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個滿是好奇心的人　培養一名科學家
　　你幹嘛在乎別人怎麼想？
　　就像數一、二、三那麼簡單……
　　逐漸領先
　　城市旅館
　　究竟誰是赫曼
　　費曼──歧視女性的豬玀！
　　信不信，我剛和他握過手？
　　信件、照片和素描
第二部　調查「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的原因　篇首瑣語
　　決定自殺
　　數據和事實
　　留意背後！
　　探子
　　奇妙的數字
　　引起激烈爭論的附件
　　第十條建議
　　會見新聞媒體
　　事後的思索
　　附錄：太空梭可靠性之我見
第三部　後記　開篇語
　　科學的價值

《你幹嘛在乎別人怎麼想？》

理查．費曼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www.m9981.com

第一部　一個滿是好奇心的人　培養一名科學家

　　我的一個朋友是位藝術家，他和我常常在一個問題上看法不同。他會拿起一枝花，說：「看這花多漂亮。」我很同意。可緊接著他會說，「我作為一個藝術家，可以看到一枝花是多麼美麗。可你們科學家總是把它分解支離，弄得乾巴、枯燥無味。」我覺得他有點頭腦不清。

　　首先，他所領略的美也同樣能被我和其他人看到。儘管在藝術美學上我不如他那麼訓練有素、品味細緻，但是一朵花的美麗我總還是會欣賞的吧！其次，我從這朵花裡領略的比他要多的多。我能想見花裡邊的一個個細胞，它們也很美。美不僅存在於肉眼可觀的度量空間，而且也存在於更細微的度量空間。在這微量空間中，細胞有著精妙複雜的功能和過程。花的漂亮顏色在進化史上的功能是吸引鳥兒替它們傳播花粉，這也意味著鳥兒必須能看見顏色。這就又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我們的美感是不是在其他低等一點的動物也有呢？這些有趣的問題都是在有了科學知識之後才能提出的，它們在視覺美感之上又增加了一層神祕和奇妙，讓人更驚歎不已。我覺得科學只會增加並豐富美，絕不會減少它。

　　我一直是個相當一門心思做科學的人，尤其在年輕的時候更是心無旁騖。在那時候，我既無時間也無耐心來學習人文方面的東西。大學課程有人文方面的必修課，我也是絞盡腦汁逃避。一直到我年紀比較大了，比較放鬆了，我才有了些閒暇，學了點繪畫，做了些閱讀。儘管如此，我還是非常專門的一個人，沒有廣博的知識。我只有很局限的智力，只好把它用在某一個特定的方面。

　　※※※

　　在我出生前，我父親對母親說，「要是個男孩，那他就要成為科學家。」當我還坐在嬰兒椅上的時候，父親有一天帶回家一堆小瓷片，就是那種裝修浴室用的各種顏色的玩藝兒。我父親把它們堆疊起來，弄成像多米諾骨牌似的，然後我推動一邊，它們就全倒了。

　　過了一會兒，我又幫著把小瓷片重新堆起來。這次我們變出了些複雜點兒的花樣：兩白一藍，兩白一藍……我母親忍不住說，「唉，你讓小傢伙隨便玩不就是了？他愛在哪兒加個藍的，就讓他加好了。」

　　可我父親回答道，「這不行。我正教他什麼是序列，並告訴他這是多麼有趣呢！這是數學的第一步。」我父親就是這樣，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就教我認識世界和它的奇妙。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書》，父親常讓我坐在他的膝上，給我唸裡邊的章節。比如有一次唸到恐龍，書裡說，「恐龍的身高有二十五英尺，頭有六英尺寬。」父親停頓了讀書，對我說，「唔，讓我們想一下這是什麼意思。這也就是說，要是恐龍站在門前的院子裡，那麼牠的身高足以使牠的腦袋湊著咱們這兩層樓的窗戶，可牠的腦袋卻伸不進窗戶，因為牠比窗戶還寬呢！」就是這樣，他總是把所教的概念變成可觸可摸，有實際意義的東西。

　　我想像居然有這麼這麼大的動物，而且居然都由於無人知曉的原因而滅絕了，覺得興奮新奇極了，一點也不害怕會有恐龍從窗外扎進頭來。我從父親那兒學會了「翻譯」──學到的任何東西，我都要琢磨出它們究竟在講什麼，實際意義是什麼。

　　那時我們常去卡次基山，那是紐約市的人們伏天避暑消夏的去處。孩子的父親們工作日都在紐約工作，週末才回家。我父親常在週末帶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於叢林的時候給我講好多關於樹林裡動植物的新鮮事兒。其他孩子的母親瞧見了，覺得這著實不錯，便紛紛敦促丈夫們也學著做。可是這些丈夫們不理她們。她們便來央求我父親帶他們的小孩去玩。我父親沒有答應，因為他和我有一種特殊的關係，不想讓別人夾雜進來。於是，其他小孩的父親也就只好帶著他們的小孩去山裡玩了。

　　週末過去了，父親們都回城裡做事去。孩子們又聚在一起時，一個小朋友問我，「你瞧見那隻鳥兒了嗎？你知道牠是什麼鳥嗎？」

　　我說，「我不知道牠叫什麼。」

　　他說，「那是隻黑頸鶇呀！你爸怎麼什麼都沒教你呢？！」

　　其實，情況正相反。我爸是這樣教我的──「看見那鳥兒了麼？」他說，「那是隻斯氏鳴禽。」（我那時就猜出其實他並不知道這鳥的學名。）他接著說，「在義大利，人們把牠叫做『查圖拉波替達』，葡萄牙人叫它『彭達皮達』，中國人叫它『春蘭鵜』，日本人叫它『卡塔諾．特克達』。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語言是怎麼叫這種鳥的，可是終了還是一點也不懂得牠。你僅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區的人怎麼稱呼這隻鳥罷了。我們還是來仔細瞧瞧牠在做什麼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我於是很早就學會了「知道一個東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個東西」的區別。）

　　他又接著說：「瞧，那鳥兒總是在啄牠的羽毛，看見了嗎？牠一邊走一邊在啄自己的羽毛。」

　　「是。」我說。

　　他問：「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說，「大概是牠飛翔的時候弄亂了羽毛，所以要啄著把羽毛再梳理整齊吧。」

　　「唔，」他說，「如果是那樣，那麼在剛飛完時，牠們應該很勤快地啄，而過了一會兒後，就該緩下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

　　他說：「那讓我們來觀察一下，牠們是不是在剛飛完時啄的次數多得多。」

　　不難發現，鳥兒們在剛飛完和過了一會兒之後啄的次數差不多。我說：「得啦，我想不出來。你說道理在哪兒？」

　　「因為有虱子在做怪，」他說，「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質。虱子的腿上又分泌蠟，蠟又有蟎來吃，蟎吃了不消化，就拉出來黏黏的像糖一樣的東西，細菌於是又在這上頭生長。」

　　最後他說：「你看，只要哪兒有食物，哪兒就會有某種生物以之為生。」

　　現在，我知道鳥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蟎。他的故事在細節上未必對，但是在原則上是正確的。

　　又有一次，我長大了一點，他摘了一片樹葉。我們注意到樹葉上有一個C形的壞死的地方，從中線開始，蔓延向邊緣。

　　「瞧這枯黃的C形，」他說，「在中線開始時比較細，在邊緣時比較粗。這是一隻蠅，一隻黃眼睛、綠翅膀的蠅在這兒下了卵，卵變成了像毛毛蟲似的蛆，蛆以吃樹葉為生。於是，牠每吃一點就在後邊留下了壞死的組織。牠邊吃邊長大，吃的也就越多，這條壞死的線也就越寬。直到蛆變成了蛹又變成了黃眼睛、綠翅膀的蠅，從樹葉上飛走了，牠又會到另一片樹葉上去產卵。」

　　同上一例一樣，我現在知道他說的細節未必對──沒準兒那不是蠅而是甲殼蟲，但是他指出的那個概念卻是生命現象中極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終的目的。不管過程多麼複雜，主題卻是重複一遍又一遍。

　　我沒有接觸過其他人的父親，所以在當時我並不懂得我父親有多麼了不起。他究竟是怎麼學會了科學最根本的法則：對科學的熱愛，科學深層的意義，以及為什麼值得去探究？我從未問過他，因為我當時以為所有的父親都理所應當地知道這些。

　　我父親培養了我留意觀察的習慣。一天，我在玩馬車玩具。在馬車的車斗裡有一個小球。當我拉動馬車的時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運動方式。我找到父親，說：「嘿，爸，我觀察到了一個現象。當我拉動馬車的時候，小球往後走；當馬車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時候，小球往前滾。這是為什麼呢？」

　　「這，誰都不知道。」他說，「一個普遍的公理是運動的物體總是趨於保持運動，靜止的東西總是趨於保持靜止，除非你去推它。這種趨勢就是慣性。但是，還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是這樣。」你瞧，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並不只是給我一個名詞。

　　他接著說，「如果從邊上看，小車的後板擦著小球，摩擦開始的時候，小球相對於地面來說其實還是往前挪了一點，而不是向後走。」

　　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車上，從邊上觀察。果然，父親沒錯──車往前拉的時候，球相對於地面確實是向前挪了一點。

　　我父親就是這樣教育我的。他用許多這樣的實例來討論，沒有任何壓力，只是興趣盎然的討論。他在一生中一直激勵我，使我對所有的科學領域著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學中建樹多一些罷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上癮了──就像一個人在孩童時嘗到什麼甜頭，就一直念念不忘。我就像個小孩，一直在找前面講的那種奇妙的感受。儘管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卻也時不時地能做到。

　　※※※

　　在那時，比我大三歲的表哥正在上中學。他對代數頭痛之極，所以請了一個補習教師。當補習教師在給他上課時，我被允許坐在一邊。我會聽到表哥在念叨X。

　　我問表哥：「你在幹什麼？」

　　「我在求X的解，比如，在二X＋七─十五的方程裡邊……」

　　我說，「你指的是四。」

　　「是。不過你用的是算術法，可該用的是代數法。」

　　幸運的是，我學過代數，不過並非通過學校的教育，而是讀了我阿姨家閣樓上的一本舊教科書。我弄懂了代數的最終目的不過就是找出X是什麼──不管你用什麼方法。對我來說，「算術法」和「代數法」是沒什麼區別的。「代數法」僅僅是一連串的步驟，你可以不加理解地教條式地盲從：「從方程的兩邊都減去七；然後兩邊都除以X前邊的因數」，之類之類。這些步驟可以引導你得到答案，即使你根本對所做的沒有任何理解。這些步驟的發明是為了讓所有的學生都能通過考試而已。所以，我的表哥一直沒有真正領會代數。

　　我們地區的圖書館有一套數學叢書。第一本叫《實用算術學》，還有《實用代數學》、《實用三角學》（我從那本書學了三角學，不過我並沒有真的理解它，所以很快就忘了）。在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圖書館進了《實用微積分學》。那時我已經從《大百科全書》上得知微積分學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所以我覺得該學會它。

　　當我在書架上看到那本《實用微積分學》時，我大為興奮。可當我在借書的時候，圖書管理員瞧了瞧我，說：「你這小傢伙，借這書幹啥？」

　　我覺得別扭，於是說了謊。我說是為我父親借的。這次是我一生中為數極少的幾次撒謊的場合之一。

　　我回家開始用它學微積分。對我來說，它似乎很簡單明瞭。我父親也開始讀它，卻弄得糊裡糊塗。於是我開始向他解釋。我從來沒想到他的智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有點失望。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在某些方面，我已經學得比他多了。

　　※※※

　　除了物理，我父親還教了我另一樣東西──也不知是對是錯──那就是對某些東西的毫不尊重、毫不遵守。有一次，我還很小，坐在他腿上讀新出的凹版印刷的《紐約時報》，看見一幅畫，上邊是一群教徒在向教皇叩首。我父親說，「瞧這些人，都對另一個人叩首，他們有什麼區別呢？因為這個人是教皇。」──他痛恨教皇，他說，「他只不過戴著一頂教皇的皇冠罷了。」（要是一個將軍，我爸會說是「他的肩章罷了」──反正是穿戴著的外在的東西）。接著，他說，「這教皇也是個人，他有著所有人共同的優缺點，也要吃喝拉撒，也是一個人罷了。」順便提一句，我父親是做制服的商人，所以他知道一個人穿著官服和脫去它，底下還是同樣的人。

　　我想他對我的成績是很滿意的。一次，我從麻省理工學院回家，他說，「現在你在物理方面懂得多了。我有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

　　我問他那是什麼問題。

　　他說：「當原子從一個狀態躍遷到另一個狀態時，它會發散出一個叫光子的粒子。」

　　「對。」我說。

　　「那麼，光子是預先就包含在原子之中的嘍？」他問。

　　「不，光子並沒有預先存在。」

　　「那，」他問，「它從哪兒來的呢？怎麼就鑽出來了呢？」

　　我試圖解釋光子數是不守恆的，它們是由電子的運動而產生的。不過，我解釋不清楚。我說，「比方說，我現在說話發出的聲音，它並不預先就存在於我之中啊。」（這好比有一次我的小孩突然聲稱他不能說「貓」這個詞了，因為他的「詞彙袋」用完了。就像人並沒有一個會被用完的「詞彙袋」，原子也沒有一個「光子袋」。）

　　父親並不滿意我的回答。我也始終未能教會他不懂的東西。從這方面來說他沒有成功：他送我上大學去尋找答案，可他卻沒能找到。

　　我母親對科學絲毫不懂，可她對我的影響也非常大。尤其是，她特別有幽默感。從她那兒我懂得：理解世界的最高境界是歡笑和廣博的同情心。

　　你幹嘛在乎別人怎麼想？

　　在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有一陣我和比我大幾歲的一幫小孩一起玩。他們比我要成熟一些，認識附近不少姑娘，也自然常常和她們約會去海灘什麼的。

　　有一次在海灘，大多數的男孩都在和女孩們說笑。我對一個女孩有些好感，自言自語地說：「哎，要是芭菠拉和我去看電影就好了……」。就這麼一句話，旁邊的一個男孩就興奮起來了。他跑上石堆，找到了芭菠拉，一邊推著她過來，一邊高聲嚷嚷：「費曼有話對你說哪！」弄得我真不好意思。

　　一下子，所有的男孩都圍過來了，嚷著，「嘿，說出來嘛，費曼！」於是，我請她一起去看電影──我的第一次約會。

　　回家後我告訴了母親，於是她給了我無數如此這般的衷告，比如，下車時我要先跳下去，伸手去接女友啦，或者在街上我應該走在靠馬路的一邊啦，母親甚至教我該說些什麼話，這是一種文化傳統──做母親的教兒子該怎麼有禮貌地對待女孩。

　　晚飯後，我穿戴整齊地去芭菠拉家接她。心裡直撲騰。自然，她還沒準備好（女孩總是這樣！），於是她家裡人讓我在起居室等她。那時她家正好有一批朋友在一起吃飯，七嘴八舌地說什麼「瞧這小孩多討人喜歡」之類的，簡直羞死人！

　　我還記著那次約會的每個細節。從她家到鎮上的一個新電影院的路上，我們談起了彈鋼琴。我告訴她我小時候也試過學鋼琴，可過了六個月我還是在彈只有幾個音符的《戴西的舞蹈》，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特別怕自己會染上姑娘氣，而成日彈《戴西的舞蹈》簡直讓我發瘋，於是我就跟鋼琴再見了。（那時我特別地怕姑娘氣，以至於都不願意去商店裡替母親買那些女人吃的糕點。）

　　看完電影我送她回家。我稱讚她的手套是多麼漂亮，然後在門口與她道晚安。

　　芭菠拉說：「多謝你給了我這麼快活的一個晚上！」

　　「不客氣。」我回答，心裡美滋滋的。

　　可當我下一次和另一個女孩約會的時候，臨別她也這麼說：「多謝你給了我這麼快活的一個晚上！」我的自我感覺就沒那麼美了。

　　當我和第三個女孩約會後告別時，她剛張嘴說「多謝……」我就搶著說：「多謝你給了我這麼快活的一個晚上！」

　　她說：「多謝……呃……噢……唔……我也挺快活的，多謝！」

　　※※※

　　又有一次，我們這幫海灘朋友又湊在一起。幾個年長一些的男孩正在拿他們的女友來做示範怎麼接吻，「你得把嘴唇這麼放，得有個角度，不然的話鼻子就撞上鼻子了！」之類之類。於是我跑到另一個屋子裡揪住了一個女孩。我們坐在沙發上，我的手臂繞到她背後，開始操練這門新鮮的藝術。突然，所有的人都興奮地叫起來，「艾蓮來嘍！艾蓮來嘍！」當時我並不認識這叫艾蓮的人。

　　然後有人叫道，「她在這兒了！她在這兒了！」所有的人都放下了他們正在做的事，跳將起來去看這位公主。艾蓮非常漂亮，難怪值得人們這麼崇拜她。不過，我很不以為然這種不民主的方式──難道每個人都要停下手裡的事，僅僅是因為公主到了嗎？

　　所以，當他們都去看艾蓮的時候，我還是和我的那個女孩坐在沙發上操練接吻技術。

　　後來當我和艾蓮熟悉了以後，她告訴我她記得那個舞會，每個人都很熱情友好，除了一個傢伙在角落的沙發上正跟一個姑娘親昵。她所不知道的是，兩分鐘之前，所有的人都在做同樣的事。

　　我第一次和艾蓮講話是在跳舞的時候。她是這樣地讓男孩子崇拜，以至於他們不停地互相搶她做舞伴。我記得自己也極想和她跳舞，琢磨著什麼時候能插隊進去。如何請舞伴的事總是讓我很犯愁：一個你想要請的姑娘要是在舞場的對面和什麼人在跳舞吧，要插進去太費事了，所以你等她轉到近處。可當她在你近處吧，你又會想，「唉，這支舞曲一點也不美。」所以你又等好的舞曲。好不容易舞曲正合意了，你剛要上前一步──至少是你覺得自己挪了一步──旁邊的什麼傢伙總卻比你搶先一步把她帶走了。於是你又只好再等幾分鐘，因為太快的插入是不禮貌的。幾分鐘過後，你會又喪氣地發現她轉到了舞場對面，或是音樂又不是你喜歡的了，或是什麼其他見鬼的麻煩……

　　我就這樣遲疑躊躇了半天，還是沒和她跳上舞。我自言自語說真想和她跳。旁邊的一個朋友聽見了便高聲宣布，「大家聽著！費曼想和艾蓮跳舞！」不一會，一個朋友踏著舞步把艾蓮帶向我這邊。同伴們推推搡搡地，「快插進去！」你們可以想像我是多麼窘迫，第一句話便是──倒是挺誠實的──「這麼著被所有人喜歡，你是什麼感覺呀？」我們才跳了沒幾分鐘，就被別人插進來分開了。

　　我們這些朋友都去上過交際舞課，儘管絕不會公開承認。在那個經濟大蕭條的年代，母親的一個朋友以教舞蹈謀些生計。地點就在她家二樓的一間屋子裡。她家有個後門，所以她讓我們從後門溜進去，可以不讓別人看見。

　　在她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次舞會。我有一個始終未能壯起膽子去證實的理論：女孩的日子比男孩要難得多。因為在那時候，女孩是不可以主動請男孩跳舞的，那是屬於「非禮之舉」的。所以那些不漂亮的女孩會在舞場邊上坐好久也沒人請，傷心透頂。

　　我想，「男孩就容易多了，他們可在任何時候插入。」可實際上並非如此。你不是沒有膽子，就是掌握不好時機，反正是擔驚受怕地不能充分享受跳舞。

　　比如吧，你瞧見一個女孩正好閒著，你也很想請她的，你會想，「好極了！這下機會終於來了！」可那女孩往往會說，「謝謝你，可我累了，想歇會兒。」於是你有些洩氣，可還不至於完全垂頭喪氣，因為有可能她真的是累了呢？但你回頭一看，另外一個傢伙去請她，她歡天喜地就和他跳上了！於是你又琢磨開了：他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呢？還是她不喜歡我的打扮？還是……反正，這簡單的事兒就老變得這麼複雜。

　　有一回我準備帶艾蓮去跳舞，那是我第一次約她出去。母親為了讓她的朋友多些顧客，還邀請了不少人，其中有幾個我極要好的朋友，和我年齡相同。赫羅．卡斯特和大衛．利夫是文人派頭的，羅伯特．斯達普勒是個理工科型的。我們幾個人常在放學後一起玩、散步，或是討論問題什麼的。

　　我的這些好朋友那天也在舞會上，他們瞧見我和艾蓮一起，馬上把我叫到衣帽間，說：「哎，費曼，我們要你知道，我們明白艾蓮今晚是你的女孩，我們絕不會找她的，我們今晚和她無緣！」等等，等等。可沒過一會，這些傢伙就來插伴。競爭就來自我的這些好朋友們！我總算懂了莎士比亞的名言：「你們盡說漂亮話。」

　　你們可要知道那時我是什麼樣的──一個非常害羞的小孩，總是覺得緊張，因為別人都比我高大強壯。而且我總是害怕自己顯得女孩氣。那時所有的男孩都打棒球，或者其他什麼運動。可我要是看見一隻球朝我滾過來，一定嚇得發呆，因為要是我揀起球扔回去的話，通常準是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然後眾人一定哈哈大笑。那真的很讓我煩惱。

　　一天，我被邀請去艾蓮家的晚會。好多人都去了，因為她是最漂亮、最好心、也最吸引人的姑娘，誰都喜歡她。當我一個人坐在一張扶手椅上閒著沒事的時候，艾蓮過來坐在扶手上和我聊起天來。那時我開始覺得「啊！世界多美呀！我喜歡的人注意到我了！」

　　那時，在我們那兒有個為猶太孩子而設的活動中心。它很大，而且有很多的活動。寫作組的孩子們可以寫故事來誦讀，戲劇組的人組織演戲，還有科學組、藝術組等等。我其實對科學之外的東西都沒興趣，但艾蓮在藝術組，因此我也就加入了。藝術這玩藝兒著實讓我頭痛──比方像做石膏模型之類（後來我還真用上了它）。我硬著頭皮去的原因就是因為艾蓮在裡邊。

　　可是艾蓮有個叫吉隆姆的男朋友也在組裡，我於是只好在背景裡游移，沒什麼機會的。

　　有一次，在我沒有在場的時候，有人提名我來做活動中心的主席。成年人都著急起來，因為我那時已經公開聲稱不信教了。

　　我是在一個猶太教徒家裡長大的，家人每週五都去教堂。我參加「週日學校」，還真的學過希伯來語呢！可是，於此同時，父親教我許多科學知識。當教堂牧師談起那些《聖經》裡的奇蹟，比方樹葉在沒風的時候突然抖動起來，我總是試圖把它們用自然現象來解釋。

　　其中一些《聖經》裡的奇蹟比較好解釋，另外一些就難多了。像樹葉的那個故事挺容易解釋的。我走去學校的路上聽見樹葉沙沙地響，可是卻沒有風。我注意到樹葉交錯的位置正好稍有所動就會引起共鳴，於是心想：「哈！這可以解釋那個伊利亞的樹葉發聲的奇蹟了！」

　　可其他一些奇蹟，我卻總也想不出個道道來，比如，摩西扔下手裡的東西，它立刻變成了一條蛇的故事。我琢磨不出扔下的東西怎麼會讓旁人看成是蛇。

　　照理說，童年時聖誕老人故事的幻滅該提醒我了，可它沒有使我震動到懷疑《聖經》故事的可信性，即使它們與自然常識完全不符。當我知道聖誕老人不是真有其人的時候，我倒鬆了一口氣，因為這非常簡單地解決了一個我長久不能想通的問題──一個聖誕老人怎麼來得及在一個夜晚給全世界的小孩送禮物呢？

　　聖誕老人的事本來就不是那麼認真的。可《聖經》裡的奇蹟故事可不一樣──那可是頂認真嚴肅的事。有教堂，教徒們每週做禮拜；有週日學校，牧師教孩子們唸《聖經》。這些可不是鬧著玩的。聖誕老人可不是教堂之類正兒八經的東西。

　　所以我去週日學校的時候，一方面我真信他們教的，一方面又沒法不產生疑惑。危機的總爆發是免不了的。

　　真正的危機是我在十一二歲的時候來的。拉比在給我們講關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迫害猶太人的歷史。他講述了一個名叫露絲的人的故事──她做了什麼，被如何定罪。故事非常具體，好像是法庭的記錄一樣。我當時是個天真的孩子，聽見這麼詳盡的故事，而且教士講的完全像是史實，便相信它一定是真的。最後，拉比講到了露絲如何在監獄裡蒙難，他說，「露絲氣息奄奄，她想到……」等等、等等。

　　我吃驚地困惑起來。課後我去問那個拉比，「露絲臨死時腦子裡想的什麼，別人怎麼能知道呢？」

　　他說：「噢，是這樣：為了更生動地說明猶太人受了多少苦，我們編了露絲的故事，其實並沒有這麼個人的。」

　　這實在太豈有此理了，我覺得被著實地欺騙耍弄了一番。我需要的是真實，未經加工的真實，由我自己來評判決定！可那時我一個小孩子，沒法和大人爭辯，只好眼眶發濕，哭了起來，非常氣憤。

　　那拉比問：「究竟怎麼啦？」

　　我試著解釋說：「我這些年聽到的這麼多故事，現在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讓我拿這些學到的東西怎麼辦？」換句話說，我不再信任那些數據，因此對那整個一套產生了根本的不信任。在那之前的那些年，我一直想方設法來理解《聖經》裡的奇蹟故事，現在倒好，哼，所有的奇蹟都可以解釋了，因為它們大概全是編造出來的，見鬼！我悶悶不樂。

　　拉比又問：「要是對你來說，這些東西這麼可怕，你幹嘛來週日學校呢？」

　　「因為父母讓我來的。」

　　我從未和父母談及此事，也不知拉比是否和父母連繫過。可父母再也沒有督促我去週日學校。這件事發生在我正式成為洗禮過的信徒之前。

　　由此，這場危機很快解決了我的疑團困境，我悟出那些奇蹟故事大約都是為了「更生動地說明問題」而不惜違背自然規律瞎編亂造的。我覺得自然本身是這麼有趣，它不應該被那樣歪曲。從那時起，我逐漸對整個宗教這個東西再也不相信了。

　　那個活動中心是年長的猶太人組織起來的，不僅是為了讓我們有地方玩而不在大街上晃蕩，而且更希望以此來引導我們走向猶太教徒的生活。要是像我這樣一個放棄了教義的人當選為主席，他們準會覺得坐臥不安的。讓我和他們都鬆了一口氣的是，幸好我沒有當選。其實那個活動中心已經支撐不下去，逐漸衰亡。要是我當選了，準會被當做眾人所指的替罪羊。

　　※※※

　　一天，艾蓮告訴我吉隆姆不再是她的男朋友了。那對我可是個天大的好消息，我開始有希望了！她邀我去她家，威斯特敏斯特街一百五十四號。當我到她家的時候，天色已晚，門廊的燈還沒點上，所以門牌號碼看不見。我不想打擾別人來問門牌，於是在黑暗中手躡腳地爬上去，摸摸索索地探到了那確實是一百五十四號。

　　艾蓮正在為她的哲學課家庭作業發愁。「我們正學到笛卡兒。」她說，「他以『我思故我在』開始，不知怎麼最後能證明上帝的存在。」

　　「壓根兒不可能！」我說，一點也沒想到我是在向偉人笛卡兒挑戰。（這是我從父親那兒學到的一種反應：對任何權威都不俯首貼耳，甭管是誰的言論，先看他的起點，再看他的結論，然後問自己，「有沒有道理？」）我問，「他怎麼可能從第一點推演到結論的？」

　　「我也弄不清。」艾蓮說。

　　「那咱們來瞧瞧，」我說，「他怎麼陳述的？」

　　於是我們查下去，原來笛卡兒說的是世界上只有一樣是確定的──那就是不確定，「他幹嘛不直話直說呢！」我大為不滿，「他不過是想說只有這樣東西是他確信的罷了！」

　　然後笛卡兒又講什麼，「我的所有思維都是不完美的，但不完美一定是相對於完美而言的，因此完美一定存在於某個地方。」（他狡猾地開始引出上帝了。）

　　「沒那麼回事！」我說，「科學上講，沒有一個完美的理論，照樣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趨進。我不明白他究竟怎麼回事，看來只是大言欺人罷了！」

　　艾蓮理解我。她明白，在看這些貌似嚴謹偉大的哲學命題時，完全可以輕鬆自如地去看它們說的是什麼，是否對，而不必去理會它們是哪位偉大的論斷。

　　「嗯，我想反面的觀點也成立。」她說，「我們老師說，任何事物都像紙張一樣有兩面。」

　　「就這個論斷也有對錯兩面呢！」我說。

　　「你指的是什麼？」

　　我從百科全書上讀到的墨比紙條（哦，我那美妙的大百科全書喲！）就是一例。那時代，墨比紙條還不是盡人皆知的，可誰都可以理解它，就像現在一樣。墨比紙條平面的存在是直觀可見的，不像那些油滑模稜兩可的政治問題，也不像那些需要很多歷史知識才能理解的東西。大百科全書裡有一個神奇的世界，一個鮮為人知的世界。在閱讀它的時候，不僅學知識令人興奮，而且有一種使你具有獨特性格的感覺。

　　我拿來一張紙，扭了半圈，接成一個環形，做一個莫比環。艾蓮也興奮起來。

　　第二天在課堂，她故意等到老師舉著一張紙，說，「任何事物都像紙一樣，有兩面……」。艾蓮舉起墨比環說，「老師，您所說的也有兩面呢！我這兒有個只有一面的紙！」於是老師和全班同學都驚奇不已。艾蓮自然很得意。我覺得自那以後，她對我留意多了。

　　※※※

　　在吉隆姆之後，卻又有了個新的競爭者，也就是我的「好朋友」赫羅．卡斯特。艾蓮總是在我倆之間游移。畢業舞會她和赫羅去，而畢業典禮卻和我父母在一起。

　　我畢業時理科總成績第一，數學第一，物理第一，化學第一。因此我在畢業典禮上上了好幾次臺去領獎。赫羅則是英語第一，歷史第一，而且執筆寫了校慶劇本，所以很令人佩服。我的英語糟透了，從來沒真正領悟到它的根本。對我而言，擔心單詞拼對拼錯是毫無道理的，因為拼法僅僅是人為的一種規定，它和自然真實一點也不相干。一個單詞換一種拼法又怎麼樣呢？因此我對英語沒什麼興趣。

　　紐約州的中學生都要通過州教育局制定的一系列考試。在畢業前的幾個月，正好我們要考英語這門課。赫羅和另一個長於文科的朋友、校刊編輯大衛．利夫問我選什麼書來寫書評。大衛選了具有很大影響的辛克萊．路易斯的作品，赫羅則選了一些戲劇的劇本。我說我選了《珍寶島》，因為在一年級英文課時唸過。我告訴他們我預備寫些什麼評論。

　　他們哈哈大笑，「哥們兒，要是你對這麼一本簡淺的書做這些簡淺的評論，你不考個不及格才怪呢！」

　　考試中還有一串問題來寫短文。我選的是「科學研究對航太的重要性」。我想，「這真是個笨透笨透的問題，科學研究對航太的重要性還用問嗎？！」

　　我正準備對這個傻問題給個簡單明瞭的答案，可突然想起我的這些文科朋友常提到的「大字欺人」──故意把句子弄得複雜，用唬人的大詞。於是我決定試它一試，等於開個玩笑嘛！我對自己說，「既然教育局的先生愚蠢到出『科學研究對航太的重要性』這樣的笨蛋問題，我倒要和他們耍一回。」

　　於是我大筆一揮，寫下，「空氣流體飛行科學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分析在飛機尾部的渦流、漩渦和環轉氣流的影響……」，其實我知道這「渦流」、「漩渦」、和「環轉氣流」指的完全是一回事，只是以三個詞來講聽上去更學究氣些。這是我平時絕不會做的事。

　　那個批改我試卷的老師一定是被我的「渦流、漩渦、和環轉氣流」唬住了，我的得分是九十一，而我那些文科的朋友寫的是老師熟悉而易於評判的，才得了八十八分。

　　那年有個新規定，即學生得九十分以上的，自動在畢業典禮時被授予那個學科的榮譽獎。所以，當劇作家和校刊編輯只好坐在下邊時，我這個毫無文科細胞的理科生居然又走上臺，去接受英語單科的獎勵！

　　典禮之後，艾蓮和我父母以及赫羅的父母在交談。數學部主任走了過來。他是個很高大強壯的人，還是學校的訓導主任呢。赫羅的母親說，「你好，奧古斯伯萊先生，我是赫羅的母親，這是費曼的母親……」

　　他沒有對赫羅母親加以任何理會，直衝著我母親說，「費曼太太，我必須強烈提請您注意，像你兒子這樣的人是鳳毛麟角的，國家和州政府理應支持這樣才華出眾的學生。您一定一定要讓他去唸大學，去您經濟所能負擔的最好的大學！」他擔心我父母是否會不準備送我去大學，因為那時經濟蕭條，很多孩子中學畢業後不得不掙錢幫著養家。

　　我的朋友羅伯特就是這樣。他也有個小實驗室，還教我許多光學儀器的知識。有一次，他在小實驗室裡出了個意外：在開一瓶石碳酸的時候不慎將一些液體灑到臉上了。他去看醫生，臉上帶著繃帶過了幾週。可是有趣的是，當他去掉繃帶的時候，皮膚比以前光潔了許多，還少了雀斑。我後來發現，有一種美容的措施便是用石碳酸，只是要稀釋罷了。

　　羅伯特家境很困難，他只好畢業後馬上工作，接濟他母親。因此他無法繼續他對科學的愛好。

　　我母親向奧古斯伯萊先生一再保證，「我們正在盡一切可能節省錢，準備送他去哥倫比亞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艾蓮在一邊聽著。在此之後我比赫羅略略領先了一點。

　　※※※

　　艾蓮是個很好的姑娘。她是納沙縣羅倫斯中學的校刊編輯，彈一手優美的鋼琴，非常有藝術美感。她有時來我們家做些裝飾，像壁櫥上的小鸚鵡之類的。後來，我家的人對她越來越熟了，她和我父親常去樹林裡繪畫，我父親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在年紀比較大的時候才有閒情開始學習繪畫。

　　艾蓮和我開始互相影響、塑造我們倆的性格。她來自的家庭彬彬有禮，非常顧及別人。她教我也學會顧及別人，可是，她的家庭覺得出於好心或禮節性的不誠實是正常的。

　　我一向認為一個人要有「你幹嘛在乎別人怎麼想」的態度，我們要聽取別人的意見，加以考慮，但如果我們覺得他們的看法是錯的，那就沒什麼好顧前怕後的。

　　艾蓮一下子就接受了我的想法。她很容易就同意在我們倆的關係中，我們應該互相徹底誠實、直言相談、徹底地坦蕩。這果然有效，我們非常相愛。我們的感情是一種我聞所未聞的。

　　在那個夏天之後，我去了在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我未能去哥倫比亞大學是因為當時有一種歧視性的規定──每個學校有限定的配額來招收猶太人的孩子。）我收到朋友的來信，說，「你該瞧瞧艾蓮是怎麼和赫羅一起出去玩了……」，或者「你在波士頓的時候，她在做如此……在幹那般……」。嗨，我在波士頓也有時帶姑娘出去，可那一點也沒什麼，我知道這對艾蓮也一樣。

　　暑假到了，我留在波士頓做了一份臨時工作，任務是計算某種摩擦力。克萊斯勒汽車公司正在發展一個新技術，可以達到超級拋光效果，我們要做的是測驗這方法究竟好多少。（結果是這「超級拋光」並不怎麼樣。）

　　艾蓮在離我不遠的地方也找了份工作，那地方離我大約二十英里，她的工作是照顧小孩。我父親擔心我會花太多的時間和艾蓮在一起，以致於影響學業，所以勸說她放棄了她的工作機會（或者是勸我說服了艾蓮，我有點記不清了。）那時代和現在不一樣，那時年輕人要先把事業發展到相當程度才能結婚娶親。

　　那個夏天，我和艾蓮只會了幾次面。我們約定我畢業後馬上就結婚。那時我已經認識艾蓮有六年了。直到現在談起當時我們是多麼相愛，我還是有些哽咽。我們確信無疑我們是不能再默契適配的一對了。

　　※※※

　　我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去了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每逢假期我都回家去看望艾蓮。有一回，艾蓮的頸部隆起一個鼓包，她是個非常漂亮的姑娘，自然覺得有點不自在。可那鼓包並不疼，她也沒太在意。她去找她當醫生的叔叔，得到的處方是用油擦擦便可。

　　過了一陣，鼓包開始變大變小，她開始發燒，而且越來越糟糕。她的家庭醫生覺得該送她去醫院了。診斷說她有傷寒熱。我得知後立刻找出醫學文獻，把有關的內容全讀了一遍，就像我現在一直做的那樣。

　　我去看艾蓮的時候，她正處在隔離期，我們都要穿上特別的消毒大褂才能進去。正好她的醫生在場，我問他威德實驗結果怎麼樣，（威德實驗是診斷傷寒熱的最準確的方法，它探查的是糞便中的傷寒菌。）醫生說，「結果是陰性的。」

　　「什麼？這怎麼可能？！」我說，「這煞有介事的消毒隔離什麼的，可你們壓根兒都沒能查到傷寒菌？沒準兒她患的根本就不是傷寒熱！」

　　結果是醫生找艾蓮的父母去談話，他們又告訴我不要干擾醫生的工作，「說到底，畢竟他是醫生，而你只是她的未婚夫。」

　　從那以後，我發現那種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而且當別人提出建議或批評時，還認為那是一種侮辱。現在我明白了，可當時還沒有。我真後悔，當初我應該強硬些，應該告訴艾蓮父母那個醫生是個笨瓜──他確確實實是──他根本不真懂他的本行。可在當當時，她的父母說了算。

　　過了一陣，艾蓮明顯地好轉了，腫塊變小了，熱度也沒了。可過了幾週，腫塊又復出。這次艾蓮換了個醫生，他在艾蓮腋下和腹股溝也查到了腫塊，他說病症似乎出在淋巴系統，他還不能確診是什麼病，因此要和其他醫生會診。

　　我立刻又跑到大學圖書館，查到了「淋巴系統疾病」一章：「淋巴結腫大一般表明（一）結核菌疾病，診斷很簡單……」我想這肯定不是艾蓮患的病，因為醫生們在診斷時遇上了這麼多麻煩。

　　於是我接著讀其他病的章節：淋巴水腫，淋巴腫瘤，等等，似乎都是奇怪的不同形式的腫瘤。在我仔細閱讀之後，才知道淋巴水腫和淋巴腫瘤的唯一區別是前者的患者能活下來或至少活一段時期，而後者的患者則很快死亡。

　　我盡速地讀完了所有淋巴系統疾病的章節，結論是艾蓮大概是患了不治之症。然後我又有點自嘲，「大概閱讀了醫書的人有一半都會覺得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吧！」於是我又仔仔細細讀了一遍，還是未能找到任何其他解釋。問題嚴重了。

　　接著我去參加每週在帕美樓的茶會，和平時一樣地與物理學家交談，儘管我剛剛發現艾蓮十有八九是患了絕症。那種感覺非常奇怪，好像我有兩個完全不同、互不干擾的心思。

　　我去醫院看艾蓮的時候，告訴了她那個笑話──不懂醫學的人看醫書以後都覺得自己快完蛋了。然後我說我覺得面臨的是非常大的困難，從我所閱讀的，她很可能是患了某種絕症。然後我給她講了每一種可能的病的情況。其中也有何杰金氏病。

　　她下一次見到醫生時，問道，「會不會是何杰金氏病呢？」然後她到下一家醫院，病歷上有了醫生的手筆，「何杰金氏病？」從那兒我得知那醫生也不比我多懂幾分。

　　醫院又給艾蓮做了無數的檢查，都圍繞著這「何杰金氏病？」，還有專門的會診。我記得坐在外邊的走廊裡等結果，一個護士推著坐在輪椅上的艾蓮出來了。突然，從會診室裡衝出了一個醫生，奔到我們跟前，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告訴我，你有沒有吐過血？有沒有咳過血？」

　　護士嚷嚷著，「走開！走開！這樣的問題怎麼能問病人啊！」邊說邊把她推開了，護士轉過來對我們說，「他是旁邊醫院的醫生，參加會議總是找麻煩。這種問題不該來問病人的！」

　　我當時腦子沒轉過來。那醫生其實是在探討某一種病的可能性。我要是聰明些的話，應該去問他懷疑的是什麼病。

　　最後，在經過了反反覆覆的討論之後，醫生告訴我最大的可能是何杰金氏病。他說，「病人會時好時壞，慢慢越變越糟。現在還沒有任何辦法治療它。過兩年後病就致命了。」

　　「這真是個不好的消息，」我說，「我會告訴她這些情況。」

　　「不！不！」醫生說，「我們不想引起病人的不安，我們會告訴她患的是淋巴腺熱。」

　　「不！不！」我回答道，「我和她已經討論過了何杰金氏病的可能性，她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

　　「她父母不想讓她知道，你最好先和他們談談。」

　　回到家，所有的人都對我大加勸說，包括我父母，我的兩個阿姨，家庭醫生。他們都拼命堅持，如果我告訴艾蓮這個好姑娘她患了絕症，那將是無法理解的最大的蠢事。他們驚恐地問，「難道你要做這麼一件天理不容的事嗎？」

　　我說，「因為我們早有約定，一輩子徹底開誠布公、直面任何困難。躲躲閃閃有什麼用？她要問我她生的什麼病，我不會撒謊的！」

　　「天哪！多孩子氣！」他們驚呼──哇啦，哇啦，哇啦。他們都對我施加壓力，說我大錯特錯。我相信自己是對的，因為我和艾蓮談起過這種絕症，而她毫無問題去面對它。我明白最好的做法就是把真實情況告訴她。

　　可最後，我的十一歲的小妹妹跑了過來。滿臉淚水，邊哭邊打著我的胸脯，說艾蓮是多麼可愛的姑娘，而我是個多麼愚蠢又固執的哥哥。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屈從了。

　　我寫了一封分手的情書給艾蓮，一直隨身帶著。萬一艾蓮發現我撒了謊而不再理我，我可以給她這封信。

　　上帝從不讓事情順利，總是把它弄得充滿波折。我去醫院看望艾蓮，她坐在病床上，周圍是她的父母，都顯得心神不寧。她看見我，臉上的陰雲一下子飛散了，說，「現在我可知道互相徹底坦率是多麼可貴了！」她對她父母點了點頭，說，「父母告訴我病症是淋巴腺熱，我不知該不該相信他們。理查，現在你告訴我，我患的是淋巴腺熱還是何杰金氏病？」

　　「你得的是淋巴腺熱，」我說，內心如死去了一般。這太糟了──實在太糟了！

　　她的反應特別簡單，「噢，好，這下我相信他們了。」因為我們已經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她就完全釋然了。看上去一切都解決了，都順理成章了。

　　她的狀況好了一些，醫生允許她回家。大約一週後，我接到了她的一個電話，「理查，我有事要和你說，你趕快來。」

　　「好。」我確認了那封信還在衣袋裡。我預感到什麼事要發生了。

　　我走進她的房間，她說，「坐下。」我坐在她的床沿。「好，現在告訴我，」她說，「我患的是淋巴腺熱還是何杰金氏病？」

　　「是何杰金氏病。」我伸手去衣袋裡摸那封信。

　　「天哪！」她說，「他們一定把你逼苦了！」

　　我剛剛告訴她患的是絕症，而且承認說了謊，可她馬上想到的是什麼呢？──她全想的是我。我無地自容，把那封信給了她。

　　「你理應堅持的，」她說，「我們是對的！」

　　「真對不起，我難過極了。」

　　「我能理解你，理查，只是以後再也別那樣了。」原來，她在二樓她自己的房間裡，偶爾，她會像小孩一樣躡手躡腳溜到樓梯口，聽下邊大人們在說什麼。她聽到她母親哭過好幾次。她回到床上琢磨著，「要是我患的是一般的淋巴腺熱，母親幹嘛那麼傷心地哭呢？可理查也說是淋巴腺熱，那一定沒錯。」

　　過了一會兒她又想，「會不會理查也說謊了呢？」她又琢磨這怎麼可能。非常令人驚奇地，她很快想到一定是她父母強逼著我說謊了。

　　她面對這種困境非常平靜，安詳地說：「好，我患了何杰金氏病，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

　　普林斯頓給了我一個獎學金，可按規定要是我結婚的話就會被停止，我們知道何杰金氏病的進程：它有時會緩解一些，艾蓮可以回家住；過一陣它又會惡化，她必須住院。這樣來來回回大概會延續兩年。

　　我想，儘管我還在攻讀博士學位，我可以在很出名的貝爾實驗室做一些研究。我們可以在紐約皇后區租一間房子，那兒離貝爾實驗室旁邊的醫院不遠。我們可以幾個月後在紐約結婚。那天下午我們把一切都計劃好了。

　　好幾個月以來，醫生想取艾蓮頸淋巴結的組織做活檢，可她的父母一直不同意，他們「不想煩擾這可憐的姑娘」。這回我有了新的決心，不停地對他們進行勸說的工作，向他們解釋這項檢查非常重要。有艾蓮的幫助，她的父母終於被說服了。

　　幾天之後，艾蓮打來電話，「化驗報告出來了。」

　　「是嗎？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我也不清楚，你來看看，我們可以談一下。」

　　我到了她家，她遞給我化驗報告，上面寫著：「活檢證明淋巴腺有結核菌。」

　　這把我徹底激怒了。我說的是，醫書上第一條寫的就是他媽的結核病！我忽略了它，因為書上說這是最容易檢查的，而醫生們在診斷時千難萬難。我想當然地以為他們會首先檢查最容易最明顯的！那確實是最容易最明顯的：因為那從診室裡奔出來的醫生問的「她咳血沒有」，他的想法正在點子上，他知道病因大概是什麼！

　　我覺得自己簡直是個傻瓜。我用了不充分的間接證據，但忽視了最明顯的可能性。我想當然地以為醫生很聰明。不然的話，我會首先就建議查結核菌，沒準兒那醫生寫的就會是「結核病」？我真蠢。從那以後，我刻骨銘心地學會了。

　　艾蓮說：「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我還有可能好轉一些呢！」

　　「你什麼意思啊，難道你還不知道這是好是壞麼？」

　　「可是我們就不會很快結婚了呀。」你看，當得知艾蓮的何杰金氏病只能讓她活大約兩年時，我們計劃好了一切（從她的觀點出發）。現在她可以活得更長，她倒好像因打亂了計劃而煩惱了似的。不過，我很快就向她說通了這是件好事。

　　自那以後，我們知道兩人一起可以面對任何事情。經歷了這番，再也沒有什麼困難可以難倒我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我當時正在普林斯頓攻讀博士學位，被吸收進了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數月之後，我剛拿到博士學位就向家裡宣布要結婚。

　　父親憂心忡忡。從我呱呱墜地，他就精心培育，希望我成為一個快樂的科學家。他覺得我那時結婚還太早，會耽誤我的事業。父親一直有個怪念頭，要是一個男人出了什麼事，他總是說，「注意他背後的女人。」他覺得女人是男人的最大危險。男人們一定要提防女人，不可心軟。當父親聽到我要和患肺結核的艾蓮結婚，又多了一層擔心，怕我會被傳染上。

　　整個家族，叔叔、阿姨、所有的人都非常擔心。他們請來了家庭醫生，向我解釋結核病是非常危險的，我準會被傳染上的。

　　我說：「告訴我這病是怎麼傳播的，總會有辦法的。」艾蓮和我已經非常非常小心了：我們不能接吻，因為口中會有結核菌。

　　然後家人開始向我解釋說，當初我和艾蓮相約畢業後結婚時，還不知道現在這種情形。誰都會理解一個不明情況的婚約並不是真正的婚約。

　　我從來沒有過他們那種發瘋的念頭，即和艾蓮結婚是因為以前我向她保證過，我連想都沒那樣想過！儘管沒有一張證書，沒有結婚登記，我們相愛甚篤，早已在感情上結婚了。

　　我反問：「要是一個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結核就棄她而去，難道你們會覺得是個合理合情的事嗎？」

　　諸人中只有我的一個阿姨覺得結婚也不見得是壞事，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對。不過到那時，我早已經嘗到過家裡給的勸告有那麼多的錯誤，我堅持自己的觀點。我毫不費力地拒絕聽從他們的勸阻，我行我素。他們怎麼講也沒用。艾蓮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對的。

　　艾蓮和我把一切安排妥當。在普林斯頓邊上的狄克斯鎮有一家慈善醫院，是由紡織女工的工會支持的。雖然艾蓮不是紡織工，他們也照收不誤。我那時剛剛畢業，參加了政府的工作，薪金很低。但是這樣安排至少能讓我照顧她。

　　我們決定在去醫院的路上結婚。在普林斯頓的一個叫比爾．吾德華德的同學借給我一輛車，我把它改裝了一下，把後座放倒，加了一個床墊，像救護車一樣。這樣，艾蓮累的時候可以躺下。雖說她當時的狀況並不太糟，可也畢竟住了幾次院，身體很虛弱。

　　我開車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艾蓮一家向我們招手告別，我們開車走了。經過皇后區、布魯克林區、史泰登島〔註：美國紐約市下轄的五個行政區之一。〕，上了擺渡船──那是我們浪漫的結婚遊船吧──然後到市政廳去登記。

　　我們慢慢地走上臺階，進入辦公室。接待人員很友好，馬上辦了一切手續。他發現我們沒有證婚人，於是立即從旁邊的辦公室裡找來了會計和書記員。按紐約法律，我們正式結婚了。那時刻我和艾蓮都幸福無比，牽著手互相衝著對方笑。

　　那辦事員說：「你們正式成為夫妻了，你該吻新娘啦！」

　　於是羞得面紅的新郎在新娘面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我給了每個人一點小費，謝了又謝，然後開車送艾蓮去醫院。

　　從那時起每個週末我都去看艾蓮。有一次公共汽車晚了點，醫院已經不許探視了，而附近又沒有旅館。我正好穿著一件很舊的羊皮襖保暖，就找了個空地睡了一夜。由於怕別人早上起來看見我，所以我在遠離別人房子的地方安頓下來。

　　第二天早上醒來，我才發現這原來是個大垃圾堆！我自覺傻乎乎的，不禁大笑起來。

　　艾蓮的醫生非常好，可每次看見我付給醫院一張十八元的國庫券就很生氣。他堅持說我們收入這麼少是不用付錢的，可我還是每次都付。

　　一次，我在普林斯頓收到了一大盒鉛筆，每支上都有燙金字寫著，「親愛的理查，我愛你！波斯貓。」（我管艾蓮叫波斯貓。）

　　這倒是蠻甜蜜的，我也很愛她，不過嘛，人總是會不留心把鉛筆丟掉的，比如和華格納教授討論問題後，就蠻有可能把鉛筆扔在他桌上了。如果這樣的話，那些字讓人多不好意思。

　　那時大家的境況都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費那些鉛筆，於是我用小刀把鉛筆上的字刮掉。

　　第二天，我就收到艾蓮的信，上邊寫著，「把鉛筆上的字刮掉算個什麼事兒呢？」接著說，「難道你不為我愛你而自豪嗎？」隨後又是，「你幹嘛在乎別人怎麼想？」

　　下邊還有打油詩，「你若以我為羞，噠，噠，噠，你是個核桃！」後邊一段也差不多，只是最後一句變成了「你是個杏子仁！」每一個都是「果仁」的不同說法。〔註：「果仁」在美國俚語中也被用作「傻瓜」。──譯者〕

　　我還有什麼選擇呢？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燙了金字的鉛筆。

　　※※※

　　不久，我到了洛斯阿拉莫斯〔註：美國承擔核子武器設計工作的兩個實驗室之一。〕。羅伯特．歐本海默是總頭目，他把艾蓮安排到了阿伯庫克市的一家醫院，大概離我們那兒有一百六十公里。週末我總是去看她。我在週六搭車去她那兒，下午可以探視她，晚上住在旅館。週日上午又可以見一面，然後搭車回工作地。

　　在工作日，我會常常收到她的來信。有時她會弄一個拼字遊戲，剪散了裝成一袋子寄來。這時，軍隊的郵檢便會給我一個警告單「請告誡尊夫人這裡沒有時間玩遊戲！」我從來沒有告訴艾蓮，因為我很樂意與她玩遊戲，儘管有時把我陷入令人發笑而又窘迫的局面。

　　在五月的一天，洛斯阿拉莫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進了報紙，成百成千遍地都是。打開報紙，上邊印著巨大醒目的字樣「舉國上下歡慶理查．費曼的生日啦！」

　　艾蓮在和整個世界做遊戲，她有許多時間去琢磨，看雜誌，然後訂這訂那。她總是變些新花樣。（她大概從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麥特波力斯那兒得了不少幫助吧。）艾蓮身在她小小的屋子裡，心卻在世界上。寫著不著邊際的信，寄來各式各樣的東西。

　　一次她寄來一本做炊具廣告的書，裡邊的炊具全碩大無比──大概是供監獄這種人口眾多的地方使用的吧。從風扇、爐鉤、到大盆大盤，應有盡有。我暗想，「見鬼，這有什麼用？」

　　這使我想起早先還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時候，她寄給我一本大船的廣告，上邊是戰艦、遠洋油輪之類。我去信說，「你打什麼主意呢？」

　　她回信說，「我在想，等我們結婚時，可以買條船。」

　　我寫道，「你瘋了？！也太不著邊際了吧！」

　　不幾天，又有一本廣告寄到我這兒。這回是富人們用的那些十幾米長的遊艇、帆船。她的夾條上寫，「既然你無意買上次廣告書裡的大船，或許我們可以買這樣的。」

　　我去信，「聽著，你還是不切實際！」

　　不久，另一本廣告又來了，是賣各種小汽艇的。

　　我寫道，「太貴啦！」

　　最後，我接到她的條子，「這可是你最後一次機會了，理查，你一直在說不。」原來，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條舊的手搖木船出賣，標價十五美元，艾蓮想買下來，以便夏天時我倆可以泛舟。

　　唉，經過這麼多折騰，誰還能說「不」呢？

　　正當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廣告的用意時，第二本又到了──做的廣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幾天之後，又來了一本，是家庭炊具。

　　當我週六去看她時，才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原來她郵購了一個十八英寸的小烤爐。

　　「我想咱們可以烤牛排呢！」她說。

　　「胡扯！我們怎麼可能在這屋裡烤牛肉？煙啊、火啊的……」

　　「噢，不，」她說，「你只要把爐子支在外邊的草地上，每週日就可以烤牛排了！」

　　那醫院正對著貫穿美國的六十六號公路！「不行！」我說，「我是說，那麼多的汽車、卡車來來往往，行人走來走去，我怎麼可能大模大樣在草地上烤牛排？」

　　「你幹嘛在乎別人怎麼想？」（她開始用這來折磨我了！）「……好吧，」她說，一邊拉開了桌屜，「我們可以互相讓步，你不必戴大廚師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

　　她晃著那種真正職業大廚師用的帽子、手套，然後她說，「把圍裙穿上試試！」圍裙打開，上面赫然印著「烤肉大王」之類傻乎乎的字樣。

　　「行了，行了！」我嚇慌了，「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於是那以後的週六、週日，我就只好到六十六號公路邊去烤牛排了。

　　※※※

　　另一件事是關於聖誕卡。在我剛到洛斯阿拉莫斯才幾星期後的一天，艾蓮說：「我想應該給你的同事們送聖誕卡，你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

　　那些卡片都很精緻，可裡邊寫的是「聖誕快樂！」，署名是「理查和波斯貓」。我抗議說，「這怎麼能送給費米和貝特？我都不認識他們呢！」

　　「你幹嘛在乎別人怎麼想？」──結果自然是，卡片都送出去了。

　　第二年聖誕又來了，那時我和費米、貝特都熟了，還去過他們家，和他們的孩子玩，關係很友好。

　　一天，艾蓮用很正經的語調對我說：「理查，你尚未問及有關今年聖誕卡的安排……」

　　我可著慌了，說：「哎，讓我瞧瞧……」

　　卡片寫著「聖誕、新年快樂，理查和艾蓮．費曼」。「很好，」我說，「很好，這對每個人都合適。」

　　「哦，不，」她說，「這對費米、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適。」果然，她拿出另一個盒子。

　　她取出其中一個，上邊的祝辭是一樣的，可署名變成了「費曼博士及費曼太太」。

　　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

　　「這回怎麼這樣正兒八經的，狄克〔註：狄克是理查的愛稱。──譯者〕？」他們都大笑起來，覺得很開心，因為艾蓮搗了這麼多鬼，我卻毫無辦法。

　　※※※

　　艾蓮除了琢磨遊戲之外，還買了一本叫做《中文字的音與形》的書。那是本很可愛的書，我一直保存到現在。書裡有五十來個字，都以極漂亮的書法寫出，旁邊注著什麼「三女成災」之類的東西。艾蓮買了專用的宣紙、毛筆和墨，開始練習書法。她還買了本中文字典，以便知道更多的漢字。

　　有一次我去看她時，艾蓮正在練書法，她自言自語地說，「不對，寫錯了。」

　　我這個「偉大的科學家」說，「你什麼意思啊？這字怎麼寫只不過是人為的慣例罷了，並沒有自然法則來規定它非要怎樣，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我是說，從美的角度來看不對勁，問題的關鍵在於平衡，在於感受。」

　　「這樣、那樣，我看沒什麼區別。」我爭辯道。

　　「來，」她遞過毛筆，「你自己試試。」

　　我寫了一個，然後說：「等等，讓我再寫一個──剛才那個太散了。」（我還是不鬆口說寫錯了。）

　　她問：「你怎麼來定那個字應該多散才對呢？」

　　我明白了她的用意。那些筆劃都有一定的方法才能寫得悅目。美學的規律是一種特殊的東西，我不能定義它。因為我不能定義它，我就不承認它的存在。可事實上，從剛才的經歷中我領悟到它是存在的。從那以後，我對藝術有了一種驚奇的神往。

　　在那一陣，我在奧伯林上大學的妹妹喬安寄來了一張明信片，用鉛筆寫著些中文字。

　　喬安比我小九歲，也在學物理。有我這樣一個哥哥對她著實不容易。她總是試圖找一些我不能做的事。這回，她悄悄地在學中文。

　　我不懂中文，可有一件事是我平生興趣所在，就是花許多的時間去解謎。那個週末我把明信片帶著去見艾蓮。她教我怎麼以偏旁部首和筆劃來查字典。有趣的是每個字有幾個意思，你必須把幾個字連起來才能弄懂它們說的是什麼。

　　我極其耐心，終於解開了字謎。喬安寫的是諸如「我今天很愉快」之類的話。可有一句我不太明白──「我們慶祝了這裡的造山節」。以為是我弄錯了，後來才知道在奧伯林還真有個神經兮兮的「造山節」，我還真翻譯對了。

　　那些詞句都是日常瑣語，可我知道喬安寫中文是在向我顯示呢。

　　我從艾蓮那本書裡橫挑豎挑地揀了四個字，似乎可以湊成一句，然後拿起毛筆大練特練，每個字都寫上五十多遍，從中挑比較漂亮的，由艾蓮認可，排成一行。我用尼克的相機把我的傑作照下來留念，然後，把黏好的紙捲好，塞在一個筒子裡寄給我妹妹。

　　她接到後把紙捲打開，卻不認識那些字。她以為我是隨意挑了四個字，於是找到她的中文教師。

　　他看到這些字後第一句話是：「書法相當不錯嘛！你寫的？」

　　「呃，不。它們什麼意思啊？」

　　「老兄亦言。」

　　我真是壞透了，總不讓喬安有機會贏我一次。

　　※※※

　　艾蓮的身體越來越弱。她父親從紐約來看她。在二戰期間，做這樣的長途旅行是很花錢的。可他知道艾蓮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他打電話到洛斯阿拉莫斯，「你最好馬上來。」

　　我預先早就和我的一個朋友克勞斯．法希安排好，有緊急情況時可以借他的車，盡快開到醫院。我開車上路，讓兩個人搭上車，以防萬一需要幫忙。

　　果不其然，我們開到聖塔菲時，一個車胎爆了，搭車的和我一起換了備用胎。可當我們開出聖塔菲時，備用胎又爆了。正巧附近有個修車鋪。我記得我在耐心地等修車師傅先修排在我前面的車，可那兩個搭車的知道情況緊急，便跑去向修車師傅解釋，他立刻先把我的車胎補好了。我們決定不等他補備用胎了，因為那會有更多的延遲。

　　我們又上路了。我有些後悔方才太急於趕路，都沒對修車師傅說幾句感謝的話。在離醫院大約五十公里處，又一個車胎爆了！我們只好把車扔在路邊，搭車去醫院，然後再打電話給拖車公司。

　　我在醫院見到艾蓮的父親，他在那兒有幾天了，「我再也受不住了，」他說，「我要回家去了。」他太難過了，徑直走了。我最後見到艾蓮的時候，她已非常虛弱，神志也有些迷糊了。她好像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似的，大多數時候直瞪瞪地注視前方，偶爾會環視周圍一下，呼吸艱難。有時她的呼吸會突然停止，好像在嚥下什麼東西似的，然後又開始呼吸。如此延續了好幾個小時。

　　我出去走了一會兒。我覺得很奇怪，面對這樣的情況，自己的感覺並不像平時人們講的那樣悲痛欲絕。也許我在騙自己？當時我自然不會心情很好，可也並沒有特別地悲傷，大概是我們很久以來早已明白，這一天終會來到。

　　這一切很難解釋。假如有長生不老的火星人來地球，看見我們這些叫做人類的動物，明知死亡不可避免，卻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大概火星人會覺得這是個天大的心理問題──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況下活著。可是我們人類就是這麼活著，我們在死的預期下歡笑、玩樂、生活。

　　對於我和艾蓮來說，和一般人的區別不過在於他們有五十年，而我們只有五年。這只是一個量的不同──根本的心理問題其實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覺得「別人能有五十年，比我們更幸福」，那倒是會有區別。可我們並不這麼想。人實在沒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無比，去抱怨「為什麼我這麼背運？上帝為什麼要對我這樣？究竟我做了什麼會招來這報應？」──如此種種。如果一個人能真正理解現實，理解整個現實，那麼上述的抱怨便毫無意義。所有發生的、存在的都是無法預期無法改變的，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罷了。

　　我和艾蓮有過多麼快樂的幾年！

　　我回到她病房，心裡想像著此時她身體裡發生的那些生理變化：肺功能衰竭導致氧氣不能充分進入血液，腦缺氧便會神志迷糊，心臟微弱，反過來又讓呼吸更困難。我一直預計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時候會有突然間的總崩潰。可事實上根本沒有這樣。她只是越來越神志不清，呼吸愈弱，直至停止──不過在那以前，還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

　　值班護士證實艾蓮確實亡故了，然後就走了，因為我想單獨和艾蓮在一起。我在那兒坐了一會兒，然後俯身在她額頭上吻了最後一次。

　　我驚奇地發現，她的頭髮的氣味還是和以前一樣！過了一陣想想，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頭髮的氣味沒有理由會改變。可在當時，這對我是個小小的驚詫：在我想來，一個巨大的變化剛剛發生了，可是又好像什麼都沒變。

　　第二天我去喪葬場。一個工作人員遞給我幾個從艾蓮手上摘下的戒指，問我，「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

　　「這是什麼……不，不用再看了！」我嚷道，「我剛才看過她！」

　　「是的，可現在她被化妝過了。」

　　喪葬場的一切對我來說是徹底陌生的。為什麼要去給一個已經空卻的軀殼塗脂抹粉呢？我不想再見艾蓮，那會讓我更難受。

　　我打電話從拖車公司那兒要回了車，把艾蓮的遺物收拾好放在後座上，讓一個人搭上車，往洛斯阿拉莫斯開。

　　還沒到十公里，啪，又一個車胎爆了。我開始破口詛咒起來。

　　搭車的用一種看瘋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只不過是一個車胎爆了，是吧？」

　　「沒錯，可是一個，一個，又一個！」

　　我們換上備用胎，以很慢的速度開回了洛斯阿拉莫斯，也沒去修那個壞胎。

　　我不知該怎麼面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們。我不想讓別人都陰沉著臉，問我艾蓮的故去。有一個人問我情況如何。

　　我說：「她死了。你的工作進展怎樣？」

　　他們一下就明白過來我不想把悲傷傳染開來。只有一個人來表示哀悼，我後來才知他在我回去的時候並不在工作地。一天晚上，我夢見艾蓮，我馬上說：「不，不，你不能到夢裡來！你已經不再活著了！」

　　過了些天，我又夢見艾蓮。我又說：「你不能到夢裡來！」

　　「呵，不，」她說，「我騙你了。其實我是對你厭煩了，才策劃了這一切，以便我可以脫身。可現在我又喜歡你了，所以就回來了。」我的意識和自己在鬧別扭。總有一天我們會能夠解釋，為什麼他媽的在夢裡她會依然活著！

　　那時，我準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我一顆眼淚也沒掉。直到一個多月後，我在橡樹城的一家商店裡看見了一件漂亮的連衣裙，我想，「艾蓮一定會喜歡的，」頓時不能自已，潸然淚下。

　　就像數一、二、三那麼簡單……

　　我小的時候有個朋友叫伯尼．沃克。我們倆在家裡都有「實驗室」，常常做「實驗」。有一次，那時我們大約十一二歲吧，我倆在討論什麼。我說，「思考不過就是在內心對自己講話罷了。」

　　「真的？」伯尼說，「你知道汽車齒輪箱裡的奇怪形狀的齒輪吧？」

　　「知道啊，那又怎麼樣呢？」

　　「好，現在告訴我，你是怎麼對自己『說』它的形狀的？」

　　所以我從伯尼那兒學到。思維除了語言之外，還可以是視覺的。

　　在上大學的時候，我開始對夢發生了興趣。在做夢的時候，眼睛是閉著的，可是一切都這麼清晰逼真，完全像是通過視網膜而成的影像。這是由於視網膜被另外的東西激發了（比方說被腦子）呢，還是在腦裡有「控制中心」，在夢中失控了呢？儘管我對腦的功能非常感興趣，可從未從心理學那兒得到任何令人滿意的答案。心理學都在做那些圓夢之類的生意。

　　在普林斯頓上研究所的時候，有一篇其實愚蠢無比的心理學論文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作者推斷大腦中控制時間感的是一個含鐵的化學反應。我對自己說，「他見鬼的怎麼得到這個結論？」

　　原來，他的妻子有長期的體溫不正常，有時高有時低。不知怎的，他想出來試驗她的時間感。他讓她不看鐘錶而數秒鐘，然後記下她數六十秒所花的時間。他讓她（可憐的女人！）成天從早到晚地數，發現她發燒的時候數得快，不發燒的時候數得慢。於是他推論，腦中控制時間感的機制一定是在發燒時跑得更快。

　　作為一個很「科學」的人，那傢伙知道化學反應的速度是隨反應能量和環境溫度而變化的。他測量了他太太讀秒的速度變化和體溫，推測出溫度和速度的相對變化，然後從化學書裡找出那些反應速度與溫度變化有近似的化學反應。他發現最接近的是含鐵的反應。於是，他就推出時間感是由一個含鐵的化學反應來決定的。

　　我覺得那完全是胡說八道──那長長的一連串推論中，任何一步都有無數出錯的可能。不過，他提出的問題是非常有趣的；究竟什麼來決定時間感呢？當你試圖以某一種速度來讀秒，是什麼來決定這個速度呢？你又怎麼能讓自己改變它呢？我決定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先不看鐘錶，以勻速來數一、二、三，直到六十。數完後一看鐘，花了四十八秒。不過這並不是問題，只要能以一定的勻速計數，絕對的時間是無關緊要的。我又重複了一次，這回花了四十九秒，接下來是四十八、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四十八、四十八……所以看來我可以用相當準確的速度來默數。

　　如果我坐在那兒不默數，只是估計一分鐘的長短，結果就差得很多。因此，憑空估計一分鐘是很不準確的，有默數的幫助則會好很多。

　　好，現在我知道自己可以用一定的速度默數，下一個問題是哪些因素會影響它呢？

　　我猜想心率可能是一個因素。於是我便上上下下跑樓梯，跑得心跳極快，然後衝回房間，趴在床上默數到六十。

　　我還試驗了在跑樓梯的同時默數六十。

　　同學看見我上竄下跳，都樂了，「嘿，幹嘛呢？」我不能回答他們（這使我明白自己不能一邊說話一邊默數）。我只是埋頭起勁地跑，活像個瘋子。

　　（那些夥伴已經對我的瘋癲行為習以為常了。另一次，一個傢伙來我的宿舍，我正在做一個實驗忘了鎖門。他看見我穿著一件厚羊皮襖，探身到窗外的冰天雪地之中，一手托著一隻碗，另一手在不停地攪拌，還大聲嚷著，「別打擾我！別打擾我！」那次我是在做一個瓊脂〔註：洋菜膠，或稱洋菜。〕實驗：我好奇如果瓊脂在不斷被攪拌時，在低溫下是否還會凝成膠凍。）

　　話說回來，在我試了跑上跑下和躺在床上默數之後，想不到的結果是：心率沒有影響。而且運動使我很熱，這樣看來體溫也沒什麼影響。我沒找到任何影響默數速度的因素。

　　跑樓梯不一會就變得枯燥了，我就在做其他事的同時默數。比如，在洗衣服的時候，我會填寫有幾件襯衣，幾條褲子。我可以在「襯衣」一欄寫三，在褲子一欄寫四……可碰上襪子就糟了──襪子數目太多了。我在數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時，還有一大堆的三十九、四十、四十一……，這怎麼辦？

　　後來我發現我可以把它們分到不同的空間位置，比如一個四方形：左下角一雙，右下角一雙，這邊一雙，那邊一雙──行了，一共八雙。

　　同樣，我發現我可以數報紙的條數，只要把它們分成三、三、三再加一就能得十；然後三個那樣的組再加一組就可得一百。這樣，我默數到六十時可以說，「到點了，有一百一十三條。」更奇妙的是，我竟可以一邊默數，一邊閱讀文章，而默數的速度並不變化！事實上，除了說話之外，我可以一邊做任何事一邊默數。

　　我又試了邊打字邊默數。這回，我發現數六十需要的時間變了。我大為興奮，終於發現了一個可以改變默數速度的因素了！我繼續做實驗。

　　我一邊打字一邊默數，十九、二十、二十一……沒問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沒問題──碰上一個不懂的詞，心裡會一動，「這是什麼詞」，然後明白過來，「噢，是它呀」──然後接著數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等到六十時，我已經遲了。

　　經過仔細自我觀察和琢磨，我找出真相了：我分心了。其實默數的速度並沒有變，而是在碰到難詞的時候由於注意力的轉移，默數停了一小會，而我自己一開始並沒有注意到而已。

　　第二天早上，我在早飯時向同桌的夥伴講了這一系列實驗。我說，除了說話，我可以一邊默數一邊做任何事情。

　　一個叫約翰．吐其的說，「我不信你可以邊閱讀邊數，也不相信你不能邊說邊數。我敢打賭，你並不能邊閱讀邊數，但你能邊說邊數！」

　　於是我演示了一遍。他們拿來一本書，我一邊看一邊數。到了六十我叫停──果然是四十八秒，我的老時間，然後我正確地複述出書裡講什麼。

　　吐其驚訝不已。我們拿他做實驗，測了他數六十的平均時間。他開始說話，「瑪麗有隻小羊羔，我愛講啥就講啥，一點問題也沒有，不知為什麼你們就不行……」他「哇啦哇啦」說個不停，最後叫道，「到點了！」我們一看，他默數的時間和平時一模一樣！我簡直不能相信！

　　我們討論了一會，發現了新東西。原來吐其默數的方法和我不同，他在默數時是想像一個寫著數字的紙條在跳動，這樣他可以在嘴上唸，「瑪麗有個小羊羔。」這下可弄清楚了：因為他是在用視覺默數，所以他可以說話但不能閱讀，我正好相反，我是用聲音來默數，所以我不能同時說話。

　　這個發現之後，我又嘗試能否在默數時大聲地讀書──這是我們兩人都不能做的。我想這會用著腦中既不管視覺也不管語言的區域，所以我想用手指，因為它由觸覺來控制。

　　不一會，我成功地用手指來數，同時大聲地讀書。不過我進一步想讓一切都是意識過程，而不包含動作，所以我試著一邊唸書一邊想像手指在動著數。

　　我一直無法成功。或許是我的努力不夠，或許是它確實不可能。自此以後，我從來沒碰上誰能做到它。

　　通過那個試驗，吐其和我發現，原來像默數這麼簡單的事情，看上去似乎應該大家都一樣，其實每個人也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而且我們發現腦功能可以用客觀、外部的方法來檢測，比方說，不必依賴他對自己的分析和陳述，你可以觀察在默數時一個人能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這樣的測試是客觀和公正的，沒法做假。

　　用自己已知的東西來解釋新的概念是人之常情。概念是一層一層的：這個是由那個組成，而那個又是由其他組成。因此，像默數這個概念，各人也可以不同。

　　我常常想起這個實驗。特別是在我教很艱深的諸如巴塞爾積分方程時，我會看見方程式的數字、符號是五彩的──我也不知為什麼。我會在腦海中看見方程就像傑克和艾曼德教科書裡的一樣，但是J是棕色的，N是紫色的，X是黑色的，到處飄浮著。我不知學生們是怎麼看它的。

　　逐漸領先

　　那還是在五〇年代的時候。有一次，我從巴西乘船回來的旅途上，船在千里達島〔註：位於西印度群島，是千里達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譯者〕停留了一天。於是，我決定乘機參觀一下此處的重要城市西班牙港〔註：是千里達共和國的首都。──譯者〕。那時候每當我去某個城市旅遊時，我總是對那個城市貧窮的區域最感興趣，想看看那些處於底層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

　　我到幾個小山坡上走了走，到黑人區逛了逛。回來的路上，一輛計程車停在我跟前。司機說：「嘿，你這傢伙，想逛一逛城裡嗎？只要你五個比韋〔註：（Biwi）是當地貨幣。──譯者〕。」

　　我說：「行啊。」於是就上了計程車。

　　司機一開始往山坡上開，一些宮殿式建築物出現在眼前。司機說：「我帶你去看那些富麗堂皇的地方。」

　　我說：「不用了，謝謝你。那些地方在每個城市都差不多。我想去看看窮人住的地方。坡上那些地方我已經看過了。」

　　「噢，」司機頗感驚訝。「我很樂意帶你去那兒，但是完了後，你得讓我問你一個問題。所以，我要你每到一處都仔細地看。」

　　然後，他帶我去了一個東印度人居住的小區。這地方的住房看來是出自政府資助的基礎建設項目。司機在一個水泥磚砌成的房子前停了下來。房子內看起來什麼東西都沒有。一個男人坐在房前的臺階上。「看見那個男人了嗎？」司機說，「他有一個兒子在馬里蘭州上醫學院。」

　　然後，為便於我更好地了解這兒的居民，他又去鄰居那兒找來一個人。這是一個滿嘴有很多齲齒的女人。

　　再下一站，司機帶我見了兩個他非常佩服的女人。他羨慕地說：「她們倆一起存錢買了一臺縫紉機。現在，她們是周圍居民的裁縫。」他在把我介紹給她們時說：「這是一位教授，有意思的是，他想看看我們這兒的居民。」

　　我們接著看了很多地方。最後司機對我說：「教授，現在該我問你我的這個問題了。你見到的這些印度人跟黑人一樣窮，有些比黑人還窮，但不管怎麼樣他們是在往前走。瞧，那個男人送他的兒子上了大學；那兩個女人正在做裁縫生意。可是，我們黑人卻什麼也沒做成。這是怎麼回事？」

　　當然，我告訴他我不知道。幾乎對每一個問題，我的答案也是如此。但他不肯接受一個教授說不知道。於是，我試圖想出一些我認為是可能的解釋。我說：「印度有很悠久的傳統。這些傳統來自於他們幾千年豐富的宗教和哲學文化。雖然這裡的印度人已不再居住生活在印度，但他們從祖先那裡繼承了這些生命中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傳統，這就是，為創造自己的前途而奮鬥以及支持自己的孩子去奮鬥。」

　　我繼續說：「我想，對這兒的黑人來說，不幸的是他們沒有機會去發展這樣一種悠久的傳統；或者說，如果曾經有，也由於外來入侵和奴隸制度而丟失了。」我不是很清楚是否真的如此，但這是我能給的最好的答覆。

　　計程車司機倒覺得我的看法不錯。他告訴我他也在計劃創造一個美好的前途：他已攢了一些錢在賭馬，如果他贏了，他將自己買一輛計程車，然後他真的能幹得很好。

　　我告訴他賭馬不是個好主意，但他堅持認為這是他的唯一出路。他的出發點不錯，但他的方式方法卻是憑運氣，我感到很可惜。

　　我不想繼續說教下去，所以，司機帶我去了一個熱鬧的地方，那兒有一個鋼管樂隊在演奏非常優美的加力騷音樂〔註：千里達島工人跳舞時所唱的即興歌曲。──譯者〕，這讓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城市旅館

　　一次，我在瑞士的日內瓦參加一個物理學會議。我散步時正巧經過聯合國大廈，我想：「乾脆進去瞧瞧。」我當時的裝束不大像要參觀聯合國的樣子：一條髒褲子和一件舊大衣。不過還好，有些地方你可以進去參觀，還有導遊帶著你轉。

　　整個參觀非常有意思，但最震撼人心的地方是那巨大的會議廳。大家知道，通常這類巨型國際建築都搞得很過分。這種會議廳一般情況下也就有一個簡單的講壇罷了，在這裡卻有好幾層。你得爬上一系列的臺階才能站到那個木製的龐大的講臺後面，身後是一個也很龐大的螢幕。你的前面一眼望去是聽眾座席和典雅的地毯，以及背後鑲有黃銅把手的漂亮的大門。會議廳的每一側都有一排供不同語言的翻譯使用的窗式小亭。這地方妙極了。我不停地想：「哇，在這種地方作報告該是什麼滋味！」

　　參觀完會議廳後，大家在廳外的走廊裡轉，導遊指著窗外說：「你們看見那邊正在修造的樓群了嗎？六個星期後和平使用原子能會議將第一次啟用那些大樓。」

　　我突然想起毛瑞．吉爾曼和我要在那個會議上作關於高能物理當前形勢的報告。我的報告安排在所有人員都要參加的總體報告大會。於是我問導遊：「哎，先生，那個會議的總體報告大會是在哪兒舉行？」

　　「在那個我們剛剛參觀過的會議廳裡。」

　　「噢！」我興奮地叫了一聲，「那麼我將會在那個大廳裡作報告了！」

　　導遊瞥了瞥我的髒褲子和我那皺皺巴巴的襯衫。我下意識到導遊一定覺得剛才我衝口而出的話特好笑，不過對我來說，那卻是發自內心的驚訝和興奮。

　　我們接著往前走了一會兒，導遊介紹說：「這個休息廳供各個代表團舉行非正式討論會時用。」通往休息廳的門上有一些正方形的小窗戶，你能通過窗戶看見裡邊，所以大家都在往休息廳裡看。有幾個人坐在廳裡交談。

　　我也朝窗戶裡看，突然看見裡邊有一個人我認識，是俄國物理學家依果．特姆。「哈！」我說，「我認識那傢伙！」然後推門就往裡走。

　　導遊見狀喊了起來，「別，別，別進去！」這會兒，他一定認為他碰上了一個瘋子，但他也沒敢來追我，因為他自己也不允許進那個門。

　　特姆認出我後眼睛亮了起來。導遊這才鬆了一口氣，也沒等我便領著參觀人員繼續往前走，我不得不跑著去追他們。

　　在物理學會會議期間，我的好朋友包勃．白切爾對我說：「夥計，聽著，等和平使用原子能會議召開時，會很難訂到房間，如果你還沒有預訂房間的話，為什麼不讓外交部給你安排一下？」

　　「不！」我說，「我不想讓外交部幫我辦任何事！我自己會去辦。」

　　回到我住的旅館後，我告訴旅館的人我一星期後要走，夏末時再回來。我問，「我能預訂一個房間嗎？」

　　「沒問題！你什麼時候回來？」

　　「九月的第二個星期……」

　　「哦，費曼教授，我們非常抱歉，那時候的房間已經全部訂滿了。」

　　這樣，我只好四處亂碰，從一個旅館走到另一個旅館，最後發現，離會議還有六個星期，但這兒所有的旅館都被預訂得滿滿的。

　　然後，我想起我和一個物理學家朋友在一起時曾經經歷的一個插曲，這位朋友是一個沉默寡言且尊嚴十足的英國人。

　　那一次我們一起駕車橫穿美國。當我們剛剛開過奧克拉荷馬州的淘沙市時，據說再往前有一段路被大水淹沒了。我們開進一個小城裡，看見到處停的是車，車裡的人們正都準備就在車裡過夜了。我的這位朋友說：「我們最好也停下來，顯然我們不能再往前開了。」

　　「啊，這怎麼行！」我說，「你怎麼知道？讓我們瞧瞧到底我們行還是不行，也許，等我們到那兒時，水會退下去了。」

　　「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他回答道，「如果現在開始找，也許我們還能在旅館裡找到一個房間。」

　　「哎，不用擔心！」我說，「我們還是走吧！」

　　於是我們開出了城。開了大約十到十二英里時，就面臨著一片大水。是的，甚至對我這種瘋子來說，這水也是太大了點。毫無疑問，我們可不想逞能去穿越這片「洪水」。

　　我們只好往回開。我的朋友直咕噥：這會兒別想在旅館裡找到房間了。我安慰他別擔心。

　　回到小城，城裡完全被車和睡在車裡的人給堵塞了，顯然是因為旅館裡實在沒有房間了，所有的旅館一定是滿滿的。這時我看見一個門上用很小的字寫著「旅館」，好像是我在阿伯庫克市碰到過的那種我所熟悉的旅館，其實是隱蔽的妓院。那時候，等著去醫院探我妻子時，我常常在城裡閒逛，東瞧西瞧，見到過這種旅館：你得爬上一系列的樓梯，旅館辦公室就在你爬上第一層樓梯的最上一階。

　　我們上樓，進到辦公室。我對經理說，「我們想要個房間。」

　　「沒問題，先生。我們有一個雙人房間在三樓。」

　　我的朋友驚訝萬分：整個小城被睡在車裡的人們擠得滿滿的，這裡居然有個旅館還有空房間！

　　我們上樓往我們的房間走，我的朋友漸漸明白過來：這房間壓根兒沒有門，只是門口掛著一個簾子。房間倒頗乾淨，還有一個洗臉池。這並不算太壞。於是我們準備睡覺。

　　我的朋友說：「我想撒尿。」

　　「洗手間在走廊那頭。」

　　我們聽見走廊裡有女孩子在吃吃笑並且走來走去。朋友有點兒緊張，他不想走到外邊去。

　　「沒關係，在洗臉池裡撒好了。」我說。

　　「那可不衛生。」

　　「沒事兒，把水龍頭打開就行。」

　　「我不能在洗臉池裡撤。」他說。

　　我們倆都睏了，於是躺下來。天氣很熱，我們不用蓋任何東西，我的朋友由於外面的噪音而無法入睡。我好像有點兒進入朦朧狀態。

　　過了一會兒，我聽見旁邊地板吱嘎響了一聲，我微微睜開一隻眼：正是他，在黑暗中悄悄地走到了洗臉池旁。

　　話說回來，我知道日內瓦的一個叫「城市旅館」的小旅館，就是那種門朝著街，爬上一系列樓梯便到辦公室之類的「旅館」。那兒通常都有空餘房間，沒有人去電話預訂。

　　我上樓進了辦公室，告訴旅館辦事員我六個星期後會到日內瓦，想住在他們的旅館：「我可以預訂一個房間嗎？」

　　「沒問題，先生，當然可以！」

　　這位辦事員把我的名字寫在一張紙條上──他們居然沒有任何冊子來記錄預訂名單──我記得那人還試著找一個鉤子把那張紙條放上以便能記住。就這樣，我預訂好了房間，一切順利。

　　六個星期後，我回到日內瓦，去了「城市旅館」，他們確實已經為我準備好了房間，房間在最頂上一層樓。雖然這地方很便宜，卻很乾淨。（這是瑞士！瑞士永遠是乾淨的！）床單上雖有幾個洞，也是很乾淨的床單。早晨，他們還送歐式早餐到房間來。對有我這個提前六個星期就預訂房間的房客，他們頗感欣喜。

　　然後，在和平使用原子能會議的第一天，我去了聯合國。接待桌前排著相當長的隊，人人都在履行登記報到手續。一位女士在記每個人的地址和電話，這樣萬一有留言需要轉達時可以盡快連繫。

　　「你住哪兒，費曼教授？」她問。

　　「城市旅館（Hotel City）。」

　　「噢，你是指『大都會旅館』（Hotel Gite）吧。」

　　「不，就叫『城市旅館』：C─I─T─Y。」（幹嘛不呢？在美國我們會叫「Cite」，所以在日內瓦人們就叫「City」，因為這樣聽起來有外國味。）

　　「可它不在我們的旅館名單上。你肯定它是叫『城市』（City）？」

　　「在電話簿上找找電話號碼，你會找到的。」

　　「噢！」她說，然後查電話簿。「我的名單不全！有些人還沒找到地方住，也許我可以向他們推薦這個『城市旅館』。」

　　過後，她一定向某人打聽了關於這個「城市旅館」的情況，因為後來沒有任何別人住到那裡去。偶爾，城市旅館的人會接到從聯合國打來的電話找我，他們會敬畏而興奮地從辦公室「跑」上二層樓來告訴我下樓接電話。

　　我還記得住在此旅館時一幕有趣的情景。一天晚上，我從窗戶往院內看。在院子對過的樓裡，有個東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東西看起來像倒著放在窗臺上的碗。我覺得它在動，所以我盯著看了一會兒，可是又不動了。過一會，它又向一邊移動了一點兒。我沒有搞清楚那是什麼玩意兒。

　　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明白：原來那是一個傢伙拿著個望遠鏡，他用窗臺做望遠鏡的支撐，在往我樓下的窗戶裡看！

　　在「城市旅館」時，另有一幕我將永遠記得的情景，我真想能把它畫下來：有一天晚上，我從會議上回到旅館，推開底樓的門，看見旅館老板站在那裡，做出一副冷漠的樣子，一手拿著一支雪茄，另一隻手在把什麼東西往樓上推。再往上，那位給我送早餐的女人也在用雙手把那個東西往樓上拉。在樓梯頂上的臺階處，正站著一位那種女人，披著假毛皮衣，袒胸露懷，手放在臀上，傲慢地等著。她的客人有點兒酒醉，不大能自己爬上樓梯。我不清楚旅館老板是否知道我實際上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我只是趕快走過他們。老板大概會為他的旅館感到羞恥，但是，對我來說，當然我覺得這幅情景挺有趣的。

　　究竟誰是赫曼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老朋友從洛斯阿拉莫斯打來的長途電話。她的聲音非常沉痛，「理查，我有一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你，赫曼去世了。」

　　我這人對別人的名字總是記不住，為此總是心裡感到很不舒坦，也常為我對人不夠注意而感到自己很糟糕。所以我說，「噢？」──試圖讓自己鎮定和嚴肅起來從而得到更多的有關情況，然而內心卻暗暗在想，「究竟誰是赫曼？」

　　她接著說，「赫曼和他母親同時死於洛杉磯附近發生的車禍。因為他母親是洛杉磯人，葬禮將於五月三日三點鐘在洛杉磯的玫瑰山殯儀館舉行。」然後她說，「赫曼活著的話會非常非常想知道你是否能作他的抬棺送葬人。」

　　我仍然沒想起來赫曼這個人，卻只好說，「當然，我很願意作他的送葬人。」（至少這樣的話我能搞清楚赫曼是誰。）

　　然後我有了個主意：打電話給殯儀館。「五月三日三點鐘在你們那兒有一個葬禮……」

　　「你問的是那個葬禮：是歌德史米特還是帕奈爾？」

　　「噢……嗯……我也不清楚。」這仍然對我沒有什麼提示，我覺得兩個名字都不是。最後我說，「恐怕是個雙重葬禮，他的母親也死去了。」

　　「啊，有了，那是歌德史米特。」

　　「是赫曼．歌德史米特？」

　　「沒錯，是赫曼．歌德史米特和歌德史米特夫人。」

　　太好了。那麼這人叫赫曼．歌德史米特。可是，我依然沒能想起來這個赫曼．歌德史米特是誰。我實在不知道我究竟犯什麼糊塗了。聽朋友講話的口氣，她肯定我和赫曼互相很熟。

　　最後的機會是去葬禮上看看棺材裡邊。

　　我去了葬禮，那位安排這一切的女士身著黑衣走過來，用悲傷的語調說，「我太高興你能來。赫曼知道的話也一定非常感動」……等等，都是些嚴肅認真的話。談起赫曼，每個人都拉長著臉，但我還是不知道赫曼是誰──當然，如果我知道他是誰，我會為他的死而感到很遺憾的！

　　葬禮繼續著，然後，到每人排隊與遺體告別時，我走到跟前。我往第一個棺材裡看去，那是赫曼的母親。我往第二個棺材裡看去，那正是赫曼──我向你發誓，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到抬棺材去墓地的時候，我加入了抬棺人的行列，我小心翼翼地把赫曼放在他的墳墓裡，因為我知道他對此會非常感激的。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赫曼是誰。

　　※※※

　　許多年以後，我終於鼓足勇氣去問我的朋友，「記得我去過的那個葬禮嗎，大約是十多年前，是為哈瓦德……」

　　「你是說赫曼。」

　　「噢，對──是赫曼。告訴你，我根本不知道赫曼是誰。遺體告別時我也沒認出他來。」

　　「可是，理查，你們是戰後在洛斯阿拉莫斯認識的。你倆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在一起交談過許多次。」

　　「我還是想不起來。」

　　幾天後，她打來電話，告訴我大概是這麼回事：也許她認識赫曼時我正好剛剛離開洛斯阿拉莫斯──因此，她把時間搞混了──但是，因為她與我和赫曼分別都很要好，所以她以為我們倆一定互相認識。結果這次是她搞錯了，而不是我（通常情況下是我）。不過，或許她只是出於禮貌才那麼講的？

　　費曼──歧視女性的豬玀！

　　在加州理工學院給一年級學生上完課的幾年後（講義作為《費曼物理學講座集》已經出版），我收到一封信，信來自於一個主張男女平等的組織，信中我被指責為歧視婦女者，原因出自於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在討論速度的微妙之處時，涉及一位被警察罰款的開車的婦女。討論的是關於她開車有多快，以及她如何引經據典來反駁警察對速度的定義。信中說我讓這位婦女看起來非常愚蠢。

　　他們反對的另外一件事是偉大的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講的一個故事。那時，愛丁頓剛剛發現星星從產生氦氣的氫燃燒核反應中獲得能量。他講到在他完成這項發現的那個晚上，他和他的女朋友坐在一起。她說，「瞧，閃爍發亮的星星多麼漂亮！」對此他回答道，「是啊，可是此時，我是世界上唯一能懂得這些星星是如何閃爍發亮的人。」他是在描述完成一項新發現時的一種奇異的孤獨感。

　　這封信聲稱我是意指婦女沒有能力來理解核反應。

　　我認為去回答他們的指責實在沒有意思，於是，我回了一封短信：「你們這些人，別給我找麻煩！」

　　不用說，這一招兒不怎麼靈。另外一封信又來了：「你對我們九月二十九日的信的答覆不能令人滿意……」之類，之類。信中警告說如果我不讓出版者修改他們的反對之處，會讓我吃不了兜著走。

　　我沒有理睬這封信，把它忘在腦後了。

　　大約一年左右以後，因我的那本《物理學講座集》，美國物理學教師協會授獎予我，並邀請我在他們的舊金山會議上作報告。我妹妹喬安住在保羅奧塔──距舊金山開車一小時──所以前一天晚上我住在妹妹家，然後我們一起去開會議。

　　在往報告廳走去的路上，我們看見一些人站在那兒向每一個進去的人散發傳單。我倆一人拿了一張，我瞟了一眼。傳單上面用大字寫著「抗議」，然後是我收到的那些信的摘錄以及我的答覆（全部答覆）。結尾是大大的幾個字：「費曼，歧視女性的豬玀！」

　　喬安突然停下來跑了回去；「這些挺有意思，」她對一個抗議者說，「我想多拿點兒！」

　　她追上我後，說：「哈，不得了，理查，你幹什麼事了？」

　　我們邊往廳裡走，我邊告訴她此事的始終。

　　在廳的前面靠近講臺的地方，站著兩位來自美國物理學教師協會的著名女士。一位是協會婦女事務的負責人，另一位是菲．艾仁伯格，我在賓夕法尼亞州認識的一位物理學教授。她們看見我在朝講臺走，身旁的這位女士握著滿滿一把傳單在跟我講話。菲走到我妹妹面前說，「你知道嗎？費曼教授有一個妹妹，他鼓勵他妹妹學物理，她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

　　「我當然知道，」喬安說，「我就是他的那個妹妹！」

　　菲和她的助手向我解釋這些抗議者是一個小組──出乎意料的是，領頭的卻是個男人──這些人總是在柏克萊舉行的會議上製造麻煩。「我們會坐在你的兩旁以示我們的團結，你講話之前，我將講幾句話以平息這些示威者。」菲說。

　　在我的報告之前有另外一個人報告，於是，我有點兒時間來思考一下說什麼。我謝絕了菲的好心。

　　當我站起來準備講話時，有一半的示威者走到了報告廳的前面，遊行到講臺下面，高高舉著大牌子，喊著，「費曼，歧視女性的豬玀！費曼，歧視女性的豬玀！」

　　我開始講話，告訴這些示威者，「我對你們來信的短短答覆，把你們不必要地帶到這兒來，為此，我感到抱歉。人們對提高婦女在物理領域中的地位的注意力不應該放在教科書中出現的一些瑣碎的錯誤上──即使你們認為那些是錯誤的話。有遠比這些更重要的問題需要人們的關心。不過，不管怎麼樣，你們來了也好。因為婦女在物理領域中確實受到歧視和偏見，你們今天在這裡正好提醒我們這些問題的確存在，並且有必要改變它們。」

　　那些示威者們面面相覷，高舉著的大牌子慢慢落了下來，就像風逝去時掉下的船帆。

　　我繼續說：「雖然美國物理學教師協會因我的教學而授獎予我，但我必須承認我並不會教書，因此，我對教學不敢妄加評論。代之，我願意講一些聽眾中的婦女們尤其感興趣的話題：我想談談關於質子的結構。」

　　抗議者們把示威牌子放下走掉了。後來，接待人告訴我那個小組領頭的男人和小組裡的示威者們從來未被如此輕易地擊敗過。

　　（最近，我發現了我那個報告的記錄稿，上面所記錄的我的開場白一點不像我記憶中的那麼戲劇性。我記憶中所說的遠比我實際上說的要妙得多！）

　　我的報告結束後，抗議者中有些人走上前來，逼問我關於那個開車的婦女的故事。「為什麼那開車的一定是個女的？」她們說，「你是在含沙射影所有的婦女都是很糟糕的司機。」

　　「但是這位婦女讓警察感到很難堪，」我說，「你們為什麼不關心關心那個警察？」

　　「我們才不管警察怎麼樣呢！」有一個示威者說，「他們都是豬玀！」

　　「但你們是應該關心的，」我說，「我忘了提故事中的那個警察也是個女的！」

　　信不信，我剛和他握過手？

　　有很多年東京大學一直邀請我去訪問日本。但每次我接受邀請後便開始生病，終未成行。

　　一九八六年夏天，東京要舉行一個會議，學校又發了邀請。雖然我喜歡日本，也很想去參觀，但我沒有向會議提交學術論文，所以對被邀請感到不安。學校說沒關係，我可以提交一個我以前論文的總結，但我說我不想那樣做。學校又說如果我能做一段會議主席──這是我全部的工作──他們會倍感榮幸。於是，我終於接受了邀請。

　　這次我很幸運，沒有生病〔註：費曼患有胃癌，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一年做過手術。他從東京回來後，在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的十月，又做過手術。──作者〕。於是，格娜絲和我一起去了東京，我做了一段會議主席。

　　作為會議主席，應該保證發言人只占用規定的時間，以便下一個發言人有足夠的時間。會議主席的職位具有如此高的榮譽，以至於有兩個副主席來協助。我的副主席說他們會關照介紹發言人，並在規定發言時間到了的時候提醒發言人。

　　大半段會議進行得很順利，直到有一個發言人──是個日本人──在規定時間到了後還沒停下來。我看了看鐘，琢磨著他該停下來了。我看著我的副主席們，給他們做了個手勢。

　　他們走過來對我說：「你不用管，我們會關照的。他在講湯川秀樹〔註：日本著名物理學家，一九四九年獲諾貝爾獎。──作者〕。沒事兒。」

　　因此，我雖是會議的榮譽主席，卻連掌握時間的簡單工作都沒做好，而學校卻付我的旅途費，安排我的旅行，他們真是太寬厚了。

　　※※※

　　一天下午，我們在與幫我們安排旅行的接待人交談。他給我們看一張鐵路地圖，格娜絲看見在愛斯半島的中間有一條彎曲的鐵路線，還有許多小站──那地方靠近水邊，跟哪兒也不著邊際。她指著鐵路線的盡頭說：「我們想去那兒。」

　　接待人看看我們說：「噢！你們想去……伊勢奧津？」

　　她說：「是。」

　　「可是在伊勢奧津什麼都沒有。」他看著我說，好像我妻子是個瘋子而期望我能讓她回到正常。

　　我說：「是的，我們想去伊勢奧津。」

　　格娜絲沒和我談起過這事，可我知道她在想什麼：我們總是樂意找一些不著邊際的、從來沒聽說過的、什麼東西也沒有的地方去旅行。

　　我們的接待人有點不安了：他從來沒有在伊勢奧津預訂過旅館；他都不知道那地方是不是有旅館。

　　他開始給我們往伊勢奧津打電話。結果是，在伊勢奧津，根本沒有住的地方，但是在離鐵路線盡頭大約七公里處有另外一個小鎮，那兒有一個日式客棧。

　　我們說：「行啊！那對我們正合適──日式客棧！」他要來電話號碼，往那邊打電話。

　　客棧的人有點猶豫：「我們這個客棧很小，是家庭辦的。」

　　「那正是他們想要的。」我們的接待人再次保證。

　　「他說沒說行啊？」我問。

　　經過一會兒商榷，接待人說：「他同意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們的接待人接到那個客棧打來的電話：他們昨天晚上開了個家庭會議，決定他們不能處理這類情形。他們無法照料外國人。

　　我問：「麻煩在哪兒？」

　　接待人又打電話過去問究竟是什麼問題，然後轉回來對我們說：「是浴室的問題，他們沒有西式浴室。」

　　我說：「告訴他們上次我妻子和我出去旅行時，我們帶了一個小鏟子和衛生紙，自己在地上挖洞，問他，『我們需不需要自己帶個鏟子？』」

　　接待人在電話上向他們解釋，最後他們說：「行吧，你們可以來住一晚上，不用帶鏟子。」

　　※※※

　　客棧主人來伊勢奧津火車站接我們，然後把我們帶到他的客棧。我們房間外面是一個漂亮的花園，我們看見一隻亮綠色的樹蛙在有橫竿的金屬框架上爬，那框架是用來在室外晾衣服的。我們陽臺前面的草叢裡有一條小小的小黃蛇。是的，伊勢奧津這地方什麼都「沒有」──但這裡的一切都非常漂亮，使我們興趣盎然。

　　而且，大約一英里遠處有一個寺廟──它是這個客棧存在的原因──所以我們就去參觀了這個寺廟。回來的路上下起雨來。一個人開車過去，然後又轉回來，「你們去哪裡？」他用日語問道。「回客棧。」我說。於是他把我們送了回來。

　　回到房間時，我們發現格娜絲丟了一個膠捲──也許丟在那人的車裡了。我找出字典，查出「膠捲」和「丟失」，然後試著向客棧主人解釋。我不知道他怎麼搞懂的，反正他找到了讓我們搭車的那人，在他的車裡，我們找到了膠捲。

　　浴室非常有趣，我們得穿過另一個房間到浴室。洗澡盆是木製的，周圍堆滿了各種各樣的玩具──小船等等，還有一條毛巾上有米老鼠。

　　客棧主人和他妻子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和一個小嬰孩。他們給小女孩穿上和服，帶到我們房間，小女孩的媽媽給她做了些摺紙玩具，我給她畫些畫，我們跟她一起玩了一會兒。

　　對門的一位女人送給我們她自己做的一個漂亮的絲球。人人都很友好，一切都很愜意。

　　※※※

　　第二天早晨，我們該辭行了。我們在一個比較著名的度假村預訂有位子，是在一個溫泉附近，我再一次翻開字典，然後把我們在度假村訂位的發票給客棧主人看──度假村叫「觀景眺野」或類似的名字。我說，「明天晚上我們不想住在大旅館，我們想住這兒，這兒很好。請你打個電話給他們，讓他們改一下。」

　　他說，「行啊！行啊！」我看得出來，他對這主意挺高興的：這些外國人不去住那個富麗堂皇的大旅館而願意在他的小客棧裡再住一晚。

　　※※※

　　回到東京後，我們去了金澤大學。一些教授安排開車帶我們去附近能登半島的海邊兜兜。我們經過幾個風景優美的漁村，參觀了村中的一個寶塔。

　　然後我們參觀了一個寺廟，寺廟後面有一個只有特殊邀請方可進入的院子。那兒的神道僧人非常謙和，邀請我們去他自己的住處飲茶，而且還為我們表演了書法。

　　當接待人帶我們到了海邊較遠處後，他們得趕回金澤。我和格娜絲決定在土歧〔註：日本岐阜縣土岐市。〕停留二三天，我們住在一個日式旅館，旅館女主人對我們非常非常好，她讓她兄弟開車帶我們去了海邊的幾個村子，然後我們自己乘公共汽車回來。

　　第二天早晨，旅館女主人告訴我們城裡有重要活動，一個取代舊寺廟的新寺廟將要舉行剪彩儀式。

　　我們到達場地時，被邀請坐在長凳上，並有人端上來茶水。許多人在那兒遊來轉去，終於，有一行人從寺廟後面出現。我們欣喜地看見走在前頭的正是我們幾天前參觀過的那個寺廟的住持。他今天穿著大大的禮儀服，顯然是這兒的住持。

　　不一會，儀式開始。我們不想打擾一個宗教儀式，於是站在後面。許多孩童在臺階上跑上跑下，嬉笑玩耍，鬧出些噪音，所以我們猜想這儀式也不是很正式。我們往前走了走，站在臺階上，以便能看見裡邊。

　　儀式極有趣，有一個禮儀杯，裡邊放著枝杈和樹葉；有一隊小姑娘穿著特製的制服；還有人跳舞，等等，很是精心準備了一番。

　　正當我們看著所有這些表演的時候，突然感覺有人在拍我們的肩膀。是那個住持！他做了個手勢讓我們跟著他。

　　我們繞過寺廟，從旁邊進去。住持把我們介紹給市長和其他一些頭面人物，然後邀請我們坐下。一個表演者在跳舞，所有其他的表演都繼續進行著。

　　然後是講話。第一個講話的是市長。接下來是住持，他說：「吾那嘍，吾司尼昆塔納卡努。吾塔努吾尼卡努。吾尼喲左嗎蘇杜易新替『費曼先生』吾那卡努卡納哥扎嗎斯……」──然後他指著「費曼先生」，告訴我講幾句話。

　　我的日語很糟糕，所以用英語講了幾句，「我愛日本，」我說，「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你們在技術飛速發展變化的同時依然如此重視你們的傳統，正如你們對此寺廟的奉獻所表明的。」我試圖說明我在日本所見：變化，但不丟失對傳統的尊敬。

　　住持用日語說了些什麼，但我不相信是我剛才說的意思（雖然我也聽不出來），因為他從來沒聽懂過我以前對他說的任何東西！但他「做出」的樣子就好像他「完全」懂了我的話，以絕對的自信把我的話「翻譯」給每一個人。從這一點來說，他挺像我的。

　　不管怎樣，人們禮貌地聽著我說的一切，接下來是另外一個僧人講話。這是個年輕人，是住持的學生，穿著一件奇妙的外套，大大的寬寬的褲腿和大大的寬寬的帽子。他看起來是如此的炫耀和奇妙。

　　過後我們和那些頭面人物一起共進了午餐，感到非常榮幸。

　　寺廟奉獻儀式結束後，格娜絲和我謝過住持，離開餐廳，到村子周圍逛了逛。過了一會，我們發現有一群人在拉著一輛大車穿過街道，車裡有一個神寺。那些人都穿著背後印有些符號的外套，唱著，「哎唷！哎唷！」

　　我們跟著這列隊伍，沉浸在節日氣氛中。這時一個警察拿著個對講機走到我們面前，他脫下白手套，伸過手來，我跟他握了握手。

　　當我們離開警察，繼續跟著這列隊伍時，聽見我們後面有人高調急速的講話。回轉頭來，看見那位警察興奮地在對著對講機說：「歐嘎努法那米喲嘎努『費曼先生』卡努謬日圖努目繞頭卡那……」──我只能猜想他在告訴另外一端的人：「你記得那位在寺廟奉獻儀式上講話的費曼先生嗎？你信不信，我剛和他握過手？」

　　那位住持的「翻譯」一定給人們留下極深的印象！

　　信件、照片和素描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

墨西哥人旅館，布魯塞爾

親愛的，你好，

　　米勒和我一路爭論到兩人都支撐不住才罷休，醒來時正好在格陵蘭上空。這次比上回景色更美，因為我們穿過了島的一部分。在倫敦，我們和其他一些物理學家會齊了一起去布魯塞爾。其中一個人擔心得很，因為他的《旅行指南》沒有列出這個墨西哥人旅館。幸好另一個人有新的《旅行指南》，把它列為五星級賓館，還說是歐洲最好的呢！

　　這裡條件的確很好，家具都是暗紅的硬木，做工考究。浴室也是富麗堂皇的。真可惜，你隨我去了其他的年會，這一次卻沒來。

　　第二天我們就開會了。我的報告是在下午，時間不夠，我的報告只好縮短了，因為我們必須在四點鐘結束，好去參加一個招待會。我想我的報告還不錯吧，所遺漏的反正在出版時都會補上。

　　那天晚上，我們去王宮見國王（K）和王后（Q）。五點鐘，黑色的加長臥車把我們從旅館接走，穿過由兩名衛兵守護的大門，停在王宮的拱門下。這時一個侍者把車門打開，他穿著紅外套，白襪子上有一道黑條，膝蓋下還有金色的穗子呢！走廊、門廳、樓梯、舞廳的衛兵還更多，他們都戴深灰色的俄國式帽子，下巴上有一個扣條，黑的上衣，白的褲子，鋥光鋥亮的大皮靴。他們一個個站得筆管條直，還握著劍。

　　在「舞廳」裡我們等了大約二十分鐘。木條鑲花地板的每一方塊都拼成「L」型（是前國王理奧巴德的首字縮寫，現在的國王是的鮑德應，或是其他什麼名字）。牆壁是十八世紀鍍金的，上邊畫著裸女在雲間駕著戰車。舞廳周邊有許多鏡子和鍍金、紅墊的椅子。這些和我們以前看到的似乎很相似，唯一不同的是，這裡可不是博物館，這裡是活生生的。這些一塵不染、維護完好的東西全都在用著。

　　幾個王宮的官員在我們之中穿來穿去，其中一個拿著一張單子，告訴我該站在哪兒，可我後來還是弄錯了。

　　大廳盡頭的門開了，裡邊是國王、王后和衛兵。我們慢慢地走進去，一個個地被介紹給國王和王后。國王長著一張傻乎乎的娃娃臉，握手很有力；王后很漂亮。（我想她的名字叫法比歐拉，是西班牙裔的吧！）我們從左邊進了另外一間屋子，裡邊放著一排排像劇院似的椅子。這些是為準備發言的科學家而設的，包括波耳、佩倫、歐本海默。

　　原來，國王想了解我們在研究什麼。於是那些老頭兒就給了六個枯燥無味的講座，卻都很嚴肅，絕無玩笑。我在那兒坐不住，因為坐飛機旅行把我的腰背閃了。

　　講座完了，K和Q走過我們原來等候的地方，進了右邊一間大廳（草圖上標有R的那間）。這些廳都巨大，鍍金，維多利亞古典裝飾，金碧輝煌，等等。在那個廳裡有好多種制服──衛兵穿紅制服；侍者穿白制服，上酒和點心；軍人穿卡其布軍裝，戴滿了勳章；王宮官員則穿黑制服。

　　在從L到R的路上，由於腰背疼的緣故我走在最後一個，正好和一個很友好的王宮官員攀談上了。他業餘時間在路文大學教數學，正式工作是王后的祕書。他在宮內工作了二十三年，當今國王小的時候還是他教的呢。這下可好了，我終於有人可以聊天了。

　　其他人在和K或Q談天，每個人都站著。過了一會兒，會議召集人布來格教授揪著我，說國王要見我。他向K說，「K，這是費曼。」我超傻無比地伸出手想握手──顯然是個錯，K的手沒有伸出來。令我窘迫了一下。K終於伸出了手，挽回了我一個大面子。K很客氣地讚揚我們的工作是多麼難，我們是多麼聰明。我開著玩笑回答（這可是布來格教的，可他又懂什麼呢？）──顯然又是個錯誤。好在布來格又抓來了其他人，好像是海森堡教授。K不再理F（費曼），F溜出去繼續和Q的祕書談天，過了好久，數巡果汁和點心後，一個佩勳章著軍服的過來對我說，「去和王后談話！」這可是我最愛做的事兒啦（漂亮姑娘！不過你不用擔心，她結婚了）。F走過去，Q坐在一張桌邊，旁邊的三張椅子都有人。幾聲輕輕的咳嗽，一點困惑，然後「呼」的一下──一張椅子並不太情願地被讓了出來。另外兩張椅子上坐著的。一個是位貴夫人，另一個是穿著全套牧師服的叫勒馬泰的人，也是個物理學家。

　　我們談了相當久（我聽，沒咳嗽，也沒讓座給別人），大概有十五分鐘。舉個例子吧：

　　※※※

　　Q：「思考那些難題一定是很艱苦的吧……」

　　F：「沒有啦，我們都是因為喜歡才做的。」

　　Q：「要改變概念一定很難吧。」（她從剛才的六個講座裡學到的。）

　　F：「沒有啦。剛才講話的都是老頭子。那些概念的變化是在一九二六年，那時我才八歲。所以我只用學新的概念就行了。不過，現在的問題是，會不會我們還要改變這些概念呢？」

　　Q：「像這樣為和平而工作，你一定很驕傲吧？」

　　F：「沒有啦，壓根兒沒那麼想過，這些東西究竟是否帶來和平，誰也不清楚。」

　　Q：「世界變得真快啊──過去的一百年裡變了多少啊！」

　　F：「這裡可沒變多少，」（我只是想，沒敢說出來。）「是啊，」然後大談從一八六一年以後我們都發現了什麼，最後自嘲地加了一句，「止不住又要講課了，唉，我是個教書的嘛，您瞧，嘿，嘿。」

　　※※※

　　Q絕望了，轉過去和那位夫人談同樣無聊的話。

　　過了一會，K過來和Q耳語了幾句，然後站起來悄悄走了。F又回去和Q的祕書談天，最後由他親自送出王宮。你沒能來我真替你可惜，不知什麼時候還有機會讓你見個國王。〔註：四年後，理查和格娜絲在諾貝爾獎的授獎儀式上見了瑞典國王。──作者〕

　　今天早上在我和其他人剛要出旅館時，一個電話進來了。我接完電話，回去對大夥說，「先生們，剛才是王后祕書的電話，我只好失陪了。」他們都不勝驚訝，因為他們昨晚注意到了F和Q交談的時間比按規矩的長。我故意沒告訴他們的是，其實那都是前一天晚上就約好的去王后祕書家裡作客，他邀我去見他的太太、孩子和家。在昨晚的晚會上，我邀請他若來美國的話來家作客，於是他回邀我先去他家。

　　他太太和孩子都特別熱情，他的家也絕對漂亮。要是你在的話，準比訪問王宮更感興趣。他設計建造了比利時式的房子，有點像老式的田園建築，非常恰到好處。在房間裡，有不少桌子、櫃子，新舊搭配得當。在比利時找古董可比洛杉磯容易多了，這兒到處是古老的農莊。他的房子比咱家略大，房外的園子比咱家的大好多。除了一個蔬菜園，其餘的還沒有規劃。在園子裡的樹下，他做了一條長凳，供他坐著享受周圍的田園風光。他還有條狗，是華盛頓的什麼人送給國王，國王又送給他的，挺像咱們家的克威，很可愛。

　　我告訴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我也有個小小的「城堡」，裡面有我的王后。希望他有機會來。他說要是王后再去美國的話，他一定來。

　　隨信我附上他家的照片和他的名片，以免丟失。

　　這次你沒能來一定覺得很可惜──將來我一定想法給你補償。記住我很愛你、家和將要成為家庭一員的小傢伙。〔註：格娜絲當時正懷著兒子卡爾。──作者〕王后祕書和他太太也祝你和全家好運。

　　真希望你在這兒，或者更好是我在家裡。替我親親克威，告訴母親我在這兒的遊歷。不久我就回家了。

　　　　你的丈夫愛你

　　　　　　　你的丈夫

　　※※※

大都會旅館，華沙

親愛的格娜絲，

　　第一，我愛你。

　　我很想念你、孩子、還有小狗克威。真希望在家裡。

　　現在我正在大都會旅館。朋友們早已警告過我這兒服務極慢，所以我回去拿了紙和筆想要準備明天的講座──不過呢，還有什麼比給我的愛妻寫信更好的呢？

　　波蘭什麼樣子呢？我最強烈的印象、也最讓我驚訝的是：除了一個細節之外，它幾乎和我想像的一模一樣，不僅是外觀，而且包括人──他們的心情、對政府的看法等等。看來在美國的《時代週刊》、《經緯》著實不錯，給我們提供了很多資料。那個沒想到的細節，是華沙在二戰中被摧毀得如此徹底，除了極少的幾幢舊樓外，全是戰後蓋的新樓。那幾幢舊樓極易辨認，因為上邊有彈孔。重建華沙的業績相當令人佩服，新建築到處都是。華沙偌大一個城市，全部重建起來了。

　　這兒的建築師還有一個天才，那就是造舊式的樓房。有些新造的大樓卻故意把表面弄得斑駁不堪，水泥上邊打著補釘，鏽的鐵窗在牆上順雨水畫出一道道鏽痕。建築的式樣也是老舊，比一九二七年式的還要老。除了一幢之外，其他都沒什麼看頭。

　　旅館的房間很少，高的十五英尺的房頂，家具很廉價，牆上有水痕，還有床腳移動而劃出的痕跡。（這一切都讓我想起在紐約的一家「大都會」旅館──變色的床罩鋪在高低不平的床墊上。）不過，浴室的裝修卻是嶄新鋥亮。一開始我被弄糊塗了；這麼舊的旅館哪兒來的這些新的浴室用具呢？後來才弄明白，這旅館建成才三年，原來是我忘記了他們會新造出「舊」旅館的。（侍者一點也不過問我這兒，於是我等不及問一個走過來的，他一副疑惑的樣子，叫了另外一人來。結果他們告訴我，我的這張桌子沒有服務員。我生氣地嚷嚷起來。反應：我被移到另一張桌子，扔來一張菜單，在十五秒內決定吃什麼。我點了維也納炸牛排。）

　　至於房間是否被竊聽：我找到了插頭的蓋子（像浴室頂上的那個），一共有五個，都在天花板上。我撥開瞧了瞧，裡邊七繞八繞地全是電線，像收音機後殼裡一樣。天曉得到底是做什麼的！我沒找到微型話筒。因為沒有螺絲刀，我也無法把蓋板掀起來仔細追究。總之，要是我的房間沒有被竊聽，那他們可太浪費電線了。

　　波蘭人友善、挺窮的、衣著中等（嘿，湯來了！），有很多不錯的舞場，很好的樂隊。所以華沙並不像傳說中的莫斯科那麼沉重無味，另一方面，任何地方都可見政府干預所致的愚蠢，就像你去洛杉磯市中心的美國移民局換文件的那次，他們居然沒有二十元錢的找零一樣。舉個例子吧：我丟了鉛筆，去小攤上再買一支。

　　「一支鋼筆一．一美元。」

　　「不，不，我要的是鉛筆，外邊木頭，裡邊墨素的那種。」

　　「不行，只有一．一美元的鋼筆。」

　　「那麼它合幾個波蘭幣？」

　　「你不能用波蘭幣買，必須拿美金。」（為什麼？──天曉得！）

　　我只好返回旅館拿了一．二五美元。

　　小攤的出納又跑到旅館服務臺去要找零。發票是四聯的：小攤售貨員一張，出納一張，我兩張。我要它做什麼？！嘿，在發票背後還寫著「保留此據，可免美國進口稅」。這還是從美國進口的！（湯盆終於撤下去了。）

　　關於自由經濟和政府管制的爭論都太抽象太理論化了。從道理上說，計劃總是好的。可誰都不懂政府為什麼總是那樣蠢。他們一犯傻，所有原先好意的計劃全泡湯了。

　　我沒猜對會場的樣子，原以為會是一個古老、沉悶的十六世紀的建築，可我忘了戰火把華沙毀得很乾淨，我們開會的地方是全新的：圓形的會場、潔白的牆壁、鍍金描畫的走廊，頂上畫著藍天白雲。（主菜上來了。我吃了一口：極棒。我還要了甜點，鳳梨糕，一百二十五克。順便提一句，菜單寫得極精確：一百二十五克。還有什麼「魚片，一百四十四克」之類。我還沒見過有誰信不過要秤一下，所以我也沒秤我的牛排是不是一百克。）

　　※※※

　　會議上我沒有學到任何東西，因為這個領域不是個熱門，沒有真正出色的人在做研究，也沒有實驗數據。結果是來了一群笨蛋（一百二十六個）。這對我的血壓可不太好：這些無聊無主題的東西居然被如此嚴肅地加以討論，我幾乎每次在場外討論問題，或是有人要向我介紹他的「研究」時，都要和別人爭論起來。這些「研究」不外乎是：（一）絕對無法理解；（二）模糊不堪；（三）最簡單自明的事實，卻用了冗長、艱深的方法推導，最後好像是一個重要發現似的；（四）一個笨蛋聲稱他發現一個久經驗證的事實是錯了（更糟的是沒有任何討論能說服那些傻瓜）；（五）去試圖做明顯不可能、且無價值的事，而且證明是失敗了（甜點上來了，正在被我吞下）；（六）徹底錯誤的東西，表面上看，似乎這個領域「很活躍」，可事實上這些「活躍」只不過是證明前些日子另一個人的「活躍」是錯誤、無用的一堆。這就像瓶子裡關著一堆蟲子，互相你擠我踩想要爬出來。這領域的課題並不難，只不過優秀的人都在做其他的事罷了。以後你要提醒我再也不要來關於重力的討論會了。

　　一天晚上我去了一位波蘭教授家，他很年輕，太太也很年輕。在波蘭，每個人可以有六平方米的居住面積，他們夫婦比較幸運，有二十平方米，包括臥房、起居室和廚房。他對我、維勒教授夫婦和其他人表示歉意，因為房間太小了。（我正問侍者要賬單，整個這頓飯，餐館裡只有二三桌客人，連我都算進去了。）可他太太倒大大方方。她親小貓的樣子和你很像。女主人很會招待。飯桌必須從廚房搬到起居室，要做到這個還必須先把門卸下來。（現在有四桌客人，四個侍者。）她的飯菜很可口，我們都很喜歡。

　　對了，我提到華沙有一個建築值得一看──那是全波蘭最大的建築：科學文化宮。它是由蘇聯贈送的，也是蘇聯建築師設計的。寶貝，簡直難以想像，簡直沒法描述，是個巨大的怪物！（賬單來了──換了個侍者，我在等找零。）

　　這該是信的結尾了。希望我不用等好久就能拿到找零。我沒要咖啡是怕又要等很久。即便如此，你看，在這兒吃頓飯可以寫多長的一封信！

　　再說一次，我很愛你。真想你也在這兒──或是我在家裡更好，家真是好！（找零來了，按．五五波元＝十五美分折合，稍微有點錯。不過算了。）

　　　　再見

　　　　　理查

　　※※※

　　六月二十九日

皇家奧林匹克飯店，雅典

親愛的格娜絲、梅茜和卡爾，

　　這是我在雅典的第三天。

　　我在旅館游泳池邊坐著寫信。紙墊在腿上，因為桌子太高，椅子太矮。

　　飛機倒是準點，不過很不舒服，因為從紐約到雅典的飛機一架不剩地客滿。伊利波里斯教授和一個與卡爾年齡相仿的學生來機場接我。

　　我驚奇地發現這兒的天氣和咱家所在的巴塞地那很相似，但氣溫低五度。植被相差無幾：同種的草皮，仙人掌；差不多的光禿禿的山丘；同樣低的濕度和涼快的夜晚。不過這便是所有相似之處了。雅典城懶散、醜陋、喧囂、疲乏的街道塞滿了惶惶的車流，綠燈亮的時候，它們像亂竄的野兔；紅燈亮的時候，它們的煞車一齊尖叫著；黃燈亮的時候，所有的傢伙都拼命按喇叭。這和墨西哥城很像，不過這兒的人看上去沒那麼窮，沿街的乞丐只是偶有所見而已。要是你們在這兒，格娜絲一定會喜歡這些沿街的小店，卡爾會喜歡舊城的養兔場。

　　昨天早上我去了建築博物館，梅茜會喜歡那些古希臘的馬的雕像──特別是其中一個，是一個小孩騎在一匹馬背上。那些全是銅像。我走訪了大多地方，腳都走疼了。看的東西太多，又沒有好的標籤解說，全在腦子裡混起來了。加上以前看過不少照片，我開始有點厭煩。只有一個東西，和其他所有的東西都不一樣，顯得如此奇怪，幾近不可能。它是一九〇〇年從海底撈上來的。像是一架機器，也有點像發條驅動的鬧鐘內部，上邊有許多排列整齊的齒輪，互相咬合得很相配。外邊還有刻度和古希臘文字。我有點懷疑它是不是假造的偽貨。一九五九年的某一期《科學美國人》專門還有一篇關於它的文章呢。

　　昨天下午我去了阿克波里斯〔註：又名「衛城」或「聖山」，是旅遊的焦點，舉世馳名的巴特農神殿即在其上。〕。它是位於市中心的一個石頭壘成的大平面，在它上邊造有古體育場和其他一些廟宇。古體育場當然很壯觀，不過格娜絲和我上次在義大利看見的也同樣壯觀，而且可以上去走走。這裡，古體育場被圈起來了，遊人並不能上去。好在伊利波里斯教授的姐姐陪同我們，她是個古建築學家。所以我們不僅上去了，而且她還給我們詳盡地介紹各種細節、日期、刻著的引語等等。

　　希臘人對他們的過去非常看重。他們在小學要念六年的古建築學，每週有十個小時的課！這絕對是一種祖先崇拜，他們總是在強調祖先是多麼的偉大（他們的確是挺偉大的）。而當你向他們指出，「古人儘管偉大，可現代人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在科學、機器製造、文藝復興藝術，等等。現在我們還有比古希臘比較粗淺的哲學要理性、深入得多的現代哲學……」希臘人會反駁，「你什麼意思！古人有什麼不好？」他們一直在崇拜古代、貶低現代，甚至於連對現代好的東西加以稱讚都被認為是對古人的不敬。

　　他們對我很惱火，因為我告訴他們歐洲數學傳統上的一個偉大事件是塔爾塔利亞發現三次方程的可解性，這個發現本身的應用價值很有限，但它是心理上的一大超越，因為它證明了後人可以成就古希臘人所不能成就的。於是，它成了文藝復興的促成成分之一，把人們從古代祖先的威壓中解放出來。可現在的希臘人從學校中學的還是拜倒在古人之下。

　　我向伊利波里斯女士問起昨天在博物館見的那架機器，還問有沒有比它更簡單的雛形，或是比它更複雜的改進型。她沒聽說過。於是，我帶她和她兒子（和卡爾的年紀相仿，把我當成古希臘的英雄，因為他也在學習物理）去那個博物館。她問我為什麼對那玩藝那麼感興趣，她說，「伊拉特欣不是測量了地球到太陽的距離嗎？難道那不會用到非常複雜的測量儀器嗎？」哎，老天，這些受「經典教育」的人是多麼無知啊！難怪他們不看重自己的時代，因為他們不屬於它，也不懂得它。不過，在我解釋之後，她覺得沒準兒那架機器真的是挺重要的，便把我帶到博物館內部，看看是否還有類似的機器。她去拿了所有的文獻。沒有其他類似的機器被發現過。而且所有的研究文獻只不過是三篇文章，全出自一個作者──一個在耶魯大學的美國佬！

　　我猜希臘人一定認為所有的美國佬都乏味無比，面對這麼多輝煌璀璨的雕塑、繪畫、神話傳說，卻偏偏注意到機器！（真的呢，博物館的一位女士在被告知一位美國教授想了解更多關於第一五〇八七號文物的文獻時，評論說，「在那麼多美妙的展品中，他幹嘛偏偏挑那玩藝？它有什麼可看的嘛！」）

　　所有這兒的人都抱怨天熱，擔心我們是否受得了。可事實上這兒和巴塞地那差不多，平均氣溫還低五℃呢！這兒所有的辦公室和商店都在下午一點半至五點之間關門（避暑之故）。看來這主意也不錯，大家下午都午睡並休閒，在大約晚上九點半或十點才吃晚飯，然後一直活動到深夜，因為這時比較涼快。最近這兒的人都在大大地抱怨一個新的法規──為了節省能源，所有的餐館要在凌晨二點鐘關門。人們說這種做法會讓雅典的生活變得乏味。

　　現在正是下午一點半到五點半的午休時間，我利用它來寫封家信。很想念你，還是家好。我想大概我慢慢失去了對旅遊的著迷。在這兒還有一天半的時間，他們竭力勸我去一下一個特別漂亮的卵石海灘和一個古代的廢墟。可我決定哪兒也不去，因為它們都要花幾個小時才能到。我還是準備一下講課的內容吧。他們讓我臨時多加三講，有二十多個學生從各地趕來聽講。我打算用類似上次在紐西蘭的講課內容，可這回我沒有把講稿帶來，所以我得重新寫出來。

　　在夜晚上床的時候特別想你們。這兒沒有我可以道晚安的人，也沒有愛犬可以拍一拍。

　　　　愛

　　　　　理查

　　又及：要是你們辨不清我的筆跡，沒事兒──都是些無關緊要的閒話。我在雅典，健康且快活。

　　※※※

弗里門．戴遜給他家人的〔註〕

　　〔註：〕弗里門．戴遜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和作家，一直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他在康乃爾大學做研究生時，費曼剛開始做物理系的助理教授。弗里門．戴遜受費曼影響極深，在家信中常談到費曼。這裡的兩封信是他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向家人提及費曼。──譯者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於康乃爾大學

親愛的家人，

　　在離開這兒去羅徹斯特前趕緊寫封短信。我們和羅徹斯特大學聯合辦了一個講座，每週三由某個人講講某個方面的研究。本週正好輪到我們去他們那兒開會。

　　天氣極好，我估計這該是個有趣的旅行。羅徹斯特在康乃爾的西北邊，在昂塔利大湖邊。我們開車要經過很野的鄉下。今天我要搭費曼的車，要是能活著回來，該是趣味無窮的。費曼是我在這兒遇到的第一個、也是為數不多的、土生土長在美國的科學家。我對他越來越佩服。他有他自己獨特的一套量子力學理論，這兒的人基本同意他的看法在解決不少問題時可能比經典的規則更有用。他的腦子裡總是不停地蹦出新主意來，這些主意多半極激動人心，卻少有實用價值，而且大多沒有往深裡走多少就又被他更新的主意替換了。他對物理學的最大貢獻大概是保持人們的激情──每當他衝進門來，用最大嗓門和飛舞的雙臂來解釋他的最新腦電波時，物理學家的世界至少絕不枯燥。

　　維思科夫，羅徹斯特的理論物理學主任，也是很有才幹且有趣的人。但他是正常的歐洲型學者，來自慕尼黑。他自學生時代起就是貝特的好友。

　　上個星期皮奧斯來訪，在貝特家住了兩夜。臨走的那天晚上，貝特為他開了個晚會，這兒的年輕理論物理研究者都被邀請了。我們去的時候都被介紹給貝特五歲的兒子亨利，可他對我們不太注意，只是嘟噥著說，「我要狄克（理查的昵稱）嘛！你們說的狄克會來的嘛！」最後他很不情願地被送上床睡覺，因為費曼沒有來。

　　大約過了半小時，費曼衝進門來，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對不住，來晚了，剛才在路上突然冒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然後奔上樓去安慰亨利。所有人都停止了談話，然後聽到樓上快樂的叫嚷，有時像二重唱，有時像個單人軍樂隊……

　　　　愛

　　　　　弗里門

　　※※※

一九八一年四月九日，於香潘厄巴納

親愛的莎莉，

　　我剛和狄克．費曼過了極愉快的三天，你要是在這兒共享就好了。六十歲的年紀和一次癌症治療的大手術一點都沒有讓他變得乏味，他還是當年我們在康乃爾時認識的那個費曼。

　　我們在參加約翰．維勒組織的一個討論會，地點在德克薩斯大學。不知何故，維勒荒唐地把地點放在一個網球俱樂部，那是石油大王，億萬富翁們尋歡作樂的地方。我們集體抱怨極貴的物價和奢靡而醜惡的房間裝飾。可又能去哪兒呢？──我們這麼想。費曼又與眾不同，他說，「見鬼去吧，我才不在這地方過夜呢。」他捲起衣服，獨自跑到樹林裡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出現了，在星空下過的一夜讓他的形狀可並不怎麼妙。他說沒怎麼睡著，可還是值得。

　　我們像從前那樣談起許多科學、歷史，不過這回他又有了新話題──他的孩子。他說，「我總想自己會是個特別好的爸爸，因為我不會強迫孩子朝某一方向發展。要是他們不願意，我不會要他們成為科學家、知識分子。如果他們成為卡車司機或是吉他手，我都同樣高興。其實，我更願意他們進入社會做一些實際的事兒，而不是像我這樣作教授。不過孩子總是要和你過不去的〔註：費曼最終並沒有失望，卡爾在人工智慧公司。梅茜成為攝影師。──作者〕──卡爾在麻省理工學院上二年級，可他一心想做的竟然是他媽的什麼哲學家。〔註：費曼對哲學家一直持有否定態度，因為他們通常沒有實在的依據，卻提出一整套學說來試圖指導世人。──譯者〕」

　　當我們在機場時，狄克拿出紙和筆，開始畫周圍人的素描。他畫得非常好。我說我一點兒繪畫的天才都沒有。他說：「我也沒有。不過，畫到這種程度並不需要天份。」

　　　　你的

　　　　　　弗里門

　　※※※

亨利．貝特致格娜絲的悼函

親愛的費曼太太，

　　我們相會的次數很少，遠不到互相能記住的程度，因此請原諒我的唐突。但是，我無法對理查的故世無動於衷，儘管我並非要把自己的失落感再加到您頭上。

　　狄克是我童年最要好、也最喜歡的「叔叔」。在康乃爾時，他是我們家很受歡迎的常客。除了和我父母及其他賓客交談之外，他總是花很多時間在我們小孩身上，是個極好的遊戲夥伴。即使在那時，他已經是個好老師，教我們認識世界。

　　我最溫馨的記憶是在我大概八九歲時，我和母親、狄克叔叔一起在等大名鼎鼎的康拉德．羅侖茲講演。像所有的小孩一樣，我不耐煩起來，爬上爬下。狄克轉過來對我說，「你知道嗎，世界上有比數字多兩倍的數字？」

　　「不可能！」無知的我抗議道。

　　「真的，我來給你說。你隨便提個數字吧！」

　　「一百萬。」我脫口說出一個大數字。

　　「二百萬。」

　　「二十七。」

　　「五十四。」

　　我說了大概十幾個數字，狄克每回都把它們乘以二。我開始明白了。

　　「我明白了，所以世界上有比數字多三倍的數字！」

　　「證明一下。」狄克說。他說了個數字，我把它乘以三。他又說一個，我又如法炮製。

　　他說出一個極複雜的數字我記不清，我回答說，「把你剛才說的乘以三。」

　　「所以，世界上有沒有最大的數字呢？」他問。

　　「沒有！因為對於任何一個數字，有比它大二倍的，大三倍的，還有大一百倍的！」

　　「好極了，這個無窮增長沒有極限，就是『無限』的概念。」

　　正好那時羅侖茲進來了，於是我們停止了談話。

　　狄克離開康乃爾之後我很少見到他，但是他留給了我美好的記憶、「無限」的概念和新的學習、認識世界的方法我非常愛他。

　　　　　你的

　　　　　　亨利．貝特

第二部　調查「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的原因　篇首瑣語

　　在這部分裡，我會講許多關於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的事情。當我講「NASA做了這些」、「NASA 做了那些」，我指的不是整個NASA，而是和太空梭有關的那部分。

　　簡單地向你描述一下太空梭：中間那個巨大的東西是燃料箱。液氧在頂部，液氫在中間，燃燒這些液氧液氫的引擎在航太倉的後邊，太空人坐在倉的前邊，在他們身後是儲物區。

　　在發射的時候，兩隻固體燃料火箭在頭幾分鐘內推動太空梭，然後與主體脫離，掉入大海。液體燃料箱接著推進，直到太空梭升到很高的地方時才脫離主機，並在掉回地球的過程中被分解燃燒。

　　固體火箭分成數截，中間由兩種連結件相連：第一種「固定連接」是在猶他州的工廠裡就定好了；第二種「臨時連接」則是起飛前在佛羅里達州的甘迺迪太空中心裝上。

　　（臨時連接的位置及放大圖，如附圖一）

　　決定自殺

　　你們大概都知道，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太空梭「挑戰者號」失事了。我在電視上也看到了。但是除了對太空人的死覺得可惜外，我並沒拿它當回事。

　　從報紙上我一直讀到太空梭的起起落落。可是，那些聽上去很重要的在太空梭上的實驗卻從來沒有什麼結果。這使我有些疑惑，也讓我對它不大注意了。

　　在太空梭失事的幾天後，NASA的主管威廉．格雷姆打電話來，邀請我參加失事原因調查委員會。格雷姆博士說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曾是我的學生，後來在休斯飛機公司工作時，也在我講課的班上。

　　我還是記不起他究竟是誰。

　　當我聽說調查工作將在華盛頓進行，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不想去，因為我有個原則：不靠近華府也不和政府部門有任何協作。所以我馬上想到的是如何能推脫這個差事。

　　我給艾爾．赫伯斯、狄克．戴維斯等幾個朋友打電話，他們倒一致認為這件事對國家很重要，我應該承擔下來。

　　我最後的希望在我太太身上。我試圖說服她，「瞧，這件事其他人也都能做，他們盡可以找別的什麼人。」

　　「不對，」格娜絲說，「你不去的話，調查員們會十二個人一組，一起從東走到西。你去的話呢，調查員們會有十一個人一組，一起從東走到西，而第十二個人卻自己轉來轉去，調查各種不尋常的線索，說不定最後什麼也查不出，不過要是有什麼線索的話，你一定會找到的。誰也不能像你做的那麼好。」

　　我很不謙虛地認為她說得很對。

　　不過，調查失事原因是一回事，可下邊會有一連串的事情，比如調查NASA的管理有什麼問題，或者「我們是應該繼續用太空梭呢，還是用一次性的火箭呢」，或者更大的問題，諸如「我們今後怎麼辦？」「將來航太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我可以想見這個失事原因調查委員會將來會變成一個國家政策委員會，而且沒完沒了。

　　這著實讓我害怕。於是我決定在六個月結束的時候，不管結果、狀況如何都辭職不幹。

　　我還決定在調查失事原因期間，我應該全力以赴。當時，我正在研究幾個物理問題，在加州理工學院我和另一位教授合教一門電腦課（他主動把全部講課任務承擔下來），在波士頓的一家人工智慧公司要我做顧問，他們說可以等。於是我的物理研究也只好等一下了。

　　那天，正是個星期日。我對格娜絲說，「我決定自殺六個月。」於是拿起了電話。

　　數據和事實

　　當我給格雷姆打電話說我可以參加委員會的時候，他還不知道委員會究竟要做什麼，在誰的領導下，甚至我是否會被最終接受。（看來還有希望逃脫！）

　　第二天的早上四點鐘，一個電話把我叫醒了，「費曼先生，你被接受進入……」到那時，已經是個「總統特別調查團」了，由威廉．羅傑斯負責。

　　我記得羅傑斯先生。早先在尼克森總統當政的時候，尼克森更器重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而國務卿羅傑斯被擱在一邊，怪可憐的。

　　調查團很快決定第一次會議將在週三舉行。我想我可以週二晚上飛往華盛頓，這樣週二的白天就空出來了。我打電話給艾爾．赫伯斯，請他找JPL〔註：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噴射推進實驗室，是由加州理工學院管理的一個機構，也從屬於NASA。──作者〕熟悉太空梭的人來向我介紹情況。

　　週二早晨，我趕去JPL，幹勁十足。艾爾讓我坐下，然後工程師們就一個接一個地進來，向我介紹太空梭各組件的情況。我真不敢相信，他們對各個部分真可以說是瞭如指掌。這一天的簡介是高速、高度濃縮，而又相當透澈的解說。JPL的人和我一樣充滿工作熱情。那天的工作很是讓人興奮。

　　現在，當我反過頭來再看當天的筆記，可以看出他們非常迅速地給我提供了如何調查事故的線索。筆記上的第一行，「防止燃燒，絕熱襯。」（為了防止燃料把火箭體的金屬燒化，需要一層絕熱襯，它有可能沒起到應起的作用。）第二行是，「U形鐵扣槽口處的O─環上有焦痕。」工程師們注意到有時熱氣會從臨時連接件的O─環處透出。

　　在同一行上寫著，「鉻酸鋅會產生氣泡」（由鉻酸鋅材料製成的絕熱件在O─環後邊。如果有氣泡產生，它會很快膨脹，致使熱氣漏過，損壞O─環。）

　　（臨時連接件的詳圖如附圖二）

　　工程師們告訴我在固體火箭點火後內部的壓強會升到多高，推進劑由什麼燃料組成，在什麼溫度下成形，石棉和高分子化合物的百分比，絕熱襯裡都有什麼，等等，等等。我還學到了這個火箭產生的衝力是當時世界上所有火箭中最大的。火箭的引擎製造有很多問題，特別是渦輪片上的裂紋。一些工程師告訴我，他們在每次火箭點火時都要祈禱好運，而當他們在電視上看見「挑戰者號」爆炸時，一些人幾乎肯定問題出在引擎上。

　　有時他們對一些問題也不清楚，他們會說：「哦，某某先生對這挺在行的，咱們把他找來。」艾爾馬上把那位先生找來，問題便解決了。情況介紹真是不能比這更好了。

　　雖說名稱上我把它叫作簡介會，可實際上它並不那麼「簡」，而是非常緊湊、快速、徹底。這是我所知道的盡快掌握資料的唯一方法：你不是坐在那兒聽他們講他們認為重要的，相反，你來問許多問題，得到簡短的答案。這樣，你很快就了解到大致的情況，並且知道該問什麼問題來引出下一部分的內容。那天我上了再好不過的一堂課，我也像海綿一樣把所聽的全部吸收了。

　　※※※

　　那天晚上，我乘「紅眼睛」〔註〕航班飛到華盛頓，第二天清晨到達。（我可嘗到了滋味，以後再也不坐「紅眼睛」航班了！）在華盛頓市中心的假日旅館安頓下來之後，我叫了輛計程車去第一次會議的會場。

　　〔註〕「紅眼睛」航班於午夜左右從美國西海岸起飛，在五個小時中橫跨美國大陸，第二天早上到達東海岸，旅客多不能睡好，早上起來常有紅眼睛模樣，因此得名。──譯者

　　「去哪兒啊？」司機問。

　　我只有一個地址，「第八街一千四百一十五號」，寫在一張破紙上。

　　我們出發了。華盛頓對我來說還挺新鮮的，這兒是國會，那兒是華盛頓紀念碑，好像互相都不遠。可我們的車沒完沒了地開，越開越遠，進入了很糟糕的地段，房子越來越小且破。當我們到第八街時，房屋都不見了。最後我們找到了第一千四百一十五號──原來是兩幢房子間的一塊空地！

　　這下我知道準是弄出大錯了。可我除了這張破紙外一無所有，這下可傻眼了。

　　我對司機說，「我要開的那個會和NASA有關，你能送我去NASA嗎？」

　　「沒問題啦，」他說，「可你知道嗎？那就是你上車的地方呀！」

　　沒錯，NASA就在假日旅館的對面，走過去就是了。我通過了門衛，開始在大樓裡摸索，最後終於找到了格雷姆的辦公室。我問他們是否有個關於太空梭的會議。

　　其中一個人說：「沒錯，我知道會場在哪兒，我帶你去吧！」

　　他把我帶到了一個很大的會議室，燈光明亮，還有一大堆的電視攝影機。整個大廳擠滿了人，我費了好大勁兒才擠到了最後幾排。「這兒只有一個門，」我想，「這可讓我怎麼擠到前排去啊？」

　　突然，我聽到幾句會議的發言。說話的人太遠，所以我也沒聽得很清楚，可是顯然是關於一個完全不同的話題。

　　我回到格雷姆辦公室，找到了祕書，她打了一通電話，找到了確切的會址。她在電話上對另一方的人說，「我也不知道，他自己摸進來的！」

　　原來，會議是在羅傑斯先生的一四一五H街，我在電話上聽成了一四一五　八th街。

　　※※※

　　最後我終於趕到了會場──我是唯一遲到的人。羅傑斯把我介紹給其他的調查團成員，其中我只聽說過尼爾．阿姆斯壯，第一個登上月球的人。他是調查團的副主席。沙利．萊德女士也在，我後來才知道她是美國的第一個女太空人。在場的還有一個長相英俊的軍官，他是庫提那將軍。他穿軍服和其他人穿便裝一樣地讓人覺得容易接近。

　　第一次會議其實僅僅是碰碰頭而已，我有些不滿──因為我自從前一天的JPL會議後就一直鼓足了勁。

　　羅傑斯宣布了幾件事，包括總統行政令中關於我們工作的目標：

　　　　一．研究失事前後的情形和資料，找出可能的失事原因。

　　　　二．基於上述，提出改進的建議。

　　羅傑斯還說我們的工作應該在一百二十天內完成。

　　這倒是讓人欣慰的消息：調查團的任務僅限於失事原因的研究，而且整個工作有可能在我完成自殺之前就結束！

　　※※※

　　羅傑斯問我們能在調查團工作上花多少時間。有些成員本來就退休在閒，而且每個人都把其他工作安排開了，我說：「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投入工作，從現在開始！」

　　羅傑斯問誰願意負責寫報告。

　　赫茲先生自告奮勇，因為他是《航太》週刊的主編。

　　然後，羅傑斯又提起了另一件事，「我在華盛頓好久了，有件事你們應該了解，那就是不論我們做什麼，總會向新聞界洩露。我們能做的只不過是減少洩露而已，最好的辦法是舉行公開的新聞發布會。當然，我們要有許多不公開的會議。但是一旦有了重要結果，我們馬上會舉行公開的發布會，以便讓公眾了解最新進展。」

　　羅傑斯接著說：「作為和新聞界溝通的開始，明天十點鐘將是我們的第一次公開會議。」

　　當我們陸續離開會場時，我聽見庫提那將軍問：「離這兒最近的地鐵站該怎麼走？」

　　我想，「這夥計，我肯定會和他談得來。別看他穿戴整齊，內心是很實在的。他不是那種要自己的勤務兵和豪華汽車的將軍，而是要坐地鐵回五角大廈。」我立刻喜歡上他了。在後來的整個過程中，事實證明當時我的判斷十分正確。

　　※※※

　　第二天早上，一輛豪華長轎車來接我──不知什麼人安排好了，讓我們出席第一次公開會議時坐長轎車。我坐在前排司機座旁邊。

　　在去會場的路上，司機對我說：「聽說調查團裡有好多大人物呢……」

　　「是啊，想必……」

　　「那好，我收集名人的簽名，」他說，「你能幫我個忙嗎？」

　　「當然啦。」我說，一邊準備掏鋼筆。

　　他說：「等會兒到了那兒，你指給我看誰是尼爾．阿姆斯壯，我好去請他簽名。」

　　會議之前，我們都要經過宣誓儀式。人們在一邊走來走去，祕書給我們每人一個有照片的證件，以便我們可以出入NASA的任何部門。還有一些表要填，什麼我們必須做這做那才能報銷所花費用，之類之類。

　　宣誓之後，我碰上了格雷姆，這才認出他來，而且記起他是個很不錯的傢伙。

　　這第一次的公開會議是由NASA的頭兒們（像莫爾先生、阿爾德里奇先生、萊文吾德先生等等）給一些簡短的介紹。我們坐在巨大的皮沙發上，會場上燈光雪亮，攝影機畫面連我們撓鼻子都不放過。

　　我正好坐在庫提那將軍旁邊。開會前一分鐘，他湊過來說：「副駕駛提醒主駕駛：梳一下你的頭髮。」

　　我回答說：「主駕駛回覆副駕駛：能否借一下你的梳子？」

　　※※※

　　首先，我們要掌握的是NASA內部通用的千奇百怪的縮寫：

　　「SRMS」是固體火箭引擎，即「SRB」（固體火箭推進器）的主要部分。「SSMES」是太空梭主引擎，用的是儲在「ET」（外部油箱）裡的「LH」（液氫）和「LOX」（液氧）。什麼東西都有一個縮寫，不僅是大組件，幾乎每個小閥門也都有縮寫。最後，他們說，「我們會給你們一本縮寫詞手冊，這樣就簡單了。」哈，簡單個鬼！那手冊是一本又厚又大的磚頭般的東西，從裡邊倒是可以查到諸如「HPFTP」（高壓油泵），「HPOTP」（高壓氧泵）什麼的，應有盡有。

　　然後，我們要學會「子彈頭」──帶有小黑點的短句，它們是為了解釋縮寫的。這些見鬼的「子彈頭」充斥了所有的報告和講稿幻燈片。

　　在調查團中，除了羅傑斯和艾其森是律師，赫茲是編輯外，我們其他人全都有科學的學位：庫提那將軍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阿姆斯壯、科弗特、盧默和蘇特都是航太工程師，萊德、沃克、維倫和我是物理學家。我們大多數都自己先行做了些研究，所以問了許多非常具體的技術性問題。很明顯，大頭兒們沒有預料到。

　　每當大頭兒們無法回答我們時，羅傑斯總是告訴他們：我們對他們不能答出細節很理解，至少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很滿意了。而且羅傑斯總用一句永遠不變的話：「將來我們會再向你詢問更多的情況。」

　　※※※

　　我這次學到的最突出的是公開討論會是多麼地無效：大多數時間，人們問那些你已經知道答案的或者是毫無興趣的問題。然後，你被弄得昏頭脹腦，連聽講都難以集中精神，於是把重要的東西全疏漏了。

　　這和在JPL有多大的區別啊！在JPL，我很快地灌滿了各種各樣有用的知識，而在這兒呢？──星期三我們在羅傑斯那兒開「碰頭會」開了兩小時，下午做什麼了？──什麼也沒有。晚上做什麼了？──什麼也沒有。星期四是這個公開討論會──「將來我們會向你詢問更多的情況」──全等於零！儘管看上去我們在華盛頓每天都在忙著，可事實上壓根兒沒做什麼有用的事。

　　那天晚上，我給了自己一個任務：寫出在調查過程中要問的大致方面，要研究的大概課題。我想如果調查團想做些什麼，我們可以分頭趕緊做起來。

　　※※※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我們終於開了一次真的會議。到那時我們已經在老辦公大樓有了一個辦公室，還有一個專門的書記員，把我們的每句發言記錄下來。

　　羅傑斯因故遲到了一會兒。在等候的時候，庫提那提出他可以向我們介紹一下軍方是怎麼調查事故的。我們都覺得這主意不錯，於是他站起來，講述了他們調查「泰坦號」火箭發射失敗的始末。

　　我對他講述的方法很是滿意：他們找出存在的問題，然後用適當的方法逐一去尋找答案。這和我前一天晚上做的很相似，而他們的方法比我的更系統化、條理化。庫提那還提醒我們注意一些看上去很明顯的東西，其實深究下去它們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們的調查線索極少，在過程中曾三次推翻看上去很有把握的結論。

　　我很是興奮，覺得這種調查才是我想做的，只要把工作分一下，我們可以馬上著手行動起來。

　　羅傑斯在庫提那講到一半時進來了。此時，他發言了。

　　「庫提那的上一次調查確實是一個成功的範例。不過，將軍先生，這回我們不能用您的方法，因為我們沒有像上回那麼多的記錄資料。」

　　大概因為他不懂科學技術吧，羅傑斯都意識不到他簡直錯得沒邊。「泰坦號」是無人駕駛火箭，因此對它的審查、記錄的嚴格程度壓根兒沒法和「挑戰者號」相比。我們這回有無數的攝影鏡頭顯示火焰是怎樣從邊上燃起來的，而「泰坦號」只有一張照片，上邊的火箭爆炸時僅僅可見一個模糊不清的小光點。庫提那居然一步一步地找出了原因。

　　羅傑斯又說：「我安排好了下週四全團去佛羅里達。在那兒NASA官員會給個簡介，然後帶我們去參觀甘迺迪發射中心。」

　　我腦海中馬上出現了一幅視察的圖景：每一步都是安排好的。他們會讓我們知道火箭是如何裝起來的，看上去怎樣，可這根本就不能讓我們懂得真實的情況。

　　然後，阿姆斯壯說：「我們不能像庫提那將軍那樣做那麼技術性的調查。」這可讓我有點惱火，因為我唯一覺得自己能貢獻的無非就是技術性的東西！我不懂他究竟是什麼意思，也許他是想說NASA方面會做技術性的工作。

　　我開始建議我可以做哪些工作。

　　在我正說到一半時，羅傑斯的祕書進來要他簽一些文件。在我被迫停下來等著的時候，其他的委員會成員紛紛說願意和我一起做。羅傑斯簽完了文件，會議又繼續進行，可他請另一個人發言，好像完全忘記了我剛才正講到一半，於是我只好等下一輪的發言機會。可誰知剛開始，其他的打擾又接連不斷。

　　最後，羅傑斯竟在我講到一半時宣布休會！他又叨叨起來，擔心我們永遠也查不出事故的原因。這對我來說真是太洩氣了。現在想來，NASA用了整整兩年才把太空梭工作重新弄上軌道真是讓人費解。當時我以為整個過程應該不超過幾天而已。我走過去對羅傑斯說，「我們去佛羅里達是在下週四，也就是說，當中有整整五天時間空閒，我拿它做什麼？」

　　「唔，你要是不在委員會上，會做什麼？」

　　「我本來要為波士頓一家公司做諮詢的，不過我把它取消了，以便百分之百地投入失事調查工作。」

　　「既然這樣，你何不到波士頓去五天呢？」羅傑斯說。我實在無法忍受，想說，「我已經完蛋了！這他媽的鳥事是死活成功不了的。」我回到旅館，失望之極。

　　突然我想起了格雷姆，於是給他打電話，「比爾，聽著：你把我攙乎進來的，所以你得救我一把。我徹底失望，受不下去了！」

　　他問：「什麼事呀？」

　　「我得做些什麼！我要下去轉轉，找些工程師聊聊。」

　　「行啊，好主意！」他說，「我替你安排好了，你去哪兒都行，馬歇爾工廠、約翰遜公司，或是甘迺迪中心，都行。」

　　我想了一下，覺得不去甘迺迪中心為好，因為那樣會顯得我搶在了其他人前頭似的。沙利．萊德在約翰遜公司工作，還提出願意協助我的調查。於是我說：「那我去約翰遜公司吧！」

　　「好，」格雷姆說，「我和大衛．艾其森打個招呼，他是羅傑斯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肯定沒問題的。」

　　半小時之後，艾其森打回電話給我：「我覺得你的主意挺對的，可不知為什麼，就是沒法說服羅傑斯。」

　　格雷姆想了個折衷辦法：他把公司的人找到他在華盛頓NASA總部的辦公室，也就在我的旅館對面，這樣，我就可以聽取他們所有的報告，且不必東跑西顛。

　　然後羅傑斯打來電話，說他反對格雷姆的主意，他堅持說：「下週四，我們一起去佛羅里達。」

　　我說：「這種排排坐聽簡介的方法我是沒法接受的，我要直接和工程師們談才能有效。」

　　「我們必須按規章、有秩序地工作！」他說。

　　「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開了好幾次會議了，可實際上任何真的工作都沒有著手！」

　　他又說：「那麼，你是不是要我打擾其他的成員，讓他們週一來開會以便定出分工？」

　　「沒錯！」我覺得我們這些成員被召集來的目的就是做調查的，理應被「打擾」──「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羅傑斯又轉了話題：「我知道你對住的旅館不甚滿意，我幫你換一家好點的吧！」

　　「不，謝謝您關心，我的旅館很好。」

　　沒過多久，他又試著要給我換旅館什麼的，我說：「羅傑斯先生，個人的舒適並不是我最關心的，我只是想開始工作，想做些什麼！」

　　最後，羅傑斯終於同意我可以去街對面的NASA和工程師們交談了。

　　那時，我對於羅傑斯來說真是個天大的麻煩。後來格雷姆向我解釋，「假設你這樣的技術人員被叫去擔任一個法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會裡大多數是律師，而其中一個老吵著說，『我要和其他的律師直接談才能工作得更有效。』我想你也會先立下一些規章，然後才會讓他們各自去分頭調查。」

　　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羅傑斯手上有很多的事要處理。比如，我們每個人收集的資料都要讓其他的委員知道，因此必須有一個中心圖書館。這樣的雜事都很花時間。

　　※※※

　　週六上午，我去了NASA和格雷姆請來的工程師們談太空梭的事。這些人雖然職務相當高，但他們對具體技術都很內行。

　　第一個人向我描述了固體火箭的推進劑以及馬達，但是沒有談到密封。他說：「密封的專家會在今天下午見你。」

　　第二個人談了引擎。它的基本結構很簡單，但是有無數的控制裝置：管道的安排，推進劑在高壓液氫下會變性，進一步把液氧從一個閥門裡抽出──好多那樣的東西。

　　他介紹的東西很有趣，我也盡力去理解它。過了一會兒，我告訴他，「在引擎這部分，這是我今天所想知道的了。」

　　「可引擎還有許多問題，你應該了解的。」他說。

　　我正對固體火箭勁頭十足，所以對他說：「主引擎的情況可以先等一下，等到我有空的時候。」

　　隨後一個人進來介紹航太艙。我覺得很抱歉，因為他大老遠專程在週六跑來，而我卻認為航太艙和爆炸事故壓根兒沒關係。我對太空梭其他部分的知識已經難以吸收了，腦力畢竟是有限的呀！所以我讓他做了些簡介，然後告訴他所談的已經過於細微，隨後我們愉快地閒聊了一會兒。

　　※※※

　　下午，密封專家來了，他叫維克斯。他的介紹比上次JPL的更多、更具體。

　　密封的過程涉及膠黏劑之類的東西，但最主要的部分是由兩個環組成，即O─環密封圈，是一個大概有四分之一英寸厚、直徑十二英尺（即總長約三十七英尺）的東西。

　　O─環本來是由摩騰公司設計的。原先的設想是在推進劑燃燒的時候，壓力會把O─環壓下去，但是因為連接部的厚度比外壁要大三倍，強度也大得多。由此會引起外壁突出而致使連接變形，使O─環不能嚴密地封住管道。維克斯告訴我這種情況叫做「連接旋轉」，早在太空梭之前就被發現了。

　　這裡，儘管這片圓形橡皮環也叫O─環，可它和我們通常的O─環不一樣。在通常的諸如汽車的馬達中，O─環被墊在一定厚度的空隙之中，靜止不動。

　　（連接旋轉是因為火箭內部的高壓使火箭體比連接部膨脹更快，造成一個空隙，熱氣便從O─環中衝出。如附圖三）

　　而在太空梭上，由於空隙是個變量（它因氣體燃燒而膨脹），因此O─環必須也以極快的速度隨著膨脹，這樣才能保持空隙一直被封住。在太空梭發射的時候，產生空隙的時間為幾十分之一秒，這樣，O─環材料的韌性和膨脹性就非常關鍵了。

　　當摩騰公司的人發現了這個問題後，他們諮詢了專做墊圈材料的派克公司。派克公司的人說，墊圈根本就不該那麼用，因此無法提供任何建議。

　　從一開始人們就知道連接部沒有能像設計的那麼起作用，摩騰公司的人也花了好大的力氣來改進它，而且確實做了些將就的改進，其中一個步驟是加了襯墊，使連接部更加緊密。不過，洩漏問題還是存在。維克斯給我看了以前飛行中有關它的記錄。工程師們把熱氣從O─環中漏出而留下的黑痕叫「漏出」，而把O─環僅僅被燒焦一點的狀況叫「侵蝕」。他們有一張表，詳細地記錄了各次飛行中漏出和侵蝕的嚴重程度。我們把整個記錄歷史過了一遍，直到五一─L（失事的那次）。

　　（摩騰公司試圖用加墊片的方法解決「旋轉」，如附圖四）

　　我問：「從哪兒可以看出他們討論過這個問題呢？究竟是怎麼個過程？而最後的進展又在哪兒呢？」

　　那份報告中唯一提及這個O─環問題的地方是在「飛行可行性總結」，而在各次飛行之間的研究過程中竟無一提及此事！

　　我們仔細看了總結報告，上邊一如既往地塞滿了無數「子彈頭」，第一行寫道：

　　　　．在臨時連接件裡缺乏輔助墊圈是致命的，必須盡快找出減少連接旋轉的方法來減少這種致命性。

　　可是，在報告的結尾，又有這樣的句子：

　　　　．從現有數據的分析看，飛行是安全的，只要確定所有的連接部都經過二百ＰＳＩ的壓力測試……

　　我被這種自相矛盾驚住了，既然是「致命的」，那怎麼可能「飛行是安全的」？這兩者中有什麼邏輯關係？！

　　維克斯說：「是，我明白你指的是什麼。看，它說了，『從現有數據看……』」

　　於是我們又找到了那些數據分析。這是那種做了許多假定的電腦模擬，而這些假定常有問題。你們一定知道電腦的危險──不用腦子胡亂輸入的東西一定是給出毫無意義的結果。那份研究的結論是：儘管在設計時不曾預料這些洩漏，但因為它們都很小而且很零星，所以沒什麼大問題。

　　假設所有的連接部都洩漏，NASA會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可如果洩漏僅僅出現在某些飛行中的某些部分，NASA便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態度：既然某些地方有洩漏而飛行還是成功了，大概問題就不會很大。這荒唐得就像玩俄羅斯輪盤賭遊戲：指著自己腦袋的左輪槍中只加一粒子彈，然後隨機地扣動扳機，如果第一次槍沒響，那麼第二次一定同樣安全嗎？！

　　維克斯說關於墊圈有問題的消息好像傳到了新聞界，對此他有些擔憂，因為這看上去好像NASA在遮掩事實。

　　我告訴他對於格雷姆找來的人我非常滿意，而且我早在JPL就聽說墊圈可能有問題，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新聞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格雷姆全家帶我去華盛頓的航空航太博物館。很早地吃完一頓早點，我們到了博物館。

　　原先我以為那兒一定是人山人海，可我忘記了格雷姆是個大頭目，因此我們幾個人把整個博物館佔了一會兒。

　　我在那兒看見了沙利．萊德的蠟像，和她本人毫無二致──穿著航太服，手提頭盔什麼的。

　　在博物館裡有一個特殊效果的劇院，裡邊放映有關NASA成就的電影，那個電影拍攝得極好。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從事太空梭的工作，而且他們的工作是那麼艱難，因此也沒有為之感動過。這回可不一樣，電影是很有戲劇色彩和渲染性的，以致於我幾乎掉下眼淚來。這時，我才體會到「挑戰者號」爆炸給人們帶來的痛楚。想到這麼多人日日夜夜地工作，要把它送上天，結果卻機毀人亡，這使我鐵了心一定要把失事原因盡快弄個明白，好讓所有的工作人員繼續他們的事業。這個電影把我的態度從半心半意地反對NASA一下子變成了很強的NASA擁護者。

　　那天下午，我接到庫提那的一個電話。

　　「喂，是費曼教授嗎？」他說，「我有件緊急的事要告訴你。唔，等一等……」

　　電話耳機裡傳來軍樂隊的背景聲。軍樂停了，庫提那接著說：「啊，對不起，我正在一個空軍的音樂會，他們方才正在奏國歌哩！」

　　我想像他一身筆挺的將軍服，在奏國歌時立正敬禮，可另一隻手裡卻拿著電話！

　　「啥事兒啊，將軍？」

　　「哦，第一件事，羅傑斯讓我告訴你還是別去NASA。」

　　我對此毫不關心，因為前一天我早在NASA聽完匯報了。

　　「第二件事，明天我們要開個特殊會議，有個人的故事上了今天的《紐約時報》，我們要聽取他的匯報。」

　　我肚裡暗暗好笑：「哼！到頭來我們還是要在週一開會的不是！」

　　他接著說：「今天早上我在修汽車的噴油嘴時想，太空梭起飛的那天是佛羅里達罕見的冷天，大約是攝氏零下三四度。以往的發射，最冷的一天也不過是攝氏十二度，你是個大教授，那麼請問，冷凍對於O─環會有什麼影響？」

　　「啊」！我說，「低溫會使O─環僵硬不能膨脹，太對了！」

　　他就說了這麼多。這個線索導致了我後來的跟蹤研究，最終解開了「挑戰者號」爆炸之謎，也使我得到了很多讚賞。但最原始的觀察卻是他的。理論物理學家只有在得知該尋找什麼時才能運用他的知識來解釋實驗物理學家的結果。

　　※※※

　　週一早晨，庫提那和我去格雷姆辦公室找他，我們問他有沒有關於溫度對O─環性能影響的資料。他手上並沒有這些資料，但他說會盡快去搜集。

　　格雷姆另外還給我們看了些很有趣的照片。從照片上可以看到在爆炸前的幾秒鐘，從右邊的固體火箭推進器上有一簇火焰在變大，但看不清火焰究竟是在哪個部位。格雷姆正好有一個太空梭的模型，於是我把模型放在地上，圍著它走一圈，然後選了一個與照片的角度完全相同的視角。

　　我注意到在推進器上有一個小洞，叫做洩漏測試孔，從那裡可以加壓測試密封性，這個孔正好在兩個O─環之間，因此，如果它沒有嚴密地閉合，而第一個O─環又不能完全起作用，災難性的事故就必然發生。當然，火焰是否真的從那兒出來還是個問題，我們只不過剛探到了一點線索。

　　那天下午，我們開了緊急的非公開會議，聽取庫克先生的報告（《紐約時報》登載的就是他的故事）。他在NASA財務部門工作，曾經被要求去調查密封洩漏問題並估算改進O─環的開支。

　　在他和工程師們討論之後，他發現O─環的嚴重問題已經存在很久了。他寫了報告，並且估算了要花多少經費──一個相當大的數字。從新聞界和一些委員的觀察看，庫克先生所述的情況簡直像個大曝光，似乎NASA有意對O─環的情況進行了隱瞞。

　　我坐在這個會議廳，聽著這些毫無意義的興奮發言，心理琢磨：難道每回新聞界有什麼舉動我們都要開個特殊會議嗎？這樣的話我們會一事無成！

　　不過，在會議的後半部，倒有一些有趣的事。第一，新的一些照片顯示，在太空梭離開發射臺之前，已經有黑煙從一個臨時連接部漏出了。那正是洩漏測試孔的地方，毫無疑問。現在，各個方面線索開始拼到一起了。

　　然後，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出現了。摩騰公司一個叫麥克唐納的工程師想要向我們匯報一些事情，並沒有人邀請他，而是他自己跑到我們的會議上來了。他報告說，摩騰公司的工程師們早就肯定低溫會導致洩漏的加劇，他們非常非常擔心。在起飛前一天的晚上做預備工作時，他們警告過NASA如果溫度降至攝氏十二度以下，飛行計劃就該取消。這個溫度是以往數次飛行記錄的最低溫度，而那天早晨的氣溫只有攝氏零下四度。

　　麥克唐納說NASA對他們的報告「深感吃驚」。當時主管會議的穆勒先生反駁說證據還「不完整」，因為在以前的飛行中溫度高於攝氏十二度，也時有漏出和侵蝕，但飛行還是成功了，所以摩騰公司的人應該對關於取消飛行的建議重新加以考慮。

　　摩騰公司的人否定了他們以前的結論，但是麥克唐納堅持不變，他說：「要是這次飛行出了任何事故，我可不願意站到調查委員會面前說我也同意飛行，而不顧它已經超過了工作能力的限度！」

　　這些話讓羅傑斯吃驚得問：「我得問一下，我是不是聽明白了你說……」，然後羅傑斯自己把麥克唐納的話全部重複了一遍，麥克唐納說，「沒錯，主席先生。」

　　整個調查團被震驚了，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事，即不僅是密封圈出了問題，而且管理工作也可能出了問題。

　　羅傑斯先生決定我們應該仔細調查麥克唐納先生的所述情況，得到更多的細節，然後再向新聞界公開。但是為了讓公眾得到些消息，我們預定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舉行一個公開會議，讓庫克先生來作證。

　　我想，「這和演戲沒什麼區別：明天我們還是說和今天一樣的臺詞，不會有任何新發現。」

　　※※※

　　我們正要散會離開時，格雷姆抱著一大疊文件進來找我。

　　「哇！這麼快！今天早上我才問你要的呢！」我說。格雷姆總是那樣盡力協助。

　　那疊文件最上面有一張條子寫著：「總統特別調查團的費曼教授想知道溫度對O─環韌性的影響……」條子是格雷姆轉給一個下級的。

　　在那張批文下又有一個批文，也寫著：「總統特別調查團的費曼教授想知道……」──那是格雷姆的下級批給他的下級的，如此一級一級地轉下去。

　　那疊文件當中有一頁是某位倒楣的最下級人員填的一些數據，然後又是一系列的批文，把答案又如此一級一級地傳上來。

　　所以這疊紙就像一個三明治，兩頭都是層層的批文，中間才是對問題的解答。可我一看，答案卻牛頭不對馬嘴！上邊寫道：「在一定的溫度和壓力下，你把材料擠壓兩個小時，然後觀察要多久它才能恢復原形」──天哪！要兩個小時！我想要知道的是材料在發射時千分之一秒的瞬間反應！這些資料於我毫無用處。

　　回到旅館，我覺得很沒勁，就去吃飯。突然，我看見餐桌上的一杯冰水，心裡一動，自言自語道：「見它的鬼去吧！我根本用不著NASA的公文旅行來解決問題，我可以自己做實驗！我只需要弄到一點密封材料的樣品就行了。」

　　我又想，「明天開會重複聽庫克那套發言的時候，我可以弄杯冰水來做實驗，會議室裡有得是冰水。這樣我可以不浪費時間。」

　　可轉念一想，「那樣會不會顯得太迂腐？」

　　我又想起了物理學家路易斯．阿爾弗萊茲，一個以大膽和幽默出名的傢伙，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人。「要是阿爾弗萊茲在這兒，他肯定會做的，那我也可以。」我想。

　　歷史上有很多神奇的物理學家在別人用盡了各種複雜的方法時，他們用簡單得像「一、二、三」一般的方法就解決了問題。比如，在紫外線和X─射線被發現後，法國的安得烈．布朗代爾聲稱他發現了一種新的N─射線。N─射線很難探測到，其他的物理學家也難於重複布朗代爾的實驗，於是，有人要求當時美國著名的大物理學家伍德去布朗代爾的實驗室。

　　布朗代爾做了一個公開演示。據他說，N─射線會被鋁折射，於是他設置了一系列的光學鏡，又加了一個裝有鋁製稜鏡的大轉盤。當這個鋁稜鏡慢慢轉動時，N─射線就會折射到不同的方向去，於此同時，布朗代爾的助手讀出不同角度下射線的強度。

　　N─射線據說受可見光的影響，因此布朗代爾把燈光熄滅，以便更精確地測量，他的助手接著報告射線強度和偏折角度。

　　當演示結束，燈光重新亮起來時，坐在前排的伍德站了起來，手裡高舉著他趁黑暗在演示前就已拆下的鋁稜鏡！N─射線就此結束了。

　　我想，「就這麼辦！我得找到一塊密封材料的樣品。」我打電話給格雷姆。

　　格雷姆說所有的材料都保存在佛羅里達的甘迺迪中心，沒法在明天早上拿到。但他記得辦公室裡有一個臨時連接件的模型，原來是準備明天開會用的，那上頭有兩塊密封材料。他說：「明天開會前，我們可以在辦公室會面，試試看能否把那裡頭的兩塊樣品拿出來。」

　　第二天我起個大早，走出旅館時是八點鐘，外邊正下雪。我招了一輛計程車，告訴司機，「帶我去一個五金商店。」

　　「五金商店，先生？」

　　「是的，我得找一些工具。」

　　「先生，哪兒去找五金商店啊？！左邊是國會，那邊是白宮……噢，等一等，我記得前天路過一個……」

　　八點十五分，司機找到了那家五金店，可是要等到八點半才開門。於是我只好西裝革履地站在雪地裡。自從來到華盛頓，我穿起西裝，打起領帶，這樣可以在華盛頓人中穿梭游移而不引起懷疑。

　　可華盛頓人的西服很薄，因為辦公室和計程車都有暖氣。穿這樣的薄西服，從一幢樓跑到另一幢樓，或從樓裡跑上計程車一般都沒問題，但是要是在外邊稍待久一些，他們就會穿上大衣。我沒帶大衣，所以冰天雪地穿著薄西服在外邊一定顯得很可疑。

　　八點半，我衝進店裡買了兩支螺絲刀，一把尖嘴鉗，一個小C─形鉗，然後直奔NASA。

　　在去格雷姆辦公室的路上，我擔心買的C─形鉗太大了，可又沒什麼時間了，於是我衝到NASA醫務室，問他們有沒有醫用的小鉗子。（順便提一下，我知道醫務室在哪兒，因為我在加州的心臟科大夫命令我按時查血壓──他通過電話給我治病哩！）

　　醫務室裡沒有醫用鉗。可他們建議，「可以試一下你買的C─形鉗能不能放進杯子裡嘛！」果然，沒問題。

　　我又跑到格雷姆辦公室。

　　我僅用尖嘴鉗便很容易地把O─環拿出來了。於是，我手裡拿著O─環站在那兒。儘管我知道如果在公開會議上第一次做這個試驗會更戲劇化也更誠實，我還是忍不住做了件讓我有些不大好意思的事──我先做了一遍──實在熬不住啊！這可以說是和先開閉門會議再開內容相同的公開會議差不多的意思吧！於是，在公開會議前，我已經發現我的設想是對的。然後，我把O─環裝回到格雷姆的模型，讓他帶去會場。

　　我信心十足地到了會場，兩邊的衣袋裡裝著尖嘴鉗和C形鉗，在庫提那旁邊坐了下來。以前的會議都有冰水，可偏偏那天沒有。我對一個像是負責會場的人說：「請給我一杯冰水。」

　　他說：「好，好。」

　　五分鐘後，衛兵把會場門關上，會議正式開始，冰水遲遲未到。

　　我衝著那人打手勢，他過來說：「別急，馬上來！」

　　會議進行著，穆勒先生開始向我們報告O─環的情況。

　　顯然，在公開會議上，NASA想在穆勒先生發言之前報告關於密封的情況。這時，格雷姆的模型開始在委員之間傳，每個人都看了幾眼。

　　冰水仍然沒有到！

　　穆勒先生開始講述O─環應該有什麼功能。他用的是典型的NASA方法──一大堆奇怪的專業術語和縮寫語，誰都不會聽懂的。

　　在等冰水的同時，我想該開始慢慢地鋪墊起來，於是我問：「在發射時，震動會使連接組件都錯動一些，是嗎？」

　　「是的，先生。」

　　「在連接組件裡邊，O─環理應膨脹一些，這樣才能密封好，是嗎？」

　　「是的，先生，在正常情況下，它們應該和連接的凸起部與凹陷部緊緊相貼，而且被壓縮二萬分之一英寸。」

　　「為什麼我們不能把O─環拿出來呢？」

　　「那樣高壓氣體會從連接部漏出來。」

　　「因此，O─環必須使用橡膠一類的可膨脹材料，而不能使用像鉛那樣的不可膨脹材料，對吧？」

　　「是的，先生。」

　　「好。那麼，如果O─環在一至二秒內失去了膨脹性，這是不是會導致極其危險的後果？」

　　「是的，先生。」

　　這番對話把問題直接引入低溫對O─環材料的影響。我想試探穆勒先生是否像麥克唐納說的那樣對氣溫影響O─環的情況實際是知道的，儘管他聲稱「數據不全」。一直到這時，冰水仍然沒來，於是我只好停下來，讓其他人接著發問。

　　連接件的模型傳到庫提那又傳到我手裡。我從衣袋裡拿出尖嘴鉗，把O─環卸下來拿在手裡──還是沒有冰水！我又轉身衝著那人打手勢，他又打著手勢回答，「別急，就來了。」

　　不一會兒，我看見一個年輕姑娘從老遠的地方托著一大盤的玻璃杯和冰水走來，她給羅傑斯一杯，阿姆斯壯一杯……一排排、一個個地送冰水。可憐的姑娘準備了所有的家當──杯子、水瓶、冰塊、托盤，才過來給每個人送冰水。而我拿到冰水後，連一口都沒喝！

　　我把O─環用C─形鉗夾住，然後放在冰水裡。過了幾分鐘，我準備演示這個小實驗了，於是想伸手去按我話筒的按鈕。

　　庫提那將軍早開始注意我的這些小動作，這時他很快地湊過來說，「副駕駛呼主駕駛，還不是時候。」

　　過了一會兒，我又伸出手去。

　　「還不到時候，」他指著我們當天的會議議程表，上邊印著穆勒今天要展示的所有圖解和幻燈片。他說，「等穆勒講到這個幻燈片時，那才是你該發言的時候。」

　　終於，穆勒講到那兒了，我按下了話筒的按鈕，「我從連接件模型中取出了O─環，用C─形鉗壓縮後放在冰水裡。」

　　我把它從冰水裡拿出來，舉在手裡，又把C─形鉗鬆開，解釋道：「我發現，當C─形鉗鬆開後，O─環材料沒有恢復原形。換句話說，有好幾秒鐘時間，它受低溫影響，失去了膨脹性。我認為這與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有直接的影響。」

　　穆勒還沒來得及回答，羅傑斯搶著說：「這將是我們討論的一個問題，今天時間有限，不談天氣的影響。我想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穆勒先生一定早已知曉，也一定會在將來給予解釋。」

　　午餐時，記者們擁上來，七嘴八舌地問些不對路的問題，「你講的是O─環呢，還是填充材料？」「你能解釋一下什麼是O─環嗎？」我以為我的演示完全沒起到作用，心裡懊喪得很，不過，到那天晚上，所有的電視都抓住了那個實驗的重要性；第二天的報紙上，一切就都被解釋得清清楚楚了。

　　留意背後！

　　我的堂妹法蘭西斯教我如何應付新聞界。她曾經在尼克森當政的時候做過駐白宮記者，現在正為CNN工作。她告訴我有些人因害怕和記者打交道，常從後門溜走。從她那兒我得知新聞記者也不那麼壞，他們不過是幫著公眾弄清楚世界上發生的事情而已，所以我應該對他們彬彬有禮。

　　後來我發現只要與他們正常往來，他們大多數挺友善的，所以我從來不躲避新聞記者，總是盡量回答他們的問題。

　　有的記者告訴我可以用「不願透露姓名人士」的講法，可我不喜歡藏頭藏尾，好像偷偷摸摸洩漏內部機密似的。因此我總是行不改名，而且回答問題總是直截了當，結果是我的名字每天都上報，到處都是。

　　看上去我曝光很多，其實是個苦差事──其他人都散會吃飯去了，我還願意留在會場細緻地與記者交談工作。我是這麼想的，「如果不仔細透澈地回答他們的問題，組織這樣的公開會議還有什麼意義呢？」

　　常常，當我最後跑到餐廳，羅傑斯正好在提醒我們不要告訴新聞界這個那個，而我則往往一拍腦袋，「啊呀，我剛跟他們談到……」

　　羅傑斯則會接著說：「啊，沒關係，你並沒有做錯，費曼博士。我沒什麼意見。」所以，終了我也沒弄清楚究竟哪些是「不應該告訴記者的」。

　　調查團的工作非常緊張，所以我很喜歡和堂妹及她在《華盛頓郵報》做事的兒子出去吃飯，放鬆一下。由於羅傑斯常提醒防止信息洩漏，我和堂妹侄兒約好一個字也不談及我的工作。要是CNN或《華盛頓郵報》想了解情況，他們會派另外的記者。

　　我告訴羅傑斯我有親戚在新聞界工作，但我不會和他們談工作的事。我問他這樣是否會有問題。

　　他笑著說：「一點兒也沒有，我的表弟也是新聞界的呢。」

　　※※※

　　週三，調查委員會正好輪空。庫提那將軍請我去國防部五角大廈參觀，以便了解空軍和NASA的關係。

　　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踏進五角大廈。和平民百姓生活不同的是，這兒有那麼多穿制服的人隨時聽命。庫提那對一個士兵說：「我想用一下會議室來……」

　　「是！長官！」

　　「……我們要用些幻燈片，大概是……幾號……幾號……」

　　「是！長官！」

　　這些傢伙忙將起來，而庫提那則開始在那間特殊的會議室給我講解。那兒的幻燈是從反面射到一個透明的牆上，整個裝置十分新穎花哨。

　　他開始說：「某某議員在NASA的掌握之中……」我便半開玩笑地打斷他，「將軍先生，請別提這些讓人分心的細節，你要把我的腦子先灌滿是不是？不過別擔心，我肯定會把它忘掉。」我只是想像小孩那樣簡單──先把太空梭失事的原因弄清楚，然後再管那些人際關係的雜事不遲。

　　庫提那在講解的過程中，提到調查團成員由於各種關係，都有難言之苦：他自己做過空軍方面的太空梭事務負責人，和NASA同仁有極密切的協作，因此對問特別尖銳的問題有所顧慮；沙利．萊德尚在NASA任職，所以也不能完全按本意行事；凱文特從事引擎的研製，同時是NASA的顧問……如此這般。

　　我說：「我也和加州理工學院的JPL公司有關，可我並不覺得這是個弱點啊！」

　　「是啊，」他說，「你總是一往無前──至少我們都這麼覺得。可在空軍裡我們有句術語，叫『注意六點鐘方向』……」〔註：英美人習慣把方向以自己為中心分成像鐘錶盤一樣的十二等分，因此十二點鐘是正前方，六點鐘則是背後方向。──譯者〕

　　這時有了點小小的打擾。有人抱怨說其他人等著用會議室呢。庫提那說：「告訴他們，我再要十分鐘就完了。」

　　「是！長官！」

　　最後，我們從會議室出來，看見走廊裡十幾個將軍級的軍官等著，而我剛才一個人在裡面占了會場聽一對一的介紹。這下我的自我感覺簡直良好得沒邊了。

　　※※※

　　回去後，我寫了封家信。當我寫到羅傑斯對我與堂妹、侄兒連繫的反應時，我開始擔心要「注意六點鐘方向」了。我寫道：

　　像我一直對羅傑斯的反應挺滿意的，但現在倒有些異樣的感覺了。他的反應好像過於簡單了，尤其是在他明明白白講了防止洩漏消息的重要性之後。他會不會是設計好了要坑我哩？（瞧，親愛的，華盛頓人的懷疑恐懼症開始感染上我啦）……沒準兒有人不想讓我了解某些情況，或者在我越來越接近挖出事實真相的當口，用什麼辦法給我的信譽抹把黑。所以，雖然很不情願，我還是小心為上，不要再找堂妹和侄兒了吧。不過，我會先問他們一下，我是否神經太過敏了。羅傑斯上次看上去非常和氣，非常爽快。可我想對他來說，我可找了不少麻煩。

　　明天一大早六∶十五，我們要乘兩架專機去甘迺迪太空中心聽「簡介」。毫無疑問，我們會被帶著四處轉轉，看看各種花樣，但不會有時間和任何人談具體的技術問題。這可難不住我，要是到了週五我還不滿意結果，我就再待到週六、週日；要是週日沒人工作，我就待到下週。反正我是鐵了心非弄它個水落石出不可！

　　我猜他們會讓我去轉，但會用無窮多的數據細節把我埋起來，然後他們有時間去做手腳。哼，這把戲成不了，因為一旦談到技術問題，我的腦筋之快他們還沒領教過呢！還有，我已經嗅出些問題的味道了，順藤摸瓜一定能找出東西。

　　這回我好像是一頭蠻牛闖進了瓷器店。不過，誰讓他們把本該在田裡上套耕種的老牛請進瓷器店的呢？

　　總之，儘管我寧願在家做其他事，現在我還蠻自得其樂。

　　　　　　愛你的

　　　　　　　　　　理查

　　※※※

　　新聞界當時報導在「挑戰者」失事的那次飛行前，NASA受了白宮巨大的壓力，讓他們按時起飛。關於壓力的來源則說法不一，裡邊各種勢力交雜不清。這些都要好好調查，不過我得注意周圍，保護好自己。

　　探子

　　終於，我們在週四到達了甘迺迪中心。原先安排的計劃是有人先把我們帶著參觀一圈。但由於新聞界急於報導，我們於是先開了個公開會議。

　　首先，我們看了一些照片，上面顯示當太空梭還在發射架上的時候，它的側面已經有一小股黑煙冒出。整個發射場有一百多架攝影機，從各個角度同時拍攝。其中兩架正對著冒黑煙的地方，卻都神祕地失靈了，因此沒拍下任何鏡頭。不過，從其他的側面攝影機記錄上，我們可以看到黑煙從臨時連接部冒了四五次。黑煙不是燃燒的產物，而是由於內部升壓被擠出來的東西。

　　在那之後的一分鐘左右，黑煙不冒了，大概是O─環密封圈脹起來發生效用了。然後，黑煙很快又出現了。

　　我們討論了一下到底有多少東西會漏出來。黑煙大約有六尺長，三四尺寬。但計算漏出了多少東西是很困難的事，因為一來它取決於顆粒的大小，二來從側面的照片上我們無法準確估計黑煙的縱深方向有多少。

　　為了給個最低估算，我假設一定量的物質發散出最大程度的黑煙。結果，我驚奇地發現，只要有一立方英寸的東西漏出就會造成那麼大的黑煙。

　　我們又看了以前各次發射的記錄，黑煙從來沒有出現過。

　　一個叫查理．史蒂芬森的人又介紹了發射前的低溫情況。他是負責除冰的小組長。查理說，在發射的前夜，氣溫降到了攝氏零下四度，可他們在發射架的幾個地方居然測到了攝氏零下十四度，他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午飯時，一個記者問我對測出的低溫怎麼看。我說大概是液氫、液氧被灌入推進器時把周圍材料進一步降溫了吧。這位先生以為我講的是什麼重要機密，趕緊拿去發表。但他又不寫我的名字，而是說：「這些解釋來自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那一定是不會錯的了。」

　　下午，管遙控測試的人給我們講了不少發射最後一分鐘的情況。數以百計的指標同時被監控著，全部顯示正常。液氧罐的壓力在火焰出現幾秒鐘後急劇下降，一側的平衡舵受了很大的壓力，這是因為火焰從另一側衝出造成的；液氫罐爆炸時，壓力的下降導致主引擎自動關閉──這一切似乎都沒有異常。

　　那天的會一直開到晚上七點鐘，所以參觀只好推到下一天，我們便直接去用晚餐了。

　　吃飯的時候，我正好坐在艾爾．科爾旁邊。他剛剛加入調查團，目的是幫著羅傑斯做組織工作。先前，他在白宮的財政管理部，據說在那兒做得很出色。羅傑斯不停地說，我們能把他挖過來真是幸運之極。

　　科爾有航空系的博士學位，還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做過博士後，履歷頗佳，自我介紹的時候。他幽默地開自己的玩笑，說他最後一次「誠實的工作」是在伯克萊做的空氣動力學實驗（以後便到華盛頓工作了）。我覺得他很有意思。

　　可我和他交談還不到五分鐘，他就很氣憤地說我侮辱了他，而他從來沒有被如此無禮地對待過。他還講他到這個委員會來可不是受氣的，也不再想和我有什麼瓜葛。

　　我這個人總是忘記自己做的傻事，現在也記不清究竟說了什麼又蠢又不得體的話，更沒想到他的反應那麼激烈。

　　在那之後的十分鐘氣氛很緊張，我連忙道歉並試圖引出別的話題。過了一會兒，我們又恢復對話了。雖然我們一直沒有成為特別好的朋友，倒也相安無事。

　　※※※

　　週五早上，又有一次公開會議，是聽取摩騰公司和NASA關於起飛前夜的報告。那天的報告人總是躲躲閃閃，所以每個問題都要慢慢地擠出答案，而且你必須問到點子上。

　　委員會的同仁頭腦非常清醒。比如，蘇特問，「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批准起飛的具體標準究竟是什麼？」然後他還有一連串切中要害的問題。結果，我們發現他們根本就沒有具體標準。科弗特和沃克也同樣一語中的，其他人也差不多。我倒有些思路跟不上他們了。

　　隨後，摩騰公司的代表開始自相矛盾，含糊不清起來。羅傑斯和萊德問摩騰公司的經理梅遜和倫德有多少工程師直到最後都堅持反對起飛。

　　「我們沒有徵求每個人的意見。」梅遜說。

　　「那麼，是只有一二個人反對呢，還是相當多的人反對？」

　　「我想，大概有五六個工程師認為起飛不安全。但是，我們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說發射一定會失敗呀。」

　　「這麼說，贊成和反對的人數大約是一半對一半？」

　　「大概是的。」

　　我覺得梅遜和倫德在詭辯。但我只會問直截了當的問題，於是我說：「先生們，你們能否按專業權威的水準，從高到低，給我列出四位工程師的名字？」

　　「羅傑．波斯喬力，阿尼．湯姆遜是數一數二的；然後嘛，傑克．坎普，呃……還有傑銳．勃恩吧……」

　　我轉過身問正好在會場的羅傑．波斯喬力，「你當時同意起飛嗎？」

　　「不，我是投反對票的。」

　　我又問阿尼．湯姆遜同樣的問題。

　　他說：「不，我沒有同意起飛。」

　　我又問，「那麼，傑克．坎普呢？」

　　倫德說：「今天他沒來，但我問過他，他說按當時的數據，他會同意的。」

　　「第四位先生的意見呢？」

　　「我不知道傑銳．勃恩的想法。」

　　「所以，」我耐不住了，「在四個工程師裡，一個『觀點不明』，一個贊成，兩個最有權威的投了反對票。」如此看來，方才他們聲稱的「一半對一半」完全是扯淡，更不用說投反對票的人是最有資歷的。

　　※※※

　　午後，我們去參觀甘迺迪發射中心。這並不如我以前預想的那麼糟；相反，倒是相當的有趣，時間不夠，我們沒法觀看助推火箭的裝配。在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去看了收集起來的太空梭殘骸。

　　對這種集體參觀我實在是受夠了，於是我沒有繼續後邊的參觀項目，而是跑到查理．史蒂芬森辦公室去看更多的照片資料。在那兒我還發現了更多關於低溫的數據。那些人都非常合作，願意讓我和他們一起研究。所以在等了十天以後，我終於找到了合適的工作環境。

　　那天的晚餐時，我告訴羅傑斯，「週末我想繼續留在這兒做調查。」

　　「嗯，費曼博士，最好是和大家一起回華盛頓。不過，最後還是你做決定，你有充分的行事自由。」

　　「那我就決定留下來。」

　　※※※

　　週六，我去找那位實際操作溫度測量的工作人員。他是個很友好的人，叫戴維斯。在他的記錄本裡，每個溫度記錄都同時標有確切的測量時間，而且有照片為證，從那裡還可以看到他爬上爬下發射架花的時間。他測量溫度包括了空氣、火箭表面、地面、冰面、冷凍液，等等，非常細緻周到。

　　按NASA曾做過的一個理論推測，在發射臺周邊的溫度應該比測到的均一，而且比測到的應該要高不少。於是有人猜想輻射會有影響，還有人注意到戴維斯讀到的冷凍液溫度是攝氏零下十四度，比照片上的低不少。而且，在這個溫度下，冷凍液早該結冰了。

　　我們查看了測溫組用的溫度計。從說明書上看，要得到準確的讀數，就必須先讓溫度計在被測物體上待二十分鐘以達到平衡。但戴維斯他們則是從盒子裡拿出溫度計後馬上測溫度。於是，我們要驗證當時的讀數誤差是否可以被再現。

　　※※※

　　週一，我打電話給做溫度計的公司，「你好，我叫費曼，現在調查太空梭失事的委員會裡工作。我想問一些關於你們公司的紅外測溫儀的情況……」

　　「我可以給您打回去嗎？」

　　「當然。」

　　過了一會兒，他打回來，「很抱歉，這些是技術保密的資料，我無可奉告。」

　　我猛然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是他們一定被嚇住了，以為我們要歸罪於他們公司的產品。我連忙說：「先生，你們的測溫計和事故沒有任何關係，只不過這兒的人使用的方法和說明書上講的不一樣，所以我想找出誤差，以便知道當天的真正溫度。為了這個目的，我想了解一些細節。」

　　那人這才放了心，變得很合作。在他的建議下，我讓測溫組的人做了個實驗：在一個攝氏四度的房間裡放塊巨大的冰，這樣可以保證冰的表面是攝氏零度。然後讓他們從攝氏二十一度的地方拿來測溫計，每隔三十秒測一次溫度。這樣可以決定各個時間點的溫度誤差是多少。

　　由於戴維斯的所有數據都仔細地標有時間，因此我們很容易地糾正了以前的讀數偏差。結果顯示，實際的溫度與理論推導值非常接近，合乎道理。

　　在那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我解釋了關於溫度測量的整個情況，告訴他們「諾貝爾獎得主」上次的解釋完全是錯誤的。

　　我寫了份報告給科爾，讓他轉交其他委員。

　　※※※

　　隨後，我又開始研究另一個可能導致事故的原因──每次發射，在推進器掉到海裡時，衝力作用於火箭體，使它變形而不再是完美的圓形。在甘迺迪中心，打撈回來的火箭體被拆下來，運到猶他州的摩騰公司去加滿推進劑，然後再運回在佛羅里達州的甘迺迪中心。在這個過程中，充滿了推進劑的火箭體非常沉重，因此當它們被橫躺著運來運去時，底部會被壓得變形。雖然變形只有十幾分之一英寸，但它已經足以讓高壓熱氣從密封不嚴的連接部衝出──因為O─環密封圈只有四分之一英寸厚，只能被壓縮二百分之一英寸。

　　我想做一些計算，試圖決定變形究竟有多少，出現在哪兒，會不會正好在後來出現洩露的地方。NASA送來了關於變形的資料。他們的數據全是根據每隔六十度測量一次直徑而得，因此根本不能說明問題：三個同等的讀數並不能排除變形的出現。比如，你可以像下邊的圖示那樣，讓所測的直徑全部一樣，但作出的圖形卻不是圓形。

　　我小的時候在博物館見過一個魔術，用的是同樣的原理：一堆奇形怪狀的齒輪帶動一根連桿。只要齒輪的直徑都相同，連桿的另一端依然會平穩地來回跑，乍一看會覺得不可思議，細一想卻合乎道理。

　　所以，NASA的資料沒什麼用。

　　（三個相同直徑並不意味著一個圓形，如附圖五）

　　※※※

　　在那幾天裡，正如我在家信中預言的那樣，在華盛頓的委員會接連不斷地發來指令，「查一下溫度測量」，「查一下圖解」，「查……」。它們加起來是很長的，一張單子哩！不過，當它們到我手裡時，我的工作早完成了。

　　其中一條指令是要我查一張神祕的紙條。據說，甘迺迪中心的裝配線上發現過不知誰寫的「衝將上去」的紙條。人們懷疑它代表了某種不負責的催促。因此他們讓我找到那張紙條。

　　到那時，我已經了解NASA有多少千萬張紙！我想那一定是個花招，意在讓我陷入無關緊要的細節。我決定不理會它。

　　其實，我祕密地在調查另一件事。

　　有人傳說NASA之所以急忙趕著發射，是為了湊雷根總統的國情咨文演講。根據那種說法，白宮早已安排了戲劇性的場面：當總統講演到一半時，在太空梭上的麥考利夫會向他打招呼，「你好哇，情況怎麼樣？」「很好！」……等等。這樣效果一定非常引人入勝。

　　我覺得這講法聽上去蠻有道理，可能性不小。可是，有沒有證據呢？調查這種事可不是我的本行。我當時琢磨：首先，要和總統講話並不是件簡單的事；其次，要和太空梭上的太空人通話也不是抄起電話就能打的。這麼想來，人們一定要通過相當複雜的程序才能把總統和太空人互相接通。於是我一頭扎到最基層的技術人員中，調查當時是否有人在安排那件事。

　　開始，我問了很多技術性的問題，他們給我介紹天線、頻率、無線電系統、電腦系統，等等。

　　我問：「你要想給另一個地方發消息，比如馬歇爾城吧，該怎麼進行？」

　　他們說：「我們只是個中轉站，所有的東西都自動傳到休士頓。那兒的人才管往哪兒發送、連接，我們不管。」

　　於是在甘迺迪中心我沒發現任何證據。其實我心裡很不安，因為那些人對我非常友好直率，而我卻在拐彎抹角地刺探。我不喜歡這樣，可有什麼其他辦法呢？到了休士頓，我大概也只好如此行事。

　　※※※

　　週一，赫茲來到佛羅里達幫我忙（後來他告訴我，他是被派來監督我的，好讓我別太出格。），他帶來了一張單子，上邊寫著需要調查的項目。

　　「這麼多事情，我們何不分頭進行？」他說。

　　於是，他挑了其中一些對他比較容易的，剩下的其實我都做得差不多了。赫茲又一次暗示那張寫有「衝將上去」字樣的條子很可能來自組裝火箭的人。可我還是覺得它並不重要，所以沒去理它，而是跑去見想約我談的蘭巴斯先生。

　　蘭巴斯職位很高，在組裝助推火箭的部門是個頭目。

　　他告訴我他的煩惱，「從前，工作人員都很盡職，現在可不一樣了。」他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他們拆卸從海裡打撈上來的助推火箭。助推火箭由幾個部分組成，用一百八十個大金屬釘固定。這些釘子有二英寸長，一．五英寸寬。拆卸火箭是有嚴格的程序的。但有一次工人們別出心裁，把火箭斜吊起來再施加壓力。這樣壓力達到一萬一千磅就很容易把釘子拆下來。其實這主意並不壞，但有一次壓力計失靈，他們一再加壓，超過了預定值，但壓力計顯示的還是達不到一萬一千磅，他們正奇怪的時候，一個釘子被壓斷了。

　　蘭巴斯嚴厲地批評了不照章辦事的人。

　　他舉的第二個例子發生在組裝火箭的過程中。按規定程序，組裝應該自下而上一截一截地進行，當一個部分由於變形而不能完好地插入前一截時，工人們應該先把它吊起來讓它恢復原形──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如果這一招不靈，那就只好動用復形機了。方法是把組件的一端固定住，另一端用液壓千斤頂加壓，讓組件恢復圓形。這時，壓強按規定不許超過一千二百ＰＳＩ。有一次，工人看到一千二百ＰＳＩ的壓強還沒有讓組件復形，便掄起扳子再加壓，直到一千三百五十ＰＳＩ。蘭巴斯說，這是又一例工人違反規章的情況。

　　我本來就想找裝配線的工人聊聊，因為我從小就對那些工人充滿敬意。於是，我約他們第二天下午來談話。

　　※※※

　　第二天，我走進會議室，看見長桌子邊坐了足有三四十人，每個人都拉長了臉，神情嚴肅，等著和「調查委員」談話哩。

　　我自己被嚇住了──以前我從來沒意識到作為「調查委員」具有這麼大的權威。他們以為我要審查他們的錯誤，因此憂心忡忡。

　　我趕緊說：「我沒什麼其他事兒，就只是來和組裝火箭的人聊聊。你們沒必要因為我來就全停下工作來開會，我只是找幾個有關的人隨便談談而已。」

　　大多數人站起來回去忙他們自己的工作。六七個人還是留在那兒，他們都是管組裝的，其中包括工頭和一個管理人員。

　　開始，他們還是有顧慮，說話謹慎小心，不完全敞開。

　　我說：「有一點我弄不懂──當你們量了三個直徑，得數相同時，組件就真的互相咬合得很嚴密嗎？我怎麼老覺得即使那樣，也會有其他的凸起、凹陷，最後使得組件不能完全吻合呢？」

　　「是呀，是呀！」他們說，「有這樣的凸起，我們叫它作『奶頭』的……」

　　組裡唯一的女工說：「嘿，這和我可沒什麼關係！」於是大家都大笑起來。

　　「這些凸起凹陷是常有的，」他們接著說，「我們向上邊反映了好多次，可從來沒回音！」

　　一談起具體工作，氣氛馬上融洽活潑起來了，對他們而言，我只是個懂技術的普通人。他們的戒心完全消除，我從理論的角度問了許多問題，他們也開誠布公地與我談了許多他們的想法和建議。

　　比如，在用復形機時，固定和加壓的兩頭必須嚴格地正對面。整個大圓柱有一百八十個孔，於是他們必須確認兩端正好相隔九十個孔。數孔這工作聽上去容易，做起來卻麻煩得很，因為他們要爬到很高的地方，而且姿勢很不順手，所以這道工序又難又費時。

　　他們想出了個好辦法，即用四種顏色每隔九十度標記一下。這樣，他們就可以省很多力氣，因為他們最多只要數二十二孔就夠了。比如，固定的那頭距其中一個顏色是順時針第九個，那麼只要找到對面的顏色標記，也順時針數九個便是該加壓的地方。

　　他們的工頭說他在兩年前就寫了個報告，可至今還沒進展。上邊的回答是做這件事太貴了。

　　我大惑不解，「畫四個小標記會太貴？」

　　他們大笑起來，說：「不是畫標記太貴，而是公文費太貴──因為工作手冊也必須重新寫過。」

　　工人們還有其他的觀察和建議。比如，他們擔心在組裝組件時，掉下來的金屬碎屑會黏到密封圈上並磨損它；還有，他們甚至提出了一些建議重新設計O─環密封圈。那些建議並不成熟，但重要的是，工人們一直在勤於思考。我感到他們並不紀律渙散；相反，他們很敬業，只是上邊從來不鼓勵他們的積極性。在這種沒有鼓勵的環境下，他們能做到這樣就很不容易了。

　　然後，工人們又問那位管理人員，「我們對一件事很不滿──為什麼當調查委員會來看火箭組裝演示的時候，操作的是經理們而不是我們呢？」

　　那位經理說：「我們擔心你們被嚇住而不願意做演示。」

　　「誰說的！」工人們說，「我們的工作做得很漂亮，很想給調查委員們露一手呢！」

　　會後，那位經理把我請到咖啡廳，那時工人們正好不在。他對我說：「真沒想到他們還真的對工作那麼投入！」

　　※※※

　　過了一會兒，我又和工人談起加壓超過一千二百ＰＳＩ的事。他們給我看工作記錄。那工作記錄雖然不是經過簽字蓋章的文件，卻也是非常認真仔細寫下的。

　　我問：「聽說壓力最高時曾達到一千三百五十ＰＳＩ……」

　　「對，」他說，「我們在另一端擰緊螺絲。」

　　「這是規章裡允許的嗎？」

　　「是呀，工作手冊裡講的。」

　　他打開工作手冊，指給我看，「……先以液壓千斤頂加壓，如仍不足以讓組件恢復原形，則應擰緊另一端的螺絲以獲得更大壓力……」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但它沒有說明這樣的做法會使總壓力超過一千二百ＰＳＩ，我看多半是寫手冊的人沒想到這一層。

　　他們的記錄上還寫，「在擰緊螺絲時，須小心謹慎，慢慢加壓……」──和手冊的講法一樣。

　　我說：「蘭巴斯告訴我，他聽到你們加壓超過一千二百ＰＳＩ時，大大地批評了你們。」

　　「沒有哇，從來沒有──他有什麼道理批評我們呢？」

　　後來我們推測，大概是蘭巴斯的批評一級一級往下傳；到了某一級時，人們突然意識到工人們的做法完全是按章行事。於是人們就不再往下傳了，但也沒有把情況反饋給蘭巴斯，而是不聲不響地把這件事了結了。

　　※※※

　　吃飯的時候，他們談了審核的程序，「每一道工序都有一張表，上邊有專門簽章的地方，一處是由經理簽名，一處是為品質審核部的，一處是給製造商的，特別重要的還要由NASN再蓋一個章。」

　　他接著說：「我們總是量一次，做一次復形；再量一次，再做一次復形……如此重複，直到完成。然後我們就衝將上去……」

　　我猛然被提醒了，「你這『衝將上去』是什麼意思？聽上去像騎兵團打仗似的。」

　　「不是的，這只是我們的口頭禪。每回我們成功地完成了一步要接著往下走時，我們就說『衝將上去』……」

　　「你有沒有把它寫下來過？」

　　「有啊。」

　　「給我看看你是怎麼寫的。」

　　他翻開記錄本，找到了幾處。我查了之後確實覺得那是非常自然的講法，一點都不含有亂衝亂上的意思。

　　週一和週二，當我在甘迺迪中心到處探訪的時候，羅傑斯在國會出席聽證會。國會正在考慮是否要進行獨立於總統特別委員會之外的調查。

　　南卡羅萊那州議員郝凌斯給了羅傑斯不少難堪，「羅傑斯先生，我很擔心你們是否有足夠的人力，到底有幾個檢察員在工作？」

　　羅傑斯說：「我們沒有像警察那樣的調查員。我們查閱文件，搞懂它們，組織聽證會，與目擊者交談……這是我們的工作方法。我向你保證，人力是夠的。」

　　「這正是我要講的！」郝凌斯說，「以我從前的調查工作經驗，我會讓四五個技術專家泡在那裡，和工人同吃同住。這樣在飯桌混個三星期，得到的信息會多得你都不相信！你們不應該只是坐在那兒，讀別人送上來的文件！」

　　「我們並沒有坐著讀文件，」羅傑斯說，「我們召集很多人開會，一起問很多問題，而不是讓偵探跑下去一個一個地盤問。」

　　「我知道，」郝凌斯說，「但我還是認為沒有探子什麼事也查不出。我也在幾個總統特別調查委員會任過職，這些委員會的通病就是它們獲得的信息都是別人送的，他們總是不願意深入調查背後的東西。最後記者和其他人只好自己再來調查或猜測，就像直到今天人們還在調查甘迺迪被刺案呢！」

　　羅傑斯鎮靜地答道：「議員先生，我很感謝你的提醒。你得知如下的情況一定會高興：我們的一個委員──他是個諾貝爾獎得主，現在就在佛羅里達，做著你剛才說的那些事。」

　　（羅傑斯不知道的是，他說那些話的時候，我正好在和工程師們吃飯哩。）

　　郝凌斯說：「我一點兒也不懷疑那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能力，從新聞上我讀到很多他的發現和評論。委員會的能力，是信得過的，只是要做好的調查就一定要有好的調查員。你們已經發現了很多有用的情況，所以看來工作是無可挑剔的。」

　　所以，我還是真的救了羅傑斯一把呢！他與郝凌斯唇槍舌劍而沒敗下陣來，是多虧了我沒聽從他返回華盛頓的命令，而是留在了下邊。

　　奇妙的數字

　　週二下午，我飛回華盛頓，第二天就出席了又一次公開聽證會。摩騰公司的一位叫倫德的經理在作證。他在起飛的前夜由工程師被提拔成了經理，於是他改變了立場，否決了工程師們延遲起飛的建議。我問了許多極其尖銳的問題，突然我覺得這氣氛像是宗教裁判所。

　　羅傑斯提醒我們要掌握分寸，因為那些人的前途會因此受很大影響，「我們高高在上，他們在下邊；我們可以問任何問題，他們卻沒有還嘴的餘地。」突然，我覺得心裡難過極了，覺得無法繼續，便飛回加州調整幾天去了。

　　在加州的幾天裡，我又到JPL去見傑銳．所羅門和李密蒙。他們正在研究主油箱爆炸前幾秒鐘出現的火焰。由於JPL有高性能攝影機，所以他們挖出了很多細節。我把這些高清晰度照片帶給甘迺迪中心的史蒂芬森以加快分析工作。

　　一天，有位職員拿著報銷單讓我簽名。單子上寫著這樣那樣的開支。可我發現它們比我的實際支出要少。於是我說：「這不是我已經支付的數目。」

　　他說：「我知道，但按規定每人每天只能報銷七十五美元的食宿。」

　　「那你們為什麼把我安排在九十美元一天的旅館，然後只報銷七十五美元？」

　　「是啊，我也覺得不對勁，可規定就這麼著！」

　　我想起羅傑斯要把我安排在「好一點的」旅館，難道他原來指的是讓我自己多出錢嗎？

　　政府請我們來花幾個月的時間協助調查（因此我無法替公司做諮詢，已經受了經濟損失），就應該有點感謝的意思，而不該在報銷上這麼摳門。我們沒有掙政府錢的意思，可政府也不該讓我們虧錢呀！我說：「我不簽字。」

　　羅傑斯過來保證說他會解決這個問題，我才簽字。

　　他確實做了很大努力，但還是無濟於事。我曾經想過要鬧到底，可很快就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要是我得了全報銷，其他委員也要如此；這看上去還可以，不過這就意味著我們這個委員會將是唯一得到全報銷的，流言很快就會傳出去。

　　在紐約有個講法，「別跟市政廳打官司」，意思是「別做不可能的事」。這回可好，對方比市政廳可厲害多了。七十五美元的報銷標準是美國政府的規定！沒準兒鬧到底也會挺有趣的，可我已經不是年輕人了，已經體力不支了，還是算了吧。

　　後來有人告訴我他聽說調查委員的工資是每天一千美元，可事實上，政府連我們的費用都沒全報銷。

　　※※※

　　在調查開始以後一個月，也就是三月份，我們終於分成小組工作了。艾其森為首的組調查發射前的活動；蘇特的小組調查設計程式、加工、成品；庫提那領導事故分析組；萊德主管計劃與執行。

　　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庫提那組裡工作，雖然我也算萊德組的成員，卻沒在那兒做什麼事。

　　庫提那組到阿拉巴馬州的馬歇爾航太中心進行調查。第一個工作是關於尤利安先生的報告。他是安全檢查官，負責決定是否要加引爆摧毀裝置。這個裝置是為了在火箭失控時自動引爆，讓它在空中炸成碎片，這樣比整個火箭撞地爆炸要安全得多。

　　所有的無人駕駛火箭都有這樣的裝置。尤利安說從數據上看，一百二十七個火箭中有五個失事，大概是四％。由於有人駕駛飛機比無人駕駛飛機安全性要高，他把四％除以四，由此得到一％左右的事故率。這個百分比已經要求安裝引爆裝置了。

　　可是，NASA告訴他事故率是十萬分之一。

　　我覺得這數字有點離譜，「你剛才說十萬分之一？」

　　「是的，他們告訴我十萬分之一。」

　　「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每天發射一次，連續三百年不出事故。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胡說八道！」

　　「是啊，」尤利安說，「我修正了我的算法，考慮了NASA意見，即有人駕駛飛機比無人駕駛飛機安全得多，可我的得數最好才能達到千分之一。因此，我始終堅持引爆裝置是應該加上的。」

　　當時，一個新問題又出現了。飛船上的伽利略探針用的是核動力，它如果被引爆則會把放射性物質撒向很大的區域。於是，NASA堅持說十萬分之一，尤利安堅持說千分之一。

　　尤利安還告訴我們他無法與主管人克斯布萊取得連繫。每次，他都只能和克斯布萊手下的人見面，卻總也見不到克斯布萊本人。因此，他始終未能發現NASA的十萬分之一究竟是怎麼得到的。有一些細節現在我記不清了，但尤利安似乎是盡了他的一切可能。

　　我們還觀看了NASA的密封圈試驗，那是為了徹底弄清溫度、壓力對密封圈的影響。庫提那從不輕易下結論，我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核對數據，直到所有的全都吻合才罷休。

　　關於飛船最後兩秒鐘狀況的數據多得無法計數。我對它倒並不特別在乎。打個比方，一列火車出軌傾覆了，我們要決定哪節車廂先翻，哪節車廂接著翻，為什麼有的向這邊倒，有的向那邊倒──這有什麼意義呢？我有點厭煩了。

　　於是，我在腦子裡做遊戲：「假設還有其他的組件出了故障，比方說，主引擎吧，我怎樣才能調查出安全措施的缺乏和信息交流的不足呢？」

　　我想還是老辦法，先找工程師們了解引擎怎麼運轉，潛在危險是什麼，他們以前遇到過什麼問題，等等。待到我弄清楚所有這些，再追究是哪個傢伙聲稱事故率是十萬分之一的。

　　當我要求與引擎工程師會談時，他們說：「沒問題，明天早上九點鐘如何？」

　　這回他們來了經理萊文赫，三個工程師，還有其他總共八九個人。每人都夾著一厚本資料，標題寫著：「呈送調查員理查．費曼之匯報一九八六年三月……」

　　我說：「天哪，你們一定忙碌了一夜吧？」

　　「沒有，我們只是把平時的報告合訂起來而已。」

　　我說：「我只是想和幾個人談談，要研究的問題那麼多，你們不用全待在這兒等著我的。」

　　可這回，他們還是全留下了。

　　萊文赫先站起來，以NASA通用的方法（一大堆帶有「子彈頭」的圖表）講了許多。這些圖表和我手裡的大厚本上的一模一樣。

　　細節不重要，反正我想了解引擎的全部資料，所以我和以前一樣地問了許多傻乎乎的問題。

　　過了一會兒，萊文赫說：「費曼博士，兩個小時過去了，我們才講了一百二十三頁中的二十頁。」

　　我本來想說：「別擔心，時間不會太長的。我總是開頭很慢，過了一會兒就快得多了。」可我轉念有了另外的主意，「為了加快進程，讓我告訴你們我的目標，即調查這兒是否也像助推火箭部門那樣，工程師與管理人員互相信息不通。」

　　萊文赫急忙說：「不會的，其實我在做經理之前也是工程師。」

　　「好，」我說，「每人發一張紙，請回答這個問題──你認為由於引擎故障而導致發射失敗的可能性是多少？」

　　他們把答卷交上來。其中一個人寫了「九九．四四／％確保無疑」，那是象牙牌香皂的電視廣告，也就是等於〇．五％。第二個人經過長長的推導和仔細的定義，也給出了大約〇．五％。第三個人寫了〇．三三％。

　　萊文赫的回答是這樣的：

　　　　無法數量化，安全性由如下因素構成──

　　　　．以往的經驗

　　　　．生產部門的品質管理

　　　　．工程控制

　　我說：「好，四個答案交上來，其中一個含糊其詞。」我轉過頭看著萊文赫，「你的回答含糊其詞。」

　　「我不認為如此。」

　　「先生，你沒有說明你的可信度究竟是多少。你講的是如何來估算，可我想知道的是經過你的估算，結果是多少！」「一百％」，萊文赫說。工程師們大張著嘴，吃驚地瞪著他；我張大了嘴，瞪著他吃驚。

　　「呃，呃……一百％再減去一個誤差。」

　　「好，沒問題。那麼這個誤差究竟是多少呢？」我問。

　　「十的負五次方。」他說。這正是尤利安先前告訴我的：十萬分之一。

　　我把其他工程師的答案給他看，說：「瞧，在你們經理與工程師之間不僅有不同的意見，而且這個不同相差三百倍！」

　　萊文赫說：「先生，我很願意把所有的文件送給你，以便你弄清楚那個估算是怎麼得到的。」

　　我說：「謝謝，讓我們回過頭來談引擎吧。」果然如我所預計的，進程比以前快得多了。我必須懂得引擎（葉片的形狀，如何轉動，等等），才能研究可能出現的問題。

　　順便提一下，萊文赫後來確實送來了那些報告，裡面盡是些模稜兩可的空話。諸如，「發射成功率要求接近一百％」，這究竟是說「達到」了一百％呢，還是「應該達到」一百％呢？還有，「從歷史上看，發射的成功造成了關於有人駕駛與無人駕駛兩種方案的兩種不同的觀念，即數字統計與工程計算的差別……」在我看來，他們的「工程計算」和「湊數據」幾乎是同意語。比如，他們把所有引擎葉片的安全係數都訂為一個常數，難道這些形狀各異、性能不同的葉片全都有一模一樣的安全性？整篇文件都在訂數據，連每個螺絲都有一個安全參數，「十的負七次方」。可是，從工程上講，這麼小的可能性已經超出了估算的範圍。他們所有的數字都是為了把最終結果湊到「十萬分之一」。

　　※※※

　　午飯後，工程師們談及許多問題：氧泵的葉片有裂紋，氫泵的葉片有裂紋，等等。每次太空梭回來，他們都用專門的顯微鏡檢查。

　　其中一個問題叫做「準同步渦流」，葉片的磨損程度極大，噪音和震動都很嚇人。但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我記得總共大約有十來個問題，他們解決了一半。

　　一般的飛機設計都是「自下而上」，即以已有的、經過反覆驗證的組件為基礎。太空梭正相反，它是「自上而下」的，據說是為了省時間。但這種做法一旦出了問題，就要花很大的力氣來克服。

　　萊文赫現在不作聲了，其他的工程師活躍起來。就像在摩騰公司那樣，我弄懂了很多，也對他們充滿了敬意。他們都非常直率誠實。最後，我們順利地過完了所有的一百二十頁文件。

　　早先，我從格雷姆那兒聽說過「四千周的震動」。他從NASA的報告上讀到「四千周的震動在我們的許可範圍之內……」，覺得很奇怪，於是開始追問。當他拿到資料一看，才知道問題嚴重，因為有些引擎的震動大到了無法使用的地步。格雷姆常用這個例子來說明要知道真情就非得親自深挖下去。

　　於是，我提起了，「這時有時無的高頻震動是怎麼回事？」一眨眼功夫，一疊文件便準備好了，而且正好放進我的文件夾。拿出來一看，全是關於「四千周的震動」！

　　我通常比較保守，不輕易指責別人，不像電影裡的那種人跳起來就罵對方腐敗撒謊什麼的。我願意讓他們按自己的方法做匯報，但我心裡對那些花招是警惕十足的。我知道有一些東西，我不問他們是不會告訴我的。

　　這時，工程師們都興奮起來了，因為做技術工作的人總是願意和另一個懂技術的談具體問題，希望得到建議。他們向我仔細地描述各個細節，很想解決它。

　　他們老是用一些複雜的專業詞，「壓力引起的速度諧振……」之類的。

　　我說：「啊，你指的不就是嘯鳴嗎？」

　　「是啊，倒真是和嘯鳴的特徵一樣。」

　　原來，當氣體高速地從一根管道衝出，然後被分向三個出口時，嘯鳴就出現了。我們一起討論了最好的辦法。

　　當我離開那兒的時候，我有和上次在摩騰公司一樣的感覺：管理部門再三壓低安全標準，而技術人員一直在提出危險的警告。

　　在回家的飛機上，我用裹黃油的紙做了一個U型管並朝它吹氣。很快，我就能吹出嘯鳴的聲音了。

　　在加州，我又收集了更多關於引擎的資料，還專門去了製造它的公司。調查委員會成員克威特是那家公司的顧問。加州理工學院的另一位教授也在替他們提供諮詢。他懂得很多而且願意幫忙，給了我許多有用的資料和他的看法。

　　在JPL有個人剛剛為NASA和國家航空局寫了引擎的測試方法與標準的報告。我們談了整整一天，討論怎樣最合理地估算安全係數。我學了不少新名詞，諸如「韋布」，是一個數學上用來作圖的東西；他說NASA的安全指標本來和國家航空局相同，但後來改了許多。

　　後來我發現，引擎由阿拉巴馬的馬歇爾中心設計，加州的公司製造，休士頓的人寫說明書，佛羅里達的人組裝！這樣的分散大概在經營上是個天才的主意，可把我卻弄得稀裡糊塗。在整個三、四月份，我往返穿梭於加州、阿拉巴馬、休士頓、佛羅里達和華盛頓之間，常常記不清究竟是在跟哪個部門的人講話。

　　在這些獨立的調查後，我想應該寫一份總結。可當我再次翻開筆記本時，很多東西已經模糊不清了。於是，我寫完了以後想再複查一遍。

　　我跑到馬歇爾，告訴他們我想確認的地方。這回，只有上次的三個工程師來見我。技術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當我準備離開的時候，其中一個對我說：「你還記得上次你讓我們把答案寫在紙上的那個問題嗎？我們覺得它後面藏著別的意思，這不公平。」

　　我說：「沒錯，你說得很對，那個問題是個陷阱，我預計到了答案是什麼。」

　　「既然如此，我要改一下答案。我無法定量估算。」（這人是上次給出最詳細解釋的。）

　　我問：「可以，但你是否認為事故率小到十萬分之一？」

　　「呃，不……呃……我不知道……我不想回答……」

　　另外一個人說：「我上次說的是三百分之一，今天我還說是這樣。但我不想做進一步的解釋。」

　　「沒問題，你不需要。」我說。

　　引起激烈爭論的附件

　　在整個過程中，我以為調查委員們最後會聚在一起，互通情況，於是，我常常寫一些簡短的報告，及時轉給其他人。我的報告包括測溫組的工作，裝配線的情況，那張寫有「衝將上去」的紙條，等等。它們都送到艾爾．科爾手中，由他轉給其他人。

　　這次，我也同樣寫了關於經理與工程師缺乏溝通的報告。但這回我體力消耗極大，疲乏不堪，所以報告不像從前那麼嚴謹小心。因為反正是給委員們看的，我也懶得潤色，只是在末尾加了一句「委員們大概會對此感興趣，隨便你怎麼處理，結尾的地方用詞可能過於激烈了。」

　　他向我道謝，並說他會把報告轉給委員們。

　　然後，我去強森中心調查航行控制。沙利．萊德在那兒調查太空人的經驗與安全的關係。她把我介紹給軟體工程師們，他們帶我參觀了訓練中心。

　　那裡條件真是很不錯。各種複雜程度的訓練設備給太空人練習不同的步驟。其中一個和實物別無二致：你要從窗口爬進去，電腦控制著圖像的變化；你按各種鍵鈕時，窗外的圖像也跟著變化。

　　這個模擬器除了訓練太空人之外還有另一個用處，即試驗電腦的工作狀況。無數的電纜連結著模擬器和其他部分，收取來自引擎的數據：壓力、流量，等等。人們還能測量信號的相互干擾。

　　太空梭基本上是由電腦控制的。一旦點火升空，由於巨大的加速度，裡邊的太空人是做不了什麼的。當太空梭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電腦把引擎的速度調低；過了一會兒，空氣變稀薄了，電腦又把引擎速度調高。固體火箭脫離後不久，主油箱自動脫開……這一切全由電腦控制，艙內的太空人一點都不參與。

　　由於電腦的存儲不足以容納整個飛行的程式，太空人在太空梭進入軌道之後要把先前的程式拿出來，再把下一步程式裝上去，這樣的裝上裝下在整個飛行中有六次之多。最後一次裝上的當然是著陸程式。

　　太空梭上有四個電腦，同時運行著一樣的程式。一般情況下，它們都達到一致的結果。如果其中一個不一致，飛行還照常進行；但如果有兩個不一致，飛行就會被終止。

　　為了更安全，還有第五個電腦設在完全不同的地方，有完全不同的線路。它只有起飛和降落的程式。在其他四個出故障時，它可以保證太空梭安全歸來。在諸多飛行中，還從來沒有啟用過這第五號電腦。

　　最具戲劇性的要算著陸了。太空人得知降落地點後便在標有「艾德華」，「白沙」，「甘迺迪」的三個按鈕中選一個正確的按下，太空梭的自動導航系統就知道該去哪個機場了。減速火箭把太空梭的航速降下來，讓它以合適的角度進入大氣層。這時候挺危險的，整個太空梭都因大氣摩擦而急劇升溫。

　　由於這一連串的變化都發生在瞬息之間，太空人根本無法操作，非依賴全自動的控制不可。當太空梭降到三萬五千英尺時，速度已經小於音速，人工操作才有可能。到了四千英尺，才有一個非自動的操作程序──太空人手動放下起落架。

　　我覺得這是極愚蠢的心理。在常人眼裡，太空人都是大英雄，駕駛著飛船遨遊太空，怎麼也想不到他們其實坐在那兒一個指頭都不用動。所以，他們設計了由太空人手動操作起落架，這樣給人一種還是太空人的操縱的感覺。

　　軟體工程師很贊成我的想法，即起落架的自動操作比人工操作要安全得多，因為萬一駕駛員由於某種原因神志不清了呢。而且，他們還補充說起落架放下的時間也是至關重要的。

　　另外一個辦法是讓地面指揮人員發出放起落架的信號。但這也有危險：如果駕駛員覺得該放了，而地面人員認為時間未到，兩邊不就打架了麼？所以，最好還是乾脆讓電腦全管了。

　　以前，駕駛員還要控制剎車。這裡又有不少麻煩：如果一開始剎得太狠，剎車皮就會損耗太多，而到了跑道終點最後制動時，卻沒有足夠的剎車皮了，可太空梭還在滑行！軟體工程師們設計出了程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駕駛員一開始反對，但很快就喜歡上了全自動的控制辦法。

　　※※※

　　儘管強森公司的人設計了出色的程式，太空梭上的電腦卻陳舊不堪，老到了連電腦公司都停止生產的地步。它們的存儲量小得可憐。同時，電腦工業正在突飛猛進，晶片越做越小，功能和可靠性越來越高，還有內設的除錯系統。以這樣的新機器，我們可以設計出強得多的控制系統。

　　但是，舊的設計產品已經用了巨大的投資，再換新的會花另一筆巨額費用。

　　我還了解到他們設計的方法。他們先分成小組各自設計局部程式，然後把這些部分拼接起來，形成一個巨大的總程式，交給另一個獨立的試驗組去驗證。

　　在所有的小組都滿意了之後，必須有一次全飛行過程的模擬。他們的原則是只要有任何的偏差就算失敗，好像太空人真的在太空梭上。

　　這麼多年來，他們只有過六次模擬失敗，沒有過任何實際操作失誤。

　　看來電腦人員對工作是一絲不苟的，他們知道程式控制是多麼重要，因此非常認真。他們工作的難度是很大的：所有的東西都瞬息萬變，而他們的程式要對這些變量做瞬時反應，而且不能有任何偏差。我覺得他們的工作是一流的，只是由於硬體的陳舊才拉了後腿。他們的經理和工程師們的交流也很充分及時。我把這些評價告訴他們。

　　其中一個人喃喃地說：「NASA的高級官員想要減少測驗次數來節省開支，他們總是說，反正你們的試驗總是通過，幹嘛還要做那麼多次！」

　　※※※

　　在離開休士頓前，我偷偷地接著調查當初白宮是否對NASA施加過壓力，要求太空梭起飛。休士頓是信息交流中心，於是我找到了專管轉電話的部門。我把在佛羅里達用過的辦法又重複了一遍，他們對我很友好合作，我發現，從這兒要接通太空梭和白宮或國會只要三分鐘──不是三個月，也不是三天、三小時──而是三分鐘！也就是說，他們用不著任何書面報告。這可是筆查不清的賬。

　　後來，我有一次問一個記者，「你要是來做這個調查，會怎麼做呢？」

　　他說：「我去問那些管轉電話的人，其實我已經問過了，得不到什麼。」

　　※※※

　　四月中，在馬歇爾的庫提那接到了NASA的報告和對試驗結果的解釋。但我們決定按我們的想法重新寫。

　　庫提那花了整整兩天準備好了一切，我們正要開始，羅傑斯傳了一道指令，「你們不應該在那兒寫報告，回到華盛頓來。」

　　於是我們回到了華盛頓。庫提那為我在國防部五角大廈找了間辦公室，可由於沒有祕書，我的進展慢得很。

　　格雷姆總是幫忙得很，所以我向他求援。他馬上替我找了一個辦公室。因為原主人出差，我正好可以請他的祕書協助。她非常能幹，能以和我的語速相當的速度打字，然後很快進行整理、糾錯、最後成篇。我們倆苦幹了三天，把報告的輪廓和大部分內容完成了。

　　阿姆斯壯也在我們組，他尤其擅長寫作。每回，他只要稍稍一唸我們的報告，馬上能指出錯漏之處，而且幾乎每回他都是對的。我真是佩服之至。

　　總報告由各小組寫的部分匯集而成。我們組負責第三章「事故現象」的一部分和第四章「事故原因」的全部。這種方法的一大弊病是各組之間無法交流，我們從來沒有坐下來仔細探討各自的發現和想法。我們只是埋頭於各自的工作，修改字句，整理報告。可真正深入的討論卻沒有安排上日程。

　　舉個例子吧，一個人問，「關於引擎是應該這麼寫呢，還是那麼寫呢……？」

　　我試圖引導大家進行討論，「從我的調查，引擎的安全並不如你寫的那麼好……」

　　他們於是說：「那好，我們就把調子降低一點兒，這麼寫吧……」然後又討論下一個句子。這樣的工作方法對於趕出個報告來著實有效，可對於分析理解事理卻毫無用處。

　　時不時地，我們還要停下來討論諸如封面該用什麼顏色之類的問題。而在每回討論之後的舉手表決裡，我永遠是在被否決的少數票之中！

　　※※※

　　一天，我和萊德討論一個在我先前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她看上去完全莫名其妙。我問：「你看過我的報告麼？」

　　她說：「我根本就沒接到過呀！」

　　我跑到科爾的辦公室，說：「萊德沒接到過我的報告呢！」

　　科爾顯得很吃驚，轉過去對祕書說：「請趕緊把費曼博士的報告影印一份送交萊德博士！」

　　可後來我又發現艾其森也沒有收到我的報告。

　　「請趕緊把費曼博士的報告影印一份送交艾其森！」

　　我終於明白過來了，說：「科爾先生，所有的委員都沒收到過。」

　　科爾對祕書說：「請趕緊把費曼博士的報告影印一份送交所有的委員！」

　　我忍不住說：「我很感謝你替我們管了這麼多事，而且能理解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可上次你告訴我報告已經發下去了呀？」

　　「呃，我指的是我辦公室的人……」

　　我後來發現，其實連他辦公室的人也沒有看過我的報告。

　　當委員們讀了我的報告之後，他們都認為寫得很好，而且應該放到總報告的某一部分。

　　在他們的鼓勵下，我不斷地提及，「能否安排個時間來討論我的報告？」

　　「下個星期我們可以開個會」是永遠不變的回答。（與此同時，我們老是在斟酌字眼，或是投票決定封面該用什麼顏色。）

　　後來我意識到我的報告用詞太直率而缺乏圓潤。於是一個朋友建議把它列為附件，這樣我可以不用修詞改句來湊總報告的風格。

　　一些委員很強烈地主張我的報告一定要進入總報告的主要部分，他們的理由是，「附件會延遲幾個月發表，所以人們會早就失去興趣了。」

　　我考慮了一下，還是妥協了，就讓它加在附件裡好了。

　　一關剛過，新問題又來了。我的報告是用IBM的文字處理系統寫的，而總報告卻是用的另外一種系統。於是我花了不少力氣找到了一個人做轉換工作。數天之後，我問他完成了沒有，他說他把原稿丟了。我又給了他一份。

　　幾天以後，我寫完了數據分析部分，讓他加到報告中去。後來我發現最後的文件裡沒有這一部分，便問他是怎麼回事。

　　「找不到了……」他說。我記不清細節了，反正我的報告總是缺這少那。當然這些或許是偶合，不過類似的毛病實在多得有點離譜。

　　最後幾天，科爾突然說我的報告雖然是附件，也要修改字句。我把它送給漢森，他是個很能幹的人，既修改了字詞，又保留了原意。這時，報告已經是第二十三稿了！

　　我們的每個文件都有二十三稿。電腦本來應該讓效率提高，可事實上正相反──原來我們最多寫三稿，現在呢，二十三稿！

　　第二天，我看見科爾在對我的報告動大手術，紅筆嘩嘩地又劃圈又打大叉。他說，「呃……這部分……那部分……都可以去掉……在總報告裡有過了……」

　　我試圖向他解釋，這個文件自有它的邏輯，有些東西不能因為總報告裡有了就省略；更何況，既然是附件，有點重複又怎麼樣了呢？

　　他接受了我的一些建議，但還是刪去了許多，以致最後的文件和我的原文相去甚遠。

　　第十條建議

　　最後幾個會議中的一次，我們開始討論該提出什麼建議。一個人說：「或許我們應該議論一下建立安全監督委員會的事。」

　　「好啊，」大家說。

　　「謝天謝地，最後我們終於要坐下來討論了！」我想。

　　可最後討論並沒有真正進行，所有的議題都停留在表面，諸如，「我們建議應該建立安全監督委員會」，「應該……如此」，「應該……那般」。而且討論常集中在哪條該放在哪條之前這樣無聊的問題上。

　　我覺得許多問題值得深入探討。比如，在安全監督委員會這件事上，就該問一下「這究竟能起實際作用，還是只不過又加了一層官僚機構？」

　　安全監督委員會一直就有，是在一九六七年「阿波羅」號出問題之後成立的。開始它工作得很有效，後來就越來越不起實際作用。

　　因此，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它為什麼失效；否則，新機構照樣會重蹈覆轍，而我們的建議不過是空話一句。可我們並沒有深入踏實地研究，相反，我們建議設立新機構，還給它們起各種好聽的名字，什麼「助推火箭設計評審監察委員會」啦，「太空梭運送安全顧問處」啦，「安全性、可靠性，及品質保證辦公室」啦……五花八門。如果不調查清楚以往的那些機構為什麼沒有起到作用，憑什麼我們設立的機構就會成功呢？為什麼不把以前的機構加以整頓，讓它們重新發揮作用呢？

　　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深入的研究，而我們並沒有坐下來仔細推敲。相反，我們急於做許多建議。依我看，這些急趕出來的建議多半缺乏實際意義。

　　所以，整個委員會就埋頭於這些建議及如何把它們整理成文，然後投票表決。我對此很不習慣，老覺得背後有人在操縱，而不是我們在主管。

　　甭管怎麼說吧，在最後一次會議上，我們通過了九條建議。隨後，大多數委員都回家了。因為我要去一下紐約，所以在華盛頓多待了兩天。

　　※※※

　　第二天，我碰巧在羅傑斯辦公室，他說：「我覺得要再加一條建議，即第十條……現在的報告講負面的東西太多了，我們該加上點兒正面的才顯得平衡。」

　　他給我看了一張紙，上邊寫著：

　　※※※

　　我們強烈建議NASA應該繼續受到政府及全國的支持，因為它在開發太空的工作中起了關鍵的作用。而且，它是科技的帶頭人，也是美國的驕傲。委員會祝賀NASA以往的成就，並預祝新的業績更輝煌。本報告旨在為NASA未來的成功服務，因為那是舉國期待的新世紀的象徵。

　　※※※

　　在整整四個月的工作中，我們從未討論過這些政策性的問題。我覺得那些詞句似是而非，於是說：「這第十項建議不是很恰當。」

　　旁邊的阿姆斯壯說：「既然有人不同意，那還是別加了吧！」

　　羅傑斯不停地想要說服我，我們來來回回爭辯了一會兒，直到我要趕飛機了。

　　在飛機上，我又仔細想了想這件事。到了紐約的住處，我把自己的想法逐條寫下，在結尾我加了，「這第十條建議讓我想起NASA的飛行報告──『問題極其嚴重，不過沒關係，照常飛行！』」

　　那是個週六，我想要讓羅傑斯馬上看到這封信，所以我打電話給他的祕書。那時，許多人都每週工作七天，趕著完成報告。他的祕書也在辦公室。我說：「可以請你聽寫一封信嗎？」

　　「當然啦，為了節省開支，我馬上給你打回去！」於是，她把我的信聽寫下來，交給了羅傑斯。

　　週一，我回到華盛頓，羅傑斯對我說：「費曼博士，你的信我看了，我全都同意。不過，投票結果你在少數一邊。」

　　「我們根本沒開會，哪兒有什麼投票？」

　　在旁邊的科爾插話，「我們給委員們打了電話，他們都同意的。」

　　「這可不公平！」我抗議道，「如果我有機會向大家解釋，我的意見絕不會被否決！」當時，我氣得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我要把這記錄在案。」

　　當我從影印室回來時，科爾說：「噢，對了，我們找不到郝茲，他大概在開會，所以他沒投票。」

　　後來我發現郝茲就在旁邊的會議室裡。

　　我找到了艾其森，告訴他這些情況，他說：「咳，這些話都是不痛不癢的，只不過是安撫人心罷了。其實什麼都沒講。」

　　我說：「既然什麼都沒講，為什麼還要它呢？」

　　「如果是科學院的報告，你的方式很得當；可這次是總統特別委員會，所以總要為總統說幾句話吧！」他說。

　　「我不明白！難道給總統的報告就不用小心謹慎了嗎？」

　　艾其森還是堅持我是在無事生非，我堅持說這種不嚴謹的東西減弱了報告的分量。最終結果是他們把它加了上去。

　　※※※

　　在回家的飛機上，我想，「真奇怪！其實報告中最平衡公正的就算我的那部分了。我既批評了不足，又讚揚了成績。而我倒要費死勁才好壞把它加到附件裡！我們大多數的建議都以事實數據為基礎，唯獨那廢話連篇的第十項建議沒有任何依據。那絕對是個錯誤！」我心裡很惱火。

　　回到家後，我把所有這些告訴了我妹妹喬安。

　　「你有沒有自己給委員們打電話呢？」她問。

　　「呃，我和艾其森講過，他不同意我。」

　　「其他人呢？」

　　「沒呢。」於是我拿起電話給三個委員打過去，這裡就叫他們A、B、C吧。我問A，A說：「什麼第十項建議，沒聽說過呀！」

　　我問B，B說：「你在講什麼哪！我一點兒都不知道！」

　　我問C，C說：「你這大傻瓜，那天羅傑斯跟你討論時，我已經表明我不贊成那個第十項建議了！」

　　最後我發現只有那天在羅傑斯辦公室的人才知道這第十項建議。

　　然後，我又和喬安談起了我的報告被刪得面目全非之後才得以掛在附件裡。喬安問道：「他們這樣對待你的報告，那你，作為調查委員，究竟完成了什麼？！你工作的結果在哪兒呢？！」

　　「啊哈！明白了！」

　　我馬上給羅傑斯送了一個電報：

　　　　我將不在最終報告裡簽名，除非如下兩個條件得以滿足：（一）沒有第十項建議，（二）我的報告以不經任何修改的二十三號版本出現在報告中。

　　※※※

　　（這時，我明白每個細節都要定義得十分清楚）。於是，我讓管編纂的郝茲把二十三號版本寄給我。實在不行的話，我可以自己發表它。

　　結果，羅傑斯和科爾來和我商量妥協，他們讓庫提那做中間人，因為他們知道庫提那與我私交甚好──但他們根本不明白我倆為什麼成了好朋友。

　　庫提那說：「嘿，教授！我覺得你做得挺對的，不過呢，我被委派了這個任務。所以我把他們的條件告訴你。」

　　「儘管講來！我是不會讓步的，你講好了。」

　　第一條是，如果我不接受那個第十項建議，他們也不會接受我的報告。對此我一點也不害怕，因為我完全可以自行發表我的報告。

　　所有的條件都差不多如此，沒什麼道理，也打不動我。這回我仔細想過了，所以只管堅持己見。

　　最後，庫提那提議全盤接受我的報告，只去掉結尾的一句話。我讀了一下，發現那句話其實是多餘的，因為在前邊已經講過了。我於是接受了這個妥協。

　　然後，我就第十項建議也提出了個妥協，「如果你們要替NASA說幾句好話，別把它和其他的建議混在一起，弄得讀者誤以為它們都具有同樣的嚴肅性。你們可以換個名字，叫個什麼：『卷終思緒』之類的還行。對了，別用『強烈建議』這個詞，改成『提請』。其他的可以不變。」

　　過了一會兒，科爾打來電話，「可以用『強烈提請』嗎？」

　　「不，最多是『提請』！」

　　「好吧。」這便是最後的決定。

　　會見新聞媒體

　　事情終於解決了，我在報告上簽了字，我的報告也以原樣加到了附件裡。六月的一個週二，在白宮的玫瑰花園裡舉行了一個慶祝儀式，我們把報告交給了雷根總統。那個報告將由總統先看，然後在下週一向全國公布。

　　這下可好，新聞界像發了瘋似的拼命想挖出些東西來，他們都想搶先報導。我知道他們會成天給我打電話，所以我要非常小心，以免洩漏情況。

　　記者非常聰明，而且纏人厲害得很。比如，他們會問，「我們聽說……如此……這般……這是真的嗎？」你要是不小心的話，不知不覺就被他們套出來了，第二天所有的報紙上都登著你並不想告訴他們的信息。

　　我下定決心，在報告向全國公布之前絕不說一個字。一個朋友替美國廣播公司的「麥克尼爾─里爾」晚間新聞與我連繫，我說可以安排在下週一晚上。

　　我還讓我的祕書在下週二安排一個記者招待會，在加州理工學院內舉行。我對祕書說：「告訴記者，對他們的所有問題，現在我沒有任何回答。不過，下週二我會很願意詳細地和他們討論任何問題。」

　　在那幾天裡，不知怎麼搞的，關於我差一點拒絕在報告上簽名的故事被洩漏出去了。起先是邁阿密的報紙，後來所有的報紙都報導了我與羅傑斯的爭執。這些習慣於華盛頓風氣的記者聽到「費曼博士現在無可奉告，下週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會解答你們的問題」，便以為有好戲可看，以為我會把爭執的內容公開。

　　可我對這些並不知曉，我有意把自己與新聞界隔開，連報紙都不看。

　　週日晚上，羅傑斯開了一個歡送會。用完餐後，我對庫提那說：「我有很重要的事，先走了。」

　　「什麼事如此重要？」他問。

　　我沒有回答。

　　他和我一起走出來，好奇地想看看究竟什麼是這個「重要的事」。他看見的是路邊停著一輛大紅色的敞篷跑車，裡邊兩個金髮碧眼的美女正等著把我帶走呢！

　　我上了車。庫提那在一邊撓頭，琢磨不出個所以然。這時，其中一個女孩向庫提那打招呼，「嗨，將軍！我就是某某，上次在電話上採訪過你的。」

　　庫提那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她們是「麥克尼爾─里爾」節目的記者。

　　她們都非常友善，幫我準備第二天的電視節目。在這個過程裡，不知怎地我們談起我於週二將在加州理工學院召開自己的記者招待會，會上我要發布我的報告，因為在總報告裡的附件要延遲好幾個月才能出。她們說這些聽上去蠻有意思的，問能否看一下我的報告。那時，我們已經混得很熟，我沒在意地給了她們一份影印稿。

　　她們把我送回我堂妹法蘭西斯家。我與她談起晚上的活動，以及記者有我報告影印稿的事，法蘭西斯雙手放在額頭上，下巴掉下，她難以想像我做這種傻事。

　　我說：「糟糕，真是糟糕！我趕緊給她們打電話，讓她們別用這條新聞。」

　　法蘭西斯搖了搖頭，意思是為時晚矣。

　　我對她們講：「對不起，是我的錯，我不該給你們的，請不要發表它。」

　　「費曼博士，我們是新聞界，唯一的目的就是抓新聞。你的報告有很強的新聞價值，如果不用的話是完全違反我們的職業準則的。」

　　「我知道，但我對這些事非常幼稚無知，是我的錯。你們搶先發表的話，對那些來參加我的記者招待會的人可就太不公平了。換了你，你會樂意不遠萬里專門來採訪，然後得知出於疏忽，新聞已經漏出去了嗎？這你還是可以理解的吧。」

　　「我們商量一下再給你打回去。」

　　兩小時後，她們一起打回來，力圖解釋她們的理由，「在新聞界，像我們得到的這種東西，按慣例是一定要發的。」

　　「我明白新聞界有自己的慣例，但我先前並不知道。作為對我的特殊照顧，請不要發表。」

　　我們這樣來來回回了半天，結果又是一個「再給你打回去」，又過了很久。從等候時間之長，我可以猜到她們一定是為難之極。

　　我倒情緒不錯。反正事情已經辦砸了，背水一戰，倒容易集中精神。而且，我平時一貫的態度就是總不怕承認自己是個傻瓜辦錯事，這回也一樣。不過，那並不等於我就不該堅持立場，所以我毫不讓步。

　　大概到了晚上一二點鐘，我們還在談判。「費曼博士，給出新聞再收回是絕對不符合職業慣例的，華盛頓的人可從來不這麼做。」

　　「很明顯，我壓根兒就不是華盛頓人。我總是這樣傻傻的，這回完全是我的錯，但請你們不要發表它。」

　　在冗長的談判中，她們中的一個問：「如果我們發表了你的報告，這是否意味著你會拒絕參加明天的電視節目？」

　　「嘿，這可是你自己說出來的。」

　　「我們商量一下給你打回去。」

　　又是好長的一段等待。

　　其實，我還沒想到要這樣威脅，因為我一直覺得事情可以通過好好商量來解決。而且，我還怕那樣威脅不合情理。不過，當她們提出，我回答「這可是你自己說出來的」的時候，情形就好像是我在說，「寶貝兒，我用不著明著威脅你，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最終，她們決定不搶先發表我的報告。

　　※※※

　　第二天在電視上，里爾先生的問題並沒有基於我報告的內容。他倒是問了我和羅傑斯是否有爭執，我含糊其詞地說沒有。電視完了以後，那兩位記者說雖然沒有我的報告，節目還是很成功。我們很愉快地道別。

　　我飛回加州，第二天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一些人對我的報告感興趣，而大多數人關心的則是關於我拒絕在報告上簽名的傳聞。我只好一遍遍地重複我和羅傑斯並無私怨。

　　事後的思索

　　現在，我有時間細想一下，覺得其實我還是挺喜歡羅傑斯的，整個工作也是很成功的。羅傑斯是個好人，我在調查工作的過程中慢慢體會到他的才幹，並越來越佩服。他有一種非常圓熟老練的態度，使我反倒覺得一種可能性──他能「操縱」讓我喜歡他。當然，這只是我心裡的一個小問號，遠到不了懷疑的程度。我更願意假設他是真的大好人，他表現出來的和內心是一致的。不過，我在華盛頓的經歷使我意識到，憑我這種簡單老實的頭腦是摸不透他們的。

　　我也不知道羅傑斯究竟怎麼看我。他給我的印象是，儘管我折騰了這麼多麻煩，他還是很喜歡我。我希望我們互相的尊重喜愛都是真的。

　　※※※

　　說句公道話，讓身為律師的羅傑斯管這種技術性的調查，實在是勉為其難。在科爾的協助下，技術性的那部分做得不錯。但我心裡總留有一些疑團，特別是對NASA的一些大頭目。

　　每次問到高級經理，他們總是說下邊的人沒有把問題反映上來。後來「伊朗門」事件〔註：Irangate，是發生在美國八〇年代中期的政治醜聞。是指美國雷根政府向伊朗祕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後而造成嚴重政治危機的事件。〕也有同樣的情形，可當時我是第一次碰到。這裡只有兩種可能：要麼他們瀆職忽略了應該知道的。當我們得知穆勒先生對摩騰公司施加壓力催促起飛的時候，NASA一次又一次地否認他們對此有所知曉。在我想來，穆勒應該向上面反映，「這兒的人對明天是否起飛有不同的意見，我傾向起飛，你們怎麼看？」可事實上，他說的是，「沒什麼問題，按原計劃進行。」這裡面一定有某種原因，使得下級總不向上級匯報問題。

　　我琢磨出一個可能。儘管好幾個朋友聽了都認為講不通，但我記不清他們的反駁意見了，所以我不妨講給你們聽。

　　※※※

　　為什麼NASA會有這麼嚴重的信息阻滯？

　　當NASA一開始要登月時，這個宏偉的目標使得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極度興奮。他們並不知道這目標能否達到，但每個人都全力投入，大家通力合作。

　　我在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裡有過同樣的經歷。緊張和壓力使得所有的人齊心協力。比如，引爆裝置出了毛病，每個人都知道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沒了它，原子彈不可能爆炸。於是，大夥想出各種點子。當問題最終得以解決時，大家都歡欣鼓舞。

　　NASA初建立的時候，一定也是那樣──每個人都關心周圍人的工作，因為任何疏忽都會導致登月計劃的失敗。

　　可是，登月成功之後，NASA突然發現自己早已變成了一個龐大的組織，機構遍布全國各地。在剛剛有了登月這樣的輝煌業績後，怎麼可能解散NASA，把這些有功之臣遣散回家呢？於是，就有了一個大問題：下一步怎麼辦？

　　NASA必須讓國會相信，有一個巨大的工程，必須而且只有NASA才能完成。在這樣的時候，他們不得不誇大其詞（現在看來他們的確那樣做了）：他們誇大說太空梭能省多少多少錢，能重複起飛多少次；他們誇大飛行的安全性；他們也誇大這樣的飛行能帶來多少重大的科學發現。他們說，「只要花這點錢，我們一定能辦到！」

　　同時，下面的工程師們卻在叫，「不！我們辦不到！用這麼點經費是不可能保證那麼多次飛行的安全的，因為這意味著我們要卡掉許多必要的檢驗。」

　　不過，去國會打交道的人根本不想知道這些。原因很簡單：如果他們知道了這些而還要按原計劃向國會報告，那他們就犯了矇騙國會的大罪！於是，最好的出路就是壓根兒對問題不知不曉。用不了多久，這種「對下面的問題最好不知道」的態度蔓延開來，層層報喜不報憂。這就是為什麼當有人報告，「密封圈的問題不解決，飛行就應該停止」的時候，主管人員會採取置若罔聞的態度──「我不想知道這些問題」，「飛行可以繼續，否則影響不好」。

　　他們大概不會明明白白地申明，「別向我匯報問題。」但他們可以不鼓勵對話，這樣的結果是一樣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條文規定上寫的什麼，而在於當一個人向他的上級反映問題時，得到的是鼓勵讚許還是冷冰冰的面孔。如果他得到的是「快告訴我更多的情況」或「能不能試這些……那些……」，他會積極性上升；相反，如果回答是「你自己看著辦吧」，用不了幾次，他就會洩氣地想，「見鬼去吧，關我什麼事！」

　　這便是我的推論；上層的誇張不實與基層的實際狀況無法調和，信息交流受到阻礙甚至中斷，最終導致高層的管理人員對下邊的情況極不熟悉。

　　※※※

　　另外一種可能是高層人員實際上心裡明白，只不過扯謊而已。

　　我曾經試圖找一位NASA的前官員。他現在任加州一家公司的主管。我回加州看望家人時，想找他聊聊。我想問他，「他們都說不了解情況，你覺得這可能嗎？這種事怎麼調查呢？」

　　他一直沒回我的電話。不知他是不願意理會調查委員呢，還是在NASA受夠了，不願意再牽扯上，或是其他原因。我呢，也忙於其他事，所以沒有追蹤下去。

　　好多事最後都沒查清楚，比如，NASA前任主任伯格斯因其他的事受審查，職務也被暫時撤銷了，由格雷姆替代。但是，在發射「挑戰者」之前，伯格斯每天都去他的辦公室，還有許多人找他匯報工作，而他卻從不和格雷姆交流情況。我要問，他在那兒究竟做什麼，是否還在操縱部下？

　　我幾次提請羅傑斯調查這類可疑的事，我說：「咱們委員會裡有律師，有經理，有各種背景經歷的人。他們知道如何讓一個不願合作的人講出真情，我就對此一竅不通。比如，他們告訴我失事的機會是十萬分之一，我明白這一定是胡扯，卻沒想到這類問題在官僚機構中屢見不鮮。我們應該把最大的傢伙找來查一查，就像我們審查中層經理似的。」

　　羅傑斯說：「我同意。」過了一陣，他告訴我，他給那些大頭目們發了信，但他們都說沒什麼可談的。

　　※※※

　　另外一個問題是當時白宮是否對NASA施加了壓力。

　　讓中學教師麥考利夫在「挑戰者號」上當太空人是雷根總統的主意，意圖是要象徵國家對教育的重視。雷根是在「挑戰者」失事前一年的國會講演上提出它的，如果在第二年的國會講演時，麥考利夫能從太空梭上打招呼，那該是多麼地給雷根長情緒！所以，看上去很有可能白宮從中做了什麼手腳。

　　我調查了很多人，問了很多問題，最終結論是白宮是清白的。

　　當時，壓著摩騰公司同意起飛的穆勒只是個中層經理。假如白宮要告訴NASA「總統要你們保證明天起飛」的話，那麼這道命令必須層層下傳，直到至少與穆勒同級的人都知道。這樣，就會有許多人知道它。但我的調查結果並非如此。

　　經過這幾個月，我慢慢明白了華盛頓和NASA這種機構的風格。我從親身經歷中學到，他們不用明白的指令就能默契地知道該做什麼。

　　在太空梭這件事上，NASA一直就面對著巨大的壓力，要不斷地證明NASA的能力和成就。至於雷根總統要在國會講演的時限，應該說是次要的問題了。NASA總是要拼命讓太空梭按時升空的。

　　※※※

　　最近我和不少朋友談了我在調查委員會的情況，也明白了一些以前不懂的事，其中一件是當初為什麼第一次見面就把科爾惹惱了。這是因為我向一個在華盛頓工作很久的朋友問了同樣的問題，現在我意識到，這種問法很容易被誤解成有意侮辱別人。

　　在我熟悉的科學研究領域，成功的唯一辦法是拋開所有個人的主觀臆斷，客觀地非常嚴謹細緻地看待一切。如果你有個理論，那你必須同時講清楚它的成功和不足。因此，科學研究有一種內在的誠實。

　　在其他領域，情況就不同了。比如經商吧，你看見的所有商業廣告都或多或少地被加工偽飾以引誘顧客上鉤：或誇大其詞，或用含混不清的詞藻，或把重要的，但他們不願意你知道的東西用極小的字號印在某個難以閱讀的角落。誰都明白廣告講的絕不會是老實公正的話。所以，在推銷業，總的來說是沒有誠實可言的。

　　我的父親有科學家的嚴謹和誠實，他卻是個推銷員。我有一次問他，「一個誠實的人怎麼做推銷員呢？」

　　他說：「老實講，我這行裡大多數人是不誠實的，他們覺得那是推銷的訣竅。但我試圖保持誠實，因為我認為這是對的。而且，誠實有時也有好處。一些顧客最終會意識到我不像其他人那樣行騙，他們很看重這條，於是和我建立了長期的業務連繫。」

　　我父親是個中等大小的制服公司的經理，做得不錯，但算不上極其成功。

　　每次我看到國會議員就某個問題發表意見，我總禁不住懷疑那是他的真實想法呢，還是經過剪裁以討好選民的。這似乎對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個問題。所以，我常常好奇地想，一個誠實的人怎麼在華盛頓做事呢？

　　那天，科爾自我介紹說他是物理學的博士。我當然以為物理領域的人都是誠實的（大概又是太幼稚了），所以我馬上問他我常想的那個問題：「一個誠實的人怎麼在華盛頓做事呢？」

　　這問題很容易被誤解成另外一個意思：「你在華盛頓做事，所以你一定是個不誠實的傢伙！」

　　※※※

　　還有件事──關於溫度對O─環密封圈性能的影響，我也到後來才明白過來。當時，庫提那打電話告訴我，「早上我修理汽車噴油器，想起個問題，溫度會不會影響密封圈的性能？」

　　現在我知道，NASA的一個太空人向他提起密封圈有問題，在低溫下會失去彈性。但庫提那為難的是用什麼辦法既能把這重要情況揭露出來，又不提及那位太空人的名字，因為他還要繼續在NASA工作很久，這才是他修車時真正在想的問題！庫提那巧妙地讓我這書呆子注意到密封圈，而且追蹤下去。他的計劃如願以償。

　　附錄：太空梭可靠性之我見

　　在估算太空梭出事故可能性時，各部門給出的數字天差地別：從工程師們的一％，到管理人員的〇．〇〇一％。如果出事故的可能性是〇．〇〇一％，這意味著太空梭可以每天起飛降落，連續三百年也不會出故障。我們不禁要問，「這過分樂觀的估算從何而來？」

　　我們發現NASA的安全標準逐年降低，特別有一個現象：某種危險的技術問題只要在第一次沒引起大失敗，那麼在以後諸次便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因此，沒有嚴肅深入的研究改進，也沒有顧及安全而發出的延遲起飛的要求。

　　※※※

　　　　關於固體助推火箭

　　固體助推火箭的安全性是從以往的火箭事故率推算的。在二千九百次飛行裡，一百二十一次出現過失敗，機率是四％。其中不少問題經過研究被解決了，這樣，上面的數字可以降到二％。再加上特別高要求的選材和監督，一％是個比較合理的估計。

　　但是NASA的估計要樂觀一千倍。他們的說法是，「因為太空梭是有人駕駛的飛行器，成功率應該是一百％……」這是模稜兩可的說法──他們究竟是說安全性已經達到了一百％，還是應該向一百％的方向努力？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五日的JSC報告中，NASA聲稱，「從這幾次的成功看，一個全新的觀念產生了，即有人駕駛比無人駕駛更安全。」我們認為這些講法沒有根據。因為要達到〇．〇〇一％這樣小的數字，這意味著在無數的實驗中，每一次都必須是成功。但事實並非如此。NASA的實驗記錄顯示，許多場合出現過嚴重問題和失敗，因此真實的事故率比〇．〇〇一％要高得多。

　　面對這些技術難題，NASA沒有去研究解決它們，而是自欺欺人。他們總是引用前幾次飛行沒有出大事故這一事實，試圖證明以前沒有發生的災難今後也不會發生。在密封圈被侵蝕的現象已經被記錄在案的情況下，他們非但沒有予以注意，反倒做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論斷，「因為僅有三分之一的密封圈有損壞現象，所以我們有三倍的安全係數。」這完全是違反科學邏輯的。比如，一座橋有三個橋墩，其中一個塌掉了，另外兩個沒有塌掉，我們是認為這三分之一的失敗率意味著橋有三倍的安全係數呢，還是認為橋的設計根本是個失敗？正確的答案顯然是後者，因為三個橋墩只要有一個塌方，整個橋就完蛋了。密封圈確實只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出事故，但這應該被解釋為三十三．三％的事故可能性，而不是三倍的安全性！

　　再者，以前密封圈有損壞但沒有造成災難的事實並不意味著問題不致命。前幾次的僥倖，是因為各次的損壞都沒有達到洩漏的程度；如果某次的損壞碰巧達到了洩漏的地步，那麼災難絕對在劫難逃。由於我們沒有研究清楚密封圈材料的物理化學性質，所以它在特定的一次飛行中究竟是否會損壞到洩漏的程度便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團。事實上，「挑戰者」的失事不就是最好的證明麼？

　　當他們觀察到了密封圈的侵蝕而沒有弄清楚機理的時候，NASA本沒有資格做出樂觀無比的承諾說安全要求完全達到了，但他們自欺欺人地這樣做了。

　　※※※

　　　　關於主引擎

　　在「挑戰者號」失事的那次飛行中，主引擎沒有任何故障。但我問這樣的問題：假設我們以同樣追根究柢的辦法去檢查，會不會發現許多暗藏的致命弱點？在固體助推火箭部門存在的毛病，是否在這兒也有？

　　主引擎比其他組件複雜得多，從設計、施工到運行，總體來講NASA的工作相當出色。但也有一些重大問題。

　　一般的引擎設計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首先，人們仔細研究掌握各組件的性能和局限，在這基礎上設計出由它們組成的大一點的組件，反覆試驗後再往上走一層。如此逐步地完成全部工程。由於各部分都做自己的試驗並盡力優化，所以人們對自己的工作非常熟悉，各種問題得以妥善解決，而且節省經費。

　　太空梭的主引擎設計卻完全反了過來，採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在各組件被徹底研究測試之前，總設計先行開始。結果，在後來的運行中，各個細部不斷地出現問題；而且，一旦出現問題，解決它總要花大筆的經費，因為其他各部都必須做相應的改動。比如，在總體設計和製造完成之後，人們發現高壓氧泵的葉片出現了裂紋。究竟是什麼引起的？是材料本身不過關？高壓氧與表面材料起了反應？急劇的升溫降溫引起材料不均勻地脹縮？某種頻率的共振？從出現裂紋到葉片斷裂有多久？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解決。可是，用整體引擎來做實驗就太昂貴了──你不能每做一次實驗都毀掉一個引擎啊！

　　而且，即使問題被發現了，改進的辦法也找到了，每一次的變化都可能引起許多組件的重新設計和施工。

　　太空梭的主引擎要求的技術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的飛機和火箭。這項工作確實是在探索全新的方法，試圖達到以前從未想像過的技術指標。不幸的是，這麼龐大艱辛的工程居然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結果是，二萬七千秒（五十五次起降）無返修的目標沒有達到，許多零件要不停地更換，包括主要組件。比如，氧泵葉片必須每起降三次就要更換，離設計目標差得太遠。

　　在起降的記錄中，總共有十六次主引擎事故。工程師們對此極其擔憂，盡全力用各種辦法補救。由於他們的努力，大部分問題被解決了，在這種自上而下的結構中能做到這種程度也真是千難萬難。以下是幾個簡單的例子：

　　　　葉片在高壓油泵上出現裂紋

　　　　葉片在高壓氧泵上出現裂紋

　　　　點火線開裂

　　　　ASI小室侵蝕

　　　　等等

　　儘管如此，事故的可能性還是遠遠大於NASA所聲稱的。隨著成功次數的增多，NASA的安全檢查越來越鬆懈。「挑戰者」失事雖然並非出於主引擎的故障，但隱患之多卻和固體助推火箭部門完全相似。

　　※※※

　　　　飛行控制系統

　　飛行控制系統的電腦網路極其複雜，其中的主程式就有二十五萬條指令。這些電腦管著升空降落之類的重要環節，它的硬體和軟體都必須每時每刻正常工作。

　　簡單地講，硬體的安全是由四套一模一樣的平行系統保證的。它們收集同樣的數據，根據同樣的程式加以運算，然後互相對比。正常的情況下，它們的結果應該完全相同。如果某個機器出了問題，它便被當即停止。

　　控制系統的記憶存儲不足以容納起飛、降落和飛行的全部程式，所以，太空人只好手工操作，在整個飛行中把這些子程式換上換下。

　　現有的軟、硬體都已經老舊，本應該更換。出於經費不足，他們用的還是十五年前的電腦。但它們已經陳舊不堪，再下去連配件都沒人生產了。新一代的電腦容量大了許多倍，又安全可靠，優點一目瞭然。

　　軟體的檢查是自下而上的──他們從編碼查起，再查程式，這樣一步一步直到總體軟體都被確認。於此同時，另外一個完全獨立的小組從相反的方向著手，他們裝扮成這些軟體的用戶，盡可能雞蛋裡挑骨頭，測試所有的程式。

　　只有在正反兩個方向的檢查都無差錯時，軟體才算合格。

　　我的結論是控制系統的檢驗有著最嚴格的品質控制。整個部門沒有出現那種自欺欺人的態度。但是，最近NASA的管理部門提出要裁減控制系統的測試，理由是它們太貴了。這種建議必須加以抵制，因為它沒有注意到裁減必要的測試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

　　　　結論

　　為了保持太空梭的飛行日程，工程師們常常在未能完成高標準檢測的情況下被要求做一些細微的通融。這些小小的放寬要求積累起來，導致了太空梭的安全性大大下降。以我們的估計，事故率在一％左右。

　　NASA的估計比我們的要樂觀千萬倍。這可能來源於要在國會和公眾面前誇大其詞以獲取撥款，也可能是由於極其嚴重的信息交流阻滯，使得NASA的管理階層與下面的實際狀況完全脫節。

　　以上這些帶來了許多不幸，其中之一便是它造成了一種假象，似乎太空梭已經安全到了普通人都可以去的程度。太空人的勇氣當然值得我們敬慕，但他們至少是經過特殊訓練的人；而麥考利夫則是平民百姓，一個中學教師，為了顯示國家對教育的重視被批准加入航太飛行。

　　在此，我們建議NASA的領導一定要認識客觀的現實，認識技術的限制和尚未解決的問題。只有這樣，他們才會有清醒的頭腦。在比較太空梭和其他航太技術時，他們應該有不誇大事實的態度。在決定起飛的次數時，也應以維修的現實可能為基本考慮。如果現實的情況沒有那麼「一片大好」，國會因此不願撥款支持NASA，那也只能如此！NASA對支持它的公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即NASA必須開誠布公，讓民眾明白真相，然後做出最明智的決定。

　　一個工程要成功，尊重現實是第一位的，贏得公眾好印象是第二位的，因為自然規律是不會作假的。

第三部　後記　開篇語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認為科學會有利於每個人。科學顯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參與了原子彈的製造工作。科學的發展導致了原子彈的產生，這顯然是一個具有極其嚴肅意味的事件：它代表著對人類的毀滅。

　　戰後，我對原子彈憂心忡忡，既不知未來會怎樣，也更不敢肯定人類一定會延存。自然地，一個問題會這樣被提出：科學是不是包含著邪惡的成分？

　　這個問題也可以這樣來問：當我們看到科學也可以帶來災難時，那麼我如此熱愛，並且畢生孜孜為之的科學事業的價值究竟何在？這是我無法迴避的問題。

　　這篇「科學的價值」，你們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這個問題時的所思所悟。

　　　　　　理查．費曼

　　科學的價值

　　時常，人們對我提出科學家應該多多關心社會問題，特別是要考慮科學對於社會的影響。人們似乎相當普遍地認為，只要科學家們對於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加以關注，而不是成天鑽在細枝末節的科學研究之中，那麼巨大的成功就會自然到來。

　　我以為，我們科學家是很關注這些社會問題的，只不過我們不是把它們當作自己的全職而已。其原因是對於這些比科學研究複雜千百倍的社會問題，我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絕無靈丹妙藥。

　　我認為當科學家思考非科學問題時，他和所有的人一樣無知；當他要對非科學問題發表見解時，他和所有的門外漢一樣幼稚。今天我的講演「科學的價值」所針對的並不是一個科學課題，而是價值評判；這樣看來，我下面將要講的大概也是粗淺不堪的了。

　　科學的價值的第一點是眾所周知的。科學知識使人們能製造許多產品、做許多事業。當然，當人們運用科學做了善事的時候，功勞不僅歸於科學本身，而且也歸於指導著我們的道德選擇。科學知識給予人們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惡，它本身可並沒有附帶著使用說明。這種能力顯然是有價值的，儘管好壞決定於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學會了一種方法來表達上述問題──一個佛寺的住持向遊客們談及佛學，最後他說他的臨別贈言將使遊客們永不忘卻（我是真的從未忘卻）。這贈言是佛經中的一句箴語：「每個人都掌握著一把開啟天堂之門的鑰匙，這把鑰匙也同樣能打開地獄之門。」

　　如此說來，開啟天堂之門的鑰匙又有什麼價值呢？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分辨一扇門是通向天堂還是地獄，那麼手中的鑰匙可是個危險的玩藝兒。

　　可是這鑰匙又確實有它的價值──沒有它，我們無法開啟天堂之門；沒有它，我們即使明辨了天堂與地獄，也還是束手無策。這樣推論下來，儘管科學知識可能被誤用以導致災難，它的這種產生巨大影響的能力本身是一種價值。

　　科學的另一個價值是提供智慧與思辨的享受。這種享受在一些人可以從閱讀、學習、思考中得到，而在另一些人則要從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滿足。這種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們忽視，特別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導我們科學家要承擔社會責任的先生們。

　　我當然不是說個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學的全部價值所在。不過，如果我們社會進步的最終目標正是為了讓各種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麼科學家們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個不容低估的科學的價值是它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概念。由於科學的發展，我們今天可以想像無窮奇妙的東西，比詩人和夢想者的想像豐富離奇千萬倍。自然的想像和多姿比人類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詩人想像巨大的海龜馱著大象到海裡旅行；而科學給了我們一幅圖畫──天宇中一個巨大的球在旋轉；在它的表面，人們被神奇的引力吸住，並附著它在旋轉。

　　我常常想這些奇妙的東西，這些從前人們根本不可想像，而如今科學知識使我們可以想像的東西。

　　曾經，我站在海邊的沙灘上，陷入了這樣的深思：

　　　　潮起潮落
　　　　無法計數的分子
　　　　各自孤獨地運行
　　　　相距遙遠卻又息息相關
　　　　泛起和諧的白浪
　　　　曠代久遠

　　　　在尚無生物的上古
　　　　眼睛還未出現
　　　　年復一年
　　　　驚濤拍岸如今
　　　　為了誰，為了什麼？
　　　　在一個死寂的星球
　　　　沒有為之欣悅的生命

　　　　永無休止
　　　　驕陽彌散著能量
　　　　射向無垠的宇宙
　　　　掀動著大海的波浪
　　　　大洋深處
　　　　分子重複不變
　　　　忽然，萌生新的組合
　　　　它們會複製自身
　　　　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

　　　　愈變愈大
　　　　愈變愈複雜
　　　　生物，DNA，蛋白質
　　　　它們的舞蹈愈加神奇

　　　　躍出海洋
　　　　走向陸地
　　　　站立著
　　　　具有認知力的原子
　　　　具有好奇心的物質

　　　　憑海向洋
　　　　一個好奇者在好奇
　　　　我──
　　　　一個原子的宇宙
　　　　一個宇宙中的原子

　　這樣的激動、驚歎和神祕，在我們研究問題時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知識的進步總是帶來更深、更美妙的神祕，吸引著我們去更深一層地探索。有時探索的結果令人失望，可這又有什麼關係。我們總是興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鑽下去，發現無法想像的奇妙和隨之而來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祕。這難道不是最激動人心的探索麼！

　　誠然，沒有過科學研究經歷的人大概不會有這種近似宗教的感受。詩人不會寫它，藝術家也無法描述這種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難道他們都不為我們所發現的宇宙所激動嗎？歌唱家現在還不會歌唱科學帶來的神奇美妙，科學對於人們來說還是在講課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詩與歌之中。這說明我們還沒有進入一個科學的時代。

　　這種沉默無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們必須懂得如何讀這種音樂的樂譜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學論文說，「鼠的腦中放射標記的磷在兩週中減了一半。」這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腦中（你、我的腦子也沒什麼差別）的磷有一半已經不是兩週前的原子了，它們已被替換了。那麼我要問：「究竟什麼是載有意識的分子呢？子虛烏有嗎？」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載一年前在我腦中的記憶，可當時發生記憶的分子卻早已被置換了！這個發現就像是說我這個體僅僅是一個舞蹈的編排。分子們進入我的大腦，跳了一場舞就離開了；新的分子又進來，還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樣的舞蹈──它們能記住！

　　有時我們會從報紙上讀到這樣的話：「科學家認為這項發現對於治療腫瘤是十分重要的……」。看，這報導只注重那項發現有什麼可利用之處，而完全丟開了它本身的意義。而實際上它是多麼奇妙啊！偶爾，小孩子反倒會意識到那些意義；此時，一個科學家的苗子出現了。如果當他們上大學時我們才教他們這些，那就太晚了。我們必須從孩童教起。

　　現在，我來談談科學的第三個價值──它稍稍有些間接，不過並不牽強。科學家們成天經歷的就是無知、疑惑、不確定，這種經歷是極其重要的。當科學家不知道答案時，他是無知的；當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測時，他是不確定的；即便他滿有把握時，他也會永遠留下質疑的餘地。承認自己的無知，留下質疑的餘地，這兩者對於任何發展都必不可少。科學知識本身是一個具有不同層次可信度的集合體：有的根本不確定，有的比較確定，但沒有什麼是完全確定的。

　　科學家們對上述情形習以為常，他們自然地由於不確定而質疑，而且承認自己無知。但是我認為大多數人並不明白這一點。在歷史上科學與專制權威進行了反覆的鬥爭才漸漸贏得了我們質疑的自由。那是一場多麼艱辛、曠日持久的戰鬥啊！它終於使我們可以提問、可以質疑、可以不確定。我們絕不應該忘記歷史，以致丟失千辛萬苦爭來的自由。這，是我們科學家對社會的責任。

　　人類的潛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來未免神傷，總覺得人類可以更好。先人在惡魘中夢想未來；我們（正是他們的未來）則看到他們的夢想有些已經成真，大多卻仍然是夢想，一如往日。

　　有人說教育的不普及是人類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難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為伏爾泰嗎？壞的和好的是同樣可以被傳授的；教育同樣擁有趨善或趨惡的巨大能力。

　　另一個夢想是國與國之間的充分交流一定會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縱的。如此說來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實，也可以是謊言。交流也具有趨善和趨惡雙重可能。

　　應用科學可以解決人們的物資需求，醫藥可以控制疾病──看上去總算盡善盡美了吧？可偏偏有不少人在專心致志地製造可怖的毒物、細菌，為化學生物戰爭做準備。

　　幾乎誰都不喜歡戰爭，和平是人類的夢想──人們盡可能地發揮潛能。可沒準兒未來的人們發現和平也可好可壞。沒準兒和平時代的人因沒有挑戰而厭倦不堪，於是終日痛飲不止，而醉醺醺的人並不能發揮潛能、成就大業。

　　和平顯然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如同嚴謹、物資發展、交流，教育、誠實和先人的夢想。與先人相比，我們確實進步了，有更多的能力了。可與我們能夠成就的相比，所達到的就相形見絀。

　　原因何在？為什麼我們就無法戰勝自己？

　　因為我們發現，巨大的潛能和力量並沒有帶著如何使用它們的說明書。譬如，對物質世界認識愈多，人們就愈覺得世界真是毫無目的意義可言。科學並無法指導行善或行惡。

　　有史以來，人們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義。他們想：如果有某種意義和方向來指導，人的偉大潛能定會充分發揮。於是有了許多種對生命意義的闡述和教義。這些各自不同的教義有著自己的信徒，而某一種教義的信徒總是懷著恐懼的心情看待其餘教義的信徒。這種恐懼來自於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發點都匯入了一條死胡同。事實上，正是從這些歷史上錯誤信仰所製造的巨大謬誤中，哲學思考者們慢慢發現了人類美妙無限的能力。人們夢想能發現一條通途。

　　那麼，這些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如何來解開存在之謎呢？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們不知而我們今天所知的──那麼我認為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還是知之甚微。

　　不過，正當我們如此承認的時候，我們便開始找到了通途。

　　這並非一個新觀念，它是理性時代的觀念，也正是它指導著先賢們締造了我們今日享用的民主制度。正因為相信沒有一個人絕對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們才有這樣一個制度來保證新的想法可以產生發展、被嘗試運用、並在必要的時候被拋棄；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輪迴運行。這是一種嘗試──糾偏的系統方法。這種系統方法的建立，正是因為在十八世紀末，科學已經成功地證明了它的可行性。在那時，關注社會的人們已經意識到：對各種可能性持開明態度便帶來機會；質疑和討論是探索未知的關鍵，如果我們想解決以前未能解決的問題，那我們就必須這樣地把通向未知的門開啟。

　　人類還處在初始階段，因此我們遇上各種問題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來還有千千萬萬年。我們的責任是學所能學、為所可為、探索更好的辦法，並傳給下一代。我們的責任是給未來的人們一雙沒有束縛自由的雙手。在人類魯莽衝動的青年期，人們常會製造巨大的錯誤而導致長久的停滯。倘若我們自以為對眾多的問題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年輕而無知的我們一定會犯這樣的錯誤。如果我們壓制批評，不許討論，大聲宣稱「看哪，同胞們，這便是正確的答案，人類得救啦！」我們必然會把人類限制在權威的桎梏和現有想像力之中。這種錯誤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作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偉大的進展都源於承認無知，源於思想的自由。那麼這是我們的責任──宣揚思想自由的價值，教育人們不要懼怕質疑而應該歡迎它、討論它，而且毫不妥協地堅持擁有這種自由──這是我們對未來千秋萬代所負有的責任。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