國也是這樣，給女孩子的印象也很深──但是，不知怎麼地，在集體農場卻不是這樣。他隨身帶著那臺半導體收音機。起初，孩子們還湊在一起聽一聽。但是辦公室裡的人立即給阿弗納的母親寫了一封信，讓她來一趟。因為這裡是集體農場，其他孩子沒有的東西他也不能有。一週之後她來了，把外公給他的收音機拿走了。

　　那些不喜歡阿弗納的孩子叫他「野客」。他是個「野客」。這是阿弗納在集體農場學到的另一個新東西，雖然不管怎麼樣，他遲早要學會的。小時候在雷霍沃特，阿弗納以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如此而已。也許像他這樣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和像他父母親那樣的在獨立之前的以色列人，以及最近才移居過來的連希伯來語都不會說的以色列人之間會有小小的區別。是的，也有一些以色列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不過在雷霍沃特幾乎沒有，即使他們幾代人都生活在以色列。可他們的舉止行為看起來更像在外散居的猶太人，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他們身穿土耳其式長衫，頭戴寬邊帽，耳朵上掛著耳鎖。但是「野客」──屬於某個亞族，不是純粹的以色列人──阿弗納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些。

　　然而，在集體農場，阿弗納學會了把以色列人分為不同的類型──根據他們各自不同的選擇。農場裡的其他男孩子，絕大部分人是加里西亞人。在阿弗納看來，這些人變成了粗俗、魯莽、無知的東歐猶太人。而他呢，雖然是一個「野客」，卻是一個有教養、開化、具有西歐血統的地道的猶太人。

　　那兩個詞──至少按照阿弗納的理解是這樣──描述了因地理位置不同形成的品質，也描述了因精神狀況不同形成的品質。加里西亞位於古老的奧匈帝國最東部的波蘭省，繁衍了排外、腐敗、自作聰明、狡詐、低賤的猶太人。不可否認的是，加里西亞人也聰明、足智多謀、堅決果敢。這一點，阿弗納不否認。他們也有很強的幽默感。就個人而言，他們勇猛無畏，對以色列也全身心投入。但是，他們總是詭計多端，對好的東西一無所知。他們欺騙，撒謊，現實，缺乏信念。他們像膠水那樣黏著對方。他們常常使用的詞彙是「照顧好自己」或者「麵團布丁要均分」之類。當然，這些人並不是全都來自加里西亞。但是，如果他們有這些特性，他們就是加里西亞人。

　　「野客」主要來自德國或其他西方國家。阿弗納的父母就是這樣。但無論他們來自哪裡，他們都有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他們被其他猶太人同化了。他們沒有居住在猶太人居住區。他們幾乎沒有被獵取的動物那種求生的本能，那種加里西亞猶太人為了生存養成的唯利是圖的天性。「野客」彬彬有禮、守時有序、乾淨整潔。他們家有藏書，他們聽古典音樂。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些加里西亞人也讀書，也聽音樂──「野客」對歐洲文明的看法與他們截然不同。他們希望以色列成為猶太人的斯堪地納維亞，有許多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的曲子，有許多藝術館展示林布蘭的藝術作品。

　　「野客」對公民道德也有不同的看法。在物質供應緊缺的年代，他們希望什麼東西都定額供應，然後井然有序地排隊去獲得。他們隨時準備接受命令，或者發布命令，而不是讓別人來組織安排，投機取巧。他們也許有點自負，但守時有序。在「野客」居住的偉大的那海瑞亞市，他們建造的一排排樓房，整潔有序，毫不雜亂。在很多方面，他們比德國人更像德國人。

　　阿弗納知道加里西亞人的宗族意識並不是針對他個人的。他們只顧自己──這個非常實際的詞彙「自己」意指東歐的猶太人，主要指波蘭人，也許還有俄國人。他們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圈子。最好的工作，最好的機會都被他們得到了。集體農場的領導權在他們手裡──似乎永遠在他們手裡。在應該送誰的孩子上醫學院這樣的問題上，當然分數和年齡都沒關係。在這樣的問題面前當然非常民主：集體農場開大會投票決定，但是，最後得到這個機會的人肯定是加里西亞人。

　　不管是否準確，這種看法──或者如阿弗納所說的覺悟──在農場時漸漸形成，而且越來越強烈。入伍以後，他一直持這種看法。在以色列，掌權的都是加里西亞人，其他猶太人──德國人、荷蘭人或者美國人──掌權的很少。如果加里西亞人想得出辦法的話，東方猶太人幾乎沾不上邊。

　　阿弗納持這種看法並不是說他感到沮喪、生氣或者委屈。相反，他要跟他們競爭。他要在加里西亞人自己的遊戲中打敗他們。他要成為一個無可匹敵、鶴立雞群、戰無不勝的人，最終成為眾人之首。也就是說，戰勝加里西亞人，戰勝集體農場的農民。無論他們有多麼聰明、多麼偉大、多麼堅決、多麼厚顏無恥，他都要打敗他們。

　　也許要步父親的後塵了。

　　對一個沒有希望取勝的人來說，要被以色列接納，只有一個辦法。即使對一個在內心裡覺得只有在法蘭克福才更像在家裡的「野客」來說，也是這樣。這個辦法就是成為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一個身處險境的哈茲翁，一個力挽狂瀾的荷蘭小男孩。

　　直到一九六四年，也就是阿弗納在集體農場的最後一年，他才發現父親是個祕密間諜。實際上沒人告訴他。如果有人告訴他，那個詞也不是「間諜」。他母親也許說過，你爸爸在為政府工作。別人說的時候，很可能會不自覺地把聲音降下來：噢，你知道他在給誰做事嗎，給「摩薩德」。如果翻譯過來，這個希伯來詞彙的意思是「學院」，可以是生化研究院，也可以是交通安全學院。但是如果單獨使用，「摩薩德」這個詞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指那個相對較小、嚴密警戒、受到高度尊重和非常祕密的組織」。它被看作是對以色列的安全絕對生死攸關的一個組織。

　　阿弗納有好幾個室友的父母幹的都不是一般的工作。有兩三個人的父母是部隊裡的高級官員，還有一個是以色列議會的議員，只有一個男孩的父親在為「摩薩德」「做事」。

　　一天，阿弗納正好跟這個男孩一起站在大門口。那個男孩的父親把車停在他們面前，他是來看他的孩子的。阿弗納也希望有朝一日他的父親能來看他。那個人從車上下來，跟他的孩子打招呼，扶著他孩子的肩膀搖了幾下，又用拳頭在他的背上捶了幾下。然後目光落在了阿弗納身上。

　　「這是阿弗納。」他的兒子說。

　　「很高興認識你。」那個人說，幾乎要把阿弗納的手捏碎。「你是新來的？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阿弗納告訴了他。

　　「那麼，」那個人饒有興趣地看著阿弗納說，「你是他的兒子，好！見到他，請代我向他問好。」

　　「你認識我爸爸？」阿弗納有點吃驚地問。

　　「你問我我認不認識他？」那個人說完，帶著他的兒子穿過了大門。

　　就這些，別的什麼也沒說。阿弗納的腦子裡飛快轉動起來。一個人說他在為「摩薩德」做事而且可能認識他爸爸，這跟說他父親是間諜相差太遠了，但那個人看他的情形，眼神中流露出來的似乎認識他的神情，以及彷彿在說「我們中的一員」的那一瞥都意味深長。再結合「進出口」業務、不停地四處奔波、法蘭克福街道轉角處的那些人及其緊張的眼神一想，阿弗納的第六感就讓他堅信不疑了。但這僅僅是猜測。

　　為了再確認一次，阿弗納只需要等下次和母親單獨相處時，漫不經心地問一句就行了。

　　「媽媽，爸爸是間諜嗎？」

　　「你發瘋了嗎？」母親邊說邊飛快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告訴我吧，媽媽，別這樣回答我。你以為我是五歲的小孩嗎？集體農場裡有人認識父親。你想讓我到處去打聽嗎？」

　　阿弗納很清楚，這可能是最失禮的行為了。

　　「聽著，這不是在電影裡，」母親說。「這裡沒有間諜，你爸爸是在做進出口業務，有時他也為政府工作，你明白嗎？」

　　「當然，媽媽。」

　　「明白就好。」母親呆滯地說。

　　那麼，是真的了，阿弗納非常激動，他聽見自己的心跳越來越快。他之所以這麼激動，並不僅僅因為他現在可以原諒父親同意母親把自己送走。這個原因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原因。而是從這一刻起，阿弗納覺得自己可以跟集體農場那個塊頭最大的農民平起平坐了，甚至還比他優越了。一個剪雞指甲的「野客」跟最有權勢的加里西亞人平起平坐了！

　　但，阿弗納絕對不能跟任何人講。

　　如果他父親來看他的話，他可能會跟父親講。可是在入伍之前，待在集體農場的四年中，阿弗納只見過他兩次，兩次都是他放假回到雷霍沃特的時候。當時父親也在那裡。每次都是一兩天，然後他就不得不飛到國外做生意。那時阿弗納還不願意跟他單獨待在一起，母親周圍總是有人，弟弟那時只有六歲，也讓他討厭不已，總是到處跑。

　　但如果父親來集體農場的話，他們就可以待在一起了，阿弗納也許就可以跟他談一談了。遺憾的是，父親從沒來過。

　　一九六九年，他隨時都可以見到父親了，但父親的身體垮了。阿弗納現在已經二十二歲，是後備軍中的一名上尉，在這之前，他在一個精銳部隊中服役過四年。現在沒關係了，他可以見到他了。

　　※※※

　　但還有關係。

　　在雷霍沃特坐了一趟公共汽車，熱得難受，他渴望再洗一個澡。阿弗納猛地推開門，父親正好在那裡，躺在花園裡的一把躺椅上睡著了。他旁邊有一個裝著柳丁汁的玻璃杯，杯沿有一兩隻蒼蠅。天氣酷熱難耐。父親又長胖了一些，睡著以後呼吸很重。

　　「喂，爸爸。」

　　「嗯？」他的父親一隻、又一隻地睜開眼睛。這是他過去養成的習慣，阿弗納從來沒見過第二個人這樣。

　　「你感覺怎麼樣？」

　　「嗯。」

　　「你週末要用『雪鐵龍』嗎？我可以用一下嗎？」

　　「不用。你用吧，用吧。」他父親咳嗽起來，然後清了清嗓子，把身子坐直。「幾點了？」

　　阿弗納看了看手錶。「差不多三點了。」他說。

　　「威爾瑪在這裡嗎？」父親說。

　　「我不知道。我剛到這裡，沒看見她。」

　　威爾瑪是父親後來的妻子，是他跟母親離婚後在國外娶的。阿弗納想，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定是他生意的一部分，「進出口」業務的一部分。他們從來沒談過這個。一個比較權威的說法是，父親娶了她之後她就給他工作了，但反過來也一樣容易理解：她給他工作了所以他才娶了她。無論是哪種情況，他們把他抓了起來，投進了監獄。

　　他最後被釋放出來的時候，大概是一年半以前吧，也就是「六日戰爭」之後不久，父親帶著她回到了以色列。阿弗納相當喜歡和欽佩她。她是一個偉大的女性，卻不是猶太人。

　　「你媽媽怎麼樣？」父親說。

　　「她很好。」

　　阿弗納把那個棕色信封拿出來，遞給父親。不管他說什麼，阿弗納都主意已定。

　　父親戴上眼鏡，讀著那封信。信只有四行，他一定至少讀了兩遍。因為他足足有一分鐘沒有說話，甚至連沉重的呼吸聲都停止了。花園裡唯一的聲音是那幾隻圍在柳丁汁周圍的蒼蠅的嗡嗡聲。

　　父親把信折起來，還給他。

　　「你連信都不要回。」他對阿弗納說。

　　聽見父親用這樣的語調說話，阿弗納感到非常吃驚。「為什麼？」他說。「我不能置之不理。」

　　「別傻了。」父親說。「你逼我給他們打電話嗎？我寧死也不讓你去。」

　　阿弗納幾乎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他料到父親會說這句話。那就這樣吧。

　　「如果你給他們打電話，」他對父親說。「我今後永遠也不跟你說話了。讓我來處理吧。」

　　「你要說不。」

　　「我當然會說不。」阿弗納說。「我只想給你看看。就這樣。」

　　「這不是開玩笑。」他父親說。「你也許認為這是一個玩笑，但它不是，看著我。」

　　阿弗納看著他父親。「好了，爸爸。」他把手臂放在老人的肩膀上。「別擔心，他們也許會對你這樣。但我告訴你，他們絕不會對我這樣。」

　　阿弗納永遠記得那次談話，每個細節都記得。當時的酷熱、躺椅、父親臉上的表情以及向柳丁汁俯衝而來的蒼蠅。他也記得後來開著「雪鐵龍」去接肖莎娜，然後接吻、手牽手去看電影的情景，但他什麼也沒跟她說。他還記得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十點整，他去弗雷希曼和笛宗高夫街轉角處的咖啡館的情景。

　　莫舍．約哈南個頭不高，大約五十歲，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他正在看報。他一看見阿弗納就高高興興地示意他坐。他們使勁握了握手，阿弗納要了兩勺檸檬香草冰淇淋。

　　莫舍．約哈南直奔主題。「聽著，」他說。「我能告訴你什麼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否合適──我們得查一查。如果你合適，你的國家就需要你。」

　　第二章　安德雷斯

　　如果阿弗納的姑媽的朋友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隨便給他找個活幹的話，他絕不會按響二樓五號公寓的門鈴。五號公寓在波羅曉夫大街上的一棟無任何特徵的大樓裡。他會對莫舍．約哈南說：「算了吧，我回家了。無論是幹什麼，聽起來跟部隊太相像了。」

　　開門的那個女孩即使沒穿制服，看起來也像部隊的。她乾淨俐落、本分踏實、不苟言笑的作風太像了。她遞給阿弗納一疊紙，讓他在一張木桌上填好。房間裡除了一兩把木椅之外，沒有其他的家具。

　　她在一扇無任何標記的門後消失了，阿弗納目不轉睛地盯著問卷上列印出來的長長的問題。第三十六個問題是：「你在蘇聯有活著的親戚嗎？」現在站起來離開當然還不晚。並不是這一長串問題，儘管有些問題太私密了，跟他喜歡自由的本能不一致，讓他感到不愉快──有些問題他從來沒有考慮過──而是因為麻煩。特別是將來可能存在的麻煩。什麼表格，什麼勤務簿，什麼命令和作息時間表，還有什麼指揮部，在未接到進一步通知之前，取消一切假期。還有什麼六點之前回來報到。難道過去四年裡還沒受夠嗎？

　　阿弗納不喜歡軍隊絕不是因為一些平常的原因。比如說，他並不介意背著五十磅的裝備在夜裡行軍，橫跨幾乎整個以色列。如果跟他一起角逐突擊隊員徽章的候選人有一半暈倒了必須叫醫院派車來拖的話，那就更好了。因為阿弗納沒有暈倒過，即使他的個頭不是最大的，身體也不是最壯的。他能一直站著，而且潛水是第一，雖然他到了部隊才開始學游泳。他最終成了突擊隊員。一百人中選拔十五個，他是其中之一。在以色列軍隊中，他戴著第二枚最傑出人物徽章，僅次於戰鬥機飛行員。

　　他也不討厭「六日戰爭」期間在真正的戰場上背著磁性水雷悄無聲息地潛入水下。他當然害怕。只有傻瓜才不害怕，而傻瓜是不能擔任突擊隊員的。

　　阿弗納不喜歡的是湊合著洗澡，這樣你永遠也洗不乾淨。不管怎麼湊合他都不喜歡。還有吃的東西──每個星期六承蒙猶太傳教士惠允的食物，冰冷的，他不喜歡吃。他不喜歡官僚作風。天底下的一切規章制度都與安全或作戰效能無關。假期沒有任何理由就取消了──取消的理由，至少阿弗納看不出來。任務的分派並不是基於這個部隊最擅長什麼，而是基於利益、獎賞或懲罰。

　　他討厭搭過路車回家，他想在十二個小時裡跑一個來回。浪費寶貴的時間站在高速公路邊等別人捎上你，也許這就是士兵的命運，甚至是英雄的命運，世界上哪兒都一樣。阿弗納不想爭論，只想不要成為其中一員，至少不要永遠是其中一員。他可以隨時為國捐軀，但搭便車，絕不。

　　阿弗納填表時之所以猶豫不決還有一個原因。儘管他在花園裡對父親說過──「他們也許會對你這樣。但我告訴你，他們絕不會對我這樣。」──只不過是口頭上的東西而已，虛張聲勢的成分較多，心裡並不是真的這麼認為。阿弗納不知道「他們」會對他做什麼。實際上他也不知道他們對他父親做過什麼。

　　他父親一輩子沉默寡言，他和他後來的妻子回到以色列以後，從來未對阿弗納做過任何解釋。就像他跟阿弗納開玩笑時說的那樣，雖然又娶了一個妻子，但他並沒犯重婚罪，因為過去娶他母親的那個人跟在國外娶威爾瑪的那個人並非同一個人。其中一位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的，他是因為給以色列當間諜坐過牢。至少，指控是這樣。事實真相？呃，你以為呢？

　　阿弗納的父親和母親之間的關係，表面上仍然是友好的。他父親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回到雷霍沃特的那棟舊房子裡來，跟母親在廚房裡說好幾個小時的話。阿弗納有一次對他母親說：「你這些天看見他的時候比你們過去住在一起的時候都多。」她只是聳聳肩。

　　「你以為你的感覺是最重要的嗎？」她回答道。「我告訴你，不是。」

　　阿弗納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對於他母親來說，她之所以認了這樁破裂的婚姻，而且無怨無悔，是因為這也是一種愛國。當其他人都在為以色列犧牲生命的時候，她為什麼不能犧牲自己的婚姻？她永遠不會說哪怕是一句父親的壞話，甚至威爾瑪的壞話，儘管她總是避免談及她。偶爾談及時，威爾瑪乾脆變成了一個「你可憐的父親不得不忍受」的東西，就像他被捕和坐牢一樣。對於這種態度，阿弗納表示理解。但在他心裡，卻控制不住地對她有些輕蔑。在某種程度上，他寧願她大喊大叫一通。

　　父親的態度迥然不同。他不掩飾自己的痛苦，雖然他沒明確提及痛苦的原因，「結束的時候就結束了，」他說。「他們需要你的時候，什麼都好。你是一個重要人物。當一切結束的時候，他們就唾棄你。」

　　他接著說：「如果你夠幸運的話，你還可以待在附近，讓他們向你吐唾沫。」

　　阿弗納也許問過：「你是什麼意思，他們？誰？」

　　但是父親不答，沉默了一會之後重複道：「他們對待你就像對待一個橘子，把你榨乾之後就扔掉。」

　　雖然父親沒補充任何細節，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再清楚不過了。這位老人──實際上並不老，才五十五歲而已──回到以色列之後就垮掉了。使他垮掉的不僅僅是對他的訊問和監禁。「從一個角度看，坐兩三年牢是一件壞事，」一次他對阿弗納這樣說。「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卻不值一提。我非常輕鬆地就過來了。」使他垮掉的也不僅僅是他多病的身體，雖然他總是在看醫生。也不是擔心沒錢，雖然他非常拮据。他沒有工作，只有一小筆養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後，他也試著做過一兩筆生意，但都虧了。

　　真正的問題是深層次的。

　　「他們讓你把紅寶石撿起來，」一天他對阿弗納說。「讓你拿在手裡玩一玩。他們說如果你幹這個幹那個，所有這些紅寶石都是你的。於是，你幹了這個又幹那個。」

　　「接著門上響起了敲門聲，來收繳你的紅寶石了。他們說，對不起，什麼紅寶石？你說說看，你叫什麼名字？」

　　「什麼意思？」阿弗納記得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但他的父親只是搖頭。

　　阿弗納相信父親說的都是實情，但也許只對他來說是實情，對別人不一定是實情。如果對所有的人永遠都是實情的話，那留給這位荷蘭小男孩的會是什麼呢？一個還沒有買賣頭腦、不知化學和數學為何物的男孩？他必須永遠待在這個魔圈之外嗎？一輩子剪雞指甲嗎？永遠也看不到法蘭克福了？每週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車去阿什杜德海邊？等他姑媽給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個工作？在農場待過那麼多年，在部隊裡有著那麼好的記錄，難道還要繼續做一個「野客」？僅僅因為父親的問題沒有解決，就什麼也不幹了，不管是為自己還是為國家？也許不是「他們」的錯，或不全是他們的錯。也許，是父親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錯了。

　　阿弗納在木凳上填完問卷調查表，遞給那個女孩。過了幾分鐘，她帶著他穿過那扇沒有任何標誌的門，走進另一個房間。一個中年男人坐在一張簡易木桌後面。房間裡有一個裝檔案的鐵櫃子，一把為客人準備的椅子，上面墊著海狸皮。那個人看著阿弗納的眼睛，使勁握了握手之後，示意他坐下。

　　「你好嗎？」

　　「很好。」阿弗納有點吃驚地回答道。

　　「你父親怎麼樣？」

　　「很好，謝謝。」

　　「好，好。」那個人說。「呃……」他提到了阿弗納所在部隊的那個中校。精銳部隊中的軍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納，並不是公開的。阿弗納不知道那個人為什麼會提到他──也許是想跟他套交情，也許是想再次確認阿弗納的身分，也許是想證明自己的身分。不管是什麼，他決定實事求是地回答。

　　「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很好。」

　　「讓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個人漫不經心地問道，把桌上一個薄薄的文件夾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三月。」阿弗納回答道。他聲音中既沒有惱火的成分，也沒有對什麼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實上這二者他此時都有一點。使他惱火的是這個遊戲，而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這個人的仔細。在面試他之前他們一定再三查過他，然而他們仍然非常謹慎。

　　那個人遞給他一支菸，他謝絕了。他注意到那個人自己也沒抽。不抽菸的人通常是不給別人煙菸的。所以這個舉動一定是在看阿弗納是不是他想像中的那種人。一個抽菸的人也許會不假思索地把菸接過來。噢，真是精明！這種誘惑幾乎是無法抗拒的──這就是土匪阿弗納──他想假裝改變主意去要一支菸，看看那個人會如何反應。但是沒有。

　　相反，那個人說話時，他仔細地聽著。那個人說如果阿弗納被接納的話，這個工作還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這個階段，他甚至不能說他們歡迎阿弗納參加錄用考試。如果通過的話，還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大約一半的人會被淘汰，他也許是其中一員。但如果他順利過關的話，這個工作還是極具誘惑力的。

　　這個工作很誘人，而且對國家非常重要。這就意味著他有了安全保障和一筆養老金，也意味著有了保險和醫療福利，甚至還有一套牙齒護理計劃。也許還要去海外進行許多次激動人心的旅行。那個人說，他會發現這個組織就像一個金字塔，很多人都在底層，頂上的人非常非常少。他到底能走多遠，要看他，也只能看他。

　　「就拿我來說，」他興奮地說。「我開始時在底層，吃了很多苦頭之後才到今天這個地步。」

　　噢，你今天到了什麼地步？阿弗納暗自思忖道，一個五十歲的笨蛋，坐在一把木椅上面試新人，房間裡悶熱難當。很讓人激動嘛！

　　那又怎麼樣？這套位於波羅曉夫大街上的破舊不堪的公寓很顯然是在最底層的。這個組織裡最讓人激動的也許還是在頂層。這位「約翰．韋恩」嚮往的頂層也許完全不同。

　　然而這次面試之後，迷人的牙齒護理計劃卻沒有隨之而來。沒有電話，沒有信件。但阿弗納也永未下定決心。順其自然最適合他此時的心情。這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

　　「你還沒有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那個傢伙的消息嗎？」在一個週末，肖莎娜這樣問他。

　　「沒有。」阿弗納搖搖頭。

　　「他是不是不著急？」

　　恰恰是肖莎娜自己不著急，這個問題等於白問。這個夏天，她就拿到教師資格證書了。他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談特談婚姻。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們愛著對方。阿弗納在部隊的四年中，肖莎娜沒有跟別人幽會過。如果他們結婚的話，她父母會資助他們的。畢竟，他們不可能老是用一輛借來的破車約會。

　　「不僅僅是以色列航空公司，」阿弗納對她說，「我還有一個工作。」

　　「是嗎？什麼工作？」

　　「噢，政府的工作。如果得到的話會非常好。我正在等。」

　　關於這個工作，他跟她就說了這些。肖莎娜也沒問。她有一頭蜜黃色金髮，像公主一般窄窄的五官和像瓷器一樣深藍的眼睛。除此之外，阿弗納喜歡的就是這一點：不多問。但即便如此，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永遠無法言表。

　　一個多月後，他母親收到了一封電報。

　　阿弗納這時差不多把這事都忘了。如果他還惦記著什麼的話，他更急切地想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來信。哪怕做一個乘務員，或者事務長，或者任何空勤人員，都行，只要能旅行。波羅曉夫大街上的那些人，誰知道是些什麼人？

　　這一次，電報上讓他去的地方不是波羅曉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雖然這個地方跟那套公寓一樣破舊。不同的是那個讓他在外面等著的女孩不同了。她不苟言笑，領著他穿過的那扇門也不同，但也沒有任何標記。裡面也不同，雖然木桌看起來是一樣的，但坐在木桌後面的人卻不同。

　　「我們一直在跟你談的那個工作，」那個人說，「你還有興趣嗎？」

　　「有興趣。」

　　「好。」那個人拿過他面前的日曆，在一個日期上畫了一個圈，把它遞給阿弗納。然後從桌子對面滑過來一張紙。

　　「在這天去這個地址報到。記住這個地址後把它還給我好嗎？不要別人送，自己搭公共汽車去。你在那裡要參加一個短期課程。上課期間會有一些測試，課程結束後會有一個考試。其餘的就由我們來定了。」

　　阿弗納有些猶豫不決。

　　「有什麼問題嗎？」

　　「嗯──我被雇用了嗎？」阿弗納說。「我有工資嗎？」

　　「你被接受參加訓練了，」那個人說：「當然，我們會給付你工資的。你將成為一家公用事業公司的臨時雇員，但我還不知道是哪一家。他們每週會寄給你一張支票。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了，沒有了。」阿弗納站起來。「謝謝。」

　　「祝你好運。」那個人向他伸出手，但並沒起身。那個不苟言笑的女孩已經把門打開。沒過多久，這位「摩薩德」新特工已經站在了大街上。

　　那天晚些時候，他和肖莎娜坐在「雪鐵龍」汽車裡，在一陣莫名其妙的衝動之下，阿弗納問她願不願意考慮移民。這個問題問得太突然了，連他自己也吃了一驚。他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促使自己向她提這個問題。

　　肖莎娜不解地看著他。

　　「移到哪裡？」她問道。

　　「我不知道。德國，哪裡都行。也許美國。」

　　「你的意思是永遠嗎？」

　　「當然是永遠。『移民』這個詞的意思就是這樣。」

　　肖莎娜大笑起來，心裡也許有點不安。

　　「說說可以，你不能當真。」她說。「我這個夏天就當老師了。我父母……這是……我們的家。」她看著阿弗納，補充道：「別擔心。你遲早會找到工作的。」

　　阿弗納什麼也沒說。他沒有告訴肖莎娜他已經有工作了，也許還是個不錯的工作呢。儘管他不知道「超時空效應」這個詞的意思，他卻有一種曾經經歷過這個時刻的感覺，他被這種感覺牢牢地控制著。這種感覺很奇特，根本說不清。那天晚上睡覺之前，那個時刻又漂進他記憶裡來。當然，這個時刻就是他父親問他母親是否願意待在法蘭克福而她的回答是「你一定是瘋了」的時候。

　　雖然離上課的時間還有兩個星期，但阿弗納還是在第二天忍不住把「雪鐵龍」借來，開著出去了──當然是一個人──朝著特拉維夫區的海克亞方向。然後取道海法路北行。

　　他心裡充滿了好奇。他很熟悉這個地方，但他記不清哪棟是「摩薩德」培訓中心。他沿著那條路開了一兩個來回，什麼也沒看見，只有一些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不是三五成群地在有很多孔的水泥臺階上散步，就是一堆一堆地坐在那裡。街道的盡頭是一片開闊地，周圍是由鐵鏈連接起來的柵欄。在這片開闊地的中央，從地下升起來一個蘑菇形的圓屋頂，看起來就像一個發電廠，也許是一個防空棚。阿弗納想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個測試。很顯然，他不能這時候才想起來問問題，他也幾乎無法回到坐在木桌後面的那個人面前，告訴他自己找不到那個地方。事實上，也許根本就沒人會回去。因為無論是波羅曉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還是另一套公寓，看起來都像是臨時租用的。

　　他想到了一個主意。他掉轉車頭，把車開到這條街與一條大道的交叉口，然後把車停進一個空蕩蕩的停車場等著。此時車不多，但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有幾輛車出現了，隨後又消失了。阿弗納看著他們，讓他們過去了。他正在等他的第六感給他發信號，發出某個讓他可以進行推理的信號。

　　一個小時過去了，他等的車才來。這輛車和其他車沒什麼區別，車裡的兩個人可能是大學裡年輕的教授或教師。但是阿弗納知道他們不是。他說不清自己是怎麼知道的，正如他後來解釋的那樣，政府的車就是政府的車，即使在以色列也是這樣。

　　當阿弗納開著那輛破舊的「雪鐵龍」跟著政府的車，沿著蜿蜒曲折的偏僻小街而下時，他始終與他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以示禮貌。他們向那片開闊地盡頭的鐵鏈柵欄駛去。快到柵欄時，車頭猛地向右一轉，徑直沿一棟大樓的邊緣奔去。車沒有撞在水泥牆上，而是沿著大樓和柵欄之間的一條狹窄的車道繼續向前駛去。阿弗納這時才看清這條路。在這條車道的盡頭是一扇滑動的開關，它正慢慢打開，讓車進入。在門那邊，路面陡地沉了下去。政府的車消失得無影無蹤。

　　阿弗納沒有跟進去。兩週以後他來這裡報到培訓。除他之外，還有十二個人，都是男的，大多數人的年齡跟阿弗納相仿，只有兩三個人年紀相當大了，有一個人看上去已經四十多了。阿弗納一個都不認識，在年紀較小的那些人中，有兩三個人以前好像見過，也許是在以前部隊裡聯合演習的時候見過。從自己以前的部隊裡來的，除他之外，再沒其他人。

　　一週以後，他收到了通過郵局寄來的第一張支付薪金的支票。是特拉維夫自來水廠寄到雷霍沃特他母親家裡的。一百二十以色列鎊。錢不多，一個人要是靠這點錢來成家的話，那就得三思而行。但是暫時，沒關係。阿弗納從來不擔心錢。即使在那些比現在還缺錢的日子裡，他都沒有擔心過。他所關心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能讓他興奮、四處旅行、幹自己想幹的事情，同時還能讓他超群出眾的生活方式。

　　大多數教官都很年輕，也許只比他大四五歲。只有一個名叫戴夫的輕武器教官例外。他的臉看上去有六十歲了，而身材卻精瘦結實，就像一個二十五歲的運動員。阿弗納很少見到體形這麼好的人。

　　戴夫是個美國人，以前當過海軍，從來沒有學過希伯來語。阿弗納和另外幾位都很樂意跟他說英語，但是戴夫卻堅持說希伯來語。「你們學他媽的槍法，我學他媽的語言。」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他說話的腔調就像美國卡通片中的人物大力水手，緩慢悠長。不知什麼原因，他的聲音裡有一種奇妙的威嚴。「我們彼此都好好學，好嗎？」

　　「我沒問題。」阿弗納回答道。

　　「你們部隊，呃？」這個有些年紀的人問道，「你們部隊教過你射擊嗎？」

　　「他們給我們發了一些槍。」阿弗納謹慎地答道。

　　「你幫我一個大忙，」戴夫嚴肅地說，「你也幫你自己一個大忙。把你以前見過槍這回事忘掉吧。你第一次看見槍是在這裡。」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事實。雖然他在部隊裡學過很多關於如何使用隨身武器的知識──他所在的部隊畢竟是突擊隊──但阿弗納從來沒見過像這個老大力水手那樣射擊。首先，他對身體狀況的要求很高。不是指體力，而是指協調性。「你覺得舉重運動員射得好嗎？」戴夫問道。「舉重運動員射得他媽的一點都不好。如果你想向敵人扔石頭，你就舉重吧。如果你想向敵人開槍，你就跳繩，像個小女孩那樣。」

　　全組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個小時在地下健身房跳繩。十幾個未來的祕密特工就像一群十二歲的女孩那樣跳著。戴夫似乎相信跳繩和使用好手槍這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連繫。其相信程度簡直不可思議。他有一句言簡意賅的話：「你不會跳繩，你就不會射擊。」阿弗納從來不懷疑他說的話。戴夫可以用任何一隻手在二十五英尺開外將牆上的一枚釘子打進去。

　　但這還沒有抓到問題的要害。正如戴夫所說：「如果你想學習目標射擊，你就去參加奧運會俱樂部。我教你的是他媽的格鬥射擊。」

　　在戴夫看來，學習格鬥射擊，就意味著要學習一些對手使用的武器的知識。「你以為他像他媽的目標，會在原地等著你嗎？」他這樣問阿弗納。「他也許射得比你還好。如果你學會了射擊，而且走運，你會活得很長。但如果你學會了迅速縮頭躲避，你就會活得更長。」

　　這句話的意思當然不是說躲避子彈──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說在教室裡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地從彩色圖和幻燈片上學習識別武器。識別敵人可能使用的槍枝的類型。正如戴夫所解釋的那樣，每一種槍都有一定的特點，所以知道是什麼槍也許可以救你的命。「子彈不是他媽的牛虻，不會繞著你轉，子彈走的是直線。」如果你知道別人使用的武器的特性，你通常就能在瞬間決定子彈很可能飛行的方向，並快速地避開它。「你看見他使用的也許是左輪手槍，如果你聰明一點的話，知道所有的左輪手槍都會向右偏一點，即使他媽的世界冠軍也是這樣。於是你朝你的右邊躲。如果你不那麼聰明，向左躲，那你就被逮住了。正好打在這裡。中了。」

　　講到這裡，戴夫總是伸出扁扁的食指，戳在阿弗納的兩眼之間。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當然就是了解你自己的武器了。那位曾經當過海軍的老人最終允許他們把一支真槍拿在手裡的那天，阿弗納驚奇地發現，戴夫給他們的槍是點二二口徑的半自動貝瑞塔。也許這些槍僅僅是用來訓練目標射擊的。

　　「不，這就是你們的槍，你們用這種槍工作。一直用這種槍。」

　　戴夫解釋說，在特工這一特殊的工作當中，與精確性、槍聲的大小和隱蔽性比較起來，手槍的射程和穿透力就不那麼重要了。很顯然，這個理念，尤其是引進點二二口徑的貝瑞塔，是戴夫對「摩薩德」特工組織的武器裝備的獨創性的貢獻。在這之前，以色列特工用的是部隊裡和警察用的手槍，口徑比它大得多，如點三二、點三八，甚至點四五口徑的手槍。「他們問我：這個點二二口徑的槍是什麼槍？你需要更大口徑的槍！」戴夫說：「我告訴他們：相信我，你不需要大口徑的。」

　　戴夫甚至堅持減裝，即減少彈殼裡的裝藥，裝藥一減少，與普通點二二口徑的手槍比起來，子彈的初始速度就更慢，射程就更短。而且，槍聲很小，並且是間歇性的。開火的時候──只是噗的一聲。這種槍不需要消音器，在密封的機艙內射擊時，穿透鋁製艙壁和產生爆炸減壓反應的危險性很小。這樣飛機就不會在空中爆炸。而在現代噴射機上使用其他槍枝絕對是非常危險的。

　　「你擔心槍太小了？」戴夫問道。「你想用大一點的槍？你的敵人是大象還是坦克？如果你的敵人是坦克，就沒有那麼大的槍，要火箭筒才行。但如果你的敵人是人，像這麼小的槍就夠了。」

　　戴夫也不同意點二二口徑的槍沒有射程的觀點。幾個受過部隊訓練的人似乎都有這種擔心。但是一線特工做的事與他們截然不同，在戴夫看來，對一個特工來說，受過部隊訓練比沒有受過任何訓練更糟。部隊訓練人成為一個神槍手，坐在一棵樹上就能把一里之外的敵人放倒。部隊訓練士兵每次扣動扳機時射出幾發子彈。「嘿，你這個倫敦的大特務，」戴夫不無諷刺地說。「也許你想要一支黑克勒─科赫衝鋒槍。真是好槍，一秒一顆子彈。別人只要跟你對視一眼，你就把地鐵裡的人殺光。」

　　部隊──在這點上警察也是一樣──教人把子彈壓進後膛，拉上保險銷，然後把槍拿在手裡向前挺進。戴夫說，忘了那個保險銷吧，絕對保險是根本不存在的。它無法防止你的槍走火──比如，不慎掉在地上──但它卻會妨礙你需要的那天扣動扳機。相反，不要在後膛裡裝子彈。槍也不要拿在手上，除非你想開火。要學會用兩隻手，學會在拔槍的同時把槍管頂部的滑套拉回去。無數次地練習這個動作，直至你睡覺的時候都能輕而易舉地、流暢地完成這個動作。一旦拿在手上，就要開火。不開火的時候就不要拿槍，這就是槍的作用。

　　「你不是他媽的警察。」戴夫說。「你是特工，祕密特工。你拿著槍，對任何人都沒好處，而且他媽的把你自己暴露了。永遠不要用槍來警告別人。請永遠不要，先生們。做個好孩子。不要。你拿槍，就開火。一開火，就命中。」

　　這是重要的一課，他反覆強調。為了開火才拿槍，拿槍就殺人。如果一個強盜要你的錢包，給他錢包；要你的鞋子，給他鞋子；要你的襯衫，給他襯衫。你讓他揍你、侮辱你。但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你不能把他要的東西給他──那就殺了他。千萬不要把槍拿出來威脅他，不要打他的腿，你不是警察，你是特工。你要避免被查出來，最最重要的是，這是你的工作。

　　如果你扣動了扳機，那就扣兩次。戴夫對這點堅信不疑，它跟跳繩用的繩子一樣重要。它是用任何槍，特別是點二二口徑的槍進行格鬥射擊的基礎。這位前海軍解釋道，如果開了一槍就停下來，你的手不可能保持在同一個位置上。不管你練習過多少次，也不管你是誰，都會不由自主地甚至是下意識地移動一點點。你第一次對準了目標，但如果停了一下，那麼再次射擊的時候，你就會打偏。

　　但如果你扣動扳機兩次，無論發生什麼，只要你的目標是對的，都會有兩顆子彈同時命中目標。如果沒有打中也沒關係，兩顆子彈沒打中跟一顆子彈沒打中是一回事。如果你沒打中又還來得及，你可以再瞄一次，把兩顆子彈打出去。但兩顆就夠了，只打兩顆。你每次扣動扳機時，扣兩次。

　　「記住這一點，」戴夫說。「睡覺的時候也要記住，總是噗─噗。絕對不要他媽的噗一次就完了，這樣不好，而是噗─噗，即使在你睡覺的時候也這樣。」

　　阿弗納完成基礎訓練多年後的一天，他在特拉維夫市的加伯汀斯基大街碰到了戴夫。「是你啊？」那個美國老人高興地說。「你怎麼樣？還記得噗─噗嗎？注意別忘了！」

　　阿弗納從來沒忘記過。

　　他不是一個天生的射手，但是憑著「野客」良好、謹慎的作風，他一遍一遍地練習，直到最終達到要求。他不是這個組裡最好的──成為最好的還需要判斷力和節奏感。而阿弗納不具備這些──但他下決心憑藉自己的毅力盡可能地學好。他做到了。在格鬥實踐中，他嘗試拔槍的時候不要離目標太遠──「你以為你在發射洲際飛彈嗎？也許。」戴夫會這樣說──但他也努力克服自己覺得距離太遠會打偏的擔心。「當然，你用槍管頂著他就不會打偏，但是那樣的話，敵人就會狠狠地揍你，這樣你就失敗了。」這就是戴夫關於那個錯誤要對阿弗納說的話，除非他沒有機會說。至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其他的課程也是一樣，攝影課、通信課、爆破課──阿弗納以前在部隊裡學過這些課程，不需要其他人那麼多訓練。突擊隊員必須了解一些爆破的基本知識，這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不過阿弗納不是裝炸彈或拆炸彈的專家──也許裝拆一個簡單的還可以。在戰場上，一個普通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放置、打開炸彈的保險，啟動爆炸裝置。在這個層面上，事情就簡單了。一切都是事先預備好的──雷管、發射機，以及塑性炸藥。這樣的炸藥只需要一小撮就可以把一個保險箱的門炸開。但你不必那麼小心。你可以把它扔在地上，用錘子錘它，甚至用它來撚熄香菸。它的性能十分穩定，你要學習的就是把它做成什麼形狀──可以做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狀，甚至還可以給它上色──然後把它放在起爆管裡，把導線連上。紅色線與紅色線相連，藍色線與藍色線相接，很簡單。

　　證件課程就更有趣了。這是阿弗納最擅長的課程，也許是因為它與第六感有關。不是偽造假證件──因為這是專家的事，別指望一線特工會了解那麼多──而是使用和偵查。這是一門微妙的科學，需要一個人具有推理能力。教官是一個名叫奧特加的阿根廷猶太人。正如他所說，與其說它是一門別的學問，還不如說它是心理學。你必須對身分證件有一些了解、對人有深入的了解才行。

　　奧特加認為，一線特工應該首先學會怎樣識別假證件，然後再學習怎樣弄到和使用假證件。在以色列，「摩薩德」這個組織的實際工作不是從事反間諜活動──另有一個名叫「辛貝特」的國內安全機構負責這個──但在以色列以外的國家，反間諜也是特工的工作內容。更為重要的是，了解別人在使用假證件時所犯的錯誤可以避免他們重蹈覆轍。

　　比如，奧特加給他們每人發一個護照，讓他們隨便在哪一頁做些改變，比如用刀片刮掉一個符號，寫上另一個符號。「你們每個人，在不同的頁碼上這樣做。」他對他們說。「你們把護照還給我的時候，不要告訴我是哪一頁。」

　　他們這樣做了，奧特加讓他們把護照打開，放在他攤開的手掌裡。他能立即說出他們竄改過的地方。護照在這些所謂的偽造者們絞盡腦汁地幹了一個小時的那一頁打開了。護照的裝訂之處總是會彎曲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我讓護照打開的時候，」奧特加說，「我不看護照，我看你。」

　　任何一本護照，即使沒有竄改過，都會在某一頁打開。這本身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持護照的人的目光沒有閃爍不定的話。閃爍不定的目光是你最希望看到的東西，特工是不可能當場崩潰甚至哭起來的。但閃爍的目光也可能沒有任何意義，或者跟你關心的事情沒有關係。也許那個傢伙在走私香菸呢。這時你的第六感就要介入了。如果你沒有第六感，你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特工，無論你是查假證還是用假證都是這樣。

　　就阿弗納來說，這是他作為一個特工的優勢所在。他才華橫溢，特工所需要的那些本領他都有。確實，在諸如數學和科學這些令人懼怕的課程上的能力，有時候也是需要的。有些設備特別是那些通訊設備，複雜得難以置信，有擾頻器，還有反擾頻器。發射機發射一次就能發出一個小時的信息。阿弗納覺得加密和解密的原理非常難學。一次性密碼本對他來說總像個謎一樣，還有電腦。他最缺乏的是記憶技巧，身體的協調能力也只是中等。他的駕駛技術也是技巧不足，勇氣有餘，就像他說英語和德語一樣，敢說，但說得不好。他雖然能很快抓住一個事件的全局，但在細節上卻沒有耐心。

　　然而──關鍵就在這裡──在「摩薩德」特工組織裡，沒有專業才能的人也有施展本領的機會。有許多無線電信號天才或化學奇才只能待在實驗室裡生產隱形墨水。他們也需要掌握全局的人。像阿弗納這樣的人，也許沒有任何專長，卻善於推理。

　　阿弗納擅長根據事實推理。在他心裡好像時常有一個聲音在低聲對他說：不要在乎那個，注意這個就行了。不管是證件還是人，他總能幾乎是下意識地記住那些最小的標記。就拿他們練習時用的比利時護照來說，他雖然不能立即說出毛病出在哪裡：簽證好像是真的；揉搓的時候，顏色也沒有黏在手指上──對著光看紙張也不是那麼薄──但他頭腦中有一個警鐘，他必須在三十秒內作出決定，就像真的在機場一樣，要麼把乘客扣留下來，要麼向他揮手告別。他又看看護照，當然──是看護照上的照片，夾照片的金屬迴紋針完全生鏽了。鏽跡斑斑的迴紋針應該在證件上夾了兩年了，而且好像一直是裝在滿是汗漬的口袋裡的，但是反面卻與之不符，鏽跡很少。後來換上去的照片上沒有什麼鏽跡：鏽跡是無法放回到跟原來的照片一模一樣的位置上的。

　　阿弗納也擅長「掃描」藝術，即密切留意周圍不尋常的事情。「掃描」藝術不是一門獨立的課程，永遠保持警惕被看作是對每個特工的要求。「掃描」，簡單地說，就是用你的眼球頻繁地掃視你周圍的環境，就像雷達的信標一樣。絕不要讓全部注意力在一件物體上停留幾秒鐘以上。為了使「掃描」成為一個絕對的、二十四小時都具備的習慣，教官們常常在出乎受訓人員意料的時間和地點為他們設置一些意想不到的陷阱，他們下班後在特拉維夫的大街上散步的時候也不例外。教官們教他們如何把一切反射面──櫥窗、車門──當作鏡子，隨時了解周圍的一切，同時又讓別人對他們的行為沒有察覺。

　　「掃描」確實成了大多數特工一輩子的習慣。但阿弗納很快注意到了另外一點：「掃描器」的身分也會暴露。比如，特工們很少笑。事實上，大多數特工面無表情，一方面要不停地用眼睛掃描，另一方面又要讓面部的表情豐富多變是很難的。這是另一種知識，阿弗納把它儲存在下意識裡，以備將來之需。

　　作為一名偵察員，不僅僅是事情會立刻影響你，還有信息也會影響你，這是特工培訓中主要的一點。在阿弗納待在蘑菇形的圓屋頂下的六個月中，這一點比其他什麼都重要，一再強調。他們經常出去偵察。搭汽車去海法，在酒店的大堂裡坐到下午四點，然後回來一點不漏地告訴教官他們看到了什麼。不要剪輯，不要判斷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把你記得的東西全部說出來──每件事都要記得。

　　當然，要做到這點需要記性和耐心──這不是阿弗納的強項──這項訓練讓他對人性有了深入的了解。通常，在第一個受訓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會有另外一個組的一個受訓人員坐在海法一家酒店的大堂裡。如果他們的匯報大相徑庭，教官就會對他們說：「聽著，夥計，為什麼不到隔壁給我把這個問題搞搞清楚。」

　　通常，答案很簡單。一個受訓人員在觀察時感到無聊了，或者餓了，就會去找咖啡或者三明治。特工也是人──菸抽完了，要洗澡了──這個因素常常在另一個特工的分析中被省略掉，有些受訓人員想像力非常豐富，喜歡誇大甚至虛構。這些訓練不僅僅是訓練或測試他們的觀察力，而且還可以搞清楚他們的某些品性。他們會不會捏造，或者會不會添油加醋？他們能不能把觀察和想像分開？碰上自相矛盾之處，他們是據實承認還是頑抗到底？

　　這對於另一個領域的培訓是至關重要的。在這個領域中，阿弗納是最好的。這就是策劃。設計一個模擬的軍事行動，選人，把需要的輔助工具列出來。在一組學員中選誰擔任什麼任務──根據他們各自的強項、特長和個性──可能是成功的關鍵。

　　教官很快注意到，阿弗納能根據這些同伴各自不同的特點和性格，讓他們扮演不同的角色。他能大大地超越這些表象。比如：假定一次虛構的任務是祕密進入設在羅馬的阿拉伯人的大使館，摧毀它的通訊室。阿弗納就會要住在當地的羅馬特工向他詳細匯報在整整一個星期內大使館每天二十四小時的日程安排。在行動前的三天時間裡，他會指派最不活潑但最可靠的特工畫一張周圍街道的交通圖。假定這個虛擬的大使館裡有一個套房，阿弗納就會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想租住這個套房的西德商人，從而弄到所有樓層的布局。他會用盡可能少的人完成每個階段的任務。他絕不親自向自己的特工通報情況，而是讓各個部門最聰明、最細心的人來做這件事。

　　最後，他會在這份方案上簽上他的大名，筆跡粗大醒目。他為這份計劃感到自豪，也知道為自己的計劃感到自豪的重要性。有一次，教官來回看著那幾份計劃，舉起那些潦草難讀的字跡，諷刺地說：「瞧，這是一個大英雄的簽名。」

　　在阿弗納看來，教官說得沒錯，一個人的簽名越不清楚，他對自己的計劃越是缺乏自信。在實戰中，阿弗納總是要看送給他的方案上的簽名。如果他能毫不費力地讀出這些名字，這個人很可能就能活著回來。

　　這屬於心理學的範疇。在各個領域的訓練當中，那些阿弗納認為的信息背後的心理活動給他的印象最深。那些信息他也許不會記得太久，但他總是記得當時的心理活動。至於那些技術上的細節嘛，他可以問別人或者查閱資料。重要的是心理活動，它可以幫助他獲得新的信息。

　　比如，阿弗納永遠不會忘記教官談到證件時說的一番話──雖然只是隨便說說而已，但他卻一直記得。

　　從證件的性質來說，有各種各樣的假證件。從特工也許會使用的永久居留證到一小時證件──比如，從機場廁所偷來的遊客的護照──在緊急情況下，特工也許可以用它來過境。但是奧特加說，與證件的性質比起來，你對證件的信心更為重要。證件永遠不會獨自發揮作用，只有跟你聯繫在一起時才發揮作用。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證件，或者不相信給你證件的人，你會把一個永久性的身分證件降級為一個一小時護照。反過來，即使你拿著偷來的駕照，只要你相信它，你也能走得很遠。

　　在一線特工執行的每項任務中都有某些心理活動的成分。如果在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設置監控點，一對年輕夫婦引起的注意要比，比如說，一個穿著雨衣、孤零零地坐在一家咖啡館的露臺上看報的人少。但是在西西里島或者科西嘉島，把任務交給一個孤身一人的男人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考慮。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安全屋最理想的主人是年紀稍大的夫婦。而在索爾邦大學，一對男女學生最不顯眼。阿弗納第一次跟蹤開車的教官時，他以為教官會玩各種飛車技巧，完全沒想到他跟蹤的這個人在特拉維夫慢得像一個老太太，每次轉彎的時候都要打信號燈。最後在黃燈的時候，教官甚至停了下來，就在信號燈變成紅色的一瞬間，他倏地穿過了繁忙的路口。阿弗納跟不上他了，要是跟下去的話，就要出交通事故了。這次經歷雖然簡單，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許多受訓人員希望學到固定的規則，確切的程序。固定的規則雖然有，但對特工來說，一成不變地照搬書本是最致命的錯誤。它不是一個按部就班的工作──這也是為什麼阿弗納覺得這個工作那麼適合他的原因。祕密就在於掌握規則但又不受規則的束縛，能夠即興發揮且總能應付突發事件的人將會脫穎而出。不像部隊，說到底，它屬於官僚機構。而這項工作，卻是為那些不馴服的人量身定做的。至少阿弗納是這麼認為的。

　　六個月之後，訓練移師野外。對有些人來說，進入這個階段之前沒有什麼正兒八經的考試。但實際上，每天的訓練任務都是一次考試。通過這些考試，教官對這些未來特工們的表現進行評估。阿弗納不知道在他們這組人中哪些人「考過了」或「沒考過」。這方面的信息他們從來不告訴其他人。一個受訓人員再也見不著了，也許就意味著他有了別的任務或者分流到某個特殊領域去了。但也可能意味著中途輟學了。關於這些，受訓人員總是在私下議論，從來沒有問過，也沒得到過任何正式答覆。

　　在移師野外訓練之前，阿弗納接到指令，讓他參加幾個特別情況介紹會，是關於工作程序和匯報程序的，還包含一些有趣的技術信息，但無甚令人驚異的東西。有一個通報會比較特別。阿弗納不知道是應該把它看作一件沒有價值的東西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很滑稽──還是應該把它看作一個不祥的徵兆。他的第六感告訴他，它像父親提及的那類陰暗的問題。阿弗納雖然感到有些不安，但還是決定一笑了之。

　　介紹情況的那個人，容貌並沒有什麼超凡的魅力，但頭髮邊緣有一些像本．古里安總理那樣的白髮。他那張侏儒一樣的臉上透露出惡毒與奸詐。他的身材也像個侏儒，也許不到五英尺。他坐在一把木頭椅子上，雙腳幾乎搆不著地面，面前的桌子上亂七八糟。

　　他的手指被菸草燻得黃黃的，那雙賊亮的眼睛從不安分的眉毛下面嘲弄地凝視著阿弗納。一邊的眉毛高高聳立於額頭之上，彷彿一個永恆的問號。原本白色的襯衣上汙漬斑斑。

　　阿弗納斷定，他不僅僅是一個加里西亞人，而是所有加里西亞人的祖宗。

　　「你們要出去看世界了。」這個加里西亞人開口說道。「很好。現在坐下聽我說，我有幾件事要告訴你。

　　「首先，不要因為我的話而感到不愉快。這不是私事。我從來沒見過你。我現在跟你說的這些，我跟其他人也說過。

　　「你想知道我桌上的這些書是幹什麼用的嗎？是會計書。你知道我用這些會計書幹什麼嗎？我想知道你們花了多少錢，為什麼花這些錢，所以我坐在這裡看會計書。

　　「我告訴你這些，是因為你們有些人覺得這一趟應該要花很多錢，這些錢是由以色列國家派發給你們為個人謀福利的。現在我在這裡提醒你，不是。我只提醒你一次，每個人我都只提醒一次，我不會再告訴你這些。我要發票。

　　「我要你執行公務時花的每一分錢的發票。如果你要搭計程車，可以，你給我發票。如果你要租船，可以，你給我發票。如果沒有，就要從你工資中扣除。

　　「如果你搭計程車，最好是出於工作需要。我會問你為什麼要搭計程車。能坐地鐵就坐地鐵，能坐公共汽車就跟其他人一樣，坐公共汽車，走路也行。你花了不該花的錢，我就從你的工資中扣。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如果工作需要，那就花吧。你的工作特殊，而不是你特殊。在我這裡不管你做什麼，你不是英雄。你把希特勒綁到這裡來，我要說，發票在哪裡？長途電話是不是打給私人的，是不是打給你女朋友的？如果是，自己掏錢。

　　「我之所以說這些，是因為你們有些人覺得你們在為富有的銀行家巴隆．羅斯柴爾德工作。你們別指望會得到很多錢。我怎麼跟你說呢？你不是在為銀行家巴隆．羅斯柴爾德工作，你是在為以色列工作。談到錢的話，你是為我工作。」

　　那個加里西亞人停下來抬起頭，望著阿弗納的臉。「請明確告訴我，」他說，「我有沒有沒說清楚的地方。」

　　阿弗納站起來。

　　「你說清楚了。」他回答道。他心裡想的是：你想怎麼樣？人總是按自己的標準來判斷一切。你這個加里西亞老賊也許是個順手牽羊的高手，自然會以為別人也是這樣。

　　就阿弗納來說，他被冤枉了。不僅阿弗納被冤枉了，其他很多人也被冤枉了。那些熱衷於偷竊的人──別說偷竊了，就是賺錢的人──也不會加入到這些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月薪只有六百五十以色列鎊的人的行列裡來。簡直是胡說八道。

　　他們被送往野外訓練之前唯一正規的考試是心理考試。很顯然，上層人物們對他們為什麼選擇這個而不選擇那個感到好奇，儘管大家總是開玩笑──你這樣做一定是發瘋了，諸如此類──但很顯然大多數受訓人員都認為自己是非常正常的人。阿弗納當然也認為自己是正常人。其他人──嗯，也許有點古怪。但是心理考試的結果似乎不同。阿弗納總是有一種直覺，要證明自己是合適人選，有些測試必須做點調整。

　　壓力並不是來自考試，考試很簡單。在阿弗納看來，這些考試很有意義，而且搞清楚他二十四小時不吃不睡之後還能不能解決一個數學難題也非常有意思──雖然他的數學從來沒有好過。答案很迷人，也讓人滿足。他不僅能夠，而且願意回答得更快一點，更準確一點。

　　其他幾門考試都是通過耳朵來完成的。阿弗納必須了解他們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答案，然後設法給他們什麼答案。不管這些答案是不是他的真實想法。在他看來，重要的是，「摩薩德」似乎對特工的某些品質並不滿意。但沒有這些品質他就不可能、也不會被招來做特工。聽起來就讓人發瘋。

　　比如，他的第六感告訴他，「摩薩德」根本不喜歡約翰．韋恩這個角色，甚至那個荷蘭男孩的角色。說得更準確一點，他們只希望約翰．韋恩獨自跟全城的牛仔較量，而不希望他首先動手。他們痛恨英雄。如果「痛恨」這個詞太重的話，至少是他們不喜歡或不相信英雄。阿弗納覺得他們不希望特工在工作中獲得的享受超過一定的程度，他們甚至不希望他們對敵人懷有非常強烈的感情。比如，一個受訓人員，他是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人，對阿拉伯人相當痛恨──這不奇怪，因為他們在一九四九年殺死了他們全家。阿弗納從教官的眼神中看得出來，這位亞歷山大人在組織裡的前景並不光明。

　　按照「摩薩德」的觀點，一個理想的特工應該精確、可靠、鎮定，猶如一臺精心製造的機器。在一個層面上，他對於工作的熱情應跟電腦晶片或磁極羅盤差不多。雖然他不應該愚蠢無知，或者麻木遲鈍，但他的表現也不應該依靠他對任務的「感覺」。還有，他也不能創新，也不能忠於職守。他應該是充滿激情的愛國者──但不應有絲毫的盲目。他應該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應腦袋空空，沒有任何想法。他應該是一個蠻勇之夫和一個執業會計師的混合體。總之，他應該集那些很難在同一個人身上找到的品質於一身。

　　就阿弗納來說，這是一個白日夢。他不具備這樣的品質。在他看來，他認識的其他受訓人員也不具備這樣的品質。他們──嗯，坦白地說，都各不相同，就像特拉維夫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樣。他們都愛國。但在以色列，特別是一九六九年，誰不愛國？如果那樣的人是「摩薩德」心理學家想要的，那他就是那樣的人。他感覺到正確答案應該是什麼樣的。任何心理測試都不會同時考慮到他，也考慮到生活向他提出的挑戰。

　　另外，阿弗納也知道，不管他們喜不喜歡約翰．韋恩，他們絕不會後悔選擇了他。他將成為他媽的自他們招募特工以來最好的特工。他將拯救以色列一千次卻無人知曉。當他工作多年成為他人的榜樣以後，以色列總理寫來了感謝信時，他也許會把這封信拿給他的母親。「你做了些什麼？」她這樣驚叫起來。他只是說：「喔，我不能告訴你。什麼也沒幹。」

　　當然，阿弗納無法最終知曉他是不是愚弄了「摩薩德」心理學家。也許他們從他身上沒有看出來那個荷蘭小男孩。也許看出來了，但適合他們。不管是哪種情況，他們讓他飛起來了。確實是這樣。他的第一次野外培訓任務去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如果他姑媽的朋友及時給他找到一個工作的話，他也許早就在這家航空公司工作了。他當了一名空中警官，負責保護飛機上乘客的安全。

　　其他人也許認為這是最底層。但對阿弗納來說，他的夢想終於成為現實。雖然不是飛機駕駛員，但總算能飛了。即使飛機起飛只在機場上空轉一圈，他都覺得很棒了。但飛機不只是在機場上空轉圈，它飛到了世界各地。僅僅幾個月之內，阿弗納就飛過了歐洲許多大城市，全都是公費。

　　雖然他訓練時是情報特工，但起初分配給他的工作並不是收集情報。當然人們也不把這種祕密情報跟間諜連繫起來。在他看來，那個時候，真正從事情報工作的間諜相對來說比較少。毫無疑問，也有幾個特殊的特工混進政府擔任要職，也有幾個特工去拍攝軍事機密。像埃利．科亨這樣具有傳奇經歷的間諜很少。大多數特工幹的跟阿弗納訓練的內容一模一樣。

　　阿弗納要做的事──除了在以色列航空公司保護乘客和機組人員的人身安全之外──就是暗中監視公共場所。他自然要把觀察到的東西作詳細匯報。比如他就在巴黎奧利機場待了整整一天，對機場進行研究，記下出口和入口、能夠進入飛機跑道的各類交通工具，還有監控器的位置。無論這些監控器是真的還是假的，他都記下來了。他假裝給幾個空姐攝影，攝下了幾個海關和護照檢查處換崗的情形。

　　在羅馬、倫敦和雅典，他在指定的阿拉伯和俄羅斯大使館外要麼待一個上午，要麼待一個下午，不能太顯眼。至於怎樣做到不顯眼，這是他自己的事。在旅遊城市就是坐在咖啡館裡也有意義──阿弗納的第六感總在提醒他，要避免刻意的偽裝──在倫敦，在大使館對面的公園裡遛狗也是很自然的。有一次在羅馬，他租了一輛卡車，在上面放一個「繞行」的標誌，在利比亞大使館外輔道的下水道裡忙了開來。

　　有時候他只需要匯報進出大使館的車輛，把來這裡或停在附近的車子的車牌號記下來。然而更多的時候，他要把照片上的一個人的面部特徵記下來，然後報告他是否看到過這個人進出大使館。阿弗納不用跟蹤他，只需盡量靠近他，並予以確認。

　　有時候，他跟一個辦事員差不多，做的事跟訓練的內容不相干，跑差、給遞送情報的人酬勞，或者──正如他後來所說──與一個女孩在倫敦租安全屋。安全屋必須靠近至少兩條主要高速公路，還要儲存一些食品。他們扮成夫婦去租房。房子的周圍全部住著小康家庭。那個女孩是倫敦的永久居民，她住在另一個地方。按照事先設計好的步驟，安全屋的鑰匙就保存在那裡。

　　阿弗納以極大的熱情和極為認真的態度來執行各項任務。坦白地講，他從工作中找到了樂趣。當他聽說──他總是不時地聽說──另一個受訓人員在進修通訊、攝影或語言方面的高級課程，明顯在為向高層滲透、獲得長期居留權或者收集更多複雜的情報做準備時，他甚至一點都不嫉妒。當一個人每週都能去一個不同的大城市時，誰會想去學習偽造證件或製造炸彈的高級課程呢？如果他們命令他去學習高級課程的話，他也會盡力去學的。但他最喜歡的還是一個人待著，坐在羅馬的一家咖啡館裡，或者在巴黎遞送包裹。阿弗納估算了一下，要是用他的工資的話，至少要積攢一年才夠他旅行一次的費用。而這樣的旅行他每週都有好幾次。

　　到現在，發票的事簡直可以說讓他發瘋了。他會發瘋的──他畢竟是個「野客」，「野客」都非常細心──他在「摩薩德」老巢遭遇這位加里西亞人的祖宗，使他在花政府的每一分錢時都要再三確認。並不是因為那個老加里西亞人嚇唬了他，而是因為他不想讓那個老傢伙得逞，抓住他的把柄或者對他的花銷提出疑問。阿弗納寧願花自己的錢辦公事。有時候他也是這樣做的。有一次在巴黎，他在買一杯鳳梨汁時，意外地把現金收支票據搞掉了，只好回到阿拉伯大使館對面的咖啡館，在擁擠的遊客的腳下尋找，「像個十足的笨蛋，」他心想，「如果敵人知道加里西亞人怎樣管理『摩薩德』的話，他們只需要找到那些趴在地上尋找五法郎發票的人，就找到了以色列特工。」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另一個集體農場。他這個「野客」又置身於加里西亞人之中了。但他並不煩惱。事實上，在「摩薩德」這個組織中，一個「野客」也許還是一筆財產呢。在集體農場，那些加里西亞人並不真正需要他：他們靠自己就能把每件事辦得好上加好。但是在這裡，特別是在歐洲工作的一線特工中，有個古怪的「野客」並沒什麼害處。像加里西亞人這樣聰明、勇敢的人，他們是不會消失在幕後的。由於他們特有的舉止言行和生活態度，同化不是他們的強項。這樣，語言的問題就來了。從總體上來說，以色列是個使用多種語言的國家。父母或祖父母為東歐人的年輕以色列人很少有外語說得好的人。也許是因為「野客」身上有比較多的德國人或法國人的血統，所以他們常常被誤認為這些國家的人。他們不喜歡身上穿著西服，腳下穿著跑鞋。

　　阿弗納總是在歐洲才有家的感覺──比在以色列更覺得像在家裡一樣。歐洲人購物、過馬路、訂餐、叫計程車的方式更適合他。人們的穿著或打招呼的方式，女士們回望男人的眼神，都與他心目中人們應有的舉止行為一致。雖然他幾乎沒有學過巴黎或羅馬的藝術、建築和歷史，但他確實知道哪裡旅館乾淨、便宜，什麼東西在哪裡賣以及哪條路去機場最便捷。他也知道哪裡有咖啡館和夜總會。他是火車時刻表、郵局作息時間表和小紀念品方面的專家。他喜歡的很多東西都在喧鬧、高度發達的歐洲城市裡。他喜歡這裡的氛圍。

　　除此之外──跟大多數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不一樣的是──阿弗納在歐洲有私人關係。他在法蘭克福上學時最親密的朋友安德雷斯就在那裡。

　　坦白地說，他第一次去法蘭克福時，還沒有想起安德雷斯。這不奇怪：在這之間的十一年間發生了那麼多事──集體農場、「六日戰爭」和「摩薩德」組織──但他記得外公。阿弗納一直想著法蘭克福那些著名的建築物。但在飛回特拉維夫的途中，他想起了安德雷斯。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在電話簿中找他的電話號碼。

　　他沒有找到安德雷斯的號碼，但找到了他父母的。他們好像不知道──或者說不想告訴阿弗納──他在哪裡。他們讓他去找另外一個朋友，那個朋友是個年輕女人。她在電話裡非常冷淡，聲稱不知道安德雷斯的任何消息。

　　阿弗納憑他的第六感回答道：「噢，也許我搞錯了。我住在假日酒店四百一十一號房間。我還要在法蘭克福待一天。」

　　安德雷斯給他打電話時大約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驚：他們談起話來好像沒有分開過幾天。他們約好第二天在歌德廣場的戶外咖啡館見面。阿弗納提前十分鐘到了。提前赴約已成為他的一個習慣，他得以防萬一，即使跟一個兒時的朋友見面也是這樣。早點到，以防意外。但他遇見了一件讓他非常意外的事。

　　阿弗納坐在那裡，安德雷斯從轉角一出現他就認出來了，也許只有三十碼的距離。不過，他已不像他兒時的朋友了。他認出他是照片上的一個人，要他牢牢記住的一個人。一個不太重要的德國恐怖分子。他以前是個學生，現在是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的一個成員。不是一個大人物，只是一個走卒而已。

　　阿弗納看著安德雷斯停下來，猶豫了一下，然後開始朝咖啡館露臺上的那些人望去。他又讓他看了幾秒鐘，好讓自己收回思緒。

　　這時安德雷斯的視線停在他身上。他離他越來越近。

　　「你是阿弗納嗎？」他輕輕地問道。

　　阿弗納打定了主意。他站起來，大笑起來，然後像以前一樣，用拳頭在他朋友的背上捶著。真是運氣好啊，只有傻瓜才不覺得他們的重逢不是因為運氣好。

　　安德雷斯只知道他兒時的名字，這個名字阿弗納在部隊裡改了，他部隊裡的人都把名字改了。他沒有把自己的職業告訴安德雷斯，甚至連在以色列航空公司當空中警官都沒有告訴他。什麼也不說最簡單。讓安德雷斯說。誰說得清他有朝一日會通過他跟什麼人連繫？

　　這種考慮具有預見性，阿弗納沒法知道自己的預見有多準。沒法知道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自己的一生會徹底改變。

　　但是那天下午在歌德廣場路邊的咖啡館裡，他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回憶往事。除了追憶往事之外，別的什麼也不提。安德雷斯幾乎沒有透露自己的任何消息──他說他從大學裡輟學之後一直想當作家──阿弗納對自己的工作同樣說得含糊不清。他說他在為以色列一家皮革公司工作，經常跑歐洲。他們的談話沒有涉及政治。分手之前，安德雷斯給了他一個電話號碼，阿弗納可以隨時打這個電話跟他連繫，或者留言。

　　從那時開始，阿弗納只要一去歐洲，就去找安德雷斯。有時候他們見面喝一杯啤酒就完了。有時候他們只在電話裡說說話。談話的內容主要是回憶過去的時光，好像他們已人到中年，而不是二十三歲的年輕人。阿弗納覺得安德雷斯在重續他們往日的情誼時顯得非常謹慎。阿弗納也不逼他，順其自然。有一次，他告訴安德雷斯他要去蘇黎世，安德雷斯請他從瑞士寄一封信。

　　「是給一個女孩的。」他向阿弗納解釋道。「我告訴她我要出去一趟。」

　　阿弗納替他寄了這封信，沒有問他信裡的內容或者調查這封信的地址。這是他幫他的一個忙，也是安德雷斯的一份信用狀，他有朝一日會收回來的。他們第一次見面之後他就打定主意──雖然他也猶豫過──不把他們接觸的情況告訴「摩薩德」。這不是一個忠誠不忠誠的問題，而是一個他父親說起過的問題。

　　阿弗納剛剛開始訓練時，他的父親就知道了他的新職業。他沒有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也許是他父親在「摩薩德」組織裡的老關係告訴他的，也許是他自己推理出來的。「自來水廠怎麼樣？」有一天他問阿弗納。還沒有等他來得及回答，他又接著說：「你真蠢。但生活是你自己的。」

　　「這是你最好的建議嗎？」阿弗納問道。他父親搖了搖頭。

　　「你不願意接受我最好的建議，」他回答道。「所以再給你也沒有用。但我要給你第二個好的建議。一旦進去，就要努力工作。按程序辦事。做個人人喜歡的人。但別把自己的底牌都亮出來，袖中總要有一張牌。」

　　於是，阿弗納決定隻字不提安德雷斯。這樣會更加安全。如果有人看見他們在一起──認出了安德雷斯──他只不過是一個兒時的夥伴而已，阿弗納沒有把「摩薩德」給他的那張模糊不清的照片跟他聯繫起來，沒想到他是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的恐怖分子。疏忽了，僅此而已。他是他口袋裡一張可以降低風險的王牌。

　　接下來的兩年，時光飛逝，平靜無事。阿弗納繼續享受著工作帶給他的樂趣。上司似乎對他的表現也很滿意。作為一名特工，他的級別仍然很低，沒有從事過真正的情報收集工作，但分配給他的任務在逐漸升級。偶爾還會讓他持公務護照飛往歐洲的首府城市──雅典或倫敦──到那裡之後，當地「摩薩德」的頭頭會給他提供另外一個護照，讓他換一種身分，比如說，一位西德商人。他拿著這個護照飛往另一個城市，比如蘇黎世或者法蘭克福。到了那裡他就去見一個在阿拉伯國家工作的以色列特工──一般是一個東方猶太人──向他通報或匯報情況。按慣例，扮成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國家工作的特工是不帶回以色列做例行匯報的。這樣做的目的是減少登機時被阿拉伯特工發現的風險。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歐洲，都是這樣。大多數國家也都是這樣操作的，他們的四分之三的祕密情報都是在遊客眾多的首府城市交換的。

　　關於這個，阿弗納發展了一套有些挖苦意味的理論。簡單地說，就是：要論祕密接頭的話，伯明翰跟倫敦一樣好，法國東北部城市南錫跟巴黎一樣棒。但是──間諜也是人，如果可以在巴黎待一個星期的話誰願意在南錫待著？阿弗納當然不反對這種做法。這是對工作的一種額外補貼。

　　那個時期，阿弗納的很多任務就是直接或間接地防止恐怖活動的發生。一九六九年夏天，阿弗納加入「摩薩德」組織。在這之前不久，國際恐怖主義，尤其是針對以色列的恐怖主義浪潮迅速蔓延到很多國家。

　　一九七二年秋天以前，恐怖分子襲擊的主要是以色列以及西方國家的空中運輸及設施。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們炸毀了一架從蘇黎世起飛的噴射式客機，導致四十七人死亡。同一天，一架運送郵件的奧地利飛機在前往特拉維夫途中被炸毀。在這一系列恐怖襲擊發生的前幾天，另外一個恐怖組織在慕尼黑機場把手榴彈扔進一輛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汽車裡，造成一死十一傷，包括不得不做截肢手術的以色列著名演員漢納．瑪隆。同年九月六日至九日，五架飛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只有一架飛機──一架飛往阿姆斯特丹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七〇七──僥倖逃脫──空中警官開槍打死一名劫機者，活捉其同夥、女恐怖分子雷拉．卡爾德。另一架飛機被劫持到開羅，並將其摧毀。另外三架飛機被劫持在約旦的道森軍用簡易機場，扣押了三百名人質。這三百名人質最終被釋放。條件是交換先前在瑞士、英國等地被抓的恐怖分子。

　　儘管這次襲擊大獲成功，但恐怖分子很快就後悔了。數週之內，約旦國王胡笙把所有的恐怖組織驅逐出境，在驅逐的過程中還殺了很多人。這反過來又導致了「黑色九月」組織的形成。

　　幾十年來人們忽視了政治恐怖這個武器。新的一代只不過重新發現了這個武器，許多值得尊敬的國家或運動都曾一度使用過這個武器。

　　一九七一年，「法塔赫」首次進行恐怖襲擊，目標是鹿特丹的油庫，然後──為報復胡笙國王殺害自己的同胞──襲擊約旦的航空公司和位於開羅、巴黎和羅馬的政府機構。「法塔赫」首次襲擊的成功使他們的膽子更大了。那年年底，襲擊行動開始升級。十一月，幾名持槍歹徒在開羅喜來登酒店前的臺階上暗殺了約旦首相。兩個多星期以後，他們在倫敦向約旦大使扎伊德．雷法伊開槍，使其受傷。

　　而「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在以色列的首輪襲擊卻沒有那麼成功。一九七二年五月，他們劫持了一架飛往特拉維夫的比利時噴射式客機，想以此交換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中的三百一十七名巴勒斯坦游擊隊員。可是，以色列傘兵突然衝進飛機，逮捕了兩名「黑色九月」劫機者，從而使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中的巴勒斯坦人上升到三百一十九人。

　　阿弗納的部分任務就是在歐洲的機場裡閒逛，在恐怖分子登上飛往以色列的飛機之前把他們識別出來。這項工作雖然靠推測，但也不全靠推測。有時候有人會向「摩薩德」報告，近期有一次恐怖襲擊。可是他們對諸如恐怖分子在哪裡登機，登上哪一架飛機，有多少人，他們的身分又是什麼等細節卻不甚清楚。恐怖分子通常是年輕的阿拉伯人，但從理論上講，恐怖分子可能是任何年齡的人，也可能是任何國家的人，或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也可能男女都有。有些同夥還可能不知情。

　　並不是所有的恐怖活動都是蓄意破壞或劫持飛機，有些恐怖分子帶著各種各樣的任務在以色列境內活動。還有一些則在以色列占領區招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從事間諜活動或破壞活動。

　　「摩薩德」曾對可疑分子作過某種描述。他們確實存在某些共同特徵，但每個細節都符合的人很少。比如說，通過審問被捕的恐怖分子，「摩薩德」對一名年輕的巴勒斯坦游擊隊員在恐怖襲擊前四十八小時的活動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縱情作樂。住在最好的酒店裡，身上的錢通常只夠買一張去以色列的機票。大多數人都不會想到要在他們聲稱要去的這個國家訂房，也說不出要去拜訪的朋友或親戚的名字。繞道去以色列也是他們通常的做法。因此，一個自稱學生的年輕人卻住在日內瓦最昂貴的酒店裡，身上揣著一張從巴黎、羅馬或者雅典到特拉維夫的單程票，卻沒有打算待在以色列任何地方的人，被看作是可疑人員。

　　跟處於壓力下的人們的行為一樣，恐怖分子的行為還可通過其他方式來斷定。他們旅行時，行李通常很少，要麼是一個粗呢包，要麼是一個小手提箱，而且喜歡緊緊抓在手上，或放在自己的膝蓋上，而不是放在空座上或候機大廳的地上。他們會抽很多菸，而且頻繁上洗手間。他們不能專心致志地看一本書或一本雜誌，通常會嘩嘩嘩地翻著。對他們來說，全神貫注似乎很難。如果準備劫機的話，他們會有三四個人在一起。候機的時候，他們從不坐在一起，但是會頻頻地交換眼神。（一名「摩薩德」特工曾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波爾機場，通過與照片對照認出了一名恐怖分子，並通過這名恐怖分子緊張的眼神輕而易舉地找到了另外兩名恐怖分子。）從行動的位置來看，靠走廊的位置應該更方便一些，但恐怖分子們似乎更喜歡靠窗的位置。

　　「摩薩德」心理學家把以上這些叫做「投影描述」，但並不一定很準。事實上，它不具備什麼科學性，有些是常識。但如果沒有那種特別的感覺，或者沒有特別的推理能力的話，僅僅依靠這些描述是很難的。阿弗納執行過幾十次這樣的任務，可警鐘只敲響過兩次。有一次，所有的特徵都具備──可在審問那對年輕夫婦時，除了發現了大量的麻醉品之外，其他什麼致命的東西都沒有發現。而另一次被他抓了個正著：他的懷疑得到了證實，那個人是在西岸招募恐怖分子的重要成員。他身上揣著一張雙程票，但他不抽菸，不上洗手間，在候機廳沒有跟任何人交流眼神。阿弗納搞不清楚是什麼促使他給特拉維夫打電話，並建議等那個人一到就扣下來審問的。他的確是個阿拉伯人──但其他許多乘客也是。

　　不過，也不能說阿弗納已成為反恐專家。這期間他承擔的都是一些較為低級的任務。這適合他。因為，首先，他不認為這些任務低級。其次，這些工作一般都在國外。在國外就意味著旅行。到一九七一年末他甚至連紐約都去了：這是最遠的一次旅行。夢想最終成為現實。

　　儘管阿弗納不再是空中警官，但他仍然不時地承擔一些安全任務。有一次他參加了一個行動，就是把一個叛逃者──從來沒人告訴他這人是誰──從西柏林偷偷弄回來。這個任務很複雜。後來阿弗納開著一輛以色列航空公司運送食品的卡車穿過機場周圍柵欄上的一個缺口，徑直向停在那裡的一架波音七〇七開去。他以前從來沒見過那個人。另外一次是作為戈爾達．梅爾的貼身保鏢去巴黎。這次旅行平安無事。

　　阿弗納和肖莎娜再也沒有理由不結婚了。他們終於在一九七一年結婚了。當時阿弗納在野外訓練。肖莎娜大學畢業還沒有結婚，很可能會被拉去服兵役。但這不是他們決定結婚的主要理由，雖然確實有這方面的因素。跟其他男人一樣，阿弗納覺得兩個人沒有正式綁在一塊兒很舒服。

　　阿弗納在旅行時沒有做過對不起肖莎娜的事，並不是因為他沒有看到漂亮女人，也不是因為這種事有違「摩薩德」的規定，而是因為他很多時候都太忙，手頭上事情太多。而且，還有一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抗拒。也許與父親有關。我不要重蹈父親的覆轍，我要過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阿弗納能抵抗住誘惑的主要原因，也許是他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讓女人感動的地方。她們需要被感動，是不是？如果他們知道阿弗納是靠什麼來謀生的話，她們會被感動的。但是他不可能告訴她們這些。有些男孩也許會用其他話題來感動女人，但阿弗納從來不會。如果他碰到一個美女，只會像個傻子一樣地站在那裡。這確實讓人失望──手裡捏著王牌，卻不能打出去。

　　為了替自己辯駁，阿弗納對女人產生了某種酸葡萄心理，只要機組裡其他小夥子迷上了某個令人傾倒的金髮女郎，阿弗納──雖然他的眼睛都要瞪出來了──卻只聳聳肩。「哦，」他說。「在外面時，也可以將就將就。」

　　肖莎娜不同。她也美──那種恬靜的美，也許不能讓人傾倒。她是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不需要被感動。阿弗納什麼都不用說，她理解他。雖然她從沒向他提過問題，但毫無疑問她心裡大致清楚他頻繁旅行是為什麼。只要有人問她，她總是很滿足地回答：「噢，阿弗納在為政府工作。」在以色列，這樣就夠好的了。

　　結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照片上，阿弗納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得很開心。他的臉龐呈深棕色，身穿耀眼的白色上衣。肖莎娜身著白色長裙，看起來嚴肅端莊、神祕莫測。當時前來參加婚禮的有鄰居、朋友，甚至還有三四個阿弗納從前的戰友。長長的桌子上擺放著製作精巧的蛋糕和以色列蜜黃色甜酒。母親當然來了，父親也來了。周圍有人時，父親總是那樣神采奕奕。他是和他後來的妻子威爾瑪一起來的。每個人都很興奮。母親、父親和威爾瑪甚至一起照過一些照片──肖莎娜的父母親也在上面──不過，母親和威爾瑪總是望著不同的方向。

第二部　改變猶太人的歷史　第三章　戈爾達．梅爾

　　慕尼黑慘案發生時阿弗納正在巴黎──跟當時的大多數以色列人一樣，他也守候在電視機前。他飛回以色列時，正值受害人下葬。雖然這是一次隆重的國葬，但總理戈爾達．梅爾卻沒有來。她的姐姐剛剛去逝。她為什麼沒來，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由於悲痛過度。而有些以色列人卻懷疑，她是怕人家在葬禮上向她吐唾沫或者扔石頭。把這場悲劇歸咎於她幾乎沒有什麼道理，但國人的悲痛和憤怒史無前例。

　　阿弗納幾乎還沒有在以色列待到二十四小時就被派到了紐約，執行一次不太重要的送信任務。通常，他對這樣的旅行是心懷期待的，但是這一次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在紐約感到很不安，周圍全是漠不關心的美國人。星期五那天，也就是恐怖分子襲擊奧林匹克運動員兩週後，阿弗納終於可以回家了，他感到很高興。

　　跟往常一樣，他帶回來很多廉價的紀念品──給肖莎娜買的Ｔ恤、給母親和肖莎娜的家人買的鑰匙扣和鹽瓶。就連那隻牧羊犬查理，他也給牠從紐約帶回了一盒供牠咀嚼的牛奶製成的骨頭。肖莎娜和阿弗納非常喜歡查理。查理是他們結婚時阿弗納以前的一個戰友送給他們的禮物。這個戰友記得他曾經談起過自己小時候最喜歡的一個寵物波比。波比也是一隻德國牧羊犬。

　　飛機著陸時天色已晚。阿弗納一直想著帶肖莎娜出去吃晚飯。但在以色列，星期五太陽落山之後你是買不到什麼熱東西吃的。所以當他看見部門的頭頭在機場迎接他時，他不太高興。

　　「這趟還好吧？」部門的頭頭問道。

　　「還不錯。」阿弗納說。上司來機場接他並不常見，除非他們正好在那裡有其他事要辦。「有什麼重要事情嗎？我想在天黑之前趕回家。」

　　「當然可以。」這位上司說。「我來只是告訴你，明天別作其他安排。九點鐘有人會去你家接你。」

　　「有什麼事嗎？」

　　「我不太清楚。」對方回答道。「九點鐘準備好就是了。」

　　阿弗納不高興了。「噢，」他說。「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我飛了十二個小時，想好好睡一覺。」

　　「那就去睡一覺。」他的上司說。「誰讓你不睡覺了？」就說了這麼幾句。

　　第二天早晨，阿弗納差不多把這場對話忘了，已經把游泳褲放在一個提包裡了──在特拉維夫，星期六大家都會去海灘──他突然想起來了。「算了吧。」他對肖莎娜說。「我不能去了。他媽的，現在快九點了。再過兩分鐘有人要來接我。」

　　跟往常一樣，肖莎娜什麼也沒問，她甚至沒有表現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著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納既想喝咖啡，又想繫鞋帶。

　　九點過一分，樓下的門鈴響了。阿弗納一邊扣襯衫釦子，一邊咔噠咔噠地走了兩段樓梯，從二樓上下來。在門口，他停了一下，認出了門廊裡的那個人。他們有過點頭之交。那個人跟他一樣，是個負責安全的特工。只是，他的任務長期不變，他是「摩薩德」的頭頭、老板茲弗．扎米爾將軍的司機。

　　阿弗納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錯了。

　　「你按我的門鈴了？」他邊問邊摸索著襯衫的最後一顆釦子。那個司機點點頭，替阿弗納一直把門開著。然後他跟著他走到大街上，打開停在圍欄邊的汽車的門。坐在後座上的是扎米爾。

　　阿弗納遲疑不決。

　　「進來吧，進來吧。」將軍一邊說，一邊向他不耐煩地揮手。

　　阿弗納鑽進車裡，在「摩薩德」組織的頭頭旁邊坐下來，思緒一片混亂。他以前見過扎米爾兩次。一次是訓練的時候別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輕特工介紹給他。另一次是在飛往羅馬的飛機上。當時扎米爾是乘客，阿弗納是空中警官。這次他們甚至還說了幾句話。

　　現在扎米爾就坐在汽車裡，他的旁邊！就像上次一樣。

　　以色列是個平等、不拘禮節的小國。儘管阿弗納感到吃驚，但他還不至於像一個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低級特工發現自己坐在約翰．埃德加．胡佛局長旁邊那樣驚訝。在以色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和職業距離比其他多數國家都小。他們都是猶太人，一起划著同一條船，做著自己必須做的事情。

　　汽車沿著哈瑪斯革街行駛著。駛過德瑞克基布茲後，掉頭向東，向高速公路駛去。「我們去耶路撒冷。」扎米爾說。

　　阿弗納點點頭。此時問什麼問題都沒用了。他很快就會搞清楚是怎麼回事了。這時一個念頭掠過他的腦際，他也許犯了什麼錯誤，而且這個錯誤一定很嚴重，因為扎米爾都親自出面了。阿弗納想不出自己什麼時候犯過這麼嚴重的錯誤，所以並不緊張。

　　那個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曠無人。九月末的陽光仍然灼熱難當。他們從特拉維夫出發，半個小時後，汽車駛入耶路撒冷周圍的丘陵時，天氣明顯變冷了。阿弗納喜歡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條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樹林，被風雨侵蝕的岩石。柔和、乾燥的空氣使他想起歐洲那些活潑、輕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點綴著「三明治」殘骸──它們是由土製裝甲保護起來的卡車。在獨立戰爭期間，這些卡車保證著耶路撒冷與全國其他地方之間的供給線的暢通。當年卡車穿過阿拉伯人廣闊的疆域時常常受到游擊隊員的襲擊。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遺物。大多數以色列人對此都習以為常，不會多看一眼，然而對阿弗納的影響卻很大。

　　扎米爾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車上，他除了問了問他父親的情況之外沒有說很多話。阿弗納對此已經習慣了。父親被捕審判後成了名人，幾乎跟埃利．科亨一樣出名。有人曾撰文論述他對以色列的功績，甚至還出過一本書。當然，寫這些東西的人對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也沒有提到他的個人感情問題。他眾所周知的那個名字並不是他在雷霍沃特生活時用的那個名字。不管怎麼說，阿弗納在部隊時也把名字改了。

　　「他還好。」他回答道。「身體還過得去。」

　　那位將軍點點頭。

　　「告訴他我問起過他，」他對阿弗納說。「告訴他這幾天我要順道去看看他。」

　　「他會很高興的。」阿弗納禮貌地說。他不知道父親會不會高興。他懷疑茲弗．扎米爾也許就是父親一談起來就非常不高興的神祕的「他們」中的一員。

　　隨後他們一言不發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之間，也就是以色列最窄部分的距離，緊趕慢趕也要大約一個小時。而那個星期六他們不到一小時就走完了。阿弗納記得，他們把車停在城市近郊的一棟樓前時，還不到十點。

　　阿弗納認為他知道他們到了哪裡──不過，他幾乎無法相信。首先無法相信的是扎米爾將軍，其次無法相信的就是這一點。他疑惑地瞥了一眼老板，但他已經下車，示意他跟著他。大門外面站著一個警察，他們走近時，他把門開得大大的。

　　他跟在將軍後面，有些茫然。那套公寓雖然不算豪華，但古樸，看上去非常不錯，阿弗納看到牆上的照片時已經非常肯定地知道他們在哪裡了，但他不願意承認。那是她的照片，有剪綵的照片，向印度總理尼赫魯鞠躬的照片，還有站在本．古里安旁邊的照片。

　　戈爾達．梅爾走進客廳。她打開門時，阿弗納看見她是從廚房來的。她的背有些駝了，身上穿一件便服，走路時發出啪噠啪噠的聲響。她向阿弗納伸出手。

　　「你好嗎？」以色列總理說。「你父親還好嗎？」

　　阿弗納不知道自己咕噥了一句什麼。

　　「很好，很好。」戈爾達．梅爾說。「聽見你這樣說我很高興。你認識這個人嗎？」

　　阿弗納這時才注意到房間裡除了貼身保鏢和扎米爾將軍之外，還有一個人。這個人穿著制服，肩上戴著以色列徽章──一條細細的麥梗穿過一個工程師的量杆。阿弗納從在部隊裡時就知道這個人，他是阿里埃勒．夏隆少將。他是他崇拜的英雄。他們握了握手。

　　「你是喝茶？」戈爾達．梅爾問道。「還是喝咖啡？還是來點水果？」

　　夏隆將軍和老板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阿弗納猶豫了一下，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他一點也不知道自己來戈爾達．梅爾的客廳裡幹什麼，即使他的第六感也無法告訴他。他驚詫不已地看著她走進廚房，又看見她出來，手裡拿著一個托盤，然後在桌上擺放茶碟和茶杯。貼身保鏢這時消失不見了。扎米爾將軍和夏隆將軍沒有幫她，在輕聲交談。阿弗納站起來，隨後又坐下，因為梅爾夫人朝他擺了擺手。他入迷地看著她無拘無束的灰髮，她短粗有力的手指以及手腕上那隻男式舊錶──雖然他以前見過她一次，她乘機去巴黎時他做過她的安全特工，但他從沒真正地端詳過她。她讓他想起自己的奶奶──阿弗納想，戈爾達．梅爾讓每個人都會想起自己的奶奶。她開始削蘋果，並從扎米爾將軍開始，把蘋果一片一片地遞給他們，好像他們是孩子一樣。

　　接著，總理開始說話了。

　　起初，阿弗納弄不清楚她在跟誰說話。有那麼一瞬間他以為她在跟他說話，但她又沒有看著他。不過，他發現她也沒有看著阿里埃勒．夏隆將軍和扎米爾將軍。她的目光彷彿越過他們的頭頂，固定在牆上的某一點上，好像她在跟房間外面某個看不見的聽眾說話。也許她在跟整個耶路撒冷的人說話，在跟整個國家的人說話，雖然她從沒提高過嗓門。也許她只是在自言自語。

　　阿弗納聽著戈爾達．梅爾的話語，心裡漸生疑竇。並不是因為她正在講的內容，她講得簡潔、動情、有力，每一個字阿弗納都贊同。她講起了歷史，講起了猶太人僅僅因為想要一個家怎樣在世界各地受到襲擊和殺戮。她講起了無辜的乘客和機組人員怎樣在雅典、蘇黎世和洛德被殺。就像在三十年前一樣，猶太人被德國人綁起來蒙上眼睛殺掉。而其他人卻忙著打排球，用黃銅樂器奏著樂曲，舉著奧運火炬，而猶太人卻扛著棺材回家。猶太人總是孤立無援，過去以來一直是這樣。而其他人最多發出一些偽善的噪音。沒有人保護他們，只有靠猶太人自己保護自己。

　　以色列國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猶太人，戈爾達．梅爾說，從敵人中把他們拯救出來，給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提供一個避難之所，讓他們能夠平靜地生活。即使打仗，以色列也總是有區分的。她不會把自己降低到敵人那個層次。即使在保衛自己的孩子時她也極力奉行克制原則，去設法拯救他們時總是讓兩隻手保持乾淨，遵從每條文明行為準則，避免不必要的野蠻行為，避免傷及哪怕是一個旁觀者的生命。以色列是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即使對恐怖分子、從事破壞活動的人和間諜也是如此。戈爾達．梅爾說，在她看來，誰要讓以色列偏離這條道路，她就反對誰。任何違反道德準則的計劃，哪怕其中只有一條違反了，她都會否決。

　　總理第一次正視阿弗納。

　　「我想讓你知道，」她說。「我作出了一個決定，責任全部由我承擔。」

　　她從桌旁站起來。

　　「這是我的決定。」她重複道。「你們可以聊一聊。」

　　戈爾達．梅爾離開了房間。

　　阿弗納呆住了。對他而言，梅爾夫人所說的關於以色列及其歷史的每個事件絕對都是真的。但是她為什麼要跟他說這些呢？或者為什麼要跟阿里埃勒．夏隆將軍和茲弗．扎米爾將軍說這些呢？為什麼「摩薩德」組織的頭頭要在安息日這天把阿弗納帶到耶路撒冷，難道只是為了聽總理親口講這些事情？他和以色列的大多數人都對此確信不疑啊。說到決定，什麼決定？他們對她說的話有什麼好聊的？

　　夏隆將軍打破了沉默。

　　「你也許已經猜到這裡發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他看看阿弗納冷冰冰地說。「我不必告訴你。你知道嗎，如果不重要的話，你不會坐在這裡。」

　　阿弗納點點頭，很顯然這是預料之中的。

　　「問題是，」夏隆繼續說。「你願意承擔一項任務嗎？一項重要的任務。我不必告訴你，但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一項危險的任務，會完全擾亂你的生活。你必須離開祖國，不能回來──誰知道呢？也許好些年不能回來。」

　　阿弗納一言不發。

　　夏隆瞟了一眼扎米爾，繼續說。「當然，你跟任何人都不能說這件事。」他說。「我們會安排你偶爾跟你妻子在國外見面的。但你不能告訴她你在幹什麼。」

　　阿弗納沉默了，沉默了好幾分鐘。其他兩個人也沉默著。後來夏隆將軍又說話了。

　　「我希望，」他平靜地說。「他們讓我去做這件事情。」

　　阿弗納不再頭暈目眩。雖然他的大腦裡基本上還是一片空白，但思緒開始連貫成形了。一項任務──當然，必須是一項任務。他應該早就猜到的。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什麼別的理由把一個處於底層的特工帶到戈爾達．梅爾的房子裡來？重要嘛──當然必須重要。但為什麼是他？怎麼可能是他？

　　他必須說點什麼，這時他想起一個問題，就問道：「是我一個人幹嗎？」老板第一次開口說話了。「不是，」他說。「但這個問題與現在無關，你的答案呢？願意嗎？」

　　「我要……」阿弗納說。「……我要想一想。我一週後告訴你們怎麼樣？」

　　他不知道是什麼使他這樣猶豫不決。也許是他的第六感，當然，不是危險。阿弗納不在乎危險，二十五歲時就不在乎，在部隊裡待了四年，參加過「六日戰爭」，在國外執行過任務之後就更不在乎了。那他為什麼猶豫呢？因為肖莎娜──事實上，肖莎娜已有身孕，阿弗納幾個月前就知道了。她是那樣纖弱，五個月了幾乎還看不出來。但不是因為肖莎娜。在戈爾達．梅爾的房子裡，「摩薩德」的頭目讓他去執行一項任務──他猶豫了！

　　扎米爾將軍搖了搖頭。

　　「給你一天時間考慮。」他說。「誰要是無法在一天之內做出決定的話，那他就永遠做不成這件事情。」

　　夏隆將軍伸出手來。

　　「你也許再也見不到我了。」他對阿弗納說。

　　「那……就讓我祝你好運。」他盯著阿弗納的眼睛。「無論你做出什麼決定都祝你好運。」

　　要是他能問他們一些問題就好了！但他知道不能。是不是像埃利．科亨的那項任務呢？像他父親的嗎？是不是要變成一個「鼴鼠」那樣的長期潛伏的間諜？

　　戈爾達．梅爾回到房間。阿弗納的腦袋裡又變成了空白。

　　「怎麼樣？」她問道。「都定下來了嗎？」

　　「定下來了。」扎米爾簡短地回答道。接著又補充道：「明天才知道，但……已經定下來了。」

　　儘管阿弗納腦子裡一片混亂，但他還是注意到了老板和總理兩個人匆匆的一瞥，他還注意到總理輕輕搖了搖頭，好像在說：「我告訴過你們，沒有那麼容易。」將軍的那一瞥好像在說：「不要擔心，這個不成就換一個，我們會安排好的！」但這只是他的想像而已。

　　戈爾達．梅爾──這不是他的想像──走近他並用手臂攬住他，和他並肩走出房間。他們一邊沿著走廊走著一邊說著話。「代我向你父親問好。」戈爾達說。「也向你妻子問好─她叫什麼來著？──向肖莎娜問好……我真的祝你好運。」她在門口跟他握手時又補充道：「記住這一天。我們所做的事情正在改變猶太人的歷史。記住，因為你是其中一員。」

　　阿弗納沒想作答。他感到迷惑、恐懼，同時也深深地感動。他想知道她說的是什麼。他希望自己臉上那種一成不變的笑嘻嘻的表情不會顯得太愚蠢。他在一旁看看戈爾達．梅爾和老板、夏隆將軍一一握手之後，消失在門背後。

　　扎米爾將軍冷漠的聲音讓他回到現實中來。「你當然知道，」他說。「不要跟你父親提這次會見的事情，也不要跟你妻子提，不要跟任何人提。無論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這裡發生的一切只與總理和我們三個人有關。」他停下來。「好了，到車裡去等我。」他說。「我還有一兩件事要談。」

　　阿弗納在車裡等著。他仍然不太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在現代社會，特工們可不希望直接得到國家元首的邀請，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其他地方都是這樣。在過去，如果事關重大，統治者們也許會直接下達任務。而在今天這樣複雜、不受個人感情左右的有組織的社會當中，這樣的直接接觸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很可能──雖然這也是猜測，阿弗納當時無法知曉這一點──戈爾達．梅爾選擇，或者接受別人的建議選擇這樣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是為了強調這個要求是多麼不尋常。她自己也許已經感到──當然也成功地使阿弗納感到──以前從來沒有讓以色列士兵做過要他做的這件事情。

　　原因之一也許就是，以色列人對於暗地裡的暴力行為總是有一種矛盾心理。確實，在洛德和慕尼黑慘案發生之前很久，以色列曾在反恐、詐欺、顛覆方面進行過一些互不關聯的個別行動。比如一九五六年，埃及授意敢死隊首次入侵以色列之後，他們用包裹炸彈炸死了陸軍上校哈費和穆斯塔法，以及埃及兩個負責敢死隊恐怖活動的情報官員。在以色列，這樣的行為比在其他大國更具爭議。那些大國──不僅是蘇聯、美國和英國──為了國家的利益總能接受使用某種武力：這是以色列從來不敢苟同的。持證殺人的特工還沒有被以色列人（或猶太人）接受。

　　戈爾達．梅爾在場的第二個原因──阿弗納當時也不知道這一點──也許是由於「摩薩德」的內部政治鬥爭。一九七二年夏天，扎米爾將軍因為不能阻止像洛德和慕尼黑那樣的恐怖襲擊，心理上蒙上了一層陰影。軍事情報專家阿哈龍．亞瑞弗將軍被任命為「恐怖主義事務特別助理」，據說拿走了老板對「摩薩德」的部分控制權。亞瑞弗是戈爾達．梅爾最喜歡的人，她這次出面也許就是他建議的──或者扎米爾將軍自己堅持要他出面的，以此來向總理表明，作為「摩薩德」的頭頭他在反恐方面所作的努力。一九七二年夏天，恐怖主義已成為一個最大的威脅，正在逐漸侵蝕民心。

　　透過車窗，阿弗納仍然可以看見夏隆和扎米爾站在大門外，儘管聽不見他們的說話聲，卻能看見他們的手勢姿態。他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放鬆下來。數數似乎是最好的放鬆辦法。慢慢地，他什麼也不想了。

　　數到八十七時，扎米爾將軍上車了，夏隆將軍不見了。「我要在耶路撒冷待一天。」老板說。「司機把我放下之後，送你回特拉維夫。明天，」他看了一眼手錶──「明天中午，到我辦公室匯報。」

　　阿弗納看看手錶。正好是中午十二點。扎米爾將軍給他的時間剛好二十四小時。

　　他真的不需要更多的時間了。他已經知道要說什麼了。

　　他們在特拉維夫的路邊停下來，阿弗納情不自禁地想，不知道那些過路人是否注意到是他打開的這輛車的車門。如果他們注意到了，那他們認出了從茲弗．扎米爾將軍的公務車上下來的是他嗎？這個想法對一個即將參與改變猶太人歷史這一重大事件的人來說，也許不值一提。但他確實有這個想法。在那一瞬間，阿弗納腦袋裡只有這個想法。

　　第四章　伊弗里姆

　　大約十天以後，即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阿弗納坐在日內瓦一家賓館的床上，房間內的裝飾樸實無華。米迪酒店體面端莊，正面為粉紅色與白色。酒店俯瞰位於購物中心的優美的舍弗魯廣場。透過窗戶，阿弗納可以看見羅訥河對岸商業區陰森的樓房。羅訥河細細的河流在這裡變寬，匯入壯觀的日內瓦湖，一直向東延伸數百碼。

　　瑞士的城市就像一個玻璃屋，居住在裡面的人要謹慎小心，絕不能扔石頭。界外球規則很少有人違反，日內瓦已成為一個國際上各種恐怖勢力在這裡進行密謀、重組和休整的好地方。這一點已成為人們不成文、心照不宣的協定。

　　阿弗納把目光移到房間裡，落在四個人身上。那四個人正回過頭來看著他，神情輕鬆，信心十足。他們正等著他說話。

　　僅僅在一個星期前，阿弗納還不知道這些人的存在。現在他們成了他的夥伴──他的隊員。他是他們的頭。他──雖然他難以相信──負責給他們安排任務。

　　待到這次任務完成以後，這四個陌生人可能就成了他最親密的人，成了這個世界上比母親或父親還親密的人，比肖莎娜還親密的人，比他最親密的朋友還親密的人，甚至比他部隊裡的戰友還親密的人。他必須用自己的生命信任他們，他們也必須用自己的生命來信賴他。

　　在這十天裡，發生在阿弗納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他有生以來的所有事件都多。他的生活每個瞬間都在發生變化，雖然並非都是自然的。正是從他在部隊裡當突擊隊員開始所做的每一次選擇，最終使他走上了現在這樣一條道路。還有，自戈爾達．梅爾祝他好運那一刻開始，阿弗納就感到完全失控了。他害怕的並不是這個。他只是注意到，在經過一番客觀、冷靜的分析之後，他最終接受了這項任務。他已經下水了，浪潮把他帶向大海。不管他喜不喜歡，他都無能為力了。逆流而行很顯然沒用了。

　　在戈爾達．梅爾公寓裡開會之後的第二天中午，他到特拉維夫向扎米爾將軍匯報。將軍態度冷淡，幾乎是漠不關心。「怎麼樣？」他問阿弗納，從桌子後面抬起頭來。

　　「我願意。」阿弗納說。

　　將軍點了點頭。他點頭時，態度冷漠、淡然，好像他聽到的答案只能是這個。阿弗納並不吃驚──在以色列，一個人自告奮勇去完成一件非同尋常或者艱鉅的任務時，別人是不會高興得跳起來的──他有些洩氣。

　　「在外面等一下。」將軍說。「我想讓你見一個人。」

　　大約半個小時後，阿弗納見到了那個人。那個人個子高高的，有點學者的派頭。雖然才到中年，頭髮卻過早的灰白了，背也駝了。唇邊有一抹沮喪的神情，不過，黑色的眼睛卻充滿了活力。他顯得生機勃勃。而且，從他們握手的那一刻開始，他的一種本領就表現出來了。他跟阿弗納說話時就好像他們已經是多年的朋友。但阿弗納覺得並不是那種很親密的關係──很顯然，他也是加里西亞人──但是阿弗納喜歡他。

　　「就叫我伊弗里姆吧，」他對阿弗納說。「我以後就是你這次任務的負責人了。聽著，我們都還在摸索之中。你一定有很多問題，而我呢，也許不一定都有答案。你要有耐心。嗯……你吃飯了嗎？我們為什麼不先吃個午飯？」

　　他們吃完午飯，沿著海灘散了很長時間的步。主要是伊弗里姆在說話。

　　阿弗納後來想，即使伊弗里姆在開始談話後的五分鐘之內就告訴他這次任務是什麼，他再花兩天時間也無法真正理解。他企圖用一種感覺來理解它，用一種更深、更基本的感覺來理解它，但還是理解不了。

　　伊弗里姆說：「我們決定組建一支突擊隊來摧毀歐洲的恐怖分子。」阿弗納點頭，完全同意。是時候了，他甚至有點安慰。事實證明，他自告奮勇去做的這件事情並不是一件孤軍出擊的偵察任務，像他父親那樣，有無窮無盡的語言和密碼學方面的工作要準備。一支突擊隊──很好。跟他以前的部隊非常像。歐洲──很好。至於「摧毀」這個詞──希伯來語是「勒哈希米德」──用起來也很自然。這是部隊裡一個正兒八經的用詞，在簡報中無數次使用過。它可以是一個雷達，一支強有力的偵察隊，摧毀一座雷達設施、一座軍需庫、一個通訊中心。它是一個突擊隊員的詞彙，可以是一次突然襲擊，抓獲幾名俘虜。一個曾經在特種部隊裡待過的人是不會對這個詞感到震驚或意外的。

　　「我們在談這個之前，」伊弗里姆告訴他，「還是讓我們來談談程序吧。」

　　這個程序包括：阿弗納向肖莎娜解釋他會有幾天不在家，然後到特拉維夫鬧市區的一個地方匯報，在樓下這套公寓裡──樓上是一家製衣公司──與伊弗里姆獨處四十八小時。有時候伊弗里姆要離開一兩個小時，另外一個人會和他待在一起──正如伊弗里姆所說，「陪他」。不過，那個人並不是陪他。他從不說一句話：很顯然是來監視他的，看他得到情報後會不會離開或者打電話。

　　阿弗納為「摩薩德」執行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退出「摩薩德」。伊弗里姆讓他簽的第一份「合同」並不是明確合同雙方要做的事情，而是列舉合同雙方不要做的事情。「摩薩德」不會再聘用他，不會給他提供福利、養老金或者法律援助，不會以任何方式承認他在為它工作，不會給他提供領事館援助，也不會給他提供醫療服務。而阿弗納，永遠不要聲稱與另一方有關係，不要尋求它的幫助或者讓它為他的行為或者行為的後果負責，不要洩露自己是受雇於它──或者洩露自己已與對方簽署不能洩露這一點的合同。

　　「你明白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嗎？」伊弗里姆每次把一張紙從他鼻子底下推給阿弗納時，總這樣問他。「讀一讀，我不希望你在沒有讀過的東西上面簽字。」

　　阿弗納點點頭，把字簽了。與父親的建議相反，他袖中沒有牌。這個想法一再在他的腦海裡掠過。但他應該怎麼做，去請個律師？戈爾達．梅爾用手臂攬住他對他說他是猶太歷史的一部分之後去請個律師？

　　還有，無論人們在背後怎麼談論加里西亞人，但加里西亞人是不會在同伴危難時置之不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阿弗納完全相信他的同胞──儘管他不願意相信他們，因為他們只替自己打算。但他必須相信他們。不管他們分餃子有多忙，如果一個同志身陷困境，他們是會竭盡全力去營救的。他們會採用欺騙、撒謊、奉承、威脅，甚至殺人或犧牲自己的手段也不願讓一個同志落在敵人手裡。無論是否簽合同，看看埃利．科亨就知道，當其他國家跟大多數國家一樣，一旦特工的身分暴露以後都不承認他與自己的關係時，以色列是怎樣來拯救他的。以色列讓幾位突擊隊員冒著生命危險把科亨的屍體從敘利亞運回來。這件事阿弗納覺得不必擔心。

　　他把這些話跟伊弗里姆說了，伊弗里姆面帶嘲諷。

　　「不。還是讓我們暫時先擔心你這個活人吧。」他對阿弗納說。「把這個簽了。你就要跟你的牙齒護理計劃說再見了。」

　　「再見。」阿弗納說，把字簽了。

　　該簽的文件簽完之後，伊弗里姆遞給他一張支票，兩千以色列鎊不到。這是他受雇三年來對政府養老金計劃所作貢獻的償還額。「恭喜，」伊弗里姆說。「你是個自由人了。我說的是真的。」他補充道，「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時候，如果你改變了主意，告訴我你不想幹了，可以。你離開這裡之前，可以隨便改變主意。」

　　「我離開這裡之後呢？」阿弗納問道。

　　伊弗里姆看著他，大笑起來。「你有幽默感，我很高興。」他說。

　　正如伊弗里姆所解釋的那樣，這次任務背後的想法，就是要從源頭上切斷恐怖主義。不像軍隊，它是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延伸部分，而恐怖主義活動似乎無處不在，但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幾個，且都是可以辨別清楚的。他們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參與的人員相對較少，而且完全依靠少數幾個人的組織和領導。他們在地下，在後方的流動基地操控。隱秘和難以察覺是他們的優點，也是他們的弱點。不像常規部隊，他們沒有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的武器，他們賴以生存的東西：錢、武器、證件、藏匿之所、培訓以及招募新兵都必須通過幾個祕密管道供應。只要一條生命線被切斷，整個網路就會萎縮。

　　「恐怖主義是個魔鬼，」伊弗里姆說。「幸運的是，只有十來個頭目。我們也許可以幹掉他們，一個一個地。」

　　「難道不能長出新的來嗎？」阿弗納問道。

　　伊弗里姆看著自己的手指甲，笑了。「我相信會的。」他說。「但是要這樣看，長出來需要時間。恐怖分子一般都很狂熱，一個高級別的恐怖分子是有技能、聰明的狂熱分子。多數人都不是狂熱分子。多數狂熱分子既沒有技能也不聰明。如果你除掉一個高級別的恐怖分子，也許要過一兩年時間才能再冒出一個類似的，而且過去那個網路已經土崩瓦解，這個後起的傢伙也許要花一年時間才能重建這個網路。這樣他就會露出馬腳。我們就可以趁他還沒有造成更多的傷害之前，識別並且除掉他。

　　「同時，你挽救了成千上萬無辜的生命。難道不值得嗎？而且最好的恐怖分子就像火柴。在他發出一聲巨響之前需要一小桶火藥。那麼，現在這個世界就是一小桶火藥，我敢肯定。這要一兩年，誰知道呢？」

　　伊弗里姆停住不說了。他把目光從指甲上抬起來，把手伸給阿弗納看。

　　「瞧，」他說。「看看我的指甲。也許該剪了。你是不是要告訴我，為什麼自找麻煩，不是還會長出來嗎？」

　　「你說得對。」阿弗納說。

　　「無論怎麼樣，」伊弗里姆說。「這是哲學問題，我們不是為這個來這裡的。我們來這裡是要行動。我不是說，不要問我任何問題。如果你有問題，問吧。但是現在，我們先談幾分鐘行動的事情。」

　　他們談了行動的事。「摩薩德」對這件事做過很多考慮，覺得最好的辦法是組建一支小型的、自給自足的突擊隊。這個突擊隊能夠不依賴以色列的任何支持，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歐洲生活幾個月或者幾年。突擊隊由各方面的專家組成──武器專家、爆破專家、後方勤務專家和證件製作專家──因此不必依賴「摩薩德」的資源。它不僅是為了讓他們隨用隨取──雖然伊弗里姆也直率地承認這是一個因素──但也是為了他們的安全。特工通常就是在他們不得不「與基地接觸」以獲得指令、武器和證件時被偵查出來的。所以，要組建一支突擊隊，這個突擊隊能夠自己做證件，自己找武器，建立自己的線人網路。突擊隊的隊員不必靠近大使館，不必靠近常住於此的特工和為完成「摩薩德」的其他任務而在此工作的聯絡人，甚至不必靠近情報祕密約定存取的地方。這個突擊隊絕不會通過任何通訊渠道發出信號或急件。這樣的突擊隊幾乎是無懈可擊的。它就像一支恐怖分子組成的隊伍，但其力量卻比後者大得多。它甚至能利用恐怖分子的網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和供給。理想地說，是能做到這樣的。為什麼不能？一箭雙鵰嘛。恐怖組織有很多，互相並不認識，都需要安全屋、護照和炸藥。成為他們其中一員是最理想的掩護。

　　「我們沒必要連繫，」伊弗里姆說。「那我怎麼知道恐怖分子炸飛機了？我第二天從《世界報》或者《晚快報》上得知。如果飛機上有美國人的話，我可以從《紐約時報》上得知。所以，現在，當我打開《世界報》時，我看見一個恐怖分子被幹掉了。我還需要知道別的什麼？」

　　伊弗里姆說得越多，阿弗納興趣越濃，情緒越高漲。這很重要。確實是這麼回事。他可以把一切安排好。通過這樣一項任務，他要向他們表明他的大無畏氣概。但是在伊弗里姆面前，他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的熱情表現出來。他一臉嚴肅。別忘了這可能是心理測試。他們可不喜歡一個無憂無慮、逍遙自在的傢伙，舉止行為像個英雄一樣。最好看起來若有所思，甚至鬱悶絕望。

　　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直到這時，阿弗納仍然不明白這項任務到底是什麼。他明白──但又不明白。開始明白這件事時是在午飯以後，伊弗里姆告訴他可以提問了。

　　「這個突擊隊，」阿弗納說，「由我來組建嗎？」

　　「不，我們挑選好人選了。」

　　「我什麼時候跟他們見面？」

　　伊弗里姆笑了。「耐心一點。」他用阿拉伯語說。「耐心一點。任何事情都要等待時機。他們……他們還不在國內。」

　　由於某種原因，阿弗納的第六感告訴他，伊弗里姆在這件事情上沒有說實話，但似乎也沒關係。「好吧，他們是哪些方面的專家？其中一位是爆破專家嗎？」

　　「對。」伊弗里姆說。

　　「另一位是證件製作專家？」

　　「是。」

　　「還有一兩個幹這個工作的人。」阿弗納繼續說，注意到伊弗里姆迷惑地皺起了眉頭。「嗯──我的意思是，殺人的人。按按鈕。」

　　「按按鈕，什麼意思？」

　　現在輪到阿弗納感到迷惑了。「我的意思是指一個專家──你知道，一個扣動扳機的專家。一個受過訓練的──殺人的人。」

　　伊弗里姆看著阿弗納，看起來吃驚不已。

　　「一個扣動扳機的專家？」他慢條斯理的問道，「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怎樣扣動扳機？在部隊裡待了四年，你從來沒學會怎麼扣動扳機？」

　　阿弗納沉默不語。

　　「訓練殺人？」伊弗里姆繼續說道。「誰訓練那個？你知道以色列有訓練這種人的地方嗎？我是頭一次聽說。你到底怎麼訓練他們殺人？難道首先在狗身上練習，對他們說，看見那個橫穿迪森果夫街的老傢伙了嗎？現在你動手吧，用槍打死他？」

　　阿弗納無言以對。

　　「我們訓練人們如何使用槍。」伊弗里姆停了一下，說道。「我們訓練士兵如何完成一次突襲，如何埋炸彈，如何使用刀等等。跟訓練你們的方法一樣。但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訓練殺人的。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專家。」

　　阿弗納清了清嗓子。「我明白了。」說完停了下來。「我這樣問是因為……」他欲言又止。伊弗里姆向後靠在椅背上，看著他。無論他是不是假裝的，他似乎跟阿弗納一樣迷惑不解。

　　阿弗納終於鼓足了勇氣。他不管自己是不是很天真，也不管這是不是他所期望的。事實是，他沒想到這個人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難道這就是他們選擇他的原因？他要堅決搞個水落石出。

　　「讓我直說吧。」他冷冷地說。「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你什麼？」伊弗里姆有點不耐煩地說。

　　「為什麼你們選擇我？」

　　「嘿，你怎麼了？」

　　「我沒什麼，」阿弗納說，「我了解歐洲。我有很強的組織能力，我……我認為我一旦開始就能圓滿完成。但為什麼是我？我以前從來沒做過這樣的事。」

　　「誰做過？」伊弗里姆身體前傾。他的聲音柔和了一些。「別誤解我的意思。如果你不想幹，說出來。沒人逼你……但我們應該選擇誰呢？我們挑選的都是你這樣的人，年輕、訓練有素、身體好、有不錯的記錄，語言……如果你想知道，這也不是什麼祕密。也許沒有人選擇你。也許是電腦選擇了你。我們輸入一些問題，它就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名字。

　　「所以，你希望我們問電腦什麼問題？難道讓它給我們提供的全是搶銀行的人、瘋子、騙子，或者有精神病的殺人犯？難道我們要犯罪分子來拯救以色列，因為我們所有的棒小夥先生們都太容易受驚嚇了？」

　　用電腦選人，可能真有其事。也有道理。你要是細想一下，還真有道理。但……

　　「聽著，」伊弗里姆說，「我知道不容易。一點也不要以為我不知道……我們現在就好好談談吧，免得日後再談。

　　「你知道他們在慕尼黑殺害的那個摔跤裁判約瑟夫．古特弗洛德嗎？我認識他，他的兩個女兒在耶路撒冷開了一家小商店。他在西奈半島上挽救了十多個行將渴死的埃及士兵的生命……不說這個了。他們就像捆一隻雞那樣把他捆起來，從頭到腳，繩子幾乎勒進了他的肉裡，最後他們朝他連開四槍。知道吧？

　　「現在，你看見了這個命令他們殺害約瑟夫的人，給他們槍的這個人，給他們指令的這個人。你看見了他，我不知道在哪，也許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咖啡館。是他殺了約瑟夫。在特拉維夫，有一個女孩，一個漂亮的女孩，她拄著拐杖，一跳一跳的。他們在洛德機場幾乎把她的腿炸飛了。……就是這個傢伙讓他們幹的。他正坐在那裡喝咖啡，盤算著下一步炸死誰。

　　「你站在那裡，手裡有槍。你可以告訴我你不管，你不能扣動扳機。我理解，我不責怪你。我說話算數，我真的不會責怪你。我們握手，再見。我不會因此而看輕你。向一個人開槍非常難。

　　「別跟我說訓練的事，別跟我說專家的事。如果你不能幹，就別幹。我不能花一百年的時間來訓練你。我不願意。我不願意想方設法來說服你做這件事，為什麼？因為沒用。

　　「但如果你能幹，那就相信我──你能幹好。你接受過各種各樣的訓練。凡是需要的你都訓練過。」

　　「我不知道，」阿弗納說，「也許我可以幹好。」他似乎沉默了很久之後才開口說話。「你說得對。」他說，「我能幹好。」

　　「我知道你能。」伊弗里姆說。「你要心裡有數，我不擔心這個。如果你幹不好，你不會來這裡。」

　　阿弗納心想，很好，伊弗里姆不擔心這個，但他自己擔心。非常擔心。在他一生中還從來沒有這樣擔心過。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他的心一直怦怦直跳，伊弗里姆居然聽不見，真是奇蹟。他似乎沒聽見。他將話題轉到後方勤務上。思想上的問題解決了。

　　第二天，九月二十日，阿弗納第一次去日內瓦。他在米迪酒店訂了一個房間，然後開著租來的車，駛過白朗峰橋，沿著「吉桑將軍」河堤駛去。他在城市商業區的商業街附近找到一個停車場，把車停進去之後，步行至瑞士聯合銀行。銀行的大樓有些古舊。他開了兩個賬戶，租了一個保險箱。他在一個賬戶裡面放了一點錢，在另一個賬戶裡存了一張二十五萬元的信用狀，並立即取了五萬元現金，放進保險箱裡。

　　第一個賬戶裡放的是他的工資和生活補貼，會時不時地存進去的。每個月加起來有差不多三千元──也許不多，但卻是他以前工資的三倍多。而且，不會想著去碰它。但每次去日內瓦的時候可以去看一看──正如伊弗里姆所說，看著它不斷增多──因為他的餐費、酒店的賬單以及平時的生活費都是從業務費中支出的。這是他在外一週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執行公務所期望得到的一種額外的補貼。「這就意味著每一筆開銷，」伊弗里姆告訴他，「都應該是合情合理的。我們不會給妓女或者鑽石項鏈付錢。但若你需要一件襯衫、一雙鞋子、一件雨衣──買吧。只是一定要把發票保留好。」

　　業務費是沒有限制的。必須這樣才行，沒有人能夠預見一個線人、一趟旅行、一個證件、一輛交通工具或者炸藥要花多少錢。業務費是不能指望進行嚴格計算的──這也是符合邏輯的，因為沒有人去找線人或者黑市上從事武器交易的人索要發票。這根本不奇怪。阿弗納感到更為好奇的是，一個值得依賴、沒有任何懷疑、有幾十萬元業務費用的特工會在點一碗義大利肉醬麵時，要一張兩塊錢的發票。

　　業務費的賬戶上總是有二十五萬元。錢快用完時會定期從其他銀行轉過來。阿弗納不用操心這個，會有特工定期來處理的。這些特工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要讓這個賬號上總是要有那麼多錢。

　　租保險箱有幾個目的：首先，突擊隊可以保存一部分現金形式的業務費。在必須用現金支付或一經通知就須支付的場合，從保險箱裡取錢總比從賬戶裡取錢要簡單一些。在某些情況下，要把錢轉到其他城市的銀行時，現金也要比銀行匯票好一些。而且這樣會使資金的來源難查得多。

　　最後，租保險箱是為了溝通的需要。這個保險箱一共有兩把鑰匙，伊弗里姆手裡拿著一把，他可以在箱子裡給他們留言，他們也可以給他留言。儘管在執行任務期間這種情況不可能經常發生，但這是與總部保持連繫的唯一的方法。

　　阿弗納在銀行辦完事後，把車停在停車場裡，然後穿過瑪希那橋回到酒店裡。這不是嚴格規定的程序，他只是不想被別人跟蹤。銀行很顯然是一個容易被人監視的地方。以前執行任務時他就經常光顧銀行，這裡是認出其他特工的最好的地方。阿弗納經常步行一段再開一段路程的車，來回變換。如果時間充裕，他會從一棟大樓的這扇門進去，從那扇門裡出來。這樣做是為了讓別人無法預測。只要有可能，就要出其不意，直到讓它成為一個習慣。比如說，對在車裡等他的人來說就困難了。瑪希那橋是一座步行橋。對阿弗納的目的地感興趣的人，無論是誰，都不可能把車從橋上開過去，也不可能把車扔在繁忙擁擠的大街上步行跟蹤他。

　　伊弗里姆一點一點地把信息「施捨」給他。只要他還沒準備好回答一個問題，他就說：耐心一點。突擊隊裡還有誰呀？耐心一點，你從日內瓦回來以後就會見到他們的。如果我們搭配不當，無法共事怎麼辦？放鬆，我們怎麼挑選你，也怎麼挑選他們，你們會配合得很好的。如果我們無法做證件，無法買到武器怎麼辦？我以前從來沒買過武器。別擔心，跟你一起的那些人知道怎麼買。他們接受的訓練就是這方面的。好的，那他們要我幹什麼？「他們要你，」伊弗里姆說，「他們需要你領導這支突擊隊。」

　　第二天回到特拉維夫，他將見到了其他人。還有那未知的因素怎麼辦？很顯然他們的出擊不是為了幾個卒子，幾個小人物，從難民營出來的年輕敢死隊員，幾個左翼學生或幾個精神錯亂的女孩。這些女孩因不堪重壓或被迫殺人從而將自己的性命置於危險的境地而導致精神錯亂。但目標到底是誰？有多少？一兩個肯定是有的。他問過伊弗里姆這些人是誰，但這位主管這次任務的人只是聳聳肩，向他擺手。

　　「耐心點，」他回答道。「一切都要等待時機。我們給你兩樣東西，錢和名單。錢你已經有了，去把它存起來。存好後回來。別擔心，你再走的時候，名單就有了。」

　　別擔心，說起來容易。要是選錯了人怎麼辦？

　　「別這樣說。」伊弗里姆總是這樣回答。

　　第二天早晨，阿弗納給自己訂了一間二十五號的房間後，結賬離開米迪酒店。他閒逛到「大使賓館」，又訂了兩間同樣的房間，然後到河對岸的停車場裡去取前一天放在那裡的車子。他穿過白朗峰大橋，確信沒有被人跟蹤之後，把車開回城裡的租車辦公室，搭輛計程車去了機場。大約四個小時後，他在特拉維夫著陸了。

　　他和伊弗里姆在下午五點開車去的那棟樓位於市郊。給他們開門的那個年輕、不苟言笑的女孩讓阿弗納想起三年前去波羅曉夫大街第一次面試時見到的那個女孩。她把他們領到一個房間後，把門在他們身後關上。

　　他們進去時，房間裡的四個人抬起頭來。一個人放下手中正在看的書。第二個人把交叉的雙腿放下來，身體前傾，但沒站起來。第三人正在一個鐵製菸缸上磕菸斗，這時也停了下來。第四個人是站著的，這時向前走了一步。

　　四個人和阿弗納面面相覷，默不作聲。

　　「好了。」伊弗里姆說。他停下來清了清嗓子。「夥計們，我想讓你們見見阿弗納……阿弗納，這是卡爾……這是羅伯特……漢斯……當然還有史蒂夫……」

　　他們握手，堅定有力，完全是部隊裡的風格。阿弗納不知道那四個人在想什麼，自己反正是大吃一驚，可以說是震驚。這些人年紀太大了，最年輕的那一個──史蒂夫──看起來也比阿弗納大十歲。卡爾年紀最大，一定有四十多了。

　　並不是說他們年紀太大不能勝任這項工作──阿弗納對此沒有任何意見──而是他要當他們的領導。他們一定都比他經驗豐富，一定都參加過西奈戰役。卡爾的年紀看起來一定參加過獨立戰爭。阿弗納能領導這麼一支隊伍嗎，他們中有些人可以做他的父親了？

　　他們接受他的領導嗎？

　　「好了，我們時間有限，」伊弗里姆說，「讓我們坐下來，仔細檢查一下細節吧。我們就開這一次會議。你們下次相見的時候就已經在執行任務了，在日內瓦。」

　　阿弗納因為緊張而坐立不安。他看見卡爾又把菸斗裝滿，第一次希望自己也是個菸民。漢斯、羅伯特、史蒂夫──他們看起來都很放鬆。卡爾輕輕地拍著衣袋，想找一根火柴。阿弗納深吸了一口氣。

　　還行。沒有波動。

　　「日程安排如下，」伊弗里姆說。「除卡爾和阿弗納之外，其他人再複習兩天功課，這樣的話，就到了二十四日。二十四日休息一天。我希望大家都把個人的事在這天處理好。二十五日你們帶上公務護照去日內瓦。怎麼去，什麼時候走都由自己定，但天黑之前要到那裡。阿弗納已經在那裡給你們訂了房間。他會把詳細情況告訴你們的。你們辦完入住手續，把護照拿回來，然後存在保險箱裡。執行任務的時候就不要用護照了。

　　「你們複習功課的時候，」伊弗里姆繼續說，「阿弗納和卡爾看一看我們給你們準備的突襲目標名單。等你們在日內瓦會合時，他們對情況的了解就跟我們一樣熟悉了，會在那裡把情況告訴你們的。

　　「好。我會按照重要程度給你們一張恐怖頭子的名單。所謂重要程度，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的，至於處理時誰先誰後，由你們自己定。只要能找到他們，幹掉他們就行。先找到誰就先幹掉誰。

　　「在我看來，這一點非常重要。二十五日以後你們就要靠自己了。如果你們幹得不錯，我看報紙就會知道。如果你們幹得不行……但你們會幹得不錯，我對你們非常有信心。」

　　一直站著的伊弗里姆這時拉過一把凳子彎下身子坐下來，動作雖然靈活，卻有點不雅。他從衣袋裡掏出一張餐巾紙，好像要擤鼻涕，卻只是若有所思地盯著它，然後把它揉成一團，放了回去。除卡爾之外，其他人都沉默不語。卡爾的菸斗似乎出了一些問題，弄出的噪音大得像一隻水牛弄出來的。他抬起頭來，歉意地笑笑。

　　阿弗納對其他人沒有感覺，但對卡爾有。他敢肯定他可以跟卡爾相處得很好，即使按他的年紀他可以做自己的父親。

　　伊弗里姆又說話了。「有兩個原則，」他說，「我們還沒講，或者說講得不夠。兩個原則都很重要。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首先，你們知道恐怖分子的座右銘是：殺一儆百。那麼，你怎樣做恐怖分子？如果他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從A處到B處，你把他殺了，這是不夠的。其他人也許會說：『阿莫德把脖子伸出來時被他們殺了，我要小心一點。』你殺了一個，其餘的人照常：他們不怕。

　　「但如果在這個恐怖頭子的周圍都有他自己的人，他感到真正安全的時候幹掉他，那就不同了。如果你設計精巧、出其不意，我……我舉不出例子，但是如果你們在最不可能的時間或地點，或以某種最不可能的方式，那麼……那麼其他人就會被嚇倒，他們會說：『噢，該死的猶太人真聰明，猶太人的手真長。他們能在那種情況下幹掉阿莫德，他們也能這樣幹掉我。』」

　　阿弗納注意到伊弗里姆在講這些的時候，卡爾一直在看著羅伯特。而羅伯特沒有看著他，他兩眼緊閉，一手托著下巴，好像在深思。阿弗納的腦袋裡快速地、下意識地推理著。他還不了解他的突擊隊──但羅伯特也許是個武器專家，也許是爆破專家。他和卡爾以前一定合作過。好。

　　「第二個原則，」伊弗里姆繼續說，「就是阿弗納早先提到的，如果找錯了人怎麼辦？或者找對了人，但傷及了無辜怎麼辦？

　　「我想說得更清楚一些。答案是，你不會。就這麼簡單。你不會。

　　「既然有風險，你就要把風險降到最低。零風險：這是你工作的組成部分。你們不是恐怖分子，不會把手榴彈朝車裡扔，也不會在劇院大廳用機關槍掃射，你們也不是常規空軍部隊，把一個目標炸掉──那樣就太糟了，如果有一兩個市民在場的話。

　　「你們的行動是最乾淨的：只幹掉一個人，一個殺人犯，不會幹掉其他人。如果你不能百分之百地確認是他──那就放走他。就這樣。你要熟悉他就像熟悉你自己的兄弟一樣。你讓他自己確認自己。如果你不能絕對肯定，那就什麼也不要幹。讓他走。」

　　伊弗里姆站起來。

　　「我希望你們記住，這是你們在執行任務時會犯的一個錯誤。名單上有十一個人，如果你們只幹掉了三個，我們會感到失望，但你們不要搞錯人。

　　「當然，如果你們只幹掉了一個，整個任務就失敗了，我們會很不高興。但你們不能犯錯。另一方面，如果你們全部都幹掉了，但傷了一個無辜，還是犯了錯。記住這一點。

　　「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孰先孰後的問題。在這次行動中，這就是你們優先要考慮的問題。如果他和他女朋友在一起──讓他走。如果有計程車司機站在旁邊──讓他走。我不管你跟蹤了幾個月，也不管你今天是不是第一次見到他。你可以明天再去幹。如果你不能幹，就別幹掉他，可以幹下一個。放鬆一點，你的工作不是計件的，而是有薪水的。給你們授權去執行這次任務是有條件的。我們不想另一個卡納法尼事件出現。」

　　神風突擊隊襲擊洛德機場五個星期以後，卡納法尼的汽車在貝魯特爆炸了。據阿弗納當時聽到的傳聞，他以前部隊裡的人跟「摩薩德」一起參與了這次爆炸行動。

　　與其說卡納法尼真正參與了洛德慘案，還不如說他只是一個恐怖組織的辯護者。是否如此，還有疑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侄女，一個叫拉密斯的女孩在爆炸中跟卡納法尼一起被炸死了。自慘案發生以來，阿弗納這是第一次聽人說起這件事。人們不想談論這件事。很清楚，伊弗里姆也不想談這件事。

　　「關於理論上卡納法尼之類的事能不能夠避免，這樣的探討我不想聽。」大家還沒有來得及開口之前他就這樣說道。「在這個時候我對任何人關於對與錯的觀點都不感興趣。我只是為這項特殊任務提一些基本原則。」

　　卡爾吹了一個大大的煙圈，然後看著阿弗納。其餘的人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阿弗納感到不安，但他們是對的。對於伊弗里姆的這番話，有個問題不得不問。由於阿弗納是領導人，應該由他來問這個問題。

　　「自衛怎麼辦？」他說，「如果一個旁觀者拔出槍來怎麼辦？或者想抓我們怎麼辦？」

　　伊弗里姆做了一個鬼臉。

　　「如果，如果，」他盯著他們說。「如果你計劃周密，這樣的事就不會發生。如果發生，嗯……我能說什麼呢？如果一個旁觀者開槍，那他就不是旁觀者了，是不是？」

　　他又在凳子上坐下來，從衣袋裡掏出那張揉得皺巴巴的餐巾紙。「聽著，」他輕輕地說，「在這次……這次任務中，誰能計劃得那麼周全？誰希望捲進這樣的事情裡去？我只是把最先要考慮的事情提出來，把我們的想法告訴你們。其餘的嘛……」伊弗里姆攤開雙手。「我不懷疑你們會盡你們的所能。這就是我們所有的要求。」

　　這個注解是正確的。即使阿弗納覺得他非常清楚伊弗里姆在幹什麼──運用軟硬兼施的辦法，既做好人，也做壞人──但他佩服他。他是好樣的，是他學習的榜樣。看看那些人有多麼放鬆，所有的緊張感都減輕了，都急於達到伊弗里姆對他們的期望。

　　阿弗納覺得，這是一種謀略，他最好學著一點。

　　「好了，」伊弗里姆說，「現在說說我們這個突擊隊是如何組成的──我們以前討論過──只要需要，一個人應該什麼事都做。完全是靈活的。一個人不能只擅長一件事。而且，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特長。我們都把自己的特長快速給阿弗納說一遍吧，我相信他會感興趣的。」

　　「我先開始吧。」阿弗納立刻說。這是以色列的傳統。領導者應該首先讓別人了解自己的背景。「我是當兵出身──做過突擊隊員。我在以色列出生，去德國上過一段時間學，已婚，但還沒孩子。」

　　伊弗里姆讚許地點點頭。「漢斯。」他說。

　　在這群人中年紀看起來第二大的那個人清了清嗓子。他是唯一一位打著領帶的人。他身材細長，長髮烏黑但稀少，手指細瘦如柴。如果把他比喻成一個什麼物體的話，他像一支鉛筆。阿弗納聽到他的專業是什麼時一點也不吃驚。

　　漢斯負責證件工作。他出生在德國，戰前來以色列時還是個孩子，在加入「摩薩德」之前，一直是個商人。他的妻子是以色列人。他以前在法國執行任務時，妻子也住在那裡。他們還沒有孩子。

　　「我需要一些錢買材料。」漢斯說。「最好有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地方。這樣我可以保管證件。當然，修描東西比較容易一些，但我或許可以從原材料製造出來。

　　「我需要每個人的一些詳細資料，我想這個可以稍後解決。我們還有很多時間。」

　　這點很重要。名字和另外一兩個細節比較容易記住。但是特工通常選擇一套基本的數據來滿足他們不同身分的需要，這不僅僅是記住一個喬裝之人的年齡、地址或職業的問題，還要記住他來自什麼背景。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去過西班牙的畢爾包，也不會說西班牙語或者巴斯克語，而給他做的證件上卻寫著他來自畢爾包，這樣就是愚蠢的。根據他們的記憶能力、使用語言的技巧和老練程度，大多數經驗豐富的特工都能自如地運用三至六種身分──有一些人能使用十五種身分。當然，在緊急出境時，只要性別是對的，照片跟持證人大體相像，一本「二十四小時」護照就可以了。

　　「我說德語和英語。」阿弗納對漢斯說。「你呢？」

　　「德語和法語。」

　　「好。」伊弗里姆指著下一個說，「羅伯特。」

　　羅伯特也是個細高個子，但沒漢斯那麼瘦。他也許快四十了，兩隻灰色平靜的眼睛分得很開，一頭硬硬的淺棕色頭髮。他說希伯來語時沒有明顯的英語口音，這讓阿弗納感到吃驚。至於羅伯特的特別才能嘛，他猜對了。羅伯特的專業是爆破，來自英國一個玩具製造商家庭。他在加入「摩薩德」之前就一直喜歡擺弄一些奇特、設計精巧的器械。他的妻子是個猶太裔法國人。他們育有幾個兒女。

　　「如果你們想炸掉什麼東西的話，我想我可以幫你們解決，」羅伯特說。「我知道在哪裡可以弄到我需要的東西。但要看是什麼東西。我們也許必須解決運輸的問題。當然，還有錢的問題。」

　　「你會什麼語言？」阿弗納問道。

　　「恐怕只會說英語。」羅伯特微笑道。「如果你硬要我說的話，還有希伯來語。」

　　阿弗納笑了，大家都笑了。實際上，羅伯特的英語很流暢。「你什麼時候來以色列的？」阿弗納問他。

　　「四年前才來。」羅伯特答道。「在你們都玩夠了以後才來。」

　　阿弗納拿不準自己會不會用這樣的語言來描述「六日戰爭」，但他微笑著點了點頭。伊弗里姆轉向最年輕的那個人。「史蒂夫呢？」

　　「汽車，夥計。」史蒂夫說。「開汽車。我能快速地讓一輛汽車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史蒂夫也有一點外國口音，但阿弗納能聽懂。他看起來像個飛行員，個子不高，但英俊瀟灑，肌肉結實，而且傲慢。他至少三十五歲了，比阿弗納大十歲。但是跟他相比，阿弗納覺得自己比他大。這是一種感覺，他並不介意。

　　「我猜你會說英語？」他問他。

　　「對。」史蒂夫說。「還有德語，也說一點南非荷蘭語，不過我想並沒多大用處。我來自南非。」

　　「就剩下我了。」卡爾瞟了一眼伊弗里姆說。他站起來，在手掌裡敲著他的空菸斗。「我恐怕沒有什麼特殊的技能。但是──我幹這一行很長時間了。我有辦法讓自己對你們有用。我提議我做個打雜的。」

　　「善後？」阿弗納彬彬有禮地問道。這也許是最危險的──當然也是最容易暴露的──善後的人往往是最後一個離開現場的，他要給其他人準備逃離現場的出路，而自己直到查看完現場之後才能逃走，搞清楚隨後調查的動向，收集一切潛在的不利證據。它需要一個人特別冷靜，反應敏捷，經驗豐富。

　　這並不奇怪，卡爾是這群人中級別最高的特工，這位「摩薩德」老兵跟漢斯一樣，出生在德國，孩提時代來到以色列，其妻是個猶太裔捷克斯拉夫人。他們領養了一個女兒，住在羅馬。在執行這項任務之前，他一直駐守羅馬，「我說德語和義大利語。」卡爾說。「德語是我的母語。我會盡力撿起每塊碎片的。」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阿弗納說。「弄出一些碎片來讓你來撿的。很高興你是我們其中一員。」

　　這就要開始工作了，就像在部隊一樣。他們都是很棒的人，比他想像中的好得多──但跟他們說話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為什麼選他當領導這個問題。

　　「摩薩德」非常明智地挑選了歐洲人。老天爺作證，全是「野客」，沒有一個加里西亞人，當然全是以色列公民，而在他們中間──似乎只有阿弗納是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土生土長絕非唯一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只是一個極為有利的優勢而已。它是一種象徵，在各個階層都是如此。對於猶太人來說，它還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在世界各地做了幾千年外國人的猶太人，終於可以像其他國家的人那樣吹噓自己是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了。土生土長的猶太人是寶貴的。

　　「還要說一句關於指揮系統的問題，」伊弗里姆似乎看見了阿弗納飄浮的思緒。「在這次行動中，大家相互依賴，一起討論──這是不言而喻的。領導人排在第一，但和其他人是平等的。你們已經知道了，這個人就是阿弗納。排在第二位的是卡爾。」伊弗里姆終於把餐巾拿出來用了一下，他擤了擤鼻子。「好了，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人提問題，當其他人走出房間時，卡爾瞟了一眼阿弗納，然後轉向伊弗里姆。其他人已經離開了，房間裡就剩下他們幾個人。「有一個問題我感到好奇，」卡爾說。「你明天就要給我們那十一個人的名單了。這個數字公平。那派去幹掉他們的突擊隊只有我們一個嗎？」

　　稍稍停頓了一下。「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伊弗里姆說，「我不知道答案。」

　　第二天，阿弗納和卡爾收到了一份名單、一些生平和情報數據。這些書面資料不能隨身帶到日內瓦，他們只好花了一整天時間把它們記下來。不過，他們可以把弄來的照片拿給其他人看，然後銷毀掉。「我希望你的記性比我的好。」有一次阿弗納對卡爾說。卡爾聳聳肩，咧開嘴笑了一下。

　　這十一個目標的身分並無驚人之處。他們不是將軍，卻是對以色列實施恐怖襲擊的高級官員。名單上的第一個人是阿里．哈桑．薩拉梅，巴勒斯坦人，長相英俊，三十出頭，被普遍看作是慕尼黑慘案的主要策劃者。第二個人是阿布．達烏德。他是「黑色九月」組織的爆破專家。第三位是馬赫穆德．哈姆沙里。他是個知識分子、外交官，當時都不知道他也是恐怖頭子。威爾．茲威特也是一樣。他是個詩人，在名單上位列第四。第五位是法學教授巴西爾．阿爾─庫拜西博士，是給哈巴希博士的人民陣線購買武器的人。第六位是卡邁勒．納賽爾。他也是個知識分子，不像哈姆沙里、茲威特和阿爾─庫拜西，納賽爾毫不掩飾自己跟恐怖組織的關係。卡邁勒．阿德萬也是這樣，他是第七個目標，負責在以色列占領區上搞破壞活動。第八位是馬哈茂德．尤社夫．納傑爾，就是眾所周知的「阿布．尤社夫」，負責聯絡工作。第九位是阿爾及利亞人穆罕默德．布迪亞，演員、戲劇導演，追求時尚，在巴黎非常有名氣。多數人只知道他是個藝術家，喜歡在女人堆裡廝混，而不知道他在國際恐怖活動中也是一個重要人物。第十位是海珊．阿巴德．阿爾─契爾。名單上的最後一個人是瓦地．哈達德博士。他被公認為是恐怖分子的幕後策劃者，其重要性僅次於他的朋友喬治．哈巴希博士。

　　名單上的人除了兩三個之外，「摩薩德」特工──以及以色列的許多普通人──都相當熟悉。

　　第二天，阿弗納與肖莎娜在一起。

　　生活是艱難的。那天下午他們躺在床上──懷孕使肖莎娜的身材更加豐滿，胸脯更加堅實。除此之外，幾乎看不出來她懷孕了。阿弗納以為她會哭。但肖莎娜就是肖莎娜，她不會逼他。她用手指撫摸著自己的胸脯，用青瓷一樣藍的眼睛看著他。

　　「也許只有幾個月。」阿弗納對她說。「也許是一年，我無法告訴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沒問你。」肖莎娜回答道。

　　「我盡量多給你寫信。」阿弗納繼續說。「你不用擔心沒錢。」

　　「我不擔心。」

　　她越不反對，阿弗納越是覺得要替自己辯護。他變得狂躁不已。「我告訴過你可能會這樣，」他說，「我們以前討論過這個。」

　　「我知道。」

　　「那，你知道的話，」阿弗納說，對她勃然大怒相當沒有道理。「你還要我幹什麼？我無能為力。」

　　肖莎娜笑了起來，她用雙手托住腦袋。蜜黃色的頭髮從前面垂下來，她將它們從臉上吹開。「你的問題，」她說，「就是你真的不理解。」她吻了吻他。「孩子出生時你會爭取回來，是不是？」

　　「我發誓回來。」阿弗納熱情地說。「我保證回來。」

　　說實話，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來。第二天早晨，他洗了一個澡，打好包，然後踮著腳走進臥室。肖莎娜還在熟睡，或者好像還在熟睡之中。阿弗納彎下腰吻了吻她。她總是不去機場送他。

　　現在是九月二十五日下午較晚的時候了，阿弗納從米迪酒店正面粉紅與白色的牆壁上的窗戶中望出去，他看見羅訥河對岸、「吉桑將軍」河堤的燈光亮了起來。河面上燈光粼粼。日內瓦這時比任何時候都更像一個玻璃屋。

　　阿弗納移動視線，首先落在卡爾身上，然後是漢斯、羅伯特和史蒂夫身上。他們都回頭看著他，神情輕鬆、自信，充滿了期待。

　　看著他們坐在那裡，阿弗納突然有一種感覺，儘管他才第二次見到他們，但他最了解的是這四個人，最親近的也是這四個人。他能感覺到他們的存在帶給他的身體上的震顫，他能猜到每個人的所思所想以及他們的真情實感。

　　他們在等他開口說話。

　　阿弗納說話了。他說得輕鬆，漫不經心。他偶爾看一眼卡爾，卡爾正抽著菸斗，用點頭對阿弗納說的話表示肯定，或者用一句話或一個手勢來糾正他說的話。漢斯在一張紙上胡亂塗畫著，羅伯特靠在椅子上，雙眼閉著，手插在衣袋裡。史蒂夫時不時地吹一聲刺耳的口哨，就像個十二歲的孩子。

　　不過，阿弗納開始滔滔不絕地唸那十一個目標的名字時，他安靜了下來。漢斯暫時停止了手中的塗畫，連羅伯特也睜開了眼睛。阿弗納停下來之後又恢復了沉寂。

　　「呃，」漢斯終於開口了，手裡又開始塗畫起來。「我們對他們似乎了解不多。背景知識有點不足。」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需要知道的東西了，」阿弗納說。「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知道他們有誰喜歡打牌。」

　　「我明白你的意思。」漢斯點點頭。「伊弗里姆所說的無辜的旁觀者，似乎不包括爆炸的時候。」

　　羅伯特抬起頭來。「你錯了，」他說。「不一定不包括。他要求我們多動腦筋，就這樣。」

　　「明天，」阿弗納說。「今晚我們就搬進去吧。」他的話起作用了。他們是他的隊員，是他的同志。

　　阿弗納在「大使賓館」給卡爾、漢斯和羅伯特訂了房間。而史蒂夫住在米迪酒店裡。會議結束後，阿弗納和史蒂夫去散步。街上車子川流不息，晚飯後的人們擁擠在舍弗魯廣場，看起來興高采烈，舉止優雅。幾乎是本能地，阿弗納和史蒂夫將腳步向河邊邁去。

　　瑪希那橋走到一半時，史蒂夫停下來，靠在用金剛石裝飾的欄杆上。此時橋上人跡稀少。城市的燈光，就像弗雷斯大轉輪上的反光，在波浪上扭曲著，旋轉著，讓人沉沉欲睡。「夥計，我有一種感覺，」史蒂夫說。他深吸一口氣，然後慢慢吐出來，好像在提一個巨物似的。「我有一種感覺，並不是我們都能活下來。」

　　阿弗納什麼也沒說。

　　「不過，別擔心。」史蒂夫說。他停下來，突然像個孩子似的咧開嘴笑了。「我也碰巧有一種感覺，你和我可以活下來。」

第三部　任務　第五章　威爾．茲威特

　　李奧納多達文西酒店位於羅馬梵蒂岡城的費得格拉池，是個價格適中的假日酒店風格的酒店，非常對阿弗納的胃口。

　　酒店頂層的房間可以遠眺聖彼得大教堂和聖彼得廣場，也能看見聖天使堡。更重要的是，在阿弗納看來，酒店乾淨、現代，浴室裡有三星級的淋浴器。而且隔壁就有一家「格拉池小酒館」，窗戶裡有一個巨型豬頭，阿弗納每次看見它時總覺得很滑稽。

　　阿弗納和卡爾住進李奧納多達文西酒店是十月十五日，星期天──這天離他們第一次離開以色列前往日內瓦的那天差不多三個星期了。自從十月十日以來，史蒂夫和卡爾一直住在費米齊諾機場附近的「假日酒店」。而他們的總部設在漢斯、羅伯特和阿弗納下榻的奧斯提亞的一家酒店裡。奧斯提亞是地中海的一個度假勝地，距羅馬幾英里。同一天──就在他們辦理退房手續搬到羅馬之前──羅伯特在面向海灘的一個停車場遇到了他的一個連繫人。連繫人遞給他一個結結實實的購物袋，裡面裝了五支點二二口徑的貝瑞塔手槍，每支手槍配了兩夾滿滿的子彈。

　　第二天，十月十三日星期一，早上八點三十分左右，一個義大利年輕人開著車，在離酒店一兩個街區的地方接上阿弗納和羅伯特。這裡是費得格拉池的邊界，有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廣場，名叫自由廣場。車開得悠哉遊哉──按照羅馬人的標準──汽車穿過臺伯河上的馬格瑞塔橋，繞過坡坡羅廣場，沿著壯觀的波各賽別墅公園邊緣，順著義大利大道一直向前就到了諾門塔那大道。汽車左轉兩次──第二次是違章的──之後來到迪里雅斯特街。從這裡開始，汽車進入居民區安靜曲折的林蔭道，朝著北邊的安尼巴利亞諾廣場駛去。

　　雖然從喧囂的旅遊中心威尼托區出來不到十分鐘，但安尼巴利亞諾廣場完全是一番不同的景象。它是羅馬眾多不起眼的廣場之一，因而不能像其他著名廣場那樣，誇耀自己有古寺、有文藝復興時期的噴泉，也不能誇耀有歷史上著名的宮殿。實際上，除了一個極小的公園之外，安尼巴利亞諾廣場上什麼也沒有。公園裡有十幾棵未經修剪的樹木，從柏油環繞的土裡長出來。那天晚上許多小型「飛雅特」汽車、「雷諾」汽車、「大眾」汽車和「蘭布雷塔」腳踏車都朝這個並沒有停車場的地方擁擠。能擠多少擠多少，這是羅馬的風格。

　　六條街道隨意地向廣場匯聚。兩條向北的街道幾乎是平行的，分別是瑪薩茨烏科利街和伊瑞特雷街。後者的延伸段叫利巴街。這兩條街道形成一個楔形，其南端的尖端就是安尼巴利亞諾廣場。在這個楔形中，有一座不規則的七層公寓大樓群，給人一種不祥的感覺。租住在這裡的是中等收入的羅馬人，樓群的兩邊和楔形的尖端都有入口。面對安尼巴利亞諾廣場的是C入口。一樓是小商小販做生意維持生計的地方。C入口的左邊是一家理髮店。附近有一家餐館，叫迪里雅斯特酒吧，在右邊。

　　汽車到達布雷薩諾那街的轉角處，阿弗納碰了一下司機的肩膀。那個義大利人把車停下來，讓阿弗納和羅伯特下車。車子繞過安尼巴利亞諾廣場，沿著來路快速離去。他的任務完成了。這時是晚上九點過幾分。

　　阿弗納和羅伯特逛到廣場另一邊，看到漢斯已經坐在一輛車子的乘客位上。車子停在C入口和迪里雅斯特酒吧之間。漢斯也注意到了他們，但沒有任何表示。不僅沒有任何表示，反而跟坐在駕駛座上的那個義大利女孩說起話來。阿弗納和羅伯特看著她從汽車上下來，慢吞吞地走到迪里雅斯特酒吧轉角處，轉身，又朝汽車走回來。

　　這個義大利女孩不知道這個信號的意思。這個信號的意思是，住在C入口上面公寓裡的被阿弗納和他的突擊隊看作「目標」的人在家，但現在出去了。如果他還在樓上公寓裡的話，那個女孩會一直待在車裡。如果這時候漢斯注意到出了問題，任務要流產了，他就會讓那個女孩開車離開。那樣的話，他們就會走到廣場的另一邊，也許是二十五碼以外。史蒂夫正在一輛租來的掛著米蘭車牌的綠色「飛雅特─百二十五」車上等著。史蒂夫車上也有一個義大利女孩，但她坐在乘客位上。如果漢斯發出了「流產」的信號，阿弗納和羅伯特就會上史蒂夫的車離開。

　　但這時，任務似乎在繼續。阿弗納和羅伯特在看得見史蒂夫和漢斯的地方繼續在廣場上走著，輕聲地互相交談著。他們知道這時卡爾已經辦好了他和阿弗納在李奧納多達文西酒店的退房手續──其他人早些時候已經辦理了退房手續──而且把那套新護照、駕照和一些現金放在羅馬預先安排好的地方，以防他們分開不得不獨自突圍出城。此時，卡爾也許還坐在附近一家上班族的酒吧裡的窗戶邊，一邊安安靜靜地喝著一杯康帕利汽水，一邊觀察著在廣場上交叉的幾條主要街道的情形。他的主要工作要晚些時候才開始。

　　這時──也就是九點三十分左右──大街小巷仍然相當繁忙，不過，車輛比白天少多了。白天，羅馬的大部分地方都是一輛接一輛的車子。但到了晚上，郊區的住宅區遠沒有那麼忙。在羅馬的大街上，除了數不盡的貓之外，主要就是青年男女們的「偉士牌」摩托車沿街而過的呼嘯聲。但漫步在街角，或站在街角互相交談的人什麼年齡的都有，所以羅伯特和阿弗納也沒有引起路人的注意。羅馬根本不是一個好管閒事的城市。

　　又過了三十分鐘，阿弗納看見漢斯從停在C入口的汽車裡面走出來。漢斯看了看錶，走到司機旁，靠在門上與坐在駕駛座上的女孩閒聊了一會，然後揮手跟她再見。他看也沒有看一眼羅伯特和阿弗納，就穿過廣場，向伊瑞特雷街的方向走去。那個女孩把車開走了。史蒂夫仍然跟另外一個女孩坐在幾十碼以外的綠色「飛雅特」上。

　　很顯然，應該各就各位了。目標的習慣似乎有些規律。如果這個特殊的晚上也不例外的話，幾分鐘以後他就應該從幾個街區以外的女朋友家回來。在轉入C入口之前，他仍可能在迪里雅斯特酒吧停下來打一兩個電話。他公寓裡也有電話，但突擊隊得到情報，由於欠費，電話被切斷了。

　　漢斯把他的車支走意味著他看到了從廣場那邊漫步而來的一對義大利年輕夫婦。他們不是目標。那個女的雙手挽著那個男的，他們的工作就是在「目標」回家的時候，在前面離他大約一分鐘路程的地方走著。這對年輕夫婦知道，他們出現在安尼巴利亞諾廣場上，就表示過去三天來他們一直監視和跟蹤的那個人正在向他們靠近，但他們卻不知道這個信號是發給誰的，又為什麼發這個信號。

　　看到這對夫婦以後，漢斯就要到第二輛用以逃離的車旁。這是一輛租來的貨車，停在離廣場幾百碼的地方，一個有些年紀的義大利司機耐心地坐在駕駛座上。阿弗納和羅伯特悠閒地穿過廣場，向公寓大樓的C入口走去，同時留意綠色「飛雅特」中史蒂夫的動靜。在門廊徘徊得太久是不明智的。直到，或除非坐在史蒂夫旁邊的那個女孩下車，阿弗納和羅伯特才能進入大樓的門廊。

　　如果她下車以後走開了，阿弗納和羅伯特絕對不能進去。它是這次任務流產的最後一個信號，可能是「目標」旁邊還有一個人，也可能是他完全改變了方向。那個人要從街角那邊過來，阿弗納和羅伯特兩個人都看不見。他們能看見的只有史蒂夫的「飛雅特」中的那個女孩──而且還只能看見她淺色的後腦勺。

　　阿弗納感到他腹部的肌肉繃緊了。

　　他偷偷瞟了一眼羅伯特，只見他同伴的臉上一點緊張的神色都沒有。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嘴角邊的肌肉是鬆弛的，灰色眼睛上方的眼瞼低垂著。這些是無聊乏味的表示。

　　那個金髮女孩應該有所動作了。

　　她動了。她從汽車上下來，但沒有走開，而是跑起來了，跑動的姿勢非常笨拙，跟其他穿著高跟鞋的女孩一模一樣。她跑到剛剛轉過轉角的那對夫婦面前，向他們大聲喊道：「你好！」雙手去挽那個男人的另一隻胳膊，然後三個人笑著說著，互相緊貼著，一起走過了迪里雅斯特酒吧。

　　大概只離「目標」一分鐘的距離。

　　阿弗納好像今生只為做這一件事似的，迅速地毅然決然地走進了C入口的門廊，他沒有用語言或動作示意羅伯特跟著他，但他確信羅伯特就在他身後。他無論如何也是要進入門廊的，命令他人採取行動不是以色列軍隊的傳統。領導們希望其他人到哪裡，他們自己會先到哪裡。在戰場上，一個向前衝的人發現自己是在孤軍奮戰，這種情況是少有的。

　　門廊裡面空氣陰冷，潮濕。大廳裡漆黑一片。在歐洲，在廉價的公寓大樓裡都是這樣，大廳、樓梯井或者門廊裡的燈光打開之後，過一兩分鐘就會自動熄滅。否則的話就會浪費電。

　　阿弗納和羅伯特前一天來過這個大廳，對這裡的布局、樓梯和老式電梯的鐵柵欄有個大致印象之後就走了。要塞一枚硬幣電梯門才能打開。在一面牆上，有一塊像鏡子一樣的反光玻璃──嚇了阿弗納一跳。他應該記得這裡有一面鏡子的。等眼睛適應黑暗之後他瞥見了鏡中的自己，這時他的心跳幾乎停止了。那一瞬間他以為有個人在大廳裡等著。原來是自己的影子。幸好羅伯特沒有注意到。

　　他們回頭看看入口處，有人經過。在狹窄的入口處，一瞬間出現了很多人的輪廓。有一個婦女，有一對老年夫婦，還有一隻狗。牠停下來，朝後看著，搖著尾巴，跳著跑開了。

　　接下來，千真萬確，他們等著要殺的那個人出現了。

　　他路過入口處的時間不到一秒鐘──一個提著食品袋的輪廓──但阿弗納和羅伯特知道一定是他。正如他們預料的那樣，他向隔壁的迪里雅斯特酒吧走去。這時他們聽到汽車的喇叭聲──史蒂夫在綠色的「飛雅特」裡向他們示意──但這已經沒必要了。他們已經知道了。

　　那個人一定正在打電話。四分鐘，五分鐘，如果有人在用電話的話也許要六分鐘，或十分鐘。或者只要兩分鐘。確切的時間無法預計，但這並不重要。他終於從C入口進來了，是獨自一人回家。

　　當然，在同一時刻，也可能有其他人從C入口進來，或者從樓上下來出去。無論哪種情況，他們都不能動手。這一天的行動就流產了。如果目標有機會看清他們的臉，也許就前功盡棄。

　　如果他們已經開始，用突擊隊的話來說，「行動」的話，有人進來怎麼辦呢？阿弗納能想到的最好辦法就是不考慮這種可能性。所謂的零風險，只能是接近零風險，並不是絕對的「零」。即使伊弗里姆也承認，在這樣的行動中，不可能計劃得面面俱到。真正的零風險是待在家裡看電視，但即使那樣，屋頂也會掉下來。

　　目標從門外進來了。

　　除他之外──阿弗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後面還有一男一女。他們是一兩個無辜的旁觀者。羅伯特也看到他們了。他們正要進門，只離那個提著食品袋的人幾步之遙。他一邊走，一邊從衣袋裡摸索著什麼，也許是一枚硬幣，好打開電梯門。

　　這時，羅伯特猛地動了一下，也許是因為走在那個人之後的那對夫婦。他也搞不清自己為什麼要動那麼一下。也許是覺得這次任務要流產了，他開始向樓外走去。不管怎樣，他這一動──目標後面的那對夫婦也許意識到了他的動作，看見黑暗的大廳裡有一個他們不認識的模糊的人影，也許是他們乾脆改變了進入公寓大樓的想法。他們停住了腳步。

　　接著，那個男的似乎抓住了那個女人的手，他們雙雙走開了。

　　在他們前面，那個提著食品袋的人毫無察覺。他繼續朝電梯走去，腳步堅定，無拘無束，不畏黑暗。他空著的那隻手還在上衣口袋裡摸索著。他身材瘦小，對危險毫無察覺。阿弗納看見他的脖子好像是從他袋子裡伸出來的一隻酒瓶子。

　　羅伯特伸手把燈打開。燈突然亮了起來，雖然並不明亮，卻嚇了他一跳。他抬起頭看了看，沒有放慢腳步，也沒有停下來。他沒被嚇住，甚至並不感到吃驚，也許有一點迷惑。他正要與阿弗納和羅伯特擦肩而過。他的態度似乎表明，無論這兩個陌生人在黑乎乎的大廳裡做什麼，都跟他無關。

　　羅伯特在離他一兩步遠的地方用英語對他說：

　　「你是威爾．茲威特嗎？」

　　這個問題只是操作程序而已。燈再次亮起來的時候，兩個特工都認出這個瘦長的詩人。他們詳細研究過他的照片。他們對官方公布的他的生平爛熟於心：年齡，近四十，出生於約旦河西岸的徹門。他是個文人，在左翼知識分子界很受歡迎，但很貧窮，不斷地換工作換住處，而換的無論是工作還是住處都很一般。現在在羅馬的利比亞大使館擔任翻譯，為人低調。他的女朋友是個年紀比他大的女人，有點胖。但她穿戴很講究，似乎特別喜歡去蘇聯度假。當然，這沒什麼錯。他有一個弟弟，在慕尼黑慘案之後被德國驅逐出境，這也沒什麼錯。跟茲威特一樣，他在文章中表達愛國情感，甚至推薦其他阿拉伯愛國作家的作品都沒什麼大錯。這些是西方新左翼，或者老一點的左翼知識分子表達的普通的情感。就這一點而言，較老的右翼知識分子也這樣表達過。

　　茲威特的名字在伊弗里姆的名單上位居第四位還有別的原因。「摩薩德」有理由相信，威爾．茲威特是歐洲恐怖活動的主要策劃人和協調人之一。在「摩薩德」看來，一九六八年，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從羅馬飛往阿爾及利亞的飛機，拉開了十年恐怖活動的序幕。他是這次事件的負責人。茲威特不僅翻譯了《一千零一夜》──從「摩薩德」掌握的情況來看是這樣──而且還在一九七二年策劃了企圖讓一名英國婦女將一個磁帶錄音機炸彈作為禮物帶到國外、以炸毀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另一架噴射機的恐怖活動，機長成功飛回並在羅馬安全著陸以後，兩名恐怖分子被捕。而下一架飛機的機長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你是威爾．茲威特嗎？」

　　羅伯特的聲音漫不經心，甚至彬彬有禮。在那一剎那，茲威特似乎沒有懷疑。羅伯特和阿弗納手裡沒有槍，「拔槍就要開槍」，但還不能開槍，身分還沒有確定。伊弗里姆曾經說過，「讓他自己確認，要認準他，就像認你的親兄弟一樣準。」

　　茲威特開始確認自己了。為回答羅伯特的問題，他的眼睛，頭部開始畫表示肯定的弧線，但某種東西──某種預感，某種徵兆──使他停了下來。他沒有完成點頭的動作。後來阿弗納常常想，在那一剎那間，是什麼使他意識到致命危險來臨的呢。

　　「不是！」

　　阿弗納和羅伯特一起動手了。右腳後退半步，雙膝彎曲進入戰鬥的屈膝姿勢。右手緊貼身體，將上衣向後掃開，手指呈弧形去抓槍柄。扣上扳機，定住。把第一發子彈從彈夾推至後膛。

　　完成這些動作沒有用到一秒鐘時間。阿弗納曾為那個老大力水手練習過一百萬次。

　　給敵人一秒鐘時間，讓他先開火。比如，如果他手裡有槍，藏在食品袋裡，一發子彈已經上膛。「摩薩德」的一秒鐘是給雙方一半對一半的機會。也是為了實現零風險，絕對不要把槍拿在手上，絕對不要把子彈從彈夾推到開火狀態，除非你想用槍了。想用槍的時候，就不再警告，不再等待。你拿槍就開火，就像那個經驗豐富的前海軍說的那樣。

　　「開槍就要命中。」

　　威爾．茲威特沒有任何準備。如果關於他背景的情報是準確的話，他甚至連槍都沒有。沒有貼身保鏢，沒有武器。為了安全，茲威特只有把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這時的他已成為一個身無分文的詩人，一個對別人不會有任何傷害的知識分子，一個無職無位的人，一個無家可歸的、從國外移民的翻譯，也許對人民的事業還有一些極其自然的同情，一個連電話費都付不起的人，一個把晚餐裝在紙袋裡提回家的人。

　　如果他僅僅是這樣一個人會怎麼樣呢？

　　一個赤手空拳的人一邊喊「不！」一邊緊緊抓住一個食品袋和一瓶酒。他此時的神情跟其他人在這個時刻完全一樣，因為驚恐而變得僵硬，眼睛睜得越來越大。如果是另外一個人正好回家搞錯了怎麼辦？

　　很難說得清在接下來的那一瞬間這些想法沒有從阿弗納腦海裡一閃而過。他也不知道羅伯特腦子裡在想些什麼。他們後來從沒談過。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又一秒鐘過去了，什麼也沒發生。

　　第一秒鐘──拔槍之前確認──這是規定。但他們把貝瑞塔拿在手裡之後就要毫不遲延了。他們不約而同地停下來。一瞬間的寂靜無聲是為了對即將打破的戒律表示尊敬。「你怎樣訓練人進行突襲？」伊弗里姆曾這樣問道。

　　後來阿弗納想，就是希望另一個人先開槍。

　　茲威特開始動了。他準備離開。

　　阿弗納和羅伯特幾乎同時扣動了扳機。兩槍，跟往常一樣，瞄準最大的目標，他的身體。他們彎下膝蓋，左手伸出去尋找平衡，就像擊劍的人那樣，雖然他們的貝瑞塔幾乎沒有任何後座力。又是兩槍，兩槍，接著又是兩槍。隨著茲威特的倒下，他們的目標也跟著移動。阿弗納搞不清食品袋裡的瓶子有沒有破，但他後來想起麵包捲散落到了地上。

　　他們的節奏並不是非常一致。羅伯特射得快一些，阿弗納是一個人打出最後兩槍的。稍稍停了一會，羅伯特又開火了，又是兩槍。

　　茲威特已經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了。

　　如果他們都沒打偏的話──在四五英尺範圍內他們不可能打偏──他的屍體上應該有十四顆子彈。貝瑞塔彈夾的設計容量是八顆子彈，但是阿弗納和羅伯特總是額外地多塞進兩顆。這是相當安全的，尤其是你希望將彈簧連續多日地壓住的時候──阿弗納打了六槍，所以應該還剩四顆子彈。羅伯特的彈夾裡還剩下兩顆。

　　阿弗納看見羅伯特不知什麼原因彎下了腰，原因無法說清。他起初以為他的夥伴想看一看茲威特的屍體，而實際上他是去撿彈殼。這樣做是沒必要的，羅伯特應該知道。雖然他緊張得幾乎麻木了，但看見羅伯特好像神志迷亂了，阿弗納倒平靜了下來。「算了吧。」他一邊把槍往腰帶裡插，一邊厲聲說，並開始快步向入口處走去。他回過頭來時，看見羅伯特直起腰跟了上來。羅伯特有些眩暈。他想把槍藏起來，可最後只是把它揣在了夾克裡。

　　他們走出C入口，來到廣場上。後面，大廳的燈光仍然亮著。自茲威特進入大樓一定過了三分鐘都不到──也許不到兩分鐘。

　　他們朝綠色的「飛雅特」走去，步子越走越快。阿弗納眼睛盯著停在二十多碼外的汽車上，連在人行道上碰到了人都沒有注意到。「飛雅特」車頭背著他們，朝著車道那一邊，但阿弗納肯定史蒂夫正從後視鏡裡看著他們。他們離汽車越近走得就越快。最後幾步時阿弗納感覺到自己跑了起來。他不是有意跑的。他忙拉開車子的後門，讓羅伯特在他前面一頭鑽進了後座。

　　史蒂夫轉過身來。

　　「怎麼了？」阿弗納一關上車門他就迫不及待地問道。「你們為什麼沒動手？」

　　真是令人吃驚。大廳裡兩支貝瑞塔發出的聲響那麼大，阿弗納相信地球另一邊的人都聽見了。他非常擔心，不理解為什麼裝上了消音器的點二二口徑手槍聽起來就像所有的地獄都炸裂了一樣。而只離幾碼遠的凝神靜聽的史蒂夫竟什麼也沒聽見。

　　「幹掉了。」阿弗納答道，「我們走吧。」

　　「飛雅特」子彈一般射了出去。它匯入安尼巴利亞諾廣場周圍的車流時，迫使另一輛車剎住了。由於剎得太猛，車子偏得很厲害，差點打了一個轉。車距難以置信地近。阿弗納已經聽到了金屬發出的嘎嘎聲，他感到吃驚的是竟然沒有撞上。車子接下來在迪里雅斯特街上跑的幾百碼裡，車上一直有一個模糊不清的聲音。

　　相比之下，漢斯看起來很冷靜。他等著他們把車開到貨車後面幾碼遠的地方之後，向那個義大利司機示意讓他朝前挪一挪，給史蒂夫留出一些位置。然後給他們打開貨車的側門，同時在史蒂夫停車時留意從安尼巴利亞諾廣場方向來的車輛。沒有跡象表明有人在追他們。

　　「東西都撿到了？」阿弗納爬進貨車時問羅伯特。羅伯特點點頭，但表情有點曖昧。他把貝瑞塔放起來後不停地拍著衣袋，好像在找什麼東西。阿弗納決定不聞不問。不管羅伯特掉了什麼東西，卡爾──也許現在正在向襲擊現場走去──可以隨後找回來。這是他的工作。

　　此後再也沒有人說話。那個有些年紀的義大利人駕駛著貨車，中速行駛著。他像其他義大利人一樣，不知道在給誰開車，為什麼開車。在貨車的後面，有一些園藝工具在叮噹作響。在儀表盤上有一張小小的聖母馬利亞雕像。阿弗納、史蒂夫和羅伯特跳進貨車時，他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貨車開進了羅馬南部一個像是石匠的院子裡。貨車停下來時阿弗納又感到緊張了。他和羅伯特在綠色「飛雅特」上就把新彈夾裝上去了。漢斯和史蒂夫也武裝起來了。他們這時是這次任務中最易受到攻擊的時候。命運完全掌握在那些人手裡。除了知道那些人不是自己的同胞之外，其他的他們都一無所知。

　　貨車放下他們之後就開走了，他們站在一片鬆軟的沙地上，前面是一些低矮的棚子，裡面全是還未完工的墓碑。不遠處是一片開闊地，兩部小型「飛雅特」停在那裡，互成直角。第二輛車裡的司機正在抽菸。黑暗中阿弗納能看見他香菸上的紅光。

　　他們向那兩部汽車走去時，本能地呈扇形散開。阿弗納走得很慢，大約離漢斯十英尺的距離。此時在他大腦裡一閃而過的是，「零風險」的概念真的是一個拙劣的笑話。這個概念當然也適合此時此刻的他們。

　　另一方面，他們的第一個工作已經大功告成。

　　小小的「飛雅特」發動起來。史蒂夫和羅伯特已經上了第一輛。第二輛車上的司機掐滅菸頭，給阿弗納和漢斯打開車門。無論要發生什麼，都不會在這裡，或者在這個時候。

　　出城之後，兩部車子向南面那不勒斯的方向開去。阿弗納看見他們沒有走高速幹線──索爾高速公路──而是走了一條較小較不重要的公路。他看了一眼路標。他們在一百四十八號公路上，正向拉提那小鎮開去。

　　無論是漢斯還是阿弗納都沒有說話。阿弗納在忙著從後視鏡裡看後面的燈光，確信另一輛「飛雅特」跟在後面。後來，漢斯打破了沉默。

　　「呃──這是第一個，」他用希伯來語說。「你們想知道花了多少錢嗎？」

　　阿弗納突然覺得，漢斯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像一支鉛筆。

　　「大約，」漢斯說。「三十五萬。」

　　第六章　「集團」

　　拉提那郊外靜悄悄的農舍是一個可以坐下來沉思幾天的好地方。十月末的天空幾乎沒有一絲雲彩。走在後院裡矮矮的杏樹之間，阿弗納聞到了大海的味道。如果他多走幾步的話，還可以看到大海。但為了安全，還是不要離開屋子。拉提那不是羅馬。在小地方，陌生人也許會招來令人討厭的關注。

　　漢斯在車上提到的那個數字他並不感到吃驚。事實證明，殺人是一樁昂貴的生意。阿弗納試圖記住這些錢去了哪裡。這是一種將注意力集中到過去三週以來的活動上的練習。

　　第一個五萬很容易想起來，給了安德雷斯。很大的一筆錢，沒有交換到什麼實質的東西。

　　在日內瓦的最初幾天裡，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沒有想過怎樣開始執行這項任務。伊弗里姆說他們完全是獨立的，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們都同意他們應該獨立，自己給自己確定任務，而不是靠特拉維夫的一些人拍腦袋，讓他們白費勁。他們不應該被繁文縟節所累，被互相矛盾的指令所累。理論上，這很不錯。

　　在實踐中，在最初的兩天裡，他們在日內瓦的一家咖啡館裡陰沉地一連坐了好幾個小時，一邊往有堅硬外殼的瑞士捲餅上塗黃油，一邊看著雨水從人字形的屋頂上快速落下來。對阿弗納來說，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還不知道從哪裡下手，而其他人卻在等著他發話，因為他是領導人。

　　最後，他從那份目標名單入手。實際上，伊弗里姆的那十一個惡人頭子他們到底了解多少呢？這份名單是「摩薩德」按照從重要到不太重要的次序排列的。所以當阿弗納和卡爾發現瓦地．哈達德博士在名單上處於最不重要的位置時，阿弗納和卡爾都感到驚訝。他是最為聲名狼藉的。當然，他們也不會按照名單上的順序去尋找目標。浪費幾個月時間去追尋一個恐怖分子而錯過鼻子底下的三四個，這樣做沒有意義。

　　名單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種方法來分類。一號、二號、六號、七號、八號、十號和十一號，用阿弗納和他的同伴們更喜歡使用的準軍事化的說法，就是「硬」目標。薩拉梅、阿布．達烏德、納賽爾、阿德萬、納傑爾、阿爾─契爾和哈達德博士是公開的，承認自己是武裝革命的主管和組織者，他們的所作所為眾所周知──只是不知道他們目前的下落。他們即使微服旅行也隨身帶著武器，受到貼身保鏢的保護。他們處處小心，避免被查出來或者落入別人的圈套。他們不僅要提防以色列敵人，而且還要提防「武裝革命」中不同派系的革命者。他們非常警惕，隨時改變行程。有些人如果在同一間房裡過兩夜就絕對睡不著覺。

　　三號、四號、五號和九號是軟目標。像羅馬的威爾．茲威特、哈姆沙里、阿爾─庫拜西，甚至布迪亞也許主要或只有依靠自己掩護自己。他們公開地生活在西歐的一些城市裡。在別人眼裡，他們只參與跟他們的政治信念相符的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動。如果他們幹過偷偷摸摸的勾當，那也只是前半生的事。在法國、德國或義大利，只有事後才知道，有些警察曾經是恐怖分子、槍枝走私者或彈藥走私者──要是把他們趕出國門多好──在西方國家，寫文章支持一項事業或建立一個支持一項事業的信息中心都不是犯罪。

　　正如伊弗里姆曾對阿弗納所說，「你不會因為一個人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有個家，就去襲擊他。該死，我也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有個家。你襲擊他是因為他炸死了孩子或者奧林匹克運動員。」

　　因此，軟目標的安全警惕性就差一些。事實上，有一個目標現在在巴黎的地址裡也包含著他全部的生平資料。這並不是說突擊隊未經任何準備就能暗殺他們。確實，無論計劃幹掉的那個人有多「軟」，正是準備工作，特別是逃離的時候是最難的。後勤方面的工作也很多。

　　而且，幹掉軟目標要容易一些。至少容易找到，一旦找到，也不需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才能幹掉他。

　　「軟」目標被認錯的可能性也小一些。跟「硬」目標不一樣，長期掩蓋得很好的恐怖分子沒有理由自找麻煩地去偽裝或換身分。他們讓人拍照，甚至讓別人把自己的名牌掛在門上，如果別人要問的話，他們還會介紹自己。對於這些人不可能搞錯。除非「摩薩德」總部搞錯，說他們千真萬確是自己描述的那些人。

　　首先選中軟目標還有一個原因。慕尼黑慘案是九月初發生的。硬目標也許藏著幾個月不會出來。幾個月之後等全世界把對奧林匹克隊員的殺戮忘了，他們才會出來。如果那時他們幹掉了其中一個恐怖分子，找到另一個也許又要幾個月時間。到那時，公眾的輿論，甚至恐怖頭子們自己在情感上都不能把那次殺戮和自己被殺聯繫起來了。暗殺別人會讓人覺得毫無理由。拜倫勳爵的「復仇是一盤菜，最好等冷卻下來再吃」的論斷阿弗納並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話，他也不敢苟同。

　　「真該死。」第二天又是個雨天。那天中午，阿弗納對他們說：「我們忘掉日內瓦吧，太安靜了。這裡連聯絡人都沒有。把總部設在法蘭克福吧。我們首先散開，去銀行開賬戶，收集新聞，各自去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史蒂夫，你去阿姆斯特丹。卡爾，你明天去羅馬。漢斯去巴黎，羅伯特去布魯塞爾。五天後我在法蘭克福跟你們會合。

　　「讓我們兩週之內幹掉第一個恐怖頭子。」

　　這番話聽起來有些衝動，但卻有道理。很顯然，在歐洲的主要城市裡，他們需要有銀行賬戶、聯絡人、加鎖的抽屜和安全屋。目標今天可能在這裡，明天可能在那裡，萬一有行動，他們要有逃跑的路線和藏身之所。理想地說，在歐洲不同的城市應該有不同的護照和不同的身分等著他們。當然還要有錢，讓他們能夠維持一兩個星期。絕對不能在一個國家突襲之後用入境時的同一身分離開這個國家。絕對不能帶著自己的武器跨越國境。至少，如果他們作了充分準備的話，他們不必這樣做。他們甚至不必同時攜帶兩套不同的身分證件。

　　卡爾過去常常以羅馬為家，漢斯以巴黎為家，史蒂夫以阿姆斯特丹為家。他們以前的線人──跟普通警察工作一樣，五分之四的情報來自心存不滿或者貪婪的線人──也許聽說過一個目標或其他目標的傳聞。至於羅伯特的目的地布魯塞爾，那裡仍然是世界上走私彈藥和武器的主要中心之一。阿弗納對專業術語知之不多──這是羅伯特的專業──但這也是常識，只要你人用得當，錢用得當，你就能從一個比利時商販那裡弄到相當數量的軍火，而且可以把它發往西歐各地，甚至更遠的地方。

　　他的夥伴們離開之後，阿弗納從日內瓦咖啡吧外面的公用電話亭，花了五萬塊給安德雷斯打了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是他的第六感促使他打的。伊弗里姆說的話已經根植於阿弗納的腦海之中，就是要打入恐怖組織的網路之中。一箭雙鵰。畢竟，阿弗納和他的突擊隊現在只是一個極小的嚴密的組織，就像許多地下國際恐怖組織一樣。他們跟任何政府都沒有官方的連繫。他們不受任何提供祕密服務的程序與規則上的約束。他們是獨立的。他們是在為一個國家工作──但又不是。

　　伴隨著動蕩不安的二十世紀六〇年代聲勢浩大的毒品─文化─反擊─越南─戰爭─環保主義─女權主義─新左翼運動，大批無政府主義武裝分子湧現出來。在這方面，他們與那些一夥一夥的自發的無政府主義武裝分子並沒什麼兩樣。這些恐怖分子也是在為一個國家工作。但是一九七二年，很少有人作這樣的聯想。

　　為什麼直到二十世紀七〇年代西方國家的多數自由評論家和政治家才去這樣聯想，原因很多。首先，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對恐怖分子擁護的許多事業和觀念給予了巨大的、並不是不應當的同情。儘管絕大多數西方人並不同情恐怖分子採用的方法或「策略」──蓄意謀殺、搶劫、劫機和綁架──許多人容易把狂熱的暴力分子看作是把當代優秀思潮不幸推向極端的一些不太穩定、不太成熟的個體。

　　第二，某國總是在其政府公告中譴責或者至少是不歡迎多數形式的恐怖主義。該國外交部長在一次大會上說，「某些恐怖行為導致了慕尼黑悲劇的發生，這是不能原諒的。」從事該國政策研究的專家們基於某些理由指出，一直以來，無政府主義者與正統的共產主義者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後者把前者看作是「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者」，「客觀上」對「無產階級的勝利」只有阻礙作用。事實上，一些恐怖集團有時候也在公共場合表達他們對「帝國主義」和「西方殖民主義」的反對──儘管在情感上，他們總是非常小心地不讓語言付諸行動。

　　第三，西歐、美洲、第三世界和中東如春筍般崛起的恐怖集團的雜亂無章、支離破碎、混亂不堪、自相矛盾的人生哲學，很難被看作是單個的政策或想法。有的是宗教狂熱分子，有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分子。

　　當然，世界上的罪惡和緊張不安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發明的。他們只是認識並且利用了它們。他們不會留下沒有拆線的傷疤。如果可以使傷口更加潰爛的話，他們就不會讓傷口癒合。如果爆發了一場衝突，他們會把這場衝突演變成一場戰爭。如果出現了一件事──不管合法與否──他們會等待一個狂熱分子出來把它推向極端，然後給他提供武器。如果沒有出現這樣的事，他們就會挑起這麼一件事。他們精確地估計到，如果給恐怖分子提供補給和訓練的話，不用它明確指示或指導，恐怖分子都會四處活動。接下來肯定就要慘禍連連了。

　　然而，在一九七二年，這一點還不為人普遍知曉。那些掌握情報的人疑慮重重了，並開始收集證據。但有時候他們會因為太快說出來而失去別人的信賴。其他人如阿弗納，儘管掌握的分類信息很少，但具備一些經驗和很多常識，他對此也開始懷疑了。儘管阿弗納不知道「誰受益」這個拉丁詞語的意思，但他很快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誰從中受益？把周圍那些可愛的水攪渾了，一定會有人前來釣魚。

　　如果這樣，阿弗納自己也許就要來釣一釣魚了。就在這潭渾水裡。

　　在法蘭克福，安德雷斯的女朋友伊馮接了電話。幾年前阿弗納第一次給安德雷斯打電話時，跟他說話的可能就是她。自那以後很長時間以來，伊馮不再懷疑他了。她甚至為阿弗納做過一頓晚飯。她是個淺黑膚色的女人，非常引人注目──實際上，因為她，阿弗納有點嫉妒安德雷斯──還有一雙大大的藍眼睛。比他們兩個人都高一兩英寸。

　　阿弗納決定隨機應變。

　　「聽著，伊馮，」他說。「我在瑞士。安德雷斯在嗎？我……碰到麻煩了。」

　　電話那頭遲疑了一會。

　　「等一等，」伊馮說。「別走開，我去給你找他。」

　　一分鐘後，安德雷斯來接電話了。聽起來有點氣喘吁吁。「對不起，」他說，「我正要出去，有事嗎？」

　　「我碰到麻煩了。」阿弗納說完這句話就等著他開口。他的第六感告訴他，自己說得越少越好。

　　「你想來我這裡嗎？」

　　「就是這個意思。」阿弗納說。「去你那裡就是去另一個國家。」他喘了一口氣好像還有話要說，正等朋友打斷他。

　　他打斷了他。

　　「好吧。你不要在電話裡說了，」安德雷斯說，「你有錢嗎？」

　　「有。」阿弗納說，「我有得是錢。我有很多錢。」

　　「你在蘇黎世嗎？」安德雷斯問道，「不要緊。不管你在哪裡，現在去蘇黎世吧。去找一個名叫連茲林格的人。」他把這個名字拼了一遍，又給了阿弗納一個號碼。「告訴他是我要你打的電話。他會幫助你的。」安德雷斯停下來，然後問道：「你說你有很多錢，你的意思是你有很多錢？」

　　「很多。」阿弗納說。「別擔心，謝謝。我會跟你連繫的。」安德雷斯還想問更多問題．可阿弗納已經把電話掛了。

　　當天下午，阿弗納按照安德雷斯給他的號碼打了一個電話，然後坐火車去蘇黎世。一個穿著制服的司機正等著他。二十分鐘後，阿弗納穿過了一座漂亮別墅的大門。別墅位於一片靜謐、奢華的郊外住宅區裡。別墅周圍是一堵矮矮的石牆，石牆中間是一扇鍛鐵大門，兩棵巨大的垂柳的枝條垂懸在大門的上方。

　　連茲林格家養了一隻美洲豹貓。阿弗納之所以知道牠是一隻美洲豹貓是因為他問過他。他問他的時候，他剛剛從驚愕當中恢復過來。剛見牠時，牠正從書房的地毯上抬起頭來，他以為是一隻小美洲豹。

　　「她不傷人。」連茲林格微笑著回答道。他個頭矮小。手小，眼睛也小。他的書房由木板鑲嵌而成，顯得昏暗陰沉。在書房的一面牆上，從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全是非洲面具和武器。阿弗納心想，他的美洲豹貓也許不傷人，但連茲林格不會不傷人。阿弗納想買幾支有三個彈夾的點二二口徑的貝瑞塔手槍，一千塊錢一支，幾本兩天之內就可送達的護照，兩三千塊錢一本，價格根據簽證國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九七二年，即使在黑市上，這也是很大一筆錢。阿弗納給了他，沒有說一句抱怨的話。

　　他並不需要這七支槍和五本護照，但把他們鎖在日內瓦的抽屜裡也沒什麼害處。關鍵是他有了第一次接觸。他打了第一個電話之後，幾個小時之內證件和武器就買好了，跟上超市買幾個雞蛋一樣容易。這些東西是從恐怖分子那裡買的。

　　他買這些東西的時候，用現金付了一半的訂金。四十八小時以後他交給日內瓦克利柏格廣場附近一家專售糕點的商店寄了出去。之所以在四十八小時以後，是因為他希望連茲林格把這一切告訴安德雷斯。真正要進入這個網路，僅僅通過聯絡人、友誼或者花言巧語的故事是不夠的。實實在在地做生意才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其他的會隨之而來。

　　阿弗納決定不提前解釋什麼。三天後，他在法蘭克福機場給安德雷斯打了個電話。他總是行動敏捷。連茲林格這時應該已經把他的朋友需要的東西以及輕而易舉地給兩萬元現金的事告訴安德雷斯了。毫無疑問，這會促使安德雷斯在心裡猜想阿弗納是幹什麼的。如果他的猜想對他有利，阿弗納決定順水推舟。

　　「連茲林格告訴我，」安德雷斯說，用手指彈著咖啡杯。「你想組建一支小部隊。」

　　阿弗納笑了。伊馮又給他們做了一頓晚餐──如她所說，沒時間準備，只能隨便吃一點了──此時正在收拾盤子。她長得像一尊雕像似的，有一雙藍色的眼睛。但她似乎與這套簡單樸素、只有一間臥室和幾件斯堪地納維亞家具的公寓格格不入。門邊有兩隻小手提箱，阿弗納剛進來的時候想用腳把它移開。很顯然裡面是滿的。包已經打好了，準備隨時逃走。這個地方不僅與伊馮形成鮮明的對比，伊馮似乎更應該住在連茲林格那樣的別墅裡，而且也與安德雷斯小時候的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個家阿弗納記得很清楚。

　　「不，不是一支部隊。」他對安德雷斯說。安德雷斯雖然也在笑，卻一直在觀察著阿弗納。後來安德雷斯給了伊馮一個眼神，表示他希望和他的老朋友獨處一會兒。

　　「你好像給了那個信使一筆可觀的小費。」安德雷斯繼續說。

　　阿弗納點點頭。好消息傳得快嘛。連茲林格讓一個年輕人給他送手提箱，他確實在日內瓦給了那個年輕人五千一百塊。他不知道應該給他多少錢，但他知道完成這個差使要冒很大的風險。

　　「如果你自己有印刷機的話，」安德雷斯說。「我想借幾個小時。」

　　「如果我有的話。」阿弗納回答道。「我借給你一整天。」

　　兩個人都笑了起來。

　　「告訴我，老朋友，」安德雷斯說。「警方在追你嗎？」

　　「差不多吧。」阿弗納回答道。

　　「你是不是搶銀行了？」安德雷斯問道，這次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阿弗納的回答也一本正經。「沒有。」

　　「你盜用了公款？」安德雷斯顯然有自己的想法，阿弗納要引魚上鉤，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麼。

　　「呃，有些人和我，」他回答道。「我們都……離開了我們工作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弄假證件……生意做得很大。」

　　「別跟我說，」安德雷斯說著，眼睛亮了起來，「王八蛋。你是里奇汀斯坦。」

　　阿弗納相當率直地嘆了一口長氣。這就是安德雷斯的想法。當時報紙上長篇累牘地報導里奇汀斯坦公國的一家主要金融機構參與了可疑的交易。整個法國的銀行面臨倒閉的危險。據說一些以色列人也捲了進去。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

　　阿弗納立即承認自己有罪。現在事情很明顯了，阿弗納甚至不必借用他的第六感就知道，安德雷斯需要錢。

　　「聽著，老朋友。」安德雷斯說，他給自己捲了一支細細的大麻煙。「在過去幾年中我們見過幾面，但是……我們沒有真正地交流過。你做你的事，我呢……呃，伊馮和我也做我們的事。你也許猜到了，也許沒有猜到，我不知道……但你給我打電話了。你一定有個理由，對不對？」

　　「我需要幫助，」阿弗納說。「別以為我不知好歹。」

　　「別在意這個，我很樂意幫你。」安德雷斯把他的大麻煙點燃，深吸了一口，「也許你也能幫我……你有我需要的東西。如果我錯了請你糾正。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的話，我們還是朋友，我仍然會設法幫助你的……但我想，你很有錢，我需要一些錢。」

　　阿弗納假裝若有所思。

　　「要多少？」他問道。

　　「你的意思是，現在嗎？」安德雷斯猛抽了一口大麻煙，「我需要五萬到十萬。」

　　「我給你十萬。」阿弗納盯著他朋友的眼睛迅速地回答道，讓他後悔沒有多要一點，也讓他相信他今後還可以要，如果他還有用處的話。「我現在可以給五萬。」

　　他知道阿弗納除了只喝一兩杯啤酒之外，是既不抽菸也不喝酒的。但當安德雷斯拍著他的背，心不在焉地讓他抽一口大麻煙時，他被逗樂了。安德雷斯興奮起來了，這並不奇怪。巴德爾─邁因霍夫的人，跟大多數恐怖集團一樣，總是缺錢。如果連茲林格開出的價錢是某種暗示的話，那麼他們的開銷是巨大的。即使他們以那種方式生活就要花很多錢。保安費用也很貴。還有旅行費用、保留安全屋的費用、線人的酬金、通訊設備的購買以及交通工具的購買或租用──所有這一切都可能需要大量的資金。

　　這些就是阿弗納大致知道的恐怖集團在運作時的事項。這也是他作為特工接受訓練的一部分。談到他的朋友安德雷斯，他的第六感告訴了他更多的東西。

　　他是一個敢於冒險、受到溺愛而且相當敏感的孩子，他被拉進了這個不屬於他的世界。安德雷斯長相英俊，身材也好。但與此同時有點太認真，太容易激動。他有一個習慣，就是常常用一塊白色的上等細麻布手絹擦拭他的金框眼鏡。阿弗納還記得那些手絹。安德雷斯上高中時，他母親一定給他買過十幾條這樣的手絹。巴德爾─邁因霍夫的紅色軍團不會自動接受這樣一個年輕人。他進去的代價無疑是錢，或者用錢買的東西。

　　不久，安德雷斯就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也許用的是自己的零用錢，也許是侵吞了留給他的託管基金，或者是從他父母或親戚那裡勒索或借來的錢。然而，安德雷斯的錢快用完時，他開始害怕組織把他拒之門外。

　　或者，不僅僅是拒絕，還有更糟的事情。

　　他給安德雷斯錢。作為交換，他請他幫忙、提供聯絡人，或者提供情報。這背後的原因，如果阿弗納估計得沒錯的話，安德雷斯是絕不會問得很細的。即使他懷疑阿弗納也許不只是一個在逃犯、一個走私者、一個盜用公款者；即使他覺得阿弗納這個以色列人跟自己幹的是同樣的勾當，只是立場不同而已，他也會對自己的懷疑熟視無睹的。如果阿弗納是對的，他就成了救生筏，安德雷斯可以騎著它在革命的激流中走得更遠一些。他不會壞了這樁好事的。

　　「我的幾個朋友幾天後要來。」他對安德雷斯說。「我需要三套公寓──就像你這樣的。你認為伊馮可以找幾套讓我去看看嗎？我不想讓她租，給我地址就行了。要非常非常安靜──你知道的。」

　　「當然知道。」安德雷斯說。

　　「那就明天吧。」阿弗納站起來說。「我們見面吃完午飯後，把錢給你。」

　　到第二天晚上，伊馮已經找了七處安全屋供阿弗納選擇。他只需要三套，一套給史蒂夫和羅伯特，另一套給卡爾和他自己，第三套給漢斯一個人住。把五個人這樣分開出於幾個原因──有些是工作上的，有些是私人的。

　　從見到史蒂夫特別是羅伯特的那個時候起，阿弗納就知道，他絕不能和他們中的任何一位同居一室。否則，他在一天裡就會發瘋。史蒂夫的生活中到處都是菸灰缸和襪子，連冰箱裡都是。而羅伯特的習慣就更令他驚惶失措。他一拿起那些機械玩意就是幾個小時。不過，羅伯特叫「玩」。對他來說，玩具和那些新穎小巧的東西都是正經事。他家在伯明翰開了一家玩具廠，他去以色列之前，那些最複雜、最精巧的產品都是他設計的。玩具仍然是他最大的愛好，他總是收集、研究個沒完。

　　卡爾恰恰相反，他安靜、整潔、有序。這些習慣跟阿弗納一樣。雖然他不停地抽菸，但他周圍從來沒有菸灰，甚至連空氣中似乎都沒有久久不散的菸味。卡爾總是開著窗戶，總是把枕頭對稱地擺放著。而且，卡爾和阿弗納同居一室也有道理，他們可以一起制定計劃，解決物資方面的問題。

　　出於安全考慮，漢斯必須一個人住著，他那裡是唯一一個可能連累其他人的地方。而且他製作證件時也喜歡一個人待著，安靜。

　　阿弗納的同伴再過兩天就到法蘭克福了。他跟伊馮一起去看了幾處房子。她的工作顯然幹得不錯，這些房子都非常合適，都在高尚住宅區，靠近交通幹道。第二天下午阿弗納獨自去租了三間──不過，他告訴伊馮他只租了一間，給他朋友和他自己租的。其他的朋友改變了主意，不來法蘭克福了。他不想把所有房子的地址都洩露出去。他給卡爾和自己選的一套在胡葛爾街的一棟中等大小的公寓大樓裡，從他小時候跟父母一起住過的那個地方轉個彎就到了。要搞清楚阿弗納選擇這樣一個地方的理由，並不需要多少心理上的領悟力。

　　他給漢斯、羅伯特和史蒂夫挑選的地方靠近一條名叫羅德伯格威格的地方，從胡葛爾街坐汽車大約二十分鐘，周邊的情況跟阿弗納和卡爾住的地方差不多，兩套公寓都靠近一個具有日耳曼風格、修剪整齊的城市大公園。史蒂夫特別注意身體鍛鍊，每天要跑五英里。而漢斯──就跟他自己聲明的那樣，要他跑步除非有人拿著屠刀追他──他喜歡一個人走路。在目前這個時候，阿弗納還不知道在執行任務期間他們要在「總部」待多久。也許很短。但還是要選擇適合自己口味和習慣的地方。

　　他的夥伴們到達法蘭克福的前一天晚上，阿弗納讓安德雷斯帶他去參加一個會議。安德雷斯似乎急於得到阿弗納承諾給他的那些錢，同時還急於表示他的善意與友好。

　　那間狹窄的、煙霧繚繞的公寓似乎是巴德爾─邁因霍夫支持者們的密室兼俱樂部。從他和安德雷斯受到的接待情況來看，阿弗納能感覺到他的朋友在那裡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在阿弗納看來，這使得其他人以及那個晚上本身都十分無趣。雖然房間裡那五個男人和兩個女人都是他的同齡人，但阿弗納覺得跟他們比起來，他已經六十歲了。在那些無休無止的關於政治的討論中，他的眼睛幾乎都睜不開了。他們是西歐令人敬畏的恐怖分子──至少還在可以讓人接受的階段。無論是看起來還是聽起來，阿弗納都覺得他們像是討論書本知識的本科生。阿弗納覺得這些觀點最沒意思。那麼誰是他們的領袖？弗朗茲．法農和赫伯特．爾庫塞，對，他對這兩個人略知一二，但到底誰是保羅．古德曼和雷吉斯．德布雷？這些口齒伶俐的男男女女有誰打過一次槍，裝過一次炸彈？這時阿弗納猛然想起安裝一顆炸彈是多麼容易的事。紅色線與紅色線相連，藍色線與藍色線相接。

　　那天晚上的討論與任何恐怖活動無關，無論是過去的恐怖活動還是現在的恐怖活動，無論是現實的問題，還是理論上的問題，都沒有涉及。其他人設法拉他參與討論時，他只是面帶微笑地點點頭。他設法把每張臉儲存在自己的記憶之中。

　　「我想還有一些人也許要出現了。」在回家的路上，安德雷斯歉意地說。「這些偏激的傢伙說得多，你知道的。」他補充道。「你別管他們的胡說八道，他們只會把公事包從這裡拿到那裡，租個車，給別人借個屋。但這並不重要。等勝利之後，還有大量的時間除掉那些喋喋不休的人。」

　　阿弗納點點頭。沒必要對誰勝利後誰除掉誰發表意見。

　　第二天他們見面後，無論是卡爾、羅伯特、史蒂夫還是漢斯都沒報告什麼鼓舞人心的消息。他們都像阿弗納一樣，做好了準備工作──包括保險箱、錢、證件以及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羅馬等地的安全屋。羅伯特只要打個電話，無論什麼樣的武器裝備，都能在四十八小時以內送給他們，不管他們在歐洲的什麼地方。「但大炮不行。」正如羅伯特對阿弗納所說，「你不需要大炮，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時候，」阿弗納回答道。「彈弓都不需要。你們沒什麼消息嗎？」

　　他們都搖頭。他們平常用的那些線人不僅不知道「硬」目標的下落，甚至連那些組織者──列在電話本上的「軟」目標──是不是還住在城裡都不知道。阿弗納的同伴們連名單上那些人的作息時間或習慣都沒有搞清楚。「現在看來，夥計們。」史蒂夫說。「我們都整裝待發，卻無處可去。」

　　這句話正是對他們一九七二年十月二日下午的處境的總結。

　　第二天阿弗納和安德雷斯一塊散步。

　　「我告訴過你我會給你十萬。」他說。「過幾天，我再給你另一半。但我也需要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都行。」安德雷斯回答道。「你想找一個像連茲林格那樣的人嗎？我可以……」

　　阿弗納搖搖頭。這個時刻極其危險──是對他是否「讀懂」了安德雷斯的考驗。

　　「不是，」他輕輕地說，「我想找一個跟他們有連繫的人，一個認識並了解他們的人。你明白嗎？」

　　安德雷斯在阿弗納旁邊默默地走著。「我不知道我是否那麼需要另外五萬。」他終於說道。

　　「不止是這些。」阿弗納說。「你讓我跟這個人連繫上之後，無論他是誰，我不把錢給他，而把錢給你。無論他要什麼，你給他。」

　　安德雷斯輕輕地笑了，阿弗納注意到，他明白了原來自己發揮的是一個中間人的作用，這樣他就有機會從其他線人索要的費用中刮去一些。同時他的隱秘性也增強了。他就成了一個掌握資金來源的人──跟其他領域的情形一樣，在恐怖世界中，讓它運轉起來的也是資金。

　　「你的看法是對的。」阿弗納接著說，語速更快了一些。「你正好可以把自己的錢拿回來一些了。他們不是收了你一些培訓費和武器費嗎？你付了很多錢，而你為之奮鬥的和他們是一樣的，他們卻收你的錢。現在他們要還給你一些了。你留著這些錢並不是為你自己。伊馮並不需要什麼毛皮外套。」

　　提到伊馮是很絕的一招。她跟安德雷斯在一起當然不是為了物質原因。任何男人都不能用珠寶或毛皮製品打動她。但必須用一個男人的什麼東西才能打動她──在阿弗納看來，所有的女人都要被打動才行──伊馮也許被革命理想和浪漫的城市游擊隊員打動了。不過，她知不知道像安德雷斯這樣的人必須給多少錢才能得到這樣一個位置？一旦沒錢了，他的前途在哪裡？

　　安德雷斯知道。他不再笑了。

　　「你不是個自由業者，老朋友。」他說。「你不是做里奇汀斯坦皮革生意的。」

　　「我是個自由業者。」阿弗納回答道。「有時候，我做情報生意。情報就是金錢。你因情報而得到酬金。我呢，轉售之後得到更高的價錢，就這麼回事。」

　　聽起來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聽著，」阿弗納接著說，「記住，我們是老朋友，就像你一直說的那樣，我絕不會做傷害你的事情。但我已經弄到一些情報了。」

　　這也是合情合理的。是威脅。

　　「相信我，即使我想幹，」安德雷斯說。「在法蘭克福也沒有人……我什麼人都不認識。」他開始擦自己的金框眼鏡。「你需要一個像托尼那樣的人，可他在羅馬。」

　　「你說他在羅馬？」阿弗納問道。十拿九穩了。從安德雷斯擦眼鏡的那一刻開始他就十拿九穩了。「幫我找找他。」

　　十月三日早上，他們兩個人搭乘德國漢莎的航班去了羅馬。飛機落地之後他們租了一輛車，但安德雷斯只開到了距機場幾英里的費米齊諾村。他們坐在離莫洛．萊萬特不遠的一家飲食店裡，透過窗戶，阿弗納看見一群嘰嘰喳喳的海鷗在空中打著轉，然後猛地向海裡的垃圾俯衝下去。

　　一個矮小的年輕人來到他們的桌旁時，他們剛剛喝完第一杯啤酒。他穿著一件皺巴巴的淺色套裝，繫著領帶，肩膀上耷拉著一件雨衣。他的頭髮和眼睛都是黑色的，但皮膚卻非常白，跟蒼白差不多。據猜測，他可能是鞋廠辦公室的經理，三十歲左右，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

　　「你好，托尼。」安德雷斯用英語說。

　　托尼面帶微笑，點點頭，拉過一把椅子。坐了下來。他飛快地瞟了阿弗納一眼，非常中性的一眼，既沒有敵意也沒有友好。但即使他沒開口，阿弗納也能感覺得到托尼是他登梯的第一步。無論他有用與否，托尼畢竟是另一個同盟。「你們點菜了嗎？」他問道。他的英語帶著很重的義大利口音，但很流利。「我餓死了。」他掃了一遍菜譜，把要的菜告訴了服務員，要酒的時候非常謹慎。阿弗納看見他已經有了一點肚子。他的眼裡充滿了智慧與嘲諷。托尼沒有扮演什麼角色或任何偽裝的成分。

　　「阿弗納是我在電話裡跟你談過的那個朋友。」等服務員把他們的午餐端上來之後，安德雷斯說。「我們，當然……就是他有問題要問你。」「好。」托尼說。他不慌不忙地吃起來，顯然很滿意他的午餐。「現在在阿拉伯人的圈子裡有很多活動，有很多招募之類的活動。特別是有一個人的活動。」

　　阿弗納感到毛髮直豎。托尼抬起頭來看了他一下，又輕輕地向上抬了抬，好像在問：「難道這就是你想了解的嗎？」

　　是的。沒必要轉彎抹角。「那個人叫什麼名字？」阿弗納問道。

　　托尼揩了揩嘴巴，又拭了拭嘴角，然後把餐巾放下。「你這就談生意了。」他說。

　　一時間他們都不說話了。安德雷斯看著阿弗納，然後轉向托尼。「喂，我保證給錢。」他說。「你不必擔心這個。但你知道的，阿弗納必須知道你提供的東西他是不是感興趣。這公平嗎？」

　　安德雷斯說這番話的時候托尼一直看著阿弗納。然後他點了點頭。「茲威特。」他毫不遲疑地對阿弗納說道。「那個人的名字是茲威特。」他說得很快，不知道這個名字的人很難聽清楚。

　　「威爾．茲威特。」阿弗納立即說。他說得很快，就像說一個密碼一樣，為的是不讓安德雷斯聽清楚。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個密碼。他是個軟目標，就在這裡，羅馬。在伊弗里姆的名單上是四號。毫無疑問，托尼指的就是那個人。

　　托尼也一定在這樣想，因為他啜了一口酒之後，問道：「好了──你還有什麼需要我做？」

　　阿弗納想了想。「五天之內，」他說。「你能搞清楚他的作息時間和日常安排嗎？他住在哪裡？他去哪裡，什麼時候去？去見誰？我們對這些感興趣。」

　　詢問這些信息並沒有洩露什麼。出於很多原因都可以這樣問。安德雷斯介紹阿弗納時說「我們中的一員」，就是說，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中的一員。不同集團的人會經常互相留意彼此的活動。恐怖分子也許希望清楚地知道在一次聯合行動之前另一個組織不會滲透進來，或者懷疑像茲威特這樣的主要組織者也許會靠近他們，做一個雙重身分的特工。在地下活動中，監視別人的活動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好。」托尼回答道。「五天可以。你出的價是五萬。」

　　阿弗納站起來。「五天後，」他說，「安德雷斯會在這裡把錢給你。」

　　在飛回法蘭克福的途中，安德雷斯熱情有加。「你認為托尼怎麼樣？」他不停地這樣問。「我認識他很長時間了，非常激進的一個人，來自米蘭。但他從不談政治。他已經過了那個階段很多年了。」

　　當天晚上，在跟同伴們見面的時候，阿弗納提出了一個漸進的行動計劃。無論是在那份名單上還是在時間上，他們都把茲威特提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十月八日，除史蒂夫外，全體隊員移師羅馬。他要飛往西柏林確認與主要目標阿里．哈桑．薩拉梅有關的一條線索。（這條線索來自卡爾以前的一個阿拉伯線人，他是「摩薩德」雇用的幾個固定的聯絡人之一。）如果線索證明可靠，他們就會暫時放棄茲威特。如果不可靠，史蒂夫就來羅馬跟他們會合。

　　阿弗納與托尼的第二次見面是第二步。他要帶著安德雷斯一同前往。但沒理由讓安德雷斯見其他的人。如果托尼的情報帶來了第三步，阿弗納就甩掉安德雷斯，只告訴他，自己需要的東西暫時都搞清楚了，以後會和他連繫。

　　第三步就是讓托尼的負責監視的人帶著他們進行模擬突襲，至少兩次，但不能讓他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這就是說，托尼的人開車帶著阿弗納的人（卡爾除外）去突襲現場，再從現場回來，全程使用預先安排好的一套暗號，好像監視是這個演習的全部目的。（在監視一個經驗豐富的可疑對象時，參與的人多達十幾個是正常的，把被監視對象從一個監視人手裡轉到另一個人手裡，就像接力賽一樣。）在行動開始前，把托尼安排的襲擊前的監視人員撤走，只留下襲擊後幫助逃離的人。即使如此，他們離現場最近的人也在幾個街區以外。在實際突襲時不能有外人在場，他們要等看到或者聽到新聞之後才知道是這麼回事。他們知道有這麼回事之後，因為自己與這件事有牽連，所以不會跟別人講。即使講，也講不出什麼東西。

　　第一輛幫助他們逃離的車子必須由阿弗納的人安排。這輛車子要把突襲的人，無論是誰，帶到等著的第二輛車上。然後，卡爾獨自來「清掃」現場，以後再和其餘人員會合。

　　如果他們能走到第四步，那第四步就是突襲。

　　正如實際所發生的那樣，他們的計劃制定得非常周密，根本不必做任何改動。托尼的匯報非常仔細，阿弗納指示安德雷斯把五萬五千塊的一半用嶄新的百元美鈔付給他。然後讓安德雷斯飛回法蘭克福，再安排他跟托尼單獨見面一次。

　　這個義大利人沒有提什麼問題，同意繼續監視茲威特。這時阿弗納的人也參加進來。他也同意在羅馬附近給他們安排一套安全屋。托尼提出做這件事要增加十萬。這似乎合情合理。這樣，在史蒂夫跟他們會合之前他們就「彩排」了一次。

　　史蒂夫關於薩拉梅的消息證明沒有任何實質內容──漢斯稱它是一個「謠言」。這個詞彙是阿弗納滿懷熱情地從法國報紙上學來的，意思是虛假的流言──於是突擊隊又進行了一次暗殺茲威特的演習。這一次，史蒂夫也參加了。每次彩排，托尼安排的司機都不同，但監視員不變。茲威特是個非常合作的目標。他的日常安排，即使在每個細節方面，都從來沒有改變。這是被害人對害他的人給予的最大的幫助。

　　在突襲之前的這段時間，他們的食宿由他們自己安排。卡爾堅持這樣做，因為這樣安全。托尼不知道去哪裡找他們。他的人只是到預先安排好的大街上的某個地方去接阿弗納和他的同伴，彩排完之後把他們放在另一個地方。（後來阿弗納漸漸相信，儘管他們採取了這些預防措施，托尼還是能夠在幾個小時之內在羅馬找到他們。整個城市似乎都在他的監視之下。）

　　托尼和他的人暫時見不到的唯一一個人就是卡爾。他總是躲在隱蔽的地方，看有誰跟在托尼的監視員後面監視他的監視員。他還要準備備用逃離路線、安全屋和證件。他是突襲隊的安全網。如果哪裡出錯了，只有他才有機會看出來，並向其他的人發出警告。

　　突襲之後，在警察到達現場之前，卡爾第一個到達現場。他要處理任何跟他們有牽連的東西，甚至提供假線索。他要把第一輛幫助逃離的車子停到另一個停車場。他要搞清楚官方在現場的所思所想，或者初步調查和追擊的方向。

　　所有這一切都使卡爾成了一個大忙人，也成了最容易暴露的人。

　　到十月十三日，只剩下那輛幫助逃離現場的車子懸而未決了。他們其中一人，也許是史蒂夫，開一小段路之後，要把車丟在現場附近。很顯然，這樣的一輛車不能是托尼的人登記的。可以是偷來的，但似乎不用冒這樣的危險。而租車又會浪費一套證件，而且在租賃處還要把托尼的一個人或者阿弗納的一個人的資料登記下來。

　　「我們還需要一輛車。」阿弗納對托尼說。「一輛也許要扔掉的車。」

　　就像他以前接受他們所有的要求一樣。他們坐在那佛納廣場附近的一家路邊咖啡館裡，繼續用勺子舀著冰淇淋。「可以安排，」他回答道，然後說了一家美國汽車租賃公司的名字及其一個分部的地址。「他們會給你租一輛外地車牌的車子，不必擔心證件的事。如果警察去租賃公司調查，他或者她會告訴他們是一個個子高高的德克薩斯人拿著一張『晚餐俱樂部』的信用卡在米蘭租的。不過，你要出一萬塊。」

　　他感到吃驚。

　　「但你不是欠我的。」托尼繼續說。「我給你一個巴黎的號碼，你下次到那之後，打這個號碼，找路易斯。告訴他，我告訴過你你欠他的東西，付給他就行了。不用著急，一個月之內就行。」

　　這很有趣。難道托尼也有老板？或者有個合作夥伴向他收取在羅馬活動的特許費？或者僅僅因為他欠「路易斯」一萬塊而讓阿弗納給他帶去，省去了自己親自飛往巴黎的麻煩？

　　或者，就像卡爾聽說過這件事之後若有所思地說的那樣，難道是個陷阱？但阿弗納排除了這種可能性。他的第六感沒有向他發出警告。

　　在國際間諜、國際走私、國際犯罪和國際恐怖活動中，總是存在著武器交易商、線人和其他私掠者。有時候，他們形成比較鬆散的組織──一個互相聯絡的網路，而不是一個嚴格的等級體系──如果他們提供不了顧客需要的服務，就把顧客轉給其他人。只有少數人有政治動機，其餘的則完全不關心政治。但無論哪種情況，他們首先感興趣的是錢。只為一方服務──尤其是那些地下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總是在快速地變換同盟者──一般來說是不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不過，交易商們會在某項活動或某件商品上劃一個界限──有些人也許從來不碰毒品或彈藥，有些人也許專門從事工業間諜活動，有些人並不是為一個特定的國家工作──他們通常會給所有願意出好價錢的顧客提供信息和服務。然而，至少從短期來看，私人偵探或其他合法商人不會把顧客賣給另一個人，他們也不會。「無論托尼怎麼想，或無論他懷疑什麼，」阿弗納對卡爾說。「他都知道我們付給他的錢是乾淨的。」

　　還剩下一個問題，用行話來說就是「誰和什麼」的問題。這只與四個人有關，因為卡爾的工作總是一樣的。史蒂夫無疑是最好的司機，所以那輛逃離現場的車子由他來開。按照以色列軍隊的傳統，作為領導人，阿弗納不讓自己當槍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第一次行動中。事實上，其他隊員都認為這理所當然。但另一個槍手是羅伯特還是漢斯呢？

　　「我不是推銷自己。」他們一開始討論如何分工時羅伯特就說道。儘管他說的是希伯來語，聽起來卻像英語。「但我熟悉武器，我……」

　　漢斯笑了。沒有人懷疑他在彈藥方面的卓越才能，但他們都熟悉小手槍。「別客氣，」那個年長的人一邊說，一邊拿起雜誌，戴上眼鏡。「如果你願意，任何時候都可以替我。只是結束後安慰安慰我就行了。」

　　這是從反面勝人一籌的本事，跟阿弗納以前所在的部隊非常相似：聲明你一直以來都不想上火線，但你說話的語調讓別人覺得你說的並不是真心話。不過，在這次任務中，誰說得清？也許漢斯是真的樂意不去幹這個工作呢。也許他們都樂意。

　　儘管如此，兩天之後，工作幹完了。茲威特死了。

　　※※※

　　現在，在拉提那郊外一座農舍的後院裡，阿弗納漫步在矮小的杏樹之間。他聞著海水的味道，沐浴著十月末的陽光，感覺──呃，並不快樂，但很顯然，也並不悲傷。感覺──幾乎沒感覺，什麼感覺都沒有。關於這點，沒必要撒謊。事實證明，儘管他們是從零開始的，但他們能幹好，到今天為止也就三個星期。就靠五個「野客」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阿弗納搞不清羅伯特在想些什麼，或者其他同伴在想些什麼。他當然不喜歡在門廊裡向一個手裡提著裝有麵包捲紙袋的人開槍。如果他不用幹的話，他就不會再幹了。但是──這件事沒有他以前想像的那麼糟。他的食慾沒有減退，也沒有失眠，也沒有做噩夢。那天早餐時他吃得飽飽的。但是吃得香嗎？如果是個正常人，沒有誰吃得香。

　　無論如何，在隊員之間這件事不是一個談論的話題。在突襲前後不是，在任務完成後也不是。確實，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談論得越來越多的是「人生哲學」，絕對不談這種感覺。他們必須無時無刻地談突襲，很少談別的，但不用這樣的字眼。那種沒有說出口的感覺是，幹這樣的事情已經很難了，談論只會使它變得更難。

　　也許，他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內疚了，表現在，他們對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特別有禮貌，特別肯幫助他們。他們對酒店餐館的服務員、計程車司機和銀行的出納員使用的語言全是「請」和「謝謝」。老太太無法過馬路，史蒂夫停下車，跳下車去幫她。一個陌生人拿不下東西，漢斯彎下腰，把它提了起來，像個常備的童子軍。阿弗納和卡爾跟那些出差在外充滿愛心的丈夫一樣，只要有機會就會去買紀念品寄回家。在羅馬，在突襲的前幾天，阿弗納看見羅伯特把一個嶄新的機械玩具送給大街上的一個流浪兒。這個流浪兒當時來到他們的桌旁，呆呆地看著他們。當然，羅伯特溫厚、和藹，但阿弗納覺得他有點畫蛇添足。

　　十月七日下午早些時候，卡爾乘坐托尼的汽車到達拉提那。這是事先商量好的，只有突襲之後卡爾才跟托尼接觸。然後托尼親自駕車送卡爾到安全屋。當時的安排是，如果一切順利，卡爾就交付最後一筆費用。托尼似乎也滿意這種安排。

　　在拉提那，托尼從汽車裡出來時，一定不僅知道了他的人一直在監視的那個人怎麼樣了，而且還一定知道了阿弗納和他的朋友與此有關。然而，托尼什麼也沒說，根本沒有討論這個話題。那個義大利人報了數目之後，把錢收下，是現金。離開之前，他提醒阿弗納，把那一萬塊租車費盡早給巴黎的路易斯。

　　阿弗納就是這樣與路易斯認識的。路易斯是「爸爸」的長子，是「集團」中的二號或三號人物──不過，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阿弗納對「爸爸」和他的孩子們的情況一無所知。對他們的了解是個漸進的過程。

　　又過了一個月，他們才見面。突擊隊又在拉提那待了幾天，卡爾把所有的武器、證件，甚至他們的衣服都收起來處理了，同時把新的證件和衣服發給他們。他報告說，在突襲後的幾分鐘之內義大利警察就到現場了，也許這時突擊隊剛剛從綠色的「飛雅特」中轉到幾個街區以外的貨車裡。卡爾說，他在警察發現「飛雅特」之前朝裡面看了一眼，沒發現有什麼會牽連到他們的東西要撿起來（羅伯特認為他在換手槍彈夾時掉了一個東西）。卡爾偷聽到幾個證人在跟警察談話──義大利的調查，至少在最初階段，是不難偷聽到的──但在卡爾看來未能提供出什麼讓突擊隊面臨危險的情況來。

　　他們離開拉提那的時候，卡爾還要去羅馬把他們留在各個藏匿之處的武器、錢和證件收起來。但是，只有在得知其餘隊員在法蘭克福平安無事時，他才能著手辦這件事。

　　羅伯特和史蒂夫飛往蘇黎世，然後從那裡坐火車去法蘭克福。阿弗納和漢斯晚一天離開，直接從羅馬飛往法蘭克福。過境的時候海關人員連他們的證件都沒有看。第一次報復行動──包括最困難的部分，撤離──結束了。

　　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星期裡，他們沒有等到名單上的任何恐怖分子的消息。其中一些人可能一直在歐洲，但一直躲在中東也同樣有可能──阿弗納的突擊隊不能在中東採取行動──幾個月甚至幾年都不會出來。還有一些也許躲在東歐或古巴，也在他們能採取行動的區域以外。

　　那麼，只剩下軟目標了──伊弗里姆名單上的三號、五號和九號。實際上只剩下三號馬赫穆德．哈姆沙里了，五號法學教授阿爾─庫拜西和九號戲劇導演布迪亞仍然下落不明。

　　馬赫穆德．哈姆沙里在巴黎。

　　他們討論一番之後，一致同意，最聰明的一招就是讓阿弗納去巴黎。雖然漢斯對法國首都和語言是最為熟悉的──而阿弗納幾乎不會說法語──但漢斯最好在法蘭克福的安全屋裡他自己搭起來的小小「實驗室」裡製作證件。阿弗納確實也比較熟悉巴黎。不管路易斯是誰，是給他付錢的時候了。不完成托尼交給他們的任務是下下策。在一樁債務不能通過法律來執行的生意中，他們就傾向於通過法律之外的一種強硬的方式來解決。不管怎樣，就像羅馬的托尼一樣，巴黎的路易斯也許對他們有用。

　　雖然他並不認為和路易斯的見面就是一個陷阱，但阿弗納還是決定跟安德雷斯和伊馮一起去。他同意卡爾──他們稱他為「謹慎的卡爾」──的觀點，即讓安德雷斯先跟他接觸會安全一些。在與巴德爾─邁因霍夫的生意往來中，安德雷斯似乎跟路易斯打過一兩次交道。他向阿弗納描述道：「有點像托尼。」也就是說，也是一個激進的年輕人，「過了」談論政治的「階段」。就安德雷斯來說，他不介意再幫一次老朋友──他已經帶著欠托尼的錢去過羅馬了──因為去法蘭克福「紅色軍團」巢穴的傭金很多。事實上，正如漢斯抱怨的那樣，「我們正在讓歐洲半數恐怖分子泡在牛奶和蜂蜜裡面。他們不久就會放棄俄羅斯，來給我們工作了。」

　　阿弗納當然明白漢斯的意思。這是一句反語：以色列給巴德爾─邁因霍夫匪幫提供了資金，而他們經常幫助敢死隊來恐嚇以色列。這是一個愚蠢的惡性循環。但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麼呢？他們的工作就是找到恐怖組織頭子。「打入恐怖分子網路。」伊弗里姆曾經說。他一定知道，給恐怖分子錢是唯一的途徑。

　　其他人也同意阿弗納的觀點。「我們的任務不是搞清楚為什麼會這樣，夥計們。」史蒂夫說。「我們把這個留給那些重要人物。而且，」他補充道。「這種事情兩邊都說得通。看看安德雷斯那個傢伙。他現在一定知道了他在幫我們消滅他的朋友。」

　　阿弗納對此沒有太大的把握。安德雷斯在突襲開始之前很久就離開了羅馬。他從來不知道阿弗納要托尼監視的那個人的名字。在義大利，茲威特的死沒有刊登在頭版。在德國，幾乎沒有報導這件事。安德雷斯也許連聽都沒有聽說過這件事，即使聽說過，也沒有這樣去聯想。各種各樣的恐怖組織經常互相殘殺。

　　即使安德雷斯這樣去聯想了，他還有可能會接受阿弗納的解釋，他只是一個傭工，收集恐怖分子的信息是為了再賣出去。他會以為阿弗納把它賣給了競爭對手，而不會想到他兒時的朋友會去突襲誰──托尼也不可能告訴他。他不是傻瓜。

　　但漢斯是對的。這件事情有時候確實很荒謬。也許聰明一點的做法就是不要想得太多。他們只是特工。如果他們得知老板甚至伊弗里姆祕密參與其中的話，那這一切就會非常明顯了。也許在一個更高層次上，這一切更有意義了。

　　在巴黎，阿弗納讓安德雷斯撥了路易斯的電話。電話號碼是托尼給他的。很明顯，這是左岸一個小酒館的電話。安德雷斯以自己的名義給路易斯留了言，告訴他在哪幾個時間可以給他賓館回電話。

　　第二天晚上六點剛過，路易斯回電話了。當時阿弗納和安德雷斯正在安德雷斯的房間裡，他拿起分機。

　　「你好，路易斯。」安德雷斯用法語問道。考慮到阿弗納，他立即改成了英語。「我有一個朋友，現在在巴黎，他給你捎來了托尼的一個口信。」

　　「我正等著呢。」路易斯回答道。他的聲音很輕，但充滿了陽剛之氣，跟電視主播的差不多。他的英語有一點口音。「如果他方便的話，告訴他今晚九點在這裡見我。」

　　安德雷斯瞥了一眼阿弗納。「我想九點沒問題。」他說。「但我想他更喜歡在皇家蒙梭飯店前面見你。你肯定知道，在歐奇大道。」

　　「我當然知道。」路易斯回答道，聽起來有點挖苦的味道。皇家蒙梭飯店是巴黎有名的酒店之一，絕不便宜。「他住在那裡嗎？」

　　阿弗納對安德雷斯搖搖頭。

　　「不，我想不是。」安德雷斯回答道。「但他想在那裡見你。」

　　「好吧，」路易斯簡短地回答道。「告訴他我九點到那裡。我會停在……前面，哦，是一輛黑色『雪鐵龍』。菲菲跟我一起。」

　　「菲菲是一隻狗。」路易斯掛斷電話後，安德雷斯解釋道。「會客時他經常帶著牠。呃，至少你去找他時不會那麼麻煩。」

　　阿弗納對這樣的習慣表示理解。他也不介意隨身帶著查理，甚至在執行任務的整個過程中都不介意。他實際上就住在皇家蒙梭飯店，但暫時還不必讓路易斯知道。甚至安德雷斯都不知道。阿弗納告訴他，他會住在朋友們的家裡。這個時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雖然「安全」這個詞只是一個玩笑而已。零風險！他們航行在未知的水域，但沒必要讓那些扛著卡拉什尼可夫步槍的人輕易地抓住他們。

　　九點鐘，那個人敏捷地打開一輛黑色「雪鐵龍」的乘客位旁邊的車門。他三十出頭，穿得很體面，是那種漫不經心的體面。他長得很好看，有點胖，像托尼。但五官輪廓要分明得多。「住嘴，菲菲。」他對後座上汪汪直叫的阿爾薩斯牧羊犬說。「這位先生不會從我們這裡拿走什麼東西。相反會給我們東西。」他補充道。然後轉向站在人行道旁的阿弗納。

　　「我希望你的狗懂英語。」阿弗納一邊從衣袋裡掏出一隻厚厚的信封，一邊回答道。

　　路易斯大笑著伸手去取信封。他朝信封裡看了看，那一疊一疊的百元大鈔連點都沒有點一下就放進了公事包裡。「謝謝！」他說。「你是只想把這個給我，還是想一起去喝一杯？」

　　「如果只是隨便吃點什麼，」阿弗納說。「那就這麼定了。」

　　「好。」這個法國人答道。「在巴黎有非常喜歡的去處嗎？」

　　聽起來還不錯。如果路易斯想設埋伏的話，他就會提議去一個地方──他很顯然知道阿弗納知道這一點。「這條街上有一家小餐館。」他對路易斯說。「我覺得不錯。」

　　路易斯順著阿弗納手指的方向看過去，點點頭。「我二十分鐘後到那裡找你。」他說著，猛地關上車門，開走了。阿弗納希望他不要走──但他能理解路易斯，他無非是不希望坐在餐桌旁，手裡抓著一個裝有一萬元現金的公事包。

　　這家小餐廳叫歐奇菸店，離戴高樂廣場只有一兩個街區。坐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可以看見凱旋門，這與阿弗納通過明信片了解的大城市相符。然而，在這個十一月份的夜晚，他選擇了餐館裡面的一張桌子。二十分鐘後，路易斯來了，沒帶公事包，也沒帶那隻阿爾薩斯牧羊犬。他很高，當然不瘦，看起來比在車裡高多了。他的臉跟法國老牌影星伊夫．蒙當很像──非常精緻，有點厭世，但非常惹人喜愛。阿弗納立刻喜歡上了他。出於某種原因，他感覺路易斯跟他是同一類人──比托尼更像同一路人，比安德雷斯更更像同一路人。

　　路易斯似乎也喜歡阿弗納。他們第一次談話雖然沒有什麼實質性內容，但談了幾個小時。吃完晚飯，他們閒逛到凱旋門，然後一直沿著香榭麗舍大街走到協和廣場，又走回來。大多數時候都是路易斯在講。

　　很久以後，阿弗納想起這次談話時才明白那個法國人講的是什麼。他當時有些走神，沒聽懂多少東西。路易斯好像受過良好的教育，有時候提到的一些事件、作家或觀點阿弗納從來沒有聽說過。他說的主要意思似乎是，這個世界是個相當可怕的地方，充滿了戰爭、痛苦和苦難。許多人似乎認為，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這個世界變得很糟了。只有人們成為宗教信仰者或共產主義者，或民主主義者，這個世界才會變得更好。還有些人認為這只是一個解放阿爾及利亞、婦女跟男人平等，或者加拿大人停止屠殺小海豹的問題。但所有這些都是胡說八道。

　　按照路易斯的觀點，這個世界不可能治理好，除非所有現存的機構被抹去──如他所說，變成「一張白板」──人們又可以白手起家。因此，他說，對明白這個的一群人來說，其他人是否在為這個事業或那個事業奮鬥並不重要，是否在為未來的什麼主義還是在為教堂的榮譽而摧毀一個地方並不重要。路易斯解釋道，只要人們把它摧毀了，他們就幫了人類社會的忙。理解這一點的一個小組織──一個名為「集團」的非常小的組織，它更像一個家庭──會幫助這樣的人，無論他們是否贊同他的事業。路易斯說，更確切地說，這個「集團」贊同每個事業。如果你停下來考慮考慮這一點，那麼這個世界上真的就沒有不正義的事業。

　　當然，「集團」並不是為被摧殘的地方和人而歡欣──只有瘋子才會感到高興──但是他們明白，人們把一切摧毀得越迅速、越徹底，摧毀掉這些事物的速度就越快。就這麼簡單。

　　阿弗納並沒有因為路易斯說的任何話而有絲毫動搖。如果他越誇大其詞，或者說得越熱烈，阿弗納就越會把它看成是胡說八道，比法蘭克福安德雷斯的那些巴德爾─邁因霍夫的本科生的空談還要荒謬得多。但路易斯的說話風格是冷漠、自我貶低和幽默，或者是一種要麼接受要麼拉倒的斬釘截鐵的風格。他就像一個非常沉著地站著表演的喜劇演員，總是讓阿弗納開懷大笑。即使他嚴肅的時候，也不是認真的。「看看那些所謂的強國，」他說。「看看中央情報局，常常被自己的尾巴絆倒，或者看看穿著邋遢褲子的克格勃，他們都是野蠻之徒。再看看巴黎，看看周圍：一千年的歷史，我們為什麼要把自己交到他們手上？

　　「如果你原諒我這樣說的話，我們永遠比他們要聰明。我們甚至在女人的體驗方面都要比他們稍強一些。」

　　又過了一年之後，阿弗納才完全明白路易斯在他們第一次在巴黎散步時說的話──或者他為什麼說那樣的話。阿弗納的第六感亮起了綠燈，但是真正明白他的話是在又進行了兩次突襲、花了幾千塊錢，直到他見到了「爸爸」本人──路易斯的父親──之後。「爸爸」曾是法國反納粹游擊隊員。他頭髮灰白，臉色紅潤，看起來有點像阿弗納的父親。不同的是，他穿著老式的黑色衣服，懷錶上粗粗的金鏈子從他的胸前垂下來。「爸爸」這位愛國的法國人，曾經在法國被占時期炸毀過許多德國卡車和火車──他眨著眼睛解釋說他曾經愛上過這一行。「爸爸」這個精明理智的法國人──正如他自己所說，是個愚蠢的農民──在戰後意識到，可以從世人無可救藥的激情中賺到很多錢。「爸爸」曾經把路易斯和他的兩個弟弟送到索爾邦大學，並不是讓他們在這座著名學府吸收必學的書本知識──書本知識，狗屎！──而是讓他們留意其他熱情大膽的青年男女，這些人也許將來對「集團」有這樣或那樣的幫助。

　　阿弗納也許永遠理解不了「爸爸」和他的家人──包括路易斯在內的三個兒子，一個年紀稍大的叔叔和兩三個堂兄弟──他們在歐洲經營著這樣一家了不起的支持恐怖分子的組織。比如，他一點也不理解「爸爸」的政治策略。實際上，它們似乎與他們第一次沿著香榭麗舍大街散步時路易斯模模糊糊解釋的無政府主義的觀點沒有多大關係。表面上，「爸爸」藐視所有政府，包括法國政府，還說，他絕不給政府工作，也絕不允許「集團」中的任何人給他們工作。一談到美國、蘇聯或者英國情報部門，他總是聳肩做鬼臉，甚至朝地上啐唾沫。哦，狗屎！「摩薩德」，狗屎！

　　他對盎格魯─撒克遜人似乎特別厭惡，他認為他們有一個反對歐洲大陸人民的巨大的陰謀。雖然他也不喜歡俄國人，但似乎俄國人還沒那麼招他煩，他對德國人的憎恨甚至都沒對盎格魯─撒克遜人那樣強烈。實際上，他之所以譴責英國人，似乎是因為德國人、俄國人、兩次世界大戰，動蕩不安的非洲和中東的關係。是因為英國人建立了一個帝國，從法國人那裡奪走了一個帝國，還是因為戰後又這麼急匆匆地將它拆散，「爸爸」才這麼譴責他們不得而知。作為一個熱愛歐洲大陸的人，一個天主教徒，甚至一個農民，一個普通人，一個把自己看作光榮的法國革命的繼承人，「爸爸」似乎在進行著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比目前世界上的任何一場衝突的歷史都悠久得多。這場戰爭的起源消失在歐洲歷史的迷霧中，也消失在他自己的腦海裡。這場戰爭是反對傲慢的英國女王和奸詐的英國貴族。這些貴族在聖赫倫那島把砒霜放在波拿巴．拿破崙的湯裡。

　　但是如果「爸爸」看見森林有困難──至少對阿弗納而言──那他看見樹木卻沒任何困難。相反，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他和他的兒子們熟悉地下活動這個稠密森林中的每一棵樹木。在法國當然是這樣，在歐洲也許也是這樣，或許在全世界都是這樣。說「集團」了解每個參與無政府主義革命這個巨大的極其複雜的網路的恐怖分子、招募員、組織者或間諜的信息，那是誇張，但說他們了解相當一部分人的信息，並且會把這些信息賣給願意而且能夠出資購買的人，則一點都不誇張。正如路易斯和「爸爸」在他們對阿弗納有了足夠的信任之後，自豪地向阿弗納指出的那樣，他們絕不──至少絕不有意識地──賣給任何政府。與政府打交道有違他們的原則，這是第一。第二，他們覺得太危險。政府和情報機構太不可靠，太不講道德，而且效率低下，充滿謎一樣的辦公室政治。他們甚至不知道「榮譽法典」的含義，那是盜賊們的法典。

　　除了出售信息之外，「爸爸」也出售服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法國抗德的那些年裡，首先學到的東西就是需要給游擊隊員提供安全屋、交通、食品、衣服、武器和證件，還需要人在任務完成後對所有事務，有時候也包括屍體，進行處置。這樣的工作──還有監視工作──祕密行動在哪個國家進行，就由哪個國家的普通男女來承擔，這樣會更好、更容易一些──這些人在他們從事合法職業的過程中也許就能成為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專家。只是一個錢的問題而已。「你對鎖了解多少？」他們稍微熟悉一些之後「爸爸」這樣問阿弗納。「我……我給你派個鎖匠來。你要挖墓穴？那我就給你派個挖墓穴的人來。費用不高，不是嗎？」

　　作為農民的「爸爸」，他最偉大的發現是，有些人為了一點小錢什麼事都願意幹。許多人願意做很多事情，幾乎每個人都願意做一些事情。比如，任何人都不會只滿足於一點糊口的錢。一個司機開車，一個製造槍炮的人製造武器，或修理武器。為了讓他們得到這些「小」費，要他們額外做的事情不要告訴他們的管理部門。這個──在不可靠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以外──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幹。這確實意味著要在許多國家支付許多人的工資，但「集團」的經費充足，可以支付這些費用。

　　「爸爸」的另一個偉大的發現是：跟所有其他的外國人一樣，特工進入或離開一個國家時常常是乘坐預定的航班、火車或輪船，有時候也乘坐私家車。很少有特工會在和平時期自找麻煩地翻山越嶺，從無人防守的邊境過境，或者乘坐私人飛機從隱蔽的飛機場起飛。他們一旦進入一個國家之後，就特別喜歡某些城市，喜歡這些城市的某些酒店、銀行、租賃機構和餐館。因此在那些地方和關鍵路口安排一些人，這些人唯一的工作就是當一個已知的──或者不知但可疑的──外國人一到便立即報告。這樣就能將相當一部分恐怖分子和特工納入「爸爸」的監控範圍之內。雖然不是全部，但是是相當一部分，足以把生意繼續做下去。

　　然而，所有這些細節都是以後才發現的。凌晨一點阿弗納在凱旋門對路易斯說「再見」、「保持連繫」時還根本沒有提到「爸爸」。「我的車從這裡走，」路易斯指著維克多雨果大道說。「如果你不需要我陪你走回酒店的話。」

　　阿弗納笑了。「我不住在我們見面的那個酒店，」他說。「我搭計程車就行。」

　　路易斯也笑了。「我多愚蠢啊，」他說。「你當然不住在皇家蒙梭飯店三百一十七號房間。我忘了。」

　　阿弗納揚了揚眉毛，點點頭。好。路易斯非常善良，暫時也非常安全。如果他打算傷害他的話，就不會讓阿弗納知道他知道他的房間了。

　　「很高興見到你。」路易斯繼續說。「托尼告訴我跟你做生意很愉快。記住，如果你需要什麼，請讓我知道──無論什麼。我不能向你保證無論你需要什麼我都有──但可能有。記住。」

　　「我會記住的。」阿弗納回答道。他們握了握手。然後，路易斯開始離開時，阿弗納說：「噢，路易斯，還有一件事。」

　　路易斯轉過身來。

　　「你知不知道，」阿弗納問道，「一個叫哈姆沙里的人？」

　　路易斯朝阿弗納走了一步。

　　「我知道馬赫穆德．哈姆沙里。」他說。「他住在巴黎，但我覺得他現在不在城裡。」

　　「我過幾天打你給我的那個電話。」阿弗納說。「如果哈姆沙里回來了，你願意讓我知道嗎？」

　　路易斯點點頭。「我給你一個更好的號碼，」他對阿弗納說。「我可能不在那裡，但如果你在巴黎時間下午六點十五分打過來，你不用留下你的姓名，我就知道是你。給我留個號碼就行了，我好給你打回來。」

　　阿弗納記住了那個號碼，希望在把這個號碼給漢斯之前不要忘了。記數字不是他的強項，雖然跟記名字比起來他更擅長記數字。用新身分登記入住酒店時簡直是一場噩夢──他記不住自己應該是誰。據傳，這樣的事情確實在一個年輕的「摩薩德」受訓人員身上發生過。阿弗納常常嫉妒漢斯或卡爾那樣的人，無論什麼，他們都能記住。

　　但是，他與路易斯的見面讓他很興奮。事實上，他是那樣的興奮，以至於當他走過皇家蒙梭飯店空無一人的門廳時，他被一種惡作劇心理控制著。他想做些事情，做些惡作劇，完全是由於精力過剩。阿弗納一直喜歡惡作劇。這一點一定是從他母親那裡遺傳下來的。但最後他恢復了鎮定，什麼也沒做。為了一個惡作劇而讓整個任務面臨危險是絕頂的精神錯亂。

　　一件關於突擊隊的奇妙的事情是，他們實際上都是頑皮的人，對惡作劇有癮。他們常常不得不有意識地抵制它。比如，史蒂夫做了一個硬幣，兩面都是「正面」──因為知道羅伯特常常選擇「反面」──他就用拋這枚硬幣來決定誰去購物或做飯。愛好機械的羅伯特幾個月後才識破詭計，而且還是因為其他人突然笑起來才發現的。阿弗納最慘，他在毫無防備的時候告訴其他人，他小時候別人常常叫他「頑童」，很快史蒂夫就給他起了個綽號「頑童媽媽」──把他喜歡惡作劇和總是喜歡操心隊裡其他人的整潔和吃相問題結合起來了。

　　第二天早晨，阿弗納辦了退房手續，給安德雷斯和伊馮打了一個電話。安德雷斯和伊馮在巴黎有他們的安排。然後他就飛回了法蘭克福。同一天晚上，阿弗納向他的同伴們匯報了跟路易斯見面的情況。

　　「怎麼樣？」漢斯看著卡爾問道。

　　卡爾點燃菸斗。「聽起來跟托尼一樣好。」他說。羅伯特和史蒂夫點點頭。

　　阿弗納喜歡突擊隊這一點。也許他們跟他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他們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點：不小題大做。沒有沒完沒了的「如果」和「但是」，沒有沒完沒了的喋喋不休。精心策劃是對的，但也不要患得患失，那是沒用的，人的大腦多豐富啊，能想到多少東西啊。太謹慎就與膽小無異了。他們不是這樣的人，都不是。他們一眼就能看出懸殊，如果他們覺得正確──就立即行動！也許那些在外散居和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對「猶太人」這個詞的態度不是這樣，但是沒有這種態度，以色列永遠不會出現。至少對阿弗納來說是如此。

　　下一個是馬赫穆德．哈姆沙里。伊弗里姆名單上的第三個目標。

　　第七章　馬赫穆德．哈姆沙里

　　馬赫穆德．哈姆沙里──阿爾及爾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人們有時候稱他「哈姆沙里博士」。他在「阿拉伯聯盟」辦公室占有一席之地，出版了一份時事通訊「信息快報」，並與位於法國首都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的各位阿拉伯代表保持著密切的連繫。跟他有過交往的人都認為他有教養，舉止得體，其穿著與行為像個外交官。在某種程度上，馬赫穆德．哈姆沙里比法國人還法國人，過著保守──真正資產階級──的生活。他在一套小康家庭的公寓裡過著小康家庭的日子，左鄰右舍也都是小康家庭。他跟法國妻子瑪麗．克勞德和年紀尚小的女兒阿米娜生活在一起。

　　他是一個軟目標。

　　熟悉馬赫穆德．哈姆沙里的人不知道的是──至少在「摩薩德」看來是這樣──他是歐洲恐怖主義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他是一個外交官。但在這個身分的背後，據說他協調過在哥本哈根襲擊本．古里安總理的恐怖活動，還協調過在半途炸毀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噴射機的恐怖活動。

　　在慕尼黑殺戮奧林匹克運動員也是他協調的。

　　按照突擊隊獲得的情報，哈姆沙里博士還沒打算收手。相反，他與名單上的另外兩名軟目標一起，正在組織一個包括許多法國人和非阿拉伯國家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在內的恐怖網路。哈姆沙里據說是「黑色九月」組織的主管之一。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早期，「法塔赫」公開的立場是反對在以色列占領區上開展游擊活動。然而，私底下，「黑色九月」組織卻成為「法塔赫」的「爪牙」。極端分子的暴行遍布中東和歐洲。這種分工由來已久，這是無政府主義者革命運動的傳統，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俄國十九世紀的「伊舒廷尼茨」運動。它由一個外圈和一個內圈組成。外圈由高尚正派的理論家、活動家和辯論家組成，稱為「組織」。內圈由刺客組成，明確地稱為「地獄」。

　　「從淋浴器裡伸出一隻手來殺死他怎麼樣？」阿弗納問道。他從來沒有聽說過伊舒廷及其追隨者，但他對沐浴卻是全神貫注。

　　其他人聳聳肩，但沒有笑。阿弗納不是開玩笑的。他們一致認為，哈姆沙里跟茲威特不一樣，殺死他的方式要引人注目。速度不要像第一次那麼快。哈姆沙里回到巴黎也許還有幾個星期，到那時他們應該已經做好計劃，不會錯過殺死他的機會。他的死不應該僅僅是復仇，而應成為一個對其他恐怖分子的警告，這個警告就是「猶太人的手很長」──如伊弗里姆所說──任何掩護，任何表面的高尚都不能確保其人身安全。

　　同時，不要對哈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兒造成傷害，也不能給其家裡、汽車裡或辦公室裡的任何人帶來傷害。即使事實證明這些受傷者是他的同夥或支持者，也無法減輕突擊隊員犯錯誤的責任。就更不用說把一個真正無辜的旁觀者傷了。除了伊弗里姆名單上的那十一個人之外，不應傷及其他人。

　　從阿弗納個人來講，他經常考慮的一個問題是，有沒有可能確保這一點。試一試當然是可以的，但這就意味著，很可能不能再用「爆炸」的方法了。

　　「我不知道你們這些人為什麼老這樣說。」羅伯特有些生氣地說。「炸彈是可以精確控制的。他們可以像子彈那樣集中，影響範圍可以像子彈那樣有限。如果動腦筋設計的話，他們不會擴散到直接目標以外。」

　　「好吧。」阿弗納回答道。「別生氣，我們願聞其詳。」

　　「我還沒有想好。」羅伯特說。「我只是不希望你們一開始就把我排除在外。」

　　「噢，我們絕不會把你排除在外。夥計。」史蒂夫辯解道。「在他廁所裡裝個炸彈怎麼樣？他拉屎的時候大概只有一個人吧。」

　　「請不要噁心了。」漢斯做個鬼臉。很顯然他感到不愉快了。

　　十一月二十日左右，路易斯向阿弗納報告，據他所知，哈姆沙里回巴黎了。而他們的計劃卻沒有任何進展。路易斯接著說，「集團」還有一些情報阿弗納也許會感興趣。路易斯了解到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有三個參與巴勒斯坦運動的人會在日內瓦開會。阿弗納對這些人感興趣嗎？

　　「是的，感興趣。」阿弗納回答道。

　　路易斯小心翼翼地咳了一下。「我可以認為，」他說，「我們是在談生意嗎？」

　　「當然。」阿弗納回答道。等著路易斯說出一個數字。然而他沒有。很清楚，他對阿弗納對他的理解感到滿意，他準備以後再提出這個數字。這跟律師、醫生或其他職業非常相像。「你說過一個叫法科瑞．阿爾─烏瑪爾的人嗎？」

　　「嗯。」阿弗納說，不置可否。事實上，他不認識。

　　「我認為，他要跟阿里．哈桑．薩拉梅和阿布．達烏德見面。」路易斯說。

　　阿弗納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他們是硬目標，名單上的頭號和二號人物。慕尼黑慘案幕後的人物，尤其是薩拉梅，他是伊弗里姆所說的惡人之首。

　　「在日內瓦嗎？」他問路易斯，努力控制住自己的聲音。

　　「我的理解是這樣。」路易斯說。

　　「我們對日內瓦感興趣。」阿弗納說。他的大腦飛快地運轉著。「我們也對巴黎感興趣。你能不能兩個地方都嚴密注視。我們當然會給你錢的。明天這個時候我給你打電話來。」

　　「我會的。」路易斯回答道。

　　第二天，阿弗納、卡爾以及史蒂夫飛往日內瓦。漢斯和羅伯特兩天後去那裡跟他們會合。他們決定住在遠離市中心的地方。他們在洛美勒斯路上的一個酒店裡訂了房，這裡離萬國宮不遠。日內瓦從來都不是一個非常適合祕密活動的地方，對「摩薩德」來說尤其如此。不僅安全屋難租，酒店也特別不適合作特工基地。瑞士的情報部門，說得委婉些，是不合作。只要外國人在談判、購物、跟銀行往來以及滯留期間規規矩矩，而且盡快離開，他們就歡迎。瑞士不反對粗野的商人，只反對粗野的生意。

　　但是，阿里．哈桑．薩拉梅和阿布．達烏德還是值得去冒險的。如果突擊隊誰也沒幹掉，就幹掉這兩個，他們就算成功了。他們五個人從一開始就一致認為，一旦有薩拉梅的線索，可以放棄其他所有人去追捕他。在「摩薩德」看來，薩拉梅是殺害十一位以色列運動員的罪魁禍首。

　　但事實證明，薩拉梅和阿布．達烏德在日內瓦會面的消息不實。實際上路易斯在兩天後跟阿弗納通電話時用了一句英語。「如果我讓你們白費了半天勁的話，」他說。「我感到抱歉。」

　　另一方面，哈姆沙里一直待在巴黎。十一月二十五日，阿弗納在日內瓦跟路易斯連繫時，他幾乎能像托尼報告威爾．茲威特的行蹤那樣報告哈姆沙里的行蹤了。就像在羅馬一樣，不討論監視的理由。雖然路易斯從一開始就猜到了阿弗納的意圖，討論的話就等於嚴重違反了規則，甚至會讓路易斯完全從這次行動中退出。這是假設──但事實也是這麼回事。阿弗納相信，如果他讓路易斯給他弄一支槍，挖一個墓穴，在一個小時內準備好，他會照做。但如果要路易斯幫他去殺人，他就會說不。路易斯只提供情報和服務。怎樣使用這些情報不再是「集團」的事。

　　漢斯說，哈姆沙里的所作所為跟本丟彼拉多【註：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的第五任總督，他最出名的事跡是判處耶穌釘十字架。】差不多。

　　他們在討論這次或其他暗殺行動時，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總是使用純粹的技術術語。這次羅伯特想出了一個精心構思的方案，既滿足了炫耀的要求，也滿足了安全的要求。這個方案是在討論哈姆沙里如何招募恐怖分子和如何策劃恐怖活動時想出來的。

　　「他不是一直在使用電話嗎？」羅伯特問道。「他家裡的電話一定像個總機，打遍了整個歐洲和中東。那好！就讓他死在電話上吧。」

　　第二天，阿弗納、卡爾和史蒂夫離開日內瓦，前往巴黎。漢斯坐火車回到法蘭克福的實驗室，製作證件。羅伯特飛往布魯塞爾。

　　由於某種原因，在十九世紀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蓬勃的軍事工業在相對平靜的小國比利時發展起來。在列日的東北部地區、黑弗爾高地尤其如此。那段時間，不僅工廠裡生產手槍、自動武器和炸藥，而且周圍的村莊和私人農場的小作坊裡也經常生產。手工製造武器和餌雷的技術常常一輩一輩地傳承下來，使比利時人──跟西班牙工匠一起（在西班牙，情況與此類似）──成為世界上公認的製造隱蔽殺人工具的大師。說來奇怪的是，結束比利時和西班牙這種作坊式工業的是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希特勒和佛朗哥的勝利之師自然要堅持將所有武器的製造權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二戰結束時，比利時的小型武器工廠消失殆盡。而西班牙的最高統帥佛朗哥只允許三家工廠製造手槍，其中一家生產左輪連發手槍。

　　在比利時，只有少數人在封閉的農舍裡做傳統工藝。但是，他們仍然為歐洲非法的武器市場提供了不少的武器。有些還是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羅伯特知道他可以依靠他們。

　　馬赫穆德．哈姆沙里作為巴黎的代表，與新聞單位經常有接觸。所以，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的第一個星期裡，他在阿雷莎大街的一百七十五號公寓裡接到一個要採訪他的義大利記者的電話就不足為奇了。使他感到奇怪的也許是第二天他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館裡見到那個記者的時候。作為一個義大利人，這位記者似乎對巴勒斯坦的事一無所知。他一直對他的菸斗大驚小怪的。最後他向哈姆沙里說，他讀一下他帶來的資料準備得更充分一些之後再來採訪他。他們說好那個義大利人兩三天之後再給他打電話。

　　卡爾覺得他扮演義大利記者的表現即使不是完美無瑕，至少也是相當好了，沒有引起目標的懷疑。這也給他提供了一個熟悉哈姆沙里聲音的機會。與此同時，阿弗納和史蒂夫非常仔細地勘察了巴黎喧囂擁擠、住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體面人士的十四區。哈姆沙里就住在這個區。他們開著路易斯給他們的「雷諾」汽車，花了兩天時間練習接近的方法和逃離的路線。從維克多．巴什廣場的皮埃爾．蒙魯日教堂開始，這裡大致是阿雷莎大街的中間點，離一百七十五號大約四個街區。他們隨著早晨的車流從盧森堡花園一直到聖約瑟醫院，再從蒙巴納斯車站到科山醫院踩點，決定襲擊之後最好的逃離路線是沿著維欽托利街到勒菲弗爾大道，經過球館，過加里利亞諾橋，然後沿著埃格澤爾芒大道，到達右岸他們的安全屋。若走這條路線，他們不需要把車丟掉。

　　與此同時，路易斯的監視人員報告了哈姆沙里的日常安排，相當有規律。他很多時間都跟阿拉伯人待在一起。其中一些很可能就是從事「武裝革命」的人員。跟以前的報告不同的是，他沒有保鏢。尤其是每天早晨的那段時間，幾乎是同一個模式。八點剛過，他的妻子和女兒就離開公寓。哈姆沙里夫人把阿米娜放在幼稚園之後，其餘的時間通常去做自己的事情，晚上早些時候接上阿米娜之後，才回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號。

　　哈姆沙里會獨自在公寓裡待到上午九點。這時他會接到一個名叫納內特的女人的電話，也許是他的情婦。她在右岸更為高尚的十七區有一套公寓，離涅爾大道不遠──離一位突擊隊員在巴黎的安全屋也不遠。納內特會在離一百七十五號幾個街區以外的一個郵局給哈姆沙里打一個電話。郵局位於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轉角處。也許她是想看一看哈姆沙里是否在家或者他的妻子和女兒是否已經離開公寓。得到肯定答覆之後，她會回到「雷諾」汽車裡，去接哈姆沙里。哈姆沙里這時已經在街上等著她了。在阿雷莎大街附近的消防站和幾個被布篷覆蓋的攤位旁找一個停車位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弗納認為，最好的突襲時間是八點至九點之間。這時，哈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兒已經離開公寓，而納內特又還沒來。他這時不僅是一個人，而且還由於正在等納內特的電話，不會讓電話一直響著，肯定會拿起來的。突襲的時間取決於羅伯特要多久才能把炸彈設計生產出來，並走私到法國放在哈姆沙里的電話機裡。

　　做炸彈相對來說簡單。安全和選擇性都不是問題。炸藥是一種相對比較穩定的物質，通常在外面可以買到，比如黃色炸藥或塑性炸藥。然後在炸藥裡面放一枚小雷管──就是少量的非常不穩定的炸藥，通常是氮或硫酸類物質──雷管可由擊發或非常少的弱電流引爆。比如鬧鐘或沙漏計時器，或者任何無線電信號或乾脆就是一個電視遙控器來機械引爆。

　　機械引爆有一個問題──比如，點火開關或汽車的變速桿──它會對任何人的操作做出反應，而且，如果目標正好和其他人在一起，無法使它不爆炸。如果有定時器的話，問題更大。不管是目標還是其他人，只要一靠近，都會引爆炸彈。炸彈分不清誰是恐怖分子誰不是。阿弗納的突擊隊把使用自動引爆器的可能性排除了。

　　由特工操作引爆器，可以看見炸彈炸死目標，只有目標才會被炸死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但在城市裡，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可能從炸彈處牽一根線到埋伏處，這樣做也是危險的。無線電信號可以克服這個問題，但是又會引發新的問題，若有人在附近使用同樣的頻率，可能會隨時引爆炸彈。

　　隨著對講機、民用無線電和其他遙控設施的大量運用，意外爆炸的危險性很大，像羅伯特這樣細心的爆破專家都無法安裝這樣一個接收器。為了避免炸彈在他們手裡爆炸，除非有一個分開的開關讓炸彈不爆炸。實際上，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這樣一個分開的開關，它會打開炸彈的保險，通常是由被害人無意識地操作的。這時，也只有這時，使用無線電信號的觀察員才能引爆炸彈。

　　羅伯特解釋道，炸彈將裝在哈姆沙里電話機的底部。聽筒一從機座上拿起來，就打開了雷管的保險，這時就可以發送無線電信號引爆炸彈了。

　　阿弗納認為，如果真像所描述的那樣，那這套裝置幾乎就沒有什麼意外了。是幾乎沒有什麼意外。但是，由於炸彈必須在襲擊前至少半天內裝好，如果哈姆沙里夫人那天晚上決定坐下來跟她的一個朋友長談一番怎麼辦？如果附近的一個無線電業餘愛好者決定按同樣頻率傳送，而與此同時，裝有炸彈的聽筒也拿了起來，會發生什麼情況？

　　羅伯特聳聳肩，很清楚會發生什麼情況。沒有絕對的零風險。他發明的這套裝置會盡量把風險降到零。如果這樣阿弗納還覺得風險太大，他們就只好另想他法了。電話機底部沒有地方裝兩個接受器，每個頻率不同，一個打開炸彈的保險，另外一個引爆它。

　　「好吧。」阿弗納猶豫片刻之後說。「一定不要做得太大，好像我們要把他媽的整棟樓裡的人炸死似的。」

　　「我擔心的是另外一個問題。」羅伯特說。「我得盡量塞滿炸藥，確保站在電話旁邊的恐怖頭子被炸死。而電話機裡的地方有限。」

　　十二月六日星期三，炸彈從比利時走私到法國。阿弗納拿在手裡又小又輕。要不是阿弗納記得他曾經見過信封裡一盎司半的可塑炸彈造成了多大的損失，他認為幾乎傷不了人──信件炸彈是恐怖分子最喜歡的武器。兩個多月以前，慕尼黑慘案發生後沒幾天，「黑色九月」的一封信件炸彈在倫敦炸死了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希望它管用。」阿弗納把盒子交給羅伯特時說。

　　同一天，突擊隊分成兩組住進了路易斯提供的新的安全屋。他們以前一直住的安全屋也是路易斯安排的。

　　十二月七日星期四，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按照計劃，他們要等哈姆沙里夫人和阿米娜離開，納內特駕駛「雷諾」接上哈姆沙里。這時九點剛過，羅伯特和漢斯要打扮成電話維修人員，身穿路易斯提供的制服，進入公寓，安裝炸彈。羅伯特估計，這項工作也許要花二三十分鐘，只會比這少不會多。阿弗納、史蒂夫和卡爾在大樓外等著──至於扮過義大利記者的卡爾，他不出現──提醒羅伯特和漢斯有沒有哈姆沙里的家人回來。為了以防萬一，路易斯安排了一對法國年輕夫婦。他們的任務就是纏著哈姆沙里談話，直到阿弗納或史蒂夫向他們示意，另外兩個人已從公寓裡出來。

　　但是，納內特那個星期四沒有出現，連哈姆沙里夫人不久以後也回到了公寓。哈姆沙里本人根本就沒有離開。

　　阿弗納、卡爾、漢斯和羅伯特很快就離開了。他們已經知道，哈姆沙里的日程安排由於某種原因改變了，再在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號前等幾個小時也沒有用。這樣做甚至可能有危險。只有史蒂夫和路易斯安排的那對夫婦仍然逗留在附近。晚上六點剛過，史蒂夫就打電話說，哈姆沙里步行出門了，他準備跟蹤他。

　　同伴們立即駕車回到十四區。哈姆沙里離開了，哈姆沙里夫人很可能也會離開去幼稚園接孩子──如果哈姆沙里不是去接孩子的話。羅伯特和漢斯仍然穿著制服，開著貨車，到了一百七十五號對面最近的停車場。阿弗納在阿雷莎大街和蒲朗茨街轉角處的郵局──納內特總是在這裡等哈姆沙里──等著。卡爾不出現。

　　阿弗納幾乎一到位史蒂夫就打來了電話。哈姆沙里好像是去了奧斯曼大道上的「一個阿拉伯聯盟之類的大樓」（史蒂夫的法語比阿弗納好不了多少，說不清是哪棟樓）。如果哈姆沙里夫人不久也離開的話，那麼在他們兩個人回來之前，突擊隊至少有四十五分鐘的時間。

　　阿弗納從郵局走了三個街區，來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號對面羅伯特的貨車前時，看見哈姆沙里的妻子從公寓大樓燈火通明的大門裡出來。幾乎可以肯定，她是去幼稚園接阿米娜。機會來了。這個時間修電話有點晚了，但是郵電部門總是會對緊急電話做出反應。而且，阿弗納相信，在大城市裡，人們在具備優雅舉止的同時也具有驚人的冷漠。即使在巴黎，門警也不再有警覺性，鄰居也幾乎連問都不問。不管怎麼樣，突擊隊別無選擇了。炸彈不會自己跑到電話機裡去。

　　羅伯特和漢斯帶著工具箱，消失在入口處的拱門之下。

　　阿弗納一個人在阿雷莎大街的貨車旁站了大約十五分鐘。他希望有些口香糖。他以為自己看見卡爾在一個街區外過馬路，但黑暗之中他又不能確定。阿弗納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及時看見哈姆沙里或他妻子，從而給羅伯特和漢斯發出警告，如果同伴們在結束之前，他們就回來的話。

　　然而，幾乎連撬鎖的時間都還不夠，羅伯特和漢斯就從街道那邊蹓躂回來了。

　　「你們在開玩笑吧。」阿弗納說。「都搞好了？」

　　「呃，我不知道。」羅伯特回答道。「我想明天早上就清楚了。」

　　十二月八日星期五，八點還不到，他們就在哈姆沙里公寓大樓街道對面各就各位了。羅伯特、阿弗納和卡爾待在大約兩百碼以外的貨車裡。史蒂夫和漢斯待在離入口處較近的小車裡。後者起著衛兵的作用，同時注意哈姆沙里夫人或者孩子在不該回來的時候回來。那天上午，路易斯的人不在場。

　　大約八點三十分，哈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兒從大樓裡出來。他們朝不遠處的公共汽車站走去。由於納內特隨時都可能打電話，所以必須迅速行動。

　　卡爾從貨車裡出來，走到五十碼以外的一家小酒館旁的公用電話亭。他轉了幾圈，看看透過窗戶他和阿弗納能否清楚地看見對方。然後他拿起話筒開始撥號。

　　貨車上，阿弗納掃了一眼坐在身旁的羅伯特。羅伯特此時也望著卡爾的方向。他手裡拿著一個小盒子，一根手指輕輕地放在索環開關上。

　　卡爾站在電話旁，把聽筒湊到耳邊。他的嘴唇似乎在動，但是距離太遠，無法聽見他說的話，甚至無法確知他是否在說話。即使現在他把菸斗銜在嘴裡都無濟於事。然而，阿弗納看的不是卡爾的嘴巴，而是他的右手。卡爾慢慢地、從容地、有點造作地把右手舉了起來，舉到了頭頂。他的手指稍稍動了一下。這是一個信號。

　　阿弗納感到他身旁的羅伯特緊張了。他也一定看見了卡爾發出的信號──但是只有阿弗納下令之後他才能動作。「開始！」阿弗納猛喝一聲。眼睛本能地向一百七十五號外面望去。

　　他沒有聽見身旁索環開關的咔嗒聲，也沒有聽見任何爆炸聲。但他看見了空中沿著前面的牆邊突然出現了一道微光，整個大樓彷彿顫抖了一下。他看見由於強大的衝擊力，一扇窗戶的玻璃呈十字形裂開了。

　　幾個過路人駐足觀望。

　　有人打開二樓陽臺上的落地窗，朝樓下的街上看了看，然後伸長脖子想朝上面的窗戶看。

　　卡爾果斷地向貨車走來。

　　他們成功了。

　　他們又成功了。

　　晚上，他們搞不清情況如何。他們坐在安全屋裡看電視，查閱最新的報紙。哈姆沙里還活著。毫無疑問，傷得很重。但從報導來看，無法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他被送到了法布聖雅克街的科山醫院──雖然另一家醫院聖約瑟醫院近一點，但當時救護車的車頭也許正朝著相反的方向──他也許已經告訴了警察，在爆炸前有個義大利記者給他打過電話。

　　電話裡卡爾告訴其他人，哈姆沙里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奇怪，有些沙啞，好像剛剛醒來。卡爾搞不清是不是他的聲音，他告訴他，他是那個義大利記者，給他打電話是想採訪他，然後問他是不是哈姆沙里博士。聽到電話那頭回答──是，我就是──時，卡爾撓了撓頭頂。

　　羅伯特似乎特別不安，甚至替自己辯護。他說他應該使炸藥的威力更大一些。但是，他們都說不能傷及其他人，所以他得設法確保炸彈的影響只限於這間屋子。按照早些時候的新聞報導，當局仍然不知道爆炸的原因，認為「蓄意破壞」的可能性極小。阿弗納不太擔心。即使哈姆沙里能活下去，他在很長時間裡也失去了活動能力，也許永遠失去了活動能力。至於他會告訴警察關於「義大利記者」的事，這似乎也無所謂。他們也許最終會把記者和爆炸連繫起來──他們最後也許會發現是一顆電話炸彈，儘管炸彈的威力很大──但是到那個時候，卡爾已經走了很久，突擊隊再也不會用這種辦法了。

　　他們在巴黎的安全屋裡又住了兩個晚上，把貨車、小汽車和一些手槍還給了路易斯。他們把欠的錢付了──總共二十萬，在這之前幾週他們已付給路易斯十五萬──然後，他們各自乘坐飛機，用跟入境時不同的護照，於十二月十日飛回了法蘭克福。這天是星期天，警察蜂擁至巴黎各機場，但沒有人懷疑他們。從這一點他們就知道，哈姆沙里還活著。

　　阿弗納沒有飛往法蘭克福，而是去了紐約。

　　他這一趟的公開理由是因為一個傳聞──這次不是路易斯告訴他的，而是漢斯以前在巴黎的一個線人──阿里．哈桑．薩拉梅或一些高層恐怖分子要到那裡去，協調有關在甘迺迪機場跟黑豹黨人一起襲擊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飛機的事宜。雖然是個傳聞，但也值得確認一下，儘管他並不真的相信。薩拉梅是一個具有相當貴族氣質的恐怖分子，個性鮮明，與黑豹黨人不可能有很多共同利益。

　　阿弗納去紐約也有私人原因，他想給肖莎娜找一套公寓。

　　他在心裡列舉了以下幾個原因：第一，他想她了。實際上比他想像的更想她。在執行任務期間，有的任務可能要持續好幾年，他也許無法回以色列看她，他也根本不應該回去。某些特別緊急的情況下除外──這之後，還讓不讓他出來繼續執行任務還值得懷疑。其他人──除沒有結婚的史蒂夫之外──都把家人弄出了以色列，而且已經去看過他們一兩次了。

　　第二，他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一種來自第六感的警告，即使在任務完成以後，他也不能回到以色列生活了。他不能回去──也許有一個理由──也許是這次行動上的，也許不是。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去紐約？畢竟，阿弗納一直想在美國生活（想做個美國人，用他母親的話來說），他去過紐約幾次，他的想法仍然沒有改變。至於肖莎娜，如果她到了紐約──作為執行任務期間的一種臨時安排，他們偶爾可以見見面──也許會喜歡上紐約的，也許她不會堅持回以色列生活的。

　　還有第三個原因，阿弗納需要肖莎娜。他才二十五歲。自九月以來他沒跟女人上過床，他當然會盯著女人看，但他從不做任何事情。也許他想忠於妻子，也許僅僅因為壓力太大了。據阿弗納所知，除史蒂夫之外，其他人也完全沒有性愛。當然，他們有時可以見到妻子，或者他們並不需要──他們從來沒談過這個話題。但是阿弗納需要，非常需要。他在紐約西南部的布魯克林租了一套只有一間臥室的公寓。這棟樓裡允許養寵物，所以肖莎娜也可以把查理帶來。四月份的首期款已經付了，到那時他們的孩子應該有三個月大了。

　　十二月二十日──阿弗納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個日子──當時他已回到法蘭克福，他給肖莎娜打了一個電話。簡直難以置信。她在電話裡給他說了一件事情，他從來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會從她嘴裡說出來，沒有想到會從一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口中說出來，也沒想到會從一個丈夫正在執行任務的以色列妻子的口中說出來。「預產期是二十五號，」肖莎娜說。「我希望你在身邊。」

　　一時間，阿弗納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後來他說：「我會過來的。」

　　「不，你不能。」肖莎娜說。很顯然，跟阿弗納的回答比起來，她剛才提出的要求更讓她感到震驚。「別愚蠢了。我不是當真的。我這裡都安排好了，二十五號就去醫院，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是開玩笑的，你不必擔心。」

　　「我會來的。」阿弗納重複道。接著他補充道：「別對任何人說。」

　　兩天後，阿弗納攜帶一本德國護照，跟同伴們一句話都沒說，在完全違反行動指令的情況下，潛回了特拉維夫。他知道他的做法是不能原諒的。如果他被自己人看到了，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他想結局就是徹底變成一個令人厭惡的人。如果被對方的人看見了，他就會使這項任務、自己的性命以及同伴們的性命面臨危險。他在非法過境時從來沒有這樣害怕過。因為它事關重大，同時還因為阿弗納跟大多數同胞一樣，以色列的安全觀念有點太強烈了。這個想法並不是毫無根據──以色列的反情報水準世界一流──但跟許多人一樣，阿弗納相信其反情報水準比這還要好。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於阿弗納相信以色列的反情報部門絕對不會出錯，所以他只好冒險拼命一搏了。他成功了。

　　阿弗納在特拉維夫待了四天，除了他母親和肖莎娜之外，誰也沒見。他甚至不敢去見他父親──或者跟肖莎娜一起去醫院。但是，在嬰兒出生之後的一天深夜，他假裝孩子的叔叔，讓值夜班的護士讓他看了一眼。護士告訴他，是個女孩，她是阿弗納見過的最醜陋的東西。

　　肖莎娜讓阿弗納吃了一驚。他以為有一場爭執的，但她似乎也想去美國。「我不在意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待著。」她說。「我不在意一年是否只能見你兩次，我不希望女兒是由爺爺、奶奶幫我們帶大的。」

　　他們決定四月去紐約見面。

　　第八章　阿巴德．阿爾─契爾

　　恐怖活動的組織者胡賽因．阿巴德．阿爾─契爾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大馬士革度過。大馬士革不在他們的行動範圍之內。這就是阿弗納和卡爾稱他為硬目標的主要原因。另外，大家都知道，阿爾─契爾沒有隨身攜帶武器，也沒有衛兵。他的本行是教師，專業是東方語言。在「武裝革命」中，他是某組織與賽普勒斯克格勃之間的聯絡人，在伊弗里姆的名單上位居第十。

　　阿弗納注意到阿爾─契爾，是源於他和路易斯在巴黎的一次談話。「集團」在尼科西亞的人聽說有人正在策劃一個空襲行動：恐怖分子打算登上希臘的一艘船。按照計劃，這艘船將在尼科西亞附近賽普勒斯的凱里尼亞港停靠，然後繼續開往以色列的海法港。在凱里尼亞港，一些自動武器，可能還有炸藥會偷運到船上。一到海法，恐怖分子將占領這艘船，並實施報復，把船毀掉，就像襲擊洛德機場一樣。

　　「順便說一句。」路易斯說。「這條消息免費。」

　　「我給你錢，」阿弗納說。「你能告訴我更多的消息嗎？」

　　「我可以再去弄一些。」路易斯說。「我還聽說那些人使用的是阿富汗護照。賽普勒斯的協調人很顯然就是阿爾─契爾。」

　　這件事發生在襲擊哈姆沙里幾天前。阿弗納就這件事與其他人進行了討論。如果路易斯的情報可靠，阿爾─契爾不久就一定會在尼科西亞露面。賽普勒斯可不在突擊隊的行動範圍之外。

　　在去以色列之前，阿弗納把路易斯的電話號碼給了卡爾（直到這時阿弗納是唯一一位跟路易斯保持密切連繫的人，雖然其他人也跟路易斯的人見過面）。現在阿弗納已經跟路易斯說好，卡爾以後每天給他打個電話。如果賽普勒斯的阿爾─契爾有進展，卡爾就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打阿弗納在雅典的電話。

　　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他告別肖莎娜，從特拉維夫飛往希臘首都。

　　阿弗納對雅典很熟，雖然他對這個西方文明搖籃的記憶一點也不愉快。作為「摩薩德」的一個受訓員，正是在雅典他第一次遇上了父親曾經抱怨的這項工作陰暗神祕的一面。也正是在雅典，他意識到了那些荷蘭小男孩也是在官僚機構中工作的公務員。這個機構跟其他官僚機構一樣，充滿了家族式的網路、不和、陰謀和辦公室政治。

　　這件事本身很簡單。不值一提，真的。當時「摩薩德」駐雅典站的站長有一天晚上喝醉了。他在公共場合，一家餐館喝醉了，當時在場的有比他小很多的妻子、阿弗納和一位年輕的「摩薩德」特工。不用說，別人不知道站長是個以色列特工。他的身分是雅典商人。這樣，他在餐館裡喝醉就不一定太違反安全規定了。但是，不巧的是，他是個醜陋的令人反感的醉鬼。在他酩酊大醉之時，甚至爬到桌子上拉開褲子的拉鏈。如果不是阿弗納和那個年輕特工阻止的話，他會把尿撒到其他客人身上。他的妻子很顯然已對丈夫這種粗俗的好鬥行為習以為常，她站起來就走了，留下那個年輕特工應付這個嗜酒的老板。

　　如果到此為止也就沒什麼了，可阿弗納對這件事感到十分震驚。他是個沒有經驗的受訓員，還有某些幻想，而且剛到雅典。他想當然地認為，站長應該是個值得尊敬的人。而且，猶太人也許跟其他種族一樣，有很多惡習，但喝醉酒，目無法紀的情況是很少的。阿弗納想不起以前見過這樣的事情──而這個人還是「摩薩德」的一個站長。這是不能饒恕的。

　　他跟另外一名年輕特工討論之後，決定寫一份報告。那個年輕特工也說要在他的報告中反映這件事情。畢竟，這是他們的職責。他們的老板也許需要精神方面的治療。阿弗納甚至還想過，整個事件也許就是一個試探，看看他這個受訓員會不會出於對那個老人某種錯誤的忠誠而緘默其口。他才不會上他們的當呢！

　　然而，使阿弗納十分吃驚的是，他大約一個月後回到特拉維夫時，一個相當於人事部門的「摩薩德」讓他去匯報。三個人正坐在辦公室裡等著他，看起來都不高興。在阿弗納看來，他們是典型的加里西亞人。

　　「你這張紙上有一些非常嚴重的不實之詞。」第一個人把阿弗納的雅典報告從桌子對面推給他，說。「我們建議你撤回去。」

　　阿弗納目瞪口呆了。「你們在說什麼？」

　　他問道。「事實就是這樣。看看跟我一起的那個人的報告就知道。」

　　「我們看了。」那個加里西亞人自鳴得意地說。「他報告裡對這起所謂的事件隻字沒提。也許這是你的想像。」

　　「即使不是你的想像，」第二個人說。「這件事也可以這樣看，你還是個乳臭未乾的孩子時，你寫報告反映情況的這個人已經為以色列做了很多貢獻。現在他還有一年就退休了。像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產生不好的影響，但──你也不是完人。我可以把他寫的關於你的報告給你看一下。」

　　「但是，」第三個加里西亞人說。「也許沒這個必要了。也許這只是個性格衝突的問題，把他的報告和你的報告都忘掉吧。大家都高高興興的。」

　　阿弗納一聽口氣就不對，他想起他在集體農場認識的那些人，加里西亞人都自私自利。他站起來。「你們有了我的報告，」他說。「我不管你們還有誰的報告。你們忘掉什麼，記得什麼，那是你們的事。還有別的事嗎？」

　　加里西亞人沒有回答，阿弗納走出了辦公室。他情緒激動。雖然再也沒有人跟他提過這件事，但他總覺得非常不是滋味。他再次前往雅典執行任務時，是八個月以後，希臘的「摩薩德」換了一個站長。

　　有趣的是，現在，兩年以後，他到達雅典時對站長有了更多的理解。而在這兩年中他回特拉維夫極其沒有規律。今天，他也許不會打報告了。

　　無論如何，這都是過去的事了。

　　阿弗納一到雅典，卡爾就打來了電話。而且，這個電話不是從法蘭克福，而是從尼科西亞打來的。他和漢斯已經在那裡監視阿爾─契爾一天了。

　　阿弗納一出發去以色列，路易斯就報告阿爾─契爾在賽普勒斯出現了。由於阿弗納不在，卡爾決定跟漢斯一起加入路易斯的人的行列，讓羅伯特去比利時和他設計炸彈的朋友見面。（史蒂夫在西班牙確認另一條線索。）羅伯特去比利時也是想反省一下，他好像對自己在炸電話時的表現不滿意。

　　幾個小時以後，阿弗納就和尼科西亞的夥伴們在一起了。他們在路易斯安排的一間安全屋裡監視阿爾─契爾。他們高興地報告，他和那個長期住在賽普勒斯的眾人皆知的克格勃見面了。他們為阿弗納接風，讓路易斯在尼科西亞的人監視這個恐怖活動的組織者。遺憾的是，等他們吃完午飯回來，阿爾─契爾已經辦理了退房手續，不知坐飛機去了哪裡。

　　除了回法蘭克福外別無選擇，待在賽普勒斯什麼也幹不了。阿爾─契爾最終會回到地中海的這個小島上的。俄國人選擇這個地方作為它撼動地球的一個支點。這個島嶼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一個燃起中東戰火的極好的地方──希臘和土耳其之間長期的衝突就不用說了。阿弗納在賽普勒斯總覺得不舒服。這個地方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氣候的特徵。這裡不僅氣候不好，而且人與人之間互相猜忌，他不適應。就讓路易斯的人在尼科西亞盯著阿爾─契爾吧。

　　與此同時，史蒂夫在西班牙的線索也沒有了。於是他也回到了法蘭克福。羅伯特也回到了法蘭克福。「喂，」羅伯特一見到阿弗納就說。「如果我們在賽普勒斯突襲的話，讓我再試一試。我朋友和我弄出了一套新的系統。」

　　「我知道。」史蒂夫對他的室友出言不遜。「藏一顆炸彈讓他得上肝病，讓他的壽命縮短十年……我們為什麼不用槍打死那個雜種？」

　　「他不讓你玩他的塑膠鴨子，」卡爾對史蒂夫說。「你恨他了。」

　　他們都笑了起來，史蒂夫也笑了。不僅僅是浴缸裡的橡皮鴨子，他們兩個人同住的那間屋子裡到處都是令人好奇的玩具，他也不會讓史蒂夫碰一下。這是他們之間產生一些小摩擦的原因。每次羅伯特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回來時，總發現史蒂夫正在玩他的遙控汽車。他為此感到惱火。史蒂夫就報復他，用一個做了手腳的硬幣讓他輸，輸了就在他的耳朵上穿洞，讓他扮成一個嬉皮潛到一個安全屋裡跟一個阿拉伯線人接觸。在這件事情上，羅伯特絕不會原諒他。

　　「喂，靜靜吧。」阿弗納說。「我們怎麼做，很顯然要取決於位置和目標的日常安排。迄今為止，他一直住在尼科西亞的奧林匹克酒店。假定下次他還住在那裡，」──阿弗納轉向羅伯特──「你怎麼做？」

　　「還放六顆小炸彈。」羅伯特立刻回答道。「在他的床底下。」

　　「為什麼放六顆？」

　　「確保把他幹掉。」羅伯特說。「而又不會傷及其他人。」

　　這個話題有點敏感。阿弗納認為羅伯特和他那個比利時的朋友在技術上沒什麼問題──電話炸彈是設計巧妙──但事實是電話炸彈殺不死目標，至少是不能立刻殺死目標。上次阿弗納跟路易斯通電話的時候，這個法國人巧妙地給他推薦了一個爆破專家，如果阿弗納需要的話，他可以給他報個價。阿弗納向其他人說起這件事時，羅伯特連聽都不願聽，不是他自己製造的東西他碰都不會碰的。

　　「如果你那麼喜歡路易斯，」羅伯特說。「我告訴你他可以做什麼。他可以幫我們把炸彈從比利時弄到賽普勒斯。」

　　這話有道理。在某種程度上，一個行動最危險的部分是私帶物品──如武器或炸藥──跨越國境。許多恐怖分子都是通過阿拉伯或東方國家的外交快件解決這個問題的，至少可以解決比較小的包裹問題。這些公務上的郵件在普通海關是免檢的。阿弗納的突擊隊不能這樣做，但很顯然「集團」走私的本領要比他們高。

　　兩個多星期過去了，沒有阿爾─契爾或其他目標的消息。漢斯利用這段時間致力於一項最得意的工程──在法蘭克福開了一家古董家具經銷點。漢斯喜歡古董，關於古董的知識懂得也很多。他也非常具有經營頭腦。這跟阿弗納或史蒂夫不一樣。實際上他喜歡做生意。

　　卡爾──謹慎的卡爾──完全贊同這個想法。古董生意至少可以給整個突擊隊一些起碼的掩護。他們總是旅行，生活也沒有規律。必要的時候還可以用以運送大宗物品過境。阿弗納也欣賞這個想法，但他給自己想到的掩護方式只有玩德國彩票和英國足球彈子遊戲。開始時他什麼也不會，還要別人教。這是個記住聯絡代碼的絕妙的辦法，讓人無法察覺。在此之前，阿弗納把這些代碼寫在各種各樣的紙片上，但老是學不會，也記不住。

　　阿弗納利用這段等待的時間飛往日內瓦，第一次用事先安排好的保險箱給伊弗里姆留了兩條信息。第一條信息是海法可能被人襲擊。第二條是一條私人信息，請他敦促肖莎娜四月去紐約。伊弗里姆在阿弗納執行任務期間會安排他和他的妻子見面，這一點從一開始就有言在先。阿弗納覺得沒必要把肖莎娜以後可能不會回以色列的事告訴他。

　　既然已經在日內瓦銀行了，阿弗納還做了一件事。他看了一下自己的賬戶。在他執行任務期間每個月的工資會存進這個賬戶。雖然仍然不多，但在不斷地增加，他對此比較滿意。他愉快地想，如今自己在瑞士銀行裡的錢比他以前積攢的錢都多。

　　路易斯給他打電話是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阿巴德．阿爾─契爾一兩天之內就會到賽普勒斯。但不知道他要在那裡待多久。

　　那天晚上，突擊隊員都飛到了尼科西亞。

　　阿弗納去了安全屋，卡爾、漢斯和史蒂夫住進了奧林匹克酒店。這個主意是卡爾想到的：應該有幾個人住進目標可能入住的酒店，一則，有助於他們了解大樓的樓層分布。二則，阿爾─契爾一住進來他們就辦理退房手續，以後再在酒店裡出現不會引起酒店服務員或保衛人員的懷疑。工作人員以前見過他們，知道他們是這裡的客人。

　　星期二，路易斯的人把一個從比利時寄來的包裹送給羅伯特。

　　當天晚些時候，阿巴德．阿爾─契爾住進了奧林匹克酒店。

　　史蒂夫和卡爾報告──前者有些打趣的意思，後者的神情帶著關切──說目標的隔壁好像住著一對從以色列來的新婚夫婦──那個女孩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們來賽普勒斯結婚。這十分普遍，以色列宗教機構不願意為那些與異族通婚的人舉行儀式。

　　「噢，」史蒂夫衝著憂心忡忡的漢斯說。「兩個房間好像都很刺激。」

　　「按我的理解，他們絕不會受到傷害，是嗎？」阿弗納問羅伯特。

　　「絕不會。」羅伯特堅定地說。接著，他的語氣軟了一些，補充道，「當然，我不能寫書面保證。如果你要書面保證的話，那就別幹了。」

　　「要不，警告一下他們？」漢斯問道。接著搖了搖頭，否定了這種做法。在這種行動中，不可能警告別人。突擊隊要麼冒這個險，要麼不冒這個險。要不要冒這個險取決於阿弗納。

　　「我們要冒這個險。」阿弗納說。

　　「你的意思是，我們要讓他們冒這個險。」漢斯突然說。「羅伯特的六顆小炸彈爆炸的時候你願意待在隔壁嗎？」阿弗納說完之後一個突擊隊員突然這樣說有些令人驚訝。但是漢斯的擔憂確實存在，每個人都感覺到了。一陣沉默之後羅伯特說，「看在上天的份上，我給你們寫個保證吧。」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這一次羅伯特的餌雷實質上是一顆增壓彈，由與一個雙層框相連的六小包炸藥組成。兩個框子由四個強有力的彈簧分開。每個彈簧裡有一顆鐵釘。放在汽車座位或床墊下時，彈簧會阻止上面這個框子上的鐵釘接觸到下面這個框子上的四個觸點。但是，人的重量可以壓縮彈簧，使其與觸點相接。如果是一個簡易的增壓彈，炸彈這時就會爆炸。

　　但是，對羅伯特的這個裝置而言，重量只起一個把炸彈的保險打開的作用。保險一旦打開，特工就可以使用無線電信號使其爆炸。如果沒有發送信號，炸彈仍然不會爆炸。同樣，如果目標沒有坐在或躺在蓋著炸彈的物體上，發送信號也不會使其爆炸。安全上的這個特徵就意味著，只有當突擊隊確信是阿爾─契爾本人上床之後，這張動過手腳的床才會爆炸。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伊弗里姆的十號目標八點左右離開了酒店。當地的那個克格勃和另外一個人開車來把他接走了。另外那個人看起來也像俄羅斯人，至少不像阿拉伯人或賽普勒斯人。路易斯的監視員在幾輛車裡尾隨其後──一共有六個監視員──如果那些俄國人準備把阿爾─契爾送回酒店，他們會立即給卡爾打電話。事實上，整整一天，這個恐怖活動的組織者都待在俄國人租下的那間屋子裡。尼科西亞的這間屋子由俄國人租下了，這一點眾所周知。

　　中午剛過不久，酒店服務人員打掃完房間，羅伯特和漢斯就在路易斯的人的幫助下進了阿爾─契爾的房間。他們把彈簧上的炸彈放在床墊下，並以網覆蓋。他們還把房間裡的主燈斷開，只讓床頭燈是好的。晚上只要燈熄了，幾乎就可以肯定，阿爾─契爾上床了。

　　晚上十點剛過，俄國人就開車送阿爾─契爾回奧林匹克酒店。他們陪他走到大門口。他正要進門的時候，其中一個人遞給他一隻信封。路易斯的一個人跟他一起上電梯，確認沒有別人進入阿爾─契爾的房間。路易斯的那個人並不知道後者已時日不多。

　　沒有別人進去。二十分鐘後，他窗戶裡的燈光熄了（隔壁以色列新婚夫婦窗戶裡的燈光已經熄了一段時間了）。外面，阿弗納和羅伯特坐在一輛車裡，漢斯和史蒂夫坐在另一輛車裡。卡爾跟往常一樣，一個人在一輛車裡。

　　為防止阿爾─契爾上床之前就把燈關了，阿弗納等他的燈熄了大約兩分鐘之後才給羅伯特下令。事實上，阿弗納還是太早了。羅伯特按了一下遙控盒裡的按鈕，什麼動靜也沒有。阿爾─契爾也許還坐在床沿上脫襪子，沒有躺上去壓緊彈簧呢。

　　羅伯特數了十下之後，又按了一下按鈕。他咬緊牙關，用力按下去，幾乎要把手裡這個易碎的電木盒壓碎。用這麼大勁完全沒必要。如果阿爾─契爾還沒有上床，用這麼大勁沒有任何意義。但是，他上床了。

　　爆炸觸目驚心。一條火舌連同玻璃碎片和泥石向大街傾瀉而來。羅伯特無疑把沒有當場炸死哈姆沙里的損失補了回來。阿弗納看見這樣的爆炸之後，對阿爾─契爾的命運幾乎不用置疑了。

　　他們駕車離去時，酒店所有窗戶裡的燈以及沿街大樓裡的燈都亮了起來。在這個倒楣的島上，希臘人一定在想，土耳其人在襲擊他們呢，而土耳其人也會這樣懷疑希臘人。

　　第九章　巴西爾．阿爾─庫拜西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七日，卡爾和阿弗納坐在日內瓦米迪酒店阿弗納的房間裡。還有一個人坐在他們對面的扶手椅裡，兩條長腿擱在床上。

　　這個人是伊弗里姆。他突然造訪是情報機構特有的辦公室裡權力鬥爭的結果。

　　幹掉阿爾─契爾之後，五個人再次在法蘭克福會合。他們一個一個地取道不同的地方離開賽普勒斯。阿弗納去了紐約，為肖莎娜作生活上最後的安排。卡爾最後一個離開。

　　爆炸之後他去了酒店一趟，確認暗殺取得成功，又沒有傷及其他人。使他感到非常寬慰的是，他發現，除了目標之外，沒有傷到酒店裡其他人一根汗毛──包括那對以色列夫婦。而在這堵牆的那一邊，阿爾─契爾的屍體和床都炸成了碎片。

　　回到法蘭克福之後，大約有三個星期突擊隊沒有任何線索。但在二月二十五日，路易斯給阿弗納留言，說他在法蘭克福機場轉機，有一個小時的時間，阿弗納可以去見他。

　　見面的時候，路易斯又給了他四個目標的準確情報。（幹掉茲威特和哈姆沙里之後，阿弗納覺得繼續編造他原來跟托尼的那套巴德爾─邁因霍夫的故事沒有什麼必要了。他告訴路易斯，即使在暗殺阿爾─契爾之前，他還在希望買到恐怖分子頭目的情報。他沒有具體說出這些人的名字──他的職責是收集情報，而不是把情報洩露出去──他與「摩薩德」的關係也隻字未提。那個法國人一如既往地接受了阿弗納的請求，沒有提任何問題。）

　　路易斯告訴他，一個恐怖分子頭目將於三月初到達巴黎。另外三個現在住在貝魯特一棟公寓大樓裡。

　　巴黎的那個人是個軟目標，就是巴西爾．阿爾─庫拜西，在伊弗里姆的名單上位居第九。貝魯特的那幾個是硬目標，都是著名的恐怖分子頭目。他們在歐洲活動時，從來不使用自己的真實姓名。他們是卡邁勒．納賽爾、在「法塔赫」裡負責「黑色九月」的馬哈茂德．尤社夫．納傑爾，也叫「阿布．尤社夫」，以及負責以色列占領區上的恐怖活動的卡邁勒．阿德萬。在突擊隊的名單上，他們分別是第六、第七和第八號人物。

　　這個情報非常重要。阿弗納無法知道「摩薩德」是不是察覺到了他們住在貝魯特。他覺得他有責任讓伊弗里姆知道──同時請求允許突擊隊進入黎巴嫩暗殺這些目標。未經批准，他們不許在任何「敵對國家」，即以色列的鄰國活動。

　　使阿弗納有些吃驚的是，卡爾強烈反對讓伊弗里姆知道貝魯特這條線索。謹慎的卡爾有在「特工組織」工作多年的經歷，他覺得「摩薩德」裡有些人會立即把這個工作搶去。卡爾說，突擊隊是獨立的，無論如何都沒有義務給特拉維夫傳遞情報。按照當時談好的條件，他們不再為「摩薩德」「工作」。卡爾說，至於「摩薩德」嘛，它絕不會允許他們把行動延伸到貝魯特，而只會利用突擊隊得到的這些情報，安排一次「摩薩德」式的常規行動，搶走所有的榮譽。要走在別人前頭，情報共享不是辦法。也沒必要。突擊隊幹得正好。如果他們在歐洲幹掉的一線人員越多，貝魯特總部的那些人最終就會被迫浮出水面。恐怖活動不會自行組織起來。隨著茲威特、哈姆沙里、阿爾─契爾，也許還有一兩個人被幹掉之後，阿德萬、納傑爾和納賽爾遲早會被迫來歐洲。

　　阿弗納大吃了一驚。他沒有跟卡爾真正談論過，但他確實跟這位比自己年長的人說過，他懷疑特拉維夫會拿這些情報去玩政治，搶奪榮譽。卡爾現在的所作所為跟他的想法一模一樣。誰在乎「榮譽」？誰在乎「走在前面」？他們不是沿著官僚政治的階梯攀援而上的公務員，而是生死搏鬥中的戰士。他們怎麼能對以色列隱瞞這些情報？

　　卡爾聳聳肩。自己袖中有幾張牌總是好的，特別是在對付特拉維夫那些平均分配餃子的人來說，更是這樣。

　　說到這裡，阿弗納似乎有些羞愧，也許是因為卡爾正好說了父親說過的那句話：袖中總要有一張牌。也許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阿弗納是誰？給卡爾講愛國主義？他這個荷蘭小男孩怎麼能板起臉說他不在乎這些榮譽？

　　無論如何，事實證明卡爾是對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對的。

　　阿弗納飛到日內瓦留言，大約十天之後又去保險箱裡取伊弗里姆的答覆。伊弗里姆的答覆是：什麼也別幹，按兵不動。他三月十七日來日內瓦跟阿弗納和卡爾見面。

　　現在，他們坐在米迪酒店裡，寒暄了幾分鐘，接著這位負責此次任務的官員向他們表示祝賀。在阿弗納看來，他並不是真正表揚他們迄今為止所做的工作。伊弗里姆說，都很好，就是時間長了點，不是嗎？當然也多花了一點錢。無可否認，它極大地鼓舞了以色列人民的士氣。消息都傳開了，恐怖分子再也不能滿世界地殺戮遊客、兒童和運動員而不受懲罰了，他們如今也不得不小心提防了。非常好。但是──它能否減少恐怖活動就很難估計了。從最近的幾個案件來看，情況也許恰恰相反。

　　「無論怎麼樣，」伊弗里姆繼續說。「這不是你們關心的事。我們仍然百分之百地支持這個行動，但是我們遇上了另外一個問題。

　　「你們也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你們的存在是一個很大的謎。不僅對敵人是個謎──對他們也許永遠是個謎──而且對我們的人也是個謎。那些真正了解你們的人可不多啊。

　　「現在開始有許多壓力了。你們知道的，來自內部的壓力。人們開始說了，情況怎麼樣了？整個歐洲的恐怖分子都被幹掉了，而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摩薩德』的官員們在星期四的會議上說，我們必須從報紙上得到消息嗎？難道他們不再相信我們了！」

　　「噢，行了，」卡爾尖刻地說。「我相信你能應付的。」

　　「我們暫時能應付，你們不必擔心。」伊弗里姆回答道。「但是我們要想在前頭。我說過，有一些壓力。在怎樣反恐這個問題上，別人有別人的想法，他們的想法也許並不壞。我們不能總是對他們說『再拖一拖吧』。我們不能說『我們歐洲神祕的大明星還需要時間』。」

　　「呃，」阿弗納說。「你到底想說什麼？」

　　「是這樣。」伊弗里姆說。「就是你們關於貝魯特的情報，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而且已經做好了方案。不僅我們的人做好了方案，而且部隊等方面也做好了方案。很可能決定大規模地開進去。不僅僅是『摩薩德』，而是一個聯合行動。你們明白嗎？所以你們把這三個名字從名單上劃掉吧。不需要你們找他們了。」

　　阿弗納看看卡爾，卡爾看看他。他們都聳了聳肩。然後，阿弗納說：「很好。你們不需要我們了──你們不需要我們了。」

　　伊弗里姆說：「所以，給我全面匯報一下吧。不光是地址，地址我們已經知道了。還有你們掌握的所有情報，整個計劃。」

　　「噢，行了，行了。」阿弗納說。他開始煩躁起來。他又看看卡爾，這位比自己年長的人笑著擺了擺手，好像在說，這正是我警告你的，現在你自己處理吧。阿弗納轉向伊弗里姆。「你說整個計劃，什麼意思？我們利用我們的消息來源，搞清楚了他們的動向，他們的行蹤，一切的一切，而不去幹這個活了？」

　　「我們去幹這個活，難道你不明白嗎？」伊弗里姆說。「難道你們這些傢伙不是在給我們工作嗎？不記得了嗎？」

　　「說得好。但我們不是給你們工作，」阿弗納說。「這是你說的。那你們就自己去搞情報吧。」

　　他聽見自己這樣說深感詫異，伊弗里姆似乎也有些吃驚，但是他卻笑了起來。「這算什麼？」他說。「幼稚園嗎？我簡直難以置信！不管你在給誰工作，但你們是後備軍人，你們是以色列的公民：我要你們提供一些情報。你們忘了這一切是怎麼回事了嗎？」

　　像這樣的爭執總是會讓阿弗納更加固執。也許正是這種性格才使他不顧身邊紛紛倒下去的年輕力壯的戰友，背著五十磅的裝備橫跨整個以色列。「我們沒有忘記，」他說。「也許你忘記了，剛才那番關於壓力的話，以及別人有別人的想法的話。難道你們那些人無事可幹嗎？需要把這項工作拆開來做？如果你們需要我們的情報，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幹？」

　　「聽著，也許這件事讓你們厭煩了，」伊弗里姆故作輕鬆地說。「也許你們需要休息。為什麼你們不能幹這個活？因為我們就是這樣決定的。你想讓我們從現在開始把所有的決定告訴你們，好讓你們告訴我們合理不合理嗎？」他繼續說。「這情報是怎麼回事？你們以為這些線人愛上你們了？你們之所以有這些情報，是因為你們有很多錢。也許你們要我告訴你們這些錢是誰的？」

　　伊弗里姆是有目的。但這仍然是正面攻擊。像這樣的攻擊只會使阿弗納更加堅持己見。

　　「請原諒，我忘了。」他說。「是你的錢。銀行裡還有很多。你為什麼不去拿走？看看你能買到多少情報。」

　　這時卡爾插話了。很顯然阿弗納和伊弗里姆都希望他這時插話。「喂，你們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在這樣的生意當中很多東西都是依賴個人關係。

　　「我們的線人不知道我們到底是誰。也許他們不想知道──部分是因為錢，部分是因為其他原因──所以他們沒問。如果我們告訴他們，你現在去給『摩薩德』工作，到黎巴嫩跟傘兵聯合起來，他們很可能不會幹。多少錢都不會。」

　　「而且，」阿弗納補充道。「他們也許會再三考慮，還不一定同意。我不想碰這個運氣。」

　　他還想說：「也許我要建議他們不要跟你們合作，因為他們無法相信你們。」但他一轉念，沒有說出口。

　　伊弗里姆無語。過了片刻，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羅訥河對岸昏暗的樓房。良久，他才坐回到扶手椅裡。「你們就待在日內瓦，」他說。「我過一兩天跟你們連繫，我們還要談一談。」

　　卡爾和阿弗納沒有待在日內瓦等伊弗里姆回來。他們坐飛機去了巴黎，羅伯特、漢斯和史蒂夫在為監視巴西爾．阿爾─庫拜西作準備。在貝魯特這個問題上，他們五個人很快達成了一致。不管伊弗里姆帶來什麼樣的建議，他們都不會把「集團」交給「摩薩德」。後來阿弗納自己也承認，做出這樣的決定，部分原因是因為幼稚。沒意思。因為被排斥在外，所以生氣了。但主要還是因為安全，他們自己的安全以及路易斯在貝魯特的安全。阿弗納和他的同伴們不能保證不會說漏嘴，不能保證沒有別人滲透進來，不能保證他們沒有親自參與的活動中沒有雙重間諜。這個危險實在是太大了。

　　三月二十三日伊弗里姆回到日內瓦。他妥協了。突擊隊可以進入貝魯特利用他們自己的連繫人和應對策略，做好突襲的準備工作。他們完全獨立，不受任何人的指導和監督。待一切準備就緒時，特別突擊隊將接過去實施暗殺行動。「摩薩德」和以色列軍隊聯合行動。其活動範圍將大大超過殺死三個恐怖組織頭子。

　　伊弗里姆在簡要介紹這個方案的細節時，就連阿弗納和卡爾都不得不承認，僅靠他們五個人和法國私活販子的支援人員是不行的。這是一次大行動。

　　它也是一個非常冒險的行動。

　　伊弗里姆會盡快告訴他們突襲的日期。時間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不知道那些敢死隊的頭頭們在貝魯特的大本營裡要待多久。行動很可能在四月中旬以前的一段時間內展開，但這又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

　　也許在時間上，它與在巴黎襲擊阿爾─庫拜西的計劃相衝突。

　　阿弗納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

　　「我們一知道突襲的日期，」他說。「卡爾和史蒂夫就去貝魯特，羅伯特、漢斯和我在巴黎對付庫拜西。我們一完事，就來貝魯特。所以，四月份有一兩個星期我們會很忙。」

　　到底有多忙，阿弗納不清楚。

　　四月一日，伊弗里姆捎來了消息。貝魯特的突襲日期是四月九日。卡爾和史蒂夫立即準備在黎巴嫩首都和「集團」的幾個成員見面。

　　同一天，路易斯給阿弗納帶來了一些新的情報。「黑色九月」中頂替已故的阿爾─契爾、繼續跟克格勃連繫的那個人，很可能在四月十一日左右來雅典開會。這位繼任者是巴勒斯坦人，名叫扎伊德．穆扎斯，就是眾所周知的「阿布．扎伊德」。突擊隊除了知道他是個恐怖活動的組織者、直到最近才來利比亞工作之外，其他情況了解很少。卡爾認為「阿布．扎伊德」可能在一九七二年十月的黎波里信件炸彈事件中受過傷。如果這個穆扎斯跟他是同一個人，很顯然他已經康復了。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穆扎斯是敢死隊與俄方之間新的連繫人。前段時間，「集團」通過監視以前與阿爾─契爾連繫的那個克格勃，結果發現了他。

　　當然，穆扎斯不在伊弗里姆的名單上。

　　在卡爾看來，事情非常簡單。「既然他不在名單上，我們就不去碰他。」他說。「談論他是誰，是幹什麼的，都沒有實際意義。除了庫拜西和貝魯特，別的你還想幹什麼？難道我們還不夠忙嗎？」

　　而阿弗納的看法完全不同。

　　「他不在名單上，沒錯。」他對卡爾說。「相信我，即使我們無事可做，我也是最不願意去惹他的，很愚蠢。」

　　「而且也是錯誤的。」漢斯說。

　　「我同意你的說法。」阿弗納說。「但是想一想：為什麼阿爾─契爾在名單上？難道是因為伊弗里姆不喜歡他眼睛的顏色？他之所以在名單上，是因為一點。只有這一點。他是俄方中間集結待運區域的連繫人，即賽普勒斯的連繫人。對不對？現在這個新的連繫人是穆扎斯。所以我們說什麼？我們說，如果阿爾─契爾組織了一次對海法的大規模襲擊活動，我們就阻止他，但如果穆扎斯幹了同樣的事情，我們不理不睬？阿爾─契爾不能幹，難道就歡迎穆扎斯幹？

　　「名單只不過是一張紙。那些名字之所以在上面是有理由的。我們是跟著紙走還是跟著自己的判斷走呢？好好想想吧。」

　　阿弗納的觀點不是抽象的，而是以色列的傳統。無論在哪裡──在集體農場和部隊也好，在「摩薩德」也好──強調的都是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循規蹈矩，要發揮創新精神，要思考。但這並不意味著置上級的命令於不顧，或者把規定罵得一錢不值。而是說：規定不是一切。注意規定後面的理由，如果文字與一項規定的精神相抵觸──如果你確信有抵觸的話──那就跟著精神走。你是人，不是機器。

　　但在操作中，沒有這麼簡單。

　　「在作出決定之前，」卡爾說。「你可以這樣想一下。如果你把穆扎斯幹掉了，行，你是個英雄；如果你不管他，你還是個英雄；如果你動了他，又沒有幹掉他，你就是笨蛋一個。」

　　「那就是二比一的機率。」漢斯補充道。「什麼也不幹，還是英雄。」

　　這番話足以把史蒂夫也煽動起來站到阿弗納的一邊。「你們這些人說的話，」他對漢斯和卡爾說。「讓我非常噁心。你們都是四十歲的人了，怎麼能這樣呢？你們所有的想法就是給自己遮羞。」

　　卡爾和漢斯被說服了。事實上，他們寧願被說服。但卡爾還是建議先跟伊弗里姆確認一下──即使有充足的理由。畢竟這已超出名單的範圍，是一個大的改變──但很顯然沒時間這樣做了。要去日內瓦的保險箱兩趟，中間還要等五六天。

　　「我們這樣，」阿弗納作出了決定。「卡爾和史蒂夫明天出發前往貝魯特。漢斯、羅伯特和我確保六號之前幹掉庫拜西。然後我立即和卡爾、史蒂夫會合，羅伯特和漢斯去雅典為突襲穆扎斯做準備。這件事不需要很長時間，也許一天就行了，然後來貝魯特跟我們會合。

　　「貝魯特結束時是九號，然後我們去雅典，全力以赴做這件事。」

　　後來，阿弗納回憶一九七三年發生的這些事件時，承認之所以在幾天之內同時在幾個城市推動三次大行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伊弗里姆在日內瓦對突擊隊此前所做事情的反應讓他非常擔心。雖然伊弗里姆沒有說：你們怎麼搞了這麼久？雖然他沒有說：你們以為自己在豪華旅遊呢？但他們的行動似乎沒有給伊弗里姆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熱情也不夠。倒不是因為他們的主管領導應該像對待英雄一樣地對待阿弗納和卡爾──以色列人不會希望僅僅因為完成了一項危險的任務而受到英雄一樣的對待。在這個國家，一半的人都在做危險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身為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但是伊弗里姆的態度那麼模糊，那麼低調，阿弗納擔心這是特拉維夫即將改變這次任務的信號。在家裡的那些官僚機構中，在「摩薩德」，在內閣中，誰知道在哪裡，有人會說，為什麼？為什麼我們這樣做，讓五個人滿世界地跑了六個月，花去幾百萬？難道就為了除掉三個恐怖分子？愚蠢之極！

　　如果是這樣的話，阿弗納就永遠不能變成那個荷蘭小男孩了。相反他的名字就永遠會和一項被取消的任務聯繫在一起，因為那是愚蠢的。「噢，」人們也許會說，「你說的就是那個白費了半天勁的人嗎？我們讓他半途而廢的那個傢伙嗎？別的突擊隊員在貝魯特比他們幹得更好，只花了五個小時，開銷只有他們的一半，而且也沒有那麼小題大做！」

　　也許伊弗里姆在日內瓦沒有明確說出來，但他想表達的意思是：趕快，幹得更漂亮一點。如果你們不能幹得更漂亮一些，我們也許就只好忘記這件事了。

　　卡爾一定猜到阿弗納的想法了。因為決定三次行動同時進行以後，他私下裡對他說：「喂，你是對的，也許應該幹，但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記住，如果你闖了禍，他們絕不會承認給你施加了壓力。他們會說：『什麼，我們？我們從來沒跟他說一個字。』」

　　路易斯指定的監視阿爾─庫拜西的支援隊的協調人是一個年輕女人，年紀跟阿弗納差不多。這是阿弗納第一次見到一個女人不做監視員，不做家庭主婦，不做誘騙者，而幹比這些更重要的協調人這個工作。他當然知道，在每個收集情報的指揮層都有許多女人參與。而恐怖分子有時候也把女人當作卒子來使用。像雷拉．科哈爾德、瑞瑪．埃薩．塔魯斯或者特瑞斯．哈爾希這些人，都成了惡名昭著的人物。但是事有湊巧，阿弗納以前從來沒有跟一個職位較高的女人合作過。

　　凱瑟對她的工作很在行。她身材苗條，黑眼睛，黑短髮。如果凱瑟不是刻意讓自己看起來那麼邋遢的話，她實際上是很漂亮的。很顯然她受過良好的教育，法語和英語說得跟本國人無異──阿弗納覺得她出生在魁北克，而對於一個出身於小康家庭的魁北克人來說，會說法語和英語並不是一件不尋常的事。跟許多法裔加拿大學生一樣，凱瑟很可能參加過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魁解陣線──魁北克解放陣線──剛開始也許僅僅是個同情者。她從那裡一畢業，就跟托尼或路易斯一樣，「過了」空談政治的「階段」。讓阿弗納好奇的是，他不知道凱瑟的政治觀點是什麼，或者她還有沒有政治觀點，還有沒有別的女人想做凱瑟正在做的事情？對於男人阿弗納就想不到這樣的問題。因為男人有謀生的義務，有幹一番事業的義務，所以最奇怪的職業都有人去幹（阿弗納總覺得自己「掉進」特工這一行也是這樣的）。但如果一個女人所從事的工作非同尋常，那很可能是她自己特意選擇的。但無論是哪種情況，為什麼凱瑟選擇這一行呢？

　　然而，她無法讓阿弗納洞見這一切。她反應敏捷，值得信賴，彬彬有禮，笑聲從容，對從事祕密工作的人經常表現出老式的同志般的熱情。握手的時候，她有一個站直身體略欠身子的習慣，就像過去學校裡的普魯士軍官。凱瑟對英國人的態度也很悲觀，跟「爸爸」一樣。她的這種態度表現在竊竊私語和偶爾的談話之中。比如，當話題轉到英國駐烏拉圭大使曾在杜派馬魯分子的「人民監獄」裡待了八個月時，她的臉上會清清楚楚地浮現出笑容。

　　凱瑟對普遍意義上的「愛國」有某種偏愛。對她來說，為了國家進行肉搏戰的人，即使碰巧互相打起來了，就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那樣，也是愛國的。阿弗納能夠了解到的她的感情方面的東西就這些。對於其他的人，她似乎只有輕蔑。她習慣叫他們「傻瓜」。

　　「他不難跟蹤，」說到巴西爾．阿爾─庫拜西時她對阿弗納說。「因為十點左右他總在那條洛亞爾街上走，那時候周圍沒有多少傻瓜。」

　　確實，巴西爾．阿爾─庫拜西博士是個生活有規律的人，並不難跟蹤。他是伊拉克法學教授，曾經在貝魯特的美國大學裡做過講師。（按照「摩薩德」獲得的情報）到一九七三年春天，他一直負責為解放陣線提供物資和武器，是個高效的組織者。「集團」輕而易舉地就搞清楚了這些。三月九日，他第一次抵達巴黎時，在機場跟一個漂亮的地面女服務員有過一次談話。「你知道，我不是個富有的阿拉伯人。」阿爾─庫拜西明確無誤地告訴那個女孩。「我只是個旅遊者，一個簡簡單單的旅遊者。我要的是一家便宜的旅館。」那個地面女服務員因為也在「爸爸」支付工資的名單上，因而每月不多的收入有所增加。她給他推薦了市中心的幾家便宜的旅館，然後（因為她不知道庫拜西是誰）例行公事地把這個插曲報告給了「集團」中的連繫人。從這裡入手，凱瑟的監視員只查了她提到的三四家旅館就發現了阿爾─庫拜西。

　　阿爾─庫拜西住的旅館位於八區的一條狹窄的拉卡德街上。拉卡德街位於瑪勒舍伯斯大道和奧斯曼大道之間。從巴黎最壯觀的瑪德萊娜教堂所在的洛亞爾街的頂頭走過去不用一分鐘。這裡正好是一個「Y」字形的中心。洛亞爾街是「Y」的頸部，通向協和廣場，「Y」左邊的這個分支是瑪勒舍伯斯，通向差不多同樣壯觀的聖奧古斯丁教堂。右邊的這個分支是瑪德萊娜大街，通向巴黎劇院。

　　阿爾─庫拜西白天要麼在小飯館度過，要麼在左右兩側的路邊小咖啡館裡度過，二者各占一半時間。早上他經常在聖傑曼大道附近與連繫人見面，而在晚上喜歡把約會地點定在蒙馬特郊區街或者香榭麗舍大街上。如果晚上在蒙馬特約會之後，他會沿著義大利大道和卡皮欣大道，經過巴黎劇院蹓躂回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走的這段路，幾乎經過漢斯、羅伯特和阿弗納的安全屋的前門。）如果約會地點在香榭麗舍大街上，阿爾─庫拜西要麼從瑪麗尼大道，經愛麗舍宮，在聖寶萊郊區街右轉，或者沿著加百利大道，經過美國大使館和優美的氣隆酒店，到達協和廣場。兩條路最終都會讓他走到洛亞爾街──到達洛亞爾街時，要麼在世界知名的馬克西姆飯店的下面，要麼正好在它的上面──從那裡再走五分鐘，經過瑪德萊娜大教堂，就平安到家了。

　　四月六日晚上，巴西爾．阿爾─庫拜西博士選擇了後面那條路線。

　　阿爾─庫拜西是個小心謹慎的人──也許他已感到了危險──時不時地轉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蹤。然而，他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時，是不可能注意到巴黎的車流中兩輛截然不同的車子在他身邊來回經過的。在加百利大道上，凱瑟的監視員不再跟蹤他。沒必要驚動一個行蹤業已掌握的目標。

　　阿弗納、羅伯特和漢斯正在他們的安全屋裡等電話──安全屋離卡皮欣大道不遠，靠近「Y」字形右分支的頂端──告訴他們目標已靠近洛亞爾街。他們要在「Y」字形的中心靠近瑪德萊娜的地方，盯上阿爾─庫拜西，然後跟著他，沿著「Y」字形左分支朝他的旅店走。

　　十點剛過，電話來了。

　　這時阿爾─庫拜西正走在安靜的加百利街，除了保衛美國大使館的巴黎警察之外，沒有人監視他。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庫拜西才選擇了這條空無一人的街道：在裝備精良的警察總隊隊員的注視之下，沒有人會襲擊他。在這之前或之後，他覺得路上有那麼密集的行人，足以對他起到保護作用。只是在從洛亞爾街的頂端到他旅館的一小段路，他才是一個人。

　　凱瑟的第一輛監視車繞過協和廣場上方尖形的紀念碑之後，發現阿爾─庫拜西已經上了洛亞爾街。車子沒有停，甚至沒有減速，開到寬闊優美的商業街之後，右轉上了瑪德萊娜大道。這時車燈閃了一下，是給正朝相反方向快速行駛的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發出的訊號。

　　第二輛車──凱瑟坐在司機旁邊──以較慢的速度跟在阿爾─庫拜西後面。當他差不多走到洛亞爾街的頂端時，車子超過了他，但沒有向右轉，而是繞過教堂，停在遠處瑪德萊娜街與一條很小的名叫沙佛拉加爾德街的轉角處。車子靠路邊停在一家大型室內「巴黎停車與維修廠」前面。把車燈關掉，讓引擎空轉著。

　　當阿爾─庫拜西穿過瑪勒舍伯斯大道時，阿弗納和漢斯也橫過洛亞爾街的頂端──從「Y」字形的右分支到左分支──大約在他後面一百碼的位置，而羅伯特又在他們後面五十步的位置。由於那個阿拉伯人步履輕快，要在一兩個街區趕上他而又不暴露想追上他的意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要是離得遠就會太遲，因為他們在第三和第四個街區之間時，阿爾─庫拜西就已經到旅館了。

　　寬闊的大街上幾乎沒有人，連車子都很少。從阿爾─庫拜西到達對面後朝回看的情形來看，他好像是個容易受驚嚇的人。阿弗納想，如果他決定突然跑起來，他們也許就根本追不上他了。再走短短的一個街區，他就到了拉卡德街。他在那裡右轉之後，走過一個更短的街區就到了瑪德萊娜街，從那裡只有一個街區多一點了。一旦阿爾─庫拜西在沙佛．拉加爾德街過了紅綠燈路口，他們很可能就追不上他了。

　　阿弗納和漢斯企圖加快步伐而表面上看起來步伐又沒有加快，這不容易做到。如果他們把距離縮短了一半，而他又還沒有開始跑，那他就來得及了，解放陣線的這位軍需官顯然沒有忘記被跟蹤的事情。他這時也加快了步伐，開始回頭看阿弗納和漢斯，但他還沒有跑。阿弗納這時希望他的目標是個勇敢、鎮定的人。

　　不幸的是，阿爾─庫拜西確實很勇敢。他上了拉卡德街還沒開始跑，經過花店、優雅的「蓮花」香菸店和瑪德萊娜街轉角處的「佩福爾」小旅店時，他還沒有跑。他只是越走越快，又回頭看了一眼，阿弗納和漢斯徹底放棄了閒逛的偽裝，這時離他只有不到三十碼了。羅伯特在這條狹窄街道的另一邊，以更慢的速度跟在他們後面。阿弗納和漢斯知道羅伯特會確保他們身後的安全，因此只是全神貫注地盯著目標。

　　即使阿爾─庫拜西不跑，如果他決定在沙佛．拉加爾德街轉角處紅燈亮的時候不停的話，阿弗納和漢斯還是無法及時追上他。然而，對一個知道自己被跟蹤的人來說，這個行為太奇怪了。在街上沒有一輛車的情況下，阿爾─庫拜西卻在路邊停了下來，他看著自動交通信號，在「瑪德萊娜藥店」前面猶豫不決。

　　阿弗納和漢斯分別從他兩邊走過去，跨過路邊的鑲邊石站在街道上。他們這樣做，是希望能夠面對他，確保沒有跟錯人，而且他們兩個人都討厭從後面開槍。

　　幾秒鐘之前，阿弗納向上看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在從窗戶裡看。讓他感到滿意的是，他們頭頂上有幾個涼篷，正好擋住了視線。只剩下拉卡德街對面的窗戶。但他們被看見的可能性一半已經不存在了。零風險無論如何是不存在的，但也好過什麼遮擋都沒有。在大街上向一個人開槍，任何風險都不存在的辦法沒有。

　　「準備。」漢斯用希伯來語說。剎那間他們兩個人同時轉身，面對阿爾─庫拜西，左手抬起來畫了一道弧線，準備拉回貝瑞塔槍上的滑套。阿爾─庫拜西盯著他們，雙眼圓睜，說：「不！不！不！」接著又用英語重複這個阿拉伯詞語：「不！不！」阿弗納和漢斯從他身邊走過的時候，阿爾─庫拜西也一定離開了路邊。這時他設法向後退卻，他的腳後跟踩在人行道邊緣，開始向後倒去，手臂在空中使勁揮舞著。由於某種原因，一個念頭閃過阿弗納腦際，如果他們沒有打中他，子彈就會打碎「瑪德萊娜藥店」又大又厚的玻璃窗。他不想損壞窗戶，於是微微調整了一下手槍的角度，乘阿爾─庫拜西倒下而又沒有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壓出了兩發子彈。他又扣了兩次扳機，接著又是兩次。他幾乎沒有意識到身旁漢斯的手槍以同樣的節奏發出的「砰砰」聲，但他從眼角的餘光裡瞥了一眼街道另一邊的羅伯特。他在一輛車後面等著。

　　阿爾─庫拜西的身體躺在人行道上，頭部幾乎碰到了紅綠燈的柱子，雙腳垂懸在鑲邊石上。除了肩膀在扭動之外，沒有任何聲響。接著，他就像一個掙扎著要站起來的人那樣，抬起膝蓋，側起身。阿弗納正要開槍，阿爾─庫拜西發出了一連串短促、尖銳、刺耳的聲音，好像在清嗓子一樣，緊接著，阿弗納看見他的身體放鬆下來。第二天，巴黎新聞界稱喬治．哈巴希博士的流浪大使死了。

　　阿弗納抬起頭來，首先看見的是黑暗之中一個閃著火光的菸頭。在街道對面的一個門廊處，好像站著一個人，也許是兩個，還有一個女孩，他們也許目睹了剛才發生的一切。

　　阿弗納沒有說一句話，開始沿著沙佛拉加爾德街朝瑪德萊娜廣場方向走。這時羅伯特也轉身，阿弗納知道他要沿著他們來時的路去瑪德萊娜廣場，這條路不經過阿爾─庫拜西屍體躺著的地方。漢斯跟在阿弗納後面，他們都希望那幾個人沒有看見剛才發生的一切。

　　凱瑟在出售燻製品和醃製品的商店前的瑪德萊娜廣場上把他們三個人接到了車上。他們回到了安全屋之後直接去了機場。第二天，漢斯和羅伯特就到了雅典。

　　阿弗納去了貝魯特。

　　當時這些事件發展的速度容不得阿弗納思考，後來回過頭來想時他覺得，如果他有一點點考慮的時間的話，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至十五日他所做的很多事情他都不會做，或者，至少會用不同的方式做，也會小心得多。首先，他不會把襲擊安排在巴黎市中心的一條街道的中間，而且只有三個人，外加一兩部停在一個街區以外的逃跑用的車子。他當然也不會讓他的隊員當晚就乘飛機離開巴黎，在擠滿警察的機場裡鋌而走險。

　　也許，如果他不更小心一點的話，他們就全被抓住了。

　　也許，奧妙就是：只管幹吧，不要想得太多。如果那樣做有效，那它就是專業的、英明的。

　　第十章　貝魯特與雅典

　　貝魯特的襲擊當然稱得上是專業的、英明的──至少事後想來是如此。但在八號星期天那天還沒這麼有把握。

　　阿弗納到的時候，卡爾和史蒂夫已經在貝魯特待了兩天了。卡爾住在亞特蘭大酒店，他這次旅行使用的是英國護照，上面的名字叫安德魯．馬希。幸運的是，阿弗納毫不費力地記住了這個名字。如果記不住的話，他就只好在桑茲酒店的大堂裡坐半天，等史蒂夫來。阿弗納完全不知道史蒂夫這次旅行用的是什麼名字，儘管漢斯肯定會讓他的名字聽起來富有節奏：基爾伯特．瑞姆伯特，比利時人。之所以讓他這次扮成比利時人，是因為史蒂夫能夠用他的南非荷蘭語冒充法蘭德斯語，至少在黎巴嫩可以。

　　阿弗納也毫不費力地記住了自己的身分，他是一名德國商人，名叫赫爾姆斯．德斯特雷科。他沒有住酒店，而是直接去了路易斯安排的安全屋。

　　羅伯特和漢斯一天後從雅典──經羅馬──來了。羅伯特的身分也是個比利時人，名叫查爾斯．布薩特。漢斯旅行時喜歡用德國名字迪特．阿特諾德爾。他們與史蒂夫在桑德斯酒店會合。

　　一九七三年的貝魯特還沒有因為劫掠、焚燒和爭鬥變成一座廢城。兩年後，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爆發了黎巴嫩內戰。一九七三年四月的貝魯特仍然高樓林立，遊樂場、夜總會、優雅的購物區應有盡有，還有穿著時髦的漂亮女人。正因為如此，在整個地中海地區，它是唯一一座適合阿弗納口味的城市。那狹長精美的比基尼海灘，貝魯特西部的阿頓搖滾俱樂部都成為他愉快的回憶。在這個搖滾俱樂部裡，一張「美國運通」卡可讓任何人進入一個價格適中的娛樂世界，自得其樂──之所以說價格適中，是因為阿弗納既不喝酒，也不賭博。他喜歡躺在沙灘的躺椅上，沐浴著陽光，看著女孩，時不時地從裝著碎冰和可樂的杯子中啜一口。

　　阿弗納和他的同伴們用信用卡租了幾輛車子──三輛白色的「別克」，一輛「普利茅斯」小型客車，一輛「勇敢」和一輛「雷諾十六」。有「集團」在當地的人給他們當司機，他們用星期天和星期一的部分時間勘察了六個地方。兩個在貝魯特，三個在市郊，一個在貝魯特以南大約三十英里、靠近海濱小鎮西頓的地方。最後這個地方和貝魯特以外的三個地方是游擊隊員的營地和補給庫，武器、交通工具、船隻、資料檔案和證件都放在這裡。在貝魯特市區的兩個地方，一個是巴解組織總部。

　　另一個地方是一棟四十層大樓，卡邁勒．納賽爾、馬哈茂德．尤社夫．納傑爾和卡邁勒．阿德萬都住在這棟大樓裡。

　　由於當地的「摩薩德」特工已經做了一些計劃、準備和監視工作，阿弗納的突擊隊只要做一些當地特工不能做的工作就行了。這次行動之後，他們要繼續留在貝魯特，所以他們的身分不能暴露。阿弗納的突擊隊要做的工作有租借交通工具，這些工具在襲擊之後要扔掉，還要帶領參與突襲的人熟悉突襲地點。「集團」在當地的一些人也要參與。對路易斯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而且是昂貴的──讓步，他幾乎不會同意。但是，由於阿弗納向他保證，他的人不會遇到「摩薩德」特工和軍隊中的突襲隊員，他們的任務只是在突擊隊經過某些地方時用幾輛車子跟在他們後面，護送一下。路易斯答應了。在這些條件下，他的組織面臨的危險才降到了最低。

　　午夜剛過，八輛汽車就停在了雷姆勒特─厄爾─貝達附近的海灘上。雖然這個地方一個人都沒有，幾輛美國汽車也不會引起太多的注意。當地的貝魯特人跟中東的大多數人一樣，早早就睡覺了，對遊客們熬得很晚已經習以為常。

　　這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海洋也是黑色的。凌晨一點，史蒂夫看見黑暗中有個小小的亮點，他用自己的車燈閃了一兩次，那個亮點消失了。幾分鐘之後，在黑色的波濤之上出現了一片黑色，一群人靜悄悄地向岸邊涉水而來。他們攜帶的防水袋裡裝著武器和便服。

　　四十個突擊隊員擠進八輛車裡──史蒂夫後來說，這是整個任務中最為棘手的技術難題──分成兩組，向貝魯特進發。卡爾和羅伯特把突擊隊員帶到目的地。阿弗納、史蒂夫和漢斯帶領他們去恐怖組織頭子們所在的公寓。對其他四個地方的襲擊從不同的集結地開始。

　　車子一到厄爾─科哈特歐姆街上的那棟公寓前，三個全副武裝但無任何防備的巴勒斯坦士兵就被幹掉了。為了不讓公寓裡的居民警覺，以色列人使用的是手槍和刀子。突擊隊員們衝上樓時，阿弗納、漢斯和史蒂夫待在汽車旁邊，此時用不著他們了。事實上，他們也許還會礙手礙腳。

　　卡邁勒．納賽爾，巴勒斯坦人，四十四歲，未婚，信仰基督教，住在三樓，知識分子，從貝魯特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一九六九年，開始為「法塔赫」負責公共關係事務。當突擊隊員們衝進去的時候，他正坐在飯桌旁的打字機邊。磷彈穿過他的身體時，他身後的沙發立刻升起了火焰。

　　二樓的卡邁勒．阿德萬也坐在桌旁寫東西。跟手無寸鐵的納賽爾不同的是，他有一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動步槍，隨手就可拿到。阿德萬是個工程師，「法塔赫」【註：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簡稱。】在科威特分部的奠基人之一。他是一九七三年以色列占領區上所有蓄意破壞活動的頭子。他對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他成功組織的幾次活動也許是這次貝魯特襲擊的主要原因。他已結婚，有兩個孩子。突擊隊員在砍倒他之前，他企圖用自動步槍向他們開槍。

　　馬哈茂德．尤社夫．納傑爾，就是眾所周知的「阿布．尤社夫」，在「法塔赫」中負責「黑色九月」的事務。他跟妻子和兒子住在四樓。事後突擊隊員告訴阿弗納，沒有傷害納傑爾的兒子──不過，按照另外一些報導，他在射擊中也死了。關於納傑爾的妻子，沒有任何疑問，她企圖用自己的身體保護丈夫，結果在一陣彈雨中與他同歸於盡了。

　　住在隔壁的一個女人這時不幸把門打開，也被打死了。這個女人好像確實是個無辜的旁觀者，無論是當時還是事後，都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她以任何形式參與過恐怖活動。

　　恐怖分子和突擊隊員進行了短暫的交鋒。雖然對方人多，但以色列方面是突然襲擊，而且比他們訓練有素得多。只要不是在持久戰中，一般來說，這兩個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四個地方的交火，以色列人大獲全勝。據報導，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裡，一百多名恐怖分子死了。以色列死一人，傷兩三人。傷者最終都由直升機運走。黎巴嫩當局對此次戰鬥並不是一無所知，但以色列人立即在幾個公用電話亭裡告訴他們，說好像是恐怖分子自己跟自己在貝魯特的幾個地方打起來了。黎巴嫩警察聽到這些，謹慎地避開了。這正是以色列人所希望的。

　　大約凌晨三點三十分，一切都結束了。租來的汽車──根據史蒂夫的說法，一個凹痕都沒有──又整齊地停在沙灘上。突擊隊員從海上撤走了。阿弗納和他的同伴們也從海上撤走了。他們沒有像他們那樣上登陸艇。一條小船把他們和路易斯的兩個人送到停泊在二十五英里以外的一條漁船上。由「集團」租下的這條漁船，天未破曉前就抵達了賽普勒斯。

　　賽普勒斯並不平靜。巧的是，恐怖分子計劃在同一天，即四月九日襲擊以色列大使的住所、在尼科西亞襲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恐怖分子的突襲完全沒有成功。在大使的家裡，三名恐怖分子只傷到了一個賽普勒斯警察。而在機場，六名襲擊者被一名空中警官殺死了一個──他們都是從阿布．奈達爾的「阿拉伯國家青年」組織中分離出來的──還有兩個受傷。這些恐怖分子企圖駕駛一輛「陸虎」和一輛日本小型貨車，衝到跑道上，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發動攻擊，但是沒有對乘客或飛機造成任何傷害。

　　此次失敗，正如卡爾所說，並不是因為不努力。

　　以色列大使拉哈閔．汀默爾和他的家人在恐怖分子襲擊他們之前幾分鐘剛剛離開住所。恐怖分子把那個賽普勒斯警察放倒之後，在房子的一樓放了很多炸藥，把尼科西亞市中心弗洛尼斯街半英里以外的窗戶都震碎了。如果汀默爾和他的家人在二樓的話，他們完全有可能在爆炸中喪生。巴勒斯坦人對賽普勒斯的襲擊，更加堅定了阿弗納促使隊員們計劃在雅典暗殺扎伊德．穆扎斯的決心，無論他在不在名單上。

　　那次行動，他們幾乎徹底失敗。

　　事後回憶起來，阿弗納覺得，第一個錯誤也許並不是把隊員們分開，就像在巴黎一樣。他們三個人毫不費力地就把阿爾─庫拜西幹掉了，在雅典再重複一次似乎不是草率之舉。就像以前一樣，阿弗納、羅伯特和漢斯就可以做這個工作了。在這同時，史蒂夫可以去尋找新線索，特別是與一號目標阿里．哈桑．薩拉梅有關的線索，看有無深入的可能。至於卡爾嘛，最適合他的工作是照管各處的安全屋和賬目。這樣，如果剩下的目標在歐洲露面的話，突擊隊就可以快速行動。按照目前這種速度，他們也許能把名單上的十一個恐怖分子都幹掉。「那不算個什麼事！」阿弗納說，其他人表示同意。

　　「集團」的人的表現很完美也是一個事實。在羅馬、尼科西亞、貝魯特，兩次在巴黎，他們都幹得很出色，只有日內瓦的那次例外。路易斯的情報常常證明是非常精確的，這種「摩薩德」通常使用的那些線人都沒有這麼好的工作經歷。他的監視員具有專業水準，就像他的安全屋一樣。漢斯傾向於不用路易斯製作的證件，但到目前為止突擊隊的武器和炸藥有兩次是靠他的人送來的。襲擊之後的手槍有兩次也是靠他們處理的，沒有一次閃失。有這樣一流的支援團隊，歐洲各種恐怖組織三四年來幹得那麼出色就不在話下了。如果要說的話，這些恐怖組織沒有幹得更出色讓人感到吃驚。

　　在雅典，突擊隊對路易斯的依賴不得不比過去稍多一點點。羅伯特沒有時間去比利時，無法通過平常的管道準備炸藥。在雅典，路易斯的人給什麼他們就只好用什麼。這是在冒險──正如羅伯特所說，恐怖分子之所以會把自己炸死，是因為他們的方法枯燥，且一成不變──但這個冒險並不是沒有理由，恐怖分子也常常用炸彈把他們想炸死的目標炸死。路易斯說，他在雅典的人給巴德爾─邁因霍夫的城市游擊隊員提供過幾枚炸彈。

　　跟過去一樣，阿弗納、羅伯特和漢斯也打算使用路易斯的安全屋和監視員。

　　四月十一日，他們到達雅典──那是一個星期三──找到安全屋時，屋裡全是阿拉伯恐怖分子，他們與恐怖分子度過了第一個晚上。那些阿拉伯人以為阿弗納和他的同伴們是德國祕密組織「紅色軍團」的人，所以在他們面前說話毫無顧忌。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在道德觀念上一樣，而且還因為他們以為德國人聽不懂阿拉伯語。他們的話題是以色列最近在貝魯特的突襲。阿拉伯人似乎感到害怕了，他們說他們暫時只好躲藏在開羅或巴格達，這使阿弗納感到很高興。雖然阿弗納毫不懷疑反恐活動所起的作用，但這些阿拉伯人的談話還是增強了他的信心，他的突擊隊幹的是對的。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那些恐怖頭子不得不躲起來。

　　第二天，他們搬到了另一間安全屋。這間安全屋的主人是一個只會說幾個英語單詞的希臘女孩，她給阿弗納和漢斯準備了一頓非常豐盛的晚餐──羅伯特當時在和別人談炸藥的事，所以不在場──六點剛過，他們還坐在飯桌上呢，路易斯埋伏在位於索科拉特歐斯街的阿瑞斯泰茲酒店的監視員就打來了電話，很顯然是扎伊德．穆扎斯剛剛離開酒店。他被那個克格勃用自己的黑色「賓士」接走了。

　　他們計劃用那個希臘女孩的車去接羅伯特，把炸藥也一起捎上。路易斯的另一個聯絡人這時給他們帶來了手槍──是指定的點二二口徑的貝瑞塔──阿弗納和漢斯每人迅速挑選了一支，也給羅伯特選了一支。然後他們擠進女主人的綠色「雪佛蘭因帕拉」汽車，向約會地點進發。

　　他們從伊米特歐的安全屋出發，走了很久，幾乎到小鎮的另一頭了──在特里烏斯．瑟普特恩布里歐和奧米尼亞轉角處──他們接上了羅伯特和他的旅行包。（他們的第二處安全屋靠近一個墓地。漢斯說：「好啊，至少我們不用走很遠了。」）在奧米尼亞，那個一直開車的希臘女孩離開他們，坐地鐵回家了。阿弗納開著車，努力應付著奧米尼亞廣場上的車流──雅典的皮卡迪利廣場──可以和羅馬媲美。「集團」裡那個開車載著羅伯特的中年希臘人，這時跟漢斯換了一個位子，坐到了阿弗納旁邊。於是希臘人和阿弗納坐一輛車，漢斯和羅伯特坐在後面的第二輛車上，幾分鐘後就到了索科拉特歐斯街。

　　晚上八點剛過，他們就到了穆扎斯所住賓館的前面。路易斯的那個希臘人陪著羅伯特和漢斯走進大廳。阿弗納在外面等著。剛才車上只有羅伯特和漢斯時，羅伯特把他旅行包裡的東西轉移到了小提箱裡。他不能當著希臘人的面這樣做，絕不能事先向援助隊的任何人透露行動的性質，這是一條嚴格的紀律。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也是為了保護援助人員。如果出了什麼差錯，他們可以免受謀殺指控的牽連。只有一個人除外，就是雅典提供炸藥的那個人。其餘的人，無論是哪裡的──最初──都確實會相信他們只是幫助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監視一下，或者有時候在酒店的房間裡或公寓裡裝一個竊聽器。

　　在阿瑞斯泰茲酒店，路易斯的希臘人給了一個雜務工一點錢，請他用酒店裡的小推車把一個小手提箱送到五樓，然後用萬能鑰匙讓兩個外國人──漢斯和羅伯特──進入某個客人的房間。他們在那裡幹些什麼就是他們自己的事了。幫凶們是不會問他們任何問題的。

　　羅伯特和漢斯要在穆扎斯的房間裡放八顆燃燒彈，這些炸彈裡面是一種易燃的鎂一樣的物質，爆炸時沒有強烈的爆發力。起爆時有點像鞭炮，它們會「嘩嘩嘩」地快速移動，立即吸乾室內的氧氣。雖然無疑會殺死室內所有的人，但不會讓房間裡起火。它們就相當於一道閃光，一兩秒鐘之後就會自動熄滅。按照原來的設計，這種炸彈是用來投擲的，就像手榴彈，而他們能弄到的炸彈只有這個。

　　這種炸彈沒有安全保證，如果有人碰巧用那個頻率發出了一個信號，炸彈就會爆炸，但羅伯特主要關心的還是燃燒材料本身，他覺得太陳舊了，性能不穩定，安全沒保障。他擔心它會自己爆炸──或者根本就不爆炸。他從那個希臘供應商那裡買了十二顆炸彈，但他只用了八顆自認為狀態最好的，裝上了無線電接收器，還有四顆仍在旅行包裡。如果炸彈有用的話，八顆就夠了。

　　羅伯特和漢斯離開酒店時，九點剛過。跟巴黎和賽普勒斯複雜得多的餌雷不一樣，這些「自製的」燃燒彈非常難以放置和藏匿。不過，真正的難題不在時間，因為克格勃喜歡工作到很晚。根據監視員的報告，那輛黑色的「賓士」以前從來沒有在午夜之前送穆扎斯回酒店。

　　所以，時間沒有多大關係，突擊隊的車停在那裡，也不會引起任何注意。雅典是一座不夜城，有些餐館──尤其是普拉卡商業區，可以跟倫敦的「蘇豪區」媲美──十點以後才開始營業。

　　然而，幾個小時過去了，穆扎斯還沒有回來。凌晨三點左右，阿弗納、羅伯特和漢斯在街上走了一會，商議了一下。再過一兩個小時天就亮了，酒店裡路易斯的那個人──那個讓他們進入穆扎斯房間裡的人──肯定已經下班了。他們需要他跟穆扎斯一起乘電梯上樓，然後下來向他們示意，穆扎斯獨自進了他的房間（酒店裡還住著其他阿拉伯人，這個時候穆扎斯不可能到他們的房間去，也不可能請他們到自己的房間裡來，但阿弗納還是不想冒險）。他們很快就得決定是否讓這次行動流產。

　　如果他們決定讓行動流產，那穆扎斯房間裡的那些炸彈怎麼辦？

　　留在房間裡是不可能的。

　　回去把炸彈拆下來又非常危險，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正在拆的時候穆扎斯會回來，而且還因為炸彈會自行爆炸。

　　那就只剩下一種選擇，把炸彈在空房間裡引爆。

　　阿弗納討厭這樣做，這樣做就意味著他們失敗了──襲擊不在名單上的那個目標失敗了，襲擊這個未經授權的目標成功了是一回事，而失敗了則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只有他們的人才幹這樣的事：因為沒計劃好，炸了一個空房間。把它當作對穆扎斯的一個警告也有道理，但實際上，恐怖分子──或者克格勃──「警告」是不會讓他們善罷甘休的；只有逼迫才能讓他們住手。只有迫使他們看到締造和平比發動戰爭的結果更好，他們才會去締造和平。這正是以色列人思想和經驗的精髓。在他們彎腰時打幾槍警告他們，一點用處都沒有。相反，穆扎斯和他的主人們會把這件事看作是自己的勝利，讓猶太人受挫只會給他們壯膽。

　　漢斯和羅伯特同意這個看法。他們願意再等一個小時，之後就要採取行動了。

　　凌晨四點──一小時後──他們決定再等半個小時──絕對只能等半個小時了。如果穆扎斯四點三十分還不回來，他們就要做點事情了。

　　四點二十五分，黑色「賓士」出現在索科拉特歐斯街。

　　但沒有在大門口停。車速慢下來之後，它停在了大約三十碼以外的路邊。阿弗納聽不見引擎到底熄火沒有，但車燈是關了。

　　大約一分鐘後，「賓士」車裡出現了一個人。由於光線太暗，看不出車裡那個人是誰，甚至是兩個人還是有更多人都看不出來。車門最終打開時，車內的燈光亮了一兩秒鐘。千真萬確，從車裡出來的那個人是扎伊德．穆扎斯。另外一個人仍然坐在後面，第三個人坐在駕駛座上，戴著司機帽。穆扎斯把門關上時，車裡的燈熄了，但外面的燈沒有打開。穆扎斯通過大門走進酒店大堂時，車燈仍然沒有打開。

　　很顯然，那些俄國人在等他。為什麼，因為他們希望穆扎斯回來？

　　有可能。

　　穆扎斯也許要上樓去取什麼東西給他的克格勃聯絡人。他也許要上樓打點行李，辦理退房手續，那些俄國人也許正等著送他到一處安全屋或機場搭乘早班機。

　　幾秒鐘之後，路易斯酒店裡的那個人出來示意他們，穆扎斯已經獨自進了他的房間。那個信號也是要羅伯特引爆炸彈。在這種情況下，阿弗納知道羅伯特不用再等他另外發信號了。如果阿弗納希望這次任務流產，他就會在那個希臘人從酒店裡出來之前讓羅伯特知道。

　　阿弗納把手放在門把手上，他要阻止羅伯特嗎？俄國人近在咫尺，這是個沒有預料到的情況。但這有什麼區別嗎？如果他現在阻止羅伯特的話，那穆扎斯房間裡的那些炸彈怎麼辦？很顯然，不能弄走，但如果留在房間裡的話，也許會傷及無辜。如果炸彈沒有爆炸，被發現了，當局就很有可能查到它的來源。各種可能性都存在。那個賣炸彈的見過羅伯特，他就有可能被捕……

　　阿弗納別無選擇。酒店裡雇來的那個希臘人走出大門，伸伸懶腰，打著哈欠，脫下帽子，撓了幾下腦袋，然後轉身走進酒店。

　　阿弗納的視線本能地投向五樓牆上那排窗戶。穆扎斯跟許多阿拉伯人一樣，喜歡住在五樓，因為──吉利。阿弗納搞不清楚到底是哪扇窗戶。羅伯特這次裝炸彈時不像在賽普勒斯裝六顆小炸彈那麼精確，但立即就能看見火光沖天了。即使他沒有正好看著那扇窗戶，但他能看見火光。

　　他什麼也沒看見。

　　那個希臘人回到酒店裡一定有一分鐘了，可什麼也沒發生。

　　還是什麼也沒發生。

　　阿弗納想看看羅伯特和漢斯在車裡幹什麼，但不可能了。難道羅伯特誤解他的意思了？難道他在等待阿弗納的信號，也不可能。

　　俄國人的那輛「賓士」一動不動。那個不吉利的黑色物靜靜地停在五十碼以外的路邊。

　　突然，羅伯特的車門開了，羅伯特──不，是漢斯！提著羅伯特裝炸藥的旅行包從車子裡出來。使阿弗納感到震驚的是，漢斯向大門走去了，手裡提著那個袋子，徑直走進酒店，他到底為什麼這樣做？漢斯看起來好像瘋了，從他走路的樣子就能看出來。通常，他走路的姿態有點僵硬、謹慎，很像一個老人。而現在他卻邁著大步，步伐堅定、流暢，下巴翹得高高的。阿弗納感到如此震驚，以至於遲疑了好幾秒鐘。漢斯走進酒店時，連朝他這個方向看都沒看。很清楚，他的意思並不是要阿弗納採取行動，而是在這種情況下，阿弗納不能只是待在車裡。

　　「把車子發動起來，」他對希臘人說。希臘人一直侷促不安地看著他。「明白嗎？什麼也別幹，把車子發動起來就行了。」

　　接著，他從「因帕拉」裡跳出來，大步流星地穿過大街。

　　酒店大堂裡靜悄悄的。前臺沒有人，也不見漢斯和他的那個希臘聯絡人。阿弗納看看電梯，指示燈正指向五樓。他環顧空無一人的大堂，努力回想酒店的布局。有一扇門，是員工通道，還有一扇門，通向樓梯井，是安全出口。如果電梯停在五樓，漢斯一定上了五樓。如果他上了五樓，這個時候讓電梯下到一樓就危險了。阿弗納向樓梯井走去。

　　就在這時，他聽見了爆炸聲。雖然聲音不大，但確實是爆炸的聲音。聲音低沉而模糊，沒有一點回音。是一種低頻率的震動，他感覺是從腳底下發出來的。阿弗納看見電梯門上的指示燈不停地變化。他洩氣地靠在牆上，手向臀部摸去。

　　電梯門打開了。漢斯出來了，臉色蒼白。那個希臘人跟在後面，精神錯亂一般，向漢斯揮舞著拳頭，嘴裡說著含糊不清的希臘語，手裡提著那個旅行包。

　　「他媽的羅伯特，他媽的遙控器，」漢斯一看見阿弗納就說。「我只好自己動手了。」

　　「快點，」阿弗納指著員工通道門回答道。「走這裡。」

　　他抓住希臘人的肩膀，把他推到漢斯後面。

　　他們穿過一間半地下室，再下半段樓梯，走過一段昏暗的樓道就到了大街上。漢斯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希臘人跟在後面，手舞足蹈，嘮叨不停。阿弗納走在最後。還有幾個臺階就到出口了。漢斯打開門，阿弗納位置較低，但也能看見外面的人行道。他還看見了別的東西。

　　那輛黑色的「賓士」正好停在他們前面。他們恰好從俄國人等的地方出來了。阿弗納不可能想到這一點。他們完全可以跟進來的時候一樣，從大門出去，但是他們沒有。他必須聰明行事，絕對不要原路返回，要把敵人弄糊塗。這樣才是聰明人的做法。

　　這一次卻弄巧成拙了。

　　漢斯看見俄國人的車，停了下來。後座上的那個克格勃已經把車門打開一半，正準備從車裡出來。他一定聽到了爆炸聲，也一定看見了那道火光。他很可能是要出來看看是怎麼回事。而就在這時，爆炸聲剛過，幾個人就從他面前的側門裡衝出來。俄國人肯定以為是他們幹的。

　　確實是這樣的。雖然他仍然站在半開的車門後面，但他的右手開始向左腋下伸去。克格勃準備拔槍了。

　　阿弗納後來想，他也許誤解了他的意思。也許那個俄國人──畢竟也是個特工，要考慮掩護自己──並不是去拔槍。他們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他為什麼要干涉？無論那個俄國人如何精明，他都不可能肯定酒店裡發生的一切會跟自己有關。他沒有理由阻止這三個陌生人從他面前經過。拔槍完全是一種條件反射，未經任何思索。那個俄國人跟漢斯和阿弗納一樣，訓練有素，能夠作出一觸即發的反應。跟沒有任何疑慮的目擊者和無辜的路人不一樣，他在車裡等的時候精神是緊張的。這也許是職業訓練的一個缺陷，讓人警惕得過頭了，使人條件反射似的迅速作出反應。他的反應時間太短了，一觸即發。一個正常的人會感到吃驚、冷漠、猶豫不決或不知所措，而這些能力他們都失去了。也許正是那片刻的延誤和稍稍的遲緩──說來非常奇怪──給每天的生活增添了一絲安全感。

　　如果說阿弗納誤以為俄國人拔槍的話，那麼漢斯也是這麼想的。他看見克格勃的手移動時也是這麼想的。

　　漢斯首先開槍了，就像以前訓練時那樣，連開了兩槍。

　　那個俄國人左手抓著車門框，右手還在摸索手槍皮套時，阿弗納也開了兩槍。阿弗納是站在臺階的最底端開的槍，有一個角度，他想通過打開的車窗擊中目標，他知道低速子彈打不穿「賓士」鋼製的車門。實際上，他看見漢斯的子彈打中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子彈打中沒有。他希望自己沒有打中。不管打沒打中，那個俄國人已經朝後倒在座位上。坐在駕駛座上的同伴伸出手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朝裡面拖了拖。那個司機一定非常有力，他用一隻手就把那個受傷的人拖進了車裡，然後砰地把門關上。克格勃的「賓士」搖擺著車尾疾馳而去時，車輪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

　　阿弗納一邊把槍收起來，一邊用空著的那隻手抓著那個希臘人的衣領。此舉是多餘的，酒店裡那個希臘服務員已經嚇昏過去了。遠處的大街上，羅伯特的汽車咆哮著發動起來。車子轉過一個「U」形彎道，眨眼之間來到他們面前。阿弗納把希臘人緊緊抓在手上的旅行包奪過來，推著他在漢斯後面上了羅伯特的車。然後他向停在馬路對面的那輛綠色「因帕拉」跑去。車裡的那個希臘人把車門打開。「開車，」他邊上車邊對他說。「不要太快，明白嗎？」

　　那個希臘人點點頭。他跟他那位同胞不一樣，非常鎮定。阿弗納這時想，即使他看見了剛才的槍戰，一定沒看見就在他眼前爆炸的燃燒彈。

　　他們回到安全屋，想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大家好不容易才鎮定下來。首先，他們得安慰酒店裡那個只會說希臘語的服務員。他徹底嚇傻了，不是坐在那裡發呆，嘴裡「嘣嘣嘣」地咕噥著，就是站起來，對漢斯晃動著手指頭，用希臘語大罵他。阿弗納把他帶到一邊，讓他和那個年長的希臘人待在一起，而且給他手裡塞了一張一百元的鈔票。就像水能澆滅火一樣，這張鈔票發揮了作用。給了他五六張鈔票之後，火終於熄滅了。後來，阿弗納也給了那個年紀較大的希臘人五六張鈔票。希臘人走後，羅伯特說：「喂，我知道你們這些人的感受。你們知道我是什麼感受嗎？我檢查過發射器，是好的。我沒有別的辦法了。他們賣給我們的這個破玩意一點都不好。」

　　羅伯特應該保持沉默的。這個話題使他們激烈地爭吵起來。這是他們一起執行任務以來第一次爭吵。漢斯堅持認為，如果羅伯特真的懷疑炸藥有問題的話，就應該建議推遲行動。如果他們不聽他的，那就不能怪罪於他。而實際上，該怪罪的就是他。他只是自言自語似的咕噥「我覺得這個玩意不好」──漢斯說，羅伯特每次都是這樣──不明確建議取消。

　　儘管漢斯有漢斯的想法，但阿弗納還是跟他大吵了一架。畢竟有一套指揮系統──按常識，漢斯應該在採取一套新方案之前與其他人商量的。他抓起裝有四顆炸彈的旅行包，連炸彈的保險都沒有拆掉，就向穆扎斯的房間衝去。很顯然，是漢斯讓那個毫無防備的希臘人跟他進的電梯，並讓他叫穆扎斯開的門。然後──那個阿拉伯人摸索著開門時，他示意那個希臘人站到一邊──他從旅行包裡拿出一顆炸彈。穆扎斯打開門時，漢斯朝門上踢了一腳，像扔手榴彈一樣，把燃燒彈扔了進去。但他沒有把他的想法告訴羅伯特，也沒有告訴阿弗納。

　　「如果我告訴你們的話，」漢斯陰沉地說。「你們會不同意。但我相信你們會同意，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但那樣的話，我們就會浪費更多寶貴的時間。所以我走了捷徑。」

　　「為什麼是唯一的解決辦法？」羅伯特說。「你讓那個希臘人把他叫出來，用槍打死他。」

　　「用槍打死他？」漢斯憤怒地說，然後轉向阿弗納。「你看，他簡直不動腦子！」

　　阿弗納只得同意漢斯的說法。用槍打死穆扎斯不能解決房間裡的炸彈問題。一旦羅伯特的遙控器失靈了怎麼辦，唯一的辦法就是漢斯那個辦法──但他不能擅自行動，他至少應該告知他們。

　　「如果你在爆炸中受了傷怎麼辦？」阿弗納問他。「如果我們扔下你，或者因為留在那裡想搞清楚是怎麼回事而被抓住怎麼辦？你的行為是不負責任的。還有，你為什麼要向那個俄國人開槍？」

　　「因為他準備拔槍。」漢斯義憤填膺地說。「難道我要等他先向我開槍嗎？你為什麼向他開槍？你向他開槍的理由跟我是一樣的。」

　　「我向他開槍是因為我看見你向他開槍了。」阿弗納回答道。但沒有說服力。這場爭吵變得有些孩子氣了。「不管怎麼說，」阿弗納補充道，「也許我誤解他的意思了。」他當然希望自己是誤解了他的意思。他最不喜歡因為殺了一個特工而跟克格勃糾纏──或者與伊弗里姆以及其他的加里西亞人糾纏。然而，如果那個俄國人真的拔槍的話，他們還能幹什麼呢？

　　他對漢斯的行為感到吃驚。這個戴著老花鏡的漢斯，這個看起來像一支鉛筆的漢斯，這個鎮定、有辦法、與世無爭的漢斯。如果史蒂夫，或者羅伯特，甚至阿弗納，突然扛起一包炸藥衝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是漢斯，衝動之下衝了出去，踢開房門，而且後來向俄國人開槍？你真的永遠也搞不懂人是怎麼回事。

　　對於漢斯看似瘋狂的行為，愛撫仍然讓他感到不安。這也許是由當時的環境決定的。漢斯有勇氣去面對。如果那些炸彈沒有爆炸，或者沒有拆除，除了等那個恐怖分子在房間裡時向他扔去一顆炸彈之外，還能做什麼？漢斯沒有錯，如果他們停下來討論的話，那可能就太遲了。

　　「好吧，」阿弗納最後說。「我們別說這個了。這個工作是我們大家共同承擔的，我們回到法蘭克福以後，讓卡爾來評判吧。」

　　其他人都同意這樣做。雖然阿弗納是領導者，但卡爾從一開始就是──部分是因為他的年齡和經歷，但主要是因為他的個性──一個有智慧的人、一個猶太學者和突擊隊中裁定是非的人。儘管卡爾沒有參與，他也會非常公正和客觀。如果還有別的辦法他們可以採用，卡爾也會告訴他們的。

　　他們又在雅典待了一個星期以後，一個接一個地飛走了。根據報紙上的報導，酒店的爆炸一定像七月四日那天一樣。它確實引發了一場大火，但只燒死了穆扎斯。有些報導提到一個德國遊客受了點輕傷。媒體上隻字未提槍擊俄國人的事情。

　　在法蘭克福，他們把這件事跟卡爾講了。他只是抽著菸斗，抬起眉毛，對著天花板翻白眼。他沉默了很長時間。史蒂夫的反應恰恰相反。他目瞪口呆地看著他們，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似乎非常不安。「怎麼樣，」史蒂夫對阿弗納說。「我們把他幹掉了。他媽的俄國佬，我們也把他幹掉了。怎麼了，夥計們，你們害怕了？」

　　「喂，安靜，史蒂夫，」卡爾終於說話了。「我不在那裡，沒法評判。關鍵是，你們都回到了這裡，好好的。我們還是向前看吧。」

　　很顯然，只能這樣。但阿弗納仍然憂心忡忡，說不清什麼原因。到目前為止，一切進展順利。為了給十一個以色列運動員報仇，他們已經幹掉了茲威特、哈姆沙里、阿爾─契爾、阿爾─庫拜西以及貝魯特的納傑爾、納賽爾和阿德萬。還幹掉了穆扎斯和那個克格勃。關鍵是，沒有費什麼力氣。

　　也許正是因為沒有費什麼力氣，阿弗納胸口才有一種痛苦的壓迫感。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布迪亞

　　自從九月末他們離開日內瓦的米迪酒店以來，阿弗納第一次，也許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害怕了。他記得以前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在部隊裡沒有、在「六日戰爭」期間沒有、訓練的時候沒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時候也沒有，甚至在執行這次任務之初也沒有。到四月中旬他才有這種感覺。當然，他知道緊張、吃驚，甚至害怕是什麼樣子的。但是，四月份的感覺與這些截然不同。它不是一閃即逝的腎上腺素的奔突，不是稍縱即逝的心跳到嗓子眼的感覺，也不是轉瞬即逝的劇痛，而是一種悄然存在、讓人萎靡、幾天都揮之不去的焦慮。無論幹什麼，這種感覺都始終籠罩著他。無論是在餐館裡吃羊排，還是看自己喜愛的演員路易斯．德．凡那斯主演的電影──阿弗納一定把這位法國喜劇演員的所有電影都看完了──這種感覺始終存在。有時候像鈍痛，有時候像有個腫塊。他感到恐懼了。

　　起初，阿弗納以為是吃了什麼東西的緣故。

　　他很快發現，這種感覺是恐懼。他感到憤懣和羞愧。一想到其他人，卡爾、史蒂夫、漢斯或者羅伯特會知道他害怕時，他就羞愧難當。對阿弗納來說，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此了。為了克服這種情緒，他故意經常這樣說：「夥計們，我害怕。」「夥計們，我很擔心。」交替這樣說。當然，這是部隊裡一種自誇的風格，是唯一許可的形式，通過強烈反對其反面來表明自己的勇氣。但他一定做得太過分了。有一天，只剩下他和卡爾時，卡爾非常平靜地對他說：

　　「我知道，我也非常擔心。」

　　他說話的語氣使阿弗納再也不敢說自己害怕了。

　　「媽的，」他說，「你也害怕？我想知道為什麼？」

　　但卡爾搖了搖頭。他們再也沒有談過這個話題。

　　沒過多久，阿弗納就知道了答案。當時他在紐約跟肖莎娜待了一個星期之後回來。也許跟他發現的時候有關，不是直接的關係，而是間接的關係。

　　他們的團聚並不全是歡樂。肖莎娜在四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搬進了阿弗納在布魯克林給她找的公寓裡。她和女兒葛拉、小狗查理搬進去時，阿弗納正在貝魯特。她感到很孤獨。她以前從來沒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過，她也不知道阿弗納在哪裡，還要多久才能來美國。三個星期以後他來了。肖莎娜緊緊箍住他的脖子，箍得他有點疼了。如果阿弗納覺得他們被迫過的這種日子肖莎娜以前覺得無所謂的話，那她這次擁抱就讓他覺得不是那麼回事了。

　　他們在床上度過了頭兩天。第三天早晨，他從夢中醒來。在夢裡，有人正看著他。他睜開眼睛，看見肖莎娜正坐在床邊看著他的臉。

　　「怎麼了？」阿弗納睡眼惺忪地問道。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語氣非常嚴肅。「我的意思是，你的頭髮沒有白，但……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你看起來老了十歲。」

　　他聞聽此言，兩天來幾乎消失的恐懼又像拳頭一樣擊打在他的胸口上。他什麼也沒說。後來刮鬍子的時候，他不停地端詳鏡中的自己。肖莎娜是對的。他在過去七個月中老了好幾歲，看起來像個三十四五歲的人了，而實際上只有二十六歲。

　　「喂，」他對鏡子中的自己大聲說。他從來不這樣的。「看來你愚弄得了你的腦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體。」

　　「你說什麼？」肖莎娜在浴室外面問道。

　　「沒什麼。」

　　在那個星期剩下來的時間裡，他開著租來的車，帶著肖莎娜在紐約逛了一下，讓她看看這座城市，別讓她太陌生。他來紐約之前，她最遠只走到了轉角處的雜貨店。肖莎娜誰都不認識，交朋友不容易。他把她介紹給了自己的一兩個熟人。她跟往常一樣，從無怨言。一天下午，她在這套光線不好、只有一間臥室的公寓裡給孩子餵奶，他看見了，發現她是那樣的孤獨和脆弱。這使阿弗納非常愧疚。「不會太久的。」他對她說。「我向你保證。」

　　她看著他笑了笑。這使他感覺更加不好。他能做的事情並不多。她似乎從葛拉身上得到了很大的樂趣。但在阿弗納看來，葛拉仍然很醜，但隨著慢慢長大，她變得比以前好看一點了。

　　後來，他飛回歐洲的時候，突然想到了自己恐懼的原因。他、卡爾，以及其他人也許都想到了。為什麼是七個月他們成功實施了五次暗殺行動（不包括貝魯特那次）之後才感到恐懼。原因非常合乎情理，非常簡單。

　　他們開始意識到，組織一次襲擊幾乎不用費什麼力氣。有幾個人，有一點錢，下一點點決心，就可以找到一個人，把他殺了，多容易啊！沒有任何損失。難怪那些恐怖分子總能得逞的。不需要很長時間──絕對不需要很長時間──只需要一小會兒。只要夠幹掉四五個人的時間就行。

　　對他們輕而易舉，對別人同樣輕而易舉。他們能這樣毫不費力地把別人幹掉，別人也可以毫不費力地把他們幹掉。他們能買到恐怖分子的情報，為什麼同樣有錢的恐怖分子──他們的顧忌更少──搞不到他們的情報？為了工作，雙方都會露出一些蛛絲馬跡，雙方都要跟一些人接觸，這些人就是線人。只要一個線人就夠。阿弗納的突擊隊員隨時都可能在街道的轉角處看見一支槍正對著自己。晚上關燈以後，他們的床也可能炸到天花板上去。毋庸置疑，也許有人在外面伺機除掉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呢。他們的害怕是有道理的。

　　這時發生了三件事情，儘管都是小事，但每發生一件事情都使他們的神經繃得更緊一點。一天晚上，在法蘭克福，他們五個人一起去餐館吃飯。（在法蘭克福，他們不是在這套公寓裡就是在那套公寓裡吃飯，輪流買菜、做飯。）回來的路上，阿弗納開車，五個人坐在一輛車上。他們走的是一條近路，要經過一個工地。突然，幾盞強力照明燈照得他們什麼也看不見，手提式擴音器裡傳來讓他們停下來的命令。剎那之間，他們就被法蘭克福警察團團圍住──突擊搜查毒品。很顯然，一些毒品販子準備把毒品放在工地上，阿弗納的突擊隊中了他們的埋伏。幾分鐘後他們被釋放了，警察一再道歉──他們的證件沒問題，他們也沒喝醉，車裡也沒有什麼東西連累他們──即便如此，他們站在槍口前、伸開雙手趴在阿弗納的「歐普」車頂的那幾秒鐘裡，都覺得自己的末日來了。他們都以為自己被德國安全機關逮住了。實際上，這是在執行這次任務期間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西方當局遭遇。

　　另外兩件事只發生在阿弗納和卡爾身上，分別發生在兩個星期天，地點是法蘭克福的安全屋。兩次都是上午十點左右。當時他們剛吃完早餐，還沒來得及收拾桌子。第一件是這樣的：門上響起敲門聲時──這有點異常，因為來人應該在門廳按門鈴──阿弗納踮著腳，從窺視孔裡看見走廊裡站著兩個穿戴整齊的陌生人。阿弗納讓卡爾在臥室門口埋伏好之後，就用鑰匙去開門，同時用腳頂著門下面。

　　陌生人是郵件檢查員，來檢查郵件的被盜情況的，很顯然是守門人讓他們進來挨家挨戶地詢問是否丟失過郵件的。「多危險的工作啊。」卡爾把貝瑞塔收起來，諷刺道。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發生的事情更為突然，更加充滿了暴力。阿弗納和卡爾正在看報，他們二樓的窗戶突然一聲巨響，一個物體飛進了房間。他們立即趴在地上，雙臂抱頭，等著那顆手榴彈爆炸。幾秒鐘以後，他們才小心翼翼地抬起頭來。地上滿是玻璃，但沒看見從窗戶裡飛進來的「飛彈」。

　　阿弗納爬到牆外面，背貼著牆站起來，讓自己能夠慢慢地透過破碎的玻璃看看外面的情形。他看見一個黑人小孩。毫無疑問，這個小孩來自對面的美國人聚居區。此時他正仰著頭看著他們的窗戶，手裡拿著一根棒球棒。「對不起，先生。」他看見阿弗納後用英語大聲說。「這是意外，請把球給我好嗎？」

　　這之後一連兩個晚上，阿弗納都很難入睡。

　　同時他又是這樣一種性格。那些可能會嚇住別人的東西──諸如恐懼、對抗、困難和非難──只會鞭策他繼續前行。他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也沒有想到過對它進行分析，他是屬於那種為數不多的愈挫愈勇的人。他身上有些怪癖，就好像他腦子的線路接反了。如果有人惡作劇，把車子的油門和剎車調換一個位置，那他就是這樣一部車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恐懼也許是一個最不能阻止他繼續前進的東西。

　　他跟同伴們也許在很多方面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很顯然這是他們的一個共同特徵。

　　也許「摩薩德」的心理學家們確實了解這個行業。他們挑選的五個人都本能地試圖通過進攻而不是退縮來擺脫那些讓他們害怕的東西。大多數人都自然地逃離或躲避危險，而這幾個人卻背道而馳。

　　到五月份時，十一個恐怖分子當中只剩下四個了。關於阿里．哈桑．薩拉梅的下落，他們一點線索都沒有。名單上的二號人物阿布．達烏德，暫時囚禁在約旦監獄。十一號瓦地．哈達德博士似乎非常謹慎，從來只在中東和東歐國家露面。這些地方，突擊隊員是不讓去的。

　　只剩下九號。九號是個經歷豐富、非常有吸引力的阿爾及利亞人，名字叫穆罕默德．布迪亞。法國當局對他非常熟悉。一九五九年，他為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去蓄意破壞汽油庫而被監禁。在某種意義上，布迪亞是個軟目標。他沒有公開自己與恐怖分子的關係。一九七三年，只有「摩薩德」和一兩家情報組織懷疑他的組織「東方巴黎人」是「解放陣線」的掩護。作為阿爾及利亞獨立後國家劇院的一位導演，他在戲劇圈子裡和當時巴黎時髦的左翼社團中非常活躍。在布洛涅．比揚古爾巴黎西部劇院上演的戲劇都有政治寓意。有的戲劇還非常成功。在巴黎那些認識他的人中，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他參與過恐怖活動，跟他一起參與過恐怖活動的人就更少了。其中有幾個女人非常喜歡這位英俊的阿爾及利亞人。

　　與此同時，跟他的前輩──有消息說是他的下級──哈姆沙里不一樣的是，布迪亞並不僅僅靠掩護來保護自己。眾所周知，他的日程安排從不固定，從來不在同一個時間裡在同一個地方出現兩次。他喜歡在幾個女友的公寓裡打發晚上的時光──不過，史蒂夫說，最後這個愛好也許跟安全沒有任何關係。他在公共場合露面時，貼身保鏢時常陪伴在側。

　　因為他總在旅行，什麼時候在巴黎，到了巴黎要待多久都很難確定。另外有消息說，一九七三年一月「摩薩德」巴魯克．科亨死的那天，他在馬德里。至少有一個人，人們懷疑他為了搞清楚布迪亞和他的組織──這個人是敘利亞記者漢尼．庫達，他是不是在替「摩薩德」工作不得而知──是死於暴力的。

　　整個五月份，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都在追蹤那個難以捉摸的恐怖頭子，但一無所獲。「集團」在巴黎也沒有得到任何情報，阿弗納決定再找找羅馬的托尼。（布迪亞的活動之一就是破壞義大利的里迪雅斯特灣的跨阿爾卑斯山脈的輸油管。這次行動造成十八人受傷，幾百萬元的損失。據說這次行動布迪亞親自出馬了，跟他一起的還有兩個異性朋友，一個法國女人和一個羅德西亞女孩。按照路易斯的說法，賣給布迪亞炸藥的那個希臘人和提供炸藥在雅典炸死穆扎斯的是同一個人。）不管怎麼樣，因為布迪亞跟義大利有聯繫，阿弗納認為，托尼作為「集團」的一個分部，認識的人也許比路易斯在巴黎的那些人更多。

　　但是托尼什麼忙也幫不上。阿弗納在羅馬待了幾天之後，決定給路易斯打電話。

　　「有什麼消息嗎？」他問道，漸漸把那個法國人當作朋友了。

　　「沒有。」路易斯回答道。「你為什麼不到這裡來一下，有個人想見你？」

　　「最快什麼時候？」阿弗納問道。

　　「週末，」路易斯回答道。「你方便的話。」

　　現在才星期三。阿弗納決定租一輛車開到巴黎。他喜歡坐飛機，也喜歡開車。讓自己的安排每天都不同已經成為他的習慣。而且，開一兩天車還可以讓腦子休息休息。義大利和法國里維耶拉海岸地區，沿途風景優美，尤其是五月。如果經過瑞士的話，他可以到日內瓦的銀行去一下。他可以看看個人的存摺上這段時間又增加了多少。他並不看重這些錢，但最近幾個月以來，阿弗納開始考慮用這些錢來買些什麼東西，尤其是給肖莎娜買些什麼東西。他開始整天做白日夢──自古以來愧疚的丈夫都這樣──想著給她買什麼東西。比如，他在巴黎歐奇大道附近「丹麥店」的櫥窗前，盯著一套廚具模型看了幾個小時。那臺高高的帶製冰機的冰箱和那個自潔式烤箱確實不錯。如果肖莎娜有這麼一套廚具，即使在美國也不會丟人。

　　這是一段很長的路程，開車的時候，他盡量不去想任務的事。相反，他沉浸在對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及最近幾年到過的國家的回憶之中。只要比較一下義大利和法國這兩個國家的高速公路，就能了解這兩個國家的很多東西。法國人繞山建起了一張漂亮的蜿蜒曲折的環山公路網，而義大利卻硬是把這些山挖通，形成一個令人難受的隧道網。在熱那亞至法國邊境的高速公路上，大約有五十條隧道。

　　阿弗納認為還有一個不同，就是各個民族融入自己的城市、環境和建築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法國人看起來屬於巴黎，而義大利卻看不出來屬於羅馬。並不是阿弗納反感義大利人──恰恰相反──而是那些富麗堂皇的樓宇與大街上人們的舉止言行之間的反差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想起小時候讀過的一本書，講的是印度某個地方，由於早期的文明，叢林中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城市，如今這座城市已成為廢墟，廢墟裡住的全是猴子。只是在那本書裡猴子們不騎摩托車。

　　那猶太人呢？嗯，也有問題。當然，這只是阿弗納的個人意見──這與他對以色列的熱愛或者愛國情感無關──但自從孩提時代起，他在中東這個環境中就從來沒有過哪怕是裝出來的舒適之感。在阿弗納看來，無論是「野客」，還是加里西亞人似乎都不適合這個環境。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唯一適應這個地方的人來自阿拉伯國家，比如摩洛哥或葉門。至少阿弗納是這樣認為的。這與悠久的歷史或歐洲的以色列人建造了什麼、在以色列有什麼成就無關，儘管這些都是了不起的。阿拉伯人也無權把他們推入大海，誰要把猶太人推來推去，除非先把他殺死。但他仍然要說，很奇怪，他們不適合這個環境。這是他的看法，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他有權這樣說。

　　一旦哥薩克人、納粹黨和其他一些人把猶太人趕出歐洲，他們最終死在了哪裡大概就沒有什麼區別了。歐洲也許適合他們，但他們住在那裡就要遭到殺戮，每個世紀有一兩次，最後一次差不多斬盡殺絕了。所以，如果歐洲人現在對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把他們的大城市當作戰場感到不滿意，那就太遺憾了。他們應該早點擔心這個問題的。

　　阿弗納這樣想著的時候，已經到邊境了。他看著那個倒楣的查驗護照的官員，眼中充滿了挑釁。

　　阿弗納到了巴黎之後，給路易斯打了個電話。

　　「明天早上我來接你，」那個法國人說。「穿得體面一些，我們要去見『爸爸』。」

　　阿弗納很興奮，但並不特別吃驚。就過去六個月來他們花的錢而言，那個「老人」完全有理由感到好奇。那些左翼和右翼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祕密組織以前都可能是他的顧客，這些人一點都不窮──比如，在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戴高樂的反對派中，就有一些人非常有錢。儘管如此，或許沒有一個組織在幾個月之內花在「爸爸」身上的錢有阿弗納的突擊隊花的多。很顯然，這位曾經的法國反納粹游擊隊員、如今的私活販子想看一看究竟。

　　對阿弗納來說，他當然也非常感興趣。

　　那棟房子位於巴黎南部的鄉下。也許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但他們花了大約兩個小時才到。黑色「雪鐵龍」一上高速公路，路易斯就把一副盲人眼鏡給他，說：「你不介意戴上這個，是不是？」黑色的眼鏡完全擋住了阿弗納的視線。也許謹慎的卡爾會拒絕，但阿弗納覺得，一旦上了路易斯的車，他怎麼樣都能把他帶進埋伏圈。阿弗納絕對相信的第六感告訴他沒有危險。

　　輕盈的「雪鐵龍」轉向二級公路，路易斯才讓阿弗納摘掉眼鏡。法國的鄉下，平靜安寧，薄霧繚繞，四周青山環繞。在通向那座巨大的不規則房屋的車道上沒有人把守。他們從車裡出來時，一隻毛髮蓬鬆的牧羊犬非常友好地跳起來，流著口水在路易斯臉上舔著，然後又在阿弗納臉上舔著。

　　「爸爸」在門口迎候他們。他腳穿拖鞋，無領的內衣上套著一件深綠色的羊毛衫。（後來有一次在巴黎，阿弗納看見他穿過一套老式的三件套西服。）「爸爸」六十出頭，鐵灰色的頭髮，鼻子很大。那雙長滿老人斑的大手十分有力。他身上的某些東西使阿弗納想起自己的父親，還使他想起戴夫，那個當過海軍的美國手槍教練，雖然他們的長相看起來一點都不像。阿弗納想，也許是因為他們都非常相信靈巧與力量。

　　也很可能是因為「爸爸」說話的方式。他的英語跟戴夫的希伯來語一樣，說得支離破碎。阿弗納對自己不會說法語感到抱歉，提議說德語，但老人拒絕了。

　　「不，先生，不，我說英語。為什麼不說英語？我正在練習英語。整個世界都會說英語，是不是？」

　　阿弗納心想，「爸爸」倒是毫不掩飾自己的煩惱。

　　但是，「爸爸」不喜歡英國人不僅僅是表層原因，還有很多深層次的原因，但阿弗納從來沒有搞清楚──後來，阿弗納又拜訪過他一次──到底是什麼原因。「爸爸」似乎不討厭作為個體的人，但政客也許要除外。無論什麼時候，只要話題一轉到特定的人，「爸爸」就會讚許地點點頭，說：「我認識，他人很好。」但談到群體或政府時，算了吧。在「爸爸」看來，他們都是屎。

　　他把阿弗納介紹給他的妻子。她大概是路易斯的母親。但阿弗納看不出來他們兩個人之間有什麼感情。雖然她實際上要比「爸爸」小幾歲，但她看起來要比「爸爸」老。她一聲不吭地進進出出，給他們上點心。她從不參加他們的談話，也從不跟他們坐在一起。跟阿弗納和「爸爸」待在房間裡的人，除了路易斯之外，還有一個上了年紀的伯父。他言語很少，而且只說法語。不過，阿弗納很快就發現了他的驚人之處。很顯然，「爸爸」和路易斯是把他當作活電腦來使用的。無論什麼時候問他，他都能面無表情、語調單調地把那些日期和數字說出來。阿弗納決定試試他，就問路易斯自己還欠那個希臘人多少錢。那個希臘人替他幹過監視別人的工作。路易斯轉向伯父，把這個問題翻譯成法語。

　　那位老人毫不猶豫地說出了阿弗納心裡的那個數字。

　　這當然是一種比做記錄更為穩妥的辦法。阿弗納對他的印象很深刻。不過，他也想，要是這位年逾古稀的伯父過世之後，「集團」該怎麼辦。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爸爸」只直截了當地問了他一個問題。

　　「你是在給以色列工作，對不對？」

　　阿弗納把曾經對路易斯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他說他們是在收集恐怖分子的情報。「我以前給『摩薩德』工作，」他補充道。「但現在不幹了。」嚴格說來，這是事實。「我的夥伴們和我現在給美國的一家私人猶太組織工作。」

　　這是一句謊話，但不是沒有道理，它正好與「爸爸」的世界觀一致。據阿弗納推測，這位法國老人的觀點似乎是這樣，即所有的國際破壞活動或情報收集活動的背後都存在著個人利益。只有上帝知道為什麼「爸爸」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一點與他們在魁北克出生的組織者凱瑟非常相似──但這也許是個以己之腹度他人之心的問題。

　　阿弗納對此不敢苟同。毫無疑問，確實有一些獨裁者、石油酋長、富有的新納粹分子或者古怪的浪漫革命的花花公子，到處給恐怖集團或恐怖活動提供資金，組建恐怖集團，組織恐怖活動。義大利那個有錢的出版商詹賈科莫．菲爾特里內利就是一個例子。一年前，即一九七二年春天，他穿著一件卡斯楚式的夾克，企圖破壞米蘭附近的一些工業設施，結果把自己炸死了。但阿弗納說，在國際恐怖活動或反恐怖活動中，這些人都只占很小一部分，跟偶爾出現的獨自去暗殺國家主管的狂人一樣少。也許這裡或那裡有一些學生革命者或民族主義者自發的組織，但他們沒有任何支持。在阿弗納看來，那些較大的組織都是由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資助的。即使像菲爾特里內利這樣的人，最終都是由他們資助的。要麼資助金錢，要麼給他們提供培訓、證件或武器。

　　但這顯然不是「爸爸」的觀點。阿弗納感到好奇的是，作為一個了解民間疾苦的法國人，一個對歐洲間諜活動的基本特徵如此了解的人，得出的結論跟那些完全不了解間諜活動的寫卡通片、好萊塢電影和流行小說作家一樣。為什麼「爸爸」會認為這一切都是某些神祕人物──商人或舊式貴族之類的人──在瑞士的城堡裡密謀接管這個世界而幹的？如果「爸爸」相信什麼的話，他似乎就相信這個。他那圓滑世故的微笑跟凱瑟最喜歡的一句話異曲同工。「所有其他的解釋都是騙傻瓜的。」

　　阿弗納想，無論怎麼樣，他和他同伴們都是傻瓜。但如果「爸爸」喜歡美國的私人猶太組織的話，阿弗納就打算不跟他爭吵了。歸根結柢，到底誰說得清？阿弗納當然說不清。儘管阿弗納對「爸爸」關於世界的看法沒有什麼印象，但對別的方面卻又印象深刻。這位法國抗德游擊隊員很顯然對自己的生意很熟悉。他對於所有現實問題的評論都是準確的。更重要的是，他似乎都經歷過。阿弗納不想跟他作對。這次見面之後，他覺得只要「爸爸」站在他這邊，他就是安全的。

　　這位老人陪他們向汽車走去時，他的動作強化了這一點。阿弗納伸手去拿儀表板上的墨鏡時，「爸爸」從他手裡奪了過去。「哦，屎！」他說，把墨鏡遞給他的兒子。兒子笑著放進了衣袋裡。

　　回去的路上，他對阿弗納說：「看來老人很喜歡你。」

　　阿弗納微笑著咕噥了幾句「很高興」之類的話。他想說「很好，那我也許就能活得長一點了。」但他不想知道「集團」有沒有幽默感。

　　事實是，自從與「集團」打交道之後，阿弗納總感到不安，總覺得他和同伴們騎虎難下了。在以後的任務中，他跟「爸爸」及其兒子們的關係與其說是一種愛與恨的關係，還不如說是一種信任與恐懼的關係。「集團」是受顯而易見的政治原因的驅使還是僅僅靠出售情報和提供支援來賺幾個錢──這次與「爸爸」會面時，阿弗納沒有搞清楚這一點，接下來的那次會面也沒有──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一種猜測。巴解組織是不是他們的顧客也難說。雖然阿弗納並不懷疑他們的顧客之中肯定有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的「紅色軍團」，否則的話，安德雷斯不會認識路易斯。他們的大多數顧客很可能都是在政治上反對戴高樂的人和其他「黑色」恐怖──即右翼──的擁護者。這樣，為什麼「爸爸」相信隱藏在國際陰謀背後的推動力量是強大的私人利益和舊式貴族家庭就很好理解了。他自己在這方面的經歷就證實了這一點。這也可以解釋他為什麼不喜歡英國人。雖然沒用一兵一卒英國人就放棄了自己的帝國，舊的世界秩序因而被打破，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制度和精神卻通過那些粗魯、富裕、完全不可預測的美國人傳承下來。如果「爸爸」的某些政治觀點跟那些反對戴高樂的顧客們一樣的話，那他肯定也是這樣看的。

　　但是，像「集團」這樣的私活販子忠誠的通常並不是觀念上的東西，而是金錢，常常是個人的利益。從理論上講，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一個恐怖分子賣給一個反恐人員，或者把一個巴勒斯坦人賣給一個以色列人。但反過來，也同樣輕而易舉。如果某個人可以給他們帶來好處，或者這個人他們喜歡，無論他在哪個陣營，他們都可以保護他。阿弗納的第六感表明，只要「爸爸」喜歡他，信任他──或者喜歡或信任他們這種生意上的關係──他就不會有什麼問題。至於「集團」提供的情報和服務，還是物有所值的──正如漢斯所說，「爸爸」和路易斯應該收那麼多。他們很老練，比他們經常使用的「摩薩德」的聯絡員和阿拉伯線人要老練得多，可靠得多。但，是不是沒有他們阿弗納的突擊隊就找不到這些恐怖頭子呢？事實是，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夏天他們都沒有找到。除了貝魯特的納賽爾、阿德萬和納傑爾之外，「摩薩德」只有哈姆沙里的地址──在任務開始時伊弗里姆提供的資料裡──和可以在羅馬的某個地方找到茲威特這個情報。其餘的情報全部來自「集團」。

　　卡爾甚至給路易斯取了個綽號，叫「解圍之神」，阿弗納一直記不住這個法語詞彙，於是把它改成了「摩西機器」。他每次要給路易斯打電話時，總是說：「我要給摩西機器打個電話。」

　　一個星期以後，路易斯報告說，穆罕默德．布迪亞在巴黎。當天晚上羅伯特就飛到了布魯塞爾。剛過了一個星期，大約上午十點二十五分，史蒂夫就把「爸爸」的一輛貨車停在了一家名叫「金星」的小咖啡館前的馬路對面。這家咖啡館位於左岸祖斯街和弗斯．聖─伯拉德街的轉角處。這天是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布迪亞這人很難盯。他跟以前的目標不一樣，每天晚上待的地方都不一樣，白天在什麼地方出現、什麼時候出現都無法預測。唯一的辦法是一直對他實施監控。他們一旦發現他是獨自一人，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只要時間、地點以及其他條件合適，就幹掉他。

　　有一個前提是，那個機警小心、經驗豐富的阿爾及利亞人沒有發現自己被跟蹤，沒有乘他們不備溜掉。

　　為了降低風險，阿弗納讓路易斯對他實施大規模的監控，能找到多少人監視他就找多少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確保目標發現不了自己被跟蹤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避免同一個人或者同一輛車在他周圍出現兩次。在某種程度上，這只是個錢的問題。在巴黎，可供「集團」支配的訓練有素的特工有十幾個甚至更多。

　　布迪亞經常開車，阿弗納和卡爾就讓羅伯特準備一顆汽車炸彈，當然也不排除使用其他辦法。在暗殺行動中，槍擊總是一個可用的方法──準備工作最少──但難的是從現場脫身，也毫不具備伊弗里姆說的「機智靈敏」。坦率地說，也沒那麼恐怖。因為隊員們情感上對槍擊有負擔，所以阿弗納也不喜歡。雖然一直沒有說出來，但它確實是一個原因。說明白一點，在遠處按按鈕比在兩英尺外朝一個人連續射出幾發子彈要容易一些。

　　羅伯特和他的比利時聯絡人準備的炸彈跟他們用來暗殺阿爾─契爾的炸彈基本上屬於同一類型，但要小一點，簡單一點。這次不是六顆小炸彈，而是一顆炸彈，裡面分為不同的區域。爆炸的方法是一樣的，把炸彈放在座位底下，通過壓力打開雷管的保險，然後通過無線電信號引爆炸彈。僅僅靠壓力是不安全的，這樣可能會傷害到過路人，或者跟布迪亞一起坐進汽車的人。而只靠無線電控制又可能會在運輸或者安裝的過程中被一個偶然的信號引爆。

　　在安排時，史蒂夫突然說：「你知道嗎，我們都瘋了。這是戰爭，是不是？我為什麼坐在這裡對逃跑路線冥思苦想？羅伯特為什麼要對無線電亂擺弄一氣？你們知道，如果這個布迪亞要殺我們的話，他會怎麼做？我告訴你們，晚上八點，他或者他的女朋友會把一顆炸彈用電線綁在我們車子的點火裝置上。到十一點鐘的時候，他會坐在阿爾及爾喝茶。他才不關心我們發動他媽的車子時誰會跟我們一起炸死呢。他會說這就是他媽的戰爭。

　　「而我們在幹什麼？設法搞清楚怎樣停車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確保他被炸死的時候，我們在不超過一百英尺的範圍以內，我們都是傻子。這就是他們最終會贏的原因。」

　　「你說完了嗎？」停了一下，卡爾問道。「你真的是這麼想的嗎？那請你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去吧。」

　　布迪亞現在最喜歡的那個女人是個速記員，住在十八區的波伊諾街。雖然在二十七號星期三晚上，那位阿爾及利亞人開的「雷諾十六」一直停在他女朋友的住處外面，但阿弗納擔心第二天早上他會捎上他的女朋友，所以不敢冒險把炸彈放進車裡。事實上，布迪亞是清晨六點鐘離開的，差不多一個半小時以後，那個女孩才獨自離開。

　　有趣的是，布迪亞開著「雷諾」去的那個街區也是他的女朋友稍後要去工作的地方，就是左岸的第五區。從波伊諾街到聖傑曼大道底端的弗斯．聖─伯拉德街很遠，即使布迪亞在早上的高峰期來臨之前就出發了，他還是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鐘的時間。他把車倒進巴黎大學現代的「皮埃爾與瑪麗．居里大樓」外面一個與街面成斜面的車位時，差不多六點四十五分了。

　　布迪亞從車裡出來，把車鎖上。「集團」的一個監視員走著跟在他後面，另一個人開著車，他們剛才跟著布迪亞的「雷諾」一直跟到了最近的電話亭。很顯然，布迪亞要去另外一個女朋友家，大約一個街區的距離。

　　半個小時不到，史蒂夫和羅伯特就把一輛貨車停在了那個阿爾及利亞人的車前。他們穿著修理工的服裝。儘管弗斯．聖─伯拉德街道對面有幾家商店，早上這時候也有行人，但由於貨車擋在小車的前面，他們什麼也看不見。雖然說不準布迪亞什麼時候回來，但「爸爸」的人會在他前面回來的。「爸爸」的人一直跟著他，好讓史蒂夫和羅伯特有足夠的時間撤離。

　　他們這次使用的炸彈幾乎不用多久就可以放在司機的座位下面。這是一顆自製的炸彈，像個小包裹，不需要調節定時器，也不需要連接電線。三十秒之內史蒂夫就可以打開「雷諾」車門。羅伯特放好炸彈不用一分鐘，史蒂夫再把車門鎖好也只需要幾秒鐘時間。

　　放好炸彈，還不到八點。史蒂夫和羅伯特回到貨車上，把車開到祖斯街和弗斯．聖─伯拉德街的轉角處。阿弗納和漢斯在轉角處用一輛車霸占了兩個車位。這時他們朝前開了一點，讓貨車從容地停在他們旁邊。

　　卡爾一個人待在附近的某個地方。

　　十點四十五分，差不多三個小時過去了，沒見「爸爸」的人或者布迪亞的蹤影。後來，一輛大型卡車停在史蒂夫和羅伯特的小型貨車剛剛停過的地方，正好在那輛裝上炸彈的「雷諾」前面，擋住了他們的視線。對此，他們一籌莫展──不過，阿弗納也考慮過走過去找個藉口讓卡車司機朝前面挪十碼。因為，如果布迪亞這時正好回到車上的話，那他從停車位開出來之後他們才能看見他。這時再跟著他的車在另外一個地方引爆炸彈就非常危險了。如果卡車移一下的話，事情就簡單多了。

　　幾分鐘之後，卡車走了。

　　但幾乎就在同時，一男一女──從他們拿著書這點來判斷是兩個大學生──準備在「雷諾」旁停下來談話。那個女孩甚至靠在了後擋泥板上。當然，如果布迪亞回到車上時，他們會走開，但是也許不會走很遠。剛才阿弗納還希望布迪亞快一點出現，但現在他希望等那兩個學生說完話之後他才出現。「快點，寶貝。」他希望他跟那個女孩之間有心靈感應。「無論那個男孩想要什麼，你都說行。只是，把你的屁股移一下吧。」真的起作用了，因為那兩個學生開始移步走開了。

　　十一點。

　　「爸爸」的人沿街漫步而來。

　　阿弗納朝貨車上史蒂夫旁邊的羅伯特看去，看他是否也看到了這個人。羅伯特點點頭。阿弗納把引擎發動起來，他知道史蒂夫也會這樣做。

　　布迪亞打開車門，上車，然後砰地把門關上。他幾乎連發動引擎的時間都沒有。阿弗納甚至覺得他連把鑰匙插進點火裝置的時間都沒有，但他應該有這個時間，因為車子開始移動了。

　　「雷諾」的門被炸開。車頂也扭曲變形。在影響範圍較小、又要致人於死地這個意義上說，這顆炸彈是到目前為止羅伯特做得最好的。既沒有傷害離車只有十英尺的人，也沒有讓車裡的人有生還的可能。

　　爆炸的聲音很大。幾秒鐘之間，街上就擠滿了人。據說，在附近辦公室工作的布迪亞的女朋友也聽到了爆炸聲，但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這位四十一歲的阿爾及利亞人眨眼之間就一命嗚呼了。

　　知道他的背景之後──在靠近爆炸地點的「皮埃爾與瑪麗．居里大樓」裡，有左翼學生在化學實驗室裡做實驗──第二天的巴黎報紙猜測，在爆炸中喪生的布迪亞可能是個無辜的受害者。由於車裡看不出來連接電線的痕跡，所有這種說法也是警察最初的論斷。

　　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待到七月的第一個星期才離開。他們跟往常一樣，是一個一個離開的。雖然阿弗納心裡的壓力沒有緩解，但他感到很滿足。即使「謹慎的卡爾」都覺得這次的任務進展順利。在九個月的時間裡，他們已經在九個恐怖組織頭子身上復了仇。現在名單上只剩下三個了。如果他們再幹掉兩個，就跟在慕尼黑被殺害的以色列人相當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無論是阿弗納還是卡爾──包括對這次行動感到非常自豪的羅伯特──都沒有想到，他們暗殺穆罕默德．布迪亞，實際上是為歐洲的恐怖分子高層騰出了一個空間。他們為一個高級位置掃清了道路，為那個聲名狼藉的恐怖分子打開了十年恐怖活動的大門。數週之內，另一個人就代替了這個被殺的阿爾及利亞人，將「東方巴黎人布迪亞突擊隊」重新命名。這個人是個短粗的委內瑞拉人，受洗禮時的名字是里奇．拉米雷．桑切斯。

　　他很快就成為眾所周知的「豺狼卡洛斯」。

　　第十二章　「贖罪日之戰」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下午，阿弗納乘坐環球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法蘭克福飛往紐約。從特拉維夫時間當天下午兩點開始，以色列與敘利亞、埃及再次點燃了戰火。

　　在阿弗納和他的隊員們設法尋找並且暗殺歐洲十一個恐怖頭子的十二個月裡，中東外交和軍事上發生的變化使他們這次的任務，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實際意義。在猶太人的「贖罪日」這個重大節日的當天下午，阿拉伯人準備兵分兩路，對以色列人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南部是埃及的第二軍和第三軍，一共五個師，跨過蘇伊士運河，對被占的西奈發起攻擊。在北部，敘利亞軍隊的五個師，對所謂的「紫線」發起了進攻──「六日戰爭結束時的停火線」──從霍蒙山一直延伸到約旦邊界汝庫阿德河與雅姆克河的匯合處。阿拉伯人的這兩面夾攻投入了相當於北約在歐洲的全部常備部隊規模的兵力來攻擊防禦的猶太人部隊。所以，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贖罪日之戰」是以阿拉伯人的勝利告終的話，那幾乎就意味著以色列國家的滅亡──除非幾個大國迅速干預──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在規模上將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這種情況下，阿弗納覺得繼續待在法蘭克福或者日內瓦已沒有多大意義，想把跟蹤薩拉梅或者哈達德博士的線索撿起來，但又發現在情感上無法這樣去做了。因為，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樣，他們對這場戰爭幾乎沒有任何防備──是幾乎，並不是一點防備都沒有。從一九七三年春天他們就從線人那裡得到傳聞，說埃及在集結軍隊，準備進攻。關於這個，他們五月初甚至還在日內瓦給伊弗里姆留了一條信息。阿弗納和卡爾都覺得應該這樣做，儘管嚴格說來，這不是他們的任務。但是，正如「贖罪日之戰」後所清楚表明的那樣，在阿拉伯人備戰的這一年裡，一些比阿弗納的突擊隊重要得多的消息來源定期將情報數據送往耶路撒冷。

　　到十月六日下午，一切已成定局。他們已沒有時間在日內瓦等待指令。形勢迫使他們做出決定。阿弗納被迫這麼做了。「我回部隊去。」他說。「我希望卡爾和漢斯留在歐洲守著這個攤子。史蒂夫和羅伯特去哪裡由你們自己定。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想像得到，唯一有問題的人是漢斯。他覺得卡爾一個人就可以照料這裡的一切了，但阿弗納堅持不讓他一個人留下來。他覺得這樣的話，這次任務就相當於流產了。這不是他們所希望的。阿弗納的說法最終讓漢斯心悅誠服，所以他不必要對他下命令了。為安全起見，史蒂夫和羅伯特決定取道南非回以色列，阿弗納取道紐約。

　　在這種情況下，阿弗納和夥伴們尋找其餘兩個恐怖頭子的事也許就要中斷了，儘管他們一直在緊追慢趕。自從六月份暗殺布迪亞以來，他們一直沒有阿里．哈桑．薩拉梅的消息，而所有的消息都是關於瓦地．哈達德的，說他一直躲在葉門南部的亞丁。可情報並不可靠。

　　六月以後，阿弗納──在他看來，卡爾也是這樣──開始重新思考他們這次的任務，不僅僅是這次任務本身，而是這次任務背後的整個理念。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但阿弗納總是禁不住去想它。他的第六感告訴他其他一些人也在考慮這個問題──除了史蒂夫之外，也許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問題的麻煩之處在於，考慮這樣的問題只會動搖他們的意志。阿弗納已充分意識到這一點，這是危險的，非常危險。凡是有疑慮的人是絕不會去執行這項任務的。

　　然而，要想沒有疑慮越來越難。它已不是一個同情的問題──至少，不是「同情」這個詞通常的意義。阿弗納不同情恐怖頭子，他相信卡爾和其他人也是一樣。拿他自己來說，儘管他不喜歡殺人，但是，要是讓他把這些恐怖分子一個一個地再殺一遍，他願意。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他有一種更為強烈的徒勞無益的感覺。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暗殺這些敢死隊的頭頭們本來純粹是為了報仇。一顆炸彈為約瑟夫．古特弗洛德報仇，另一顆炸彈為莫什．溫伯格報仇，一打子彈為漢納．瑪隆失去的一條腿報仇。正如戈爾達．梅爾在議會裡說的那樣，雖然政府不能向以色列人民保證將恐怖活動全部消滅，但他們保證，要剁掉傷害過他們的人的一隻手。他們要讓那些殺害猶太男人、猶太女人和猶太孩子的人付出高昂的代價──這是一千多年來首次提出的。阿弗納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如果說有什麼的話，他為自己能成為一把剁掉敵人的手的利劍而自豪。

　　但是，除了報仇之外，他們這次的任務對世界上針對以色列的恐怖活動會起到一個抑制作用，並不是完全阻止──那是不現實的─但至少可以使其放緩。砍掉伊弗里姆說的那些惡人的腦袋，就像他們現在正在做的那樣，應該會對惡人們產生一些影響。

　　如果伊弗里姆正確的話。

　　但伊弗里姆正確嗎？這確實是個問題──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惡人頭上又長出了新的腦袋，好像砍掉這些腦袋會刺激新腦袋的生長似的。自他們執行這項任務以來，恐怖頭子在馬德里殺害了巴魯克．科亨，還發出了一系列書信炸彈，有些擊中了目標。書信炸彈充斥於曼谷的以色列大使館。三月，他們在賽普勒斯殺害了一名以色列商人。四月，他們在羅馬殺害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名義大利雇員。貝魯特突襲的當天，恐怖分子在幾分鐘之內殺害了以色列駐賽普勒斯大使及其家人。他們還企圖炸毀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幸好被一名空中警官及時阻止。布迪亞死亡三天後，他們在華盛頓特區槍殺了──據「巴勒斯坦之聲」電臺聲稱，這是為布迪亞報仇──以色列軍事專員約瑟夫．阿龍。大約三個星期以後，「人民陣線」和「日本赤軍旅」的一些人聯合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飛往阿姆斯特丹的波音七四七飛機。途中，他們的女頭領企圖用手榴彈自殺。飛機被迫在中東繞了四天之後，在班加西被炸毀。不過，乘客事先被放出來了。八月五日，「阿拉伯國家青年」組織的兩名殺手在雅典襲擊了環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這架飛機從特拉維夫起飛，一落地就遭到襲擊。這次襲擊造成五名乘客死亡，五十五名乘客受傷。一個月以後，五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企圖在羅馬用兩顆蘇聯薩姆七型地對空熱追蹤導彈，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噴射客機打下來。就在一個星期前，九月二十八日，兩名來自賽誇組織（敘利亞支持的恐怖組織）的恐怖分子，在奧地利劫持了一列火車，車上全是俄裔猶太難民，以此作為人質，來逼迫奧地利布魯諾．克萊斯基總理答應關閉為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提供的薰瑙城堡臨時營地。阿弗納認為，這個行動是敘利亞轉移以色列政府注意力的一部分，讓以色列政府注意不到阿拉伯人即將發起的進攻。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成功了。

　　克萊斯基總理的軟弱激怒了戈爾達．梅爾。在戰爭爆發前夕，她不聽部分內閣成員的建議，飛往維也納，企圖讓這位奧地利領袖改變主意，結果無功而返。恐怖分子非常狡猾，把行動地點定在這裡，是因為克萊斯基是個社會主義者，碰巧又是個猶太人。從歷史上看，在所有的歐洲領袖們中，他是在威脅面前最有可能屈服的。

　　這些只是這一年中影響較大的恐怖活動，還有一些較小的或者不太成功的恐怖活動。仔細想一下，很難說突擊隊的行動對恐怖主義威脅產生了什麼影響──不過，阿弗納也得承認，如果那九個恐怖頭子沒有被幹掉的話，這期間會發生什麼也很難說。假定那些阿拉伯人還沒有對他們的工作徹底失望的話──對於阿德萬、納傑爾、布迪亞和哈姆沙里這樣的人，這樣的假設是合理的──他們很可能還會組織一些恐怖活動，如果他們還沒有失去行為能力的話，還會同樣的殘酷無情。

　　伊弗里姆的惡人仍然活著，而且活得好好的。新腦袋一個一個地長出來。有些甚至比被替代者更加窮凶極惡，卡洛斯就是一個例子。

　　阿弗納的理想破滅還有一個原因。一九七三年夏天發生的事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們一直有這樣的懷疑──事實上，他們第一次通報情況後卡爾就問過伊弗里姆──但一直到六月他們才確切地知道這一點。

　　他們不是唯一的突擊隊。

　　一九七三年六月，羅馬的一顆汽車炸彈炸死了兩個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弗納和其他人碰巧接到了托尼的一個問題，讓他們非常迷惑，這樣他們才知道這件事。托尼想知道阿弗納是不是覺得他的服務有什麼問題，因為這次沒有找他們。似乎連托尼──儘管他消息非常靈通──都認為這次暗殺行動是阿弗納的突擊隊幹的。而他們跟這件事一點關係都沒有。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兩個阿拉伯人是被另外一個恐怖組織，即他們的競爭對手幹掉的，但阿弗納和卡爾都對此表示懷疑。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面面相覷。阿弗納聳起肩膀，卡爾皺起眉頭。

　　七月二十一日，一個可怕的消息打消了他們所有的懷疑。那天，在挪威的旅遊勝地利勒哈默爾小鎮上，一個以色列突擊隊槍殺了一個阿拉伯人，他們以為這個阿拉伯人是阿里．哈桑．薩拉梅。突擊隊的幾個成員隨即被挪威警方逮捕了。這本身已經夠糟糕的了，再加上被幹掉的人並不是薩拉梅。這個人是個摩洛哥服務生，名叫阿莫德．布赤基。他在和已有身孕的挪威妻子平靜地散步時，被槍殺了。這個阿拉伯人跟恐怖活動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個無辜的旁觀者。

　　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聽到這個消息時感到非常震驚，原因有三個：首先，殺錯了人，而且被捕了。他們的同事在挪威同時犯了兩個最不該犯的錯誤。不管按什麼標準，這兩個錯誤都是災難性的。阿弗納及其隊員對這兩點尤其忌諱。在訓練中，這兩個錯誤高於一切，絕對不能犯。

　　使他們感到震驚的第二個原因，是利勒哈默爾發生的事情讓他們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要把一件事搞砸是多麼容易。他們讀著報紙上的報導，感覺就跟賽車新手第一次撞車一樣。如果這樣的事情能夠發生在那些人身上──毫無疑問，那些人跟阿弗納及其同伴們一樣，也是訓練有素和經過認真選拔的──那也有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這不是一個在挪威的監獄裡待幾年的問題──相比之下，這不算什麼──而是，用卡爾的話來說，是在十分鐘之內從英雄變成狗熊的問題。這太可怕了。

　　還有第三個原因。

　　就是，還有別的突擊隊。乍看起來，抱怨不該有別的突擊隊沒有任何理由。因為他們對這些恐怖頭子沒有獨占權。也沒有人向他們承諾，只有他們才有暗殺這些人的權利。伊弗里姆顯然沒有這樣說。卡爾問他的時候，他只是說他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這是戰爭，不是遊獵，茲弗．扎米爾將軍的客人都有權利把分配給自己的惡人放進自己的包裡。如果阿弗納還在部隊的話，他一定會和其他部隊並肩作戰，不會反對毗鄰的部隊向同一個目標開火。不僅不反對，相反還會心存感激。

　　但這次行動不一樣，有些特殊。一想到還有別的突擊隊在做同樣的事情，他們就非常擔心。誰知道為什麼？這種擔心無法用語言描述。不管怎麼說，很可能是出了問題。聽了利勒哈默爾發生的事情以後，阿弗納就情不自禁地想，還有多少人被帶進過戈爾達．梅爾的公寓？總理還摟著多少人，要他們記住這個時刻，告訴他們，他們現在已成為猶太人歷史的一部分。還有多少「野客」心裡裝著她的聲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著生命危險滿世界跑，以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呢？而實際上他們跟其他人一樣，只不過是個卒子而已。跟戈蘭高地上那些在坦克裡揮汗如雨的笨蛋一樣。

　　但他們是士兵。士兵操心這樣的事情難道不丟人嗎？沉默片刻之後，漢斯說話了。他的話說出了所有人的心聲。「得了吧，夥計們。記住，我們不是電影明星。」

　　雖然不是電影明星，但……

　　為什麼那些加里西亞人要把同樣的目標給去挪威的突擊隊？難道恐怖分子不夠？還是一定要讓他們去殺薩拉梅？也許他們給每個突擊隊的名單都是一樣的！在特拉維夫，他們可能甚至不知道哪個恐怖頭子是哪個突擊隊幹掉的──這個想法在阿弗納腦海裡一閃而過時，他感到一陣劇痛──有沒有這種可能？伊弗里姆曾經說過：「我看報紙就會知道。」羅馬、巴黎和尼科西亞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別人的功勞，有沒有這種可能？

　　不，不可能。畢竟在貝魯特襲擊之前，他們在日內瓦見過伊弗里姆。當時他們把截止到那時所做的工作都告訴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對他也許沒有關係。問題就在這裡。

　　為什麼要跟伊弗里姆有關係呢？這不是阿弗納自己搞出來的問題嗎？

　　當他想做個好士兵時，難道這些憂慮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時成為他感到「理想破滅」的藉口嗎？事實不就這麼簡單嗎？他頭腦中那些關於徒勞無益的想法，關於沒有什麼意義的想法，關於沒有得到足夠認可的想法，關於一定要分享榮譽的想法，都是為了掩蓋他胸口上的壓力。他之所以找這些理由，是因為他不願意承認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這裡：懦夫總在為自己的怯懦找藉口。難道不是嗎？

　　正是這個想法讓阿弗納感到震驚。然而卻是事實。不管怎麼樣，上戰場是最好的選擇。回到自己的部隊裡，事情就簡單多了。跟其他人一樣，做個士兵，現在國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開的戰場上，用槍面對面地射擊。第一個登上一座小山，第一個把手榴彈扔進敵人的碉堡裡。戰鬥。只有參加戰鬥，才能表明他不害怕。只有參加戰鬥，才能治癒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紐約，人們騷亂不安。他們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戰爭非常殘酷，實際上，成千上萬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國的猶太人以及與猶太人無關的美國人──都準備乘飛機到特拉維夫助一臂之力。這個問題就嚴重了，這些人在戰爭中沒有多大用處──他們的願望是好的──還會占據那些真正能幫得上忙的人的位置。儘管機場的官員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來應付混亂的秩序，但仍然很難。人們還得到消息，埃及軍隊跨過蘇伊士運河，建立了橋頭堡，在幾個地方還成功地滲透進「萊克希肯」──在以色列占領區上的一條沿著運河的南北主幹道──形勢非常危急。

　　阿弗納決定不玩遊戲了，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銳部隊後備役軍官的護照。這樣可以保證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上有一個座位，同時，如果以後有什麼影響，也便於處理。實際上，他認為不會有什麼影響。跟葛拉出生時回特拉維夫不一樣，這次很顯然是緊急情況，不會因為沒有得到明確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責備。自己的國家是那麼小，用現代戰爭的術語來說，勝利與失敗之間的距離是那麼小，所以，不言而喻，每個以色列人在戰爭時代都應該這樣做。即使以後因為回去而受到譴責，阿弗納也指望會因為這一點而得到原諒。

　　他甚至連機場都沒有出，只給肖莎娜打了一個電話，讓她來機場見他。她帶著十個月大的葛拉來到機場。葛拉看起來不僅像個人，而且像個小女孩了。阿弗納第一次對她有了一點感覺，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這是他的女兒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並讓她給特拉維夫的一個朋友打個電話──以色列的電話幾乎打不通──讓他開車去機場接他。他所在部隊的總部就在海法的南邊，離他要降落的洛德機場開車只要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跟許多以色列人一樣，阿弗納打算開著私家車奔赴戰場。

　　巧的是，正是開車上戰場這個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煩。飛機飛行順利，在洛德機場降落時，他的朋友正帶著車等他。阿弗納和朋友相互擁抱之後，接過鑰匙，把手提箱朝後座上一摜，幾分鐘以後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還沒開到一英里，一個穿著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揮舞著旗子把他攔了下來。

　　「怎麼了？」阿弗納迷惑不解地問道。他沒有超速啊。

　　「你難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那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問道。

　　阿弗納一時搞不清楚她在說什麼。他終於想起來了。當然！急著給阿弗納送車，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於以色列汽油短缺，結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費解的做法。貼著某個標籤的汽車只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個星期天，阿弗納那輛車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戰爭時期的以色列，這是嚴重犯罪。申辯也沒有用。那個女警察立即把他帶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後面、滿身散發著光輝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加里西亞人，白色的小鬍子修剪得整整齊齊。阿弗納極力為自己辯解。他說他一直在國外，是個預備役軍官，正朝自己的部隊趕，去參加戰鬥。他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感到抱歉，因為一直在國外，沒有想起來等等。請現在就放他走，行嗎？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隊去吧。」他說。「但有個條件，交了罰款才能走。」他確定了一個數目：兩百以色列鎊，不多。但阿弗納身上根本就沒有以色列幣。

　　「能不能過一段時間再交？」他問道。

　　那個加里西亞人看著他。

　　「過一段時間？」他問道。「你一定是瘋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戰場上被打死了，誰給你交罰款？」

　　阿弗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哦，他想，回家真好。

　　對阿拉伯世界的愛國者們來說，以色列的災難日就是他們的歡慶日。以色列建國二十五年來，阿拉伯人幾乎沒有打贏過一場戰鬥，更別說戰爭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埃及軍隊成功跨過蘇伊士運河，他們歡慶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還是失去的榮耀，甚至大丈夫氣概的回歸。不僅僅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比喻，而且是一種深深的真實的情感。比如，在「贖罪日之戰」結束一年以後發表的一首詩中，敘利亞遊唱詩人尼扎爾．卡巴尼描寫了得知阿拉伯勇士們跨越運河後做愛的情景：

　　　　你注意到了嗎

　　　　我是怎樣溢滿了我所有的河岸

　　　　我是怎樣像河水一樣將你覆蓋

　　　　你注意到了嗎我是怎樣縱情於你

　　　　彷彿我是第一次見到你一樣。

　　　　你注意到了嗎我們是怎樣融合在一起

　　　　我們怎樣氣喘吁吁汗流浹背

　　　　我們怎樣變成灰燼而後蘇醒

　　　　彷彿我們是第一次做愛。

　　詩歌，作為一種表達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的手段和指南，在二十世紀阿拉伯文化中的地位要比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重要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對蔓延在阿拉伯世界的好戰的民族主義起著驚人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雖然尼扎爾．卡巴尼新近找到的這股力量是短命的──到十月十四日以色列軍隊就截住了，到十六日他們在西奈開始對埃及軍隊發起反攻──但他的詩歌中所蘊涵的情感並沒有因為阿里埃勒．夏隆少將那個師再次跨過蘇伊士運河而受到影響。以色列的利劍將連接埃及第二軍和第三軍的那張軟軟的薄紙斬斷，從而也就把進攻的力量分成了兩半，但阿拉伯人奮力抵抗的精神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這種屢敗屢戰、愈戰愈勇的精神在以色列得到廣泛認同。比如，在「贖罪日之戰」開始幾天的災難性的日子裡，人們曾普遍猜測，美國人不會給他們施加停火的壓力。國務卿亨利．季辛吉認為，阿拉伯人需要在軍事上贏得一場徹底的勝利，讓他們恢復自尊，這樣他們才能以一種更加平和的心情回到談判桌上來。

　　阿拉伯人的這種感受很奇特，是一種巨人歌利亞被弱者大衛打敗的特別屈辱的感覺。弱者在強者手中遭受的苦難人們寫得很多，而一個強者一再被一個弱者打敗之後給其心理上帶來的傷害，人們則很少注意到，雖然人們知道他們也會勃然大怒。這當然能讓他們成為愛國者，用尼扎爾．卡巴尼的話來說，就是：

　　　　從一個充滿愛與嚮往的詩人

　　　　變成一個用匕首來寫作的詩人。

　　還有許多知識分子從呼籲武裝革命到參與到武裝革命中去，托非奇．扎亞德並不在乎啟蒙和人權國家當作他的例子。

　　　　我的朋友們啊在富饒的甘蔗地

　　　　我的朋友們啊在自豪的古巴煉油廠

　　　　從我的村莊我珍愛的家裡

　　　　我向你們送去我的問候：

　　　　我的朋友們啊，是你們讓這個世界充滿了戰鬥的

　　　　芳香

　　　　繼續給帝國主義者們施壓吧

　　　　施壓──雄鷹的翅膀就會

　　　　比颶風更強壯

　　　　帝國主義者們不理解

　　　　謙遜與眼淚的語言

　　　　他們只理解

　　　　人們向戰場上衝去

　　這樣的詩句清楚地表明，許多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末，決意要完成自己的事業。在某些情況下，這樣做也許是由於真正的信念。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只不過是個權宜之計。對他們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他們所謂的解放自己。對大多數敢死隊員們來說，一九六八年他們與惡魔簽訂的一個協定，並不像是一個他們付不起的代價。

　　在這個意義上，「與惡魔的協定」包含的不僅僅是與蘇聯利益的聯盟。在他們從全民抵抗走向國際恐怖的過程中，有些巴勒斯坦人──跟其他許多人一樣，包括像伊爾貢這樣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漸漸相信，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只要認為對建立一個國家有利，任何不加區別的對待非戰鬥人員和平民的野蠻行為都不會遭到人們道義上的異議。正因為如此，敢死隊越過了為自由而戰和恐怖主義這二者之間的界限。所以，動搖他們腳下的道德根基的，並不是他們的事業或者他們最終的目標，而是他們使用的方法──無論他們為自己的鬥爭做了多少宣傳。

　　「贖罪日之戰」的結局使這場鬥爭更為複雜。雖然以色列最終又一次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它也第一次表明，猶太人的這個國家並不是難以征服的。對此，以色列人的敵人比他們自己更為吃驚。不管怎麼樣，它使業已存在的主張「武裝革命」的兩大派別之間的分歧加深。一派為「法塔赫」，另一派以喬治．哈巴希的「人民陣線」為代表。

　　雖然兩派都認為以色列國的消滅是革命的最終目標──同時，在整個中東實行某種形式的阿拉伯式的社會主義──在諸如重點、策略和優先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問題上，兩派從來都沒有一致過。哈巴希博士首先是一個好戰分子，其次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在他看來，巴勒斯坦的鬥爭只是一場更大的泛阿拉伯的統治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而「法塔赫」的第一要務是「解放巴勒斯坦」，然後是「人的解放」，意思是實行某種形式的阿拉伯社會主義。

　　兩個人都信奉暴力，甚至信奉恐怖分子的暴力，但是阿拉法特偏向於將游擊行動「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的敢死隊只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領區上進行武力襲擊──而哈巴希博士支持全世界範圍內的恐怖襲擊，這種襲擊通常與其他恐怖組織聯合。正因為如此，「法塔赫」中一小撮玩弄「骯髒伎倆」的國際恐怖分子，即「黑色九月」組織，一直沒有得到正式承認──雖然它的存在從來都不是一個祕密。

　　在某種程度上，這還不僅僅是一個正面形象的問題。「贖罪日之戰」以後，在日內瓦的會議桌上，談判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小了。因為以色列不可能把自己談得不存在。如果巴解組織希望參加談判的話，它的立場就必須溫和。要是從策略上考慮的話，巴解組織應該克制自己，不應要求它無條件滅亡。

　　哈巴希博士及其「人民陣線」反對這個提議。對他們而言，猶太復國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沒有權利存在。因此，在一些抵制國家，如敘利亞、伊拉克、南葉門和利比亞的支持下，「反對陣線」誕生了。巴解組織內部的許多小派別自己選擇，是站在「法塔赫」一邊還是「反對陣線」一邊。

　　就以色列來說，它對阿拉法特的看法很矛盾。從官方來說，巴解組織不承認以色列，以色列也不承認巴解組織，即使它穿著溫和的外衣。但有些以色列人相信，有阿拉法特這樣的巴勒斯坦領袖，也許有可能協商解決。另外一些人則相信，「法塔赫」的領袖跟最直言不諱的恐怖組織頭子一樣不「溫和」。雖然阿弗納及其同伴們很少談論政治，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之間還是有分歧的。史蒂夫、羅伯特和漢斯不看好阿拉法特，但是卡爾沒有這麼悲觀。阿弗納呢，處於兩者之間。但他相信一點，「黑色九月」組織的戰略家薩拉梅必須被殺掉。

　　在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中，以「阿布．哈桑」聞名的薩拉梅非常有錢，上過索爾邦大學。人們是這樣描述他的：風流倜儻，女人們無法抗拒。他是巴勒斯坦的一個上流人物，其父舍克．薩拉梅在以色列誕生之前是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中一名活躍的鬥士。在阿里．哈桑出生之前，薩拉梅是襲擊巴勒斯坦境內猶太定居點的指揮者，最後於一九四八年被猶太自衛隊哈迦納的一顆炸彈炸死。

　　有其父必有其子，薩拉梅自然也參加了「武裝革命」。但是由於他的社會背景，在巴勒斯坦運動中，他跟其他恐怖組織頭子有不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願意跟其他人合作來進一步推動巴勒斯坦的事業。薩拉梅願與極右的人合作，比如瑞士新納粹黨的創始人弗朗西斯．阿諾德，據說後者為歐洲的巴勒斯坦人掌管財務，就像他在戰爭期間為納粹分子掌管財務一樣。

　　由於某些原因，「搞掉」薩拉梅的想法一直困擾著阿弗納及其同伴們，它比暗殺任何一個恐怖頭子都使他們感到困擾。不僅因為他是名單上的第一號，還因為他普遍被以色列人看作是在慕尼黑殺害以色列運動員的負責人。雖然沒有人確知在奧運村襲擊以色列運動員的主意是薩拉梅出的，但「摩薩德」認為他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是策劃人和協調人。正因為如此，他就成了恐怖組織頭子的象徵或代號。反恐戰鬥跟恐怖活動一樣，跟幹掉一個目標的象徵意義比起來，軍事上的意義常常居於第二位。在某種程度上，暗殺薩拉梅就相當於繳獲敵人的旗幟。

　　正是因為這種困擾，「摩薩德」在利勒哈默爾失敗了。這次行動看起來非常外行，參與的特工異常之多。這些特工突然出現在一個偏遠的小鎮上，這個小鎮也是一個旅遊勝地。在那裡，陌生人非常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這裡既沒有地方躲，也沒有地方跑，只有兩條長長的高速公路，而且還容易控制。即使在襲擊目標時沒有出錯，但事後也容易被抓住。而且，這次行動中後來讓局外人瞠目結舌的某些方面──比如為了節約一天的租金，兩個特工在奧斯陸歸還一輛租來的汽車時被捕──還不那麼使阿弗納感到意外（因為他非常熟悉所有加里西亞人的祖先是怎樣審計「摩薩德」內部的費用的）。使他感到意外的是，這次行動未經提出來討論就不顧一切後果地實施。這只能解釋為──如果不說辯解的話──「摩薩德」一直被那個一心想除掉這個人的想法困擾著。因為對以色列人來說，他已經成為國際恐怖活動的化身。

　　儘管阿弗納也被這個想法困擾著，但他下決心絕不要讓他和他的同伴們這樣不顧一切。他們不能犯類似的錯誤。

　　事實證明，他們幾乎沒有閃失。

　　第十三章　阿里．哈桑．薩拉梅

　　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摩薩德」──很顯然有更為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才發現阿弗納、史蒂夫和羅伯特未經同意就回到了以色列。跟從國外回到以色列的其他軍官們一樣，他們一到就加入到自己的部隊裡。他們的指揮官也搞不清楚他們離開部隊之後一直在幹什麼，在戰爭期間，也不可能去調查。在阿弗納的部隊裡，當他抵達基地的時候，連廚師都被派到戰場上去了。部隊立即給他分配了任務，先後在北線抗擊敘利亞人和在西奈抗擊埃及人的「第三軍」。他又一次毫髮未傷，幸運逃生，史蒂夫和羅伯特也毫髮未損。

　　直到戰鬥快結束時，電腦才捕捉到他們的行蹤。在北方，霍蒙山已經失而復得，在南方，夏隆將軍率領的那個師已經把埃及人團團圍住。在南部蘇伊士運河的西岸，坐在吉普車裡的一位軍官抓住阿弗納，把他推進一架直升機裡，命令他到特拉維夫「摩薩德」總部匯報。

　　在去總部的路上，阿弗納心想史蒂夫和羅伯特是否已經在那裡等他們了，結果沒有。等待他的是伊弗里姆。

　　「你們這些傢伙都瘋了嗎？」當阿弗納被帶進他的辦公室時，他這樣說。「你們以為自己是英雄，沒有你們我們就打不贏嗎？我應該把你們所有人都送上軍事法庭！」儘管伊弗里姆嘴上這樣說，阿弗納還是能從他的語調中聽得出來，不會有什麼真正的影響。這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希望你們今天就離開以色列。」伊弗里姆繼續說。「回歐洲去，做完你們該做的事情。如果我們需要你們回來，我們會給你們打電話的。除非有命令，我希望你們誰都不要再在以色列出現。我說清楚了嗎？」

　　雖然阿弗納覺得伊弗里姆完全有權利用這種語調跟他說話，但他聲音中的某些東西還是讓他覺得受了委屈。他們之所以回來，是因為國家正處於極度危險之中，就像其他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和猶太人一樣。正是這個原因，他們才違反軍事程序。違反程序也是事實。但是見鬼！自己每次為了以色列連命都不顧時，每次盡職盡責做點事情時，總是會有一些加里西亞人讓他有一種受挫之感，發脾氣罵他，或者罰他的款，就像他到達特拉維夫的當晚那個地方法官那樣。還有完沒完？

　　有一件事阿弗納不能做，那就是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有這種感覺，他就保持緘默。

　　「我告訴你，」他對伊弗里姆說。「我不是在給你們這些傢伙工作。記得嗎？別命令我做什麼！」

　　他的爆發使伊弗里姆笑了起來。「噢，在我還沒有向你扔東西之前，」他說。「從這裡滾出去。滾……哦，等一等。你提醒我了，我想讓你把這個簽了。」

　　阿弗納拿起那張長長的列印得密密麻麻的紙。「這是什麼？」他問道。

　　「讀一下。」伊弗里姆說。「你認得字，是不是？」

　　阿弗納看著那張紙，一時還不想去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從伊弗里姆桌上拿起一支筆，簽了。也許又是一份牙科保健計劃之類的東西。

　　在特拉維夫，阿弗納在去機場之前去看了一下他的父母，首先是他的母親，然後是父親。兩次感覺都非常不好。

　　跟往常一樣，他的母親敷衍了一兩句關心的話──感謝上帝，你還好好的──之後，話題立即轉向了以色列和這個世界的背信棄義，竟然允許戰爭發生。阿弗納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命運跟以色列的命運比起來，母親對後者的擔憂要多得多。自己在戰爭中遭受的痛苦和這個國家遭受的苦難比起來，後者對她的影響也深得多。她憂慮的是以色列這個以色列那個──她也總是不斷地表達這個願望，即再過一兩年等阿弗納的小弟弟貝爾到參軍的年齡時，國家就和平了。

　　阿弗納想，也許這個想法不當，母親總是操心貝爾是否平安，似乎不在乎他也許會在戰場上犧牲。無論是阿弗納的什麼事情，她似乎都不感興趣。他也不能把自己在歐洲幹的事情告訴她──她心裡一定在猜測，他在「為政府做什麼事情」──但她卻問都沒問，他有些痛心。甚至連泛泛的詢問都沒有，沒有問過葛拉，也沒問過肖莎娜，只關心貝爾和以色列。在阿弗納看來，自從母親把他送到集體農場以來，一切都沒有改變。

　　去看父親的時候，感覺也很糟糕，只是原因不同而已。

　　父親變得更老了，更加多病了，更加脆弱了。而同時他們兩個人之間又是那麼相似──不是外表上的相似，而是他們思想和情感上的相似──阿弗納看著他的父親，就像看著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中，他能看見自己二三十年之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這是不可思議的。父親一定也有這種感覺，因為他一再重複：「等著吧，再過幾年，你也許也會坐在這裡，等他們給你打電話。他們要把你榨乾。很久之前他們就把紅寶石鎖起來了，而你還在等著。但你只有到那個時候才會明白。你別信我的話，你自己看吧。」問題是，阿弗納開始相信他父親的話了。

　　他迫不及待地到了機場，連史蒂夫和羅伯特追上他的機會都沒給，就飛回了歐洲。

　　十一月份過去了，十二月份過去了，什麼也沒發生。雖然什麼也沒發生，但這段時間的活動卻不少。實際上，正如卡爾所說，他們從來沒有這麼事倍功半的。幾乎每天他們都會得到關於一兩個目標的新的傳聞。尤其是薩拉梅，總是在報告說他首先會在巴黎出現，然後會在西班牙和斯堪地納維亞出現。

　　關於二號目標阿布．達烏德的傳聞也很多。他是唯一一個從那年一月到九月完全消失的目標。阿布．達烏德因綁架胡笙國王的內閣成員未遂，在約旦監獄裡關了七個月。他是二月十三日在約旦被捕的，被捕之後在電視上首次公開承認「法塔赫」和「黑色九月」之間的關係（沒有「摩薩德」的特別消息）。兩天後，他跟「黑色九月」的共犯們一起被判處死刑。但是，胡笙國王給他們減了刑。一九七三年九月，在贖罪日入侵西奈和戈蘭高地之前不到三個星期，阿布．達烏德（跟幾年來國王的軍隊抓獲的差不多一千名敢死隊員一起）從約旦監禁中釋放出來。自那時開始，如果線人的消息可靠的話，他在歐洲國家的每個首都都出現過。

　　沒有得到薩拉梅的準確線索，突擊隊員們開始不安了。阿弗納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仍然好好的，行動仍然迅速高效。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都有些力不從心了。自他們執行這項任務以來，已經一年有餘，也付出了應付的代價。阿弗納跟自己的部隊一起戰鬥是個安慰，這也正是阿弗納一直希望的。但是現在，胸口上的緊張感又回來了。

　　比以前更加緊張。

　　至於其他人，不管他們承認與否，阿弗納都不懷疑他們的壓力。漢斯花在古董家具生意上的時間越來越多。史蒂夫有一次說得相當尖刻，這也許是他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留在法蘭克福的主要原因。他甚至開始獲利了。羅伯特把自己關在臥室裡精心製作一個玩具。幾個星期以來，他只要一有空，就把時間花在這個玩具上。阿弗納曾看過一眼，好像全都是用牙籤做的一個弗雷斯大轉輪。

　　在這些人當中，卡爾看起來是最為怪異的。他並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情，只是坐在床上看書，嘴裡叼著空菸斗。他習慣這樣。但是近來他時不時地抬起頭來，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有一次他轉向阿弗納，說：

　　「你相信靈魂輪迴嗎？」

　　「什麼？」阿弗納詫異地回答道。

　　卡爾沒有重複這個問題。他搖了搖頭，又埋頭讀書。阿弗納之所以記得這一次，主要是因為正好輪到卡爾做晚飯了──他的好心沒有得到好報。這是一件在最有利的情況下的損傷性事件。雖然卡爾多才多藝，但烹飪術並不在他的才藝之列。由於阿弗納扮演著「頑童母親」的角色，總是操心每個人吃飽沒有，吃的東西是不是衛生，所以常常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況下自告奮勇地替別人做飯。但是突擊隊中的這位哲學家不讓他做。「輪到我了，就該我做。」他說。「我的砂鍋燉雞肉不好吃嗎？」

　　這位全神貫注於靈魂輪迴的卡爾這次出了問題。他沒有注意到自己連爐子都沒有打開，就把砂鍋燉雞肉端上了桌。

　　※※※

　　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突擊隊終於得到可靠情報。情報來自「爸爸」，是關於阿里．哈桑．薩拉梅和阿布．達烏德的。據說，他們兩個人要在靠近列支敦斯登邊境的瑞士小鎮薩甘斯見面。在一座天主教堂裡。

　　「他媽的，」卡爾看著地圖說。「一個小鎮，只有阿爾卑斯山上的三條山路，又是冬天。利勒哈默爾的一幕又要重演了，可能更糟。」

　　「不一定，」阿弗納說。「由於這是一座邊境小鎮，所以突襲之後，所有的人都以為我們會進入列支敦斯登，然後直接進入奧地利。他們在菲爾德可能還有一個接待委員會。但是我們可以開車回到蘇黎世。而且，我們可以在車上放些滑雪橇，直接滑到聖莫里茲，或者達沃斯。達沃斯更近。和那些滑雪的人混在一起。我們現在就在達沃斯給五個德國商人訂了房間。」

　　「還是只有三條路。」卡爾搖著頭回答道。

　　事實上，還不到三條路。第二天，阿弗納和卡爾開著車在薩甘斯轉了一圈──只有他們兩個人，他們仍然記得利勒哈默爾的教訓，不希望那麼多人同時出現在那座瑞士小鎮上──路易斯又送來了情報。稍微有點變化。兩個恐怖頭子將在瑞士小鎮旁的一座教堂裡見面，但不是薩甘斯。他們將在阿爾卑斯山瓦倫湖另一邊的一座小鎮附近見面，與薩甘斯比起來，這裡離蘇黎世近幾英里。從人口上來說，這座小鎮要比薩甘斯稍大一點，但更為偏僻。這座小鎮名叫格拉如斯，只有一條高速公路──A十七號高速公路──從這裡經過。向北，通向蘇黎世，向南，向西，經過阿爾特多夫，繞過雄偉的琉森湖，到達盧塞恩市。

　　格拉如斯位於瑞士中部，北緯四十七度，東經九度。這裡既有落葉闊葉樹，也有針葉常綠樹。年降水量四十至六十英寸。這就意味著一月份多雪。

　　據說薩拉梅和達烏德一月十二號星期六要在教堂裡見面。十一號星期五那天，阿弗納、史蒂夫和漢斯開著兩部車，偵察了這座小鎮。羅伯特和卡爾留在蘇黎世的安全屋裡。

　　偏巧這個時候，羅伯特病倒了，腹瀉不止，無論吃什麼東西在肚子裡都留不住。他病得很厲害。如果到星期六還沒有好轉的話，阿弗納就考慮讓他留下來。不過，羅伯特不同意。最後，他們採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以前都是史蒂夫開車，這次由羅伯特來開逃離現場的車子。史蒂夫和漢斯跟阿弗納一起實施襲擊。這種安排並不理想，史蒂夫的車開得比羅伯特好，而且這個地方的路特別凶險。但在這種情況下，這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星期五那天，天氣雖晴朗，卻非常寒冷。教堂位於小鎮的邊緣，正門前面是一個廣場，廣場中間有一個小噴泉。教堂後面是一塊墓地。從廣場上只走幾步就到了那扇寬大的雙層門前，在一扇門翼上有一個小門。這個小門跟大門不一樣，好像從來都不鎖。在教堂裡面，狹長的中殿一直通向聖壇。阿弗納對教堂──包括對猶太教會堂──無論它是作為一個建築物，還是作為一個敬神的地方，都一無所知。這是他第一次涉足一座教堂。從彩色玻璃畫窗上折射進來的光亮使他很好奇。

　　入口的右邊有一扇門，進門經過中殿之後，是一個相當大的房間，好像是個綜合圖書館和接待場所。房間中間有一張大木桌，木桌上全是書籍和宗教宣傳小冊子。牆邊排列著更多的書籍。在後面的那面牆上有一扇門。門裡面是一個樓梯。向上，通向樓座和管風琴所在的地方，向下，通向教堂地下室的各個房間。

　　漢斯認為，這裡是他們唯一可以見面的地方。教堂後面的聖器收藏室不適合見面，牧師們的住宅似乎也不與主樓相連，只是一些小屋。神父們不是住在附近的房子裡，就是住在地下室的房間裡。由於這個原因，漢斯認為去樓梯底端的所有房間裡查看是不安全的。他們第二天用幾秒鐘就可以衝進去。進去、出來都沒問題。一個突然襲擊，恐怖頭子就落網了。只要一個人守在樓梯頂端，他們就無處可逃。

　　事後回想起來，這個方案也許還設計得不夠細。但無疑是非常大膽的，出乎恐怖分子意料。而且，時間也緊迫。他們追了薩拉梅一年多──誰知道下一次機會還要等多久？

　　晚上在小鎮上過夜是不可能的。這裡雖然有幾家旅社式的酒店，但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了。前一天晚上訂五個人的房間、殺人之後當天就離開是最容易招徠別人的注意的。也許還訂不到五個房間。這裡離蘇黎世只有四十五英里，離盧塞恩的距離是離蘇黎世的兩倍，從盧塞恩到蘇黎世有四十英里。但是阿弗納還是決定走一走這條路線，作為他們在教堂裡完事之後逃跑的一種選擇。突襲之後，他們也許有必要兵分兩路，一輛車開往盧塞恩，另一輛車開往蘇黎世。晚上，阿弗納給路易斯打了一個電話，要他在盧塞恩再訂一間安全屋，以防萬一。

　　第二天是十二號星期六，天氣溫和了一點，天空陰沉，偶爾有小雪。通向蘇黎世的高速公路上光光的，而通向格拉如斯的公路上卻有成片成片的積雪。

　　阿弗納、史蒂夫、羅伯特和漢斯開著一輛車，卡爾開著另一輛車跟在後面。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把貝瑞塔。這些貝瑞塔手槍是阿弗納從安德雷斯的那個瑞士商人連茲林格那裡買來的第一批武器。當時，阿弗納把這些武器和護照一起留在了瑞士。漢斯建議，現在最好使用這些武器。

　　阿弗納和史蒂夫還決定每個人帶一顆煙幕彈。小小的濾毒罐──可以在市場上買到──正好放進短大衣的口袋裡，雖然並不是很舒服。但是，正如卡爾和阿弗納所認為的那樣，在地下室裡搞襲擊對他們最有利。恐怖分子不可能跳窗而逃，而如果他們選擇待在房間裡，那在三十秒之內他們又無法防禦。不過，他們也許不會待在裡面，而會從門裡魚貫而出。這樣就能輕而易舉地發現目標。從樓梯上倉促撤退時，煙幕彈是最好的掩護，比其他什麼東西都好。它跟手榴彈不一樣，不會發出聲音，不會驚動任何人。被別人發現時，突擊隊已經在去盧塞恩的半路上了。

　　也許吧。「倫敦的勞埃德保險公司也絕不能保證這一點。」這是羅伯特聽了這個突襲方案之後的評價。

　　阿弗納也在猶豫，但是無論是他還是卡爾都想不出比在教堂裡突襲更好的方案。薩拉梅和阿布．達烏德不會帶著一個軍的人到一座瑞士小鎮來進行祕密約會。至多，他們會帶兩三個貼身保鏢。在一棟樓裡錯抓四五個人是一回事，而在路上伏擊他們則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要在路上伏擊的話，那阿弗納和他的四個人必須兵分兩路，形成兩個路障，堵住從格拉如斯來的兩條路的出口。這樣的話，只需一半的力量就夠了，而另一半則沒用了。在路上實施暗殺行動之後，他們必須開著到那時已是傷痕累累的汽車逃離。如果這樣，不到十分鐘就被偵察出來了。通往格拉如斯的路上車一點都不少。而且，如果薩拉梅決定在鎮上過夜，那他們怎麼辦？在高速公路上等著，直到凍成冰塊？

　　不，還是教堂的那個方案好。

　　在教堂裡搞襲擊，無論成功與否──很可能，雖然不一定靠得住──都沒有人會向瑞士當局舉報。多少年來，左翼和右翼的極端主義者都一直在謀求牧師們的支持，給他們提供住宿，支持他們「良心上的掙扎」。但這些都是在教堂高層人員不知情、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高層人員有時候也參與其中，但這種支持很多時候來自於個別牧師。這些牧師在思想上和良心上受到某些恐怖分子事業的影響。由於某種模糊的心理原因，少數神職人員非常容易受到民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的影響。如果薩拉梅利用這樣一個變節的牧師的教堂，那麼這個牧師就會有種種理由隱瞞教堂裡發生的一切。如果襲擊不成功，恐怖組織頭子們自己也不希望瑞士警方知道，至少在他們安全撤出瑞士之前不會讓他們知道。

　　他們把車開到教堂前面，把車停在廣場的兩邊時，天已經黑了。阿弗納、史蒂夫和漢斯從車裡出來，羅伯特俐落地坐到駕駛座上。他沒有熄火，離他一百碼遠的卡爾的車子也沒有熄火。

　　漢斯隻身進入教堂。阿弗納和史蒂夫留在外面，像個普通遊客似的，趁著最後一點光線照幾張快照。按照掛在大門上的儀式安排，最後一批做禮拜的人很快就要出來了。

　　不過，那個小門是不會鎖的。到那時，教堂裡除了恐怖分子之外就沒其他人了。

　　大概是這樣吧。

　　直到目前為止，他們的時間掌握得很精確。不到二十分鐘，做禮拜的人和遊客們──總共不到三十個人──混在一起出來了。漢斯走在最後面。他是最後一個離開教堂的。他向那個正在鎖大門的服務員愉快地點點頭，然後緩緩地向阿弗納和史蒂夫走去。

　　「看見兩個阿拉伯人，」他簡潔地說。「都很年輕，穿著黑色的羊毛衫，也許是貼身保鏢。我沒看見他們帶武器。他們走過走廊，進了右邊那間屋子。其中一個人拿著一個盤子，盤子上蓋著一塊白布。」

　　「你肯定他們是阿拉伯人？」雖然在這樣的問題上漢斯不可能出錯，但阿弗納還是問了一句。

　　漢斯聳聳肩。「他們說阿拉伯語，」他說。「聲音很大，好像這個地方是他們的。」

　　「我們走吧。」阿弗納把相機從車窗裡遞給羅伯特。

　　他腳步輕快地走了幾步，來到教堂門前。史蒂夫緊跟其後。漢斯悠閒地跟在後面。按照計劃，襲擊由阿弗納和史蒂夫實施，漢斯守在大門裡面不讓別人進來，並掩護撤離。除非萬不得已，他不能使用貝瑞塔。

　　教堂裡幾乎全黑了。要想不聲不響地走在有回聲的石地板上非常困難。阿弗納甚至沒想過要不聲不響地走。離右邊中廳的那扇門只有十步之遙了。阿弗納和史蒂夫四秒鐘不到就走完了這段距離，兩個人都把槍拔了出來，把滑套向後拉開。等阿弗納踢開那扇門時，他們的槍已處於開火狀態了。

　　屋裡的阿拉伯人抬起頭來。

　　屋裡有三個人，而不是兩個人。他們正坐在那張大桌子旁吃東西。漢斯看到的那個盤子也在桌子上。桌子上還有幾杯牛奶、奶酪、硬麵包和水果。

　　那些書籍和宗教宣傳小冊子被推到了一邊。桌子上還有一件東西，一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動步槍。

　　在離門最近的那個阿拉伯人面前的桌子上，一支手槍的槍托從白色的桌布下面伸出來。這是一支托加列夫手槍，千真萬確。在彈倉的末端有一個像紙夾那樣的小鉤子。也許是一支九毫米的托加機普特。這種槍在阿拉伯國家很流行。由於阿弗納的目光一直在那支槍上，接下來他看見一隻手向那支槍伸去。那個年輕的阿拉伯人要去拿槍。

　　史蒂夫也一定看到了，因為他已經開火了。兩槍，接著又是兩槍。阿弗納的槍一直對著桌子對面的另外一個年輕人，隨即也開火了。他搞不清扣動扳機的那一瞬間那個人在幹什麼，他的注意力一直在史蒂夫那個要去拿槍的目標上。但是這種對抗發展下去，他不可能不開火。第二個阿拉伯人在他右邊一點。如果他也去拿武器的話，等阿弗納轉過頭來時就晚了。這樣風險就太大了。這種反應是本能的。阿弗納打了兩槍之後，第二個阿拉伯人耷拉下來，從桌椅之間滑了下去。

　　如果時間稍微充裕一點的話，第三個阿拉伯人也許就不必殺了。

　　這個年輕人的位置離卡拉什尼可夫自動步槍最近，阿弗納破門而入的那一瞬間，他就跳了起來。但接著他就把雙手舉過了頭頂。阿弗納和史蒂夫都看見了他這個動作。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立即把注意力轉向另外兩個人的原因。

　　但是，當第三個阿拉伯人看見他的同伴被殺時，他一定認為自己無論做什麼也是死路一條。這是一種可能性。第二種可能性是他感到困惑了。第三種可能性是他被激怒了。他甚至可能會想，阿弗納和史蒂夫速射之後沒有子彈了。不管什麼原因，他突然把手放下來，向那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動步槍撲去。

　　阿弗納和史蒂夫兩個人都朝他開火了。連續打了兩槍。他一直是站著的，可是四顆子彈集中打在他的腹部。他彎了下去，在地板上蠕動著。另外兩個人已經悄無聲息了。此時離阿弗納和史蒂夫進入這間屋子也許只有幾秒鐘。

　　他們殺死了或者說重創了不在名單上的三個人。

　　雖然這個想法確實在他腦海裡閃現過，但是現在沒時間考慮了。他砰地給貝瑞塔上了一個新彈夾，示意史蒂夫掩護他，試著推了一下那扇通向樓梯的門。門是開的。他向樓座的方向看了一眼，沒有人。他沿著通向地下室的樓梯向下跑。史蒂夫仍然在樓梯的頂端掩護阿弗納，也時不時地瞟一眼屋子裡那三具阿拉伯人的屍體。雖然他們每個人至少吃了兩槍，但還是無法斷定他們是不是永遠失去了行動能力。

　　阿弗納踢了一腳樓梯底端的那扇門。他以為鎖了，結果沒有。甚至連關都沒有關好。隨著門的突然打開，他做好了看見薩拉梅的臉，也許還有阿布．達烏德的臉的準備。這兩張臉他已經記得很牢了。裡面也許是空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就會繼續沿著過道向前跑。過道上還有兩扇門。然而他不希望看到的人卻被他看到了。

　　三個牧師。

　　三個普通的牧師坐在桌子旁，戴著狗脖套。牧師們看著阿弗納破門而入，手裡拿著槍，都驚駭不已。這些牧師不是薩拉梅或阿布．達烏德喬裝打扮的。他們是三個真正的瑞士牧師，兩個較為年輕，一個年紀較大。年紀較大的這一位，臉色紅潤，滿頭白髮。他們都盯著他，以為他是個瘋子。

　　阿弗納確信，三個受驚的牧師一定聽到了頭頂的槍聲和人體倒下來的聲音。

　　當然，恐怖頭子們可能在走廊上的另外兩問屋子裡。有這個可能。但他在搜查另外兩間屋子之前，必須先把這三個人處理掉。

　　開槍殺死他們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他應該叫史蒂夫下來看著他們嗎？不行。那就意味著牧師們也會看見他。阿弗納被他們看見已經夠糟糕的了。同時這樣做也意味著又要把百分之五十的攻擊力量分出去。後來，阿弗納想起來他當時那一瞬間的想法恰好就是這些軍事術語。必須做出一個決定。阿弗納不能隻身追擊兩個恐怖頭子了。因為史蒂夫守著三個戰俘，失去了行動能力，漢斯站在教堂門口，毫無助益。如果牧師們決定把他推開，從門裡往外走，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呢？他一個人阻止不了他們。史蒂夫不用槍就阻止不了他們。然而槍是無論如何不能用的。「以色列特工在教堂裡把牧師殺了」──這件事在一分鐘之內給這個國家造成的傷害，比恐怖頭子們在五年之內造成的傷害還要多。

　　阿弗納一邊開始向後撤，一邊用槍管威脅地畫著圈。

　　他只好命令中止這次任務。

　　他看見牧師們嚇得呆若木雞，在原地站了幾秒鐘，也許更長，一動也不敢動。這給了他和其他人足夠的時間撤離。

　　他從房間裡退出來，左手砰地把門關上。他向樓梯跑去──同時呼叫史蒂夫，這樣他就不會錯誤地開火──跑上樓梯之後，示意他的同伴跟著他。史蒂夫盯著他，什麼也沒問。三個阿拉伯人躺在血泊和牛奶裡。有一個人在呻吟，明顯還活著。另外兩個人阿弗納就不知道了。漢斯蹲在前廳的一根柱子後面，手裡拿著槍。

　　「怎麼了？」

　　「沒什麼。」阿弗納把槍收起來，回答道。「那裡沒有人，只有三個牧師。」儘管阿弗納幾乎不說意第緒語，但出於某種原因，「牧師」這個詞他還是使用了意第緒語。「我們都離開這裡。」

　　一兩秒不到他們就上了車。外面天還沒有黑透。他們在教堂裡只花了七八分鐘時間。「盧塞恩。」阿弗納指著西方對羅伯特說。他的第六感告訴他不要回蘇黎世。他為漢斯和史蒂夫打開車門，然後等卡爾開著第二輛車跟上來。

　　他們中速行駛在白雪覆蓋、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阿弗納想讓他們把隨身攜帶的槍枝和煙幕彈扔掉，但後來改變了想法。如果他們在接下來的四十分鐘內遇到了麻煩，那只能意味著牧師們報了警。他就會被他們認出來。聰明的辦法是他一個人開一輛車，帶著所有的武器，讓卡爾和其他幾個人開一輛車。這樣他的同伴就不會受到教堂裡槍擊事件的牽連了。讓所有的人都抓住就不好了。

　　為轉移槍枝彈藥，他們在路邊停了幾秒鐘。羅伯特說：「我們重蹈了利勒哈默爾的覆轍，是不是？」

　　「重蹈利勒哈默爾的覆轍，你什麼意思？」史蒂夫憤怒地說。「我們沒有向任何侍者開槍。我們殺的是三個拿卡拉什尼可夫自動步槍的人！你以為那些傢伙去瑞士教堂是為了吃飯？」

　　「好了，以後再說吧。」卡爾說。「我們現在只管開車。」

　　阿弗納已經決定了，如果他被攔下來的話，他就說他從科莫湖來，剛過義大利邊境。他對那個地方很熟，知道怎麼描述這個地方。他所持的德國護照過境的時候不一定蓋戳。如果他們不搜他的車，不發現這些槍，臨時編造的「科莫湖」也許就成功了。

　　然而，在通往盧塞恩的路上沒有障礙。

　　在盧塞恩，他們住進了安全屋。阿弗納在附近的一個電話亭裡撥了一個當地的電話，讓一個人來把武器拿走。然後他給「爸爸」在蘇黎世的聯絡人打了一個電話。

　　「他們不在那裡。」他對接電話的那個人說。

　　「在，他們在。」那個人回答道。

　　他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別的任何話都沒說。誰說得清薩拉梅和阿布．達烏德在不在格拉如斯？但說得清的是，教堂裡發生這一切之後，他們再也不會在那裡待很久了。有一點史蒂夫說得對，毋庸置疑：三個身穿黑色羊毛衫的阿拉伯武裝分子，之所以在那裡不僅僅是為了吃午餐。

　　「這次跟利勒哈默爾不一樣還有一個原因。」阿弗納對回到安全屋的羅伯特說。

　　「什麼原因？」

　　「我們他媽的沒被抓住。」阿弗納說。「對不對？」

　　第十四章　倫敦

　　一九七四年五月，阿弗納、卡爾和漢斯到了倫敦。

　　這是阿弗納第二次來英國首都。特工野外訓練期間，他在那裡待過幾個月。他的線人主要在德國──當然，除了「爸爸」之外──就好像漢斯的線人在巴黎、卡爾的線人在羅馬一樣。倫敦和阿姆斯特丹是羅伯特和史蒂夫經常去的地方。但夥伴們在見線人這一點上是靈活的。只要有什麼傳聞，誰在他們就派誰去查，畢竟他們只有五個人。雖然線人──不僅僅是阿拉伯人，所有的線人都是這樣──總覺得與自己固定的聯絡人打交道更舒服一些，但如果他們覺得安全，他們一般也會把情報賣給其他人。

　　現在，倫敦又來消息了。但羅伯特正在比利時忙，史蒂夫很少請假，這次碰巧請了三天，此時正和他父母在南非度假呢。所以，只剩下阿弗納、卡爾和漢斯來確認阿里．哈桑．薩拉梅五月底要來倫敦看眼科醫生的傳聞了。眾所周知，薩拉梅有眼疾。

　　五月九號是個星期四，他們到達倫敦。漢斯去了一個安全屋。阿弗納和卡爾住進了公爵街與格羅夫納廣場轉角處的歐羅巴酒店。這個時候他們還不準備襲擊。他們只想和線人談一談，對現場做些初步的研究工作。薩拉梅會住在哪裡？眼科醫生的辦公室在哪裡？有傳聞說，薩拉梅要在某個器械商店跟一些聯絡人見面。這個傳聞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確切的位置在哪裡？因為阿弗納仍然對格拉如斯發生的事情耿耿於懷，所以他想搞得準確一些。

　　格拉如斯也許不是利勒哈默爾的翻版，但終歸是失敗了。這是他們第一次徹底失敗。不僅薩拉梅和阿布．達烏德逃跑了──如果他們在那裡的話──而且阿弗納和史蒂夫朝另外三個人開槍了，也許他們已經死了。也許嚴格說來，他們並不是「無辜的旁觀者」──雖然以色列突擊隊員朝手裡有托加列夫手槍和卡拉什尼可夫步槍的阿拉伯人開了火，但他們很少有良心上的不安──儘管他們不在名單上。這是個錯誤。這是個過失。毋庸爭辯，這是個大錯。這樣值得驕傲的事情他們永遠不會做了。

　　利勒哈默爾發生的事情，退一步說格拉如斯發生的事情，指出了許多人對反恐行動所持保留態度的正確性。事實證明，那些持絕不要出現一個錯誤的提法是愚蠢的。持這種觀點的以色列人是絕對正確的。戈爾達．梅爾的立場就是這樣。「你怎麼能保證，」據說一談到這個話題她就反駁，「不傷及無辜？」答案是你完全不能。

　　然而，這也是事實──也許正是這個論點最終讓總理動搖了──那就是，在一切使用武力的手段中，只有反恐行動宣稱傷害的無辜者是最少的。

　　「他媽的，我們幹掉了九個頭子，」只要一談到格拉如斯這個話題，史蒂夫就會說。「要是空軍幹掉九個恐怖分子，得傷害多少市民？」

　　說得太對了。

　　但是，這個說法沒有考慮到在反恐戰爭和恐怖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心理─政治因素。雖然格拉如斯事件沒有成為新聞──它一定被隱瞞起來了──但如果在一個西方國家的城市裡，近距離射擊一個無辜旁觀者對以色列的傷害，比在中東衝突中用十顆地對空導彈炸傷幾十人帶來的傷害更大。

　　「轟炸機駕駛員可以亂炸一氣，」卡爾說道。「炮兵們可以亂轟一氣。他們甚至可以犯錯誤，而我們不能。」

　　這句話的用意阿弗納和漢斯明白，可史蒂夫和羅伯特卻被激怒了。「天哪，」羅伯特說，「當滿汽車的猶太孩子被炸死時，恐怖分子們感到幸災樂禍。當一些猶太孕婦被機關槍掃射時，他們為之自豪。他們並不是因為失誤，而是故意衝婦女和孩子們去的。天哪，他們是故意的！我們都在吵些什麼？」

　　這也是事實。就在十二月十七日，突擊隊在格拉如斯突襲前幾個星期，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羅馬炸毀了美國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三十二名乘客被燒死，還有四十名乘客受傷。四月十一日，在以色列北部城鎮基利亞特什姆納，敢死隊襲擊了一棟民居，致使十八人死亡，十六人受傷，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區的馬洛鎮，被「人民民主陣線」的恐怖分子挾持的二十二名兒童失去了他們的生命。對恐怖分子們來說，殺害非戰鬥人員並不是錯。他們大部分行動的目標正是這些人。

　　「那又怎麼樣？」對於這樣的論點，卡爾總是這樣回敬道。「區別就在這裡。我們和恐怖頭子們有別，你覺得很煩嗎？我不煩。」

　　跟其他人比起來，格拉如斯的失誤似乎對他的影響更深。他雖然不會坐在那裡悶悶不樂，但他總是沉湎於思慮之中，在對一個新方案發表評論之前，總是銜著菸斗，思考的時間比平時更長。瑞士事件之後，謹慎的卡爾比以前加倍地小心了。阿弗納呢，跟他是一樣的。他對抽象的議論幾乎沒有耐心，但他覺得卡爾是對的。「夥計們，別再空談理論了，行不行？」討論結束的時候他總是這樣說。「如果我們只懂理論的話，那就在耶路撒冷的大學裡教書了，在那裡掙的錢是現在的兩倍。讓我們只談行動吧。那才是我們的工作。」

　　但是，在倫敦沒有時間談。阿弗納希望盡量在三四天內完成任務，然後飛回法蘭克福去見羅伯特和史蒂夫。如果他們查明，薩拉梅五月末到，這時可以用炸彈襲擊的話，羅伯特必須立即回比利時做準備。沒有多少時間了。

　　他們被安排在公園大道格羅夫納酒店的大堂裡與線人接頭。由於沒有規定接頭的時間，他們三個人輪流在大堂裡坐一兩個小時。如果線人來了，無論誰在大堂裡，都會用眼神跟他交流，然後給其他人打電話，再悠閒地朝海德公園的布魯克大門走去。在那裡，他將與獨自走到那裡的線人見面。另外兩個人給他們打掩護，不靠近他們，只是確保線人沒有被跟蹤，沒有埋伏。這是正常的程序。按照阿弗納當時知道的情況來看，「摩薩德」特工巴魯克．科亨之所以死在馬德里，就是因為他跟線人見面時由於某種原因沒有依程序辦事。

　　接頭時間安排在九號、十號或者十一號的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這樣鬆散的安排並沒有什麼非同尋常的地方，但讓他們討厭到了極點。首先開始閒坐的是阿弗納。他「目測」到，這個工作可能會越來越枯燥。起初，他喜歡這個工作，覺得浪漫、刺激，但是現在則變成了一件麻煩事。也許他只是太緊張或者年紀大了。

　　第一天，線人沒有出現。

　　第二天是個星期五，阿弗納被漢斯換下來之後朝自己的酒店走去。他突然有一種感覺，有人跟蹤他。他從格羅夫納酒店的後門裡出來，一直沿著雷芙．繆斯街走著，然後向左轉，上了奧德利街。他慢跑了幾步，到了美國大使館。當他發現另一個人在跟蹤他時，他準備對角穿過格羅夫納廣場。在倫敦，這幾乎沒有什麼不尋常，但是阿弗納覺得這個人的眼睛正好盯在他的脖子上。這是一種針刺般的實實在在的感覺。起初他想用手指拂掉，但他很快意識到這種感覺老是揮之不去。

　　阿弗納總是非常嚴肅地對待他的第六感。通常，它沒有給他發過錯誤的警報。一旦警告，就有危險。有一次，他給線人送錢去，當時他還是個普通特工。他莫名其妙地在半夜離開了慕尼黑的安全屋。他剛進去準備上床時，他的第六感告訴他，立即打點行李出門。他出門，剛剛走過轉角，就看見德國警車在他房子前面停下來。他們突然襲擊了這個地方。

　　阿弗納從來不覺得他的第六感有什麼神祕之處。他只是覺得自己對一些微小的信號異乎尋常地敏感而別人可能察覺不出來罷了。他能幾乎是下意識地察覺出來，然後用某種方式在大腦裡解碼。比如，在慕尼黑，這個信號也許是他進屋時安全屋的老板娘看他的眼神。如果她一直在期待這次襲擊，那麼她眼神中就可能會有某種東西。幾秒鐘之後，這種東西就會觸發阿弗納頭腦裡的警報，雖然他並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現在他沒有轉身。他沒有穿過公園──再走不到五分鐘就到了歐羅巴酒店──他繼續沿著奧德利北街走著。他相信後面仍然有人跟著。他想從商店的櫥窗和從身邊經過的車子上的擋風玻璃裡看一看跟蹤他的那個人，可看不見。他認為不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攻擊，不會在奧德利北街和牛津街受到攻擊。但也說不準。阿弗納希望自己身上有武器，也希望跟蹤他的人這麼認為。

　　除非跟蹤他的人是英國反情報局的。有這種可能。不管怎麼樣，如果他們的線人那天不出現的話，那他們第二天上午離開英國是比較明智的。羅伯特從比利時回來後總是能找到他們的。

　　阿弗納向右轉，上了牛津街，開始向牛津街的交叉口走去。如果走到龐德街的地鐵口還有人跟蹤他，他就一頭扎進地鐵裡，坐地鐵到芬斯伯里公園。他們在蹲尾區有一間安全屋。不管是誰跟蹤他，他遲早會把他甩掉的。

　　但是，還沒有走到公爵街時，針刺般的感覺消失了。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而且，為謹慎起見，他沒有回歐羅巴酒店，而是進了一家窗戶邊有座位的餐館。他點了一杯茶，繼續注視著牛津街上那些購物的人。就這樣過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什麼也沒有了。他判斷，什麼也沒有了。

　　奇怪。他什麼也沒做，那個跟蹤他的人就放棄了。不過，他也許搞錯了，根本就沒有人跟蹤他。但阿弗納不這麼認為。

　　不管是哪種情況，肯定出問題了。

　　線人還是沒有出現，那天下午，阿弗納、漢斯和卡爾的晚飯吃得很早。地點是卡爾在馬里波昂路找的一個小咖哩飯館。阿弗納不喜歡咖哩，可是卡爾最近非常喜歡印度和巴勒斯坦食物。也許這與靈魂輪迴有關。

　　雖然他們吃飯的時候沒有談起這個特別的話題，但談到了與這個話題類似的一個神祕話題。卡爾的情緒似乎很古怪。這種情緒甚至影響了漢斯。比如，當阿弗納告訴他們，他覺得下午早些時候有人跟蹤他時，話題很快就轉到了對「感覺」的討論上。這幾乎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漢斯，特別是卡爾不想過多考慮阿弗納被跟蹤這件事的實際意義，他們擔心的事情更大，阿弗納被跟蹤只是其中一部分。那天晚上，他們一直心事重重。他們的擔心是某種超驗的東西。

　　「感覺可能是非常有威力的。」卡爾說。「就拿懸浮這點來說，如果我真的全神貫注於意念的話，你們相信我會浮起來嗎？」

　　「我不知道，卡爾。」阿弗納有點不耐煩地回答道。「你應該試一試，也許很有趣。任務結束後怎麼樣？」

　　卡爾大笑起來。漢斯說：「今天下午也許是卡洛斯在跟蹤你呢。也許他來倫敦看他的母親呢。」這個說法並不是完全荒謬可笑的。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叫桑徹夫人的女人在附近的一條高檔購物街開了一家古玩店。雖然卡洛斯這個時候很不可能去看她，但就在四個月多一點之前，他親自來倫敦搞了兩次恐怖活動。十二月，他企圖襲擊瑪莎百貨公司主席、英國重要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愛德華．希耶芙爵士。一月，他用炸彈襲擊倫敦以色列工人銀行，一名婦女受傷。

　　「喂，」阿弗納說。「不管是不是卡洛斯，我不喜歡這裡。我們已經在酒店閒逛了兩天了。不僅一個線人都沒有出現，而且我們還可能被別人盯上。我建議明天上午離開這裡。過幾天我們讓羅伯特和史蒂夫再來。」

　　阿弗納是對的。如果他們已經被盯上的話，再待下去就是愚蠢的。而且還會使線人處於危險之中。最好的辦法是過幾天讓另外幾個人來接觸。卡爾和漢斯不反對這個建議，可是漢斯說：「喂，我待在安全屋裡，知道不會有人跟蹤。我們應該在九號、十號和十一號見那個人，只剩下明天了。你和卡爾明天上午離開，我待到下午怎麼樣？」

　　「你一個人見他？」阿弗納搖了搖頭。「太危險了。」

　　「放心吧。」漢斯說。「我會小心的。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阿弗納勉強同意了。

　　卡爾和阿弗納住在歐羅巴酒店的一套精緻套房裡：兩個獨立的房間共用一個小客廳。走道通向小客廳的門是一扇雙合門。阿弗納住在正對雙合門的那間。卡爾住在左邊的那間。兩間房的相連之處只有客廳。

　　一九七四年，歐羅巴酒店還沒有經過外部裝修，「伊特魯里亞酒吧」還沒改造過。休息室的長沙發椅和扶手椅還是黑色的人造皮。牆上掛著巨幅油畫《歐羅巴之劫》。卡爾酒量雖小，卻喜歡在晚上靜靜地在酒吧裡喝一杯啤酒。有時候會在那裡坐上十五到二十分鐘才去睡覺。

　　那天晚飯後，阿弗納先從餐館裡出來，他想去給肖莎娜買些紀念品。卡爾和漢斯留在後面。大約十點鐘後，他回到酒店。上房間之前，他去「伊特魯里亞酒吧」看了一眼，看看卡爾在不在那裡。實際上，吃了咖哩之後，阿弗納也很想喝一杯啤酒。

　　卡爾不在酒吧裡，但在一個身材苗條的金髮女郎兩邊各有一些空凳子。這個年輕女人──大概三十多一點──有一頭齊肩的直髮和一雙鎮定的藍眼睛。她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女人，是阿弗納喜歡的那類。

　　阿弗納在她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來，要了一杯啤酒。

　　第一件給他留下印象的事是，阿弗納還沒有開始跟她說話呢，她就把自己的手提包放到了吧檯的另一邊。他在她旁邊坐下來。她趁從提包裡拿菸的時候，身體朝提包那邊側了一點點。這根本不是個什麼可疑的動作，只是碰巧被阿弗納記下了。

　　第二件是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水的味道，一種奇特的麝香味。雖然討人喜歡，但相當非同尋常。

　　跟任何酒吧裡陌生人之間的談話一樣，他們的交談也是泛泛的。阿弗納首先說話，他評論了幾句酒吧裡盛啤酒的杯子。那位金髮女郎輕輕地笑著，含含糊糊地、不失幽默地回應著。她說英語時帶一點點口音，可能是德國口音，也可能是斯堪地納維亞口音。她遞給阿弗納一支菸，他謝絕了。她完全不屬於進攻型，但似乎急於跟他交談。他們談了幾分鐘女人的時尚。阿弗納本來對這個話題的興趣不是很大，但他不久前發現，這是一種與大多數女人把談話進行下去的較為容易的方式。

　　他想把談話進行下去。她皮膚白淨，只在鼻子周圍有些微小雀斑。她穿著寬鬆的綠色絲質上衣，最上面的兩顆釦子沒有扣上。即便如此，乳溝也沒有露出來。她在凳子上輕輕轉動時，她那小小的胸脯的曲線似乎堅挺、勻稱。真是一個漂亮的金髮女孩。不能不承認這一點。阿弗納很樂意跟她上床。肖莎娜在很遠的地方，在那一刻他甚至能說服自己，他很孤獨。

　　如果她不首先提議的話，他也許會請她上自己房間的。

　　「跟你談話很有趣，」她說。「為什麼不去你房間喝一杯？」

　　阿弗納相信她不是一個應召女郎。他能從一百碼之外認出一個女人是不是妓女，即使是那類高級妓女他也能認出來。他對妓女從來不感興趣。他之所以開口跟這個女孩說話，就是因為他看出她不是妓女。當然，她可能是那種時髦、坦率的斯堪地納維亞女孩。這種女孩阿弗納聽說的多，見到的少。有這個可能。但也有其他可能。阿弗納懷疑下午有人跟蹤他，他還有一點神經質。

　　「這個主意很好！」他對她說。「但我不行。我明天很早就要起來。是真的，我比你還感到抱歉。」

　　他確實感到抱歉。他像個傻子似的站起來，在吧檯上放了一些錢。那個金髮女郎沒有企圖說服他改變想法，只是聳聳肩，笑笑而已。阿弗納一直走到電梯裡還能感覺到她的香水的味道。

　　他正要按電梯按鈕時，電梯門開了，卡爾走了出來。「就上樓了？」他問阿弗納。「我正要去酒吧喝點東西。」

　　「那就待會見，」阿弗納按著電梯門不讓它關上，說。「我要寫一兩張明信片。」他走了進去，電梯門關上了。

　　阿弗納在房間裡待了大約半個小時，給肖莎娜寫了一張明信片。出於習慣，他把包也打好了，這樣就不用明天早晨那麼麻煩了。他打開電視，看了幾分鐘，但總覺得心神不寧、坐立不安。於是決定下樓把給肖莎娜的明信片寄了。實際上，寄明信片不用這麼慌慌忙忙的，也許他想通過寄明信片來贖回自己的罪過，因為他一直在想酒吧裡的那個女孩。再說，明天早晨他們就要離開酒店了，他可能把這事忘了。他喜歡每到一個城市，就給肖莎娜寄一張明信片。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一件讓阿弗納自豪的事情，說明他到過很多城市：一個在猶太荒原上的集體農場剪雞指甲的農民從世界上所有偉大的首都城市寄明信片出去。

　　阿弗納不喜歡把郵件交給前臺的服務員。他記得在哪裡見過一個信箱，於是穿過馬路朝那裡走去。這是一個宜人的夜晚。他把明信片從投信口丟進去之後，在轉角處站了幾秒鐘，看著廣場上朦朧模糊的樹木，深吸了幾口氣。然後，他穿過街道回到酒店。穿過大堂時，他一時心血來潮，小跑幾步，來到「伊特魯里亞酒吧」。卡爾也許還在那裡呢。

　　然而他不在酒吧。既不在常坐的那個位子，也不在其他地方。

　　那個金髮女孩也不在那裡。

　　阿弗納走到電梯口。一走進電梯，他就聞到了那個金髮女孩的麝香味道。哦，她也許上樓回自己的房間了。她可以輕而易舉地登記入住酒店。阿弗納想，事實上，她也許跟他們住在同一層樓，因為他走在通往自己房間的通道裡時，仍然能聞到她的香味。

　　他打開過道通往小客廳的門時，一股強烈的麝香味向他襲來，比電梯裡更為強烈。千真萬確。

　　這只能意味著一件事。

　　卡爾把這個女孩帶到他房間裡來了。一定是這樣。很可能就在幾分鐘前，阿弗納在寄明信片的時候。

　　阿弗納在小客廳裡駐足靜聽，但除了自己電視機的聲音之外，什麼也聽不見。他出門的時候沒有把電視機關掉。有那麼一瞬間，他以為自己聽到了卡爾房間裡有女人的笑聲，但他不能確定。不過，都一樣。如果卡爾邀請了那個金髮女郎，那就邀請了。在阿弗納看來，他完全有這個權利，當然不干他的事。

　　阿弗納打開自己的房門，走了進去。

　　想想看！卡爾邀請了那個金髮女孩。那個謹慎的卡爾。那個完美的丈夫。那個給妻子和小女兒買的紀念品比阿弗納給肖莎娜買的紀念品還多的卡爾。那個年過四十、似乎從來不看女孩一眼的卡爾。那個在閒暇時間一心唯讀書和抽菸斗的卡爾。如果是史蒂夫，或羅伯特，或他自己，都沒什麼好奇怪的。對有些男人來說，沒有女人等於受刑。

　　可是卡爾呢？

　　那個金髮女郎怎麼樣呢，那個讓阿弗納浮想聯翩的女孩？那個女孩不是妓女，卻要跟阿弗納喝一杯。而一個小時不到，她就跟卡爾──這個整整一天情緒都很古怪脆弱的人──上樓了。確實，卡爾的第六感跟阿弗納一樣敏銳，可是今天晚上他的警惕性也許放鬆了。阿弗納想，他也許應該干涉，因為他是領導人。

　　拿起床邊的電話，撥通卡爾房間的電話，就這麼容易。「喂，是卡爾嗎？出來。我們明天很早就要離開。對不起，這是命令。」就這樣。

　　只是，阿弗納沒有這樣做。

　　他不能那樣做。卡爾會服從他的命令，但也許會非常狼狽。他也許會認為阿弗納是在嫉妒他，或者他緊張了。在女人和性上，從來都沒有任何嚴格的規定。顯而易見，建議是不要幹，但是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建議並不一定要遵循。人都有某些需求。有些人甚至說，一概壓抑特工的需求是非常危險的，只會讓他們變得無能。

　　再說，有什麼壞處呢？

　　阿弗納脫掉衣服，看了一會電視。從相連的那面牆上，他聽不見隔壁房間裡的任何動靜。他關掉電視機，還是什麼也聽不見。後來他關掉燈，睡覺了。他跟往常一樣，睡得很香。

　　他睜開眼睛時，大概是早上七點三十分。他洗了個澡，穿好衣服。他的包已經打好了，只需要把牙刷和刮鬍用具塞進去就行了。他喜歡去餐廳裡吃早餐，而不喜歡把早餐送到房間裡來。走之前，他在卡爾的門上輕輕地敲了幾下，卡爾有可能想跟他一起去。沒有反應。小客廳裡，阿弗納還能隱隱約約地聞到那個金髮女孩的麝香味道。

　　吃完早餐，他又回到樓上。剛才他喝咖啡時，故意拖了一會，希望卡爾下來，可是沒有。已經很晚了。不管那個女孩還在不在他房間裡，卡爾都應該有所動作了。阿弗納在門上重重地敲著。

　　仍然沒有反應。

　　阿弗納盡量保持鎮定。很顯然，出了什麼問題。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卡爾都不是個起得很晚的人。他從來沒有因為睡過頭而耽誤航班。他們沒有誤過航班。阿弗納深吸了一口氣，把走道和小客廳之間的雙合門關上。他彎下腰，把一張信用卡插進卡爾的門框和鎖舌之間。如果門從裡面鎖了的話，就打不開。

　　門沒有鎖。

　　阿弗納走了進去。卡爾仰面躺在床上，身上蓋著毛毯。他雙眼緊閉。阿弗納一拉掉他身上的毯子，就看見那顆近距離射擊後子彈留下的小小的星形痕跡。血跡已乾，傷口周圍有一圈黑色的東西，是被火藥燒的。

　　卡爾被射中胸部，已經死了。

　　第十五章　胡恩

　　阿弗納盯著他同伴的屍體，看了幾秒鐘，然後把毯子重新蓋好。他接下來做的事情完全是機械的。他很快在房間裡搜了一遍，沒有發現什麼東西或什麼人。他又看了看百葉窗和窗簾是否都放下來。他把鑰匙從梳妝臺上取下來，把寫著「請勿打擾」的牌子從門把手上取下來。他從房間裡出來，把門從外面反鎖之後，把小客廳通往走道的雙合門關上，把「請勿打擾」的牌子掛在外面。這時才上午九點鐘。這塊牌子至少可以把清理房間的女服務員擋在外面一兩個小時。

　　他沒有從酒店的前門出去，而是從行李室出去的。他在最近的電話亭裡撥了兩個電話號碼。一個是漢斯的安全屋裡的。「對不起，漢斯，」他的夥伴一拿起電話他就說。「今晚的電影取消了。我回頭再跟你談。」立即把電話掛掉了。這是預先安排好的表示「非常危險」的暗號。阿弗納知道，漢斯一接到這個暗號後就會立即離開這個國家回到法蘭克福。

　　第二個電話撥的是巴黎的路易斯的。

　　幸運的是，那個法國人在家。「我的零錢只夠打三分鐘了。」阿弗納說。「所以我想你能不能給我打回來。我的一個同伴死了。」他把這個電話亭的號碼給了他，然後就等著。十五分鐘後電話鈴響了。

　　是「爸爸」的聲音。

　　「你回去等著，」阿弗納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他之後，那個老人說。「你把東西打好包。你的包，他的包，都打好。你等著。我的人會來，他會敲三下。你什麼也別幹，明白嗎？」

　　「明白。」阿弗納說。「謝謝。」

　　他回到酒店，又從側門裡溜了進去。他回到房間裡，讓那塊「請勿打擾」的牌子仍然掛在門把手上。他環顧四周，確信他出去的這會兒沒有人進來。然後，一邊給卡爾打包，一邊慢慢地、有條不紊地把一切雜念從腦海裡清除出去。他把打好的包搬到他的房間裡，跟他的手提箱放在一起。

　　他回到卡爾的房間，從裡面把門鎖好，坐在床邊看著他的朋友。衝動之下，他又把毯子拉了下來，強迫自己掃了一眼卡爾的裸體。真是個漂亮的傢伙。雖然已經四十，卻仍然苗條、勻稱，沒有一點多餘的肉。他以前有點駝背，但現在看不出來了。

　　這是怎麼回事？他被殺的時候，已經跟她幹過了嗎（在這種情況下，用「做愛」這個詞不合適）？他無法非常仔細地檢查卡爾，而且，檢查了能不能搞清楚是怎麼回事也沒有把握。他確實檢查過他的手和指甲。雖然卡爾沒有帶武器，但如果他意識到有人要襲擊他，他很可能要掙扎一番。他受過徒手格鬥的專門訓練，身手敏捷。

　　如果是趁他不注意或者睡著時動手的，那所有這些就派不上用場了。他的手上沒有傷痕。也沒有自衛留下的傷口或者抓痕。指甲裡也沒有毛髮或者纖維。

　　為什麼要殺他？是不是那個金髮女孩殺的？阿弗納相信她那時在卡爾的房間裡，他仍然能聞到她的麝香味道。但卡爾也有可能是在她走之後被別人殺的。

　　她去他的房間是為了殺他，還是為別人殺他設置圈套？還是只是想一醉方休？但是卡爾謹慎、敏感──難道他看見了她身上不想別人看見的東西？比如，她在浴室的時候他翻了她的提包──而恰好被她看見了？如果卡爾看到了可疑的東西──槍或者以前的護照──他也許會對她隻字不提。他也許會裝做什麼也沒看見。她也會同樣乖巧地假裝沒有注意到他看到了──可是後來，當他熄燈後躺在床上的時候，砰的一聲！一瞬間就擺平了。

　　這純屬猜測。誰知道是怎麼回事？

　　如果阿弗納把那個金髮女孩帶到了他的房間，會怎麼樣呢？他會不會像卡爾那樣，胸部有一個彈孔，此時正躺在床上？

　　很有可能。

　　但是為什麼卡爾──如果所有的人都會幹這樣的事，只有卡爾不會幹這樣的事──會幹這樣的事？謹慎的卡爾──史蒂夫給他取了個綽號叫「雷達」卡爾，他總是把頭從書中抬起來，說：「夥計們，有人要按門鈴了。」一分鐘後肯定就有人按門鈴。卡爾有一條絕對原則，執行任務時絕對不帶人到安全屋或者酒店的房間裡來。有一次，羅伯特在街上碰到一個老朋友，把他帶到了法蘭克福的公寓裡來，卡爾聽說這件事後暴跳如雷，一個星期沒跟羅伯特說話。當時，阿弗納替羅伯特辯護，因為他認為在那種情況下，如果羅伯特不叫他從前的好朋友來他公寓的話，會更加讓人懷疑。但是卡爾在這個原則上絕不讓步。他很可能是對的。

　　但是，卡爾掉進了一個溫柔陷阱──一個最老套、最低劣的詭計之中。

　　也許他認識那個金髮女孩？卡爾交際很廣，比其他人認識的人都多，因為他在外面待的時間最長。難道那個金髮女孩是他認識並且信得過的人？

　　他到底知道卡爾些什麼？阿弗納看著自己夥伴的臉龐，開始納悶起來。這張臉他曾經是那麼熟悉，現在卻死氣沉沉，兩眼緊閉，面容緊繃，嘴唇緊鎖。他對他的了解可能比其他人都多，他們住在同一個房間，跟他共同承擔制訂方案和領導的重任。但即便如此，阿弗納對他的了解也不多。阿弗納記得，卡爾出生在漢堡，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末他六七歲時被父母送到了以色列，在那海瑞亞跟姑父和姑媽生活。上了個農業學校之後就去了部隊。被「摩薩德」選中之前一直擔任指導員。會拉小提琴。讀了很多書。阿弗納還記得卡爾告訴過他，他離過一次婚，前妻是個基督徒，德國人。她由於痛恨納粹黨，戰後移居以色列，結果因神經衰弱不得不住進醫院。後來他娶了個已有一個女兒的捷克女人。阿弗納知道卡爾非常喜歡這個女兒。只要有時間，他就給她寫很長很長的童話故事，還配了又細又長的插圖。她和母親住在羅馬，他每個月至少給她寄一個童話故事。

　　阿弗納知道的就這些。除此之外，他還知道，現在卡爾死了，躺在倫敦一家酒店房間的床上。

　　有那麼一瞬間，阿弗納對他非常生氣，拳頭不由自主地攥了起來。他想使勁搖他，大聲對他喊叫，用拳頭揍他的臉。這個可憐的該死的誠實的謹慎的勇敢的卡爾。這個「雷達」卡爾。這個輕信的卡爾。這個想知道自己會不會飄浮在空中的卡爾。

　　突襲茲威特之後，在拉提那的安全屋裡，當其他人都在慶賀的時候，卡爾卻對他們說：「夥計們，我不會高興得跳起來。我們還只幹掉一個，沒什麼好慶祝的。」

　　除了卡爾，沒有人會說這樣的話。除了卡爾，別人這樣說他們也不會聽。他有權利說這樣的話，卡爾有權利說任何話。

　　現在，卡爾死了。然而任務還要繼續。誰殺了卡爾，誰就要付出代價。

　　「爸爸」的人──「爸爸」的三個人──半個小時後來了。他們在門上敲了三次，阿弗納讓他們進來。他們跟阿弗納說的是英語，而自己人之間說的是義大利語。他們帶了一輛很大的行李箱和一個黑色的裝屍體的塑膠袋子。

　　「你現在可以走了。」他們的頭對阿弗納說。「把兩個房間的鑰匙都給我，你的和他的。不要辦理退房手續，不要擔心你的行李。」他把倫敦的一個地址給阿弗納。「在那個地方等我們。我們會幫你退房，今晚會把手提箱送給你的。」

　　那個年紀最大的義大利人穿著一套黑衣服，說話的語調跟殯儀員一樣陰森。也許這就是他的職業。阿弗納記得他有一次跟「爸爸」見面時「爸爸」說的話：「如果你要挖一個墓穴，我就給你派一個挖墓的人來。費用不高，好不好？」誰知道卡爾的屍體會送到哪裡？但也只有這個辦法了。不能讓英國當局知道：否則的話就意味著這次任務走到了盡頭。更糟糕的是，它也許要以一種最為尷尬的方式連累以色列。

　　「也許哪個地方有個彈殼。」阿弗納說。「因為床單上有血跡。」

　　「別擔心。」「爸爸」的人回答道。「一切我們都會處理好的。」

　　阿弗納不懷疑他們會處理好這一切。要麼通過收買的方式，要麼通過行竊的方式，要麼結合這兩種方式。倫敦也是一樣，金錢是萬能的。酒店裡的一些服務人員肯定會被說服，不會聲張。到明天，那個小客廳就會汙漬全無，準備迎接下一批客人。

　　三天後，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在法蘭克福見面了。他覺得他們肯定會把卡爾的死歸咎於他。他當然應該受到責備。畢竟，他注意到了卡爾那幾天很脆弱。他已經懷疑那個女孩子。否則的話，他會帶她去自己的房間的。難道他沒有義務警告卡爾嗎？管卡爾怎麼想呢，這不是人氣指數競賽。作為這項任務的領導者，就意味著要有勇氣做出也許別人不喜歡的決定。雖然這種勇氣與面對炮火時的勇氣不同，但都需要勇氣。阿弗納沒有這種勇氣，所以卡爾的死就是他的錯。

　　但他的夥伴們似乎不這樣想。

　　儘管每個人的表現方式不一樣，但他們都感到震驚、悲哀和氣憤。漢斯咕噥了一句「拿劍的人死於劍下」，但是遭到了史蒂夫憤怒的駁斥：

　　「我就不想聽這種假裝神聖的廢話。」他大叫起來。「奇亞特的孩子們拿了什麼劍啊？被恐怖組織頭子們殺害的人中，多數人手裡從來就沒有過槍。這一點你跟我一樣清楚。」他語氣平靜了一些，接著說，「可憐的卡爾幹女人的機會應該多一些的，那樣他就不會栽在他媽的第一個勾引他的蕩婦手裡了。」

　　「你肯定，」羅伯特問阿弗納，「是她親手殺的，還是她只設了圈套？」

　　「我想是她親手殺的。」阿弗納回答道。「不，我不能肯定。但我一搞清楚她是誰，以什麼為生，我就能肯定了。」

　　「任務怎麼辦？」漢斯問道。「暫停嗎？」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阿弗納認真地考慮著。

　　「我覺得，」最後他說。「我們當然要匯報。如果他們想讓我們停下來，他們會告訴我們的。這個問題我們問都不要問。除非我們接到他們的指令，否則，我們是不會繼續幹的。但與此同時，我要搞清楚那個女孩是誰。大家同意嗎？」

　　儘管阿弗納沒有把「『搞清楚那個女孩是誰』這件事不向特拉維夫匯報」這句話說出來，但他們都點了點頭，表示明白了。

　　第二天，他們四個人飛到日內瓦。阿弗納在保險箱裡給伊弗里姆留了一條信息，第一次使用了個人的賬戶，取了一萬元現金。其他人也從自己的賬戶上取了一萬元。儘管他們不會去碰卡爾的賬戶，但伊弗里姆會保證他的遺孀收到賬戶上應有的錢的。同時他們想把自己的四萬塊和卡爾的遺物交給她。當天晚上，漢斯和史蒂夫飛到羅馬去見她。阿弗納也想過，作為領導者，他應該親自把這個消息告訴她，但他還是決定算了。處理這些問題，漢斯比他更在行。

　　阿弗納飛到了巴黎。

　　他見到路易斯，把倫敦的費用結了，之後向他描述了那個金髮女人的情況。不到一個星期，路易斯就跟他連繫了，說有四張照片讓他看一看。都是黑白的，有一張是在被拍人知道的情況下拍的，其餘三張像是監視員用長鏡頭拍的。阿弗納立即把監視員拍的一張照片放在一邊：很顯然不是這個女人。他仔細地看著其餘三張照片。

　　照片中的三個女人都大致符合他給路易斯的描述。照片是黑白的沒有關係，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頭髮的顏色，甚至因為隱形眼鏡的使用，眼睛的顏色是最容易改變的。阿弗納希望能聞到照片上的味道：他知道他可以聞出那種香水的味道。事實上，他只花了幾分鐘就挑出了一張照片。照片上，一個年輕女人從巴黎的一家藥店走出來。

　　「這張，」他對路易斯說。「這個女孩是誰？」

　　「你把她挑出來了，我感到很高興。」這個法國人沒有直接回答阿弗納的問題。

　　「為什麼？」

　　「其中一個人過去六個月來一直在瑞士監獄裡。」路易斯說。「第三張中的那個人死了。藥店裡的這個人叫珍妮特，荷蘭人。」

　　「她是誰？幹什麼的？」

　　「如果你給她的錢夠多的話，」路易斯回答道。「她替你殺人。」

　　他對這個消息並不感到吃驚。雖然在國際恐怖活動中用槍來殺人的是男性，但其中也有幾十個女性。而且，很多參與恐怖活動──或者一般暴力犯罪──的女性都只起一個輔助作用。有些女性恐怖分子臭名昭著，像雷拉．科哈爾德、瑞瑪．埃薩．塔魯斯、特瑞斯．哈爾希、德國的烏爾里克．邁因霍夫和葛布雷爾．克羅舍．提德蔓，或者美國的伯拉丁．多恩和凱瑟．布鼎。她們不僅僅負責管理安全屋，做監視員，或者開車把一個人從一個地方送到另一個地方。有幾個女人還裝炸彈，持槍械，劫持飛機，或者在國際恐怖活動中擔任指揮者。有些人順其自然地走上了這條道路，而有些人企圖證明女人跟男人一樣「棒」──恰恰就忘了她們的行為只能證明她們的行為跟男人一樣輕率和殘酷。

　　當然，阿弗納在接受訓練時就知道，不能低估女性恐怖分子，並不是因為這樣的事發生在卡爾身上了。「摩薩德」一直認為，女人在組織能力、設置圈套和對事業的投入方面不僅跟男人一樣強，而且比男人更強。她們比男人稍微遜色的地方，也許就是在使用機械的效率和受到攻擊時的預見性方面更容易出錯，用自己的手榴彈把自己炸死，或者陷入絕境時投降──不過，最後這點表明，跟男人比起來，女人的自我保護意識更強。在某些情況下，女人的這個特點只能使她們更加危險。

　　「誰雇的她？」阿弗納問道。

　　路易斯聳聳肩。

　　「我想只要誰能滿足她的要價，」他說。「我知道南美有很多人雇她。」

　　「她現在在哪裡？你能找到她嗎？」

　　「失業了，還沒有新工作。她住在荷蘭的一個海濱小鎮上。」路易斯說。「這個地方叫胡恩，離阿姆斯特丹大約三十公里。」

　　阿弗納點點頭。他知道胡恩在哪。「她是住在一座房子裡，還是住在一套公寓裡？」他問道。

　　「信不信由你，她住在遊艇上，」路易斯大笑起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性戀，還是既是異性戀也是同性戀。她跟一個女孩住在那裡。至少，在那裡的時候是這樣。但現在不在那裡。」

　　「你能搞清楚她什麼時候在那裡嗎？」阿弗納說。「當然，這是一筆交易。」

　　「我試一試吧。」路易斯回答道。「如果我搞清楚了，我就告訴你。除了業務費用之外，其他免費。」

　　「非常感謝。」阿弗納說。「你聽到什麼就跟我連繫。」

　　隨後，他飛到了法蘭克福，其他人已經到那裡了。把卡爾的消息告訴他的遺孀對漢斯和史蒂夫兩個人來說，都是一次讓人受傷的經歷。阿弗納問他們的時候，他們只是聳聳肩。「她怎麼說？」漢斯重複了一遍阿弗納的問題。「她是不是難以接受？你希望她怎麼接受？」

　　「更重要的是，」史蒂夫說。「我們還要多久才能找到那個殺死他的王八蛋？」

　　「很容易，」阿弗納說。「我們剛才還在談這件事，別著急。」

　　他把路易斯告訴他的情況重複了一遍，說：「讓我們首先假定我沒有認錯照片上的那個人……」

　　「你認錯了嗎？」漢斯打斷他的話。

　　「沒有，我沒有認錯。」阿弗納毫不猶豫地回答道。「但你們誰都無法肯定這一點。好了，讓我們假定她就是進入卡爾房間的那個人，路易斯的情報是準確的，她是契約殺手，我們在倫敦格羅夫納酒店閒逛的時候他們就盯上我們了，然後派她來幹掉我們當中的一個。她做到了。好了，我們發現她在胡恩。我們怎麼辦？」

　　「殺了她。」史蒂夫迅速地說。「還懷疑什麼？」

　　「我明白阿弗納的意思，」羅伯特說。「我們有兩件無法預測的事情。第一，如果阿弗納錯了怎麼辦？第二，如果路易斯錯了怎麼辦？她跟恐怖組織頭子不一樣。關於她，我們沒有別的資料來確認。如果……哦，我不知道，如果她是個妓女，卡爾不願意給她錢才殺死他怎麼辦？」

　　「胡說，」史蒂夫說。「你說的是卡爾嗎？你以為他會跟一個妓女吵架而讓這次任務面臨危險？為了趕走她，他願意付三倍的錢，甚至不惜一切。你的話站不住腳。」

　　在這點上，史蒂夫非常正確。但是，「沒有吵架怎麼辦？」漢斯問道。「她是個妓女，僅僅為了把他的錢包弄到手，開槍把他殺了。」

　　「對，但是什麼都沒有丟失，」阿弗納說。「他的錢包恰恰還在他的夾克口袋裡。錢包裡有一百多鎊現金。」

　　「你明白嗎？」史蒂夫說。「到底有什麼區別呢？如果她是因為要弄到他的錢包才殺他的，我們就把她放掉嗎？」

　　「有區別，」羅伯特說。「我們在執行任務。我們不要去追像『開膛手傑克』那樣的妓女而停止手頭的工作。關鍵是，她不是妓女。如果她殺卡爾是因為錢，那麼阿弗納說得對，她應該搶才對。」

　　「但如果她是個設陷阱的女人怎麼辦？她設下陷阱之後就走了，另外一個人來把卡爾打死了。如果是這樣怎麼辦？」

　　「卡爾是被另外一個人殺死的？」阿弗納問道。「當他赤身裸體地躺在床上的時候？卡爾睡覺時從來不裸體。我跟他在一起住過。我知道。而且，難道不是太巧合了嗎？卡爾把一個路易斯認為是雇來的槍手幹了之後被另外一個人殺了？那個首先盯上我的槍手？當我在倫敦的大街上被跟蹤之後？對不起，我不敢苟同。

　　「如果不是她殺的，也至少是她設好陷阱讓別人來殺的。」

　　「對，」羅伯特說，「我們又回到了起點上。如果路易斯是對的，我認為就沒有多少懷疑了。是她殺了卡爾──是一個人，還是跟其他人一起，關係不大，如果他是對的話。當然，如果阿弗納也是對的話，即照片上的那個女人跟那個女孩是同一個人。」

　　漢斯轉向阿弗納。「呃，」他說，「你敢肯定照片上的那個人就是她嗎？」

　　「敢。」阿弗納說。

　　「你相信路易斯的話嗎？」

　　「我正準備相信，」阿弗納回答道。「你呢？」

　　他們面面相覷。到目前為止，路易斯從來沒有給他們提供過錯誤的情報。即使在格拉如斯，無論薩拉梅還是阿布．達烏德參加那個會議沒有，教堂裡確實有三個阿拉伯武裝分子。

　　跟伊弗里姆確認也毫無意義。「摩薩德」絕不會允許他們在荷蘭殺人，不管這個人是否殺了他們的同伴。跟他確認只能使他們陷入一種違抗命令的境地。史蒂夫站起來。「夥計們，夥計們，」他說。「我們在等什麼呢？」

　　事實證明，他們在等路易斯告訴他們那個金髮女人回荷蘭了。這個情報到得很慢──但他們在等待的同時並沒有放棄執行任務。那個夏天有幾個假警報──既有關於那個女孩和薩拉梅的，也有關於阿布．達烏德的──直到八月中旬左右，路易斯才傳來肯定的情報。那個女孩珍妮特七八天之內會到胡恩。

　　當天晚上，羅伯特又動身去了比利時。

　　這一次他不是去設計新型炸彈，在胡恩使用炸彈有幾個不利因素，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把炸彈放在金髮女人的遊艇上不足以讓他們產生滿足感。他們想親眼看見她死。

　　事實是，他們都特別恨她。但跟恨其他目標，包括阿里．哈桑．薩拉梅還有點不一樣，後者與個人無關。雖然直到很久以後阿弗納才把這種區別說出來，但這種感覺可以毫不費力地感覺出來。殺恐怖組織頭子是為了復仇──純粹是復仇，為慕尼黑的十一個以色列人復仇──完全不存在個人之間的仇恨。他們了解名單上那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為，甚至尊敬他們，就像獵人尊敬一個狡猾、堅決的獵物一樣。但對那個金髮女人不一樣。

　　她殺了他們的一個朋友──一個兄弟，一個並肩戰鬥的同志──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屠殺自己同胞的「敵人」。但還不止這一點。阿弗納想，如果卡爾是在街上被一個普通的恐怖分子開槍打死的，他們不會那樣恨他。問題是，那個金髮女人是通過欺騙的手段殺死他的，剝奪了卡爾死在一個勁敵手裡的尊嚴。一個女人把自己的性別當作武器，利用男人一時的脆弱──孤獨──剝奪了他的生命。她把庇護所變成了陷阱。在他們心裡，一切習慣性的男人傷害女人後感到愧疚的心理徹底逆轉了。相反，因為她的所作所為，殺死她比殺死一個男人的壓力更小。他們做好了撕碎她的準備。

　　羅伯特計劃用一截自行車架上的管子，做一個可發射一顆點二二口徑子彈的單發手槍。此時正值夏天──事實上是一個相當炎熱的夏天──在這座荷蘭沿海小鎮上，到處都是騎自行車的男女。他們用自行車來製造武器，就不用越境走私槍枝了。羅伯特的比利時朋友製造一批簡單的玩具小手槍，只需花從「爸爸」的荷蘭聯絡人那裡買四支貝瑞塔手槍的一小部分錢。他們穿著短褲和Ｔ恤，騎自行車到遊艇上不會引起絲毫懷疑。襲擊之後，他們可以把管子迅速放回原來的位置，騎車到停在大約半英里以外的貨車旁。誰身上都沒有武器。也絕不會有人來檢查他們的自行車架。這個計劃十分安全。

　　「這些玩意精確嗎？」阿弗納問道。

　　「從四五英尺的地方嗎？」羅伯特說。「我保證精確。」

　　「誰在乎呢？」史蒂夫補充道。「讓我到離她四英尺以內的地方，我要扭斷她的脖子。我們只管動手得了。」

　　八月二十一號星期三，天氣炎熱。木板鋪成的步行道上，全是騎著自行車和悠閒蹓躂的度假的學生。珍妮特到達之前，突擊隊已經對遊艇監視了兩天。當她乘坐的計程車在離遊艇還有一段距離的地方停下來時，阿弗納立即認出來了。「就是這個人，」他對史蒂夫說。「她要上船，讓我們等一等，看看再說。」

　　她穿一件淺色的裙子和寬鬆的上衣，提一個短途旅行用的小箱子上船了。看起來非常迷人。

　　問題是她的女朋友──大約二十歲，白皙的皮膚，棕色的短髮，兩天來他們看見她一直進進出出的，總是穿著藍色的牛仔褲，肩上挎著一個紅色的背包──也在船上。她也許只有到城裡去辦事時才會離開。否則的話，她也許會一直待在船上。因為現在才下午三點，所以他們決定等一等。

　　將近晚上九點，那個背著紅背包的女孩才離開。雖然天還沒黑，但太陽正在落山。阿弗納決定最好立即採取行動。他們不知道那個女孩是在外面待二十分鐘，還是待一晚上。雖然兩天來他們沒有發現她的生活規律，但她騎自行車走了，所以很可能至少會給他們二十分鐘。他們也只需要二十分鐘。

　　羅伯特在貨車上等著，貨車停在離遊艇不到半英里的地方。「集團」的兩個荷蘭聯絡人在另一輛貨車上，這輛貨車停在離遊艇大約五十碼的地方。他們的工作是善後。如果能夠避免的話，阿弗納還是希望那個女人的屍體不要被別人發現。如果她消失了，但由於她生活沒有規律，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後，才有人察覺。到那個時候，如果幸運的話，他們的任務已經結束了。因為「摩薩德」的關係，夥伴們都贊成這個辦法。如果伊弗里姆聽到他們在沒有結束任務之前就私下在胡恩復仇的風聲的話，他的反應可能有好幾種，但沒有一種是讓他們感到愉快的。他甚至會覺得突擊隊失去了控制，進而把一切取消。

　　阿弗納已經做好了應對的準備，萬一伊弗里姆知道了這次行動的話。「為了安全，我們不得不這樣做。」他會說，「她在倫敦看見我和卡爾在一起。她也許還看見了漢斯。她能認出我們。」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實。

　　現在，阿弗納手持一截短小的裝有一個粗糙扳機的金屬管，踏上了通往遊艇的木板。這時是九點過幾分。史蒂夫手裡拿著同樣的武器，緊跟其後。漢斯仍然留在木橋上，靠在欄杆上。他們說好了，除非阿弗納和史蒂夫需要幫助，否則他不要上船。

　　那個女人在船上養了一隻小小的寵物貓。牠一看見阿弗納靠近船艙就開始抗議了，聲音大得驚人。儘管史蒂夫竭力讓牠安靜下來，但牠仍然坐在遊艇的欄杆上，嗖嗖地搖著尾巴，喵喵地叫著。空氣仍然非常熱，非常潮濕。船艙的門半開著，那個金髮女人背對著門，坐在一張小寫字桌前，身穿一件藍色的便服。阿弗納相信貓的哀號聲會很快讓那個金髮女人警覺起來。但她一定是習以為常了。直到阿弗納把門推開，她才把頭抬起來。

　　她身上帶著同樣的香味。船艙裡的味道也絕對是一樣的。如果說阿弗納對她的身分還有一點懷疑的話，那麼在那一瞬間全都消失無蹤了。她就是卡爾房間裡的那個女人。

　　她轉過身來，看著阿弗納，眼裡毫無懼色。他站在門口，身後正好是一輪紅色落日。她也許無法看清他，但阿弗納卻能看見她的右手向桌子的抽屜伸去。

　　「如果我是你的話，我就不會。」他走近了一點，用英語對她說。

　　史蒂夫走進船艙，後面跟著那隻貓。貓跳到桌子上，仍然聲嘶力竭地喵喵叫著。叫聲很可怕，讓他們感到非常緊張，儘管他們竭力不去注意牠。

　　「你們是誰？」那個女人的目光從阿弗納身上移到史蒂夫身上，說。阿弗納看見她的右手繼續向抽屜伸去，越來越近。左手放到胸前，把藍色的罩衣掀開了一點，露出了乳溝。這個動作是有意的，還是不由自主的，很難說。但不管怎麼樣，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這種防衛是錯誤的。阿弗納和史蒂夫注意到這個動作之後，更加漠然和憤怒。

　　「小心，她有武器。」史蒂夫用希伯來語說。阿弗納點點頭，眼睛始終沒有離開她的右手。

　　「我知道，」他回答道。接著用英語對她說：「你記得倫敦嗎？」

　　阿弗納看見她的眼睛轉向了他手裡的自行車管子。她顯然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東西，以為他們會用這個東西給她當頭一棒呢。她的嘴唇捲起來，挑釁地、輕蔑地笑了一下。隨即，她拋開所有的偽裝，猛地拉開了抽屜。

　　阿弗納扣動了扳機。幾乎與此同時，史蒂夫也扣動了扳機。

　　那只貓跳到了空中。

　　那個金髮女人還坐在椅子上，身體慢慢向前彎下。她有些呼吸困難了。她再次把頭抬起來，鮮血從嘴角流了出來。

　　玩具槍是單發武器。阿弗納把手伸進衣袋，去取子彈。

　　他還沒有裝好子彈，那個女人就癱軟在地板上了。在他們身後，門被猛地推開了，漢斯大步走了進來。阿弗納看見他此時的神態就像他在雅典朝穆扎斯房間裡扔燃燒彈一樣。「讓我來結果這個婊子。」漢斯把他們兩個人推到一邊說。他彎下腰，用玩具槍向她的後腦勺開了一槍。在這之前，她可能已經死了。

　　「來吧，漢斯。」阿弗納示意史蒂夫幫他把這個夥伴從那個女人的屍體邊拖走。漢斯好像準備用手把屍體撕開。他跟著阿弗納和史蒂夫回到岸上，還在咬牙切齒地詛咒她。

　　外面，天幾乎完全黑了。阿弗納示意「爸爸」的人把貨車開過來，把屍體從船上運走。還有足夠的時間。阿弗納看了一眼手錶，發現他們只在裡面待了三分三十秒。那個背著紅背包的女孩再過十五分鐘才可能回來。

　　他們把金屬管子插回原處，騎上自行車，回到羅伯特等的地方。「我們把那個婊子幹掉了。」他們把自行車朝貨車上放的時候，漢斯告訴他。

　　阿弗納理解漢斯的行為。這不僅僅是一件為卡爾報仇的事。到那時為止，阿弗納只近距離打死過兩個人，就是威爾．茲威特、巴西爾．阿爾─庫拜西。他發現向他們開槍要比向這個女人開槍難得多。兩個恐怖組織頭子在看見阿弗納和被打死這之間很短的時間內，他們都懇求他饒他們一命。他們不停地用阿拉伯語和英語說：「不，不。」阿弗納還是向他們開槍了，不過，在那一刻，他們無法讓他把他們看作敵人。他們的表現屬於一個處於生命盡頭、脆弱時刻的正常人的表現。

　　這個女人不一樣。她沒有哀求。她目不轉睛地看著他，眼裡充滿了冷漠與仇恨，臉上充滿了挑釁與輕蔑。如果她故意這樣，不思悔改，那阿弗納就更要殺她了。

　　第十六章　塔里法

　　九月十四日，即那個荷蘭女人死後大約三個星期，羅伯特死在了比利時小鎮巴提斯附近一個農民的地裡。

　　羅伯特總是說，恐怖分子的生活太有規律了，令人乏味。他自己也是這樣。他被自己的一顆炸彈炸死了。

　　具體情況不太清楚。胡恩突襲之後，羅伯特開著貨車去比利時還自行車。他打算留在那裡幫他的朋友製造一些他們正在設計的新式武器。阿弗納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武器，當時並不是特別熱心。羅伯特給史蒂夫解釋──跟阿弗納比起來，史蒂夫對致命的機械小玩意更感興趣──說是一種新型的化學武器，他希望實驗一下。很顯然，這種武器太好了。

　　羅伯特每天都要給法蘭克福打電話報到。阿弗納無法跟比利時的他連繫，所以說好羅伯特六至七點之間給他打電話──如果沒人接的話，十至十一點再打──看看自己要不要回來。其餘的突擊隊員在馬不停蹄地沿著每一條可能的線索追尋名單上剩下的三個恐怖分子。胡恩突襲之後，他們都覺得應該盡快結束這次任務。

　　他們把卡爾死去的消息報上去之後，沒有收到特拉維夫新的指令。唯一的指令放在日內瓦保險櫃裡，很簡短：「信息收到」。而且，阿弗納及其夥伴們相信，如果到年底他們仍然沒有更多的成果的話，「摩薩德」就會終止這次任務。自從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暗殺穆罕默德．布迪亞以來──一年多過去了──以色列沒有成功的反恐行動。只有利勒哈默爾這樣的災難，格拉如斯那樣的慘敗，以及卡爾這樣慘重的損失。除非他們追捕到了阿里．哈桑．薩拉梅、阿布．達烏德，或者哈達德博士，否則，很有可能不會讓他們繼續幹下去了。

　　然而，還沒有完成任務就召回──即使沒有人責備他們──也意味著失敗。他們一致認為：談都不要談。被迫放棄這個工作，特別是沒有幹掉薩拉梅就回去，對他們所有的人來說，就相當於失敗。這不是以色列人的傳統。他們只能選擇犧牲，或者違抗撤退的命令──如果「摩薩德」凍結這次任務的賬戶，違抗命令會非常困難。（他們確實討論過這種可能性，漢斯曾建議，如果他們的行動基金被切斷的話，可以使用他們瑞士賬戶上的錢。）後來，阿弗納承認，至少在這點上，他們跟恐怖組織頭子一樣，非常不理智。

　　羅伯特之所以想實驗他的新式化學武器，這種緊迫感是原因之一。當時阿弗納堅守在法蘭克福，其他兩個人在歐洲其他地方與線人接觸。九月十三日，阿弗納和羅伯特在約好的時間通了電話。「我還有兩三天就搞完了。」他當時說。

　　「好的，這裡沒有什麼新情況。」掛電話之前，阿弗納回答道。

　　第二天，六點至七點之間，電話沒有響，阿弗納還不是特別擔心。兩個報到的時間讓他們兩個人都比較靈活。確實是這樣，十點過五分，阿弗納的法蘭克福安全屋裡的電話鈴響了。

　　是路易斯。

　　「對不起，」那個法國人說。「有個壞消息要告訴你。」

　　「是羅伯特嗎？」阿弗納問道。這不是預感。他知道，「集團」了解羅伯特跟比利時有連繫。自從在賽普勒斯突襲阿爾─契爾開始，他們就用「爸爸」的人為他們從比利時走私炸藥。

　　「是個事故，」路易斯說。「不是誰的錯，你也無能為力。」

　　阿弗納的喉嚨發乾。

　　「我明白了。」他說。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負責處理一切。你知道的，就像在倫敦一樣。這大概是最簡單的辦法了。」

　　「好。」阿弗納有些說不出話來。「好。最簡單的辦法。幹吧。好……謝謝你給我打電話。」

　　「聽著，」路易斯回答道。「這些事已經發生了。」

　　「哦，是的。」阿弗納有氣無力地回答道。「已經發生了，是不是？」

　　沉默了一會。

　　「喂，」路易斯最後說。「如果還需要我做什麼的話，給我打電話。」

　　阿弗納沒話說了，把話筒放回去之後，盯著看了幾秒鐘，然後開車去了羅伯特和史蒂夫合住的安全屋。阿弗納用備用鑰匙進屋之後，開始把他知道的屬於羅伯特的東西放進手提箱裡。儘管屋裡很亂──史蒂夫非常不愛整潔，羅伯特從來不在意──但阿弗納能毫不費力地把地板上和沙發後面羅伯特的東西和史蒂夫的東西區別開來。雖然他記名字和數字不行，但對有形物體的每個細節他都能記住。羅伯特的領帶和襪子跟史蒂夫的完全不一樣，書和玩具是誰的也能區分開。他收拾完羅伯特的東西，手提箱還沒有滿。羅伯特一定隨身帶了很多衣服去比利時。

　　在一個信封裡有幾封信，是羅伯特的妻子寫給他的，上面的地址是英國的。還有幾張照片。阿弗納把信封塞在衣服下面之後，把手提箱合上。他想，在羅伯特一生中，他的手提箱大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整潔過。

　　他不知道怎麼處理的唯一一件東西是那個用牙籤做成的摩天輪玩具。它是羅伯特最後完成的一個玩具，拼了幾個月才拼好，放在羅伯特房間裡那張笨重的桌子正中，大約三英尺寬，精緻但易碎。阿弗納試著用食指摸了摸那個輪子，輪子立即轉動起來，帶著六個小吊籃，圍著那個精巧的中軸，不停地旋轉起來。阿弗納未經思索，開始以更快的速度轉動輪子，直到各個組件成為一個模糊不清的整體。最後，阿弗納覺得輪子只能轉這麼快了，才把手鬆開。他轉過身，背對著旋轉的摩天輪，再次環顧房間四周，看看是否落下了什麼東西，但什麼也沒看見。枕頭皺巴巴的，床也沒有整理，羅伯特最後一次從床上爬起來時一定就是這樣的。這時他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就像一隻小鳥從房間裡飛過時翅膀發出的嗖嗖聲。他轉過身來。

　　摩天輪消失了。只有一大堆牙籤，從桌上一直散落到地上。

　　阿弗納提起手提箱，把它拿到下面的車上，然後開車去汽車站，把它存在一個上鎖的存物櫃裡。

　　一天後，漢斯和史蒂夫回到法蘭克福。

　　三個人圍著那個很大的城市公園走著，這個公園在漢斯一個人住的安全屋附近。他們在那裡蹓躂了差不多三個小時，想對下一步怎麼做做個決斷。阿弗納注意到他過去胸口上的疼痛感現在完全消失了。注意到這點時，他很超然，很冷靜。他現在的感覺是一種漠然的憤怒，還有絕對要完成這次任務的堅定不移的決心。至少，得幹掉薩拉梅。否則的話，卡爾和羅伯特的死就太不值得了。

　　漢斯和史蒂夫看法一致。

　　「我們要去日內瓦，留一條關於羅伯特的信息。」阿弗納說。「但我們不要等答覆。我們只管接著幹就行了。」

　　「要有個人告訴羅伯特的妻子，」漢斯說。「這次我不要做雪夫拉卡迪沙的人了。」

　　雪夫拉卡迪沙是以色列的一家國有殯儀公司。漢斯和史蒂夫去羅馬看卡爾的妻子時，說自己是雪夫拉卡迪沙的人。雖然卡爾的妻子當時沒有失態，但漢斯還是覺得這次經歷給他的精神帶來了相當大的傷害。這次可能會更糟：羅伯特的妻子是個非常漂亮的法裔猶太人，昵稱叫「佩佩」。阿弗納以前見過她一次，知道她是個有點喜怒無常的女人。事實上，她還有點像公主。跟其他在家裡等著丈夫跟自己連繫的妻子不一樣，羅伯特的妻子不僅要他把英國的地址告訴她，以便她給他寫信（並讓他定時去這個地方取信），而且還要他把電話號碼和她可以給他打電話的時間告訴他。雖然羅伯特很高興收到她的來信，但也意味著他必須調整自己的時間以滿足她的要求。在執行任務時做到這點很難。雖然佩佩絕對是一個忠誠、仁慈的女人，但作為一個特工的妻子，這樣的性格僅僅勉強夠格。事實上，她對羅伯特有一點影響，分散他的注意力，因此，也有點分散突擊隊的注意力。

　　他們有兩個孩子。任務開始的時候，羅伯特把他的家人從以色列帶出來，首先在布魯塞爾安頓下來。他知道他會經常去比利時，所以讓佩佩和孩子們住在那裡似乎就有道理了。他每次出差從布魯塞爾經過時都至少能跟他們待上幾個小時。但這種短時間的相聚不能解決問題，只會使羅伯特和佩佩更加心神不寧、魂不守舍。所以最後，羅伯特把一家人搬到了華盛頓特區，準備在執行任務期間一直讓他們住在那裡。佩佩最喜歡的一個叔叔住在那裡──他是歐洲某國大使館的一個外交官──他非常願意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他的家裡。

　　阿弗納理解漢斯為什麼不願意去把這個消息告訴她了。

　　「我們先去日內瓦，」阿弗納說。「然後，我自己飛往華盛頓。如果史蒂夫願意跟我一起去，也行。我們回來後，再繼續。無論發生什麼，我們都要把恐怖頭子們幹掉。不搞大的策劃，也不用炸彈，什麼也不搞。只剩下我們三個了，但是沒問題，因為我們要採取不同的措施。漢斯，我們不在期間，與路易斯保持連繫，讓他弄到那三個恐怖頭子的情報。」

　　「好樣的，夥計。」史蒂夫說。

　　還有一個突襲的辦法。這種辦法要比他們之前使用的辦法危險得多。以前使用的辦法經過仔細的策劃和精心的設計。而這種辦法讓他們幾乎沒有機會逃跑，即使不是一種自取滅亡的辦法，也是一種相當鋌而走險的辦法。但它是可行的辦法。

　　正面攻擊，依靠奇襲和火力。

　　這種辦法不是跟蹤一個目標，直到搞清楚他的日程安排和生活習慣，不是精心策劃逃跑路線，不是使用炸彈讓自己從暗殺現場脫身，而是只根據兩個情報，即時間和地點就進行突襲。只要搞清楚目標的位置和時間。別的什麼也不管。

　　比如，如果他們能搞清楚薩拉梅在一個特定時間裡在一個特定的地點，他們三個人就會毅然決然地拿起衝鋒槍把他幹掉。不管他所在的位置有什麼特點，他周圍有多少警力，突擊隊後來有沒有機會逃跑，甚至不顧旁觀者的生命，暗殺活動是不是會被發現。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殺手們較少考慮，或者不考慮後果，見人就殺，這種辦法有可能可行。但他們與目標之間的距離必須在六七十碼以內。

　　只有三個人的突擊隊在考慮實施突襲時，被迫採用了這樣一種近乎莽撞、不顧一切後果的方式。

　　「當然，我不是說這是我們的第一選擇，」阿弗納補充道。「雖然我們只有三個人，但我們有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我們也許能僥倖成功。當然，我們要繼續尋找更為明智的辦法。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要排除任何一種可能性。我們要努力尋找好的辦法作為我們最後的辦法。不要堅持零風險。

　　「你們同意嗎？」

　　「我同意。」史蒂夫立即回答道。接著轉向漢斯。

　　「嗯，」漢斯說。「坦白地說，這不是一個指揮決策。嚴格地說，我覺得我們沒有權利這麼做。阿弗納的提議正在改變這次任務的目標，或者至少顛倒了主次。這種事情我們應該交給總部去決定。」

　　「但是，」漢斯停了一下之後繼續說。「事實上，我同意。我只希望我們要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心中有數。」

　　毫無疑問，他是對的。他們正在捨本逐末。而且，跟阿弗納和史蒂夫一樣，漢斯也難以放棄。他在雅典對付穆扎斯的行為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跟其他人一樣，放棄的想法漢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這一點也許是這類任務中無法避免的問題。一開始就全身心投入這項任務的人，也許會因為太投入而在理智或有利的政治界限前停不下來。他們也會互相施加心理壓力：不管發生什麼都要繼續到底。正如阿弗納後來對史蒂夫所說：「我不擔心漢斯。如果我們說繼續，他沒法不同意。」

　　但是，漢斯還提出了一點。

　　「你談到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他說。「我認為我們應該也要考慮一些別的東西。自從倫敦開始，我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

　　「除了我們五個人，誰知道我們要去倫敦？只有路易斯。誰知道羅伯特在比利時？還是路易斯。

　　「現在卡爾死了，羅伯特也死了。如果我們是被『爸爸』出賣的怎麼辦？他把恐怖組織頭子們賣給我們，為什麼不能把我們也賣給恐怖組織頭子？你考慮過這個問題嗎？」

　　實際上，阿弗納考慮過這個問題，考慮過很長時間，苦苦地考慮過，整個夏天都在考慮。一方面，他認為像「爸爸」、路易斯和托尼──安德雷斯就不用說了──這樣的人背叛他們也有道理。如果路易斯所說的「集團」的理念是真的，那麼各路人馬互相殘殺他們只會感到高興。在那個嶄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建立起來之前，無論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對路易斯來說，他越早開始自己清白的歷史越好。從經濟上來講也有道理。畢竟，「爸爸」可以從恐怖分子那裡得到陷害卡爾的錢，然後又從阿弗納那裡得到處理屍體的錢。然後又從尋找那個荷蘭女人和處理她的屍體得到更多的錢，然後還可以通過設置陷阱讓阿拉伯人害死羅伯特而得到錢──無論是無意還是有意。還可以通過處理阿弗納的屍體得到更多的錢，等等。

　　很有可能，很聰明的伎倆。「爸爸」這樣做甚至還會讓方方面面的人把他當作朋友呢。每個人都大大方方地給他提供情報，他拿著這些情報又會賣給他們的對手。這是一個安全、永不枯竭的收入來源。

　　最後，阿弗納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原因是他不相信他會這樣做。

　　「『爸爸』要是出賣我們的話，早就出賣了。」他說。「當我們都在一起的時候。他為什麼沒有把我們在賽普勒斯賣掉？」

　　「也許那時沒有人買，」漢斯說。「也許他還不想把這隻會下金蛋的母雞殺掉。」

　　「你相信是這麼回事嗎？」阿弗納問道。

　　「我不知道相信什麼，」漢斯回答道。「我在想我們是不是太相信他的人了。畢竟他們是一夥唯利是圖的人。沒有他們這樣的人，或者說沒有他們這樣的組織，恐怖分子們寸步難行。他們不僅僅只替我們工作，還替歐洲一半的『紅色軍團』工作。就我們知道的而言，他們也替黑手黨工作。」

　　這是事實，阿弗納只好聳了聳肩。

　　「甚至還有可能，」漢斯繼續說，「這些組織是俄國人設立並資助的。你想到過這一點嗎？克格勃可以設立一個私人組織來支持恐怖分子。這樣想並不愚蠢，也許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他們的背後是誰，也許只有『爸爸』知道。如果是那樣怎麼辦？」

　　漢斯說得太離譜了。事實上，阿弗納覺得他說話的口氣聽起來有點像「爸爸」了。突然，他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了：特工的妄想症發作了。這是由於在地下待得太久的結果。在地下待得太久會讓已經疲憊不堪的一線特工經常懷疑自己的同夥。雖然這種妄想症不像臨床上的妄想症那樣完全脫離現實，但是它把恐懼和懷疑無限誇大，或者把它們附著在另外的對象上。「爸爸」自己也許就是這樣的。

　　「是的，『爸爸』有可能泄密，或者通過他組織裡的人泄密，」阿弗納對漢斯說，「我們自己的線人也有可能泄密。我們每隔一個城市就有一個阿莫德或者亞瑟爾，有時候他們也知道在哪裡找到我們。他們當中肯定有人知道卡爾被殺的時候我們在倫敦。是的，可能是『爸爸』，他為了掙更多的錢，為了成為所有人的朋友，為了逃脫罪責。誰知道呢？但關鍵是，『爸爸』也在給我們提供恐怖分子。他一個接一個地給我們找恐怖分子的時候，我們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

　　「所以，也許這就是代價。他給我們，也給其他人。有這種可能。這樣的話，你就不讓他們尋找恐怖分子了？我說不。不管他給我們什麼，我們都收下。只要時刻警惕就行了。比以前更加小心。如果他想出賣我們，那他必須先給我們才行。對，這有點冒險。難道不值得嗎？」

　　漢斯想了想。「該死的冒險，」他終於說。「你是這麼認為的嗎？」

　　「不是，」阿弗納堅定地回答道。「我不是這樣認為的。也許我瘋了，但我相信『爸爸』，相信路易斯和托尼。但我無法證明這一點。你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對的。懷疑也是明智的。但我們何去何從？因為懷疑而斷絕跟他們來往就意味著我們丟掉了最好的來源。信息的來源，支持的來源，一切來源。沒有他們，我們可以幹掉多少恐怖分子？

　　「為什麼不可以假定他們把我們出賣了。當然可以。那我們在利用他們時，就要加倍小心。稍微誤導他們一下，在最後關頭改變線路。難道這不是一種最明智的辦法嗎？」

　　漢斯開始笑起來。「你瘋了，你知道，」他對阿弗納說。「我是說，我們都瘋了，但你是我們當中最瘋的一個。」

　　「不過，他是對的，」史蒂夫說。「只有這個辦法了。」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不過，阿弗納心裡有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他確實相信「集團」。如果他不是真的相信他們，那不管他對漢斯說過什麼，他都可能跟他們斷絕連繫。他還不是那麼瘋狂。他只是相信他的第六感。

　　也許錯了。

　　事實證明，華盛頓的事比阿弗納預想的更艱難。佩佩有些歇斯底里。不知什麼原因，她把矛頭集中在史蒂夫身上，用拳頭捶打他的胸脯，對他大喊大叫，說是他殺了羅伯特。史蒂夫只是一個勁地朝後退，眼睛盯著地上，阿弗納從佩佩後面抓住她，握住她的胳膊。後來她哭了。她的叔叔知道會這樣，在史蒂夫和阿弗納到達之前，就把孩子們帶到了外面。

　　他們從自己賬戶上取了些錢，帶給佩佩，就像他們對卡爾的遺孀那樣。不過，這次他們每個人只給了五千元，加起來總共一萬五千元。他們都為自己會被別人看作不大度而有些羞愧──雖然他們並沒有說出來──但很顯然他們開始為自己的家人著想了。如果他們被一個一個地幹掉，而每幹掉一個都要給遺孀四萬塊的話，那麼，活到最後的那個人就幾乎沒有錢留給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了。雖然家人們會得到一筆固定的撫恤金，但畢竟不多。

　　阿弗納在紐約待了一兩天之後才飛回歐洲。肖莎娜在紐約住了一年半，逐漸習慣了。阿弗納覺得，她比以前更有精神了，對自己能夠──完全獨立地──征服這座陌生、讓人恐懼、與自己熟悉的以色列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大都市感到非常自豪。葛拉呢，也從一個奇醜無比的嬰兒，長成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蹣跚學步的孩子。還有查理，一看見阿弗納就非常興奮，竟跳起來去咬主人的鼻子。然後又非常害羞，在沙發後面躲了幾個小時，哄都哄不出來。

　　阿弗納想，拋開一切，忘記任務、忘記歐洲、忘記恐怖組織頭子甚至以色列的感覺真好。寫一封辭職信，丟進信箱裡，然後跟肖莎娜、孩子和那隻狗一起在布魯克林住下來，享受非常平靜、繁榮的美國生活。為什麼不呢？他參加過兩次戰役，冒著相當大的風險與他人一起，幹掉了九個恐怖組織頭子。一個國家還希望一個人做什麼？也許他的母親都會同意，他已經為以色列盡了義務。

　　然而第二天，他就在甘迺迪機場搭上了美國環球航空公司飛往法蘭克福的飛機。跟往常一樣，他不讓肖莎娜去機場送他。「雖然我不能保證，」臨走的時候他對她說。「但下一次我也許會永遠留下來。」

　　此時已是九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離他們一九七二年開始這項任務的那天快兩年了。阿弗納覺得在這段時間裡，他從一個二十五歲的男孩變成了一個二十七歲的中年男人。如果他們不立刻完成這次任務的話，他想他會不會變成一個二十八歲的老人。眾所周知，特工就是這樣的，但直到現在阿弗納才相信。

　　阿弗納發現，自從卡爾被害以來，他在床上睡不著了。以前從來沒有過這種情況，但是現在總是睡不著，尤其是獨自住在法蘭克福的安全屋裡或者旅行期間住在酒店裡時更是這樣。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不久，他想到了一個辦法，睡在壁櫥裡。他把枕頭和毛毯鋪在壁櫥裡，從裡面把門鎖上睡覺。從安全角度來說，這是有道理的：床上有可能藏炸彈，夜間闖進來的人也會首先到床上找他──他是個容易驚醒的人，等別人到床上找他時他很可能就醒了，開始對付他們了。雖然他可以為自己睡在壁櫥裡找到理由，但主要還是因為緊張。不管理由多麼充足，他的夥伴們會這樣看這件事。結果，只要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他就睡在壁櫥裡，但對其他人隻字不提。

　　阿弗納和史蒂夫回到法蘭克福時，漢斯已經查了日內瓦的保險箱。裡面有伊弗里姆的一條信息：突擊隊關於羅伯特死亡的消息已收到。接下來是一條指令，單獨一行：

　　立即停止。

　　但是，業務費用賬戶上的錢沒有凍結或者收回。漢斯一看見伊弗里姆留的信息就查了這個賬戶，所以他知道。這不奇怪。伊弗里姆希望他們慢慢地、謹慎地放鬆下來，把欠線人的錢支付給他們等等。雖然很可能不會再往賬戶上存錢了──除非他們說明理由，要求追加資金──但還有一個過渡期，還有二十五萬多元供他們使用。為安全起見，漢斯立即把大部分錢轉到了任務開始時卡爾在歐洲幾個首都城市開設的賬戶上。

　　「伊弗里姆的信息你是怎麼處理的？」阿弗納問漢斯。

　　「我留在保險箱裡了。」漢斯回答道。

　　這是一個小小的保護。只要這條信息還在保險箱裡，「摩薩德」就會斷定突擊隊還沒有看到。總部沒有規定他們過多久要到日內瓦去查看信息，也沒有別的辦法聯繫上他們。但如果伊弗里姆真要查的話，他很快就會發現他們看過保險箱，他們每次開箱時必須在有日期的記錄表上簽字。把信息留在那裡可以給他們贏得一點時間。

　　這點時間很重要，因為阿弗納及其夥伴決定不服從「摩薩德」終止這次任務的命令。至少，不願意立即終止。要終止也要等錢用完之後才終止，等他們有機會把名單上剩下的幾個恐怖分子幹掉之後才終止。

　　他們認為，不服從命令並不是因為虛榮心、倔強或者不理智。他們為自己找的理由叫做「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一九七三年末，他們發現，九個恐怖組織頭目被消滅之後給恐怖勢力造成了混亂。正是由於他們很難從經常連繫的阿拉伯人那裡得到情報這個原因，他們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恐怖分子們所遭受的損失迫使剩下的幾個恐怖組織頭子從中東或者東歐的藏匿處出來，到歐洲重組他們的網路。遲早，多則幾個月，少則幾個星期，薩拉梅、阿布．達烏德或哈達德博士會親自來歐洲的。因為突擊隊在戰場上，所以比特拉維夫總部裡的任何人都看得更加清楚。以色列有這樣一個傳統，如果戰場上的指揮官發現敵人快要潰不成軍時，他可以繼續追擊，或放棄追擊。如果他確實發現總部的命令是在不了解當地條件的情況下發出來的，那麼他就不能盲從總部的命令。

　　在一般情況下是這樣，至於這次任務是不是這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阿弗納及其同伴們都相信是這樣。

　　「假定，」阿弗納說，「我們今晚有一次很好的行動機會。難道因為伊弗里姆給我們留了條子就放棄嗎？」

　　這個觀點很好，問題是這時沒有機會。好的或者不好的，都沒有。哪天晚上都沒有。

　　整個十月份，他們都在從當地的線人那裡尋找線索。關於阿里．哈桑．薩拉梅、阿布．達烏德，或者兩個人一起將於近期參加高層會議的謠言不斷傳來。有兩次──一次在米蘭，一次在西柏林──漢斯作後援，阿弗納和史蒂夫在恐怖組織頭子應該會來的公寓周圍布下了監視哨。兩次他們都在汽車的後車箱裡放了衝鋒槍，準備一看到目標就對他們進行正面襲擊。他們確實看見阿拉伯人在公寓裡進進出出。但他們──仍然記得格拉如斯那一幕──沒有行動。沒有真正看到薩拉梅、阿布．達烏德或者哈達德博士，或者沒有確認他們的身分，他們是不會行動的。

　　在米蘭或者西柏林，他們也不能行動。

　　十一月初，從路易斯那裡傳來消息，阿里．哈桑．薩拉梅據說會到西班牙塔里法小鎮。這個小鎮位於大西洋邊、直布羅陀與葡萄牙的交界處。

　　據說從阿爾及爾來。

　　十一月八日，三個人飛到馬德里。他們檢查了「爸爸」的聯絡人給他們準備的武器：三支點二二口徑的貝瑞塔，三支烏茲衝鋒槍（歐式，經以色列許可後生產的，彈倉和槍管都比原來的稍大），然後開著租來的汽車，向南開到海岸邊。為謹慎起見，他們沒有隨身攜帶這些武器，而是讓「爸爸」的聯絡人搭便車送到塔里法。

　　塔里法在安達魯西亞的最南端，從摩洛哥跨過直布羅陀海峽之後只有八英里，在地理位置上仍然屬於歐洲。但是看起來卻跟北非任何一座阿拉伯人的小鎮無異，其建築仍然完全是摩爾人的風格，某些地方還踞於更早的羅馬圓形劇場和供水道之上。

　　阿弗納及其同伴們住進了小鎮外的一家酒店，等待「爸爸」的人來。他們不僅需要他帶槍來，還需要他來指出阿拉伯恐怖分子們開會的那座別墅。這是一棟很大而且相當偏僻的房子，位於海灘邊上的絕壁之上。岩壁並不高。房子屬於一個殷實的西班牙家族，幾乎從來沒有人在這裡住過。在這個家族裡有一個女兒，在法國一所大學裡學政治。很顯然是她把房子借給恐怖分子的。

　　阿弗納計劃悄無聲息地突襲進去。房子可能有人把守，但也許並不嚴密。無論如何，偵察員可以搞清楚這一點，也可以搞清楚恐怖分子是否在裡面。只有突擊隊親眼看見他們在裡面，他們才能進攻。如果房子把守得太嚴，三個人無法突襲成功，阿弗納不排除通過緊急管道與「摩薩德」連繫，請求支援或指導。他覺得行動就要十拿九穩。即使薩拉梅或者阿布．達烏德在裡面，也不要魯莽行事。除非有相當的勝算，否則，突擊隊斷然不會採取行動。

　　十一月十號，「爸爸」的人到達塔里法，他把武器送給他們之後，開車帶著突擊隊員離開沿海高速公路，上了一條碎石路。碎石路大約一英里，汽車沿著懸崖邊蜿蜒而上。這裡有三棟房子，雖然這條路不是私人的，但周圍大塊地盤都是私人的。「爸爸」的人說：最後面那棟房子就是。它位於路的盡頭，前面有一扇很大的帶格柵的鐵門。不會錯。

　　第二天晚上十點，阿弗納、史蒂夫和漢斯開著車，沿這條路走了一半。十一月十一號那天晚上，天氣潮濕，風很大。從東南部直布羅陀海峽吹來的風把地上的枯葉捲起來，在空中打著轉。在這樣的晚上不容易聽到腳步聲。剛剛爬上山頭的月亮完全被烏雲遮住了。道路兩邊的樹木和灌木叢濃密、幽暗、扭曲、不成形。這個地形最理想，這樣的晚上也最適合偵察。

　　史蒂夫在快到最後一個彎道時把車停下來，這裡離大門約四分之一英里。他猛地轉了個彎，讓車頭對著來的方向，在路肩上停下來。這裡跟一個淺溝差不多，彎道和路邊的灌木叢把它半遮半掩起來。為謹慎起見，他把剎車燈斷開了。如果有人追他們的話，司機踩剎車時就不會把自己暴露。他跟著阿弗納走進了靠海這邊的灌木叢。漢斯帶著一把烏茲衝鋒槍，留在車上。

　　阿弗納和史蒂夫把他們的衝鋒槍留在後車箱裡。他們現在的目的是偵察，不是突襲。如果他們看見薩拉梅或阿布．達烏德的話──如果他們決定三個人也可以進行突襲的話──會有足夠的時間回來取烏茲槍的。現在，他們只帶了一支小小的貝瑞塔。他們計劃避開大門，從灌木叢中穿過去，從後面靠近房子。由於這座別墅背對著大海，所以沿著懸崖邊就能到達後花園。

　　雖然灌木叢很密，但並不是不能從中間走。阿弗納和史蒂夫穿著黑衣黑褲，小心謹慎地走著，時不時地停下來看一看，聽一聽。這段路花了大約二十分鐘。房子及其周圍的情形很容易看清，差不多每扇窗戶裡都有燈光。他們沒有發現花園裡有衛兵巡邏。儘管阿弗納和史蒂夫對恐怖分子略有所知，但他們還是懷疑衛兵們可能駐紮在離房子較遠的地方。阿拉伯人大體上跟非洲人差不多，不習慣夜間作戰，總是避開晚上。所以如果有衛兵的話，他們會盡可能地靠近明亮的窗戶。但也要看這些阿拉伯游擊隊員接受的是什麼樣的訓練，如果接受的是俄國人或者其他某國的訓練，那他們在黑暗中的戰鬥力不亞於其他人。

　　阿弗納和史蒂夫來到房子的轉角處，聽到有幾個人在說阿拉伯語。說話聲好像不是從房子裡傳出來的，倒像是從一個鋪著石板的院子裡傳出來的。院子位於一扇通向游泳池的落地長窗外面。游泳池裡除了落葉和深水區幾指深的令人噁心的汙水之外，別無其他。阿弗納和史蒂夫緊貼著牆壁，轉過牆角之後，他們仍然看不見是誰在說話，但他們的說話聲更清晰了。

　　「為什麼不告訴他我們還需要錢？」一個人說。「你不敢說嗎？」

　　「我們需要一些水果，就這些。」另一個聲音回答道。

　　毫無疑問了。不管房子裡有沒有恐怖分子，院子裡的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爸爸」的情報至少部分是正確的。

　　接下來他們聽到玻璃門關上的聲音，說話聲再也聽不見了。阿弗納非常謹慎地在轉角處偷看了一眼。

　　沒錯。院子是空的。

　　他沒管史蒂夫是不是跟在後面，就踮著腳朝那扇落地長窗走去。他相信裡面的人看不見他站在黑乎乎的院子裡，而他卻能毫不費力地看清燈火通明的房間裡的每個人。七八個阿拉伯人站在一張長條形的桌子旁談笑風生。桌子上擺滿了水果。兩個阿拉伯人穿著方格衣服。

　　「恐怖組織頭子。」阿弗納聽見史蒂夫在他旁邊低聲說。他點點頭。雖然他沒有看見武器，但他們很可能是恐怖分子。但是方格衣服不只是敢死隊員才穿。至少從理論上來講，這些阿拉伯人來西班牙完全是合法的。可能是遊客、學生，也可能是商人。只有認出他們其中一個人才能確定他們是恐怖分子，薩拉梅，或者阿布．達烏德，或者哈達德博士，或者喬治．哈巴希或者阿莫德．基利爾，或者其中任何一個人。

　　然而，房子裡的人阿弗納和史蒂夫一個也不認識。

　　當然，別墅裡還有許多別的房間，容納十幾個人沒有任何問題。再說，按照「爸爸」的人的說法，這些阿拉伯人不是一下子都到齊的，也許還有很多人以後幾天才到。如果這裡真的有會議，那也許還沒開始，房間裡的那些阿拉伯人只不過是先頭部隊而已。

　　阿弗納和史蒂夫還站在院子裡，從落地長窗裡朝裡面看。這時，他們清清楚楚地聽見身後灌木叢擺動的聲音。有人從灌木叢裡過來了。從那個人弄出的聲音來看，他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他正沿著他們身後那條小道走來。

　　他們轉過身來。由於他們身後有燈光，他們知道，任何一個從花園裡走過來的人都只能看見他們黑色的輪廓，而不能立刻看清他們的臉。但是他們隨即就意識到，不該來這裡。兩個以色列特工，在一個偏僻的西班牙人的花園裡，周圍全是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人。不能冒險。他們轉身的時候，膝蓋就彎了下來，做好了戰鬥的準備。他們右手拔出了貝瑞塔，左手去拉滑套時在空中畫出一道弧線。

　　他們看著那個人從灌木叢裡出來。他是個阿拉伯人，很年輕，穿著方格子衣服。他站在離他們大約十步遠的地方，不解地看著他們手中的槍。即使他在他們聽到他弄出的響聲之前就看見他們了，也不會想到他們是敵人。他很可能把他們當成了自己人。

　　一個阿拉伯年輕人。他的右手放在褲子拉鏈的遮布前面，好像剛剛拉上拉鏈。左手握著一把卡拉什尼可夫步槍。

　　他開始把槍端起來。

　　阿弗納和史蒂夫同時開火了。兩發子彈射了出去，又是兩發子彈射了出去。十一月的風把乾枯的樹葉捲起來，吞噬了槍聲。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他們朝他走近時，那個阿拉伯男孩還想讓身體保持平衡。後來他急速地倒了下去，側臥著，蠕動著，呼吸困難。倒地時，他一直用左胳膊緊緊抱著那把卡拉什尼可夫步槍。他看著阿弗納和史蒂夫，把槍緊緊抱在懷裡。

　　屋子裡似乎沒有人聽見動靜，也沒有人注意到外面有動靜。人們仍然站在長條形的桌子旁邊，吃著，談論著，打著手勢。阿弗納甚至能聽見他們的笑聲。他拿著槍，轉身朝花園外面走去。不是朝他們來的那條路，而是抄近路，朝大門走去。史蒂夫尾隨著他。他們腳步飛快，偶爾轉過身來。後面沒有人。到大門外面時，他們突然跑了起來。他們向山下跑去，身後拂過十一月潮濕的風，落葉追趕著他們。他們跑得越來越快。

　　跑啊跑。阿弗納一直記得那一幕。他們就像兩個做了無法收拾的事情正設法逃脫懲罰的學生那樣，沿著西班牙一條蜿蜒曲折、用礫石鋪成的公路向山下跑著。他們就這樣結束了那次偉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任務。

　　第十七章　法蘭克福

　　跟許多其他安達魯西亞的城市一樣，塔里法有一次暴力的記錄。不過，阿弗納並不知道。在離那個阿拉伯年輕游擊隊員躺的地方幾百碼之處，據說歷史上有一個叫「好人古茲曼」的人，寧願犧牲自己九歲的孩子，也不願向圍攻者投降，放棄一座摩爾人的城堡。其廢墟仍然是一個小小的景點。在涅布拉，沿陽光海岸西北一百一十五英里，阿拉伯科學家們第一次把黑色的火藥引進歐洲戰爭中。這是十三世紀發生的事情。從這時到阿弗納所處的時代之間，人類衝突的性質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當他們上氣不接下氣地朝漢斯等著的那個地方跑去時，阿弗納，或者史蒂夫腦海裡只有歷史上相似的一幕。史蒂夫沒有開燈，發狂地開著車，直到阿弗納大叫著讓他停下來。沒有人追他們。沒必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緊張，把一條沿海大道變成一條跑道。史蒂夫平靜了一點之後，把剎車燈接起來。漢斯把他的衝鋒槍放回後車箱裡。他們要平安回到酒店以後才能放下貝瑞塔。

　　他們坐在阿弗納的房間裡，試圖讓自己平靜下來，分析一下形勢。暫時沒有什麼危險。因為一般的阿拉伯遊客或者商人不太可能扛著卡拉什尼可夫步槍到處逛，別墅裡的阿拉伯人無疑是恐怖分子。既然如此，他們當然就不會叫警察，也不會挨家挨戶地在附近去搜他們連看都沒有看到的攻擊他們的人。唯一能夠向他們描述一番的就是那個帶著攻擊步槍的男孩。很可能已經死了。即使阿拉伯人報了警，也沒什麼能把阿弗納及其夥伴們和這次襲擊連繫起來。他們是西德商人，跟成千上萬的遊客一樣，也有護照。護照找不出一點毛病。除了槍以外，唯一能把他們和這次襲擊連繫起來的可能就是礫石路上的車轍印了。

　　上午，阿弗納打電話讓「爸爸」的人來給他們換了一輛車，同時把槍收走了。他想，這樣在酒店裡過夜就非常安全了。第二天回馬德里，車不同了，也沒有武器，就不用擔心搜查和關卡了。

　　他們確實不用擔心了。回馬德里的路程很遠，他們坐在車裡，話都不多。阿弗納偶爾接替史蒂夫開一開車。阿弗納知道，即使他們在談別的，心裡想的都是一樣的。他們搞錯了嗎？他們還能做什麼呢？他們失去理智了嗎？他們不向那個阿拉伯男孩開槍就撤下來嗎？他們向他開槍真的是為了自衛嗎？

　　他們把他打死了嗎？到目前為止他是第四個被他們打死的不明身分的巴勒斯坦人嗎？這四個人，雖然不是利勒哈默爾的侍者那樣的無辜的旁觀者，但也不在他們的名單上。如果把雅典的穆扎斯包括在內的話就是五個人。如果把那個克格勃特工包括在內就是六個。如果把胡恩的那個金髮女孩包括在內就是七個。

　　還沒有幹掉薩拉梅、阿布．達烏德和哈達德博士。

　　難道這就是這樣的任務不可避免的結局？難道他們有些地方做錯了？難道這個工作對他們有什麼影響？難道他們慌張了？

　　歸根結柢，他們是不是失敗了？

　　自從差不多一年半以前暗殺布迪亞以來，他們沒有發現任何目標。然而他們卻殺死了四個阿拉伯走卒和一個荷蘭女人──其間失去了卡爾和羅伯特。在反恐戰爭中，兩個高級特工沒有換來任何軍事上的收獲。這是失敗。被別人打敗了。怎麼看這個問題都是這樣。

　　更糟糕的是，他們現在的行動是在無視命令下進行的。沒有人授權他們這麼幹。繞著一座西班牙花園去殺阿拉伯人，跟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一樣。做法也跟恐怖分子們一樣。

　　這番話是漢斯剛要從馬德里郊區的北四路上下來時說的。「你知道，」他說，「我們的做法就跟恐怖組織頭子一樣。」

　　無論是阿弗納，還是史蒂夫都沒有反駁他。

　　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裡，他們陸續離開馬德里，回到法蘭克福。就像格拉如斯的槍殺事件一樣，塔里法發生的事情任何報紙上都沒有報導。他們也可能沒看到西班牙和瑞士的新聞報導。但這起槍殺事件很可能被隱瞞起來了。如果能夠避免的話，這些恐怖分子當然不希望引起別人的注意。因此，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害怕被發現。幾天之後──從他們離開西班牙的那一刻算起──阿弗納及其夥伴們就根本不擔心這個了。

　　他們擔心的是別的。很難言傳。「失敗」或者「丟面子」還不足以表達其意。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愧疚」，甚至不是一種無聊的感覺。

　　他們感覺受了命運的捉弄。跟所有當兵的人一樣，他們也心存某種迷信。而且，他們還有一種屈辱之感，以前對他們有利的一些東西現在都背叛了他們：成功，女人，獲勝的運氣以及戰爭中的運氣。這些東西帶給他們傷痛和羞辱，讓他們突然對所有的價值觀念和信念產生了懷疑。

　　卡爾死後，阿弗納就有過這種感覺，塔里法事件後這種感覺更甚。史蒂夫多少也有過這種感覺。然而現在，這種感覺強烈地衝擊著漢斯。

　　他變得愛反省了，也從來不多話了，幾天根本不說一句話。雖然他跟以前一樣，仍然有條不紊地做自己的工作，但卻變得非常孤僻、超然，明顯地疑慮重重，阿弗納非常替他擔心。同時他也不同意半途而廢。他們沒有真正談過這個問題──他們一致同意把錢用完之後就不幹了──但有一次阿弗納問他感覺如何時，漢斯咬牙切齒地回答：

　　「現在停不下來了，還是別談了吧，只管幹就行了。沒什麼好談的了。」

　　於是，他們不談了，只管做。他們又努力做了七個星期。

　　沒有絲毫效果。沒有一條線索值得他們把越來越少的錢花在上面。漢斯堅持要精打細算地用錢，這樣的話，如果一個好的行動機會來臨的話，他們就不會捉襟見肘了。他是對的，因為如果他們找到了薩拉梅而在最後一刻卻沒有錢來追捕他，那就是個莫大的諷刺了。但一直沒有到那一步。

　　主要是找不到聯絡人。不僅通過他們經常聯絡的線人找不到，而且通過路易斯和托尼也找不到。通過「爸爸」也找不到。如果他們找的是其他的恐怖分子，還有可能成功：一九七四年是歐洲恐怖分子們非常活躍的一年，尤其是「阿拉伯國家青年解放巴勒斯坦」組織。原來的主管是阿莫德．阿爾─葛哈夫爾，後來是阿布．奈達爾。「黑色九月」組織和「解放陣線」組織不像原先那樣激進和好戰時，恐怖分子們加入了這個組織（後來，阿爾─葛哈夫爾被「黑色九月」組織頭目阿布．伊亞德抓住，很可能被處決了）。一九七四年「阿拉伯國家青年」組織襲擊三架飛機得逞。十月八日，他們在愛琴海上空炸毀了一架飛機──一架美國環球航空公司從特拉維夫飛往雅典的飛機──八十八人喪生。三個星期前，九月十五日，恐怖分子把一顆手榴彈扔進巴黎香榭麗舍大街的「藥店」裡，一死十二傷。這是「解放陣線」和日本赤軍旅聯手幹的，頭目是卡洛斯那隻豺狼。

　　突擊隊特別要為卡洛斯的上臺負責。正是因為他們幹掉了布迪亞，才給他在高層騰出了一個位置。但也是一回事，他不在名單上，阿布．奈達爾也不在名單上。在原來的任務已經取消的情況下，他們又幾乎不能跟伊弗里姆連繫，要求改變任務。再也不能有單方面行動。他們也找不到自己行動的理由。他們只能去抓名單上的恐怖分子，尤其是阿里．哈桑．薩拉梅。

　　抓到了薩拉梅就大不相同了。

　　但據他們所知，薩拉梅沒有到歐洲來。

　　他們在法蘭克福度過了聖誕節和新年。城市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而阿弗納、史蒂夫和漢斯卻沒有節日的心情。實際上，漢斯心情複雜，矛盾重重。他心灰意冷，喜好自省，但同時疑心越來越重，充滿了殺氣。他開始隨身帶著一支槍。以前他們出去蹓躂時他從來不帶槍，除非有行動。但是漢斯的疑心似乎有傳染性。現在連阿弗納和史蒂夫都隨身帶著槍，以防他們的同伴覺得有人跟蹤的懷疑成為現實──也許「爸爸」的組織會把他們的行蹤洩露出去呢。漢斯相信塔里法是個陷阱，而阿弗納認為他誤解他了。如果是個陷阱的話，他們會遇到強大的火力，而不是一個正在扣褲子的恐怖分子。但是，卡爾和羅伯特神祕地死去之後，這些懷疑總是揮之不去。也許事先有人給塔里法的恐怖分子通風報信了，他們沒想到以色列人會這麼快。事實上，阿弗納告訴過「爸爸」的人，他們要在塔里法等幾個朋友，然後才會採取行動。

　　不管怎麼樣，儘管風險增加了，他們在法蘭克福還是隨身帶著武器。阿弗納注意到安全屋的門底部有一些明顯磨損的黑色印子。很顯然，如果他開門的時候都是用腳頂著門的。這一點，所有的特工都受過訓練。在被突襲的情況下，它恰恰事關生死。然而過去一直沒有這個習慣，也不經常這樣。到目前為止，他們主要依靠改變自己的身分來掩護自己，跟他們的軟目標一樣。

　　與此同時，漢斯常常一個人在深夜去安全屋附近的公園長時間散步。他一直非常喜歡散步，但過去散步的時間相對較短，而且是天氣較好的時候。而現在，他會在十二月份凜冽的寒風中，在雪地裡，沿著歐斯特公園空無一人的小路，法蘭克福東部火車站的北部，走上幾個小時。他甚至會在自己最喜歡的一個人造池塘旁的僻靜處的長凳上坐上一兩個小時。池塘裡夏天全是野鴨，而現在全都結上了冰。

　　「鴨子都比你有意義得多。」有一次，史蒂夫要去鴨池旁取情報時，這樣對漢斯說。

　　「我不能禁錮在家裡。」漢斯回答道。

　　阿弗納明白，到了任務的這個階段，他也不希望一個人住著。羅伯特死後，他讓史蒂夫住進了他以前和卡爾住的安全屋。忍受史蒂夫混亂的單身漢的習慣要比一個人住著好。然而，當他向漢斯提議他們應該找一套大家可以住在一起的安全屋時，漢斯拒絕了。「別擔心我，」他說。「我很好。」

　　事實並非如此。

　　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晚上，漢斯九點鐘以後離開安全屋。應該是九點以後，阿弗納在那個時候給他打了個電話。他們談了幾秒鐘──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討論──就把電話掛了，都知道晚些時候還要再互相查核一下的。這是例行公事。漢斯半夜沒有給他打電話，阿弗納就打了過去。沒有人接。凌晨一點的時候也沒有人接電話。

　　這是不尋常的。漢斯喜歡在半夜長時間散步，但從來沒有在外面待到午夜過後。線人捎信給他，出乎意料地讓他去見個面，這是常常發生的事，今晚也有這種可能。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要互相提醒一下，這是規矩。尤其是在深夜的時候。如果漢斯是去見面，他應該打個電話。他知道阿弗納和史蒂夫都在安全屋裡。阿弗納擔心起來。

　　「我想開車去看一看，」他對史蒂夫說。「我不喜歡他這麼晚了還在外面。」

　　史蒂夫聳聳肩。「他很可能在他媽的鴨池旁的長凳上。」他說。「我們走吧。」

　　他們開著車從安全屋所在的埃斯舍氏姆區的葫葛爾街附近來到漢斯住的羅德伯格威格附近，只花了二十分鐘不到。漢斯不在安全屋裡。阿弗納用備用鑰匙打開門，走了進去。但一切井然有序。很顯然，漢斯因為什麼原因出去了，只是還沒回來而已。

　　那天晚上真是冷得刺骨，那時快凌晨兩點了。即使按漢斯現在這樣的心情，他也不可能在公園裡蹓躂或者閒坐到這個時候。然而這是唯一可靠的解釋。別的解釋都只能說明出了問題。

　　「如果他在鴨池旁邊，」史蒂夫說。「不能給我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的話，我就擰掉他的鼻子。」

　　他們知道漢斯經常在公園裡走的那條路線。他會沿著羅德伯格威格走一小段，再沿著風景如畫的階梯利黎─朔那曼─斯特埃戈（根據詩人歌德兒時的一個朋友命名）而下，來到峽谷底部有四條車道的公路上。一穿過歐斯特公園街，就到了歐斯特公園。過街以後，他通常沿著一條標識清楚的小道再向東北走幾百碼。走過一段曲曲折折的小路之後，就到了鴨池邊。

　　阿弗納和史蒂夫指望能碰上漢斯正朝回走呢，然而卻沒有。他們走了大約十五分鐘。公園裡黑魆魆的，周圍一個人都沒有。然而，當他們走近那座人造池塘時，從冰上折射過來的光讓他們看見有一個人影坐在那條長凳上，是漢斯。

　　但是史蒂夫沒有擰掉他的鼻子。漢斯有一個很好的藉口。他死了。

　　阿弗納看見漢斯死在了公園裡，首先想到的並不是謀殺，而是自殺。

　　池塘邊的矮樹叢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涼亭。湖岸高出池塘裡的冰面幾英尺，在湖岸和冰面之間，有一道矮石牆和一個木質欄杆。漢斯的身體呈半坐姿勢，懶散地趴在欄杆上，腦袋慵懶地側向一邊。面無表情，眼睛睜得大大的。漢斯的上衣解開了。剛開始的時候，阿弗納在他的頭部和身體上的其他部位都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傷痕。

　　天很黑。他們沒帶手電筒，也沒有帶火柴。「當心。」阿弗納低聲對史蒂夫說。儘管天氣異常寒冷，但漢斯的屍體還沒有僵硬。他很可能死了一個多小時了，也許更短。謀殺他的人也許還在附近。

　　由於是謀殺，阿弗納首先檢查了漢斯的手槍。手槍仍然插在他屁股上的皮帶上，也沒有開過火。所以不是自殺。也不是自然死亡。雖然阿弗納看不見任何傷痕，但他伸手去取漢斯的槍時，摸到了一種黏乎乎的東西，就像快乾的油漆。一定是從傷口裡流出來的血。這個傷口不是自己造成的。

　　「是他殺。」阿弗納把槍遞給史蒂夫，說。

　　有幾分鐘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說話。他們驚呆了，也嚇怕了。公園那麼大，那麼安靜，四周全是結冰的矮樹叢和黝黑的樹木。沒有風。他們聽見遠處城市單調的嗡嗡聲，偶爾傳來幾聲鐵道調軌時金屬碰撞發出的哐哐聲。史蒂夫咔的一聲讓漢斯的槍栓回到原位。「你看看他的錢包，」他對阿弗納說，「我給你放哨。」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可能遇到行凶搶劫了。法蘭克福不是個犯罪案件特別多的城市，但卻是個工業大城市，聚集著從南歐各地來的工人。城市裡也有以各種醜惡現象和貪汙受賄而臭名昭著的街區，也有皮條客、夜賊、吸毒者、妓女，跟其他任何大城市一樣。雖然歐斯特公園靠近不太受干擾的小康家庭人士居住的地方，但沒有一個空無一人的公園在深更半夜是絕對安全的。在法蘭克福，每年可能有十幾起搶劫謀殺案，可能更多。漢斯看起來並不是特別難下手。一個中年人獨自坐在長凳上就像故意讓人家搶似的。那人還以為他是個醉鬼呢。漢斯很可能不會為那幾個德國馬克而不要自己的命，他會把錢包遞過去，甚至把手錶遞過去。但一個神經質的強盜也許還是會殺他。這是一種可能。

　　然而，漢斯的手錶仍然在他的手腕上，錢包也在他的口袋裡，原封未動。

　　漢斯是不是被線人出賣了？他不可能在那個特別的地方跟任何人見面。不僅僅是因為深更半夜的公園裡什麼人都沒有，也不僅僅是因為幾乎沒有一個合適的地方與線人見面，而且還因為它是漢斯的一個非常私人的地方，一個用來休息和沉思的祕密的藏身之處，一個獨處的地方。

　　順帶說一句，在這裡，跟蹤而又不被發現，很難。如果有人跟蹤，漢斯就不會半夜去鴨池邊。當然，開車經過歐斯特公園街的人可能會看到他進了公園。如果他們熟悉他的習慣，也許會猜到他去哪裡。但是只有阿弗納和史蒂夫知道這個人造池塘。公園很大，漢斯哪裡都可能去，要找到他非常困難。恐怖分子還沒有在隱蔽的小塘邊找到他之前，可能早就凍僵了。

　　然而，如果不是搶劫，除了恐怖分子之外，還會有誰要殺他呢？

　　阿弗納取出漢斯的錢包，裡面有一本德國駕照和一張社會保險證。他隨身攜帶的就這些。阿弗納仔細一看，發現大部分凝固的血跡都在漢斯的胸部。他還發現胸部的羊毛衫上撕開了一個長條形的口子。看起來像個刀傷，但不能肯定。這使漢斯的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怎麼可能有人靠他這麼近，用刀子捅他，而他不會拔出槍來？他一定是真的一點防備都沒有──或者是有個人用槍對著他。但即使這樣，漢斯會坐在那裡等著別人來捅嗎，真是不可思議。即使作為一種條件反射，他也會舉起手來擋住刀子。然而，阿弗納沒有發現他手套和衣袖上有被刀砍的痕跡。如果他是被捅的話，好像也是睡著的時候進行的。

　　這也不可思議。

　　這時，阿弗納突然想起，他對漢斯的性愛習慣一無所知。雖然他已婚，但又怎麼樣。雖然漢斯絕對沒有什麼讓阿弗納覺得他有同性戀傾向──這樣想都有點滑稽──但阿弗納對此完全不知也是千真萬確的。他懷疑一月份的歐斯特公園是不是同性戀人幽會的地方，但他又不確定。如果漢斯向一個並不歡迎他的同性示愛，他的死就可以解釋了。

　　阿弗納覺得這個想法太牽強了，就沒有跟史蒂夫提。那時沒提，以後也沒提。史蒂夫可能甚至向他揮臂暗示時，他都沒有提。

　　「我要去打個電話，」阿弗納對史蒂夫說。「你在公園的入口處等我。」

　　歐斯特公園街離他們最近的電話亭只需要走十分鐘。阿弗納給巴黎的路易斯打了電話。「倫敦的一幕又發生了，」他對他說。「我告訴你我在哪裡吧。」

　　阿弗納向他仔細解釋他和史蒂夫在哪裡等「爸爸」的人時，路易斯默默地聽著。那個法國人沒有問其他細節，阿弗納也沒有提供更多的細節。結束電話之前，路易斯問道：「還有別的什麼要我做嗎？」

　　「暫時沒有了，謝謝。」阿弗納回答道。

　　他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談話。阿弗納再也不想跟路易斯說話了。

　　他和史蒂夫在公園的大門口等人來搬漢斯的屍體。他們等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後來阿弗納驚奇地發現他們居然沒有覺得冷。他們幾乎一言不發地守在那裡。事實上，他們說過兩次話。第一次，史蒂夫說：

　　「你給『爸爸』打電話，你覺得他們跟這件事沒什麼關係？」

　　「沒關係，我覺得沒關係。」阿弗納回答道。

　　這是事實。但即使阿弗納錯了，他也覺得到了這一步也只能這樣了。如果漢斯的屍體被發現了，德國警方就會來調查。他們不想冒這個險。如果是「集團」殺了漢斯，讓他們來處理他的屍體好了。反正他們再也不能給他帶來更多的傷害了。

　　第二次，史蒂夫說：「長時間以來，我一直以為我們很聰明。但也許我們只是幸運罷了。

　　「也許我們的好運已經結束了。」

　　阿弗納不知說什麼好，所以什麼也沒說。史蒂夫那天晚上的話也許是對整個任務最好的總結。

　　快到四點的時候，「爸爸」的人開著一輛公共工程卡車來了。阿弗納和史蒂夫帶著他們來到鴨池邊，等著他們把漢斯的屍體用帆布袋裝起來，放進卡車後面。那兩個人都是德國人，也許是法蘭克福的救護人員，或者承辦喪事的人。整個過程只用了七八分鐘。然後他們沿著公園裡狹窄、曲折的小道把車倒了出來。

　　阿弗納看著卡車的前燈在冬天漆黑一片的樹林間若隱若現。幾分鐘之後，他什麼也看不見了。漢斯走了，跟卡爾和羅伯特一樣，走了，好像他們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阿弗納和史蒂夫一直在想該怎麼辦。更確切地說，一直在讓自己忙於日常事務而推遲做出決定。他們關閉了漢斯的安全屋，把自己的安全屋換了一個地方。他們用漢斯早些時候給阿弗納的委託書，賣掉了他的古董家具店。他們飛到巴黎，把欠「集團」的錢給了凱瑟──路易斯出城了──然後開車去了漢斯的妻子居住的那座法國小鎮。

　　她是個以色列人，跟羅伯特的妻子截然不同。「漢斯和你在一起嗎？」他給她打電話的時候她這樣問道。

　　「呃──沒有。」

　　「我明白了。」停留片刻之後，她回答道。她顯然明白了，不用再對她說什麼了。

　　他們來到她家，她接過裝著漢斯遺物的箱子，把他們請到客廳裡。她給他們倒好茶，寒暄了幾分鐘，她讓他們不要在意，把情況詳詳細細地告訴她。他們能告訴她的情況非常少。她想知道漢斯埋在哪裡。

　　阿弗納看著史蒂夫。「對不起，」他後來說。「我無法告訴你，我……沒有人知道。」

　　「我明白了。」她回答道，仍然非常沉著冷靜。「請原諒，我要離開幾分鐘。」

　　她走進另一個房間，在裡面待了大約十五分鐘。回來的時候，她的眼淚已經乾了，不過眼睛有點紅。「請原諒。」漢斯的妻子說。「我知道我應該振作起來。你們再來一杯茶嗎？」

　　阿弗納把那個裝著錢的信封給她，可她拒絕了。他們又坐了幾分鐘就離開了。他們不僅感到悲慘──他們希望有這種感覺──而且還有一點慚愧和心虛。他們覺得好像一切都是他們的錯。更惡劣的是，好像他們在不顧一切地玩著一個東西，結果把它弄成了碎片。這個東西對別的人來說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

　　也許正是看見漢斯的遺孀，他們最終作出了決定。他們並沒有真正談論過，沒有用很多的語言，但是每個人都本能地認為，對方已經下定了決心。他們把阿姆斯特丹、蘇黎世和巴黎的賬戶一個接一個地銷掉，結束了本次任務。現在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無法繼續了。

　　最後他們飛到了日內瓦，從保險箱裡拿走了伊弗里姆留的信息──「立即停止」──它是羅伯特死後漢斯留在那裡的。這時又有了一條新的信息：「盡快確認收悉。」

　　阿弗納把答覆編成密碼，放了回去：「信息收到。漢斯犧牲。」他想不起來還要加什麼。

　　阿弗納和史蒂夫離開銀行，走過瑪希那橋。一九七二年九月他們在日內瓦開完第一次會後就曾在這裡說過話。「你有一件事情是對的。」阿弗納對史蒂夫說。「我們兩個人還活著。」

　　任務結束了。

第四部　擺脫孤立　第十八章　美國

　　一月份，漢斯犧牲。阿弗納和史蒂夫處理完日內瓦的事務回到米迪酒店時，是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那年春天的第一個下午。他們還有幾件事要處理：關閉安全屋，打發次要一點的線人。阿弗納和史蒂夫兩個人在日內瓦銀行裡的個人賬戶都沒有動。他們兩個人都發現，儘管給了夥伴們的遺孀一筆錢，但他們差不多還剩下十萬塊。在這份滿足裡摻和著一些痛苦。他們無奈地聳了聳肩，也許還有如針刺一樣的愧疚。儘管如此，他們會沒事的，至少在這個意義上是這樣。雖然阿弗納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習慣了大把大把地花錢，但是，十萬塊，在自己的賬戶上，對他來說，似乎仍然是個天文數字。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很富裕。他可以從容地到歐奇大街的商店裡，去給肖莎娜買下那套上好的斯堪地納維亞炊具了。如果他想的話，他可以給她買兩套。

　　決定放棄這次任務之後，他們既感到沮喪，也感到寬慰。雖然「黑色九月」組織似乎不再活躍了，由卡洛斯領導的「人民陣線布迪亞突擊隊」，在巴黎大膽地（雖然沒有得逞過）用火箭襲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膽子同樣大，但更為成功。他們在德國綁架了幾個實業家之後，挾持他們來敲詐溫順的政府。阿弗納和史蒂夫讀著報紙，心想，不知道卡爾、羅伯特和漢斯為之付出生命的這次任務是否對國際恐怖活動產生了一點點影響。伊弗里姆的這個多頭妖怪不會放慢步伐的。現在，一些恐怖分子有可能把聯合國和日內瓦的會議桌作為把猶太人推下大海的集結地。

　　這也沒有關係。對阿弗納和史蒂夫來說，必須以牙還牙，以色列不允許別人殺戮她的兒女而不受懲罰。一九七五年春天，他們在日內瓦，心情前所未有的鬱悶。即使在這個時候，阿弗納和史蒂夫都毫不含糊地為這次任務辯護。

　　他們把掃尾工作分了一下工，然後尷尬地、有點羞愧地互相擁抱之後，分道揚鑣了。

　　四月十日，阿弗納到達紐約，前途未卜。事實上，他覺得太累了，不想去考慮以後的事。從法律上來講，自從一九七二年以來，他就不是「摩薩德」的雇員了，而現在任務取消了，他覺得當前對誰都沒有什麼義務了。雖然阿弗納有時候覺得必須回特拉維夫匯報，但他對誰都不願談這次任務。他想做的事情就是跟肖莎娜在一起待一兩個星期。

　　他在紐約待了差不多一個月，就像度假一樣。阿弗納像一個逃學的孩子似的，心裡充滿了心虛和快樂。他也許沒有理由這樣，但他確實有這種感覺。他每天要跟肖莎娜做兩三次愛，和她長時間散步，帶她去餐館，看電影。和葛拉一起玩，教查理去門邊把報紙銜來。

　　阿弗納在紐約待了大約三個星期之後，肖莎娜問了一個問題。「你這次走後，」她問道，「要多久才能回來？」

　　「我沒有說要走。」阿弗納回答道。

　　「是沒有，但是你會走的。」肖莎娜語氣平靜地說。「你每天都有可能告訴我你要走。我想知道的是，你要很久才能回來嗎？」

　　「你已經知道了，」阿弗納說。「也許這次只離開一兩個星期。我回來之後，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去旅行，租一輛車，一直開──我不知道，一直橫穿美國。你喜歡這樣嗎？」

　　肖莎娜大笑起來。「我們從哪裡去弄那麼多錢？」她問道。

　　「我以前沒告訴你，」阿弗納說。「我們現在有一點錢了。有一點獎金。別擔心，去旅行一趟還是沒問題的。」

　　「真的嗎？」肖莎娜問道。「你說話算數？我們從來沒有一起度過假。」

　　「我保證，」阿弗納說，「你等著瞧。我們去度一次假──就你、葛拉和我。當然還有查理。」

　　這次談話之後又過了幾天，阿弗納接到了紐約一個「摩薩德」特工的電話。「呃，呃，」那個人聽出是阿弗納的聲音之後，說。「我猜想大家都在找你，而你卻坐在那裡，無憂無慮似的。」

　　「我還有什麼應該操心嗎？」阿弗納問道。

　　「我怎麼知道？」那個人回答道。「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有人在等著你回家。既然我把你找到了，我就告訴他們你明天早上坐第一班飛機回去。他們會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的。」

　　「你想怎麼告訴他們就怎麼告訴他們吧。」阿弗納說完就把電話放下了。

　　第二天，他提著一個小行李箱，到了甘迺迪機場。雖然他仍然覺得很累，但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過去兩年半以來發生的事情，按照時間順序完完整整地講一遍。拖著沒有任何意義。遲早得匯報，這是例行公事。使他真正擔心的是一些別的事情。

　　匯報是作出決定的前奏。他必須作出決定，再也不能拖了。

　　兩個小時以後，他踏上了洛德機場的跑道。地中海上的一輪紅日正在西沉，很快就滑進海裡去了。厚重的空氣讓阿弗納覺得非常壓抑，彷彿濕潤的棉花。這種感覺是那麼熟悉，他差點笑了起來。就像他小時候從法蘭克福回到以色列一樣。

　　伊弗里姆正在玻璃等候室裡等他，跟他一起的還有兩個人，阿弗納不認識。「好，好，」伊弗里姆用手臂攬住他，說。「真的很高興見到你。瞧，小夥子們，這就是阿弗納。我無法告訴你，我們是多麼為你自豪。」

　　「歡迎，歡迎回家。」

　　五月的那個星期裡，阿弗納成了英雄。

　　他在一套祕密公寓裡匯報了三天，雖然很緊張，但氣氛很好。伊弗里姆在房裡踱來踱去，時而把雙臂抱在胸前，時而放下來，懶散的四肢就像一個超大號的線控木偶那樣難以控制。另外兩個以色列人一副恭敬，甚至順從的樣子。這兩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據說從來沒有恭順過。讓阿弗納感到吃驚的是，這次任務被看作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此時的氣氛跟貝魯特突襲之前伊弗里姆與阿弗納和卡爾在日內瓦見面時完全不同，跟一年半以前，也就是「贖罪日之戰」戰爭以後他們在以色列的那次見面也不同。那個時候，伊弗里姆彷彿一個馴獅師似的，坐在他前面，一邊說話，一邊啪啪地揮舞著鞭子。而現在，一切都很好。誰知道是怎麼回事？

　　阿弗納認為，這次任務的實際成就在開始的時候，也就是一九七三年之前的那段時間。正是那個時候他們值得嘉獎，如果要嘉獎他們的話。也正是那個時候，他期望從伊弗里姆那裡得到一句「幹得好」的評價，而不是埋怨他們時間花得太長，錢花得太多，更不是他們回去參戰後對他們所有的人嚴厲訓斥。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突擊隊開始走下坡路，損失連連，險情不斷，災禍接踵而至。首先是卡爾，其次是羅伯特，最後是漢斯。還有瑞士的三個巴勒斯坦走卒，西班牙的一個走卒。然而現在，伊弗里姆卻讚揚他們幹得出色。

　　阿弗納不明白。也許大家都感到寬慰，任務終於結束了。也許他們還期待著更糟糕的事情，另一個利勒哈默爾再現。也許伊弗里姆──畢竟跟其他人一樣，也是一個官僚──接到過更高級別的人讚許的暗示。而這樣的暗示他以前沒有接到過。在一個官僚機構中──每一個情報機構都是一個官僚機構──大人物的讚許能最終決定一切。如果這樣的讚許傳到了伊弗里姆那裡，他的態度自然就改變了，開始討好了。

　　他現在正在討好阿弗納，以及其他集體農場的農民。所以，在「摩薩德」那套公寓裡的三天中，阿弗納不僅變成了那個荷蘭小男孩，而且還變成了美國騎兵隊裡的中校約翰．韋恩。他變成了一個連集體農場裡最野蠻的農民都敬重的人，實現了他兒時的一切夢想。他在集體農場裡的所有夢想都成為現實。他清清楚楚地向他們表明了他能做什麼。他是一個真真正正的英雄。這在他一生中還是第一次。

　　阿弗納向伊弗里姆做了一個認真、詳細的匯報，竭盡所能地不遺漏任何一件事情。伊弗里姆做了筆記。也許他們還錄了音，只是阿弗納不知道而已，他也沒問。他們似乎在為成功而歡呼，而把失敗的影響減少到最小。薩拉梅──哦，是個遺憾，但是你們盡了力。穆扎斯──即使他不在名單上，但它是戰場上作出的決定。那個克格勃──我們什麼也沒聽說。也許你們誤解了他的意思，可是即使你們不誤解，又能怎麼樣呢？蘇聯人對此事緘默其口是有他們的道理的。瑞士和西班牙的那幾個年輕恐怖分子──我們無法評判。但他們是恐怖分子。你們做了你們認為自己必須做的事情。至於卡爾、羅伯特和漢斯嘛，是一場悲劇，但你們想怎麼樣呢？打仗，就會有損失。是的，你們接到命令之後就應該停下來的，可是我們理解你們為什麼沒有停下來。我們別再談這些了。

　　伊弗里姆不贊成的唯一件事情就是在胡恩殺了那個女人。「這就不對，」他說。「你們違背了命令。我不管你們有什麼理由。無論她殺沒殺卡爾──我也懷疑是她殺的──但朝她開槍就是謀殺。我們絕不允許你們這樣做。」

　　「你跟這件事沒關係，」阿弗納說。「都是我們自己幹的。就當那個時候我們在休假吧。」

　　「別傻了。」伊弗里姆高聲回答道。「也許電影裡是這樣。」這是他唯一一次用責難的口吻，但這種口吻沒有堅持多久。「不管怎麼樣，既然做了就算了。」他說。「我們現在別無選擇了。但是記住，我們不要以未經批准的行動作為笑柄。一般來說，這是要免職的。」

　　阿弗納什麼也沒說。他想，免什麼職？我又不是在給你們工作。但是，還是保持沉默比較簡單。

　　他沒有向伊弗里姆詳細匯報的唯一一個方面就是「集團」。關於路易斯和「爸爸」，他隻字未提。他經常用的一句話是，「恐怖網路中的一個聯絡人」或他發明的一個對伊弗里姆有益的代號。他這樣說：「後來我們給保羅打了一個電話，」或者「後來我們給哈勒德打了一個電話。」之所以採取這種辦法，不僅僅是因為他父親提醒過他，袖中總要有一張牌，而且還因為阿弗納一直覺得，把他們的情況告訴「摩薩德」就等同於對「爸爸」不守信用。「爸爸」從來沒有對他失過信──也許僅僅是他的希望而已──他是這樣看的。儘管卡爾、羅伯特和漢斯發生了這樣的事，但是阿弗納對伊弗里姆也說不出他們多少東西來。他所知道的就是幾個電話號碼。他曾用這幾個號碼跟「集團」連繫，並用這幾個號碼給他們留言。也許還能在法國鄉下的某個地方找到一棟房子。這棟房子可能是「爸爸」的總部，也可能不是。

　　伊弗里姆沒有逼他。所有的特工都喜歡保守自己線人的祕密。部分原因是因為安全，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有聯絡人就意味著有幾分地位。這樣可以保證一個特工不能被電腦代替。

　　七十二小時之後，伊弗里姆再次與阿弗納擁抱，然後讓他離開了公寓。

　　阿弗納見過其他一些被看作英雄的特工，也見過一些享有很高聲譽的特工，還見過一些大家都很敬畏的英雄，儘管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幹過什麼。現在，很顯然，他自己也成了這樣一個英雄。他可以從那次匯報之後每次到總部解決一些重要的行政事務時，人們在他的背上拍打的情形看出來。他到各個辦公室遞交這次任務中使用過的支票簿、證件、保險箱的鑰匙和隨身用具時，那些他幾乎不認識的人都不停地使勁跟他握手。阿弗納把幾個賬號和身上剩下的幾千塊業務費交給那個加里西亞人的祖宗時，他咕咕噥噥地讚揚了他一通。在一次匯報會上，就連那個新上任的老板，伊茲查科．霍菲都跟他握了手，臉上帶著似笑非笑的表情。

　　然而，正如阿弗納後來對他父親所說，這一次沒有人提議開車載他去見總理。

　　退休的父親一定聽到了風聲，雖然他對細節並不清楚。「我聽說你幹得很漂亮。」當阿弗納走進花園時他說。「我聽見他們認為你是個寵兒。」

　　「是的，」阿弗納回答道。「他們是這樣認為的。」

　　他父親突然抬起頭來。「你不這樣認為嗎？」他問道。

　　阿弗納搖搖頭。「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沒關係。」他父親停了一會，說。「別擔心你怎麼想，別擔心你的所作所為。今天你成功了，那就享受他們給你的榮譽。立刻享受。今天他們是願意給你的。

　　「明天，就忘了吧。明天你什麼也不是。」

　　「我不想要他們給我的東西，」阿弗納回答道。「他們什麼也給不了我。」

　　他父親在椅子上坐直身體，「聽我說，」他說。「你以前沒聽我的，但現在請聽我的。雖然情況比較糟糕，但你很走運。今天你終於有了一個機會。但這是你唯一一次機會。只在今天才有這個機會。明天他們就把紅寶石鎖起來了。他們甚至不會來向你打一聲招呼。你坐在這裡等電話，可是這個電話永遠不會來。」

　　「但如果我不想要他們的紅寶石呢？」阿弗納問道。「如果我對他們的電話不感興趣呢？」

　　他的父親看著他，長嘆了一口氣，似乎突然興趣索然。「你不明白，」他說，與其說是對阿弗納，還不如說是對他自己。「你要像別人一樣，必須親身經歷之後才能明白。但那時就太遲了。」

　　雖然他的父親沒再說什麼，但阿弗納認為他能想像得出他一直痛苦不堪的原因。他後來的妻子威爾瑪一年前去世了。她是在病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後去世的。據阿弗納父親說，在他當間諜被關進大牢時，她就開始感到身體不適了。但是，她不是以色列人──她甚至不是猶太人──所以沒資格享受醫療保險，接受免費治療。他的父親不得不為她支付醫療費。很顯然，醫療費非常昂貴，花去了他的報酬的絕大部分。這筆報酬是他完成了那次著名的任務後得到的。儘管父親為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仍然不願意拿出一分錢。

　　阿弗納不是從他父親那裡得知這些的。跟往常一樣，除了那些含含糊糊、痛苦辛酸和一般性的評論之外，他什麼也沒告訴阿弗納。是阿弗納見到他的母親後，母親告訴他的。她去參加了威爾瑪的葬禮。除了父親和一些集體農場的農民之外，她是威爾瑪下葬時唯一在場的人。阿弗納想，這不僅僅是個諷刺，而且還很古怪。

　　母親理解父親對「他們」的怨氣，但想法跟他不同。在這個四周被圍的小國裡，每個人都在冒險。許多家庭在戰爭中也失去了父親、母親、兒子和女兒。如果你必須對每個做出犧牲的人給予特別認可的話，那麼你對其他男人和女人也必須這樣。「普通」工作和「特別」工作的區別是什麼？開坦克跟當特工同樣容易犧牲，甚至更為容易。如果每個人都例外，那這個國家就要崩潰了。「你是以色列人，你盡你的義務。」阿弗納的母親說。「你別指望回報。猶太人有了一個國家，這就是對你的回報。」

　　「威爾瑪不是以色列人。」阿弗納說。

　　「她做了她必須做的事情。」母親冷淡地說。「我做了我必須做的事情。你以為很容易嗎？我得到了什麼回報？聽著，我也沒要什麼回報。」

　　「母親，你是個聖人。」阿弗納同情地說。

　　「你什麼意思，聖人？你說的什麼話？僅僅因為我跟你父親意見不一致就是聖人？」

　　「父親當然不是聖人。」阿弗納說。「他唯一的毛病就在這裡。而你是聖人，你唯一的毛病也在這裡。」

　　然而，對他母親無禮也無濟於事。事實是，在他的思想裡，阿弗納仍然認為，他的母親是對的。她的標準是正確的。阿弗納──或者他的父親──沒有達到這些標準不是母親的錯。

　　或者，推而廣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錯。

　　五月末，阿弗納回到紐約。那時他在思想上已經作出了決定，但在上次簡短的會議上，他什麼也沒對伊弗里姆說。那次會議離阿弗納的航班起飛只有幾個小時。「離開一段時間，好好休息一下，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里姆對他說。「你回來後我們再談下一次任務。」

　　「好吧，」阿弗納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們談一談。」

　　實際上，他想談話的那個人不是伊弗里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紐約的第一個晚上確實跟她談過。「你在美國住了兩年了，」阿弗納對她說。「你喜歡這裡嗎？」

　　「喜歡，」肖莎娜說。「我喜歡這裡。」

　　「你想家嗎？」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嗎？」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納說。「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們……也許可以住在美國。你覺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遠住在這裡？」

　　「是的，」阿弗納回答道。「我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這個話的時候，一種罪惡感向他襲來，肖莎娜一定也是這樣。他們兩個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他們移民，跟瑞典人或者義大利人移民還不是一樣。換一個國家，放棄一個國家的公民身分而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的公民，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而對一個以色列人來說，這個決定就更為重大。它不僅僅是向另外一面國旗致敬，說另外一種語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納稅。對以色列人來說，這就意味著回到了散居狀態，意味著拋棄了猶太人的家園，背棄了成千上萬死去的猶太人的信念。千千萬萬的猶太人每天仍然面臨著死亡。這就意味著在敵人面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一九七五年五月末，阿弗納已下定決心移民。

　　這時只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變主意。

　　「就是說，我們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問。

　　「不是，」阿弗納搖搖頭。「我們是以色列人。我們怎麼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戰爭之類的，我會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聳聳肩。「我知道，」她說。「但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談的是別的東西。」

　　她是對的。阿弗納知道她是對的。如果爆發戰爭，很多人會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還不僅僅是以色列人。移民確實還意味著別的東西，跟緊急情況下一個人會不會維護以色列的利益無關。

　　「我知道，」他對她說。「我就是不想回那裡居住。我說不清原因。它與國家或者……理念之類的沒關係。」

　　肖莎娜看著他。「跟你的工作有關係嗎？」她問道。

　　「也許。」

　　「我不是要問你一些問題，」肖莎娜說。「但是如果我們要決定的話，我們現在就決定吧。」她看著在搖籃裡熟睡的女兒。「在葛拉上幼稚園之前就決定好。我不希望她在兩個地方長大。至少應該讓她要麼住在這裡，要麼回去。」

　　正是肖莎娜這句話讓阿弗納意識到，讓她作出這個決定有多難。

　　「我們不一定住在這裡，」他對她說。「我說的是真話。如果你希望我們回去的話，我們就回去。」

　　「不，」肖莎娜說。「我覺得留在這裡比較好。」

　　真正作出決定的時候是阿弗納從特拉維夫回來的那天晚上，儘管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他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阿弗納還沒有把不想幹的想法告訴官方。至少沒有去移民局，或者給伊弗里姆寫辭職信。在他看來，他沒有什麼好辭的了，兩年半以前就辭了。

　　然而，他準備在布魯克林租一套更大的公寓，兩個月的定金都交了。為了給肖莎娜一個驚喜，他還買了一些非常時髦的斯堪地納維亞家具。他知道她一直非常想在客廳裡放上這麼一套家具。買下這套家具，他的錢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們怎麼買得起這個東西？」阿弗納帶著她去商店裡看他挑選的咖啡桌和沙發時，她這樣問道，眼睛因為興奮而睜得大大的。

　　「別擔心，」阿弗納回答道。「我們買得起。」

　　阿弗納還沒來得及搬進那套大公寓裡，新家具還沒有送來，伊弗里姆的電話就來了。「假期怎麼樣？」伊弗里姆用希伯來語問道。阿弗納立即聽出了他的聲音。

　　「你在哪裡給我打電話的？」他問道。

　　「我在紐約，」伊弗里姆說。「我想跟你見個面。」

　　「當然可以。」阿弗納回答道。「你為什麼不來我這裡？」

　　「不，不，」伊弗里姆說。「我不想去你府上打擾你。你為什麼不來酒店？」

　　他們說好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大堂見面，這樣阿弗納就不用問伊弗里姆他這次用的是什麼名字了。雖然肖莎娜的電話不可能被錄音，伊弗里姆毫無疑問是從公用電話亭裡打的，時刻警惕已成為他的習慣。

　　「很高興見到你，」第二天，他們坐在酒店裡那間狹小褪色的房間裡，伊弗里姆這樣說。「你看起來休息好了。哦──還有一個工作我們想讓你去做。」

　　他並不感到吃驚。阿弗納頭一天想了一個晚上，最後得出結論，伊弗里姆很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才想跟他在紐約談一談的。

　　怎麼回答，他也預先打好了主意。他還沒有做好立即就幹的準備。事實上，他在找藉口。

　　「這是個什麼工作？」他問道。「跟以前那個一樣嗎？」

　　「不一樣，」伊弗里姆說。「跟那個完全不同。」他那個讓人發瘋的習慣仍然沒有改變。阿弗納從第一次見他起就記住了這個習慣。他把一張餐巾紙舉到臉上，阿弗納以為他要擤鼻子，結果卻什麼也沒做。「完全不同。首先，在不同的大陸。南美。」

　　阿弗納一言不發。

　　「唯一相同的是，」伊弗里姆繼續說，「你不能帶家屬。就這個。但我們會安排你，呃，兩三個星期回一次家，或者每七個月回一次家，或者一年回一次家。」

　　「不行。」阿弗納說。他說「不行」的口氣非常平淡。

　　伊弗里姆抬起頭來，顯然很吃驚。他甚至半心半意地笑了起來。「那好，」他說。「也許你想考慮一下。」

　　「沒什麼好考慮的。我不想幹。」

　　伊弗里姆沉默了幾秒鐘。他把手放在阿弗納的肩膀上。「瞧瞧，我們是朋友，」他說。「你怎麼了？」

　　阿弗納沒想到自己的口氣那麼嚴厲，也許因為他有些為自己感到恥辱。他在幹什麼？怪不得伊弗里姆那麼吃驚：一個以色列突擊隊員拒絕執行任務，這是不尋常的。「好吧，因為我們是朋友，」他回答道。「所以我才告訴你。我們的家庭關係無法再忍受那樣一次旅行，而且……呃，我對它再也沒有興趣了。」

　　伊弗里姆把手臂放下來，走到窗前。他站在那裡，看著窗外。幾秒鐘之後，他轉過身來，面對阿弗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他說，「我真的很遺憾聽到答案是否定的……」他停下來，換了一副口氣。「喂，也許是我的錯。我太快給你打電話了。你還需要一些時間考慮。」

　　「我不需要時間。」阿弗納回答道。「我很高興你給我打電話，這樣我才能告訴你我不想幹了。好嗎？對不起。」

　　伊弗里姆又坐下來。「我明白，」他輕輕地說。「也許你以為我不明白，但我明白。相信我。」他用真正同情的口吻說。這就更糟了。阿弗納以為這種口吻的意思是：我明白你經歷了這場戰鬥之後感到很累。我明白你很緊張。我明白你缺乏長期進行下去的能力。這不是諷刺，也不是質疑，但這種說話的方式就像醫生跟病人說話一樣，一個晚期病人。雖然這不是他的錯，但是醫生也無能為力。這一刻是阿弗納一生中最糟糕的時候。就如同卡爾所說，在十秒鐘之內就從英雄變成了狗熊。

　　伊弗里姆接下來說的一件事更為糟糕，尤其是以虛情假意的口吻說出來的時候。

　　「聽著，別擔心，」他說。「別這麼鬱悶。沒事的。我們要讓你和你的家人回到以色列。在以色列，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這些工作同樣重要。」

　　「我不想回以色列。」阿弗納說。

　　伊弗里姆目不轉睛地盯著他。

　　「我想在紐約待一段時間。」阿弗納慢悠悠地重複道。

　　「你是什麼意思？」伊弗里姆問道，「你不能這樣。」

　　「我不能這樣是什麼意思？」阿弗納說，抬起目光，看著他的頂頭上司。「我想待在紐約。」

　　「但你沒法待在紐約，」伊弗里姆說，一副對小孩子說話的口吻。「你沒有證件，沒有工作，什麼也沒有。你在這裡能幹什麼？」他展開雙手，在空中揮舞著餐巾紙。「你到底在說什麼？」

　　「我在說留在這裡。」阿弗納通情達理地說。「雖然我還不知道在這裡能幹什麼，但我並不擔心。我想跟家人待在一起，就這麼回事。別的我什麼也不想知道。」

　　伊弗里姆聳聳肩，表情痛苦。「那好吧，」他說。「也許我來的不是時候。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至少，我希望不明白你說了些什麼。你是在告訴我你打算做個移民？你要我回去給你的母親和父親說一聲？你在以色列出生，打算離開祖國？」

　　阿弗納想說「是的」，然而卻沒有。他深吸了一口氣，那個字還是沒有說出來。他膽子非常小，就是不能當著伊弗里姆的面把它說出來。那時說不出來。

　　儘管他已經想好了，儘管他跟肖莎娜討論過了，但他還沒有真正作出決定。也許他永遠作不出這個決定。也許他永遠沒有勇氣看著伊弗里姆這樣的人的眼睛，把他的決定說出來。

　　或者把決定告訴他母親這樣的人。

　　「我不是離開祖國。」他移開視線，說。「我會，啊，我也許會回來的。但是現在……我只想待在外面。僅此而已。」

　　「那好，」伊弗里姆立即說，「如果你告訴我你想在這裡待幾個月，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這個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但現在就不談了。我要去華盛頓幾天。回以色列之前，再跟你談談。同時，也跟你的妻子談談。我相信你的妻子是不想待在美國的。」伊弗里姆又笑了起來，好像這個想法訴諸文字就滑稽可笑了，然後補充道：「我沒想跟你說得那麼尖刻。請原諒，我誤解了你，我以為你說你要永遠待在這裡。」

　　他把手向阿弗納伸過去。

　　阿弗納握了握他的手，但仍然不敢正視伊弗里姆的目光。「雖然我沒有說『永遠』，但我的意思是幾年。在這裡，或澳大利亞，或者別的地方，我還沒想好。我的意思是這樣。」

　　「再談吧，再談吧。」伊弗里姆快速地說。「以後再談。」他開始收拾證件，放進自己的手提箱裡，再也沒有看阿弗納一眼。阿弗納簡直無法離開酒店的房間。他非常生氣，也非常愧疚。

　　「你……你來跟我們一起吃晚飯嗎？」他問伊弗里姆，對自己越來越生氣。伊弗里姆停止在手提箱裡摸索，看著他。「不來，」他冷漠地說。「謝謝。我還有人要見。」

　　沒有更多的話可說了。阿弗納沒有直接回家。他去散了很長時間的步，一直從東邊走到哈德遜河，對曼哈頓擁擠的人群和車流視而不見，一連走過了一百個紅燈路口，連看都沒有朝周圍看一眼。他在冥思苦想。他不那樣說，應該怎麼跟伊弗里姆說呢？他連給自己都解釋不清楚，又怎麼能給他解釋清楚呢？為什麼他不願意回以色列？

　　他一直希望在美國生活，難道是因為他雖然愛國卻從來沒有把中東當作自己的家園？還是因為那裡沉重、壓抑，有時候很冷但永遠都不新鮮潔淨的空氣？這裡的空氣，無論是潮濕還是乾燥，是惡臭還是芳香，都不祥地籠罩著他，燒烤著他，讓他麻木，把沙子吹進他的眼睛裡。而不像歐洲的空氣，從容、柔和、平凡、雅緻，讓他留戀。

　　不，不僅僅是空氣。難道是因為他失敗了？至少在他的眼裡失敗了？因為這個一心想當英雄的荷蘭小男孩終於被騙成了一個英雄？因為他覺得這是一個嘲諷？因為每次有人拍他的背或者跟他握手的時候他都不得不想為什麼？他們把卡爾、羅伯特和漢斯忘了嗎？負責這項任務的頭回來了，而部下卻沒有回來──他還是英雄嗎？甚至連部下的屍首都沒有。按以色列的傳統，傷者或者犧牲的同志的屍體是從來不會丟下不管的，即使冒著十幾個人的生命危險也要把他弄回家。大部分部下都犧牲了而主要目標都沒有幹掉，還是英雄？恐怖組織頭子們還在歐洲到處跑，還是英雄？

　　也許他應該向伊弗里姆這樣解釋。也許這也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別的原因。但即使他明白了，他仍然說不出來。他試著跟肖莎娜說了一下，然而卻從她的眼神裡看出他不能自圓其說。然而到這個時候他終於知道了，他知道他永遠無法讓別人明白了。

　　只要他在以色列，他就必須成為一個荷蘭小男孩。他只想做個跟別人平等的人。也許對其他以色列人來說不是這樣的，但對他來說是這樣。誰知道為什麼？也許因為他不是加里西亞人。也許因為他跟他的母親不一樣。也許因為他覺得在法蘭克福才更覺得像在家裡一樣。也許因為他不像集體農場的那些農民那樣吃苦耐勞。但是，如果他不是一個荷蘭小男孩，那他就誰也不是。根本誰也不是。

　　但是，沒有這麼多要求的國家難道沒有嗎？在這些國家裡，一個人就是他自己，為自己而活，沒有二等公民或者心虛的感覺？這些國家不希望一個公民成為英雄？成為一個集體農場的農民英雄，一個開拓的英雄，一個士兵英雄？在這些國家裡，一個人不願意去執行一項任務時，不必感到自卑？

　　當然，這不是以色列的錯。阿弗納也從來沒有這麼想過。這是他的錯。以色列的標準很高，原因就在這裡。有些人能夠很自然地達到這些標準──比如母親──許多人可能不在意。還有許多人也許沒有意識到還有什麼標準──偉大高尚、英勇無畏、勇於犧牲──要他們去達到。他們記不住什麼標準。他們工作，選舉，互相大吼大叫，每年去部隊裡服役，在以色列過著非常快樂的生活。他們不必成為英雄。

　　阿弗納必須成為英雄，只要他是以色列人。這是他的錯，而不是別人的錯。他不能成為英雄也不是別人的錯。因為事實是，他不是一個英雄，只是個普通人而已。他討厭胡說八道，討厭把自己裝扮成別人。而在以色列，必須這樣。成為英雄，或者假裝是另外一個人。不一定要成為突擊隊員，去炸碉堡，挖地雷，搜恐怖分子，但要成為母親那樣的人。靠一點退休金度日，為家庭做出犧牲，淪落為一個集體農場的農民，不要回報，說什麼：猶太人有了一個家，這就是回報，等著別人找上門來。還眼巴巴地看著加里西亞人分布丁。

　　不。

　　他再也不願意這樣。他不願意成為來自那海瑞亞的那個小「野客」。如果再有人把猶太人推下海的話，他就會回去投入戰鬥：這一點毋庸置疑。哪怕七十歲了，他也要回去。但與此同時，他要像一個正常人那樣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在美國。

　　幾天後，伊弗里姆在華盛頓給他打來電話。「你在考慮打算怎麼辦的時候，」他說，「還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考慮一下。」

　　「什麼事？」阿弗納問道。

　　「你仍然在合同期內。」

　　起初阿弗納以為他聽錯了。他在公用電話亭裡，撥了華盛頓伊弗里姆那個電話亭的號碼，女王大街上的交通很繁忙。「你說合同嗎？」他問道。「你是什麼意思？」

　　「有你簽字的那份文件，」伊弗里姆說。「在我辦公室，記得嗎？你十月份回來的時候，讀完之後簽的。」

　　阿弗納記得很清楚。他記得「贖罪日之戰」以後在伊弗里姆的辦公室裡簽過一份文件。但他沒有那麼麻煩地還要去讀。

　　「你的意思是，」他問伊弗里姆，「你讓我簽過一份我永遠為你們這些傢伙工作的文件？」

　　伊弗里姆大笑起來。「還沒有那麼糟，」他回答道。「只是一份三年的合同，每年要續簽的。你在國外的時候我們已經重簽了。」

　　「等一等，」阿弗納有些頭昏腦脹地說。「不管我簽的是什麼，但我不在的時候，沒有我的同意，你們怎麼能續簽呢？」

　　「你什麼意思，你的同意？」伊弗里姆說。「我們不需要你的同意。我們想這樣做就行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通知你。」

　　「但你們沒有，我在國外。」

　　「我們放在你的檔案裡了，」伊弗里姆回答道。「這是完全合法的，相信我，按我說的去做。你在考慮今後的打算時也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你放了我的什麼？」阿弗納慢條斯理地說。即使伊弗里姆花一輩子的時間來想，他都不可能想出一個更好的激怒阿弗納的辦法來。他媽的加里西亞人，放在我的檔案裡了，他以為他現在逮住我了？他這輩子都別想！「告訴你，」阿弗納對伊弗里姆說。「既然你已經放在我的檔案裡了，那你就把我的文件隨便寄到哪裡吧，寄到南美吧，我在紐約。」

　　「不要那麼大的火氣嘛，」伊弗里姆說。「我只想打個電話告訴你，沒有別的意思。我以為你想知道呢。」

　　「好吧，你已經告訴我了，」阿弗納回答道。「現在讓我告訴你，我哪裡也不去，我也不會回家。」

　　「那你就違反了合同。」伊弗里姆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阿弗納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裡飛到了日內瓦。

　　由於他使用的是另外一本護照，所以沒有住在米迪酒店。但他連繫了回到歐洲執行常規任務的史蒂夫，到達後的第二天早上，他在以前最喜歡的莫凡彼餐館跟他見了面。「你狀態不佳啊，夥計。」史蒂夫對阿弗納說。

　　「為什麼？」阿弗納問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史蒂夫搖了搖頭，說。「你有麻煩了。」

　　「你在說什麼？」

　　「我在伊弗里姆回家的路上見到他了，」史蒂夫說。「他告訴我他在紐約跟你談過。他說他過去對你期望很高，還說你一點都不講道理。」

　　「我不想幹了。」

　　「我知道，」史蒂夫說。「他告訴我了。你打算去幹什麼？」

　　「我還不知道幹什麼。我想把我的錢拿了就走。很久以前我們就談過這個的，還記得嗎？卡爾也這樣說了，我們說，一結束我們就走，我們都這樣說過。」

　　「說過，我記得。」史蒂夫點點頭。「我想我們說過。」

　　阿弗納看著他。「那你呢？」他問道。

　　史蒂夫聳聳肩，移開視線。「我比你大一點，夥計。」他最後說。他把視線收回來，看著阿弗納。「即使我不……」他留下半截話不說了，然後繼續說：「總之，這是你的事。如果你想退出。我想最好還是趁你年輕的時候，孩子還沒上學的時候。我同意，但你知道的，他們會給你找很多麻煩的。」

　　「你在說什麼？」阿弗納問道。「你到底在說什麼？為什麼他們要找我的麻煩？」他注意到他用「他們」這個詞時，跟他父親一模一樣。「我對他們什麼也沒幹。」

　　「別對我大喊大叫的，」史蒂夫說。「我所知道的是以前伊弗里姆把你當作朋友，而現在他對你很惱火。就這些。」

　　「去他媽的伊弗里姆，」阿弗納說。「我要去銀行了。」

　　他們一起去了銀行。阿弗納還有一個保險箱，只有他有這個保險箱的鑰匙。裡面有一些上次任務遺留下來的零零碎碎的東西，其中有一兩本護照。現在他收拾起來，準備拿回家，就像士兵從戰場上帶回紀念品一樣。然後他跟一個銀行職員說他想銷戶。

　　幾秒鐘之後，那個職員拿著幾份文件和一個小信封回來了。阿弗納看著裡面的錢，只剩下三塊錢不到了。

　　「不可能，」他瞟了一眼史蒂夫，說。「你相信是這個賬戶嗎？」

　　那個職員又確認了一遍。「是的，先生，」他說。「就是這個賬戶。」

　　「你肯定搞錯了。」阿弗納漫不經心地說，因為他確實不相信。「那個賬戶裡應該有差不多十萬塊。」

　　那個職員謹慎地咳了一下。「先生，你知道還有人也有權使用這個賬戶嗎？他們好像取了一些……先生想讓我查一下嗎？」

　　「請查一下好嗎？」阿弗納平靜地說。

　　在職員離開櫃檯去查的幾秒鐘裡，史蒂夫和阿弗納什麼都沒有說。

　　一個年紀較大的官員跟那個職員一起回來了。那個官員身穿深色西服，眉頭緊蹙，有些焦急。他請阿弗納和史蒂夫來到一間辦公室，讓他們坐下。「你們當然知道，」他看著一個賬本說，「這個賬戶上的錢是一個法國公司存進去的。」

　　「是的，」阿弗納小心翼翼地說。這是原來的「幌子」。

　　那個官員聳聳肩。「當然，該公司和這位先生都有權從裡面取錢。四天前，他們幾乎把錢取光了。瞧。」

　　阿弗納看了看。

　　「我認為這是符合程序的。」那個官員說。「沒有什麼問題吧？」

　　這件事給史蒂夫帶來的震動比阿弗納更厲害。阿弗納正要走出銀行的時候，史蒂夫說：「等一等。」然後向另外一個職員衝過去，他要看看自己的賬戶。跟阿弗納一樣，任務結束時他也把積攢的錢留在了日內瓦的賬戶裡。他在櫃檯前等待職員回來的時候，深吸了幾口氣，然後像一頭公牛似的把氣體從鼻子裡呼出來。

　　然而，史蒂夫的賬戶裡分毫未動。他的將近十萬塊端端正正地寫在「存款」一欄內。

　　「瞧，」他對阿弗納說，幾乎是責難的口吻，也許是他太寬慰了。「在裡面！都在裡面。」

　　阿弗納點點頭，走出了銀行。他一直走著，史蒂夫跟在後面。他在碼頭的一條長凳上坐下來，目不轉睛地看著羅訥河起伏的波浪。史蒂夫不停地說：「別緊張」、「別擔心」。但是阿弗納一言不發，只是點著頭。他幾乎要窒息了。他胸口一陣劇痛，好像有人用薄薄的刀片從上面劃過一般。他看著自己的雙手，好像不屬於自己了：顫抖不止。他的嘴唇也在顫抖。有那麼幾秒鐘，他感到自己的全身都在顫抖。他想哭。

　　「你相信嗎？」他振作起來對史蒂夫說。

　　「也許這是誤解，」史蒂夫說。「他們取出來也許是因為……如果你放棄不幹的話，他們想給你一張支票。也許……」他停住不說了，就連他自己聽起來都覺得愚蠢。

　　「我想知道是誰把這些錢取走了，」阿弗納說。「我告訴你，我要把他們每個人都幹掉。」

　　「別激動。」史蒂夫說。

　　阿弗納盯著他。「別激動？」他問道。「那些錢不是他們的！」

　　「等一等。別這樣。」史蒂夫搖著他的肩膀。「好了，讓我們想一想。你為什麼不給他們打個電話？最好是立刻坐飛機回去跟他們談一談。」

　　阿弗納開始鎮定下來。對。當然要談。回以色列。這正中他們下懷。整個這件事的目的就是這個。「你覺不覺得，」他對史蒂夫說，「我們還欠他們的兵役？我們是預備軍官。你的義務兵役多長？我部隊裡是一年兩個月。」

　　「你不覺得……」史蒂夫剛開口，阿弗納就把他打斷了。

　　「他們可以把我保留一年多。這是法律上允許的。直到我做完他們希望我做的事情為止。在這段時間裡，肖莎娜和孩子在紐約怎麼辦？沒有錢？」

　　「我支持你，」史蒂夫說，「我要和他們談一談。」

　　史蒂夫這樣想，阿弗納並不吃驚。他們是夥伴。「不，」他對他說。「謝謝你。你不要捲進來。你們有你們的關係，我們有我們的關係。謝謝。」他重複了一遍。「我會搞清楚的。」

　　「你要去哪裡？」史蒂夫問道。

　　「回紐約。」阿弗納說。最近的一趟飛機是瑞士航空公司的。他在甘迺迪機場給肖莎娜打了一個電話。他要她去接他，他沒有錢搭計程車了。

　　他們只剩下肖莎娜賬戶上的一點錢了。大約兩百塊。

　　從機場回家的路上，他對肖莎娜說了。他必須告訴她：這件事關係到兩個人，也關係到葛拉。

　　「他們怎麼能這樣做？」肖莎娜問道。「這是不對的。」

　　「我知道這是不對的，」阿弗納回答道。「但是他們做了。聽著，也許他們還沒有。我的同伴說他們也許把錢寄到這裡來了。」阿弗納這樣告訴肖莎娜時連自己都不相信，只是暫時希望事情沒那麼慘。而肖莎娜不接受這種說法。

　　「你認為他們把錢取出來是為了給你嗎？」她問他。「我不這樣認為。」

　　「現在心煩也沒有用，」阿弗納說。「不管怎麼樣，我總有機會對伊弗里姆說的：你贏了。新任務在哪呢？」

　　阿弗納這樣說的時候，他們還在車上。肖莎娜開著車。她突然改變方向把車停在路邊。車子剎得太突然了，阿弗納的鼻子差點撞在擋風玻璃上。「如果你這樣對伊弗里姆說，」肖莎娜眼睛忽閃忽閃地說。「我首先就會用車把你的腿壓到牆上去，讓你動彈不得，看你半身癱瘓了還對他有多大的用處。」

　　阿弗納看得出來，她的每句話都是認真的。

　　「這很容易，」他說。她剛才的那道閃電給他印象太深刻了，讓他措手不及。「我們得靠什麼東西活著。沒有錢，沒有證件，沒有工作，不行。而且，我們是以色列人，還在打仗。也許他們需要我。」

　　「不是這麼回事。」肖莎娜說。「如果你想回去，我一個字都不會說，絕對不會說。我甚至不會問你任何問題。你以為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嗎？你以為是怎麼回事呢？跟孩子一起等著你？我什麼也不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我嫁了一個士兵。這就是我經常對自己說的話。

　　「但不是這麼回事。我寧願去掃地。他們沒有強迫你去什麼地方。」

　　「好吧，看看再說吧，」阿弗納說，「開車吧。」

　　肖莎娜看著他。「我是認真的，」她說。「你還不了解我。」把車從路邊開走了。

　　大約十天過去了，阿弗納沒有收到任何人的任何消息。他自己也沒有去問。除了回以色列之外，他甚至不知道跟誰連繫，從哪裡問起。過去，他總是會有一條指定的信息溝通管道：一個電話號碼，一個保險箱，某個站的站長。而現在只有特拉維夫的伊弗里姆。給伊弗里姆打電話也沒有用，除了說自己屈服了之外沒別的可說。他不想給他打電話。

　　第一個月的房租已經付了，他們搬進了那套新公寓。他們在以前的那棟房子前貼了搬遷通知。新地方離這裡只有幾個街區，他們用的還是以前的電話號碼。

　　他們搬家之後過了一兩天，電話鈴響了。是紐約以色列領事館的保安打來的。

　　「這裡有你一封信，」那個人說。「你要來這裡看一下。」

　　「難道你寄一下不行嗎？」阿弗納問道。

　　「不行。信必須留在這裡。你來這裡看一下就行了。」

　　也許史蒂夫是對的，也許是一張支票。第二天早上，阿弗納乘地鐵去曼哈頓。

　　不是支票。是一份一頁紙的文件，很顯然是裝在外交文件袋中跟其他郵件一起寄來的。文件上說，雖然給阿弗納規定了回以色列的日期（阿弗納立即對那個保安說，這是他媽的撒謊），但阿弗納沒有回來。文件繼續寫道，鑑於此，他們斷定，阿弗納係自動辭職（文件上沒有說辭去什麼），這樣辭職實際上違反了合同。在這種情況下，不應該再把錢給阿弗納，但是他們祝他好運，然後蓋章，簽名。簽名的人是人事處的，認不出來是誰。

　　阿弗納把紙翻過來，背面什麼也沒有。

　　那個保安伸出手，從阿弗納手中接過文件，把一個登記本推給他。「在這裡簽字，」他說。「你已經看過了。」

　　「你什麼意思？」阿弗納問道。「我需要一份影印本。」

　　「沒有影印本。」那個人說。「你已經看過了，在這裡簽字，我也要簽字確認。」

　　「我沒有看。」阿弗納氣憤地說。

　　「快點，」那個保安說，「別讓我得心臟病，這是我的工作。在這條線上簽字。」

　　「休想我簽。」阿弗納說。那個保安沒有動。「無論如何，我要謝謝你。」阿弗納說完，走出了領事館。

　　他朝家裡走去。那些錢永遠沒有了。奇怪的是，他感到踏實了。他並不關心這十萬塊。他做這一切就是為那十萬塊？如果是為了錢的話，一百萬他也不會幹。他們沒有給他出這個價──或者出任何價。他是自願的。他之所以願意幹，是因為總理和老板讓他完成這項歷史性的任務。當時，他早年崇拜的英雄夏隆少將也在場，他對阿弗納說：我希望他們讓我去。所以他說了「願意」。他從來沒有向他們要過十萬塊。他什麼也沒向他們要。

　　是伊弗里姆告訴他這個買賣是怎麼樣的。他也告訴過卡爾、羅伯特、漢斯和史蒂夫。他對他們說：「不管你在瑞士的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看看你的賬戶，你會看見它在不斷增加。」伊弗里姆就是這樣說的。阿弗納和他的同伴們從來沒有想到要去問他。他們連想都沒有想過。

　　即使到了這一步，也不是錢的問題。是的，讓肖莎娜擁有那套新的斯堪地納維亞家具是蠻好的，把那套丹麥廚具和製冰機送給她時，看著她的臉他會非常快樂。是的，他在歐奇大道上盯著櫥窗看了幾個小時。是的，他曾經還夢見過一次。但是，沒關係。他要這些錢的目的是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留在美國，去澳大利亞或歐洲，不必做瑣碎的工作來養活肖莎娜和孩子，不必在南美或者別的地方追逐恐怖分子。這就是十萬塊錢要做的事情，不是別的。既然他打算放棄不幹了，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不管容易還是艱難，他和肖莎娜都主意已定，有沒有那些錢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以前從來沒有錢，現在也沒有錢。沒問題。否則的話，它會讓伊弗里姆這樣的加里西亞人認為，他可以用錢這根線來把阿弗納像一個木偶似的拉來拉去。

　　只是有一個問題。

　　證件的問題。

　　這麼久以來，阿弗納到處跑用的都是假證件──不是「摩薩德」提供的，就是用「摩薩德」的錢買的，再不就是在執行任務期間漢斯做的──他一想到要用合法的證件，歷經無窮無盡、冗長麻煩的官僚程序，就覺得不是滋味。沒有外交公務護照的庇護，在限額、工作許可和綠卡的現實世界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阿弗納以前到處跑的時候從來沒有遇到過諸如此類的事情──氣氛非常淒涼。

　　因為阿弗納不是美國的正式移民，他就不能找工作。然而肖莎娜銀行存摺上的兩百塊錢，即使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也維持不了多久。他必須掙點錢。阿弗納跟那些從墨西哥來的非法移民一樣，別無選擇。他成了美國龐大的地下經濟中成千上萬的從事最低等工作的外國人中的一員。

　　他從來不認為這是剝削。相反，他對一個機會心存感激。如果他想得到的東西是他無權正式得到的──為了能住在美國──在條件對他非常不利的情況下，他暫時也會去做。這非常公平。他不介意開計程車或者刷房子得到的錢比正式移民少。他不介意工作時間比他們長。正是在開計程車或者刷房子的時候，他才慢慢意識到，這樣的工作他可以幹一輩子。

　　在經歷了巴黎、倫敦和羅馬的一連串事件之後，經歷了一個虛構的乘坐噴射客機到處旅遊的富豪的生活方式之後，在二十八歲的時候，他生命中最令人鼓舞、最激動人心和最有趣的部分結束了，連談都不能談。在這個年齡，其他人可能在憧憬著新的體驗，新的挑戰，而他卻開始慢慢地湮沒無聞了。他將來還能做什麼跟他過去所做的事情一樣激動人心？

　　沒關係。阿弗納不停地告訴自己，沒關係。但他也總是看見父親坐在折疊躺椅上，半睡半醒，蒼蠅停在他旁邊裝著溫熱柳丁汁的杯沿。他坐在那裡，打著盹，夢想著紅寶石，等待電話鈴響。

　　阿弗納的臨時工作是他前幾次到紐約時認識的兩三個人給他介紹的──昆斯區的一個猶太商人，一個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員工，其表兄在紐澤西──他們都對他的過去一無所知。正是通過這些人阿弗納才與他的移民律師見面──一個精明熟練的老人，但不是猶太人──律師認為，應該先讓肖莎娜移民。她獲得正式移民身分的可能性較大。首先，她的工作經歷中沒有什麼疑點，她來紐約的時候，「摩薩德」給她安排了一個有名無實的職業作為掩護。一旦肖莎娜獲得綠卡，她的丈夫獲得正式移民身分就比較容易了。

　　同時，即使被移民局查出來，被遣送回去的可能性也很小，但也不能漠然視之。雖然這個想法令人毛骨悚然，卻比較有趣：在歐洲領導了最大膽的一次行動的以色列前特工，企圖非法闖進曼哈頓而被捕。如果這樣，就是莫大的諷刺了。

　　阿弗納性格固執，他和肖莎娜都不承認失敗，不管發生什麼都要堅持到底，寧願挨餓也不願爬著回到那些阿弗納認為的欺騙和背叛他的人那裡去。儘管如此，他後來還是承認，在接下來的最困難的七個月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幾乎要重操舊業了。如果伊弗里姆再給他打電話，說……無論說什麼。這是誤解。再幹一個工作，你就能拿到你的錢了。回到以色列來吧，我們給你錢。如果伊弗里姆伸出一根胡蘿蔔的話，也許就管用了。這是軟弱的表現。阿弗納不願意承認，卻是事實。

　　然而，伊弗里姆沒有伸出胡蘿蔔，而是伸出了一根棍子。

　　那是十一月份的一天晚上，凌晨一點鐘以後，阿弗納還沒有入睡，但已經躺在肖莎娜的旁邊了，燈也熄了。他聽見一輛汽車在他的房子外面停下來，但他沒有多想。幾秒鐘以後，門鈴響了。

　　肖莎娜醒了。

　　阿弗納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她就什麼也沒說。但她幾乎本能地從床上爬起來，走到葛拉睡覺的搖籃邊。阿弗納一聲不響地走到窗戶旁。他沒有碰窗簾，也沒有開燈。他從窗簾和窗框之間狹窄的縫隙向大街窺視著。查理也醒了。牠非常聰明地從牠沉默的主人們那裡得到了信號，牠沒有叫，而是把爪子放在阿弗納旁邊的窗沿上，也想從那個縫隙裡朝外面看。

　　門鈴再也沒有響。阿弗納看見一個人──很顯然是按門鈴的那個人──回到了一輛很小的車子的駕駛座上。車子開著燈，停在那棟雙併式樓房前面。是一輛日本車。那個人看起來就像──很難說清。什麼人都可能是。不過，不是阿拉伯人，不是黑人，也不是東方人，是個高加索人。

　　阿弗納肯定自己不認識他，肯定自己認識的人中沒有人會在凌晨一點按他的門鈴。移民局不會派一個人坐著外國車來，移民官肯定不止按一次門鈴。一定有蹊蹺。

　　那輛日本車開走了。阿弗納想，不管那個人想幹什麼，他對自己的業務都不夠熟練。他在按門鈴之前沒有偵察一下這條街道。如果偵察了的話，他首先會把車掉個頭。這棟雙併式樓房位於這條街的盡頭，也就是車頭的方向。現在他要離開的話，必須掉頭沿著來路回去。阿弗納要攔住他很容易，至少可以把車牌號碼記下來。

　　他掩上窗簾。

　　那輛日本車關掉燈，呼嘯著開走了。好像是意識到要掉頭，並且從房子前再經過一次，開車的那個人才機智地把車牌上的燈關掉。阿弗納未能看清車牌號。那輛車好像是新型的豐田汽車。

　　五分鐘後，電話響了。

　　「你門上有一封信。」阿弗納拿起電話，聽見一個男聲說。那個人立即把電話掛了。雖然他說的是流利的英語，但阿弗納覺得能從中辨別出一種口音，一種熟悉的口音。如果那個人的母語是希伯來語的話，他不會感到吃驚。

　　阿弗納決定還是不要冒險。雖然他認為那封「信」不會爆炸，但為什麼要冒險呢？在黑暗中在門前摸來摸去，正好成為伏兵的目標。不管這個伏兵是無線電控制的炸彈也好，還是一支槍也好。為什麼要冒險？不管那個人在門口留的是什麼，他都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再來看。

　　「沒什麼，」他對肖莎娜說。「回去睡覺吧。」

　　那天晚上，他沒有睡多少覺。

　　天亮之後，大街上開始有人活動了。阿弗納穿好衣服，從後門出來。他圍著街區走了一圈，沒有發現可疑之處，然後回到前門。他一眼就能看見門框和門之間塞著一個小小的信封。看起來不會有什麼傷害。很小，很薄，不可能是一顆信箋炸彈。儘管如此，他還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沒事：紙張不軟，沒有滲出水珠，也沒有杏仁蛋白軟糖的味道。

　　阿弗納小心地把它打開。裡面除了女兒的一張快照之外，什麼也沒有。阿弗納認出這張照片是他夏天照的。這張照片洗出來的就這麼一張。雖然他們留著底片，但為了省錢，他們只洗出來了一套，寄給了以色列肖莎娜的父母。信封裡的那張快照一定就是這套裡面的。別的地方沒有。

　　照片上是阿弗納女兒的特寫鏡頭，腦袋向一邊斜著，表情古怪地看著照相機。兩根手指頭緊緊含在嘴裡。

　　不知是誰在她的額頭上畫了四個同心圓圈，中心有一個墨點。是個最佳靶子。

　　他的女兒。

　　阿弗納竭力保持鎮定。

　　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如果他們找到了他的話，是不會警告他的。沒有什麼好警告的。他們會想方設法把他殺了，甚至他的妻兒，不會把快照送給他，在上面畫上靶子。

　　他們甚至搞不到這張照片。沒人搞得到。沒人搞得到，除了……

　　這是一張他們寄到以色列的照片。寄到以色列的！

　　他別無選擇：他只好把它拿給肖莎娜看。「就是這張，」他對她說。「我要回去。不管用什麼方式，都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行，」她說。「我不讓你走。我們可以躲起來。我不在乎。你不要去。我要揭露他們的醜事。我要給《紐約時報》打電話。」

　　「這很容易，」阿弗納說。「讓我想一想，你知道，我都沒想到是他們。我的意思是，沒想到是我的頂頭上司。也許那裡有些卑鄙的傢伙想當英雄。如果我回去告訴他們……」

　　「不行，」肖莎娜說。「我不關心是誰。你一旦回去了，就回去了，你的頂頭上司，算個屁！也許他會說，『對不起，我什麼也不知道。但既然你回來了，我們有些事還沒幹完。』你以為我不了解他們？我比你還了解他們。」

　　阿弗納吃驚地看著他的妻子。她當然是正確的，絕對是正確的。他確實會這樣說，不管他說的是不是事實。不管這個想法是他的，還是別人的。

　　「我們得讓她上幼稚園，」他說。「我們不可能白天黑夜地盯著她。我們兩個人都得工作。雖然我覺得他們不會怎麼樣，但他們也許會怎麼樣。雖然不會傷害她，但是……如果他們把她帶回去，我們就沒辦法了。讓我想一想。

　　「我要給我的弟弟打電話。我要貝爾過來和我們一起住。」

　　「你怎麼付得起他的機票？」肖莎娜問道。

　　「別擔心，」阿弗納說。「我會弄到錢的。」

　　他所謂的弄到錢就是從他的朋友，他開的計程車的業主那裡去借，並答應每週償還一部分。母親最喜歡的小弟弟現在已經二十一歲了，剛剛服完兵役。在阿弗納看來，他一直是個頭髮蓬亂、骨瘦如柴的小孩。當年他一邊在部隊裡服兵役，一邊照顧他。如果他回來休兩天假，母親就會說：「幫我一個忙，今天下午帶一下你弟弟，讓我去買點東西。只要幾個小時就行。」

　　貝爾按計劃到達。他長得跟父親一模一樣。阿弗納想，他希望自己也是這副長相：金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比德國人還像德國人。只是不太高。父親年輕的時候比現在高。但是小弟弟身材非常好：肩寬腰細，二者相差七英寸。嘴唇很薄，咧嘴一笑時顯得很傲慢。這個男孩喜歡紐約，似乎仍然非常崇拜阿弗納，對照看葛拉也不介意。

　　兩個星期後的一天他回家的時候，雖然不是臉色蒼白，但也是相當震驚的。他回家的時候緊緊地抓住葛拉，並且給阿弗納講述了下面這段經歷。

　　他在離幼稚園的大門只有幾步遠的地方等侄女出來。這時，一輛外國車突然停下來，兩個年輕人從車上下來。當葛拉和其他孩子出來向他跑來的時候，那兩個年輕人動手了。其中一個人擋在他面前，另外一個人去抓小女孩。

　　「後來呢？」阿弗納問道。他克制著自己不讓聲音顫抖。

　　「這時在我身後正好來了一兩個警察。」貝爾說。「他們剛剛轉過街角，我沒有看見他們。那個擋在我面前的人對另外一個人喊『警察！』而且兩個人都上了車時，我才知道警察來了。」

　　「他喊『警察！』？」

　　「可笑就可笑在這裡，」他的弟弟回答道。「那個傢伙用希伯來語喊『警察！』。」

　　不管是阿弗納還是肖莎娜都沒有把阿弗納跟「摩薩德」的芥蒂告訴貝爾。他什麼也不知道。他的這次經歷不可能是憑空想像出來的，這樣的危險確實存在，這點大家都知道。阿弗納之所以警告他，要他密切注視他的女兒，就是因為紐約的大街上有很多犯罪活動，包括綁架和調戲兒童。

　　也不是提醒他之後他才講出兩個年輕人用希伯來語喊「警察！」這段經歷的。

　　在阿弗納看來，確有其事。

　　那就只有一種解釋。

　　只有一種反應。

　　※※※

　　阿弗納開始工作了。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裡他也在工作，每件事都是他一個人幹的。這次行動必須由他一個人幹。他對誰都沒有說，連肖莎娜都沒有說。他幹得很慢，很仔細，有條不紊。他的做法跟「他們」教給他的方法一模一樣，不留痕跡，不讓別人猜疑，洞察一切而又不讓別人注意到自己。他從來沒有這次幹得這麼漂亮。一個星期以後一切準備就緒。

　　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個星期二，上午十點鐘，他走進了以色列領事館。

　　「你膽敢，」那個保安說。阿弗納進去的時候，身後跟著一個祕書，正在向他抗議。「你膽敢這樣走進來。你是想回來簽名的吧？」

　　阿弗納從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放在桌上。

　　「請讓我說，」他對那個人說。「我說完了，你再說。你想說什麼都行。但我還沒有說完之前，你不要開口。

　　「你們這些傢伙想綁架我的女兒。這個事你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因為這件事發生在紐約，所以跟你有關係。也許你不知道，但我不管。我只認識你，我就要你負責。」

　　阿弗納打開信封，拿出六張照片，攤在保安面前。照片上的孩子從四個到七個不等，其中兩個是男孩，四個是女孩。都是黑白的動態照片，從遠處拍攝的。有的是在操場上拍的，有的是在校園裡拍的，有的是在大街上拍的。「你認識他們嗎？」阿弗納問那個人。「你應該認識，因為其中一個就是你的女兒。」

　　那個人一言不發，只是盯著照片。

　　「你們這些人有工作，」阿弗納說，「有漂亮房子住，孩子有好學校上。你知道吧，我知道你們住在哪裡，我也知道你們的孩子在哪裡上學。」

　　「我自己無所謂，」阿弗納繼續說，「但請務必保證我女兒的安全。如果你們聰明的話，就會派警衛。你們務必保證她的安全，連意外都不要發生在她身上。你明白嗎？甚至保證她別從操場上的秋千上掉下來，因為我要你負責。如果我的女兒發生什麼，你們所有人的孩子我都不會放過。我希望你們知道：我是絕對認真的。」

　　那個保安的聲音在顫抖。

　　「你女兒的事我一點都不知道。」說著，攤開雙手。「相信我。」

　　「你相信我，」阿弗納回答道。「你知道，或者不知道，我都不關心。但有人知道，所以你幫你自己一個忙，把這個消息散播出去，把這些照片傳看一下，把我的話告訴他們。」

　　阿弗納站起來，那個保安也跟他一起站起來。「喂，你瘋了。」那個人說。「你應該去看醫生，我明確告訴你，你那都是猜測。」他跟在阿弗納後面走到了門口，嘴裡一直說個不停。阿弗納什麼也沒說。他打開門時才轉過身來。

　　「你還年輕，」他對那個保安說。「什麼都不了解，甚至對我也不太了解。請把這件事跟別人講一講，別一個人處理這件事。」

　　阿弗納離開了領事館，他沒想搬家或者改變家人的作息規律。大約一個月過去了，他沒有收到一個電話，也沒有收到一封信。沒有發生類似事件。後來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個在以色列航空公司當保安的熟人的電話。他們以前在一起當過空中警官，那似乎是非常遙遠的過去了，好像有一百年了。

　　「他們讓我給你打個電話，」那個人說。「你星期五能來曼哈頓的酒店嗎？房間跟以前一樣，十點鐘行嗎？有人想見你。」

　　一定是伊弗里姆。

　　「好，」阿弗納回答道。「告訴他我去。」

　　星期五那天，伊弗里姆打開酒店的門時沒有跟他握手。他站在一旁讓阿弗納進去，然後背對著他走到窗戶旁。「我之所以想見你只有一個原因。」他對阿弗納說，沒有轉過身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以為我們要屈服到什麼程度？」

　　阿弗納沒有答話。伊弗里姆轉過身來看著他。

　　「你以為我們綁架小女孩？」他問道。「你說的是恐怖分子還是你的祖國？」

　　阿弗納覺得，他的表現太棒了。這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的錢在哪裡？」他問伊弗里姆。

　　「你的錢！」伊弗里姆朝阿弗納走近了一點。好像第一次見到他似的看著他，十分驚愕。「你想跟我談的就是錢嗎？你怎麼了？」

　　「也許我年紀大了一點，」阿弗納說。「變得聰明了一點。」

　　「我簡直不相信是在跟你說話，」伊弗里姆說。「不相信是在跟一個以色列人說話，更不相信是在跟一個受過你這種訓練、有你這種背景、來自你這種家庭和有你這樣的父母親的人說話。如果你母親聽到你說這樣的話她會怎麼說？」

　　阿弗納生氣了。「我母親會跟你說的一模一樣，」他對伊弗里姆說。「因為她對情況不了解，而你了解。」

　　「對不起，」伊弗里姆說，「也許我很天真，頭腦簡單，因為我不太了解情況。也許我應該來美國向你學習。也許每個人坐進戰車之前都應該要一筆錢。也許每個傘兵在跳下去之前我們應該給他們發一些股票。這個主意不錯，我會提出來。我應該表揚你，而且會告訴他們是你想到的這個主意。

　　「你以為只有你在從事危險的事業嗎？」伊弗里姆開始踱來踱去，為下面要說的話做準備。「你以為你做的事很特殊嗎？你記得你祖國的歷史嗎？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比你艱苦得多的條件下承擔著危險得多的任務嗎？你知道有多少人失去了四肢，又有多少人犧牲嗎？

　　「你以為以色列的錢就是用來幹這個的嗎？讓你享受愉快的退休生活的嗎？而你的夥伴卻不這樣想，他還在工作。如果你沒有勇氣，沒有人要你成為一個英雄。回來像其他人一樣盡你自己的本分，也許我們還可以談一談錢。」

　　伊弗里姆停下來等阿弗納說，但阿弗納什麼也不說。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伊弗里姆終於開口了：「啊──我們可以稱它為辭職嗎？」

　　「我首先問你一個問題，」阿弗納說，「三年前，你們為什麼選擇我？」

　　伊弗里姆鼻子裡哼了一下說：「問得很好，」他嘲笑道。「雖然我也希望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我還是告訴你我們的想法吧。我們覺得──你部隊裡的人是這樣說的──你永不放棄。也許你不夠強壯，跑得也不夠快，但你始終在跑。那些塊頭比你大，跑得也比你快的人已經躺下了，你還在跑。

　　「這是你的司令官說的。你很頑強，我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頑強的小夥子。」

　　「如果你們認為我頑強，」阿弗納說，「那你們為什麼認為我會不再要錢？為什麼認為我會讓你們用謊言來欺騙我，讓你們威脅我的家人？如果我頑強的話。」

　　「跟你沒法談了，」伊弗里姆生氣地說。「你又回到錢上了，看來不管你幹什麼都是為了錢。」

　　「你這樣說應該坦然無愧，」阿弗納說，「你知道我當初什麼都沒有要。我們都沒有要。是你向我們承諾的，所以現在是你欠我的，就這麼回事。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你承諾了。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承諾，也許因為你對誰都沒有信心，對誰都不信任──難道不是這樣嗎？──但是，你承諾了。」

　　「你承諾了，你承諾了，」伊弗里姆說，「你就像個五歲的孩子！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種人。你說你幹這個不是為了錢，那麼你現在有什麼問題？既然你幹這個不是為了錢，而沒有得到錢你應該感到高興才是。」

　　阿弗納盯著伊弗里姆看了幾秒鐘，開始放聲大笑起來。這笑聲是情不自禁的。伊弗里姆剛才說的那些，就如同許多年前自己還小的時候父親給他講過的一個笑話，一個老掉牙的笑話。那時他們還住在雷霍沃特。他至今還記得。

　　一個加里西亞人和一個「野客」在分一盤蛋糕，只剩下兩塊了，一塊大的和一塊小的。「你來選，」「野客」說。加里西亞人毫不猶豫地選了那塊大的。

　　「那很正常。」「野客」說。

　　「哇，你怎麼辦？」加里西亞人嘴裡滿滿的，問道。

　　「我當然就拿那塊小的。」「野客」說。

　　「那你有什麼好抱怨的？」加里西亞人問道。「這是你自己選的。」

　　雖然這只是一個老掉牙的笑話，但卻是事實。在阿弗納看來，這個笑話說明加里西亞人控制著以色列。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他繼續看著伊弗里姆，由於想忍著不笑出來，他的肩膀不停地抖著。「你在傻笑些什麼？」伊弗里姆朝後退了一步，問道。阿弗納只是搖了搖頭。

　　「我想，把大任務交給小人物去幹就是這樣的結果。」伊弗里姆說。他的聲音聽起來真的生氣了。

　　「不，你錯了。」阿弗納邊向門口走去邊回答道。「而是你們欺騙了小人物才是這樣的結果。你們需要的是那些對你們的欺騙行為視而不見的真正的大人物，就像我父親一樣。小人物是沒那麼高尚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伊弗里姆說，「我不留你了。讓我們忘了我們之間的分歧吧。你不必擔心你的女兒和妻子了。無論你是在美國，還是在別的什麼地方，我都祝你好運。我們感謝你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祝你平安。」

　　「再見。」阿弗納回答道，把門關上。這個詞說起來容易。平安，平安，但會平安嗎？

　　他希望自己能了解將來的意義。

尾聲

　　阿弗納和他以前的上司在一九七六年早春的這次談話不是他們最後一次接觸。但就跟主題有關的事件的敘述而言，這次談話卻是一個很好的結束。阿弗納從所有的特務活動中退出，把名字改了，把家也搬了。據我所知，他現在和家人住在北美的某個地方。

　　關於他那位倖存下來的夥伴「史蒂夫」，我只知道，直到今天他還在安全機關工作，繼續為國效勞。

　　在執行任務期間，阿弗納的突擊隊沒有找到的那三個恐怖分子──阿里．哈桑．薩拉梅、阿布．達烏德和瓦地．哈達德博士──仍然活躍在恐怖網路之中，時間長短不一。一九七五年，哈達德博士從喬治．哈巴希的組織中分裂出來也許是事實，也許不是。他一直是一些重大國際恐怖活動的策劃者。一九七八年初，他住進醫院，幾個月後死在那裡。據報導說是自然死亡。作為一位組織者，在恐怖分子猖獗的十年中無人能與他匹敵。從戰鬥精神來講，他很可能超過了以前的夥伴哈巴希博士。正因為如此才導致了他們一九七五年的分道揚鑣。這一點當時曾大肆宣揚。他與哈巴希博士的關係轉入地下也同樣有可能。哈達德博士死在醫院，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癌症。沒有證據否認這一點。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阿布．達烏德（穆罕默德．達烏德．歐德）在波蘭一家酒店的大堂裡遭人槍擊，不過並不致命。報導說，企圖行刺達烏德的那個人──這個人事後逃跑了──是個以色列特工。如果這一消息屬實，就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疑問：以色列特務機關是否大膽地把它的行動──不僅僅是收集情報──延伸到了對立陣營國家。在阿弗納的突擊隊存在的那些年，這些地方是嚴禁進入的，所以它們就成了恐怖分子們非常安全的藏身之處。反恐人員在某些國家從事反恐活動很難。在這些國家，即使最普通的活動，如租房、入住酒店和結賬離開以及租車都要經過非常仔細的檢查和嚴格的限制。而且，特工一旦被捕，別指望得到法律和人道限制原則的保護。按照「人道限制原則」，在西方國家，即使被懷疑為間諜或恐怖分子的人也可以得到保護。這樣的行動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許都非常嚴重。但在同樣的條件下，另一些國家對那些策劃惡意滲透的國家的報復要比西方國家厲害得多。

　　鑑於此，那份未經證實的報告就有了某種意義。按照這份報告，槍擊阿布．達烏德事件確實是以色列特工幹的，但是是一個在酒店裡發現了這個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在一時衝動之下幹的，而不是這個特工在波蘭的任務就是暗殺他。雖然有人會說，一個精心挑選、訓練有素的特工，其行動不可能超出任務規定的範圍。但是由於此類事件太多，促使以色列在對立陣營內部採取行動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雖然報導的恰好相反，但暗殺阿布．達烏德的行動也可能是巴勒斯坦運動爭鬥的結果──以色列人指的是阿布．奈達爾的「黑色六月」組織──或者是克格勃設下的陷阱。）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實是，阿布．達烏德是在波蘭遭到槍擊而受傷的。

　　所有的報導都肯定阿里．哈桑．薩拉梅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貝魯特被暗殺。據報導，整個七〇年代期間，一直有人想要他的命。理查．迪肯在他的《以色列特務機關》一書中，描述了兩次早期的暗殺行動，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一次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第一次──一名以色列狙擊兵用一支伸縮式步槍從窗戶裡朝他開槍──結果把一顆子彈打進了酷似他的人的身體裡。按迪肯書中的說法，一九七六年的那次重創了薩拉梅。但有消息來源，如大衛．B．汀寧報導說，只傷了他的一個朋友。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三十分，當薩拉梅乘坐的「雪佛蘭」客貨兩用車經過一輛停在貝魯特弗爾頓街和居里夫人街轉角處的「大眾」牌汽車時，薩拉梅及其貼身保鏢被炸飛了。很顯然，有這種可能，因為薩拉梅一直是個老謀深算的目標，但他在一九七八年娶了前環球小姐（一九七一年）、黎巴嫩美人喬治安娜．瑞茲克之後，生活變得有規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傳統，薩拉梅沒有與他的第一任妻子離婚。這樣他就在巴解組織總部、第一個妻子和兩個孩子那裡以及弗爾頓街喬治娜的公寓裡來回奔波。行蹤有了一定的規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據說他的行蹤已被一個以色列特工盯上。這個特工化裝成一個古怪的、非常喜歡貓的英國老處女。其化名為埃瑞克．瑪麗．「彭妮洛佩」．錢伯斯。她在離弗爾頓街喬治．薩拉梅住處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幾個特工租了一輛「大眾」牌汽車，在車上裝上炸彈，停在薩拉梅每天去喬治娜公寓的必經之路上。一個消息來源認為，「彭妮洛佩」在薩拉梅的客貨兩用車上裝了一個小小的無線電發射機，（而另外一個來源則認為）當她看見薩拉梅的汽車經過停在她窗戶下的街道時，她按下了裝在自己汽車上的無線電發射機按鈕。不管是哪種來源，結果都是「大眾」汽車爆炸了，炸毀了薩拉梅的汽車和緊跟在後面的貼身保鏢的「陸虎」，也炸死炸傷了幾個路人。

　　薩拉梅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後，以色列電視新聞也適時地進行了報導。在葬禮上，一位巴勒斯坦領袖站在那裡，攬住薩拉梅非常英俊的十三歲的兒子哈桑。這張照片在全世界的媒體上廣泛傳播。「我們失去了一頭雄獅。」媒體援引這位主管的話說。斯圖爾特．史蒂芬在其一九八〇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務頭子》一書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薩拉梅被殺的經過。一九八三年，以色列作家邁克爾．巴─左哈爾和埃坦．哈貝出版了一本《尋找紅色巨頭》，其中的部分內容也講述了這段歷史。

　　人們對圍繞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貝魯特炸毀薩拉梅的「雪佛蘭」汽車的一些事實似乎沒有異議。但有一個傳聞，說薩拉梅沒有被炸死。原因很簡單，汽車爆炸的時候他不在車上。（爆炸時屍體都撕成了碎片，無法辨認，所以至少從理論上說有這種可能。）

　　這個傳聞很可能是薩拉梅傳奇的延續，表達了人們對傳奇人物的良好願望。尤其是對一個活著時就充滿了神祕感和曾經多次死裡逃生的人來說，就更是這樣。同時，如果薩拉梅那天不在客貨兩用車裡（這是慣用的欺騙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稱他已經死了，那就有原因了。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來說，沒有什麼辦法比讓以色列人相信他們已經成功地把薩拉梅殺死了更讓他安全。而對「摩薩德」來說，他們也許想讓巴勒斯坦人相信，你們讓以色列誤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這樣的話，如果薩拉梅還活著的話，他就會有一種安全感，但實際上這只是假象。

　　眾所周知，在兩個對立的情報部門中這種欺騙的伎倆一直存在──不過，這也是事實，即，不管現實多麼錯綜複雜，傳聞比現實更為複雜。唯一知道的事實是，薩拉梅的汽車確實爆炸了，車裡的幾個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開的立場都是，這位恐怖組織頭子是其中之一。

　　在敘述那些從本質上來說屬於祕密進行的活動時──後來提供給記者的那些資料也許只是為了糊弄人──一個人說自己收集的資料比別人收集的資料更為精確是輕率的。

　　當邏輯和常識不能用來檢驗被報導事件的真實性時，難度就更大了。因為即使最不符合邏輯和最沒意義的報導都可能是事實。在政治恐怖活動中尤其如此。這裡只舉一個例子。認真負責的法國新聞記者賽吉．格魯薩德認為馬赫穆德．哈姆沙里要為「處決」威爾．茲威特負責，因為那是「黑色九月」組織其中一次行動的一部分。毫無疑問，他的消息來源通常是可靠的。而這條消息恰恰不實──假若哈姆沙里和茲威特是並肩戰鬥的同志，那顯而易見就不可能是這樣──但在一九七三年格魯薩德第一次報導的時候，以為恐怖分子們喜歡因為派系鬥爭而互相殘殺，所以當時這個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為謹慎起見──不是要提出跟其他報導相反的說法，而是出於興趣──我覺得還必須指出幾點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聲稱給慕尼黑慘案以後進行的這次反恐行動取了一個代號，叫「上帝的憤怒」──這次行動幾乎全都是由西方記者報導的，他們是克萊爾．斯特寧、埃德加．歐巴藍斯、理查．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羅納德．佩恩和大衛．B．汀寧等等──我認為這個代號也許是事後發明的，不是西方記者發明的就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以色列人發明的。根據我掌握的資料，當時執行這次任務的時候還沒有使用這個代號。（有趣的是，兩位以色列作家，邁克爾．巴─左哈爾和埃坦．哈貝在他們的書中都沒有提及這個代號。）

　　「邁克」、「塔瑪爾」、「喬納森．茵葛彼」這些代號──有幾個作家在描寫暗殺茲威特和布迪亞的行動以及利勒哈默爾事件時都用到了其中一個或幾個代號──我不這樣認為。在利勒哈默爾時，也許有一個特工使用了「茵葛彼」這個假身分，但是沒有人使用這樣的假護照，無論是在羅馬還是在巴黎都沒有。「塔瑪爾」──大概是突擊隊長的漂亮的金髮女友。根據描述，她也參加了襲擊茲威特的行動，在利勒哈默爾還親自開槍了──純粹是胡編亂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編亂造，而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人的胡編亂造。）我認為，說襲擊茲威特和布迪亞的時候茲弗．扎米爾也在場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在利勒哈默爾現場也是不可能的。「摩薩德」的頭頭跟金髮女突擊隊員「塔瑪爾」一起，幾次親臨歐洲現場，帶有徹頭徹尾編造的味道。但是，這種大膽的虛構行為尤其應該得到「摩薩德」「公共關係」部門的鼓勵。

　　公平地說，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們面臨的困難也是相當大的，甚至出現過起初不認可的信息後來證明是正確的這種情況。就拿我自己的研究來說，我原來得到的威爾．茲威特在羅馬的一個澳大利亞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馮．布勞恩」。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不真實，是別人憑記憶提供給我的。我決定，除非我能確認，否則就不把它放入我的敘述之中。由於在報紙上也找不到這個名字，我決定將其刪除。這本書已經寫完了，我才發現沒有確認馮．布勞恩這個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雖然這些細節並不是非常重要，但它們卻是所有作家面臨的難題。因為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不能通過打個電話就能確認。正因為這樣，我在這裡要補充一筆。根據我得到的資料，沒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斷哈姆沙里的電話線，也沒有人假裝電話維修人員在哈姆沙里或者他貼身保鏢的眼皮底下，把炸彈裝在電話底座上。

　　還有幾點比較重要，雖然在整本書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對阿弗納這個人的評價隱藏起來，但是現在談談我對他的印象也許有點意思。

　　我們見面的時候，我發現他是一個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緒的人：沉著冷靜，冷靜得幾乎讓你犯睏──而幾乎不用提醒──又會像蜥蜴一般動作敏捷地突然行動起來。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他的手勢很少。無論是說話還是傾聽，他都很放鬆，幾乎是一動不動。但只要一動，就非常迅速、專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個爬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麼思考就開始行動──如果他走在前頭，不會轉身來看別人是否跟在後面。（「你們怎麼進入那棟大樓的？」有一次在歐洲我指著一個限制區問他。「像這樣。」他回答道。可在接下來的一分鐘裡，他就從門裡走了進來。）他非常注意自己每個細小的習慣，極度重視整潔和閃亮的儀容，喜歡沉思，與人打交道時慷慨大方。

　　雖然他聲稱對自己有妻有兒的平靜的生活感到滿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這個詞語我是從深諳辯論術的精神病學家安德魯．I．馬爾科姆那裡借用來的）。而這一點，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幾乎是無法實現的。雖然現在從事祕密活動跟他的願望和考慮相抵觸，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滿緊張刺激的體驗。因此，我不相信他的聲明，說什麼他之所以參加反恐戰爭，只是因為集體農場、部隊、自己家裡甚至整個以色列的同齡人都很重視愛國精神。但我不懷疑這是一個因素。

　　我確實覺得他參加反恐的動機不是希望得到經濟上的回報，也不是因為可以對其他人動武而得到任何病態的滿足。他樂意參加反恐戰爭是因為另外一些需求。他與生俱來的喜歡冒險的個性需要一個充滿危險的環境，這樣才能保持基本的平衡（這種性格的人通常見於盡量延緩張傘的跳傘運動員和摩托車賽手等等）。他也有一種高度的競爭性，而這種競爭性通過其他的愛好和能力找不到發洩途徑。

　　這種性格特點不會因為訓練而消失。一個希望出類拔萃的人，一個尋求刺激或危險只是為了保持穩定的人，即使環境改變了，判斷能力提高了，原來的條件不具備了，他們的這些需求也不會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氣和意志時也不會消失。比如，如果這類問題過早出現，如職業運動員，情況就會更糟。就阿弗納而言，我覺得他講述這些經歷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通過講述，他能夠再一次體驗這些經歷。

　　阿弗納現在對那次任務的看法是，雖然欠考慮，但也不感到遺憾。雖然他聲稱從個人情感來說對自己幹掉或協助幹掉的那些人沒有敵意，但卻一直把消滅他們的肉體看作是必要的、光榮的。他完全支持讓他和他的夥伴們去執行這項任務的決定，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疑慮。

　　雖然他一如既往地相信這次任務是正確的，但他不再對其有效性發表任何意見了。他承認這種辦法絕對不能消除世界上的恐怖活動，減少仇恨與緊張。但總體上他是這樣認為的，即：如果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他的突擊隊和其他突擊隊沒有幹掉幾個高層恐怖分子的話，以色列和西歐會有更多無辜的人成為恐怖活動的受害者。他認為在瑞士和西班牙殺死那幾個年輕的敢死隊走卒是令人遺憾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荷蘭殺了那個女殺手，但並不後悔。如果說有什麼的話，那就是如果她那個時候沒死，即使到了今天他一個人也會對她窮追不捨的，直到把她抓住為止。

　　雖然阿弗納對同伴們的犧牲有一種深深的失落感──他在講述當時的情形時感動得流淚了──但他認為他們的犧牲自己沒有責任。唯一例外的是「卡爾」。在這個事件中，雖然他認為避免跟自己尊敬、年紀比自己大的人發生衝突的想法蒙蔽了他作為一個領導者應有的判斷，但他立即指出，無論是他的同伴還是他的頂頭上司都沒有責備或責難他。作為一些高級特工名義上的領導，他不希望去管他們的私事。他雖然排在第一，但他們是平等的。鑑於這次任務的性質，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只是他一個人。任何人都不能拿著他一個人的命令就去冒險，部隊裡也許可以，但在這裡要冒險的話只有通過大家的集體決定才行。

　　雖然他覺得委屈，對以色列「加里西亞」權力精英們的誠信完全發生了動搖──他們要求別人絕對忠誠，不要任何回報，把信賴他人和充滿激情的年輕人當作爪牙而無視他們的情感和幸福──但他作為一個以色列人的愛國心仍然沒有減少。當他想起每次衝突時，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他都毫不含糊地站在以色列一邊。在以色列和她的敵人之間，他也是堅定地跟自己的祖國站在一起的。他甚至承認，那些權力精英們同樣具有愛國衝動，也有愛國精神作指導，但他認為以色列的真正的利益再也不能按他們那種種族排外的、不留情面的、只顧自己的方式來實現。他承認，也許一切從事情報活動的政府部門的本質就是這樣，憤世嫉俗，不留情面──對自己的雇員是這樣，對外人也是這樣──他還指望別的很可能就是愚蠢的。

　　他做噩夢的時候──這樣的時候非常少──夢見的主要是在集體農場度過的孩提時代。他幾乎沒有做過關於部隊或「六日戰爭」的很緊張的夢，關於那次任務的夢完全沒有。

　　儘管很多人都習慣了有關現代情報機構如克格勃、中情局，特別是「摩薩德」而建立起來的神話，但他們還是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即：為什麼會派這樣一位普通的年輕人去領導這樣一次特殊的行動？除此之外，對超級特工杜撰式的描述又加強了這種感覺──比如：詹姆士．龐德和斯密勒──他們有非常高的造詣，性格豐富多彩，已成為我們文化期待的一部分。在一個層面上，我們知道這個虛構的特工只是想像的產物，把馬基雅弗利的俗氣和亞瑟王的騎士精神結合在一起。在另一個層面上，如果我們遇到一個人聲稱自己是詹姆士．龐德，卻明顯達不到他那樣的成就，我們就覺得受了欺騙。

　　除非他是個變態。這是另外一種類型，我們也能接受。我們習慣那種高深莫測的冷面殺手，也就是黑手黨式的職業殺手、暴徒。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野蠻的暴徒和非常老練動機高尚的高級特工也許都存在，但畢竟很少（尤其是後者）。儘管都是虛構的，都是神話，我還是相當系統地閱讀了當時的記錄。我認為，情報機構的大多數雇員──包括「摩薩德」，儘管是傳奇──都是非常普通的人。這一點常常被事實所證明，只要祕密行動一曝光，就可看出來了──無論是利勒哈默爾還是一九五〇年那次著名的「蘇珊娜行動」都是普通人。在「蘇珊娜行動」中，以色列特工企圖破壞西方國家在埃及設立永久性軍事基地的企圖，並希望歸咎於埃及民族主義者。

　　鑑於此，「摩薩德」的一個著名的「復仇者」突擊隊的領導人是一個趣味、見解、動機和成就都相當普通的人就不足為奇了。跟克格勃不一樣，「摩薩德」通常似乎連「謀殺」或「骯髒的把戲」都不會依靠犯有罪行的變態者去做。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需要控制和提供支持。把五個拿著瑞士銀行存摺的暴徒派去搜捕恐怖分子是非常不現實的。因為每次轉折的時候，他們都得制訂計劃，提供指導。與此同時，初露頭角的愛因斯坦也完成不了這個工作。傑出的人物通常選擇別的方式為社會做貢獻──或者如果他們選擇情報工作作為職業（這種情形很少）的話，他們就會以別的能力來為社會做貢獻。而開槍殺人的事只有留給普通人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們必須忠誠勇敢的同時，還有一個選擇標準，即缺乏某些突出的品質，這一點和他們具備某些品質差不多同等重要。很顯然，對他們來說，想像力太豐富、盲目或者莽撞都是不可取的。想像力太豐富會多疑；太盲目會不穩定；太莽撞會粗心。一個反恐突擊隊要減少風險，似乎得找到兩個問題的答案：怎樣找到目標以及突襲後怎樣脫身。（第三個問題──怎樣突襲──通常是由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決定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來自線人，這是一成不變的。第二個問題的答案──脫身──占了整個難度的百分之九十，是最需要準備和組織才能的。

　　第二個問題的解決要歸功於這個現代都市社會時刻處於動態之中。在當代社會中，彼此陌生、流動性強和擁擠不堪──甚至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以外──使旁觀者，甚至權力機構變得漠不關心。幾乎誰都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再加上突然襲擊的環境和不願意干涉別人所謂私事的想法，就使得在突襲之前進行監視和突襲之後脫身成為可能。政治刺客──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頑固不化的神風隊隊員或者單獨行動的亡命之徒之外──很少有被當場抓住的。跟他們的受害者一樣，刺客們撤到他們事先準備好的安全之所以後，再受到襲擊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除非他們的同夥叛變。如果沒有人叛變，他們被當局搜出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認為，「摩薩德」的本事──其他特工組織也是一樣──就在於他們對用什麼簡單的辦法完成任務有了一個最基本的認識。「摩薩德」的這種認識也許來自於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最主要的武器一直是大膽、自信，依靠奇襲和速度，只在行動之前或之後暴露一分鐘──或者只離現場一個街區的距離──這些都使他們能夠融入到一個彼此不認識的、現代的、充滿自由和流動的社會之中。「摩薩德」發現，正是這些因素才使得恐怖分子們非常容易地受到運用同樣策略的反恐人員的攻擊，同時也使得防止恐怖活動變得更加困難。

　　「摩薩德」很可能派出了幾個反恐突擊隊對不同的滲透方法進行實驗，「摩薩德」在組織方面表現出來的第二個本事就是讓一個突擊隊──阿弗納的突擊隊──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除了一份名單和一筆資金之外，什麼都不給他們，讓他們像那些小型恐怖組織一樣，在歐洲祕密活動。

　　這種方法有充分的理由進行實驗並旗開得勝，從而讓一些研究者以為它是複雜龐大的組織，在這個組織背後有一些品質非凡的特工。然而，實際上，他們只是利用了幾個普通的前突擊隊員和特工，給他們一些資金讓他們自由支配，讓他們在形式上基本獨立。正是這種大膽創新才保證了這次行動的成功。

　　談到「摩薩德」對待自己特工的問題，對和錯的界限非常模糊。假定確有那些事的話，按照一般的標準來說，特工是被騙了。但是，有沒有一個根本的前提，即一個特工應該意識到，他是不能隨心所欲地「放棄」特工工作的？有沒有要求在更高的層次上忠於這份事業？有沒有一個雖然沒簽但已達成默契的服從合同，或者有沒有一個在不願意繼續冒險時再枯燥也要耐著性子幹下去的協議？如果一個特工拒絕的話，能不能說他違反了合同？雖然我不知道這些答案，但──作為一個人，我對特工的失望充滿了同情──我覺得這是「摩薩德」心胸寬廣的最好表現──首先可以容許就這個問題進行爭論。克格勃的特工是別指望這樣跟他的上司對立的──編造了虛假的故事還能活下來也是別指望的。

　　除了對與錯這個問題以外，最後一個有趣的問題可能就是反恐有沒有用了。阿弗納的任務最終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人們常常認為，反恐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它沒有使潛在的緊張局勢緩和下來，反而使它惡化了；它沒有使恐怖事件減少，反而使它增加了等等。這些說法都是事實。在慕尼黑慘案之後的大約十年中，以及從一九八〇年八月至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之間，至少有二十次恐怖行動都是由「法塔赫」、阿布．奈達爾的「黑色六月」，賽誇和喬治．哈巴希的「人民陣線」，以及最近的「解放巴勒斯坦五月十五日運動」幹的，致使巴黎、貝魯特、奈洛比、開羅、布宜諾斯艾利斯、伊斯坦堡、維也納、雅典、安迪衛普和羅馬的三十六人死亡，幾百人受傷。在我看來，反恐有沒有用，不能用它解決了什麼問題或者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來決定。武力衝突從來都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除非有一場像滑鐵盧那樣的決定性的軍事戰鬥。即便來一場「滑鐵盧」，最終解決還要一兩代人。

　　世界地圖是用鮮血繪就的。這是個悲慘的事實。如果和平不是通過外來更強大的武力強加給戰爭雙方的話，那麼邊界則完全是由勝利或者筋疲力盡來確定的。只要戰鬥精神尚存，國家除了每天必須戰鬥之外別無選擇，不管一天的戰鬥是否能「解決」什麼問題。否則的話，就只能是投降和失敗。歷史較為悠久的國家是偽善的，他們的祖先用鮮血在地球上畫下了自己的版圖，卻讓歷史較短的國家克制──不是在道德上克制就是在一些具體事情上克制──如果他們過去也這樣克制的話，那他們就不會出現，也不會生存下來。

　　這樣說可能會誤以為我在暗示不要克制戰爭，但這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從道德判斷方面來說，人們能夠把戰爭行為和戰爭犯罪區分開來，同樣也能把反恐活動和恐怖活動區分開來。標準就是：恐怖主義站在錯誤的一邊，反恐不是。我們可以說，巴勒斯坦的事業是光榮的，以色列的事業也是光榮的。但我們不能說：反恐活動是光榮的，恐怖活動也是光榮的。反恐是否道德，是否有效，要看不反恐是否不道德，是否無效。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