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城记》

作者：师陀

检阅制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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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园城

这个城叫“果园城”，一个假想的中亚细亚式的名字，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现在且让我讲讲关于它的事吧。我是刚刚从车站上来，在我脑子里还清楚的留着那个热情的，有满腹牢骚，因此又总是喋喋不休的老人的面貌。

“你到哪里？”当火车长长的叫起来的时候，他这样问我。

我到哪里吗？他这一问，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从旅途的疲倦中，从乘客的吵闹中，从我的烦闷中唤醒了我。我无目的的向窗外望着。这正是阳光照耀的下午，越过无际的苍黄色平野，远山宛如水彩画的墨影，应着车声在慢慢移动。

“到果园城。”我答应着，于是就走下火车，走下车站来了。

现在你已经明白，在半小时之前我还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停留；我只是从这里经过，只是借了偶然的机缘，带着对于童年的留恋之情来的。我有几天空闲时间，使我变更了事前准备好直达西安的计划。

果园城，听起来是个多么动人的名字，可又是个有多少痛苦的地方啊！在这里住着我的一家亲戚。可怜的孟林太太，她永远穿着没有镶滚的深颜色的衣服，喜欢低声说话，用仅仅能够听见的声音；而这些习惯，就在她身上增加了神秘色彩。

“嘘！”她做一个手势，仿佛隔壁正有人在咽气似的。“别邪邪许许的……”

于是她解说孟林先生的为人。

关于孟林先生我知道的很少；我只知道他是严厉的人，曾在这里做过小官，待孟林太太极残酷，因为她没有生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后来他便因为这个缘故抛弃了她。现在你知道这个女人的悲惨命运了。当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年带我来给他们拜年；后来我入了学校，父亲老了，我仍旧奉命独自来看他们。他们家里没有男人，我到了之后，又奉着孟林太太的命令，去看和他们有来往的本城的人家。

然而我多少年没有来过了呀！自从父亲死后，已经三年，五年，七年──唉，整整的七年！

我在河岸上走着，从车站上下来的时候我没有雇牲口，我要用脚踩一踩这里的土地，我怀想着的，先前我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土地。我慢慢的爬上河岸，在长着柳树以及下面生着鸭跖草蒺黎和蒿蓟的河岸上，我遇见一个脚夫。我闪开路让他过去；他向我瞟了一眼，看出我没有招顾他的意思，赶着驴子匆匆的跑过去了。他是到车站上去接生意的，他恐怕误事，在追赶他已经错过了的时间。你怎样看这种畜牲？它们老是很瘦，活着不值三十块钱，死了不过两块。但是应该赞美它们，赞美这些“长耳公”们，它们拉磨、耕田、搬运东西，试想想一匹驴子能替人做多少活呀！

现在他们正到车站上去。在车站上，偶然会下来在外面作客的果园城人，或一个官员的亲戚──他是来找差事的，打秋风的，刮果园城的厚地皮的，再不然，单为了游览散心看风光来的。

我缓缓向前，这里的一切全对我怀着情意。久违了啊！曾经走过无数人的这河岸上的泥土，曾经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踩过，在我的脚下叹息似的沙沙的发出响声，一草一木全现出笑容向我点头。你也许要说，所有的泥土都走过一代又一代的人；而这里的黄中微微闪着金星的泥土对于我却大不相同，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你曾看见晨曦照着静寂的河上的景象吗？你曾看见夕阳照着古城野林的景象吗？你曾看见被照得嫣红的帆在慢慢移动着的景象吗？那些以船为家的人，他们沿河顺流而下，一天，一月……他们直航入大海。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他们从海上带来像龙女这样动人的故事，水怪的故事，珍宝的故事。

唉唉，我已经看见那座塔了。我熟知关于它的各种传说。假使你问这城里的任何居民，他将告诉你它的来历：它是在一天夜里，从仙人的袍袖里掉下来的，当很久很久，没有一个老人的祖父能记忆的时候以前。你也许会根据科学反对这个意见，可是善良的果园城人都有丰富的学问，他们会用完全像亲自看见过似的说法，证明这传说确实可靠。

“这是真的，先生。”他们会说。

这是真的呢，它看见在城外进行过的无数次只有使人民更加困苦的战争，许多年轻人就在它的脚下死去；它看见过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灵柩从大路上走过，他们带着关于它的种种神奇传说，安然到土里去了；它看见多少晨夕的城内和城外的风光，多少人间的盛衰，多少朵白云从它头上飞过？世界上发生过多少变化，它依然能置身城巅，如果是凡人的手造起来的，这能够相信吗？这里我忽然想起那城坡上的青草，浅浅的青草，密密的一点也看不出泥土的青草，整个城坡全在青色中，当细雨过后，上面缀满了闪闪的珠子。雪白的羊羔就在这些晶莹的珠子中弄湿它们的腿，跳踉着往城上攀登。

现在我懊悔我没有雇那脚夫的驴子。“长耳公”会一路上超然的摇着尾巴，把我载进城去，穿过咚咚响的门洞，经过满是尘土的大街。我熟悉这城里的每一口井，每一条街巷，每一棵树木。它的任何一条街没有两里半长，在任何一条街岸上你总能看见狗正卧着打鼾，它们是决不会叫唤的，即使用脚去踢也不；你总能看见猪横过大路，即使在衙门前面也决不会例外。它们低着头，哼哼唧唧的吟哦着，悠然摇动尾巴。在每家人家门口──此外你还看见──坐着女人，头发用刨花水抿得光光亮亮，梳成圆髻。她们正亲密的同自己的邻人谈话，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一年接着一年，永没有谈完过。她们因此不得不从下午谈到黄昏。随后她们的弄得手上身上脸上全是尘土的孩子催促了，一遍又一遍的嚷了。

“妈，妈，饿了啊！”

这只消看她们脸上热烈的表情，并不时用同意的眼光瞟着她们的朋友，就知道那饥饿的催促对她们并不曾发生影响。她们要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她们的去田里耕作的丈夫赶着牲口，驶着拖车，从城外的田野上回来。

假使你不熟悉这地方情形，仅仅是个过路客人，你定然会伫足而观，为这景象叹息不止。

“多幸福的人！多平和的城！”

这里只有一家邮局；然而一家也就足够了，谁看见过它那里曾同时走进去两个人，谁看见过那总是卧在大门里面的黄狗，曾因为被脚踩了而跳起来的呢？它是开设在一座老屋里面，那偏僻的老屋，若非本城的居民而又没有向导，那么你就问吧。尽管它的营业极其可怜，可是谁都知道它，一个孩子也会告诉你：

“往南，往东，再往北，门口有棵大槐树。”

它何必开到大街上呢？假使你的信上没有贴邮票，口袋里又忘了带钱，那不要紧，你只管大胆走进去。立刻有个老头向你站起来，这就是邮差先生。他同时兼理着邮务员的职务，可是悠闲的很，仍旧有足够的时间在公案上裁花，帽子上的，鞋上的，钱袋上的，枕套上的，女人刺绣时用的花样。他把抽空裁成的花样按时交给收货人，每年得到一笔额外收入。这时他放下刀剪，从公案旁边站起来了，和善的在柜台后面向你望着。你不等他招呼就抢着问：

“有邮票吗？”

“有，有；不多吧？”他笑着回答你，好像在那里向你道歉。

“忘记带钱了，行吗？”

“行，行，”他频频点头。“信呢？我替你贴上。”

他从抽屉里摸出邮票，当真用唾沫湿了给你按上去。他认识这城里的每一个人。他也许不知道你的名字，甚至你的家，但是表面上总好像知道似的。他会说：

“别忘了把钱送来呀。”

此外这里还有一所中学，两所小学，一个诗社，三个善堂，一家糟坊，一家兼卖金鸡纳霜的中药铺，一家管镶牙的照相馆，两个也许四个豆腐作坊；它没有电灯，没有工厂，没有像样的商店，所有的生意都被隔着河的坐落在十里外的车站吸收去了。因此它永远繁荣不起来，不管世界怎么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可以蹒跚途上，女人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可以在街岸上打鼾。

一到了晚上，全城都黑下来，所有的门都关上：工咚，工咚……纵然有一两家迟了些，也只是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佛寺的钟响起来了，城隍庙的钟响起来了，接着，天主教堂的钟也响起来。它们有它们的目的，可是随它在风声中响也好，在雨声中响也好，它响它自己的，好像跟谁都没有关系。原来这一天的时光就算完了。

“天晚了？”

“晚了。”

在黑暗的街上两个相遇的人招呼着。只有十字街口还亮着火光，慢慢地也一盏一盏地减少下去，一盏一盏的吹灭了。虽然晚归者总是藉着星光在路上摸索，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却是谁也没有感到不方便。

然而正和这城的命名一样，这城里最多的还是果园。只有一件事我们不明白，就是它的居民为什么特别喜欢那种小苹果，他们称为沙果或花红的果树。立到高处一望，但见属于亚乔木的果树从长了青草的城脚起一直伸展过去，直到接近市屋。在中国的任何城市中，只看见水果一担一担从乡间来，这里的却是它自己的出产。假使你恰好在秋天来到这座城里，你很远很远就闻到那种香气，葡萄酒的香气。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你有空闲时间吗？不必像这里可敬的居民一样悠闲，也无须那种雅趣，你可以随便择定一个秋光晴和的下午，然后散步去拜访那年老的园丁。你别为了馋渴摘取他的果子。并不是他太小器，也不是他要将最好的留给自己，仅仅为了爱护自己工作的收获，他将使你大大难堪。他会坐在果树底下告诉你那塔的故事，还有已经死去的人的故事。

“一个古怪老头，”他开始这样对你讲了。接着他说老人有三个美丽的女儿──永远是三个女儿。你也许已经怀疑到它的真实，但有什么关系，当你听到第三个女儿的悲惨结局，你的怀疑慢慢会变成惆怅。在园丁的朴实言语中，传说中的古怪老头和他的女儿重新复活过来，又得到生息，他们活活地在你前面，正像他们昨天还在这个城里。

然而即使在讲故事中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守，他已经发见──其实应该说他已经听见一个牧童溜下青青的城坡，蹑脚蹑手地进了园子。

果园正像云和湖一样展开，装饰了这座小城。当收获季节来了，果园里便充满工作时的窸窣声，小枝在不慎中的折断声，而在这一片响声中又时时可以听见忙碌的呼唤和笑语。人们将最大最好的，酸酸的，甜甜的，像葡萄酒般香，像粉脸般美丽的果实放在篮里，再装进筐，于是一船一船运往几座大城，送上人的食桌。

自顾絮絮的唠叨，我反倒忘记早已走过葛天民先生管理的林场了。那些无花果和印度槭叶树曾经修剪过几次？那些小梧桐树，还有合欢树，已经被绅士们移植并且长出新的来了吗？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我只记得七年前我离开的时候，葛天民正蹲在一小丛玫瑰树旁边监督工人掘土。这个没有嗜好、周旋于绅土之间、而又能过一种闲适生活、懂一点医术、老给病人吃甘草麦门冬枸杞子和当归的人，他大概又向自己请过假了。我不记得林场上有他的影子。

必须承认，这是个有许多规矩的单调面又沉闷的城市，令人绝望的城市。我走进深深的城门洞，即使把脚步尽可能放轻，它仍旧发出咚咚的响声。并没有人注意我。其实，我应该说，除开不远的人家门前坐着两个妇人，一面低头做针工，一面在谈着话的，另外我并没有看见别的谁，连一条走着的狗也没有看见。

现在，我们到了这有个虚妄名字的果园城了。

街上的尘土仍旧很深，我要穿过大街看看这里有过怎么样的变化吗？我希望因此能遇见一两个熟人吗？你自然能想到我取的是经过果园的路。我熟知这城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条胡同的走法。从城门里弯过去，沿着城墙（路上横着从城头上滚下来的残砖），用本城人的说法，不过几步路，于是果园就豁然在前面现出来了。从果园里穿过去，一直到孟林太太家的后门，没有比这条路更教人喜欢走的。那些被果实压得低垂下来的树枝轻轻抚摩着你的鬓颊，有时候拍打肩背，仿佛是老友的亲匿的手掌。

唉！应该叹气。我来的晚了，蜂子似的嗡嗡响着的收获期已经过去，抬头一望，只见高得令人发晕的天空，在薄暗静寂的空气中，缝隙中偶然间现出几片红叶。除我之外，深深的林子里没有第二个人，除了我的脚步，听不出第二种声音。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仿佛是谁的声音，一种熟识的声音在我身边响着。我真想睡一觉，一直睡到黄昏，睡到睁开眼就听见从远处送来两个果园城人相遇时的招呼声：

“晚了？”

“晚了。”

初上来我怅然听着，随后我站起来，像个远游的客人，一个荡子，谁也不知道的来了一趟，又在谁也不知道中走掉，身上带着果园城的泥土，悄悄走回车站。

“箱子也都放好了？”

“放好了。请回吧。”

车站上道别的声音又起来了……

我懊悔我没有这么办。我懊悔我没有悄悄离开这个有过“一个古怪老头和三个美貌女儿”的，静如止水然而凄凉极了的城了；我已经站在孟林太太的庭院里，考虑着该不该惊动她的清静。

我忘记告诉你她是个多爱清洁的老太太了。所有的寡妇几乎全有怪癖，她的院子里总是干干净净，地面扫得老像用水冲洗过似的。

现在我站着的仍旧是像用水冲洗过的庭院，左首搭个丝瓜棚，但是夏天的茂盛业已过去，剩下的唯有透着秋天气息的衰败了；在右首，客堂窗下有个花畦，种着常见的几种花：锦球，蜀葵，石竹和凤仙。关于后面一种，本地有个更可贵的名字，人把它叫做“桃红”。凡有桃红的人家都有少女，你听说过这谚语吗？我们的前代人不知道有一种出自海外的化学颜料，少女们是用这种比绢还美丽鲜艳的花瓣染指甲的，并且直到现在，偏僻地方的少女仍旧自家种来将她们可爱的小指甲染成殷红。

一瞬间我想起一个姑娘，一个像春天般温柔、长长的像根杨枝、面端庄又像她的母亲的女子，她会裁各样衣服，她绣一手出色的花，她看见人或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这就是素姑，孟林太太的女儿，现在二十九岁了，难道她还没有出嫁吗？

我踌躇着站了片刻。在空荡荡的庭院里，大槐树顶上停着一匹喜鹊，幸灾乐祸的叫了两声，接着又用尖嘴自顾去梳理羽毛。黄叶飘摇着飘摇着从空中落下来。忽然我听见堂屋的左首发出咳嗽声，这是孟林太太的咳嗽声。我要叫喊吗？为通知主人有人来，我特意放重脚步走上台阶。房子里仍旧像七年前一样清洁，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动，所有的东西，──连那些大约已经见过五回油漆的老家俱在内，全揩擦得照出人影。长几上供着孟林先生年轻时的照相。孟林先生老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脚下是双梁鞋白士布袜子，右肘靠着上面放一座假自鸣钟的茶几坐着。照相旁边摆两只花瓶，里面插着月季花，大概在三个月以前就干枯了。

在使人感到沉重的，空中满布了阴影，静得连苍蝇的飞翔都可以清楚听见的静寂中，我预备在上首雕镂的老太师椅上坐下。恰在这时，从里间小门里探出个女人的头来，是我们在这种地方常常看到的，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衫，约摸四十岁光景，仿佛老在生气的女仆（假使你知道她每月顶多只有一块钱的工资，就明白世上没有什么值得她高兴的了）。她惊讶的望着我，然后低声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明了我的来历，女仆像影子似的退进去了。我听见里面叽咕着，约摸有五分钟，随后是开关奁橱的响声，整理衣服声，轻轻的脚步声和孟林太太的咳嗽声。女仆第二次走出来，向我招招手。

“请里面坐。”她说着便迳自走出去。声音是神秘的，单调而且枯燥。

我走进去的时候，孟林太太正坐在雕花的几乎占去半间房子的大木床上，靠着上面摆着奁橱的妆台，结着斑白的小发髻的头和下陷的嘴唇在轻轻的颤动。她并没有瘦的皱褶起来，反面更加肥胖了，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失去一样东西，一种生活着的人所必不可少的精神。她的锐利的目光到哪里去了？她在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还保持着的端肃、严正、灵敏，又到哪里去了？

她打手势让我坐在窗下的长桌旁边。我刚才进来时她大概还在午睡，也许因为过于激动，老太太失措的瞠然向我望着。最后她挣扎一下，马上又萎顿的坐下去。

“几年了？”她困难的喘口气问。

我诧异她的声音是这么大；那么她的耳朵原是很好的，现在毫无疑问已经聋了。

“七年了！”我尽量提高声音回答她。

她仍旧茫然的频频瞅着我，好像没有听懂。就在这时素姑从外面走进来，她长长的仍旧像根杨枝，仍旧走着习惯的细步，但她的全身是呆板的，再也看不出先前的韵致；她的头发已经没有先前茂密，也没有先前黑；她的鹅卵形的没有修饰的脸蛋更加长了，更加瘦了；她的眼梢已经显出浅浅的皱纹；她的眼睛再也闪不出神秘的动人的光。假使人真可以比作花，那她便是插在花瓶里的月季，已经枯干，已经憔悴，现在纵然修饰，还掩饰得住她的二十九岁吗？

我的惊讶是不消说的。

她惨淡的向我笑笑，轻轻点一下头，默然在孟林太太旁边坐下。我们于是又沉默了。我们不自然的坐着，在往日为我们留下的惆怅中。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原来老像一个老人在咳嗽似的咯咯咯咯响的──不知几时停了。阳光从窗缝中透进来，在薄暗的空中照出一条淡黄的线。

“你老了，”孟林太太困难的说。

我望着坐在她旁边的素姑，苍白而又憔悴，忽然想起那个传说中的古怪老头和他的三个美貌女儿。孟林太太应该另有原因，因为害怕女儿重复自己的遭遇，才一味因循把她留在身边的。我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憎恶，一种不知道对谁的愤怒。

“人都要老的。”我低声回答。

那女仆送上茶来，仍旧是老规矩，每人一只盖碗。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 “鬼爷”

“怎么，你说你是果园城的吗？”

“是的，我是果园城的。”

“那么你当然知道魁爷了？”

“我每天都看见他。”

“他还是老样子吗？”

“他总是老样子，前不久才讨的第四房太太。”

十年前，不论你在火车上，航船上，或开设在官路边的可怜的小客店里，即使这些地方很远，到果园城还有两天路程，你已经能听见两个旅客在那里问答。接着他们可能还谈到别的，谈到生意，收成，传说，怪胎，最后谈到果园城的县官。

那个果园城人想了想。

“听说姓周。”

他说好像姓周，但也许姓邹，他没有见过他，知道不十分准确。这种情形并不足奇，事实上魁爷远比果园城的果园出名得多。

魁爷就是高大丰满的朱魁武先生。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单单为他的尊容，普通人只简单的叫他“魁爷”。我们不明白当初是怎样取定的，他的同乡们，尤其是一般屠夫走贩，总爱说：

“他父亲怎么睡的觉，给他取这样好个名字！”

这的确是个好名字！每任县官在上任之前，当他还没有拴束行李的时候，他在省城里就先有了数目，上任后头一件事就是去拜望魁爷，一个在暗中统治果园城的巨绅。

关于魁爷的列祖列宗，除了几位有考证癖的学究，现在是早就没有人知道了。据说他的一位远祖曾在万历年间做过尚书，这年代是很悠久的。至于后来的一些朱，没有人留意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怎样过他们的生活，怎样生子传宗。但是直到现在，这一宗族的人还自认他们是明朝的后代，如果他们找不出跟朱元璋的血统关系，便自认跟魁爷有血统关系。然而魁爷的父亲顶多只能算讼棍，恶霸，我小时候就看见过城隍庙的大柱上挂着他的对联，那是骂他的仇敌的。他为了打天下，跟人家打一辈子官司。

上天已经饶恕他了。他有这么好个儿子，他自己曾经跟果园城的世家们斗过，等到他一断气，魁爷就改变他的家风。魁爷承继了他父亲的地位，他本人是个秀才，当然也是地主，但是他出头的机会好，原来那些跟老朱爷斗过的人大半都是他们的故旧，早就厌烦透这种内部纠纷了。他于是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开始用手抚摩那些被他父亲打破的头，礼尚往来，人家自然也就格外的尊重这个原来被卑视的门户了。

这些有名的家族就是胡、左、马、刘。关于他们的历史，我们仅能在县志上查出胡家的高祖中有一位曾做过布政使；马家在光绪九年左右和小刘爷刘卓然的祖父同时捐过官；左家的远祖是科甲出身，破旧的大门下而至今还悬着一块“传胪”。纵然毫无特长，他们从来就骄傲跋扈，他们的禀帖曾使果园城的居民战栗过。就是现在，果园城的居民还往往被他们送进衙门去吃板子。尽管他们对缔造民国没有功劳，可是一切照旧，衙门里仍旧是老衙役，至于县官们，不管他们戴顶子也好，戴小帽也好，戴呢帽也好，果园城的老百姓固执的说：“做官的不爱钱，狗就不吃屎了。”

魁爷跟胡、左、马、刘们恢复了旧好，他创立事业的方法是不担任职务，他慢慢在乡下布置势力，笼络那些能帮助庄稼人来他这里寻觅“法理”的人，就像下一面神秘的网。他把他的最得力的走狗──你大概早已听厌了这两个字，但是对于这些人，我却找不出更恰当的字眼称呼他们。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无赖，痞棍，地主，一句话，地头蛇，二三流绅士，对可怜的庄稼人，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又有什么事没有做过呀！──就是他们，魁爷把他们安插进各种机关。因此他能不受任何政治变动的影响，始终维持着超然地位，做无形的果园城主人。他后来有很多机会“出仕”到外面去，然而他把这些机会让给别人，自己留在果园城。他的根是深深伸进果园城的沃土里的。民国十二年有个内战，魁爷的荣耀达到顶点，因为办理地方善后有功（也就是说他刮饱了），得过一枚五等嘉禾纹章。

现在让我们到魁爷的府上去吧。魁爷住在西门里。一进果园城西门，我们的视线顺着宽广的，时时走过猪或狗的，浮土很深的，──永远很深的西门大街，远远的就看见一座高大并安鸱尾的大门，一座表示官级的大门，在它对面，一座较低一点的照壁。北京沿袭唐代习惯喜欢夹道植槐树，魁爷的大门外面，沿着两旁的屋背也同样有这种树木。槐树底下是经常在那里拴着的几匹青骡。它们的肥大，光泽，美丽，人家说搜遍全境也不会找到这种骡的。

从大门洞里望进去是“雉门”。假使我们来的恰是时候，这一天魁爷府上办喜事，比仿做寿，所有的门都为欢庆打开，你可以进去领略领略，顶好的戏班子就在他的“大堂院”里扮演。

我们绕过“雉门”的画屏，走进“大堂院”，院子里铺着方砖，左右两厢，中间是敞着的大厅。再进去是一个完全同样的庭院，许多台阶，又是又高又大深得吓人的大厅。从这些房子里我们听不见任何声音，男仆们是在外面，在我们进大门时就看见的背着街的房子里，魁爷自己和他的小朱爷们，如果没有客人，也难得在这里起坐。一种吓人的空气马上包围了我们，使人感到仿佛掉到荒野上的水潭里了。这以后是任何男人的禁地，不管我们跟魁爷的交情多么密切，以后再也不许往前走了。但是魁爷家的女仆或是果园城的小姐太太会告诉我们，后面还有三个院子。它们完全隔开，两边两个小的，住着他的两位少爷和少奶奶；中间的比较大，跟我们刚才看见的一样大，住着魁爷的四位太太和他自己。

前面我们从那个果园城的客人嘴里听来的话是可靠的，魁爷的确有四个太太。他的大太太是他的发妻，一个外府官宦人家的小姐，当她为魁爷生下两个儿子之后，便什么都不过问；第二个是随他太太陪嫁过来的丫头；第三个是一位果园城县官的姨太太，县官被告发被查办的时候寄托给他的；第四个，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假使她至今还活在世上，年纪顶多不过二十七岁。果园城人全认识她，她是个女戏子。至于她的身世，纵然果园城还有人记得她的艺名，还有人对她念念不忘，她的身世却是个谜。你大概看见过这种经常跑码头的戏班子，就是这种戏班子，他们照例又穷又狼狈，有一年突然来到果园城，投靠在魁爷门下，长期在车站演唱。她生来身材娇小，瓜子脸贴“片子”都困难，戏也平常，最拿手的是“三上轿”。正当“三上轿”风魔全城的时候，魁爷奸淫了她，她害起病来，据传说是发脾气闹别扭。戏唱不成了，他于是干脆把班子解散，给她的父母一笔钱，永远不准他们在果园城露面。其实她的父母也不是生身父母，她落到魁爷手里以后如何生活的，更有谁敢关心呢？

果园城有过一句老话：

“你瞧这个魁爷，他在外面说多和善有多和善，可是在家里──”

在这里包括着敬仰，害怕，一个小民对于自己没有被送进衙门吃板子的轻快。然而魁爷一走进他的老宅，或是说他的“大内”（这是和居民们没有关系的），却成为专制中最专制的了。我们不必对这个大人物多加解释，显然他具有一切我们能够想像到的中世纪封建主子们的最坏的特性。在家里，这个自认的明朝苗裔，竟残酷到难以使人置信的地步。他有一条现在看起来好笑，但是很像他的黑暗祖先们创立起来的严厉家规。

“这是可能的吗？”

这不可能，它不应该，但它是事实。他的“大内”是一切年满十二岁男人的禁地。四个太太每人有自己的房子，他每人给她们一个丫头，一个女仆，另外一把鞭子。当她们犯错误的时候，他把她们剥得赤条条的，吊起来，然后用专门给她们预备的鞭子抽打。

他就这么着做他的封建主子。早晨他在四位太太中间之一的房子里用完早点，接着想起一件事，他就变成“说多和善有多和善”，要出门去了。原来昨天有个“走狗”来过。那“走狗”住在客店里或什么铺子后面，和他同来的还有个庄稼人张三李四。张三李四为了晋见魁爷，特地从邻居那里借来一件蓝布长衫，宽大，曳地，穿着浑身都不自在，直往外冒汗。他当然是个老实人；他最大的缺点是赋性倔强，不肯吃亏。因此他跟他的邻居，他的亲戚，也许是他的亲兄弟打了架，为田地，为债款，或是谁家的牲口吃了他的麦子，或是更小的事情。他于是找到那个“走狗”，因为“走狗”认识魁爷，魁爷认识官。这么着他就带上钱，由“走狗”陪着到果园城来找“法理”。好老实人怎么想得到，他和邻居的争吵其实是“走狗”们挑拨起来的；可能在到城里来的同时，他的邻居，我们就暂时叫他做赵富钱贵吧，也由别的“走狗”陪着来找过魁爷了！他又怎么想得到，凡是这种事情：打架，绑票，上吊，谋害，械斗，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

这些事情令人气闷，我们且回过头去看看魁爷。他命令女仆到各房里传话，他要出门去了。他喂着好几匹我们已经看见过的青骡；他有车子，车夫年轻，高大，跟他的骡子一样强壮。可是他不愿意劳动他的骡子和车夫。──他为什么要坐车呢？他为什么不散散步呢？天气既然清朗得像蓝玉。

没有人能说出是多高贵的步伐，魁爷慢慢的但极其随便的走着，胡子轻微的往上动，好像嘴上正停着一匹时时都准备飞的黑蝴蝶。同时，他也把一团和气像一团阳光似的带到果园城的街上来了。

你曾看见或想到小县城的这种场面吗？这时候正是集市，街上挤满了走着的和站着的各种城里人和乡下人，街边上和柜台里面正坐着铺子里的掌柜，手里永远捧着水烟袋。

“魁爷早啊？”

这边一个甜蜜蜜的笑脸。

“魁爷好啊？”

那边又是同样的笑脸。

在魁爷经过的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恭敬的站开，并且向他鞠躬。他自己含笑点头。他走到果园城的街上，说实话，就好比走进和谐的大家庭了。

魁爷要去看一位胡、左、马、刘。这一回张三李四的对手并没有到他府上来，而是通过他亲戚的邻居的亲戚投靠在──譬如左爷的门下去了。那败落主子是个老枪，拿到名叫赵富钱贵的钱，他大人又加了加量，睡的很晚，这时还没有起来。于是魁爷趁机会就到客店里去，或到一个衙役的下处去，再不然则到一个流氓的家里去。总而言之，只要魁爷愿意去看看的地方，任何人家都欢迎，完全像走进子女们家里，要多方便有多方便。他们──我是说果园城的喜欢饶舌的女人，到了下午，便会坐咱大门前跟邻居说：“魁爷今天到我们家里来，他什么地方都要看。”他们像被宠坏的孩子，认为是无尚的光荣。

魁爷向来不肯在这些人家特地给他搬出来的椅子上坐，也不肯享受他们孝敬的茶水；他只站站，看看，问问，然后，到十一点，去看那位左爷。走进空洞的油漆都脱落了的破败大门，──在一条荒凉的街上，大门下面有两块匾额。我们不必去管它了。他来的刚刚凑巧，那个败落主子刚刚起来，刚刚用过早点。

“啊嚷！难得呀，魁爷！”

左爷曳着鞋这样打了招呼。这个无精打彩的、瘦而且黄的云中鹤，正在收拾烟灯，预备吞云吐雾。

魁爷就在烟榻上主人的对面坐下。开始他们谈些地方新闻，一些不重要，毫无趣味，好像戏文的引子；接着他们又讲到商会；再接着是一种新的税捐，一种新的公债。最后，当左爷足足吸完两筒烟之后，他大人张开嘴打个哈欠说：

“魁爷近来很忙的吧？”

“哪里有什么忙；就是闲事……”

魁爷做出“不能不过问”的样子，顺便提起张三李四。张三李四的屋后原来有一棵小树，据说自古以来就属于他父亲，他父亲死后就属于他，而他的邻居赵富钱贵却给拿出契约，证明这小树是长在自己的地上。他们各不相让，为这棵小树，他们已经打过无数回架了。

“我觉得这个老实人有点冤枉，”魁爷装出悲天悯人的神气说。

那个左爷盯着烟灯烧烟泡，半天才说：

“是呀，那边也是说不尽的冤枉。乡愿嘛！”

魁爷证实了听来的消息，赵富钱贵的确是投到左爷门下的。他问：

“你看怎么办呢？左爷。”

“你瞧着办吧。来，抽一口。”左爷焊上烟泡。

魁爷不抽大烟。以下不必问了，他们分别拿了张三李四和赵富钱贵的钱，把“法理”丢在脑后，暗中决定和平解决。接着魁爷告辞，下午他要接见从乡下来的那个“走狗”，还有跟“走狗”来的张三李四。

他，张三或李四，他在仆人的下处，马号里，或门房里等着魁爷接见。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他畏瑟的走过屏门，走进这个大人物的没有书的书房，他的脚从来没有踩过这种地方，因此走起来十分吃力。你得承认找“法理”比捉麻雀难得多，魁爷不用考虑，兜头给他一顿臭骂。

“你这种事情也托我来管；你自己要占便宜，倒说人家欺负你。你向我扯谎！”

这个直冒汗的老实人自认倒霉，对着魁爷，哪里有他辩解的余地！于是魁爷吩咐“走狗”去找赵富钱贵的亲戚的邻居的亲戚，两人做主请一席客，替他们打圆场。赵富钱贵同样听他们安排，因为他同样从左爷那里挨了一顿臭骂。

好了。张三李四已经在果园城住两个星期，也许还要长久些，已经花掉比那棵小树多三十倍以至六十倍的钱。他的邻居自然也花掉同样多的钱。现在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田地，他的牛，他的猪，官司已经打坏他的胃口，他不再找“法理”了。当他出去时候，身上感到说不尽的轻松。他在大门洞里碰见另外一个乡绅，一个走狗，一个帮助寻找“法理”的人，跟走狗同来的是另外一位张三李四。这是一注更好的交易，他们因为遗产，再不然是为儿媳妇吊死涉讼来的。

这以后，假使魁爷不到衙门里去，也没有人过来跟他打牌，商量什么大事，果园城的天就慢慢的慢慢的晚了。魁爷和两个儿子们在客厅里用晚饭，如果小朱爷向他要钱花，他便装得像大圣贤似的训诫他们说：“居常应思一粟一缕来之不易。”至于家里的事情，两个儿子如何偷东西拿出去卖，如何借仆人的钱，过后又赖他们的账，他是不知道的。他于是心安理得的站起来往后面走了，到他自己的住宅里去了。在他的住宅里，魁爷的“大内”里，四个太太的房子里的灯火都明亮的点着，房门都打开着，房门里面都站着一个丫头。她们早已在伺候着了。

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是让我们设想这种情形：魁爷很响的发出声咳嗽，一个超乎人所能记得的历史上描写过的任何神圣咳嗽，他走进四个太太之一的房子；然后完全自动的，所有的门闩都响着，所有的门在这一刻间都关闭起来了。直到第二天早晨，魁爷的房门打开她们才能打开。

我常常想，我相信别人也会想：

“虽然它可怕，痛苦，悲惨，然而又是多么奇怪的一种权柄啊！”

魁爷把果园城当做采邑，支配了大约有十五年之久。到民国十六年初，一件意外事情，那些被认为愚蠢的庄稼人扛了笨重的土炮，携带着长枪，大刀，锄头，突然占据车站，同时向果园城进攻了。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就从城墙上爬进来，接着闯进胡、左、马、刘们的家里，闯进魁爷的神秘的“大内”。魁爷在别人帮助下逃走了。但是他的第四个太太──那个可怜的女戏子背叛了他。没有人知道她怎么看中魁爷的年轻车夫的，有人说远当她在车站上唱戏的时候，也有人说是在转到魁爷手里以后，总之她搬进一条小胡同，公开成为他的人了。这车夫是个流氓，他利用果园城的混沌局面做了小队长，到后来，当另外一种变动──国民党清党时候，便很便宜的出卖了他的伙伴和他的领袖。至于魁爷自己，他逃进省城住了半年，直到乡下人被赶回老家照旧去种他们的庄稼，照那时的说法，是所谓“反动”时期过去了，政府发还他的被没收的土地，启封了他的住宅。

魁爷回到果园城首先是收拾他的车夫，国民党对这个败类并不特别偏爱，他将在牢狱里被关满八年。同时他把女戏子接回家，给她一条麻绳，然后，在房门上下了锁。

关于这个受尽人间一切苦难的女人，果园城有种种传说。据说魁爷把房门下锁之后，她说：“老乌龟，你有种给你老娘我一把刀！”声言她在这个世界上活够了，死了要好的多。他的其他三位太太再三商议，接着走进书房，一齐在他前面跪下。平常她们会争风吃醋，但是这时候，她们兔死狐悲，请求饶恕那个可怜人一条活命。

魁爷为维持自己在果园城人头上的威严，一直让她们跪着，始终没有作声。从此以后，果园城恢复了它的平静，猪照常安闲的横过街道，狗照常在路边晒暖，妇女们照常在门口闲谈，每天下午它的主要的大街仍旧静静的躺在阳光下面，到了秋天，果园里的花红仍旧红得像搽过胭脂。这个统治果园城十五年之久的大人物曾经活动过，可是正如葛天民所说：“有臭味的地方就有苍蝇，”新上台的国民党的大人物不肯把嘴里的肥肉平白让给他。他于是把家产分给两个儿子，然后他卖掉他的骡子，最后他遣散他的仆人。现在，当你走过尘土极深的西门大街，你时常会看见魁爷的大门下面，就是那个曾经一天到头打开着的，为官员、士绅、乡愿、仆夫不断的进出的大门下面，一个人正在用力敲门。

“嘭嘭！嘭！嘭！”

显然他已经在那里敲了好久了。接着是一阵静寂，里面没有应声。接着再一遍，第三遍，终于没有结果。这以后他叹口气，他回过头来向大街两头望望，自己喃喃说：

“唉，好的时候总归要过去的，有那一天也就有这一天！”

他的意思是人的运气好比潮汐，有时候高起来了，有时候又低落下去。其实他想的太简单，他弄错了。魁爷并不甘心就此收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最近加入了“ＣＣ 团”，还有“ＣＣ团”下面的什么“梅花团”“东方道”，等着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他做的很机密，偶然间有到他那大而空寂的老宅里去见他的人出来说，他表示他不愿见客；又过一年，又有人说他练习坐静的功夫很好；再过一年，另外的人说他很替日本人吹嘘，虽然看起来他老多了，头发和胡须都斑白了。因此，人渐渐忘了他，当人怨恨的讲起县党部的大人物，便拿他来作为前鉴，称他做“鬼爷”或是“龟爷”。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

. 葛天民

“葛天民在家吗？”

我站在大门里面过道上这样喊着，几只麻雀在庭院里叫着，里面没有应声。

我在过道里等了许久。一只黄狗从大门外面经过，向里头望望，接着又走过去。我预备再喊一遍，凑巧这时有人从外面走进来。

“葛天民老兄！”

“哦！马叔敖！”

葛天民非常惊讶。我们前面说过：葛天民懂一点医术，他跟他父亲老葛医生学的。现在他夹着出诊包，就是说他不单会给病人吃甘草和麦门冬，而且会打针了。他当然想不到我来看他，笑着说：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

于是我们穿过过道，再走进角门，我们在一个空院子里了。院子里有三间平房，坐北朝南，这就是葛天民的诊所。房门前有个葡萄棚。葡萄棚下面放着矮小的小桌，右边有一把旧式的圈椅，另一边是一只小凳。桌子上展开着一本书。在我们对面，靠左边墙角上有一棵合欢树，院子中间放着鱼缸，沿墙是美人蕉、剪秋罗和各种还没有开的菊花，只有园艺家可能说得出它们的名目。那些肥大的葡萄在空中吊着，已经烂熟，变成紫色的了。

一种乡村的空气马上包围了我们。

“你大概没有想到是我？”

“怎么会想得到！说真的，你想想有多少年……”

葛天民把出诊包送到屋里。接着走出来，对着空中向隔壁大声叫喊：

“李嫂！李嫂，拿茶来！”

直到这时我们才有工夫坐下。葛天民七年来几乎可以说没有变化，正相反，葛天民反而胖了。一个自得其乐的人总是要胖的。他们量大心宽，将近四十岁便胖起来，用这里的说法是“发福”了。

“你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哪里吗？”我问这个果园城的农场场长。

葛天民用手抹着他的发亮的额头，想了一下。

“我想，是在打船的地方吧？”

“我想不是。”

“那么是在果园里？”

这个没有嗜好的场长，这个过着闲适生活、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的人，他大概是忘记了。我最后看见葛天民先生是在七年前，那时候他没有现在胖，胡子没有现在浓，他正在农场上指挥工人工作。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责备他记性不好，人是生活在小城里，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则，一种散漫的单调生活使人慢慢的变成懒散，人也渐渐习惯于成规。因此许多小事情也正像某年曾到河上洗澡某日曾到城外散步，这种类似的事件人们很容易的就忘记了。在这里也和乡下一样，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将金钱和时间耗费在享乐上面的，人记得最清楚的是宣统元年曾经买过火钵，民国十四年在某地买过雨伞，民国十二年又因某事曾在某家店铺裁过一件长衫，尽管这些店铺早已不存在，早就倒闭了。

我们并没有重要事情要谈。我于是提醒他：

“我记得我们是搭伴过河去的。”

“搭伴过河去的吗？”葛天民先生满意的笑着，好像无意间从大海里钩起一件久已遗失的东西，现在他想起来了。远在七年以前，那一天他因为买一双鞋，特地陪我到火车站。

这时候葛天民先生的女仆送来茶和茶杯。她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粗壮得像水浒传里的顾大嫂，有点憨里憨气；可是为了活下去，这个女英雄只得雇给人家当佣人。她把茶壶和红花茶杯放到桌子上，顺便告诉葛天民，刚才巡官派人来请过他，然后走出诊所，走出葛天民先生的花园。

当我们批评一个人，譬如葛天民先生，我们怎能说他是好或是不好或是坏的呢？你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老中国，我们的人生哲学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人，在十年之后他已经自以为老了，说话总喜欢用“我们那时候”开始；一个热心改革的好人，他将被蛆虫们踩在脚底下蹂躏，直到他改变了样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为止；反过来，假使在最初的十年中，他刚走进社会就做下累累的，每一件都够得上枪毙或二十年徒刑的大事，人家也许在背后骂他，但是直到现在，被尊敬着被颂扬着的岂不正是他们吗？

葛天民先生不属于这一类，他是另外一种人。他曾在本省农业学校毕业，学得不十分好，这不能怪他，因为人根本不想教他学好。那时候地皮比现在宽，当人家推荐他或是说委派他的时候，他选定自己家乡。他回到果园城，在一片荒地上创立了农林试验场。

我曾经说过，葛天民毫无嗜好，每天吃过早饭，他替老葛医生看病人，按脉，看舌头，开方子；下午葛天民出城去了，葛天民到农场上去了。他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重大事情；他的工作照例是检查各种苗区，看工作进行的情形，看工人有没有按照他的规定去做。他在那里留到五点钟，有时候稍微迟些，他留到六点。这中间他发见玫瑰花的枝条长得太长，波斯菊的种子该保存下来，或是供接菊花用的蒿艾生了蚜虫。

“老朱，老朱！”

葛天民先生在蔬菜区里喊着。

“场长先生说苞菜坏了！”

工人们是这样称呼葛天民的。于是到了五点，工人们，还有农场上的老牛，都站在充满夕阳的光和各种植物的香气的农场上听候场长吩咐。这一天就这样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家里并没有紧要事情等着葛天民先生回去，他不是诗人，可是乐得到河岸上去散散步，有时候也喜欢在冷僻的乡下小路上走走。

其实即使这些监督工作也是可有可无的，葛天民的到农场上去只是──大半是因为成了习惯。碰着刮风下雨天，或者他有别的应酬，你走过农场时没有看见他，你就知道葛天民向自己请假了。

他除了替绅士们培养一些稀奇的树苗，另外毫无成就。他的场虽然名之为农林试验场，可是他的土耳其种秃头小麦和农民有关系吗？他的像种花似的耕作方法跟农民有关系吗？他的接枝桑树跟农民有关系吗？

“这是当然的，”假使你知道当时所有的机关都只有一个目的，都为了刮地皮，你就不会责备葛天民的成绩了。假使你知道农场的经费有多可怜，你就得承认：葛天民的薪俸仅够他的一家人买青菜，到了民国十五、十六、十七，连买青菜的钱也停发了，他每天只得吃自己的了。但是随他各机关去搜，去刮，去分赃，去狗打架，他的农场仍旧照常进行。他有他的目的，用农场本身的出产能养活两个工人，自己乐得当当场长。原来他发现“场长”这两个字比普通医生吃香，他的麦门冬比别人的灵验。

葛天民先生像管理花园似的管理农场，每天照例在那里留到五点以至六点钟，照例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到小合欢树，梧桐树，加拿大种的杨树，印度种的槭叶树上面。

于是我们自然而然的谈到农场。我说：

“我最后一次来果园城的时候，你正在试种无核葡萄。”

“你记得准是无核葡萄吗？”

葛天民挺调皮的望着我。

“你试种过各种植物，可是这一回的确是葡萄。”

“哦！不错，葡萄！”

葛天民对葡萄似乎挺有兴趣，下意识的挪动着凳子，向我凑过来说：

“你来的时候经过农场吗？”

我从车站下来是经过农场的。

“那么葡萄呢？你看见葡萄没有？”他兴奋的问我。

“我没有看见，”我告诉他葡萄田好像毁了。

一种惊骇混和着失望的感情使葛天民的眼睛又大又空虚，兴奋立刻从他脸上消失了。

“还有桑园──桑园也毁了？”他接着问。

“桑园也毁了，”我说。“现在是一片空地。”

葛天民沉重的呼吸着，盯着我直发愣，好像他没有听懂。随后他转开脸，失神的望着空中，望着那棵合欢树。试想这多奇怪，这个农场的老场长竟不知道他的桑园和葡萄田！我开玩笑说：

“那一天我没有看见你，我想你向自己请假了。”

“请假了？”

葛天民从梦境中醒转来。终于，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做个鬼脸说：

“是的，请假了。请长假了！”

我们怎么想得到呢？这个长期不支薪水的农场场长，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常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小树周旋于绅士之间，老爱给病人吃甘草和麦门冬的人，我们总以为他将平平淡淡做场长做到死的，谁知道后来农场经费有了着落，当他正准备扩充的时候，他得到暗示，为着保存面子他只得自动辞职。他说他请假快五年了。

我们不必谈印度槭叶树和土耳其秃头小麦了，也不必谈无花果和波斯菊了。接着我们谈医道。老葛医生死了，葛天民子承父业，我忘了提了，他的大门口一直就挂著「祖传内科”的牌子。说老实话，你一辈子不认识他这个医生，决不会少活三年。葛天民是个好庸医，他怕用巴豆，甚至怕用常山，在他的药方里最常见的是枸杞子、麦门冬、生地、熟地、党参、番红花。可是纵然如此，果园城的老爷和绅士们仍旧爱请他去看病，因为他随请随到，他的药保险，顶重要的是照例可以不给他诊费──看好病，有的人逢年过节给他送两盒点心，已经算天大的面子。

听到这种种消息谁都会气愤不平。

“他们干什么老不肯放过你呢？”

“你知道有臭味的地方就有苍蝇，老弟。这只怪地面太窄，所以有些人就被踩在地下；至于我，我就得给挤到天上去了。”葛天民笑着站起来，转转身子，忽然作个虚张声势的手势说：

“你等着瞧，有一天我给他们巴豆吃！”

当我们这样谈着话的时候，一个小贩在墙外胡同里大声吆喝着：

“熟枣啊，红的熟枣啊！”

对我辈四海为家的人，还有什么是比这种叫卖声更亲切更令人惆怅的呢？当我们回到长远离开的某处地方，忽然听见以前就在小胡同里听惯了的叫卖声，也许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它没有改变，原来小城市的生活也没有改变。

可能是叫卖声引诱了葛天民先生的馋涎，或者提醒他了，他踞着脚尖从葡萄棚上掐下一串葡萄。

“尝一尝这个吧，老弟？”

葛天民把葡萄放在我前面，然后他深深的喘口气。

“这就是那一年试验的那一种吗？”

“啊，正是试验的那一种。”

葛天民自嘲的笑着，他说他当了十二年的农场场长，幸亏自己家里还留着这种葡萄。

我们继续坐在葡萄棚下面，小贩过去以后，周围又归于平静。这城里的生活仍旧按照它的老规律，乏味地慢吞吞进行着，太阳转到西面去了，我们可以想像它是每天就这么着转到西面去的。阳光透过葡萄棚，温柔的从缝隙中漏下来，在对面合欢树上，几只麻雀快乐的在吵闹，墙壁和院子中间的鱼缸的阴影长长的映到地上。花园门口忽然出现一个人。

“葛场长在家吗？”

“在，在。”葛天民满口答应。

那人高傲的像个催科衙役，板着脸用绝对不打折扣的腔调说：

“县党部马委员的少爷有病，请你去一趟。”

“好，我马上就来。”

请医生的走了。我打量葛天民，从他脸上竟看不出有一点愤懑。桌子上摊着一本书，拿起来看时，原来是石印的“笑林广记”。

“真是葛天氏之民哪！”我站起来说，把书放到原来地方。

“哟，哟！别提了。”他滑稽的向我挤眼。“快成割头民了。”

我们笑着离开他的诊所或是说花园。葛天民诚恳的希望我能在果园城停留几天，他说他将弄一条船，溯流而上，到一个什么村子去看戏。假使可以这么称呼，他应该算是个小小的“混世家”。他是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会应付任何风浪，将来很可能活到八十五岁，然后安静的死去。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 桃红

在孟林太太家里，每天我们能猜出都是来什么人，一个送水的，接着，一个卖绒线的。当阳光从屋背上照进这个寂静的老宅，素姑──孟林太太的女儿，一个像春天般温柔，长长的像根杨枝，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的，走路是像空气在流似的无声，而端凝又像她母亲的老女，很早很早她就动手，我是说她低着头开始在绣花了。假使是春天，夏天或秋天，她坐在院子里的大槐树底下；冬天，她悄悄坐在明亮的阳光照着的窗户下面。孟林太太这时候照例在床上睡她的午觉。

现在素姑正是坐在院子里，在右边，在素姑背后远远的墙角上，有个开始凋零的丝瓜棚；在左边，客堂的窗下，靠近素姑是个花畦，桃红──就是果园城人给凤仙花取的名字，少女们种了预备来染指甲的──现在在开它们最后的花朵。院子里是自早晨就没有人来过，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一般。每个寡妇据说至少有一种怪癖，自从被孟林先生遗弃以后，据说她从来没有高声说过话。她害怕聒噪得神鬼不安，数十年的空闲生活又使她倾向清洁。就在这种静止气氛中，素姑十二岁就学会各种女红。于是一年，二年，五年，十年……唉！她给自己缝绣满一口大箱，那种旧式的朱漆大箱，接着她又缝绣满另外一口，并且，当她二十岁的时候，还给孟林太太做好寿衣。渐渐的亲友们的和邻舍家的她的女友们，跟她同年的少女都出嫁了，后来连比她小十岁的，当她应当出嫁的年龄还是小女孩的少女也出嫁了，她们在出嫁之前，大半都请托过她，她为她们一个接着又一个的缝过嫁衣。现在素姑是二十九岁！没有人能计算她总共缝过多少绣过多少，但据说，仅仅她给自己做成的已经足足够她用三十年，用到够她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祖母──五十九岁了！这些衣物自然是逐年做成的，它们逐年都有不同的式样，它们是宽的，瘦的，长袖的，短袖的，挑花的，镶滚的。从这些不同的式样你可以设想一个少女曾经做过多少梦，你可以看出一个少女所经历的长长岁月。现在她正给自己绣满第三口箱子。

时光无声的──正像素姑般无声的过去，它在一个小城里是多长并且走的是多慢啊！素姑低着头已经绣了半只孟林太太的鞋面，在青缎的地上绣完两朵四瓣梅了。

“妈，几点钟啦？”

素姑心中忽然如有所动，忍不住抬起头来问。孟林太太早已醒了，正一无所欲的在床上领略午睡后的懒倦。

“瞧瞧看。”这是她照例的回答。

那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你早应该想到，这人家其实用不着时钟──人家忘记把它的发条开上，它不知几时就停摆了。

素姑手中捏着针线，惆怅的望着永远是说不尽的高和蓝而且清澈的果园城的天空；天空下面，移动着云。于是，是发黑色的树林，是笼罩着烟尘的青灰色的天陲，是茅舍，猪，狗，大路，素姑上坟祭扫时候看见过的；是远远的帆影，是晚霞，是平静的嫣红发光的黄昏时候的河，她小时候跟女仆们去洗衣裳看见过的。她想的似乎很远很远……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蓦地里走进来，素姑吃了一惊。

“老王，老王！”她转过头去喊。

“嗯！”送水的这样应着，一面担了水急急往厨房里走。

忽然间她自己也觉得好不奇怪，真个的，她喊老王做什么呢，老王每天在这个时候进来，给孟林太太家担水快二十年了。她自己觉察这举动的突兀，因此，她的慢慢的向下画出两条弧线的脸上很快的，让我们用一个常用的比喻：在那白的花瓣上飞起两朵红晕。

“果园里的果子卸光了吗？”她高声问。

“卸光了，小姐；早就卸光了。”

老王并不回头，他自然没有留意素姑的心情，说着时早已走过去了。庭院里接着又恢复原有的平静，远远的有一只母鸡叫着，在老槐树上，一只喜鹊拍击着树枝。

“早就卸光了。”素姑在心里想，她的头又低下去了。她用一种深绿色的丝线在鞋面上绣竹叶。

时光是无声的，但是每一个小城里的日子都有一种规律。在大门外面的胡同里（这胡同距离孟林太太的住宅很远，它们中间还要经过一条，夹道），一个卖梨的吆喝着走过去了，一个卖熟枣或熟藕的接着也走过去了，最后是一个卖煤油卖杂货的沉重的敲着木鱼。

“梆！梆梆！”

素姑于是又一遍的抬起头来问：

“还不该烧饭吗，刘嫂？”

刘嫂──孟林太太家的女仆，这天下午到河上洗衣裳去了，也许正在大门口和果园城的兴致永远很好的娘儿们闲谈。那个老座钟，我们说过它早就停了。

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个卖绒线的。你见过她们吗？那些臂弯上挽着条篮，手中拄一根拐杖──一根棍子的可怜的像老要饭似的老妈妈们。就是这样一个老妈妈，她从这人家走到那人家，又从这街巷穿过走进另一条街巷，整整跑了半天，已经走得累了。现在，她走进来的时候并不曾呼喊，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以前她是每天来的。

“买点什么吧，小姐？”

素姑并不要买什么，然而她仍旧想看看。于是在天井里，就在泥地上，卖绒线的坐下去，随后打开篮子，一些红的绿的绫绢露出来，全是便宜的，不耐用的，你简直可以说是丑恶的，这里的卖绒线的都带售点布料。素姑拣块杏红绫子，这好像是一种习惯，接着她又看中一种羽毛辫条。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说明一个二十九岁的闺秀的心情啊，忽然间，仅仅是忽然间，当她想到这些东西该配到哪里最合适，一种失意，一种悲哀，正是谁也没有料到，但是早已潜伏着的感情。

“不要了，”她说，她什么都不要了。她已经缝满两口大箱，她给她的同时的以及比她晚一代的少女们裁过嫁衣，并给她的母亲做好寿衣，那么她还要这些做什么呢？她还缝什么呢？她把卖绒线的货篮推开。

她把货篮推开，你知道每个卖绒线的都有她们的兜揽方法，她有一块老机织的猩红缎。

“你明天出嫁时候用得着的，小姐。”卖绒线的发慌的喊。

素姑感到受了一下更重的打击。她站起来，不，她什么都不要了，卖绒线的从后面望着她走进寂静的又深又大的上房。这屋子的一头是孟林太太住的，另一头归素姑自己。

“外面是什么人？”孟林太太大声问。这时候她已经起来，在床上坐着，她的耳朵近几年有点聋。

素姑没有回答就走进自己的闺房。她坐在中间糊着灯红纸的窗户底下，一只书桌前面，在她背后，顶着床摆着梳妆桌，另一边，一个橱柜，上面叠着两只大箱，整整锁着她的无数的岁月，锁着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女的青春。她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书，一本展开着的不知几时忘记收起来的“漱玉词”：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接着，她的手又废然垂下去，她的眼睛──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它移到面前的镜子上去了。在镜子里，一个长长的鹅蛋形脸蛋儿；一绺散乱的头发从额上挂下来；一双浅浅的眉在上面画了两条弧线；眼的周围有一道淡黄的灰晕；她的嘴唇仍旧是好看的有韵致的，却是褪了色的──一个中国的在空闺里憔悴了的姑娘。

素姑正是这样望着，右手支着头。在窗外，雁嘹唳着从将晚的果园城上空飞过，晚风萧索的在庭院里丝瓜棚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于是书从她手里落下去，她想的似乎很远很远，渐渐的连镜子也在她眼里消失了，一颗泪珠从她脸上滚下来，接着又是一颗。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 贺文龙的文稿

“被毁伤的鹰啊，你栖息在小丘顶上，劳瘁而又疲倦。在你四周是无际的平沙，没有生命的火海，鹊族向你叮喙，鼠辈对你攻击，万物皆向你嘲笑。你生成的野物毅然遥望天陲，以为叮喙、攻击与嘲笑全不值一顾……”有一天夜里贺文龙的家里人睡了，他在一个刚订起来的本子上这样写。

贺文龙──一个细长、苍白、浓眉、寡言笑的年轻人，果园城的小学教师，当他在学校里念书时候，据说也正跟大多数年轻人一般抱过大希望。正是所谓上天好生，欲成其大志，必先劳其筋骨，接着贺文龙就跟不幸的全中国人一同吃了苦了。等到他不得不把自己委曲在一个小学教师的职务下面，看出别的全无希望，他将自己的全部希望付给一种既不用资本也不必冒险的事业，希望将来做个作家。

这一天就是他的事业的开始。他坐在小窗下面，一盏煤油灯前面。昏黄的灯光照到他疲劳的脸上，值得全世界赞美的夜晚在进行着，打更的铜锣声远远响着；风轻轻在窗纸上呼吸；他的太太在隔壁打鼾；他的母亲在另外一间房子里咳嗽……他倾听着只有在一些小城市中才会惹人注意的各种声音，一种宁静感，一种操劳后的安慰，打更的铜锣声于是把他带到城外去了。他想到他的辉煌的将来──为什么他不该有个好的将来呢？难道他的忍耐力不够强，他的聪明不逮别的什么人吗？那么他将从这无休无止、任重吃苦的生活中挣扎出来，有一天，这个被人轻视的、一天到头像叫化子一样在讲台上叫嚷的小学教员将有他自己的高山，他自己的大海，他自己的广野……

美丽的幻境摆在前面，正像摆在鹰的翼下。接着他忽然惊醒，他太太的鼾声使他抬起头来了。打更的铜锣声仍旧远远的响着，夜晚比先前更加宁静。当他预备从新去继续他的文稿，他发现灯里的油快熬完了。况且困倦的眼泪早已在他眼里，睡眠多甜蜜啊！

贺文龙因此将规定的工作推到明天，明天又推到后天。并不是他生成的懒惰，说真的，假使有人知道小学教员生活的十分之一，他便不会责备他──责备可怜的贺文龙了。为着一个月能拿到手二十至多二十五元薪水，他每天须在五点半以前起床，六点钟他要到学校里监督学生自习；八点钟他走上讲台，然后──不管是冰雪载地的深冬或赤日当头的盛夏，他必须像叫化子似的叫喊着，直到他累的白沫喷出，嗓子破哑。

可是即使是嗓子破哑，谁又会去注意他呢？人是生来只去留心大人物，有钱的人物，地位优越的人物，因为这种人能够影响他们以至他们的子孙，一个小学教员，他累了、病了、或是死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人或许以为他喊了一天，这就算完了，可以安安适适伸直腿去休息了。这是个多荒唐的想法！须知道，假使说世界上真有一种人堪称万能，这种万能的人就只有小学教员，他必须记住那些他从来不认识的人的名字，那些从来不会惊扰人类安宁的小国，那些他从来没有时间去观赏的星斗以及他永不会去使用的格栏辐线，甚至他还必须知道怎样玩哑铃和怎样打球，就是说他得教国文、地理、历史、“自然”、算术，甚至还得会教体操，十八般武艺他得件件精通。等到他回到家里，人以为是他的休息时间，他却又必须马上坐到桌子前面，原来成堆的课卷早已在等着他了。他要改正作文，看学生们的日记，鉴定大字小字。等到他把工作一件一件作完（其实他永远不会做完，就是他死后他也不会作完！），呵欠又早已在他嘴角上等着他了。他的眼睛花了，手麻痹了，脊骨酸痛了，头脑昏眩了，简直像一阵旋风一样的了……那么，请想想，明天早晨五点半以前他就得起来，他还能去写作吗？

不得已，贺文龙的文稿或是说事业就这么着一天一天推下去。他的太太业已怀孕，不久就要分娩。在先他打定主意等孩子出世后动手，不幸他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他更加忙了。他的收入不够他雇用奶妈，在他的两项日常工作──在讲台上叫化和永不会看完的课卷之外，从此又增加一件：有时候，他的太太在厨房里或为别的事情分不开手，他必须去料理孩子。

贺文龙自然并不比别人缺少忍耐力。有一次他无意间在书堆下面翻出他的文稿，它已经像夹在纪念册里的花瓣变成焦黄。因此他又从新想起他的未来事业，他又重下决心，跟自己约定一年为期。

“等孩子长的大点，他会自己在地上爬，我就可以动手。”他用这话安慰自己，以为只要他肯再忍受一年就很行了。

然而上天从不肯加惠苦人，他以一年为期的，却是他的第二个以至第三个孩子。人说饭越少人吃的越多，好像他们知道贺文龙是这么个可怜虫，每月只有二十至多二十五元收入，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小学教员，他们几乎同时抢着来了。

“看来送子娘娘是认上我的大门了，”当他的第三个孩子出世时，贺文龙苦笑着想。

他已经好久不提他的未完文稿和他的辉煌事业，现在他是连想到它们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当他疲乏的像驴子似的回到家里，小贺们便将他包围起来，最大的喊他“爸爸”，较小的喊他“乓乓”，最小的喊他“法法”。他们同时爬到他的肩上膝上，然后上气不接下气的，用他们的还不能自由讲话的小嘴断断续续告诉他许多事情，他们说刚才有客人来过了，这以前还有讨账的也来过了。当另外一些时候，他回去常常碰见他们躺在地上号哭，他们尽量的号，就像几只大嗽叭在比赛谁的声音最高最大。说实话，贺文龙实在被他的孩子们给累坏了。贺文龙的脖子上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勒着，贺文龙要透不出气了。

“他们应该死掉两个，要么就得送人两个，”这时候他便苦恼的在心里发脾气。接着他立刻又想起自己是教员，曾经受过教育，虽然世界上只给他白眼，自己总以为是个体面人，做父亲的对于自己的孩子应尽责任。总而言之，他马上就发觉这是一种罪恶观念。

“谁还能帮助贺文龙呢？”他于是向空叹息。“纵然真的有一个上天，上天看着他也只有皱眉。并不是他不挣扎；他的挣扎无用，厄运像石头般接连向他砸下来，它注定他要从希望中一步一步落下去。”

贺文龙的最大的孩子终于进了学校。有一天，命运好像对他作最后的回顾，他看见小贺坐在台阶上正用铅笔朝一个本子上涂抹──“又在乱画？”你应该知道像这样大的孩子就是魔王，碰到他们手底下的东西全要遭劫。贺文龙将本子要过来，原来是他早已忘在背后的文稿，上面有几句已经被一只大眼睛公鸡遮住。

这是贺文龙看见他的文稿的最后一次。

“被毁伤的鹰啊……你生成的野物……以为叮喙、攻击与嘲笑全不值一顾……”他在心里念着这些好像是一种讽刺，他已经不能十分了解的文句。

小贺恐惧的从下面望他的脸色，以为可能要被责罚。贺文龙却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他想的是数年前他写这文稿时的情景──希望、聪明、忍耐、意志，一切人类的美德无疑的全比罪恶更难成长，它们却比罪恶容易销蚀，容易腐烂，容易埋没。如果他配称为鹰，这鹰的最后希望是断定了。一阵惆怅于是忽然占领了他，他感到人生草草，岁月匆忙，一转眼便都成过去。将来有一天他也许会跟许多悔恨他们少年行径的老年人一样，他会从新想起他的文稿，很可能以为只是当初一种妄想，一时的血气冲动。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他也许──自今而后也许永不会想到它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 颜料盒

贺文龙跟我从他家里出来，我们出了城往河上走。这时候是上午九点钟，路上没有别的行人，只有一个卖菜的从我们身旁赶过去。

“你还记得油三妹吗？”他突然问。贺文龙带着钢针和竹简，要到河上去捉蟋蟀。

我想了想这个油三妹的模样。

“你是不是说的尤蔼梅？”

“不是尤蔼梅。”尤蔼梅常常到孟林太太家里去。她是个怯弱、娴静、脸上带几分哀愁的少女，五年前她被嫁到乡下一个地主人家，公婆不满意她上过学堂，她也不满意她的丈夫愚蠢。

一个娴静多愁的少女五年前被遣嫁了，她跟她丈夫毫无感情。这简单的叙述使我们惆怅。这个油三妹我想应该是我小时候看见过的女孩子中的一个，那么她是怎么样的呢？

“她进过学校吗？”

我不大记得她了。我已经将近十年没有看见她们，果园城的少女们，我整整有七年不曾听到她们的消息。

“她进过学校，”贺文龙说她以前是女子小学的学生，和尤蔼梅同学。

“你说的岂不是那个黑的长脸蛋的，生一对娥眉，扎双辫的那一个吗？”

“这不是她；你说的是马瑶英；她比马瑶英低一班。”

沉没在我们纷乱生活中的记忆是很容易勾起来的，现在只须轻轻一点，我就想起来，原来油三妹就是油坊掌柜老邵的女儿。她的脸蛋是圆的，两颊是红润的，一对大的闪光的眼睛，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生了这种模样的人大半都心地比较平直，据说她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笑。他们──油三妹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和油三妹住在东门里油坊后面。油三妹的哥哥病弱无能，他从清早起就在柜台后坐着。除了星期天，你每天在从东门到西门里女子小学的路上都能看见她，她夹著书包，很快的通过大街，时常骂退或打退在某处守候着她的几个小流氓。这需要勇气，人家说比起她的哥哥，她更像男人。那时候她还只十四岁。现在女子小学已经关闭，和男子小学合并快六年了。在经过这么多岁月和波澜之后，我们忽然想起一个少女，我感到一阵被命运播弄着的沉闷，一种压迫。我们怎么来说明她们的遭遇──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遭遇呢？不管我们用多美丽的言辞，不管我们说得多婉转，这在我们总难免残酷之感。

“她也嫁了并且死了吗？”一种不幸的预感，我恐惧的问贺文龙。

我们现在走到河上来了。我们坐下，坐在河岸上；贺文龙点上一支烟，忧伤的望着对岸。在对岸，临着一行柳树，先前是属于我们的熟人，属于小刘爷刘卓然的田地。在河的下游，我们左边有一座榆树林子。这时候船场上正忙着工作，从树林那边不断的送来沉重的痛苦的锤声。

贺文龙喷一口烟。

“是的，她死了。”他说。

但是油三妹并不曾真的出嫁，虽然她等着结婚等了好几年，这不过给她的生命的最后几年添一重悲痛。

油三妹在民国十四年从小学毕业，接着这个圆圆的脸蛋和一双闪光的大眼的少女便在省城考进师范学校，第二年因为所有的学校都停顿下来，她也回到果园城的家里。

现在我又记起来了。我说：

“那一年在车站开市民大会；她唱过歌。”

“她唱过歌。”贺文龙点头。

“她的嗓子好极了。”

“唱起来就像黄莺。”

“她似乎很喜欢活动，凡是热闹的事，我觉得她都有兴趣。”

你知道事情坏就坏在这里，那时聪明，漂亮，学问，甚至一个人的快乐，都会招来横祸。油三妹在家住了一年，接着又重回学校。她勇敢，善于辞令，被选入学生会，直到毕业都是学校的活跃分子。这时候她二十一岁。在她求学期间果园城就有许多谣言，人家说她和三个男人同时讲着恋爱：一个是她的先生；一个是高级中学的学生，学生会的委员；另一个是军官，据说是个少校。这些谣言的来源是头脑稍微清醒点的人都会明白的，因为她是油坊掌柜老邵的女儿，竟胆敢轻视果园城那些出身高贵的小流氓。

油三妹毕业之后，回果园城做小学教员。她在少女中似乎应该是个例外，应该得到幸福，因为她既然有那么多的笑，心地又那么善良，虽然时常跟男人们吵架。然而命运早已给她安排下不幸。有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你会忽然想起她的天性里头怎么不再多点女性成分，她为什么不看见自己是个女人，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快乐！但是油三妹到底是女人，尽管她只承认男女间只有生理上的差别。渐渐她注意到她小时候的同伴，她们都获得──一个无可逃避的结局。她们都有了丈夫，她们有的被父母嫁了，有的是一半遣嫁一半自主的结婚了，有的还生了孩子。我们常常说一个跋涉过度的人，不管是何等地方，他总希望能找个地方供自己休息。一种类似跋涉者的渴望加上一种被遗忘的感怀，油三妹希望结婚。她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希望结婚！

“于是她就病了？”

“油三妹并没有病，相反她更爱吵闹了。”

四周是静寂的，仿佛连树木也都在屏息倾听。从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沉重的痛苦的千古不变的一声一声响着。

“你说这是危险的吗？”我接着问。

贺文龙深深吸了口烟。

“什么是危险的？”

“假使女人爱热闹？”

“我认为现在是相当危险。”

油三妹是教体音的，她在课堂上──有时候也在休息室里，用尖利的发疯的大声唱歌。她喜欢自己或别人大笑，喜欢各种热闹，她所害怕的只有一样，好像故事里所说的害怕自己影子似的害怕孤独。她白天很少在家。

这样又过一年，油三妹二十三岁。

她需要的是什么啊？在这里没有高尚的娱乐场所，没有正当集会，甚至连比较新一点的书都买不到。我们可以指出它每天照例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更清楚的，可以像星期菜单似的给小学教师安排一个节目：早晨，连最小最贪睡的学生都到学校里来了，他们从床上起来，喊校工打脸水，然后，吸烟；他们上午的精神很好，讲书时发声挺大，时常引起学生们在下面发笑；到了下午，你知道每个小城到下午都有这种现象，全城，连主要的大街都显出疲倦，教师们要打哈欠了，照例下几盘棋，罚几个自己不喜欢的学生。讲到这里，我请小学教师原谅，他们大多数并不如此无聊，但他们中间确有少数无聊人。至于油三妹，我们前面说过，假使不热闹，她简直就难活下去了。我们不妨设想她每天早晨起来打个娇懒的哈欠，然后洗脸擦粉，整一整头发和衣领，再用丰圆的手指提上鞋，接着照照镜子，接着就从家里走出来。她在路上走的很快，比她以前当学生时候走的更快，她生怕街坊上认识她的人议论。

油三妹一直走到学校──这时候她和她家里人欠和睦，尽管全家都宝贝她，她是老生女儿，她却不喜欢他们。因此她在学校里耽搁的时间更多，而回家的时候是更晚了。她和同事到城外散步，打球，上车站看戏。

所有的人都趋向欢乐，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单独责备油三妹。有一天晚上，油三妹没有回家，她的母亲和父亲年纪太老，哥哥是做生意的，很怕见读书人，况且她回家晚早习惯了，没有人去找她。

“他们做什么吗？”

贺文龙说他们在学校里吃酒。他们划拳、行令，一直吃到夜深。最后他们都吃醉了，校长──一个国民党特务装作吃醉了，油三妹自然是早吃醉了。她大笑并且发狂的唱歌。

“这事情是很平常的，”你也许会说。

然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是最使人痛心的，油三妹第二天醒来却变成哀愁的油三妹。她很快的瘦下去，红润的两颊陷下去，发光的大眼常常是空虚，阴沉，像刚哭过似的干燥，而走起路来，常常像想倒下去睡一觉的样子。但是她咬住牙关什么话都不说。以后她还继续上两个月课，她的母亲看出她身体上的变化，于是她就请病假了。

油三妹在床上睡了大概有一个月光景，据说她谁都不愿意见，她不说话、不笑、不哭、也不叫喊，只是不动的向上面望着。她望什么？谁知道！有一天早晨，她睡到八点钟还没有睡醒。她母亲到房子里喊她。自从发生那种不幸事件之后，老太太是很生气的。老太太怒声骂道：“小三奶奶，你睡死了吗？”但是油三妹没有理会。阳光早已照到床上，照在她昨天晚上脱下来的鞋上，这个曾经有过过多的笑的，我们曾经看见她每天夹著书包到学校去的少女继续睡着，她的手早已冷了。她的枕头上因为流上很多泪还是湿的。最后人家在她的床里面，在地上找到一个颜料盒。

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少女，第一个将痛苦的去过完她的一生，第二个吃了藤黄，第三个，我也想收起我的颜料盒，我们何必描画这些痛苦的画像啊？如我的一位相识所说，我们既然并不比别人残酷。这时贺文龙点上第二支烟，用钢针敲了敲捉蟋蟀的竹筒，笑着问我：

“你刚才提起马瑶英，你知道她怎么样了吗？”

“不，不……”

我们不要问了，我们不再打听马瑶英了。马瑶英──那个曾扎过双辫，生一对娥眉和黑的长脸蛋的，我们熟识的第三个少女，她因为作政治运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她将在监狱里消磨去她的大部分青春。

于是一阵悲愤统治了我们。在我们四周，旷野、堤岸、树林、阳光，这些景物仍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它们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而也就是它们加倍的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应该幸福的人，他们曾经给人类希望，正是使世界不断的生长起来，使世界更加美丽，更加应该赞美的他们，为什么他们要遭到种种不幸，难道是因为这在我们的感情中会觉得更公平些吗？我们被苦痛和沉默压着。

从上游，从明净的秋季的高空下面，远远的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顶。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愤激的、痛苦的、沉重的响着，好像在钉棺材盖。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

. 傲骨

“牢骚，没有完的牢骚！”当人提议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相识们总是摇头皱额，仿佛他们对他已经没有办法。

于是我们想，什么是造成这个所谓“没有完的牢骚”──我们往往觉得，这对于当事者本人，要远比字面上所说明的可怕得多呢！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在最近十年老中国的生活莽原上，在激烈的斗争中，出现一批愤世家。他们愤恨政治腐败；反过来，如果他们坚持下去，活一天便遭受一天的压迫排挤。这些人无疑都是好人，自认为灵魂纯洁得像秋天的鸭跖草，但是，假使这话不致过分的伤害他们，我得说他们中间很少真正的强有力者。这个人就是这种好人，不管我们怎么评判，世人又怎么指责，纵然社会人士全离开他，故旧们全轻视他，他的同道却仍旧对他存着敬爱。人家说他脖子后面生着一块傲骨。

这是一块可怕的包括正直与自负的傲骨。同时，你当然能够猜出，他们像九九表，几乎有个一律的身世。他们的父亲是老邮政局，骨科医生，铺子里的掌柜，或是个纯粹的小地主，他们谨慎的在豪绅与官吏的气焰下，在不安定的恶劣空气中活着，只怕被别人注意，只怕被别人看见。不，他们什么都不缺少；最坏的就是这个什么都不缺少；你想想，他们有收入，家里有钱，乡下有田地，那么，他们为什么老战战兢兢，怕那些官吏和豪绅──也就是流氓和烟鬼呢？

果园城至今还流传着一个谣谚，所谓“灭门知县，倾家地方”。地方就是地保。这种不适於呼吸的空气从小时候就刺激他，气恼他，使他成为愤世家。

这个后来的小愤世家终于进了学堂。

“这是谁？”他的同学们问。“这个家伙，瞧他那股子神气！”

“呸！他爸爸是个小肥猪。”另外的快嘴些的回答，也许他忘记自己的爸爸也是“小肥猪”了！

这是真的，一开始不愉快就等着他了。你当然同样能够猜想出，在十五年前，几乎所有小城里都有这种现象，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些英雄，他们大半才刚刚十二岁至多十四五岁，但是他们已经从他们的父亲和先生那里学会换“金兰谱”。这些小老先生们──常常挨板子或被罚跪在太阳下的刘、关、张们，他们自然不把“小肥猪”的儿子放在眼里，就经常向他挑战和袭击了。他被锻炼着，直到他的心都被弄硬起来，在这个学校里住了五年。唉！他长长的叹口气，于是离开家乡，在一个比较大点的城市里考进师范学校。

“我们果园城的人没有第二个考上这个师范学校！”他父亲笑着对别人──也许是个剃头匠说。老头子从来没有进过“师范”，在他的想像中，觉得它是很大很大，除去北京的京师大学，要算它最大了。他欢喜的等着，等着将来做“封翁”耀武扬威。

可怜的老头，他怎么能想得到儿子的命运，怎么能想得到儿子的将来呢？这个还没有长成的果园城的傲骨，他的想法显然跟父亲不同。他的年龄渐渐大起来，翅膀渐渐硬了，对于过去的他什么都没有忘，都放在心里。他竭力加强自己，在外边他能找到各种新的书籍，一些“辩证法”，一些“意德沃罗基”，一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十年来中国青年站在世界前面，什么还能比这些理论更容易使他接受，更合乎他的欲望？它们正是打倒他所憎恶的腐败政治和豪绅跟流氓的。他在那里住到毕业，据说他读了很多很多──唉，很多很多的书！接着他怀了满腔希望和骄傲从学校出来，得到县立中学的聘约，犹之乎从来没有上过勒的儿马，现在他得到机会试试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千里足了。

不幸他命中注定要受一次试练，它在这里跟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千里足一开始就跑到一片荒地上去了。他的同事们，那些“人师”们把“王莽”念成“王奔”，他们说“兔和鸡没有脑子”，他们平常连报都不去看，连冥王星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拍马、吃酒、打牌、吊膀、欺骗。他是看过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在这里他是真理的代表，跟这种无赖同事，跟他们同样被称作先生！他感到大大的受了侮辱；另一方面，当然也就更加骄傲。事实岂不正是这样的吗？请睁开眼尽可能往四方看看，这地方除了他还有谁是人才？

“共产党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必须请我出来。”据说他是这样跟他的学生们讲了的。

我们可以设想他的学生对他是如何拥护，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博学的先生。然而最坏的就是这个拥护！假使你正在或预备将来当教员，首先你应该注意，当你被你的学生欢迎的时候，你的厄运已经来了，不久你就会明白倒是他们开始就写信骂你，后来用木棍打你要好的多，至少你的地位稳固的多。请相信我，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应该这样写：“某公为某县令，拒贿，致犯众怒，为邑民殴伤……”当然不会当真有人被“殴伤”，因为根本没有不刮地皮的官。

现在且说这块果园城的傲骨。接着他被“请”出来，被请到衙门里并且监狱里去了。他的两个学生证明他向他们宣传共产，后来有人说他们是被收买的“学校保卫队”，当然举不出确凿的足以构成罪名的证据。可是人家根本并不要什么证据。他在监狱里住了半年。这时候他多愤怒！从监狱里出来，他跟父亲吵了一架，还几乎跟所有的人吵架。接着他去旅行。人家说他下了决心，跑到上海去找关系，但是共产党──那些在“地下”的人门口并不曾挂牌子，找他们比穿上洋服去见衙门里的“革命家”困难多了。他的钱很快就用完了，连衣服都送到当铺里去了。最后他只得带着满怀羞辱和两肩灰尘回果园城，另外他给“梅花团”和“C C 团”弄出点麻烦，他们至今也许还在按月替他做报告。

他的回来还有个凑巧地方。那老邮政局，或老骨科医生，或老地主──你已经知道老头生来胆小怕事，想起官就打哆嗦，因为他的冤枉官司和要命的傲骨，早已吓出一身老病。他回来恰恰赶上给老头送终。

他赶上给他父亲送终，烦恼却又在暗中窥伺，早已在等着他了。年轻人是爱动的，当他办完丧事，他开始盘算：现在他做什么？他能做些什么？他是一个家主，首先，他整理产业。想起乡下的土地。是的，土地不多。但是他受过洋教育，要像西洋人一样，在自己田地的两端──临着大路的地方和所有早已荒废的空地上以及河岸上全栽上树。这是个好计划，他想定就马上动手，每天很早就忙着出城。你知道社会老爱嫉妒人，那些穷苦的乡下人，他们怎么能知道是他──一个站在他们一边的革命家的树呢？他命佃户一棵一棵的栽在坑里，一棵一棵的将泥土捣结实，一棵一棵的浇上水，然后他抬头望着树顶，从这些可爱的辛苦栽上的小树，幻想出一片茂盛的森林；可是穷苦的乡下人到夜里却将这森林给他带根拔掉了，并且用锯截断，用斧头劈开，送到灶里去了。此外还有许多事情，仿佛因为父亲死去凭空给他添许多纠纷。仿佛周围的人们忽然都从沉睡中清醒过来，他的一位邻居故意犁他半尺田地，另一位邻居又说他的房子压了自己的地基。对于这种事情你怎么办？果园城的人显然不十分看得起他，他们崇拜的是“机关里的”“带徽章的”，甚至于胡、左、马、刘的子孙，因为他们怕这些流氓、痞棍、海洛因和鸦片大瘾。

“嘘，……这些愚民！”他常常咬着牙关，痛苦得嘴唇发白，同时又轻藐的摇着头对自己说：“你怎么能教他们认识谁是好人，谁有才能？他们看起来每一个摆测字摊的都是姜子牙，他们把玻璃当成珠翠，把真金当成黄铜！”

他所受的不公平和说不尽的烦恼使他更加傲慢，人家说他：“牢骚，没有完的牢骚！”他自己常常说：“我的胃又疼了。”渐渐的他不再去城外，甚至不想出门，爱造谣的人就说他快疯了。没有人知道他做什么，他每天都在书房里坐着；他并不看书；他独自抱起肩膀坐在椅子上，好像准备跟全世界决个胜负。

“你且往那边看，那边走来的岂不就是他吗？”在浮土很深，间或走过狗或猪，两旁坐着喜欢谈天的太太们，在夏天和秋天，一到黄昏就从城外驶回拖车来的果园城的街道上，他的步伐有多傲慢，他的头仰得有多高，两只眼睛望着明净的、时常飞过白云的果园城的天空，看上去多么像在横过旷野；他沉重的放着脚步，又多么像连蚂蚁都想给踩死呀！

不过我们在这里惊异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忽然发现──他改变的有多厉害，跟他在学校里读“十字军东征”和“蔷薇之战”的时候又多么不同啊！他的头发是长长的，杂乱的，已经好久没有理过；他的脸色，颧骨从两颊上突出来，像一块灰色和棕色染出来的暗淡的破布；他的嘴唇寂然闭着；他的原是高高扬起的表现着英气的眉，现在是紧紧的皱着，好像被大风雨摧残的树叶，低低的压在他的眼上；从他的眼里，你可以看出正射着那种冷的复仇的，那种从囚犯们眼里射出来的光辉。

“老兄！”我们于是喊。

“先生！”接着我们第二遍喊。

这个不幸的人，他没有听见，他根本想不到会有人在大街上叫他。他现在是到一位果园城的“隐士”──譬如说贺文龙先生家里去的。他跟贺文龙不同：贺文龙忙里偷闲，还喜欢畜养蟋蟀，弄弄花草；至于他，你还教他爱什么呢？你怎么能教他忘记他所受的屈辱呢？不，他什么都不爱，他生命里只有憎恨。他在贺文龙家里下两盘象棋；即使在下棋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憎恨，他把三种利器──车、马、炮全拿出去，然后开始猛烈进攻。据他说这是“霍去病的战略”。

“将来我们有一天就这么着，”他像当真对着他们似的说：“我们把他们一直赶到雷州半岛，然后把他们全都赶下海！”

这一回他没有说共产党来到的时候首先要请他出来。他已经好久没有提过这句话，因为他有一块可怕的傲骨，这傲骨并且越长越大。

一九四○年八月十九日

. 阿嚏

当我讲果园城的阿嚏之前，首先应该说明我穿过一片树林，从生着知风草和小树丛的土坡上走下去，然后，我在荒凉的河湾里了。在河湾里我发现一条拴在木桩上的小船，一条打鱼的小划子。我跳上去并在横档上坐下。促织瞿瞿的在土坡上叫着；河湾里散布着飘拂草和三白草；辣蓼羞涩的垂了脸，可爱的红红的脸……四周围是一片漠然的荒寂。时间在这里犹如在太古羊齿植物的丛林中一样是不存在的，你可以想像到五百年，一千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三千年以前，飘拂草就像现在西洋妇人的面网，在潮湿的沙滩上结它们的种子，三白草抽出它们的小小花穗，辣蓼草是像全身穿红的乡下少女在风中颤着笑了。

这自然是只有在果园城才有的荒唐思想。羞涩的辣寥草侧着头在偷偷看我；空中弥漫着收割过的谷田里的香气，干草的香气；阳光抚摩着我的肩膀，把我照的浑身发懒。

“说真的，你在果园城，还有什么可忙的？”我笑我自己。

就在这时候土坡上响着，我还以为是野兔或水鸟，却从小树丛中忽然出现一匹大促织，后来我知道他是渔夫的儿子。这匹大促织，或是说小渔夫，是个宽下巴，宽肩膀，笑的时候露出两排雪白牙齿，并且，总而言之，粗野，强壮，你可以设想他力足抵御五个卤莽少年。其先他有点惊讶，接着，等他略略踌躇，“瞿，瞿！”他摹仿着促织的鸣声向我走过来了。这个被风雨和阳光摧打成紫铜色的小渔夫的身上是光光的，只在腰里系一条破短裤，或者更确当些说，一块土褐色的布片。

“你要到城里去吗？要坐船吗？”他在潮湿的细沙上动着脚趾，从他的沾着泥土的手上，我们能够猜出他定然是被一个洪亮的鸣声吸引，已经在那边土坡上守候很久了。

“那么你的促织呢？你不是在逮促织吗？”我并不直接回答他。

“喝！真是好促织，先生，‘大金翅’。可是这不要紧，……（他一挥手──）咱们今天放它的假。”

在先我说过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但是你可能听见过这个传说，一位果园城的先生死了，用这里的说法：“算过面账”被带到阴曹去了。当这个好人被审判的时候，他认真的回想自己的一生，发现生前最值得怀念回味的倒是有一天所作的荒唐事。

我们当然不必学果园城的好人，等我们死后再嘲笑我们自己。我们于是解缆……我的大促织或是说小渔夫扳着掉，刷──拉！刷──拉！我们很快的就离开河湾，离开那些三白草，飘拂草，还有多情的辣蓼草，一直驶向中流。

“你要到哪里去呀？”小渔夫忽然问我，他要我指给他方向，他说我们不能没有目的的乱划。

我们不能没有目的的乱划。

“当真，你要到哪里去呢？你这个浪漫派！”我瞅着并且想着，棹是用一种甜蜜的声调刷拉刷拉在响；水是镜一样平油一样深绿；种着蓖麻的两岸看上去是施过魔术的不固定的，被夕阳照得像黄金一样灿烂；云──决不会落雨的云的银山正慢慢从天际生长起来。而在这一切之上，河岸，广野，棹声和我们自己之上，正遮着被奇云镶滚的无限广阔的大空。世间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黄昏之前的果园城外划船更使人入迷，更能洗去薰染着我们肺腑的尘念，难道我们真是像果园城的先生们和太太们，当我们刚刚想方法弄到点钱。刚刚买来一亩田地就希望它明天早晨变成十亩，利欲薰心，永远不能满足的吗？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的地方。

“随你的便，大促织。”我挥着手说。“你划到哪里就是哪里，什么地方都好。”

我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上麻烦够我们自己了！我于是就在大促织或小渔夫的父亲的船上，在沾满鳞片、泥浆和水草的船头上，往下一倒，吓的小渔夫直着嗓门大喊。你试想我力用的多猛，我们的船竟像水瓢似的荡着，水花从船舷上溅进来，几乎连船都给我带到水底下洗澡去了。

“喂，喂，别捣乱！”小渔夫慌乱的调整着船。“你居心去见阿嚏怎么着？这里有个阿嚏，你知道吗？”

“见阿嚏就见阿嚏。你见过他吗？”我开玩笑说。

小渔夫抹去刚才溅到脸上的水珠。

“哼！我这一辈子算见不着了。”他挺有把握的说。“你知道这里是黑龙潭，从河湾里，哪，一直到那边，堤坝那边，你看见那些柳树吗？这就是黑龙潭。”

我当然知道黑龙潭，可笑的果园城的黑龙潭。阿嚏是个家住黑龙潭的水鬼。至于他的发见或发明者，现在没有人能考核了，这事已经很久了。据说在很多年前有个渔夫，有一天将近黎明，他照例到河上──就在这里，就在这黑龙潭上来看他的鱼撑。月亮是明亮的，空中没有半片云彩，四围没有一点声响，河里被照得就像一河水银。渔夫大概没有完全睡醒，直等到他跨上船，才忽然清醒过来，发觉船头上有个小孩似的东西在睡觉，并且睡兴是这么浓，睡的是这么香甜，直呼噜呼噜打鼾。

这睡着的就是传说中的水鬼。当然，渔夫十分生气，水鬼竟敢找到他的头上，竟敢在一个渔夫的船上睡觉！

“滚你娘的！”这是多么有力的，简直连果园城的城墙都踢得塌的一脚！

水鬼不用说糟了，带着好梦和鼾声被踢到河里去了。于是咕嘟咕嘟，水面上浮起一溜水泡，原来果园城的水鬼也要呼吸！这个倒霉东西扎猛子到对岸，在明亮的月光下面，光光的蹲在沙滩上。据果园城的人说，他的鼻孔里灌进去许多水，同时还举出证据，说明绝不是出于捏造。

“阿嚏！”他──这个果园城的水鬼极响亮的打个嚏喷。

“你横些个什么，老鬼！顶多你儿子不过是个举人。”他在沙滩上骂。

你怎么能说明渔夫的狂喜？他的儿子将来要中举人，他连鱼也不想打了，鱼撑也不去看了。唉，一个举人！将来他的小屋门口将竖起一对旗杆！他回到家里，决心把他送到所谓“子曰店”去念子曰。至于这个渔夫的儿子，他本来是个聪明人，可是对于四书五经毫无兴趣，坐到书桌前面就头晕头痛，以为还是喝点河里的混水和晒晒太阳的好。总而言之，他没有给父亲带来任何希望，仅仅为报复那在睡梦中的一脚，水鬼跟渔夫开个玩笑。可怜的老渔夫，后来他不再捕鱼，到处奔跑，到处宣称他的儿子是个举人。他自然是发狂了。

关于这个以打嚏喷出名的水鬼，这个绝顶的荒唐故事，有一个时期无疑曾在果园城极其流行。假使你看见过果园城的女人怎样骂她们逃学的儿子为“捉鱼郎”，再不然，你看见过有人忽然打嚏喷，其他的人并不以为是谁在背后骂他，倒是极有风趣的笑着说是谁从背后踢他一脚，你便知道它在他们的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果园城人有意成全他，竭力替他渲染，因此阿嚏后来还闹过许多事情，跟果园城开了许多的可恶玩笑。据说他曾经玩弄过一个贪财的地主。他变成看阴阳宅的先生，指示地主到荒冢里去扒银子。那是个极深极深的夜里，掘开冢子，里头全是雪白发光的元宝。元宝太多了，地主满心欢喜，越掘越起劲。可是回头一看，那扒得的元宝，像石头般高高堆起的元宝，正滚动着往四面乱跑。地主丢下家伙扑到元宝堆上，元宝往外面滚，地主就赶着搂回来，地主刚搂回来，另外的元宝又滚开了……最后地主累死在元宝堆上，第二天有人发现他，身子底下原来是一堆骷髅。此外这个水鬼还诱惑过一个秀才，人家说他变成女人，直把秀才带到果园城的城楼顶上。据我猜想，这是很可能的，他大概也在河湾里逮过促织。

“现在阿嚏不捣乱了，”小渔夫停住棹说，从下边回来的船曾经看见他──看见阿嚏，他常常在码头上，有人并且看见他带个女人。

这是个料想不到的可喜消息，你只须想想，说真的，你只须想想阿嚏常常在码头上，并且娶了老婆！

“他当然也生孩子了；你知道他有几个孩子吗？”我笑着间。

小渔夫反对我的意见。他说：

“你爱开玩笑，伙计。阿嚏不是傻瓜，我要是阿嚏，我就不生孩子。比方你有一条船，坐上它到海里去，船上带着孩子，大的哭，小的叫，头都给他们闹疼了。”

“可是你刚才直怕我们去见阿嚏的，大促织？”我提醒他。同时，你当然想得到，当我听完他的高论，几乎大笑起来。

小渔夫是个不肯服输的人，是个雄辩家──因为我在船头上躺着，望着天空，看不见他的表情──他闷了半天说：

“我说过我们会去见阿嚏。要老呆在这个鬼地方，他感到气闷，出门跑跑；在外面呆久了，果园城是他的老家，他干么不回来看看？”

我们的船懒懒的，没有目的的，正像我们一样没有目的的随着流水漂下去，经过向晚的树林，接着是船场，再接着是洗衣的堤岸。船场上已经停止工作，天色晚了，夕阳快落下去了。在河的上游，天空是灼亮的，郁金香色的，梨树从岸上默然望着河面，河面在静静的反光。你怎么能跟小渔夫辩论，纵然你生着十八张嘴，你在世上是稀有的博学，你怎么能驳倒一个果园城人呢？这是妄想！我们必须承认，阿嚏老呆在这个鬼地方是要气闷的，有时候，当他高兴或有所怀念的时候，他自然跟我们一样，反过来，或是说我们跟阿嚏一样，我们也同样想看看我们的故土。一种极自然的情感，人在空闲中总爱寻找少年时期的旧梦，这梦虽然是破碎的冷落的，同时又酸又苦，十分无谓；可是它在人的心里，却又是花、香、云和阳光织成的一片朦胧……

我抬头看看坐在后艄的小渔夫：小渔夫用右手按着棹柄，正木然望着渐渐昏暗起来的下游出神。你从他的姿势上可以断定，他将来决不会吃那种寻找旧梦的苦头。我心里觉得好笑，说真的，万一他父亲大渔夫生了气，他照样会一脚把他踢到河里，使他在河里鼓起一溜水泡，然后满身淋漓的蹲到对岸沙滩上去打嚏喷，一个响亮、可爱、充满生气的阿嚏。

一九四○年八月三十日

. 塔

这一天早晨很早，守城门的刚刚将赶集人放进去，我已经在果园城外了。一种快乐欲望在心里骚扰我，昨天晚上几乎使我不安了一夜。说老实话，果园城的见识确乎有大力量，只要你能在这些聪明人中间生活三天，忽然间你发觉你有许多妄想，你恐慌起来，原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改变了。我抱着只有果园城人才会有的愚蠢目的顺着收割过的土坡走去，嘴里吹着哨子，心里十分高兴，仿佛我自己就是水鬼阿嚏。太阳正从天际从果园城外的平原上升起来；空气是温柔潮湿，无比的清新；露珠在挂着秋毫、在散布着香气的草叶间闪烁；在上面，阳光照着果园城的城垛和城头上的塔，把它们烘染得像金的一般在空中发光。

这就是那个人家认为永不会倒的塔，果园城每天从朦胧中醒来就看见它，它也每天看着果园城。在许多年代中，它看见过无数痛苦的杀伐战争，但它们到底烟消云散了；许多青年人在它脚下在它的观望下面死了；许多老年人和世界告别了。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灵柩从大路上走过，他们生前全曾用疑惧或安慰的目光望过它，终于被抬上荒野，被埋葬到土里去了。这就是它。现在它正站在高处，像过去的无数日子，望着太阳从天际从果园城外的平原上升起来。

“喂！马叔敖，这么早你就出城来了？”前面忽然有人向我呼喊，呼声是洪亮，充足，你很容易听出这是有福人单纯人才应该有的声音。

这招呼我的是看“笑林广记”的雅人葛天民（必须承认，葛天民远比果园城诗社的酸丁们高雅！）。早上在城外遇见这个好人是难得的，他因为昨天黄昏给一个亲戚看急诊出城，所以今天才没有按习惯挎着篮子上集市买菜。

我向葛天民站着的地方走过去。他说：

“我看你大概丢了东西了？”

“很重要的东西，葛天民。糟的很！”我笑着回答他。

“我猜是钱。啊？”

我们不应责备葛天民，按果园城的哲学，人可以随便丢掉灵魂，只有丢钱是大事情。

“比钱还糟，朋友。”我说凡是到果园城来的人，谁也别想幸全，他一走进城门，走进那些浮土很深的街道，忽然他会比破了财还狼狈，首先他找不到自己了。

他初上来挺有趣的瞅着我，从眼梢那里，但是忽然如有所悟，滑稽的做了个鬼脸。他将眼睛收缩起来，胖胖的脸上现出许多皱纹，样子看上去十分可爱。

“呀！是的，是的，很可能……”他反覆叹息，回头望望城墙。

不过这没有关系，现在骚扰我，昨天晚上使我不能安睡的是别的事情。

“别的事情吗？”他吃惊的问。

“我有个问题，葛天民，我总以为阿嚏是一部分果园城人的代表人物？”

“你说的不错。对了。”

“那么你可能有你的看法，你可能研究过他？”

葛天民望着天空想了一下，摇摇头──“嘘！没有。”他自己也是果园城人，他没有意见，没有十分注意过好水鬼。他想的是另外的东西，它是如此重要，假使没有它，据说人将不认识果园城，将立刻发生恐慌，自以为会像飞来峰一样，夜里被一阵怪风吹到爪哇国了。

“我想你总该听说过这个塔吧？”他一本正经的说。

我们于是一齐转过头去。太阳这时候业已升高起来，远远的出现在树林上面；果园城的塔比先前更加辉煌，更加骄傲，更加尊贵，它像守护神般威严，正高高的从上面望着我们。

“你当然还听说过它是从神仙的袍袖里落下来的，有一天他打果园城上空经过？”他接着补充说。

我老实提醒他，我说：

“这个传说跟事实完全符合。”

但是他怎么竟会跟世俗人所经历的事实符合呢？这个仙人为什么不是例外？他为什么如此粗心，竟至失落了自己的宝贝？葛天民对这个问题下过功夫，据他自己承认，他曾经研究过十年。“你想想，”他说，“整整十年！”终于，他得到结论：这事情发生的当天，西王母开过宴会。你想这不是很可能吗？这个糊涂仙人，用葛天民的说法，“他也正跟你和我一样，”从不贪杯，这一回却鬼使神差喝的烂醉，并且在酒席上夸下海口，声称他治理下的人民──例如果园城人──都是好人，遵守伦常，知道安居乐业。他吹牛皮，喝的几乎失去知觉，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在归程中已经是晚上，他觉得十分口渴，“世上有这种好地方，唉，他妈的果园城！……”他在路上自言自语，说老实话，他想偷几只果园城的花红。可是当他睁开眼睛，伸手要去摘果园城的好水果时候，馋痨鬼竟出了一身冷汗，并且吓呆了。这难道真是它，真是他刚才还以廉耻道德天下乐土替它吹嘘的那个出名的城吗？

好神仙从上面朝下望着，还以为他弄错了。他抓耳朵，证明全是真的，分毫没有可疑惑的地方。你瞧，在下面衙门里，一个绅士正和县官策划怎样将应该判处死刑的人释放，另外拿完全无辜的人来抵罪。然后以衙门作中心，虽然已是深夜，周围还在活动：在一个屋顶下面有个父亲正和流氓商议卖他儿子的老婆；在第二个屋顶下面，有个地主正为着遗产在想方法谋杀他的兄弟；在第三个屋顶下面，有个老实人将别人的驴子吊起来，不让它吃草；在第四个屋顶下面，有个赌徒在鞭打他的老婆，她三天没有给他弄来钱，没有接到嫖客；酒商正往酒坛里兑水；粮商在将他发霉的粮食擦光；宰牛的念着咒语；在不远的客店里，有个少女在啼哭，预备将头伸进她结在梁下的绳套……好神仙直吓的魂飞天外，万一西王母那老不死查问起来，他得献出多少宝贝呀！因此他要偷水果的手软绵绵垂下去，宝塔也就从他的袍袖里掉下来，掉在城头上了。

“我想你有你的看法吧。嗯？”葛天民讲完故事，瞧着我半天不作声，便挥着出诊包问我。

“你简直把我弄糊涂了，”我说。“也许是你们果园城人把我弄糊涂了。因为不管你们这个塔是怎么掉下来的，依我的意思，它总该对于果园城有点影响。”

“我承认；我承认这一点！”

“你知道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奇怪：果园城人──说真的，他们跟许多年前，譬如跟那个糊涂仙人经过果园城以前，你觉得有变化吗？”

葛天民大吃一惊。

“唉哟，我的老天爷！你的意思是教果园城悔过还是怎么的？”他叫喊着向旁边跳开。他说果园城人是生来就无可指责，生来就这么完美的，在他们眼中，犯过错误的只有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太太，他们的父母，他们的邻居，你尽不妨说是全世界；至于他们自己，即使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满身罪恶，他们可仍旧满心的自以为应该。你怎么会想起来教果园城人自动低头认罪呢？这些光荣人，他们自以为世界生来就是为了使他们痛快，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的。

其实他们并没有大欲望。

当他们发现自己城头上有一座塔，他们就自以为非常重要，以为上天看见了他们，特地送一座塔给他们镇住城脚，使他们不至于被从河上奔来的滔天洪水冲入大海。

正是这样。这个塔的确替他们做过不少好事，给他们带来许多安慰。从此若干年后，果园城出现一位老员外和他的第三个女儿。据和这塔有关系的另一个故事说：他的太太死了；他的两个年长的女儿嫁了；剩下来的最后一个，老员外最宠爱的一个，也是三个女儿中最不幸的一个，她的父亲，这很明显，他不肯把她像其余的两个女儿般轻易嫁人。你自然能想到她是他临死以前的最后希望，犹之乎人做他们一生中最后一件工作，他要把它做到十全十美。他要慎重的给她挑选个合意丈夫。不幸老员外始终──包括所有求婚的，和他闻名亲自走访的人家在内，他始终没有找到那位能完全教人满意的姑爷。他们有的相貌丑陋，有的学问荒疏，假使他们中间真有人毫无缺陷，必然又是个穷鬼。况且谁又是真的龙珠，生来没有毛病？我们不妨在这里打个比喻，譬如一个怪吝的小地主到会场上去买皮袍，他看过的货色越多，发现的毛病也就越多，直到后来，觉得看来看去全是同样的东西。

“这个老员外就是这样，”葛天民先生叹息道。“人有时候看起来真是怪物，他们常常自以为聪明，以为应该跟别人不同，可是别人会觉得他们假使肯不聪明些，他们得到的结果可能更好。”

“可是别人不能全跟你比，葛天民，人总以为只有这样才像生活。”

葛天民谦虚的向我笑笑。因此这老员外的第三个女儿的灾难就跟着来了。据说她生的是又美丽又有才德，用普通的笼统说法，就是所谓琴棋书画无不精妙。说到德性，人家说她的脸蛋儿从来没有被野风吹过，好像它被陌生的眼睛一看就会给看破似的，她躲在绣阁上很少下来。每天她让丫环焚上香，跟丫环绣花着棋，有时候填一阕“菩萨蛮”或“玉楼春”。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她二十岁以后，下楼的次数更加少了。女孩儿家总像似乎等待着什么，又似乎毫无要求；至于外面怎样传布着谣言，那些被拒绝的求聘者怎样造谣说她父亲准备把她嫁给皇帝，甚至更不堪入耳的话，她哪里能听得见？

我们的前人曾经为他们的时代下过一个极确当的评语，他们说：自古美人多薄命。有一天她正在下棋，忽然连声嚷着气闷，让丫环打开后面临街的楼窗，从那里眺望云、树、果园城上的塔和城外的土坡。她临窗站了很久，此外她究竟还看见些什么，没有人知道，至少后来的人全不知道。总而言之，接着她就病了。所有能找到的药石对她都不发生效力，所有的医生，当他们用尽本事，说完谎话，便只好皱起眉来摇头。她白天大半很安静，到了晚上，仆婢们谁也不敢上楼：她一个人在楼上谈话，大笑，随后是似乎永没有完了的号哭。

在这里果园城人有个极重要的疏忽，假使我们稍微细心，当能想到在这老员外的第三个女儿从楼窗闲眺到疯狂中间，应该隔着一段时间，中间很可能还发生过别的事情，这故事却没有交代。

我于是和葛天民顺着小路走下去。

“那么以后呢？”我问葛天民。

“以后，”葛天民说：“以后老员外给她请个端公。端公说她被住在塔上的狐仙祟着，她乱七八糟吃了许多狗血、铡刀、大广针的苦，接着死了。据说有一天夜里她很平静，她从临街的楼窗上跳下去，等到人家发现她的时候，全身早就冷了。”

让全世界去咒诅这座塔吧！现在展开在我们前面的是出名水鬼阿嚏的故乡，或者更正确些，应该说是他的故乡的风景。一位果园城的诗人──请注意：果园城的诗人！他说普天下没有比秋天的果园城更美更惹人留恋的了。它正像果园城老员外的第三个女儿，一个常常被人以“憔悴”形容的美人，一个薄命闺秀，洒脱中含着深思，深思中含着笑容，笑容之中又带几分愁意。

果园城并没有什么名山，除去很费力的从山里运来的碑石（它们被小心的安放在坟墓前面或路边上），此外就连比较大点的石头都找不到，更不必说楼台湖沼之胜。它有的只是在褐色平原上点染几座小林，另外加上一两个陂陀。但是仅仅这点特色已经足够使果园城人认为风物秀美，甚至会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果园城！因此在外边作客的果园城人，便自然而然常常害怀乡病了。

唉！这些果园城人，你真得钦佩他们具有这种良好德行：他们多么善用夸大的言辞和天赋的想像力来满足他们自己啊！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八日

. 期待

我忽然想起徐立刚的父亲徐大爷同徐立刚的母亲徐大娘。徐立刚就是人家叫他大头的徐立刚，我小时候的游伴，据说早已在外面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被枪毙了；并且当我问起的时候，只有极少几个人能想起他的名字，这个小城的居民几乎完全把他给忘了。那么这两个丧失了自己独养子的老人，两棵站立在旷野上的最后的老芦草，他们是怎样在风中摇拽，怎样彼此照顾，而又怎样度着他们的晚景的呢？

这一天我站在他们门前，快近黄昏时分，许多年前的情景又油然回到我心里来。徐大爷是个中年人，高大，庄严，有一条腿稍微有点瘸。徐大娘跟她丈夫相反，圆圆的大脸盘儿，相当喜欢说话，常把到他们家里去的年轻人当干儿子看。徐立刚自己由他们调合起来，高大像他父亲，善良像他母亲。徐立刚的妹妹，用红绒绳扎双道髻，是个淘气的小女孩。这人家跟我多亲切，过去跟我多熟！──我想着，我踌躇着，好几回我伸出手又缩回来，忍不住去看街上。

在街上，时间更加晚了，照在对面墙上的云霞的反光逐渐淡下去了。一只猪哼哼着在低头寻觅食物；一个孩子从大街上跑过来；一个卖煤油的尽力敲着木鱼。

“嘭，嘭！”终于我敲门，随后，一阵更深的静寂。

我于是从新回头观望街景，云霞的反光更淡下去；猪仍旧在寻觅食物；孩子早已跑过；卖煤油的木鱼声越来越急，越响越远。街上没有人了。

“这条街多凄凉！”我心里说，在旁边站着。

有个女人走出来。

“谁呀？”她在里头大声问。

门闩响着，门呻吟着开了。一条小花狗想朝我扑上来，在那女人背后狂吠。院子里空荡荡的，墙角有棵枣树──我吃过它结的枣的枣树，开始上宿的母鸡蹲在鸡笼顶上，一只红公鸡咕咕着预备往上跳。

我正要问主人在不在家，一个老人在堂屋当门现出来，接着，差不多同时，一个老太太也现出来。他们站在门口向外望着，好像一对从案里探出头来的小燕。

老人──徐大爷。

“欧欧欧！”他吆喝住狗，一面高声说：“别教它咬，外孙女。是谁在外面哪？”

老太太──徐大娘，她分明比她的丈夫更不安。

“谁在外面？站在外面的是谁？”她焦躁的频频转过头去问徐大爷，声音很低，但一直送到大门外。

“我看不大清楚，”徐大爷用力朝我这边瞅着。停了一会，他又说，“真想不到──我看是马，马叔敖吧。”

“马，马，马叔敖……”

徐大娘想着，慌乱的念着，突然她发出欢呼。

“哦，马叔敖！真的是你吗？”两个老人同时喊。“进来，进来，别站在外面。你怎么不先捎个信来？”

我没有办法说明他们多快活。他们说着同时奔出来，徐大爷替我赶开狗，徐大娘忙的不知该怎么办──他们好像什么都忘掉了，鸡子被惊吓的满院子跑，他们也顾不得管了。

我们于是走进堂屋。屋子里陈设仍旧跟好几年前一样，迎面仍旧供着熏黑了的观音神像，两边挂着的仍旧是当初徐大爷娶亲时人家送的喜联，在条几上──神像前面，仍是香筒、磐和香炉。所有的东西几乎全不曾变动，全在老地方。唯一多出来的是对联顶上簪的纸花，少女出阁时插在男家送来的喜馃上的装饰品。

“有茶吗，外孙女？快拿茶来。”徐大爷关照说，一颠一颠走进来。

徐大娘完全忙糊涂了。这难道是梦吗？她笑着，不住向我上下打量，嘴唇动弹，泪涌出来，在她的老眼里转。

“可不是么，真的是你，叔敖。”她重复说。她问我几时来的，问我中间隔了多少年，我跟他们立刚同时离开的这个小城。然后，一句老太太永不会忘记的老话，她叹息我比先前高多了。

徐大爷在旁边站着，直到这时才插进嘴。他对徐大娘嚷：

“有话停会也能讲！你就不教人家歇歇，喘口气？”

我们全坐下来。徐大娘坐在下面网凳上。徐大娘的确老的多了，她的原是极强壮的身体衰驼了；她的眼睛看起来很迟钝，脸上的皱纹比先前更深，皱褶更大；她的包着黑绉纱的头顶，前面一部分分明是秃了的，而其余的几乎也全白了。

“你在外边好吗？”她用袖子擦眼睛，没有留心我望着她时候的惊异。“听说你也一直没在家──这些年你都在什么地方？你看见过立刚没有？”

一阵莫大的恐慌，我对老太太怎么讲呢？我跟她说她的好立刚死了吗？早就被人家枪毙了吗？幸喜她的注意并不在这里。人们说老年人就是长老了的小孩，这指的正是徐大娘。徐大娘正在一种天真的兴奋中，什么念头在她心里转哪，你心里会说：她这么忙？

“你接到过他的信没有？”她的老眼犹疑不定的转动着，随即加上一句。说着她站起来，一件别的事情分明又引动她了。

徐大爷，像罪人般一直在旁边被煎熬的徐大爷，在他们遭遇的不幸中，长期的悲苦绝望中，他显然学会了体谅忍耐。

“你又？……”徐大爷可怜的瞧着他的老伴，从他的神色上，你很容易看出他在向她乞求。

徐大娘干脆回答他：“你别管！”

“可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在绝望中，老头子的声音差不多变成了呜咽。徐大娘可没理他，徐大娘一直朝里边去了。

现在我仔细的观察徐大爷。徐大爷也老的多了，比起徐大娘，我要说你更老了。因为打击对你来的更重，你心上的负担更大，你的痛苦更深。因此你的眼睛也就更加下陷，在昏暗中看去像两个洞；你的头发更少更白，皱纹同样在你脸上生了根，可是你比你的老伴徐大娘更瘦，更干枯，更惨淡；你的衣服是破旧的，要不是徐大娘催逼，你穿上后决不会想到换的；你的钮扣──自然是早晨你忘记了，上面的两颗你没有扣上。精神上的负担给人的影响有多大呀，徐大爷？你在我对面几乎始终没有作声，眼睛茫然向空中瞅着，慢吞吞的吸着烟。烟早就灭了，可是你没有注意。你的眼里弥漫着泪。看了你的可怜的软弱老态，人决想不到你能忍受这么大的痛苦；而事实上，要不是你的一把年纪支持着你，你会忽然倒下去，用头撞着地或是桌子，你会哀伤的像孩子般痛哭着说：“让我说出来吧，我受不住。让我全说出来吧！”你不会吗？你会的，即使在一个后辈面前你也会的啊！

那么，试想现在我能讲什么呢？面对这个老人。

“这城里变的真厉害，”我说。我们于是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谈到城隍庙，谈到地方上的奇闻，谈到最近两年来的收成，慢慢的，最后我们谈到他的女儿，徐立刚的妹妹。

这些自然是无聊话，敷衍话。当我们谈着时候，我深信徐大爷大概正跟我同样──我们心里同样回荡着另一件事。为了害怕，为了避免触到它，我们才提出这些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对着这个可怜老人我又能讲什么呢？一切正如料想，他的田地近年来收成很坏，他平常很少想到它们；至于他们的小女，那个我最后一次看见她还用红绒绳扎着双道髻的淘气小女孩，她也早在两年前出嫁了。

接着我们又不得不静默下来。在我们谈话中间，柜子在卧房里响着，徐大娘终于走出来了。

“怎么还不点上灯？”她精神很充足的问。

徐大爷将灯点上。

徐大娘回到网凳上。徐大娘手里拿个布包，一个，一层一层用布严密封裹起来的包裹。

“这是立刚的信，”她说，一面将包裹打开。

徐大娘小心翼翼的将布打开，剥开一层又是一层。最后有几封被弄污被摸破的旧信从里头露出来了，人很容易看出好几年来她都谨慎的保存着，郑重的锁在柜子里，每遇见识字的她就拿出来，它们曾经被无数的手摸过，无数次被打开过。

“你看这一封，”她从其中拣出一封顶醒凝的。“他怎么说？”

我忍着苦痛把信接过来。这一封是从一个煤矿上寄来的，虽然我很不情愿，也只得存着为了满足一个孩子的心情从信封里抽出信纸。

父亲大人：来信敬悉。我在这边差称平顺，以后最好少写信来。妹妹年纪还轻，似不必急于订婚；不过你跟母亲既然主意已定，事情原委我不清楚，很难参加意见。总之只要她本人将来满意就好。说到回家，恐怕对大家都不方便，只有将来再说了。……

这些信的内容徐大娘大概早已记熟了，只要看信封上的记号她就准知道里面说什么了，但是她的老眼仍旧毫不瞬转的盯着我，留心听每一个字，好像要把它们捉住。很可能，这些字在她听去很可能一遍比一遍新鲜。

“他说他身子壮吗？”看见我停下来，她唠叨着问。

“是的，”我把信交还她。“他说他身子很壮。”

于是第二封，从湖北一所监狱里寄来的。

“好几年前头，”她叹息说，“他蓦地里写了这个信，教家里给他兑钱。”

第三封，最后的没有发信地址的一封──

我考虑好多遍，每次我都想到将来你们总会明白，把写成的信撕了。但是最后我仍旧决定写，我不能教你们白白想念我。请跟母亲说吧，父亲，硬起心肠（心肠硬有时是有好处的）请跟她说以后别等我了。现在我很平静。只有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心里才乱，……父亲，以后全家都放在你身上，妹妹跟母亲都系在你身上，你要保重自己，要想开一点，千万别抛开她们。要留心母亲。要好好看待妹妹。我知道你不会责备我。最好忘记我，权当根本没有我这个儿子……

我念着，手不住的抖着。

“他为什么说不回来了呢？”徐大娘怀疑的问我。“一千个好不如一个好，外面再好总没有家里好！”

大家都不作声。她的目光转到别处，望着空中，泪源源滚到老皱的脸上来。

“男孩子心肠真狠，不想想做娘的怎么过的，出门就不回来了！”她硬咽着，颤巍巍的举起手去擦眼泪。“好几年不往家里打信，我常常想，不知道他是胖或是瘦，也不知道受不受苦……我连模样都猜不出──本来家里有他一张照像，后来人家说要来搜查，徐大爷给他烧了。”

难言的悲恸，强迫我走开。我小时候的游伴，高大像他父亲，善良又像他母亲的大头徐立刚在我心头活动，在我面前和我相对的，是他身后遗留给这个世界的两位孤苦无助的老人，我的眼泪同样要流出来了。我的眼睛转向旁边，看见桌子在我进来之前已经抹光，桌面上整齐的摆着四双筷子，先前我没有注意。这当然不是给我摆的。

“你们有客吗，徐大爷？”我低声问，打算作为告辞的理由。

徐大爷始终沉浸在他自己的哀愁中，不可知的思想中，或幻梦中。

“没有，没有客。”

老人抬起头来懵懂的瞅着我，后来终于明白我的意思，用几乎听不见的干哑声音说：

“这是──这是她给他放的！”

天下事还有比这更令人痛心并更令人永远难忘？这筷子是给“他”预备的，给好儿子徐立刚的！他死了好几年，从人世上湮灭好几年，还一年一年被等待，被想念，他的母亲还担心他胖了瘦了，每天吃饭她还觉得跟平常一样，跟他在家时候一样，照例坐在她旁边。难道当真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还有他们怎么想呢？那些谋杀徐立刚的人，当他们枪毙他的时候，他们可曾想到母亲的心多仁慈，多广大，她的爱情多深吗？

请想想两个老人的惊慌吧，当我终于硬着头皮站起来向他们告辞的时候。

“怎么，你要走吗，叔敖？你不在这里用饭？”徐大爷在后面大声呼喊。

徐大娘──她更加惊慌，跟小鸟一样，并且脸上还挂着泪呢。

“别走，叔敖……你明天还来吗？”她用更大的声音向我呼喊。

我尽可能赶快走出去，或是说逃出去──不来了，徐大娘；还有你，徐大爷！让我们以河水发誓，除非城墙夷为平地，永远不来了！

天不知几时黑下来了。我穿过天井，热泪突然滚到脸上，两个老人从后面追上来，直把我送出大门。街上没有灯火。所有的居民都已回到他们自己家里，他们的温暖的或不温暖的老巢里了。在上面，满天星斗正耿耿望着人间，望着这个平静的住着两个可怜老人的小城，照耀着寂无行人的街道。我摸索着沿街走下去，风迎面吹过来，一个“叫街”的正远远的不知在何处哀呼。两个老人继续留在门口，许久许久，他们中间的一个──徐大爷在暗中叹了口气；他们中间的另一个──徐大娘说城门这时候大概落了锁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

. 说书人

我第一次看见说书人是在这个小城里。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惊堂木──又叫做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桌子和板凳是他向庙祝租来的。他说武松在景阳岗打虎，说李逵从酒楼上跳下去，说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与扈家庄。他的声音不高，并且时常咳嗽，但是很清楚，有时候他要学鲁智深大吼，喽啰们呐喊。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

这无疑是一种贱业。我不知道别人对于这种职业抱的态度；但是如其有人教我填志愿书，即使现在，我仍会宁可让世间最爱我的人去失望，放弃为人敬仰的空中楼阁──什么英雄，什么将军，什么学者，什么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将这些台衔让给别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踌躇的写上

──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

我很难说出所以要如此决定的理由；也许这是唯一的理由，我觉得这种职业可爱，另外，或者我应该说我被他迷住了。

实际上我们全被迷住了。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儿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以它们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响过之后，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其实只剩下了个数百年前的大盗刘唐，或根本不曾存在过的莽夫武松──这时候，即使过后回想起来，还有什么是比这更令人感动的？在我们这些愚昧的心目中，一切曾使我们欢喜和曾使我们苦痛的全过去了，全随了岁月暗淡了，终至于消灭了；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直到现在，等到我们稍微安闲下来，他们便在我们昏暗的记忆中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永远顶生动顶有光辉。跟这些人物一起，我们还想到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栏，一直冲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飞翔的蝙蝠。天下至大，难道还有比这些更使我们难忘，还有比最早种在我们心田上的种子更难拔去的吗？时光于是悄悄的过去，即使是在这小城里，世人最不注意的角上，它也不曾停留。说书人所有的仍旧是那把破折扇，那块惊堂木，那个收钱用的小笸箩。我每次到这小城里来第一个总想到他。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渐渐的他比先前更黄更瘦；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他咳嗽，并且吐血。间或他仍旧吼，但是比先前更衰弱，他的嗓子塌了，喑哑了。听书的也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后来五个，再后来制钱绝迹，每次给他一个铜元。

“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时常将收到的钱数一下，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

接着是谁都能想到的极自然的结果，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年老的一个跟着一个死了；年少的都长成大人，他们有了大人的职务，再不然他们到外乡去，离开了这个小城。而最重要也是最不幸的，乃是他时常发病，他不能按时开书，有时候他要在中间停好几天。

最后一次我到这小城里来，就在不久以前，我已经好几年不曾听说书人的书。我到城隍庙里（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在月台下面，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我感到一阵失望，城隍庙原先我们看来多么热闹，现在又如何荒凉；它的大殿原先在我们心目中是多么雄伟，现在又如何卑陋；先前我们以为神圣的现在又如何可怜了啊！

“说书的还没有来吗？”我忍不住问。

卖汤的说他正害病──

“他好几天没有来了。”

第二天说书人死了。我正在城外漫不经意走着，一副灵柩从后面赶上来，我停在路旁让他们过去。他们是两个杠手，另外跟着个拿铁铲的。

“你们抬的是谁？”

“说书的，”他们中间有人回答。

“说书的死了？”

他们大概认为我的话没有意思，全不作声。

“他怎么死的？”因此我接着问。

“吐血。”

“他病的很长远吗？”

“不，不长远，七八天前他还说书。”

“他家里人呢？他家里有人吗？”

“他压根儿没有家。”

“那么他也没有儿子吗？”

“谁知道！我们没听说过。”

他们顺着大路到郊野上去。天气是很好的，大路上照满了阳光；游丝在空中飞动，有的挂在草上；郊野上一望几乎看不见行人。我跟在他们后面。这所谓灵柩，其实只是一卷用绳子捆着的芦席，说书人的脚从席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骤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

我们全不说话。关于说书人，他既然在世界上没有留下家族，他既然在临死的前几天还必须勉强支持着出去说书，我们还有什么可谈？接着我们转上小路，埋葬的人不久便越过一个土坡，在乱葬岗上停下来了。有谁看见过乱葬岗吗？一片接连着阡陌的荒地，累累的无主坟墓，点缀坟墓的枸杞和野草。就在这里，他们在这些永不会有人来祭扫，人家把他们埋葬后便永远将他们遗忘掉的荒冢中间掘了个坑，然后把说书人放下去，将泥土送下去。

“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当他们把说书人放下去时候，内中有一位嘲弄的说。

我在旁边看着，毫不动弹的站着。一点不错，说书人，现在你的确应该带着你的书到地下去了；但是当你还活着的时候，甚至当你支持着你的病体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你感动过多少人，你给了人多少幻想，将人的心灵引的多么远吗？你也曾想到这一层，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创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吗？我站着，直到新的坟墓从地面上耸起来，埋葬的人吸着了烟，然后抛下他们掩埋的新坟走了，不见了，郊野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十字坡现在在哪里？小商河在哪里？截教的瘟黄阵和隋炀帝赏过的琼花又在哪里？凡是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这些事先前在我们感觉上全离我们多么近，现在又多么远，多么渺茫，多么空虚！……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

. 灯

黄昏从空中降下来了，降落到小城的屋背上和小胡同里了。卖煤油的远远从小胡同的转角上出现，肩上担着挑子。

“卖煤油啊！梆！梆梆！”他喊着，敲着木鱼。

胡同里没有人。一条狗望望他，接着又自行走开。有个门响着，有人从里头走出来。

“卖煤油的！”走出来的人站在门口台阶上喊，手里端着灯。

梆！梆梆！卖煤油的在台阶前面停住，挑子放到街沿上了。这是个装着架子的煤油桶，另一头配一口箱子，上面贴着红斗方，里头放的是各种杂货：火柴、香烟、纸、糖和烟丝。

买油的说：“打四两。”

“不说也知道。”卖煤油的接住灯。

卖煤油的用提子把油吊出来，量够了数目。

“自来火又涨价了？”

“又涨价了！”

卖煤油的并不高兴，比打油的还不高兴。他数过钱──梆梆！从新担起挑子。

“越涨越没利看！”他回头又加上一句。“你想想──馒头现在几个钱一斤？从前自来火三钱两盒，赚你一个；现在三十钱一盒，不说谎，看你两个半制钱！”

在冷落的小胡同里，卖煤油的担着挑子，木鱼敲的动天响。他有他的调子：梆！梆梆！他有他的老声音，从来不变的声音：卖煤油啊！挑子活跃的跳动着，他就这样顺着胡同走下去，一路上迎着他是开门关门的响声。

“喂，卖煤油的！”又有个小门打开，又有个声音向他喊。

这喊他的是个老太太，一听下面的谈话就知道。

“你真是上辈子烧香烧来的福气，老斋公，娶这么一房好媳妇，两天点一灯油！”卖煤油的看了看灯，一看他就准知道是新娘子的。

老太太喜欢的几乎把眼泪都流出来。

“会做活呢，”她说：“你给够数就好了！”

“老天爷是见证，”他赌咒没有十八两！

当他们谈话时候，远远的又有一个人喊了。卖煤油的担起挑子，极和气的跟老太太分了手。

“梆！梆梆！卖煤油啊！”他喊着，尽量敲着木鱼。

这一盏是厨房里的灯，上面落了许多灰尘。喊他的是个中年女人，脸红红的，被烟薰的满眼泪。

“该吃饭了，”没有放下挑子，卖煤油的就笑着招呼。买油的并不直接回答。

“有铜版纸吗？”她问。

“有，有！”

卖煤油的赶紧打好油，赶紧到另一头打开箱子，或是说他的杂货店。

“今天又是记账吗？”

“又是的！”

“可是前面老早三吊多了？”

“四吊多终归要还你的──怕什么？跑了和尚跑不了寺！”

真没有办法！卖煤油的笑着叹口气；卖煤油的担起挑子；天渐渐暗下来了；小胡同里不再有人出现了。梆！梆梆！他顺着小胡同走下去，一路上喊着，比先前更响更急的敲着木鱼。所有的灯他都认识，只要摸摸他就知道是谁家的，甚至是谁用的。现在它们已经被点起来，光亮照耀着每间房子，不管是发霉的熏黑的整洁的倾倒的全照耀到了……梆！梆梆！木鱼越来越急，越响越远。最后只剩下空洞没有行人的小胡同，转个弯，他的影子随即消失在昏暗中。

可不是，他自己家里的灯也该点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

. 邮差先生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但仍旧有许多剩余时间，每天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因此──再加上岁月的侵蚀，他的脊背驼了。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他念着，将它们拣出来，然后小心的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的是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它们最多的大概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的很少行人的街上走着，一面想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极幸运的从脚下飞起来，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这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他过去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这种怨言，心里充满善意，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谁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于是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大声在过道里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一条狗激烈的在她背后叫着。她出来的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他：

“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慌张，他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全部送到，那么在这个小城里，另外难道还会有什么事等候他吗？虽然他有时候是这样抱歉，他为这个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了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的照到街岸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一九四二年二月

. 狩猎

当大家谈起某一位乖张人物，在果园城，人不假思索便说“这是个孟安卿”。孟安卿有满腔壮志，正跟我们一样，年轻时候是个大空想家。在刚刚过了二十岁的那一年上，他变卖掉自己的全部家产，突然离开祖辈世居的故土──他出发了，开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猎，同时，给他的乡人抛下个哑谜。这就是他简单的一生。

然而他的一生并不就到此为止。

“你看他的样子，他好像永远不回来了，这个怪人！”他的乡人在他走后叹息。

这话不错，孟安卿确乎下了决心，决心不再见果园城了。试想他回来何干？看那座城头上的塔吗？尘土极深的街道吗？奸恶的脸吗？还是去看一去不回的河水？那么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是值得孟安卿留恋并使他不能忘记的呢？

可是我们必须说明，这只是一种极表面的看法；果园城确乎有他不能忘记的，也许应该反过来，有个不能忘记他的人在。他的姨表妹，气恼加上悲痛，为他哭了，甚至为这个狠心人病了。

“你没良心。走就走吧，谁拦着你了？可是总该、总该……”伤心的把脸埋在枕头上，她在床上想。

朱太太──那个姨母，邮政局长的寡妇。

“为他难过呢！什么好东西？……像他这种人，我们挤上眼也找得来！”她的意思是说天下有的是好人才，她并不稀罕孟安卿做她的女婿。

对于这个好太太我们必须让步，我们得承认她光火有充分理由。两个小儿女在她眼中长大，正像两棵花儿。所有看见过他们的人早就自然的把他们当做夫妇，全以为他们终有一天要结婚的，在这长久的期待中，她在他们身上耗的苦心多么多，寄的希望多么大，而为着盼望他们快长大起来，她又怎样不由己的在暗中替他们努着力啊！一阵狂风，所有的美梦给吹散了。说真话她流的眼泪比她的女儿更多。看看她的女儿──这个生了长长的黑脸蛋的美貌小姐，她的两只大眼看人时候从下面滚上去，像在人家心上打闪；破颜一笑，小鼻子鼓动得多逗人爱；常常，她常常稳重的坐着，眉蹙起来，严密的闭着的嘴唇稍微向外突出，就像顽固的小花骨朵。从这种特别表情，谁都能看出她有性格，有主见。她的样子仿佛说：“你瞧我多有本事？我准备好了，我在等待着了。”她显著的倾向实际方面，最后两年母亲几乎把家务全交给她，很快就练成了能手。她比母亲处治的更有条理。

可惜正为她处治的更有条理，孟安卿想起这是个爱用称杆子教育姑娘，专门出产能干老婆的城市，幻梦才深深受了伤。并不是他不爱她了；恰恰因为他仍旧爱她，她的每一个小动作仍旧能牵动他的神魂──那么他怎么能忍受这种打击？怎么能眼看着他的幻象破碎，看着他的偶像跃倒下来，将来看着她专门争斤论两，计算柴米和油盐哪？

孟安卿离开果园城十二年，据一般人讲，十二年他没有给果园城消息。年轻人全有这种气度，青春跟雄心支持着他，幻象在他前面，宛如是对先前所受挫折的报复，他勇往直前，从不动摇。最后他成了个肖像兼风景画家，他大狩猎的结果。

看起来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了。但是我曾经说过什么话来？不错，世上没有一样比最初种在我们心田里的种子更难拔去的。最初的兴奋──由工作顺手激起的兴奋和快乐过去之后，孟安卿的心里渐渐空虚，终于成了一片荒凉，出其不意，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回果园城来了。他根本没有细想回来的目的。一个机密行动常常有好收获，另外，也许有意惊一惊亲友，事前他不曾通知任何人。他在车站下面的旅馆里订了个房间，在里头关两小时，仔细的从鬓角上拔掉几根白头发，随后他走出来，一直上了河堤。

郊野上好风光，天色澄蓝，阳光充沛的照耀着新犁起的田地、树林和大路，仿佛向人报告好运。而鸟儿在柳树上鸣唱着，在堤岸旁边，孟安卿没有想到，它们看见他惊骇的飞开了。就是这个孟安卿，当他做孩子时，他在堤岸上奔跑着，额上出满了汗；再大一些，为偶然跟姨表妹发生口角，哀愁的坐在柳荫下望着河水吹笛……过去他跟它们那么亲密过的，现在它们不认识他了。他成了中年人，并且齐齐楚楚，梳洗的一尘不染了。

“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坐在较远点的树上，它们诧异的对他打量。

有时候人真爱做点儿傻事。孟安卿到果园城去并不抄直路，他想起河里的沙滩，当初他曾在上而写过姨表妹的名字的，却忘记中间曾经过十二年──时间消灭了一切遗迹，现在是另一代人在沙上写他们爱人的名字了。接着他进城，在果园里，春天他曾陪同姨表妹去掐花，夏天他们曾游玩过的，现在果树大半都衰老卷秃了，有的且被砍伐代以新的小树了。最后他走上市街，在街上，仍旧是尘土，仍旧是狗和猪。

“看起来只有这里没有变动，”他心里想。面坊的磨子唿唿响着，脚踏箩的撞击声一直传到外边。药铺里的臼药声仍旧是老调子，叮叮当当，叮咚叮当，药臼的鸣声活泼而又清脆。在铁匠铺门前──这是他曾引为神奇，当他做小学生时候，夹了书包奔跑着到学校去，而到这里陡然停住流连不忍邃去的。风箱照样喘着，几只锤子上下翻动，火花急性的发出嘶嘶声直向街上迸溅过来。

然而并不尽然。这在他看来像梦的，在果园城人心目中比他过的十二年更长。就是在这里，在这个仿佛被时间忘却了的小城里也有变动，停会儿他就知道。终于他站在那个一直深埋在记念中的门前，假使他肯仔细点，就连这门也不同了，它的油漆剥落光了。手按在门环上，他迟疑不决，既然已经回来，既然不久就要看见想念的人，何不把这种好心情多保存一会儿？

一个熟人凑巧解救了他。正在这时候，一个卖纸烟的凑巧从那边走过来。

“卖香烟的！”他走过去。

这是他在果园城碰见的第一个熟人。卖纸烟的原先卖梨糕（一种切成菱形的糖），他自己小时候是个贪嘴孩子，买零食的好主顾。

“你不卖梨糕了？”

“不，不卖了。”

卖纸烟的惊讶的正像果园城外的小鸟。

“现在没有人做了。”接着他补充说。

孟安卿更走近一步。

“你可知道朱太太还住在这里？”

卖纸烟的说她仍旧住在老地方，压根儿就没有搬过。

“她还活着？她扎实吗？”

“扎实着的，先生。昨天我还看见她上街。”

“那么──”现在让他怎样讲才好？一阵激动加恐慌，孟安卿的心跳起来，孟安卿的气色变了，脸红了。他本来想问另外一个女人，朱太太的女儿，他的姨表妹，忽然他改了口。

“那么，这城里有个孟安卿，你认识吗？”

卖纸烟的许久合不住嘴。说实话他早就奇怪，要不是衣冠整齐，准会把这个带着外乡味的先生当成疯子。

“不，不认识。”他说他根本不相信有这个人，他以为只是爱开玩笑的捏造来骗人的传说。

这很容易想像，一阵失望压倒了孟安卿，突然间他感到兴亡变迁，时间加到人身上的变化。他想起他在旅馆里拔掉的白头发，无论如何修饰，他的终于无可遮掩的皱纹。现在果园城人更进一步告诉他，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他这么个人，只在人家的笑谈中才存在了。孟安卿毫不动弹的站着，脚踏箩药臼和锤子照样响着，现在他不再以为“只有这里没有变动”──其实连它们也变动过了；狗和猪从旁边走过去，他也不再感到亲切，根本不注意了。他向空中愣好半天，最后，看见卖纸烟的还等着他，他搭讪着买了一包。

他没有再询问他的姨表妹。这样更好，他将永远保留一个美的印象，直到他死的那天为止。他的姨表妹早出嫁了。上天帮助她，她终于得到她希望的幸福。她的丈夫是个好人，在一个小县城里当邮务员，他们的孩子一个比一个泼皮。有时候她偶然也想起他，当她低着头打绒衣或为孩子们缝小衣裳以遣长日的时候，嘴角上会忽然现出笑容。她在心里自问：假使他当初不走开，他们的情况又当怎样？

我们生来喜欢后悔，常常觉得先前我们错过的是最好的。在咸阳市上，那个上蔡人李斯，身为丞相，临死还念念不忘牵黄狗去逮兔子。这个比喻也许不算恰当。请不要说这种话：“那么我们应该含垢忍辱，一生老死乡井吗？”请不要这么责问我，我讲的只是个平常故事。你如果高兴，我将告诉你：你不妨顺从你的志愿尽量往远处跑，当死来的时候，你倒下去任凭人家收拾；但记住一件，千万别再回你先前出发的那个站头。至于孟安卿，他珍重的将在果园城买的香烟塞进口袋，然后向车站那边走去，火车在等候他，一切旅馆和按月出租的房子都在等候他。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 一吻

是民国二年三年或是四年，我不能十分准确的告诉你是哪一年，你去设想那个时代吧。在生活简单安逸的果园城，就是辛亥革命也不曾惊动它的居民，只一夜间，人家说他们自由了，成了老中国的主人，在他们头上统治数千年的皇帝倒了。那是个城隍爷赶生日要“出巡”的时代；上元节到处唱戏，到处是鳌山、龙灯、高跷，到处放烟火的时代；杀人还用马车载到法场上去的时代；花钱显得出花钱，人为给太太打副首饰，肩上必须扛两捆大青钱的时代。那时候自来火还叫做洋火，用机器织的布还叫做洋布，母亲吓唬孩子还说“洋鬼子来了”。就是那个时代，十字街口，锡匠店对过有个零食摊，卖花生、瓜子、麻糖、梨糕、焦枣、山里红。摆摊的是个女孩子，生的体面，做一手好针工，名字叫大刘姐，也许是大留姐。大刘姐的母亲刘大妈是个衙役的寡妇，一个串百家门的──你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吗？这就是“水浒传”和“金瓶梅”上所说的王婆一流人，凡是大户人家她都跑到，不论违法不违法的事情她都招揽撮合。她以此为生。

可是我们还得重复一遍：那是个什么时代呀！十字街上有多少好声音哪！那时候这地方的中心不在只有三两座怪房子的火车站那边，而是在这弥漫着泥土气息的城里。酒楼上震耳欲聋，堂倌们奔走袛应，划拳声叫嚣声终日闹成一片；乡下人在街上穿来穿去，肩上背着沉甸甸的搭裢；药铺里药臼鸣唱着，用一种无从形容的快乐而又天真的声调说：“叮叮咚咚，叮当叮咚！”锡匠在对过用木棒敲打锡叶子：梆梆！梆梆！然后裁开，打成茶壶、茶托、花瓶、烛台；较远一点，他的老仇敌铜匠用锤子工作着：嘡嘡，嘡！嘡嘡嘡！将铜叶子展延开；预备送客出城的脚驴不安定的动着，项铃喤啷喤啷响着，它们被拴在一排钉在墙壁上的铁环上；一个等待雇主的小车夫，脸朝天躺在阴凉里，忽然破喉大唱：“有为王坐金殿，用目观看……”让他尽量的看吧，这个每天赚一百大青钱就无忧无虑的皇帝，让他去看天上的云吧。于是一个衙役走过来了，在他面前的是个小地主，大概刚得到传票。“你老开开赏，”衙役巴结的哼唧，等到钱落到他的藏在长袖子里的手里，便欢天喜地高声说包小地主的官司打赢。可是一匹脚驴意外的压倒了他，它发这么大兴，几乎把地面都震塌的大叫起来，同时所有拴在路口的驴子都应和着叫起来了。真是说不尽的声音！大刘姐从十二岁起就在这种热闹中替她妈守摊，一面做针工，一面听听车夫跟驴夫们闲聊。周围全是熟人，他们买她的花生，高兴时候就逗她玩。她在这种空气中直长到十七岁。

十七岁是青春开始透露出消息，人们并以此自骄，自信将成为独立的人的时期。一个傻小子早暗暗看中了她，一个锡匠店的徒弟，名叫虎头鱼的家伙。两个人从小就在一处厮混。她心里当然有数。她坐在对过小摊旁边，虎头鱼总爱做错事，有时候锤子锤到手指上，再不然，把锡叶子锤成破布或弄坏旋车，被他师傅痛骂。

有一天好虎头鱼的机会到底来了。他师傅不在店里，为接洽生意到一个绅士家去的，虎头鱼决心表示他的说不出的心情，他的爱慕。可是他想出的是什么坏方法啊，这个该死的东西！事先他向屠户讨了一把猪鬃，剪成约摸两分来长，看准大刘姐在低头做活，他偷偷溜过去，然后，塞进她的领子。他立刻逃走了。大刘姐追上去，从地上拾起卷锡叶子的木棒，一直追进锡匠店。我们不知道她的木棒怎么没有把虎头鱼打伤，两个人扭起来，互相揪着、骂着、笑着，虎头鱼忽然搂住她亲了个嘴。

“好美！你他妈好小子，有种再香一个！”一个药铺的小郎在柜台后面喊。堂倌们，车夫们，驴夫们，于是一片邪许。

大刘姐躁的满面通红，赶紧朝墙角里躲起来了。她认为直当开玩笑，并不十分在意；谁知道这件小事却几乎决定了她的一生。晚上她回到家里，刘大妈劈头就给她一顿臭骂。

“你仔细为您妈想想，我的小奶奶，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大，万一你毁到那个野种手上，你可教我靠谁过呀？”看出一切恶言毒咒所起的作用相反，反而惹恼了她的好女儿，衙役的寡妇最后屈服哭起来了。她明白大刘姐，也许，我们也许应该说她明白自己，她深恐她女儿身上流着自己的血。原来她跟衙役并不是本地人，并不曾正式嫁娶，当初只为不肯认命，背着父母双双私奔出来。她自己风流过，但是尝到风流的苦味风流药了。况且自从衙役死后，大刘姐成了她最后的财产，犹如猎人捕捉鸟兽，她张上网专心等待一个老浪子，有钱，好色，肯为她女儿补偿她先前失去的老本。

大刘姐身上的确流着她妈的血。在先我们说过：她生的体面，做一手好针工，而自古以来，谁又看见过有才有色反倒不高傲没有脾气的人呢？

“妈，你别说了，”大刘姐脸色苍白，横横把眉毛一拧，──“我一辈子再不出门！”

大刘姐说话算数，以后她果然不再上十字街摆摊。半年后她嫁了人，满足了她妈的心愿，做了衙门里一位师爷的姨太太。接着他们离开这个小城，县官调动了，她妈和他们一道，打扮得真像老太太似的跟他们走了。没有人想到她当初是否甘心，凡是人家替她安排的她全接受。每逢她打扮的花枝招展出来，到绅士家回拜或去看戏，她的老相识们──那些车夫驴夫堂倌以及小郎们便谈论她跟她妈，在背后奚落她们“有福”。

时间于是过去了。自从大刘姐走后，果园城发生了变化：照例谁也没留心从哪一天起，这地方的中心渐渐移转到车站那边。原是只有几座怪房子的旷野，现在人家建筑了更多更怪更大的房子，形成横七竖八的街道。根据一种极自然的结果，乡下人不再为了半斤砂糖进城；他们籴粮食到火车站去，买花布到火车站去，开眼界看热闹到火车站去。那里有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各种商店行庄戏场。

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虎头鱼原是打算学成个好锡匠的，结果却拉了洋车。锡匠店因为买不到原料关门了。他成了中年人，娶了老婆，老婆给他生下横七竖八一群孩子。为应付全家老小的衣食，他每天从城里到火车站，从火车站到城里，终日马不停蹄的奔跑。至于那个在十字街摆摊的女孩子──他曾经倾心过的少女，他当然早已忘了；况且即使不忘，他也没有间暇去追念她了。

有一天他意外的拉到一趟好生意。一位太太从车站走出来，一位早已失去少女的清新气息，甚至可以说，当她羞惭时候也远不是那股味了的太太，满身的肥肉和金子：耳环、手镯，耀眼欲花。虎头鱼红脸膛，短胡碴，有强壮的肩膀和腿，拉起这位贵客就朝前跑。

“你是到城里去的吧，太太？”为谨慎起见，他跑出车站下面的市街时问。

他猜的不错，这太太正是到城里去的。

“你瞧那座塔还没有倒──这还是那座老塔吗？”远远的她就问，喜悦的在车厢里直动。

“这还是它，太太。”虎头鱼回答说。每个到这小城里来过的人首先便想起“它”，人跟“它”是这样熟识，在谈话中间，往往把“它”模拟成有灵魂的东西，把“它”当成老朋友，甚至把“塔”的名称取消，只简单的，同时也是亲密的称为“它”了。并且“它”是如此重要，据果园城的某诙谐家说，没有“它”人会不认识这个城，到外乡去谋生的人会不认识归路，人家走到这个城的街上还会问果园城在什么地方的！

“这个老塔真结实，它有多少年了！”那位太太叹息。

虎头鱼误会了她的意思，赶急在前面附和：

“这是个古器，太太，你有空可真该上去看看。”

“从前人家说上头有个狐仙，现在它还住在那里不？”

“狐仙早搬走了。它麻烦够了果园城，现在搬到别处去了。”

于是她问起魁爷──那个在暗中统治果园城十五年之久的乡绅。这真是一种不幸，魁爷早已倒了，不再每天早上出来巡视果园城的市街，享受居民的招呼，展览他的好相貌了。在他原先的位置上坐着的现在是另外一批人，老狐狸只好冒充自甘寂寞，在他的宝府等待机会了。

“那么十二美女呢？她还活着吗？”她接着问。

自魁爷以下，十二美女是这小城里的第二位大人物。这个老娼妇和刘大妈是死对头，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刘大妈，她们同行。她有许多干儿子，以骂海骂山出名。最重要的是她知道无数有关大户人家的秘闻。至于她自己，她毫无秘密，简直敢把全身公开，并且当真用这种方法征服了全城。

“她还扎实吗？”那位太太接着问。

“她还扎实着的，太太，人家说她要活成白毛妖的。”

“你知道她今年有多大岁数？”

“我想约摸快七十了。”

“我记得她有个极坏的脾气，她常常骂街。”

“你说对了，太太。这个坏毛病她永没有改过。”虎头鱼拉着车子在前头跑，一面急促喘气。

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个坏毛病”十二美女也差多了。她的牙齿落光了，头发只剩下脑勺上几根白毛，年龄终于治服了她，纵然她仍旧有骂遍全城的胆气，她的老腿也不肯再供她驱使了。现在她每天坐在城门口大青石上，依着拐杖，嘴里前言不连后语的咕哝着，自己跟自己在那里说话。偶然有从乡下来的送柴草的车子，她用拐杖拦住路，如同好汉们在山下排开阵势，上去强拽一捆，算是她收的“买路钱”。

以后那位太太问起药铺的掌柜。原先的掌柜早已死了。现在的掌柜是他的侄儿，就是在许多年前虎头鱼抱住大刘姐亲嘴时，那个站在柜台后面为他们喝采的小郎。

“还有那个小车夫呢？”她失望的说。“那个大个儿，他老躺在凉阴里，撕开嗓子唱──他叫什么名字？”

“你说的是‘有为王’。”虎头鱼说，“‘有为王’也死了。过够了穷日子唱完好戏，他最后给自己找一条绳，跑到城楼上吊死了。”

她因此深深叹气──说真的，这在她真值得叹气：人无尽无休地吵着、嚷着、哭着、笑着、满腹机械地计划着，等到他们忽然睁开眼睛，发觉面临着那个铁面无私的时间，他们多么渺小、空虚、可怜，他们自己多无力呀！

车子摇摆着进了城，他们没有看见十二美女。在十二美女经常坐的大青石上，这天坐着个结鱼网的老头儿。

“那么锡匠，他也死了吗？”最后她胆怯的问。

虎头鱼一直拉着车子在前面跑。

“你说的是我师傅，我跟他学过徒弟。”他停一会回答。

“他怎么样？他还活着没有？”

“他还活着的。他的罪还没有受够，阎王爷不肯收他。”

“他近来运气不怎么好吗？”

“比不好还坏，太太。他的双眼瞎了。”

“他的锡匠店呢？还开着吗？”

“锡匠店倒了，快十年了。”

“你说的真奇怪，他怎么瞎的？”

“这就是人晦气；因为他不小心，有一天他揉揉眼，中了铅毒。”

说话间他们到了十字街。

“你看，”虎头鱼把嘴一呶──“那就是他，太太。那就是锡匠。”

十字街转角上跪着个要饭的，又老又脏，满身的腻垢，满身的腥臭腐烂气味，面前地上放着一口破钵。这就是他，就是虎头鱼所指的，那个把锡块以及各种无用的旧锡器放到他的锅炉里，熔成汁，倒进一块神奇的铸版，制造成诸色器物，为各处的新房、客厅、神祠增光的锡匠。听见有人走过来，他极响的磕下头去，额颅撞在地上，用一种难以言说的悲苦声调哭喊：

“好心的老爷太太，你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这个苦人，给你的小孙孙积点德吧！”

虎头鱼有意成全他，不等他号完，便停住车子向他招呼：

“老师，有个太太在这里问你的。”

“有个太太？”他突然惊讶的直起身子，两只眼睛──早死去的，没有光彩的，白朦朦像两颗灰玻璃球似的吓人的大眼睛，毫不瞬转的向空中瞅着，接着他笑了。

“太太，你可怜这个没有眼睛的人吧！”他说。“我记的你；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我成天为你的小少爷祷告，保佑他们不生病，保佑他们好好念书，将来升官发财──我开铺子时候，你常常来照顾我。有一回你亲自来，你定做一对烛台，另外一把小茶壶──你顶小的一位小少爷上学用的，我特意加工，在壶盖上给做一匹狮子……”

假使有人知道这些谈词全是谎言，他将如何作想？她哀愁的──也许，应是失望的瞅着这个老要饭的，然后转过去打量十字街。可是现在的十字街跟当年的又多么不同啊！小车夫、驴夫、脚驴、裕链、制钱的时代过去了，和那个时代的各种好声音一同消灭了。在原先的锡匠店地方，现在另外由人开一家弹花店；先前的划拳叫嚣声终日闹成一片的酒楼，苍蝇正结阵飞动，成了个无人闻问的饭铺。没有变动的也许只有那个老药铺，但就是它，看上去就是它也远比先前卑陋。她怅然望着这一切，阳光惨淡的照在墙壁上，弹花机器吵闹的响着，几个本城的居民──一个饭铺的伙计，一个小贩，两个去弹棉花的一男一女，都暂时驻足，呆呆的诧异的瞅她，因为在这小城里，平常极难得看见从远道来的生疏客人，特别是衣饰华贵的女人。

“太太，”虎头鱼说：“现在朝哪边去？”

她于是从迷茫中醒来。

“回去！”她想着，然后一挥手──“回车站去！”

虎头鱼拉转去顺原路跑了。这是很奇怪的；但是世上充满了怪人，有钱的无聊人，虎头鱼不以为意。他在车站下面放下车子，拉出手巾擦汗。接着他大吃一惊，他发现他的另一只手里塞满了钱，塞满了铜板和毛票；而远远的在车站门口，那位太太红着脸正向他笑。

这就是她，就是那个衙役寡妇的女儿，曾经在十字街摆摊的大刘姐。火车叫了，从相反方向开来的火车马上要进站了，她一翻身──衣服在她滚圆的脊背上扯动着，耳环闪闪的晃着，镯子沉甸甸压在手腕上，她翻身走进去了。那么她又急急赶着跑来干什么呢？在她离开这个小城十年十五年将近二十年之后，她妈刘大妈大概早去世了，她的男人可能在她妈以前死了，她自己也入了中年，这个小城里还有什么是她忘不了的？没有人肯解释这个哑谜。但是，假使她是有儿女的──容写这篇小文的人说一句──但愿他们将来别学他们妈妈的样子。

一九四四年

. 三个小人物

三个小孩从布政第跑出来了。他们奔下大门前一层一层的台阶，一直冲到像沟渠般的果园城的街。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为简便起见，让我们先来介绍他们的大名──

首先是胡凤梧，十三岁，布政家的大少爷，将来的门楣支持人兼财产承继人。按当时的法律讲，他实际上已是这人家独一无二的主人。在他后面，胡凤英，布政家的大小姐，他的年方十岁的胞妹。他们是到学堂去的，是被送去学本事，培养好他们自己，以备将来发扬祖先的声誉，扩大老旧的门庭，并且高高在上，威压果园城的居民的。多漂亮的衣服啊！他们像活宝似的被打扮好，满身花绣，从那个神秘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大住宅里跑出来，就像当初，他们带着满身幸运被命运送入人间。其实不单他们的大人宝贵他们，纵然将全果园城打进去，有女儿的谁不愿意嫁给这位少爷？有儿子的又有谁不愿意娶这位小姐？话虽然如此，敢存这种希望的究竟只有很少几份人家，因为果园城的大多数居民实在穷苦不堪，他们的父亲、祖父、高曾祖父，连他们自己，大半都被“布政爷”和他的子孙们打过，关过，乌七八糟蹂躏过。

你听，现在胡凤英就在跺着脚嚷了。

“讨厌鬼，鼻涕精，你手脏不脏？你拽我的袖子！”

我们怎么来说这个“讨厌鬼”──我们的可怜的第三个主人公呢？这孩子叫小张，跟胡凤梧少爷同年生的，也是十三岁。他可没有人家幸运，他爹老张是布政家的世袭门房；他妈是大少爷的奶妈，现在已经死了；靠主人的恩典，才被收留在府里，跟他爹住在门房里。老张大概有意改改他的祖传职业，也实在因为这孩子闲着没有事做，于是求得主人允许，让他跟少爷上学堂念书，上课下课顺便接送小姐。

这对小门房是个倒霉差事。有钱人家的姑娘们──胡凤英的同学们，往往拿他作为嘲笑材料，她们说：“胡凤英，听差来了。”有时因为贪玩，回家又得挨顿好揍。另外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霉气事情，胡凤英在外面被欺负，是他的责任，跌倒是他的责任，功课不及格也是他的责任。他上去搀胡凤英一把，没想到竟闯了大祸。

“又干什么？”胡凤梧责问。

胡凤英立刻堵起嘴。

“鼻涕精臭死了。鼻涕精老是跟着我……你干么死钉住我？死不了的！”她第二次跺脚。

“你还有脸嚷呢，他就是你男人。”胡凤梧冷笑着故意气他妹妹。“赶明天妈死了，我就把你嫁给鼻涕精，教你跟他睡在门房里，一辈子给我看大门！”

胡凤梧转过去，对准小门房一拳，然后翻身跑了。

街上剩下胡凤英和所谓“鼻涕精”小张。胡凤英气哭了；鼻涕精守着她；鼻涕精并不哭，──只要不被他爹听见，挨顿好揍，就算他的运气。他红着脸站在旁边看自己的脏手，不错，他的手的确是乌黑的，那是跟他爹劈柴劈黑的；他的鼻涕是常常往外流的，那是因为穷得下的毛病；他的衣服总是破褴的补缀过的，那也是因为穷才破褴的。难道这是他的错吗？他既恐慌又愤怒：“你号，你号！瞧你号不完了。”他暗中祷告，希望这种命运赶快结束，但命中注定他得担任这种倒霉职务，以后的数年间，不论风雨晴晦，必须每天送小姐上女子小学，随后自己再赶到男子小学。直到一个大风浪袭来，卷走他，改变了他的命运为止。

※※※

果园城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歌谣。

马家的墙；

左家的房；

胡家的银子用斗量。

这歌谣里第一份人家就是胡凤梧的母亲马夫人的娘家，她的祖父是全果园城的首富，为保护万贯家产，她的父亲曾在光绪初年和小刘爷刘卓然的祖父同时捐过官。最后的胡家就是胡凤梧家，他的高祖曾做过布政使，在任上捞到论升论斗计算的银子。然而话虽然如此，时间却不饶人，马家的高墙早已夷为平地了，至于用斗量的胡家的银子，也早被“布政”的游手好闲的子孙们用光。胡凤梧的父亲在烟榻上躺了一辈子，幸喜去世的早，没有来得及把家产荡完。他死后给马夫人及子女们遗留下一小部分田地，除了他们吃用，足够他们养活几个仆人及出门用的车子；另外还有又深又大的老布政第。这些一重一重的房屋是神秘的，大半经年空在那里，高大阴森，没有人敢进去，也没有人想进去。里面到处布着蛛网，顶棚下挂着长长的灰繸，地上厚厚的全是尘土和蝙蝠粪。

果园城人很难看见马夫人，她跟她丈夫一样，终日在烟榻上过日子。据说她年轻时候是个出名的美人……其实就是现在她也远不算老，顶多只有四十多岁。但是我们如果看见她，我们会忍不住自问：我的老天爷！这难道不是开玩笑吗？这个高个子、三角眼、扁鼻、撅嘴、一双小脚、龌龊的长指甲、皮包骨头、又黄又瘦的女人，她难道真美过吗？我说不出理由（有许多事我们根本不需要理由），我认为长着这种相貌的女人是傲慢的、自大的、冷酷的、并且也是愚蠢的。也许这跟她的相貌没有关系，应该归之她的环境。她在她的社会中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婢仆的奉承与绫罗绸缎的包围中度了半生，只要肯动动嘴，一切都会送到面前，连走路都要丫环搀扶。她从来用不到求人，也从来不知道活着需要工作，有时候甚至需要虚心忍耐。提到别的绅士人家，她便轻蔑的说：“小家子气！我们马家是拿肉喂狗的。”再不然，“我们胡家是拿元宝滚着玩的。我们奶奶的衣裳，刚上身，弄上污渍就不穿了。”碰巧她儿子跟人家打了架──须知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果园城的野孩子似乎专爱挡他的路。那时候她就说：

“是谁家的贱种？拿禀帖送到衙门里去！”

胡凤梧就在这种教养下面长大，直到十六岁才小学毕业。他母亲认为没有叫他毕业的必要，太小了，到外面念书怪可怜的；胡凤梧根本不想毕业，无论在家或在学堂，他就是个天王爷。但是他在小学里整整念了十年，终于被送到省城上中学了。

我曾在一篇小文里说过：“关于这个城，你可以说任何城市都有它好的地方，都有它的美点，惟独它却是集中了全省的坏、丑、废物与罪恶。”这是丝毫不加夸张，丝毫都不曾冤枉它的说法。胡凤梧十六岁进中学是个理想时期，恰好到了他开始敢自作主张的年龄。他到了省城，首先第一件是金牙、手表、眼镜、手杖，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然后拣个文凭铺子。他在那里不上课住了两年。在两年之内，他花去整堆的银元，同时他也学得比人家消耗一生还多的经历：吃、喝、嫖、赌，他样样在行，直弄的两条腿走路都拐起来。可是每当寒暑假回家，他母亲还直担心他在外面受苦，并且对别人引为骄傲，夸奖他有本事呢！

他终不曾买到文凭。两年后碰着国民革命军北伐，那些昏庸的北洋军阀一时手忙脚乱，将各地的教育经费移作军饷，所有的学校便跟着停顿。他也从此离开那个文凭铺子，进入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学校。

※※※

当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震动全世界，乡下人用土炮占领了果园城及火车站的时候，那个老门房的儿子小张，已经不再是“鼻涕精”。他长成了个粗壮少年，浓眉、圆脸、大嘴、不大说话，走路总是懒懒的，又老爱脸红，时时都好像在那里害羞。马夫人带着胡凤梧胡凤英以及她的烟枪逃到乡下去了。有一天小张在街上闲荡，凑巧遇见一位老同学，一个后来吴稚晖所谓格杀勿论的小“暴徒”，他们在外面玩了一天。第二天，他回到家里，慢吞吞就像碰上倒霉事似的对他爹说：

“我要走了。”

“你走到哪里去？杂种！”老门房诧异的问。

“那边……随便哪里。”

“随便哪里？那边？去给杀头？你娘的死Ｘ！我养活大你……我看你敢走？我拿鞭子揭你的皮！”

随老门房怎么叫唤怎么咒骂，他带着自己的随身衣裳，扬长走出大门。我们无从断定他是否怕见他爹，这个死心眼的小糊涂人，以后永没有回布政第。他领到一根从警察所缴来的枪，去“工作”去了，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走狗”“打倒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去了！

他们在果园城不多不少闹了三个月：在城隍庙和火车站开市民大会，在临街的墙上用石灰写上口号，将所有公共场所及劣绅家的大门刷成蓝色；可是等到那些正牌的蓝色（国民党）军队开来，他们被打倒了。小张跟大头徐立刚──就是那位在外边被人家枪毙的徐立刚搭伴逃出去。至于以后他们怎么样过日子，他们怎么样在世界上荡来荡去，饿的眼睛发绿发花，除了到处搜寻他们想把他们丢进牢狱，当然没有人管了。

马夫人从乡下回来，第一炮是开革门房老张。经过变乱，整个布政第被破坏了。那些保藏将近两百年的瓷器、铜器、锡器、银器不见了，衣裙和书画被撕成片片在院子里飞，雕镂的家俱和门窗，连那块光耀过门庭的匾额在内，也被砸毁烧了灶了。总而言之，等她向“好政府”请求发还先前被没收的财产，只落得几间破屋子。你怎么才能说尽她的恼恨？那个该死的混帐小子──当然是她自己以为：当初她为了可怜他，把他收留下来，白白的把他养活大，而他临了竟这样报答他的恩人！……说老实话，她认为她的家完全是小张领头给毁坏的，假使能把混小子逮住，真想看着他的头被砍下来。不幸小张早逃走了，她只好把过错一股脑推到他爹身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谁教他养的贼种！

可怜的老张！在先我们说过，他的门房是世袭门房。至于他的从来没有领过的工钱，大概还是他爷爷的爷爷在道光三年替他讲定的，每年至多不过一百大青钱。这一天主人传他到内宅上房，亲自在他的老脸上掌过嘴，吩咐拿一块钱──就是说将他半生劳苦的代价扔到他前面。老张哭了，浑身打颤，腿也软了。他并非嫌钱少；只是他的前五代祖宗都在布政第做他现在的职务，自己也相信他要死在那间他祖宗坐过的门房里的，他从来没有干过别的职业，除了坐门房，世界对他是一抹黑。那么他已经活到五十多岁，现在叫他到哪里去？

“太太！”他跪下去，捣蒜似的连连在地上磕着头说：“您别撵我，千万别撵我，太太。您发慈悲……这都是那个杂种！只要给我逮住，我就在您跟前杀了他。可是他原是个好孩子，您知道，全是给人教坏的。我伺候您家几十年，看在我爷跟我爹面上，您开恩饶了我。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大德。”

任他泪流满面，马夫人只一挥手。

“我要你感恩报德！我们胡家对你们这些贱东西恩德还不够大？世世代代养活你们，好粮好饭只当喂狗了。‘打倒劣绅？’劣绅就在这里，你们打倒看看？”

“太太……”老张向前爬过去，他想分辩。

“你们全是生成的贱骨头，待你们好，你们不知道好……赶快给我滚，少碍眼！我要不开恩，一张禀帖送进衙门，马上把你给押起来！”

在马夫人看来，这老狗实在该死，实在该被赶出去挨饿，站到暮色苍茫的街角，受无处投奔之苦。

※※※

自胡凤梧辍学回家，马夫人为纳清福，便将家务交给儿子管理了。胡凤梧是那位善于计算的布政使以及（正相反）那些善于挥霍的布政子孙的后裔，在性格上，他承袭了他的光荣和不光荣的列祖列宗的一切特点，虚妄、忌刻、骄傲、自大，衙门等于在他们手里，他们乐得利用便利，无所不为。一句话说完，他承袭下凡我们能想到的破落主子的全部德行，而同时，他也承袭下祖宗们遗留的罪孽。心理学跟教育学者会告诉你，二十岁是人的活动发扬时期。布政家的人过去曾威压果园城的居民两百年，现在轮到这个龙子龙孙──或是纨绔子了。胡凤梧过去只在家在学堂称王，现在他走进社会，自认为有增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势力，使世人巴结的必要。凑巧正当北伐以后，代替老旧乡绅，国民党以胜利者的气焰君临天下。乡绅中自然有不少人入党。但这不是他做的事，他命定该做一番大事业；况且他纵然肯，党部又能给他什么不辱没祖宗的椅子坐呢？

他生成的独当一面。因此在掌握家政之后，他首先将久经尘封的大厅打开，在里头正式招待宾客。变化其初并不显著，他只斗斗鹌鹑，养养蛐蛐。可是俗话到底不错，有腥味的地方就有苍蝇。根据一种极自然的趋势，他在相当短时间以后，竟发展到惊人地步。假使你运气好，适逢其会去拜访布政第，你尽管大胆走进去，它的大门是昼夜为天下豪杰大开着的。

走进大门你便感到某种特殊景象，又够味又刺激的景象。

“这才是个名副其实的贵公子，难怪他名闻全境！”你将觉得过瘾，忍不住从心底里发出惊叹。原来你刚刚进去，各种鸟语早已蜂拥进你的耳朵，斗鸡的声音，百灵的声音，画眉的声音，鹌鹑的声音。胡凤梧的宝府当然不是鸟行；他所以收养许多虫蚁，并不是他真爱它们，乃是因为它们能给他争面子。这些畜牲都是他的门客们从各地搜集来的，远道的江湖人送他的，也许竟是硬抢来的，出类拔萃的。当你刚进去的时候，“把式”们──那些虫蚁的专门管理人，正在调弄它们。

然而更动人的场面还在晚上。我们真不明白政府怎么不抓胡凤梧的赌，党部干吗也不提出抗议，大概是因为他们很尊重先贤的后代的吧！胡凤梧的赌场是公开的。每天到下午四点，宝市上来了。先前布政爷曾接过圣旨布政奶奶拜过封诰的大厅，现在烟雾腾腾，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赌徒，狂热的，提心吊胆的，能使人致富也能使人倾家荡产的呼么喝六的喊声。以早睡出名的果园城人都沉入清梦了，布政第的前厢房还在日以继夜的开着宴席。尽量啊，朋友！每个赌客都可以大吃一顿，或者五顿，随你的便，尽你的可能。布政第的大门通宵开着，或是说永远不关。大门洞下面，贴著「布政使”三个红宋体字的大纱灯也通宵亮着。人是不断的走进去，深夜打着灯笼，怀着难以打熬的热情投到网罗里去；人也不断的走出来，更匆忙，因为输掉了田契房契以至最后一文钱，赶快去押身上的棉袄，赶快转念头去卖自己的闺女老婆。

这的确是个吊得起胃口、引得起野心的地方。在这里你能看见各种人，结识三百六十行中的好汉；你只难得看见胡凤梧本人，他不常在家。他跟人家合股在车站下边开了一家洋货号，当你去的时候，他正在洋货号后面跟一个叫白甜瓜或雁来红的土娼吞云吐雾。但这没有关系，你只要对管事人说：你会养促织……再不然顺便撒个谎，说在北京看见过万牲园的狮子，在上海念过佛，在少林寺练过拳，你是闻名走访，那就得了。你以后见天三餐，在布政第吃了睡，睡了吃，再不会有人麻烦你了。

我实在形容不出胡凤梧的伟大，为方便起见，我得借重两个所谓“下等人”。有一天傍晚，两个洋车夫拉完生意，坐在河边洗脚。

“咱这买卖可真不是人干的，朋友，我真得想办法改改行。”他们中间的一个说。“你瞧人家胡大少爷，也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包管他那位‘不正’歪爷爷也没有想到，‘不正’家会在他这辈子开花！说开花可不真是开了花吗？连党部的那些天王爷都怕他三分！前天他坐我的车，脚不连地一个劲跑，他还在上头跺着脚直嫌慢──你嫌慢，飞机快！你当跑着是跟坐着一样舒服的？”

“哈！我劝你也还是改改行好，伙计。”他们中的另一位嘲笑说。“你看过那出戏吗？那是出叫什么的戏？一个人要买老子。你就在这坐着，等胡大少爷把你买去。那时候你坐大轿包你的轿夫也是个七品八品官了！”

这是笑话，穷人爱讲穷笑话。胡凤梧的伟大举动是给马夫人做寿。它不但豪奢到惊人的地步，你同时还能得到明证，所谓“七品八品”虽然早已成了历史上的名称，他假使肯干，找这么几个轿夫真是轻而易举。我们且抛开细目，单举出重大的几件。在寿事上，除开堂戏不算，他在果园城四门唱四台戏；宰一百五十口猪；果园城以至五十里以内的鸡鸭被搜索光了；果园城以至五十里以内的人也被号召光了。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有无关系，识与不识，只要肯向马夫人磕三个头的，都可以白玩三天，大嚼大醉三天。当时果园城的报上曾有一段记载，现在且让我们照抄在下面：

本邑巨绅胡凤梧先生，乃世代阀阅，布政公裔孙。日昨为胡母马太夫人寿辰，记者亦专诚趋贺。盖兹事经半载之筹备，早已哄传遐迩。至时果盛况空前，车水马龙，途为之塞。贺客除胡府戚旧世好外，县长，局长，科长，暨县党部各委员干事，具拨冗亲临。一时冠盖云集，实为百年罕睹。县长并自撰寿联一副，对仗工整，云烟满目，当此文风日衰之时，允推旷代杰作。兹特将原联录下──

千秋盛德　孟母教子　历代曾为帝王法

万古令仪　曹家著书　至今尤称后姬师

尤有可记者，寿堂中燃巨烛一对，据称重三十斤云云。于哉！盛哉！

随他怎么去“工整”，怎么去“云烟”，我可不得不骂这是个天下最坏的记者，一个头号半瓶子醋。他搜干脑筋仅仅写出几句烂调，而对于最生动的场面，他结果反倒一字没提。还有个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他当然也不曾提。本来么，在滚滚的贺客之中，还有谁记得老张，那个世袭门房？

老张这一天也是“贺客”之一。老张离开布政第，只有上天知道他怎么会活到今天！他两年来住在火神庙里，过着老要饭的生活，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听见他用哭丧的声音叫喊：“慈善的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也许真像马夫人所说，他上辈子犯了弥天大罪，老天爷罚他的吧？因为他不分冬夏睡在湿地上，常常三四天找不到饭吃，他患了重病。他不能走路，他的脚手麻痹了，全身都腐烂了。这一天他咬牙匍匐着爬到布政第去，希望能混顿饱饭；可是特地请来弹压的巡警跟民团的老总们不让他进去，同时他也用尽了最后的力量，只得在要饭的人堆中──在布政第临街墙脚倒下去了。

最后贺客们在酒醉饭饱之后散了。因为在寿事上，赌场暂时停歇，布政第的大门关起来了。街上剩下老张一个人，没有完全忘记他的也许只有深夜的冷风。一条野狗向他闻闻。他始终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说到他在昏迷中的思想，谁也不知道。他也许在怀念世间的唯一亲人──他儿子，也许在恨他儿子。

“小张！……”最后他低低在喉咙里喊，接着便伸直腿。

这喊声自然没有人听见；况且即使听见，也没有人知道好混小子躲在哪里。

※※※

现在让我们来讲我们的第二位主人公胡凤英小姐。现在是十八岁。大约是女人的活动范围天生比较窄，她学业比胡凤梧好，在省城刚刚考进高中。她出落的比先前更美：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发育成熟；孩子时期的那种轻浮不见了；辫子剪短了；隐约中，全身都显出诱人的光彩。至于在那颗不安定的跳动着的心里起浮着什么念头，这是不可对外人言的秘密。不过我们如果侥幸能到她们学校里去，在学校后头的小花园深处，一棵海棠树后面，会常常看见她独自坐在油成绿色的长椅上。

她手里拿一本书，一本叶灵凤或张资平的小说。但她并不看它。她是侧着身子坐的，拿书的手无力的垂在椅子背后；头微微向前倾着，随意拢过的头发挂在丰满的脸上，浏海调皮的在风中浮动着；嘴轻轻张开；仿佛燃烧着的眼睛，又深又黑，静静地望着前面地下，我们觉得会突然从里头滚出两颗泪珠。接着一阵风吹过，她拿书的那只手抖起来；可是等她猛然回头，看见背后并没有人，脸上突然布满了红云。

“她在等什么人吗？”

她的确在等人；她在等她的英雄，她的一位先生，也就是借给她叶灵凤和张资平小说看的好老师。我们在上海、北平常常看见许多这种自命不凡的大作家，按月从老家要了钱，住在野鸡大学里或大学附近，将头跟皮鞋涂的精光，西装熨的笔挺，在那里“培养”他们自己。他们每天的功课是吊吊年轻女工或公寓老板小姐的膀子，剩下的时间写写白话诗。这些所谓诗是编辑室的字篓都讨厌的东西，他们于是捏造个书店，用剥削庄稼人来的血汗钱印出来。你在书店里看不见，因为从出版那天起，只有作者自己保留几本。可是他们却能拿着回到本乡，当做敲门砖，唬他们的老实或不老实的乡人，找个赚钱地方。

胡凤英的英雄就是这种大作家。我们不该怪胡凤英，长到她的年纪，出身世家，一切人（连男人在内）都有虚荣心，都希望爬上去，成个自由人，毫不惭愧的站在别人前面过独立日子。她看不懂他的大作，可是她的脑子说“好”。再加上她的英雄说：他在外边如何阔气，他认识些什么人，他将怎么样带她到日本去……这些花言巧语折磨她，在血管里烧她，直到她忍不住痛苦──一个礼拜天傍晚，他们在公园里碰头，她空着两手，她的英雄仅仅带个小提箱，两个人于是逃跑了。

她永远没有走到日本。半个月后，他们在一个谁都不曾听说过的小码头上歇脚。你看见过这种小客栈吗？旧式的靠着支架才没有倒的房子，墙壁是泥的，地也是泥的，空空的床上铺着一条光席。不知道从哪里发出的大葱与腐烂的混合气味，浓厚的、潮湿的、直朝你皮上和衣服上沾，你迎面感到深深的烦恼，你觉得世界真荒凉，活着真没意思。他们就住在这种地方。她没有得到幻想中的幸福；他也没有；他们甚至不交一言便朝那个凄惨的床上倒下去。她分明成了他的累赘，在这以前他已经骂过她，还几乎打她。第二天她从梦中──不是温暖的无限娇懒的香甜的梦，而是那种时时要出盗汗的梦中醒来，发觉房子里剩下她自己。那个流氓的一切甜言蜜语都是假的。实际上他也真难想出办法，他父亲决不肯拿钱再让他在外面乱花，至于家里，他有他父亲给他娶的老婆。他当然怕挨饿。因此在满足欲望之后，他遗弃了她，没有留片言只字。

她不得已只好回果园城。当她硬着头皮走进家门时候，疲倦、苍白，好像刚害过大病。她并不哭，那双不久以前还充满热望的眼，现在是又大又空又干。学校已经把她逃走的事通知家里。胡凤梧认为丢他们布政家以及他自己的脸，拿条绳子，逼她自尽。马夫人开头虽然比她儿子还愤怒，及至两天两夜后看见她还在下了锁的屋角里坐着，最后动了心了。她偷偷把她放出去，送到乡下亲戚家，按月贴点粮食寄养。谁知道呢，她干脆死了也许倒好罢。但是她命该活下去，还有更苦的日子在后头等着她的。

胡凤梧掌握家政的第四年，在被迫之下宣告破产。这好比氢气球，他吹的太大，终于给吹炸了。人家做生意是为的赚钱，他做的却是赔钱生意；人家开赌场有大利息，他开的却是贴本赌场。最后他只得把洋货号的股子让出去，为了无从计算的债务，还卖出剩余的田地和布政第，他们威压果园城将近两百年的老窠。

现在他只好把马夫人安置在马号里了，随她怎么吵闹，就连马号也还是因为他赖住不肯搬，人家新主人才让他们住下的。他另外租不起屋子。马夫人开始清醒过来，当她有了大烟，不至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打哈欠，便后悔当初怎么不给他娶个媳妇。可是这样更好──我是说她当初太傲慢，眼睛生的太高，果园城没有使她看上眼的足以跟他们匹敌的人家更好，至少可以少一个人陪他们受罪。

没有人明白胡凤梧是怎么过的。现在他没有秘密的地方可躲了，叫做白甜瓜或雁来红的土娼不再认识他，他的门下客──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当然也另投新主去了。他每天吃过早饭（很可能不吃早饭）便到街上闲荡。脸照例不洗，夹着膀，拖着鞋，像野狗似的，眼睛时时朝两边瞟。

“用过了吗，大少爷？”偶然有个闲汉用果园城特有的文雅语言向他招呼，就是问他吃过饭没有。至于这里的“大少爷”，它跟原先可走了味，语气之间有几分欠尊重。

“用过了。”他咽口唾沫，打起精神拿出他们布政家的姿势。“刚才用过……近来肉可真贵啊！”

再不然，他笑着放低声音说──

“对过的小妞儿挺漂亮！怎么样？喝四两去吧？我请客！”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变戏法是一种下等职业。胡凤梧可没有学来“二误眼”本事，他的话明明等于告诉别人，他已经穷到去打人家年轻娘儿们及姑娘的主意。当然没有任何傻瓜信他，谁也不上他的圈套，谁也不去吃他的酒。慢慢的他竟到了这种地步，所有的果园城人都怕他，特别是他的亲戚，远远看见他，便赶紧转身回去关上大门：碰见的时候他伸手借，碰不见他就偷。

然而胡凤梧是注定该享尽荣华富贵，人世间的各种滋味的，直到山穷水尽，他忽然又有了转机。那个把他送入人间，永远在侍候他的命运又看上他了。时间是民国二十年，大兵之后，果园城一带的村庄闹土匪。那些活财神，那些肉票的家属，于是亲自把钱送上他的大门。他们自然也知道胡凤梧是老几，可是他们自己既然不便出面讲价，只好托他做中间人。

胡凤梧在这方面有充分资格，他本人现在成了光棍，在好汉们那边，有许多曾经在他的赌场里混过，有的还跟他顶头抽过大烟。让我们打个比喻，你见过那些包揽词讼的绅士没有？纵然做官的满口天理人情想要钱，犯罪的诚心诚意要孝敬，假使少了那些自认为活菩萨的好人，两者便只好瞪着眼睛去找该死的法律去了。胡凤梧正巧站在这个地位，名目尽管相反，实际可更重要。因为土匪只有两条法规，就是举世皆知的钱和死。他自然也明白自己重要，于是成了忙人，神秘人，行踪不定的人。有时候肉票的家属老远的跑来找他，满脸的汗，满身的灰土，他竟自高身价，派人回答说刚下乡，或说刚上省城。他再也不必饥肠辘辘咽唾沫了；叫做白甜瓜或雁来红的土娼从新又回到他的身边，顶头给他打烟泡；他也尽可能吹嘘他的身份，跟某某杆子头是好朋友；有人看见他打街上走过，或真的到乡下去，他又极响的踏着脚铃，开始拣顶快顶漂亮的洋车坐了。

“布政家这棵老树，根扎的真深哪！”人讥笑的望着他的后影叹息。

给肉票做中间人的确是理想生意，因为两边只凭他一句话，可以随便上下其手。胡凤梧过去给人家坑过，现在他要坑别人了。他有正当理由：我胡凤梧不是白丁；我是拿力气性命换来的；况且我何必便宜那些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将来总要绑出去枪毙的冤鬼呢？有一回他心里太渴了。请恕我采用果园城乡下好汉们的切口：这是张“大票子”或竟称“金叶子”，肉票家属已经把款项全部交给胡凤梧，比实在讲定的还多，可是过了半年，土匪们才收到一部分。他们扬言要撕人，肉票的家属准备控告，胡凤梧不得已，只得将花剩下的钱吐出来。他按照约定的地点，在一个乡下小店里跟他的杆子头朋友碰头。那位好汉说款子不要了，因为听说被绑的人家实在苦，已经将肉票放了。胡凤梧放心了。他的朋友用好酒好菜款待他，他们在小店里吃大烟直吃到鸡叫。他要动身回果园城，他的朋友说：

“咱们交朋友一场，大少爷，教我送送你。”

他们出了村庄。

“大少爷，我在地面上混了好多年，想不到会交上这个人。”他的朋友接着讲。“这个人毁坏我的名誉，在外面讹诈人家──我做的是坏事，可是讲义气；他可暗地骗我，拿人家的钱，连人家的性命都不顾。你想我该怎么办？”

他吓的嘴唇发白，站住了。他的朋友骂道：

“只有你们大人物家才出你这种灰孙子。你赶快上路吧！大爷今天就送你到此地……”

他没有来得及听见枪声，火光一闪，已经沉沉倒在大路上，以后是包围上来的无边的荒野和无边的黑暗。

※※※

马夫人傲慢一世怎么也想不到此生此世要靠女儿养活。

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当人穷到极境的时候，亲戚并不可靠；况且纵然有人管她衣食，又有谁肯管她大烟？

胡凤梧死后，她只得拖着胡凤英──她的摇钱树，最后做她遮避风雨的小屋，到车站去住。胡大小姐的艳名于是哄传开了，她不但噪动了果园城全境，并且很快的噪动了上下游各码头。水手和办货商人是好宣传家。你如果经过果园城，就在今日，在车站下边一家照相馆门前，你老远就看见两幅照像。一幅是一个大人物，十年来硬教人像皇帝般奉承他，提起他的名字必须“抬头”的人；在另一边，在一只泥金镜框里，一个凄艳绝代的女人。她小小的身体坐在一把普通藤椅上，身穿短袖宽腿滚了花边的翠蓝衣裤，上身向前侧着，从花边里伸出的绣花缎鞋──她的双脚，不经意的交起来；孕育着生命的乳房，在紧窄的上衣底下，朦胧中现出两堆光晕。她的乌云是朝两边分梳的，好像是为跟她的瓜子形小脸做伴，经过匠心考虑，鬓角下簪一朵粉红牡丹。而这花戴在她头上似乎太大太重，她一只手懒懒的搭在椅扶手上，却不得不用另一只托住下巴。同时她敛起长长的黛眉，似笑不笑的脸上酿着酒涡，然后将小指──自然是托下巴那个手的小指──美妙的翘上去，轻轻张开樱唇，拿细白的牙齿咬住指甲。从整个情态上看，你觉得她似乎正在望着下面的行人送情，又仿佛春色恼人，在那里凭栏凝思。

“这个东方美人是谁？”你可能问。“难道她就是胡凤英吗？”

她跟先前的胡凤英有点不同：她比先前瘦了“老”了。也许应该归罪照相馆在照片上涂的颜色；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她身上总感到一种妓女们特有的气息，我称为“老”的风尘气息。打这照像前面走过，跟布政家有旧的老派地主们会背转脸去；他们的少爷，党部里人，衙门里人，还有那些更不相干的人，总常常一再回头。

我相信“一切世家的后代子孙都是早熟的”这句话是绝对真理，至少它可以应用到布政家人身上。胡凤英不过二十岁，她的大名已经足够压倒果园城，她的声誉甚至比当初胡凤梧更高。果园城人日常拿她作为生活中心，当老婆骂她的鬼混丈夫的时候，她们决不会忘记胡大小姐；当父母责罚不成材儿子的时候，他们也忘不了胡大小姐。你只要提起胡大小姐四个字，在车站上，连三尺孩子都能指给你她的下处。

有一天两个洋车夫──可能就是两年前的洋车夫，他们中间的一个说：

“这个鬼地方地面真薄，你等老半天，拉一注生意，他给你个三分五分，你爱拉不拉！当初我在省城──我的车是有名的，非熟人不来──随他便给，起码总是一毛。”

“好了，别提你的省城了，朋友。”他们中间的另一个抢着说。“你就是把省城比成花花世界，天天过年，它窑子里可有胡大小姐没有？这是布政家的金枝玉叶，真正的女学生。”

他们接着讲出一堆丑话，唐突美人的话。可是人世间原就是这样，在生活着的本人看去是庄严的，由旁边人看却像讥诮。就是说人往往缺乏自知之明。马夫人还没有死心，还在大烟榻上做梦：纵然胡凤英做妓女，她仍为自己女儿是个出色的妓女骄傲；希望将来有个阔嫖客，不管他是谁，只要能恢复她的威风就行。

最后我们应该讲到这个人。原先马夫人恨不得砍他的头，他爹临死还念念不忘，人家以为早已死在什么地方的小张，却终于又回到果园城。他已经不是那个傻小子了。他比先前黑了些，瘦了些，高了些，身上穿着长袍马褂，脚下圆口布鞋，头戴瓜皮小帽，打扮的像个商人。

他回来是秘密的，负着使命来的。在回来的晚上，他暗暗观察过记忆中的车站下面的市街，然后转入小胡同。突然一家旅馆的后楼上的窗户打开了。从里头送出一片喧哗声，以及呜咽的胡琴声。一个年轻女人正以不堪入耳的腔调唱“打牙牌”。

天牌呀，地牌呀，

奴不要啊啊！

只要人牌搂在怀。

抱上牙床来呀！

哎咳咳支呀，袍上牙床来呀！

这唱“打牙牌”的女人就是胡大小姐。他侧耳听听，憎恶的皱皱眉，接着继续向小胡同深处走去。我们的故事也就到这里收场。我不写这个英雄排闼上楼，按过去小说的写法，最后来个“义仆救主”大团圆。因为这是不真实的。因为即使没有他爹老张的惨死，这人家也足够他仇恨一辈子！

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

. 北门街的好汉

自古圣贤把人分作两类：一种是靠心计吃饭的，另外一种就得靠力。只有这个人例外，专门靠挨打。他是个职业的挨打家。人家无论当面背后，全管他叫“好汉爷”。假使有谁当真给他们一家叙“谱”，在他的祖先中，当然也出过功勋盖世的王侯。可惜他大爷的声誉实在太高，连自己的大名都给掩盖了。

他住在北门街。从出生那天起，老子并未给他留下分文，本人也从来不曾规矩的做过事。因此在果园城人的心目中，他大爷的日子就成了谜。某年月日，他也许做过小买卖；可是刚兜到南门或西门，忽然发现前后左右全是敌人，和他年龄相仿的小家伙。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以前他已经挺有名了。同时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一切小城里，孩子们老爱结团体，以秦二爷、罗八弟自命，在家门口建立山寨。

说话间就有几位小爷爷围上来，故意撞他的膀子。

“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而另外一位年纪大的──大概是他们的首领，早已冲着他大喝了：

“呔！来将通名报姓。”

“北门街的。”

“招打！”

他不慌不忙放下篮子，顺手抓起块砖头。

“我包你们亲妈！”

结果，他的头给打破了，吃饭家伙也给砸了。可是别瞧，小子还真有他的。以后的三天里头，他双手叉腰站在山寨门口，直骂的秦二爷和罗八弟挂免战牌，凑份子赔他的损失。从此日积月累，他以双手──或是说以挨打，一步一步奠定了天下。

“听见没有，”每当孩子出门，作父母的便谆谆告诫说：“不许惹好汉爷！”

这自然是很久以前的话了。讲起来有辱他的大名，果园城和他本人早就把做买卖的事忘了。人家打坏了既然肯赔，他还动本钱麻烦什么的；倒不如故意找个借口，随便挨那么两下子方便。因此邻居们每天见他出门，老远的总笑话说：“你瞧，好汉爷又出来了。”翻译出来，意思就是小子昨天没有教人家把腿给打断！

他的腿（据他自己说）是被真命天子御口封过的，岂但不会给打断，并且被打来打去，他还成家立业，娶了老婆，生了儿子；自己也越来越胖，逐渐有了福相。可是他凑巧也会倒霉。譬如偶然碰上几个卖柴的乡下愣小子，为不肯送他柴烧，中间发生争执，教他们给打疯狗似的白揍一顿。那时候他要在床上躺好几天，当然也捞不到养伤费。

幸亏这种机会难得，要不然他真玩儿完了。我们也还是放下他大爷的泄气话，专门讲他的勋业吧。有一回──请注意，这是至今为人称道不置的──他受了别人的撺掇，凭着三分酒疯，手拿菜刀，冲着魁爷的大门骂了半天。

“朱魁武老杂种你出来，今天大爷拼你（果园城人讲的有声有色）。别瞧你龙子龙孙，县官见了都怕，你不值大爷一根鸟毛灰。我专门来宰你王八羔子。”

魁爷暗中统治果园城十五年，以喜怒决定别人的祸福，可始终不曾出来，自然也没有和他拚命。可是等他骂完街回到家里，衙役却带着火签拘票，绳捆索绑把他给捉去，打两百板子，丢进黑屋子去了。

他想这下子可砸了。他耍武的，人家玩文的，还有见太阳的一天吗？果园城人爱说：“宰相肚里撑舟船。”魁爷到底是大人物，也是为他老婆苦苦哀求，半年后拿名片把他要出来。那一天街坊邻居才叫开心。他在魁爷门前放了一串五百头的鞭炮，托人端着香烛礼物托盘，走进大厅，口称“您老高抬贵手”，直冲上面磕四个头。魁爷软硬齐下，逮住他痛骂之后，用红纸封了，赏他五块洋钱。

他从此认识了魁爷，魁爷也认识了他。现在他的光棍算打出山了。乡下小贩进城须向他纳“税”，比方他买菜买瓜买水果，照例不给钱。一年三节，他提着竹篮挨户收礼，谁也得承认他打秋风是官的。中间缺钱的时候，他便直接找财主们或魁爷去要。魁爷和财主们倒也用得着他。例如有一回学生们反对县官和劣绅游行示威，就教他率领着人给捣乱了。

既然不必再靠养伤费买面下锅，也没有什么事值得他大爷动脑子，人就很快的更胖起来。比方夏天吧，我们每到傍晚，远远的便看见他手拿芭蕉扇，挺胸突肚，迈着鹅步，光膀子一身肥肉，上面顶个剃得光光的脑袋，满脸青胡碴子，跩呀跩呀的来了。他到了十字街口，在茶酒馆门前当风桌子边坐下，要那么一壶香片或半斤高粱，一面喝一面和本城的风雅人谈天说地。他们讲的几乎总是远大问题，从地方上的各界古人讲到与各界古人有关系的古迹。譬如某戏子曾在某处唱戏，某捕头曾破某案，某刀斧手死在某地。凑巧有谁故意逗他：

“好汉爷，你只管讲人家，你自己就不发愁？”

那时候他将芭蕉扇“啪拉”向桌子上一拍，深深叹口气：

“咳！想起我刘秀，也是高祖爷的子孙！”

遇着高兴，他也许来那么段“王员外休妻”，从他的良田十顷，骡马成群，市房无数，直唱到九个儿子快做大官。可惜他正做着好梦，老婆却跑来找他，骂他家里等他带米回去烧饭，快半夜了，还在街上鬼哭神号。他回头一看，天可不是早黑了！可是你别瞧，人家才不着急。

“你瞧他妈你那股小家败气的样子！凭你这个本事，我就算是王员外，家里有良田十顷，也得教你给败光！……”

他似真似假的指着老婆骂，同时站起身，大声向对过面铺里叫：

“掌柜的，赊二斤面，明天给钱。”

老婆去拿面，他就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走进赌场，宝已经开上，桌子周围挤满了人。

“爷们，押两吊四门赢‘黑子’。”假使等半天还没有人向他招呼，他就要自动讲了。

他这份面子当然也是挨打挨出来的。宝馆看见是他，照例赶紧赔笑：

“又缺钱花了不是，好汉爷？”

“咱们还讲钱？提起钱铜腥气！”

“得了。拿去花吧，别铜腥气了。给抽烟。”

这种好日子他大约过了三年。不幸在北伐之后，魁爷倒了，风云聚会，倒给他爬了上去。国民党的老爷们挺赏识他的才能，教他入党，接着又委任他做“工会”干事。做官之后，他有了身份，一时间也曾穿着制服，招摇过市；每有集会，和党政军各界要人平起平坐。可是好景不长。后来因为派别间争权夺利，上司指派他率领部下捣毁牙税局，打坏了牙税局局长。对方一直告到省城，还在法院大花其钱。后台老板竭力给他打气，他虽然目不识丁，倒也挺相信“党国高于一切”。于是自己包揽下全部罪名，很滑稽的在法庭上大喊口号，说：“我代表党国、民众、正义，打倒贪官污吏！”

谁知道世界竟混蛋极了！他有生以来头一回打人，人家当场笑了他不算，又硬判他五年徒刑。坐在黑屋子里，他有时也会想起老早以前，倒是当初过挨打的日子舒服些。可惜他是有了身份的人，纵然坐满五年出来，也决不可能回到那一天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于上海

. 【新版后记】

校改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但愿推开这些老印象，时作时辍，精神上老在斗争。今天再来看这些小故事是令人痛苦的。虽然没有按照计划写完，写的时候也只凭童年留下的印象，片面、肤浅，都是它的严重缺点，但是如果拿它来和我们今天的小城镇比一比，拿那个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一比，从反面──从对旧时代的憎恶中，也许倒能发生点积极作用。假使真能如此，那就不算白花时间了。至于写它的起因和经过，这小书原来有一篇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写的旧序，全部重印既不必要，为省事起见，现在且择要节录在下面：

“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底，我从北平来上海，绕道靠平汉路一位朋友祖居的小城。朋友当下把我安置在他家的破楼上，推开后面的板窗，从窗外结了青青果实的枣树枝隙中望出去，立刻可以看见挺立城头的塔。……有一天朋友牵着他的刚会蹦蹦跳跳的小女上来闲谈，我告诉他想拿他们小城写一本书。我当然不是天才，看那么十几二十天便自诩能了解这个小城，可恶的是它的果树，它们一开头就把我给迷住了。我生平还是头一回看见城里栽这么多果树，出去走走，沿城脚到处是花红园……

“这就是我要写‘果园城记’的缘起，可是并不曾马上兑现。数日后我们同时离开他的家乡，我既到南方，日子照例糊里糊涂混过去；他先在我的家乡教书，随后又上山东做官。天下真有许多怪人，我的朋友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过去他曾当过跟小兵差不多少的上士；夹过公事皮包；当过教员；跟土匪拜过把；也写过白话诗。据说有一年他正给什么警备司令当秘书，和上司弄的挺好，突然接到朋友的信，便不辞而去，跑到民团里去当兵。他就是这种人。不相识的可能把他想像作怒目横眉的浑汉，而实际上他为人忠厚谨慎，彬彬有礼，也没有野心。他的可爱处就在撒得开。

“接着是所谓‘七．七事变’，北方先打起来了。他丢掉官跑到济南办报，写信来说：‘肯不肯来热闹热闹？千万别相信报；你在上海报上天天看见济南轰炸，这边城上却是一片蓝空。’可是我这边还没来得及斟酌，他那里济南先失陷了，韩复矩发完两个月冲锋陷阵的空头新闻，自己终于向后转跑了。我以后再没有接到他的消息，自己从此也就流落洋场，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一住八载。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日子都是怎么样混过去活过来的。民国二十七年九月间，我在一间像棺材的小屋里写下本书头一篇‘果园城’。这也并非忽然想起来要践约；……只是心怀亡国奴之牢愁，而又身无长技足以别谋生路，无聊之极，偶然拈弄笔墨消遣罢了。第二年──民国二十八年更困难了，我搬进一间更小，更像棺材，我称之为‘饿夫墓’，也就是现在的‘舍下’的小屋。就在这‘墓’里，从新拾起‘果园城记’，……

“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个我想像中的小城，……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个活的人。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我自知太不量力，但我说过，我只写我了解的部分。现在我还没有将能写的写完，我但愿能写完，即使终我的一生。

“我还得提起我那位好朋友。好几年来我很有理由相信他早已在鲁西战死了，最近据辗转得来的消息，听说他直到现在还在山东。那么他假使有机会看见这本小书──果园城的一角，可能认为跟他的果园城大有出入。这是我的果园城。其中的人物是我习知的人物，事件是我习知的事件，可又不尽是某人的写照或某事的拓本。……”

上面说“我的果园城”，并不是我真有过什么城；还有“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的话，其实也是夸张。少年时期我的确在这种小城里住过几年，但也就是几年。后来每一回想，留下的印象总是好的方面少，坏的方面多。在解放以前，中国的县城本来都是大农村，很少例外。它们和普通农村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豪绅地主更集中，做官的固然是他们，在社会上活动的是他们，开铺子的也多半是他们。大概从秦始皇时代起，土地就成了剥削阶级投资的主要目标，连纯粹的商人，一赚到钱也总是拚命买土地。居民中当然也有农民、行商走贩、商店职员、手工业者；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这些人都生气勃勃站起来了；但是抗日战争以前，局蹐在重重束缚和压迫下面，却很难使人寄以希望，虽然他们是好人，他们也有说不尽的痛苦、牢骚。本地也往往出几位革命家，可是在这浅“水”里根本不能存身，要么就得像徐立刚似的永远不回来，要么就得像我那位“怪”朋友，偶然回来也只是悄悄住几天。我凭着印象写这些小故事，希望汇总起来，让人看见那个黑暗、痛苦、绝望、该被咒诅的社会。又因为它毕竟是中国的土地，毕竟住着许多痛苦但又是极善良的人，我特地借那位“怪”朋友家乡的果园来把它装饰的美点，特地请渔夫的儿子和水鬼阿嚏来给它增加点生气。这是应该补充说明的一点。

按当时的计划，我预备至少写那么三四十篇，想起来就写，尽可能各方面都写到，给这小城大体上画出个轮廓。前不久偶然翻烂纸堆，从里头翻出个纸包，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怎么会留下来的，纸包里有三份“果园城记”的目录，目录中有些题目是已经写成的，底下注着写成的日期；有几个题目一直没有写；另外还有几则零星札记。这些没有写的题目是驴夫的故事，地方戏艺人的故事，手工业者的故事，当然还应该有铺子职员与学徒的故事，县官的故事，国民党党老爷的故事。但是我毕竟是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我在旧序上说“但愿能写完，即使终我的一生”，事实上远在写序以前，我就应该知道写不下去了。远在日本人投降以前，新的形势在吸引我，我满脑子的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没有法子勉强把自己摁进旧的回忆里。随后我和上海的普通居民一齐为胜利欢喜欲狂，可是立刻又掉进更大的痛苦里。后来有人赠给国民党反动派一副对，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若论他们丧心病狂的程度，抗战以前比胜利以后到底还逊色的多。即使从消极角度出发来写这些教人咒诅或教人同情的小故事也没有必要了。我嘴里说要写下去，感情上却早已关了这小城的门。这是应该补充说明的第二点。

另外还有几点似乎也需要附带说明。第一，旧版共十八篇，删去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写成的“刘爷列传”和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的“孟安卿的堂兄弟”两篇，补入在上海等待解放时为消磨时间写的“北门街的好汉”，凑成十七篇。第二，原来旧序上说我不知道马叔敖是谁，这是不确实的，他把这小书贯串起来，同时又是其中一个人物。按原来计划，我是预备用最后两篇的篇幅来专门写他的：他因为历史上的关系，最后逃避搜捕，离开这个小城。因此，第三，马叔敖并不是我自己，虽然由现存的小故事看，他的观点和感情有一部分就是我的，安到他身上也许并不完全合适。

最后我想还应该对那位“怪”朋友加点解释，单从旧序上他的履历看，别人是很难理解的。其实他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老像打闪似的调换职业。他到山东去做“官”是一九三七年春天，在聊城给范筑先当秘书，到济南办报想来也是奉了党的命令去的。不久济南沦陷，因为这个关系，揣度他可能转移回到聊城。一九三八年聊城被日寇包围，反动派已经丢尽脸，便拿范筑先领导的军队作为他们的军队向老百姓冒功，在报上宣布范氏与司令部全体壮烈殉国。我相信他战死鲁西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写信向一位在皖北工作的朋友打听他的消息，也说早已失掉联系，过了七八年，又来信说听“一位山东来人”讲他还在山东。希望他看见这本小书的话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其实只要人活着，看不看见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山东来人”的话也是传闻，解放以后得到证明，他在聊城战役中担任部队的政委，和范筑先同时在战斗中牺牲了的。他叫做赵一平、赵伊坪、赵罗坪，可能还有别的名字。用赵石越、伊坪、蔚灵等笔名发表过诗。也就是那一回翻烂纸堆，发现他的一张变黄了的照像和几封旧信，大概可以算作我难得保存的最老的纪念品了吧。

一九五一年参加土改，从他家乡的小城城外走过，来不及停留，只见那座吓人的塔还在城头上，不知什么时候被炮弹打飞了“宝顶”。我有两种感情，快乐而又悲哀：人所期望所拥护的革命终于成功；同时想到他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革命成功的快乐，又不得不为之“腹痛”……

现在想来，这塔应该和那代表封建势力的城墙一齐被拆掉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夜记于上海

. ◇附录

──师陀的“果园城记”：乡土中国的文化审视

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品，小说集通过对中国乡土小城故事的描绘、漂泊无依的游子形象的塑造、苍凉和缓的挽歌式艺术氛围的营造等表现手法的娴熟运用，从文化层面上挖掘出乡土中国落后、麻木的生存状态以及民族性格中积习已久的民族劣根性，从而超越了当时简单的民族意识抒写，具有了文化审视的力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国土的沦陷不仅给心存正气的作家们带来了生活的困窘和精神的压抑，同时也促使他们对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审视和反思。或从辽阔、深厚的土地上汲取生命的气息与生存的力量，或揭示这片土地日渐腐朽、荒败的痼疾，进行民族文化的反省与批判，成为一时作家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而此时期“乡土文艺”的提倡和再度兴起，不仅是对乡土中国的简单描述，更包含着强烈的民族回归意识和反抗精神。不同区域、不同风貌的乡土文艺作品都具有寓民族意识、社会意识于乡土意识之中的创作风格。在异族入侵的文化背景下，书写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中百折不挠、沉潜坚毅的流脉，成为此时期作家们心理抵抗的宣泄手段。因此，在孤岛、沦陷区的文学园地中许多作品描绘了国人的生存状态。作家山丁、王秋萤、关永吉等的作品主要以东北黑土地为背景写出了北方民众血液中流淌的家国意识和反抗精神，宏扬了民族正气、暗示了民族解放的曙光。此时在孤岛上海，作家师陀则蛰居在斗室中始终怀着关注民族命运，审视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心境写下了大量乡土文学作品，从文化层面上挖掘乡土中国落后、麻木、静如死寂的生存状态，以及民族性格中积习已久的民族劣根性，从而散发出感其深忧其切的沉郁风格。

【一、乡土中国的小城故事】

师陀在初登文坛的时候就坦言自己是“乡下人”，在《黄花苔．序》中说：“我是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并谈及散文集为何名为《黄花苔》时说：“原因是：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而黄花苔乃暗暗地开，暗暗地败，然后又暗暗地腐烂，不为世人闻问的花。”可以看出，置身于繁华都市中的师陀心中始终保存着一种深沉厚重的乡土情结，使他不时地回望那已经远离的乡土。因此，在抗战时期的代表作《果园城记》中的序言里师陀写道：“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他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于是，师陀笔下的果园城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萧红笔下的呼兰城一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寓言性的文化范本。

“果园城”是作品中“我”思念的故乡，表面上风景优美，家家户户的生活显得悠闲自在，以至于不熟悉这地方的情形的过路人，定然会驻足而观，并为这景象叹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平和的城！”然而当阔别多年之后重返故里，“我”发现这座小城的许多东西都不曾改变，大街上的狗依旧卧着打鼾，坐在家门口的女人们依旧亲密地与邻人闲聊，年近三十仍没有嫁人的素姑依旧在缝制着不知什么时候才会穿的嫁衣。而无名无家的说书人在给别人带来欢愉之后，死时也只是破席一卷离开人世，小刘爷、胡凤梧依然放荡不羁，“土皇帝”魁爷仍然专横、残酷，农场主葛天民、小学教师贺文龙忘记了曾经的理想适应了小城缓慢平静的生活，而徐大娘一直期盼能回家的儿子其实早已死去，这种绝望的期盼令人窒息。许多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对于果园城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它依旧踩着自己的钟点做循环反复的运动。当然，这里也有邮差先生的淳厚、安详，有活泼可爱、精灵古怪的阿嚏的传说，但所有这些记忆都在温馨中打上伤感的底色。所有这些来来往往的角色中，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果园城，这个仿佛永远“活在昨天”里的小城。这里既有宗法制乡村的平和、安宁、纯朴，更 有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慵懒、庸俗和麻木。这就使读者在陶醉于乡村的平和生活之时，不由得产生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的愿望来。在这一点上，师陀的《果园城记》与远在香港的萧红所创作的《呼兰河传》有异曲同工的契合。

【二、漂泊无依的游子形象】

师陀的笔下走出了许多背井离乡的漂泊者，无论是《果园城记》中的“我”，《狩猎》中的“大空想家”，“突然离开祖辈世居的故土”、“开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猎”的孟安卿，还是《孟安卿的堂兄》中的孟季卿等等，都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而四处飘荡。而作者笔下的“果园城”不仅是他们乡土意义上的故乡，更是他们心灵的寄居地，是在疲惫的跋涉途中，在喧嚣的城市中不知所措时，总希望回头去寻找的失乐园。可是即使回到了果园城，游子们也不曾得到灵魂的安定。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停滞，葛天民、贺文龙们也早已失去了进取心，湮灭在俗常的生活中，没有一点声响。果园城中那座塔，以及“矿业、堤岸、树木、阳光，这些景物依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它们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而也就是它们加倍的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果园城记．果园城》）这里的一切都不能给人以灵魂的慰藉，于是只有“归来”后的“再离去”。在此，师陀不仅写出了时代变幻中传统宗法制在农村生活中的日渐雕敝，更写出了徘徊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漂泊者的无奈和感伤。这些乡下的城里人，城里的乡下人从故土到异乡，从乡村到都市的人生漂泊之旅，也正是他们精神跋涉之旅。师陀正是以细腻、 洗炼、明净的笔墨进行时代生活的素描时，刻画了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交替年代中，知识者复杂的探索心态。而且，师陀笔下的“流浪者”、“跋涉者”的精神气质也表现了作者苦闷的心灵进行跋涉的精神历程。

如果说此时期国统区作家路翎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以澎湃的激情展示了青年知识者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独立的个性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探索精神，师陀笔下的知识者则是以沉郁的心境表达了作者在战乱的年代中，在农村宗法文化与都市文明的双重背景下，对本民族的文化内蕴进行严肃认真地清理的心态。师陀的创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危难时刻，有责任感、爱国心的知识者在激昂的控诉声中冷静而理智的思索，从而显示出深刻的文化心理内蕴。

【三、和缓笔调下的苍凉挽歌】

师陀的《果园城记》以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乡村小城人们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他用抒情的笔调描摹果园城，城中的果园和城里的人家在平静中度过时光，而果园城“永远繁荣不起来，不管世界怎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仍旧可以蹒跚途上，女人仍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可以在街岸上打鼾。”（《果园城》）果园城仿佛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小城，在这里空气也是平和、平静的。平静得窒息一切生命的活力与生机。于是葛天民的人生哲学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人，在十年之后他已经自以为老了”；满怀鹰击长空志向的小学教师贺文龙在俗事中耗尽了心力，而从希望中一步一步落下去；“一个像春天般温柔，长长的像根杨枝，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宛然笑着的”素姑在年华的流逝中变得憔悴枯萎了；“眼里常常有一种燃烧着的静寂的而同时却又像是愤怒着的小兽眼中的光”；城主朱魁爷的四姨太太也以一条麻绳结束了生命。

其实，早在《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等短篇小说集中师陀已经在为宗法制农村社会唱了一曲挽歌。“百顺街”（《百顺街》）留存的三大美德竟是：按祖先的习惯平安度日；避实击虚，硬来软受；对家长里短好充侠士好汉，爱抱不平。师陀笔下广袤的土地也被描绘成旷野、荒原，《毒咒》中毕四奶奶凄厉的咒骂“这块地上有毒，绝子断孙，灭门断户，有毒！”这仿佛是一个模糊的预言。而《百顺街》和《毒咒》都以一场熊熊大火的燃烧作尾。这似乎又隐喻著作者对无望的落末的乡村文化与麻木、庸俗的民族性格的痛恨。而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则通过对吴王村地主宝善堂三代人命运的典型化描绘，吴王村变成无望村的破败结局，预言了残暴、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家长制日渐萎缩的生命力和必将没落、崩溃的命运。

“凡是到果园城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全，他一走进城门，走进那些浮土很深的街道，忽然他会比破了财还狼狈，首先他找不见他自己了”。果园城寂静而沉闷的环境让所有的生命无声无息地枯萎消逝。而师陀正是以和缓的笔调诉说着他对这种静止而封闭的小城社会和宗法文化的深刻思考，在苍凉的挽歌中揭示其没落的必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文化的反思。师陀一方面以诗化的方式为乡土中国蒙上了一层恬静的面纱，极尽展示其世外桃源、田园牧歌式的一面，来抗拒、讽刺现代都市文明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师陀更道出了对乡土中国因循、腐朽、落后一面的理性批判。只不过他批判的笔端蕴藉着哀婉与感伤，正如他所言：“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我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基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批判者又是凭吊者的双重立场，师陀的作品没有描写农村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日趋激烈的政治革命，而是充分展示出传统文化下似乎静止的生存状态和心态，并进行文化上而非社会政治上的批判与反思。情感上对故乡小城、对乡土的依恋与理智上对果园城本质的深刻体察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于是在作品中体现为在和缓的笔调下唱出的一曲苍凉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