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序】
【導語】
【第一章　概念應用中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你想學什麼〉
〈我根本不認識孫中山〉
〈麵條我沒有吃〉
〈你有什麼了不起的〉
〈一個人有三個頭〉
〈你是頭上有角的人〉
〈大膽刁民，本官何曾虧了你〉
〈天機不可洩露〉
〈你現在不是也在講話嗎〉
〈他們兩人怎麼會沒有矛盾呢〉
〈你沒看見車頭掛的「快車」牌嗎〉
〈對吸煙也應一分為二〉
〈我的那一份不要了〉
〈任何人都是自私的〉
〈物質消滅了〉
〈快把飯錢算給巴依〉
〈爸爸聰明還是兒子聰明〉
〈何謂「先生」〉
〈他比你更有理（禮）〉
〈空酒瓶等於裝滿酒的瓶〉
〈用不著你操心〉
〈愛情價更高〉
〈這老頭子，也不怕人笑話〉
〈「立場堅定」與「頭腦僵化」〉
【第二章　判斷應用中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嘴不好」與「眼下沒有什麼」〉
〈請你明天早點來〉
〈父在母先亡〉
〈我吸煙時從不工作〉
〈行也不行，不行也行〉
〈立等可取〉
〈要不要「既簽名又蓋章」〉
〈紅軍失敗了嗎〉
〈我吃了就等於他吃了〉
〈「情有可原」與「理無可恕」〉
〈誓聯〉
〈廣告〉
【第三章　違反同一律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靠得住」嗎〉
〈看電影是好事還是壞事〉
〈抬槓〉
〈人連一次也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
〈這場官司要不要打〉
【第四章　違反不矛盾律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一個武器商人的推銷術〉
〈變色龍〉
〈塞翁失馬〉
〈不立起就是立起〉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第五章　違反排中律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蘇模稜」的為官之道〉
〈「好好先生」〉
〈你對被害人是否早就懷恨在心〉
〈兔子傷風〉
【第六章　違反充足理由律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　〈登徒子好色〉
〈這孩子的爸爸是游水名手〉
〈三呼「最小」與「最大」〉
【第七章　演繹推理中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照相機是我的〉
〈殺盜非殺人〉
〈老虎是老動物〉
〈犬可以為羊〉
〈日遠長安近還是日近長安遠〉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我這也是學雷鋒〉
〈人命是你謀害的〉
〈你能叫得它答應你嗎〉
〈是遭到憎恨還是獲得稱讚〉
〈你不要著急〉
〈「寧要……不要……」〉
〈農民總是要出錢的〉
【第八章　歸納推理中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簡單枚舉法中的詭辯術〉
〈統計法中的詭辯術〉
【第九章　類比推理中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太陽繞地球旋轉」與「上帝創造世界」〉
〈工人應聽資本家的支配〉
〈發展商品生產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復辟〉
〈不要斤斤計較嘛〉
【第十章　論證中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人生就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鬥爭〉
〈王顧左右而言他〉
〈講外國人的主義就是賣國〉
〈她是我的妹妹〉
〈過於執斷案〉
〈上帝是存在的〉
〈地球的那一面沒有人和花草樹木〉
〈白馬非馬〉
〈「飛毛腿」追不上烏龜〉
〈飛矢不動〉
【第十一章　反駁中的詭辯術】〈引言〉
【實例分析】〈吃飯決定思想體系〉
〈你這個猴子子孫的資格是從哪裡得來的〉
〈叫你演還不如他呢〉
〈你的話說錯了〉
〈寫妓女還得去賣淫嗎？〉
〈你為什麼還要拿工資和獎金〉
〈沒有人扔東西，你們不就失業了嗎〉
【後記】
【作者簡介】

《故事裡的詭辯術：詭辯術邏輯分析》

于惠棠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www.m9981.com

【內容提要】

　　詭辯是很抽象的思維，但它又是通過具體的詭辯事例體現出來的。本書以講故事的形式，對中外歷史上以及現實生活中的大量詭辯事例加以整理分類，應用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基本知識和原理，對它們進行邏輯分析，指出錯在何處。說明任何詭辯都是由於違背了正確思維的規律和規則而形成的謬誤，並進而揭露詭辯的實質和危害。

　　本書文字流暢，故事情節生動有趣，邏輯分析簡要精確，擊中要害。閱讀本書，既可以獲得初步的邏輯知識，又能提高對形形色色詭辯術的識別能力。

【序】

　　《少年哲學嚮導》是我們贈送給少年朋友們的一束智慧之花。

　　哲學是開在人類智慧之樹上的最高花朵。它的許多道理都是總結和概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成果才提出來的。它的道理比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道理要抽象得多，屬於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思想領域。因此，許多人覺得它高深莫測，甚至感到神秘，認為少年朋友根本學不了哲學。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它的一些理論和方法確實是深奧的，但決不是高深莫測的，更不是神秘的。

　　哲學從它產生的那天起，肩負的使命就是把人的思想從宗教神話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在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家泰勒斯石破天驚地提出了「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它標誌著希臘人已經開始拋棄宗教神話的思維方式，改換用哲學的思維方式考慮世界了。在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說的產生也起到同樣的作用。哲學研究的對象不是宗教描繪的虛無縹緲的天國，而是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實世界，它的內容就是對現實世界的如實反映。現實世界中一切現象都有規律可循，根本就不存在神秘的東西，所以，在哲學中也不會有神秘莫測的內容。實際上，少年朋友在生活和學習中都會遇到需要進行哲學思考的現象。哲學不在天國，就在少年朋友身邊。

　　我們已從學習對象方面回答了少年朋友能不能學哲學的問題。這只是回答了問題的一半。要使回答圓滿，還必須回答問題的另一半，就是少年朋友有沒有能力學哲學。現在我們想請美國當代哲學家馬修斯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寫了一本叫《哲學與童年》的書，我國著名的文學家。《圍城》作者錢鍾書老先生把它推薦給三聯書店，三聯書店已經出版了中文版。這本書舉了大量的例子證明幼童生來就有進行哲學思考的能力。這種能力首先表現在幼童會提出許多帶有哲理性的問題。馬修斯把這些問題看成是進行哲學思考的一份請帖。這種能力還表現在幼童也會做哲理性的評論。幼童能夠做到的，對少年朋友來說，當然更是不在話下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少年朋友的生活閱歷和科學知識不斷豐富。當代的少年朋友更今非昔比，他們都持有進行哲學思考的「請帖」，會提出更多更富有哲理性的問題，隨著他們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能力的增長，他們也會做出更多更好的哲理性的評論。所以，對少年朋友來說，不是有沒有哲學思考能力的問題，而是要不要去啟迪它和發展它的問題。

　　對要不要啟迪和發展少年朋友的哲學思考能力的回答應當是肯定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它對人來說太重要了。我們希望少年朋友中能夠出現像馬克思和毛澤東那樣偉大的哲學家，但這不是我們幫助少年朋友發展哲學思考能力的主要目的，更不是唯一目的。我們的目的在於使少年朋友生活得更好，學習得更好，將來工作得更好。哲學可以陶冶少年朋友的情操，使他們成為精神世界豐富和高尚的人。它可以幫助少年朋友把握好人生航船的舵輪，不管遇到什麼樣的風浪，都能平安地到達目的地。少年朋友掌握了哲學的思考方法，會如虎添翼，在學習、生活和將來的工作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為人類做出突出的貢獻。

　　可惜，我們家長、老師，甚至整個社會在對少年朋友的教育中，只注重灌輸知識，忽視去啟迪和發展他們的哲學思考能力，使許多少年朋友成為記憶的機器，而不是生動活潑的創造者。毫無疑問，少年時期應該多學些知識，但是不應當把它們變成死的東西塞進少年朋友的頭腦，而應當使它們成為活的東西，讓少年朋友啟動自己的頭腦去主動地掌握它們。我們在傳授知識的同時，也應當傳授思想方法。我們既要使少年朋友知識化，也要使少年朋友智慧化。學習哲學是鍛煉思維、啟迪智慧的最可靠的途徑。

　　哲學是個大世界。在這裡，既有自然規律的探尋、社會之謎的尋覓，也有思想面紗的撩撥；既有真的揭示、善的啟迪，也有美的追求；既放射著西方哲學大師的理性之光，也迸發著中國哲人的智慧火花──這個大世界的方方面面，我們不能一一展示。我們力求把其中的精華奉獻給大家。

　　智慧對人來說是最寶貴的東西。願少年朋友都成為愛智慧和擁有智慧的人。

【導語】

　　下面，我們簡要地談談關於詭辯的幾個問題。

　　詭辯是一種邏輯錯誤，但並非任何邏輯錯誤都是詭辯。詭辯與一般性的邏輯錯誤雖然都違反了正確思維的規律和規則，但二者是有區別的。

　　第一，前者的違反，通常是自覺的、有意的，而後者則是不自覺的、無意的；

　　第二，前者是企圖為某一荒謬的觀點或錯誤的行為作辯護，而後者無此動機。

　　例如，有人從「凡等邊三角形都是等角三角形」的前提，推出「凡等角三角形都是等邊三角形」的結論，這個推理是由於缺乏邏輯知識而犯的一般性邏輯錯誤，不能稱之為詭辯。

　　詭辯常常包含有錯誤的判斷，但並非任何錯誤的判斷都是詭辯。一個孤立的、不包含邏輯矛盾的錯誤判斷，儘管它與客觀實際不符合，還不能說是詭辯。但是，如果將一個錯誤的判斷作論題，企圖論證它是正確的，或者把它作論據用來論證其他判斷為正確時，就構成了詭辯。這時的錯誤判斷就成為整個詭辯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成為詭辯的核心依據。

　　關於什麼是詭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給了精闢的解說。他說，詭辯是「以任意的方式，憑借虛假的根據，或者將一個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動搖了，或者將一個虛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動聽，好像真的一樣」（《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第七頁）。

　　黑格爾說的「以任意的方式」，是指詭辯論者任意地違背和踐踏邏輯的規律和規則，而「憑借虛假的根據」，是指詭辯論者在論證中故意使用虛假的判斷。這實際上是概括了詭辯的兩個基本特徵。列寧從辯證邏輯的角度揭露了詭辯。他指出：「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靈活性，達到了對立面統一的靈活性──這就是實質所在。主觀地運用的這種靈活性折衷主義與詭辯。」（《列寧全集》第五十五卷，一九九零年版，第九十一頁）

　　詭辯的手法種類繁多，誰也難以將它們一一列舉出來。而且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之間自由討論問題的空氣日益濃厚，特別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廣告、訴訟以及公開場合下的辯論增多了，必將產生出許多新的詭辯手法，這有待於我們的研究和總結。本書講述的只是一些最常見的詭辯手法，通過對許多具體、生動的故事中的詭辯實例的邏輯分析，使讀者對詭辯的特徵和本質獲得一個基本的瞭解。

　　詭辯的產生和至今仍然存在，有其深刻的認識的和社會的原因。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詭辯論者都是片面地誇大、吹脹了人的認識過程中的某一個特徵或方面，從多樣性統一的事物中，任意地抽出某一方面的規定作為立論的根據。孤立性、片面性、主觀隨意性是詭辯論者在認識上的根本特徵。從社會方面看，人們之間經常發生利益上的矛盾，有的人手中無真理，身邊無群眾，為了一己的私利，他們只好求助於詭辯。由於詭辯的產生和繼續存在有上述根源，我們同它的鬥爭將是一個長期而又艱鉅的任務。

　　為了與詭辯論作鬥爭，首先要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亦即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這樣才能深刻揭露詭辯論的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形而上學的哲學基礎；其次，要掌握形式邏輯、辯證邏輯和語言學方面的知識，這樣才能具體地指出詭辯的戲法是如何變出來的；最後，要盡可能多地學習一些有關的科學知識。否則，即使知道對方在詭辯，也講不出有說服力的道理來。

　　從歷史上看，作為一門研究人類思維的形式和規律的邏輯學，是在同詭辯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因此不瞭解詭辯就不能真正瞭解什麼是邏輯。

　　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人，為了給自己的錯誤言行作辯護，他們在辯論中奉行「求勝不求真」的原則，明明是自己錯了也死不承認，偏要無理攪三分，盡講些假道理、歪道理，甚至根本不講道理；在語言上表現為滿口污言穢語，甚至用恐嚇、謾罵和污辱對方人格的卑劣手法來代替對問題的辯論。上述表現不僅嚴重地違反了邏輯的規律和規則，而且是一種極不文明的行為，因此我們必須對各種各樣的惡劣詭辯給以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自覺地做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人。

　　總之，研究詭辯，揭露和批判詭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一章　概念應用中的詭辯術】【引言】

　　概念、判斷、推理是思維的基本形式。判斷是由概念組成的，推理是由判斷組成的，所以概念是思維的細胞，是我們的思維藉以進行的基礎。邏輯學要求我們在思維過程中，力求做到概念明確、判斷恰當、推理合乎邏輯。因而，如果在概念上出了問題，就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推理。

　　概念有兩個重要的邏輯特徵，即任何概念都有內涵和外延。內涵是概念所反映的對象的特有屬性或本質屬性，外延是概念所反映的一類對象，這些對象都具有概念的內涵所反映的屬性；概念有不同的種類，各種概念之間存在著不同的關係；概念是通過語詞表達的，概念和語詞既有密切的聯繫，又有本質的區別。邏輯學提供的關於概念的基本知識，是我們正確應用概念的必要條件。

　　詭辯論者在概念應用中的詭辯手法主要有：玩弄語詞遊戲，利用歧義詞、諧音詞混淆概念；故意曲解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以及主觀地應用概念的靈活性，等等。

【實例分析】〈你想學什麼〉

　　有一個青年跋涉千山萬水，來到大西洋百慕大群島三角海域中的一個小島上，去找隱居在那裡的一位哲學家，目的是想學些深奧的知識。見到這位哲學家後，青年說明了來意。不料這位哲學家是位詭辯大師，幾句話就把那青年弄得糊里糊塗。

　　哲學家：你是想學知識的？

　　青年：是的。

　　哲學家：你已經知道的東西，是你想學的嗎？

　　青年：不，我不想學已經知道的東西。

　　哲學家：那麼，你是想學你不知道的東西了？

　　青年：是的，我想學我所不知道的東西。

　　哲學家：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有馬，你能想到要學習關於馬的知識嗎？

　　青年：不，不可能想學關於馬的知識，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有馬。但是，哲學家啊，我是知道有馬的，人世間確實有馬這種動物存在。

　　哲學家：且慢，我問你什麼，你回答我什麼，你不要岔到其他地方去。讓我再問你：如果你不知道百慕大三角海域中有一座神秘的小島，你能想到要去學習關於這個小島的知識嗎？

　　青年：不會想去學習關於我根本不知道的小島的知識。

　　哲學家：在太陽系小星帶有一顆外星人發射的「外星人造小行星」，這顆小行星你當然不知道。你能想到要學習關於這顆小行星的知識嗎？

　　青年：不，不可能想要學習關於它的知識。

　　哲學家：那麼，你不知道的東西，也不是你想學習的東西？

　　青年：是的。

　　哲學家：你剛才說，你已經知道的東西，不是你想學習的東西；現在你又說，你不知道的東西，也不是你想學的東西；而事物總不外乎是你已經知道的東西，或者是你還不知道的東西；所以，沒有什麼東西是你想學習的了。

　　青年：是這樣的吧？！

　　哲學家：如果沒有什麼東西是你想學習的，那麼，你來到這裡又是為了什麼呢？

　　經過哲學家這番詭辯，這位青年似乎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為了什麼而來的。

　　這位哲學家不愧為偷換概念的魔術師。那麼，他是用什麼「魔術」把一個向他求知識的青年誘入其設下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讓我們略作分析。

　　從哲學家開頭提出的三問和青年作出的三答可以看出，他們最初討論的問題是：你是否想學習關於你已知其存在的事物的知識？這個問題實際上又包含兩個小問題：

　　（一）你已知某事物存在，而且你已經掌握了關於這個事物的知識，你是否還想學習？

　　（二）你已知某事物存在，但你尚未掌握關於這個事物的知識，你是否想學習？

　　對前一個問題，青年的回答是否定的，對後一個問題，青年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這段對話中，二人所使用的「東西」一詞，表達的都是「知識」的概念。豈知哲學家緊接著又以三個假設句的形式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你是否想學習關於你尚不知其存在的事物的知識？這就偷換了原來討論的問題。

　　青年對於這個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於是哲學家又問：「那麼，你不知道的東西，也不是你想學習的東西了？」這又偷換了概念。

　　本來「東西」一詞在前面是表達「知識」的概念，在這裡，哲學家把它偷換為表達「事物」的概念。青年沒有看出這一點，他被上面接連的三個問句弄慒了，結果上了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接著哲學家又在「東西」這同一個語詞形式內塞進了「知識」和「事物」兩個不同概念，迫使青年不得不違背初衷地接受他得出的「沒有什麼東西是你想學習的」結論。

　　這位青年就是這樣被哲學家弄得昏頭昏腦，自己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我根本不認識孫中山〉

　　一位中學老師給學生講中國近代史，在課堂提問時向某學生提出一個問題：「你是怎樣認識孫中山的？」

　　這位學生居然回答說：「我根本不認識孫中山。」

　　全班同學聽了這個回答哄堂大笑，老師也被弄得啼笑皆非。

　　邏輯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同一個語詞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表達不同的概念。在老師提問中的「認識」一詞，表達的概念是「評價」或「理解」。

　　提問的意思是說，學習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跡之後，應當怎樣來評價孫中山這個歷史人物；而在學生回答中的「認識」一詞，指的是「親眼見到」或「親自交往過」。回答的意思是說，我從來沒有親眼見到孫中山。顯然，學生的回答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如果是由於功課沒有學好而故意地這樣回答，就是地道的詭辯。

〈麵條我沒有吃〉

　　某公擅長詭辯，又喜歡佔小便宜。有一次他去飯館吃飯，先要的是麵條，服務員端來的是辣麵，他不想吃，就讓服務員換了一盤包子，吃過之後不付款就走。服務員對他說：「您吃的包子還沒有交錢呢！」此人說：「我吃的包子是用麵條換的。」服務員說：「麵條你也沒有交錢。」此人又說：「麵條我沒有吃呀！」氣得服務員一時說不出話來。

　　這位「白吃」先生玩弄的詭辯把戲有兩處頗迷惑人：

　　一是「包子是用麵條換的」，按照通常的理解，「以物易物」的交易是用不著付錢的；

　　二是「麵條我沒有吃」，既然沒吃，也就無須交錢。

　　問題出在哪裡呢，就出在雖然你沒有吃麵條，但由於沒有付款，麵條的所有權仍然屬於店主，因而你用麵條換來的包子也還是店主的，所以吃了包子必須交錢。

　　在這裡，「白吃」先生用「包子是用麵條換的」這句話作掩護，偷換了包子「所有權」的概念。

〈你有什麼了不起的〉

　　從前有一個人，他的爸爸做了大官，兒子中了狀元，唯獨他什麼官也沒有做。因此，爸爸和兒子都看不起他，平時難免對他說些譏諷、嘲笑的話。

　　但此人頗有自我解嘲的本領，當爸爸嗤笑他時，他就對爸爸說：「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我的兒子比你的兒子強得多。」

　　當兒子嗤笑他時，他就對兒子說：「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我的爸爸比你的爸爸強得多。」一番話把爸爸和兒子都說樂了。

　　形式邏輯講概念間的關係是指外延關係，其中有一種叫「同一關係」。

　　所謂同一關係是兩個（或多於兩個）概念所指稱的是同一個對象，但涵義不一樣。這是因為人們可以從不同的方面或不同的關係去反映同一個對象。

　　例如，同一個人相對於和他爸爸的關係來說「是兒子」，相對於和他兒子的關係來說又「是爸爸」。上面那個自我解嘲的人就是這樣。當他對爸爸說「你的兒子」和對兒子說「你的爸爸」時，實際上指的都是他自己。

　　用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來看，他既不如爸爸又不如兒子。但他不這樣說，而是換成另外一種說法。經他這麼一說，他的短處變成了長處，缺點變成了優點，似乎他的情況反倒比爸爸和兒子都優越。從邏輯上看，他是利用了概念的靈活性為自己辯護，可謂是巧妙的詭辯。

〈一個人有三個頭〉

　　某甲對某乙說：「我能證明『一個人有三個頭』。」

　　乙說：「願聞高見。」

　　甲說：「每個人有一個頭，沒有人有兩個頭，一個人比沒有人多一個頭，所以，一個人有三個頭。」

　　乙雖然知道甲的論證是錯誤的，但不能指出錯在何處。

　　在甲的論證中，從字面上看「沒有人」這三個字前後出現兩次，但表達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在「沒有人有兩個頭」中，「沒有」是一個否定詞，它否定的是「有人有兩個頭」這一判斷，意思是說「任何人都沒有兩個頭」。這個全稱否定判斷的主項是「人」，不是「沒有人」；而在「一個人比沒有人多一個頭」中，「沒有」這個否定詞否定的是「人」這個概念，因而「沒有人」在這裡表達的是一個獨立的否定概念──「無人」，即「一個人也沒有」。如果前面的「沒有人」和後面的「沒有人」意思一樣，則「沒有人有兩個頭」就是一個虛假的判斷。所以，甲的論證是利用字面或語詞的相同，暗中偷換了概念，從而得出了荒謬的結論。

〈你是頭上有角的人〉

　　古希臘著名詭辯家歐布利德斯有一次對一個人說：「你沒有失掉的東西，就是你有的東西，對不對？」那人回答：「當然對呀！」

　　接著歐布利德斯又說：「你沒有失掉頭上的角，那你就是頭上有角的人了。」那個人被弄得莫名其妙，知道受了愚弄，又說不出所以然，不知怎樣反駁歐布利德斯。

　　歐布利德斯的詭辯就在於，前一個「沒有失掉」指的是你原來就有的東西仍然存在，後一個「沒有失掉」指的是你根本沒有的東西也仍然存在。這是強加於人，因為從來沒有的東西，不存在「失掉」或「沒有失掉」的問題。

　　可以看出，在歐布利德斯的議論中，「沒有失掉」這個詞，前後表達的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

〈大膽刁民，本官何曾虧了你〉

　　從前有一個縣官要買金錠，店家遵命送來兩隻金錠。縣官問：「這兩隻金錠要多少錢？」店家答：「太爺要買，小人只按半價出售。」縣官收下一隻，還給店家一隻。

　　過了許多日子，他不還帳，店家便說：「請太爺賞給小人金錠價款。」縣官裝作不解的樣子說：「不是早已給了你嗎？」店家說：「小人從沒有拿到啊！」縣官拍案大怒道：「大膽刁民，本官要你兩隻金錠，你說只收半價，我已把一隻還給了你，就折合那一半的價錢，本官何曾虧了你！」

　　店家聽罷，苦不堪言。

　　這位縣太爺為了勒索錢財，絞盡腦汁想辦法訛人。他的話乍聽起來似乎有理。我們假定原先每隻金錠一千元，店家說只按半價出售，即每隻降為五百元。

　　現在縣官不是把兩隻金錠都留下，而是只留下一隻，把另一隻仍按一千元計算退還給店家，其中五百元是減了半價之後的金錠的價錢，餘下的五百元作為自己留下的那隻金錠的價款付給了店家。

　　這裡的奧秘就在於，首先，退還的那隻金錠不應仍按一千元計算；其次，這隻金錠原先並沒有付錢（如果原先已經付了一千元，減了半價之後也就無須退還了），因而它仍然是店家的而不屬於縣官，怎麼能用它折合留下的那隻金錠的價錢呢？把原來屬於別人的東西當成自己的東西來頂帳，這就是縣官玩弄的強詞奪理的詭辯。

　　從概念的角度看，就是故意混淆概念，即把「還給了你一隻金錠」等同於「還給了你一隻金錠的價款」。

〈天機不可洩露〉

　　從前，有三個秀才進京趕考，途中遇到一個人稱「活神仙」的算命先生，便前去求教：「我們此番能考中幾個？」算命先生閉上眼睛掐算了一會兒，然後豎起一根指頭。三個秀才不明白是什麼意思，請求說清楚一點。算命先生說：「天機不可洩露，以後你們自會明白。」

　　後來三個秀才只考中了一個，那人特來酬謝，一見面就誇獎說：「先生料事如神，果然名不虛傳。」還學著當初算命先生那樣豎起一根指頭說：「確實『只中一個』。」

　　秀才走後，算命先生的老婆問他：「你怎麼算得這麼靈呢？」算命先生嘿嘿一笑說：「你不懂其中的奧妙，豎一根指頭，可以作出多種解釋：如果三人都考中，那就是『一律考中』；要是都沒有考中，那就是『一律落榜』；要是考中一人，那就是『一個考中』；要是考中兩人，那就是『一人落榜』。不管事實上是哪種情況，都能證明我算的是對的。」

　　老婆聽後高興地說：「你的鬼點子真多，我算是服了你了。」

　　利用多義詞、主觀地應用概念的靈活性，是一種狡猾的詭辯手法。詭辯論者在議論中常常故意把話說得模稜兩可、模稜多可，含糊不清，以便見機行事，給自己留下任意解釋的餘地。這位算命先生正是利用在特殊情況下「一」的多義性進行詭辯，並以此騙取他人的錢財。

〈你現在不是也在講話嗎〉

　　一個電影院裡正在放電影，觀眾席上有幾個人高聲說話，旁邊的一位觀眾勸他們說：「請你們不要講話，好嗎？」其中一個小伙子倒打一耙說：「嘿嘿，你現在不是也在講話嗎？」

　　在公共場所看電影時大聲說話，妨礙別人看電影，是一種違反起碼的社會公德的行為。對這種行為提出批評是完全正確的。

　　這位青年同志不但不接受批評，反而指責批評者「也在講話」，這就把看電影時的「大聲講話」同制止這種行為的「講話」以及同一般的「開口對人講話」混為一談，是純屬故意混淆概念的詭辯。

〈他們兩人怎麼會沒有矛盾呢〉

　　甲：「老張和老李在工作中配合得很好，沒有發生過矛盾。」

　　乙：「誰說沒有矛盾！」

　　甲：「請你說出他們有矛盾的根據來。」

　　乙：「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任何事物都存在著矛盾。他們兩人怎麼會沒有矛盾呢？」

　　「矛盾」是個多義詞，它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表達不同的概念，至少可以表達以下幾個概念：（一）表達哲學概念，指的是客觀事物內部兩個對立面之間的「對立統一」；（二）指的是「思想矛盾」，它是客觀事物的矛盾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三）指的是「邏輯矛盾」，它是思維的組織結構的矛盾，表現為講話中的自相矛盾；（四）指的是「不一致」，如「言行矛盾」，「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矛盾」；（五）指的是日常生活中人們之間的「不團結」現象。

　　甲是在上述（五）的涵義上使用「矛盾」這個詞的，而乙卻把它偷換為（一）的涵義，這是故意抬槓。

〈你沒看見車頭掛的「快車」牌嗎〉

　　一位乘客對公共汽車的售票員說：「你們這是什麼車？不停穩就開門，不等人上完就關門？」

　　售票員滿有理地說：「你沒看見車頭掛的『快車』牌嗎？」

　　快車是由於比慢車停車次數少（有些站不停），因而速度相對快的公共汽車。這位售票員為了給自己不負責任的工作態度作辯護，故意地把「快車」曲解為「不停穩就開門，不等人上完就關門」的車，這就導致詭辯。

〈對吸煙也應一分為二〉

　　老王對老劉說：「你吸煙挺厲害的，這對身體不好，我勸你下決心戒了吧。」

　　老劉則說：「你這個人不懂辯證法，事物都有二重性，有利就有弊，有弊就有利。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吸煙既然是一種事物，所以也是一分為二的，有壞處也有好處，怎麼能完全否定呢？」

　　唯物辯證法確實認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它說的是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任何一個事物的內部都包含著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是二者的對立統一。

　　至於事物究竟是怎樣一分為二的，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實際上，「矛盾的兩個方面」其內容是非常廣泛的。例如，上和下，左和右，大和小，長和短，動與靜，快與慢，成功與失敗，順利與困難，因與果，真理與謬誤，生產與消費等等，都是矛盾的兩個方面。

　　誠然，好和壞也是矛盾的兩個方面，但矛盾的兩個方面決不限於好和壞。老劉故意縮小「一分為二」這一概念的外延，把它僅僅歸結為好與壞兩個方面，以此為自己的吸煙惡習作辯護，這就帶有詭辯的性質。

　　現代醫學已充分證明吸煙對人體有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一定要從利害的角度評價吸煙，只能說通過認識和宣傳吸煙的害處，可以促使人們自覺地戒煙並使廣大青少年不去學習吸煙，或者對賣煙者來說可以從中獲得利潤。

〈我的那一份不要了〉

　　一輛公共汽車開到某站，車下的人不等下車的人下完，便一窩蜂似的往上擠。突然，「嘩啦」一聲，一塊玻璃被一個小伙子弄碎了。

　　售票員對他說：「同志，你把玻璃弄碎了，你要賠償！」

　　小伙子反問道：「為什麼要我賠？」

　　售票員說：「損壞了人民的財產就應當賠償。」

　　小伙子理直氣壯地說：「我是人民中的一員，人民的財產也有我的一份，用不著賠，我的那一份不要了。」

　　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國營企業的公共汽車是國家的財產，屬於全民所有的。因而售票員所說的「人民的財產」，從邏輯上看，其中「人民」一詞表達的是集合概念。

　　所謂集合概念是反映由許多個體對象組成的集合體或群體的概念。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的根本區別是它的內涵所反映的屬性是屬於集合體的，而不屬於集合體中的個別分子。

　　例如，「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個判斷，是說「歷史的創造者」這個屬性屬於「人民群眾」這個集合體，不屬於人民群眾中的個別分子，人民群眾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說歷史是由他個人創造的。非集合概念則不同，它的內涵所反映的屬性為它反映的一類事物中的每一個對象所具有。

　　例如「商品」這一概念的基本內涵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這一屬性為任何一種商品所具有。既然「人民的財產」中的「人民」是集合概念，那麼其涵義就是這些財產屬於由全體人民組成的群體，不屬於其中的個別人。

　　因而，作為人民中的一員，理應十分愛護公共的財產，以便用它來為包括自己在內的全體人民的利益服務。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每個人都以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員為理由，任意地破壞或佔有這些財產，那還有什麼「人民的財產」可言？

　　所以，這個小伙子的詭辯就是故意混淆了集合概念與非集合概念的區別。

〈任何人都是自私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任何人都是自私的。

　　該觀點是這樣論證的：

　　一個人要求實現個人的利益和滿足自己的需要就是自私，就是個人主義，而任何人都不能沒有個人的利益；

　　所以，任何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是人的本質，世界上不可能有大公無私的人。

　　上面的論證運用了這樣一個三段論：

　　凡要求個人利益的都是自私的，

　　任何人都是要求個人利益的；

　　所以任何人都是自私的。

　　這個三段論的推理形式正確但結論錯誤。

　　根據邏輯規律可判定必有錯誤的前提。這個錯誤的前提不是小前提而是大前提。因為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個人利益的滿足是每個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沒有個人的利益，不但個體失去了生存的條件，而且社會也失掉其存在的基礎。所以，個人利益人皆有之，即「任何人都是要求個人利益的」這個小前提是正確的，那麼錯誤的就是大前提。

　　大前提錯在何處？就錯在它把「要求個人利益」和「自私」混為一談。因為「自私」或「個人主義」的概念有其確定的涵義，它指的是一種「損人利己」、「損公肥私」，把個人利益置於他人或集體利益之上的思想行為。

　　而我們所提倡的「大公無私」中的「無私」，指的是無「自私自利」之私，決不是否定一個人通過合法的誠實勞動獲得的正當利益。

　　可見，一些人在論證「任何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大公無私」的錯誤觀點時，其詭辯手法就在於不加區別地把「要求個人利益」與「自私自利」等同起來，犯了混淆和歪曲概念的錯誤。

〈物質消滅了〉

　　早在古代，唯物主義者就認為世界是物質的，世界上的萬物都是由原子組成的，並認為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解的物質微粒。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於自然科學和實驗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人們發現原子是由比它更小的電子組成的，認識到原子不是不可分的物質單元。

　　這時候，一些唯心主義者出來攻擊唯物主義，說什麼「原子非物質化了」、「原子消滅了」，他們的理由是：

　　電子的發現說明了組成物質的最小的不可分的微粒是不存在的，所以物質消滅了。

　　人類對任何事物、包括對原子的認識，從根本上講是由實踐水平決定的，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由於實踐條件的不同，人們即使對同一個事物也會形成不同的認識。

　　原子的發現並不能證明「物質消滅了」，它只是表明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者關於原子的概念是不科學的，只是表明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者的「原子」概念不能繼續存在了，而物質卻是永存的、不滅的。

　　從邏輯上看，上述唯心主義者犯了混淆概念的錯誤，即把人們「對事物的認識」與「被認識的事物」等同起來。他們抓住了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者對原子屬性的錯誤認識，得出了「物質消滅了」的結論，這是十分荒謬的。

　　難道我們能根據有人對某個事物的認識不全面甚至完全錯誤，就斷言這個事物不存在嗎？

〈快把飯錢算給巴依〉

　　在《阿凡提的故事》一書中，講了一個《飯錢》的故事：

　　有一個窮人找到阿凡提說：「咱們窮人真是難啊！昨天我在巴依（即財主，筆者註）開的一家飯館門口站了一站，巴依說我聞了他飯館裡的飯菜的香味，叫我付錢，我當然不給。他就到喀孜（即宗教法官，筆者註）跟前告了我。喀孜決定今天判決。你能幫我說幾句公道話嗎？」

　　「行，行！」阿凡提一口答應下來，就陪著窮人去見喀孜。

　　巴依早就到了，正和喀孜談得高興。

　　喀孜一看見窮人，不由分說就罵道：「真不要臉！你聞了巴依飯菜的香氣，怎麼敢不付錢！快把飯錢算給巴依！」

　　「慢著，喀孜！」阿凡提走上前來，行了個禮，說道，「這人是我的兄長，他沒有錢，飯錢由我付給巴依好了。」

　　阿凡提一邊說一邊從腰裡掏出一個裝銅錢的小口袋，舉到巴依耳朵旁邊搖了幾搖，一問巴依道：「巴依，你聽見口袋裡響亮的聲音嗎？」

　　「什麼？哦，聽到了！聽到了！」巴依說。

　　「好，他聞了你飯萊的香氣，你聽到了我的錢的聲音，咱們的帳算清了。」

　　阿凡提說完，拉著窮人的手，大搖大擺地走了。

　　聞到了飯菜的香味就等於吃了飯菜，因而就要付錢，這就是巴依和喀孜敲詐窮人的詭辯術。其詭辯手法就是故意地把客觀事物（飯菜）和事物的某一方面的屬性（飯菜的香氣味）混為一談，從概念上看，就是把「聞」和「吃」混為一談，用「聞」的概念偷換了「吃」的概念。

　　阿凡提不是正面地去辯解事物和它的屬性以及「聞」和「吃」如何不同，而是先讓對方聽到他口袋裡銅錢的聲音，然後說明已經付清了飯錢，這叫作針鋒相對，以毒攻毒。既然你認為聞到了飯菜的香味就等於吃了飯菜，那麼你也必須承認聽到了錢的聲音就等於拿到了錢。這就巧妙地揭穿了對方的詭辯術，使之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爸爸聰明還是兒子聰明〉

　　甲乙兩個人都喜歡詭辯。有一天，二人爭論起「爸爸和兒子哪一個聰明」的問題。

　　甲說：兒子比爸爸聰明，因為人所共知，創立相對論的是愛因斯坦，而不是愛因斯坦的爸爸。

　　乙說：恰恰相反，這個例子只能證明爸爸比兒子聰明，因為創立相對論的是愛因斯坦，而不是愛因斯坦的兒子。

　　甲和乙從愛因斯坦創立了相對論這同一個事實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而且聽起來似乎都正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任何事物都是許多規定的統一，同一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間存在著多種多樣的不同關係。這種情況反映在概念中就表現為概念的靈活性，即人們可以從某一事物自身的不同規定或者從它與其他事物的不同關係中來反映該事物。

　　詭辯論者的手法之一就是任意地挑選出事物的某一方面的規定或關係，作為論證自己觀點的根據。甲和乙的錯誤都是主觀地。片面地應用了概念的靈活性。

　　另外，甲從「愛因斯坦比他的爸爸聰明」的前提，得出「任何一個作為兒子的人都比自己的爸爸聰明」的結論，乙從「愛因斯坦比他的兒子聰明」的前提，得出「任何一個作為爸爸的人都比自己的兒子聰明」的結論，又都是犯了「以偏概全」的詭辯錯誤。

〈何謂「先生」〉

　　甲：何謂「先生」？

　　乙：所謂「先生」，就是先出生的人，而先出生的人自然會先死。因此，當我們稱呼某人為「先生」時，就意味著他要先死。簡言之，即先生先死，先死「先生」。

　　在我們日常交際中，作為稱呼的「先生」是禮貌用語，它是對被稱呼者的一種尊稱。乙望文生義地把它曲解為「先出生的人」，然後又提出一個虛假的大前提：「先出生的人自然會先死」（事實上，先出生的人不一定先死），並進一步推出結論說，「先死『先生』」。這是明目張膽地歪曲概念，是惡劣的詭辯。

〈他比你更有理（禮）〉

　　從前，有張三、李四兩人，為房地產糾分到縣衙門打官司。

　　張三拿了三十兩銀子向縣官行賄，請求判個勝訴，縣官一口答應下來。後來李四也到衙門行賄，送了五十兩銀子，求縣官幫他打贏官司，縣官也答應了。

　　開庭審判的時候，縣官三言兩語問過，就命差役把張三拉下去打屁股，張三忙伸出三個手指說：「老爺，我是有理（禮）的呀！」

　　「什麼，你有理（禮）？」縣官立即伸出五個手指，對張三喝道：「他比你更有理（禮）！」

　　「理」和「禮」是同音異字異義詞，它們的區別只有寫出來才能從字形上看清楚，聽是聽不出的。這個貪官正是利用了「理」與「禮」的諧音，偷換了概念，亦即偷換了判斷是非的標準，用「禮」偷換了「理」。按照這個標準，判斷輸贏的依據不是道理和法律，而是是否送了禮以及送禮的多少。

　　如果一個人送禮，另一個人沒送禮，則送禮者贏，沒送禮者輸；如果兩個人都送了禮。則禮多者贏，禮少者輸。但是聽起來，縣官好像是以「理」和「法」作為斷案準繩的清官，實際上卻是一個貪贓枉法的昏官。

　　面對著這樣腐敗的官吏，難怪人們幽默地諷刺說：「有禮走遍天下，無禮寸步難行。」

〈空酒瓶等於裝滿酒的瓶〉

　　小趙、小錢、小孫、小李四人是同學，他們常聚在一起討論問題。有一天四人同桌吃飯，為桌上的半瓶酒爭論起來。

　　小趙說：這瓶子一半是空的。

　　小錢說：這瓶子一半是滿的。

　　小孫說：這有什麼好爭的，半空的酒瓶就等於半滿的酒瓶。

　　小李說：不對。如果「半空的酒瓶等於半滿的酒瓶」這個等式能夠成立，那麼我們把等式兩邊都乘以二：半空的瓶乘以二，等於兩個半空的瓶，而兩個半空的瓶就是一個空瓶；半滿的瓶乘以二，等於兩個半滿的瓶，而兩個半滿的瓶就是一個裝滿酒的瓶。這樣，豈不是一個空酒瓶等於一個裝滿酒的酒瓶嗎？

　　小孫的話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

　　實際上，「半空的酒瓶」與「半滿的酒瓶」之間是相互蘊涵的關係，或者說是一種相互「可推出」的關係，即從「這是半空的酒瓶」可推出「這是半滿的酒瓶」，反之，亦同。而小孫用「等於」的概念偷換了「可推出」的概念，這就錯了，因為「半空」不同於「半滿」。這正如已知某班二十個學生中一半是男生，另一半是女生，我們可以由前者推出後者，也可以由後者推出前者，但不能說十個男生就等於十個女生。

　　小李指出小孫的話「不對」，這是正確的。但小李在反駁中也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表現在他認為「兩個半空的瓶就是一個空瓶」和「兩個半滿的瓶就是一個裝滿酒的瓶」。因為「兩個半空的瓶」和「兩個半滿的瓶」分明說的都是兩個瓶子，怎麼會成為一個瓶子呢？就是說，「兩個半空的瓶」不是「一個空瓶」，「兩個半滿的瓶」也不是「一個滿瓶」。

　　小李的詭辯錯誤就在於把「兩個酒瓶」偷換為「一個酒瓶」。

〈用不著你操心〉

　　有位老工人到書店買書，營業員態度不好，語言粗暴。

　　老工人誠懇地勸導她說：「你這位姑娘呀，應該好好學習。」

　　沒想到這位營業員卻來了個反唇相譏：「我天天守著書，用不著你操心。」

　　在上述特定的語境裡，老工人所說的「學習」顯然是指加強政治思想學習，提高思想覺悟，端正服務態度。而營業員說的「我天天守著書」，其意思是說我每天都在「學習」，實際上指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看書學習──文化學習。

　　這裡，這位營業員為了拒絕顧客的善意幫助，故意地偷換了老工人所說的「學習」的概念。

〈愛情價更高〉

　　小伙子：「你要這要那，不怕人家說你是高價姑娘嗎？」

　　姑娘：「你沒聽人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嗎？價錢低了，還能叫愛情？」

　　愛情是男女之間產生的一種相互愛慕、渴望結成終生伴侶的最強烈的感情，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

　　匈牙利偉大詩人裴多菲的著名詩句中的「愛情價更高」，指的是愛情產生的崇高精神的價值，這種崇高精神決非金錢就能買到的。而這位姑娘卻把它理解或歪曲為物質交換的價值。這樣，就把自己當成一種高價出售的商品，這說明她根本不懂什麼叫愛情。

　　從邏輯上看，這位姑娘或出於無知或出於有意，曲解了「愛情價更高」的本意，並以此作為向對方索取更多財物的理論根據，犯了偷換概念的詭辯錯誤。

〈這老頭子，也不怕人笑話〉

　　一位從事艾青作品研究的老先生到書店裡買《艾青詩選》，他向一位正在與同事聊天的女營業員問：「有《艾青詩選》嗎？」

　　營業員沒好氣地說：「沒有！」

　　老先生剛轉身，營業員就忍不住地笑著對同事說：「這老頭子，這麼大年紀了，還買《愛情詩選》，也不怕人笑話！」

　　「艾青」與「愛情」是諧音詞，音同字不同，義也不同，這位營業員可能是出於無知，才把《艾青詩選》理解為《愛情詩選》，從而犯了混淆概念的錯誤。可見，應被人笑話的不是老先生，恰恰是營業員自己。

　　另外，即使這位老先生真的要買《愛情詩選》，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營業員之所以認為老年人不應讀愛情詩，是因為在她的頭腦中作出了這樣一個沒有說出來的推理：

　　只有青年人讀愛情詩才不會被人笑話（大前提），

　　老年人讀愛情詩不同於青年人讀愛情詩（小前提）；

　　所以，老年人讀愛情詩會被人笑話（結論）。

　　這是一個必要條件的假言推理，雖然推理形式正確，但大前提不能成立。

　　因為讀愛情詩並非青年人的專利，老年人為什麼不可以讀呢？有什麼理由要笑話？如果是為了研究而讀，更是無可非議的。

〈「立場堅定」與「頭腦僵化」〉

　　甲、乙、丙三人在一起議論對丁的看法。

　　甲：丁是一個立場堅定的人，不管事物的情況發生什麼變化，他都不為所動，仍然堅持自己原來的觀點和做法，決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對此，我很佩服。

　　乙：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為丁這個人心眼太死，儘管客觀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依然如故，不肯放棄從前的老一套，堅持所謂「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我看這不是「立場堅定」，而是地道的頭腦僵化，思想保守。

　　丙：我覺得你們二人講的都有道理，但我弄不清楚「立場堅定」和「頭腦僵化」這兩個概念的根本區別是什麼，以及如何具體確認這種區別。所以，我對丁還說不出明確的意見。

　　如何確認堅持某一觀點或做法是「立場堅定」的表現還是「頭腦僵化」？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它涉及到人們看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涉及到議論的對象與議論者的利害關係。具有不同立場觀點、不同利害關係的人，可能對同一事物做出完全相反的論斷。

　　這裡，我們僅從語詞和概念的關係的角度作些初步的探討。有許多語詞除了表達概念，還具有濃厚的感情色彩。

　　有些語詞含有讚美的感情，叫褒義詞；有些語詞含有貶斥的感情，叫貶義詞。例如，領袖、成果、頑強、鼓舞、歌頌、果斷、聰明、好人等是褒義詞，與之相對應的是頭子、後果、頑固、煽動、吹捧、武斷、狡猾、壞蛋等是貶義詞。

　　語詞的這種不同的感情色彩，常常被詭辯論者所利用。詭辯論者在使用語詞指稱某一事物時，不是根據事物的實際情況，而是以自己的主觀願望為標準。當他們要肯定某一事物時，就選擇一大堆美妙動聽的語詞加到該事物的身上，當他們要否定某一事物時，就選擇一些有強烈貶斥色彩的語詞加到該事物身上。

　　例如，對某種行為，他們可以說成是「立場堅定」或「堅強不屈」，也可以說成是「頭腦僵化」或「頑固不化」；對一個「我行我素」的人，可以說這個人「有主見、有個性、自信心強」，也可以說這個人「狂妄自大，獨斷專行」；對一個缺乏某些生活常識不會處理日常事務的人，可以說他是「笨蛋」、「傻瓜」，也可以說他是「大智若愚」，等等。

　　總之，話該怎樣說，完全以自己當前的主觀需要為轉移，至於事物的真實情況如何，他們是不管的。在詭辯論者的語詞的「萬寶囊」中，盛有各種各樣的詞和概念，他們可以隨時根據需要，選出一些加到事物身上，他們是「以名亂實」的能手。

【第二章　判斷應用中的詭辯術】【引言】

　　判斷是對事物的情況有所肯定或否定的思維形式。判斷與概念的根本區別就是它有明顯的斷定性，即對事物的性質、事物間的關係、事物的價值以及對人們的行為規範作出肯定或否定的斷定。如果所作出的斷定符合事物的情況或者有利於實現人們的實踐目的，則判斷就是真實的或正確的；否則，就是虛假的或錯誤的。判斷除了具有真假性、對錯性，還有一個是否恰當的問題。一個判斷雖然正確地反映了事物的局部情況，但從事物的全局、整體、全過程來看，具有片面性，這樣的判斷儘管真實、正確，但不夠恰當。所謂恰當的判斷，就是全面地準確地恰如其分地反映事物情況的判斷。邏輯學要求我們作出的判斷應是真實的、正確的和恰當的。檢驗一個判斷是否恰當的唯一標準是社會實踐。

　　判斷和語句有密切的聯繫，判斷是語句的思想內容，語句是判斷的語言表達形式。任何判斷都要用語句來表達，不同的語句可以表達同一個判斷（同義句），同一個語句可以表達不同的判斷（歧義句）。為了準確地表達思想，我們作出的判斷必須具有明確性，為此就應當選擇表意精確的語句來表達判斷，力戒語句的含糊性和歧義性。

　　詭辯論者在判斷應用中的詭辯手法主要有：故意歪曲一個判斷的本來涵義；或者將不同的問題、不同的判斷混為一談；或者故意使用歧義句，以便根據自己的主觀需要對歧義句所表達的判斷作出任意的解釋；以及訴諸權勢、強詞奪理；顛倒語序；錯誤斷句，等等。

【實例分析】〈「嘴不好」與「眼下沒有什麼」〉

　　有一個民間故事叫《巧嘴媒婆》，說的是一個媒婆專靠花言巧語來騙人。

　　某姑娘因為缺一塊嘴皮，是個豁嘴子，一直嫁不出去；某小伙子因為沒有鼻子，也娶不到媳婦兒。但雙方都提出一個條件：不要有殘疾的。巧嘴媒婆居然把這門親事說成了。

　　她對男方說：「這姑娘沒有別的毛病，就是嘴不好。」

　　男方以為「嘴不好」是指多嘴多舌，說話絮叨，就說：「嘴不好不算大毛病，慢慢勸她改嘛！」

　　媒婆又對女方說：「小伙子別的都挺好，就是眼下沒有什麼。」

　　女方以為指的是現在男方家裡窮，沒有財產。就說：「眼下沒有什麼怕啥呀！俺多陪送點就是了。」

　　後來姑娘與小伙子見了面才發現上當了，兩人都指責媒婆騙人。

　　巧嘴媒婆辯解道：「這怎麼是騙人？我不是早就對你們說了，『姑娘嘴不好，小伙子眼下沒有什麼』嗎？」

　　語句中有一種歧義句，即同一句話的意思，人們對它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作出不同的解釋。例如，「他，連我都不認識。」對於這句話，人們可能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一是「他不認識我」，即他連我這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或近親、緊鄰）都不知道；二是「我不認識他」。即連我這個交遊甚廣、最熟悉情況的人對他都不知道。

　　從邏輯學的角度看，所謂歧義句就是同一個語句可以表達不同的判斷。歧義句常常引起對它持有不同理解的人們之間的爭論，而詭辯論者則是竭力利用歧義句來迷惑別人或為自己的錯誤狡辯。上述故事中的「姑娘嘴不好」和「小伙子眼下沒有什麼」就是兩個歧義句。它們既可以像姑娘、小伙子那樣，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理解，也可以像巧嘴媒婆那樣，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解釋。所以，當我們發現有人說的話有歧義時，就要詢問對方：「你說的這句話的確切涵義是什麼？」以免誤解或上當受騙。

〈請你明天早點來〉

　　《新鐫笑林廠記》裡講了一個笑話：某人負債纍纍，有一天他家裡來了許多討債的人，椅子凳子都坐滿了，還有的坐在門檻上。

　　這個欠債的人急中生智，俯在坐門檻的人的耳朵上悄悄地說：「請你明天早點來。」那人聽了十分高興，於是站起來把其他討債的人都勸說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急急忙忙來到欠債人家裡，一心認為債戶能單獨還債。

　　豈知見面後欠債的人對他說：「昨天勞你坐門檻，甚是不安，今天早來，可先佔把椅子。」

　　這時，那討債人才發現欠債人毫無還債之意，意識到自己上了當。「你明天早點來」這句話，其字面上的涵義是清楚的。但是，由於欠債人故意製造了一個特殊的語言環境，即背著其他討債人偷偷地對坐門檻者說這句話，這就引導對方產生誤解：認為欠債人沒有那麼多的錢一下子還清所有的債，而是暗示要先還欠自己的債。果然，這個討債者中了詭計。

　　從邏輯上看，就是有意製造或利用某一特定語境，使別人對某一句話形成自己所期望的理解。

〈父在母先亡〉

　　一個有迷信思想的人，請算命先生算一下自己的父母的享壽情況。

　　算命先生照例先問了一遍來人及其父母的出生年月日，然後裝模作樣地屈指掐算了一會兒，於是回答說：「父在母先亡。」

　　這個人聽了以後沉思片刻，付錢而去。

　　為什麼求卜者對算命先生的話不懷疑，付錢而去呢？這是因為「父在母先亡」這句話有歧義，人們對它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說它可以表達不同的判斷：──父親尚在，母親已經去世；──父親先於母親而亡，即母親尚在，父親已經去世。而且這兩種解釋不僅適用於現在，也適用於過去和將來。

　　如果求卜者的父母實際上都已去世，那麼算命先生會說，我說的是過去的事；如果求卜者的父母都還健在，則算命先生會說，我說的是將來的事；如果求卜者當前父在母不在或者母在父不在，那麼算命先生也會作出解釋。

　　總之，不管是什麼情況，求卜者都會覺得算命先生的話是對的。實際上，算命先生是故意玩弄歧義句的詭辯藉以騙人。

〈我吸煙時從不工作〉

　　某工廠的一位車間主任看見工人小王上班時在車間裡吸煙，就批評他說：「廠裡有規定，工作時禁止吸煙！」

　　小王漫不經心地回答說：「當然，我吸煙時從不工作。」

　　小王的回答顯然是一種詭辯。因為結合當時的語境，車間主任的話是指在規定的工作時間內不允許吸煙，而小王卻把它歪曲為「不能一邊吸煙一邊工作。」

　　經過這樣的歪曲，不僅使停止工作過煙癮合法化，而且變成了什麼時候想休息一下就可以擱下工作抽支煙。

〈行也不行，不行也行〉

　　某報上曾刊登了一幅題為「也是伯樂」的諷刺漫畫：一位以「伯樂」自居的領導幹部，口叼香煙坐在那裡要挑選千里馬。在他的兩旁有一副對聯，

　　上聯寫的是：

　　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下聯寫的是：

　　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橫批是：

　　不服不行。

　　詭辯手法之一叫「訴諸權勢」，即一個人說話和辦事情，一不講道理，二不顧客觀事實，而是從自己的主觀意志出發，憑借手中的權力以勢壓人。

　　從哲學上看，這是典型的「唯我論」和主觀唯心論；從邏輯上看，是明目張膽地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本來「行」和「不行」是兩個矛盾的概念，漫畫中的這位領導幹部硬把「行」說成「不行」，把「不行」說成「行」，從而作出兩個包含邏輯矛盾的判斷，這如同我國秦朝的趙高倚仗權勢「指鹿為馬」一樣霸道。橫批「不服不行」活畫出這種人「唯我獨尊」的心態和惡霸作風。

　　對於這樣的「伯樂」，我們應該根據黨的幹部政策及客觀事實，予以充分的揭露和進行必要的鬥爭。

〈立等可取〉

　　一天上午，小李到一家國營鐘錶修理店修表，修錶師傅接過手錶看了看說：「下午來取。」小李說：「怎麼還要下午取呢？店門外掛的牌子上不是寫著『立等可取』嗎？」

　　修錶師傅不耐煩地說：「你站著等到下午取，也是『立等可取』嘛！」

　　在日常用語中，「立等可取」表示時間快或時間短，它表達了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判斷：「你稍等一會兒即可取走」。而這位修錶師傅卻故意把它歪曲為「你只要一直站著等下去，就可以取走。」

　　經過這樣的歪曲，不僅等到下午，而且等到任何時間，只要能拿到手錶，都是「立等可取」。這是明顯地改換了原判斷的確定涵義，犯了偷換命題的詭辯錯誤。

〈要不要「既簽名又蓋章」〉

　　某同志收到一張匯款單，匯款單背面寫明，收款人憑單取款時，除所在單位加蓋公章，本人還必須「簽名或蓋章」。這位同志沒有私章，只在匯款單上簽上名字。

　　到郵局取款時，豈知營業員拒絕付款，一定要取款人既簽名又蓋章，結果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爭執的雙方究竟誰是誰非呢？

　　從邏輯上看，「收款人簽名或蓋章」是一個相容的選言判斷。相容選言判斷的邏輯性質是：只有當選言肢都假時，它才是假的，當選言肢都真或者有一個選言肢為真時，它就是真的。根據相容選言判斷這一邏輯特徵，收款人只要滿足其中一個條件，即只簽名不蓋章，或者只蓋章不簽名都可以取款，當然，既簽名又蓋章就更能取款了。這位營業員同志由於不懂得「簽名或蓋章」的確切涵義是什麼，因而向取款人提出一個不合邏輯的要求。

　　實際上，他是把「或」當成了「和」，把「或者」當成了「並且」。從邏輯學的角度分析，「收款人簽名或蓋章」與「收款人簽名和蓋章」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判斷。前者叫選言判斷，它只要有一個肢判斷真，該判斷就是真的；後者叫聯言判斷，必須所有的肢判斷都真，它才是真的。顯然，這位營業員是把選言判斷當成了聯言判斷，犯了混淆命題的邏輯錯誤。

〈紅軍失敗了嗎〉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未能打破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最後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進行一個大的戰略轉移──二萬五千里長征。面對這種形勢，後來墮落為叛徒的張國燾斷言：「紅軍失敗了，紅軍的敵人勝利了。」

　　張國燾作出的判斷恰當嗎？讓我們看一下毛澤東同志是如何分析的。他說：「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蛤蟆坐在井裡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

　　「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佔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一四九頁）

　　毛澤東同志的論斷是全面的、真實的、恰當的，而張國燾的論斷是片面的、不恰當的，因為它只反映事物的一個方面（紅軍失敗的方面），沒有反映事物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紅軍勝利的方面）。其實質是散佈對革命前途的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情緒。

　　詭辯論者在論證自己的觀點時，慣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只搜集有利於自己觀點的事實材料作論據，而故意避開那些不利於自己觀點的事實材料，這就使得他們所作出的判斷必然是片面的和不恰當的。

〈我吃了就等於他吃了〉

　　有一個民間故事說：從前有一個財主應邀到外鄉赴宴，把家裡雇的一個長工帶去作僕人侍候他。到了主人的家門口，財主一人進去，把長工留在門外。財主在主人家大吃大喝了一頓，早把門外的長工忘在腦後了。

　　財主酒足飯飽之後告辭主人出來，主人把財主送到門外，見到長工站在外面，就抱歉地對財主說：「哎！我不知道您的僕人還待在門外，為什麼不叫他進家吃點東西？」

　　財主搖了搖頭，不以為然地說：「沒有什麼，我吃了就等於他吃了。」

　　長工聽了這話，心裡氣恨極了，一聲不吭地給財主拉過馬來，扶他上馬，自己跟在後面走。

　　走到一條大河邊，河水很深，又沒有橋，來的時候是長工把財主背過來的。現在長工心生一計，自己跳進水裡游過去了。財主忙叫長工過來背他，長工裝著沒有聽見。

　　財主沒有辦法，只好自己跳進河裡，但他根本不會游泳，下水後心裡發慌，急喊長工快來救他。

　　長工在對岸不慌不忙地回答說：「沒有什麼，我游過來就等於你游過來。」

　　接著，一股急流把財主捲走了。

　　「我吃了」與「他吃了」這兩個判斷的謂項相同主項不同，主項反映了不同的對象，因而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判斷，二者之間不能相互代替，更不能劃等號。

　　這位財主故意把二者混為一談，作出了「我吃了就等於他吃了」的詭辯論斷，以此為他虐待長工的行為作辯護。長工如法炮製，作出了「我游過來就等於你游過來」的判斷，以此為自己不救財主的行為作辯護。長工的論斷雖然同樣荒謬，但他是從財主那裡學來的。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情有可原」與「理無可恕」〉

　　據說從前有一位法官判案，他原先寫下的判語是：「情有可原，理無可恕。」

　　後來被告對他行賄，他在接受賄賂之後，拿起筆來，一字未改，只將原話的次序顛倒過來，變成：「理無可恕，情有可原。」

　　這樣一來，這位貪官既可以用「判語未變」作理由掩蓋自己的受賄行為，又表示了對行賄者的回報。這是為什麼？

　　形式邏輯把「情有可原，理無可恕」看作是一個包含兩個肢判斷的聯言判斷，認為如果一個聯言判斷所包含的每個肢判斷（聯言肢）都真，則該聯言判斷就是真的。

　　在關於自然語言的邏輯學（簡稱「語言邏輯」）中，又把聯言判斷分為三種：並列聯言判斷、遞進聯言判斷和轉折聯言判斷。

　　認為並列聯言判斷的肢判斷的先後次序可以變動。例如可以把這樣一個並列聯言判斷「小李是中學生，並且小王也是中學生」變動為「小王是中學生，並且小李也是中學生」，這並沒有改變原判斷的意思。但是一個遞進聯言判斷和轉折聯言判斷，其肢判斷的先後次序是不能任意變動的，因為變動了，就會改變原判斷的意思。例如，不能把這樣一個遞進聯言判斷「小劉不僅結了婚，而且有了孩子」改為「小劉不僅有了孩子，而且結了婚」；也不能把這樣一個轉折聯言判斷「西沙的島子雖小，但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國的領土」改為「雖然西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國的，但西沙的島子很小」。

　　上面講的那位法官最初下的判語「情有可原，理無可恕」，就是一個轉折聯言判斷，只不過把聯結詞「雖然──但是」省略了。這個判斷的確切意思是：被告的行為雖然從感情上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但是從道理上或從法律上是不可寬恕的。顯然，這個判斷的重點是「但是」後面的那個肢判斷。

　　根據這個判斷，被告就要被判刑或判重刑。法官受賄後變動了原判語的先後次序，其意思就成為：被告的行為雖然從道理上或從法律上不可寬恕，但從感情上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判斷的重點落在「可理解可原諒」上。

　　根據這個判斷，被告就可以免刑或判輕刑。在這裡，貪官的詭辯手法就在於偷換了判斷的重點。這種根據自己的主觀需要任意改變肢判斷的先後次序的手法，可稱之為「顛倒語序」或「顛倒詞序」的詭辯。

〈誓聯〉

　　清人黃圖珌編過一則《誓聯》的笑話。說的是有個縣官上任伊始，便在堂上高懸一副對聯：

　　得一文，天誅地滅；

　　徇一情，男盜女娼。

　　但是，實際上他卻貪贓枉法。有人指責他言行不一，忘記了誓聯。

　　縣官辯解道：「我沒有違背誓言啊，因為我得到的不是一文錢，受賄徇情也不是一次啊！」

　　任何判斷都要應用語句來表達。上面那副作為語句的誓聯，其原意亦即它所表達的判斷本來是：即使我貪污一文錢也要天誅地滅，即使我徇一次私情也是男盜女娼。

　　這兩個判斷分別蘊涵著：如果貪污多於一文錢就更是天誅地滅，如果多次徇私情就更是男盜女娼。

　　而這位縣官卻把誓聯曲解為：只有貪污一文錢才天誅地滅，只有徇一次私情才是男盜女娼。

　　這是故意地偷換了命題，以此為自己的貪污受賄醜行辯護。不過他能夠承認貪污的錢不止一文，徇私情也不止一次，就這一點來看，倒是很坦率的。

〈廣告〉

　　一位從事釀酒做醋生意的個體戶，為了宣揚自己的產品，招攬顧客，請人寫了這樣一條橫幅廣告掛在門前：

　　釀酒缸缸好做醋罈罈酸

　　廣告沒有加標點符號，其原意是「釀酒缸缸好，做醋罈罈酸」。豈知有一位不懷好意的人看了廣告後，順手在「醋」字後面加了個逗號，於是廣告就變成：

　　「釀酒缸缸好做醋，罈罈酸。」經這樣一改，意思同原廣告大不一樣，這樣的酒誰還會去買呢？

　　標點符號是現代書面語言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具有表示停頓、表達語氣和表示語句性質的作用。語句中應用的標點符號不同或標點的位置不同，就會影響語句所表達的判斷的涵義，甚至使判斷的意思完全不同。

　　對於這一點，我們在使用標點符號時一定要注意。特別是一些不加任何標點符號的語句，更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鑽空子加以利用。

　　例如，在某路邊不遠的一個僻靜處立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

　　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

　　其本意是：「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由於這句話沒有標點符號，於是有人就在上面加了標點，把它斷句為：

　　「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

　　經這樣標點之後，意思完全變了。根據這個判句，凡行路的人，只要憋不住了，就可以在此大小便。

　　我們把這種任意改變或增加語句的標點符號以改變語句原意的手法，叫「斷句法」詭辯。

【第三章　違反同一律的詭辯術】【引言】

　　同一律的基本內容是：任何正確的思維都有確定性。同一律的公式是「Ａ是」。

　　Ａ表示在同一思維、議論過程中出現的任何一個思想（概念或判斷）。「Ａ是Ａ」是說，在正確的思維和議論中，Ａ這個思想具有自身的同一性。「Ａ是Ａ」這條邏輯規律，是對客觀事物的相對穩定性和質的規定性的正確反映。

　　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維過程中，思維的對象、應用的概念和判斷必須是確定的。

　　詭辯論者違反同一律的詭辯手法主要有：偷換概念和轉移論題；討論問題時東拉西扯、胡攪蠻纏，或者採用「雙重標準」；以及玩弄否認事物和概念相對確定性的相對主義，等等。

【實例分析】〈「靠得住」嗎〉

　　魯迅先生在一篇雜文中講了這樣一件事：

　　Ａ：Ｂ，我們當你是一個可靠的人，所以幾種關於革命的事情，都沒有瞞著你。你怎麼竟向敵人告密去了？

　　Ｂ：豈有此理！怎麼是告密！我說出來，是因為他們問了我呀。

　　Ａ：你不能推說不知道嗎？

　　Ｂ：什麼話！我一生沒有說過謊。我不是這種靠不住的人！（《且介亭雜文末編》：「半夏小集」（五），第一零七頁）

　　在特定的語境裡，一個概念的涵義是確定的。Ａ所說的「可靠」，是指一個人立場堅定，決不會把革命隊伍內部的機密向敵人洩露。Ｂ故意地把它偷換為一個人「從來不說謊話」（包括「向敵人說實話」），以此為自己的背叛行為作辯護。這是肆意違背同一律關於在同一議論中應用的概念要有確定性的要求。

　　用偷換概念來掩蓋惡行是詭辯論者慣用的伎倆。前些年，日本有人在編寫日本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時，居然把一九三七年日本軍隊對中國領土的侵佔，說成是「進入」，把日本軍隊對中國的全面侵略，說成是「對中國的全面進攻」，用「進入」、「進攻」偷換「侵佔」和「侵略」，想以此推翻已成定論的歷史舊案。這一卑劣的行徑理所當然地激起我國人民和國際輿論的普遍反對，我國政府也對日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從邏輯上看，日本這一小撮人的做法是公然違反了同一律。

〈看電影是好事還是壞事〉

　　某青年工人很愛看電影，經常在上班時間不請假就隨便出去看電影，違反勞動紀律，影響工作。

　　同一班組的同志們批評他，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質問大家：「看電影是好事還是壞事？看電影能不能受到教育？你們不看還不讓別人看嗎？」

　　假定這位青年工人看的都是些好電影，他的質問也不能成立。

　　因為根據同一律的要求，討論問題時必須討論的是同一個問題，不能任意地改變話題。否則，就要犯「偷換論題」的錯誤。這位青年工人正是犯了這種錯誤。

　　本來應該討論的問題是「上班時間是否可以不請假就去看電影？上班時間看電影是否會影響工作？」由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他就故意地把它移換為另外一個不同的問題：「看電影是好事還是壞事？」以此為自己的違紀行為作辯護，拒絕同志們的正確批評。

〈抬槓〉

　　某甲是一個很喜歡和別人「抬槓」的人，而且說起話來聲音特別大。有一天，他到朋友乙家裡去玩，一進門就「抬」上了。

　　乙：你這個人個子小，嗓門兒倒很大。

　　甲：個子小就不能嗓門兒大？你看樹上的知了（蟬）不是很小嗎？它叫起來的聲音比我的大得多啦！你說它嗓門兒小嗎？

　　乙：你怎麼把人和知了比呢？知了爬得高，所以叫起來特別響。

　　甲：你說得不對，青蛙不是也叫得很響嗎？難道你能說青蛙也爬得很高嗎？

　　乙：青蛙叫得響，是因為它嘴巴大。

　　甲：糞箕的口比青蛙的要大得多，為什麼糞箕連叫都不會叫呢？

　　乙：糞箕是竹子做的，它沒有生命，當然不會叫。

　　甲：蕭也是竹子做的，為什麼又會響呢？

　　乙：因為蕭有洞眼，要人去吹才會響。

　　甲：米篩的洞眼比蕭多得多，為什麼吹不響呢？

　　乙實在生氣了，就一語雙關地說：就因為它心眼太多，以前淨說瞎話。所以要罰它做啞巴，使它發不出聲來。否則，它總喜歡胡攪蠻纏地與人瞎爭。

　　一個人喜歡辯論本來是好事，它可以對問題窮根究底，弄個明白。但並非任何爭辯都是有意義的，都值得提倡。

　　為了使辯論有成效地進行，不致陷入無謂之爭，必須嚴格遵守邏輯的同一律，以保證論題的確定性。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抬槓」，就是違反同一律的典型。

　　上述故事中的某甲就是這樣。他主觀隨意地挑選出事物的表面相似之點為依據，東拉西扯地從人扯到知了和青蛙，又從青蛙扯到糞箕、蕭和米篩，他的思想像跑野馬一樣，一次又一次地偷換了論題，問題永遠也講不清楚。

　　喜歡抬槓的詭辯論者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他都不會同意別人的意見，即使對方的觀點是正確的，他也要節外生枝地提出種種歪理進行狡辯，從來不肯認輸。

　　我們應當防止和反對這種毫無價值的抬槓式的爭辯。

〈人連一次也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認為，世界上的事物如同河中的流水一樣在不斷地運動變化。他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人不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中去，因為當你第二次走進這條河流時，河水已經變化了。

　　赫拉克利特有個學生叫克拉底魯。他嫌他的老師說得還不徹底，認為人連一次也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因為當你舉足將入時，河水已經歷了無數變化。他甚至認為什麼東西連名字都不能起，因為當你叫出名字時，它已經變成另外的東西了。

　　唯物辯證法認為，客觀事物由於內部矛盾的作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但事物在運動變化中又有它的相對穩定性和質的規定性。

　　例如，我們栽了一棵樹，它時時刻刻都在生長變化，但在一定時間內，不管它長得多麼快，它仍然是一棵樹。假若它是一棵柳樹，那麼在它被鋸倒做成別的東西之前，它就是一棵柳樹，不會同時又是一棵別的什麼樹，就是說它具有自身的質的規定性。

　　克拉底魯的錯誤就在於片面誇大了事物的運動和變化，否認了事物的相對靜止，認為事物倏忽即逝、瞬息萬變，沒有絲毫的確定性，這就陷入了相對主義詭辯論。按照這種觀點，我們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都是不可能的。

　　其實，否認了事物的相對確定性和質的規定性，也就否認了事物的變化。因為所謂變化是指一物演變成另一物，或者事物從一種狀態變為另一狀態。如果事物自身或事物的狀態沒有任何的確定性，怎麼能說清楚什麼是「變化」呢？

　　所以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位克拉底魯把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弄成了詭辯。」（《列寧哲學筆記》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二零頁）從形式邏輯基本規律的觀點看，克拉底魯的詭辯是由於否認了同一律的客觀基礎，亦即否認了事物的相對穩定性和質的規定性。

〈這場官司要不要打〉

　　古希臘著名哲學家、詭辯家普羅塔哥拉曾公開設館教人辯論之術。他收了一個想當律師的學生，名叫愛瓦梯勒士。師生簽訂合同：學生先交一半學費，另一半學費待學生畢業後第一次出庭為人打官司勝訴後交付；如果官司敗訴就毋須再交這一半學費。

　　愛瓦梯勒士畢業後並未從事律師職業，也不交那一半學費。老師等得不耐煩，就向學生索取，學生執意不給，師生要訴諸法庭解決。老師對學生說，這官司打起來對你沒有好處。因為：如果我打贏了，根據法庭判決，你必須給我學費；如果我打輸了也就是你打贏了，根據當初簽訂的合同，你也必須給我學費（合同規定，愛瓦梯勒士第一次打贏官司應交學費）；或者我打贏了，或者我打輸了；所以，你都必須給我學費。

　　愛瓦梯勒士聽後不甘示弱，他對老師說，我看這官司打起來實際上對你不利。因為：如果我打贏了，根據法庭判決，我當然不給你學費；如果我打輸了，根據當切簽訂的合同，我無須再交學費（合同規定，愛瓦梯勒士第一次打輸了官司，就不要交另一半學費）；或者我打贏了，或者我打輸了；所以，我都不應付給你學費。

　　這就是邏輯史上著名的「半費之訟」。

　　老師和學生的論證都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因為按照同一律，師生在爭論該不該交學費時，都必須使用同一個標準。

　　但實際上二人都採用了雙重標準：一個是法庭的判決，另一個是當初的合同。這兩個標準對於辯論的雙方各有利弊，他們在論證中都選擇了對自己有利的標準，避開了對自己不利的標準。

　　當老師對學生說這場官司如果我打贏了你應當給我學費時，使用的標準是法庭的判決；當說如果我打輸了你也應給我學費時，使用的標準是當初的合同。愛瓦梯勒士恰恰相反，當他對老師說這場官司如果我打輸了我不給你學費時，使用的標準是當初的合同；當說如果我打贏了我不給你學費時，使用的標準是法庭的判決。所以，師生的論證都是詭辯。

　　這個問題如果深一層思考，就會發現當初簽訂的合同有漏洞，因為它沒有規定學生畢業後根本不從事律師職業時，還要不要交另一半學費，這一點被學生鑽了空子。在這種情況下，恐怕法官也難以判決愛瓦梯勒士該不該交學費。

【第四章　違反不矛盾律的詭辯術】【引言】

　　不矛盾律的基本內容是：任何正確的思維都不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思維、議論過程中，兩個相互否定的思想（具有反對關係或矛盾關係的兩個判斷）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不矛盾的公式是「Ａ不是非Ａ」。

　　Ａ與非Ａ，表示兩個相互否定的思想（概念或判斷）。「Ａ不是非Ａ」是說Ａ這個思想不是非Ａ這個思想，二者不能同時成立。

　　「Ａ不是非Ａ」這條邏輯規律，是對客觀事物間存在的質的差異性的正確反映。

　　不矛盾律要求在同一思維、議論過程中，對兩個相互否定的概念或判斷不應同時肯定，即「不能兩可」。

　　詭辯論者違反不矛盾律的詭辯手法主要有：出爾反爾，自相矛盾；看風使舵，反覆無常；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以及抹煞矛盾雙方轉化的條件，否認對立概念的差別，等等。

【實例分析】〈一個武器商人的推銷術〉

　　我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韓非講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寓言故事：

　　楚國有一個賣矛和盾的商人，他一會兒拿起盾來誇耀說，我的盾非常堅固，沒有什麼東西能刺穿它；一會兒又拿起矛來誇耀說，我的矛非常銳利，沒有什麼東西它不能刺穿。這時旁邊有人問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結果會怎樣呢？」這個賣矛和盾的人就啞口無言了。

　　這個楚國商人為什麼不能回答別人提出的問題呢？原因是他關於矛和盾所說的話，不能同時成立。因為「我」的盾「沒有什麼東西能刺穿它」這句話蘊涵著「我的矛不能刺穿我的盾」；而「我」的矛「沒有什麼東西它不能刺穿」這句話又蘊涵著「我的矛能刺穿我的盾」。這兩句話所蘊涵的兩個判斷（單稱否定與單稱肯定）之間是矛盾關係：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根據不矛盾律，如果認為前者真，就必須承認後者假；如果認為後者真，就必須承認前者假。面臨這樣的選擇，這位吹牛皮的商人是無法回答的。

　　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出，邏輯矛盾往往和人的利益有著內在的聯繫。這個楚人的言論之所以會自相矛盾，就是因為他只想盡快把自己的東西推銷出去，從而也就不顧起碼的邏輯。這叫做「利令智昏」。

〈變色龍〉

　　十九世紀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在他的短篇小說《變色龍》中，通過對警官奧楚蔑洛夫的自相矛盾的藝術描寫，深刻地諷刺和揭露了這隻沙皇走狗的逢迎拍馬、諂上欺下的醜惡本質。

　　故事的大意是：一條不明來歷的白毛小獵狗咬傷了金飾匠赫留金的手指頭，警官奧楚蔑洛夫負責處理這個狗咬人的糾紛。開頭他是這樣說的：「這是誰家的狗？我絕不輕易放過這件事！我要拿點顏色出來給那些放出狗來到處亂跑的人看看！……等到他，那個混蛋，受到罰，賠出錢來，我就要他知道養狗的滋味……我要好好地教訓他一頓！」

　　可是，當他聽到人群中有人議論這好像是席加洛夫將軍家的狗時，就立即改變了態度，轉過頭來訓斥赫留金說：「有一件事我不懂，牠怎麼咬得了你？難道牠咬得到你的手指頭？牠是那麼小；你呢，卻長得這麼魁梧！你那手指頭一定是給釘子弄破的，後來卻異想天開，想得到一筆什麼賠償損失費了。你這種人啊──是出了名的！我可知道你們這些鬼玩藝兒！」

　　豈知話剛說完，巡警就告訴他，將軍家養的全是大獵狗，這條小狗肯定不是將軍家的。於是他馬上改變了腔調說：「我也知道將軍家裡都是些名貴的純種的狗；這條狗……毛色既不好，模樣也不中看……完全是個下賤胚子……居然有人養這種狗！？這人的腦子上哪兒去啦？……你赫留金受傷，我們絕對不能不管。」

　　可是，警官又聽到有人說，這確實是將軍家的狗，而且曾在將軍家親眼見過這條狗。他的態度再次發生變化。他對巡警說：「你把這條狗帶到將軍家去……就說這條狗是我找到的，告訴他們再別把狗放到街上來。這也許是一條名貴的狗；可是每個豬玀都拿煙頭去戳牠的鼻子……狗是嬌貴的動物。」

　　最後，將軍家的廚師來了，他告訴警官，這的確不是將軍家的狗，於是奧楚蔑洛夫又改口說：「這是條野狗！用不著白費功夫說空話了。……弄死牠就是了。」

　　但是，警官的表態實在太快了，豈知廚師接著補充說：這是將軍哥哥的狗，而且將軍的哥哥非常喜歡牠。厚顏無恥的警官隨即又變了腔調說：「哎呀，天！我卻不知道這是他老人家的狗……把牠帶走吧！這小狗還不賴，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這傢伙的手指頭！哈哈哈──，好一條小狗！」

　　活該赫留金倒霉！警官臨走前又對他恐嚇說：「我早晚要收拾你！」

　　可以看出，整個故事是圍繞著狗的主人是誰展開的。狗的主人究竟是不是那位有錢有勢的將軍，人群中曾接連出現了五次不同的說法，而警官奧楚蔑洛夫則完全根據狗主人的社會地位的變化作了五次不同的表演。他像一條變色龍那樣不斷地改變自己的腔調和姿態，一個勁地自打嘴巴。

　　現實生活中某些政治上的「風派人物」就是奧楚蔑洛夫這樣的人。為了一己的私利，他們的面孔和言論常常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而變化，一會兒一副面孔，一會兒一個腔調，「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二八六頁）。這種人不愧是詭辯的能手，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怎麼說怎麼有理，難怪人們叫他們為「常有理」。這種人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堅持真理，而是投機取巧，看風使舵。

　　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沒有客觀真理，所謂「真理」，在他們看來只不過是應付環境的工具，沽名釣譽的工具，自我保護、自我滿足的工具。這種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臉皮特別厚，態度反覆無常，具有極度的「靈活性」。

〈塞翁失馬〉

　　我國古書《淮南子》中講了一個「塞翁失馬」的故事：有一位住在邊塞上的老人養了一匹馬，一天，馬逃跑了，鄰人替他可惜，老人卻若無其事地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過了一些日子，跑掉的馬居然又帶了一匹馬回來。失一馬得二馬，鄰人都來祝賀，老人又不以為然地說：「塞翁得馬，安知非禍？」

　　果然，老人的兒子騎了那匹馬把腿摔斷了，鄰人對此表示同情，老人又說：「從今以後，我也許可以得到幸福了。」不久，邊境發生了戰爭，村裡身強力壯的年輕人都被徵召參戰，結果十之八九都戰死了，老人的兒子因為腿斷沒有被抽去打仗，才保留了一條性命。

　　不矛盾律的客觀基礎是事物間的質的差異性。儘管客觀事物是相互聯繫和相互轉化的，但在轉化之前，此事物不是彼事物，彼事物也不是此事物，二者間有質的區別，不能將它們等同看待。另外，事物的轉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否則就不能轉化。福與禍、好事與壞事之間的關係也是這樣，僅當具備了充分的主客觀條件時，才能相互轉化。離開了條件空談轉化，是相對主義詭辯論的一個重要特徵。

　　相對主義詭辯論否認矛盾雙方的差別，否認事物由此及彼的轉化條件，把什麼事情都無條件地說成「亦此亦彼」。故事中的那位老人就是這樣。他遇到了禍就說這也是福，遇到了福又說這也是禍，完全不考慮禍與福相互轉化的條件，從而陷入詭辯。

　　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看是違反了不矛盾律。雖然故事中說老人的話都言中了，但那只是一種偶然性，並非必然性。因為世上恐怕有更多的人失掉馬之後沒有再得到馬，摔斷了腿之後也沒有發生戰爭。

　　《塞翁失馬》故事的積極意義是看到了對立面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它的嚴重錯誤是抹煞了轉化的主客觀條件。所以，如果用這個故事來安慰某些遭遇不幸的人或者警告某些得到幸福的人，也許會收到一點暫時的正面效果，但它畢竟有很大的欺騙性。

〈不立起就是立起〉

　　我國古典小說《鏡花緣》第八十五回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和尚，道行極深，講的禪機，遠近聞名。這日有個狂士，因慕和尚之名，特來拜訪。來至廟中，走到和尚面前，不意和尚穩坐禪床，並不讓坐。狂士不覺發怒道：『和尚既有道行，就該明禮，為何見我仍舊端坐，並不立起，是何緣故？』和尚道：『我不立起，內中有個禪機。』狂士道：『是何禪機？』和尚道：『我不立起，就是立起。』狂士聽罷，即在和尚禿頭上狠狠打一掌。和尚道：『相公為何打我？』狂士道：『我打你，就是不打你。』」（第六三七頁）

　　形式邏輯不矛盾律要求在同一議論中，對兩個相互矛盾的判斷不能同時肯定。從邏輯上看，「我不立起」和「我立起」是兩個具有矛盾關係的判斷，二者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故事中的和尚同時肯定它們，說什麼「我不立起，就是立起」，把兩個矛盾的判斷混為一談，從而導致赤裸裸的詭辯。狂士在一怒之下，採取了「以牙還牙」的辦法，在狠狠地打了和尚一掌之後說：「我打你，就是不打你。」

　　誠然，這也是詭辯，但這是對和尚詭辯的報復，是可以理解的。這個故事所說的情況恐怕是個笑話，實際生活中未必有。但是，在我們的現實中確實有類似那位和尚的人，他們把明明是錯誤的東西硬說成是正確的。而把正確的硬說成是錯誤的；把好事說成是壞事，把壞事說成是好事。對於這種詭辯的最有力的駁斥是社會實踐。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我國古代思想家莊子是個相對主義者，他主張「萬物齊一」，認為事物之間沒有什麼差別。在莊子看來，有和無、成和毀、生和死、彼和此、大和小、粗和細、壽和夭、美和醜、好和壞、貴和賤、是和非都是一樣的，沒有必要對它們加以區分。

　　例如「是」和「非」，莊子認為「是即非，非即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衡量好壞、美醜、對錯沒有統一的標準，你有你的標準，我有我的標準，「天下非有公是也，而是其所是。」

　　他舉例說：

　　人睡在潮濕的地方會得腰痛病，難道泥鰍也這樣嗎？人爬到高樹上會感到害怕，難道猴子也這樣嗎？那麼，人、泥鰍、猴子三者，究竟是誰選擇的住處恰當呢？

　　毛牆、麗姬（都是古代傳說中的美人），人以為是美的，可是魚見了她們嚇得鑽入水底，鳥見了她們嚇得高飛，糜鹿見了她們趕快跑開。

　　那麼，人、魚、鳥、糜鹿四者、究竟以誰的尺度作為衡量美與不美的標準呢？人喜歡吃牛羊肉，鹿喜歡吃草，蜈蚣喜歡吃蛇，烏鴉喜歡吃老鼠。那麼，人與動物究竟誰的認識正確呢？

　　莊子的結論是：是非一團混亂，各個事物都有自己的標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確定的客觀標準是不存在的，因而要正確地認識事物是不可能的。

　　客觀事物之間既存在著相互區別的差異性，又存在著相互聯繫的同一性。莊子的失誤之處是無限誇大了事物的同一性，否認事物之間的差異性。

　　邏輯學有一條規則：把兩個事物進行比較時，二者之間必須有可比性，不具有可比性的事物不能拿來比較。

　　早在我國古代的《墨經》中就提出了「異類不比」的規定。例如，如果有人問「木與夜孰長」這個問題，就違反了這個規定。因為木棍的長是指空間的長，而黑夜的長是指時間的長，二者是無法比較誰長誰短的。

　　拿莊子所舉的例子來看，由於人、泥鰍、猿猴屬於不同的類，三者的自然屬性有很大的差異，因而就不可比較究竟誰選擇的住處好或不好。關於美或不美的例子也是這樣。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具有社會的屬性，人看人有個美不美的問題，魚、鳥、麋鹿看人，沒有美不美的問題。魚見了毛嬙、麗姬潛入水底，鳥見了她們高飛，麋鹿見了她們趕快跑開，不是因為毛嬙、麗姬長得不美，而是怕人來捉住它們。

　　莊子把不可比的事物硬扯在一起進行比較，以此論證是非標準的主觀性，這是一種詭辯的手法。在社會歷史領域裡，我們承認當某一社會事件或社會行為對不同階級、不同人的利益產生不同的影響時，人們確實會對它作出不同的評價，但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衡量是非沒有客觀的標準。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這個客觀標準從大的方面來說，就是看某社會事件或行為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從小的方面來說，就是看它是否符合社會公德，在我們的國家裡，就是看它是否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規範。如果離開了這個立場和標準，就會像莊子那樣，陷入是非不清、好壞難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對主義詭辯論。列寧指出：「把相對主義作為認識論的基礎，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絕對懷疑論、不可知論和詭辯，就是陷入主觀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一九七二年，第一三六頁）

【第五章　違反排中律的詭辯術】【引言】

　　排中律的基本內容是：任何正確的思維都有明確性。在同一思維、議論過程中，兩個相互矛盾的判斷不能同假必有一真。排中律的公式是「要麼Ａ，要麼非Ａ」。

　　公式表示，在Ａ和非Ａ這兩個矛盾判斷中必有一個是真的，排除了存在中間的可能性。

　　同不矛盾律一樣，「要麼Ａ，要麼非Ａ」這條邏輯規律，是對客觀事物間存在的質的差異性的正確反映。

　　排中律要求在同一思維、議論過程中，對兩個相互矛盾的判斷不應同時否定，即「不能兩不可」。

　　詭辯論者違反排中律的詭辯手法主要有：含糊其詞，模稜兩可；調合折衷，貌似公正；編造「複雜問語」，誘人上當；以及以強凌弱，蠻不講理，等等。

【實例分析】〈「蘇模稜」的為官之道〉

　　唐朝武則天做皇帝時，有一個名叫蘇味道的宰相，此人雖然頗有文才，但做官不行。他做了幾年宰相，為了保住個人的地位和安全，處理任何事情總是含含糊糊，這樣辦也行，那樣做也可，從不表示明確的態度和意見。他有自己的一套為官之道。

　　他說：處理事情不能作出明確的決斷，否則，發生了錯誤，就要負失職的責任。只要「模稜」以持兩端就行了。

　　根據蘇味道的這個特點，當時有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蘇模稜」。

　　排中律要求我們的思想和言論具有明確性。排中律的根本特點是規定兩個矛盾的判斷不能同假，因而如果對兩個矛盾的判斷同時否定就違反了排中律，思想必定失去了明確性。

　　上面講的那位唐朝宰相，他在處理問題時，對於兩種互相矛盾的處理方法，認為「這樣辦也行，那樣做也可」，這既違反了不矛盾律，也違反了排中律（同時斷定兩個矛盾判斷皆真，蘊含著斷定兩個矛盾判斷皆假）。其目的是為了推卸責任，保住自己的烏紗帽。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不乏蘇味道類型的人。這種人為人處事刁鑽圓滑，八面玲瓏，隨波逐流，毫無原則。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從不明確表示自己的觀點，而是模稜兩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

　　如列寧所說，他們「在兩種互相排斥的觀點之間像游蛇一樣迴旋，力圖既『同意』這一觀點，又『同意』另一觀點」（《列寧選集》第一卷，一九七二年版，第四九九頁）。這是故意違反排中律的一種詭辯手法。

〈「好好先生」〉

　　有一個「好好先生」的民間故事說：

　　從前有個教書先生，與人談話總是順著對方的意思說，從不講別人不喜歡聽的話。因此，大家都叫他「好好先生」。有一天，張三與李四吵架，張三去請他評理，「好好先生」聽了後，連聲說：「張三你對，李四不對。」

　　第二天李四也去請他評理，「好好先生」聽李四說完，也連聲說：「李四你對，張三不對。」後來張三和李四同時去請他評理，「好好先生」對他們說：「你們都對，你們都對。」「好好先生」的老婆聽了，忙問他：「他們都對，那誰不對呢？」「好好先生」笑著說：「娘子你說的也對。」

　　既然張三與李四吵架，說明二人對某一問題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把「好好先生」前後對張三和李四說的話合起來看，那就是「張三對，李四也對」，並且「張三不對，李四也不對」，這就既違反了不矛盾律，又違反了排中律。這位「好好先生」為了討好張三和李四，就在兩種矛盾的觀點面前「和稀泥」。而當他的妻子對他的那種「模稜兩可」與「模稜兩不可」的怪論提出疑問時，為了不得罪妻子，他又對妻子說，你的疑問「也對」。這樣，「好好先生」就使自己陷入了十分可笑的詭辯。

〈你對被害人是否早就懷恨在心〉

　　秘魯小說《金魚》中有一段故事：瓜達盧佩號漁船船長拉巴杜因走私大麻葉而賄賂一位漁工，漁工不幹，同船長發生爭執和搏鬥。船長失足落水，被鯊魚吃掉。船長的老婆向法院控告漁工謀害自己的丈夫。為此，法庭開審。

　　「你對被害人是否早就懷恨在心？」庭長問。

　　漁工：「他不是被害人，因為這並不是一樁犯罪行為，這是一件意外事故。」

　　庭長：「你只要回答問題，不得無禮。這裡使用什麼詞是我的事，你被控告殺人，不管是不是有罪。」

　　漁工：「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是否懷恨在心。庭長先生！」

　　經過一番審問和辯白以及律師提供的證據，最後庭長宣佈判決書：『「未能證實其曾有殺害瓜達盧佩號船長拉巴杜的企圖」，「船長失足落水」，「為鯊魚所害」』。

　　排中律要求我們回答問題時，態度要明確，對於兩個矛盾的判斷必須三者擇一。特別當問題以「是或不是」、「有或沒有」等方式提出來的時候，應當給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詭辯論者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故意玩弄複雜問語的詭辯。

　　所謂「複雜問語」是指在提出的問題中，隱藏著一個假定的事實的問話。不管答話人對問話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等於承認了這個假定的事實。例如有人問：「你是否怕鬼？上帝是不是萬能的？」你無論回答「是」或「否」，都等於無形之中承認了「鬼」和「上帝」是存在的。

　　上面的故事中庭長的提問就是一個複雜問語，在法律上叫「誘供」或「套供」。不管漁工回答「是」或「不是」，都是默認了「船長是被害人」和「我對船長懷恨在心」。漁工敏銳地察覺出這一點，所以他一方面糾正了船長是「被害人」的錯誤說法，同時毫不含糊地指出：根本不存在我對船長「是否早就懷恨在心」的問題，這就破壞了庭長的套供。

　　詭辯論者常常編造複雜問語誘人上當，對此必須提高警惕。如果發現複雜問語中隱藏的假定是不能接受的，就不要簡單地用「是」或「否」來回答，而應明確指出這個隱藏的假定是錯誤的，或者用其他方式避開正面回答。這樣，才能免得落入對方預設的陷阱之中。

〈兔子傷風〉

　　有一個《兔子傷風》的民間故事，是這樣講的：

　　獅王指定熊、猴子和兔子做他的大臣。後來，獅王跟他們在一起玩膩了，想要把他們吃掉。可是，得找個借口才行。因此，獅王就把他的三個大臣召來，對他們說：「你們當我的大臣有不少日子了，我現在得測驗一下，看你們當了高官以後有沒有腐敗。」說完，獅子張開血盆大口，要熊說出他嘴裡發出來的是什麼氣味。熊直率地說：「大王，你嘴裡的氣味很不好聞。」「你犯了叛逆罪！」獅王怒吼道，「你竟敢當面譭謗國王。犯叛逆罪的應處以死刑！」說罷，獅子就撲到熊的身上把他咬死並吃掉了。

　　接著，獅子又問猴子：「我嘴裡發出的是什麼氣味！」猴子親眼看到熊的下場，趕忙回答道：「大王；這氣味很香，就跟上等香水一樣好聞。」「你是個又會撒謊又會拍馬屁的傢伙！」獅子怒吼道，「我是愛吃肉的，誰都知道我嘴裡發出來的只能是臭味。凡是不誠實的、愛拍馬屁的大臣，都是國家的禍根，絕對不能留下。」說著，又撲到猴子身上把他吃了。

　　最後，獅子對兔子說：「聰明的兔子，我嘴裡發出來的到底是什麼氣味？」「真是抱歉，大王！」兔子回答說，「我最近傷風，鼻子都塞住了。你能不能讓我回家休息幾天，等我傷風好了再說？因為只有到那時候，我的鼻子才管用，才能說出您嘴裡發出來的是什麼氣味。」獅子沒有辦法，只好放兔子回家。不用說，兔子乘此機會逃之夭夭，一去不復返了。

　　「獅子嘴裡的氣味是臭味」與「獅子嘴裡的氣味不是臭味」，這是兩個互相矛盾的判斷。「是臭味」真，則「不是臭味」假；「不是臭味」真，則「是臭味」假。排中律要求對二者必須肯定一個，否定另一個，不能都否定。

　　熊肯定「是臭味」真，結果被獅子吃掉，猴子肯定「不是臭味」假，結果也被獅子吃掉。這樣，兔子就處於十分困難和危險的境地。因為兔子如果還像熊或猴子那樣回答，必然會招來殺身之禍。

　　鑒於這種情況，機智的兔子避開了用「是」或「否」的正面回答，而是採用了另外的回答方式：我傷風了，鼻子不靈，等傷風好了再說，從而使獅子的詭計落空。由於兔子並沒有對兩個矛盾的判斷同時加以否定，所以不能說兔子的回答違反了排中律。真正違反排中律的，恰恰是那個蠻不講理的獅子。因為他對「說話應當誠實」和「說話不應當誠實」這兩個矛盾判斷都否定了，即誠實不行，不誠實也不行。兔子面對這樣一個暴虐凶殘、以強凌弱的獅王，還有什麼道理可講呢？

【第六章　違反充足理由律的詭辯術】【引言】

　　充足理由律的基本內容是：任何一個正確的、真實的思想必有它的充足理由。充足理由律的公式是「Ａ真，因為Ｂ真，並且由Ｂ可推出Ａ。」「Ａ」代表要確定其為真的判斷，「Ｂ真，並且由Ｂ可推出Ａ」是確定Ａ為真的判斷，它是Ａ真的充足理由。

　　充足理由律的邏輯要求是：第一，必須有理由，而且理由必須是真實的和全面的；第二，從理由能夠推出所要論證的思想。

　　充足理由律是對客觀事物間的條件聯繫，特別是因果聯繫的正確反映。詭辯論者違反充足理由律的詭辯手法主要有：理由虛假；強推結論；因果倒置；無中生有，反覆斷言，等等。

【實例分析】〈登徒子好色〉

　　戰國時期，楚國有個文人名叫宋玉，他寫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賦》的文章，除了論證自己不好色，又對在楚王面前說自己好色的楚國大夫登徒子倒打一耙，說登徒子倒是一個好色之徒。理由是：

　　登徒子的妻子非常醜陋，頭髮蓬亂，耳朵不靈，嘴巴禿短，露出幾顆稀疏的牙齒，身上生疥瘡，屁股長痔漏。而登徒子竟然喜歡她，並和她生了五個孩子。連這麼難看的女人都鍾愛，若對漂亮一些的女人不就更甚嗎？這就充分說明了登徒子是個好色之徒。

　　由於宋玉是個頗有名氣的辭賦家，加上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文采，所以不僅取得了楚王對他的信任，就是後來的人也不加分析地引用宋玉這段話，使登徒子成為喜好女色，品行不端的同義語，千古流傳開來。

　　但是，我們只要從邏輯上稍加分析，就不難看出這個論證的詭辯性質。根據充足理由律的要求，在論證某一觀點時，所持的理由不僅要真實，而且從理由能夠推出所要論證的觀點。「登徒子和他貌醜的妻子關係很好」，這個前提雖然真實，但從中根本不能推出「登徒子好色」的結論。

　　針對宋玉的詭辯，毛澤東同志指出：「宋玉攻擊登徒子的這段話，完全屬於顛倒是非的詭辯。」他十分風趣而幽默地說：「從本質看，應當承認登徒子是好人。娶了這樣醜的女人，還能和她相親相愛，和睦相處。照我們的看法，登徒子是一個愛情專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範丈夫，怎能說他是『好色之徒』呢？」（轉引自《毛澤東讀史》，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光明日報》）

　　毛澤東認為，登徒子是蒙受不白之冤，應當為他『正名平反』：「他把宋玉視為得意的論據，作為反面教材詭辯術的典型。」（〈毛澤東讀史〉，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光明日報〉）

　　另外，我們認為，要從宋玉的話推出「登徒子好色」的結論，還必須補加這樣一個大前提：「凡不嫌棄妻子貌醜的人都是好色之徒。」但這個大前提是虛假的、不能成立的，這又違反了充足理由律的「理由必須真實」的要求，犯了「虛假理由」的錯誤。

〈這孩子的爸爸是游水名手〉

　　《呂氏春秋》中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從江邊走，看見一個成年男子抱著一個小孩準備往江裡投，小孩嚇得「哇哇」哭叫。這個過路人問：「你為什麼要把這個孩子投到江裡，不怕他淹死嗎？」那個男子口答道：「不要緊，我知道他的爸爸是個游水名手！」這個成年男子以「孩子的爸爸是個游水名手」為理由，推出這個孩子也一定會游水的結論，違反了充足理由律的要求，犯了「推不出」的邏輯錯誤。即使理由真，推斷也未必真。

　　這個故事使我們想到「文革」時期在「四人幫」及其寫作班子炮製的「大批判」文章中，充斥著這種「推不出」的詭辯。例如，他們從一個國家「衛星上天」，推出該國家「紅旗落地」；從一個人「學了專業」，推出他「忘了專政」；從「知識到手」，推出「人被奪走」；從一個人的「知識越多」，推出他「越反動」；甚至從一個人的年齡「越老」，推出這個人「越修」；從一個作家寫不出與「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推出作家自己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對資產階級的一套感到舒服，等等。所有這些推論，其荒謬程度甚於上述故事中那位成年男子的推論。

　　故意虛構事物間的因果聯繫為某種觀點作論證，是違反充足理由律的一種詭辯手法。

〈三呼「最小」與「最大」〉

　　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根據大量的事實材料，對「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這樣一個定義式的論斷：「『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是，反革命野心家林彪在「文革」中卻聲嘶力竭地叫喊：「文化大革命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最大。」

　　對林彪的這種謬論，如何從邏輯上進行分析呢？充足理由律要求，要確定一個思想為真，不但要有理由，而且理由必須真實、全面。凡講不出任何理由的論斷就是武斷或無根據的瞎說，從而違反了充足理由律的最起碼的要求（要有理由）。

　　詭辯手法之一是所謂「反覆斷言法」，即對某種觀點或主張不加任何論證，而是用堅定的口吻一再重複申述。例如對事物不進行論證，只是反覆地斷言「就是好，就是好」或者「就是壞，就是壞」。詭辯論者信奉的哲學是「不說假話就辦不成大事」，「謊言重複千遍也會變成真理」。

　　詭辯論者利用了人們的這樣一種心理習慣，即當講話人用異常堅定和確信的語氣一再重複某種觀點時，聽者就會產生一種心理趨向，完全忽略了觀點本身的正確性，也不管講話人是否已經提出有力的論據來證明其為正確，他們會趨向於相信這種觀點。特別是當講話人是有很高聲望的權威人士（政治家、大學者以及某一事業上的成功者）時，聽眾更容易接受他反覆申述的觀點。

　　林彪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對於「文化大革命」，他認為似乎連著說三個「損失最小」，損失就會真的變成最小，接著再三呼「成績最大」，成績就會從天而降。林彪一再重複這種謬論的目的，是為他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服務的。從邏輯上看，他的論斷是毫無理由的。

　　最後，應指出的是，充足理由律只是要求在論證某一思想觀點時，要有充足理由。至於論證中提出的一些具體理由是否真實、正確和全面，充足理由律本身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必須由實踐和各門具體科學來解決。

【第七章　演繹推理中的詭辯術】【引言】

　　推理是從已有的知識推出新知識的思維過程，它是對現實的間接認識。推理是由判斷組成的。在推理中作為已有知識的判斷稱為推理的前提，作為推出知識的判斷稱為推理的結論。另外，還有前提和結論的聯結方式，稱為推理的形式。

　　形式邏輯根據推理的結論是否有必然性，把推理分為演繹推理和非演繹推理，在非演繹推理中又分為不完全歸納推理和類比推理，（後面還要介紹這兩種推理）。一個正確的演繹推理的特點是前提蘊涵結論，即如果前提真，則結論必真；非演繹推理的特點是前提不蘊涵結論，即前提真結論不一定真，結論可能假。

　　一個正確的演繹推理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前提是真實的；即前提斷定的思想內容同客觀實際相符合；第二，推理形式是正確的，即推理遵守推理的規則和邏輯的規律。前提虛假或推理形式錯誤的推理都是不正確的推理，不正確推理的結論的真假是不確定的。

　　推理的前提是否真實，要靠各門具體科學、並且最終要靠實踐來解決，形式邏輯只是要求前提必須真實。推理的形式是否正確，這是形式邏輯專門研究的問題，它能幫助我們判明一個推理的形式是否正確。正確的推理形式既能保證從真前提必然推出真結論，又能幫助揭露前提中的謬誤，即當結論假推理形式正確時，我們就可以斷定，必有虛假的前提。

　　詭辯論者在演繹推理中玩弄的詭辯手法，從大的方面看，一是故意應用虛假的或片面的前提，二是應用錯誤的推理形式。其具體表現多種多樣，我們將在下面結合「實例分析」給以揭露。

【實例分析】〈照相機是我的〉

　　某市公安局抓住了一個慣竊犯，在他的住所搜出大量現金及照相機等贓物。訊問時，此慣犯很不老實，一口咬定現金是揀來的，照相機是幾年前從舊貨店買的。公安局決定以審訊照相機的來歷為突破口，並由證人（照相機被竊者）出庭作證。下面是審訊時的一段記錄：

　　審判長：（問證人）「照相機有什麼特徵嗎？」

　　證人：「有，這個照相機與眾不同，它有一個暗鈕，不熟悉的人是找不到這個暗鈕的，也就打不開照相機。」

　　審判長：「被告，你把這架照相機打開。」

　　被告：「審判長，假若我把它打開，那就證明照相機是我的！是嗎？」

　　審判長：「不對，打開了，並不能證明它一定是你的；而不能打開，那就證明一定不是你的。」

　　被告犯有兩處詭辯錯誤。其一，證人說：「不熟悉這個照相機的人就打不開這個照相機」，這個判斷蘊涵著「誰能打開照相機誰就熟悉這個照相機」，而被告卻把它偷換為「誰能打開這個照相機，照相機就是誰的」；其二，從推理的角度看，審判長和被告都應用了一個充分條件假言推理。

　　根據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規則，否定後件就能否定前件，但肯定後件不能肯定前件。例如，從「如果某人是山東人，則他是中國人」的前提，可推出「如果某人不是中國人，則他不是山東人」的結論，但不能推出「如果某人是中國人，則他是山東人」。

　　審判長應用的推理是：如果照相機是你的，你就能把它打開；所以，如果你不能把它打開，那就證明照相機不是你的。

　　這是一個從否定後件到否定前件的正確的假言直接推理（僅有一個前提的推理叫直接推理，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前提的推理叫間接推理），又稱為假言易位推理。

　　而被告應用的推理是：如果照相機是我的，我就能把它打開；所以，如果我能把它打開，那就證明照相機是我的。

　　這是一個從肯定後件到肯定前件的假言直接推理，違反了推理規則，犯了「肯定後件」的錯誤。審判長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因而指出：「不對，打開了，並不能證明它一定是你的。」

　　後來被告未能打開照相機，迫使他不得不低頭認罪。這就更加證實了審判長的推理是正確的，並充分暴露了被告的詭辯。

〈殺盜非殺人〉

　　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墨家學派，曾對形式邏輯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在墨家的邏輯中也有錯誤的東西。如在墨家的《小取》中，有這樣一個推理：「盜，人也；殺盜，非殺人也。」

　　從「盜是人」的前提能推出「殺盜不是殺人」的結論嗎？不能。因為在前提中，把「盜」包括在「人」的外延之內，而在結論中卻又把它排斥於「人」的外延之外，這不僅偷換了「人」這個概念的外延，也偷換了它的內涵，使「人」這個概念失去了自身的確定性和前後一貫性，違反了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從而構成了詭辯。

　　另外，從《小取》中舉的一些推理的例子來看，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例如，在《小取》「是而然」的推理中有這樣一個推理：「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我們認為這個推理是正確的，它是對「殺盜非殺人」推理的否定。

　　我國邏輯界有些同志為「殺盜非殺人」的推理作辯護，他們說「殺盜非殺人」中的人，指的是盜以外的普通人。這個解釋顯然不能成立，因為它和「盜，人也」的前提是相矛盾的，二者不能並存。還有的同志想用「殺死敵人不犯殺人罪」作理由來證明「殺盜不是殺人」。這個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不犯殺人罪」和「不是殺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用前者來取代後者。

　　打個比方說，難道我們能以「殺死豬不犯殺豬罪」為理由來證明「殺的不是豬」嗎？可見，為詭辯作辯護也難免陷入詭辯。

〈老虎是老動物〉

　　甲乙二人對話。

　　甲：語言是交際的工具嗎？

　　乙：是的。

　　甲：以「語言是交際的工具」作前提，能否推出「漢民族的語言是漢民族的交際工具」的結論？

　　乙：完全能推出。

　　甲：虎是動物嗎？

　　乙：當然是。

　　甲：以「虎是動物」作前提能推出「老虎是老動物」的結論嗎？

　　乙：不能。

　　甲：為什麼前一個推理能成立，而這個推理不能成立？它們不是一樣的嗎？

　　乙：不能回答。

　　以上兩個推理叫附性法推理，簡稱「附性法」。所謂附性法是指在一個全稱肯定判斷或者單稱肯定判斷的主項與謂項的前面和後面。都加上一個相同的概念，從而得到一個新判斷（結論）的直接推理。

　　從語詞的角度來說，附加的語詞可以是形容詞（表示性質）或數詞（表示數量），也可以是動詞（表示行為）。附性法要保證從真前提推出真結論，必須遵守推理的規則。規則之一是：附加的概念在與前提的主項與謂項結合後，不能有不同的涵義，所反映的對象必須是相同的。

　　例如：山東大學的學生是大學生；所以，大多數的山東大學的學生是大多數的大學生。

　　這個推理就違反了這條規則。從語詞上看，雖然附加的是同一個語詞「大多數」，但當它與主謂項結合後卻表示了不同的概念，所反映的對象是不同的（外延不同）。在主項中是指山東大學學生的「大多數」，在謂項中是指大學生的「大多數」。

　　再拿上面甲所說的兩個推理來看，前一個推理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它遵守了這條規則，後一個推理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它違反了這條規則。

　　眾所周知，「老虎」這個概念在自然語言中已經有了確定的涵義，指的是一種兇猛的動物，從語詞上說，這是一種動物的專有名稱，其中的「老」並不反映生理屬性，即不表示年齡大；而在「老動物」中的「老」，反映的是生理屬性，即表示年齡大。可見，這個推理是利用了不同的語境偷換了概念的詭辯推理。

〈犬可以為羊〉

　　戰國時代惠施一派的辯者提出了許多既違反常識又違反邏輯的詭辯命題，「犬可以為羊」。就是其中的一個。

　　狗怎麼可以是羊呢？這些辯者沒有留下什麼具體論證的資料。邏輯史家根據惠施一派的「合同異」的思想，推測他們的論證很可能是這樣的：

　　羊是動物，犬是動物；所以，犬是羊。

　　如果這個推測不錯，則上述論證是應用了一個三段論推理，然而它違反了三段論「中項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的規則，犯了「中項一次也不周延」的錯誤。因為中項「動物」作為兩個肯定前提的謂項，都是不周延的，即大前提並未斷定羊是動物的全部，小前提也未斷定犬是動物的全部。這樣，中項「動物」就失去了聯結大項「羊」，和小項「犬」的橋樑作用，因而推不出「犬是羊」的結論。

　　如果從辯證邏輯的角度看，上面的論證犯了「用一般代替個別」的錯誤。因為「動物」是一般，羊和犬是個別，羊和犬除了共同具有動物的屬性外，還各具有不同的特點。上述論證只片面強調羊和犬的共性，抹煞了二者之間相互區別的個性，由此得出「犬是羊」的詭辯結論。

　　詭辯論者在議論中常犯這種錯誤。例如：

　　（一）魯迅在《論辯的魂靈》一文中，揭露了反動派這樣的詭辯；甲生瘡，你也生瘡；所以你和甲一樣。賣國賊是說誑的，你也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

　　（二）「文革」期間，「四人幫」一夥把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誣蔑為「洋奴哲學」。在他們的「大批判」文章中，流行這樣一種推理：洋奴主張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你主張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所以你是洋奴。

　　例（一）中的兩個三段論的中項分別是「生瘡」和「說誑的」，例（二）中的三段論的中項是「主張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它們作為肯定判斷的謂項是不周延的。所以，都犯了「中項一次也不周延」的詭辯錯誤。

〈日遠長安近還是日近長安遠〉

　　《晉書》記載了晉明帝小時候的一個故事：

　　只有幾歲的晉明帝，有一天在他爸爸身邊玩耍，正巧碰上從長安來的使臣。

　　爸爸問他：「你說太陽和長安哪個離你近？」兒子答：「長安近。因為沒有聽說過有人從太陽那邊來，不就是證明嗎？」爸爸聽了很高興，想把自己的兒子當眾誇耀一番。

　　第二天當著許多大臣的面又問他：「你說太陽和長安哪個離你近？」「太陽離我近。」這個孩子忽然改變了答案。

　　爸爸感到驚奇，便問他說：「你為什麼和昨天說的不一樣呢？」兒子答：「為什麼說太陽離我近呢？因為我抬頭能望見太陽，卻望不見長安呢！」群臣聽了，都趨炎附勢地誇他說的有道理。

　　「日遠長安近」與「日近長安遠」，這是兩個具有反對關係的判斷，不能同真必有一假。只有幾歲的晉明帝卻要想證明它們都真，可謂是個小小的詭辯家。其實，他的兩個論證都是錯誤的。當他論證「日遠長安近」時，引用的理由是「我沒有聽說有人從太陽那邊來」。這個理由和「日遠長安近」聯在一起，構成了一個省略三段論，把省略掉的大前提恢復出來就是：「凡是沒有聽說有人從那裡來的地方，都比聽說有人從那裡來的地方離我遠。」

　　用這個大前提作為衡量事物離我們遠近的標準，是不能成立的，犯了大前提虛假的錯誤（儘管結論是真實的）。當時晉朝以建業（現在的南京）為首都，如果使用上述標準，那麼在建業聽說有人從長安（現在的西安）來，沒有聽說有人從洛陽來，能證明洛陽距建業比長安距建業更遠嗎？

　　當晉明帝論證「日近長安遠」時，引用的理由是「我抬頭能望見太陽，卻望不見長安」。這個理由和「日近長安遠」聯在一起，也構成了一個省略三段論，把省略掉的大前提恢復出來就是：「凡是我能看見的東西，都比看不見的東西離我近。」

　　用這個大前提作為衡量事物離我們遠近的標準，也是不能成立的，同樣是犯了大前提虛假的錯誤。古人云：「目能視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眉。」如果使用上面的標準，就會得出十分荒謬的結論：眉毛離我的距離，比千里之外的事物，比能望見的太陽還要遠。

　　詭辯論者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論證問題時，帶有極大的主觀任意性。他們不顧實際情況如何，只是隨意地提出一種論據為某一觀點作辯護，也可以提出另一種論據證明相反的觀點是正確的。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外篇《秋水》中記載著莊子與惠施在壕梁之上觀魚時的一段對話。莊子說：

　　「鰷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惠施問：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反問道：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下面還有惠施的詰難和莊子的回答，這裡不再徵引。

　　惠施和莊子關於是否知道游魚快樂的問答都帶有詭辯的性質。首先，作為正確的提問，惠施應對莊子說：「你怎麼知道魚快樂呢？」而惠施卻又加上了一個前提：「你不是魚，怎麼能知道魚快樂呢？」這就構成了一個省略推理，省略的大前提是：

　　「凡魚以外的事物，都不能知道魚快樂。」

　　其次，作為正確的回答，莊子應當說明自己為什麼知道魚快樂的理由。

　　莊子避開了正面回答，而是抓住了惠施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這句話反問道：「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呢？」這個反問也構成了一個省略推理，省略的大前提是：

　　「凡不是我的人，都不能知道我知道魚的快樂。」

　　我們認為，在惠施的問和莊子的反問中所省略的兩個大前提都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在二者之上都隱藏著（或省略）一個更一般性的前提：

　　「一個人對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認識。」

　　這是不可知論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我這也是學雷鋒〉

　　公共汽車剛到站停住，一個小伙子推開前面排隊候車的人，橫衝直撞地擠上公共汽車。

　　一位老大爺對他說：「年輕人，應該學雷鋒呀！」

　　小伙子說：「我這也是學雷鋒呀！」

　　「雷鋒是這樣嗎？」老大爺生氣地說。

　　小伙子說：「我是學習雷鋒的釘子精神，釘子精神就是要有擠勁和鑽勁。」

　　從邏輯上看，小伙子的話構成了一個三段論。所謂三段論是這樣一種推理，它是借助於一個共同的概念（中項），把兩個性質判斷的前提聯繫起來，從而推出結論的演繹推理。

　　要保證三段論推理形式正確，必須遵守三段論的規則。其規則之一是：一個三段論只能有三個概念（大項、小項和中項），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一個三段論雖然在語言形式上是三個語詞，但實際上表達了四個概念，那麼就缺少一個共同的概念把大小前提聯結起來，就會得出錯誤的甚至荒謬的結論。這樣的錯誤叫「四概念」的錯誤。

　　上面講的那位小伙子正是犯了這種錯誤，因為他的話是應用了這樣一個三段論：

　　擠勁和鑽勁是雷鋒的釘子精神（大前提），

　　我上公共汽車橫衝直撞是擠勁和鑽勁（小前提）；

　　所以，我上公共汽車橫衝直撞是雷鋒的釘子精神（結論）。

　　這個三段論的大小前提中的「擠勁和鑽勁」雖然語詞形式相同，但卻表達了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在工作和學習上的擠勁和鑽勁，擠的是時間，鑽的是科學知識和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後者是破壞公共秩序的擠勁和鑽勁，擠的是人群，鑽的是空子，是損人利己。所以，小伙子是故意歪曲了「雷鋒的精神」，用偷換概念的手法，為自己不遵守社會公德的不文明行為作辯護，因而純屬詭辯。

　　詭辯論者在應用三段論時，慣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利用相同的語詞作掩護，暗中偷換了作為中項的概念。

〈人命是你謀害的〉

　　《老殘遊記》第十六回裡，講了一個糊塗縣官剛弼誤斷一起重大謀殺案件的故事。

　　書中對剛弼的斷案是這樣寫的：「──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卻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弼便從懷裡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並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叫差人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說：『不懂這是什麼原故。』……剛弼哈哈大笑道：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就知道了！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說，你們這一案，叫我設法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多些也肯──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為什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為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卻不敢答應。』為什麼他毫無異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這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招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冤枉！』……」

　　（註：剛弼誤認魏氏父女為謀斃一家十三口之重犯，魏氏僕行賄求免，剛弼即以此論證之）

　　「人命是你謀害的」，這是剛弼斷案的結論。根據書中所說的事實，這個結論是錯誤的。那麼，剛弼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呢？原來他在斷案時應用了兩個推理，其完整形式是：

　　（一）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就不會拿出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你家已拿出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

　　所以，人命是你謀害的。

　　（二）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就不會答應按五百兩一條人命的規定算帳；

　　你家答應按五百兩一條人命的規定算帳；

　　所以，人命是你謀害的。

　　這是應用了兩個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式（從否定後件到否定前件），推理形式是正確的，但兩個假言前提不能成立，從前件推不出後件。因為舊社會的黑暗官府是「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被誣告而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也往往不得不用行賄的辦法，以求得官司了結無事。因而不能僅僅根據行賄這一事實，來證明行賄者一定是罪犯。從邏輯上看，剛弼的斷案推理犯了「前提虛假」的詭辯錯誤。

〈你能叫得它答應你嗎〉

　　《阿Ｑ正傳》裡寫阿Ｑ有一次到靜修庵的菜園去偷蘿蔔，被老尼姑發現了。開始，阿Ｑ不承認，後來老尼姑指著他的衣兜說：「──這不是？」

　　阿Ｑ爭辯說：「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應你嗎？……」

　　阿Ｑ的爭辯，是應用了一個省略推理，他想以此證明偷的蘿蔔不是老尼姑的。把這個省略推理恢復為完整的形式就是：

　　只有你能叫得它答應的東西才是你的；

　　這菜園裡的蘿蔔不是你能叫得它答應的東西；

　　所以，這菜園裡的蘿蔔不是你的。

　　這是一個從否定前件到否定後件的必要條件假言推理。推理的形式雖然正確，但被阿Ｑ故意省略掉的大前提「只有你能叫得它答應的東西才是你的」，顯然是十分荒謬的。可見，阿Ｑ的推理是一種可憐的詭辯。

〈是遭到憎恨還是獲得稱讚〉

　　一個古雅典人對他的那個企圖以演說才能來求取功名富貴的兒子說：

　　如果你說真話（揭露貴族剝削和壓迫平民的事實），則貴族們就會憎恨你；

　　如果你說假話（為貴族歌功頌德），則平民們就會憎恨你；

　　你或者說真話，或者說假話；所以，或者是貴族們憎恨你；或者是平民們憎恨你。

　　總之，無論哪種情況，對你都是不利的。

　　兒子回答道：

　　如果我說真話，則平民們就會稱讚我；

　　如果我說假話，則貴族們就會稱讚我；

　　我或者說真話，或者說假話；

　　所以，或者是平民們稱讚我，或者是貴族們稱讚我。

　　總之，無論哪種情況，對我都是有利的。

　　父子二人應用的都是充分條件假言選言推理的構成式，推理形式是正確的。但父親和兒子的推理都是片面的，都犯了「片面推理」的錯誤。

　　在奴隸社會裡，由於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所以不管是為平民說好話，還是為貴族說好話，都會同時引起兩種不同的結果──有利於自己和不利於自己。

　　從形式邏輯的觀點看，父親和兒子所作出的兩個充分條件假言前提的後件不應是簡單判斷，而應是聯言判斷（複合判斷）。因而推理的全面表述應是：

　　如果說真話，則會遭到貴族們的憎恨並且會獲得平民們的稱讚；

　　如果說假話，則會遭到平民們的憎恨並且會獲得貴族們的稱讚；

　　無論哪種情況，其結果總會被一方憎恨，被另一方稱讚。

　　父親在應用推理進行論證時，只講不利於兒子的結果，兒子在應用推理進行論證時，只講有利於自己的結果。所以，父子二人應用的都是詭辯推理，犯了「後件不全」的錯誤。但從兒子想通過演說以求取功名富貴的動機來看，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恐怕只能說假話──為貴族們歌功頌德。

　　這樣，其結果就是：獲得貴族們的稱讚和遭到平民們的憎恨。

〈你不要著急〉

　　春秋末期的鄭國有一位名叫鄧析的人，他很有學問，又精通訴訟之法，不但親自幫助別人打官司，而且還教人訟辯的技巧。因此，人們之間如果發生了什麼糾紛，都找他請教解決的辦法。自然，也要送給他一些酬金或禮物。

　　《呂氏春秋．離謂》中記載了鄧析的一個故事：鄭國有一個富人被大水沖走，他的屍體被人打撈上來，富人的家屬想贖回屍體，但打撈屍體的人要價很高，死者的家屬就求計於鄧析。

　　鄧析說：你不要著急，也不要多付贖金，因為對方除了把屍體賣給你，在別處是賣不掉的。

　　得屍者得知鄧析的話後十分著急，也跑來求計於鄧析。

　　鄧析說：你不要著急，也不要降低贖金，因為對方除了在你這裡能買到屍體，在別處是買不到的。

　　這就是鄧析的有名的「兩可之說」。

　　所謂「兩可之說」的意思是，鄧析論證矛盾的雙方都可以有理由「不急」，而且都可以用自己的「不急」造成對方的「急」。這一手確實很厲害，使求計者都覺得從他那裡得到了對付對方的妙方。

　　然而從解決問題來看，鄧析的主意是不可取的。因為解決問題的辦法實際上有四種：或者教買方讓步賣方不讓步，或者教賣方讓步買方不讓步，或者教買賣雙方都讓步（賣方少要一點贖金，買方多給一點贖金），或者教買賣雙方都不讓步。而鄧析只採用了其中的一種，即教導雙方都不讓步。

　　如果買賣雙方都按照鄧析的主意去做，只能使問題陷入僵局，其結果是讓屍體腐爛掉，賣方既得不到贖金，買方也得不到屍體。所以，我們認為鄧析的辦法是一種最不好的辦法。

　　從邏輯上看，鄧析犯了「選言肢不窮盡」的錯誤，故意地把其他選言肢（表述解決問題的其他辦法）隱藏起來，迫使別人接受他提出的選言肢（表述他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一種詭辯的手法。

〈「寧要……不要……」〉

　　這裡說的不是「寧要……不要……」的一般意義，而是特指在「文革」期間「四人幫」一夥大肆宣傳的「寧要……不要……」那時候，他們到處兜售這個公式。

　　例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修正主義的正點」；「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等等。

　　「四人幫」一夥為什麼要極力宣揚這些「寧要……不要……」？他們是正確的嗎？

　　從邏輯上看，「寧要……不要……」的公式是一個省略的選言推理。所謂選言推理就是大前提是選言判斷，小前提肯定或者否定大前提的一部分選言肢，從而結論否定或者肯定大前提的另一部分選言肢的推理。我們用Ａ和Ｂ分別表示兩個選言肢，則上述公式為「寧要Ａ，不要Ｂ」，它省略了一個選言的大前提：「或者Ａ，或者Ｂ。」

　　把這個省略式恢復為完整的形式就是：

　　或者Ａ，或者Ｂ（大前提）；

　　不要Ａ（小前提）；

　　所以，要Ｂ（結論）。

　　小前提否定了大前提的一個選言肢Ａ，結論肯定了另一個選言肢Ｂ，這叫「否定肯定式」選言推理。

　　選言推理有一條規則是：要通過否定肯定式獲得可靠的結論，選言前提的選言肢必須是窮盡的，即要列舉出事物情況的全部可能性。否則，就要犯「選言肢不窮盡」的錯誤。現在我們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為例，作些簡要的分析。

　　首先，把「草」和「苗」分為「社會主義的」與「資本主義的」是荒謬的，因為二者根本不存在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其次，暫且假定這個劃分可以成立，那麼它的大前提反映的可能性不是兩種，而是四種。即：或者是社會主義的草，或者是社會主義的苗，或者是資本主義的草，或者是資本主義的苗。

　　「四人幫」一夥故意把「社會主義的苗」這個選言肢砍掉，只拿出兩種可能強迫人們選擇，其結果必然是：你如果通過抓生產、抓工作得到「苗」，就是選擇了資本主義，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你如果選擇了社會主義，則得到的必定是「草」。這實際上是美化了資本主義，醜化了社會主義。

　　再拿「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來看，他們故意把我們所需要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個選言肢隱藏起來，只拿出兩種可能讓人選擇，其結果必然是：你如果通過抓教育、抓科技來培養有文化的人才，就是培養了剝削者和精神貴族；你如果要的是勞動者，則必定是沒有文化的人。這實際上是美化了剝削者，醜化了勞動者。

　　其他的「寧要……不要……」莫不如此。從邏輯上分析，「四人幫」一夥的「寧要……不要……」的詭辯推理，叫做「截肢法」詭辯。

〈農民總是要出錢的〉

　　西藏民主革命前，反動的奴隸主千方百計地加重對農民的剝削，在「烏拉差役制度」中，規定農民每年要請喇嘛唸「冰雹經」，祈禱免除冰雹災害。

　　他們說：

　　如果唸經後當年沒有發生冰雹災害，農民要交錢表示酬謝；

　　如果唸經後還是下了冰雹，那是農民心不誠，必須罰款；

　　一年當中唸經後或者下冰雹，或者不下冰雹；

　　所以，農民總是要出錢的。

　　這是應用了一個「二難推理」來敲詐農民。所謂二難推理，是根據兩個假言前提和一個選言前提的邏輯性質推出結論的假言選言推理。從推理的內容來看，它是先提出兩種情況供人們選擇，然後斷定不管選擇哪種情況，都會使選擇者處於困難的境地。

　　二難推理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錯誤的二難推理通常表現為：或者選言前提斷定的事物情況不全面，或者假言前提是虛假的。上面的推理是一個由充分條件假言判斷和選言判斷作前提的二難推理，推理的形式雖然正確，但兩個假言前提都是虛假的，即前後件之間沒有任何聯繫。

　　具體地說，下不下冰雹完全是一種自然現象，它與農民的祈禱以及農民的心是否誠毫不相干。因而沒有下冰雹，農民用不著交錢酬謝，下了冰雹也不是因為農民心不誠。所以，上述二難推理是錯誤的，它是利用農民的迷信思想進行的強加於人的詭辯。

【第八章　歸納推理中的詭辯術】【引言】

　　歸納推理是以關於特殊對象的知識為前提，推出一般性或普遍性結論的推理，它分為完全歸納推理和不完全歸納推理。不完全歸納推理又分為簡單枚舉法、統計法和科學歸納推理。這裡要說的是詭辯論者在應用簡單枚舉法以及統計法時玩弄的詭辯術。

　　簡單枚舉法有三種形式：

　　一．以某類事物中已被考察的部分對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種屬性，並且從未發現相反的情況為依據，推出該類事物中所有的對象都具有（或不具有）這一屬性的推理。其特點是從部分分子的情況推出它們所屬類的情況，是從空間上對事物進行的靜態歸納。

　　二．以某一個體對象存在的部分時間和場合中具有（或不具有）某種屬性，並且沒有發現相反的情況為依據，推出該對象存在的全部時間和場合中都具有（或不具有）這一屬性的推理。其特點是對同一個對象從時間上進行的動態歸納。

　　三．以事物的某一方面具有（或不具有）某種屬性，並且未發現相反的情況為依據，推出該事物的全體都具有（或不具有）這一屬性的推理。其特點是從事物的局部的情況，推出其整體的情況。以上三種形式的簡單枚舉法，推理的根據都是不充分的。因為沒有發現反例，不等於實際上沒有反例，更不等於以後永遠不會出現反例；某對象在此時此地有某種屬性，也不等於在彼時彼地也有這種屬性；某事物在某一方面有某種屬性，也不等於在其他方面也有這種屬性。這種情況就決定了簡單枚舉法的結論具有或然性，即結論不是從已有前提中必然推出來的，因而結論可能真也可能假。

　　為了提高簡單枚舉法結論的可靠程度，邏輯學提出了兩條必須遵守的規則：第一，要廣泛地搜集大量的能夠支持結論的事實。事實材料愈多，結論的可靠程度就愈高；第二，注意搜集反面事例，至少在應用這種推理時，不能有同結論相矛盾的事例。否則，推理就不能成立。但是，由於遵守這兩條規則只能幫助提高結論的可靠程度，還不能保證結論一定正確，因而人們在應用簡單枚舉法時，仍有犯「以偏概全」或「輕率概括」錯誤的可能性。詭辯論者應用簡單枚舉法的詭辯術是：明明知道有反例存在，還要故意地「以偏概全」，以此來論證自己的觀點。

【實例分析】〈簡單枚舉法中的詭辯術〉

　　（一）《晏子春秋》中記載了晏子的一個故事：

　　有一次，齊國的大夫晏嬰奉命出使楚國，楚王設宴招待晏子。席間，兩個楚兵綁著一個人來見楚王，這是楚王預先安排好的，想借此羞辱晏子；楚王故意問：「綁著的人犯了什麼罪？是什麼地方的人？」楚兵回答說：「他是個小偷，是齊國人。」楚王聽了，得意地望著晏子說：「齊國人原來喜歡偷東西呀！」

　　楚王在這裡玩弄的是故意「以偏概全」的詭辯術。因為即使那個被捆綁的人真的是個小偷，也只能形成一個單稱判斷：「這個齊國人喜歡偷東西」，但由此決不能推出「齊國人都喜歡偷東西」的全稱結論。聰明的晏子對楚王的詭辯當場給予了有力的駁斥和反擊。

　　（二）現實生活中，有的人看到少數幹部有腐敗行為，就概括出普遍性的結論：幹部沒有一個好的。凡是當官的，心都是黑的，臉皮都是厚的。

　　（三）「文革」期間，反革命兩面派林彪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這一正確的論斷，又進一步概括、外推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的話，特別是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四）有的人對犯過錯誤的同志採取一種歧視的態度。理由是：這個人曾經犯過錯誤，所以他是不可信任的。還有的人抓住毛澤東同志晚年犯過嚴重的錯誤這一事實，就企圖完全否定毛澤東同志光輝、偉大的一生，否定他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功績。

　　（五）前幾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時期，有人以我國傳統文化中有某些封建性的糟粕為依據，完全否定了我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宣傳民族虛無主義，說什麼中國的出路就在於「全盤西化」。

　　（六）有的人為了抬高和美化某一個人，就大講他的優點、本領和業績，甚至加以人為地拔高，把他捧到天上；而對他的缺點和錯誤則諱莫如深，閉口不談。相反，為了貶低和醜化一個人，就只講他的缺點和錯誤，「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盡量誇大」，甚至編造謊言，惡意中傷，把他貶到地下；而對他的長處和成績則隻字不提。

　　以上事例的共同手法都是故意玩弄「以偏概全」的詭辯術，不同之處是：事例（一）（二）（三）是把部分對象具有的屬性誇大到其所屬的類；事例（四）是把個體對象在某一階段所具有的屬性推廣到其發展的全過程；事例（五）和（六）是把事物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屬性擴展到其整體。

　　從上述可知，形而上學的極端片面性是詭辯論者的一大特點，他們用這種手法歪曲或隱瞞事物的本來面目，以實現其預期的目的。實際上客觀事物是極其複雜的，特別在社會歷史領域，要為某種觀點尋找個別的事實作論據是很容易的事。

　　對於這個問題，列寧有一段精闢的論述，他說：「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繫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麼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統計學和社會學》，《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七九頁）詭辯論者就是玩弄個別實例的能手。

　　另外，任何一個客觀事物都是具體的，是許多規定的綜合與多樣性的統一。詭辯論者只是抓住具體事物的某一方面的規定性，用它代替事物的整體，這就帶有很大主觀隨意性。他們可以任意挑選出事物的此一方面的規定性作論據而贊成一件事，也可以挑選出事物彼一方面的規定性而反對同一件事。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的人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應用這種「以偏概全」的詭辯手法。例如：帶著預先定下的結論進行社會調查，只搜集那些支持結論的事實，捨棄同結論相矛盾的事實；在總結或匯報工作時，報喜不報憂。而且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去年的總結說前年不好去年好，今年的總結又說去年不好今年好。難怪有人指出「順著看年年都好，倒著看沒有一年是好的」；在估計政治或經濟形勢時，要麼是一片光明，沒有一點陰暗面，要麼是漆黑一團，沒有一絲光明；對於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階級鬥爭的認識，要麼是任意誇大，把什麼現象都說成是階級鬥爭，要麼是階級鬥爭熄滅論，連在一定範圍內存在階級鬥爭的事實也不承認；在爭論問題的時候，對於他人的觀點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為己所用，等等。

　　所有這些，從邏輯上看，都是「以偏概全」的詭辯術。

〈統計法中的詭辯術〉

　　對事物的數量進行統計，屬於定量分析。如果統計的方法是科學的，而且統計的數字是真實、精確的，就具有較強的論證性和說服力。但事實告訴我們，在統計的方法、統計時使用的單位和標準等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詭辯論者對於數字統計是很感興趣的，他們在應用統計法時玩弄種種花招，以達到所期望的目的。

　　最常見的統計詭辯手法主要有：

　　一．在統計推理中故意使用「偏向樣本」統計推理是由樣本具有（或不具有）某種屬性推出總體也具有（或不具有）這種屬性的推理。

　　統計學要把考察的全體對象稱為總體（或母體）；把其中每個對象稱為個體；把從總體中抽選出來的部分對象稱為樣本（或子樣）；把樣本中所含個體的數目稱為樣本容量。

　　統計的方法很多，這裡僅介紹其中的「分層抽樣法」，說明統計推理的性質。

　　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某農業生產單位在估計四百畝小麥平均畝產量時，按土壤肥力不同把土地分為三個層次或三個等級，其中肥沃的土地二百畝，中等的土地一百五十畝，貧瘠的土地五十畝；然後從這三個層次中分別隨機抽出百分之二的土地即抽出四畝、三畝、一畝，共八畝，組成樣本。求知這八畝樣本的平均畝產量是八百斤，由此推廣到四百畝小麥的平均畝產量也是八百斤。

　　由上例可知，統計推理是從部分推到全體的推理，結論斷定的範圍超出了前提，結論具有或然性。所以，統計推理屬於不完全歸納推理。為了提高統計推理結論的可靠程度。

　　統計學要求做到：

　　第一，樣本應具有代表性。為此，必須考慮到總體中每個個體所處的不同層次或不同的發展階段，注意從不同層次，不同發展階段的對象中抽出樣本個體，以保證樣本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第二，樣本的容量應當足夠大。因為如果樣本中包括的個體數目太少，則難反映出總體的情況。

　　詭辯論者在應用統計推理時，故意違背以上兩點要求，他們只挑選當前所需要的少數個體組成樣本，然後得出有利於自己的結論。這種錯誤叫做使用「偏向樣本」的詭辯。

　　請看事例：

　　（一）某國家每年當大學新生錄取工作結束後，週刊雜誌就會推出「落榜生經驗談」專輯，專門請一些過去高考曾經落榜而在某方面的事業上獲得成就的著名專家、學者，談他們對高考落榜的看法。這些名人所講的都是大同小異，不外乎「我也有過落榜的沮喪，但從長遠看，它有益於我的人生」，「我是因禍得福，落榜使我走上了另一條成功之路」等等。

　　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樣的「經驗談」，對於那些因落榜而苦惱的考生來說，可能產生一定的安慰和鼓勵作用。但從雜誌社的做法來看，是在玩弄「偏向樣本」。因為並非所有的落榜生都一定能成名成家，實際上，雜誌社專門挑出的那些專家、學者，他們在全部落榜生中只是極少數。雜誌社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利用落榜生的心理情緒推銷其雜誌。

　　（二）一則推銷某種藥品的廣告說，使用本藥品治療ＸＸ疾病，治癒率為百分之九十八點三。看到這樣的廣告，人們不禁要懷疑：這個百分之九十八點三的數字是如何得到的？是從多少個ＸＸ疾病患者中統計出來的？

　　它很可能是從多次統計中挑出的比率最高的一次。由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因而沒有人會花費時間去調查這個數字是否真實。另外，這種說法還有一個好處，當有人用了這種藥物無效時，他就會想：我大概是屬於百分之一點七中的一個吧。

　　（三）外國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說過這樣的話：「我對食品櫃檯比對統計數字更信任。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一般家庭主婦的情緒比統計局更能反映我國經濟的狀況。我們的統計人員有時候故意歪曲真相。他們在報紙上發表的粉飾經濟的數字，在商店裡是看不到的。」

　　以上事例都是在統計推理中玩弄「偏向樣本」的詭辯術。

　　※※※

　　二．統計單位上的詭辯術

　　（一）在西方國家，每當飛機發生空難時，常聽到航空公司的人士辯解說：「乘坐飛機還是比乘坐火車安全。」理由是「飛機飛行十萬公里的死亡率是一人，而火車行駛五萬公里就有一人死亡」。

　　這些話，初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細考慮，就會發現這種比較方法是有問題的。

　　且不說所講的統計數字是否可靠，就是假定它們是真實的，也得不出「坐飛機比坐火車安全」的結論。因為把兩種速度相差很大的交通工具，用運行距離作單位來比較它們的安全性，是很不科學的。

　　根據人們的具體感受，在衡量安全程度方面，與其用運行距離作單位，不如用運行時間作單位進行比較會更接近實際一些。假定火車的平均時速為四十公里，飛機的平均時速為五百公里，按運行時間為單位來計算，統計的結果就變為「坐飛機的死亡率是每飛行二百小時一人，而火車是每行駛一二五零小時死亡一人」。

　　這就得出了與航空公司的說法完全相反的結論：「乘坐火車比乘坐飛機安全」。

　　（二）有一家店舖廉價出售兔肉丸子。

　　有人問店主：為什麼賣這樣便宜的價錢？

　　店主回答道：「老實說，裡面摻有馬肉，是兔肉、馬肉各一半。我可以發誓，一半是兔肉，一半是馬肉。」

　　「就算摻了一半的馬肉也很便宜，因為兔肉比馬肉貴。」

　　「是啊，所以要加入一半馬肉，我們是用一匹馬肉加入一隻兔肉，絕不會多用馬肉。」

　　一匹馬與一隻兔──這樣就是各佔一半，這就是店老闆的統計方法：計算的單位不是馬和兔的重量，而是個體數目。真可謂巧妙的詭辯。

　　（三）在用統計數字的方法表示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情況和經濟發展程度時，只計算總量而不計算人均數量，也屬於統計中的詭辯。

　　因為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和物質生產的總量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從人均數量上看，可能還處在中下水平。所以，在衡量一個國家的富強程度時，必須通過各個方面的統計數字考察「綜合國力」，而不能只看某一方面的情況。這樣，才能得出比較符合實際的結論。

　　三．根據主觀需要，任意編造「統計數字」

　　這是統計中最惡劣的手法，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例如，有少數幹部為了獲得「先進」的稱號，在統計本單位工作成績時，盡量從數字上加以誇大。

　　我國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就是典型。當時幾乎各行各業都在數字上「放衛星」，農業方面的情形尤為突出。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口號的鼓動下，許多人都在相互攀比，你既然「畝產一萬斤」，我則「畝產十萬斤」，其結果是上騙了國家下害了群眾。

　　也有相反的情況，即不是如實地上報產量，而是想方設法壓低數字，來一個「瞞產私分」。又如，交戰的雙方，為了表明自己的勝利，往往用誇大了的「統計數字」來顯示「輝煌戰果」，而對自己在人員、物資方面的損失則盡可能少講甚至不講。但有時為了某種需要（如要求對方賠償損失，或為了爭取他人的同情和援助），又會在數量上誇大自己的損失。

　　總之，詭辯論者能夠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隨時編造出有利於自己的「統計數字」來。

【第九章　類比推理中的詭辯術】【引言】

　　類比推理亦稱類比法或簡稱「類比」。它是根據Ａ與Ｂ兩個或兩類對象在某些屬性上相同或相似，已知Ａ對象還有另外某種屬性，推出Ｂ對象也有這種屬性的推理。

　　類比推理的公式可表示為：

　　Ａ對象具有屬性Ａ、Ｂ、Ｃ、Ｄ；

　　Ｂ對象具有屬性Ａ、Ｂ、Ｃ；

　　所以，Ｂ對象具有屬性Ｄ。

　　類比推理能夠啟發人們的思想，具有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作用，無論在科學史上或在當代的科學研究中，都被廣泛地應用。許多重大的理論發現，科學技術上的發明創造以及科學假說的提出，都得到類比推理的幫助。類比推理還是一種說明問題的方法。所以，類比推理是一種富有創造性的重要思維形式。從推理的內容看，類比推理有性質類比、關係類比和事理類比。

　　類比推理的結論不具有必然性，這是因為推理的根據是不充分的。首先，事物之間不僅有共同性，而且也有差異性。如果上述公式中的Ｄ屬性，恰恰是Ａ對象不同於Ｂ對象的屬性，則得出「Ｂ對象有Ｄ屬性」的結論就是錯誤的；其次，在事物的許多屬性中，有的是本質屬性或固有屬性，有的是非本質屬性或偶有屬性。如果Ｄ屬性是Ａ對象的非本質屬性或偶有屬性，也不能把它推移到Ｂ對象身上。

　　為了提高類比推理結論的可靠性，邏輯學提出了一些要求。主要的有：應當列舉出對象間盡可能多的共有屬性和選擇較為本質的屬性進行類比；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否則，就容易犯「機械類比」或「庸俗類比」的錯誤。

　　詭辯論者在應用類比推理時的詭辯手法是：牽強附會、荒唐比附，故意把根本不同的事物扯在一起進行類比，為某種謬論作辯護。

【實例分析】〈「太陽繞地球旋轉」與「上帝創造世界」〉

　　在基督教神學中，有的神學家在說明地球是太陽系的中心時，做了這樣的論證：

　　太陽是被上帝創造出來照亮地球的，就像人們總是移動火把去照亮房子，而不是移動房子去被火把照亮一樣。因此，只能是太陽繞著地球旋轉，而不是地球繞著太陽運行。

　　還有的神學家為了證明上帝的存在，他們論證說：

　　鐘錶有它的結構和運動規律，並且鐘錶都有製造者；世界有它的結構和運動規律；所以，世界也一定有其製造者或創造者，那就是上帝。

　　上面的兩個「證明」都是在「上帝創造世界」的宗教世界觀的指導下作出的類比推理，因而不可能是正確的。

　　拿前一個類比來看，根據人們的感覺，似乎是太陽繞地球旋轉，但這是個假象，實際情況正好相反。神學家正是利用了這個假象，以太陽照亮地球與移動火把照亮房子的表面相似進行類比，得出「太陽繞地球旋轉」的結論。這個類比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地球和太陽都在不停地轉動（地球除了自轉，還有公轉），而房子相對於移動的火把卻是不動的。所以，不能把這兩種根本不同的情況拿來類比。

　　後一個類比同樣不能成立。因為有結構、有規律和有製造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任何規律都是客觀存在的，沒有創造者。人們正是根據物質的機械運動的規律發明了鐘錶，決不是創造了鐘錶運動的規律。鐘錶運動的規律是獨立於它的發明者而存在的。

〈工人應聽資本家的支配〉

　　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在論證「資本家剝削工人是合理的」這一謬論時說：

　　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如同人的大腦與雙手的關係一樣。人是一個有機體，大腦在思想，雙手在幹活，雙手是受大腦支配的。如果雙手不聽大腦的指揮，人就不能生存。社會也是一個有機體，資本家相當於大腦，工人相當於雙手。如果工人不聽資本家的指揮，社會就要滅亡。既然雙手要受大腦的支配，那麼工人就要受資本家的支配。

　　把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關係硬扯到一起進行類比，這是資本主義辯護士挖空心思玩弄的詭辯術。人所共知，人腦與人手的關係是人體各部分之間的一種自然生理關係，而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是階級關係，是僱傭與被僱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誠然，人的雙手不能離開人腦的支配而工作，但工人完全可以擺脫資本家的統治獨立地工作和生活。

〈發展商品生產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復辟〉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及其寫作班子，肆意攻擊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某些相似之點（如等價交換、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存在著矛盾等等），把二者進行類比。他們說：

　　既然在歷史上資本主義產生於商品生產，那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也必然產生資本主義，其結果不可避免地要導致資本主義復辟。

　　這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否定，是故意抹煞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堅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實行按勞分配，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嚴厲打擊一些人利用商品生產進行的經濟犯罪活動，這就保證了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性質。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充分地證明，我們只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才能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飛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為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起來創造充足的物質基礎。「四人幫」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謬論，從邏輯上看，是應用了庸俗的、錯誤的類比推理。

　　只是片面地強調事物之間的某些表面相同或相似之處，抹煞兩個事物、兩種關係或兩種事理在性質上的根本區別，這是一切詭辯類比的共同特徵。

〈不要斤斤計較嘛〉

　　顧客：「我買的這斤豬肉不夠秤，差半兩！」

　　營業員：「買塊手錶每天還誤差十秒二十秒呢！一斤豬肉差一兩半兩有什麼奇怪的。」

　　顧客：「有這麼比方的嗎？」

　　營業員：「同志，買東西不要斤斤計較嘛！」

　　由於工藝水平和製作技術的限制，對於普通手錶來說，每天有十秒二十秒的誤差，確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這是製作者雖經努力仍然難以避免的現象。但是像賣豬肉之類的東西短斤缺兩，那是有意地坑害顧客，因為要做到足秤是很容易的事。這位營業員把這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情況拿來類比，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作辯護，是地道的詭辯。

　　另外，說顧客「斤斤計較」，又犯了倒打一耙的詭辯錯誤。顧客買了不足秤的東西回來找營業員，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正當行為，它與「斤斤計較」毫不相干。相反，人們有充足理由質問營業員：你為什麼不肯賣給人家足秤的東西？是誰在「斤斤計較」地只想佔顧客的便宜？

【第十章　論證中的詭辯術】【引言】

　　邏輯證明簡稱「論證」，它是引用其他已知為真的判斷來確定某一判斷真實性的思維過程。任何一個論證都是由論題、論據和論證方式三個要素組成的。

　　論題就是其真實性需要加以論證的判斷。論題是論證的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它回答的是「論證什麼」的問題。

　　論據是用來確定論題真實性的判斷。論據是論題的基礎，它回答的是「用什麼來論證」的問題。

　　論證方式是論題與論據之間的邏輯關係，是從論據推出論題的推理形式。論證方式是論證的紐帶，它回答的是「怎樣論證」的問題。

　　為了保證論證的正確性，邏輯學總結了人類在長期的論證思維中的經驗教訓，制定了論證的規則，即關於論題的規則、關於論據的規則和關於論證方式的規則。遵守這些規則是作出正確論證的必要條件，違反了這些規則，論證一定是錯誤的。

　　詭辯論者違反論證規則的詭辯手法主要有：轉移論點；論據虛假；論式錯誤；預期理由；循環論證；以相對為絕對；以及抽象議論，迴避要害，等等。

【實例分析】【人生就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鬥爭】

　　有人發表了這樣一段議論：

　　面對嚴酷的現實，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生就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掙扎，而鬥爭。人們不管做什麼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為了自己的生活。為別人勞動是為了得到別人為他自己相同的勞動。不是嗎？工人工作是為了領取工資而生活，農民種田是為了自己穿衣吃飯，作家寫書給人看是為了領取稿費──誠然，有像雷鋒這樣一心為人民著想的人，有像一些科學家那樣為了人類幸福而忘我工作的人。但這樣的人也必須有自己能夠生存的基礎，也就是說，他們首先得為自己的生存而勞動，否則連他自己都不能生存，又怎麼能為別人呢？

　　這段議論開始提出的論題是「人生就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掙扎，而鬥爭」，但實際論證的卻是另外一個論題：「人只有得到了生存才能為別人服務。」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論題。

　　原論題表述的是人生的目的，是對人生的看法，是一種不正確的人生觀；後一個論題表述的是人賴以生活的基礎，是人們的生活條件，是生理上的需要。議論者把二者混為一談，用對後一個論題的論證取代了對前一個論題的論證，違反了「在同一論證過程中，論題必須始終保持同一」的規則，犯了「偷換論題」的詭辯錯誤。

〈王顧左右而言他〉

　　史書《孟子．梁惠王上》記載了孟子和齊宣王的一段對話。

　　孟子對齊宣王說：假若您的一位大臣要到楚國去，臨行前把自己的妻子兒女託付給朋友照看，可是當他從楚國回來時，見到他的妻子兒女正在受凍挨餓。對待這樣的朋友，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十分痛快地回答：和他絕交！

　　孟子又問：假若管刑罰的長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級，那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又十分乾脆地回答：罷他的官！

　　孟子再問：假若一個國君把國家管理得亂七八糟，百姓不能安居樂業，那又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這時就不那麼痛快和乾脆了，而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即先是左看看，右望望，接著講了一些別的事情。

　　這個故事中，齊宣王對孟子提出的前兩個問題沒有在意，因而直截了當地作了回答。當孟子提出最後一個問題時，他才領悟到這是衝著他來的。他該怎麼回答呢？

　　按照齊宣王對前兩個問題的回答，合乎邏輯的答案只能是：這樣的國君應該廢黜掉，但這是他不能接受的。於是，他對最後一個問題避而不答，就中途岔開話題去講別的事情了。從邏輯上看，齊宣王是有意地玩弄轉移論題的詭辯術。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有的人在討論某一問題時，發現如果繼續深入下去會對自己不利，就想方設法把話題岔開，以擺脫可能陷入的困境。

　　例如，不去回答別人的批評意見是否正確，而是指責對方的態度不好。對付這種詭辯的最好辦法，就是緊緊抓住最初的問題不放，切莫跟著對方設置的岔道走下去。

　　對別人提出的問題避不作答，來個「王顧左右而言他」，是轉移論題的詭辯手法；雖然回答了，但故意地答非所問，也是一種詭辯手法。

　　例如：甲問：我還需要等多久？

　　乙答：你如果不耐煩，就別等。

　　乙不是針對甲的提問來回答，而是回答了另外一個不同的問題：「如果等得不耐煩，還要不要等？」這就違反了論證的規則，犯了轉移論題的錯誤。

〈講外國人的主義就是賣國〉

　　我們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王若飛同志即使在敵人的監獄中，也絲毫沒有動搖對馬列主義的堅定信念，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一次審訊中，法官誣蔑他「賣國」，理由是：

　　「馬克思、列寧都是外國人，一個中國人講外國人的主義，難道不是賣國？」

　　這位法官先生黔驢技窮，他抓不到王若飛「賣國」的任何證據，只好乞求於拙劣的詭辯。他是這樣論證的：「你（指王若飛）是賣國者，因為你講外國人的主義。」這是應用了一個省略三段論，省略的大前提是「凡講外國人主義的人都是賣國者」。用這個荒謬的大前提作論據，違反了「論據必須是真實的」論證規則。犯了「論據虛假」的錯誤。

　　針對這種謬論，王若飛同志給予了有力的揭露和駁斥。他說：「法官先生，你簡直太可笑了，可笑得令人齒冷。你竟然無知到這樣可憐的程度，真是令人驚奇。對你說話，我得講一點普通常識：馬克思是德國的猶太人，他在德國不能立足，曾在巴黎進行革命活動。後來又寄居在英國倫敦。他在英國參加工人運動，英國工人階級很歡迎他。照你的說法，莫非英國工人把自己的國家出賣給馬克思嗎？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在俄國建立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反動的沙皇統治，趕走了德國侵略者。難道列寧趕走了德國人，又把俄國出賣給德國人嗎？先生們，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真理，哪國需要就在哪國發展，誰也阻止不了！你不懂不要裝懂，假裝有學問。這樣自以為是，自欺欺人，除了給人增加笑料，別無好處。」（《王若飛在獄中》，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三十五頁）

　　中外一切反動派為了給他們的倒行逆施的醜惡行為作辯護，常常故意地製造虛假論據。請看下面的事例：

　　（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裡十點鐘左右，盤踞在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守備隊，自行炸毀瀋陽北部的柳條溝一段鐵路，製造了所謂「柳條溝事件」，然後反誣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和「襲擊」日本守備隊，並以此為借口向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侵略。

　　（二）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柏林的德國國會大廈突然失火，這是德國法西斯一手製造的「國會縱火案」。縱火事件一發生，希特勒當局硬說是共產黨幹的，是共產黨發動武裝起義的信號。然後希特勒政府就宣佈取締共產黨和民主報刊，並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其中包括在柏林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

　　（三）「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憑空捏造了種種駭人聽聞的假材料，強加在老幹部和知識分子身上，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以上事例，都是「論據虛假」的典型。這種賊喊捉賊、栽贓陷害、嫁禍於人的卑鄙手法，是最惡劣的詭辯術。

〈她是我的妹妹〉

　　火車剛靠站停下，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和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一前一後地上了車。

　　「小同志，這個座位有人嗎？」老人對一個小青年和氣地說。

　　「有人。」小伙子很不耐煩地回答。老人只好站在一邊。

　　這時，老人後面那個姑娘走過來了。小伙子一見，連忙指著身旁的空座，笑嘻嘻地對姑娘說：「這兒有空，請坐。」

　　老人見了，氣憤地說：「你剛才不是說有人嗎？」

　　「是有人嘛，她是我的妹妹。」

　　老人一聽，更火了，說：「你說什麼？她是我的女兒，我幾時養過你這樣的兒子？」

　　小伙子的論題是「這個空位有人坐」，論據是「剛過來的那位姑娘是我的妹妹」。這個論據能夠證明論題，但事實證明這個論據是假的。所以，小伙子犯了故意使用虛假論據的詭辯錯誤。老人沒有直接指出小伙子說了假話，而是巧妙地應用了歸謬法：如果我的女兒是你的（親）妹妹，那麼你就是我的兒子了，我幾時養過你這樣的兒子？老人的反駁是機智的、幽默的、合乎邏輯的，使對方除了羞愧，無法爭辯。

〈過於執斷案〉

　　崑曲《十五貫》是一個很值得看的好戲，戲中通過過於執與況鍾二人在斷案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作風，使人們認識到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危害性和實事求是地進行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戲的基本情節是：有一個名叫尤葫蘆的屠戶，一天夜裡喝醉酒回家後對養女蘇戍娟開了個玩笑，說他把女兒賣給了別人。女兒信以為真，深夜逃走。

　　這時，尤葫蘆的街坊、一個叫婁阿鼠的賭棍竄進尤葫蘆家中，殺死尤葫蘆，取走他身上的十五貫錢。蘇戍娟從家裡逃出來，路遇一位名叫熊友蘭的青年，二人同路而行。

　　尤葫蘆被殺後，蘇戍娟、熊友蘭被當作懷疑對象捉送官府，並從熊友蘭身上搜出十五貫錢。

　　無錫知縣過於執一不聽被告的申辯，二不去現場調查，他一見蘇戍娟，就「想當然」地作出這樣的推斷：

　　「看她艷如桃李，豈能無人勾引！年正青春，怎麼會冷若冰霜？她與姦夫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雙飛之意。父親攔阻，因之殺其父而盜其財，此乃人之常情。這案情就是不問，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

　　過於執根據這個設想，把此案定為「通姦謀殺」，並把兩個無辜青年判處死刑。後來多虧蘇州知府況鍾對案件進行了一番調查研究，找出兇手婁阿鼠和贓證，蘇戍娟、熊友蘭的冤情才得以昭雪。

　　過於執的推斷，乍聽起來，似乎言之有理，實際上只不過是「想當然」罷了，根本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用未經證實的假設或猜測作論據來證明論題，邏輯上稱之為「預期理由」的錯誤。

　　過於執把未經證實的「想當然」作為判罪的依據，違反了「論據必須是無可懷疑的」論證規則，從而導致「預期理由」的詭辯。我們的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時，如果對得到的材料或「證據」沒有最終落實下來，就匆忙地定案，也會犯過於執那樣的錯誤。對此，應當引為鑒戒。

〈上帝是存在的〉

　　十七世紀法國的一位哲學家曾這樣論證上帝的存在：

　　上帝是存在的。因為上帝是十全十美、無所不包的，因而也必然包含了「存在」的性質；如果說十全十美、無所不包的上帝缺乏「存在」的性質，即認為上帝「不存在」，則上帝不是完美的，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上帝是存在的。

　　這位哲學家提出的論題是「上帝是存在的」，在證明這一論題時引用的論據是「上帝是十全十美、無所不包的，因而也就包含『存在』的性質。」

　　問題在於這個論據本身就預設了上帝的存在，因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哪裡會有「十全十美、無所不包」的屬性呢？就是說「上帝是十全十美、無所不包的」這個論據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又是「上帝是存在的」。先用論據證明論題，然後又用論題證明論據，邏輯上叫「循環論證」的錯誤，違反了「論據的真實性不能靠論題來證明」的論證規則。

　　「循環論證」的實質是「同義反覆」，即把同一個思想用不同的形式重述了一遍，其中沒有任何論證。拿上面的論證來看，其實質就等於說：「上帝是存在的，因為上帝是存在的。」另外，這個論證還犯了「預期理由」的錯誤。因為「上帝是十全十美、無所不包的」這個論據並未得到證實，它也是不能證實的。

　　有意地製造循環論證，是一種詭辯手法。請看下面的事例：

　　（一）「文革」中，林彪、「四人幫」一夥在把領導幹部打成「走資派」時，慣用的論證方法是：

　　某幹部是走資派，因為他支持壞人，包庇牛鬼蛇神和黑班底。

　　這些人為什麼是壞人、牛鬼蛇神和黑班底呢？他們又論證說：

　　因為這些人是走資派所包庇和重用的人。

　　（二）魯迅在《論辯的魂靈》一文中，在揭露反動派誣蔑別人是賣國賊的詭辯時，指出他們的論證方法是：

　　「──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以上二例都是故意玩弄「循環論證」的詭辯。拿後一個事例來說，先用「你是賣國賊」來論證「我的話是不錯的」（在這一步論證中省略了一個虛假的前提是「凡罵賣國賊的都是愛國者」，同時還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把「有價值的」偷換為「不錯的」），然後又用「我的話是不錯的」來證明「你是賣國賊」。

〈地球的那一面沒有人和花草樹木〉

　　從前有人否認對蹠人（即居住於地球上正反兩個方面的人）的存在，他們是這樣論證的：

　　「地球的那一面沒有人和花草樹木以及雨雪冰雹。難道真有這樣的瘋子，竟會相信有頭朝下腳朝上走路的人，竟會相信花草和樹木是從上往下長的，而雨雪和冰雹是從下往上降落的。」

　　上面的論證是應用了邏輯的「反證法」，即先證明與待證論題相矛盾的論題是虛假的，然後根據排中律推出待證論題是真實的。在這裡，待證論題是「地球的那一面沒有人和花草樹木以及雨雪冰雹」，它的矛盾論題是「地球的那一面有人和花草樹木以及雨雪冰雹」。

　　在論證這個矛盾論題為假時，又應用了「歸謬法」。即以待證論題的矛盾論題作為充分條件假言判斷的前件，並從中推出後件：「地球那一面的人是頭朝下腳朝上走路，花草樹木是從上往下長，雨雪冰雹從下往上降落」；後件既然是荒謬的，就能直接否定前件，從而間接地肯定了待證的論題（應用排中律）。

　　但是，這個「歸謬法」的論證是不正確的，因為作為論據的充分條件假言判斷不能成立，從前件推不出後件。論證者之所以認為從前件能夠推出後件，是由於把「上」和「下」這兩個概念絕對化了，看不到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對立統一關係。實際上對地球的正反兩面來說，「上」和「下」的區分是相對的，都是相對於「地心」而言的。凡是背離地心方向運動的都是向上，凡是趨向地心方面運動的都是向下。

　　依照這個標準，生存於地球正反兩個方面的花草樹木都同樣的是從下往上長，而雨雪冰雹也同樣的是從上往下落，它們的情況決不是相反；根據同樣的道理，在地球正反兩個方面的地面上走路的人，都是頭朝上腳朝下，他們的情況也決不是相反。所以，上述論證的詭辯性質，就在於其所應用的論據，犯了邏輯學稱之為「以相對為絕對」的錯誤。

〈白馬非馬〉

　　「白馬是馬」，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識。但是我國戰國時期的一位思想家公孫龍卻認為白馬不是馬，他以主張「白馬非馬」出了名。公孫龍在回答別人提問為什麼白馬不是馬時，講了許多歪理反覆論證「白馬非馬」。其中有這樣一個論證：

　　黃馬、黑馬是馬（我要一匹馬，送來黃馬、黑馬都可以算數）；

　　白馬不是黃馬和黑馬（我要一匹白馬，送來黃馬和黑馬不可以算數）；

　　所以，白馬不是馬。

　　論證方式就是推理形式。要使論證方式正確，必須遵守有關推理的規則，否則論證方式便是錯誤的。上面的論證方式是一個直言三段論，但它違反了三段論的這樣一條規則：「在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結論中也不得周延」。

　　因為大項「馬」這個概念在大前提中作為肯定判斷的謂項是不周延的，即大前提並未斷定黃馬、黑馬是所有的馬，而在結論中「馬」這個概念作為否定判斷的謂項是周延的，即結論斷定了白馬被排除在所有的馬之外。這就違反了上述規則，犯了「大項擴大」的錯誤，從已有的兩個前提中推不出「白馬不是馬」的結論。

　　如果從辯證邏輯的角度看，「白馬不是馬」也是錯誤的，因為它割斷了個別和一般的聯繫。在辯證邏輯看來，「白馬」是個別，它除了具有馬的共同屬性，還有自己的特殊屬性，即「白色的」；「馬」是一般，它概括了一切馬的共性。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指出：「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即在個別中包含一般，所以「白馬是馬」。如果「白馬非馬」能夠成立，則黃馬、黑馬等都不是馬了。這樣一來，哪裡還有什麼馬呢？

　　最後，「白馬非馬」的根本錯誤是違背了客觀事實。據說，有一次公孫龍騎白馬要出關去，因為沒有馬的「執照」，被把關的士兵攔住而不能出去。

　　這說明事實勝於詭辯，任何詭辯都在事實面前被揭穿。

〈「飛毛腿」追不上烏龜〉

　　在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名叫阿基里斯的人，他是個「飛毛腿」，走起路來像飛一樣快。但古希臘哲學家芝諾認為，儘管阿基里斯行走如飛，卻永遠追不上一隻爬行得很慢的烏龜。

　　芝諾是這樣論證的：

　　先讓烏龜爬行一段路，然後阿基里斯從後面追。當阿基里斯達到烏龜先行那段路的終點時，烏龜又向前爬行了一段路；當阿基里斯再次追到烏龜走的這段路的終點時，烏龜又前進了一段路。依此類推，以至無窮。所以，烏龜始終在阿基里斯的前面，就是說，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鳥龜。

　　芝諾的論證似是而非。這裡有一個要害問題被故意隱藏起來，即阿基里斯與烏龜行走的速度是不一樣的。我們假設前者的速度是後者速度的十倍，例如前者每小時走一萬米（十公里），後者每小時走一千米（一公里）；又假設讓烏龜先行一小時，即先行一千米，然後阿基里斯再追趕。

　　這樣阿基里斯只需要用十分之一小時就走完了一千米的距離，在同一時間內烏龜向前僅爬行一百米；再用十分之一小時，阿基里斯又前進了一千米，而烏龜仍然前進一百米。這時阿基里斯已經把烏龜拋在後面八百米了。如果精確地計算，阿基里斯只需用九分之一小時就能追上烏龜，計算的公式是一千除以（一萬減一千）等於九分之一，怎麼能說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呢？

　　芝諾的詭辯就在於避而不講阿基里斯和烏龜在同一時間各自行走的距離是多少。在論證中有意地避開要害問題，對具體的問題抽象地談，是一種詭辯伎倆。

〈飛矢不動〉

　　同一個芝諾，又提出一個著名的「飛矢不動」的命題。芝諾認為，飛著的箭從現象上看是飛的、動的，從本質上看是靜止不動的。

　　他論證道：一支處於靜止狀態的箭只能佔據與它本身的長度相等的空間，而在它開始移動後的任一瞬間也還是佔據著同樣大的一個空間。因此，飛箭不過是這種無數靜止狀態的總和，對箭本身來說，實際沒有飛動，即飛箭是不動的。芝諾並由此作出進一步概括：運動是不存在的。

　　在唯物辯證法看來，運動本身就是矛盾，是間斷性與連續性這兩個矛盾方面的對立統一，沒有二者的對立統一，也就沒有運動。

　　芝諾的失誤之處就在於只看到了間斷性，丟掉了連續性，從而得出否認運動的錯誤結論。

　　按照芝諾把飛箭看作是無數靜止狀態的總和的觀點，就不能回答飛箭為什麼會從一種靜止狀態到另一種靜止狀態。實際上在飛箭運行過程中的任何一瞬間，飛箭自身都是連續性與間斷性、動與靜的對立統一。靜是相對的，動是絕對的（可以把相對靜止理解為一種特殊的動），沒有相對的靜也就無所謂動，但從總體上看，飛箭是在動。

　　芝諾把連續性與間斷性或者說把動與靜的對立統一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用後者去否認前者，並把後者絕對化，否認間斷性中包含連續性，否認靜中有動，從而陷入了形而上學詭辯論，把一支明明在飛著的箭，強詞奪理地說成是不動的。

【第十一章　反駁中的詭辯術】〈引言〉

　　討論問題時，如果不同意別人的觀點，可以進行反駁。反駁是一種特殊的論證，它旨在論證對方的論題或支持論題的論據是虛假的，或者論證對方使用的論證方式是錯誤的。要使反駁正確，必須遵守反駁的規則，即反駁應針對對方的論題，不能改換為別的論題；反駁中所用的論據應當是真實的；反駁所用的論證方式應是正確的。

　　詭辯論者違反反駁規則的詭辯手法主要有：故意歪曲對方的論點；轉移論題；人身攻擊；錯誤推導；虛假論據；以及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等等。

【實例分析】〈吃飯決定思想體系〉

　　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妄圖駁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論點──「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意識」，歪曲為「吃飯決定思想體系」。然後就對他們自己臆造的這個荒謬論點加以反駁，論證「吃飯不能決定思想體系」，並以此污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填胃的理論」，進行諷刺、嘲笑。他們說：如果吃飯能決定思想體系，那麼那些嘴饞貪吃的大肚漢就是最富有思想的天才人物了。

　　大家知道，「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意識」和「吃飯決定思想體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論題。無政府主義者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仇視，故意地把二者混為一談，用對後者的反駁代替對前者的反駁，這是一種極其惡劣的詭辯手法。

　　對此，史達林給予了有力的駁斥。他說：「請諸位先生告訴我們吧：究竟何時、何地、在哪個行星上，有哪個馬克思說過『吃飯決定思想體系』呢？為什麼你們沒有從馬克思著作中引出一句話或一個字來證實你們這種論調呢？誠然，馬克思說過，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思想，可是誰向你們說過吃飯和經濟地位是同一種東西呢？難道你們不知道，像吃飯這樣的生理現象是和人們經濟地位這種社會現象根本不同的嗎？」（《史達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九八至二九九頁）

　　列寧在揭露反駁中偷換對方論題的詭辯術時指出：「把顯然愚蠢的思想加到他的論敵身上，然後加以駁斥，這是不大聰明的人慣用的手法。」（《列寧全集》第廿八卷，一九五八年版，第二六九頁）

〈你這個猴子子孫的資格是從哪裡得來的〉

　　英國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於一八五九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物種起源》一書，這對於宗教世界觀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一八六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英國教會在牛津召開了反對達爾文學說的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一位自負很有「辯才」的主教威爾勃福斯發表了攻擊進化論的長篇演說，他的演說暴露了他對達爾文學說的完全無知。然而憑著「辯才」，他的話很動聽，不時引起貴婦人們的陣陣哄笑。後來威爾勃福斯完全離開了議題，對參加這次會議的英國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施展惡意的嘲弄。

　　他說：赫胥黎教授就坐在我的旁邊，他是想等我一坐下來就把我撕成碎片的，因為照他的信仰，他本是猴子變的嘛！不過，我倒要問問，你這個猴子子孫的資格是從哪裡得來的？與猴子發生關係的是你的祖父這一方，還是你的祖母哪一方？

　　對於這種淺薄無聊的惡語中傷，赫胥黎立即站起來答辯。他莊嚴地宣稱：達爾文的學說是對自然史現象的一個解釋，他的書裡充滿了證明這個學說的大量事實，沒有別的學說提供更好的對物種起源的解釋。

　　最後，為了科學的尊嚴，他對威爾勃福斯的人身攻擊進行了必要的回擊：我斷言，我重複斷言，要說我起源於彎著腰走路和智力不發達的動物，我並不覺得羞恥；相反，要說我起源於那些自負很有才華，社會地位很高，卻胡亂干涉自己所茫然無知的事物，任意抹煞真理的人，那才真正可恥！

　　赫胥黎的講話有力地駁斥了主教的胡說八道，博得了聽眾的熱烈掌聲，而自負很有「辯才」的威爾勃福斯卻已啞口無言。

　　從邏輯上看，這位主教本來應當反駁的論題是「人類是從猿進化來的」，由於這個論題本身是正確的，他無法反駁。於是，他就把反駁的論題偷換為「每一個人都是猴子生的」，然後進行諷刺、挖苦，甚至對論敵施加卑劣的人身攻擊，訴諸厚顏無恥的詭辯。

〈叫你演還不如他呢〉

　　甲乙二人看完了一個戲。

　　甲說：「扮演主角的演員Ｓ演得不好。」

　　乙說：「叫你演還不如他呢！」

　　在反駁別人的某個觀點時，必須針對著這個觀點。如果撇開對方的觀點和要討論的問題，故意轉移為另外的問題，並借此去攻擊對方的人格、能力，甚至抓住對方生理上的缺陷進行譏諷、嘲弄，這叫做「人身攻擊」的詭辯，它是偷換論題的一種惡劣表現。

　　乙的話正是這樣。本來應該討論的問題是「扮演主角的演員Ｓ演得好不好」，乙卻把它偷換為「叫甲去演戲中的主角是否比Ｓ演得好」。另外，乙的論證方式犯了「推不出」的錯誤。因為即使甲的表演水平確實不如演員Ｓ，也不能證明Ｓ的演出是成功的。一個人雖然不會演戲，但不一定不會看戲。

　　類似上述「人身攻擊」的詭辯，在日常生活中並非罕見。例如受到批評的人，不去考慮別人的意見是否正確，卻反唇相譏：像你這樣的人，有什麼資格來批評我？看你的那副長相，我一見就噁心！

　　誠然，批評者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錯誤，但被批評者不應以此為理由而拒絕批評。還有，長相不好的人就無權批評別人了嗎？實際上，被批評者的反駁，所持的論據是：「凡有缺點或錯誤的人都沒有資格批評別人」，「凡長相不好的人都無權批評別人」。

　　這兩個論據都不能成立，犯了論據虛假的錯誤。

〈你的話說錯了〉

　　某校開展學雷鋒活動以來，學生中關心集體、助人為樂的人逐漸多起來。

　　某班有一個學生做了一件有益於集體的事，但別人都不知道是誰做的。該班學生小劉對小王說：「據我的分析，這件事可能是咱班小李幹的。」小王頗有把握地說：「不，不可能是小李幹的。」

　　後來經過調查，這件事確實不是小李幹的，而是該班另一個同學幹的。這時，小王得意地對小劉說：「怎麼樣？你的話說錯了，你還說可能是小李幹的呢！」小劉被弄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小劉最初作出的判斷真的錯了嗎？小王對小劉的反駁能否成立？一個缺乏邏輯知識的人恐怕不容易搞清楚，甚至會認為小劉的話說錯了，小王的反駁是對的。但是如果我們掌握了有關的邏輯知識，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

　　形式邏輯關於模態判斷之間真假關係的知識告訴我們，「這件事可能是小李幹的」與「這件事確實不是小李幹的」，二者之間是個反對關係：不能同假可以同真，即當後者真時，前者真假不定，因而不能用後者去否定前者。就是說，雖然事實已經證明「這件事不是小李幹的」，但它還不能證明「小李不可能幹這件事」。既然「這件事不可能是小李幹的」的真實性尚未得到證明，就不能用它作為論據去否定「這件事可能是小李幹的」。可見，小王對小劉的反駁，其詭辯性質是犯了「預期理由」的錯誤。

〈寫妓女還得去賣淫嗎？〉

　　魯迅曾說：創作的基礎是生活經驗。生活經驗是在「所做」之外，也包括「所遇、所見、所聞的」。作者寫出作品來，對其中的事物，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

　　有人根據魯迅的上述見解，提出反駁說：「那麼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嗎？」

　　魯迅說的很清楚，「生活經驗」這個概念的外延，包括「所做、所遇、所見、所聞」，即「所遇、所見、所聞」也屬於「生活經驗」，而且魯迅明確指出，對於作品中的事情「不必親歷過」。但反駁者卻把魯迅的這些意見歪曲為「寫什麼就必須親自去幹什麼」，把「生活經驗」等同於「親自幹」或「親歷過」，犯了故意偷換論題和偷換概念的詭辯錯誤。

〈你為什麼還要拿工資和獎金〉

　　某單位一位領導幹部批評該單位的一個黨員說：「最近一段時間，你的私心太重，群眾意見很大。我們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將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處處發揮黨員的模範作用。」這位被批評的黨員卻反駁說：「按照你的說法，共產黨員就不應該考慮個人利益了？既然如此，你為什麼還月月領工資和獎金呢？」

　　這位被批評的黨員先把「共產黨員不應該將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篡改為「共產黨員不應該考慮個人利益」，並由此推出「共產黨員不應該拿工資和獎金」，然後加以反駁說：「你為什麼還要拿工資和獎金？」這不僅偷換了論題，也混淆了概念，即把「拿工資和獎金」與「個人利益第一」混為一談，這是為了給自己的缺點錯誤作辯護而進行的詭辯。

〈沒有人扔東西，你們不就失業了嗎〉

　　有個青年在大街上隨便吐痰，還亂扔果皮。一位清潔工人前去勸阻，批評他這是不講衛生，不文明的行為，違反了城市衛生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

　　這位青年狡辯說：「我怎麼不講衛生？我比你乾淨得多。再說，沒人扔東西，還要你們幹什麼？你們不就失業了嗎？」

　　這位青年的反駁，有兩處邏輯錯誤：

　　第一，清潔工人批評他不講衛生，顯然是指不講公共衛生，這位青年卻把它歪曲為不講個人衛生，這就偷換了反駁的論題；

　　第二，反駁中使用了一條被省略的論據：「只有有人亂扔東西，你們清潔工人才不會失業」，這是一個必要條件的假言判斷。根據必要條件假言判斷的邏輯性質，可以斷定它是虛假的，因為前件「有人亂扔東西」不是後件「你們清潔工人不會失業」的必要條件。

　　實際上，清潔工人除了打掃「痰」、「果皮」等人們亂吐亂扔的東西，更大量的工作是清理垃圾、雜物、污水等污染環境的東西。所以，這位青年的反駁又犯了「論據虛假」的錯誤。

　　用偷換論題和使用虛假論據的手法來拒絕別人的正當批評，為自己缺少社會公德的行為作辯解，分明是在狡辯或詭辯。

【後記】

　　兩年前就想寫一本關於詭辯術的書，並著手搜集了一些資料。恰逢明天出版社與我系商定擬出版一套《少年哲學嚮導》叢書，其中有「詭辯術剖析」的選題，於是，我就選了這個題目。但真正動筆寫起來，感到並非容易。一是對大量的資料進行篩選取捨、整理分類，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二是以講故事的形式，用生動形象的語言去表述抽象的邏輯思維，對我來說，還是相當陌生的工作。因而就抱著試試看的心理邊搜集實例邊寫，初稿完成後居然有十幾萬字。遵照出版社對每部書稿字數的要求，我刪去了許多，便成為現在的樣子。

　　書稿的寫法是：以形式邏輯的理論體系為框架，將各種詭辯實例分類納入框架之中，然後主要以形式邏輯的知識為工具，對列舉的詭辯實例進行簡要的邏輯分析，指出它們錯在何處。

　　這種寫法是一個嘗試。效果如何，對讀者識別和揭露詭辯錯誤會有多大的幫助，只能由讀者自己作出評論。我歡迎專家及廣大讀者能夠對本書從寫法到內容提出批評和建議。

　　最後，謹向明天出版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

　　于惠棠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於山東大學哲學系

【作者簡介】

　　于惠棠，一九三五年生，山東省龍口市人。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一年在武漢大學哲學系進修邏輯學，回校後長期從事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教學和研究。

　　現任山東大學哲學系教授，邏輯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導師，中國邏輯學會理事，中國形式邏輯專業委員會理事，中國辯證邏輯專業委員會理事，山東省邏輯學會會長。主要著作有《邏輯學》、《辯證思維邏輯學》、《形式邏輯自學指導》等。曾在《文史哲》、《山東大學學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主要有《對〈邏輯形式和客觀存在〉一文的商榷》、《關於前提虛假推理形式正確的三段論的結論性質的探討》、《論辯證邏輯的概念分類》、《論辯證邏輯的判斷分類》、《形式邏輯推理與辯證邏輯推理》、《論歸納推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