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大江東去】
【第一篇　魏武揮鞭】　第一回　真假曹操
　第二回　奸雄之謎
　第三回　能臣之路
　第四回　何去何從
　第五回　一錯再錯
　第六回　深謀遠慮
　第七回　先入為主
　第八回　鬼使神差
　第九回　一決雌雄
　第十回　勝敗有憑
　第十一回　海納百川
　第十二回　天下歸心
【第二篇　孫劉聯盟】　第十三回　青梅煮酒
　第十四回　天生奇才
　第十五回　慧眼所見
　第十六回　三顧茅廬
　第十七回　隆中對策
　第十八回　江東基業
　第十九回　必爭之地
　第二十回　兵臨城下
　第二十一回　臨危受命
　第二十二回　力挽狂瀾
　第二十三回　中流砥柱
　第二十四回　赤壁疑雲
【第三篇　三國鼎立】　第二十五回　半途而廢
　第二十六回　得寸進尺
　第二十七回　進退失據
　第二十八回　借刀殺人
　第二十九回　命案真相
　第三十回　奪嫡之爭
　第三十一回　乘虛而入
　第三十二回　蜜月陰謀
　第三十三回　白衣渡江
　第三十四回　敗走麥城
　第三十五回　猇亭遺恨
　第三十六回　永安託孤
【第四篇　重歸一統】　第三十七回　非常君臣
　第三十八回　難容水火
　第三十九回　痛失臂膀
　第四十回　禍起蕭牆
　第四十一回　以攻為守
　第四十二回　無力回天
　第四十三回　風雲際會
　第四十四回　坐斷東南
　第四十五回　情天恨海
　第四十六回　冷暖人生
　第四十七回　逆流而上
　第四十八回　殊途同歸
【結束語　滾滾長江東逝水】
　一、士族取代貴族
　二、門閥遇到軍閥
　三、南方對抗北方
　四、逐鹿未必得鹿
　五、解鈴還須繫鈴人
　六、後浪變成前浪
【附錄一　心平氣和說空城】
【附錄二　我的歷史觀】
【後記】

品三國》

易中天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书

http://www.m9981.com

【緒言　大江東去】

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這是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這是一些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正史記錄，野史傳說，戲劇編排，小說演義。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評點，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眾說紛紜，成敗得失疑竇叢生。三國，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面目呢？

　　所謂「三國」，通常是指從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共九十年這段歷史。把這段歷史稱之為「三國」，在名目上多多少少是有些問題。因為曹丕稱帝，是在公元二二○年；劉備稱帝，是在公元二二一年；孫權稱帝，是在公元二二二年。這個時候，魏、蜀、吳三國，才算是正兒八經地建立起來了。按理說，三國史，應該從這時開始，到三家歸晉止，那才是名正言順的「三國」。但是，縱覽古今，幾乎沒有這麼講的。這麼講，曹操、關羽、周瑜，還有魯肅等等，就都不能出場了。青梅煮酒、三顧茅廬、赤壁之戰、敗走麥城這些故事，也都講不成了。大家說能行嗎？

　　實際上，無論是正史（比如《三國志》），還是小說（比如《三國演義》），差不多都會從董卓之亂甚至更早一些說起。這其實才真正是歷史的態度。因為曹、劉、孫這三大勢力或三大集團，是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發展壯大起來的；魏、蜀、吳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早在他們建國之前就已基本形成。看歷史，必須歷史地看。沒有前因，就沒有後果。只看「名」，不看「實」，咬文嚼字，死摳字眼，那不叫「嚴謹」，只能叫「鑽牛角尖」。

　　那麼，這九十年間是個什麼世道呢？

　　也就兩個字：亂世。展開來說，就是烽火連天，餓殍遍地，戰事頻仍，民不聊生。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然而亂世出英雄。越是滄海橫流，越能顯出英雄本色。因此，這又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一個充滿陽剛之氣、既有英雄氣概，又有浪漫情懷的時代。不知多少風流人物在這裡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知多少蓋世英雄在這裡大顯身手叱吒風雲，正所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列舉這些熟悉的姓名，那將是一個長長的名單。雄才大略的曹操，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英武瀟灑的周瑜，堅忍不拔的劉備，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英雄，也都是我們民族的英雄，因為他們都想把分裂變成統一，把亂世變成治世，求得社會的和諧、天下的太平。當然，他們也都無一例外地認為，這個歷史使命應該由他們自己，或者說由他們那個集團來承擔，決不肯拱手讓給他人。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有衝突，有摩擦，有戰爭，甚至你死我活殺氣騰騰，結果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說起來真是讓人感歎不已，悲喜交加！

　　這在當時，大約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而歷史，也只能在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前進。一方面，是戰爭只能用戰爭來結束；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結束戰爭，人民必須先飽受戰爭的苦難。因此，當我們讚美和欣賞那些亂世英雄的時候，不要忘記那時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逐鹿中原的結果是一家獨大，龍爭虎鬥的結果是天下一統。這就是西晉。西晉的情況其實更加不堪，這裡先不說它，且說三國。三國的一個特點是時間短。魏、蜀、吳三國的存在，不過半個世紀；加上「前三國」時期，也不過九十年。這樣短暫的時間，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真不過「彈指一揮間」。人們甚至來不及認真反思和細細品味，眼睛一眨，就已「老母雞變鴨」。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民間修史則難免見仁見智，或者偏聽偏信。因此，魏、蜀、吳三國剛一滅亡，史書就眾說紛紜，學者的見解也莫衷一是。比如諸葛亮的出山，就有「三顧茅廬」和「登門自薦」兩種說法；而赤壁那場大火，也有黃蓋詐降縱火和曹操燒船自退兩種記載。三國，是一段精彩紛呈又讓人眼花繚亂的歷史。

　　三國歷史的戲劇性使它成為文學藝術家垂青的對象。在民間，它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知道劉備的，肯定比知道劉秀的多；知道曹操的，也肯定超過知道王莽的。這不能不歸功於文學藝術作品，尤其是《三國演義》的影響。文學藝術作品的感染力是超過史學著作的，文學藝術作品又是需要想像和虛構的。充滿想像和虛構的文學藝術作品以史為據、為線索、為題材，虛虛實實，半真半假，便為這段原本就撲朔迷離的歷史平添了許多曖昧。

　　就說周瑜。

　　提起這位江東名將，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三氣周瑜」的故事，是「既生瑜，何生亮」，以及「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等等。可惜那是小說，不是歷史。歷史上的諸葛亮並不曾氣過周瑜。就算氣過，怕也氣不死。為什麼呢？因為周瑜的氣量是很大的。《三國志》對他的評價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性情開朗，氣度寬宏。同時代人對他的評價也很高。劉備說他「器量頗大」，蔣幹說他「雅量高致」。順便說一句，蔣幹這個人，也是被冤枉了的。他是到過周營，但那是赤壁之戰兩年以後，當然沒有上當受騙盜什麼書。蔣幹的臉上也沒有白鼻子，反倒是個帥哥。《江表傳》的說法，是「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看來是個才貌雙全的漂亮人物。

　　周瑜也一樣，也是一個漂亮之極的英雄。他的「帥」，在當時可謂家喻戶曉。《三國志》說他「長壯有姿貌」，還說「吳中皆呼為周郎」。郎，就是青年男子。呼人為「郎」，帶有讚美的意思。所以，「周郎」就是「周帥哥」。同時被呼為「孫郎」的孫策，則是「孫帥哥」。當然，一個人的「帥」，不僅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內在的氣質。周瑜恰恰是一個氣質高貴、氣度恢弘的人。他人品好，修養高，會打仗，懂藝術，尤其精通音樂。即便酒過三巡，醺醺然之中，也能聽出樂隊的演奏是否準確。如果不準，他就會回過頭去看，當時的說法是「曲有誤，周郎顧」。因此，我甚至懷疑他指揮軍隊也像指揮樂隊，能把戰爭變成藝術，把仗打得十分漂亮，就像藝術品一樣。

　　周瑜的仗打得確實漂亮。赤壁之戰中，他是孫劉聯軍的前線總指揮。蘇東坡的《赤壁懷古》說：「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羽扇，就是羽毛做的扇子。綸巾，就是青絲做的頭巾。羽扇綸巾在當時是儒雅的象徵。本來，貴族和官員是應該戴冠的。高高的冠，寬寬的衣，峨冠博帶，即所謂「漢官威儀」。但是到了東漢末年，不戴冠而戴巾，卻成為名士的時髦。如果身為將帥而羽扇綸巾，那就是儒將風采了。於是我們就不難想像出當時的場景：曹操的軍隊列陣於長江，戰艦相連，軍旗獵獵，江東之人，魂飛魄散，膽戰心驚。然而周瑜卻安之若素，從容不迫。他閒戴綸巾，輕搖羽扇，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終於克敵制勝，以少勝多。這真是何等地驚心動魄！這個時候的周瑜，真可謂少年英雄，意氣風發，光彩照人！

　　當然，戰爭不是藝術，不可能那麼瀟灑，那麼儒雅，那麼風流倜儻，更不可能談笑風生之間，不可一世的「強虜」就「灰飛煙滅」了。這個時候的周瑜，迎娶小喬已經十年，也並非「小喬初嫁了」。蘇東坡那麼說，無非是要著力刻畫周瑜的英雄形象罷了。文學作品是不能當作歷史來看的，但要說歷史上的周瑜英武儒雅，卻大體不差。周瑜二十四歲就被孫策任命為「建威中郎將」，馳騁疆場，建功立業。也就在這一年，孫策和周瑜分別迎娶喬公之女大喬和小喬為妻，這就是蘇東坡所謂「小喬初嫁了」。可見周瑜這個人，是官場、戰場、情場，場場得意。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難道還有比這更讓人羨慕的嗎？這樣一個春風得意的人，怎麼還會嫉妒別人，又怎麼會因為嫉妒別人而被氣死呢？我們嫉妒他還差不多。沒錯，周瑜和劉備集團是有過明爭暗鬥，也曾經建議孫權軟禁劉備、分化關張，這事我們以後還會說到。但那是其集團政治利益所使然，與心胸和氣量無關。而且，周瑜忌憚的是劉、關、張，不是諸葛亮。老實說，那時周瑜還真沒把諸葛亮當作頭號勁敵，怎麼會去暗算他？反倒是原本為人正派的諸葛亮，卻因為編造出來的「三氣周瑜」，被寫成了「奸刁險詐的小人」（胡適先生語）！

　　於是我們發現，歷史距離我們，有時候竟是那樣的遙遠。

　　實際上，許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有三種面目，三種形象。一種是正史上記載的面目，我們稱之為「歷史形象」，就是史學家主張的樣子。這裡需要說明一下，就是「歷史形象」不等於「歷史真相」。歷史有沒有「真相」？有。能不能弄清楚？難。至少，弄清楚三國的歷史真相，很難。因為我們已經找不到當時的原始檔案，也不能起古人於地下，親口問一問。就算能問，他們也未必肯說實話。這就只能依靠歷史上的記載，而且主要是「正史」。但即便是「正史」，也有靠不住的地方，靠不住的時候。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就多次提到《三國志》、《後漢書》等等記載未必可靠。何況劉備的那個蜀漢，還沒有官修史書。《三國志》中的有關記載，竟是「耳聞目見」加「道聽塗說」。這樣一來，我們又只能寄希望於歷史學家的考證。然而歷史學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漢政權「國不置史，註記無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是污蔑不實之詞，謂之「厚誣諸葛」。這可真是越來越說不清。因此，我們只能把「歷史形象」定位為史書上記載的，或者歷史學家主張的形象。此外還得說清楚，即便「歷史形象」形象，也並非只有一種，也是有爭議的。

　　第二種是文藝作品包括小說和戲劇中的面目，我們稱之為「文學形象」。這是文學家藝術家主張的樣子，比如《三國演義》和各種「三國戲」。還有一種是老百姓主張的樣子，是一般民眾心中的面目，我們稱之為「民間形象」，比如各種民間傳說和民間習俗、民間信仰，也包括我們每個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心目中，也都有一個歷史人物形象的。因此，一部歷史劇拍出來，總會有觀眾議論「像不像」的問題。其實，這些歷史人物，誰都沒有見過，卻可以議論「像不像」，可見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本「賬」。

　　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的形成，也有一個歷史過程。大體上是越到後代，就越離譜，主觀臆想和個人好惡的成分就越多。當然，有了科學的歷史觀以後，又另當別論。但我們前面說過，文學藝術作品的感染力是超過史學著作的。街頭巷尾的口口相傳，其力量同樣不可小看。民間人士不是歷史學家，不需要「治學嚴謹」，也不必對誰負責，自然「想唱就唱」。這原本也沒什麼。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樣，一種形象，如果說的人多了，就有可能從「假象」變成「真相」。

　　就說諸葛亮。

　　諸葛亮這個人，至少從晉代開始，就是許多人追捧的對象，可謂魅力四射，「番士」如雲。當時有一位郭沖先生，大約是諸葛亮的死忠「番士」，感覺大家對諸葛亮的崇拜還不夠，於是「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其中第三件事就是空城計。這五件事，都被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註的時候駁回。駁空城計的證據是：諸葛亮屯兵陽平的時候，司馬懿官居荊州都督，駐節宛城，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在陽平戰場，哪來的什麼空城計？

　　不過這個故事實在太好聽了，於是《三國演義》便大講特講，三國戲也大演特演，所謂「失空斬」（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歷來就是久演不衰的折子戲。但這個故事不是事實，也不合邏輯。第一，司馬懿不敢進攻，無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麼，派一隊偵察兵進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馬懿「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距離應該不算太遠，那麼，派一個神箭手把諸葛亮射下城樓，來一個「擒賊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沖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二十萬人，諸葛亮只有一萬人；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十五萬人，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總之是敵眾我寡。那麼，圍他三天，圍而不打，行不行？何至於掉頭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註時，就斷定郭沖所言不實。裴松之說：「就如沖言，宣帝（司馬懿）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所以，空城計是靠不住的。其他如火燒新野、草船借箭，也都是無中生有。火燒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劉備所放（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沒聽說有諸葛亮什麼事。火燒赤壁也是有的，但那是周瑜部將黃蓋的主意和功勞，也沒諸葛亮什麼事。借東風就更可笑。諸葛亮「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登壇祭風，簡直就是裝神弄鬼，所以魯迅先生說《三國演義》「狀諸葛多智而近妖」。這裡說的「妖」，不是妖精或妖怪，是「妖人」，即巫師或神漢一類。

　　諸葛亮當然不是「妖人」。不但不是「妖人」，還是「帥哥」。陳壽的《上〈諸葛亮集〉表》說他「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漢代的八尺，相當於現在的五尺五寸，也就是一米八四。諸葛亮出山的時候，年齡則是二十六歲。二十六歲的年齡，一米八四的個子，而且「容貌甚偉」，大家可以想想是什麼形象。至少，不可能是一身道袍，一臉長鬚的。羽扇綸巾大概是事實，因為那是當時的時尚，也就不是諸葛亮的專利。所謂「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說的是周瑜，不是諸葛亮。就算有「借東風」這事，也該是周瑜去「借」（民間傳說便有說周瑜借東風的），要不然杜牧怎麼說「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其實諸葛亮在赤壁之戰期間的主要功績，是促成了孫劉的聯盟；他對劉備集團的主要貢獻，則是確立了聯吳抗曹、三分天下的政治策略，並身體力行。實際上諸葛亮是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傑出的軍事家。他的軍事成就是有爭議的，他的軍事才能也至少不像後世傳說的那麼玄乎。歷史學家繆鉞先生就曾在《三國志選註》的「前言」中指出：「諸葛亮征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誇大溢美之處，譬如對於孟獲的七擒七縱，是不合情理的，所謂『南人不復反』，也是不合事實的。」諸葛亮也不像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說的那樣迭出險招。愛出險招的是郭嘉。而諸葛亮的特點，無論是史家的評論，還是他的自我評論，都是「謹慎」。陳壽說他「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評價。也就是說，諸葛亮是蕭何，不是張良和韓信。

　　但是，到了《三國演義》裡面，諸葛亮就集蕭何、張良和韓信於一身，不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且神機妙算未卜先知。任何人，只要按照他的「錦囊妙計」行事，就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劉備集團的大將如關羽、張飛、趙雲輩，有如他手中的提線木偶，理解也執行，不理解也執行。

　　其實，「錦囊妙計」的故事是有的，但發生在曹操身上。這事記載在《三國志．張遼傳》裡，時間則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我們以後再說。「空城計」的故事大約也是有的，曹操、文聘、趙雲可能都使過。不過這事有爭議，我們也只好以後再說。但是，即便沒有爭議，大家也不會講，因為民間不喜歡曹操。

　　民間對於三國，也是很關注的，其熱情決不亞於史學家。我們知道，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中，《紅樓夢》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最高，有「閒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說法。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也就是說，老百姓喜歡的還是《三國》和《水滸》。事實上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不是《紅樓》，而是《三國》和《水滸》。比如屠宰業奉張飛為祖師爺，編織業奉劉備為祖師爺，強盜奉宋江為祖師爺，小偷奉時遷為祖師爺，沒聽說過哪個行業奉《紅樓夢》人物比如賈寶玉、王熙鳳為祖師爺的。所以，三國人物的民間形象，也很值得研究。

　　就說關羽。

　　關羽確實有令人崇敬之處，那就是特重情義。他被曹操俘虜後，曹操對他「禮之甚厚」，關羽自己也說「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他仍然不肯背叛劉備，最後的選擇是「立效以報曹公乃去」。結果曹操對他更為敬重（曹公義之），竟然任其重返敵營（奔先主於袁軍）。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關羽固然是義薄雲天，曹操也堪稱俠肝義膽，至少是尊重俠肝義膽的。可惜人們都只記住了關羽的「情」，忘記了曹操的「義」，這不公平。

　　民間崇拜關羽雖然有道理，但有些信仰和習俗也很奇怪。比方說剃頭匠奉關羽為祖師爺，就匪夷所思。關羽並沒有當過剃頭匠呀！再說東漢時也不剃頭。想來想去，也就是他們手上都有一把刀。不過關老爺手上的刀是殺頭的，不是剃頭的。清代有一剃頭舖門前掛一對聯云：「問天下頭顱幾許，看老夫手段如何」，倒很像關羽的口氣。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把關羽當作財神。關羽是身經百戰的將軍，當戰神還有道理，怎麼會是財神呢？這當然也有原因，我們也以後再說。不過，我看總有一天，關羽會變成愛神，被供奉到婚姻介紹所去，因為他對愛情的追求是很執著的。據《三國志．關羽傳》裴松之註引《蜀記》和《華陽國志》，關羽曾經愛上了一個女人，一再向曹操表示要娶其為妻。這話說多了以後，曹操便「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一看，果然國色天香，結果「因自留之」，害得關羽很是鬱悶（羽心不自安）。此事如果屬實，曹操就太不地道了。

　　現在我們知道，三國這段歷史，其實有三種形象：歷史形象、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看？

　　首先還是要弄清楚「歷史形象」。這就要讀正史，比如《三國志》。《三國志》的作者是陳壽。陳壽是四川南充人，他在西晉統一後五年（公元二八五年）就完成了《三國志》，時間隔得不久，治學態度又嚴謹，比較靠得住。不過，正因為陳壽治學態度嚴謹，許多當時的材料都棄而不用，《三國志》就比較簡略。於是又有裴松之的註。裴松之是山西聞喜縣人，生活在南朝劉宋時代。他作註的時候，距離陳壽完成《三國志》大約一百三十年。裴註的特點，是補充了大量材料，包括陳壽捨棄的和沒見到的，並加以辨析。無法考證和辨析的就存而不論。可見裴松之的治學態度也是很嚴謹的，所以裴註也比較靠得住。所謂「正說」，依據就是這兩個：陳壽的「志」，裴松之的「註」。其他的史書，當然也可以參考，但如果發生衝突，那就還是「先入為主」，以「壽志裴註」為據的好。

　　不過，「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也並非就沒有意義或沒有道理。事實上，很多人是把三國尤其是《三國演義》當教科書來看的。正如孫犁先生所說：「謀士以其為智囊，將帥視之為戰策」，清代統治者還把《三國演義》作為「內部文件」發給親貴。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也談到好幾起後人學「空城計」的事實，甚至認為「空城計」是「不欺售欺」的典型範例。錢先生說：「夫無兵備而坦然示人以不設兵備，是不欺也；示人實況以使人不信其為實況，是欺也」。毛宗崗父子的批語（簡稱毛批）也很有道理：「惟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惟小心人能做大膽事。……孔明若非小心於平日，必不敢大膽於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於一時，正為信其小心於平日耳」。不過魏禧的說法更有意思：「若遇今日山賊，直入城門，捉將孔明去矣」。可見即便是民間形象和文學形象，甚至即便是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無中生有，也能給人教益。因為一種形象能夠形成、流傳，自然有它的道理。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這些道理講出來。

　　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要「還原」，就是告訴大家歷史的本來面目是怎麼樣的；二是要「比較」，就是看看這三種形象究竟有什麼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歷史形象為什麼會變成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我們希望通過這三項工作，來為大家品讀三國。

　　這當然並不容易。

　　其實，正如歷史有三種形象，歷史也有三種讀法。一種是站在古人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謂「歷史意見」；一種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謂「時代意見」；還有一種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個人意見」。任何人講歷史，都不可能不涉及到這三種意見。畢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再輝煌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任人評說。張升的詞說：「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其實「盡入漁樵閒話」的，又豈止是「六朝興廢事」？那是可以包括一切歷史的。正所謂「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在下面的章節，我們將笑談三分，品讀三國。那麼，從何說起呢？我想，還是從那個歷史形象、文學形象、民間形象最複雜，分歧最多，爭論最大的人說起，就讓它引領我們走進那段原本就很複雜而又波瀾壯闊的歷史吧！

【第一篇　魏武揮鞭】

第一回　真假曹操

講三國，先得講曹操。
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將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這一段，稱之為東漢三國史上的「分裂時期」。講「三國」，其實就是講這段歷史；而首當其衝的人物，則是魏的實際開創者曹操。曹操是一個千百年來褒貶不一、終難蓋棺定論的人物。對他的說法評論之多，意見分歧之大，世所罕見，其民間形象則更是不堪。那麼，作為一個人，歷史上真實的曹操究竟是怎樣的呢？

　　曹操在歷史上的形象不算太好，客氣的說法是「奸雄」，不客氣的就是「奸臣」，甚至「奸賊」。但魯迅先生說他是英雄。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這就有了三種評論，也有了三個形象：英雄、奸雄、奸賊。那麼，哪一種評價最準確？

　　這就要弄清楚歷史上真實的曹操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這並不容易。魯迅先生說，讀《三國演義》，看三國戲，「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靠得住的，當然還是史書。但先生又說：「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曹魏，恰恰就是年代很短的，所以曹操「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

　　壞話說多了，就成了成見。成見一代一代傳下去，就積重難返。具體到曹操，事情更麻煩。因為影響極大的兩部書──《資治通鑑》和《三國演義》，對曹某人都不那麼友好。《三國演義》就不說了，那是把曹操看作「國賊」的。《資治通鑑》在編撰過程中，也刪掉了不少對曹操有利的史料。這其實也是一種「時代意見」。宋人大約多半是不喜歡曹操的。蘇東坡《志林》說，當時市井說書，聽眾「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這是北宋。南宋就幾乎公認曹操是「賊」。此後元明清，曹操背的基本上是罵名。說好話的也有，不多。到十八世紀中，乾隆一錘定音，曹操被定為「篡逆」，再也翻不過身來。

　　其實早在晉代，對曹操的評價就開始出現分歧。王沈《魏書》和司馬彪《續漢書》是比較肯定曹操的，甚至曲筆回護；孫盛《異同雜語》和吳人《曹瞞傳》就不太客氣，對曹操的酷虐奸詐多有披露。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更是首創「篡逆」之說。由此而至南北朝和隋唐，史學家都是褒貶不一，張作耀先生的《曹操評傳》一書有很詳盡的描述。可見對於曹操，不但「時代意見」不同，「歷史意見」就有很大分歧。再加上每個人的「個人意見」，曹操的「真面目」就更難弄清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他挨罵。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曹操遭人罵，自然有他的原因。什麼原因？也很多。但說得最多的，是「奸」。比方說，篡漢，在古人看來就是奸。狡詐，在古人看來也是奸。不過，最讓一般民眾痛恨的，還是曹操說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句話。一個人，寧肯自己對不起普天下人的人，也不能讓天下的人對不起自己，這個人就太壞了。所以，我們必須弄清楚這個案子，看看是不是事實。

　　這事《三國志》沒有記載，只見於裴松之註所引《魏書》、《世語》和孫盛《雜記》。事情大概是這樣的。董卓入京後，表曹操為驍騎校尉。曹操拒絕董卓的任命，逃出洛陽，抄小路回家鄉。路過朋友呂伯奢家時，把他們一家都殺了。為什麼要殺呢？三書的說法不一。《魏書》的說法是：「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的說法是：「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的說法是：「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看來，曹操殺了呂伯奢一家，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是殺人動機。按照《魏書》的說法，是正當防衛，或者防衛過當。按照《世語》和孫盛《雜記》的說法，則是因疑心太重而誤殺。《魏書》是比較維護曹操的，我們姑且不論，就看後兩種說法。

　　後兩種說法中，孫盛《雜記》的說法又更具體。一是曹操聽見了些聲音（聞其食器聲），二是曹操殺人以後說了一句話：「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所謂「食器聲」，應該不是洗鍋碗的聲音，是磨刀子的聲音。曹操這才疑心，才殺人。殺了以後，才發現人家是準備殺豬宰羊款待自己，誤殺了好人，這才會「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悽愴，就是淒慘、悲傷。也就是說，曹操發現自己誤殺無辜以後，心裡也是很淒慘、很悲傷的，只好自我安慰，自我排解，很勉強地為自己的錯誤行為做一個辯護。當然，這種辯護並不能洗刷他的罪過。但能夠「悽愴」，總算還沒有「喪盡天良」。

　　然而《三國演義》的改動就大了。「悽愴」的心情沒有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也變成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又有什麼區別呢？前一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寧肯我對不起別人，不能別人對不起我。這裡說的「人」（別人），是特指的，就是呂伯奢一家，是「個別人」。後一句話說的，則是普天之下的人，是「所有人」。這個範圍就大不一樣。雖然都是惡，但惡的程度不同，分量不一。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曹操當時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個話，只是就事論事。意思是雖然我錯殺了人家，對不起人家，但現在也沒有辦法。我現在走投無路，也只好是寧肯我對不起人家，不要讓人家對不起我了。應該說，他還保留了一部分善心在裡面。但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就變成一貫如此，變成理直氣壯了。那就是一個大大的奸賊。所以，僅憑此案就說曹操奸險歹毒，是有疑問的。

　　不過即便如此，毛批仍說：「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猶不失為心口如一之小人」。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換了別人，一定反過來，說寧肯天下人都對不起我，不可以我對不起天下人。但是實際上怎麼樣呢？實際上都是像曹操那樣做的（試問天下誰不有此心者），然而「誰復能開此口」呢？大家都裝作正人君子，只有曹操一個人坦率地說出了這話。至少，曹操敢把奸詐的話公開地說出來。他是「真小人」，不是「偽君子」。所以毛批說，這是曹操超過其他人的地方，因為這個世界上偽君子實在太多。毛宗崗父子是不喜歡曹操的。他們都說這是曹操的過人之處，那就應該是過人之處了。

　　實際上，狡詐中有真誠，或者有時狡詐有時真誠，正是曹操的特點之一。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曹瞞傳》，公元二○○年，曹操和袁紹決戰於官渡，許攸從袁紹營中來投奔他。剛一坐下，許攸開口便問：請問貴軍還有多少糧食？曹操猝不及防，隨口答道：起碼還能持一年。許攸毫不客氣地說：不對！重講！曹操又改口說：還可以持半年。許攸冷笑一聲：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敗袁紹？怎麼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講實話？曹操是聰明人，他知道許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報，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瞞是瞞不過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講真話，就難以取得許攸的信任和幫助，於是笑笑說：剛才不過是開個玩笑罷了！實打實地說，頂多只夠一個月了。許攸見曹操實話實說，便將自己對戰局的分析和解決的方法和盤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紹再也翻不過身來。

　　曹操如此奸詐，有沒有真實的一面？有。公元二二○年，征戰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這時他已六十六歲，按照「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他也算活夠了歲數。曹操是個豁達的人，對於生死一類的事看得很開，對自己的功過得失似乎也無所縈懷。他留下了一份寫得斷斷續續的《遺令》（載《全三國文》卷三《魏武帝》），算是最後一個交代。然而，這個天才的傑出的政治家，卻出人意外地不談政治。對自己一生的功過得失也只說了一句話：我在軍中執法，總的來說是對的（吾在軍中執法是也）。至於發的小脾氣，犯的大錯誤，不值得效法。餘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瑣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藝伎們平時都很勤勞辛苦，我死了以後讓他們住銅雀台，不要虧待他們（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台，善待之）。餘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來祭祀，免得浪費。各房的女人閒著也是閒著，可以學著編絲帶草鞋賣，等等，等等，頗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媽媽。

　　這就很讓後世的一些人看不起。陸機是晉人，說得還算委婉。他在《吊魏武帝文》裡文縐縐地說：「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年之微詳」。蘇東坡就不那麼客氣了。他說不管什麼人，只有：「臨難不懼，談笑就死」，才稱得上是英雄。像曹操這樣，臨死之前，哭哭啼啼，「留連妾婦，分香賣履」，算什麼？因此他撇了撇嘴說：「平生奸偽，死見其性」（《孔北海贊》）。意思也很明顯：別看曹操平時人模狗樣的，裝得一副英雄豪傑氣派，地地道道的一個奸雄，死到臨頭，還是露了馬腳。

　　蘇東坡是我喜歡的一位文學家，但對他老先生這番高論，卻實在不敢苟同。曹操是病死的，不是拉到刑場上砍頭，你要他如何「臨難不懼」？曹操並沒有呼天搶地哭哭鬧鬧地不肯去死，又怎麼不英雄？老話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曹操雖非就義，但死得還算從容。能絮絮叨叨地安排這些後事，就是從容的表現。不錯，和許多英雄人物臨死前的慷慨陳詞、豪言壯語相比，曹操這份《遺令》一點也不英雄，完全上不了檯面，和普通老百姓沒什麼兩樣。但我以為這正是真實的曹操。他本來就是一個人，不是神。他本來就是一個普通人，不是（也不想做）什麼超凡脫俗的「聖人」。而且，以他的身分地位，居然敢於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開暴露出來，並不遮遮掩掩，裝腔作勢，正是曹操的過人之處和英雄本色：我就是一個俗人，你們又能怎麼著？我就是想什麼就說什麼，愛怎麼做就怎麼做，你們又能怎麼樣？因此我以為，曹操這份《遺令》，實在比那些充滿了政治口號、寫滿了官腔套話的「遺囑」，要真實得多，也可愛得多。反倒是了不起的蘇東坡，多少露出了點庸人的尾巴。

　　當然蘇東坡說得也對：「平生奸偽，死見真性」。只不過我們和蘇先生對那「真性」的理解不同，評價也不同。在我看來，那就是「人性」。曹操不是殺人機器或政治符號，他是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如果說，平時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他不得不把內心世界遮避起來（即所謂「平生奸偽」），那麼，臨死之前，就沒什麼顧忌了（即所謂「死見真性」）。「鳥之將死也，其鳴也哀；人之將死也，其言也善。」曹操臨終前的「善言」，流露出的是他對生活的眷戀和對親人的感情。

　　曹操確實是兒女情長的人。曹操南征北戰，戎馬一生，享受天倫的時間不多，因此對家人的感情特別珍惜。據《三國志．后妃傳》裴松之註引《魏略》，曹操在臨終前還說過這樣的話。他說：我一生所作所為，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也不覺得對不起誰，唯獨不知到了九泉之下，如果子修向我要媽媽，我該怎麼回答。子修就是曹昂，是曹操的長子。曹昂的生母劉夫人早逝，便由沒有生育的正室丁夫人撫育，丁夫人也視為己出。後來曹昂陣亡，丁夫人哭得死去活來，又常常哭著罵著數落曹操：把我兒子殺了，你也不管。曹操一煩，便把她打發回了娘家，因此去世前有這樣的說法。

　　其實曹操還是做過努力的。他親自到丁夫人娘家去接她，丁夫人卻坐在織布機前織她的布，動都不動，理都不理。曹操便撫著她的背，很溫柔地說：我們一起坐車回家去，好不好呀？丁夫人不理他。曹操走到門外，又回過頭來問：跟我回去，行不行呀？丁夫人還是不理他。曹操沒有辦法，只好和她分手。以曹操脾氣之暴躁，為人之凶狠，做到這一步已很不簡單。何況曹操還讓丁夫人改嫁，不讓她守活寡，只是丁夫人不肯，她父母也不敢。當然不敢的。就是敢嫁，也沒人敢娶。

　　但曹操也會翻臉不認人。比如許攸就有點自己找死。他既恃舊，又恃功，一直對曹操不那麼恭敬客氣，常常當眾和曹操開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說：阿瞞呀，沒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曹操表面上笑著說：是呀是呀，你說得對呀，心裡卻恨得咬牙切齒。後來曹操攻下鄴城，許攸又指著鄴城城門對曹操身邊的人說：這傢伙要不是有了我，就進不了這個門啦！曹操便再也不能容忍。當年在官渡，曹操危在旦夕，對許攸的放肆只好忍了又忍，這會兒可就沒有這個必要了。於是曹操便毫不猶豫地要了他的性命。

　　前面講的這兩個故事，都不見於《三國志》，而見於裴松之的註。前一個故事被裴松之註在《后妃傳》，後一個故事則註在《崔琰傳》。但其所引，卻同出一書，那就是魏國人魚豢所撰《魏略》。可見，即便在同一本書裡，曹操也有兩種形象。

　　其實還有更不可思議的事。

　　許攸是曹操的恩人，卻被殺了，而一些「惡毒攻擊」他的人卻又被放了。官渡之戰時，陳琳在袁紹手下當差，為袁紹起草檄文，對曹操破口大罵，罵得狗血噴頭。這篇檄文已被裴松之註在《袁紹傳》，大家不妨去看看，的確很是不堪。後來袁紹戰敗，陳琳被俘，曹操也只是說：罵人罵我一個就行了，怎麼罵我祖宗三代呢？陳琳謝罪說，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曹操也就算了，仍任命他為司空軍謀祭酒。這事記載在《三國志．陳琳傳》正文，不是野史，應該可信。

　　還有背叛他的人，也放了。魏種，原本是曹操最信任的人。張邈反叛時，許多人倒戈跟隨了張邈，曹操卻十分自信地說：只有魏種是不會背叛我的。誰知魏種也跟著張邈跑了，氣得曹操咬牙切齒：好你個魏種！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饒不得你！但當魏種果然被俘時，曹操卻歎了一口氣說：魏種是個人才啊！又任命他去當河內太守。畢諶的母親、弟弟、妻子、兒女被張邈扣押，曹操便對他說：令堂大人在張邈那裡，你還是到他那裡去吧！畢諶跪下磕頭，說自己沒有異心，感動得曹操流下眼淚。誰知畢諶一轉身連招呼都沒打一個，就背叛曹操投奔了張邈。後來，畢諶被俘，大家都認為他這回必死無疑。誰知曹操卻說：盡孝的人能不盡忠嗎？這正是我的到處要找的人啊！不僅不治畢諶的罪，還讓他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去做了魯國相。這兩件事，都記載在《三國志．武帝紀》正文，也應該可信。

　　甚至對於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當年的情誼。陳宮和曹操有過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曹操出任兗州牧，就是陳宮的功勞。後來陳宮死心塌地地幫呂布打曹操，被俘以後，也死不肯投降。曹操便叫著他的字說：公台，你死了不要緊，你的老母親可怎麼辦呀！陳宮長歎一聲說：陳某聽說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曹操又問：你的老婆孩子又怎麼辦呢？陳宮又說：我聽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後，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由明公看著辦了。說完，頭也不回，昂首就刑。曹操流著眼淚，為他送行。陳宮死後，曹操贍養了他的老母，還為他女兒出了聘，對他們家比當初是朋友時還要好。《三國志》裡面，沒有陳宮的傳，這是記載在《呂布傳》裡的。裴松之註引《典略》，則說得更詳細。

　　看來，曹操是寬宏大量的。

　　但是，這個寬宏大量的人卻又心胸狹窄，斤斤計較，而且有仇必報，不擇手段。沒有什麼他不敢殺的人，也沒有什麼他殺不了的人。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曹瞞傳》，當年在兗州時，他就殺了鼎鼎大名的邊讓。邊讓，陳留人，博學有辯才，所著《章華台賦》傳頌一時，大將軍何進曾特予徵召，蔡邕、孔融、王朗等名士也都極為推崇，他本人也做過九江太守，後來辭官在家。邊讓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大看得起曹操這個宦官養子的兒子，可能說了些侮辱不恭的話，自以為曹操不敢把他這個大名人怎麼樣。誰知此時的曹操還不是宰相，肚子裡還撐不了船，便悍然地把他殺了，而且還殺了他一家。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邊讓被殺後，兩人逃到交州，家人卻落入虎口。後來桓邵自首，跪在曹操面前求饒，曹操卻惡狠狠地說：下跪就可以免死嗎？當然不能。結果桓邵也被推出去斬首。

　　曹操幹的這件事，影響極壞，當時就引發了一場叛亂，事後也一直被人們議論。前面提到的陳宮，也是因為邊讓之死而離開曹操投奔了呂布。有了這次教訓，加上官也大了，野心也大了，慢慢學得「將軍額上跑馬，宰相肚裡撐船」，報復起來，也就不那麼直截了當。但報復還是要報復，嫉妒還是要嫉妒的。即便是老朋友，也不例外。比如婁圭，字子伯，少有猛志，智勇雙全，追隨曹操，立功極多，曹操常常自歎不如（子伯計之，孤不及也），卻還是殺了他。他和許攸的死，還有孔融的死，都記載在《三國志．崔琰傳》裴松之的註裡面，讀者可以去查看。

　　這就是曹操了。他可能是歷史上性格最複雜、形象最多樣的人。他聰明透頂，又愚不可及；奸詐狡猾，又坦率真誠；豁達大度，又疑神疑鬼；寬宏大量，又心胸狹窄。可以說是大家風範，小人嘴臉；英雄氣派，兒女情懷；閻王脾氣，菩薩心腸。看來，曹操好像有幾張臉，但又都長在他身上，一點都不矛盾，這真是一個奇蹟。

　　實際上，曹操是真實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詐、狡猾、殘忍、暴虐，都表現得從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誠而坦然。這實在是一種「大氣」。「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從這個角度看，曹操是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過，這個大英雄又是很奸詐的，因此也可以叫做「奸雄」，即「奸詐的英雄」。事實上，歷史上對曹操的評價（英雄、奸雄、奸賊），總離不開「奸」和「雄」兩個字。有強調奸的，有強調雄的，也有認為他既奸又雄的。所以我認為曹操是「奸雄」，不過前面要加上「可愛的」三個字。

　　那麼，曹操是「可愛的奸雄」嗎？

第二回　奸雄之謎

作為歷史上性格最複雜、形象最多樣的人，曹操是真實的，也是本色的。這種本色使他成為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過，這個大英雄又同時被看作大奸雄。我們在上一回提出的說法則是「可愛的奸雄」。那麼，曹操是「奸雄」嗎？作為「奸雄」，他「可愛」嗎？

　　這一回，我們先說「奸雄」，再說「可愛」。

　　所謂「奸雄」，就是「奸而雄者」。像嚴嵩那樣，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奸而不雄，就只能叫「奸賊」；像董卓那樣，橫行霸道，蠻不講理，雄而不奸，就只能叫「梟雄」。梟雄這個詞，也有多種解釋。梟，本義是貓頭鷹，引伸為首領、魁首、雄長，比如鹽梟、毒梟；也引伸為驍勇、豪雄、桀驁不馴，比如梟騎、梟將。所以，《現代漢語詞典》對「梟雄」的解釋，就是「強橫而有野心的人物；智勇傑出的人物；魁首」。魯肅說「劉備天下梟雄」（《三國志．魯肅傳》），黃權說「劉備有梟名」（《後漢書．劉焉傳》），便都是看出劉備乃「智勇傑出的人物」，驍勇、豪雄、桀驁不馴；而我們把董卓看作梟雄，則指他「強橫而有野心」。梟雄是「強橫而有野心」，則奸賊就是「奸猾而有賊心」，奸雄就是「奸猾而有雄心」。奸雄者，奸詐而又豪雄也。那麼，曹操是這樣的人物嗎？

　　是。

　　曹操從小就奸猾。他這個人，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時候的表現也不好。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瞞，又名吉利，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陳壽的《三國志》說他是西漢相國曹參之後，這是胡扯。因為曹操原本不該姓曹，姓曹是因為他的父親曹嵩為曹騰所收養。曹嵩和曹騰並無血緣關係，即便考證出曹騰是曹參之後，與曹操又有什麼相干？事實上曹嵩的親生父母究竟是誰，在當時就是一個謎，連陳壽也只能說「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操自己，也諱莫如深。他作《家傳》，自稱「曹叔振鐸之後」，把家世追溯到周文王那裡，更是胡扯。然而東漢末年，社會上和官場裡十分看重出身門第。曹操雖然憎惡這種風氣，但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也不能不老鼠爬秤桿──自己抬自己。

　　實際上曹操出生成長於一個宦官家庭。他的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而曹騰則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大宦官，封費亭侯，任大長秋。大長秋是宦官中的大官，秩二千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省級幹部」。曹騰的為人，在宦官中算是相當不錯，和士人的關係也比較好。他做過一些不光彩的事，也做過許多好事、大事，所以《後漢書》中有傳。但不管怎麼說，曹操總歸是宦官養子之子。這在當時，就要算作出身不好。但家境應該是好的，至少不缺錢花。曹操的父親曹嵩後來官居太尉（名義上的全國最高軍事長官），就是出錢一億買來的。曹家既然這麼有錢，曹操小時候就完全有可能過著紈褲子弟的生活。

　　曹操受的家教可能也不怎麼樣。曹嵩對他這個兒子的教育，大約是很少過問的。曹操自己的詩說：「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所謂「三徙」，是說孟子的母親為了保證兒子有一個好的環境，不受壞的影響，竟三次搬家。所謂「過庭」，則是說孔子的兒子兩次從庭院走過，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學詩，一次叫他學禮。這樣的事情，在曹操家裡都沒有發生過。看來，曹操小時候，父親母親都不怎麼管教他。

　　父母不管教，家境又不錯，曹操便成為一個「問題少年」。《三國志》裴松之註引《曹瞞傳》說，曹操年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他叔叔實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應該好好管教一下他這個兒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個鬼點子，來對付他那多管閒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遠遠地見叔叔來了，立即作口歪嘴斜狀。叔問其故，則答以突然中風。叔叔當即又去報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來一看，什麼事都沒有。曹操趁機說，我哪裡會中什麼風！只因為叔叔不喜歡我，才講我的壞話。有這麼一個「狼來了」的故事墊底，自然以後叔叔再說曹操什麼，曹嵩都不信了，曹操也就更加胡作非為。

　　曹操的哥們袁紹、張邈等人，大約也是同類角色。他們常常聚在一起胡鬧，事情做得十分出格。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說，有一次，一家人家結婚，曹操和袁紹去看熱鬧，居然動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倆先是躲在人家的園子裡，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聲大叫：有賊！參加婚禮的人紛紛從屋裡跑出來，曹操則趁鑽進洞房搶走了新娘。匆忙間路沒走好，袁紹掉進帶刺的灌木叢，動彈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一聲：賊在這裡！袁紹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來。

　　顯然，青少年時代的曹操，是一個典型的公子哥兒，遊手好閒，不務正業，鬼點子和壞主意層出不窮。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曹操是一個調皮搗蛋、不守規矩的人，也是一個奸詐狡猾、詭計多端的人。所以《三國志》說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因此許多人沒把他放在眼裡（世人未之奇也），甚至鄙視他（薄其為人）。比如南陽名士宗世林，就自稱有「松柏之志」，堅決不和他交往（見《世說新語．方正》）。

　　然而有一個人卻十分看好曹操，他就是當時的太尉橋玄。橋玄認為曹操是難得的人才，將來平定天下，非操莫屬，因此竟以妻子相託。橋玄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這話是記載在《三國志》正文的，應該靠得住，也有道理，因為曹操並非一般的流氓地痞或紈褲子弟。孫盛的《異同雜語》說他「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有一次行刺宦官張讓時，竟能舞著手戟全身而退。這說明曹操是一個胸懷大志、雄心勃勃的人。既雄心勃勃，又奸詐狡猾，十分符合「奸雄」的定義。

　　那麼，曹操自己怎麼看？

　　曹操自己好像也很認同「奸雄」這個評價。這個評價是許劭給出的，而結交許劭則是橋玄的建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今河南省平輿）人，是當時最有名的鑑賞家和評論家。他常在每個月的初一，發表對當時人物的品評，叫「月旦評」，又叫「汝南月旦評」。無論是誰，一經品題，身價百倍，從此進入上層社會。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許劭的好評。但不知是曹操太不好評，還是天機不可洩漏，無論曹操怎樣請求，許劭都不肯發話。最後，許劭被曹操逼得沒辦法，才冒出這麼一句：你這個人呀，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這個材料《三國志》裡面沒有，只見於裴松之註所引孫盛《異同雜語》。其實此事《後漢書》和《世說新語》也都有記載，但版本不同。《後漢書》的說法是「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世說新語》的說法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而且說是橋玄說的。這兩種說法意思相近，和孫盛《異同雜語》的說法則相反，那麼哪一個可靠？張作耀先生《曹操評傳》認為《後漢書》所說是實，孫盛《異同雜語》的說法則是「竄改」。張先生當然有張先生的道理，但問題是：《異同雜語》的作者孫盛是晉人，《後漢書》的作者范曄是南朝宋人，卻不知先成書的《異同雜語》如何「竄改」後成書的《後漢書》？另外，裴松之和范曄是同時代人。裴松之的《〈三國志〉註》完成於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四二九年），范曄的《後漢書》開始於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四二四年），也差不多同時。裴松之不採用范曄聽到的說法，卻採用孫盛《異同雜語》的說法，這筆墨官司真不知該怎麼打。

　　實際上，孫盛《異同雜語》也好，《後漢書》和《世說新語》也好，很可能都是道聽塗說。不要以為史書上的話都可靠，有時就連見於正史的記載也都靠不住。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在引用包括《三國志》在內的諸多史書時，往往會在後面跟一句：「這話怕靠不住」，「怕也未必確實的」，或者「這話亦係事後附會之辭」。比如《三國志》和《後漢書》都說曹操攻打陶謙是為了報父仇，呂先生就說：「這句話是不確的」。諸如此類地方很多。呂先生告訴我們：「歷史上的事實，所傳的總不過一個外形，有時連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們根據事理去推測他、考證他、解釋他。」《三國志》和《後漢書》異口同聲的事情尚且都要懷疑，說法不一致的地方又豈能不甄別？只不過我們已經弄不清了。

　　當然，裴松之可能是有道理的。我們先看裴註所引孫盛《異同雜語》怎麼說。孫盛是從曹操的個性特徵和所作所為說起的，這就是「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後面還提到曹操抄集兵法、註釋兵書。說完這些，才說到許劭的評語：「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而且，孫盛還記載了曹操當時的反應：「太祖大笑」。我們知道，孫盛的《異同雜語》並非歌功頌德之作，反倒對曹操的一些不堪之處時有披露。因此，這本書肯定曹操的部分，應該說相對可靠。

　　但是，這段話到了《三國演義》那裡，就沒有了前面的那些鋪墊。「太祖大笑」也變成了「操聞之大喜」。這個改動就太膚淺了。有人說，《後漢書》的說法也差不多，是「操大悅而去」。喜和悅並無多大區別，難道作為「前四史」之一的《後漢書》也膚淺？我的回答是：《三國演義》膚淺，《後漢書》不膚淺。為什麼呢？因為兩書所載許劭的說法不同，說話時的語境也不同，豈能同日而語？

　　我們就來看《後漢書》怎麼說。《後漢書．許劭傳》說：「曹操微時，常卑詞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這就再清楚不過。首先，曹操是很希望許劭能夠點評自己一下，以便炒作一把的，因此又請客，又送禮，又說好話，低三下四（卑詞厚禮，求為己目）。可惜許劭看不起他，不買賬（鄙其人而不肯對）。曹操沒有辦法，只好採取非正當手段（伺隙脅劭），這才逼出了許劭的話。

　　想當時許劭一定很為難。不說是不行的，因為已經受到了威脅。說得不好聽也是不行的，曹操不會放過他。說得太離譜更不行，批評家的學術聲望不能不顧。這才有「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的說法。有「奸賊」二字，討厭曹操的人可以滿意。有「英雄」二字，曹操本人可以滿意。何況那時「清平」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做「亂世之英雄」倒大有可能，也很對曹操的心思，當然是「大悅而去」。所以，《後漢書》並不膚淺；而我們在理解這一點的時候，不能忘記許劭受到威脅或脅迫這樣一個場景和情境。

　　然而，《三國演義》把這個語境刪掉了。說法呢，採用的又是孫盛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卻又把「大笑」改成了「大喜」。「大喜」只有一個意思，就是高興，興高采烈去當奸雄，好像曹操立志要當奸雄似的。這就不真實，也膚淺。因為世界上沒有從小就立志要當奸雄的人，奸雄都是逼出來的。處在治世，就是能臣；處在亂世，就是奸雄。當然，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可以理解為「治理天下的能臣，擾亂天下的奸雄」。如此則奸能與否，在於曹操的主觀願望。顯然，許劭也看出曹操是個人物。至於是成為能臣還是成為奸雄，則要看他是處在治世還是亂世，或者要看他想治理天下還是想擾亂天下。

　　這樣一分析，曹操「大笑」的含義就複雜多了。一，我怎麼會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二，當一個「治世之能臣」固所願也，如果不能，當「亂世之奸雄」也不錯。三，我想當能臣就能當能臣，想當奸雄就能當奸雄，那可太好了！反正，曹操是一定要成為一個人物的，至於是「能臣」還是「奸雄」，無所謂！事實上，這種「無所謂」正是一種「大氣」，一種將生死成敗、進退榮辱置之度外的豁達大度，一種我行我素、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

　　曹操確實是很大氣的。讀他的詩和文，常會感到他的英雄氣勢。哪怕是信手拈來，嘻笑怒罵，隨心所欲的短章，也因有一種大氣而不顯粗俗。尤其是他的《觀滄海》，是何等的氣勢：「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這樣的詩，確非大手筆而不能作。鍾嶸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這種悲涼，除如劉勰所說，是「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外，與曹操對宇宙人生的哲學思考也不無關係。曹操畢竟是亂世英雄，對於生命的毀滅，他比誰都看得多，比誰都想得多。他的感慨，是多少要帶點終極關懷的意味的。

　　也許，正是這種對宇宙人生的透徹了悟，使曹操自始至終都能夠以笑容面對艱難困苦和曲折坎坷。如果去讀《三國志．武帝紀》，我們就會發現，笑、笑曰、太祖大笑這些字眼，竟會頻頻出現。當然，曹操的笑是各種各樣的。有放聲大笑，開懷大笑，也有自我調侃的苦笑、嘲笑，還有譏笑、冷笑，甚至是充滿殺機的冷笑。然而曹操始終在笑。曹操也哭。他的戰友去世，他的朋友去世，他的親人去世，也會嚎啕大哭。但如果是做錯了事情，打了敗仗，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絕對不會哭，他一定是笑。因為曹操豁達開朗大氣磅礴，他是一個性情中人和本色英雄。

　　這種本色使曹操這個「奸雄」平添了許多可愛。

　　生活中的曹操是很可愛的。他常常穿薄綢做的衣裳，腰裡掛一個皮製的腰包，用來裝手巾之類的零碎東西，有時還戴著絲綢製的便帽去會見賓客。與人交談時，也沒什麼顧忌，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說到高興處，笑彎了腰，一頭埋進杯盤之中，弄得帽子上都是湯湯水水。這些細節，是一部對曹操不太友好的《曹瞞傳》告訴我們的，其本意是要給曹操扣上「佻易無威重」（輕浮）的帽子。然而我從中讀出的，卻是曹操的率真風趣、灑脫隨和。

　　曹操確實風趣。他喜歡開玩笑，常常正經事用開玩笑話說。據《三國志．毛玠傳》，建安十七年機構改革時，有人要求裁併東曹，其意在排擠秉公辦事、不徇私情的東曹掾毛玠。曹操的回答卻很幽默。他說，日出東方，月盛於東。東西，東西，人們總是先說東而後說西，為什麼要裁併東曹呢？結果，被裁併的是西曹。這就既改革了機構，又保護了毛玠。

　　戰場上的曹操也很可愛。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馬超、韓遂時，和韓遂在戰場上約見。韓遂的士兵聽說曹操親自出場，都爭先恐後伸長了脖子要看他。曹操便大聲說：你們是想看曹操吧？告訴你們，和你們一樣，也是個人，並沒有四隻眼睛兩張嘴，只不過多了點智慧！這話說得很實在，也很可愛，還很灑脫。

　　作為朋友的曹操更可愛。曹操喜歡開玩笑，也喜歡會開玩笑的朋友。太尉橋玄是最早賞識曹操的人，和曹操算是「忘年交」。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曹操在祭祀橋玄的文章裡就講了一句笑話，說當年橋老曾和他「從容約誓」：我死以後，路過我的墳墓，如果不拿一斗酒和一隻雞來祭一祭，車過三步，你肚子疼起來可別怪我。這就比那些官樣文章的悼詞可愛得多，情感也真實得多。

　　曹操最可愛同時也最遭人嫉恨之處是他說真話。本來，搞政治鬥爭，在官場上混，是難免要講些假話的，至少要講官場套話，何況曹操是「奸雄」？但只要有可能，他就講真話，或講得像真話，不做官樣文章。他的《讓縣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原本是一篇及其重要的政治文告，稱得上「政治綱領」，卻寫得實實在在，明明白白，通篇大白話，一點官腔都沒有。

　　曹操一開始就說，我這個人，本來是沒有什麼雄心壯志的。因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不是什麼「巖穴知名之士」，很怕人家看不起。因此，「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後來國家遇到了動亂，我覺得一個男子漢應該為國家效勞，建功立業，我就出來帶兵打仗。這個時候我的要求也不高，只想當個征西將軍，死了以後能夠在墓碑上寫上一行字──「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我就心滿意足了。但即便是這個時候，我也不想多帶兵。因為我的實力越大，我的敵人就越多啊！所以我勝利一回，裁軍一回，這說明什麼？說明我的志向是有限的（此其本志有限也）。但是我也沒有想到，怎麼現如今我給弄出這麼大動靜來了。現在我的野心大一點了。我想當個什麼呢？我想當個齊桓公，晉文公。因為現在是天下大亂，諸侯割據。我只想稱霸，不想稱帝。我現在已經是大漢朝的丞相了。作為人臣之貴，已經到了極點，我心滿意足，再無奢望。但是我必須在這個位置上坐著。為什麼呢？因為「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沒有我曹某人在這裡鎮著，那些七七八八的人還不都翻天了？有人說，我曹操應該功成身退了。我應該到我封的那個侯國去安度晚年，應該把我的職務和權力交出來了。對不起，不行！職務我是不會辭的，權利我是不交的。為什麼呢？「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誰都知道，我現在手握兵權，才有了這一呼百應的權威。一旦交出去，那你們還不害我嗎？那我的老婆孩子就不能保全，皇上也不得安全。「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所以我絕不交權。至於皇上封我的一些土地，那是不需要的。我要那麼多土地幹什麼呢？這個我讓出去。總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這叫做「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

　　這話說得實在是再直白不過，直白得你沒有話說。你說我沒有野心？我有一點，而且我的野心是一點一點大起來的。你說我有很大的野心？我不想當皇帝，我只想當晉文公，齊桓公，九合諸侯，統一中國。你說我清高？我不清高，我實在的很。我的權力，我的實惠，我一點都不讓。你說我不忍讓？我忍讓啊！封給我那些虛的東西，什麼土地啊，頭銜啊，我都讓出去。而且最可愛的在於什麼？在於曹操還明明白白說，我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我為什麼要說這些話？就是想讓你們天下人都沒話可說（欲人言盡），都給我把嘴巴閉起來！這實在是不能再實在了。這種話，也只有曹操這樣大氣的奸雄才說得出來。

　　曹操實在是聰明。在一個人人都說假話的時代，最好的武器就是實話。這不但因為實話本身具有雄辯的力量，還因為你一講實話，西洋鏡就拆穿了，講假話的人就沒轍了，他們的戲就演不下去了。當然，曹操這樣說，並不完全出於鬥爭策略，還因為他天性愛講真話，說實話。即便這些實話後面也有虛套，真話後面也有假心，有不可告人的東西，也隱藏得很自然，不露馬腳。甚至哪怕是說假話，或者說一些半真半假的話，或者是把假話藏在真話的後面，也講得坦蕩，講得流暢，講得理直氣壯。可以說，曹操這個傢伙，就連撒起謊來，都是大氣磅礴的謊。

　　這就是曹操了。他大氣、深沉、豁達、豪爽、灑脫、風趣、機敏、隨和、詭譎、狡詐、冷酷、殘忍，實在是一個極為豐富、多面，極有個性又極富戲劇性的人物。所以，曹操既有奸詐的一面，又有坦誠的一面。他的奸與誠統一於「雄」，他的善與惡也統一於「雄」。曹操的人性中是有惡的，所以我不稱他「英雄」而稱他「奸雄」。這一點，以後還要細說。

　　不過，曹操的人生道路，原本是有兩種選擇的。那麼，在一開始，他就想做奸雄嗎？如果他也曾有過做能臣的想法，為什麼後來又做不成了呢？

第三回　能臣之路

曹操年輕的時候，曾經被預言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面臨著人生道路的選擇；而「亂世之奸雄」的評價，則幾乎成了他的蓋棺定論。實際上，曹操原本是想做「治世之能臣」的。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做不成「治世之能臣」；而當他做不成能臣的時候，他又是怎麼辦的呢？

　　漢靈帝熹平三年（公元一七四年），二十歲的曹操被舉為孝廉，擔任郎官。孝是孝子，廉是廉士。一個人如果被舉為孝廉，他就有了做官的資格，就像現在有了一個學歷，就可以去考公務員一樣。那麼擔任郎官是怎麼回事呢？漢代官制，皇帝要從親貴子弟當中挑選一些大家認為道德品質、思想表現和外部形象都比較好的年輕人做郎。郎這個字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年輕人或者小伙子，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侍衛。實際上到宮廷裡面去做郎，也就是做皇帝的侍衛。因為他要在皇宮的走廊裡站崗，所以稱之為郎，侍衛長就叫做郎中令。在皇帝的身邊做了郎，就參與了帝國的政治，耳濡目染可以得到鍛煉，所以做了郎官以後很快就可以擔任別的官職，這是漢代培養幹部的一種方式。但是後來就不那麼講究了，做郎官的不一定是親貴子弟，也不一定是在皇帝身邊做侍衛，不過是走向仕途的一個資格和閱歷，相當於現在的「第三梯隊」或「後備幹部」。按照規定，郎官任滿，就可以派出去當縣級幹部，或者縣令，或者縣丞，或者縣尉。不過到了東漢末年。所有考核程序大體上也都是走過場，主要看有沒有背景。曹操是朝中有人的。祖父曹騰，封費亭侯；父親曹嵩，位至三公。所以曹操為郎官不久，便被任命為洛陽北部尉。

　　尉，就是掌軍事或刑事的武官。《漢書．百官公卿表》的註說：「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尉」，所以縣有縣尉，郡有郡尉，朝廷有太尉、中尉、廷尉、衛尉。洛陽北部尉是縣尉。漢代官制，縣令以下，有丞有尉，丞理民事，尉管治安。不過洛陽是東漢的京都，是帝國最大的縣，縣尉就不只一個，有東西南北四個，俸祿則是四百石。所以，曹操擔任的這個洛陽北部尉，就是京都地區的一個副縣級的公安局長。

　　推薦曹操擔任洛陽北部尉的人，是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當時官居尚書右丞，相當於宮廷副秘書長。不過東漢時期的尚書，名義上是秘書處，實際上是宰相府。司馬防一推薦，曹操就被任命了。據說曹操當時並不願意，他的野心是想做洛陽令。但主管任命的「選部尚書」（相當於人事部長）梁鵠根本不考慮曹操的想法，曹操也就只好走馬上任。

　　這是曹操擔任的第一個官職，記憶是很深刻的。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曹瞞傳》，後來曹操被漢獻帝封為魏王，還特地把司馬防請到鄴城，盛情款待。酒過三巡，曹操問：司馬公，你看孤王今天還可以去當一個副縣級的公安局長嗎？司馬防說，當年老夫推薦大王的時候，大王當那個洛陽北部尉正合適呀！於是曹操「大笑」。

　　曹操的問話和大笑，倒並不完全是小人得志。得意洋洋的成分有沒有？有。曹操這個人，從來就不掩飾自己的情感。一旦得意，一定會把尾巴像旗杆一樣高高地翹起來。但這一回，卻不僅僅是因為當了魏王而自鳴得意，也不僅僅是對當年梁鵠的安排耿耿於懷，恐怕還因為想起了一段很值得回憶的往事。

　　這段往事和曹操擔任的這個職務有關。

　　我們知道，洛陽北部尉是不好當的。這個差使，官不大，權不多，責任卻很重大，麻煩也很不少。因為天子腳下，權貴甚多。這些權貴，沒有哪個是把王法放在眼裡的，沒有哪個是不惹是生非的，也沒有哪個是惹得起的。然而首都地面的治安又不能不維持，這就非得有一個既不信邪又有鬼點子的傢伙，去當那個副縣級的公安局長不可。曹操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奸而雄者」。所以司馬防說的話，也不完全是為了自己打圓場，而是實事求是。

　　事實上曹操是很稱職的。他一到任，就把官署衙門修繕一新，又造五色大棒，每扇大門旁邊各掛十來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幾個月後，果然來了幾個找死的。靈帝寵信的宦官蹇碩的叔叔，倚仗姪子炙手可熱的權勢，不把曹操的禁令放在眼裡，公然違禁夜行。曹操也不含糊，立即將這傢伙用五色棒打死。這一下殺一儆百，從此「京師斂跡，莫敢犯者」，治安情況大有好轉，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

　　曹操這一棍打得許多人暈頭轉向，不知道這個小伙子要幹什麼。我們知道，一個年輕人，剛剛踏入官場就得罪權貴，是不會有好下場的。這個道理，曹操不可能不懂。蹇碩權傾朝野不可一世，曹操也不是不知道。何況曹操的祖父也是太監。太監的孫子殺太監的叔叔，這事讓人想不通。不過，這件事是記載在對曹操並不太友好的《曹瞞傳》當中的，應該是事實。

　　也有種種猜測。一種猜測，是曹操要一鳴驚人。有沒有證據呢？有一點旁證。曹操在他的《讓縣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裡面說過這樣的話：「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因此「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這段話什麼意思呢？就是曹操回憶說，他二十歲舉孝廉的時候，很清楚自己年紀太輕，又沒有什麼名氣，恐怕大家都認為是一個沒有用的人，所以我當時就想做一個好官，做一點驚天動地的事情，讓大家都知道我曹操還是滿能幹的。

　　的確，這個時候的曹操，年紀還輕，只有二十歲；出身不好，生長太監家庭；表現不佳，叫做「任俠放蕩」；名氣不大，叫做「世人未之奇也」。甚至就連形象，可能也不太好。我們去讀《三國志》，但凡形象好的，比方說周瑜啊，諸葛亮啊，都有記載；而對於曹操的容貌、長相，《三國志》是沒有一個字的。《三國志》是以魏為正統的，如果曹操的形象高大魁梧，英俊瀟灑，肯定大書特書。避而不談，恐怕因為實在不怎麼樣。

　　其他的史書倒是有描述。《魏氏春秋》說：「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世說新語》則說，曹操要見匈奴使節，「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便讓崔琰做替身，自己「捉刀立床頭」。崔琰當然是一表人才，史書上說他「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而匈奴使節評價卻說：「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結果曹操派人把這使節謀殺了。可見曹操雖然相貌一般，但氣度不凡，猜忌心也重。也可見人不可貌相。不過曹操剛出道時，是沒有什麼「氣度」可言的。總之這個時候的曹操，沒多少站得住腳的本錢。要想在江湖上揚名立萬，非得幹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不可。殺蹇碩的叔叔，就能收到這種效果。

　　第二種猜測，是曹操要建立法制。這也是有道理的。魯迅先生就說曹操政治的第一特色便是「尚刑名」，也就是主張嚴明法紀，執法如山，甚至使用嚴刑酷法。曹操的立法和執法確實很嚴，殺起人來也毫不手軟。這固然是形勢所迫，也是性格使然。曹操這個人，生活上是比較隨便的。他吃不講究，穿不講究，長期在外行軍打仗，對女人大約也只能將就，不能講究。有人便因此認為他輕浮。其實曹操並不輕浮，也不喜歡輕浮的人。他曾經給孔融寫信，說我雖然進不能施行教化移風易俗，退不能建立仁德團結同僚，但是我撫養戰士，殺身為國，打擊那些輕浮虛華又愛結黨營私的小人（浮華交會之徒），辦法還是很多的。可見曹操十分憎惡輕浮，他自己當然也不輕浮。他穿便衣，說笑話，作辭賦，聽音樂，只不過是他緊張工作之餘的一種放鬆，也是內心世界豐富的一種表現，沒準還是他麻痺敵人的煙幕彈。他行文、做事、用人的不拘一格，更不是輕浮，而是大氣。大法無法。對於曹操這樣的大手筆，根本就用不著那麼多的格式，那麼多的講究。造五色大棒，將不法之徒亂棍打死，就是這種性格和手筆的初試鋒芒。

　　當然，曹操殺蹇碩的叔叔，也可能事出偶然。畢竟，那時的曹操，還只是一個剛剛踏入官場的初生牛犢，不知深淺，也不知天高地厚。他只想到做官就要做個好官，做好官就得令行禁止，殺一儆百，沒想到蹇碩叔叔這隻大尾巴狼會撞到他的槍口上。這就沒辦法了。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也只好把他這隻雞殺了給猴子看。但即便如此，也不簡單。曹操的出道，可謂先聲奪人，出手不凡。

　　曹操此舉也頗受後世好評，一些歷史學家讚之曰「不畏強暴」、「執法如山」。這大約因為他之所殺，是宦官的家人，而且這個宦官還是權傾一時的人物。但我想，如果撞到他的槍口上的是別人呢？大約也是格殺勿論的。所以，這一棒，鐵面無私和心狠手辣是並存的。曹操後來殺了那麼多的人，而且殺起來毫不手軟，這件事應該算是開端。它既表現了曹操的善（對抗強權），也表現了曹操的惡（不惜殺人），還表現了曹操的鐵腕性格和霹靂手段，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我總覺得，這裡面是有「惡」的成分的。不過，曹操所處，乃是亂世及其前夜。亂世用重典。曹操想不做惡人，怕也難。

　　不管怎麼說，我們現在是無法準確知道曹操當時的想法了。可以準確知道的是，他確實得罪了權貴，得罪了宦官集團。不過，權貴們拿他也沒有辦法。第一，曹操是正義的；第二，曹操有後台。最後只好明升暗降，打發他到頓丘（今河南省清豐縣）當縣令，《曹瞞傳》的說法是「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

　　曹操在頓丘令任上的表現應該不俗。據《三國志．曹植傳》，曹操曾對曹植回憶過這段經歷。曹操說：「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可惜沒過多久，就因為受堂妹夫宋奇的牽連而被免官。後來，曹操又被召回朝廷當議郎，以後還擔任過濟南相（故城在今山東省歷城縣東）等職務，其間一次被免，兩次辭官，三次被徵召議郎。所謂「議郎」，也就是「調研員」。曹操想，調研員就調研員吧，那就好好調研。地方官就地方官吧，那就好好執政。然而他上書朝廷，力陳時弊，卻泥牛入海無消息。他執法如山，打擊豪強，肅清吏治，安定地方，則如蚍蜉撼樹，以卵擊石。之所以尚未招致殺身之禍，只不過有曹嵩這個大後台罷了。但朝廷藉口他「能明古學」，多次打發他去當有職無權的閒官議郎，則已不難看出其用心。

　　其實，年輕的曹操可能還不懂得一個道理，那就是做能臣要有條件。第一要看時世。如果是兵荒馬亂烽煙四起，大約便只能像諸葛亮《出師表》裡面說的那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第二要看政局。如果是「城頭變換大王旗」，「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也以裝瘋賣傻為宜。因為一不小心「站錯隊」，便有性命之虞。所以孔子說「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也就是裝傻，比裝瘋含蓄一點）第三要看人主。如果那人主弱智，或昏庸，不識貨，你的「貨色」再好，也是不頂用的，只能空懷一腔報國情。最後，即便是治世，是明君，也還要看他的興趣、心情。比如漢文帝，不能算是糊塗蟲（有所謂「文景之治」），也很欣賞賈誼（官拜大中大夫）。但是怎麼樣呢？「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後來還把他貶到了長沙，害得他終日以淚洗面，竟哭死在那裡。

　　曹操剛剛出道那會兒，還不能算是亂世，但時局已是十分混亂。曹操生於東漢桓帝朝，長於靈帝朝，是在桓帝永壽元年（公元一五五年）出生、靈帝熹平三年（公元一七四年）入仕的，而桓、靈兩朝，要算是漢王朝四百年間最黑暗、最混亂的年代。所謂「桓靈之時」，幾乎就是君昏臣奸，政治腐敗的代名詞。比方說，靈帝時期，朝廷是賣官的，而且明碼標價，公開招標。價錢則是一萬錢一石官秩，比如秩四百石的副縣級四百萬錢，秩二千石的正部級二千萬錢，如果位列三公，再加上一千萬。這是買賣。如果正式任命，交一半。這些錢官員們當然不會自己掏腰包，便在上任後拚命盤剝百姓，朝廷也睜眼閉眼，不聞不問。當時一個名叫司馬直的，被任命為太守。委任狀剛到，就要他交錢，還說考慮到他家庭困難，減免三百萬。司馬直感歎說，為民父母，還要靠盤剝百姓求官，於心何忍！就辭官不做。朝廷見外快落空，就下令不准辭官。司馬直沒有辦法，只好在半路自殺。臨終前，他留下遺書，痛斥這種做法是亡國的徵兆，一時轟動朝野。

　　現在看來，司馬直是白死了。因為終靈帝一朝，賣官的事不但沒有終止，反倒變本加厲。曹操的父親曹嵩官居太尉，據說就是花錢一億買來的，算是過了把「三公」的癮（不久就被免去）。「三公」地位崇高，想過這個癮的人很是不少。當時有個名叫崔烈的，是冀州名士，書香門第，素有清明，靠著自己的努力，歷任郡守，官至九卿。但他看見大家都在買官，便也耐不住寂寞。這時，皇帝的保姆程夫人告訴他，她可以搞到優惠價，崔烈就交了一半的錢給程夫人，皇帝也馬上大會公卿，拜崔烈為司徒。不過皇帝很快又後悔了，當著眾人的面說這一回帝國做了虧本生意。程夫人一聽也急了，說崔烈的官怎麼是買來的呢？明明是我幫他弄到的嘛！此言一出，公卿譁然，靠一個女人得官，還不如花錢買！

　　這事弄得崔烈很沒有面子，連他兒子都不以為然。崔烈的兒子崔鈞官居虎賁中郎將，有一天穿著鎧甲從軍營中回家。崔烈就問他，老夫位列三公，外間有何議論？崔鈞說，大人少有英明，歷任卿守，大家都說大人位居三公當之無愧。不過這一回，大人卻讓天下失望。崔烈問為什麼。崔鈞說，因為大人的身上有銅臭。崔烈勃然大怒，拿起手杖就打崔鈞。崔鈞掉頭就跑，身上的鎧甲嘩嘩作響。崔烈罵他說，為父一打你就跑，這是孝道嗎？崔鈞說，當年大舜侍奉父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崔烈無言以對，他自己也感到慚愧。

　　如此看來，桓靈兩朝實在可以說是腐敗透頂了。

　　不過，把東漢滅亡的賬都算在桓帝和靈帝的身上，是不公平的。事實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興後，大漢王朝就沒再打起過精神。外戚擅權，宦官專政，軍閥稱雄，奸臣拚命抓權，貪官拚命撈錢，老百姓則只好去吃觀音土。道德倫理，更是一塌糊塗。當時的民謠說：「舉秀才，不識書，舉孝廉，父別居」；「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可見少廉寡恥和口是心非已成風尚，反腐倡廉和整頓綱紀都無濟於事。公元一四二年（漢順帝漢安元年），朝廷派了八位御史到全國各地巡察，希望整頓一下地方官員的腐敗問題。特派員當中最年輕的一位名叫張綱，剛剛走出京城，就下令挖一個大坑，把車輪子卸了扔進去。部下問他什麼意思，張綱冷笑一聲說：「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也就是說，帝國的朝政被那些大奸大惡所把持，抓幾個小魚小蝦小貪官有什麼用！

　　曹操的時代，就是豺狼當道狐狸猖獗。曹操擔任地方官的時候，曾經下大決心用霹靂手段整頓秩序，令行禁止，雷厲風行。他罷免貪官，打擊不法，邪惡勢力提起曹操無不談虎色變，甚至逃之夭夭（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竄入他郡），結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然而怎麼樣呢？找他茬子告他刁狀的小報告也不斷送達御前，朝廷則多次發出變更他任職的調令。如果不是他老爹曹嵩明裡暗裡護著，恐怕他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

　　這下子曹操把朝廷和官場都看透了。他清楚地看出，東漢王朝已不可救藥，天下大亂已不可逆轉。即便不亂，腐朽的朝廷和官場也不需要什麼「治世之能臣」。深感報國無門的曹操不再建言獻策（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並謝絕了朝廷的又一次任命（這一次是任命為秩二千石的東郡太守），回到家鄉（稱疾歸故里），築室城外，閉門讀書，閒暇時以狩獵自娛。當然，他並沒有死心，仍然在關注著國家的命運。

　　曹操再次出山時，時局已十分動盪。公元一八九年，靈帝駕崩，留下十四歲的兒子劉辯和九歲的兒子劉協，根本控制不了局勢。以大將軍何進為首的士人集團和以「十常侍」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在宮廷鬥爭中兩敗俱傷，政權落到了西北軍閥董卓的手裡。董卓一夥，在當時的士大夫們看來簡直就不是人。董卓是虎，呂布是狼，他們的部下則是野狗。據說，董卓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宴群臣的時候，一面摟著後宮女子尋歡作樂，一面隨機地從宴席中拉出一位官員當場打死，或者用最殘酷的刑法折磨被他逮捕的反對派。總之，董卓廢立皇帝（廢劉辯為弘農王，然後毒死；立劉協為皇帝，是為獻帝），屠殺百官，穢亂後宮，他的士兵們則在洛陽城裡燒殺掠搶，姦淫婦女。大漢王朝的首都，變成了慘絕人寰的重災區。

　　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到地方支持的。相反，董卓成了全國各地共同聲討的對象，他也控制不了地方。一方面是朝綱紊亂，另一方面是烽煙四起。所以，公元一八九年董卓入京後，大漢王朝就實際上滅亡了，從此天下大亂。

　　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中央政權失去控制之後，擁兵自重的地方官就成了割據一方的諸侯王。帝國境內，開始了地方自治、軍閥割據和諸侯兼併。曹操是肯定再也做不成什麼「治世之能臣」了，他必須重新考慮自己人生道路的選擇。其實，身處亂世，也可以有三種選擇：英雄、梟雄、奸雄。董卓、袁紹、袁術選擇了做「亂世梟雄」。那麼，曹操的選擇是什麼？

第四回　何去何從

東漢王朝的政治腐敗，使得曹操做不成「治世之能臣」；而接下來的天下大亂，又讓他面臨新的選擇：身處亂世，是做英雄，還是做梟雄，或者做奸雄？事實證明，在公元一九○年到二○○年這十年間，曹操堪稱「亂世之英雄」。這是為什麼，又有什麼證據呢？

　　曹操最早的選擇，是做「亂世英雄」。

　　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靈帝駕崩，董卓入京，廢少帝劉辯為弘農王，立劉協為皇帝，這就是漢獻帝。於是「京都大亂」。這個時候，曹操早已回到了朝廷，擔任典軍校尉一職，為西園八校尉之一。西園軍是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一八八年）八月設立的，相當於帝國的近衛軍。下設八個校尉，為首的就是被曹操打死了叔叔的宦官蹇碩，為上軍校尉。其次則是虎賁中朗將袁紹，為中軍校尉。曹操這個典軍校尉排名第四，排在下軍校尉鮑鴻的後面。顯然，這個時候的曹操，和當年那個副縣級公安局長洛陽北部尉已不可同日而語。董卓也看出他是個人才，便表薦曹操為驍騎校尉，要和他一起共謀大事（欲與計事）。曹操憑著自己的政治敏感和遠見卓識，斷定追隨董卓的結果只能是禍國殃民和自取滅亡，於是變更姓名，連夜逃出京城，準備逃回家鄉。殺呂伯奢一家，就發生在他逃亡的路上。

　　不過，曹操的腿快，董卓的追殺令更快。曹操從洛陽出走，出虎牢關（在今河南省滎陽縣）逃到中牟縣（今屬鄭州市）的時候，被一個小小的亭長（級別在鄉長和村長之間）疑為逃犯，捉拿歸案，押解縣衙。這時董卓的追殺令已經下達，中牟縣衙門也收到了京城發來的文件。而且，雖然曹操一口咬定自己不是曹操，還是被縣衙門裡的功曹認了出來。但是，中牟縣這個科級幹部認為，如今天下大亂，不宜拘殺英雄，就說服縣令放了曹操。這個縣令，《三國演義》說是陳宮。這是不對的，因為陳宮並不曾在中牟任職。其實，中牟縣的縣令和功曹是誰並不要緊，要緊的是，這件事說明董卓已不得人心，而曹操已被視為英雄。

　　曹操跑到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東南），就停了下來，因為他在陳留得到了支持。陳留一位名叫衛茲的孝廉，贊助了曹操一大筆錢財。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三國時代的許多英雄比如劉備，開始的時候都是有人贊助的；而有錢人通過贊助英雄來參與政治，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傳統。有了這筆錢，曹操就在這一帶招兵買馬準備起義，並在己吾（今河南寧陵縣）公開起兵，人馬有五千之多，時間則是在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的十二月。這就是曹操成為亂世英雄所做的第一件事：首倡義兵。

　　和曹操一起首倡義兵的還有他的老朋友張邈（《三國志．張邈傳》：「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曹氏家族對曹操也傾力支持。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真等紛紛先後來到曹操身邊，成為他手下的得力戰將。

　　曹操的義舉得到了天下豪傑的響應，各路諸侯紛紛打出旗號，要討伐董卓，匡復漢室。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年），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組成聯軍，並公推袁紹為盟主。由於這些人當時都在函谷關以東，所以被稱作「關東義軍」，簡稱「關東軍」，董卓的部隊則叫「西北軍」。

　　聯軍成立這事，《三國演義》說是曹操發起的，謂之「發矯詔諸陣應曹公」，怕是抬舉了曹操。曹操當時恐怕還沒有那麼大的面子。他在拒絕了董卓（同時也是朝廷）的任命後，就成了必須捉拿歸案的欽犯，既無官銜又無地盤人馬也不多，哪來的號召力？發矯詔的事確實有，但那是東郡太守橋瑁幹的，與曹操無關。所以曹操後來回憶起此事，也只把自己看作參加者。事實上關東聯軍的名單裡，並沒有曹操的「股份」。他的頭銜，也是盟主袁紹臨時封的，叫做「行（代理）奮武將軍」。當然，曹操接受了這個稱號，並決心為平定動亂報效國家而奮不顧身。

　　但是，這一次，曹操又失望了。

　　首先是盟主袁紹徒有其表。關東軍推袁紹為盟主是有道理的。袁紹出身高貴，其家族號稱「四世三公」，也就是袁紹父輩以上有四代人擔任「三公」職務（高祖父袁安，是章帝時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湯，歷任司空、司徒、太尉、父親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是當時官場上威風八面的顯赫家族。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地位僅次於皇帝，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袁氏家族四世三公，位高權重，門生故吏遍天下，具有從事政治活動最寶貴的人際關係資源。袁紹自己的條件也很好。他人長得漂亮（有姿貌威容），對人也不錯（能折節下士），人緣也挺好（士多附之）。更重要的是，袁紹因為反對董卓而名聲大振。董卓打算廢少帝（即劉辯），立陳留王（即劉協）時，曾經找袁紹來商量，並且說「劉氏種不足復遺」，也就是要徹底顛覆大漢王朝，結果當場遭到袁紹反對。《三國志．袁紹傳》的說法是「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的說法，則是袁紹有一番義正辭嚴的抗議。於是董卓勃然大怒，說：「臭小子，天下大事，難道不是我說了算嗎？你以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袁紹也拔出刀來說，普天之下，難道只有你的刀快嗎？《獻帝春秋》的說法雖然被裴松之認為不實（此語妄之甚矣），但袁紹反董卓是真的，由於反對董卓而逃出京城也是真的，所有袁紹很有威望。

　　但是袁紹沒有頭腦，董卓之亂其實就是他惹的禍。靈帝去世後，士人和宦官的矛盾白熱化，雙方都大開殺戒。大將軍何進先下手為強，殺掉了宦官頭目之一、上軍校尉蹇碩，接管了上軍。這時，袁紹便勸他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宦官統統殺掉，斬草除根。然而何進卻很為難，因為他的妹子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因當年毒殺劉協的生母王美人，差點被靈帝廢掉，多虧宦官求情才過了關，現在當然也不肯對宦官下手。於是袁紹又給何進出主意，勸他多召四方猛將，尤其是并州牧董卓入京，以威逼太后。董卓就是這樣進京的。

　　這實在是餿主意。連老百姓都知道，「請神容易送神難」，何況是董卓這樣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況根本就沒有必要。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曹操聽到這個消息，就曾經笑著說（注意，曹操又笑了），要解決宦官問題，只要誅殺幾個為首的元兇就行了。這是只用一個獄吏就能辦到的事，「何必紛紛召外將乎」？結果，董卓還沒進京，何進就先成了宦官們的刀下鬼。董卓一進京，皇帝也廢掉了，太后也毒死了，洛陽變成了一片火海和廢墟，這都是袁紹幹的好事！

　　袁紹這事確實做得蠢。且不說他引進的，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一股惡勢力，即便來的真是「仁義之師」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正如曹操所說，宦官之所以得勢，是因為皇帝親近信任他們。如果皇帝不寵信，就成不了氣候。殺雞焉用牛刀，何況這刀還不在自己手上？兵者凶器也。刀，是不能隨便出鞘的。刀出鞘，就要見血。沒有雞可殺，便會殺牛。何進、袁紹輩就是該挨殺的蠢牛強牛。如果不是袁紹主張把宦官趕盡殺絕，逼得張讓他們走投無路，狗急跳牆，何進或許不會死於非命。搞宮廷政變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於嗜血成性，更不等於濫殺無辜，最狠毒的打擊只能施加於最凶險的政敵。事實上，所謂政治鬥爭，說穿了，就是人事的變更，權利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際關係的重新調整。得到的支持越多，勝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應該「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首惡必辦，脅從不問」，怎麼能像袁紹主張的這樣，不問青紅皂白，殺個一乾二淨？何況太監當中也有好人，又豈能濫殺？可惜袁紹他們不懂這個道理。何進被謀殺後，袁紹帶著軍隊在京城捕殺太監，看見不長鬍子就一刀砍將過去，許多年輕人只好脫褲子「驗明正身」（《三國志．袁紹傳》的說法是「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弄得人心惶惶。這就是給自己樹敵了；而樹敵過多的人，從來就沒有好下場。所以曹操說：「吾見其敗也。」

　　盟主如此，他人如何？也不怎麼樣。比如孔伷，是個誇誇其談的人，當時的說法叫做「噓枯生吹」，也就是能把死的說成活的，活的說成死的，可惜能說不能幹。韓馥，則是個沒有主張的人。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英雄記》，當時各路諸侯大興義兵的時候，東郡太守橋瑁假借京師三公的名義寫信給他，說是「企望義兵，解國憂患」，韓馥居然問部下，我們是應該幫袁紹，還是應該幫董卓？他的謀士劉子惠說，我們興兵為國，講什麼袁紹、董卓！弄得韓馥面紅耳赤。

　　不過劉子惠這個人也不怎麼樣。他給韓馥出的主意，竟是按兵不動，觀望。劉子惠說：「兵者凶事，不可為首」，我們還是先看看別人（往視他州），有人動了，我們再動。這話韓馥聽進去了，因為他最害怕的，是別人來搶他的底盤。袁紹和董卓翻臉後，逃出京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他的。正好有幾個名士和袁紹關係好，又得到董卓的信任，就勸董卓說，袁紹不過是不識大體，倉皇出逃，其實胸無大志。如果逼急了，反而狗急跳牆。不如任命他做一個太守，他必定感恩戴德。袁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如果收服了袁紹，那麼太行山以東，不就是您的了嗎？董卓一想有道理，就任命袁紹為渤海太守。袁紹逃到冀州，又被任命為渤海太守，韓馥就怕得要死，竟然派了兵去監視他，害得袁紹動彈不得。後來，韓馥也參加了關東聯軍，袁紹才得以行動。韓馥既然是這麼個貨色，怎麼會去打頭陣。

　　其他人的想法也差不多。所有聯軍建立以後，誰都不動，《三國志．武帝紀》的說法是「紹等莫敢先進」。曹操看不下去，對他們說：「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曹操指出，如果說過去要討伐董卓確實有困難，那麼，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了。為什麼呢？因為過去董卓「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雖然倒行逆施，卻能為非作歹。現在不同了。他焚燒京城，劫持皇帝，海內震動，舉國愕然，這是老天爺要滅他了（此天亡之時也）。所以曹操說：「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但是誰都不聽他的，曹操只好孤軍奮戰，只有張邈派了一小部隊幫他，「隊長」則是當年資助過曹操的衛茲（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這一仗打得並不順利，曹操自己也差一點陣亡，幸虧堂弟曹洪把馬讓給了他，才得以脫身。回到酸棗大營，關東軍十幾萬人，按兵不動，諸侯們「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整天開派對，泡酒吧，玩電子遊戲。曹操悲憤地說：「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然而還是沒有人聽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報國無門。

　　其實，說起來關東軍將領原本也都是人才，甚至是帝國的精英。比如王匡，素有俠名；袁遺，滿腹經綸。但是，一旦有了私心沒了正義不敢擔當，就狗屁不如。於是曹操把諸侯們也看透了。這是一夥自私自利、貪生怕死、志大才疏、色厲內荏的傢伙，根本就不足與謀。所謂「關東義軍」，則不過同床異夢各懷鬼胎的烏合之眾，也不足為憑。曹操不能不重新考慮他人生道路的選擇。

　　曹操的選擇，是自己幹。

　　實際上，前面說過，關於曹操人生道路的選擇，歷史上曾經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孫盛《異同雜語》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另一種是《後漢書》的「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或者《世說新語》的「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現在看來，至少公元一九○年到公元二○○年這十年間，曹操堪稱「亂世之英雄」。因為幾乎只有曹操，才決心在這個國家危難、民族危亡的時候，以區區一己之軀，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如果說還有人這樣做的話，那就是孫權的父親孫堅。但和曹操相比，孫堅還要略遜一籌。因為曹操不但有擔當，還有謀略。那麼，曹操做了哪些事，證明他棋高一著呢？

　　我們來看看曹操的作為。

　　從公元一九一年（漢獻帝初平二年）到公元一九六年（漢獻帝建安元年），曹操主要做了三件事，即掠地、募兵和屯田。曹操能做成這三件事，又與黃巾起義有關。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走投無路的農民頭戴黃巾，在太平道教團首領的帶領下，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為口號發動了起義。這是不折不扣的官逼民反，但在曹操他們看來則是大逆不道，必須予以剿滅。不過，東漢朝廷和官場實在太腐敗了，於是黃巾軍便在貪官污吏爭權奪利的時候發展壯大起來，成了氣候。公元一九二年（漢獻帝初平三年），原本聚集在青州（治所在今山東省臨淄市）的黃巾軍一百萬人進入兗州（故治在今山東省金鄉縣），兗州太守劉岱不聽鮑信的勸告，被黃巾軍所殺。鮑信就和陳宮迎奉當時已被袁紹任命為東郡太守的曹操來代理兗州牧。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世語》，陳宮對曹操說，現在兗州沒有主宰，朝廷又無法任命，請太守前往署理，「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陳宮又對兗州官吏們說：「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人也都同意。於是曹操得兗州，有了一個重要的根據地。

　　曹操代理兗州牧以後，就帶兵和黃巾軍作戰。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這個時候，曹操的軍事力量是不如黃巾軍的。黃巾軍有戰士三十萬，加上隨軍人員共一百萬，曹操只有上千人，而且老兵少，新兵多，因此「舉軍皆懼」。為了打贏這場戰爭，曹操披堅執銳，親巡將士，宣佈獎懲條例，又向黃巾軍宣佈優待俘虜政策和投降以後的出路（開示降路），然後巧設奇兵以戰勝之。結果黃巾軍向曹操投降。黃巾軍是一種奇怪的軍隊，隊伍中除了戰士，還有隨軍的家屬和農民，甚至耕牛和農具，所以號稱百萬。曹操把投降的黃巾軍當中比較有戰鬥力的編成隊伍，號稱「青州兵」，於是曹操又有了一支戰鬥隊。

　　代理兗州牧，就有了根據地；收編青州兵，就有了戰鬥隊。這樣一來，曹操就在關東的心臟地區站住了腳。但是，他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這麼多人如何養活，如何安置。於是，曹操在公元一九六年（漢獻帝建安元年）接受謀士們的建議，開始實行屯田制。當時，由於連年戰爭，許多土地已成為無主田畝。曹操就將其收歸地方政府，一部分交給軍士和黃巾降卒耕種，名為軍屯；一部分招募失地農民耕種，名為民屯；耕牛和農具則由政府提供，同時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這就叫「屯田」。所謂「屯」，就是居住方式軍事化，耕作方式集體化，可謂當時的「生產建設兵團」，曹操的軍政府便成了農場主。

　　這是一筆極其合算的買賣。第一，土地是業主遺棄的，耕牛和農具是從黃巾軍那裡收繳來的，曹操不花一分錢，可謂無本生意。第二，地租高達五到六成，比漢初的十五分之一不知高出多少，可謂牟取暴利，但是，戰士和農民從此有飯吃。大家也都願意。第三，居住方式軍事化，耕作方式集體化，等於建立了一個軍民合一的新社會，建設了一支耕戰合一的新軍隊。這隊伍，平時能幹，急時能戰。他這個「生產建設兵團」，也既是糧庫，又是兵源，豈非左右逢源？第四，屯田制度在解決了糧草和兵源問題的同時，還解決了令人頭疼的流民以及由此造成的治安問題，豈非一舉多得？

　　所以，曹操做的這件事，證明他在這個天下大亂的時代，不愧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和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曹操在決定實行屯田制度的時候說：「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兵不強，食不足，又哪裡能夠克敵制勝？可惜諸侯們沒有這個戰略眼光。《魏書》說：「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這句話什麼意思？就是說在天下大亂，諸侯並起的時候，除了曹操，沒有一軍隊有一個長遠的打算（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肚子餓了就去搶老百姓的；「飽則棄餘」，吃飽了以後就把多餘的糧食都扔了。最後是什麼呢？最後是分崩離析，不攻自破。因為你如果斷了糧，你就沒有戰鬥力了。實際上，就在曹操的軍民官兵豐衣足食的時候，袁紹的士兵在河北吃桑椹，袁術的士兵在江淮吃河蚌，連桑椹和河蚌都沒得吃的就吃人，到處都是慘不忍睹的景象（民人相食，州里蕭條）。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和曹操爭雄？和他們相比，曹操又怎麼可能不是英雄。

　　從首倡義兵，到屯田備戰，曹操已經由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將領成長為一個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而其他所謂「一時豪傑」，卻很少有什麼長進和出息。他們或者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者醉生夢死得過且過，或者心懷鬼胎渾水摸魚，或者爭權奪利自相殘殺。那邊西北軍還在肆虐，這邊關東軍已經火併。先是兗州刺史劉岱殺了東郡太守橋瑁，後是渤海太守袁紹幹掉了冀州牧韓馥，再是袁紹和袁術兩兄弟互相拆台。袁術的做法，是聯絡北方的公孫瓚鉗制袁紹；袁紹的方法，則是聯絡南方的劉表對付袁術。雙方都使用了「遠交近攻」的策略，所以《三國志》感歎說：「其兄弟攜貳，捨近交遠如此！」

　　不過，袁紹和袁術兩兄弟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內訌，也不是沒有想到備戰備荒。導致袁紹和袁術（也包括董卓）萬劫不復的原因，是他們在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正是這個錯誤，終於使他們面臨滅頂之災。那麼，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董卓、袁紹和袁術是怎麼犯錯誤的，曹操的態度又如何呢？

第五回　一錯再錯

就在曹操初步顯示出亂世英雄的政治遠見和豪邁氣概時，另一些人卻似乎在表現著自己的蠻橫和愚蠢。正是他們的蠻橫和愚蠢，反襯出曹操的雄才大略；也正是他們的蠻橫和愚蠢，成就了曹操的蓋世功業。

　　在公元一九○年到公元二○○年這十年間，只有曹操才是真正的亂世英雄。其他那些頭面人物和各路諸侯，則充其量不過政客而已，注定了只可能是過眼煙雲。甚至就如董卓、袁紹、袁術這樣的梟雄，也都在同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這個重大政治問題就是如何對待現任皇帝。這個問題不可以含糊的。在當時的情況下，皇帝是國家統一的象徵。對待現任皇帝的態度，也是考驗一個臣子是忠是奸是善是惡的試金石。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永世不得翻身。

　　先說董卓。

　　董卓對待現任皇帝的態度最野蠻，他的做法是廢立。董卓進京不久，就提出要換皇帝。至於理由，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因為少帝劉辯愚昧懦弱，陳留王劉協則有聖主的素質（堯圖之表）。這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據《三國志．董卓傳》裴松之註引《典略》、《獻帝紀》等書，董卓進京的時候，洛陽已經大亂。大將軍何進被宦官謀殺，十四歲的少帝劉辯和他九歲的弟弟陳留王劉協流落民間，千辛萬苦才回到京城。董卓帶兵來迎接聖駕的時候，少帝劉辯哭哭啼啼，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出。問陳留王劉協，則一清二楚，對答如流。董卓當時就起了換皇帝的心思（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不過，這也未必是董卓換皇帝的真實原因。董卓是早就打算像以前那些權臣一樣，把皇帝當成傀儡捏在手裡，自己攝政掌權、繼而奪權篡位。既然是傀儡，那又何必換，愚昧懦弱豈不更好？當然，像董卓這樣的梟雄，單憑自己的個人好惡和一時興起，硬要換他一換，也不是沒有可能。但他的真實意圖，恐怕還是為了樹立個人威望，控制中央政權。董卓是西北來的軍閥，粗野蠻橫，嗜血成性，既無人緣，又無威望。儘管他一再籠絡士大夫，士大夫在骨子裡還是看不起他。這就要想辦法。董卓這個人，野蠻是野蠻，卻也狡猾。據《三國志．董卓傳》裴松之註引《九州春秋》，董卓初進洛陽的時候，兵馬其實只有三千。董卓怕鎮不住，就讓他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裝出城，第二天再大張旗鼓地進來，一連四五天，天天如此，結果人人都以為他有千軍萬馬。

　　董卓忽悠成功，得意洋洋。他不但鎮住了滿朝文武，還有了一個意外的發現，那就是京城裡面那些傢伙其實並不難對付。於是董卓便決定來個更大的動作，畢其功於一役，一舉建立自己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這動作就是換皇帝。董卓的想法很簡單：你們不是都怕皇帝，都聽皇帝的嗎？如果我連皇帝都能換，還怕你們不聽我的？而且，廢除了少帝劉辯，也就可以廢掉何太后，而陳留王劉協是沒有生母的，他的生母王美人被何太后毒死了。因此，立劉協為帝，就沒有什麼太后可以垂簾聽政。這樣一來，既剷除了障礙，又樹立了威望，這可是一箭雙鵰。

　　然而董卓萬萬沒想到，他這麼一鬧，就把自己鬧成了「人民公敵」，弄得「天下共討之，全國共誅之」。因為在當時正統的士大夫即所謂的「正人君子」看來，皇帝是不能隨便換的，哪怕換上去的也是劉家人。因為皇帝是「一國之君」，也是「一國之本」，豈能動搖？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老百姓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掌控著輿論的，就是這些人。這樣一來，維護現存秩序，保衛現任皇帝，就不但是「正義」，也是「民意」。

　　所以，撤換皇帝（當時的說法叫「廢立」），是有極大風險的，弄不好就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事早就有人幹過。不過，他們要撤換的，不是漢獻帝，而是漢靈帝。據《三國志．武帝紀》，漢靈帝光和七年（公元一八四年），冀州刺史王芬勾結地方豪強，蠢蠢欲動，陰謀廢掉漢靈帝，另立合肥侯。這個合肥侯不知是什麼人，大約也是劉氏宗親吧！摻和這件事的，就有後來背叛袁紹投奔曹操又被曹操殺掉的許攸。這事他們也找過曹操，所以曹操和許攸也是老朋友。但是曹操斷然拒絕。《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記載了曹操的話。曹操說：「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也就是說，撤換皇帝，是天底下最不吉利也最凶險的事，必須慎之又慎。這種事情，以前是有人做過，比如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但那都是反覆權衡成敗、計算輕重以後才做出的決定，這才「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如果像當年「七國之亂」那樣輕舉妄動，那就必敗無疑。現在請諸位自己想想，你們的政治勢力軍事力量，比得上當年的吳楚七國嗎？合肥侯的身分地位人望威信，比得上吳王劉濞、楚王劉戊嗎？比不上，還要重蹈覆轍，那不是自己找死嗎？

　　曹操這番話，實在是很夠朋友。他並沒有講什麼大道理，而是曉之以利害關係。可惜許攸他們聽不進去，一意孤行。結果陰謀敗露，許攸逃之夭夭，王芬也畏罪自殺。可見皇帝確實輕易換不得。當然，董卓不是王芬，他的情況和條件都不同。他提出要換皇帝，居然也換成了。但他最後還是為他的「倒行逆施」付出了代價：被王允和呂布謀殺，死於非命。當然，這是後話。

　　可惜，王芬教訓並沒有人吸取，董卓的事情倒有人效法，這個人就是袁紹。

　　袁紹也是個想換皇帝的。不過他的方式和董卓又不相同。董卓的做法是「廢立」（廢掉一個，換上一個），袁紹的做法是「另立」（不廢這個，另立一個）。袁紹當了關東聯軍的盟主以後，野心就大了起來，但是膽子卻沒有野心大。他不敢殺去長安，趕走董卓，恢復漢室，而是打算另外立一個皇帝，候選人是幽州牧劉虞。據《後漢書．劉虞傳》，袁紹的理由是：「朝廷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也就是說，皇上年紀小（當時漢獻帝才十歲），又被控制在董卓手裡，天南地北的，活沒活著都不知道。就算活著，也形同虛設。國不可一日無君。劉虞是「宗室長者」，應該立他為皇帝。

　　袁紹的心思一看就明白，他是要在洛陽和長安的中央政府（當時董卓在洛陽，天子在長安）之外，另立一個「流亡政府」。這個「流亡政府」既然是他袁紹成立的，那麼，政府首腦（在當時就是大將軍）自然也非他莫屬。將來，這個流亡政府如果取代了中央政府，他袁紹就是「中興名臣」，可以流芳千古的。袁紹的算盤打得很精。

　　說起來這也不是不可以。成立流亡政府，也是非常時期進行鬥爭的一種手段，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原來的政府必須已經滅亡，或者被顛覆，或者被推翻、然而當時的情況，卻不是這樣。至少，劉協還是名義上的大漢天子，董卓也還是名義上的大漢臣子，大漢王朝並沒有被宣佈滅亡。這個時候成立什麼「流亡政府」，那就是「另立中央」了。這是大逆不道。因此，第一個，劉虞自己就堅決不幹。劉虞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很清楚，如果貿然答應了這事，自己立馬就會變成一個靶子，非萬箭穿心不可。因此，劉虞在接見袁紹使節張歧等人的時候，發表了一番義正辭嚴的講話，痛斥袁紹等人不思「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袁紹討了個大大的沒趣。

　　贊成的人也有，就是韓馥。這件事，袁紹是和韓馥、曹操商量過的。韓馥是個沒頭腦的，立馬贊成，還充當了挑頭舉事的馬前卒。不過韓馥並沒有從這件事裡面撈到什麼好處。皇帝沒換成，他自己倒被換掉了。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一九○年）七月，袁紹內外勾結軟硬兼施，從韓馥手中奪取了冀州。韓馥讓出冀州後，始終在驚恐中度日，最後自殺在廁所裡。

　　曹操就沒有那麼傻了。他既不認為袁紹能成什麼大事，也反對搞分裂。他的主張，是滅董卓，迎天子，恢復國家的統一，而不是另立中央。好在袁紹也沒有把曹操這個小兄弟太當回事。在袁紹眼裡，曹操大概還是當年和他一起偷新娘子的小伙子。據《三國志．武帝紀》正文及裴松之註引《魏書》，為了說服曹操，袁紹還在「促膝談心」的時候，悄悄出示了一顆玉璽（大約是袁紹私刻的），意思是說你看天命在此了。曹操看了卻在肚子裡笑，心想你以為竊國也想偷新娘子一樣啊！不過，既然袁紹把自己看作兒時夥伴，那就用兒時夥伴的態度來對待吧！於是，曹操就大笑著說，我可不聽你的，我就不聽你的！但在暗地裡，在心裡面，而且也就在這一天，曹操已經把袁紹認定為背叛國家的奸賊，一個厚顏無恥的竊國大盜，列入了必須予以消滅的黑名單（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袁紹的弟弟袁術也不贊成，因為袁術蔑視和嫉恨自己的哥哥袁紹。袁紹和袁術可能是堂兄弟，也可能都是袁逢的兒子。袁紹年長，為兄，卻是「庶出」。袁術年幼，為弟，卻是「嫡出」。他倆到底是親兄弟，還是堂兄弟，諸家說法不一。但袁紹庶出，袁術嫡出，則可以肯定。嫡出就是正妻所生，庶出則是妾或婢所生。嫡出和庶出，在當時的情況下，地位確有高低之別。一般地說，嫡子的地位和待遇都要高於庶子，甚至認為其素質都要好得多。這一點，就連《紅樓夢》也不能免俗──嫡出的寶玉高貴無比，庶出的賈環則猥瑣不堪。

　　但這並沒有道理，事實上，袁紹雖然是庶出，甚至可能是婢女所生，但他的素質卻比袁術好，在政界的威望也比袁術高，人緣自然也好得多。這就讓袁術恨得咬牙切齒，非得和他老哥拚個你死我活，爭個勝敗高低不可。這個時候，大約支持袁紹的人是比較多的，《後漢書．袁術傳》的說法是「豪傑多附於紹」。於是袁術便破口大罵，說臭小子們，不追隨我，反倒去追隨我們袁家的奴才（群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寫信給公孫瓚，說袁紹不是袁家的種（云紹非袁氏子）。這就不但激怒了袁紹（紹聞大怒），也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為他今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其實袁術用不著看不起袁紹，他們這哥倆實在是半斤八兩，其共同特點，是出身高貴，自命不凡，又愚蠢透頂，而且一個比一個牛，一個比一個蠢。至少，他們兩個都比曹操牛，也都比曹操蠢。袁紹比曹操牛，也比曹操蠢；袁術則比袁紹還牛，也比袁紹更蠢。也就是說，他們的愚蠢和他們的狂妄是成正比的。袁術最自命不凡的，也最愚蠢。

　　袁術接到袁紹的信，肚子裡面陣陣冷笑。袁術想，小老婆養的人就是沒出息，居然想出這麼個餿主意！另立皇帝？要立你就立自己呀！我們老袁家早就「四世三公」了，你弄個「擁立之功」，撐死了也就是由「四世三公」變成「五世三公」，又有什麼了不起？不過袁術的反對，表面上還是義正辭嚴。《後漢書．袁術傳》的說法是「托以公義不肯同」。《三國志．袁術傳》裴松之註引《吳書》則講得更具體：「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其實袁術哪裡會去打董卓！他不贊成袁紹，說到底，實際上是另有打算。什麼打算呢？自己當皇帝。

　　這就是袁術的做法──自立。

　　袁術是想做皇帝的，他一直都在做皇帝夢。袁術的邏輯是這樣的：一，大漢王朝已行將就木，姓劉的已日薄西山，必將由他人取而代之。二，最有資格取代劉氏的是姓袁的，因為老袁家「四世三公」，沒有人可以相提並論。三，袁家人當中，最有資格的又是他袁術，因為他袁術是嫡出，袁紹則是庶出，哪有小老婆的兒子當皇帝的道理呢？不過，袁紹勢力大，人緣好，也不可小看。所以，袁術一直把袁紹看作競爭對手，必欲除之而後快。

　　袁術的想法也不是一點根據都沒有。他的手上有一塊傳國玉璽，是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太監張讓等人作亂時丟失，後來被孫堅獲得，又被袁術從孫堅夫人那裡強行奪過來的。這事《後漢書．袁術傳》有記載。耗子腰裡別了把槍，就起了打貓的心思。袁術有了這個寶貝，又誤聽了一些民間的謠言，他就覺得下一任的中國皇帝非他莫屬。到了漢獻帝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春，袁術終於按捺不住，正式稱帝。

　　袁術的稱帝遭到了一片反對。和他關係最好的孫策，在得知他稱帝的打算時，就從江東來信表示反對，並與之絕交。袁術四處碰壁，又去找呂布，要和呂布結為兒女親家，結果呂布把袁術派來的使節抓了起來，押送許都（當時曹操已遷都許昌）。袁術勃然大怒，派兵去打呂布，又被呂布打得落花流水。這個時候的袁術，已經是眾叛親離，四面楚歌。

　　其實，稱帝之前，袁術也是徵求過意見的。早在漢獻帝興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冬，袁術就曾經召開會議，說我想「應天順民」，諸位看怎麼樣？袁術的部下閻象馬上說，當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臣服於殷。明公比不上周文王，漢帝也不是殷紂王，怎麼可以取而代之？袁術不甘心，又去問張範。張範稱病，由弟弟張承代答。張承說，能不能取天下，「在德不在眾」。如果眾望所歸，天下擁戴，便是一介匹夫，也可成就王道霸業，意思是說，當不當得上皇帝，與是不是高幹子弟沒什麼關係。可惜這些逆耳忠言，袁術全都當成了耳旁風。他實在是利令智昏。

　　於是曹操出手了。

　　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的曹操已非同一般。一年前，他已經成功地將漢獻帝迎奉到自己的根據地許縣，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了。這樣一個大漢王朝實際上的當家人，又是一貫主張國家統一，反對分裂的，那裡容得袁術出來跳樑？自然要來收拾這個小丑，「乃自征之」。據《後漢書．袁術傳》，袁術聞訊，當時就嚇了半死（術聞大駭），掉頭就跑（即走度淮），軍糧也被他的「丞相」舒仲應全部分給了災民。袁術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舒仲應說，反正我們是死路一條了，何不用我一個人的性命來換這麼多老百姓的性命呢？袁術只好苦笑著說，閣下難道要獨享這個好名聲，不和我共享嗎？看來，袁術自己也很清楚，自從他走了這步臭棋，已經成了過街的老鼠，很難在江湖上混下去了。

　　不過袁術也還是苦撐了兩年。到了建安四年（公元一九九年）夏天，走投無路的袁術終於發現他這個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了，便決定把那傳國玉璽讓給袁紹，好歹那也是袁家的人。這倒很對袁紹的心思，因為袁紹其實也是一個想當皇帝的。據《三國志．袁紹傳》正文及裴松之註引《典略》，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袁紹打敗公孫瓚於易京（今河北省雄縣西北），「並其眾」，勢力大增。於是袁紹野心開始膨脹，不但對天子「貢御希慢」（貢奉既少，又很無禮），而且私下裡指使（私使）一個名叫耿苞的主簿向他報告，說是赤德已盡，黃天當立，應順應天意。所謂「赤德」，就是指劉漢；所謂「黃天」，就是指袁氏。袁紹將耿苞的密報交給大家看，沒想到輿論譁然，都說耿苞妖言惑眾。袁紹沒有辦法，只好殺了耿苞「以自解」。但他人還在，心不死，皇帝還是想當的。因此，當袁術決定「歸帝號於紹」時，他心裡是高興的，《三國志》的說法是「陰然其計」。

　　可是，就連這個想法，袁術也不能如願，因為曹操已派劉備在下邳（今江蘇省睢寧縣）截擊，單等他來送死。袁術沒有辦法，只好又掉頭回淮南。逃到離壽春（今安徽省壽縣）八十里的江亭時，終於一病不起，嗚呼哀哉，只當了三年半的皇帝，而且還是假的，沒人承認。

　　據說袁術死得很慘。《三國志．袁術傳》裴松之註引《吳書》說，袁術死的時候，身邊已沒有糧食。詢問廚房，回答說只有麥屑三十斛（十斗為一斛）。廚師將麥屑做好端來，袁術卻怎麼也嚥不下去。其時正當六月，烈日炎炎，酷暑難當。袁術想喝一口蜂蜜水，也不能夠。袁術獨自坐在床上，歎息良久，突然慘叫一聲說：我袁術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啊！喊完，倒伏床下，吐血一斗多死去。

　　袁術的死實在是罪有應得。當他求蜂蜜水而不可得的時候，不知他是否想過他當年的驕奢淫逸和對人民群眾的橫徵暴斂。《三國志》說，袁術起兵之時，就「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後漢書》也說他「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稱帝以後，更是「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在他的治下，人民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江淮間相食殆盡」。他自己每天山珍海味，手下的士兵卻一個個凍死餓死。這樣的東西，不失敗才是怪事！

　　當然，袁術的失敗，並不完全是他個人的責任。袁術這個人，還是很有些優點的，也是很有些本事的。《後漢書》說他「少以俠氣聞」，《三國志》說他「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董卓專政時當到後將軍，豈能是草包？實際上，是皇帝的至尊地位和至高權利使他鬼迷心竅。他是皇權制度的犧牲品。

　　這樣一說，事情就清楚得多。從政治的角度講，袁術最蠢的地方，還是他在大家都想當皇帝，又都不敢挑頭的時候，迫不及待地當了出頭鳥。要知道，出頭的椽子是要先爛的。尤其是在群雄割據、勢力相當的情況下，誰挑這個頭，誰就會成為眾矢之的。袁紹他們懂這個道理，因此儘管心裡癢癢的，也只好忍住。曹操更是心裡透亮。孫權勸他稱帝，他一眼看穿孫權的鬼心眼，說這娃娃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袁術卻不懂。他以為只要他一搶先，便佔了上風，別人就不敢怎麼樣了。沒想到皇帝的稱號不是商標，搶先註冊的結果只能是玩火自焚。

　　袁術死了，袁紹也得死。消滅袁紹的，也是曹操。其實袁術和袁紹兄弟的愚蠢，正在於他們始終沒弄清楚誰才是自己真正的對手。於是，就在袁紹兄弟禍起蕭牆爭風吃醋的時候，曹操在他們眼皮底下悄然崛起，成為政壇上和戰場上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並一舉打敗了這兩個自以為是的傢伙。事實證明，他們兩個一開始都沒放在眼裡的曹操，才是真正的政治高手，也才是公元二○八年赤壁之戰前政治鬥爭中最大的贏家。因為曹操比他們更有政治頭腦，知道應該怎樣對待皇帝，知道應該怎樣才能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立於不敗之地。

　　董卓廢立，袁紹另立，袁術自立。那麼曹操是怎麼做的呢？

第六回　深謀遠慮

董卓廢立，袁紹另立，袁術自立，說明他們充其量只不過「亂世梟雄」，也反過來證明只有曹操才是天才的政治家。因為只有曹操，才在這個混亂的時代採取了一種成本最低、風險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

　　董卓廢立，袁紹另立，袁術自立。這三種決策，即便不能說是錯誤，至少也是不高明，因為成本高，風險也大，效益低。相比之下，曹操的做法顯然高明得多。他不但既不廢立，也不另立，更不自立，而是把現任皇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據地，客客氣氣地供奉起來。然後利用現任皇帝的旗號，以國家的名義號令天下，征討四方。

　　這就是通常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了。其實，「挾天子」這個說法是可以討論的。包括曹操是否打算這樣做和是否能夠這樣做，都可以討論。因為無論曹操還是他的謀士，都沒有說過這句話，也沒有使用過「挾天子」的說法。這話是別人說他的。比如諸葛亮就說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孫權集團的人也說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袁紹則說曹操居然還想「挾天子以令我」。我們知道，那時的政治鬥爭很是激烈，對手的話，不一定靠得住。

　　曹操方面的說法是「奉天子」，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毛玠），或者「奉天子以令天下」（賈詡）。這兩種說法，看起來大同小異，其實相去甚遠。那麼，「奉天子」和「挾天子」又有什麼不同？曹操為什麼要這樣做？是誰給曹操出的主意？曹操是怎樣實施的？他這樣做了以後，又有什麼好處？

　　不過，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簡略地介紹一下當時情況。漢獻帝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司徒王允聯合呂布發動宮廷政變，謀殺了董卓。這件事情，在《三國演義》裡面說成是王允施了美人計和離間計。這當然是小說家言，貂蟬這個人也是元代的戲劇家編出來的。元代雜劇《連環計》說，貂蟬姓任，是任昂的女兒，名叫紅昌，因為在皇宮裡管貂蟬冠，所以叫貂蟬。不過呂布和董卓的侍婢偷情，大約確有其事；董卓因為一點小事大發雷霆，拎起手戟就扔向呂布，也大約確有其事。呂布向王允訴苦，說董卓好幾次要殺他，感到害怕，也是事實。這些事，《三國志》裡面都有記載。《三國志．呂布傳》說，王允發現這個情況，就要呂布參加他們的行動，並擔任殺手。呂布猶豫，說「奈如父子何」。王允說：「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呂布就在董卓上朝時把他殺了。

　　這件事當然大快人心。據《三國志．董卓傳》裴松之註引《英雄記》，董卓死後，橫屍街頭，看守屍體的人在董卓的肚臍眼上插了一根燈芯，把董卓充滿肥油的肚子變成一盞燈，而且一點就著，通宵達旦。但是，勝利之後的王允也犯了和袁紹相同的錯誤，那就是大開殺戒，株連無辜，蔡文姬的父親、大學者蔡邕也被誅殺。據《三國志．董卓傳》裴松之註引謝承《後漢書》，殺蔡邕的時候，很多人表示反對，前來勸說。王允卻說，當年孝武皇帝沒把司馬遷殺了，結果留下一本壞書。現在國運衰落，兵荒馬亂，董卓的軍隊就在京郊，怎麼能讓一個奸人拿著筆站在年幼的皇帝身邊？這事雖然被裴松之認為不實，但王允殺蔡邕，殺很多人，打擊一大片，卻是事實。

　　這就逼得董卓的舊部鋌而走險，殺回長安。結果這回輪到王允暴屍街頭了，只有呂布從武關殺出，到南陽投奔了袁術，朝政則落到了董卓舊部李傕和郭汜的手裡。這兩個人一點也不比董卓文雅，可憐的漢獻帝剛剛脫離虎口又進了狼窩。更糟糕的是，這兩隻狼還要窩裡鬥。李傕把皇帝搶到自己營裡，郭汜則把百官搶到自己軍中，正所謂「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後來，他們打得筋疲力盡、兩敗俱傷、死者數萬，這才稍微安靜下來。興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七月，李傕的部將楊奉和董太后的姪子董承等人開始護送天子還京（洛陽）。這一去就是一年的顛沛流離，天子又變成了浪子。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七月，皇帝終於回到了洛陽。面對被董卓燒毀破敗不堪的京城，天子欲哭無淚。

　　如此混亂的局面，對於國家和民族當然是大大的不幸，卻給了爭霸的關東諸侯一個極好的機會，同時對他們也是一次考驗，既考驗他們對國家民族是否忠誠，也考驗他們能不能抓住發展壯大自己的機遇。現在看來，曹操集團考試合格。曹操到了兗州後，他的謀士毛玠與他有過一番談話。這番話，奠定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曹操政治戰略、經濟戰略和軍事戰略的基礎，堪稱「曹操版」或「毛玠版」的《隆中對》。

　　毛玠首先為曹操分析了形勢。他指出，當時的情況，是社會動亂（天下分崩），國本動搖（國主遷移），經濟崩潰（生民廢業），災難流行（饑饉流亡），可謂國既不泰（公家無經歲之儲），民也不安（百姓無安固之志）。這樣下去，決非長久之計（難以持久）。這個時候，確實需要有一個雄才大略的人來收拾局面。這個事業，就是所謂「霸王之業」。但是，那些有此條件的人，比如袁紹、劉表，雖然實力強大（士民眾強），卻目光短淺（無經遠之慮），不知根本（未有樹基建本者也）。根本是什麼？一是正義，二是實力。實力當中，又首先是經濟實力。因為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沒有足夠的糧餉，是打不了仗的。實際上，戰爭並不僅僅是軍事力量的較量，更是經濟力量的較量。當然，戰爭也不僅僅是實力的較量，更是人心的較量。得人心者得天下。有了正義的旗幟，就師出有名，也就能克敵制勝，這就叫「兵義者勝」。有了經濟的力量，就財大氣粗，也就能進退自如，這就叫「守住以財」。總之，有了這兩條，就進可攻，退可守。

　　因此，毛玠向曹操提出三項建議，即奉天子，修耕植，畜軍資。毛玠說：「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為什麼要「奉天子」呢？因為在當時，皇帝不但是國家元首，而且是上天的嫡子，即「天子」，也是天下人的父親，即「君父」。這個觀念，早在西周時就形成了。西周雖然沒有皇帝，天子卻是有的，即作為「天下共主」的周王。後來，秦滅六國，天下一統，「王制」變成了「帝制」，「共主」變成了「獨主」，但取代了「王」的「皇帝」卻仍然是「天子」。現在，上天的嫡子、天下人的父親顛沛流離，食不果腹，居無定所，割據一方的諸侯都不伸手救援，許多人是憤憤不平看不下去的。如果有人能夠尊奉天子，無疑會大得人心。這就是毛玠深謀遠慮的地方。至於「修耕植，畜軍資」，其意義則已如前說。總之，「奉天子」是政治戰略，「修耕植」是經濟戰略，「畜軍資」是軍事戰略，所以說毛玠的話是「綱領性文件」。

　　曹操立即就採納了毛玠的建議（《三國志》的說法是「敬納其言」），而且予以實施。前面講過的「屯田」，就是「修耕植，畜軍資」。另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奉天子」了。

　　但是這並不容易。毛玠提出建議後，曹操就派使者前往長安，聯繫朝廷，卻被河內太守張楊攔住，不得過境。這時，一個名叫董昭的人出來幫了大忙。董昭這個人，按照張邇冬先生《閒話三分》的說法，在三國中連次要人物也夠不上。但我以為，董昭的「戲份」雖然不重，每次出場卻都在節骨眼上。比方說，曹操的迎奉天子，陳邇冬先生就謂之「董昭教打『皇帝牌』」；後來曹操成為「魏公」、「魏王」，《三國志》也說「皆昭所創」。其實曹操的這些事，並非董昭一人之功。比如「奉天子以令不臣」，就首先是毛玠的建議。不過，這件事能夠辦成，董昭的作用確實很大。

　　董昭原本是袁紹的人，因為袁紹聽信讒言對他產生懷疑，只好離開袁紹去洛陽，半路被張楊收留。董昭見曹操的使者被張楊攔截，就對張楊說，將軍不要以為袁紹和曹操是一家，我看他們兩個總有一天會翻臉，而勝利者必定是曹操，因為曹操才是當今天下的英雄。現在曹操代理了兗州牧，派使節去朝見天子，路過將軍這裡（其實被張楊攔住），這就是將軍和曹操的緣分啊！將軍不如做個順水人情，將來你們就是好朋友了。於是張楊就上書朝廷，表薦曹操。董昭又自己掏錢以曹操的名義給李傕和郭汜送禮，從此曹操和朝廷有了來往。這是漢獻帝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的事。

　　到興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的十月，曹操正式做了兗州牧，力量更強大了；而漢獻帝也在次年即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的七月，歷盡千辛萬苦回到了洛陽，迎奉天子的條件更加成熟。曹操便派他的堂弟、揚武將軍曹洪去洛陽，卻遭到衛將軍董承和袁術的攔截。這時又多虧了董昭。董昭的辦法是去找楊奉。因為他發現皇帝身邊那些如狼似虎的軍閥當中，楊奉的實力最強而根基最淺，很希望得到外援。於是董昭便自作主張替曹操寫了一封信。信裡先是吹捧了楊奉一番，然後說現在天子這麼混亂，「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也就是應該聯合起來。怎麼聯合？「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而且，董昭還替曹操信誓旦旦：「死生契闊，相與共之。」這話說得楊奉點頭稱是，就舉薦曹操為鎮東將軍，還使曹操承襲了父爵費亭侯。正好這時董承在朝廷裡和別人鬧了矛盾，也派人請曹操出兵洛陽。曹操迎奉天子的障礙沒有了。

　　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八月十八日，曹操進入洛陽，拜見了漢獻帝。他帶來了皇帝久違了的問候，也帶來了皇帝許久不見的糧食和酒肉。君臣相見，想必感慨萬千。曹操萬萬沒有想到，至尊天子的飲食起居竟然形同乞丐。皇帝也沒有想到，在這混亂的年頭居然還當真有人惦記他，尊奉他。於是天子下詔，授予曹操符節和黃鉞，錄尚書事。授予符節，就有了軍中執法權；授予黃鉞，就有了內外指揮權；錄尚書事，就有了最高行政權。曹操成功地邁出了第一步。

　　不過這一步也實在只能算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因為這時的皇帝，其實被捏在別人手上，並沒有什麼權威。曹操要在別人的地盤依靠並沒有權威的皇帝行使什麼軍中執法權、內外指揮權和最高行政權，奉天子以令不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因此，他還必須邁出第二步──把皇帝弄到自己身邊去。

　　第二步的邁出也有董昭的功勞。曹操到了洛陽以後，和董昭有過一次談話。他請董昭和自己坐在一起，感謝董昭暗中為自己做的一切，同時也問計於董昭。董昭說，將軍舉義兵，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這是當年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呀！但是，現在天子身邊的這些將軍，「人殊意異，未必服從」。如果留在洛陽輔佐皇上，「事勢不便」。唯一辦法，就是「移駕幸許」，也就是請皇上到將軍的根據地許縣去。不過，董昭也指出，這件事情並不容易。因為董卓把皇帝劫持到長安，弄得民怨沸騰。現在皇帝好不容易回到了洛陽，天下人都翹首以待，希望從此安定下來。如果又要皇上移駕，恐怕人心不服。這就是「非常之事」了。然而，董昭強調：「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

　　這其實是考曹操的魄力了。曹操馬上說，這正是我的打算。只不過楊奉就在附近，聽說他的軍隊很厲害，只怕不會給我方便。董昭說，無礙。楊奉這個人，有勇無謀，又沒有黨羽，是可以忽悠的。將軍不妨先給楊奉寫一封信，送上厚禮，就說洛陽沒有糧食了，要就食於魯陽。魯陽距離許縣不過咫尺，豈不是說去就去了？魯陽離楊奉所在的梁縣也不遠，楊奉必不懷疑，何憂之有呢？曹操依計而行，果然就把皇帝弄到了許縣。

　　這下子楊奉才發現上當了。董昭以曹操的名義給他寫信的時候，他還真以為曹操會像信中所寫的那樣和他合作，他出兵，曹操出糧，由他主持朝政，曹操做外援。他哪裡知道，曹操這個人，豈是給別人當後勤部長的？別人給他當後勤部長還差不多！當然，楊奉更想不到曹操居然會以「暫幸魯陽」之名，行「遷都許縣」之實。氣急敗壞的楊奉想和曹操算賬，卻被曹操抄了老窩，最後只好去投奔袁術。

　　遷都許縣的皇帝暫時住進了曹操的行轅，天子感到很滿意。到許縣之前，皇帝和朝官們已經和叫花子差不太多。據《後漢書．獻帝紀》，當時在洛陽，天子臨時住在老太監趙忠的宅子裡，而「百官被荊棘，依牆壁間」，尚書郎以下的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有的竟活活餓死或被亂兵殺死。曹操卻大大地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而且在做這些事時，非常地細心，很像一個管家的樣子。更令天子感動的是，曹操在為他們提供日用品的時候，採取的是「歸還公物」的方式，還上了一份《上雜物疏》。曹操說，這些東西都是先帝賜給臣祖上的。先帝賜給臣祖，是先帝的恩寵。臣祖也是供奉在家裡，從來不敢使用。現在皇上起居不便，臣又無尺寸之功，哪裡還敢留下？理應歸還。

　　這一手實在漂亮。我們知道，幫助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讓他覺得受了施捨，欠了人情，更不能老是提醒別人受了自己的幫助。許攸就錯在這裡，最後死於非命。當然，臣下給皇帝送東西，歷來是叫做「孝敬」的。但在這個非常時期，「孝敬」和「施捨」也沒有太大區別。這個時候，臣下能夠說一聲「孝敬」，就算是給足了面子。然而曹操居然說是「歸還」！「歸還」和「孝敬」是不同的。你再說「孝敬」，那東西也是你的，皇帝還是欠了你一個人情。「歸還」卻意味著那東西原本是皇帝的，曹操一點人情都沒有。皇帝既受之無愧，曹操也理所當然。這就把人情做足了。做人情，又顯得不是做人情，曹操實在高明。

　　曹操的這份細心不能不讓皇帝感動，也不能不讓他認為曹操是大大的忠臣。感動之餘，皇帝慶幸自己有了這樣一個忠臣，甚至慶幸上天賜給他這樣一個救星。他不用再流離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可居的奇貨在軍閥們的手上倒賣，不用擔心害怕隨時會被廢黜、殺害。他有了保護神，可以過點安生日子了。

　　於是，天子下詔，任命曹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武平侯是縣侯，比原來那個亭侯的費亭侯高了兩級（亭侯之上是鄉侯，鄉侯之上是縣侯）。更重要的是，大將軍是武帝以來大漢王朝的最高實權職務，比「三公」的地位還高，權利還大。這下子，曹操完成了「奉天子」的程序，獲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崇高地位，他可以「令諸侯」了嗎？

　　不能。第一個，袁紹就不聽他的。曹操當了大將軍以後，大約是為了平衡，或者是為了安撫一下老朋友，又以皇帝的名義任命袁紹為太尉，封鄴侯。袁紹馬上就跳起來了，拒不接受。因為太尉雖然是全國最高軍事長官，三公之一，地位卻在大將軍之下。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獻帝春秋》，袁紹氣憤地對人說，曹操早就死過好幾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現在反倒跑到我頭上撒尿來了，什麼東西！難道他還想「挾天子以令我」嗎？

　　這就十分小家子氣和小心眼兒了。袁紹這個人，雖然出身高貴，卻其實小心眼。這也是他最後終於要失敗的原因之一。反倒是曹操大度，知道此時不可和袁紹翻臉，便上表辭去大將軍一職，讓給袁紹。袁紹這下以為得了面子和甜頭，才不鬧了。其實，袁紹不在朝中，他的號令也出不了自己的轄區範圍，當大將軍和小將軍沒什麼兩樣。何況，這職位是曹操讓出來的，也沒什麼面子，徒然讓後人恥笑而已。

　　更何況，曹操可以給他「面子」，卻不會給他「裡子」，也不會聽他指揮。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當時袁紹要曹操胡亂找個茬子把楊彪和孔融殺了，曹操就不聽他的。曹操知道袁紹和楊彪、孔融有過節，自己也不喜歡楊彪和孔融，卻知道現在不是殺人的時候，更不能亂殺名士。就算要殺，也是曹操自己的事，豈能由袁紹來指揮？於是曹操就一本正經地給袁紹回了一封信，說現在的情況，是「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君臣將相，既不同心，也不同德，「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這個時候，作為帝國的執政者，即便以最坦誠的心態去對待別人，恐怕也難以取信於人。如果還要殺他一個兩個，豈不弄得人人自危？想當年，高皇帝冊封和他有過節的雍齒為侯，就安定了整個朝廷，這事閣下難道忘了嗎？袁紹得信，氣了個半死，認為曹操表面上大公無私（外託公義），實際上心懷鬼胎（內實離異），還要和他打官腔，就恨得咬牙切齒。

　　曹操當然很清楚袁紹的心思，也很清楚他和袁紹總有一天會公開翻臉。不過，袁紹這麼一鬧，也讓曹操清楚地意識到，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不要以為你掌握了個小皇帝，當了個大將軍，天下就是你的了。沒有的事！事實上，袁紹不聽他的，袁術不聽他的，呂布、張繡這些小軍閥也不聽他的，更不用說遠在天邊的劉表和孫策了。皇帝的旗號並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還得靠拳頭打出來。

　　因此，說曹操遷都許縣之後就「挾天子以令諸侯」了，是不對的。當時他並沒有這個能耐，也未必有這個想法。因為毛玠的建議，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並非「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兩個說法是有本質區別的。奉，是尊奉、維護；挾，是挾持，利用。令不臣，是要地方服從中央；令諸侯，是要別人服從自己。因此，「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政治綱領，目的是實現國家的統一；「挾天子以令諸侯」是政治策略，目的是實現個人的野心。這兩個說法，豈能混為一談？

　　那麼，曹操的真實想法，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還是要「挾天子以令諸侯」呢？

第七回　先入為主

曹操的政治天才，集中表現在他迎奉天子遷都許縣這件事上。這件事的動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必須維護作為國家統一象徵的皇帝，剷除導致國家分裂的諸侯，即「奉天子以令不臣」；另一種解釋則是曹操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把皇帝作為牌來打，趁機消滅異己，即「挾天子以令諸侯」。

　　前面說過，曹操的政治綱領，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那麼，「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句話是怎麼來的呢？

　　是袁紹的謀士說的。

　　袁紹有兩個謀士說過這句話，一個是沮授，一個是田豐。沮授的說法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田豐的說法則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田豐的說法見於《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獻帝春秋》，沮授的說法見於《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獻帝傳》。沮授的說法在前，而且詳盡，我們就說沮授。

　　沮授是袁紹從韓馥手裡騙得冀州之後，順便接收的謀士之一。袁紹的水平比韓馥高多了，沮授當然願意為他效勞。據《三國志．袁紹傳》，沮授投靠袁紹後，兩人有過一次談話。正如毛玠的談話可以算作「曹操版」的《隆中對》，沮授的談話也可以算作「袁紹版」的《隆中對》，而且說得文采飛揚。沮授說，將軍您是一個曠世英雄、少年才俊。年紀輕輕剛一進入朝廷，就名揚四海（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面對董卓的倒行逆施，您表現得大義凜然（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槍匹馬突出重圍，董卓就心驚膽戰（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渡過黃河就職渤海，渤海就伏首稱臣（濟河以北，則渤海稽首）。您依靠渤海一個郡的力量（振一郡之卒），獲得了冀州一個州的擁戴（撮冀州之眾），真可謂「威震河朔，名重天下」呀！現在天下雖然還不太平（黃巾猾亂，黑山跋扈），但是，又有誰能阻擋您前進的步伐呢？您現在「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完全可以「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成為舉世矚目舉足輕重的救世英雄。那時，您就應該把皇上從長安迎回來（迎大駕於西京），在洛陽恢復社稷和祖廟（復宗廟於洛邑），然後「號令天下，以討未服」。將軍有了這樣一個政治優勢，又誰能夠和您一爭高下呢（以此爭鋒，誰能敵之）？用不了多久，就大功告成了（比及數年，此功不難）。這話說得袁紹也熱血沸騰，當即表示「此吾心也」，可惜並未實行。

　　這事後來又議過一次，而且話說得更明確，時間則是在曹操迎奉天子前不久。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獻帝傳》，沮授說，自從董卓造孽，天子流離失所，宗廟破敗毀壞，各路諸侯名義上大舉義兵，實際上自相殘殺（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沒有一個尊崇天子體恤百姓的（未有存主恤民者）。現在，將軍您已經初步安定了州域，就應該迎奉天子定都鄴城，「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又有誰能夠抵擋您呢？

　　這話袁紹倒是聽進去了，可惜其他人反對。反對的人，據《獻帝傳》說是郭圖，但《三國志》說郭圖說贊成的，而且說主張「迎天子都鄴」的正是郭圖。這個我們也弄不清楚。反正那些人七嘴八舌說大漢王朝眼看就要完蛋了，咱們卻去扶它，不是沒事找事嗎？現在大家都在問鼎中原。這個時候，先下手為強，先得手為王。如果把皇帝這寶貝弄到身邊來，天天向他請示，事事向他彙報，實在麻煩。聽他的吧，顯得咱沒分量（從之則權輕）；不聽他的吧，說起來又算是違命（違之則拒命），實在划不來（非計之善者也）。袁紹自己呢，一想到獻帝是董卓擁立的（天子之立非紹意），心裡就犯噁心，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袁紹一猶豫，曹操就搶了先。這一回輪到袁紹大跌眼鏡了：曹操迎奉獻帝遷都許昌後，不但沒有損失什麼，或受制於人，反倒撈到了不少實惠。他得到了黃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關中地區的人民也紛紛歸附（收河南地，關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撈到了一大筆政治資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漢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對派都置於不仁不義的不利地位。從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擴大地盤，還是討伐異己、打擊政敵，都可以用皇帝的名義，再不義也是正義的。對手們呢？則很被動。他們要反對曹操，先得擔反對皇帝的風險。即便打著「清君側」的旗號，也遠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義下詔來得便當，來得理直氣壯。比如後來袁紹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說「天子在許」，攻打許都「於義則違」。諸葛亮也說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曹操捷足先登，佔了個大便宜。

　　袁紹則吃了個大虧。據《後漢書．袁紹傳》，曹操剛把天子迎到許縣，就一本正經地以皇帝的名義給袁紹下了一道詔書，責備他「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沒見他出師勤王，只見他不停地攻擊別人。袁紹接詔，渾身氣都不打一處來，卻也只好忍氣吞聲上書為自己辯解一番。後悔之餘，袁紹又想出一個補救辦法。他以許都低濕、洛陽殘破為由，要求曹操把皇帝遷到離自己較近的鄄城（今山東省鄄城縣），試圖和曹操共享這張王牌。這可真是做夢娶媳婦，盡想好事。曹操肚子裡好笑，毫不客氣地予以拒絕。這時，袁紹的謀士田豐對他說，遷都的事既然辦不成，那就趕緊打許都的主意（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否則就來不及了。袁紹不聽。

　　實際上，這事從一開始曹操就高了袁紹一頭。高在哪裡？高在格調，高在品位。要知道，沮授的建議（挾天子而令諸侯）是不可以和毛玠的建議（奉天子以令不臣）等量齊觀的。道理上文講過：奉，是尊奉、維護；挾，是挾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實現國家統一，「挾天子而令諸侯」的目的是要實現個人野心。一個光明磊落，一個鬼鬼祟祟，豈能同日而語？毛玠說得對，「兵義者勝」。不義，氣度上就差了一截。

　　退一萬步說，就算曹操接受毛玠的建議迎奉天子，並非真心要把行將就木的漢室再扶起來，不過只是把皇帝當牌來打，策略上也比袁紹高明。因為皇帝不但可以當牌來打，而且是張好牌。這張牌，好就好在它既虛又實。說它虛，是因為這時的皇帝，不要說「乾綱獨斷」，就連人身自由都沒有，完全聽人擺佈，有如提線木偶。所以，它是一張可以抓到手的牌。說它實，則是因為儘管誰都知道這皇帝是虛的，是個擺設，可又誰都不敢說他是虛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話裡誰也不敢說那皇帝沒穿衣服一樣。皇帝有個什麼吩咐，有個什麼號令，大家也都得裝作服從的樣子（事實上有些事還得照著做），不敢明目張膽唱反調。唯其如此，當時敵對的雙方便都要宣稱自己的行動得到了皇帝的授權。在朝的逼著皇帝下詔書，在野的則謊稱有皇帝的密詔，這樣他們的行動才師出有名，才有正義的性質。所以，皇帝又是一張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只要這張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兒來的？

　　至於說把皇帝弄到身邊，事事要向他請示，不如遠離皇帝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則更是典型的山大王意識，一點政治頭腦都沒有。天高固然皇帝遠，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近一點豈不更便當？請示彙報、磕頭行禮當然還是要的。但只要稍微有點頭腦，就該知道那不過是走走過場而已。那小皇帝當時才十六歲，還是個孩子。先是被捏在董卓手裡，後來又被捏在王允等人手裡，從來就沒有真正掌過權。李傕、郭汜火拼，在長安城裡兵戎相見，皇帝派人兩邊講和，誰也不買他的賬。可見這位堂堂天子，不要說號令天下，就連當個和事佬都當不成。這樣可憐的皇帝，到了袁紹這裡，怎麼會擺天子的譜，和袁大人過不去呢？政治鬥爭和做生意一樣，講究的是搶佔商機。王牌只有一張，你不去搶，就會有別人搶。沮授就說：「權不失機，功在速捷」，「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可惜袁紹聽不進去。

　　可見，迎奉天子這事，也有兩說。毛玠是一種說法，沮授是另一種說法。那麼，曹操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他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呢，還是要「挾天子以令諸侯」呢？

　　曹操的謀士們顯然是主張前者的。毛玠是這個觀點，荀彧也是這個觀點。荀彧原本是袁紹的人，但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早在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就離開了袁紹投奔了還只是東郡太守的曹操，曹操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張良啊！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決定迎奉天子的時候，許多人是不贊成的（諸將或疑），是荀彧和程昱堅決支持。程昱說過什麼我們已無從知曉，荀彧的說法則記載在《三國志．荀彧傳》中，我們且看他怎麼說。

　　荀彧說，第一，搞政治鬥爭，必須正義，至少要有一面正義的旗幟。想當年，晉文公迎奉被王子帶驅逐的周襄王返回王城，結果諸侯影從；高皇帝為被楚霸王殺害的楚懷王披麻戴孝，結果天下歸心。這就是正義旗幟的號召力。第二，將軍您一貫正義。董卓禍國家的時候，是您第一個舉起正義的旗幟並付諸行動（首唱義兵）；天子顛沛流離的時候，又是您冒著天大的風險派去了使節（蒙險通使）。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您的心無時無刻不在王室（乃心無不在王室），您的夙願是要匡復天下啊（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現在，天子正在顛簸（車駕旋軫），洛陽一片破敗（東京榛蕪），忠義之士無不希望捍衛國本（義士有存本之心），人民群眾懷念大漢往日的輝煌而更加悲傷（百姓感舊而增哀）。那就應該立即行動起來，做將軍一直想做的事。錯過了時機，人心就會大亂。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四方生心）的時候再來收拾局面，恐怕就為時太晚了。

　　為此，荀彧向曹操提出了三大綱領，即尊奉天子以順從民意（奉主上以從民望），大公無私以降服豪強（秉至公以服雄傑），弘揚正義以招攬英雄（扶弘義以致英俊）。荀彧說，「奉主上以從民望」，是最大的趨勢，即「大順」；「秉至公以服豪傑」，是最大的戰略，即「大略」；「扶弘義以致英俊」，是最大的德行，即「大德」。大順至尊，大略至公，大德至義。有此三大綱領，就堂堂正正，氣壯山河，無往而不勝。即便有人唱反調，鬧彆扭，倒行逆施，那也只能是小丑跳樑，螳臂擋車，自取滅亡。

　　荀彧這段話說得大義凜然，不能不讓曹操肅然起敬。如果比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說辭，則品位和格調的高下就一目了然。荀彧著眼於「義」，沮授著眼於「利」。荀彧始終緊扣一個主題：捍衛現任皇帝，就是維護國家統一，這是「大義」。沮授則反覆強調一個策略：掌握現任皇帝，就能擁有政治資本，這是「大利」。所以，他們都認為必須抓緊時機，但著眼點不一樣。荀彧說，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的時候再來收拾局面，就為時已晚。沮授則說，如果不先下手為強，讓別人把皇帝這張牌搶走了，就來不及了。當然，沮授也說了「今迎朝廷，至義也」的話，但說得輕描淡寫。輕描淡寫倒不見得就是沮授格調低，歸根結底還是袁紹格調低。謀士要說服東家，總是要順著對方的心思說的。沮授曉之以「利」，說明袁紹重「利」；荀彧曉之以「義」，說明曹操重「義」。至少，在公元一九六年的時候，曹操是重「義」的，或裝著重「義」的樣子。

　　不過，任何說法和決策都是雙刃劍。毛玠和荀彧為曹操設定的這個「政治正確」和「正義旗幟」，給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給曹操戴上了緊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無私和弘揚正義這三大綱領，全方位地遏制著曹操的個人野心；而「乃心無不在王室」和「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這兩句話，則等於用曹操自己的話把曹操管得死死的，使他終其一生都不敢取現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稱帝。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曹操在自己野心膨脹的時候對他們產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迫自殺，毛玠也下了大獄，差一點死掉。

　　這當然是後話。在公元一九六年這個時候，曹操基本上還是想做「亂世英雄」的，也是主張尊奉現任皇帝，維護國家統一的。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六年前袁紹提出要另立劉虞為帝時，曹操就曾這樣回答袁紹。曹操說，董卓的罪惡，暴於四海。我們的聯軍之所以得到那麼多人的擁護和響應，就因為我們的行動是正義的。現在皇上年幼，勢單力薄，受制於奸臣，自己並沒有什麼過錯。一旦更換，天下還有誰能安心？最後，曹操悲憤地說：「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說，你們到幽州朝拜新皇帝去吧，我自己一個人西進長安，到那裡保衛當今皇上去！

　　曹操這段話不長，意義卻很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曹操的政治立場：主張統一，反對分裂，因為分裂意味著戰爭，也意味著人民的痛苦。曹操曾經寫過一首詩，叫《蒿里行》，回顧了關東聯軍四分五裂的故事，描繪了戰爭狀態下人民的痛不欲生。那可真是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慘不忍睹。曹操說：「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種景象，曹操他看不下去。

　　因此曹操堅決主張國家的統一，並為此奮鬥終生。國家要統一，就要有一個統一的象徵。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就是皇帝。皇帝是誰並不重要。如果條件成熟，自己來當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沒有，也不能有兩個。他反對董卓，是因為董卓把皇帝搞得等於沒有。他反對袁紹，是因為袁紹要把皇帝搞成兩個。他堅持不退出政治舞台，而且在條件實際上已經成熟的時候也不取代漢獻帝，則因為「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所以，為了國家的統一，他寧肯自己忍住，也不能弄出一大堆皇帝來。

　　當然，要說曹操這時一點個人野心都沒有，也不是事實。據一條不太可靠的史料，即《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張璠《漢紀》，當時有個名叫王立的太史公，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皇帝說，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替代漢的必定是魏。能安定天下的，也只有曹氏。曹操聽說這話以後，就讓人對王立說：「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這事十分靠不住，尤其是「承漢者魏也」這句話，不大可能在曹操剛剛迎奉天子的時候就有人說出來。不過該書所引曹操的話，倒符合他心理的真實。這個時候，曹操可能已經有了野心，至少這話他聽了心裡舒服，但他知道不能說。

　　不能說，不等於不能做。曹操遷都許縣以後，便悄悄地開始由「奉天子」變成「挾天子」。這個轉變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是早有預謀還是順其自然，現在已經弄不清了。反正曹操越來越專橫，越來越跋扈，越來越霸道，越來越不把皇帝當皇帝，皇帝自己也越來越覺得是從「被尊奉」變成了「被軟禁」，終於在建安五年（公元二○○年）發生了所謂「衣帶詔」事件。這件事《三國志》和《後漢書》都有記載，當是事實。《三國志．先主傳》說：「獻帝舅（岳父）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事覺，承等皆伏誅。」《後漢書．獻帝紀》也說：「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我們知道，漢獻帝是在動亂中和災難中成長起來的，早就養成了逆來順受的隱忍功夫。如果不是被逼無奈忍無可忍，應該不會下此密詔，可見曹操當時猖狂到什麼程度。

　　不過這事很難講，因為正史所載也未必是實。陳邇冬先生就說「衣帶詔」事件「實千古之疑案」，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也表示懷疑。這事我們以後再說。其實，「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挾天子以令諸侯」並不矛盾。因為要維護國家統一，就必須剷除導致國家分裂的諸侯，而要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必須消滅異己。目的雖不一樣，事情和結果卻是相同。這事在曹操那裡就更不矛盾，因為他的個人野心已經和國家的統一大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曹操很清楚，他要實現個人野心，就得實現國家統一；只有實現國家統一，他才能實行個人野心。因此，在戰略上，在大庭廣眾之中，他必須「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策略上，在私下裡，則不妨「挾天子以令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口號，是旗幟；「挾天子以令諸侯」是手段，是牌。什麼時候舉旗，什麼時候打牌，什麼時候「奉天子以令不臣」，什麼時候「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心裡清清楚楚，而且做起來遊刃有餘。

　　何況這事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曹操將能夠比誰都更為有利的網羅人才。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義廣納賢明甚至招降納叛，那些希望為國家效勞為天下出力的人，也只有到他的政府裡來，才顯得名正言順光明正大。這也是劉備集團和孫權集團必須把他定位為「漢賊」，把曹操和漢室區別開來的原因之一。但不管怎麼說，曹操在這方面要比他們便當。因為替皇帝效勞總比替諸侯效勞正當，而替皇帝效勞和替曹操效勞實在難以區分。至少，曹操可以用皇帝的名義和國家的俸祿為自己的人才加官進爵。官位是國家的，人才是自己的，曹操這筆生意做得合算。

　　總之，把皇帝弄到許縣以後，曹操就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他擁有了最大的政治資本和人力資源。於是，曹操一隻手高舉起維護漢室這面在當時是正義的旗幟，號召天下，號令諸侯，儼然大漢王朝的救世主；另一隻手卻從背後悄悄地拔出了刀子，而且出手極快。他要用這把刀，蕩平四海，一統九州。那麼，曹操他順利嗎？

第八回　鬼使神差

一手舉旗子，一手拔刀子，這當然並不容易，也不可能十分順利。在這個艱苦卓絕的鬥爭中，曹操好幾次差一點就全軍覆沒，死於非命。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他能夠化險為夷、轉敗為勝；又是誰，鬼使神差般地來到他身邊，給了他關鍵性的幫助呢？

　　前面我們講到，漢獻帝建安九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做了兩件大事，一是迎奉天子遷都許縣，二是實施了屯田制度。前者使他在政治上佔據了優勢（奉天子以令不臣），後者使他在經濟上獲得了豐收（得穀百萬斛）。天子所在且豐衣足食的許都成為人心所向，許多人便都來依附曹操。包括當時還不顯山露水的劉備，也帶著關羽和張飛前來投奔。於是，擁有了雄厚政治資本而且人才濟濟、糧餉充足的曹操，便開始了他的征伐。

　　事情一開始出奇的順利。漢獻帝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春正月曹操南征，盤踞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的張繡向曹操投降。這個時候，距離曹操實行「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戰略才不過一兩個月。剛剛拔出刀子，就兵不血刃地獲得了勝利，曹操不免有些飄飄然，行為也不檢點，舉措也不推敲，據《三國志．張繡傳》正文及裴松之註引《傅子》，這時他做了兩件不該做的事。一是強納張繡的嬸嬸（即張濟的妻子）為妾，這讓張繡感到屈辱（繡恨之）；二是拉攏張繡的貼身部將胡車兒，這使張繡感到威脅（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曹操聽說張繡不滿，恐怕變生不測，便也起了殺心（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但不知怎麼走漏了風聲（計漏）。於是，張繡便突然反叛，在曹操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把他打得落花流水。曹操的長子曹昂（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猛將典韋（曹操最貼心的親兵隊長），還有一個姪子曹安民，均在戰鬥中身亡，曹操自己也中了箭傷，差一點就死於非命。

　　具體策劃了這次反叛行動的是張繡的謀士賈詡。賈詡，字文和，武威人，據說是張良、陳平一類的人物，實際上也堪稱三國時代一等一的奇才、怪才和鬼才。他的字是「文和」，而他的「歷史使命」卻好像是「亂武」（這是作家周澤雄先生的發現）。《三國志．賈詡傳》對他早年的「亂武」勾當，有詳盡的記載。比如李傕和郭汜劫持皇帝禍亂國家，就是他造的孽。董卓被王允和呂布刺殺後，李傕和郭汜見大勢已去，心灰意冷，準備解散隊伍，抄小路逃回老家，賈詡卻把他們攔住，說你們「棄軍單行」，一個小小的亭長就能把你們捉拿歸案。不如重新集結隊伍，殺回長安，為董卓報仇。事情成了，你們可以「奉國家以征天下」；事情不成，你們再走不遲呀！李傕和郭汜一聽有道理，就殺了回去，結果是國家、皇帝和人民再次遭災。不過賈詡倒是有自知之明。李傕和郭汜要給他封侯，賈詡說：「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拒不接受。李傕和郭汜又要拜他為尚書僕射，賈詡又說：「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結果李傕和郭汜又敬重他又害怕他。賈詡自己呢，大約也覺得罪孽深重，便利用自己的影響，盡可能地遏制李傕和郭汜，制止了他們不少罪行，保護了不少大臣，也算是將功補過吧！

　　天子離開長安以後，賈詡就辭去官職，輾轉來到張繡軍中，張繡對他執後輩禮。張繡準備反叛曹操，賈詡就幫他設計。據《三國志．張繡傳》裴松之註引《吳書》，當時張繡採納賈詡的計策，對曹操說部隊要移動一下，又說軍車少，載重多，請求允許讓軍士們把鎧甲都穿在身上，武器都拿著手中。曹操沒有懷疑，照准。結果張繡的部隊路過曹營的時候，發動突然襲擊，打得曹操措手不及，落荒而逃。

　　面對這次慘敗，曹操並未委過於人，更沒有追究主張張繡投降的人，而是自己承擔了責任。據《三國志．武帝紀》，曹操對諸將說，我已經知道了自己錯在哪裡了，我下回再也不會犯這樣的錯誤（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當然，曹操的檢討，並不到位。他說他這次失敗的原因，是忘了讓張繡交出老婆孩子做人質（失不便取其質）。這仍然是給自己打圓場。但是，能夠不賴別人怪自己，就有進步的可能。漢獻帝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冬十一月，曹操再次南征張繡，果然大獲全勝。張繡成了喪家之犬，南奔逃到穰城（今河南省鄧縣）去了。

　　不過，一個人要成熟，也沒有那麼快。漢獻帝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三月，曹操第三次南征張繡，就出師不利，又差點栽了大跟頭。這次南征，許多人是反對的。據《三國志．荀攸傳》，時任軍師祭酒（參謀）的荀攸就對他說，現在張繡和劉表雖然在賈詡的撮合下結成了聯盟，但這兩個人是同床異夢的。張繡要靠劉表供應糧草，劉表又不能供，他們遲早要分道揚鑣。不如等一等，他們就不戰自敗（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如果逼急了，劉表一定會來救援。可惜曹操不聽，結果困於穰城，劉表也果然出兵，曹操只好撤退。

　　曹操一撤退，張繡就高興了，立馬派兵去追。賈詡說，追不得，追則必敗。張繡哪裡肯聽？結果大敗而歸。賈詡說，現在可以追了。趕快去，必勝無疑。張繡聽得目瞪口呆，說剛才不聽先生的話，才落得這麼個敗局。現在敗都敗了，還追什麼追？賈詡說，情況變了，你追就是。快去！張繡將信將疑，收拾殘兵敗將，又追了出去，果然大勝。這下子張繡百思不得其解了。張繡說，剛才以精兵追退敵，先生說必敗；現在以敗兵追勝軍，先生又說必勝。每次都像先生預料的那樣，張繡實在想不通。賈詡說，這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將軍雖然善於用兵，實話實說，還是不如曹操。曹操既然決定撤退，必定親自斷後。將軍的兵雖然精，但將軍的將不如曹操，曹操的兵也很精銳，所以將軍必敗。然而，曹操攻打將軍，既無失策，又未盡力，不戰而退，必定是大後方出了問題。他既然打退了將軍的追兵，必定輕車速進，放心趕路，留下斷後的將領軍隊就不是將軍的對手了，所以必勝。這番話，說得張繡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不能不心悅誠服，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讀《三國志．賈詡傳》這段文字，也不能不拍案叫絕。

　　賈詡果然料事如神。曹操匆忙撤退，確實是後院起火。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獻帝春秋》，原來曹操接到情報，說袁紹的謀士田豐建議袁紹趁曹操南征之機，突襲許都，「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這當然是天大的事，曹操不能不放棄張繡。不過，正如賈詡之所估計，曹操是撤退，不是潰退，而且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有序撤退，因此在撤退的過程中還是殺了個回馬槍。當時的情況十分危險。後面有張繡追殺，前面有劉表攔截，可謂腹背受敵。然而曹操卻胸有成竹。《三國志．武帝紀》說，當時曹操寫信給留守許都的荀彧說，別看賊寇追我，害得我只能日行數里，但用不了多久，等我走到安眾（今河南省鎮平縣東南），就一定能克敵制勝。

　　曹操寫這封信的目的，當然是要給留守許都的荀彧吃一顆定心丸，讓他們不要擔心自己的安危，全力以赴準備迎擊袁紹。不過曹操也確實是穩操勝券。曹操班師回朝以後，荀彧問他為什麼會有必勝的信心。曹操說，賊寇追我退兵，這就是把我們逼到死路上了，我軍必定拚死一戰。置於死地而後生，置於亡地而後存，因此我料定必勝。

　　袁紹卻沒能抓住這個機會。他的兵馬收到黑山農民軍和公孫瓚的牽制，動彈不得，曹操一場虛驚。和張繡的戰爭，應該說也是打了個平手，雙方各有勝負。可以說，曹操這次南征，不能算是賠本生意，好歹也是持平，何況在撤退的過程中還充分表現了自己的軍事天才。但曹操並沒有自鳴得意。他對荀攸檢討說，不聽先生之言，以至於此。

　　實際上，揚人責己，也是曹操的一貫作風。公元二○七年（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桓大獲全勝。回師的路上，走到冀州時，天寒地凍，荒蕪人煙，連續行軍二百里不見滴水，軍糧也所剩無幾，「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回到鄴城後，曹操下令徹查當初勸諫他不要征討烏桓的人。大家不知為什麼，人人自危，曹操卻一一予以封賞。曹操說，我這場勝利，完全是僥倖。諸君的勸阻，才是萬全之策。因此我要感謝諸位，懇請諸位以後還是有什麼說什麼，該怎麼講還是怎麼講，不要有什麼顧慮（後勿難言之）。這事是記載在對曹操不太友好的那本《曹瞞傳》當中的，應該說靠得住。

　　其實早在這一年的二月，曹操就曾發佈《封功臣令》，說我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已十九年了，戰必勝，攻必克，征必服，難道是我的功勞？全仗各位賢士大夫之力啊！

　　打了敗仗檢討自己，打了勝仗感謝別人，而且感謝那些勸他不要打這一仗的人，這種胸襟和情懷，和袁紹、袁術之流真不可同日而語。曹操真不愧為大氣磅礴和襟懷坦蕩的大英雄。事實上，正是這種非凡的氣度和超人的膽識，以及揚人責己的一貫作風，使他戰勝了一個又一個敵手和對手，凝聚了一個又一個勇將和謀臣，也是他一次次轉敗為勝、化險為夷的原因之一。這種氣度和膽識是有號召力和凝聚力的。於是，就連曾經背叛過他的張繡，也於漢獻帝建安四年（公元一九九年）十一月再次向他投降。

　　張繡的第二次投降，也是賈詡的主意。據《三國志．賈詡傳》，當時袁紹和曹操即將決一死戰，雙方都在爭取中間力量。袁紹派人來招納張繡，賈詡卻力主去投靠曹操。賈詡自作主張地對袁紹的使者說，麻煩足下回去告訴袁本初，他們兄弟尚且不能相容，還容得下天下國士麼？此言一出，張繡當場就嚇得面如土色，驚聞道：你怎麼這樣講？但是賈詡講都講了，而且是實話。於是張繡悄悄地問賈詡，你現在一點面子都不講，就把袁紹的使者打發了，我們怎麼辦？賈詡說好辦得很，我們去投靠曹操。張繡說，袁紹強大，曹操弱小，和我們又有前嫌，怎麼還去投靠他？賈詡說，正因為如此，才應該投靠曹操。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請注意賈詡的說法也是「奉天子」而不是「挾天子」），政治上佔有優勢，投靠曹操名正言順，此為有理。第二，袁紹人多勢眾，曹操人少勢弱，我們這點人馬，在袁紹那裡微不足道，對於曹操卻是雪裡送炭，必被看重，此為有利。第三，但凡有志於王霸之業者，一定不會斤斤計較個人恩怨，反倒會拿我們做個榜樣，向天下人表示他的寬宏大度和以德服人，此為有安全。因此將軍儘管放心。

　　賈詡的估計完全不差。張繡一到，曹操就親親熱熱地拉著他的手（執其手），為他設宴洗塵（與歡宴），並立即任命張繡為揚武將軍，封列侯。為了進一步表示自己的誠意，曹操還為自己的兒子曹均娶張繡的女兒為妻，兩人成了兒女親家，和當年劉邦在鴻門宴之前對待項伯一樣，極盡籠絡之能事。至於過去的恩恩怨怨，當然也隻字不提，從此，張繡成為曹操麾下一員勇武的戰將，賈詡則成為曹操身邊一個重要的謀臣。在接下來的官渡之戰中，他們都立下了汗馬功勞。《三國志．張繡傳》的說法，是「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至於賈詡的貢獻，我們後面還要講到。

　　張繡其實是稀裡糊塗投降的，曹操和賈詡卻心如明鏡，心照不宣。這兩人實在是太懂政治了。他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天下的爭奪，歸根結底是人心的爭奪。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要爭取人心，就必須有一個寬宏大量的氣度和一個既往不咎的政策，哪怕是裝，也要裝得像回事。這就需要有一個典型，一個樣板，一個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它比說多少好話都管用。張繡就恰恰是一個做榜樣當典型的最好材料。他和曹操有過多次交手，而且每次都把曹操打得落荒而逃。他和曹操有著深仇大恨，而且是投降了又叛變的人。這樣的人，都能為曹操所容，還有什麼人不能容呢？這樣的人，都能為曹操所信任，還有什麼人不能信任呢？相反，袁紹連自己的弟弟都不能信任，還能指望天下人歸順依附嗎？

　　張繡來得也很是時候。曹操其時，「奉天子以令不臣」才剛剛三年，天下不服的人不可勝數。他自己在社會上的名聲也不太好。後來陳琳代袁紹起草的討曹檄文，就把他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從來就不講道德，只不過鷹爪之才，甚至說「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簡直就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壞蛋大流氓。此類文章，歷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中難免誣衊不實之處，但有些事，恐怕非空穴來風，曹操自己也有口難辯，說不清楚的。比如他的殺邊讓、屠徐州，就是洗刷不掉的污點。漢獻帝初平四年（公元一九三年）秋，曹操親提大軍，直撲徐州，為被徐州牧陶謙部將張闓搶劫並殺死的父親曹嵩和弟弟曹德報仇。陶謙逃進郯城（今山東省郯城縣），曹操便拿徐州人民出氣，縱兵掃蕩，濫殺無辜，僅一次就在泗水邊「坑殺男女數萬口」，連泗水都被屍體堵塞，為之不流。徐州地區許多城池「無復形跡」，不但沒有人影，連雞犬都殺光了，簡直就是慘絕人寰。所以後來曹操打算再次征討徐州的時候，荀彧就斷言徐州軍民一定會拚死抵抗，決不投降，因為上次殺的人實在太多。確實，曹操這一回，也報復得太過分了。陶謙即便罪大惡極，也頂多殺了他本人或他那一夥，關老百姓什麼事呢？如此濫殺無辜，豈非喪心病狂？

　　因此，曹操實在很需要有一個機會，來展示自己的博大胸懷和高尚情操；很需要有一個典型，來證明自己的容人之量和仁愛之心。張繡此時送上門來，真使他喜出望外。因此他不但立即表現出盡釋前嫌，而且始終如一地表現出對張繡信任有加，給予的封賞也總是超過其他將領。張繡最後封到二千戶，而其他人沒有超過一千戶的。

　　當然，曹操樹的這個樣板，後來似乎也遭到了報復。八年後，張繡隨曹操北征烏桓，還沒到地方就死了，死因不明。《魏略》說是被曹丕嚇死的。張繡為了討好曹丕，曾多次請他聚會，沒想到曹丕竟然發怒說：你殺了我哥哥，怎麼還好意思厚著臉皮見人呢！張繡「心不自安，乃自殺」。此案甚為可疑，姑不論。但他的兒子張泉被殺，則是事實。張泉是因牽扯到魏諷謀反案中被殺的。據說此案「連坐死者數千人」，時間則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距離張繡投降已經二十年。這是曹操生前最後一次大清洗，下手的人又是曹丕。現在已無法查明張泉是怎樣捲進此案的。第一種可能是張泉因曹丕逼死了父親，心懷仇恨或心存恐懼而加盟魏諷叛黨。第二種可能是曹丕因有間接謀殺張繡之嫌疑，畏懼張泉報仇，乾脆逼人謀反，殺人滅口。第三種可能則是曹丕並未逼死張繡，但也深知曹操籠絡張繡，完全是出於政治需要，殺子之仇是不會忘記的。報復既然無法施加於張繡，那就拿張泉來抵罪。總之，張泉之死，很有可能是冤案，或是被逼上梁山。事實上，曹操這個人的報復心是很重的。而且，報復起來，一點都不手軟。誰要以為曹操不會報復，那就算他看錯了人。只不過，能夠忍到二十年以後再報復，也不愧「奸雄」了。

　　但是曹操和曹丕對賈詡卻一直很好。事實上，在這場事變中，最受益的是曹操。張繡只不過找到了一個出路，賈詡也只不過找到了一個歸宿，曹操卻撈到了一大筆政治資本。所以，曹操對賈詡，和他對張繡是不一樣的。對張繡，是既拉攏又防範，但裝作不防範；對賈詡，則是既感激又欣賞，而且是真感激真欣賞。張繡來投降的時候，曹操拉著賈詡的手感激地說，使我大大取信於天下人的，就是先生了（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這不是客套，而是真話。因為曹操確實感激他雪中送炭，欣賞他謀略過人，因此後來就連立儲大計，也要和賈詡密談。這就不再是為了示人以德，而是真誠地引為知己了。

　　實際上，賈詡可能是三國史上最聰明的人。三國時代的那些謀士和名人，很多人結局都不好。就說曹操這邊的人吧，有的早夭（如郭嘉），有的反目（如毛玠），有的神秘去世（如荀彧），有的死於非命（如許攸），賈詡卻安然無恙，壽終正寢。他為曹氏集團服務了兩代人，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歲去世，諡曰肅侯，結局比許多人都好。

　　賈詡的聰明，明就明在他洞悉人性，總能看透對方的心思。據《三國志．賈詡傳》，賈詡在把李傕和郭汜這兩隻「西北狼」引進長安後，並沒有同流合污，而是擇機離開了他們。離開長安後，賈詡先是投靠段煨，後是投靠張繡。離開段煨的時候，有人問他，說段煨對先生那麼好，先生為什麼還要走？賈詡說，段煨這個人的特點是多疑。他對我客氣，正說明他對我防範，怕我取而代之，因此總有一天會對我下手。現在我離開他，他一定如釋重負。段煨是個很孤立的人，希望能有外援，必定厚待我的家人。張繡沒有謀士，也希望我能去。這樣，我自己和我家人就都安全了。後來，事實正如賈詡之所預料，張繡對他言聽計從，段煨對他的家人也禮遇有加。我們看賈詡為別人出謀劃策，總是料事如神，秘密就在這裡。很多人上《三國演義》的當，以為世界上真有什麼「錦囊妙計」，其實哪裡有？料事如神者，實際上是料人如神。所以，琢磨計謀是沒有用的，你還是琢磨人性吧！

　　知人者也自知。賈詡投降曹操以後，很清楚自己的身分地位，知道像自己這樣多謀善斷的人，對任何君主都既是利用對象又是危險人物，何況還是個「叛徒」？因此為人處世都十分低調。他開始變得沉默寡言，很少出謀劃策，也不呼朋引類，就連為子女締結婚姻也不攀附豪門（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尾巴夾得比誰都緊。賈詡真是聰明人。

　　現在看來，賈詡這個聰明人一生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促成張繡降曹了。此事真可謂鬼使神差，而張繡降得也正是時候。就在幾個月前，袁紹集結了十萬精銳部隊，向許昌方向挺進，而曹操的軍隊也在此前兩個月前駐紮官渡，一場決定當時中國命運和前途的戰爭即將打響。

第九回　一決雌雄

公元二○○年的「官渡之戰」，是三國時期的三大戰役之一。這是一場決定著當時中國命運和前途的戰爭。袁紹固然是志在必得，曹操也只能勝不能敗。但是，曹操雖然擁有政治上的優勢，軍事力量卻明顯地不如袁紹。那麼，在這場戰爭中，曹操是怎樣出奇制勝、以寡敵眾、以弱勝強的呢？

　　漢獻帝建安四年（公元一九九年）三月，袁紹不顧部分謀士反對，決定集結十萬精銳部隊向許都挺進，捍然發動了一場意在剿滅曹操的戰爭。這時，袁紹已經消滅了盤踞在北方的公孫瓚，擁有了冀、青、并、幽四州之地，人多勢眾，兵強馬壯，可以和曹操一決雌雄了。

　　曹操立即北上迎敵。八月，曹軍北渡黃河，駐紮黎陽（今河南勝浚縣東）。九月，曹操還軍許都，同時分兵駐守官渡（今河南省中牟縣北）。十二月，曹操再次抵達官渡，把自己的大本營設在這裡。他派遣東郡太守劉延駐軍白馬（今河南省滑縣東），益壽亭侯于禁駐守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北），和袁紹的軍隊隔河相向，擺開了決戰的態勢。

　　戰爭就要打響了。

　　這場戰爭是遲早要打響的。建安三年正月，楊奉被劉備謀殺；建安三年十一月，呂布被曹操消滅；建安四年六月，袁術一病不起；建安四年十一月，張繡舉手投降。楊奉已滅，呂布已亡，袁術已死，張繡已降，劉表宣佈中立，孫策保守東方。於是局勢變得十分明朗，那就是袁紹和曹操兩雄不並立，雙方都把對方看作了項羽，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場戰爭。

　　戰爭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首先是「交鋒階段」。這個時候，雙方都在小試鋒芒。袁紹先發制人。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二○○年）二月，袁紹兵進黎陽，以黎陽為大本營，並派遣大將顏良率先頭部隊攻擊白馬，然後又派大將文醜進軍延津，但戰爭的重點是放在白馬。四月，只有三千守軍的劉延招架不住，向駐守在官渡的曹操發出「雞毛信」。曹操決定立即馳援白馬，荀攸卻建議他進軍延津。曹操馬上就明白了，荀攸是要他聲東擊西，做出準備北渡黃河包抄袁紹後方的架勢。曹操採納了荀攸的建議，袁紹也果然上當，派兵馳援延津。於是，曹操帶領部隊大張旗鼓地向北挺進。走到延津附近，又突然帶領一小股輕騎兵突襲白馬。圍攻白馬的顏良猝不及防，被關羽立斬馬下，白馬解圍。

　　這裡必須插一句，就是所謂「車騎將軍董承受皇帝衣帶密詔當誅曹操」一案在三個月前（即建安五年正月）事發，董承被殺，劉備逃亡。曹操駐軍官渡以後，忙裡偷閒，征討劉備。劉備不敵，投奔袁紹；關羽被俘，投降曹操。關羽投降以後，既感激曹操的信任，又懷念劉備的情意，決定報答曹操以後再去尋找劉備。斬顏良，就是關羽為曹操立的一大功。

　　曹操解救了白馬以後，料定袁紹決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反撲，也一定會拿白馬的老百姓出氣──屠城。於是帶著白馬人民沿著黃河往西走（人們都知道劉備撤退的時候帶著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這樣的）。走到延津南面的時候，和渡河而來的袁軍相遇，一場遭遇戰在所難免。當時曹操的軍隊在一個高坡上，袁紹的軍隊殺了過來。哨兵報告：敵人那邊來了五六百騎兵。過了一會兒，又報告：騎兵更多了，步兵數都數不清。曹操說，不要再報告了！於是下令：解鞍放馬，原地休息。所有的將領接到命令都目瞪口呆，說敵人來了那麼多，從白馬帶來的輜重都攤在路上，我們還是先運回軍營吧！只有荀攸明白曹操的心思，笑著說，這麼好的誘餌，運回去幹什麼！曹操也笑，神態十分自若。又過了一會兒，文醜和劉備帶著五六千騎兵過來了。將領們問，現在該上馬了吧？曹操說不忙。果然，文醜和劉備的騎兵衝過來以後，發現了地下的輜重，紛紛下馬去搶。這時曹操一聲令下，鼙鼓聲號角聲響徹雲霄。六百鐵騎頃刻之間從高坡上衝下，頓時打得袁軍滿地找牙。

　　這一仗打得是驚心動魄，就連惜墨如金《三國志》，也在《武帝紀》中詳加描述，稱為「大破之」。袁紹的另一員大將文醜被斬於馬下（但並不確定是關羽的功勞），劉備則逃之夭夭。於是，就在曹軍歡慶勝利的時候，關羽封存了曹操所有的封賞，留下一封書信，悄悄離開曹營，尋找他那個跑得比兔子還快的哥哥去了。

　　曹操初戰告捷，卻不敢掉以輕心。他知道自己的實力其實不如袁紹，因此放棄白馬和延津，全軍退回官渡。這樣做有很多好處。退回官渡，既可以集中兵力，又可以節約財力，還可以誘敵深入。敵軍一旦深入，補給線就會拉長。補給線拉長，戰爭的成本就會增加，勝利的可能性則會減少。我們看看地圖就知道。在白馬和延津與袁紹作戰，曹操是不利的。把戰場放在官渡，則對曹操有利。因此，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就應該「敵進我退」，不要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

　　曹操是高明的。他能夠這樣，是因為他有務實的精神，深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的道理。袁紹則剛好相反，他是最喜歡虛名的，尤其喜歡聽部下吹捧他「勢不可擋」、「所向無敵」。因此，曹操一撤退，他就挺進了，全然沒有想到曹操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

　　七月，袁紹軍進陽城。八月，袁軍又向前挺進，逼近官渡，沿沙丘安營紮寨，東西綿延數十里。這時曹操已無路可退，便也紮營相向。戰爭進入第二階段──「相持階段」。

　　這一階段戰爭的「技術含量」很高。起先是袁紹在軍營裡建起高樓，堆起土山，居高臨下往曹營放箭，曹軍死傷慘重，所有的人都只好把盾牌頂在頭上（營中皆蒙盾），一個個膽戰心驚（眾大懼）。這當然不是個事，再說也不能只是招架，還要反攻。於是曹操又製造了「發石機」，可以把大塊的石頭像炮彈一樣發射到袁紹的軍營裡去，把袁紹的箭樓全部摧毀。這在當時就要算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了。袁軍魂飛魄散，稱之為「霹靂車」。袁紹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派工兵挖地道，準備偷襲曹操。曹操則挖濠溝來對付袁紹，又派奇兵去襲擊袁紹的運糧車，燒得袁紹叫苦不迭。這兩個回合，算是打了個平手。

　　除正面交鋒外，袁紹和曹操也都在對方的背後做小動作。當時，曹操在官渡作戰，原來投降曹操的黃巾軍將領劉辟就在汝南背叛曹操投靠了袁紹。於是袁紹派劉備和劉辟會合，在許都周圍騷擾，結果被曹仁打得落花流水，劉辟被殺，劉備落荒而逃，又跑得比兔子還快。同時，曹操也在設法聯絡北方烏桓的軍閥，使袁紹腹背受敵。這一回，也算是打了個平手。

　　總之，這一階段，是誰也戰勝不了誰。

　　但是，戰爭如此曠日持久，誰都受不了，尤其是人民群眾災難深重，曹操自己也心力交瘁。據《三國志．武帝紀》及《資治通鑑》，九月的一天，曹操看見運糧來營的士卒千辛萬苦、疲於奔命的樣子，實在於心不忍，竟然脫口而出說，再過十五天，我一定為你們拿下袁紹，再也不辛苦你們了（卻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曹操這樣說，有把握嗎？沒有。實際上，他是不想再打了。他實在堅持不住。然而遠在許都的荀彧卻鼓勵他一定要堅持。據《三國志．武帝紀》，荀彧回信說，袁紹傾巢而出，孤注一擲，這是鐵了心要和您決一死戰啊！他是決不會善罷甘休，也是決不會半途而廢的。現在的形勢，您是「以至弱當至強」。如果不能戰而勝之，就一定會被消滅乾淨，根本沒有第三種可能。所以荀彧說，曹公呀曹公，成敗在此一舉！袁紹不過「布衣之雄」，明公卻是「神武明哲」，何況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哪裡有不能成功的道理呢？

　　賈詡也主張曹操打下去。據《三國志．賈詡傳》，賈詡對曹操說，明公的智慧超過袁紹，勇敢超過袁紹，用人超過袁紹，決斷超過袁紹。有這四大優勢，卻半年不能勝利，就因為明公您總想萬無一失。其實，只要抓住機遇，一鼓作氣，片刻功夫就可以大功告成。

　　這兩個人意見都是對的。戰爭，是一件有著極大風險的事情。尤其是在冷兵器時代，很難說誰就有必勝的把握。因此將帥的意志和決策，就往往是成敗的關鍵；而最後的勝利，則往往存在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具體到這場戰爭，曹操一方無疑是要以寡敵眾，以弱勝強，這就更需要意志。更需要堅持，需要在堅持中抓住機遇，如果有此機遇的話。

　　機遇說來就來。就在曹操咬緊牙關決心堅持下去的時候，有三件事情使得這場戰爭進入了第三個階段──「轉折階段」。

　　第一件事情是「劉備開溜」。劉備從汝南逃回袁紹的大本營以後，就向袁紹提出應該聯合劉表。劉表和劉備都是老劉家的人，聯絡劉表，自然非劉備莫屬。於是袁紹讓劉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劉備也就趁機開溜。劉備為什麼要開溜呢？一種可能，是劉備兵敗汝南回到黎陽以後，袁紹的臉色不太好看。劉備待不住，只好自己炒魷魚。這種可能性不大。據史書記載，袁紹父子對劉備是「傾心敬重」的。變臉的可能也有，但劉備卻不會根據別人的臉色來決定自己的行動。袁紹的態度再不好，尚不至於十分難堪；而袁紹這裡如果前途遠大，他也會忍辱負重留下來。劉備投靠過許多人。他曾經投靠公孫瓚攻打袁紹，投靠陶謙攻打曹操，投曹操攻打呂布，現在又投靠袁紹攻打曹操。他早就習慣於寄人籬下了，怎麼會不能忍受？因此，劉備的開溜，很可能是已經預感到袁紹的失敗。劉備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他就像海輪上的那些耗子一樣，知道這條船會不會沉。看來，劉備已經意識到，袁紹這裡已危機四伏，最好一走了之，所以《三國志．先主傳》說是「陰欲離紹」。當時劉備的力量不強。他之於袁紹，就像年三十的涼菜，有他過年，沒他也過年。所以，這事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但我以為，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劉備開溜一事，實應視為袁紹即將失敗的一個徵兆。

　　第二件事就比較關鍵了，這就是「許攸叛逃」。許攸叛逃的原因有三種說法，僅《三國志》就有兩種。《武帝紀》說法是「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荀彧傳》的說法是「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習鑿齒《漢晉春秋》的說法，則是因為袁紹不聽許攸的建議。當時袁紹和曹操相持不下，許攸勸他留一部分軍隊看住曹操，然後抄小路前往許都劫持天子，則大功立即告成。袁紹不聽，說我一定要先滅了曹操再說。於是許攸憤怒（攸怒），一氣之下投奔了曹操。

　　這三種說法其實可以合併，就是許攸發現袁紹既不能聽取他的意見，又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不足與謀，也不足與共圖，再加上老婆孩子被捕，當然要走。許攸這一走，袁紹就吃了大虧，曹操就佔了大便宜。因為許攸是袁紹的老人，從袁紹與董卓翻臉在冀州建立根據地的時候起，就跟著袁紹了。這個人足智多謀，又掌握了大量軍事情報。他的叛逃，不但對袁紹是重大損失，而且會動搖軍心。因此《曹瞞傳》說，曹操一聽說許攸來奔，就高興得搓著雙手放聲大笑（撫掌笑曰），說這下子我的事情就好辦了（吾事濟矣）。

　　果然，許攸一到了曹營，就為曹操出了「火燒烏巢」的計謀（這事我們已在《真假曹操》一集說過）。曹操也當機立斷，親自率領輕騎兵直奔烏巢。烏巢是袁紹的糧庫，卻沒有派重兵把守。曹操化裝成袁軍，人銜枚，馬縛口，趁夜色，抄小路，急行軍奇襲烏巢，一把火燒光了袁紹所有的軍需物資和後勤設備，並直接導致了第三件事情的發生。

　　第三件事情的發生，使形勢在頃刻之間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這就是「張郃反水」。張郃是袁紹的大將，有勇有謀，而且也是在冀州時就跟了袁紹的。據《三國志．張郃傳》，曹操奇襲烏巢，袁紹也得到了消息。張郃主張立即增援，郭圖反對。郭圖說，張郃的辦法不對。我們應該去攻打曹操的大本營。曹操聽說老巢被攻，一定回師救官渡，烏巢也就解圍了，這叫「不救而自解」。張郃說這根本就不可能。曹操的大本營哪裡是頃刻之間就能攻得下的？烏巢的部隊又哪裡是能抵擋得住曹操的？曹營攻不下，烏巢又失守，我們恐怕只能去做俘虜了。可惜袁紹不聽，接受郭圖的意見，派輕兵救援烏巢，派重兵攻打官渡，結果完全如張郃所料。這下子郭圖緊張了。為了推卸責任，只好嫁禍於人。於是郭圖對袁紹說，張郃得到消息，幸災樂禍，出言不遜。袁紹的性格大家是知道的，最是死要面子。郭圖這麼一說，袁紹肯定拿張郃問罪。張郃前方不利，後院失火，只好和部下高覽燒了戰車，向曹操投降。

　　張郃投降的時候，曹操還沒有回來，鎮守官渡的是荀攸和曹洪。曹洪弄不清楚張郃是真降還是詐降，不敢放他進來。荀攸說，沒什麼可懷疑的，快開營門！張郃也就進了曹營。曹操聞訊，喜出望外，說這是韓信歸了劉邦呀！於是拜張郃為偏將軍，封都亭侯。

　　劉備開溜，袁紹失了外援；許攸叛逃，袁紹丟了智囊；張郃反水，袁紹折了臂膀。所有這些，都說明袁紹大勢已去，接下來只能是全軍覆沒，土崩瓦解。

　　於是戰爭迅速進入第四階段──「決勝階段」。張郃一投降，曹操馬上就按照賈詡的建議，抓住機遇，集中兵力，大舉反攻。這時，眾叛親離的袁紹完全喪失了鬥志，帶著長子袁譚棄軍而走，落荒而逃。失去了統帥的袁軍「大潰」，紛紛變成俘虜，袁紹的圖書和珍寶也都落入了曹操手中。這些東西，原本是不應該帶到軍中的。但袁紹為了表現自己的「儒將風度」和「名士派頭」，硬是帶了過來，結果全部被曹操「笑納」。這說明袁紹雖然自視甚高，其實華而不實。華而不實愛擺譜的人，是從來就成不了大事的。據《三國志．武帝紀》，一年前，袁紹決定發動這場戰爭的時候，曹操就曾經笑著說，袁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不過是為我準備的禮物（適足以為吾奉也）。這些圖書和珍寶，則大約要算是額外的收穫了。

　　官渡之戰是當年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因此史家多給予高度重視。《三國志．武帝紀》甚至還記載一則「神話」（也可以說是「鬼話」）。說是桓帝時，土星出現在楚（今湖南、湖北）、宋（今河南商丘一帶）之間，於是一個名叫殷馗的「預言家」便斷言，五十年後必有真命天子起於梁國和沛國之間，而且「其鋒不可當」。果然，五十年後，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曹操在官渡大破袁紹，從此「天下莫敵矣」。

　　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其實就連官渡之戰的許多細節，史家都有不同看法。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在談到這場戰爭時，就幾乎把《三國志》全部推翻。呂先生甚至說：「《三國志》上所說的兵謀，大都是靠不住的。」他認為曹操取勝的原因並不在於謀略，主要是能咬緊牙關堅持到底。這就沒辦法辯證了，請有興趣的朋友自己琢磨。

　　官渡之戰的結束，是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二○○年）十月的事情。從此袁紹一蹶不振，再也翻不過身來。建安七年（公元二○二年）五月，袁紹發病嘔血而死。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七月，曹操擊敗袁紹的接班人袁尚。八月，曹操進入鄴城，哭祭袁紹，曹丕則順手牽羊，「接管」了袁熙新婚的妻子。建安十年（公元二○五年）正月，曹操擊敗袁紹的長子袁譚，平定冀州，袁譚被殺。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九月，遼東太守公孫康謀殺袁紹的接班人袁尚和二兒子袁熙，將其首級送往曹營。不可一世的袁紹家族徹底滅亡。

　　公孫康殺袁尚和袁熙還有兩個小插曲。據《三國志．武帝紀》，袁尚和袁熙投奔公孫康以後，許多人都主張征伐的。曹操卻說用不著，公孫康很快就把他們的人頭送過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其實是狼狽為奸，既互相利用又互相防範的。我們逼他，他們就齊心協力；我們不管，他們就互相殘殺。果然，袁尚和袁熙陰謀奪取公孫康的地盤以自立，公孫康則決定殺了袁尚和袁熙給曹操一個交待。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典略》，當時公孫康設下「鴻門宴」，將袁尚和袁熙一舉擒拿。袁尚和袁熙被捆起來扔在冰冷的地上，很難受，便請求給個坐墊。公孫康說，你們的腦袋就要出遠門了，還要坐墊幹什麼！便把他們倆殺了，一切都在曹操的預料之中。所以說，勝利者總是屬於那些洞悉人性的人。

　　袁尚、袁熙、袁譚的死，歸根結底還是源於官渡之戰的失敗。這個結局，其實有兩個人早就預見到了，他們就是袁紹的謀士沮授和田豐。沮授和田豐都是堅決反對打這場戰爭的。據《三國志．袁紹傳》，田豐曾對袁紹說：「曹公善用兵，變化無窮，眾雖少，未可輕也。」因此他提出，應該打持久戰和游擊戰。首先，應該發展壯大自己。一是要站穩腳跟（據山河之固），二是要擴大地盤（擁四州之地），三是要建立統一戰線（外結英雄），四是要加緊擴軍備戰（內修農戰）。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派小股部隊去騷擾曹操，「分為起兵，乘虛迭出」。曹操救援東邊我們就打西邊，救援西邊我們就打東邊，「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這樣，「我未勞而彼已困」。用不了兩年，就可以坐享其成了。現在我們「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手，那就後悔莫及。袁紹不聽，田豐強諫。於是袁紹勃然大怒，認為田豐阻撓他平定天下的大計，罪該萬死，就把田豐下了大獄，說等我凱旋歸來，再來和你算賬。

　　田豐在獄中等了一年多，等來的正是失敗的消息。於是朋友來祝賀田豐，說從此足下必定受到重用。田豐卻仰天長歎說，這一下我死定了。來人不解，說為什麼，怎麼可能？是啊，為什麼，怎麼可能呢？

第十回　勝敗有憑

決定著當時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官渡之戰，在漢獻帝建安五年十月以曹操的大獲全勝告終。當時袁紹擁兵十萬，將帥如虎，謀臣如狼，曹操的軍事力量則明顯地具有差距，部下也多以為不能敵。然而曹操卻終於以寡敵眾、以弱勝強，這裡面的原因究竟何在？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二○○年）十月，曹操取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前一年袁術已死，現在袁紹又敗，不可一世的袁氏兄弟再也沒戲可唱，中國北方開始姓曹。

　　勝利似乎在曹操的預料之中。

　　事實上，曹操早就把袁氏兄弟列進黑名單了。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皇甫謐《逸士傳》，袁逢的夫人去世時，袁紹和袁術兄弟倆扶靈歸葬汝南，大會賓客，前來弔唁的人竟達三萬之多。面對如此之多的賓客，袁紹和袁術雖然不得不做悲痛狀，內心深處的得意則不難想見。然而冷眼旁觀的曹操卻悄悄地對一個名叫王俊的朋友說，天下即將大亂。作為禍亂魁首的，一定就是這兩個人。要想平定天下，拯救百姓，必須先滅了這兩個。王俊一直認定曹操是「天下之雄」，便回應說，能夠掃平天下的，除了足下，還能有誰呢？兩個人就「相對而笑」。後來，曹袁相爭時，王俊還勸劉表支持曹操，可惜劉表不聽。

　　當然，那個時候，曹操也只能是說說而已，畢竟師出無名，何況心有餘而力不足。實際上，曹操一直為無法戰勝袁紹而煩惱。曹操迎奉天子以後，袁紹心裡一百八十個不服氣，便加緊擴軍備戰，兼併諸侯，終於擁有了冀、青、并、幽四州之地，人多勢眾，兵強馬壯，「天下畏其強」。曹操呢，則四面都是敵人：北有袁紹，東有呂布，西有張繡，南有袁術，再加上一個不懷好意的孫策。後來官渡之戰時，孫策就準備偷襲許都，只是因為被刺客謀殺才未遂。所以，曹操心裡很鬱悶。

　　看透了曹操心思的是荀彧。據《三國志．荀彧傳》，建安二年正月，曹操曾經一度舉止失態，行為反常，所有的人都認為是張繡背叛了他的緣故，只有荀彧認為不是。荀彧說，以曹公之聰明，決不會追究往事，一定有別的原因。一問，果然。原來，袁紹給曹操寫了一封信，態度極其無禮，語氣也極其傲慢。曹操就問荀彧：我一直就想討伐那個不仁不義的傢伙，可惜力不從心，該怎麼辦？荀彧說，無妨。縱觀古今，成敗在人不在勢。如果是真正的英雄，那麼，即便現在弱一點，也會強大起來（誠有其才，雖弱必強）。相反，如果是冒牌貨，那麼，就算現在強大，很快也會變弱（苟非其人，雖強易弱）。

　　這當然在理。問題是，具體到曹操和袁紹，會不會有強弱大小相互轉化的可能呢？荀彧認為有。荀彧對曹操說，當今之世，能夠和明公爭奪天下的，也就是袁紹，而袁紹其實外強中乾，因為明公有四個方面比袁紹強。第一，袁紹這個人，表面上寬宏大量，實際上嫉賢妒能（貌外寬而內忌），既要使用人才，又不能給予充分的信任（任人而疑其心）；而明公您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明達不拘），能夠給予人才最大的信任，並且把他們放在最適合的位置（唯才所宜），這是氣度勝過袁紹。第二，袁紹這個人，反應遲鈍，優柔寡斷，決策總是慢半拍（遲重少決，失在後機）；而明公您總能夠當機立斷，而且變化莫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這是謀略勝過袁紹。第三，袁紹這個人，治軍不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御軍寬緩，法令不行），人馬雖多，其實沒有用（士卒雖眾，其實難用）；而明公您執法如山，令行禁止，賞罰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法令既明，賞罰必行），軍隊雖然不多，但將士們都爭先恐後拚力死戰（士卒雖寡，皆爭致死），這是英武勝過袁紹。第四，袁紹這個人，憑藉「四世三公」的家族勢力，裝腔作勢，沽名釣譽（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所以那些自鳴清高的人都投靠了他，可惜他們徒有其表，其實沒有真才實學（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而明公您以誠待人，不玩虛套（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自己的生活很簡樸（行己謹儉），獎賞有功之人卻毫不吝惜（有功者無所吝惜），所以那些既忠誠又能幹的人都來歸順您（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這是仁德勝過袁紹。荀彧說，有此「四勝」，再加上明公尊奉天子，匡扶正義，師出有名，堂堂正正，豈有不勝之理？

　　類似的話郭嘉也說過。郭嘉的說法就更誇張，一口氣說了「十勝」：道勝、義勝、治勝、度勝、謀勝、德勝、仁勝、明勝、文勝、武勝。與之相對應，袁紹則有「十敗」。不過《三國志》只記錄了荀彧的「四勝」，郭嘉的「十勝十敗」是裴松之的註引用西晉傅玄的《傅子》所言。謀士的話不一定靠得住，尤其是荀彧和郭嘉都站在曹操的立場上說話，又要給曹操打氣，難免誇大其辭。但如果連袁紹的謀士也有看法，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且看袁紹這邊怎麼講。

　　袁紹的謀士沮授和田豐倒沒有（也不可能）對曹操和袁紹作全面的比較，但是，他們卻提到了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發動這場戰爭是否正義。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獻帝傳》，沮授和田豐對袁紹說，戰爭連年不斷（師出歷年），民眾疲憊不堪（百姓疲弊），國庫空無一物（倉庚無積），稅費有增無減（賦役方殷），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因此，應該發展生產，安定人民，派使節向天子報告我們的成就。如果去不了，就公開狀告曹操阻礙尊王之路，破壞統一大業，然後用運動戰、游擊戰和持久戰對付他。不出三年，「事可坐定」。

　　這個策略無疑是正確的。先將曹操置於不義，是為「有理」；以強制弱，以逸待勞，是為「有利」；步步為營，循序漸進，是為「有節」。但是審配和郭圖反對。反對的原因，在審配，可能是因為糊塗；在郭圖，則多半是拍馬屁。郭圖知道袁紹急功好利，自視甚高，就和審配一起說，兵法講，我方十倍於敵就包圍，五倍於敵就進攻，旗鼓相當就可以打他一仗（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如此看來，以主公之神武，軍隊之強大，消滅一個小小的曹操，那不是易如反掌（譬若覆手）嗎？現在不抓緊，以後就來不及了。這顯然是誇誇其談，空談誤國，毫無實質性內容，因此沮授不能不予以痛斥，話就說得比較重了。

　　沮授說，平定動亂，誅滅殘暴，叫做「義兵」（救誅暴亂，謂之義兵）。窮兵黷武，仗勢欺人，叫做「驕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兵是戰無不勝的（兵義無敵），驕兵則是必敗無疑的（驕者先滅）。現在，天子在許，「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何況曹操法紀嚴明，士卒精銳，哪裡是像公孫瓚那樣坐以待斃的？以驕兵戰義兵，已是不利；以無名伐有名，更是失理。如果再不講究策略，一心只想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失策了。所以沮授說：「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沮授這話，是說到根本了。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因此，戰爭的勝敗，並不僅僅在於軍事力量的強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也不能只考慮實力（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更應該考慮政治上是否正確，道義上是否在理。像袁紹這樣，興兵不義，師出無名，豈有不敗之理？可惜袁紹不懂這個道理，聽信郭圖等人的強詞奪理，結果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就先輸給了曹操。在戰略上，又急功近利，務虛名而不顧實際，當然會碰個頭破血流。可以說，政治上失利，道義上失理，戰略上失策，是袁紹失敗的首要原因。

　　袁紹指揮上也失誤。戰爭之初，中曹操聲東擊西之計，不守白馬，馳援延津，是一誤；曹操還軍官渡以後，不知曹操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挺進官渡，是二誤；相持階段，派劉備和劉辟在許都周邊騷擾，卻不接受許攸的建議劫持天子，是三誤；曹操奇襲烏巢時，接受郭圖的意見，派輕兵救援烏巢，派重兵攻打官渡，是四誤。袁紹指揮這場戰爭，可以說是一誤再誤。官渡之戰的結局，與其說是因為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說是因為袁紹愚蠢透頂。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主帥一錯再錯，戰爭就一敗塗地。

　　指揮失誤的根本原因是袁紹並不具備帥才。荀彧就說袁紹的特點，是「遲重少決，失在後機」，也就是見事遲，反應慢，優柔寡斷，總是錯過時機。相反，曹操則「能斷大事，應變無方」，也就是能夠當機立斷，隨機應變。《三國志．武帝紀》說，建安五年（公元二○○年）正月，官渡之戰即將打響的前夜，曹操忙裡偷閒打了劉備一傢伙。當時大家都說，和明公爭奪天子的不是袁紹嗎？怎麼去打劉備？曹操說，劉備是真正的人傑。現在不滅了他，後患無窮。大家又說，袁紹正大兵壓境，我們去打劉備，袁紹抄我們的後路怎麼辦？曹操說放心吧！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他一定不動。果然，一直到曹操打完了劉備，俘虜了關羽和劉備的老婆孩子，重新回到官渡時，袁紹也沒動一下。據《三國志．袁紹傳》，當時田豐曾經建議袁紹趁機襲擊曹操。袁紹卻說小兒子正在生病，不肯出兵，氣得田豐用手杖敲著他說，千載難逢的機會呀！卻說什麼兒子生病！

　　指揮失誤的另一個原因是用人失當。說起來，袁紹手下是很有些人才的。顏良、文醜有勇，田豐、許攸有謀，沮授、郭圖多智，審配、逢紀盡忠，所以孔融曾經斷言曹操不是對手。據《三國志．荀彧傳》，孔融曾對荀彧說：「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

　　然而荀彧卻認為無庸憂慮。不可否認，這些人都是人才，但這些人都有毛病：「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剛而犯上，計謀就難被採納；貪而不治，忠誠就沒有保證；專而無謀，決策就難以周全；果而自用，做事就難免霸道。荀彧甚至還預料，如果許攸的家人犯法，審配和逢紀這兩個盡忠之臣一定會不講情面，執法如山，許攸也一定會叛變。至於顏良、文醜，則不過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結果完全如荀彧之所言，田豐被囚，許攸叛逃，顏良和文醜丟了腦袋。

　　如果只有這些人有毛病，還不要緊。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人都是有毛病的。所謂「知人善任」，關鍵就在於知道這些人有哪些優點，有哪些缺點，然後揚其長避其短。可惜袁紹不會。袁紹用人只有一個原則，就是自己個人的好惡。好惡的標準也很簡單，就是誰拍馬屁就喜歡誰，誰提意見就討厭誰。田豐喜歡提意見，他讓田豐進牢房；沮授喜歡提意見，他讓沮授坐冷板凳。沮授坐冷板凳的結果，是袁紹決策一錯再錯。袁紹進軍黎陽，派顏良攻白馬。沮授提醒說，顏良性情急躁，沉不住氣，雖然驍勇，卻不可以獨當一面。袁紹不聽，結果顏良被殺。曹操還軍官渡，沮授勸他屯兵延津，分兵官渡。官渡那邊初戰告捷，延津的大部隊再去不遲。如果前方失利，也還有個退路，袁紹又不聽，結果被曹操拖進泥潭。曹操奇襲烏巢，沮授再次建議，派蔣奇率一別動隊斷其後路，袁紹還是不聽，結果一把火燒光了所有的本錢。袁紹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性格和特別的本事，凡是對自己有利的正確意見，他一定本能地抵制。越是對他有好處，他越是不聽。這真是一個奇觀。

　　主帥沒名堂，謀臣有毛病，這已經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他們還要窩裡鬥。先是郭圖嫉恨沮授，後是逢紀誣陷田豐。郭圖、審配和沮授、田豐意見分歧，原本正常。討論問題，難免見仁見智，哪能完全一致？只要大家都處以公心，實無妨會上爭議，會下合作。然而袁紹集團不。會議剛散，郭圖就去說沮授的壞話，說沮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如果不控制一下，只怕將來尾大不掉。袁紹馬上起了疑心，不但削弱了沮授的軍權，而且再也不聽他的。沮授提出辭職，也不准。沮授萬般無奈，只好跟著袁紹過河。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獻帝傳》，上船之前，沮授仰天長歎，說悠悠黃河啊，我怕是再也回不來了。

　　果然，袁紹兵敗，沮授被俘，落入曹軍手中。沮授原本是應該跟著袁紹撤退的，但袁紹只顧自己逃命，哪管部下死活？沮授來不及過河，做了俘虜。軍人押解他去見曹操，他一路高呼「授不降也」。見到曹操，則說：「速死為福」。沮授也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就迎上前去說，天翻地覆，滄海桑田，沒想到我們在這裡見面。沮授說，袁公失誤，窮途末路（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沮授的智慧和力量都用完了，活該做你的俘虜。曹操說：「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你我合作如何？沮授說，家人的性命都在袁紹手裡，就請曹公成全了我吧！曹操沒有辦法，只好殺了他。曹操說，我要是早得到沮授，天下事就無可憂慮了。

　　袁紹的謀士窩裡鬥，袁紹自己則鬧家務。袁紹有三個兒子：袁譚、袁熙、袁尚。他最喜歡的是袁尚。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袁尚長得漂亮。我們知道，袁紹自己是一表人才的，《三國志》的說法是「有姿貌威容」。袁紹認為，老帥哥的接班人就應該是小帥哥，因此想立袁尚為儲。但這話說不出口，就藉著要考察他們的能力，讓三個兒子和一個外甥各領一州：袁譚為青州刺史，袁熙為幽州刺史，高幹為并州刺史，袁尚和自己一起守在根據地冀州。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九州春秋》，沮授當時就表示反對。沮授說，一隻兔子跑到十字路口，大家都來追。如果有一個人抓住了，大家就都不追了（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你這樣做，是存心製造矛盾，「必為禍始」。袁紹不聽。果然，袁紹一死，袁尚兄弟就禍起蕭牆，謀士們也分為兩派。審配、逢紀擁護袁尚，辛評、郭圖擁護袁譚，最後在爭權奪利中同歸於盡。

　　所以，袁紹之「失」，還要加上一條，即組織上失和。政治失利，道義失理，戰略失策，指揮失誤，用人失當，組織失和。有此「六失」，袁紹不敗，那才是天理不容。

　　難怪曹操充滿信心了。《三國志．武帝紀》說，袁紹發兵的消息傳到許都以後，曹操身邊的人都很緊張，認為肯定打不過袁紹（諸將以為不敵）。因為袁紹精兵悍將十萬人，曹操的兵力卻不過萬餘（當然裴松之認為這個數字不準確）。然而曹操卻很坦然。曹操說，我太瞭解袁紹的為人了。他這個人，野心大，智慧少（志大而智小）；態度凶，膽子小（色厲而膽薄）；嫉妒刻薄，人緣不好（忌克而少威）。他那個集團，「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因此，袁紹雖然地盤大，糧食多（土地雖廣，糧食雖豐），不過是給我當後勤部長罷了（適足以為吾奉也）。

　　曹操到底是袁紹的老朋友，他真是把袁紹看透了。袁紹這個人，確實是志大才疏、色厲內荏、外強中乾，政治上短見，軍事上弱智，組織上低能。當然，說他一點風度、才華、能耐都沒有，也不符合事實。事實上，袁紹是有本事的，也是有魅力的。作為「四世三公」之後，他沒有躺在父輩開創的基業上吃老本，也沒有糟蹋父輩的好名聲。相反，他憑著自己的能力，獲得了比父輩更大的成就，更高的聲譽。這是必須予以肯定的。但是，他卻在最為關鍵的時刻表現出愚蠢、固執和狂妄，終於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袁紹的愚蠢、固執和狂妄是三位一體的。他因狂妄而固執，因固執而愚蠢，又因愚蠢而狂妄。他蠢就蠢在沒有自知之明。因為沒有自知之明，他狂妄，總認為自己天下無敵，因此愚蠢。因為愚蠢，他總認為自己決策英明，因此固執。因為固執，他聽不進任何不同的意見，因此失敗。可以說，袁紹的失敗，乃是做人的失敗；而他做人的失敗，又是性格使然。

　　袁紹的性格特徵是內心分裂。荀彧就說他「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三國志》則說他「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外形於色，而內多忌害」。也就是說，袁紹這個人，看起來溫文爾雅，寬宏大量，風度翩翩，其實心理陰暗。他見不得別人比自己風光，容不下別人比自己聰明，受不了別人比自己正確。他打曹操，就因為曹操比自己風光；他貶沮授，就因為沮授比自己聰明；他殺田豐，則因為田豐比自己正確。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先賢行狀》，袁紹兵敗官渡以後，將士們捶著胸脯痛哭流涕，說如果田豐在這裡，我們不會落得這個下場。袁紹自己也覺得沒面子，就向逢紀問田豐的態度。逢紀說，田豐在獄中幸災樂禍，拍手大笑，說自己料事如神。結果，袁紹回到鄴城，第一件事就是殺了田豐。

　　其實，即便沒有逢紀的讒言，田豐也必死無疑。據《三國志．袁紹傳》，當朋友向田豐祝賀，說「君必見重」時，田豐的回答卻是「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田豐實在是太清楚袁紹的為人了。如果打了勝仗，心裡高興，還有可能釋放田豐出獄，一方面顯示他的寬宏大量，另方面也可借這個「反面教員」來證明自己的偉大英明。打敗了仗，惱羞成怒，便一定會遷怒於別人，拿別人的人頭來給自己出氣，殺正確的人來掩蓋自己的錯誤。這樣的人真不是東西！

　　甚至就連袁紹的老婆，也不是東西。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典論》，袁紹屍骨未寒尚未殯葬（僵屍未殯），他老婆劉氏就把袁紹的寵妾五人全部殺死，說都是這些狐狸精害死了他老公。殺了不算，還要毀容，說是以免九泉之下繼續勾引袁紹。袁尚助紂為虐，幫他媽把這些女人的家屬也殺了。這就和曹操截然相反。曹操是打了敗仗檢討自己，打了勝仗感謝別人的。他夫人卞氏也很厚道。《三國志．后妃傳》裴松之註引《魏略》說，她常常趁曹操外出的時候把離異了的丁夫人接回家來住，自己執侍妾禮，平時也經常送衣送食，問寒問暖。比較一下曹操和袁紹以及他們的夫人，誰該勝誰該負，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的確，興亡誰人定，勝敗豈無憑。現在看來，曹操的勝利，袁紹的失敗，應該說是勝敗有憑。事實上，曹袁二人的高下之別，很早就已經顯示出來了。據《三國志．武帝紀》，還是在剛剛起兵討董卓的時候，袁紹就問過曹操，如果討伐董賊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們的依靠和憑據（方面何所可據）？曹操反問，足下的意思呢？袁紹問答說，南據黃河，北占燕代（泛指河北北部和山西山東一帶），兼領戎狄（指烏桓），南向以爭天下，或許可以成功吧？曹操聽了肚子裡好笑，心想如果人是沒有用的，躲到哪裡也沒有用，便淡淡地說，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義來統帥他們，就左右逢源沒有做不了的事（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在這裡，曹操利用漢語詞彙的多義性，表達了他與袁紹不同的政治見解。袁紹問「方面何所可據」，這個「方面」，可以理解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為政治條件；據，則即可理解為據點，也可理解為憑據。如此，則曹操的話就可以理解為：只要依靠正義和人才，什麼地方都是根據地。曹操的見識，已明顯地高出於袁紹之上。這也是曹操後來與袁紹逐鹿中原時的態度：你打軍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才牌，咱哥倆就玩他一把好了！

　　曹操很早就意識到，正義的旗幟和精銳的隊伍是克敵制勝的兩大法寶。荀彧就說，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相反，曹操則是既能聚人，又能用人的。那麼，曹操為什麼能夠聚人，他的用人之道又是怎樣的呢？

第十一回　海納百川

曹操很早就意識到，「奉天子以令不臣」，是為了高舉正義的旗幟；頒布《求賢令》，主張「唯才是舉」，則是為了建立精銳的隊伍。實際上，袁紹和曹操都是要用人的。那麼，他們的用人之道有什麼不同，曹操的高明之處又在哪裡？

　　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三國志．武帝紀》的最好一段話說：「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這段話，是陳壽對曹操的總體評價。從這個評語不難看出，戰勝袁紹，是曹操一生中最大成功；而曹操能夠成功，又因為他精於謀略和善於用人。可見，用人之道，是曹操成功之道的核心內容。

　　所謂「用人之道」，其實也就是兩個問題，一是用什麼人，二是怎麼用。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曹操和袁紹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

　　先說用什麼人。

　　必須肯定，袁紹這個人，是有個人魅力的，也懂得人才和人緣的重要。《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英雄記》說，袁紹年輕的時候就在京城廣交豪俠，經常在他那個豪門大院裡開派對，辦沙龍，迎來送往，呼朋引類，門庭若市，也結交了一大批社會賢達和社會名流。這事一度引起當局不滿，說袁紹這小子「不應呼召而養死士」，想幹什麼！他叔叔袁隗也罵他，說你想讓袁家滅門呀！袁紹才稍有收斂，投到大將軍何進麾下效力。

　　可見，當時朝中就已經有人發現，袁紹在模仿先秦時代貴介公子的做派，交豪俠，養門客，搞小集團。袁紹自己，恐怕暗暗以戰國「四大公子」自許。賈誼《過秦論》說，那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於是名揚天下，一呼百應。這份風光，是很讓人神往的。袁紹出身高貴，一表人才，是個翩翩美少年，便覺得很有資格也很應該成為這樣的公子哥兒。

　　可惜袁紹只學了點皮毛，沒有學到精髓。不怕花錢（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大概是學會了的，「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就談不上。他交人只有一個原則，那就是「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這是一種偏見，也是一種做秀和擺譜。袁紹這麼做，是要告訴大家，袁大公子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好見的（不妄通賓客）。這不是擺譜是什麼？更重要的是，袁紹結交名人，是為了抬高自己，並非真心要使用他們的聰明才智。袁紹從來就是自命不凡的，他不認為有誰比自己更聰明，因此也用不著當真籠絡人才，只要能裝點門面就行。這就是做秀了。為此，他可以做「折節下士」狀，骨子裡卻是剛愎自用。這是他「能聚人而不能用」的根本原因。荀彧的判斷是正確的：「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翻譯過來就是：袁紹憑著家族積累的人緣，裝模作樣做出禮賢下士的樣子，以博取虛名，因此那些徒有虛名的傢伙便都歸附他。

　　這就是袁紹了：做秀演戲，沽名釣譽，裝點門面，自鳴得意。

　　曹操正好相反。他的方針是：實事求是，唯才是舉，不拘一格，來者不拒。在這個前提下，曹操妥善地處理了五種關係。

　　第一是名與實。曹操的政策是：名至實歸，更重實際。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也很清楚自己的分量。他知道，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要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有人幫忙。他也知道，自己的背景、資歷、地位、實力都不如別人。他不是袁紹，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他不是孫權，有一份現成的基業。他甚至不如劉備，有一張可以炫耀的名片。他的政治資本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大批的人才來幫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爭取高門世族來合作，以資號召。能幫忙最好，幫兇、幫腔，哪怕幫閒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虛名的也要，總之是多多益善。曹操甚至不要求他們真有作用，能裝點門面也行。也不要求他們真心實意支持自己，只要不公開作對就好。所以曹操迎奉天子遷都許縣以後，就網羅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孔融之流。這些人，當然不是來幫助曹操的。他們的說法，是來為國家和皇帝效勞。但在曹操大權獨攬的情況下，為皇帝效勞和為曹操效勞又有多少區別？至少，曹操這邊也顯得人才濟濟。

　　不過曹操更欣賞的，還是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曹操這個人，是很有些平民意識和務實精神的。他有一句名言：「不得務虛名而處實禍」。他並不看重虛名。他把大將軍的職位讓給袁紹，就是不務虛名的表現。他並不崇拜名人。早在關東聯軍的時候，他就已經領教了什麼叫「徒有虛名」。的確，不要迷信名人，名人和能人是兩個概念。名人並不一定就有真本事，他們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尤其是東漢末年那個世風日下的時代，誇誇其談表裡不一的人難道還少嗎？曹操可不上他們的當！

　　曹操甚至在婚姻問題上都是這個態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倡家」。這在當時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賤了。然而卞夫人出身雖差，人品卻非常好，為人出世也很低調。《三國志．后妃傳》說，曹丕立為太子後，身邊的人開玩笑要卞夫人請客。卞夫人說，我沒把孩子教壞，就心滿意足了。裴松之註引《魏書》說，曹操讓她從繳獲的珍寶中挑一兩件首飾，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問她為什麼，卞夫人說，挑最好的是貪婪，挑最差的是虛偽，所以挑中等的。這話實在，曹操也大為讚賞。實際上，曹操在和丁夫人離異後，不顧「門當戶對」的世俗觀念，立卞氏為妻，恐怕就是因為務實。的確，卞氏雖然出身卑賤，卻貌兼德才，那又為什麼要另娶名門呢？

　　第二是德與才。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備，唯才是舉。

　　曹操既然有這樣一種平民意識和務實精神，那麼，他在選拔人才的時候就不會像袁紹那樣「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或者像某些人主張的那樣「必廉士而後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夠實實在在幫助他平治天下的人。為此，曹操於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年）、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先後三次頒布《求賢令》，明確提出「唯才是舉」的人才政策。曹操說，現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時候（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因此只能講能幹不能幹，不能吹毛求疵，講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質無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麼齊桓公又何以能夠成就霸業？高皇帝又怎麼能夠創立大漢？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國用兵之術」，哪怕有不好的名聲（污辱之名），被人恥笑的行為（見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請大家推薦，我一定該怎麼用就怎麼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賢令》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他改變了帝國的用人制度（兩漢察舉制度退出歷史舞台，而後代之以魏晉薦舉制度，至隋唐始改為科舉制度），也牽涉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重大理論問題，那就是德與才的關係。理想的境界當然是德才兼備。但是，當德與才不能兼備時，哪個是熊掌哪個是魚呢？傳統的做法是取德而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後才，曹操卻明確提出「唯才是舉」。所謂「唯才是舉」，就是說，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問，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緊。這當然有點驚世駭俗，也容易引起誤會，因此需要稍加解釋。

　　其實，曹操這樣說，並非不要德。事實上，曹操本人是很注重道德的。他對那些真正道德高尚的人，也是很尊重的。比如崔琰，正派儒雅，曹操就很敬畏；毛玠，廉潔奉公，曹操就很敬重。曹操經常跟人說，崔琰是可以做眾人表率、時代楷模的。又說，如果都像崔琰和毛玠那樣選拔官吏，那麼，每個人都會自覺自律，我也就沒什麼可做的了。

　　但曹操絕不是「唯道德論」者（他在建安八年頒布了一道命令就是批判「唯道德論」的）。他並不認為道德是選拔人才的唯一的標準，甚至不認為是第一標準。為什麼呢？因為一旦以道德為唯一標準和第一標準，就可能出現三個問題。一是有德無才。選拔出來的人，品質倒是沒有問題，可惜什麼都不會，啥也幹不了，是沒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責備。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為道德品質有瑕疵或者有問題而不得選拔。三是弄虛作假。比如為了得到選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結果是道德變成不道德，東漢末年就是這樣。

　　那麼，主張「德才兼備」不行嗎？崔琰、毛玠，不就是德才兼備嗎？德才兼備當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時期，天下大治，沒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個是一個。然而此刻卻是非常時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穩，按部就班，必須重獎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二○三年）發佈的《賞功能令》中的話說，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

　　事實上，德與才並非總能兼備，名與實也未必都能統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同時，出身好的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的不一定出身好。曹操說，伊尹和傅說不就是奴隸嗎？蕭何和曹參不就是縣吏嗎？陳平不是背有惡名嗎？韓信不是被人恥笑嗎？管仲就更不用說了，論立場，他是「敵人」；論品行，他是「小人」。然而商湯、武丁、齊桓和我們高皇帝，卻重用了他們，而且依靠他們取得了勝利和成功。這難道還不說明問題嗎？

　　何況，東漢以來的所謂「德才兼備」，其實是要德不要才，哪怕是裝出來的「德」。甚至就在曹操廣納人才的時候，還有人提出主張，認為即便有功有能，如果「德行不足」，也不堪「郡國之選」。這就要矯正。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因此不能再四平八穩地講什麼「德才兼備」，必須振聾發聵地提出「唯才是舉」。

　　第三是廉與貪。曹操的政策是：重用清官，不避小貪。

　　既然唯才是舉，那就不拘一格。德才兼備固然好，有點小病也無妨。《魏略》記載了一個故事，說曹操有個老鄉叫丁裴，愛貪小便宜，居然利用職權用自家的瘦牛換公家的一頭肥牛，結果被罷了官。曹操見到他，故意問：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裡去了？丁裴也嬉皮笑臉地說：拿去換大餅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過頭來對隨從說，毛玠多次要我重罰丁裴，我說丁裴就像會抓老鼠又偷東西的貓，留著還是有用的。此事如果屬實，大約可以算是中國最早的「貓論」了。

　　第四是降與叛。曹操的政策是：招降納叛，盡釋前嫌。

　　不拘一格，就不問出身。甚至就連敵營中的人，他都要設法弄過來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員大將，就有三員來自敵營：張遼原是呂布部將，張郃原是袁紹部將，徐晃原是楊奉部將，樂進和于禁則是他親自從底層提拔起來的。正所謂「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後來，陳壽為這五員大將寫了合傳，稱「時之良將，五子為先」；曹操則稱讚他們「武力既弘，計略周備」，「奮強突固，無堅不陷」。

　　事實上，每次戰爭勝利後，曹操都要在戰俘中發現和招募人才。就連呂布，他原本也是想留下的，後來因為劉備的勸阻而作罷。據《三國志．呂布傳》和《後漢書．呂布傳》，當時在白門樓下，呂布雖然做了俘虜，卻意氣風發。他興高采烈地對曹操說，好了，過去的事都了結了，天下也安定了！曹操問，什麼意思？呂布說，明公的心腹之患不就是呂布嗎？現在呂布臣服你了！如果讓呂布率領騎兵，明公率領步兵，天下還有搞不掂的？又回頭對劉備說，玄德公呀，君為座上客，我為階下囚，繩子綁得這麼緊，就不能幫我說句話嗎？曹操笑呵呵地說，綁老虎嘛，不能不緊一點。就準備下令鬆綁。劉備卻在一旁冷冰冰地說，明公沒看見呂布是怎麼侍奉丁原、董卓的嗎？曹操馬上醒了過來。忘恩負義，反覆無常，這就是大節有虧了，只好殺了呂布。

　　謀臣中也有不少來自敵方。許攸從袁紹營中來投奔他，他光著腳出來迎接。蒯越和劉琮一起投降，他說高興的不是得到了荊州，而是得到了蒯越。陳琳為袁紹起草檄文，罵了曹操祖宗三代，被俘後仍被任命為司空軍謀祭酒。不過最讓人感動的還是王修的故事。王修原本是袁譚的人。袁譚被殺後，王修號啕大哭去找曹操，請曹操批准他為袁譚收屍。曹操故意不答應。王修就說：「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結果曹操「嘉其義，聽之」，而安葬了袁譚以後的王修也成為曹操重要的謀臣，《三國志》還為他立了傳。

　　當然，也不是所有敵營中的人都會投降曹操。沮授，是曹操很想得到的人。《三國志．武帝紀》和《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獻帝傳》都說，沮授被俘後，曹操曾一再勸降並「厚待之」。但沮授因為家小在袁紹處，不肯投降，反倒「謀還袁氏」。曹操沒有辦法，只好殺了他。還有審配，也是曹操想要的。《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先賢行狀》說，鄴城之戰，審配被俘，曹操問他，孤圍城的時候，你射的箭為什麼那麼多呀？審配說，只恨太少。曹操就說，足下忠於袁氏父子，也是不得不這樣啊！曹操這樣說，顯然是為審配打圓場，其意「欲活之」。然而審配毫無降意（《三國志．袁紹傳》的說法是「聲氣壯烈，終無撓辭」），他的仇人又在旁邊哭哭啼啼，曹操也只好殺了他。

　　第五是大與小。曹操的政策是：抓大放小，不拘小節。

　　其實：「重用清官，不避小貪」也好，「招降納叛，盡釋前嫌」也好，都不是技巧，而是氣度；是用人之道，不是用人之術。想想看吧，以張繡之「深仇大恨」，一聽來歸，便握手言歡，封官晉爵；以許攸之「貪婪狂妄」，一聽來奔，便喜不自禁，赤腳出迎；以陳琳之「惡毒攻擊」，只因愛其才，竟毫不計較，坦然開釋；以畢諶之「背信棄義」，只因嘉其孝，竟既往不咎，信任如故。凡此種種，都使曹操的英雄氣度大帥胸襟躍然紙上。

　　事實上，正是這種氣度和胸襟，使許多原本是對方陣營裡的人才，心悅誠服地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以坦誠和諒解的態度對待他們。比如文聘，原本是劉表的大將，被劉表派去鎮守北方。劉表死後，接班人劉琮投降曹操，要文聘也投降，文聘不幹。文聘說，我文聘不能保全州郡，只有待罪州中了。後來，曹操南下，渡過了漢水，文聘才去拜見曹操。曹操半開玩笑地說，足下怎麼來得這麼晚呀？文聘說，先前我不能輔佐劉荊州（劉表）以奉國家。現在劉荊州去世了，就只想好好守住漢川，保全百姓，能夠「生不負於孤弱」（指劉琮），「死無愧於地下」（指劉表）。實在因為萬般無奈，才落到這個地步。我文聘是既悲痛又慚愧，哪裡有臉早早來見明公啊！說完，痛哭流涕。曹操也陪著流淚（為之愴然），說您真是一個忠臣啊！便任命文聘為江夏太守。文聘在這個職位上一幹就是數十年（但爵位則節節高升，由關內侯而亭侯、鄉侯、縣侯），戰關羽，禦孫權，「名震敵國，賊不敢侵」，為曹操守住了這個兵家必爭之地（見《三國志．文聘傳》）。

　　由此可見，曹操其實是重視道德的，也是主張德才兼備的。文聘就堪稱德才兼備。但是，曹操注重的是大德，也就是忠和義，不在乎雞毛蒜皮的小節，比如什麼生活作風問題。只要大節不虧，其他小事情曹操就睜隻眼閉隻眼，不去管他。《三國志．郭嘉傳》說，曹操的核心謀士郭嘉被另一位重要謀士陳群指責，說他行為不很檢點（不治行檢），而且多次當廷指控。郭嘉若無其事，依然故我（嘉意自若）；曹操也不聞不問，信任如舊，甚至更加重用（愈益重之）。不過，對於陳群的為人正派，曹操也很欣賞（以群能持正，亦悅焉）。這不是裝糊塗、和稀泥、搞平衡，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中庸之道」，而是得「中庸」之精髓。所謂「中庸」，就是執中能用，抓大放小，有經有權，既有原則性（經）又有靈活性（權）。道德是必須堅守的。不堅守，就會突破底線，弄得滿朝都是小人。同樣，小節又是不能計較的。一計較，就會沒完沒了，弄得部下人人自危。所以曹操必須肯定陳群，又決不能追究郭嘉。這個大方向，曹操把握得很好。這個尺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

　　看來，曹操確實是統帥之才。他知道，作為統帥，必須兼收並蓄，最大限度地吸引和使用人才。這就要包容，包括包容一般人所不能包容。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就意味著來者不拒，什麼樣的人都能吸納。想想看吧，百川歸海，難免泥沙俱下。如果大海只接受清水，不接納泥沙，它還能是大海嗎？

　　曹操就具有大海一樣的胸懷。正是這海洋的胸懷，吸引了眾多的人才投向他的陣營。據有人統計，直到曹操去世為止，他的核心謀士、重要謀士，以及各級掾屬共有一○二人。其中重要的幾位，在前期應該就是荀彧、荀攸、賈詡、郭嘉和程昱。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幾乎都是主動投奔曹操的，賈詡還捎上了一個張繡，荀彧和郭嘉則是從袁紹那裡出走。這倒也沒有什麼。那時，謀士和武將從一個陣營跑到另一個陣營，就像現在的白領在企業之間跳槽一樣稀鬆平常。一家人服務於不同對象的情況也很多，比如諸葛瑾和諸葛亮兄弟，就分別服務於孫權和劉備，各為其主，「退無私面」，也不影響兄弟感情。要說的是，荀彧和郭嘉從袁紹那裡出走都有原因，郭嘉甚至向同郡（潁川）的老鄉辛評和郭圖，陳述了他棄袁投曹的真實想法。這段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第十二回　天下歸心

曹操會用人，這在歷史上幾乎是公認的。他可以說是深知「用人之機」。但問題並不在於他做了什麼，而是怎樣做，以及為什麼這樣做。也就是說，重要的不是「術」，而是「道」。那麼，曹操用人之道的「道」是什麼，他又為什麼能夠掌握「道」呢？

　　上文提過，曹操發展初期最重要的幾位謀士荀彧、荀攸、賈詡、郭嘉和程昱，幾乎都是主動投奔曹操的，最先是荀彧從袁紹那裡跑了過去，時間是在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當時荀彧只有二十九歲。《三國志．荀彧傳》說，荀彧出走的原因，是他發現袁紹成不了大業（度紹終不能成大事），就投奔了當時還只是東郡太守的曹操。曹操得到了荀彧，喜出望外，說這就是我的張良啊（吾之子房也）！到了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接受毛玠和荀彧的建議，迎奉天子，遷都許縣，荀彧就成了曹操的「總參謀長」（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在曹操外出時總理軍國事務（太祖雖爭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曹操要荀彧再推薦一些人才，問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荀彧便推薦了荀攸、鍾繇和郭嘉。《三國志．荀攸傳》說，當時荀攸因刺殺董卓未遂，避難在荊州。曹操就給荀攸寫信，說現在天下大亂，正是有勞智慧之士費心的時候。先生袖手旁觀，不覺得太久了一點嗎？荀攸便立即來到曹操身邊。曹操大喜，說我有公達先生幫忙，還有什麼值得憂慮的事嗎？

　　程昱的到來也很有興趣。《三國志．程昱傳》說，當時，兗州刺史劉岱請他當騎都尉，程昱說自己有病。等到曹操來到兗州，請他出山時，他一叫就到。他的同鄉看不懂，說你怎麼前後判若兩人？程昱只是笑，不回答。郭嘉卻實話實說。據《三國志．郭嘉傳》，郭嘉曾對袁紹的謀士辛評和郭圖說：「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離開袁紹投奔曹操。曹操和他談了一次話，內容是「論天下事」，結果雙方都喜出望外。曹操說：「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郭嘉從曹操那裡出來，也大喜過望地說：「真吾主也。」這一年，郭嘉二十七歲。

　　郭嘉的話包括了三層意思。第一，一個聰明人，尤其是一個準備做謀士的人，一定要為自己選一個好老闆（智者審於量主）。第二，袁紹不是一個好老闆，因為他不會用人。袁紹並非不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也曾經學著周公那樣，「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但他只學到了皮毛（徒效周公之下士），沒有學到精髓（未知用人之機）。他自己也缺乏統帥之才，思緒紛繁又不得要領（多端寡要），喜歡謀劃又沒有決斷（好謀無決），跟著他是沒有前途的（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事實證明郭嘉的判斷並不錯。袁紹雖然聚集了不少人才，但結果是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叛的叛。剩下的幾個則搞分裂，一派擁護袁譚，一派擁護袁尚，蕭牆禍起，自相殘殺，最後同歸於盡。至於郭嘉的第三層意思，不說大家也明白：曹操是好老闆（真吾主也），因此必須去袁歸曹。

　　那麼，曹操又怎麼是個好老闆呢？

　　第一是「知人善任，唯才所宜」。《三國志》在評價曹操的用人之道時，說了十六個字：「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就是上一回講到的「招降納叛，盡釋前嫌」；而所謂「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則可謂「知人善任，唯才所宜」。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對曹操用人之道的評價。荀彧的說法是「明達不拘，唯才所宜」；郭嘉的說法是「唯才所宜，不問遠近」，和陳壽的說法意思一樣。「唯才所宜」是很重要的。因為所謂「知人善任」，其實包括三個內容：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知道他們是哪個方面或哪種類型的人才，知道把他們放在哪個位置上最合適。也就是說，知人善任，一要能知，二要善任。曹操就能做到這一點。比如崔琰、毛玠清廉正派，曹操就讓他們選拔官吏；棗祗、任峻任勞任怨，曹操就讓負責屯田。這一點，就連對曹操極為不屑的洪邁，也給予很高評價，說是「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容齋隨筆》），而且由此得出結論：曹操的成功，絕非僥倖（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第二是「推誠取信，用人不疑」。這一條，原本就是用人的原則，歷史上會用人的人幾乎都是這樣做的。但是對於曹操，卻尤為重要。首先，曹操所處的是一個亂世。亂世的特點，就是人心浮動，道德淪喪，人與人之間缺乏誠意和信任。用曹操的話說，就是「上下相疑之秋也」。其次，曹操地位特殊。他扮演的角色，用周瑜的話說，就是「名為漢相，實為漢賊」。不管曹操自己怎麼想，當時許多人是這樣認為的。事實上曹操的「聚人」，恐怕更多地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這個「雙重角色」帶來的好處，是曹操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義和官職廣納人才；帶來的壞處，則是恐怕連他自己也不一定分得清，這些人才究竟是誰的。這就難免會有猜疑。再次，曹操陣營龐雜。有原來就在中央政府任職的，有後來被曹操選拔招攬的，還有朝廷官員推薦任命的，更有從敵營中招降納叛的，並非清一色都是自己的隊伍。這些人之間，也難免會有猜疑。總之，曹操那邊，是疑雲重重。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誠意和信任就格外重要。作為領導人，曹操不管是出於真心還是做秀，都必須表現出誠意和信任。我們看他對張繡、對魏種、對畢諶，對這些背叛過他的人那麼寬容，就是為了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是誠心誠意的，是充滿信任的，即便被人騙了，也無怨無悔，你們儘管放心投奔我吧！

　　誠意和信任換來的是感激和忠誠。就說于禁。據《三國志．于禁傳》，張繡第一次投降又反叛時，曹操猝不及防，被打得落花流水，全軍大亂。只有于禁「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最後「徐整行隊，鳴鼓而還」，還順便整治了作亂的青州兵。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黃巾軍，軍紀本來就差，曹操對他們又很寬容（太祖寬之），所以趁火打劫（故敢因緣為略）。于禁卻不客氣，「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便跑到曹操那裡惡人先告狀。然而于禁回到大本營，卻「先立營壘」，並不馬上去見曹操（不時謁太祖）。當時有人就說，青州兵都把你告了，還不趕快去說清楚！于禁說，追兵在後，說來就來，不早做準備，怎麼對付敵人？再說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他們告刁狀又有什麼用！於是不慌不忙安營紮寨，一切就緒以後才去見曹操。曹操大為讚賞，說你于禁真是有古之名將風度呀！便封他為益壽亭侯。

　　第三是「令行禁止，賞罰分明」。這一條也是用人之道的基本原則，但曹操卻有特別之處。一是以身作則，二是實實在在。我們知道，曹操治軍是很嚴的，他在建安八年（公元二○三年）五月曾頒布命令：「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伐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其實不但敗軍失利要受處分，違反軍紀也要嚴懲，就連曹操本人也不例外。曹操曾經下令，行軍時不能踐踏麥田，違令者死。於是騎兵都下馬步行，用武器扶著麥子走。然而曹操的馬卻跳了進去，結果是曹操用劍割下自己的頭髮，表示受罰。這就是有名的「以髮代首」的故事。這個故事記錄在對曹操並不友好的《曹瞞傳》中，歷來被用來說明曹操的奸詐和虛偽。其實割髮在古代也是一種肉刑，叫「髡」。後來曹操整崔琰，判的就是髡刑，可見也不完全是輕描淡寫，裝模作樣。

　　曹操罰起來很重，賞起來也不含糊。曹操有一個原則，就是從不只憑一時興致胡亂賞人。如果他要獎賞誰，那麼，首先，這個人一定建立了奇功；其次，曹操的獎勵一定十分到位。用郭嘉的話說，就是「恩之所加，皆過其望」；「慮之所周，無不及也」。據《三國志．徐晃傳》，在一次和劉備的戰爭中，徐晃深入敵軍，擊敗關羽，保全襄樊，曹操便出營七里相迎，擺下慶功盛宴，親自舉酒勞軍。曹操說，我帶兵三十多年，也讀過許多古書，還沒見過像徐將軍這樣長驅直入衝進敵圍的，恐怕就連孫武子也要甘拜下風。當時諸軍雲集，曹操巡視的時候各軍將士紛紛出營圍觀，只有徐晃的部隊「軍營整齊，將士駐陳不動」。曹操便又感慨說，徐將軍真是周亞夫的風範啊！

　　徐晃原本是楊奉的人，歸順曹操後一直忠心耿耿。他出生入死，建功立業，上陣前甚至祭拜了祖墳，以示必死的決心。徐晃的這份忠誠，也包括其他人的忠誠，無疑因為曹操的高度信任和賞罰分明。曹操作為統帥，從不和部下爭面子、搶風頭，總是把功勞歸於部下。更重要的是，他的推功並不盲目，誰有什麼功勞他清清楚楚；他的獎勵也不走過場，該得什麼獎賞都實實在在；他還不搞平衡，保證每個得到將領的人都名至實歸。用荀彧的話說，就是「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有功者無所吝惜」。難怪周澤雄先生說曹操在這方面簡直就是藝術家。而在我看來，曹操的獎勵豈止是藝術，也是科學。

　　第四是「虛懷若谷，見賢思齊」。對於人才來說，獎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重用，是統帥的虛心納諫和言聽計從。我們讀史，可以不斷看見曹操對部下建議的態度：聽之，從之，善之。當然，也有「不聽」、「不從」的。如果事後證明曹操錯了，他一定會檢討，會道歉，會感謝部下的建議和提醒。檢討，也不一定就是哭喪著臉，多半是笑著說。《三國志．蔣濟傳》說，曹操征孫權時，準備按照官渡之戰的老辦法，將淮南的老百姓都遷走，蔣濟就不贊成。蔣濟說，現在的情況和官渡之戰時不一樣了，根本沒有這個必要。再說，老百姓都戀土，並不願意遷移。強行遷移，他們心裡肯定不安。曹操不聽，結果淮南的人民都跑到孫權那裡去了。後來蔣濟去見曹操，曹操特地迎上前來，呵呵大笑著說，你看我幹的這事！原本是想讓他們躲避賊寇的，結果反倒把他們全趕到那邊去了。於是便拜蔣濟為丹陽太守。

　　看來，曹操確實會用人。我們甚至可以用這樣八句話來概括他的用人之術：一，真心實意，以情感人；二，推心置腹，以誠待人；三，開誠佈公，以理服人；四，言行一致，以信取人；五，令行禁止，以法制人；六，設身處地，以寬容人；七，揚人責己，以功歸人；八，論功行賞，以獎勵人。

　　但是，僅僅概括出這些「順口溜」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重要的不是「術」，而是「道」；不是做了什麼，而是怎樣做，以及為什麼這樣做。道是什麼？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八個字──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他很清楚，將士們跟著他出生入死是為了什麼，於是他「揚人責己，以功歸人」，「論功行賞，以獎勵人」。他知道人都是有缺點和弱點的，也都是趨利避害的，於是他「令行禁止，以法制人」，「設身處地，以寬容人」。他知道人是理性的動物，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通情達理的，於是他「開誠佈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他還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感情有時候比利益更可靠，於是他「推心置腹，以誠待人」，「真心實意，以情感人」。曹操的成功，是做人的成功；而他做人的成功，又是知人的成功。

　　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這件事記載在《三國志．武帝紀》中，當是事實。曹操打敗袁紹於官渡以後，袁紹的大量輜重、珍寶、圖書都落到曹操手裡，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裡寫給袁紹的書信。曹操二話不說，下令一把火把它們燒個乾淨。那些暗中勾結袁紹的人，原本擔心要追究的，現在都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回肚子裡去了，對曹操更是又佩服又感激。據裴松之註引《魏氏春秋》，曹操的解釋是這樣的：袁紹強盛的時候，連我都自身難保，何況大家呢！這話說得夠體貼人的。不要說那些心懷鬼胎的人疑竇冰釋，便是沒什麼瓜葛的人，也會為曹操的寬宏大量和設身處地所感動。

　　曹操話說得很漂亮，算盤打得就更精。他很清楚，這事一旦動起真格，要處理的就不止一個兩個。在勝敗未決又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誰不想著給自己留條後路呢？這時，腳踏兩隻船的人一定不在少數。當然，不會每個人都是雙重間諜，多數人不過是兩邊敷衍罷了。但敷衍和通敵原本分不大清，而且按照綱常倫理，不忠即是叛逆。只要和袁紹有書信來往，那通敵的嫌疑可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如果都要一一追究，只怕有半數以上的人說不清。既然追究不了，不如賣個人情，統統不追究好了。而且，人情做到底，連證據都予以銷毀，大家放心。這樣，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就會感恩戴德；而那些原本忠心的人，則更會死心塌地。這豈不比揪出一大堆人來整治，最終削弱自己的力量合算得多？

　　在這裡，曹操顯然又表現出他政治家的天才。他深知，無論政治鬥爭，還是軍事鬥爭，最重要的憑據是正義，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才。要網羅人才，就要有足夠的氣度和寬容。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界上哪有清一色的隊伍？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有些時候，是要裝點糊塗的。裝糊塗才能寬容人，寬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曹操懂這個道理，所以曹操是贏家。

　　洞察人性，洞悉人心，已不容易；設身處地，將心比心，也很難得。但更為可圈可點的是，曹操在做這些事情時，比方說，在銷毀書信，既往不咎；在檢討自己、推功他人；在重賞將士、讓他們喜出望外；在釋放俘虜、讓他們感激涕零的時候，他做得是那樣的坦誠、實在、大氣、自然。這就不能不讓人歎為觀止了。

　　說起來，曹操的生性是很狡詐的。所謂「少機警，有權數」，不過是史家比較委婉客氣的說法，說穿了就是狡詐。何況曹操又是帶兵打仗的人，兵不厭詐。戰場上用詭計，官場上用權謀，不過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家常便飯，沒什麼稀罕，也並不丟人，誰都這麼做，只不過敵方叫「狡猾奸詐」，己方叫「足智多謀」、「出奇制勝」罷了。曹操的聰明之處，在於他知道什麼時候該說假話，什麼時候該說真話。尊奉天子，維護漢室，不過買政治股，打正統牌，不妨做秀，也難免敷衍。和智士謀臣說話，因為雙方都是聰明人，如果耍小聰明使小心眼，就很容易被對方看穿而失去信任，那可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反倒不如實話實說。曹操很能把握這個尺寸。唯其如此，他才能和謀士們同心同德，也才有了凝聚力。

　　曹操具有凝聚力，還因為他有親和力；而他具有親和力，又與他的性格有關。曹操是個性情中人，平時也很隨和。他喜歡開玩笑，常常正經事也用玩笑話說。這種性格，對他的事業很有幫助。搞政治的人，太一本正經其實不好。不是讓人覺得城府太深，不可信；便是讓人覺得不通人情，不可近。最好是辦事嚴肅認真，平時灑脫隨和，原則問題寸步不讓，雞毛蒜皮馬馬虎虎，既有領袖的威望威嚴，又有人情味，幽默感。這樣的人，最能得人衷心的愛戴和擁護。曹操便正是這樣的人。

　　不過，曹操能夠凝聚人才，最主要的還是他愛才的真誠。他確實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業中能有更多的朋友和幫手。他在《短歌行》一詩中說：青青的，是你的衣領；悠悠的，是我的深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只因為你的緣故啊，讓我思念到如今（但為君故，沉吟至今）。麋鹿找到了艾蒿，就會相呼相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要是有了嘉賓，一定要鼓瑟吹笙（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輪，不知何時才中斷他的運行（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深深的是我心中的憂思，也許永遠都沒有止境（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來吧朋友！越過那田間小道，別管它阡陌縱橫。有勞你枉駕前來，讓我們久別重逢（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把酒臨風，握手談心，重溫那往日的友情（契闊談宴，心念舊恩）。這不是很感人嗎？

　　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的開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的另一首詩《龜雖壽》則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龍乘霧，終為土灰。」這就是對宇宙人生的一種哲學思考了。當然，曹操是站在他政治家的立場上來思考的。因此他的結論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是「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也就是說，應該抓緊這不多的時光，在短暫的人生中做出轟轟烈烈的事業，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這樣一種政治抱負，由於有對宇宙人生的哲學思考為背景，有著「讓有限生命變成永恆」的意思，就比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也」更有格調和品位，也更大氣，而且大氣之外還有深沉。

　　曹操是很有深沉的，郭嘉就說他是「外易簡而內機明」。曹操的深沉，還表現在他識人之準，用心之深。曹操是很有心計的。表面上，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歡，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但他無時無刻不在觀察你，而且入骨三分。袁術那麼氣焰囂張，袁紹那麼不可一世，曹操都不放在眼裡，但對於那個先前賣草鞋、此刻又寄人籬下的劉備，卻另眼相看。儘管劉備在他手下時始終韜光養晦，裝聾作啞，曹操還是一眼看穿：「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嚇得劉備當場就掉了筷子。

　　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怪在哪裡呢？怪在如果劉備是英雄，曹操就不該把這話當面說出來。如果劉備不是英雄，那又說它幹什麼？更奇怪的是，既然曹操已經認識到，和自己爭天下的就是劉備，為什麼又要把他放走？劉備究竟是不是英雄？曹操又到底說了那句話沒有？

【第二篇　孫劉聯盟】

第十三回　青梅煮酒

在三國時代眾多的英雄人物中，劉備一直是一個謎。這個謎，就像他的字一樣，玄之又玄。劉備出道的時候，一無所有，一文不名，只能東奔西走地寄人籬下，反覆無常地投靠他人。然而他所到之處，總能受到尊重和款待，曹操甚至認為只有自己和劉備才是真正的英雄。那麼，曹操說了這句話嗎？他為什麼要這樣說？劉備是英雄嗎？他為什麼是英雄？

　　放走劉備，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因為曹操已經一眼看出劉備是當時真正的英雄。曹操甚至說了這樣的話：「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句話是載入史冊的。《三國志．先主傳》說：「先主未出時，獻帝舅（岳父）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這是原文。而在「先主方食，失匕箸」後面，裴松之註引《華陽國志》補充說：「於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三國演義》當中那個著名的故事「青梅煮酒論英雄」，就是根據這個記載改編的。

　　平心而論，《三國演義》這半回篇幅的故事，從文學的角度看很精彩，從歷史的角度看也算真實，因為故事情節和人物對話大體上都有出處和來歷。比如「衣帶詔」事件，就既見於《三國志》，也見於《後漢書》；劉備種菜一事，見於裴松之註引胡沖《吳曆》，而且言之鑿鑿，種的是大頭菜一類的東西（蕪菁）；「望梅止渴」的故事，則見於《世說新語．假譎》，這個成語也典出於此。至於曹操評點當時人物的那些話，也都可以說是他的真實看法。靠不住的只有一處，搞錯了的也只有一點。

　　搞錯了的一點，是陳邇冬先生發現的。《三國演義》說，曹操要劉備說說誰是當今英雄，劉備第一個就提到了袁術，曹操笑著說：「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其實「塚中枯骨」這個說法不是曹操的，是孔融的。他說的也不是袁術，而是袁術的先人。據《三國志．先主傳》，漢獻帝興平元年（公元一九四年），徐州牧陶謙因病去世，陳登等人要劉備來代理。劉備不敢貿然接手，說袁術近在咫尺，四世五公，海內所歸，你們何不把徐州送給他？這時北海相孔融就說話了。孔融說：「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塚中枯骨，何足介意！」也就是說，你不必擔心，老袁家那「四世五公」早就在墳墓裡了，怕他做甚！劉備這才代理了徐州牧。《三國演義》移花接木，把袁術本人說成「塚中枯骨」，是不確的。如果袁術已是「塚中枯骨」，又何必說「吾早晚必擒之」？

　　靠不住的一處，是劉備和董承他們的「立券書名」。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董承受獻帝密詔，聯合劉備等人反曹，是結了盟，立了誓，簽了字，畫了押的。那份「衣帶詔」和那份簽字畫押的「義狀」，最後也都是被曹操搜了出來的，可謂「鐵證如山」。所以毛宗崗父子認為，董承的失敗，在於事不機密。毛批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事欲其秘，何必歃血會飲？跡恐其露，何必立券書名？」是啊，何必呢？因此，依我看，沒頭腦的恐怕不是董承，而是羅貫中。羅貫中也不一定就沒頭腦，只不過寫小說要好看而已。

　　指出了這一點的，也是陳邇冬先生。陳先生的《閒話三分》說，如果劉備、董承他們「立券書名」是實，而且曹操征劉備就因「衣帶詔」一案而起，那麼，曹操在俘虜了劉備的老婆、孩子和關羽以後，就不會那麼客氣了，也不會由著關羽帶著嫂子和姪子一走了之了。因此陳先生認為，就連這個「衣帶詔」，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偽造，也很難說。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則說：「董承本來是牛輔的餘孽，哪裡是什麼公忠體國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會討託董承呢？這話怕靠不住罷？」

　　第二靠不住，當然很難說的，因為整個事情的真實性都很可疑。按照《三國志》的說法，董承受獻帝密詔謀殺曹操，劉備原本是沒有參與的（先主未發）。碰巧這時曹操說了「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句話，劉備就參與了（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又碰巧被曹操派遣東征袁術（會見使），這才沒有捲入此案（未發）。這麼多的「碰巧」，不可疑嗎？

　　可能就連羅貫中也覺得說不通，就把事情的因果關係調整了一下。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劉備是參與了董承密謀的，而且簽署了盟書。但劉備認為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須嚴格保密（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洩）。自己則「就下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為韜晦之計」。沒想到曹操卻請他青梅煮酒論英雄，還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讓劉備當場就嚇得掉了筷子的話。正好這時需要有人帶兵攔截袁術，劉備想：「我不就此時尋個脫身之計，更待何時？」便主動請纓，趁機開溜。劉備對關羽和張飛講：「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宵，不受籠網之羈絆。」

　　這樣說，邏輯上是通了，但劉備的人品卻變得可疑。你不是和董承歃血會盟，立券書名，賭咒發誓要消滅曹賊保衛皇上嗎？怎麼才見了根井繩，就像見了蛇一樣溜之大吉了呢？到底是萬歲爺的安危重要，還是你劉備的性命重要？你劉備不是拯救天下的大英雄嗎？你應該奮不顧身挺身而出呀！至少，也應該留在許都觀望一陣，看看還有沒有機會，怎麼能只顧自己逃命，置皇帝和董承等人的死活於不顧呢？

　　這個問題，暗中維護劉備的陳壽大約也想到了，因此他用了一個曲筆：「會見使」。會，就是碰巧。碰巧曹操派劉備東征袁術，劉備只好離開許都。也就是說，劉備出京，不是貪生怕死，也不是背信棄義，而是身不由己。

　　顯然，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歷史上的劉備東征袁術，究竟是曹操選派的，還是他主動要求的？恐怕是劉備主動請纓，曹操批准的，證據則在《三國志．董昭傳》和《三國志．程昱傳》。據此兩傳，曹操派遣劉備到徐州截擊袁術後，董昭曾經前去勸阻，說「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曹操的回答是「吾已許之矣」。程昱也和郭嘉一起去找曹操，說：「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曹操的反應是「悔，追之不及」。也就是說，劉備是主動要求到徐州去截擊袁術的，而且還向曹操借了兵。這事曹操開始時並沒有太在意。董昭去說的時候，曹操還說「我已經答應他了，不好反悔」（「許之」二字正好證明是劉備主動請纓）。直到程昱和郭嘉指出，借兵就是劉備有異心的表現，曹操才恍然大悟，但已追悔莫及。果然，劉備到了徐州以後，便殺了駐守徐州的車冑，公開反叛曹操。曹操做了一筆大大的賠本生意。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劉備是主動出走的。出走的根本原因，則在於劉備是英雄。既然是英雄，就必定不會心甘情願地寄人籬下，遲早要另立山頭。直接的原因，則是曹操說了那句話，道破了天機，戳穿了劉備的心思，因此非走不可，而且一去永不回。

　　但這樣一來，便又有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曹操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曹操不是認準了天下的英雄只有他和劉備兩個嗎？既然如此，那就應該把劉備殺了，至少也應該扣在自己身邊，怎麼能放虎歸山，還借給他軍隊，讓他如虎添翼呢？以曹操之聰明，或者說奸詐，怎麼會做這種糊塗事？因此我說，整個事情的真實性都很可疑。所謂可疑，就是說，要麼曹操沒說那話，要麼劉備不是英雄。

　　那麼，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我的看法，第一，劉備是英雄。第二，曹操說了那句話。

　　先說第一點：劉備是英雄。說劉備是英雄，許多人可能難以接受。因為在一般人心目中，劉備是很窩囊的。他的本事，一是會跑，二是會哭。這是《三國演義》給我們的印象。其實這是誤解。首先，劉備並非只會跑，只會哭，他還會別的。其次，在那個時代，會跑會哭也不丟人，並不能證明這人就窩囊，就不是英雄。劉備會跑，曹操就不會跑？曹操狼狽逃竄的記錄也不在少數。劉備會哭，曹操就不會哭？曹操號啕大哭的故事史不絕書。怎麼就沒有人說曹操窩囊？可見不能這樣簡單的看問題。跑，要看為什麼跑。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就跑得有道理。哭，也要看為什麼哭。為朋友的情誼而哭，就哭得不丟人。劉備的跑和哭，就多半是這種情況。

　　當然，相對曹操而言，劉備要跑得多一點，哭得多一點，因為他更弱小。劉備出道的時候，除了兩個忠心耿耿的兄弟──關羽和張飛，可以說是一無所有，一文不名。他沒有自己的軍隊，或者說雖然有，也很可憐。劉備初起兵的時候，也是靠財團資助。中山王國（在今河北省定縣）的兩個大商人張世平和蘇雙「多與之金財」，讓他招兵買馬。但劉備參加討伐黃巾的戰爭，最後也只得了個「安喜尉」的官職。安喜尉就是安喜縣（故治在今河北省定縣東）的縣尉，是個副縣級的公安局局長，可見人馬不多。所以劉備經常要向別人借兵。他那兩員大將關羽和張飛也等於是光桿司令，只能自己去逞匹夫之勇。

　　劉備也沒有自己的根據地，好不容易有那麼一兩塊地盤很快又會失去，只能東奔西走地寄人籬下，反覆無常地投靠他人，五易其主，四失妻子。從初出江湖到赤壁之戰，劉備可謂半生顛沛流離。《三國演義》講，有一次，劉備曾在酒後悲憤地說：「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這話雖然是演義，卻也在理，可以看作他的心裡話。

　　劉備還沒有什麼像樣的戰功。什麼「溫酒斬華雄」，什麼「三英戰呂布」，都是羅貫中幫他打的。實際上，赤壁之戰前，劉備在戰場上每每是落荒而逃，「先主敗績」的記錄屢見不鮮。《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魏書》說，建安五年（公元二○○年）曹操征討他的時候，他認為曹操正在和袁紹作戰，不會來打他。等到他親眼看見曹操的旗幟，便嚇得掉頭就跑，完全不顧部下死活（見麾旌，便棄眾而走），哪裡像個英雄？當然，劉備也不是一次勝仗都沒打過，史書上也有「數有戰功」的記錄，但那都是些小仗。事實上，諸侯混戰的時候，沒有一個軍閥是被他消滅的，劉備的戰功實在乏善可陳。

　　這樣的人當然也不會有多大的名氣，袁術就曾經極為不屑地說：「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這話是袁術對呂布說的，見於《三國志．呂布傳》裴松之註引《英雄記》和《後漢書．呂布傳》。還有一件事情也能說明問題。據《後漢書．孔融傳》，孔融任北海相的時候，被黃巾軍包圍，無可奈何，派太史慈向當時官任平原相的劉備求援。劉備驚訝地說：「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馬上派出三千救兵。這段話在《三國志．太史慈傳》裡，是「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三國演義》也這麼說。但我以為，《後漢書》的「驚曰」比《三國志》的「斂容答曰」要準確，而且「驚」的背後是「喜」，即「驚喜」。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當時劉備確實沒有名，又很希望有名。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要啥沒啥的劉某人，一個到處求人的劉玄德，所到之處卻備受歡迎和款待。劉備被呂布打敗，投靠曹操，曹操讓他做豫州牧，表他為左將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劉備被曹操打敗，投靠袁紹，袁紹出城二百里相迎，父子「傾心敬重」。袁紹和曹操是當時最牛的人，尚且如此，何況他人？不把劉備放在眼裡的，只有一個袁術。

　　那麼，劉備為什麼會受此待遇呢？

　　解釋只有一個，就是袁紹、曹操，還有陶謙他們，都認為劉備是英雄。

　　那麼，劉備是英雄嗎？是。首先，劉備有英雄之志。《三國志．陳登傳》說，劉備在荊州的時候，曾經和劉表一起討論天下英雄，說到陳登。一個名叫許汜的人說，陳元龍（陳登字元龍）架子大，不講禮貌。鄙人到下邳見元龍，元龍半天不和鄙人說話，然後自己去睡大床，讓我睡小床。劉備說，足下素有國士之名，可惜並無國士之實。現在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大家都希望足下「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然而足下怎麼樣呢？「求田問舍，言無可采」，這正是元龍所不齒的，他為什麼要和足下說話？這也就是碰上元龍了，還算客氣。如果是小人我，恨不得自己睡在百尺高樓，讓足下睡在地上，還說什麼大床小床！這就是辛棄疾詞「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的出典。

　　從上面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劉備不但有英雄之志，而且有英雄之氣。《三國演義》讀多了，總認為劉備是個忍氣吞聲的窩囊廢，其實不然。實際上，劉備也是個豪氣沖天的性情中人，也有怒髮衝冠拍案而起的時候。比方說那個「督郵」，就是劉備打的，不是張飛打的。當然，由於勢力小處境差，常常要投靠他人，劉備不可能像曹操那樣「笑傲江湖」。同樣，由於性格的原因，或者鬥爭的需要，劉備沉默寡言（少語言），不動聲色（喜怒不形於色），不像曹操那樣高談闊論，眉飛色舞，肆無忌憚地表現出英雄本色。但這不等於說劉備就不是英雄。在他那沉默寡言不動聲色甚至忍氣吞聲的背後，仍然蕩漾著一股英雄氣。這種英雄氣不是表面上的，而是骨子裡的。

　　劉備有英雄之氣，是因為他有英雄之魂。這個「魂」，表現為他的堅忍不拔。前面說過，劉備起兵以來，一直不順，可以說是人不窩囊事窩囊，幾乎沒過過一天舒心的日子。但我們何曾見過他垂頭喪氣？只見他屢敗屢戰。他先是參加討伐黃巾軍的戰爭，當了個副縣級的公安局長安喜尉，結果被自己一頓鞭子打沒了。後來因為和黃巾軍打仗「力戰有功」，好不容易熬到一個正縣級的高唐令（其間丟官一次），又被黃巾軍打敗，只好去投靠公孫瓚。碰巧陶謙病故，託他代理徐州，卻又被呂布驅逐，只好去投靠曹操。以後，又投靠過袁紹和劉表。可以說，赤壁之戰前，劉備一直寄人籬下，而且頻繁地更換投靠對象，不斷地在敵我友之間周旋。換了別人，尤其是那些以英雄自許的人，恐怕早就不耐煩了，甚至早就自殺了。然而劉備卻一直隱忍了下來。他甚至短時間地依附過呂布。《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魏書》說，當時呂布的部下也看出劉備不是什麼省油的燈，便對呂布說，劉備「反復難養，宜早圖之」。可惜呂布不聽，後來果然死在劉備手上。但是，換一個立場，所謂「反復難養」，不正說明劉備有英雄之志和英雄之魂，因此才不會長時間地甘居人下嗎？

　　劉備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氣，英雄之魂，也有英雄之義。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獻帝春秋》，袁紹對劉備有一個評價：「劉玄德弘雅有信義。」這個評價，應該說是準確的。袁紹到底是袁紹，他也並非總是看不清問題。但這個評價，和前面的說法是矛盾的。一個「反復難養」的人，難道可以說是「弘雅有信義」嗎？其實這要看對誰。對於投靠對象，劉備確實「反復難養」；對於依靠對象，劉備就「弘雅有信義」了。為什麼呢？就因為劉備是一個有英雄之志的人。有英雄之志，就不會甘居人下，也必須不斷地調整策略，尋找機會，因此「反復難養」。同樣，有英雄之志，就必須團結同志，凝聚力量，也就必須「弘雅有信義」。其實，我們只要指出一個事實就夠了：關羽和張飛，可都是當時一等一的人才。而劉備呢？不但一無所有，而且半生坎坷，很長時間幾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這兩個人卻一直死心塌地地跟著他，忠貞不渝，至死不悔，關羽甚至還來了個「千里走單騎」。為什麼？就因為劉備「弘雅有信義」。按照《三國志》的說法，劉備和關羽、張飛，是「寢則同床，恩若兄弟」的。關羽和張飛，對劉備則名為事之如兄，實際事之如君。可見維繫三人友誼的，就是英雄之義。只不過我們不知道，這三個人「寢則同床」時，他們的太太在哪裡？

　　劉備是英雄，關羽和張飛看出來了，後來諸葛亮也看出來了，曹操不會看不出來。因此可以相信，曹操確實說了「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句話。也許曹操不該把這話當著劉備的面說出來，因為這等於說「和我爭天下的就是你」。但這可以理解為不夠穩重，也可以理解為火力偵察，或敲山震虎。意思是咱們倆誰也別裝孫子。咱倆誰也不比誰更傻，或誰也不比誰更聰明。果然，劉備再也裝不下去，找個機會就逃之夭夭了。

　　劉備跑，不難理解；曹操放，就匪夷所思。《三國演義》那個「巧借驚雷來演飾」，曹操不再懷疑的說法是靠不住的。曹操沒有那麼好騙。可能的原因是，曹操這時還不是奸雄。到了晚年，他可是大開殺戒，殺了許多不該殺的人，包括人品一流的崔琰和智慧一流的荀彧。也可能這時曹操還需要做容人狀，不肯沒有正當理由就殺人。據《三國志．武帝紀》，劉備前來投靠曹操時，曹操的謀士程昱曾勸曹操把劉備「處理掉」。程昱說：「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從程昱的這句話也可以看出劉備確實是英雄）曹操的回答則是「方今收英雄之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曹操雖然看出劉備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氣，英雄之魂，英雄之義，卻也很清楚他並沒有用武之地，而一個沒有用武之地的英雄是不能真正算作英雄的，也是用不著過於防範的。因為這樣的人一時半會還成不了氣候，不如等到師出有名的時候再來收拾他。

　　前兩種可能，似可以解釋曹操為什麼不殺劉備；後一種可能，則似可以解釋曹操為什麼放了劉備。於是，出於一念之差的疏忽，曹操鑄下大錯。說起來，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因為不但曹操，就連劉備自己也沒有想到，就在青梅煮酒的八年之後，有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從山林中走出，成為劉備的總參謀長，並幫助劉備建立起自己的獨立王國。劉備鹹魚翻身了。他不但有了根據地，而且地盤越來越大，最後竟然與曹操和孫權形成鼎足之勢。

　　這個人的名字我們都知道，他就是諸葛亮。

　　諸葛亮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傑出政治家。他的出山，使命運的天平開始向劉備傾斜。同樣讓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同一年，曹操最重要的謀士之一郭嘉因病不治身亡。這對曹操是沉重的打擊，對於劉備，卻意味著他確實時來運轉了。

　　那麼，郭嘉的死，就那麼重要嗎？

第十四回　天生奇才

由於我們不能確知的原因，曹操出於一念之差放跑了劉備。龍歸大海虎歸山的劉備運氣出奇的好。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劉備從隆中請出了諸葛亮，而郭嘉則在北征的路上一病不起，英年早逝。這一出一去的結果，是劉備鹹魚翻身，曹操壯志難酬。那麼，郭嘉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和諸葛亮的異同又在哪裡呢？

　　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對於劉備和曹操來說，真是一個重要的年頭。就在這一年九月，曹操最欣賞的謀士郭嘉不幸病故；而也就在這一年，諸葛亮卻來到了劉備身邊。三十八歲的郭嘉去世了，二十六歲的諸葛亮出山了，歷史的軌跡開始拐彎。

　　為什麼要把郭嘉的死和諸葛亮的出聯繫在一起呢？這二者之間有什麼關係嗎？

　　有。這種聯繫或者關係，當然不是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年。這不過是碰巧。關鍵在於這兩件事對曹、劉雙方的影響。我們知道，鬥爭的勝負，在於力量的對比；而力量的對比的變化，則無非此長彼消和此消彼長。諸葛亮來到了劉備身邊，這是「此長彼消」：劉備長，曹操消。郭嘉不幸去世，則是「此消彼長」：曹操消，劉備長。怎麼算，都是曹操吃了虧。

　　不過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兩人的分量和量級。如果分量不夠，這種計算就沒有什麼意義。同樣，如果量級不同，或者差異太大，這種比較也沒有什麼必要。那麼，諸葛亮和郭嘉的分量如何？他們是同一量級的人物嗎？或者說，他們有相似之處嗎？

　　有。郭嘉和諸葛亮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第一，他們都是少年天才，出山時都只有二十六七歲（郭嘉二十七，諸葛亮二十六），但思想和謀略卻都已經相當成熟。第二，他們都「審於量主」。在大家都認為袁紹是績優股時，郭嘉卻看出那是垃圾股；而在大家都以為劉備是垃圾股時，諸葛亮卻把他看作績優股。第三，他們都「謀功為高」。郭嘉幫助曹操統一了北部中國，諸葛亮幫助劉備實現了三國鼎立。可以說，他們一個是天生奇士，一個是曠世良才。當然，他們的忠心耿耿，兢兢業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是一樣的。他們和曹操、劉備的關係，也都至少在表面上做到了「如魚得水」，甚至確有一份情誼。

　　郭嘉去世後，曹操悲痛萬分。據《三國志．郭嘉傳》及該傳裴松之註，曹操給朝廷上表，給荀彧寫信，和其他人談話，多次追憶郭嘉，每每痛哭流涕，聲淚俱下。他說：奉孝年不滿四十（實為三十八歲），和我在一起的時間就有十一年。那些艱難困苦的日子，全都是他和我一起硬挺過來的。那都是千鈞一髮的艱險呀！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全靠他當機立斷鼎力玉成。奉孝其實是知道危險的。他身體不好，南方又多瘟疫，因此常說要是到了南方，只怕就不能活著回來了。可是和我討論天下大計，卻說是要先定荊州。這是拼了命來為我立功呀！這樣一份情義，如何叫人忘得了！如今，我雖然為他請了功，討了封，可這對一個死了的人來說，又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啊！天下相知的人是這樣少，好容易有了一個又棄我而去。蒼天哪，你叫我怎麼辦，怎麼辦呀！

　　根據曹操的這些說法，我們不難看出，曹操和郭嘉的關係非同一般，可謂既同甘共苦（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心心相印（唯奉孝為能知光）。郭嘉也確實是難得的人才，可謂既忠心耿耿（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又能謀善斷（平定天下，謀功為高）。這些特徵和這種關係，都很容易讓我們馬上就聯想到諸葛亮。

　　事實上，郭嘉和諸葛亮不但作為個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且在各自陣營的分量也都一樣。劉備得到諸葛亮以後的說法是：「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曹操得到郭嘉以後的說法則是：「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劉備臨終前，是託孤於諸葛亮的；而曹操對郭嘉，也曾「欲以後事屬之」。只不過因為郭嘉英年早逝，我們沒能看到那一天。也由於同樣的原因，郭嘉這顆將星不像諸葛亮那樣璀璨明亮。諸葛亮從二十六歲出山，到五十四歲病故，為劉備集團服務了二十八年，而且還有十一年時間是大權獨攬；郭嘉為曹操集團服務卻一共只有十一年，而且職務不過軍師祭酒（參謀）。兩人施展才華的條件，真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儘管只有短短十一年，郭嘉卻留下了輝煌的業績。郭嘉在曹操軍中時，曹操可謂凱歌高唱捷報頻傳，成功地統一了北方。郭嘉一去世，曹操的軍事成就便顯得乏善可陳。用周澤雄先生的話說，也就對付了馬騰、韓遂幾個「草寇型軍閥」。對付孫權、劉備這兩大「梟雄」，就有點力不從心，在赤壁還差一點就被燒得焦頭爛額。當然，劉備反敗為勝，並不僅僅因為有了諸葛亮；曹操事業受阻，也並非僅僅因為沒了郭嘉。我們不可以過分誇大個人的作用。但郭嘉的去世，對於曹操確實是重大損失。因此，曹操敗退赤壁時，曾仰天長歎，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這句話到了《三國演義》那裡，就變成了這樣一個場面：曹操華容道脫身回到南郡，曹仁設宴壓驚，眾謀士也都在座。曹操忽然仰天大慟。眾謀士說，丞相遇難時全無懼怯，現在安全回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可以重整軍隊報仇雪恨，怎麼反倒痛哭？曹操說：「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接著便捶胸大哭說：「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於是「眾謀士皆默然自慚」。

　　曹操的這一聲歎息或者說捶胸大哭被毛宗崗父子批得狗血噴頭，而且把這一哭和宛城之戰哭典韋聯繫起來了。戰宛城的故事，我們在《鬼使神差》那一回講過，就是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正月，由於曹操自己的失誤，剛剛投降十幾天的張繡，採用謀士賈詡的計謀突然反叛。猝不及防的曹操靠著典韋奮不顧身拚力死戰才逃得性命，長子曹昂、姪子曹安民和愛將典韋卻均在戰鬥中身亡。事後，曹操設祭，祭奠典韋，痛哭流涕。在《三國演義》第十六回，曹操是這樣哭的：「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泣典韋也！」於是他身邊的那些將士都十分感動（眾皆感歎）。

　　這真可謂「曹操版」的「劉備摔孩子」了。劉備摔孩子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趙雲在長阪坡救回阿斗後，劉備把那孩子往地上一扔，說「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驚得趙雲撲翻在地，哭著說非肝腦塗地不可。你看，曹操是不哭愛子哭愛將，劉備是不疼愛子疼愛將，結果都讓將士們感激涕零，真是異曲同工。

　　同樣，哭典韋和哭郭嘉也有得一比。毛批說，曹操以前哭典韋，後來哭郭嘉。哭典韋之哭，是為了感動眾將士；哭郭嘉之哭，是為了羞愧眾謀士。「前之哭勝似賞，後之哭勝似打」，真想不到奸雄的眼淚，居然「既可作錢帛用，又可作廷杖用」。於是毛宗崗父子冷笑一聲說：「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這個批語當然很精彩，只可惜曹操哭典韋的話，哭郭嘉的場面，和「劉備摔孩子」一樣，都是小說家言。沒錯，為典韋治喪時，曹操確實親臨哭祭，但沒有說過「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的話。曹操也確實說過「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的話，但並沒有捶胸大哭。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場合說的，有沒有眾謀士在座就更不知道。那個場面是羅貫中的演義，靠不住的。也就是說，毛宗崗父子批的是小說中的曹操，不是歷史上的曹操。

　　歷史上的曹操並不可笑。他的歎息，也未必是為了「愧眾謀士」。事實上，曹操赤壁失利，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責任並不在謀士。何況曹操的謀士也並不無能。比如孫劉的聯盟，就早已有人料定，這個人就是程昱。曹操在奪取荊州以後繼續順江東下，也有人反對，這個人就是賈詡。可惜「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可見，曹操的謀士是盡責的，也是稱職的，他怎麼會藉口懷念郭嘉來「愧眾謀士」？

　　那麼，曹操又為什麼要歎息呢？實際上曹操是在歎自己命苦，過早失去了郭嘉。《三國志．郭嘉傳》說：「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也就是說，如果郭嘉還活著，事情就不會這樣了。

　　怎麼就不會這樣呢？因為郭嘉是軍事天才。他「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總能隨機應變，當機立斷，而且神機妙算，出奇制勝。比方說，曹操三戰呂布，士卒疲倦，準備撤軍。郭嘉力主再戰，而且斷定再戰必勝，結果呂布被擒。曹操征伐袁譚、袁尚，連戰連克，諸將主張再戰，郭嘉主張撤軍，結果袁譚、袁尚兄弟禍起蕭牆，曹操漁翁得利。曹操戰袁紹，有人擔心孫策趁機偷襲許都，郭嘉說來不了；曹操征烏丸，有人擔心劉表趁機偷襲許都，郭嘉說不會來。結果呢？和郭嘉預料的完全一樣。

　　郭嘉不但料事如神，而且敢於出險招，走鋼絲。比如戰官渡、征烏丸這兩回，別人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按照常理，孫策和劉表肯定要趁火打劫，在曹操的背後插一刀子。偏偏郭嘉就敢斷言不會，也偏偏曹操就敢聽他的，冒此天大的風險。其實官渡之戰這一回，是多少有些僥倖的，這個我們以後再說。但征烏丸那一仗，則確實體現了郭嘉的軍事天才。

　　烏丸也叫烏桓，是居住在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此前一直倒向袁紹。官渡之戰後，袁紹病死，袁譚和高幹被殺。袁尚和袁熙被曹操打敗，在建安十年（公元二○五年）逃入烏丸，想借烏丸的力量與曹操抗衡。所以，曹操要消滅袁氏殘餘勢力，統一北部中國，非征伐烏丸不可。但是烏丸並不好打，許多人都不主張打，最後勝得也很險。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曹瞞傳》，當時天寒地凍，荒蕪人煙，連續行軍二百里不見滴水，軍糧也所剩無幾，曹操「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因此回到鄴城後，曹操下令徹查並重賞當初勸諫他不要征討烏桓的人。曹操說，我這場勝利，完全是僥倖。諸君的勸阻，才是萬全之策。可見這場戰爭實在是驚險得很。

　　事實上，當時反對征伐烏丸的人很多。據《三國志．武帝紀》，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兩個。第一，他們認為，袁尚不過是一個狼狽逃竄的「亡虜」。烏丸是「夷狄」，「貪而無親」，哪裡會幫助袁尚？因此用不著打。第二，他們認為，烏丸地處偏遠，我軍一旦遠征，劉備一定鼓動劉表趁機偷襲許都，「萬一為變，事不可悔」。因此打不得。

　　然而郭嘉卻認為可以打、應該打、打得贏，因此力主此戰。據《三國志．郭嘉傳》，郭嘉認為，第一，烏丸是很遠，但正因為離得遠，他們必定「恃其遠」而「不設備」。如果我們出其不意，突然襲擊，一定能打他個措手不及，因此「可破滅也」。第二，袁紹家族的影響不可小看，三郡烏丸的實力也不可低估。一旦他們聯合起來，「招死主之臣」，「成覬覦之計」，只怕青州和冀州就不再是我們的了。至於劉表──這是第三點，不過是個誇誇其談的傢伙（坐談客耳）。他很清楚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劉備，因此對劉備是有防範的，也不知道該怎麼對待劉備：委以重任吧，怕自己控制不了；不予重任吧，劉備肯定不會真心實意地幫助他。所以，儘管我們「虛國遠征」，卻不必顧慮後院失火。曹公你就放心吧！

　　事情果然如郭嘉之所預料。據《三國志．先主傳》及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曹操出征烏丸，劉備勸劉表偷襲許都，劉表不幹（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等到曹操從烏丸王踏頓大本營柳城（今遼寧省朝陽市附近）班師時，劉表才後悔，說不聽劉備的話，失去了一個大好機會。劉備只好安慰他說，現在天下大亂，戰事頻仍，恨不得天天都要打仗（日尋干戈），機會嘛那還多得很。如果今後能夠迅速反應（應之於後者），這一次也不算遺憾（此未足為恨也）。其實劉表哪裡還有機會？曹操平定三郡烏丸以後，很快就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他；而他自己還沒有來得及和曹操交鋒，就見上帝去了。

　　曹操接受郭嘉的建議，不理會劉表，率軍北上，五月的時候到達了易縣（今河北省雄縣西北）。這時，郭嘉對曹操說，兵貴神速。現在我們千里奔襲，輜重多，速度慢，難以迅速取得勝利。一旦走露風聲，對方必有準備。不如留下輜重，日夜兼程，打他個措手不及。曹操然其計，率輕兵來到無終（今天津薊縣），然後在當地名士田疇的導引下，抄小路經徐無（今河北省玉田北）、盧龍塞（今河北省喜峰口）、白檀（今河北省寬城）、平崗（今河北省平泉），登上了距離柳城只有二百多里地的白狼堆（今遼寧省布佑圖山）。這時烏丸王踏頓才知道曹軍來了，倉促應戰，結果兵敗被殺。袁尚和袁熙也只好遠走遼東，投奔公孫康。

　　看來郭嘉確實料事如神。所以，《三國演義》便把這場戰爭最後的勝利也歸功於他。這個故事我們前面講過，就是破烏丸後，曹操按兵不動，並不急於去消滅投奔公孫康的袁尚和袁熙，而是等著公孫康把這兩個人的人頭送來，公孫康也果然這麼做了。這原本是曹操自己的決策，《三國演義》卻說是郭嘉的「錦囊妙計」，謂之「郭嘉遺計定遼東」。《三國演義》這麼講，固然是不想讓曹操太風光，但同時恐怕也因為郭嘉實在謀略過人。

　　事實上，羅貫中的移花接木也不是一點譜都沒有，郭嘉確實出過類似的主意。據《三國志．郭嘉傳》，袁紹死後，袁尚和袁譚也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當時諸將都主張一鼓作氣滅了那兩個，郭嘉卻說不必，不如等著這兄弟倆自己打起來。郭嘉的分析是：袁尚和袁譚因為爭當接班人原本不和，他們兩個又各有各的謀士，因此勢必禍起蕭牆。如果我們逼急了，他們就會相濡以沫；我們不管他，他們就會鷸蚌相爭。所以，我們應該做出南征劉表的態勢，等待他們的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果然，曹操的軍隊才開到西平（今河南省西平縣西），袁尚和袁譚就因為爭奪冀州大打出手，曹操也就坐收漁利。

　　現在，我們已經不難看出郭嘉為什麼能料事如神了。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他把人琢磨透了。他看透了袁紹，看透了呂布，看透了孫策，看透了劉表，也看透了袁尚和袁譚，這才敢迭出險招。也難怪曹操說郭嘉「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了。其實時事也好，兵事也好，說穿了都是人事。只有精於人事，才能明於時事和兵事啊！

　　郭嘉確實太會看人了。他不但看透了敵人，也看清了主人。曹操的表文說：「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可見郭嘉在做出判斷時，每每想到了曹操的前面，而且常常幫助曹操下了決心。但這顯然要有一個前提，就是曹操的為人能夠讓郭嘉放心地去出謀劃策，出險招，出奇招。如果像袁紹那樣優柔寡斷又剛愎自用，志大才疏又嫉賢妒能，郭嘉的聰明才智就不會有用武之地。可見，郭嘉的成功，也是曹操的成功。這樣的成功在歷史上是很罕見的。不難想像，赤壁之戰時，郭嘉如果在世，他也一定會出奇制勝，讓曹操轉敗為勝，化險為夷。這就是曹操要說「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的原因。可惜那時郭嘉已經不在了，否則歷史恐怕得重寫，《三國演義》也得重來。因為郭嘉即便沒有「回天之力」，他和諸葛亮之間，也至少會有一場「智鬥」的戲好看。

　　這樣一雙慧眼，當然不會看不透劉備。事實上郭嘉和曹操一樣，也看出劉備是英雄，但他的意見卻似乎很矛盾。有人主張殺劉備，郭嘉說殺不得。曹操放走劉備，郭嘉又說放不得。《郭嘉傳》裴松之註引用了這兩種說法。《魏書》的說法是，有人對曹操說：「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曹操問計於郭嘉，郭嘉說，有道理。但是，明公提寶劍而興義兵，為的是除暴安良，靠的是推誠置信。即便這樣，也還怕招不來天下英雄。現在劉備這個英雄走投無路，來投靠明公，明公卻把他殺了。那麼，還有誰會願意追隨明公平定天下呢？以一人之患，絕四海之望，這可得想清楚了。《傅子》的說法則是，郭嘉主動去找曹操，說：「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但當時曹操「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就沒有聽郭嘉的。等到劉備公開背叛曹操時，曹操便「恨不用嘉之言」。

　　對此，裴松之評論說：「《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但我認為兩書其實並不相反。所謂「宜早為之所」，只不過是要早作安排，未必就是要殺了劉備。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周澤雄先生的觀點。周澤雄認為，郭嘉的意見，是既不能殺，也不能放。怎麼辦？軟禁。但不知由於什麼原因，這一回曹操沒弄懂郭嘉的意思。也許這件事實在太敏感，郭嘉也不能說得太明白吧！畢竟，曹操也好，郭嘉也好，都是人不是神。他們再怎麼看透人性，再怎麼神機妙算，也算不出劉備會時來運轉，更算不出世界上還有一個諸葛亮。

　　諸葛亮在三國這段歷史上，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在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以前，我們卻一直看不到他的身影，聽不見他的聲音。這不能完全歸結於他的年輕。那個時代，少年英雄還少嗎？何況諸葛亮出山的時候，已經非常成熟。這當然也不能歸結為他不想出山。要知道一個「每自比管仲、樂毅」的人，是不會甘心「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顯然，諸葛亮是在觀望和等待。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在觀望時局，等待劉備的召喚。那麼，在當時眾多的英雄豪傑當中，諸葛亮為什麼就一眼看中了劉備呢？他那雙明察秋毫的眼睛，在劉備身上又看見了什麼呢？

第十五回　慧眼所見

正如劉備是一個謎，諸葛亮也是一個謎。他似乎是上帝專為劉備準備的人才，他也似乎一直就在等待劉備的召喚。那麼，諸葛亮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為什麼對劉備情有獨鍾，他在劉備身上又究竟看到了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看看青年時代的諸葛亮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諸葛亮是一個少年英才，而且是一個帥哥。陳壽的《上〈諸葛亮集〉表》說他「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他的身世，史書上的記載不是很多。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孤兒，由從父（即叔父）諸葛玄撫養成人。諸葛玄和劉表有舊，諸葛亮也就跟著到了荊州。諸葛玄去世後，諸葛亮便「躬耕壟畝」於隆中。隆中這個地方，一直有襄陽、南陽之爭。據說清代有個名叫顧嘉衡的，是襄陽人，卻被派到南陽做知府。於是南陽人就讓這個身為南陽知府的襄陽人表態，說清楚隆中到底在襄陽還是在南陽。顧大人兩邊都不能得罪，沒有辦法，只好撰得一聯云：「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算是擺平了這場「官司」。其實隆中地理位置在襄陽城外二十里，行政區域卻屬於南陽郡的鄧縣，所以說襄陽、南陽都對。何況當時襄陽、南陽都屬於荊州，也原本就沒有問題。

　　諸葛亮到了隆中以後，過著一邊勞動一邊讀書的耕讀生活。用他自己在《出師表》中的話說，就是「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裡面，「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云云，恐怕只能看作套話；「躬耕於南陽」則大約是實，但未必是自食其力，要靠種田來維持生計，不過參加一些農業勞動而已。這在當時，甚至也是一種「雅事」，不能視為身分。比如嵇康，是喜歡打鐵的，難道就是鐵匠？諸葛亮也肯定種過地，卻未必就是農民。當然，諸葛亮是把耕耘壟畝看作閒來雅興，還是謀生手段，我們已無法斷定。但相信不管哪一種情況，他的勞作一定很認真。諸葛亮是一個兢兢業業一絲不苟的人。直到他位居丞相，仍然事必躬親，親力親為，說不定就是他「躬耕於南陽」時養成的習慣。

　　諸葛亮讀書卻很馬虎。《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魏略》說，他的朋友如石韜等人都「務於精熟」，唯獨他自己「觀其大略」而已。這其實是會讀書。實際上，一個人如果不做學問，像陶淵明那樣「好讀書，不求甚解」就是對的。所謂「不求甚解」，其實就是不鑽牛角尖；而所謂「觀其大略」，其實就是善於抓住要點。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諸葛亮是一個大氣的人。一個大氣的讀書人，總是會一下子就掌握了書中的思想精髓和智慧所在，不會去尋章摘句咬文嚼字，就像一個大氣的將領和統帥不會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樣。

　　除了耕作和讀書，諸葛亮還有兩個愛好。一是喜歡「抱膝長嘯」（此為《魏略》所云），二是「好為《梁父吟》」（此為本傳所云）。嘯，大約是一種氣功導引之術；《梁父吟》，則是一種悲涼的葬歌，或者由葬歌發展而來的樂府詩。這兩條記錄加在一起，我們就知道青年時代的諸葛亮，心中充滿了一種慷慨悲涼之氣。這長嘯，這詩歌，應該寄託了他對世事人生的深度關切和悲憫情懷。

　　這其實就是典型的「士人」了。一個「士」，尤其是一個「國士」，是必須以天下為己任的。當然，光有這志向不行，還得有能力和條件。諸葛亮就既有志向，又有能力和條件。「每自比管仲、樂毅」，就是有志向的證明；他後來治國家，平天下，定乾坤，就是有能力的證明。至於條件，也是有的，而且應該說很好。

　　首先，諸葛亮有一個好背景。我們知道，諸葛家族並非尋常百姓，其先祖諸葛豐是當過司隸校尉的。司隸校尉位高權重，在西漢位列三公之下、九卿之上，在東漢則與尚書令、御史中丞號為「三獨坐」。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當過郡丞，叔叔諸葛玄當過太守，所以諸葛亮也是「幹部子弟」。官場的事情，他應該是知道一些的。官場的關係，也應該是有一些的。

　　事實上諸葛亮有一個關係網。他的岳母和劉表的後妻是親姐妹，都是蔡諷的女兒，蔡瑁的姐姐。這樣算下來，劉表是諸葛亮妻子的姨父，蔡瑁是諸葛亮妻子的舅舅，諸葛亮本人則是蔡家的外孫女婿。劉表是荊州長官，蔡家是襄陽望族，蔡瑁是劉表親信，諸葛亮有這樣的政治資源，難道不是條件甚好嗎？

　　說來諸葛亮的這門親事是一段佳話。諸葛亮的岳父叫黃承彥，也是當時的名士。這個人是很看好諸葛亮的，便打算把女兒許配給他。黃承彥對諸葛亮說，我有一個女兒，人長得很醜，但很有才華，你願意娶她嗎？諸葛亮同意，黃承彥立即就用車子把醜女送了過去。這事史家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黃承彥的說法是謙詞，其實不醜。也有人認為黃承彥這樣說是考驗諸葛亮，看他是重色還是重才。但我認為黃女應該是醜的。第一，有黃承彥自己的說法為證：「身有醜女，黃頭黑色」。如果是謙詞，不會說得這麼具體，何況「才堪相配」一詞也並不謙虛。第二，有別人的反應為證。據記載此事的《襄陽記》說：「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可見黃女之醜，是眾所周知的。

　　那麼，諸葛亮為什麼要答應這門親事呢？也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諸葛亮娶妻重德重才不重貌，高風亮節；另一種則相反，認為諸葛亮看重的，正是黃承彥的社會聲望和社會關係。何況妻子醜一點，並無礙，因為還可以納妾。娶妻娶德，納妾納色，是當時的常規觀念。至於到底是什麼原因，我可不敢唐突古人，還是請讀者明察吧！但有這麼一層關係，諸葛亮如果要在劉表那裡謀個一官半職，應該說是很容易的。

　　何況諸葛亮還有一個小圈子。這個小圈子裡的人，也都是一時之選。他們也都欣賞諸葛亮，常常幫諸葛亮做宣傳。事實上劉備認識諸葛亮，就是徐庶推薦的。另外如荊州名士司馬徽、龐德公等人，對諸葛亮的評價也很高。「臥龍」的稱號就是司馬徽送給諸葛亮的，龐德公還讓自己的兒子娶諸葛亮的二姐為妻。可見諸葛亮當時雖然隱居草廬高臥隆中，卻是「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丁」。和他有關係或者有交往的，不是高官，就是名士。他的政治資源和政治條件，比當時不少人要好。比如賈詡，就既沒有家族背景，又沒有關係網絡，還沒有人到處為他做宣傳（少時人莫知），只能隻身一人闖天下、碰運氣，在土匪和軍閥的窩子裡鬼混。最後能在曹操那裡混了個高官厚祿壽終正寢，實在是不容易。

　　諸葛亮的條件顯然要好得多。他有好背景，有關係網，有小圈子，如果要從政，應該說是很便當的。但在建安十二年以前，他幾乎沒有任何動靜，一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決心隱居南陽終老隆中的樣子，這是為什麼？

　　因為諸葛亮的志向非同一般。《魏略》說，諸葛亮曾經對他的三個朋友──石韜（廣元）、徐庶（元直）、孟建（公威）說，你們從政，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朋友反問，足下呢？只有微笑，沒有回答（亮但笑而不言）。其實答案早就有了──「每自比管仲、樂毅」。管仲是什麼人？名相。樂毅是什麼人？名將。這就再清楚不過，諸葛亮的理想，既不是稱王稱帝坐北朝南，也不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輔佐賢明，廓清四海，平治天下，定鼎中原。

　　顯然，這就必須像郭嘉說的那樣，為自己選一個好老闆，而他可選的人又很多。比如劉表，就近在眼前，而且沾親帶故。曹操和孫權，也都在招兵買馬招賢納士。但諸葛亮對他們似乎都沒有興趣，這又是為什麼呢？

　　原因也很簡單：劉表太差，曹操太強，孫權的空間又太小。劉表的差，我們以後還要再說，這裡說一點就夠了。當時中原士人到荊州來避難的很多，劉表卻一個都不能用，諸葛亮出山又能如何？曹操那邊，人才濟濟，曹操自己也是強人，諸葛亮當真去了，也未必能如何。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魏略》，孟建投奔曹操時，諸葛亮就說：「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這話雖然被裴松之認為「未達其心」（裴松之認為諸葛亮不投奔曹操是政治立場原因），但我認為這至少是諸葛亮的想法之一。仍據《魏略》，後來石韜在魏任郡守、典農校尉，徐庶在魏任右中郎將、御史中丞，諸葛亮就歎息說：「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可見，見用不見用，總還是要考慮的。

　　何況對於諸葛亮來說，僅僅「見用」恐怕還不行，還必須「重用」甚至「專用」。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袁子》，赤壁之戰前，諸葛亮出使東吳，說服孫權與劉備聯盟。孫權的首席謀士張昭看出諸葛亮非同尋常，極力向孫權推薦，孫權也想留他，但遭到諸葛亮拒絕。人問其故，諸葛亮說：「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也就是說，孫權確實是好老闆（可謂人主），但孫權至多能夠做到尊重和器重（賢亮），卻不能讓他盡顯其才（盡亮）。

　　這事也被裴松之認為不實，理由有兩點。第一，諸葛亮與劉備的君臣際遇，可謂「希世一時」。這樣「其利斷金」的關係，誰能離間得了？第二，諸葛亮終其一生，可謂忠貞不渝，怎麼會見異思遷？裴松之說，關羽被俘後，在曹操那裡也是能夠「盡其用」的，尚且「義不背本」，難道諸葛亮的為人就不如關羽嗎？

　　裴松之的說法自然有道理。我們甚至還可以加上一條：劉備是諸葛亮再三考慮精心挑選的老闆。既然如此，他就決不會輕易跳槽。因此，即便孫權能夠「盡其量」，諸葛亮也不會背叛劉備投靠孫權。但是，諸葛亮在選擇劉備之前，難道就不能選擇孫權嗎？當然可以。那麼，他為什麼不就近投奔東吳呢？恐怕就因為他早已看出孫權「能賢亮而不能盡亮」。道理也很簡單：江東，是一個歷經孫堅、孫策、孫權三代人苦心經營發展起來的一個利益集團。孫權那邊人才太多，而且關係密切。張昭，是孫策創業時的老臣，孫策曾帶著他「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也就是視為兄長，臨終時又把孫權託付給他（以弟權託昭），而且說了「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話。周瑜，也是孫策創業時的老臣，而且有連襟之情兄弟之誼。孫權的母親也明確告訴孫權，要他把周瑜當哥哥（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不難想像，任憑諸葛亮能力再強本事再大水平再高，到了東吳，權位也只能在張、周二人之下，甚至不如魯肅。這顯然是諸葛亮所不願意的。

　　所以，諸葛亮所謂「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的「度」，恐怕不是「度量」，而應理解為「空間」。《三國志．魯肅傳》說，當年周瑜勸魯肅投奔孫權時，就曾經引用了東漢名將馬援回答光武帝劉秀的一句話：「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這個觀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雙向選擇」，和郭嘉所謂「智者審於量主」也是一個意思。郭嘉、周瑜他們要「擇君」，諸葛亮當然也要「擇君」。但諸葛亮的選擇，要求似乎更高一些，那就是這個老闆必須能保證自己最大限度地實現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

　　那麼，諸葛亮的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是什麼呢？從他「每自比管仲、樂毅」的說法和後來的《隆中對》可以看出，就是廓清四海，一統九州，從而建不世之偉業，立蓋世之奇功。這個偉業和奇功，可以是齊桓公那樣的「霸業」，也可以是光武帝那樣的「帝業」，但必須是經天緯地的事業。能成就「帝業」固然好，能成就「霸業」也可以。退而再求其次，也得三足鼎立，割據一方。用陳壽的話說，就是「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凌邊疆，震盪宇內」。這話所說，雖然是諸葛亮在劉備去世之後的心願，但沒有前因，就沒有後果。總之，他要成為一個實際上的新政權、新國家、新王朝的開國元勳。他選擇的老闆，則必須是能夠使他實現這一抱負和理想的人。

　　這樣一說，諸葛亮的選擇標準也就很清楚了。第一，這個人必須有建立一個新政權、新國家、新王朝的可能性。他應該有這個志向，也有這個條件。第二，他的這個志向和條件還不明顯，還處於潛在狀態。志向既鮮為人知，甚至自己也還不明確；條件也不成熟，甚至還有欠缺。正因為不明確，有欠缺，才需要有一個諸葛亮。也因為不明確，有欠缺，諸葛亮去了以後，才保證能夠成為可以大顯身手的定鼎之臣。

　　符合這些條件的，顯然只有劉備。

　　首先，劉備有帝王之分。他是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細細地排起來，當今皇上還要叫他一聲「叔」。雖然這個譜系十分可疑──《三國志》說他是陸城亭侯劉貞之後，《典略》則說他是「臨邑侯枝屬」；雖然劉勝的兒子劉貞也不過是個亭侯，後來還丟了爵位；雖然劉備本人已經淪落到「與母販履織席為業」，毫無鳳子龍孫的待遇；但他這個「皇族」身分，大家似乎還認。這在政治上就佔了便宜。因為儘管後來大家都清楚，漢室已經不再扶得起來，劉備的那個「漢」和劉邦、劉秀的那個「漢」也滿不是一回事，但由劉備取代（或「繼承」）劉協，總比由曹操、孫權這些和皇家八竿子打不著的人來取代，要順理成章些。另外，劉備七尺五寸（合一米七二點五）的身高，兩耳垂肩、手長過膝（《三國志》的說法是「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的形象，也比曹操好。這在當時，都算優勢。

　　其次，劉備有帝王之志。《三國志》說，劉備小時候就說過他將來肯定要乘坐天子之車（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的話。這當然靠不住。古時史家為開國皇帝作傳，總難免會寫一些諸如此類的「童話」，也示其人乃「真命天子」，從小就「胸懷大志」。但劉備兩個兒子的名字，卻能說明問題。這兩個兒子，一個叫劉封，一個叫劉禪，合起來是「封禪」。封禪，是有德君王祭祀天地的大典（登泰山築壇祭天曰「封」，在山下闢基祭地曰「禪」）。劉備如果不想當皇帝，兒子叫「封禪」幹什麼？

　　第三，劉備有帝王之術。劉備和劉邦的血統關係雖然可疑，性格和作風倒不乏相似之處。比如《三國志》本傳所云「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就很像。善於籠絡人才收買人心，也像。喜歡呼朋引類行俠仗義，也像。陳壽說「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應該說有幾分道理。不過兩人做派並不完全相同。比如劉邦喜歡罵人，劉備就不罵。不但不罵，而且「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至少在表面上比劉邦厚道。因為厚道，也因為俠義，所以很得人心。《三國志》本傳和裴松之註引《魏書》都說，劉備當平原相時，郡民劉平看不起他，「恥為之下」，派刺客去殺他，刺客竟不忍下手，「語之而去」，陳壽評論說「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所引《魏書》則說，不忍下手的直接原因，是劉備不知來人是誰而「待客甚厚」，感動了刺客。而根本原因，則是劉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因此「眾多歸焉」。人心，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

　　第四，劉備有帝王之福。在三國時代三巨頭當中，他和孫權應該說都算是有福氣的人。孫權的福氣最好，有一片現成的基業和一批現成的人才。劉備的福氣，則表現為關鍵時刻總有高人相助，危難之機總能化險為夷。劉備剛出山時，就得到了關羽和張飛。誰都知道，人才，忠誠的好找，能幹的也好找，又忠誠又能幹的不好找，關羽和張飛偏偏就是既忠誠又能幹。這是劉備的第一大福氣，以後的運氣也不錯。比方說，正愁沒有根據地，陶謙就死了，劉備不費吹灰之力就得了徐州。正愁不知如何擺脫曹操的控制，碰巧曹操就派他去攔截袁術（會見使），躲過了「衣帶詔」一案的大清洗。到徐州後，又正好袁術就死了（會術病死）。劉備再次得到徐州，還差一點就成了氣候（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

　　不過，從靈帝末年聚眾起兵，到建安六年投奔劉表，劉備雖有好運氣，卻沒有好命運。他的道路十分坎坷。剛剛得到了徐州，就被呂布奪走了。剛剛投靠了袁紹，又被曹操打敗了。剛剛依附了劉表，又被劉表猜疑了（表疑其心，陰禦之）。《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九州春秋》說，一次，劉備上廁所，看見自己大腿內側生了贅肉，竟潸然淚下。劉表奇怪，問他為什麼。劉備說：「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爾！」我相信這是真話。因為在那個時代，四十多歲還一事無成，確實是時日不多希望渺茫。更何況，實在的講，直到這時，包括我們也包括劉備自己，恐怕都還看不出他有什麼希望。就算他再堅忍不拔，恐怕快熬不下去了。

　　然而蒼天不負有心人，劉備終於等到了時來運轉的那一天。建安十二年，諸葛亮的出現了，他的出現意義重大。前面我們講到，劉備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氣，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義，之所以沒有成為英雄，是因為沒有用武之地。剛才我們又講到，劉備有帝王之分，有帝王之志，有帝王之術，有帝王之福，但卻只能寄人籬下，是因為沒有找到成功之路。也就是說，劉備缺兩個東西。一是一塊穩固的根據地（用武之地），二是一條明確的政治路線（成功之路）。諸葛亮，恰恰就能為他解決這兩個問題。

　　顯然，建安十二年的劉備和諸葛亮，雙方都需要對方，也都在尋找對方。打個比方，劉備集團好比一家很有前途的民營企業，可惜缺一個能幹的CEO，搞不清自己的主打產品和營銷路線，因此生意做得平平淡淡，一直沒有起色。諸葛亮則好比一位超一流的職業經理人，可以讓企業扭虧為盈起死回生，但自己沒有公司，也不想當老闆。難怪他們一拍即合。

第十六回　三顧茅廬

諸葛亮的出山，在《三國志》上只有短短一行字：「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這行文字被羅貫中演義為非常精彩的一個故事。而《魏略》和《九州春秋》則說，是諸葛亮主動去見劉備的。那麼，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是劉備禮賢下士，還是諸葛亮投懷送抱？關於這個問題，歷史上有不同說法。《魏略》和《九州春秋》說，劉備來到荊州後，屯兵於樊城。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諸葛亮料定其下一個攻擊目標必是荊州，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於是「北行見備」。劉備並不認識諸葛亮（備與亮非舊），沒把這個年輕人放在眼裡，只當作一般士人接待（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座談完了，眾人散去，只有諸葛亮留了下來。劉備也不問他想說什麼，順手拿起一根犛牛尾巴編起工藝品來。諸葛亮便說，將軍的雄心壯志難道就是編犛牛尾巴嗎？劉備知道諸葛亮不是尋常人等了，就說，這是什麼話！我不過「聊以忘憂」罷了。諸葛亮說，將軍度量一下，劉鎮南（指劉表）和曹公相比怎麼樣？劉備說，比不上。諸葛亮又問，將軍自己呢？劉備說，也比不上。諸葛亮說，都比不上，難道就等著人家來宰割嗎？劉備說，我也發愁，那你說怎麼辦？諸葛亮就給他出了個主意，讓劉備建議劉表鼓勵遊民自力更生，並登記在冊，這樣就可以增加荊州的實力了。

　　這種說法明顯地和諸葛亮《出師表》相異，因此裴松之認為不實（非亮先詣備，明矣）。但他同時也表示不可理解。裴松之說：「雖聞見異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其實這事並不可怪，道理馬上就要講到。事實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說法雖然是非主流觀點，也並非沒有人支持。劉嘯先生的《「三顧茅廬」質疑》就贊成此說。劉嘯先生認為，許多人只看到了劉備求賢若渴的一面，沒看到諸葛亮其實更需要劉備。第一，諸葛亮是一定會要出山的，而劉備則是他最願意選擇的老闆。如果一定要等劉備三顧茅廬才肯出山，豈非等於說：「你劉備不來請我三次，我這輩子就在南陽耕地算了。」這是不通的。第二，劉備雖然急需人才，但在遇到諸葛亮以前，他需要的是一群人，即一群「賢臣」，並不一定非得是誰不可；而諸葛亮需要的卻是一個人，即一個「明君」，那就是劉備。諸葛亮的選擇餘地更小，甚至別無選擇。第三，以諸葛亮之敏銳，他發現劉備應該比劉備發現他早。既然機會對於他只有一次，他又豈肯在隆中坐等「三顧」？何況當時形勢急如燃眉，哪裡還有在隆中擺架子的時間？因此劉嘯先生說，三顧茅廬的邏輯結論「實在叫人難以接受」。

　　劉嘯先生的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但《出師表》的說法也無法否定。《出師表》（即通常所謂《前出師表》）為諸葛亮所作，是沒有問題的。在這裡，諸葛亮說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這就再清楚也不過。第一，劉備確實親自到隆中找過諸葛亮，而且去了多次。第二，劉備到隆中找過諸葛亮，談論的是「當世之事」。第三，諸葛亮決定出山輔佐劉備，直接原因是劉備三顧茅廬。「由是」和「遂許」，意思明明白白。古人的自述當然不可全信，但要說諸葛亮憑空捏造一個「三顧茅廬」的故事，無論從諸葛亮的為人看，還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恐怕都不可能。從他出山到上表，不過二十一年，許多當事人都還健在，諸葛亮就會當面撒謊？

　　所以，陳壽在為諸葛亮做傳的時候，不取「登門自薦」說，而取「三顧茅廬」說。另外，陳壽在他的《上〈諸葛亮集〉表》中，也做了很清楚的描述。陳壽說：「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接納。」這就把前因後果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但問題是，這種說法實在風險太大，讓人覺得這個事情簡直就是「傳奇」，只怕真是「千年等一回」。我們要問，諸葛亮難道就算準了劉備會「三顧茅廬」麼？萬一沒有，或者只顧了一顧呢？諸葛亮就從此終老隆中了麼？再說了，一個「每自比管仲、樂毅」的人，留在隆中幹什麼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麼？

　　看來，《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說法，也是輕易否定不了的。而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時又不否定《出師表》和《三國志》，就只有一種可能，即兩種說法都是事實，而且「登門自薦」在前，「三顧茅廬」在後。也就是說，諸葛亮先去找劉備，劉備也接受了他的建議，但仍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於是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劉備意識到諸葛亮的價值時，只好親自出馬，三顧茅廬，重新把諸葛亮請了出來。正因為有前面的那個曲折，這才需要親自出馬，也才需要「三顧」而不是「一顧」。這可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說法，但這個猜想是不是太大膽了一點呢？

　　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從建安六年（公元二○一年）到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劉備在荊州待了六七年，他和諸葛亮為什麼從來就沒見過面？要說他們不認識，倒是事實。要說他們不知名，就不對了。至少，劉備「天下梟雄」的名聲，諸葛亮應該是知道的。如果劉嘯先生的觀點成立，那他為什麼不早一點去找劉備，非得等到火燒眉毛才出山呢？反過來也一樣。就算諸葛亮沉得住氣，劉備也不該六年之後才發現諸葛亮這個一等一的人才呀？也有人說，劉備倒是早就知道諸葛亮了，先前也曾去了兩次，都沒見著，到建安十二年第三次去才見面。但這也不通。一年之間去了三次還說得過去。六年之間才去三次，可能嗎？以劉備的進取心和緊迫感，會這樣悠哉遊哉地一拖幾年，一而再、再而三地徒勞往返嗎？至於說諸葛亮住得隱秘，不好找，就更加不通。劉備是何等人？他手下那麼多爪牙，如果鐵了心要找一個人，哪有找不到的？再說諸葛亮又不是隱姓埋名躲避仇家的什麼神秘人物，他和荊州官場，和荊州的士人集團、上流社會是有來往的，怎麼會找不到？

　　對此，尹韻公先生的解釋是：三顧茅廬之前，劉備雖然聽說過諸葛亮，但人們的評價不一致。雖然司馬徽、龐德公等人稱他為「臥龍」，諸葛亮也「每自比管仲、樂毅」，但只有他那個小圈子裡的人「謂為信然」，大多數人則不以為然（時人莫之許也），劉備有些吃不準。徐庶推薦諸葛亮時，劉備就說「君與俱來」，可見並未視若神明。這也不奇怪。劉表作為諸葛亮的「姨父」，都不把他當回事，何況劉備？

　　諸葛亮心理上也有阻礙，那就是劉關張的關係太密切。據《三國志．關羽傳》，他們三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關係鐵得不能再鐵，根本容不得他人插足。也就是說，劉備那個集團，那個小圈子，排他性太強，任何後來者都難以居其上；而諸葛亮的理想，卻是要做「首席執行官」的。他是千里馬，不能先去拉磨盤。沒有十足的把握，他寧肯不出山。所以，劉備和諸葛亮都需要有一個觀察、瞭解和試探的過程。

　　這是有道理的。但我認為還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年齡。要知道，劉備比諸葛亮整整大了二十歲，而諸葛亮出山時才二十六歲。讓一個四十六歲的人，對一個二十六歲的人表示心悅誠服，已屬不易，你又怎麼能要求他在四十一二歲或者四十三四歲的時候，去拜訪一個二十一二歲或者二十三四歲的人？可見這六年功夫是非等不可的。如果不是六年下來，劉備已熬得快要心灰意冷，曹操又正好準備南下，他們再等幾年，說不定也有可能。

　　總之，等到諸葛亮已經二十六歲，劉備也已經四十六歲，雙方都深感時不我待時，由於某種機緣，他們終於見面。司馬徽和徐庶的推薦也無疑至關重要。劉備曾向司馬徽請教時事，司馬徽說，要成就大業，不能用書呆子。書呆子懂得什麼時事？「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我們這裡的俊傑就是臥龍和鳳雛。劉備問他們是誰，司馬徽說就是諸葛亮和龐統。

　　徐庶的推薦則無疑更直接。徐庶對劉備說，諸葛孔明可是一條臥龍，將軍難道不想見他一見？徐庶是劉備器重信任的人（先主器之），他的話自然靠得住。劉備便說，那就請他和足下一起來吧！徐庶說，這個人是不可以隨便召喚的，將軍還是屈尊去拜訪他吧！

　　這裡有一點需要說明，就是我認為司馬徽和徐庶的推薦，不能簡單地看作他們的個人行為。我們知道，荊州是一個人才濟濟的地方。除了本土的人才，還有中原地區避難而來的士人。這些人關心國家大事，也關注荊州的安危。當他們發現劉表不足依靠時，勢必寄希望於號稱「天下梟雄」的劉備。於是，一部分願意效力的（比如徐庶），就開始團結在劉備周圍，形成《三國志．先主傳》所謂「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的局面；而那些無意出山的（比如司馬徽），則會幫助劉備發現人才。所以，這應該看作荊州士人集團的集體推薦。

　　也是劉備福至心靈了。不管他出於什麼原因，求賢若渴也好，信任徐庶也好，急病投醫也好，總之，劉備做出了一個正確的決定。他決定放下皇族和長輩的架子，親自去拜訪那個比自己小了二十歲，又沒有什麼職務頭銜的年輕人。拜訪之前，諸葛亮是否找過劉備，我們已無法確知。在我的「假說」成立之前，我們只能說，三顧茅廬可以肯定，登門自薦暫且存疑。現在的問題是，劉備三顧茅廬，是見到三次，還是只見到一次？

　　有學者（比如尹韻公先生）認為是見了三次，談了三次。這是有可能的。諸葛亮的《出師表》和陳壽的《上〈諸葛亮集〉表》，一則說「三顧臣於草廬之中」，一則說「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都是這個意思。至於《諸葛亮傳》說「凡三往，乃見」，也不是去了三次才見到。這個「乃」，和「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的「乃」一樣，是「於是」、「就」的意思。因此，「凡三往，乃見」應該翻譯為：一共去了三次，就見面了。

　　如果這樣說還不明確，那麼唐人的理解或許可以參考。杜甫說「三顧頻煩天下計」，周汝昌先生解釋「頻煩」就是「屢屢、幾次」，還特別說「不是頻頻煩請」。當然不是。因為三顧的「顧」，並非「聘請」，而應理解為「諮詢」、「顧問」。甚至「三顧」也不一定就是實指，即只去了三次，也可以理解為多次，即「再三」、「頻繁」的意思。也就是說，劉備多次光顧隆中，向諸葛亮請教「當世之事」，兩人越談攏，越談越投機，於是諸葛亮決定出山輔佐劉備。是啊，這兩個人的合作是何等重要，哪裡能只談一次就拍板的呢？

　　所以，《三國演義》之「劉玄德三顧草廬」就是地地道道的演義了。其實，即便所謂「凡三往，乃見」是去了三次才見到，羅貫中編的故事是演義。不過這個演義實在精彩，也很有意思。劉備第一次去，羅貫中為他安排的節目，是先聽歌，再看山，再碰釘子，再觀景，再見崔州平。山是「清景異常」，景是「觀之不已」，人是「容貌軒昂」，而且不同尋常：童子不懂事，農民會唱歌，朋友滿腹經綸。這一番看得劉備是目瞪口呆大開眼界讚歎不已，只覺得這隆中這地方真是神秘莫測，那臥龍崗上藏著的必是高人。

　　第二次去，就沒有必要再看景了，只看人。先見其友，次見其弟，再見其岳父。如果說上一次只是讓劉備開了眼界，那麼，這一次就讓劉備更加按納不住。你想，諸葛亮的朋友、弟弟、岳父都如此地超凡脫俗，諸葛亮本人還了得嗎？

　　所以第三次劉備就要擇吉齋戒，沐浴更衣了。而且，離草廬半里，就要下馬步行；到草堂之外，就要拱立階下；諸葛亮高臥不起，他就要一等再等了。那心情，已不像一個禮賢下士的招聘者，倒像是上門求婚的癡情人。

　　實際上劉備初入隆中，剛剛聽了歌，看了山，便已肅然起敬。因此當他「親叩柴門」與童子對話時，便有了些《西廂記》裡面張生見紅娘的味道。張生見紅娘時是怎麼說的？「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年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曾娶妻。」結果被紅娘搶白：「卻是誰問他來？」劉備怎麼說？「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結果也碰釘子：「我記不得許多名字。」兩個場景，豈非神似？

　　當然相似的。如果說戲劇中的崔鶯鶯是「待字閨中」，那麼，小說中的諸葛亮就是「待價隆中」。他們都是心氣極高的人，決不肯隨隨便便就「以身相許」。所以，他們都必須擺足了架子，做足了文章，吊足了胃口，以保證對方的誠意經得住考驗。

　　另一方的情況則略有不同。張君瑞對崔鶯鶯，自然是一見鍾情；劉玄德對諸葛亮呢，按照羅貫中的說法，也是相見恨晚。劉備怎麼就那麼想見諸葛亮呢？因為「水鏡先生」已經讓他意識到，自己遲遲不能成功的原因，是缺少一個可以運籌帷幄總攬全局的智囊型人物，一個當代的姜尚和張良。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徐庶，又走了。其實，徐庶離開劉備，是在諸葛亮已經出山之後。《三國志》的記載很清楚，諸葛亮出山以後，曹操南征，劉琮投降，劉備「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迫破，獲庶母」，《三國演義》改成了「元直走馬薦諸葛」。這一改，就改出問題來了。請問，徐庶既然知道諸葛亮是經天緯地的政治天才，為什麼早不推薦，非得要等自己走了才說？這豈非等於說徐庶害怕諸葛亮搶了自己的地位和風頭嗎？羅貫中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便安排徐庶在推薦了諸葛亮之後，又特地去做說服動員工作，結果被諸葛亮臭罵一通。也就是說，徐庶之所以早不推薦，是因為他知道諸葛亮不肯出山。但這樣一來諸葛亮的道德品質就成問題了。一個「每自比管仲、樂毅」的人，偏說徐庶的推薦是把自己當替罪羊、犧牲品，還要勃然變色，這也未免太矯情了吧！羅貫中想幫諸葛亮抬價，結果卻是給他的臉上抹黑。這和「狀諸葛多智而近妖」一樣，都是弄巧成拙適得其反。

　　前面講的那個故事也如此。儘管羅貫中說得天衣無縫，實際上處處露出馬腳，讓人一眼就看出劉備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實都是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麼會唱歌的農民，不懂事的童子，滿腹經綸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都是諸葛亮的「託兒」。其目的，就是要把買方市場變成賣方市場，讓劉備出大價錢把自己買斷。

　　所以，《三國演義》裡面這個「三顧茅廬」的故事，完全可以看作三國版的營銷學教材。在這個故事裡，劉備好比投資方。他要買斷諸葛亮，又不知道貨色如何。這倒也是商家的正常心理，但於劉備為尤，因為《三國演義》裡面劉備這家公司的資本，是他打著「皇叔」的招牌忽悠來的；而他這個「皇叔」身分雖非假冒偽劣，卻也含金量不高，有點「注水豬肉」的意思。因此劉備就會想，我這個「皇叔」是注水豬肉，諸葛亮那個「管仲」、「樂毅」就貨真價實？我劉備可以忽悠天下，諸葛亮就不會忽悠我？這就要探個虛實。所以，他聽了徐庶的推薦後，並沒有像老祖宗劉邦那樣衝動。劉邦聽了蕭何的推薦，立即就拜韓信為大將軍，劉備卻得先看看再說（當然他手上的官帽也不多）。所以他的三顧茅廬，表面上看是禮賢下士，實際上是實地考察。劉備這點小心眼，以諸葛亮之聰明，哪裡會看不清？便給他來了個欲擒故縱曲徑通幽。這就是我對「羅貫中版」之「三顧茅廬」的理解。

　　這當然未免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它只是我的一點「個人意見」，連「時代意見」都算不上，更非「歷史意見」，也不會是羅貫中的意見。那麼，羅貫中為什麼要這樣寫呢？我想原因之一是為了好看。看過《三國演義》的人，不管相信不相信，都承認這故事實在精彩。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寄託了羅貫中自己的人生理想。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據說曾經當過義軍領袖張士誠的幕僚。明代王圻的《稗史彙編》說他「有志圖王」，只不過壯志未酬而已。因此，他在寫作《三國演義》時，難免會借古人之杯酒，澆心中之塊壘，把自己的理想抱負投射到人物身上。其實，像他這樣的古代讀書人，是差不多都有「諸葛亮情結」的。他們敬佩諸葛亮的才智，仰慕他的人品，感動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歎息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他們和諸葛亮之間，幾乎處處都有共鳴。

　　問題是，歷史上和諸葛亮一樣具有這些優秀品質的人並不在少數，成為讀書人精神偶像的也還有一些，為什麼諸葛亮最受崇拜呢？原因之一，我認為就在「三顧茅廬」。中國古代的讀書人有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們希望出將入相，建功立業，至少也得謀個一官半職，以便光宗耀祖。另方面，他們又很清高，很脆弱，碰不得釘子，受不了冷遇。沒錯，「男兒本自重橫行」，但那也得「天子非常賜顏色」呀！最好是那機會，那職務，那烏紗帽不用自己去求，去考，是人主恭恭敬敬給你送來，八抬轎子請你出山。諸葛亮享受的就是這種待遇。他就是劉備「請」出山的，還請了三回，實實在在給足了面子。

　　這就太讓人羨慕了，也太讓人嚮往了，因此必須大書特書。讀書人是沒有什麼權力的，能夠有的也就是「話語權」。那還不把文章做足？「羅貫中版」之「三顧茅廬」就這樣誕生。但可惜，這是羅貫中的諸葛亮，未必是真實的諸葛亮。

　　其實，劉備和諸葛亮的君臣際遇，是劉備「三顧茅廬」，還是諸葛亮「登門自薦」，以及劉備是否去了三次，見了三次，談了三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談了什麼。無疑，如果他們真的談了多次，我們現在是不可能完全和準確地知道其內容了。我們所能知道的，是結論性的意見，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諸葛亮的政治天才，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致。兩個人之間的對話，也充滿張力，其戲劇性決不亞於羅貫中的「劉玄德三顧草廬」。

　　更有意思的是，早在建安五年（公元二○○年），也就是劉備和諸葛亮相見的七年前，就有人為孫權做了類似的戰略規劃，堪稱「孫權版」或者「東吳版」的《隆中對》。這個人和諸葛亮一樣，也預見到了「天下三分」的結果。或者說，也制定了「三分天下」的戰略目標。那麼，這個人是誰？

第十七回　隆中對策

劉玄德三顧茅廬，和諸葛亮深入探討了天下的形勢和今後的去向。在這個歷史性的會見中，諸葛亮為劉備制定了一個長遠的戰略規劃，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其實，在此之前，早就已經有人為孫權做了類似的規劃，即「東吳版」的《隆中對》。那麼，這兩個戰略規劃的意義何在，它們的異同又在哪裡呢？

　　我們先講諸葛亮的《隆中對》。

　　這是一次兩個人之間的秘密會談，由劉備和諸葛亮的一問一答構成。關於這次談話的情況，《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得很清楚──「屏人曰」，也就是沒有別人在場。因此，密談的內容為什麼會傳出來，這是一個謎，姑不考。

　　劉備先發問：「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這段話字數不多，內容和層次卻很豐富。就說開頭一節，便不簡單。這十二個字，表面上看是套話，其實不然。這話劉備必須說，也有意義。因為劉備是所謂「帝室之冑」，不能不先表明心憂天下的態度和心繫王室的立場。有此「政治正確」的前提，自己要幹一番大事業的話，說起來就理直氣壯順理成章；自己遇到困難需要幫助的話，也才能夠得到同情。何況劉備對諸葛亮是寄予厚望的。他到隆中來，要找的不是處理具體問題的技術性人才，而是能夠為他制定政治路線和總體戰略的人，他當然要從天下大勢說起。

　　接下來的話也有作用，那就是說明情況，宣示決心，表達誠意，提出問題。劉備實言相告：我現在情況不好（遂用猖獗），也沒有辦法（智術淺短），但我人還在，心不死（志猶未已），那麼請問該怎麼辦（君謂計將安出）？

　　這些諸葛亮當然清楚。他理解劉備的心情，知道他的誠意，同時也清楚所謂「君謂計將安出」，不是要問我們皇上蒙塵了「計將安出」，而是他劉備至今一籌莫展「計將安出」。於是，諸葛亮便為劉備分析形勢。什麼形勢呢？就是「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這話的意思再清楚不過，就是說，現在最大的問題，還不是什麼「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而是大家都在搶地盤。我們大漢已經進入一個不問皇帝死活、紛紛搶佔地盤的時代了。這個時候，說那些「漢賊不兩立」的廢話沒有意義，當務之急是給自己也弄他一塊。地盤是最實在的。不管你是不是要「信大義於天下」，也不管你那個「光復漢室」是真是假，沒有根據地，都是扯淡！

　　那麼，身無分文，要啥沒啥的劉備，也能弄到地盤嗎？能。諸葛亮說：「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這意思同樣也很清楚，就是強弱有無是會轉化的。強者可能變弱，弱者可以變強。當年，曹操和袁紹相比，就像將軍您現在和曹操，可謂「名微而眾寡」。既然曹操能夠戰勝袁紹，那麼，將軍您怎麼就不能戰勝曹操呢？關鍵在於一要把握時機（天時），二要善於謀劃（人謀）啊！

　　於是諸葛亮就幫劉備謀劃。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我們不能打他的主意（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這個也只能聯合，不能圖謀（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可以下手的有兩個地方，一個荊州，一個益州。荊州，包括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章陵廢置無定）。它的北面是漢水、沔水（北據漢沔），南面是廣東、廣西（利盡南海），東邊連著江蘇、浙江（東連吳會），西邊通到重慶、四川（西通巴蜀），這可真是「用武之國」。這樣一個地方，如果把它拿下，一盤棋也就活了。那麼，能不能拿下呢？能。因為它的主人守不住。這就簡直就是上天賜給將軍的（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就看將軍想要不想要了（將軍豈有意乎）。

　　這是明知故問，也是實話實說。這個時候的劉備，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隨便給他一塊地方都是好的，何況是荊州，哪有不要的道理？但諸葛亮必須這麼問。因為荊州是劉表的地盤，而劉表和劉備同為劉氏宗親，哪有自家人搶自家人的道理？所以必須說清楚，這是「天所以資將軍」，因為「其主不能守」；也必須問一句「將軍豈有意乎」，因為你不要還會有別人要。但答案，卻是不言而喻，所以並不需要明確回答。

　　益州的情況也差不多。益州，包括漢中、廣漢、巴郡、蜀郡等。這個地方，對外是天險，對內是樂土。漢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更可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皇帝（劉邦）就是在那裡（具體說是在漢中）成就帝業的。可是，在成都的劉璋也好，在漢中的張魯也好，都是「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因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差不多也是「天所以資將軍」，只不過恐怕得自己動手去拿而已。

　　拿下了荊州和益州又怎麼樣呢？諸葛亮說，以將軍您的身分（帝室之冑）、名望（信義著於四海），再加上「總攬英雄，思賢如渴」的號召力，一旦擁有了荊州和益州，那就可以建立一個根據地了。有了這個根據地，只要實行「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的政策，事業就能發展，力量就能壯大。將來，一旦形勢發生變化（天下有變），就可以派一員大將從荊州出發，取道宛城挺進洛陽；將軍您則親自從益州北上，取道秦川直抵西安。那時候，人民群眾還不捧著酒飯來夾道歡迎嗎（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於是諸葛亮最後說：「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這一番話說得劉備是醍醐灌頂，如夢方醒，豁然開朗。原來所謂「霸業」或者「帝業」就是這樣實現的。不過，這個最終目標的實現有一個前提，就是「天下有變」。那麼，天下無變呢？諸葛亮沒說，劉備也沒問，因為用不著。諸葛亮是臥龍，劉備則是潛龍，兩個都是明白人，話就不必說得那麼直白。天下無變怎麼辦？就在荊州和益州待著唄！有這麼大一塊地盤，夠吃個七頓八頓的了。也就是說，按照諸葛亮的策劃，劉備進可一統中華，退可三分天下，「帝業」不成還有「霸業」，「霸業」不成也有「事業」。難怪劉備要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了。劉備這條鯉魚要跳龍門，得靠諸葛亮告訴他水在哪裡！

　　諸葛亮能幫劉備弄來「水」，是因為他務實。他並沒有因為劉備表現出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就跟著大唱道德高調，而是實實在在地為他策劃了一整套可行的方案。事實證明，後來形勢的發展，也完全在諸葛亮的預料之中。因此史家評論說，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知三分」，甚至有人認為是「未出隆中，已定三分」。當然，「漢室可興」這個目標最後並沒有實現，否則劉備就會到洛陽或西安去當皇帝，中國歷史上就會冒出一個「後後漢」來。

　　劉備三顧茅廬請出了諸葛亮，從此他有了一個能夠讓他從一無所有到三分天下的總設計師。但是，諸葛亮剛剛走出隆中時，還只是劉備的私人顧問，並沒有具體職務，只不過和劉備「情好日密」而已。這並不奇怪。第一，劉備自己此時還是一個「光桿司令」，就算給諸葛亮封個「上校團副」之類的頭銜，又有什麼意義？第二，此刻的諸葛亮還只是「紙上談兵」，並沒有表現出自己處理政治事務的實際操作能力，劉備又如何給他任命職務？第三，諸葛亮的「三分天下」，現在也還只是紙上的藍圖，並無實施方案。比方說，取劉表而代之，如何取，如何代，並沒有具體辦法。也不是諸葛亮想不出辦法，而是需要機會。劉表畢竟是劉備的同宗，劉備也畢竟是劉表的客人。劉備就是再想鳩佔鵲巢，也不能明火執仗地去搶吧！再說他也沒有這個能力。

　　同樣，諸葛亮這邊也有阻礙。劉表畢竟是諸葛亮太太的姨父，諸葛亮也畢竟是劉表老婆的外甥女婿。他再怎麼為劉備出謀劃策，也不能教唆劉備去謀殺劉表。也就是說，劉備只能巧取，不能豪奪。諸葛亮也只能幫劉備火中取栗，而且這把火還不是他們自己能放的。諸葛亮在隆中說得很清楚：「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這話再明白不過：我不是要你去搶別人的地盤，是他自己守不住，老天爺又要送給你，不要白不要，只看你有意無意了。但是，這地方也不是我們想要就能要的，必須等到「其主不能守」，自己送上門來的時候。那麼，送不上門呢？諸葛亮沒有說，大約也只能等。這樣一來，豈不讓人急死？這一點，就連羅貫中都想到了。因此他讓司馬徽對劉備說，我算過命，民謠也有暗示，劉表將不久於人世，天命所歸就在將軍身上了。

　　這當然是鬼話，但劉表終將失去荊州倒是事實。這一點，諸葛亮看到了，其他人也看到了。事實上，早在建安五年（公元二○○年），也就是劉備和諸葛亮相見的七年前，就有人為孫權做了類似的戰略規劃，其觀點和諸葛亮的《隆中對》極為相似。那麼，這個人是誰？

　　是魯肅。

　　提起魯肅，我們受《三國演義》的影響，總覺得那是一個忠厚老實到迂腐無用的人。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魯肅豪爽俠義，深得人心。《三國志．魯肅傳》裴松之註引《吳書》說他「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本傳則說他「性好施與」。他們家大約是比較富有的，魯肅卻不趁機發國難財（不治家事），而是「大散財貨」，接濟窮人，資助英雄。周瑜當居巢（今安徽省巢縣）縣長的時候，曾經向魯肅借軍糧。當時魯肅家有兩囷（圓形穀倉）米，各三千石，魯肅就隨便指一囷送給周瑜。這就是著名的「指囷相贈」的故事。從此周瑜和魯肅成為好朋友。在周瑜的建議和推薦下，魯肅投奔孫權，和張昭、周瑜一起，成為孫權最信任的人，而且實際上起的作用可能比張昭還大。

　　魯肅也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魯肅投奔孫權後，孫權馬上就接見了他，而且和他有過一次同桌喝酒（合榻對飲）的密談。這次密談，堪稱「魯肅版」或「東吳版」的《隆中對》。當時孫權問魯肅，如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孫某既然繼承了父兄的餘功，便也想建立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霸業（思有桓文之功）。先生既然看得起孫某，不知有什麼辦法可以教我（君既惠顧，何以佐之）？

　　這話問得和劉備一樣，然而魯肅卻當場就潑了一瓢冷水，說將軍怕是當不成齊桓公、晉文公了。想當年，高皇帝（劉邦）也想尊奉義帝成就霸業的，但是不行，因為有項羽為害。今天的曹操，就是當年的項羽。有曹操在，將軍怎麼成得了齊桓、晉文？

　　但這決不等於沒事可做。做不成齊桓、晉文，做什麼呢？做皇帝呀！於是，接下來魯肅說了兩句極其重要的話：「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漢王朝是沒有希望的了。曹操呢，只怕一時半會也除他不掉。所以，為將軍計，只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釁，就是破綻。那麼，天下會不會有破綻呢？會有，因為「北方誠多務也」。多務就是多事，多事就破綻百出。等到北方處於多事之秋時，我們就向西進軍，滅黃祖，伐劉表，將整個長江流域都據為己有（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之極，據而有之）。那時，將軍就可以「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了。這可是高皇帝的功業啊！

　　這當然是一個宏偉藍圖。但在建安五年（公元二○○年）這個時候，在魯肅，恐怕只能是說說而已；在孫權，同樣也只能是聽聽而已。當時孫權才十九歲，按照男子二十始行冠禮（成年禮）的規矩，還要算未成年人。他剛剛接了哥哥孫策的班，屁股還沒坐穩。《三國志．吳主傳》的說法，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孫權的兩個堂兄，都在下面做小動作。孫輔暗通曹操，孫暠（皓）圖謀奪權，孫權自己內部都差一點擺不平，哪裡還能打荊州的主意做皇帝的夢？就算他有這個「賊心」，也沒有「賊膽」和「賊力」。因此，孫權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這當然是打官腔，卻也只能如此。別看這時孫權年紀輕輕，政治上卻已經是十分成熟的了。

　　但是，到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情況就不同了。這個時候，孫權不但有了「賊心」，也有了「賊膽」和「賊力」。魯肅曾經做過的那個規劃，又被人舊話從提，而且主張立即實施。這個人就是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三國志．甘寧傳》說他「少有氣力，好遊俠」，經常召集一幫「輕薄少年」，自己當領袖，呼朋引類，招搖過市。碰到什麼人，對方態度好就交朋友，態度不好就搶東西。《吳書》說他「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還說他出門的時候「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下來的時候，就用絲綢錦緞代替繩索繫船，走的時候就割斷丟棄（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看來是個橫行霸道又大手大腳的，或者說是一個喜歡漂亮喜歡玩酷的黑社會老大。

　　後來甘寧忽然改邪歸正。他不再打家劫舍，反倒讀起書來，而且「頗讀諸子」。這時甘寧覺得不能再像年輕時那樣胡作非為，該幹點正經事了，便去投靠劉表。但是劉表並不把他當回事（不見進用），便又去投靠黃祖。黃祖也不把他當回事（凡人畜之），便又投靠孫權。甘寧投奔孫權是在什麼時候，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考異》說「今無年月可據」，我們當然就更加搞不清楚。但我們知道，他見到孫權，是周瑜和呂蒙的共同推薦；而孫權對他，則是禮遇有加，而且「同於舊臣」。

　　於是甘寧便在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春獻策於孫權。據《三國志．甘寧傳》，甘寧對孫權說，現在，大漢王朝的國運是一天一天的衰落了（漢祚日微），曹操也一天比一天猖狂了（曹操彌驕），他是終究要成為國賊的（終為篡盜）。荊州這個地方，「山陵形便，江川流通」，這是我們東吳西面的屏障啊（誠是國之西勢也）！我是在劉表手下幹過的。據我觀察，劉表這個人，自己既沒有什麼深謀遠慮（慮既不遠），接班人也很差（兒子又劣），根本就守不住那地方（非能承基傳業者也）。將軍一定要先下手為強，不能落在曹操後面（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具體步驟，是先消滅黃祖。黃祖一滅，就打開了一個口子，也就能趁勝西進。那時，我們的天地就廣闊了，就連佔領巴郡、蜀郡，囊括益州，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甘寧這番話，思路和魯肅相同，但更具備可操作性，不妨看作「魯肅版」《隆中對》的實施方案。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四個版本的《隆中對》。第一個是「袁紹版」的，即沮授所謂「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第二個是「曹操版」的，即毛玠所謂「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說這兩個是《隆中對》，只不過因為它們都是實現「霸王之業」的戰略規劃。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廣義地也稱之為「隆中對」，其實和諸葛亮的《隆中對》有很大區別。真正可以並稱為《隆中對》的，還是魯肅的規劃。

　　魯肅的這個規劃，和諸葛亮替劉備所做的規劃，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個方案，都認為曹操是最強大的敵人（此誠不可與爭鋒），也最不好對付（不可卒除）。同時，魯肅和諸葛亮也都很清楚己方的力量還很弱小，統一大業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都主張先三分後一統。這是兩個方案最重要的共同之處，事實上孫權集團和劉備集團也基本上是按照他們兩人的規劃來實施的。後來，在這兩個集團中，魯肅和諸葛亮的關係最好，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觀點相同，主張一致，惺惺相惜。

　　這兩個方案也有很多不同之處。第一，魯肅的三分，是孫權、劉表、曹操；諸葛亮的三分，是劉備、孫權、曹操。這並不奇怪。諸葛亮是替劉備做規劃，而且要為他謀取荊州，當然不會算上劉表；而魯肅替孫權規劃時，劉備還在寄人籬下，自然也不會想到和他來三分天下。但到劉表死後，魯肅就立即調整了戰略，變成聯合劉備對抗曹操了。

　　第二，諸葛亮設定的目標，是「漢室可興」，而魯肅則直言「漢室不可復興」。這也是立場不同所致。其實他們心裡都很清楚，劉秀或者劉協的那個「漢」，是再也扶不起來了。但是，魯肅作為孫權的人，可以公開把話挑明，而且攛掇孫權「建號帝王以圖天下」。諸葛亮就不行，只能高舉「復興漢室」的旗幟，等將來有條件的時候再說。不過，這和荀彧給曹操戴的高帽子一樣，也成為諸葛亮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第三，魯肅的實施方案，是先奪取荊州，佔有益州，由三分而兩立，也就是把「三國」變成「南北朝」；諸葛亮的實施方案，是聯合孫權，佔領荊、益，等到曹操和孫權兩敗俱傷時再東進北上，也就是把「三國」變成「東西漢」。魯肅的「三分」是現在時，諸葛亮的「三分」是將來時。但都要打荊州的主意，則是一樣的。甘寧的建議，就是要邁出的第一步。

　　然而孫權的首席謀臣張昭卻表示反對。張昭說，我們的情況並不樂觀（吳下業業），只能小心謹慎，兢兢業業。大軍一旦出發，災難恐怕就會來了（若軍果行，恐必致亂）。甘寧也馬上就頂了回去，說國家把閣下當作蕭何，怎麼能這樣畏首畏尾？那麼，張昭和甘寧為什麼會這樣說話？孫權是怎麼表態的？事情的結果又如何呢？

第十八回　江東基業

諸葛亮的《隆中對》，稱孫吳集團「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魯肅版的《隆中對》，則更認為他們可以「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事實上，以孫權為首的江東集團也是三國鼎立中不可或缺的一足。那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呢？

　　諸葛亮在他的《隆中對》裡有一個準確的描述和判斷：「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江東，大約就是江蘇、浙江、安徽三省長江以南一帶地區。因為長江在蕪湖、南京之間偏北斜流，古人便把這一段兩岸分別稱為江東、江西，而把現在的湖南稱為江南。所謂「江東集團」，則是一個歷經兩代三世建立起來的地方割據政權。它的創始人是孫堅，奠基者是孫策，真正的領袖是孫權。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今浙江省富陽）人。《三國志》說他是孫武之後，恐怕靠不住；但《吳書》說他們家族世代仕吳，則大約是真。孫堅從小就膽識過人。十七歲時，他和父親乘船去錢塘，路上遇見海盜搶劫，在岸上分贓，舟船都不敢前進。孫堅說，這等毛賊可以打他一下，就操刀上岸，指指畫畫，好像在指揮人馬。強盜以為官兵來了，一鬨而散。孫堅窮追不捨，抓住其中一個，斬其首而還。於是孫堅名聲大振，被官府任命為代理縣尉（副縣級公安局長），後來又升到縣丞（副縣長）。

　　不過，孫堅真正讓天下人刮目相看，還是在討伐董卓的戰爭中。前面說過，其時關東義士雖然建立了以袁紹為首的聯軍，卻「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真正憂國憂民而且出兵作戰的，只有代理奮武將軍的曹操和身為長沙太守的孫堅。曹操是被董卓打敗了的，孫堅卻是威風凜凜，鬥志昂揚。誰要想擋住他的步伐，拖他的後腿，他就滅了誰。他在荊州殺了荊州刺史王睿，罪名是「無所知」（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在南陽又殺了南陽太守張咨，罪名是「不作為」（道路不治，軍資不具，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於是「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孫堅也就狂飆突進，一路凱歌，終於在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一帶大破卓軍，殺了董卓的都督華雄（不是關羽殺的）。

　　這時發生了兩個小插曲。一是袁術聽信讒言，不給孫堅運送軍糧。孫堅便夜馳百里去見袁術，對袁術說，我孫堅和董卓前世無冤，後世無仇，之所以要不顧一切來討伐他，就是為了上替國家滅賊，下替將軍報仇（袁術一家被董卓殺害），將軍為什麼還要猜忌孫堅？袁術不好意思，馬上就調集了軍糧。第二件事就是董卓見孫堅驍勇，派人求和許親。孫堅說，董卓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孫某若不能將其夷滅三族，拎著他的腦袋四海示眾，死不瞑目，還說什麼和親！於是孫堅一鼓作氣，進軍距離洛陽只有九十里的大谷，嚇得董卓挾持皇帝、百官和百姓，燒了洛陽就往西安跑。據野史記載，孫堅進入洛陽後，在宮中井內獲得了漢代的傳國玉璽。這枚玉璽後來被袁術奪走，成為他稱帝的依據之一。孫堅，當之無愧地稱得上是那個時代的「亂世英雄」。

　　可惜英雄也有英雄病，那就是驕傲。因為輕敵，孫堅在與劉表部將黃祖的戰鬥中，單槍匹馬陷於敵陣被射殺，終年三十七歲。繼承其事業的，是他的長子，十八歲的孫策。

　　孫策字伯符，英武一如其父，而且一表人才，不折不扣地是一個少年英雄，當地人都叫他「孫帥哥」（呼為孫郎）。吳郡太守許貢上疏朝廷的時候，也說他很像當年的西楚霸王項羽（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所以人稱「小霸王」，也就是「小項羽」的意思。

　　其實在我看來，孫策比項羽更可愛。《三國志．孫策傳》說他人長得漂亮，也愛漂亮（美姿顏），好說笑（好笑語），性格開朗（性闊達），能接受不同意見（聽受），還「善於用人」，因此，「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這些都是項羽沒有的優點。我們知道，項羽是不會用人的。劉邦在總結自己成功之道時就講過一句話：「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孫策這邊卻是人才濟濟。雖然程普、黃蓋是孫堅的老人，周瑜、張昭卻是孫策的隊伍。張昭字子布，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聰明好學，博覽群書，還寫得一手好字。《三國志．張昭傳》說，孫策創業之初，便任命他為長史（秘書長）、撫軍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位次將軍）。政務軍事，全部交給張昭處理。張昭總理全局，名氣又比較大，所以北方士大夫來信，總把功勞都歸於張昭。張昭就不安了，不知道怎麼辦。告訴孫策吧，好像炫耀自己；不說吧，又好像有二心。孫策知道以後，卻非常高興。他講了一個故事，就是當年齊桓公對管仲事之如父，稱為「仲父」（即叔父）。國家大事，也都交給管仲。臣下有事來請示，桓公就說你去告訴仲父。再問，又說你去告訴仲父。旁邊就有人說，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當國君也太容易了吧！桓公說，當國君的有勞有逸。勞在求賢，逸在得人。沒有仲父的時候，我很難；有了仲父，我這個國君當得就容易了。因此孫策笑著說，正因為桓公「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他才成就了霸業。現在，子布就是治國的大賢人呀！我能用他，這難道不就是我的功勞和名聲嗎？

　　這就真是英雄！不但大氣，而且聰明。要知道，做臣下的，最怕的就是功高蓋主。或者說，最怕的就是被認為功高蓋主。事實上，歷史上懷疑部下、嫉賢妒能的領導人不在少數，比如袁紹就是。這樣的人，如果碰上比他更差勁的對手，也許還能得逞一時。如果碰上曹操和孫策這樣的，那就只有失敗了。孫策能夠在短短幾年內打下一大片江山，不能不歸結於他的這種大氣和聰明。

　　孫策的大氣和聰明使他英氣逼人，充滿人格魅力，也使他和其他英雄惺惺相惜，比如劉繇的部將太史慈。有一次孫策和太史慈狹路相逢，兩個人短兵相接，搏鬥中孫策搶到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太史慈也搶到了孫策的頭盔，最後不分勝負。後來，在另一次戰鬥中，太史慈被俘。孫策親自為他鬆綁，拉著他的手說，我要是被你俘虜了，會怎麼樣？太史慈說，那可說不清！孫策大笑，說以後還是我們共濟大事吧！便拜太史慈為折衝中郎將，還讓他回去安撫招募劉繇舊部。當時旁邊的人都說，太史慈這回肯定一去不復返了，孫策卻充滿信心地說，子義（太史慈字）不跟我，還能跟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果然，六十天後，太史慈如期歸來，從此成為孫策手下一員驍勇的戰將，就連曹操也想得到他。曹操曾經給太史慈寄去一個包裹，裡面只裝了一味中藥──當歸。但太史慈終其一生，都在孫氏兄弟部下，這不能不歸結於孫策的人格魅力。

　　太史慈和孫策的這個故事，記載在《三國志．太史慈傳》中，《三國演義》第十五回「太史慈酣鬥小霸王」也有描寫，但孫策的話「子義捨我，當復與誰」被改成了「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背我」，意思就差多了。實際上，《三國志》那句話，表現的是孫策的自信；而自信，則恰恰是英雄人物的魅力所在。自信的人是有魅力的，有魅力的人是有吸引力的，何況孫策還能以誠相待！

　　孫策對人比項羽好，他的軍紀也比項羽好，不像項羽，所到之處，不是燒宮殿，坑降卒，就是屠城池、殺無辜。《三國志．孫策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說，開始的時候，人們對他還不瞭解，一聽說「小霸王」來了，都魂飛魄散。及至孫軍一到，「軍士奉令，不敢虜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大家便都擁護，紛紛前來勞軍。這在那個亂世，實屬難得。

　　不過更難得的，是孫策講政治。有兩件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第一，袁術稱帝時，拉攏過孫策，被孫策斷然拒絕。我們知道，孫堅這股力量，原本是屬於袁術系統的。孫堅攻擊劉表，就是受袁術派遣（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孫堅陣亡後，孫策投奔和依靠的也是袁術。所以，論關係，孫策是袁術的部下；論輩分，袁術是孫策的父執。何況袁術也很欣賞孫策，曾經說過「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的話，比曹操誇孫權「生子當如孫仲謀」早了十五年。然而，當袁術公然「大逆不道」時，孫策便「大義滅親」，立即宣佈與「袁伯伯」斷絕關係。當然，孫策對袁術也有怨氣（袁術多次對他封官許願，又多次出爾反爾）。他反對袁術稱帝，也未必就是忠於漢室。但他並不稀裡糊塗跟著袁術跑，就說明他有政治頭腦。

　　第二件事情，就是當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時，孫策打了同樣的主意。曹操和袁紹在官渡作戰，孫策便調兵遣將「陰欲襲許，迎漢帝」，只是因為自己被刺客謀殺而未遂。據說當時郭嘉曾料到了這一點。郭嘉說，孫策這個人，驕傲輕敵，沒有戒備，因此「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只要派出刺客，一個人就能搞掂，因此他「必死於匹夫之手」。果然，孫策未及過江，就被刺受傷身亡。這事並非野史所傳。而是見於《三國志．郭嘉傳》正文。但孫策不早不晚，恰好死在官渡之戰那節骨眼上，就未免太巧了。所以裴松之在作註的時候，就說郭嘉「誠為明於見事」，但他再神機妙算，也「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所以曹操躲過這一劫，實屬運氣（此蓋事之偶合），並非當真是郭嘉料事如神。

　　當然，這事學術界有不同說法。比如呂思勉先生就認為《三國志》關於孫策要偷襲許縣的記載是「癡話」，因為江東離許縣比河北遠得多，孫策能不能到達都是問題，哪裡還能劫持皇帝？因此他認為《江表傳》的說法更可靠──孫策北上是去打陳登的。這事我們就不討論了。要說的是，如果孫策當真是去劫持皇帝而且得手，那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還真不知道會是誰，歷史也可能要改寫。至少，孫策就不再是「小霸王」，而是「大霸王」了，因為他在政治上確實比項羽強。

　　不過孫策也有和項羽同樣的毛病，那就是意氣用事，喜歡殺人，而且說殺就殺。比如嚴輿，是嚴白虎的弟弟，而且是代表嚴白虎來講和的，孫策也答應了。但是，會談的時候卻把他殺了。據《三國志．孫策傳》裴松之註引《吳錄》，當時孫策突然拔出刀來砍斷坐席。嚴輿身子動了一下，孫策說，聽說足下有輕功，能坐著跳起來，所以開個玩笑。嚴輿說，我看見刀子就這樣（見刃乃然），孫策就拿起手戟扔過去，把嚴輿殺了。

　　如果說，孫策殺嚴輿還多少有些道理，比方說是為了威懾敵人（嚴輿死後，其黨羽喪膽敗亡）；那麼，他殺高岱，就完全是為了面子。據《吳錄》說，當時高岱隱居在余姚，孫策請他出來討論《左傳》，自己也做了充分的準備。這時有人就在中間倒閒話了。這個人對孫策說，高岱瞧不起將軍，認為將軍只有武功，沒有文化。將軍和他討論學術問題，他肯定懶得答理，說自己不知道。又對高岱說，孫策最忌恨別人超過自己。他要問你為什麼，你最好說不知道。如果和他爭論，那就危險了。高岱信以為真，就照著做，結果孫策果然認為高岱輕視自己，就把高岱關了起來。這時很多人出來為高岱求情。孫策登樓一看，黑壓壓一片（數里中填滿），更加忌恨高岱（惡其收眾心），便把他殺了。另外，孫策殺于吉，也是因為其追隨者太多，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傷了自己的自尊心。所以，我們實在要慶幸孫策沒能夠「挾天子以令諸侯」。否則，他殺的人恐怕比曹操還多。

　　事實上，喜歡殺人和死要面子，是孫策的致命傷，他就是死在這兩個毛病上的。孫策的死，《三國志．孫策傳》的記載是「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而《江表傳》和《吳曆》的說法則更有戲劇性。前面說過，當時吳郡太守許貢上疏朝廷，曾說過「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的話。其實後面許貢還有說法，就是建議朝廷把孫策找到京都嚴加約束，免得他在外面作亂。孫策看過許貢的表文，就把許貢殺了。許貢的僕人和門客為了替許貢報仇，便去刺殺孫策。本來，這次刺客只是傷了孫策的面部，完全可以治好（醫言可治），但必須靜養百日（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然而孫策卻去照鏡子。照完，便對著旁邊的人說，我的臉變成這副樣子，還能再建功立業嗎（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便推開案几，大吼一聲，結果創口破裂，流血不止，當夜身亡，時年二十六歲。這可真是「死要面子」的典型了。

　　這樣看來，孫策還真是個「小項羽」，但比項羽優點多。陳邇冬先生他的《閒話三分》一書中說，孫策對其母，不失為孝子；對其妻，不失為佳偶；對其弟，不失為好兄長。這是有道理的。《三國志．吳夫人》裴松之註引《會稽典略》說，有一次，也是因為面子問題，孫策要殺一個名叫魏騰的人，大家都沒有辦法營救。孫策的母親就站在水井旁邊說，你要再這麼殺提意見的人，我就跳進井裡去，免得看見你自取滅亡。孫策大驚，就放了魏騰。這可以算是孝子。據《三國志．周瑜傳》及裴松之註引《江表傳》，孫策為自己和周瑜分別迎娶了江東美女大喬和小喬。當時孫策和周瑜都只有二十四歲，又都是成功人士，所以孫策對周瑜說，喬公這兩個女兒雖然顛沛流離，但能夠有我們兩個人做老公，也還是很開心的事。這可以算是佳偶。最後一點，孫堅陣亡時，孫策十八歲，孫權十一歲，另外兩個弟弟年紀更小。孫策把老母幼弟託付給朋友，把孫權帶在身邊，讓他耳濡目染學習軍事政治，臨終前又把權力交給他，更為他留下一片基業、許多良臣。這可以算是好兄長。但陳先生也說，讓老母親白髮人送黑髮人，不能算是好兒子；讓喬大姑娘年紀輕輕就守寡，不能算是好丈夫。這位短命的孫帥哥，恐怕只能算是好兄長。

　　陳先生的話十分幽默，但我以為還可以補充一點：對江東集團，孫策不失為好領導。理由也有兩條：第一，他的基礎打得好；第二，他的接班人選得對。我們知道，孫堅南征北戰，主要是打出了威望；孫策南征北戰，卻打出了地盤。江東六郡基本上是孫策平定的，所以陳壽說「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可以說，孫策十八歲領兵，至二十六歲身亡，短短七八年間就做了人家半輩子甚至一輩子的事，實在好生了得！這份基業，他自然不會輕易與人。《三國志．孫翊傳》裴松之註引《典略》說，當時，張昭等人都以為孫策會把權利交給老三孫儼，也就是孫翊，因為孫翊「驍悍果烈，有兄策風」。但是孫策卻選擇了孫權。事實證明，孫策的選擇是對的。在三國時代的巨頭中，孫權的壽命是最長的，七十一歲（次則曹操，六十六歲；再次劉備，五十八歲）；在三國時代的三個政權中，孫吳的國祚也是最長的，五十一年（次則曹魏，四十六年；再次劉蜀，四十二年）。東吳的相對穩定，與孫策選對了接班人大有關係。

　　那麼，孫策為什麼要選擇孫權呢？

　　答案就在孫策的遺言那裡。《三國志．孫策傳》說，臨終前，孫策先找來張昭等人，對他們說：「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然後再把孫權叫過來，把印綬給他戴上，說：「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這就十分明白。也就是說，孫策心裡很清楚，靠武力打江山，是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且這個使命已經基本上完成。以江東集團的政治資源和軍事力量，其「天下」暫時就只能這麼大。下一步，只能是「保江東」而「觀成敗」。這樣一來，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需要的就不是軍事才能，而是政治才能，不是英勇善戰，而是老成謀國了。因此，他沒有選擇性格作風和自己相似的孫翊，而是選擇了和自己不同的孫權。我們知道，帝制時代的接班人，常常是以所謂「深肖朕躬」為條件的。孫策偏偏選擇「不肖」（不像），這正是他了不起的地方。這也再次證明，孫策是有政治眼光和政治頭腦的。

　　但這也就給江東集團今後的政治路線定了一個調子，那就是要以所謂「守成」為「基本國策」，在守成的前提下圖謀進取。這個決策無疑是正確的。當時官渡之役方戰猶酣，曹操袁紹雌雄未決，各路諸侯心懷鬼胎虎視眈眈。荊州有劉表，益州有劉璋，漢中有張魯，關中有馬騰，確實是中原方亂天下未定。這個時候，已有一定規模的江東集團作為後起之秀，既然一時半會還沒有那麼大一隻「胃」把他們都「消化」了，那就只能「保江東」而「觀成敗」，即先鞏固成果，同時等待時機，窺測方向，以求一逞。

　　不過，守，也有各種守法。抱殘守缺是一種，以攻為守也是一種。事實上，在孫權時代，江東集團內部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代表著兩條不同的路線。以張昭為代表，是主張保守的，這可以算是「鴿派」；以周瑜、魯肅為代表，是主張進攻的，這可以算是「鷹派」。孫權是在兩派之間搞平衡，但骨子裡是「鷹派」。因此，當甘寧提出要討伐黃祖時，孫權當場就表了態。孫權舉起酒杯說，興霸，這件事就像這杯酒，就託付給你了！

　　事實上，孫氏兄弟一直都在討伐黃祖。建安五年（公元二○○年）和建安八年（公元二○三年），孫策和孫權都出過兵，這一回是第三次出擊。這固然因為他們和黃祖有殺父之仇，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集團的利益所使然。劉備和劉表無冤無仇，不也在打這塊地方的主意嗎？其實，垂涎荊州的又豈止孫權集團和劉備集團，曹操同樣也是虎視眈眈。當初，郭嘉為曹操所做的設計，也是要盡快拿下荊州。荊州，成了一群虎狼眼中的羊。

第十九回　必爭之地

在郭嘉、魯肅和諸葛亮為各自君主所做的戰略規劃中，荊州都成為他們決意奪取的必爭之地；而諸葛亮和甘寧，也都斷定劉表守不住荊州。事實上，荊州的爭奪改變了當時中國的狀態，爭奪的結果成為三國鼎立的前兆。荊州，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荊州的州牧劉表，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如果說曹操是「可愛的奸雄」，那麼，劉表給人的印象，就可以說是「漂亮的草包」。劉表字景升，和劉備一樣，也是「帝室之冑」，而且是當時的名士。《後漢書》說他是魯恭王之後，「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張儉等人一起號稱「八顧」（八個以有德行引導別人的人）。《三國志》則說他「少知名，號八俊，長八尺餘，姿貌甚偉」。看來，劉表這個「帝室之冑」，大約是真的，不像劉備那個「皇族身分」可能是注水豬肉。他這個名士，也是真的，還上了排行榜。他還是個帥哥，個子比諸葛亮還略高一點，而且長得漂亮。另外，他的名聲也很好，是東漢末年的「黨錮中人」（受迫害的正派士人），曾被宦官集團追捕，只因為逃得快才倖免於難（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這在當時，都是成就一番事業的資本。

　　劉表也有本事。對於這一點，《三國志》和《後漢書》都有記載和描述。依兩書所載（以下凡未註明者均引自兩書），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年），孫權的父親、長沙太守孫堅殺了荊州刺史王睿，朝廷就任命劉表擔任這個職務。當時荊州地區並不太平，「宗賊大盛」，「袁術阻兵」，劉表甚至不能到任（表不能得至），只好「單馬入宜城」（今湖北省宜城）。這時，劉表做出了一個正確的決策，那就是依靠當地豪族來平定荊州。劉表找到了兩個人，一個是南郡人蒯越，一個是襄陽人蔡瑁。蔡瑁財大氣粗，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此人後來成為劉表的連襟、諸葛亮妻子的姨夫。蒯越足智多謀，是曹操最為欣賞的荊州士人。《後漢書．劉表傳》李賢注引《傅子》說，建安十三年劉琮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就得了荊州，卻寫信給荀彧說：「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異度即蒯越之字）。這固然表現了曹操的求賢若渴，也說明蒯越非同一般。劉表找到這兩個人，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蒯越為劉表出的主意是軟硬兼施。蒯越告訴劉表，為害荊州的，一是袁術，二是宗賊。所謂「宗賊」，大約就是以豪門大族為中心、按照宗族關係組織起來的地方性非政府武裝力量。劉表受命而不能到任，就因為他們作梗。那麼，應該怎麼辦呢？蒯越說：「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也就是說，治理荊州，必須有兩手，那就是道德的感召和武力的威懾。使君的敵人不就是袁術和宗賊嗎？袁術的特點是什麼？是「驕而無謀」。宗賊的特點是什麼？是「率多貪暴」，因此應該先滅宗賊，後阻袁術。具體的做法，是「誅其無道，施其才用」。使君「威德既行」，所有的人便都會歸順（襁負而至矣）。然後使君「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就可以「傳檄而定」。那時候，就算袁術打過來，又有什麼關係呢（公路雖至，無能為也）？

　　劉表採納了蒯越的計策，讓蒯越召來宗賊頭目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眾」。如此這般做下來，結果「江南悉平」（此處之「江南」指今長江以南的兩湖地區），劉表也得以坐鎮襄陽（理兵襄陽）。後來袁術和孫堅合縱，袁術派孫堅襲擊劉表，劉表部將黃祖前來救援，孫堅中流矢而死，從此袁術勢力無法到達荊州。於是朝廷任命劉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有尚方寶劍的意思），劉表成功了。

　　這裡要稍微講一下漢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西漢初年，漢王朝實行的是「郡國制」，即郡縣和封國並存的「一朝兩制」（一個王朝，兩種制度）。漢景帝採納晁錯的建議削藩以後，至漢武帝時期，封國已徒有虛名，實際上實行的是郡縣制，即中央、郡、縣三級管理。縣屬郡，郡屬中央，全國一百多個郡，一千多個縣。縣的長官叫縣令或縣長，郡的長官叫郡守，後來叫太守。前面提到的長沙太守孫堅，江夏太守黃祖，便是郡的長官。

　　不過，東漢的太守和西漢的太守是不一樣的。西漢的太守之上，沒有地方行政長官，東漢卻有，那就是刺史或州牧。這事還得從西漢說起。西漢元封五年（公元前一○六年），漢武帝將天下分為十三個州部，即十二州，一個部（司隸部），每個州派遣一名刺史。所謂「刺史」，就是中央派到地方上監察不法（刺）的特派員（史）。刺史的級別是六百石，職責是巡視監察，沒有固定治所，也不常駐地方，而且不能干預地方行政。到了東漢，情況就變了。天下還是十三個州：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并州、幽州、交州，但這十三個州卻便成了一級行政區域，郡管縣的兩級管理制變成了州管郡、郡管縣的三級管理。州的長官，有時候叫刺史，有時候叫州牧，有時候既有刺史又有州牧。相比較而言，刺史威輕，州牧權重。漢靈帝時，州牧已是任重、位高、權大；漢獻帝時的州牧，更多為天下梟雄、一方諸侯，比如冀州牧袁紹、兗州牧曹操。劉表由刺史變成州牧，是他成功的表現。

　　劉表擔任荊州牧以後，氣度不凡。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也就是曹操奉迎天子的那年，張繡的叔叔驃騎將軍張濟因為轄地無糧，入侵荊州南陽郡的穰城（今河南省鄧縣），中箭身亡。荊州的官員都來對劉表表示祝賀。劉表卻說，張濟是因為走投無路才來荊州的。我們做主人的無禮，導致戰爭，這不是我的初衷，因此本州牧接受弔唁，不接受祝賀（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於是張繡駐兵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和劉表聯盟。

　　劉表此舉無疑大得人心，《三國志》說張濟的部眾「遂服從」，《後漢書》說「皆服從」。到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劉表不但實際擁有了荊州七郡（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而且廣開疆土，「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境內「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儼然獨立王國。中原士人見此，紛紛避難荊州，投奔劉表的學士竟多達千人，劉表也都「安慰賑贍，皆得資全」。同時，他還建學校，興儒術，把荊州建設稱為一個亂世之中的「王道樂土」。劉表，應該說是一個好州牧。

　　劉表既然這樣有本事，為什麼還要說他是「草包」呢？也有幾個原因。

　　第一，劉表胸無大志。他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也沒有什麼緊迫感和進取心。郭嘉就曾極為不屑地說：「表，坐談客耳！」（《三國志．郭嘉傳》）曹操也說：「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戰，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魏書》）這都是看透了劉表。事實上劉表的願望，就是守住自己這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所以，不管誰和誰發生了矛盾和戰爭，他都按兵不動，作壁上觀，滿門心思「欲保江漢之間，觀天下之變」。官渡之戰時，袁紹派人向劉表求助，劉表答應袁紹，卻又不出兵，也不幫曹操。後來曹操征烏丸，劉備勸他襲擊許都，他也不動，結果坐失良機。曹操和郭嘉瞧不起他，並非沒有道理。

　　第二，劉表也沒有度量。官渡之戰時，劉表坐山觀虎鬥，他的部下韓嵩和劉先就對他說：「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如果想有所作為，就應該趁機下手幹他一把（若欲所為，起乘其敝可也）。如果不然，則應該選擇其中一方（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現在，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見到該支持的不能支持（見賢而不能助），勸他們講和吧又勸不了（請和而不得），最後的結果，必定是雙方的怨恨都集中在將軍您的身上。到時候，將軍就是想守中立，怕也不能（將軍不得中立矣）！劉表的大將蒯越也這麼勸他。於是劉表便派韓嵩到曹操那裡探個虛實。韓嵩回來後，「深陳太祖威德」，劉表又懷疑韓嵩背叛自己，要殺他。只不過查來查去查不出什麼問題，這才作罷。

　　劉表這事做的實在沒道理。據《後漢書》，韓嵩臨行之前，是有言在先的。韓嵩對劉表說，依韓嵩愚見，以曹公之英明，必將得志於天下。將軍如果打算投靠曹操，派韓嵩出使中原，是可以的。如果心存猶豫，那就不合適。為什麼呢？因為韓嵩一到京師，皇上說不定就會給韓嵩一官半職。韓嵩能夠推辭，當然沒有關係；如果推辭不掉，從此韓嵩就成了天下的新臣，將軍的故吏了。「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請將軍三思。

　　韓嵩這話說得實在，然而劉表不聽，堅持要韓嵩北上。果然，漢獻帝拜韓嵩為侍中、零陵太守，韓嵩也果然站在朝廷和曹操的立場上說話。劉表大怒，要殺韓嵩，韓嵩神色自若不為動容，把臨行前的話說了一遍，劉表的老婆也來勸說，劉表還是怒不可遏。最後查不出韓嵩的問題，還是將他囚禁起來，直到曹操拿下荊州後才被放出。對此，陳壽評論說：「表外貌儒雅，而心多猜忌，皆此類也。」

　　既無大志，又無度量，就造成了劉表的第三個問題──不會用人。劉備天下梟雄，諸葛亮人中之龍，兩個都在他的身邊、眼前，他居然視而不見；中原士人南下荊州有千人之多，也只見他安頓，不見他重用。劉備初到荊州時，劉表是禮遇甚厚的。《三國志．先主傳》說，他親自到郊外迎接，「以上賓禮待之」，還撥了軍隊給劉備。但是，隨著「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劉表便開始「疑其心」而「陰禦之」了。裴松之註所引《世語》甚至說劉表擺了「鴻門宴」，蒯越和蔡瑁還準備在席間下手，被劉備看出，藉口上廁所而遁逃。逃到檀溪、的盧馬一躍三千，這才逃得性命。《世語》的說法是：「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和蔡瑁還準備在席間下手，被劉備看出，藉口上廁所而遁逃。逃到檀溪，的盧馬一躍三丈，這才逃得性命。《世語》的說法是：「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踴三丈，遂得過。」後來，羅貫中便據此寫成「劉皇叔躍馬過檀溪」，故事當然複雜得多，也好看得多。

　　但這是靠不住的，孫盛便認為不可能（此不然之言）。因為當時劉備依附劉表，雙方力量懸殊。如果劉表有謀殺劉備的意思，劉備在荊州豈能安然無恙待六年？所以孫盛說「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註時，引用了《世語》的說法，也引用了孫盛的批評，看來他是贊成孫盛的。

　　不過，「劉皇叔躍馬過檀溪」的故事雖然是「世俗妄說」，但「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這十六個字還是準確的。何況劉表提防劉備，也不是沒有道理。劉備這個人，確實很讓諸侯們頭疼棘手。一方面，他投靠誰，誰就倒霉，走到哪裡，哪裡就鬧地震；另方面，除袁術外，大家又都承認他是個人物，是個英雄，因此都得對他禮遇有加，包括袁紹，包括曹操。可以說，這是一個「貓頭鷹」式的人物，體面的說法是「天下梟雄」。這樣一個人物來到劉表這裡，劉表其實是沒有辦法的。郭嘉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他能做的，大約也就是客客氣氣把劉備束之高閣，而且時時刻刻小心提防吧！

　　劉表的第四個問題是後繼無人。所謂「後繼無人」，不是說劉表沒有接班人，而是說他的接班人既不中用，又安排失當。劉表有兩個兒子，長子叫劉琦，次子叫劉琮。劉琦和劉琮都是劉表前妻所生，但劉表後妻蔡夫人已將娘家姪女許配給劉琮，就希望劉琮做接班人。蔡瑁這些人也都幫劉琮說話，實際上是蔡氏家族已經控制了劉表。這個情況，劉琦當然不會看不出，便多次希望求救於諸葛亮。諸葛亮論身分，是劉表的部下；論輩分，是劉表的晚輩；論關係，是蔡夫人的外甥女婿；論親疏，和劉琦、劉琮都一樣。這個主意，他自認不好拿，於是就有了一個頗具戲劇性的故事。《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劉琦多次問諸葛亮討教「自安之術」，而「亮輒拒塞，未與處畫」。劉琦沒有辦法，只好在遊園的時候請諸葛亮上樓，讓人撤去樓梯，說：「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諸葛亮這才說：「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申生和重耳都是春秋時期晉獻公的兒子。晉獻公寵信後妻驪姬，要立驪姬之子奚齊為接班人。結果，留在國內的太子申生被殺，逃出國的公子重耳後來回國當了國君，這就是晉文公。諸葛亮這麼一說，劉琦恍然大悟，便設法謀得江夏太守的職務，離開了是非之地。諸葛亮可能自己也沒想到，以他經天緯地之才，初出茅廬第一計，竟然是管了別人的家務事；而他管的這件閒事，卻又為劉備立了一大功。為什麼呢？因為劉琦帶走的一萬人，是後來赤壁之戰中劉備一半的本錢。

　　劉表的這個安排，實際上為後來荊州的分裂埋下了伏筆。事實上，劉琦出走後，荊州集團就已經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劉琮為名義上的代表，背後是蔡瑁、蒯越等人。這些人是傾向於曹操的，蔡瑁可能還和曹操有舊。《襄陽耆舊傳》說他「少為魏武所親」，而且劉琮投降後，曹操還到了他的內室，見了他的妻子。後來鼓動劉琮投降後，也是這些人。這一派，可以叫做「降曹派」。另一派，以劉琦為名義上的代表，背後是劉備、諸葛亮等人。劉備是鐵了心要對抗曹操的，諸葛亮則是主張聯吳抗曹的，因此這一派是「抗曹派」。至於劉表自己的心思，恐怕是既不願意降曹，也不願意聯吳，最好是守中立而觀時變。但他只管得了自己的身前，管不了自己的身後。他的兩個兒子，也沒有一個是可以成就一番事業的。何況爭奪荊州的赤壁之戰還沒開始，他自己家裡就快打起來了。如此不能安排後事，豈非「草包」？

　　由是之故，劉表在歷史上得到的評價不高，陳壽甚至認為他和袁紹是一路貨色。陳壽認為，劉表和袁紹，都是有儀表（威容）、有風度（器觀）、有名氣（知名當世）、有成就（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但都「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捨禮崇愛」，正可謂「漂亮的草包」。因此其失敗也是理所當然（非不幸也）。

　　這個評價應該說有道理，劉表和袁紹也確實不乏相似之處，所以《後漢書》便將袁紹和劉表合為一傳，將劉焉、袁術、呂布合為一傳（《三國志》則將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合為一傳）。但我覺得還是要為劉表說句公道話。第一，袁紹和劉表雖然都失敗了，但袁紹是自取滅亡，劉表是在劫難逃，他自己並沒有招誰惹誰。第二，以劉表的實力和能耐，除了當一個「自守之賊」外，別無選擇。他的錯誤，只在於不明白一個道理，就是單靠保守，是守不住的，有時候還得「以攻為守」。第三，正是由於劉表實行「愛民養士，從容自保」的政策和策略，荊州地區保持了十多年的安定和平，許多北方南下的難免也得到了資助和周全，這不能不說是劉表做的好事。

　　所以，「漂亮的草包」這個評價用在袁紹身上，大體準確。當然，袁紹這個人還是有本事的，不能完全說是「草包」。只不過他遇到了一個比他更強對手，就顯得像「草包」了。但不管怎麼說，袁紹確有自以為是、自鳴得意、自我膨脹和刻意做秀之嫌。他看重「漂亮」，也甚於看重「能力」。因此，說他是「漂亮的草包」，不算很冤。

　　劉表就有些冤枉了。他並沒有自命不凡，反倒有些自知之明，這才實行「愛民養士，從容自保」的政策和策略，希望能夠「苟全荊州於亂世」。因此，比較準確的評價，還是如歷史學家何茲全先生所言。何先生在他的《三國史》中說，如果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賢，亂世之奸雄」，那麼，劉表就是「治世之賢臣，亂世之庸人」。看來，劉表最大的不幸，是生錯了時代。他不該生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亂世。這不是他的錯誤，只能算運氣不好。

　　當然，劉表也不是一點運氣都沒有。他被派到荊州，就是他的運氣。荊州，是東漢時期最大的兩個州之一。這兩個州，就是荊州和益州，都是領縣上百個。次為幽州，領縣八十餘。不過荊州和益州雖然大，分量卻不是很重。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是在北方，爭奪政權的戰場也主要在北方，荊州和益州一時半會還不至於落入虎口，最適合劉表這樣的弱者生存，劉備這樣的小集團發家。可見劉表的運氣不能說是很壞，也可見諸葛亮在隆中為劉備所做的策劃，是何等地深謀遠慮。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上帝和他人都不讓劉表平安無事。諸葛亮為劉備定下了取而代之的策略，北邊的曹操和東邊的孫權也都是虎視眈眈。其實，像劉表這樣的人，在天下未定之時，是可以苟且偷生偏安一隅的。一旦天下將定，他的好日子就到頭了。而所有這一切，都因為他是荊州牧，正所謂成也荊州，敗也荊州，生也荊州，死也荊州。

　　從這個意義上講，劉表是「不幸的幸運兒」。

　　事實上，到了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孫權和曹操都開始下手，劉表和他的荊州面臨重大變故。連同暫時依附他的劉備，也幾乎面臨滅頂之災。

第二十回　兵臨城下

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孫權坐穩了江山，劉備得到了諸葛亮，原本希望理兵襄陽以觀時變的劉表的好日子到頭。建安十三年，孫權和曹操都開始對荊州下手，劉表和他的荊州，包括依附他的劉備，都面臨危機。那麼，他們的命運究竟如何呢？

　　胸無大志也沒有雄才大略的劉表，原本是想在這個群雄逐鹿弱肉強食的時代苟全偏安的。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荊州注定要成為各方爭奪的對象。孫權終於先下手。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春，孫權實施魯肅和甘寧的戰略規劃，在曹操從烏丸返回鄴城的時候，出兵西征，一舉剿滅了劉表的大將、江夏太守黃祖。其實孫權征黃祖，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在建安八年（公元二○三年），結果是「破其舟軍」；第二次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結果是「虜其人民」。這一回最厲害，是「屠其城」而「梟其首」。黃祖徹底滅亡了（屠城，即「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是歷史上一種極其野蠻的行徑）。

　　孫權滅黃祖是有原因的。表面上的原因，是要報殺父之仇（孫堅是在和黃祖作戰時中流矢而死）；實際上的原因，則是圖謀荊州。荊州地處吳之上游。孫權即便為了自身安全，也要打荊州的主意；而黃祖身為江夏太守，距離江東最近，當然要拿他開刀。事實上，孫權破江夏、滅黃祖後，勢力已向西部擴展，可以覬覦江陵、貪圖襄陽、鯨吞荊州了。

　　孫權的勝利讓曹操感到時不我待。曹操很清楚，荊州一旦為孫權所有，整個中國的形勢就會發生巨大變化。前面說過，曹操也早就想拿下荊州的，而且做了準備。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在鄴城造玄武池，訓練水軍。這是軍事上的準備。六月，曹操罷三公官，重新設置丞相和御史大夫職務，並自任丞相，大權獨攬。這是政治上的準備。此外，曹操還派張遼屯兵長社（今河南省長葛），于禁屯兵潁陰（今河南省許昌），樂進屯兵陽翟（今河南省禹縣），保衛許都，以防不測。又安撫馬騰，推薦他做衛尉，同時將其家屬扣在鄴城，成為實際上的人質，以解除後顧之憂。做完這些事情以後，曹操於七月出兵南征劉表。

　　幾乎在同時，劉表也一病不起，並於八月身亡。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魏書》，劉表臨終前曾託國於劉備，被劉備婉言謝絕。劉表說：「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英雄記》的說法是代理荊州刺史）劉備回答說：「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有人勸劉備接受，劉備說：「此人待我厚，令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

　　這事裴松之認為不實（此亦不然之言），我也認為靠不住。前面講過，劉表對劉備的態度，如《三國志．先主傳》所說，是「疑其心，陰禦之」，怎麼會把荊州拱手相讓？何況劉表和他老婆早就選定了接班人，這個人就是劉琮。裴松之說：「表夫妻素愛琮，捨嫡立庶，情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這是在理的。《後漢書．劉表傳》說，劉表病重時，長子劉琦從夏口到襄陽來探視，竟被擋駕，不得相見。劉琦都見不到的人，劉備怎麼見得到？劉備和諸葛亮暗中支持劉琦，蔡瑁一夥不會完全不知道，他們又怎麼會讓劉備去見劉表，讓劉表託國於劉備？何況，就算他們不知道劉備和劉琦的關係，劉備是一個不肯甘居人下的梟雄，他們總是知道的，豈能在這關鍵時刻讓劉備去見劉表？從《後漢書》所說的情況看，病重時的劉表實際上已經被一夥人控制了；而屯兵樊城的劉備，消息也並不靈通（比如後來劉琮投降曹操，劉備就完全蒙在鼓裡）。劉備和劉表，應該說沒有可能相見。

　　沒有可能的事，為什麼有人信以為真呢？原來這事是劉備自己所說。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孔衍《漢魏春秋》，劉備曾對人說過「劉荊州臨亡託我以遺孤」的話。這話司馬光認為屬實，而且寫進了他的《資治通鑑》。當然，「託孤」和「託國」略有區別。但把劉琦和劉琮託給劉備，也等於交出了荊州。何況「託孤」也好「託國」也好，二劉總要見面。劉備和劉表既然不可能相見，又怎麼可能有「託孤」之事呢？

　　也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劉備說了假話。這也沒什麼。當時，曹操長驅直入兵臨城下，荊州大難臨頭人心浮動。一些人不願意荊州落入曹操之手，也很清楚無論劉琦還是劉琮，都抵擋不了曹操的凌厲攻勢，便寄希望於劉備。劉備自己也不想失去荊州，至少不想失去荊州的人心。荊州對於他，進，是成就霸業的根據地，退，是保全性命的棲息地。也就是說，劉備需要荊州，荊州也需要劉備。劉備的話，無妨看作一種穩定人心的策略。

　　第二種可能，是劉表確曾「託國」於劉備，但並非真心，而是試探。我們知道，劉備到荊州以後，籠絡人心網羅人才，曾經引起劉表的警惕，《三國志．先主傳》說得很清楚：「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劉表既然在平時都疑心頗重，臨終前又怎能放心？這就要試探，甚至威脅。我甚至懷疑劉表說：「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時，屋後已埋伏著蔡瑁他們安排的刀斧手。劉備「天下梟雄」，政治經驗豐富，還能不明白其中利害？便說了一句漂亮話：「諸子自賢，君其憂病。」其實劉表那兩個兒子賢不賢，兩個人心裡都有數，這番話不過演戲做秀而已。這也同樣不奇怪。在那個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亂世，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所以，把劉表的「託國」和劉備的「謙讓」看作「高風亮節」，不過腐儒之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一點「歷史意見」。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優勝劣汰強者為王，乃是天經地義；而由劉備接管荊州，則是保全荊州的最好方案，有什麼好讓的？諸葛亮不是早就說了嗎──「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可見並無道德問題。實際上劉備此時也沒有欣然從命取而代之，並非「不忍」，而是「不能」。所謂「吾不忍也」云云，也是做秀。同樣，諸葛亮建議劉琦出任江夏太守，既是幫了劉琦一把，也是為劉備留了後路。

　　劉琦出走沒多久，劉表便一命嗚呼。接班人自然是劉琮。這時曹操的軍隊已經在路上了，很快就會兵臨城下。《三國志．劉表傳》說，當時蒯越、韓嵩、傅巽等人都勸劉琮投降。劉琮說，我就不能和諸位一起守住先君留下的基業，以觀天下之變嗎？傅巽說，不能。「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對抗人主，是以逆抗順；以地方對抗中央，是以弱戰強；以劉備對抗曹操，是以卵擊石。我們三個方面都不行，還要對抗王師，那是找死。不過，最有說服力的還是傅巽下面的這段話。傅巽問劉琮，將軍自己想想，你比得上劉備嗎？劉琮說，比不上。傅巽說，那好！「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也就是說，如果劉備打不過曹操，將軍就無法自保；如果劉備打得過曹操，他還會再做將軍的部下嗎？劉琮一聽就明白了。對抗曹操，無論輸贏，自己都沒有好下場，那還不如投降呢！

　　劉琮投降，不敢告訴劉備，劉備也不知道。等到曹操大兵已至南陽郡的宛城，劉琮才派宋忠去和劉備講。《三國演義》說宋忠是劉琮派到宛城給曹操送降書的人，回來的路上被關羽攔截捉拿，並非事實。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漢魏春秋》，事實是劉琮派宋忠向劉備「宣旨」，劉備「乃大驚駭」，說你們這些人怎麼這樣做事，大禍臨頭才來和我說，不覺得太過分了嗎？於是拔出刀對宋忠說，我今天就是宰了你也不解恨，只不過不想弄髒了我的刀，也不想丟我的人！

　　不過此時此刻說什麼都沒有用了，劉備唯一的選擇是走為上計，便帶著諸葛亮和徐庶等人往南走。《三國演義》說劉備出走之前，諸葛亮在新野放了一把火，於史無據。此前的「火燒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應該是劉備所放（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沒諸葛亮什麼事。

　　有事的是南撤途中，不過這有事等於沒事。《三國志．先主傳》說，當時劉備駐兵樊城，在漢水之北，劉琮的襄陽則在江南，諸葛亮便勸劉備攻擊劉琮。按照諸葛亮的意見，劉琮根本就不堪一擊，而只要拿下襄陽，荊州就是自己的了。然而劉備說「吾不忍也」，謝絕了諸葛亮的建議。這事呂思勉先生認為未必確實。呂先生說：「當時的襄陽，人心自然不定，攻破它自然是容易的，（但是）轉瞬曹操的大兵來了，卻如何能守呢？諸葛一生惟謹慎，怕不會出這種主意罷？」當然這也說不清。反正劉備沒有攻打襄陽，只在路過襄陽的時候對劉琮喊了一番話，然後繼續南逃。

　　劉備跑得快，曹操追得也快。據《三國志．荀彧傳》，出征前，曹操曾問計於荀彧。荀彧認為，先主「華夏已平，南土知困」，是奪取荊州的大好時機，但必須速戰速決。因此他建議曹操「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即在大張旗鼓由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和葉縣（今河南省葉縣南）進軍的同時，率輕騎兵抄小路向襄陽和江陵挺進。曹操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襄陽是劉表老窩，而江陵則屯集了大量的軍需物資，包括水戰必需的艦船。這是絕不能讓劉備得手的。於是採納荀彧的建議，浩浩蕩蕩由宛城、葉縣向荊州挺進（直趨宛、葉如彧計），走到半路，留下輜重，自己率輕騎兵直撲襄陽，《三國志．先主傳》的說法是「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車到襄陽」。曹操抵達襄陽後，得知劉備已向江陵逃竄，又親點五千精銳騎兵，以一天一夜三百里的速度追了過去，試圖將他那個眼中釘、肉中刺一舉殲滅。

　　曹操的速度快，劉備卻是跑得快，走得慢。說他「跑得快」，是說他逃跑的決心下得快，實際上卻走得很慢。走得慢的原因，是他路過襄陽時，當地許多士人、百姓、包括劉琮的部下都跟著他南撤，隨行人員多達十幾萬，輜重數千輛。這樣一支隊伍，呼朋引類，扶老攜幼，一天只能走十幾里。《三國志．先主傳》說，當時有人勸劉備不要再管這些人了，趕快率輕軍保江陵。然而劉備不肯。他派關羽率領水軍，走水路到江陵會合，自己則堅持和眾人同行。對此，劉備的解釋是：「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據歷史學家朱維錚先生說，這可能就是「以人為本」一語最早的出處。但必須指出，劉備的「以人為本」，和我們現在所講的「以人為本」是不同的。我們今天講「以人為本」。是要以人為「根本」；劉備講的「以人為本」，恐怕更多是以人為資本。我們知道，在東漢末年的政治博弈中，劉備的資本或者說本錢是不多的。但他所到之處，都備受尊敬和歡迎，其原因就在程昱所說，他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人望、人緣和人心，是劉備的本錢和資本，也是他的根本和基本。一旦丟失，就一無所有。何況，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劉備既然有得天下之意，就必須先得天下之心，這就是「濟大事必以人為本」的含義。因此，儘管追兵在後危險在前，他也不能丟了這個「本」。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說：「要做事業，手下一定要有人」，和道德不道德、仁慈不仁慈沒有關係。

　　同時，襄陽地區有那麼多人跟著劉備走，也未必因為在他們眼裡，劉備是好人曹操是壞人，更未必是要跟著劉備打江山，不讓曹操得手。呂思勉先生說得好：「老百姓只要飽食暖衣、安居樂業，誰來管你們爭天奪地的事情？」有人說襄陽士民追隨劉備，是害怕曹操屠城，這也是不確的。沒錯，曹操是幹過屠城的事。興平元年（公元一九四年），曹操征徐州，「所過多所殘戮」。這事影響極其惡劣，荀彧就批評了曹操，曹操後來也接受了教訓，我們以後還要說。反正，自徐州事件後，曹操已經明白屠城這種野蠻行徑並不利於自己統一天下的事業，何況劉琮已經不戰而降，有什麼必要濫殺無辜呢？曹操還沒有蠢到這個地步。

　　總之，不知道是由於什麼原因，很有一些人跟著劉備走了。此時古風尚存，士人和官員遷移必是拖家帶口舉族而行的，因此人數極多。於是雙方的形勢便不可同日而語。曹操日行三百里，劉備日行十幾里，曹操很快就追上了劉備。兩軍在當陽的長阪（今日湖北省當陽縣東北）相遇，勝敗幾乎不言而喻。《三國志．先主傳》的記載只有短短一行字，但劉備當時的狼狽已躍然紙上：「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可憐的劉豫州，這時不但再講不得「以人為本」，就連老婆孩子都顧不上了。

　　這一仗雖然是劉備慘敗，但維護劉備的文學家、藝術家也做足了文章。「趙子龍單騎救主」、「張翼德大鬧長阪」，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這些事也都有根據。《三國志．趙雲傳》說：「先主為曹公子所迫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張飛傳》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可見趙雲救阿斗是實，但劉備並沒有摔孩子；張飛「長阪坡一聲吼」也是實，但並沒有「吼斷了橋樑水倒流」，那橋是張飛拆掉的。

　　劉備雖然靠張飛保全惡劣性命，靠趙雲找回了妻子，但他並沒有出路。前往江陵的道路已被曹操截斷，他只有東行，和關羽、劉琦會合。但是，劉琦手上，只有一萬人馬；關羽手上，也只有一萬水軍。這兩萬人合起來，能抵擋曹操的泰山壓頂嗎？

　　就在劉備一籌莫展的時候，魯肅來了。

　　魯肅是日夜兼程一路趕過來的。原來，劉表病故後，政治上極為敏感的魯肅，立即意識到這件事對於江東的重要性。據《三國志．魯肅傳》，魯肅對孫權說，荊州這個地方，極具戰略意義，不可掉以輕心。魯肅說，荊州「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如果能「據而有之」，那就是「帝王之資」。現在劉表死了，兩個兒子早有矛盾，軍中將領也各有彼此，再加上劉備這個「天下梟雄」夾在當中，未來局勢很不明朗，劉備在劉表這裡很是不得志的（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和曹操又有矛盾（與操有隙）。如果他現在和劉琮、劉琦齊心協力、同心同德，我們就應該與之聯盟；如果他們同床異夢、互不合作，我們就應該另打主意，以濟大事，所以，請將軍派我以弔唁的名義出使荊州，到那裡去探探虛實，做做工作。

　　魯肅的想法其實很明確，那就是要利用劉表去世這樣一個機會，實施他那個「東吳版」或者「孫權版」的《隆中對》。其戰略目標，是將荊州「據而有之」，以為孫權的「帝王之資」；其戰術方案，則是聯合劉備來對抗曹操。（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而且，魯肅斷定劉備「必喜而從命」。那樣一來，就「天下可定」了。因此他請孫權早做決斷。如果不早去，就怕曹操搶了先（恐為操所先）。

　　做出這個決斷太不容易，因為孫權和劉表，或者說江東集團和荊州集團是世仇。孫權的父親是被黃祖殺死的，黃祖也剛剛被孫權所殺。但孫權是一個政治家，政治家就不會感情用事意氣用事。他馬上就批准了魯肅的計劃，魯肅也立即啟程。然而曹操的動作更迅速。魯肅從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走到夏口（今武漢市漢口），曹軍已向荊州；走到江陵，劉琮已經投降。措手不及的劉備從樊城出走，準備南下渡過長江。魯肅得到消息，立即北上，與劉備相會與當陽長阪。

　　對於兵敗如山倒、已經狼狽不堪的劉備來說，魯肅真是天上掉下來的活神仙。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魯肅和劉備有這樣一番對話。魯肅問劉備，豫州現在準備到哪裡去？劉備說，準備投靠蒼梧太守吳巨。魯肅說，吳巨是個凡人，遠在天邊，自身難保，還能保護將軍嗎？依魯肅愚見，不如和孫將軍聯合，共圖大業。孫將軍聰明仁慧，禮賢下士，兵多將勇，眾望所歸，而且擁有會稽、丹陽、吳郡、豫章、廬陵、廬江六郡之地。如果貴我雙方聯盟，足以成就大事啊！而且，據《三國志．魯肅傳》，為了促成此事，魯肅還和諸葛亮套近乎，說我是令兄諸葛瑾先生的好朋友啊！

　　其實這句話可說可不說，因為這個方案很對劉備心思，也符合諸葛亮在隆中定下的規劃和方略。結果如《三國志．魯肅傳》所說，是「既共定交」。於是劉備、諸葛亮和魯肅同行，與前來接應的關羽、劉琦一起，率軍東向，從當陽來到夏口（後來又到樊口）。這時曹操也沒有再追殺劉備，而是率軍直撲江陵。劉備似乎可以喘口氣了。

　　然而曹操卻並不讓劉備消停。他在得到了江陵的軍需物資以後，就決定順江東下。曹操的矛頭自然是指向劉備的，至少劉備是首當其衝；而孫權的態度和立場卻不明確，也不明朗，《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說法是「時權擁兵在柴桑，觀望成敗」。這實在是太危險了。因此諸葛亮就向劉備提出立即出使東吳，說服孫權聯盟抗曹的建議。諸葛亮的說法是：「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這話說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然而在《三國演義》裡面卻還有一場忸怩作態：「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這其實是小說家言，事實應該是諸葛亮挺身而出，劉備當機立斷，根本就沒有那麼多裝腔作勢。生死攸關，豈能兒戲？後來，諸葛亮在他的《出師表》裡回憶說：「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說的就是這件事，我們從他的話裡，不難想見當時的氣氛。

　　顯然，這是關係到劉備集團生死存亡的事情，但這件事的成功與否，卻並不取決於劉備方面的一廂情願，也不完全取決於諸葛亮的外交才能。其根本，還在江東集團的政治利益。

第二十一回　臨危受命

曹操南征荊州，勢如破竹；劉備敗走當陽，求救江東。這就使原本計劃要奪取荊州與曹操劃江而治的江東集團，處於一個尷尬境地和兩難選擇。不幫劉備，唇亡齒寒；幫助劉備，養虎遺患。

　　魯肅和諸葛亮都在應對突如其來的變故，也都在開始實施自己的計劃，而他們的成功與否，就全看孫權如何決策了。

　　孫權的決策並不容易，因為這意味著他要和在曹操和劉備之間做一個選擇。論親疏，孫權和曹操是姻親──曹操的姪女嫁給了孫權的弟弟（孫匡），曹操的兒子（曹彰）娶了孫權的姪女。輩分關係雖然有點混亂，總歸結了親。不像劉備，非親非故，八竿子打不著。論強弱，按照《三國志．劉曄傳》的說法，曹操南征荊州時已是「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可謂實力雄厚；劉備則本無力量，又遭打擊，落落如喪家之犬。論情感，孫權對曹操是又恨又怕又作恭敬狀，對劉備這個「天下梟雄」則談不上喜歡不喜歡，至少犯不著去管他的死活。但是，曹操的手伸到自己的隔壁，而且是自己覬覦的地方，孫權是不高興的。何況這次被消滅的是劉備，下一步可能就會輪到自己。至少，佔據荊州的計劃就會落空。這種唇亡齒寒的感覺，孫權不會沒有；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孫權也不能不考慮。

　　但是決策卻很難。因為有一筆賬很清楚，那就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火中取栗不燒手的事。一旦介入曹劉之爭，那就再也脫不了干係。何況劉備這個「天下梟雄」，也不是什麼「善類」，幫他等於幫強盜，弄不好還會引狼入室。問題是袖手旁觀就安全嗎？也未必。想當年，劉表在官渡之戰時採取中立態度，結果是曹操滅了袁紹又來滅他。總之，幫助劉備，無異於引火燒身；不幫劉備，則等於助紂為虐。反過來說也一樣：不幫劉備，唇亡齒寒；幫助劉備，養虎為患。聯劉不是，降曹不是，守中立也不是。這就尷尬，也就兩難。何去何從，對年輕的孫權（二十七歲）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因此，在事態還不嚴重，情況還不明瞭的階段，孫權的態度是猶豫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說，當時孫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應該說是準確的描述。然而孫權最後卻決定聯劉抗曹。正是由於孫權的這一決策，曹操的勢力再也無法到達南方，歷史也開始由諸侯混戰變成三國鼎立。因此，這可以說是一個劃時代的決策。但問題是，原本打算「觀望成敗」的孫權，最後為什麼會毅然介入曹劉之爭？究竟是誰使他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在一般人看來，扭轉了乾坤的當然是諸葛亮。這顯然是受了《資治通鑑》和《三國演義》的影響。尤其是《三國演義》，還特別安排了「舌戰群儒」和「智激周瑜」，似乎不但「主和派」的投降論調要靠諸葛亮來痛斥，就連周瑜也都需要他來「激勵」，魯肅則只能傻乎乎的乾著急。《三國演義》是小說，且不去管它，《資治通鑑》是正史，就不能不討論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資治通鑑》怎麼說。

　　《資治通鑑》說，魯肅到當陽見到劉備和諸葛亮後，雙方一拍即合（即共定交），於是劉備採納魯肅的計策，進駐鄂縣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諸葛亮則和魯肅一起到柴桑（近江西省九江市）去見孫權。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三國志》的《先主傳》、《關羽傳》、《吳主傳》、《周瑜傳》和《魯肅傳》，都說是到夏口，不是樊口。到樊口是《江表傳》的說法，而且應該是諸葛亮使吳以後。但這是小問題，且看它後面怎麼說。

　　按照司馬光的描述，諸葛亮應該很快就見到孫權。諸葛亮一出場，就表現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才能。作為荊州方面的代表，諸葛亮和孫權初次見面，自然要有一段開場白，以便分析形勢，介紹情況，說明來意。這話如果是由平庸之輩來說，八成不是客套話，就是打官腔。但到了諸葛亮那裡，卻變成了折衝樽俎的經典，可以看作外交學的絕妙教材。

　　諸葛亮的第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這話精彩！表面上看，諸葛亮只不過平平淡淡地描述了局勢，回顧了歷史，但這三言兩語之中，卻埋下了伏筆，充滿玄機。我們知道，天下大亂群雄並起逐鹿中原，並非只有曹操、劉備、孫權三家。已經被消滅了的，比如袁紹、袁術、呂布等等，或許可以不算，劉璋、張魯、馬超他們也不算？但是諸葛亮隻字不提。不提的原因，可以解釋為他們不值一提，也可以解釋為現在要談的事情與他們無關。但既然只說當前之事，那就應該說「並爭荊州」，不該說「並爭天下」。說「並爭天下」，等於說三分天下的就是我們，或者能爭天下的就是三家。這就把《隆中對》的觀念和思想，在不知不覺中傳遞給孫權了。

　　與此同時，諸葛亮又不動聲色地傳達了第二個信息，那就是在這三家中，我們兩家是統一戰線，因為是我們兩家「與曹操並爭天下」，曹操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我們知道，弄清楚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是政治鬥爭的首要問題。這個問題不能不說，但又不能刻意去說。刻意去說，不是引起猜疑，就是引起反感。尤其是作為劉備的代表，就更不能那麼說。因為就實力而言，劉備和曹操、孫權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曹操擁有半個中國，數十萬大軍，孫權也好歹有江東六郡十萬精兵。劉備呢？對不起，只有一郡之地兩萬人馬，這還是算上了劉琦的那一份。如果諸葛亮公開亮出「統戰」旗號，恐怕孫權肚子裡就會冷笑：就你那個要啥沒啥的劉豫州，也可和我同日而語？但現在諸葛亮只是講歷史，講情況，孫權就沒有什麼話好說。孫權不說，也就等於默認。

　　於是，輕飄飄一句「將軍起兵江東，豫州收眾漢南」，就使劉備獲得了和孫權平起平坐的地位，也使自己獲得了和東吳方面對等談判的地位，還不動聲色地把孫權拉下水，把他置於和曹操敵對的地位。這可真是一箭數鵰。好了，既然我們兩家是統一戰線，曹操是我們共同的敵人，那你還不趕快出兵幫我們打？要知道，這才是諸葛亮出使東吳的真正目的。這根骨頭，就這麼不顯山不露水地埋在了開場白裡面，諸葛亮的外交能力不能不讓人佩服。

　　實際上「將軍起兵江東，豫州收眾漢南」這句話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孫權集團確實發家於江東，所以「將軍起兵江東」的說法沒有問題。但是，劉備卻非在漢南起兵，他起兵是在涿郡的涿縣，也就是現在河北省的涿州市，為什麼要說「收眾漢南」？我認為諸葛亮的用心很深。我們知道，劉備從漢靈帝末年起兵到依附劉表，一直是寄人籬下，沒有自己獨立的地位。一個沒有獨立地位的集團，是沒有資格和孫權這樣實際上的獨立王國國王對話的。但是現在劉表死了，諸葛亮來了，劉備也獨立了。「收眾漢南」就是獨立的標誌。所以，諸葛亮回顧歷史也好，描述現狀也好，都不能說「起兵涿郡」，只能說「收眾漢南」。這就等於告訴孫權，我們劉豫州和你孫討虜一樣，也是一個獨立王國的君主，而且我們將來還要三分天下。現在，還是趕緊把「與曹操並爭天下」的局面定下來吧！

　　這些就是諸葛亮「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這句話的話外音。短短二十四個字裡面竟然暗藏那麼多潛台詞，孔明不愧談判高手！

　　不過東吳方面也未必就那麼好糊弄。好吧，就算你們劉豫州和我們孫討虜一樣，也是一方霸主，甚至可以和曹丞相叫板抗衡，那怎麼不繼續待在荊州呢？又怎麼跑到我們這裡來搬救兵呢？這就必須有個交代。但這個問題不能深究，只能敷衍了事。於是諸葛亮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現在，曹操已經平定了中原，攻破了荊州，威震四海。我們劉豫州「英雄無用武之地」（《三國志》的說法是「英雄無所用武」），所以到了這裡（故豫州遁逃至此），請將軍根據自己的力量做一個決斷，看看應該怎麼辦（願將軍量力而處之）。

　　這可真是太極高手！一句「英雄無所用武」，一句「量力而處之」，輕飄飄四兩撥千斤，球就踢到孫權那裡去了。按照諸葛亮的這個說法，似乎劉備既未戰敗，也不狼狽，有麻煩的倒是孫權，還要他自己「量力而行」，也不想想這麻煩是誰給孫權惹來的。

　　但你不能說諸葛亮不對，因為他話裡有話，而且是給孫權交底。沒錯，我們劉豫州確實沒有用武之地，卻也因此沒了麻煩，因為反正是死路一條，了不起拼他個魚死網破。反倒是您孫將軍，雖有用武之地，卻也有不少麻煩。為什麼呢？因為你觀望狐疑，猶豫不決，「事急而不斷」呀！所以諸葛亮對孫權說，如果江東能夠和中原抗衡，不如及早和曹操一刀兩斷。如不能，就應該偃旗息鼓，俯首稱臣。像將軍這樣，表面上惟命是從，實際上心懷二志（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火燒眉毛卻當斷不斷，恐怕馬上就會大禍臨頭（禍至無日矣）。這意思就再清楚不過：我們劉豫州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您孫將軍還是有用武之地的。但如果用得不好，就是麻煩，閣下就看著辦吧（量力而處之）！

　　明明是自己走投無路，只好「求救於孫將軍」，卻偏說是孫權有麻煩，還要做出一副設身處地替他謀劃的樣子，這可真是反客為主，得了便宜又買乖！孫權當然不吃這一套，馬上就反唇相譏說，既然如此，你們劉豫州怎麼就不投降呢？

　　這話說得夠刻薄，挖苦諷刺之意溢於言表，也不好回答。諸葛亮卻大義凜然地回答說，想當年，齊國壯士田橫不過是個匹夫，尚且不肯投降（寧義不辱），何況劉豫州！我們劉豫州可是王室之冑，英才蓋世，眾望所歸（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呀！我們是鐵定要抵抗的。如果抵抗失敗，那是天意（此乃天意）。投降，卻是萬萬不能！

　　這就只能看作外交辭令了。沒錯，劉備當然是英雄，但並非從來就不投靠他人，或投降他人。在此之前，他可是在不斷地改換門庭，包括投靠曹操，也包括投降別人。當呂布來襲擊他，俘虜了他的老婆孩子時，他不也「求和於呂布」嗎？那個時候，劉備難道就不是「王室之冑，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當他一會兒投靠陶謙，一會兒投靠呂布，一會兒投靠曹操，一會兒投靠袁紹時，他的「骨氣」在哪裡？畢竟，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何況我們這位「劉皇叔」，可歷來就是能屈能伸的。近來學得烏龜法，該縮頭時且縮頭，才是他一貫作風。《三國演義》有詩詠劉備云：「勉從虎穴暫趨身，說破英雄驚煞人。巧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這倒是說準了劉備的性格。可見「守義不辱」是大話，「隨機應變」才是實話。我們當然沒有必要因此譴責或者小看劉備，但也別真以為他是寧折不彎的什麼「錚錚鐵漢」。其實，這回那位劉豫州不肯投降哪裡是骨頭硬？是吃準了曹操根本就不會放過他，投降也沒用，只能死硬到底。

　　當時，這些話諸葛亮不能說穿，何況諸葛亮的說法也並不錯。要知道，當時劉備集團的處境十分危險，除了抵抗到底別無出路，而孫權方面卻還很猶豫。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劉備方面的使節，無疑只能以高尚的道德激勵對方，決不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至少，諸葛亮這樣說，就把劉備方面準備抵抗到底的信息，傳達給了孫權。這對於雙方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另外，諸葛亮這麼說，也可能是認為二十七歲的孫權少年氣盛血氣方剛，要激他一下。果然，孫權吃不消了，勃然變色說，我孫某又豈能以六郡之地十萬精兵受制於人？於是當場表態：「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

　　諸葛亮達到目的了，但孫權還是有點不放心，也不買「英雄無所用武」的賬，直截了當就問：「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諸葛亮便又向孫權陳述了戰勝曹操的可能性，以及曹操失敗的必然性。諸葛亮說，曹操率領輕騎兵千里奔襲，殺到這裡已成強弩之末，哪裡會有戰鬥力？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哪裡會有戰鬥力？劉琮的部隊投靠曹操，原本是迫於壓力，並非心悅誠服，又哪裡會有戰鬥力？事實證明，諸葛亮的這些判斷完全正確。更重要的是，諸葛亮還帶來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劉備雖然敗於長阪，但剩餘部隊加上關羽的水軍，也還有一萬人馬，劉琦那裡也有一萬。荊州水軍，並沒有全都落到曹操手裡。實際上，江東集團對於是和是戰之所以一直爭論不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為劉備已全軍覆沒，荊州已全部淪陷。既然劉備方面還有這麼多的力量，那就太讓人欣慰了。

　　於是「權大悅，與其群下謀之」。但長史（秘書長）張昭等人卻都主張投降曹操，只有魯肅私下裡表示了不同意見，並勸孫權召回在外地的周瑜。周瑜自然也是主戰的。有了他們兩個的支持，孫權最後下定了決心，援劉備對曹作戰，並且作了部署。這就是《資治通鑑》所說孫權決策的整個過程。按照這個順序，諸葛亮說服孫權在前，魯肅旁敲側擊、周瑜推波助瀾在後。劉孫聯盟，是諸葛亮外交活動的輝煌成果。

　　不可否認，《資治通鑑》這一段講述是有依據的，基本上是照抄《三國志》正文及裴註，只有個別文字不同（比如將「英雄無所用武」改成「英雄無用武之地」），無傷大雅，也沒有添油加醋，應該說真實可信。但是這裡面有問題。問題的關鍵，就是《三國志》並沒有告訴我們孫權和諸葛亮的這次談話是在什麼時候。比方說，是在和「群下」商量討論之前呢，還是之後？這個問題，《三國志》是沒有說的。這裡面可是大有文章。因此我們要問，孫權是否可能不和任何人商量，僅憑諸葛亮一席話就拍板表態？

　　我認為不可能。

　　第一，曹操發動的這場戰爭，原本就不是衝著孫權來的。《三國志．武帝紀》說得很清楚：「公自江陵征劉備」，「公至赤壁與劉備戰」。也就是說，這場戰爭，也包括後來的赤壁之戰，原本是曹劉之戰，孫權是被拖下水的。既然曹操打的是劉備，奪的是荊州，並不關孫權什麼事，孫權又怎麼可能僅憑諸葛亮一席話就捲入這場是非，去蹚這汪渾水？有人說是因為諸葛亮使用了激將法。這就實在太「小兒科」了一點，未免把歷史文學化，視政治為兒戲了。要知道，政治家進行決策是不能感情用事的，孫權也不例外。不錯，孫權當時還年輕，卻也少年老成，哪裡會像《西遊記》裡的孫猴子一樣，你一激，他就跳將起來？

　　第二，孫權集團內部對於此事一直有不同看法。不少人主張倒向曹操，甚至投降曹操。這一派，無妨稱之為「主和派」，或「降曹派」，或「鴿派」。魯肅、周瑜等人則主張聯合劉備，對抗曹操。這一派，無妨稱之為「主戰派」，或「聯劉派」，或「鷹派」。這兩派的分歧很大，爭論也很激烈，正所謂「文要降，武要戰，紛紛不定」。當然，這話是戲文裡說的，不能看作史料；按照文臣武將來區分兩派，也未免簡單了一點。但「紛紛不定」，則是可以肯定的，有《三國志》之《吳主傳》、《周瑜傳》和《魯肅傳》的記載為證。《吳主傳》說「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意」；《周瑜傳》說孫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大家都主張投降而周瑜反對；《魯肅傳》則說「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可見確實是「紛紛不定」。

　　問題在於，這種「紛紛不定」是不是像司馬光說的那樣，是在孫權和諸葛亮談話並且表態之後呢？我認為不可能。江東集團是一直關注著荊州的，他們應該早就有反應。也就是說，「鷹派」和「鴿派」早就形成了，孫權也應該是心裡有數的。以孫權之善於「舉賢任能，各盡其心」，怎麼可能在其內部還沒有充分討論統一思想的情況下，就對一個其實是潛在競爭對手的外人輕率表態？

　　這個問題，就連羅貫中也想到了。因此，在諸葛亮見到孫權之前，《三國演義》安排了一場「舌戰群儒」。可惜此事於史無據，也就不能算數。何況，就算是事實，那也是「荊州鷹派」和「江東鴿派」的辯論，不是孫權集團內部的討論。當然，討論也是有的，因為孫權集團的內部會議，《三國演義》是安排在孫權和諸葛亮談話之前的，但可惜沒有結論。再說，有結論也沒有用，因為這不是《資治通鑑》的時間順序。

　　第三，諸葛亮這次行動的成功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他的外交才能，而在於江東集團的政治利益。事實上，孫權最後決定出兵幫助劉備，並非行俠仗義，路見不平一聲吼，而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在此前提下再撈一把。其實，但凡如此重大的決策，都只能是對政治利益進行反覆掂量，對成敗得失進行反覆權衡之後的選擇。但是我們前面說過，這筆賬不好算。弄好了可以火中取栗，弄不好就是引火燒身。這其實是押寶，是賭博。孫權如果算得清，算得準，諸葛亮不來做工作他也會做決策。正因為一時半會拿捏不準，這才猶豫。因此可以肯定，孫權是對諸葛亮表了這個態，但不是在一開始，也不是因為諸葛亮的激將法。他之所以答應幫助劉備，是因為在此之前，已經有人幫他算清了賬。

　　或許有人要問，這個人難道就不能是諸葛亮嗎？我認為不能。因為諸葛亮不可能真正幫孫權進行政治利益的掂量和成敗得失的權衡。這工作諸葛亮不是沒做，而是沒做到位。沒做到位也不是沒有水平，而是立場所決定。作為劉備集團的使節，諸葛亮只可能代表劉備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孫權的利益。為了劉備的利益，他可以幫孫權出謀劃策，甚至可以做到設身處地，但再設身處地，立場也不會變，說服力也就會打折扣。這一點，我們後面還要講到。

　　何況孫權要考慮的，除了江東集團的利益，還有他個人的利益。由此可見，真正能夠說服孫權並幫他拿主意的，只可能是他那個集團內部的「自己人」，而且是深知孫權內心深處的想法，能夠真正替他著想的人。那麼，這個人是誰呢？

第二十二回　力挽狂瀾

諸葛亮對孫權的勸說，無疑是其外交活動中精彩的一筆。但幫孫權拿定主意的，並非諸葛亮。

　　諸葛亮作為劉備集團的使節，代表的是劉備的利益，堅守的是劉備的立場。他怎麼可能深入孫權的內心世界，貼心貼肺的替孫權著想？不能深入其心，又怎能把賬算清？

　　當然，賬還是算了的。而且，諸葛亮說服孫權的主要辦法也是算賬。他幫孫權算了三筆賬。第一，關鍵時刻，最忌猶豫。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像你這樣「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結果必然是兩頭都不討好。第二，江東兵強馬壯，荊州尚有餘威，只要貴我雙方「協軌同力」，則「破操軍必矣」。第三，曹軍一旦失利，必定退回北方。這樣一來，我們荊州和你們東吳的力量就會強大起來，三足鼎立的形勢也就形成了（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所以「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這當然能打動孫權，但還不是最能打動孫權的。因為諸葛亮算的這三筆賬，並沒有也不可能觸及孫權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東西。何況諸葛亮的算法也有問題。有什麼問題？有兩筆賬沒算。第一，他只是說你孫權要麼投降要麼戰鬥，不能觀望狐疑，猶豫不決，卻沒說投降了會怎麼樣。這可是關鍵問題。如果投降的結果很好，為什麼不呢？第二，他只說如果能夠戰勝曹操，就可以三分天下，至少也能三分荊州，但打敗了呢？也沒說。那好，如果敗了怎麼辦？你們劉豫州打敗了，那是咎由自取。孫將軍可是被你們拖下水的。他要是敗了，請問誰為他埋單？這個諸葛亮也沒說。這就等於說，我們去搶銀行吧！搶成了，一輩子都不缺錢花。但是被發現了會坐牢，會殺頭，卻不告訴你。警察來抓，我也不管你。請大家想想，有這麼說話的嗎？我要是孫權，就不上這個當。

　　其實，兵馬未動，先想敗局，這個道理諸葛亮不會不懂。同樣，替人謀劃，就要把話說透，這個道理諸葛亮也不會不懂。那他為什麼不說？因為沒有辦法。曹操的軍隊已在路上，殺氣騰騰，虎視眈眈。如果孫權不出兵，劉備大約只有死路一條。諸葛亮呢？和劉備已經「厚相結納」，決心同生死，共患難。何況自劉備三顧茅廬以來，諸葛亮一直是紙上談兵，可謂寸功未立。這回出使東吳說服孫權，正是他「初出茅廬第一功」。無論從道義上講，還是從策略上講，諸葛亮都只能千方百計去遊說孫權，別無選擇！所以，我們不能怪他沒說清楚，但要說孫權心裡不明白，怕也未必。他之所以並不追問，很爽快地就回應了諸葛亮，是因為此前已經有人說服了他。那麼，這個人是誰呢？

　　我認為是魯肅。

　　為什麼是魯肅呢？因為魯肅是東吳集團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的設計師。前面說過，魯肅是有一個「東吳版」之《隆中對》的。根據魯肅的這個規劃，也根據孫策的政治遺囑，東吳集團的政治路線，應該是「保江東」而「觀成敗」，先三分而後一統。第一步，鞏固和發展孫策創立的基業；第二步，奪取荊州和益州，和曹操劃江而治；第三步，在適當的時候北伐，統一中國，建立新王朝。

　　應該說這是一個不錯的規劃，因為它包含著近、中、遠三個步驟，高、中、低三個目標。最高綱領和遠期目標是一統天下，最低綱領和近期目標是保住江東，居中而有彈性的是奪取荊、益。荊州和益州當然不是他孫權和魯肅說要就要的。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有此「以攻為守」的策略，則最差也能割據一方南面稱孤，因此可以說是如意算盤。但是這個如意算盤卻有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荊州在劉表手上。以劉表之反應遲鈍、軟弱無能、不思進取和空談誤國，當然可以打他的主意。

　　因此，曹操的南征和劉表的去世，便打破了孫權和魯肅的好夢。魯肅馬上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向孫權請命奔赴荊州，孫權也馬上就批准了他的行動。可是，孫權、魯肅也好，劉備、諸葛亮也好，都沒想到曹操的動作會那麼快，結果「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於是魯肅當機立斷，向劉備提出雙方聯手「共濟世業」的建議，實際上是想讓劉備當擋箭牌，不讓荊州落入曹操之手。所以，孫權是否同意連劉抗曹，諸葛亮固然著急，魯肅也著急。

　　這個時候，曹操幫了他們的忙。由於我們不能確知的原因，曹操莫名其妙地給孫權寫了一封信，說是「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這話翻譯過來就是：最近老夫奉朝廷之命，伐有罪之人。軍旗往南一指，劉琮就舉手投降。現在，老夫又準備了八十萬水軍，準備和將軍您一起，在您待的那個地方打打獵。這真是好大的口氣。所以，當孫權把這封信交給部下看時，部下「莫不響震失色」。

　　曹操這封信是本案的一個關鍵，因為這是曹操的對吳宣戰書，也是形勢急轉直下的轉折點。在此之前，這場戰爭是曹劉之戰，即曹操征劉表，降劉琮，伐劉備。這個時候，孫權是可以隔岸觀火的。但此信一出，曹劉之戰就變成了曹孫之戰，劉備的事情就變成了孫權自己的事情，孫權再也無法作壁上觀。這可大不一樣。因此我們要問，曹操是否寫了這封信？曹操為什麼要寫這封信？曹操這封信是什麼時候送到孫權那裡的？

　　曹操這封信的原文，不見於《三國志》正文，而見於其《吳主傳》裴松之註所引《江表傳》。正文的說法，是「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周瑜傳》也說曹操奪得荊州後，江東這邊「將士聞之皆恐」，也沒說收到一封什麼信。我們知道，《江表傳》是晉人虞溥（音普）的作品，後來由他的兒子虞勃獻給晉元帝。這是東晉時期的事，陳壽當然不可能看到。但曹操給孫權寫信，在當時也應該算是大事，陳壽會不知道？為什麼《三國志》不收錄這封信，而要採用「望風畏懼」、「聞之皆恐」這個說法呢？因此，曹操是否寫了這封信，實在可疑。

　　曹操這封信也寫得蹊蹺。如前所說，曹操發動這場戰爭的初始目的，是征劉表，滅劉備，佔據荊州，並不關孫權的事。據《三國志．程昱傳》，劉備逃往夏口時，除程昱外，曹操的許多謀士都認為孫權肯定會殺了劉備（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這是很能代表曹操集團的想法的。顯然，這個時候，曹操最希望的，是孫權幫他殺了劉備，至少也要守中立。他怎麼會寫這樣一封刺激孫權的信？

　　有學者（比如尹韻公先生）認為，曹操寫的是恐嚇信。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曹操所有的兵力加起來也沒有八十萬，又哪來的八十萬水軍？明擺著是虛張聲勢嘛！那麼，曹操為什麼要虛張聲勢呢？是為了警告孫權，或者給孫權打招呼：你小子不要管閒事！既不要幫助劉備，更不要覬覦荊州。你要是胡亂插手的話，老夫可不是好惹的！

　　恐嚇當然也是戰爭中常用的手段，何況是曹操這個「奸雄」！自然，「兵不厭詐」。但這裡有個問題，就是這種做法會不會適得其反？按照曹操謀士程昱的預測，孫權是有可能和劉備結盟的。程昱說，曹公原本就無敵於天下，最近又拿下了荊州，已經「威震江表」。孫權雖然有勇有謀，但年紀輕，資歷淺，在位時間短，單槍匹馬顯然力不從心。劉備這個人素有英名，關羽、張飛也都是「萬人敵」，孫權肯定要利用他們對付曹公。如果他們聯手，局勢就會難解難分，殺劉備就更困難了。

　　程昱這個預測很有道理。孫權受到威脅，你不讓他找幫手，是不可能的。劉備打了敗仗，你不讓他往東吳那邊跑，也是不可能的。對於曹操來說，最好的結果，是孫權像袁紹、劉表一樣，把劉備養起來，既不用他也不幫他。在這種情況下，你去嚇唬孫權，豈不是逼得他們結為同盟結為死黨？這個道理，曹操是懂得的。就在一年前，被曹操打得落荒而逃的袁尚和袁熙逃往遼東，曹操就不追，也不討伐收留他們的公孫康。曹操說：「急之則並力，緩之則自相圖」，不如等他們自己打起來。再早一些，征袁譚、袁尚時，郭嘉的建議也是如此。這顯然是明智的。那麼，這一回曹操為什麼不等他們「自相圖」，偏要「急之」？

　　因此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性，就是曹操在順利佔領荊州後，起了得寸進尺的心思，打算一鼓作氣再消滅東吳。畢竟，他手上並非只有那五千輕騎兵，還有十幾萬大軍跟在後面。這也有可能。《三國志．賈詡傳》說「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而賈詡反對。賈詡認為，曹操「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已經「威名遠著」了。下一步，就應該實行懷柔政策，安撫荊州士民，讓他們安居樂業，過和平安定的日子。那樣一來，便「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從這段文字看，當時曹操「順江東下」，打的就是孫權。

　　因此，這件事有三種可能：一、曹操寫這封信是向孫權下戰表；二、曹操寫這封信是為了嚇唬孫權；三、曹操沒有寫這封信。我個人的意見，這封信可能寫了也可能沒寫。但如果寫了，那就是向孫權下戰表。至於它是什麼時候送到江東，以後再說。

　　其實，就算曹操不寫這封信，東吳方面也十分緊張。因為單是曹操在荊州的凌厲攻勢，就已經讓他們「望風畏懼」了。而且，不管怎麼說，曹操「順江東下」，矛頭所指，不是孫權也是孫權。也就是說，不管曹操寫沒寫這封信，江東諸臣的感受都是大禍臨頭。這才會有投降曹操的主張。如果曹操只是要滅劉備，他們投什麼降？

　　這就到「烈火見真金」的關頭了。

　　當時，孫權肯定召開了緊急會議。開會的原因，是孫權得到了曹操要來打他的消息。得到消息的途徑，《資治通鑑》和《三國演義》都說是收到了曹操的信，《三國志．魯肅傳》則說是「得曹公欲東之問」。問，就是消息、信息，很可能是情報。那時各方的情報工作也都做得很好的。總之，孫權明確得知曹操殺過來了，就和部下商量應該怎麼辦。結果上上下下一片投降論調，大小官員「皆勸權迎之」，只有魯肅一言不發（肅獨不言）。孫權無奈，起身上廁所，魯肅就跟著追到屋簷下。聰明的孫權立即意識到魯肅有話要說，而且是極重要的話，便拉著他的手說，足下有什麼要對我說的嗎？

　　魯肅確實有話要說，而且他意識到這是說服孫權的最好時機，只是這些話不能當眾說出來。為什麼呢？我們知道，魯肅到當陽見劉備，勸說劉備與孫權聯合，是得到了孫權事先批准的。魯肅請命的時候說得很清楚，他此行的目的，是「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既然如此，孫權怎麼又猶豫呢？是因為有一筆賬不太好算：不幫劉備，荊州就是曹操的；幫助劉備，荊州就是劉備的。兩個都不幫，袖手旁觀，荊州仍然不可能變成自己的，弄不好戰火還會燒到家門口來。這實在是不好決策。但是現在問題變了，不再是要不要幫助劉備，而是要不要降曹操。這個賬好算得多。把這個賬算清，也就什麼都清楚了。

　　於是魯肅就對孫權說，剛才那些人的議論，都是誤導將軍。投降曹操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是誰。比如我魯肅，是可以的；將軍您，就不可以。為什麼呢？魯肅投降曹操，曹操會讓魯肅回到家鄉，接受地方上的品評，獲得一個品行和才能的鑑定。然後，魯肅就可以做一個最基層的小官，坐著牛車，帶著隨從，和士大夫們交往，一步一步升上去，當個郡守、州牧總不成問題。然而將軍如果投降曹操，又能到哪裡去呢？

　　這當然是只能悄悄說的話，但到孫權心坎上了。孫權歎息說，剛才他們的議論，很是讓我失望。只有仁兄這一番話，才是深謀遠慮，正和我的想法相同，這是上天以仁兄賜我啊（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魯肅這樣說，是因為他看透了孫權的心思；而他能夠看穿孫權，又因為他和孫權有同樣的想法。前面我們講到，魯肅在他那個「東吳版」的《隆中對》裡面所做的規劃，最終是要「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的。對此，孫權當時的反應看起來很冷淡，說我現在「盡力一方」，只不過是要輔佐漢室，你講的那些話「非所及也」。以當時全國的形勢和東吳的力量，孫權大約也只能這麼說，但心裡肯定是高興的，也是贊成的。據《三國志．魯肅傳》，二十二年後，孫權稱帝，登壇之前還特地回過頭來對眾人說，當初魯子敬就想到了今天，真可謂「明於事勢」了。可見「非所及也」是言不由衷，「明於事勢」才是心裡話。孫權既然要南面稱孤，又豈能北向稱臣？這筆賬，他可是算得清。

　　不投降曹操，就只有聯合劉備。這叫做別無選擇。至於打不贏怎麼辦，魯肅沒說，孫權也沒問。因為戰敗的結果，和投降沒什麼兩樣，然而光榮得多。但這個話，只有自己人說才合適，孫權也才聽得進。同樣，也只有孫權和魯肅，才能有此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且，孫權既然已經明白，投降和戰敗對於他來說是同樣的結果，也就不必再問諸葛亮這個問題了。所以，魯肅和孫權談話必在諸葛亮之前，而且差不多已經一錘定音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可迷信《資治通鑑》。這本書其實是有傾向性的。我們知道，作為歷史學家，司馬光不可能編故事，但他可以選故事，還可以改故事。一些有利於曹操，或者不利於劉備的史料，就被他刪去。孫權對魯肅說的「此天以卿賜我也」這句話，也被刪除。曹操和呂布的「乘氏之戰」，則被他從兩天改成了一天。《資治通鑑》的「貓膩」如此之多，我們怎麼能不多一個心眼？

　　司馬光不但在史料的取捨上做文章，還在時間的順序上做手腳。我們知道，陳壽的《三國志》是紀傳體史書。它的特點，是同一時期發生的事情，其片段往往散見於各人的傳。如果不標出精確時間，就根本看不出先後。魯肅和諸葛亮的話就是這樣。但《資治通鑑》是編年體史書，就有先後問題了。誰先誰後，也就變成了一種「春秋筆法」。

　　孫權的決策過程正好就有這個問題。根據《三國志．魯肅傳》的記載，劉備和魯肅「共定交」後，劉備「逃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所以《資治通鑑》說諸葛亮和魯肅到柴桑「俱詣孫權」，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這個「俱詣孫權」，是兩個人一起去見還是分頭去見？大家都說是分頭見。那麼，誰先見誰後見？司馬光說諸葛亮先見，而且是諸葛亮說服孫權以後，孫權才和包括魯肅在內的群臣集體見面，司馬光的說法是「權大悅，與其群下謀之」。這樣一來，諸葛亮「先入為主」，說服孫權的頭功當然是他的。

　　可惜「權大悅，與其群下謀之」這句話是司馬光的，《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說法是「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公」。按照這個上下文關係，孫權竟沒有和魯肅、周瑜談話，或者和諸葛亮談話是在最後。這當然也不對。因此，事情的真相應該是這樣：魯肅和諸葛亮回到柴桑時，正好曹操的信也到了。這一點司馬光也承認，因此他使用了「是時」（這時）這個詞。這時，孫權當然不能馬上就見諸葛亮，而必須先在內部統一認識。於是便有了他召開的緊急會議，以及和魯肅私下裡的談話。《三國演義》的時間表就是這樣的。正是這次談話，使孫權清楚地意識到，投降曹操絕無出路。只有聯劉抗曹，才可能現在南面稱孤，將來克成帝業。魯肅可謂「一言興邦」。

　　這一點孫權心裡十分清楚。據《三國志．魯肅傳》，赤壁之戰曹操敗走之後，魯肅先回，孫權派了許多頭面人物前去迎接（大請諸將迎肅）。魯肅來到殿前，正要入門行禮，孫權卻站起身來，叫著他的字說，子敬呀，本將軍「持鞍下馬相迎」，夠面子了吧？魯肅小步急行向前說，不夠。大家聽了這話，無不愕然。等到坐下以後，魯肅才慢慢舉起鞭子說，魯肅的願望，是將軍位至至尊，威加四海，一統九州，成就帝業，然後派一輛舒舒服服的小車子來接魯肅，那才是有面子！孫權聽了，撫掌大笑，因為這話說到他心眼裡了。

　　我們還可以再提供一個證據。據《江表傳》，孫權登基時，群臣都來祝賀，張昭也舉起笏來準備歌功頌德。孫權卻打斷他說，當年朕要是聽了張公您的話，現在恐怕在討飯了！結果張昭趴在地上汗流浹背。看來孫權對當年那場爭論一直耿耿於懷。有此推論，當時真正打動他的，一定是魯肅的那句話：「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在這個問題上，司馬光之前的史學家陳壽、裴松之的態度顯然要客觀、公正得多。裴松之在《魯肅傳》和《周瑜傳》的註文中說得很清楚；「劉備與權並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也就是說，建議劉備聯合孫權的，是魯肅；說服孫權聯合劉備的，也是魯肅。魯肅是孫劉聯盟的始作俑者，也是孫劉聯盟的第一功臣。

　　不過，魯肅只是幫孫權算清了政治賬，也就是解決了要不要打的問題。他並沒有幫孫權算軍事賬，也就是沒有解決能不能打的問題。

第二十三回　中流砥柱

經過魯肅和諸葛亮的勸說，孫權審時度勢反覆掂量，決定聯合劉備對抗曹操。但是，進行這樣一場風險很大的戰爭，不能不探討軍事上的可能性。那麼，是誰為孫權做了可行性分析，孫權最後又是怎樣決策和部署的呢？

　　為了幫助孫權算軍事賬，魯肅建議孫權立即召回正在去鄱陽（今江西鄱陽縣）途中的周瑜。周瑜接到命令後，也立即回到了柴桑。

　　這件事《三國志．魯肅傳》有明確地記載，原文是「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但《周瑜傳》沒有這麼說，而是說孫權召開緊急會議，大家都主張投降，遭到周瑜痛斥。為此，裴松之在為《周瑜傳》作註的時候，很替魯肅打抱不平。裴松之說，首先提出要抵抗曹操的，其實是魯肅（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周瑜的觀點不過和魯肅正好相同罷了（與肅暗同），這才能夠「共成大勳」。可是《周瑜傳》對魯肅在前的謀劃隻字不提，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周瑜「獨言抗拒之計」，只怕是故意要抹殺魯肅的功勞（殆為攘肅之善也）。

　　裴松之這話可能說得重了一點。陳壽那樣寫，倒未必是要「攘肅之善」，只不過惜墨如金，不想重複記載而已，否則就不會有《魯肅傳》裡那幾句話了。同樣，周瑜的觀點，也未必是「與肅暗同」，只怕是「明同」。否則魯肅就不會建議孫權召回周瑜了。如果周瑜和張昭他們一樣，也是個投降派，魯肅把他請回來，豈不是給自己找麻煩？魯肅沒有那麼蠢。

　　這樣看來，《三國演義》裡面那場「智激周瑜」的戲，就未免滑稽可笑而且荒誕不經了。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第一，建議召回周瑜的不是魯肅，而是所謂「吳國太」的主意。第二，周瑜也不是孫權召回的，而是自己回來的，是周瑜得到了曹軍東進的消息，立即往回趕，結果「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第三，周瑜回到柴桑後，並沒有馬上去見孫權，而是先見了東吳的文臣武將，後見了諸葛亮，第二天清晨才見到孫權。第四，周瑜和這些人見面時，態度極其曖昧，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等到眾人辭去，卻又「冷笑不止」。第五，周瑜和諸葛亮見面時，大唱投降論調，弄得魯肅一頭霧水，直到諸葛亮扯出什麼「攬二喬與東南兮」的所謂《銅雀台賦》，周瑜才跳將起來，原形畢露，也才有第二天會議上力主抵抗的慷慨陳詞。這就是所謂「孔明用智激周瑜，孫權決計破曹操」。

　　這裡面顯然有太多的虛構和戲說。比如「吳國太」，就是編出來的。所謂「吳國太」，乃是吳夫人的妹妹，和吳夫人一起嫁給了孫堅。這事於史無據，似乎也不大可能。據《三國志．吳夫人傳》，當年孫堅見吳夫人（這時應該叫吳姑娘）才貌雙全，打算向她求婚；而女方家族則「嫌堅輕狡」，準備拒絕，弄得孫堅又羞又恨。吳姑娘便說，何必為了一個小女子惹出禍端來呢？如果所嫁非人，那也是命啊！吳家這才把她嫁給了孫堅。請大家想想，就連吳夫人自己，吳家原本都不想嫁的，怎麼可能再搭上一個吳妹妹？

　　那麼，為什麼會憑空冒出一個「吳國太」來呢？原來《三國志》對孫權的決策過程另有一套說法。《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和第四十四回說，魯肅和諸葛亮回到柴桑後，魯肅請諸葛亮在賓館休息，自己先去見孫權。正好孫權和眾人在討論曹操的來信，大家都主張投降，只有魯肅持反對意見。也就是說，魯肅和孫權談話，在孫權與諸葛亮談話之前。這個順序和《資治通鑑》不同，但顯然合理得多。

　　問題是，《三國演義》是要拔高諸葛亮的。為了拔高諸葛亮，就得貶低魯肅，也就必須淡化魯肅談話的意義，更不能讓魯肅立即立功。所以，孫權雖然贊成魯肅，卻仍有疑問。於是魯肅便建議孫權和諸葛亮談，因此有了諸葛亮的「舌戰群儒」，也有了諸葛亮和孫權的談話。談完以後，孫權對諸葛亮說：「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這樣一來，說服孫權的功勞，就是諸葛亮的了。

　　但是，這時周瑜還沒有出場啊！周瑜的作用，也不能視而不見忽略不計呀！於是《三國演義》便安排了這樣的情節：孫權表態的消息傳出，張昭等人都說中了孔明把東吳拖下水的奸計，又去遊說孫權，孫權又猶豫起來。這個時候，魯肅再來說什麼，就沒有用了。因為魯肅這時已經有了「裡通外國」的嫌疑，沒有了公信力。何況，為了拔高諸葛亮，魯肅在羅貫中的筆下已經定位為忠厚老實沒有用的人，出不了這主意。這就要另找人說，而且得有一個說法。孫策的遺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就是最好的說法。這話據《三國演義》第二十九回說，是孫策對吳夫人說的，孫權也知道。問題是此刻孫權自己想不起來，張昭來說也不合適，吳夫人又早在建安七年或者十二年去世（歷史上有兩種說法），也就只好給她編出一個妹妹吳國太來。當然，這位吳國太還有一個作用，那就是「佛寺看新郎」（第五十四回），充當孫權嫁妹時女方的家長。

　　其實，不但這位吳國太，就連孫策的遺言，也都是子虛烏有。但不這樣，又如何增加諸葛亮在赤壁之戰中的功勞呢？實際上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諸葛亮出場，以便他表演「智激周瑜」的好戲。這場戲是在深夜時分（至晚）表演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不說也罷。在我看來，這是一場滑稽戲，而且三個人的形象都不好。魯肅不用說，迂腐遲鈍到可笑的程度。周瑜和諸葛亮，則一個裝腔作勢，一個陰陽怪氣。三人剛一開談，周瑜就裝出一副投降派的樣子，大放力主投降之厥詞。結果魯肅「愕然」，諸葛亮「冷笑」。「愕然」是有道理的，因為在魯肅看來，周瑜當然應該是主戰派。何況事先周瑜已經給他吃過定心丸：「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怎麼轉眼之間就變成投降派了呢？這就該過過腦子。也就是說，愕然之後應該是思考。然而魯肅不，當真跟周瑜急。這哪像一個發表過「東吳版隆中對」的政治家？

　　諸葛亮的「冷笑」就更可笑。以他之聰明睿智和明察秋毫，難道看不出周瑜是在裝？居然跟著起鬨，話說是也很沒有格調和品位。他對魯肅說，子敬啊，你怎麼和我們劉豫州一樣不識時務？你看劉豫州現在是什麼下場？公瑾兄的主意多好，榮華富貴也能保住，老婆孩子也能保全，國家興亡什麼的，管他！這像是諸葛亮嗎？

　　周瑜也可笑。明明是「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曹之理」；「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卻偏要等諸葛亮扯出什麼《銅雀台賦》，才勃然大怒說「吾與老賊勢不兩立」。請問這是逐鹿中原，還是爭風吃醋？這是赤壁之戰，還是特洛伊戰爭？

　　當然，《三國演義》這麼寫，道理也不是沒有。有什麼道理呢？就是周瑜後來說的：「適來所言，故相試耳！」原來周瑜是在試探諸葛亮。周瑜為什麼要試探諸葛亮呢？因為按照《三國演義》的性格定位，他這個人氣量狹窄心眼小。心眼小，就容易懷疑別人，也就要試探。問題是你不能光講性格，也要講道理。兩個素不相識的人第一次合作，代表的又是有著各自利益的集團，一般的說，也都是要試探一下的，何況江東集團和荊州集團原本關係不好。但是，第一，這種試探應該是雙向的，為什麼諸葛亮不試探孫權，不試探周瑜？第二，試探總要有內容，不能為試探而試探。那麼請問，周瑜要試探什麼呢？立場？態度？誠意？用不著吧！事情是明擺著的。劉備集團如果可以投降曹操，跑來求你幹什麼？這正是諸葛亮不試探孫權和周瑜的原因。也就是說，劉備已走投無路，只能「求救於將軍」。這個時候，就算孫權有投降的打算，諸葛亮也得硬著頭皮把他扭過來，拽回來，他何必要試探？他既然已經別無選擇鐵了心，你又試探什麼？

　　所謂「智激周瑜」就更沒有道理。我們知道，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知三分」的，可見他平時十分關心時局，對東吳方面的情況也相當熟悉，不會不知道周瑜的一貫態度和一貫立場。就算以前不太瞭解，在從夏口到柴桑的旅途中，他也應該向魯肅打聽清楚了。諸葛亮是何等做事認真的人，承擔的又是何等重大的任務，他怎麼可能不事先瞭解一些情況，又怎麼可能不去瞭解周瑜這樣的重要人物？這時，魯肅和諸葛亮已經成了朋友，又有共同的主張。就是諸葛亮不問，他也會主動介紹周瑜。因此，諸葛亮應該清楚地知道周瑜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也應該清楚地知道周瑜根本就用不著「激」。

　　那麼，周瑜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一句話：「鐵桿鷹派」。事實上，魯肅之所以建議孫權召回周瑜，不但因為周瑜既懂軍事，又熟悉情況，還因為周瑜是「鐵桿鷹派」。這恐怕是更重要的。建安七年（公元二○二年），袁紹病死，曹操氣焰囂張，責令孫權送子弟做人質。當時張昭等人「猶豫不能決」，是周瑜義正詞嚴地說服孫權，拒絕了曹操的要挾。也就是在那一次，孫權的母親吳夫人明確表態，讓兒子把只比孫策小一個月的周瑜看作自己的兄長。周瑜既然是這樣的人，「智激」云云，豈非多餘？

　　或許有人會問，難道周瑜過去態度強硬，這回就不會軟弱？過去是「鷹派」，這回就不會變成「鴿派」？不會。因為周瑜的這種態度並非莽撞衝動的一時興起，而是日積月累和深思熟慮的結果。《三國志．周瑜傳》告訴我們，周瑜是孫策的「鐵哥們」，從小一起長大，而且「獨相友善」，已達到「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的程度。後來孫策在袁術那裡不得志，帶領部下離開袁術到歷陽（今安徽省和縣），手下只有五六千人，是周瑜「將兵迎策」，輔佐孫策蕩平江東。孫策去世後，又是周瑜率先支持孫權，和張昭一起成為孫權的左膀右臂。據《三國志．魯肅傳》，周瑜還對魯肅說，現在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而孫權是一定能夠成就帝業的，魯肅這才投奔了孫權。可見周瑜和孫權的關係，就像諸葛亮和劉備的關係，那是不會變的。他對孫權和曹操的態度中，也既有感性的成分，又有理性的成分，因此完全靠得住，既不用試探，也不用智激。

　　實際上這一次周瑜的態度也很明朗。在孫權召開會議上，周瑜充分表現出他中流砥柱的英雄本色，說話擲地有聲。據《三國志》本傳，周瑜在會上說，曹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以將軍之「神威雄才」兼「父兄之烈」，要做的事情，應該是「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何況曹操自己來送死，豈有我們反倒投降之理（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

　　這話說得大義凜然，而且也是必須說的。因為戰爭是政治鬥爭的延續。只有政治上正確，自己才是「正義之師」，也才能鼓舞士氣。問題是政治上的正確並不等於軍事上的可行，「鴿派」的意見也並非全無道理。在他們看來，曹操無異於豺狼虎豹（曹公豺虎也），且又「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本來就不好對付。如果再公開和他翻臉，事情就更不好辦（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何況江東方面賴以為據的，就是長江。但是現在曹操已經佔據了荊州，獲得了江陵的艦船和劉表的水軍，長江天險「已與我共之矣」。再加上曹操原本人多勢眾，船馬並行，水陸俱進，雙管齊下，哪裡抵擋得住？顯然，重要的不是該不該「除殘去穢」，而是能不能「橫行天下」。至少是，所謂「操自送死」究竟有沒有根據。

　　周瑜當然不會想不到這一點。針對「鴿派」的擔憂，他指出了曹操這次出征的四大弊端。本土不安，後患未除，貿然南下，此其一；放棄鞍馬，使用艦船，捨長就短，此其二；寒冬十月，馬無草料，給養不足，此其三；勞師遠征，水土不服，必生疾病，此其四。周瑜說，這四條，都是兵家大忌，曹操卻一條不落地都犯了。我看活捉此賊，就在今日！請將軍給我三萬精兵，周瑜保證為將軍大破曹操！

　　這和諸葛亮的判斷是一致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諸葛亮也指出了曹操此戰的三大問題：勞師遠征，捨長就短，人心不服。尤其是曹操遠道而來，長途跋涉，本來就很疲勞。再加上他求勝心切，輕起兵「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結果使自己變成了「勢不能穿魯縞」的「強弩之末」。這就犯了兵家的大忌。諸葛亮說，依兵法，犯如此大忌者「必蹶上將軍」。

　　諸葛亮這番話，是對孫權「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問題的回答。那麼，孫權和諸葛亮的這次談話是在什麼時候？我認為應該是在和魯肅談話之後，和周瑜談話之前。具體時間，就是在魯肅建議召回周瑜，周瑜也正往回趕的那個空檔。因此可以說，諸葛亮和周瑜一起，粉碎了曹操不可戰勝的神話。

　　總之，魯肅幫孫權算清了政治賬，諸葛亮幫孫權算清了聯盟賬，而且和周瑜一起算清了軍事賬。魯肅解決了該不該的問題，諸葛亮和周瑜則解決了能不能的問題。現在孫權心裡有數了，於是亮出底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請注意，曹操此刻已不再是「曹公」，而是「老賊」了。這顯然只能是在決心下定之後。據《三國志．周瑜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為了表示這個決心，孫權拔出刀來砍斷案角，聲色俱厲地說，再有人膽敢主張投降曹操的，他的下場就和這案子一樣！

　　大約也就在這天晚上，周瑜和孫權有一次單獨談話。據《江表傳》，周瑜說，我那些尊敬的同事只看到曹操的來信，說有八十萬大軍，就無謂地緊張起來。他們甚至都不去核實一下，就發表立即投降的意見，實在沒有道理。現在周瑜就為主公算一筆明細賬。老賊率領的北方軍隊，充其量不過十五六萬，而且疲勞不堪。收編的劉表舊部，也不過七八萬人，而且狐疑觀望。以疲勞不堪之師，率狐疑觀望之眾，人數雖多，又有什麼可怕？只要周瑜五萬精兵，就足以對付這二十多萬沒有戰鬥力的隊伍。請將軍不必猶豫！

　　孫權聽了這話，便撫著周瑜的背（撫背）說，公瑾呀，你這話說到我心裡去了。子布（張昭）他們，只顧自己的小家庭、小算盤，很讓我失望，只有公瑾和子敬，和我想法相同。這是上天派你們二人幫助我啊（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人馬，短時間內很難結集。我已經選好了三萬人，艦船、糧草和武器也都準備完畢。請公瑾和子敬、程公（程普）先行一步，我在後方「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公瑾兄能夠對付曹操，那當然好。如果不利，就回來，本將軍親自和他曹孟德決一死戰。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三句話：「獨卿與子敬與孤同」；「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這就再次證明，此前孫權已有參戰打算，連人馬、艦船、糧草和武器都準備好了。這次談話，則堅定了孫權的信心。於是任命周瑜、程普為左右督（正副總指揮），魯肅為贊軍校尉（參謀長），率領吳軍向西與劉備會合。

　　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這時劉備已經按照魯肅的安排，從夏口到了樊口。當時「諸葛亮詣吳未還」，曹軍又一天天逼近，劉備心急如焚，天天派人守在碼頭，終於盼來了周瑜的救兵。劉備派人去勞軍，周瑜說，軍務在身，不敢擅離職守。如果豫州能屈就，那是周瑜十分盼望的。劉備對關羽和張飛說，是我們主動和東吳方面結盟的。如果我不去，恐怕就顯得沒有誠意。於是便來了個「單舸赴會」（乃乘單舸往見瑜）。舸，就是大船，比如「弘舸」，但有時也指小船，比如「走舸」。總之是劉備自己一個人乘船去見周瑜。我們都知道《三國演義》裡面有一個關羽「單刀赴會」的故事（實際上是雙方都「單刀赴會」），不知道劉備真有「單舸赴會」。這也可見劉備確實是英雄。

　　劉備見了周瑜，想必自有一番慰問。但他最關心的，顯然還是軍情。劉備問：「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周瑜說，三萬。這個數字顯然不能讓劉備滿意，也無法讓他安心。順便說一句，《江表傳》甚至說劉備根本不相信周瑜能勝利，還存了一個小心眼，故意「差池在後」，自己帶了二千人和關羽、張飛在一起，不和周瑜聯合。這事孫盛認為不實，是「吳人欲專美之詞」。這個且不管它，劉備不放心應該是可能的，就說太少了（恨少）！然而周瑜卻意氣風發信心十足地說，三萬人足夠了！請劉豫州放寬心思看我破敵吧！

　　周瑜的態度自然是英雄氣概，劉備的擔心也不無道理。周瑜的三萬人馬，加上關羽的一萬和劉琦的一萬，總共也才五萬；而按照周瑜的測算，曹操那邊少說也有二十萬人。五萬對二十多萬，打得贏嗎？

　　答案是現成的，那就是周瑜指揮的孫劉聯軍在赤壁大破曹軍。曹操焦頭爛額，丟盔棄甲，狼狽逃竄，在周瑜和劉備的夾擊下一路狂奔，幸得張遼、許褚等人的接應方才脫險。周瑜和劉備的部隊則水陸並進雙管齊下，追擊曹操直至南郡城下。曹操留征南將軍曹仁和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自己帶著殘兵敗將退回北方，而且再也沒有來過。

　　這就是赤壁之戰。它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歷來受到高度重視和評價。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當時曹操其實只有五千人，赤壁之戰不過是一次普普通通的遭遇戰，戰爭的規模被史家擴大化了。這當然只是一家之言。但這場戰爭在歷史上訴訟紛紜，倒是事實。包括戰爭的目的、規模、時間、地點、勝敗原因，歷史學家都有不同意見。比方說，有學者認為，曹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遇到了「非典」或者「禽流感」，只好自己把船燒了撤退。這是有曹操的話為證的。據《三國志．周瑜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赤壁之戰後，曹操曾寫信給孫權，說「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那麼我們要問，是這樣嗎？還有，《三國演義》對這場戰爭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描述，其中許多故事膾炙人口，比如「舌戰群儒」、「智激周瑜」、「借刀殺人」（第四十五回周瑜要諸葛亮去「斷操糧道」），「草船借箭」、「闞澤獻書」、「龐統獻計」，以及「苦肉計」、「借東風」等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因此我們也要問一句：有這事嗎？

第二十四回　赤壁疑雲

經過本集團魯肅、周瑜和劉備集團使者諸葛亮的勸說，孫權審時度勢反覆掂量，決定聯合劉備對抗曹操，赤壁之戰由此發生。然而，歷史上對於這場戰爭的記載和描述卻是疑雲重重，歷史學家的看法也眾說紛紜，有人甚至認為那不過是一次普普通通的遭遇戰。那麼，赤壁之戰的真相究竟如何？

　　赤壁之戰大約是三國時代最有名的一場戰爭。說起三國，很少有人不知道赤壁之戰的。這實在要歸功於羅貫中。因為《三國演義》中虛構成分最多的就是這一部分，寫得最精彩的也是這一部分。其實，對於這場戰爭，正史上的記載並不多，留下的問題倒不少，以至於史學界多次為此爆發「新赤壁之戰」。牽涉到的問題，包括以下方面：一，誰的戰爭；二，規模如何；三，時間地點；四，勝敗原因。在這些問題上，歷史學家們各執一詞，甚至針鋒相對。比如曹方投入的兵力，就有說實際五十萬和其實五千人的（此外還有四十萬、三十萬、和二十多萬三種說法），分歧之大可見一斑。在此我只能談一點「個人意見」。

　　事情還得從第一個問題說起，那就是這場戰爭究竟是為誰發動的。眾所周知，曹操此番南下，是為了伐劉表、奪荊州。這個目的在劉琮投降、劉備戰敗、江陵落陷以後，應該說就已經實現了。這才有賈詡勸曹操就此收手的說法。當然，劉備雖然成了「窮寇」，但「人還在，心不死」，應該追他一追。不過我以為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曹操準備在消滅劉備以後，一鼓作氣再消滅東吳。《三國志．賈詡傳》說：「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這個「順江東下」難道只是為了消滅劉備嗎？周瑜出征前，孫權跟他說什麼？孫權說：「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如果這回曹操當真打的只是劉備，孫權恐怕就該說，瑜哥呀，你先打著試試看。打得贏就打，咱撈一把；打不贏就回來，咱不管那「劉皇叔」的死活了。

　　如果事情是這樣的話，那麼，後面的問題也就好解決了。結論應該是：這是一場規模較大的戰爭，時間是在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地點則在今湖北省赤壁市（即原蒲圻縣）。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主張赤壁之戰是「小戰」的學者，對這場戰爭的描述大約是這樣的：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出兵，八月劉表病亡，九月劉琮投降。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遂親率精騎五千，以一日一夜三百里的速度追趕劉備，兩軍相遇於當陽。劉備敗走夏口，曹操軍進江陵。在獲得了大量軍需物資後，曹操又立即順江而下，結果和溯流而上的孫劉聯軍不期而遇，倉促之間打了一次「遭遇戰」。因為是不期而遇，因為是倉促應戰，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曹操打敗了。

　　顯然，如果贊成這個說法，就得承認戰爭發生的時間是在十月。因為到了十二月，曹操的後續部隊也該到了，兵力不會只有五千。那麼，曹操這個五千精兵在十月份趕到赤壁是幹什麼的呢？當然是打劉備的，不是打孫權的。據《三國志．程昱傳》，當時「劉備奔吳」，而曹操的許多謀士都斷定孫權會殺了劉備，只有程昱不以為然。曹操是否以為然呢？沒說。因此可以想像曹操當時的判斷，是孫劉不會聯盟。但沒有想到他們居然聯盟了，而且集結了五萬兵力。五千人對五萬人，當然不是對手，也當然是「小戰」。

　　這個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和證據，證據就在《三國志．諸葛亮傳》。據此傳，當時諸葛亮對孫權說：「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按照這個說法，曹操的兵力就只有五千，而且就是從襄陽到江陵一路急行軍趕過來的那支輕騎兵。

　　但這裡有個問題，就是如果曹操果真只帶了五千人東下，那麼，當周瑜帶了三萬人馬前來救援時，劉備為什麼還要說「恨少」？可見曹操的兵力少說也有十萬。或者說，諸葛亮說這話時只有五千，後來就不止了。這就需要時間，因此戰爭應該發生在十二月。至於交戰地點，湖北省史學家已有「文武赤壁」的說法（即蒲圻赤壁因赤壁之戰而為「武赤壁」，黃州赤壁因為蘇東坡的詞賦而為「文赤壁」），就不討論了。

　　其實，只要曹操的矛頭所向是孫權，或劉備捎帶孫權，或孫權捎帶劉備，他就不會如此輕敵。當陽一戰，劉備已是敗軍之將、驚弓之鳥，五千精兵或許可以對付。但孫權就不一樣了。諸葛亮的說法是「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這情況曹操不會不知道。所以他要打孫權，就不能只有五千人。實際上《三國志．周瑜傳》說的很清楚：「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怎麼會只有五千？只不過我們搞不清到底是幾十萬而已。曹操自己的說法是八十萬，這當然是吹牛。但打個對折，也有四十萬；再打個對折，也有二十萬。周瑜計算的結果，就是這個數。有學者認為，周瑜計算的，是曹操的全部兵力，不是參戰部隊的數字。那麼再打個對折，也有十萬。何況，追趕劉備的那五千人是騎兵，哪來「首尾相接」的船艦，火燒赤壁又從何說起？所以，赤壁之戰是「遭遇戰」的說法，恐怕只能算一家之言。

　　戰爭的目的和規模確定以後，剩下的就是過程和結果了。

　　作為一場規模較大的戰爭，赤壁之戰有四個階段，即決策、準備、交戰、完成。這個過程，《三國演義》寫得非常精彩，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寶庫留下了一筆寶貴的遺產。但是，我們不得不十分遺憾地指出，文學不是歷史。《三國演義》花了八回篇幅濃墨重彩加以描述的戰爭過程，尤其是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竟大多是虛構的。

　　這裡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歷史上完全沒影的，比如「舌戰群儒」、「智激周瑜」、「闞澤獻書」、「龐統獻計」，以及「借東風」等等。還有一種是有點影兒，但被移花接木或者誇張放大了。比方說「蔣幹中計」，就不完全是無中生有。至少，蔣幹這個人是有的，也到過周營。但可惜，那是在赤壁之戰之後，《資治通鑑》記載在建安十四年（公元二○九年），當然沒有上當受騙盜什麼書。

　　另一件有點影的事是「草船借箭」。但事情發生得更晚，是在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不過是發生在孫權身上，而且也不是為了借箭。事實上，「草船借箭」在技術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已經算過這筆賬了，這裡不討論。

　　看來，《三國演義》裡面的許多好戲，歷史上都沒有演過。

　　實際上，對於這場戰爭，正史的記載十分簡略，而且陳壽自己的說法也很矛盾。比方說，赤壁那一場大火是誰放的？就有兩種說法。《先主傳》和《周瑜傳》說燒船的是孫劉聯軍，《郭嘉傳》和《吳主傳》說燒船的是曹操自己。為了不影響讀者的閱讀情緒，我把這兩種說法都列在下面。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跳過這一段，直接閱讀下文。

　　關於燒船一事的兩種說法是：

　　《先主傳》說：「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並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郭嘉傳》說：「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吳主傳》說：「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並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周瑜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甚至說，事後曹操曾經寫信給孫權，說是：「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按照這個說法，就連曹軍的戰艦，也是曹操自己燒的，沒周瑜什麼事，更沒有諸葛亮什麼事。

　　曹操的這封信當然不一定靠得住，但也不是一點影兒都沒有。我認為比較靠得住的，應該是《周瑜傳》的說法：「時曹公軍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也就是說，曹軍從江陵順江而下，孫劉聯軍從樊口逆流而上，兩軍在赤壁相遇，結果曹軍敗北，只好「引次江北」，把戰艦停靠在對岸的烏林（在今湖北省洪湖市）。

　　為什麼兩軍剛一交戰，曹操就敗了呢？張作耀先生的《曹操評傳》提出了四個「直接原因」。第一，曹軍中瘟疫流行，病者甚多，減弱了戰鬥力。這也是有旁證的。《三國志．武帝紀》說：「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蔣濟傳》也說：「大軍征荊州，遇疾疫。」第二，曹軍不習水戰，站立尚且不穩，哪裡還能打仗？第三，曹操料敵不周，自以為來勢洶洶勢不可擋，沒想到會遭遇迎頭痛擊。第四，兩軍狹路相逢，又在江中，曹操人多不頂用，陸軍就更是用不上。因此張先生說，在這種特定的情況下，本來處於優勢的曹操，反倒處於劣勢了。

　　這四個原因，差不多都被周瑜和諸葛亮料到了。比方說生病，周瑜就料到了。不習水戰，周瑜和諸葛亮都說到了。另外，諸葛亮說的兩條：軍隊疲勞和人心不服，恐怕也很重要。還有一點也不能不指出，就是曹操打的是「侵略戰」，孫劉聯軍打的是「保衛戰」。兔子急了也咬人，何況是周瑜和劉備？我們看史料，孫劉聯軍這邊，鬥志是很昂揚的。我相信，當他們來到赤壁時，將士們很可能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曹操那邊呢？似乎沒有這方面的記載。兩軍相敵勇者勝。孫劉聯軍的初戰告捷，並不奇怪。

　　初戰失利後，曹操不得不停止前進，把戰船靠到北岸。這時已是寒冬，北風勁吹，船艦顛簸，曹軍中又一堆病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曹操下令將戰艦連鎖在一起，陸軍則在岸邊安營紮寨。這個做法，是曹操自己的決策，還是某個謀士的建議，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沒龐統什麼事。《三國志．龐統傳》的記載就很清楚，他沒有參與這場戰爭。

　　這情況孫劉聯軍馬上就知道了。據《三國志．周瑜傳》，這時周瑜的部將黃蓋對周瑜說：「今寇眾我寡，難以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由此可見，此戰曹操的兵力是多於孫劉聯軍的，這才有「寇眾我寡」的說法。但此時曹軍已經大面積地感染了某種嚴重的傳染病，失去戰鬥力，而且已經戰敗了一次，又犯了戰艦相連的錯誤，黃蓋才提出放火的建議。

　　周瑜然其計，於是黃蓋詐降縱火，曹軍打敗。據說那天黃蓋準備戰艦數十艘，都裝滿了柴草，又澆上了油，蒙上帷幕，插上旗幟，浩浩蕩蕩駛向北岸。曹操的部隊都跑出來伸長了脖子觀看，指指點點說黃蓋投降來了，沒想到黃蓋的船駛過來以後，竟是一齊放火。當時東南風勁吹，火勢一直蔓延到岸上。曹操的戰艦和軍營全都著火，頃刻之間「煙炎張天」。曹軍有的被燒死，有的被淹死，人仰馬翻，只好撤退。撤退之前，大約又把剩下的船也燒了，這就是《吳主傳》所謂「公燒其餘船引退」。這樣講，就都講通了。

　　曹操這次敗退十分狼狽。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山陽公載記》，曹操在船被燒了以後（該書說是劉備燒的），率領殘餘部隊「從華容道步歸」。當時道路泥濘，無法行走，天上又颳著大風，曹操就命令「羸兵」背草填路。羸，瘦弱的意思。所謂「羸兵」，就是部隊中戰鬥力較弱的那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傷病員。這些弱者剛剛把路修得勉強可行，騎兵就衝了過來，全然不顧羸兵的死活。結果，羸兵被衝過去的人馬所踐踏，陷在泥濘之中，死於非命。我不知道這些羸兵是哪一部分的，是曹操自己從北方帶來的，還是投降了的劉琮部隊；也不知道他們是原本就體弱傷殘，還是在這次戰爭中感染了疾病。但不管怎麼說，他們都是應該被救助的對象。按照人道主義原則，曹操應該讓這些羸兵先走，自己率精兵斷後。但那個時代似乎並無人道主義觀念，曹操就更沒有。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採用的就是這個說法。由此可見，赤壁之戰曹操失利，一是因為染病，二是因為被燒，這才決定撤軍。所以裴松之在《賈詡傳》的註文中說：「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也就是說，首先是因為遇到了「非典」或者「禽流感」（疾疫大興），削弱了戰鬥力（以損凌厲之鋒）。其次是因為沒想到寒冬臘月居然刮起了東南風（凱風自南），讓黃蓋火攻得手（用成焚如之勢）。曹操的兵敗，實在是運氣不好。

　　其實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曹操的失敗，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對此，張作耀先生的《曹操評傳》有很好的總結。我們知道，本來，曹操的優勢是很明顯的。第一，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不敢與之爭鋒，有政治上的優勢；第二，曹操奪得荊州，威震四海，許多人聞風喪膽，有心理上的優勢；第三，曹操南下，勢如破竹，軍心振奮，以新勝之軍戰喪膽之師，有氣勢上的優勢；第四，曹操兵力數倍於孫劉聯軍，有軍事上的優勢。張先生的書裡面說的就是這四條。那麼，曹操為什麼還是敗了呢？

　　也有幾個原因。根據張先生的分析，也參考其他學者的觀點，我認為，主要是戰略有誤。也就是說，曹操似乎沒有明確他的戰略目標是什麼，是奪取荊州，還是奪取江東？是消滅劉備，還是連孫權也一起幹掉？現在看來，似乎是後者，或兼而有之，總之是不明確。其實，曹操的胃口不該這麼大。他應該把他的戰略目標鎖定在荊州和劉備。如果是這樣，他的做法就應該是在當陽打敗劉備後，乘勝追擊，趕在劉備逃往夏口之前將其一舉殲滅，說不定連魯肅也一起俘虜了。即便不能消滅劉備，也可以把他堵在路上，隔斷他和江東的聯繫，逼他南下投奔蒼梧。那樣一來，結果就會大不一樣。

　　然後不知為什麼，曹操竟放過劉備，掉轉頭來直撲江陵。其實江陵那些軍需物資完全可以留給後續部隊去解決。劉琮已經投降了，襄陽已在手中，江陵豈非囊中之物？放劉備可是放虎歸山。不過，也還不要緊。這時，曹操也仍然可以在稍事停留後，即馬不停蹄迅速東進，急破劉備與孫劉聯軍形成之前。要知道，這事也是有一個過程的。只要孫、劉不聯盟，單單消滅一個劉備，曹操的力量是綽綽有餘的。

　　但是曹操卻在江陵停了下來，而且一停就是兩個月。當然，這時他有許多事情要做，比如安頓荊州吏民，包括任命劉琮為青州刺史，文聘為江夏太守，釋放被劉表囚禁的韓嵩，封蒯越等十五人為侯。這些工作也是要做的。但既然如此，就該接受賈詡的建議，乾脆用懷柔政策使江東臣服。可是他不。在江陵停留了不長不短的兩個月後，又匆匆東進了。在這裡，事情壞就壞在「不長不短」這四個字上。如果停留的時間短，孫、劉的聯盟就還沒形成，曹操的敵人就只有劉備一個；停留的時間長，戰爭的準備就更充分，作戰的時間也更合適。比如在來年開春以後再進軍赤壁，也許就不會有後來那麼多麻煩了。

　　曹操甚至還有第三種選擇，就是自己留在江陵，另派大將率軍進攻夏口，把夏口拿下，或者把守在夏口。我們知道，當時劉琦在夏口，手上有一萬人；關羽在江陵，手上也有一萬人。劉備兵敗當陽後，無法再去江陵，遂「斜趨漢津」（漢津是一個渡口，在今湖北省荊門境內），和前來接應的關羽會合，渡過了沔水，又遇到江夏太守劉琦，一起到了夏口。這個時候，曹操如果以那五千輕騎兵去打劉備，是有風險的。但是，派大軍（步兵和騎兵）從襄陽出發，或者從江陵出發去打，則是可能的。至少，大軍壓境於夏口，對孫權集團就是威懾。那時候，不要說張昭他們，就連孫權自己，態度恐怕都會變。

　　其實一開始曹操就應該以陸軍為主力，走陸路向東挺進，扼江兩岸，尋找合適的戰場。曹操的陸軍是久經沙場英勇善戰的，水軍卻問題多多。自己訓練的沒有戰鬥經驗，荊州投降的又離心離德。這樣的隊伍，怎麼可以做先鋒隊，又怎麼可以做主力軍？

　　就算這些都沒做，或者都錯了，曹操也還有一次機會，那就是當他的部隊在巴丘（今湖南省岳陽市）遇到疾病的時候，立即停下來，甚至退回江陵。留在巴丘，孫劉聯軍會不會迎上來，這不好講；但退回江陵，這場戰爭肯定可以避免。可以說，曹操是一錯再錯。

　　那麼，身經百戰又老謀深算的曹操為什麼會犯這麼多錯誤呢？張作耀先生的《曹操評傳》認為「根本原因就在於思想上的驕傲輕敵」，並說是史家共識。這是有道理的。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對孫劉聯盟的可能性估計不足，總認為孫權會像公孫康那樣，把劉備的人頭送來。但他沒有想到，孫權不是公孫康，此時也不是彼時。王夫之的《讀通鑑論》說，曹操之所以能夠蕩平北方，就因為諸侯自相殘殺，最後只剩下孫、劉兩家。這兩家要是再不團結，就只有死路一條。所以，孫劉聯盟，那是勢在必行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曹操之敗，在於輕敵；孫劉之勝，在於聯盟。這是最重要的原因。至於曹操沒有看出黃蓋是詐降，沒有想到冬天也會刮東南風，都是小問題了。

　　此外，曹操的失敗，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老了。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先生在《論赤壁之戰裡的周瑜、諸葛亮、張昭》一文中列了一個年齡表。他說，赤壁之戰這一年，孫權二十七歲，諸葛亮二十七歲，周瑜三十四歲，魯肅三十七歲，曹操五十四歲。因此吳晗先生說，這一仗不但是弱的打敗了強的，被攻的打敗了進攻的，哀兵打敗了驕兵，而且是「青年打敗了老將」。其實吳晗先生少算了一個人，那就是劉備，四十七歲。但即便加上劉備，孫劉聯軍這邊，統帥的平均年齡也只有三十四歲，正好是周瑜的年齡。周瑜是孫劉聯軍的總指揮。所以，赤壁之戰也可以說是周瑜打敗了曹操，三十四歲的打敗了五十四歲的。

　　不過曹操到底是曹操。雖然老了，敗了，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卻依然故我。《山陽公載記》說，曹操從華容道衝出去後，喜形於色。大家問他為什麼，曹操說，劉備確實是我的對手（劉備吾儔也），可惜動作稍微晚了一點。如果在這個地方堵住放一把火，我們只怕連骨灰都沒有了。過了一會兒，劉備當真來放火，但曹操已經走了。順便說一句，這些內容，被司馬光在編撰《資治通鑑》時刪去。再順便說一句，整個過程都沒關羽什麼事。

　　赤壁之戰是曹操南征北戰中遇到的最大挫折，但是曹操又笑了。那麼，他能笑到最後嗎？

【第三篇　三國鼎立】

第二十五回　半途而廢

赤壁之戰對於曹操是當頭一棒，從此他的勢力不再到達南方。但曹操不是一個輕易言敗的人。所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絕非自吹自擂。赤壁戰敗，只不過把他從飄飄然的驕傲情緒中拉回現實，該做的事情他還會做，而且會更加抓緊時間。那麼，赤壁之戰後，曹操做了些什麼呢？

　　赤壁之戰後，曹操在軍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馬、韓，征孫權，伐張魯。這三件事，成敗不一，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沒有把事情做到底，或者窮寇不追，或者無功而返，或者得而復失，可謂「半途而廢」。因此，我們就很想知道這是為什麼。

　　先說第一件事。

　　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曹操決定西征馬超和韓遂。這是赤壁之戰後曹操第一次大規模用兵。按理說，在經過了兩年多的整頓和積蓄後，曹操應該再次揮師南下，征討孫權和劉備，以除心腹之患，以雪赤壁之恨，為什麼要西征呢？張作耀先生的《曹操傳》講了三個原因。第一，孫劉聯盟已成氣候，一時半會瓦解不了；第二，馬超、韓遂擁兵中原，遲早必除；第三，孫權有同馬、韓聯合的傾向，只是因為周瑜病逝才沒能實施。據《三國志．周瑜傳》，周瑜提出奪蜀（劉璋）、併張（張魯）、聯馬（馬超）的建議，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十二月。弄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明白曹操為什麼會在建安十六年一開春，就準備對馬超和韓遂動手了。

　　但討伐馬超、韓遂並不容易。因為他們都是曹操表薦的朝廷命官，又並無謀反跡象。莫名其妙地驟然征討他們，師出無名，說不過去。於是曹操就使用了一個陰謀詭計。據《三國志．武帝紀》，這年三月，曹操命司隸校尉鍾繇（音「由」）西征張魯，命征西護軍夏侯淵出河東與鍾繇會師共進。我們知道，當時馬超、韓遂的主要兵力在關中，張魯的主要兵力在漢中。攻擊張魯，必經馬超、韓遂的防地。所以此令一出，反對的人很多（比如治書侍尉史衛覬、倉曹蜀高柔）。他們認為，馬超、韓遂之流，都是些胸無大志的武夫，不過苟安一時而已。張魯遠在深山，道路不通。朝廷勞師遠征，只怕張魯沒滅掉，反倒驚動了馬超、韓遂，那就麻煩了。曹操聽了這些意見，肚子裡好笑，因為他要的就是逼反馬、韓。

　　不過這事《三國志．衛覬傳》裴松之註引《魏書》另有說法。《魏書》說出這主意的人是鍾繇，原因是他認為馬超、韓遂這些人「外雖懷附，內未可信」，應該藉口討伐張魯來強迫馬超等送人質（脅取質任）。曹操讓荀彧去問衛覬，衛覬反對。但曹操認為既然是鍾繇「自典其任」，那就隨他好了。結果關西果然大叛，曹操只好親自帶兵前去平叛，死了幾萬人才平息下來，於是曹操「悔不從覬議」。

　　這當然也是一種說法。但我認為，以曹操之善用權謀，怕不會是輕信了鍾繇吧！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就認為所謂「明討張魯，暗伐馬、韓」，乃是曹操的主意，而且是「伐虢取虞」之計，目的是逼反馬超、韓遂，再發兵討伐（以速其反，然後加兵）。這個我們也就不討論了。反正鍾繇的軍隊一動，馬超、韓遂等關西十部，果然全都反了。他們合眾十萬，屯據潼關，準備和曹操拚個魚死網破。

　　這下子曹操可以名正言順地打他們了。當年七月，曹操在做了一系列戰略部署之後，以五十七歲的高齡，不辭鞍馬之勞，親臨前線。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當時有人提醒曹操，說關西兵慣用長矛，厲害得很，要注意呢！曹操卻輕鬆地說，無礙！戰爭的主動權在我不在賊。他們的長矛雖然厲害，我卻可以讓他刺殺不了，諸位就好好看吧！

　　事實上戰爭並不像曹操所說的那麼輕鬆。當年閏八月，曹操北渡黃河的時候就差一點陣亡。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曹瞞傳》和《資治通鑑》，當時曹操讓兵眾先過黃河，自己帶精兵百餘人在南岸斷後。剛要渡河，這時馬超率領步兵騎兵萬餘人殺了過來，曹操卻「猶據胡床不動」。許褚、張郃等人見事不妙，急扶曹操上船。河流湍急，船在北渡時卻向東漂流了四五里，馬超等一路追射，「矢下如雨」。將士們不知曹操在哪裡，人人恐懼。等到曹操過河相見，大家悲喜交加，涕淚縱橫。曹操卻哈哈大笑說，今天差點讓一個小賊給幹掉了。

　　不過到了九月，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曹操的軍隊全部渡過了渭水，馬超等人已毫無章法可言。據《三國志．賈詡傳》，當時馬超等人提出割地求和，並表示願意送子弟為人質。曹操徵求賈詡的意見，賈詡說可以假裝答應（偽許之）。曹操又問假裝答應後怎麼辦，賈詡說「離之而已」。曹操馬上明白了──用離間計。

　　這裡必須交代一下背景，就是馬超、韓遂這支叛軍，雖然號稱十路人馬，十萬大軍，其實不過烏合之眾。主帥之間，也離心離德。馬超是馬騰的兒子，馬騰和韓遂關係複雜。他們原本是老朋友，繼而又反目成仇。後來經曹操居中調解，把馬騰調入朝廷，馬超才又和韓遂合夥。這就有空子可鑽，有文章可做。正好，韓遂提出要和曹操見面，曹操便很好地利用了這次機會。據《三國志．武帝紀》，當時曹操和韓遂從各自軍營打馬出列，走到中間地帶，親親熱熱地談了多時（交馬語移時）。談什麼呢？據說是「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這並不奇怪。曹操和韓遂的父親是「同歲孝廉」，和韓遂則是「同時儕輩」，敘舊也很正常。而且，說到會心處，還「拊手歡笑」。等到韓遂回去後，馬超問他曹操都說了什麼時，韓遂的回答便是「無所言也」。當然「無所言也」，因為本來就沒說什麼。但馬超等人是不會相信的。這麼多時間談笑風生，眾目睽睽，怎麼會「無所言也」？

　　馬超起了疑心以後，曹操又再做文章。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以及《三國志．許褚傳》、《三國志．馬超傳》，第三天，曹操又和韓遂見了面。不過，這次有馬超在場，曹操的態度也和上次不一樣。他在現場設了「木行馬」，作為屏障，又讓許褚橫刀立馬跟在後面，明顯表示出對馬超的不信任。事實證明曹操的警惕是對的，因為馬超在這次見面時確有襲擊曹操的意圖，只是因為害怕許褚才不敢動手。

　　這次見面還有一件可圈可點之事。當曹操從從容容地來到陣前時，韓遂、馬超的屬將都在馬上向曹操拱手行禮。戰士們則爭前恐後來看曹操，擠成一團。曹操便笑著說，大家是想看曹操吧？告訴你們，他也是個普通人，並沒有四隻眼睛兩個嘴巴，只不過多了點智慧就是。韓遂、馬超的部下聽曹操這麼說，前前後後一看，才發現曹操已「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陳（陣），精光耀日」，一個個嚇得膽戰心驚。鬥志既喪，戰鬥力就打折扣了。

　　有了這些鋪墊，曹操就又使了一計。他給韓遂寫了一封信，故意圈圈點點，好像是韓遂改過的。曹操這封信是什麼內容，我們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麼幾點：一，曹操料定馬超必看；二，內容必定閃爍其詞，歧義甚多；三，一看就像是收信人改過的。結果，馬超果然看到了，而且果然起疑，不再相信韓遂。

　　我們知道，聯軍作戰，最怕的就是主帥不和。韓遂、馬超互相猜忌，軍心不穩，這個仗就打不贏了。曹操抓住時機，一仗就打得韓遂、馬超敗走涼州。勝利之後，曹操留夏侯淵守長安，自己則於次年即建安十七年（公元二一二年）回到了鄴城。後來，韓遂在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也就是曹操征張魯的那一年，被西平、金城諸將所殺；馬超則於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也就是劉備攻劉璋的那一年投奔了劉備。

　　現在說第二件事──征孫權。

　　曹操破韓、馬，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解除後顧之憂。關中既平，征討孫權便提到了議事日程。備戰期間，曹操曾讓阮瑀捉刀代筆，給孫權寫了一封軟硬兼施的長信，而且開出條件：一，如果能夠「內取子布，外擊劉備」，那麼，江東之任歸你，還要加官晉爵。二，如果捨不得殺張昭，只殺劉備也行。孫權當然不吃這一套。為了抗擊曹操，早在建安十六年，也就是曹操征討韓遂、馬超的那一年，他就採納長史張紘（音「紅」）的建議，將治所從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移到了秣陵（今江蘇省南京市），並改名為建業。又採納呂蒙的建議，在濡須口（濡音「如」，濡須在今安徽省無為縣）建立了軍港。孫權態度如此，決戰在所難免。

　　於是，建安十七年（公元二一二年）十月，曹操率領大軍，號稱四十萬，征討孫權，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正月挺進濡須口。現在看來，曹操對這場戰爭的天時地利是估計不足的，因此剛一交戰就陷於被動，兩軍處於相持膠著狀態。據《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註引《吳歷》，當時孫權屢屢向曹軍挑戰，曹操卻「堅守不出」。於是孫權便親自乘了一條輕船（估計應該有一個船隊），從濡須口駛入曹軍水寨前。曹操一看，就知道是孫權來了，是孫權要親自來看看曹軍的陣勢（欲身見吾軍部隊也），便下令各軍嚴加戒備，箭弩「不得妄發」。孫權的船隊「舟船器仗軍務整肅」，在曹操前大約走了五六里路，才返回。回去的時候還轉了個圈，對著曹軍擊鼓奏樂，「鼓吹」了一番。所有這些，曹操都看在眼裡，不由得喟然歎息說：「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生兒子若豚犬耳！」

　　不過《魏略》卻另有說法，說當時孫權來看曹營的時候，乘的不是輕船，是大船。曹操也沒有說「弓弩不得妄發」，而是下令射箭。結果萬箭齊發，都射在孫權的船上，船就向一邊傾斜。於是孫權下令調頭，讓船的另一方面也受箭，使「箭均船平」，孫權也就回去了。這事後來被羅貫中移花接木，變成了赤壁之戰時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其實「草船借箭」在技術上並不可能，孫權此舉也不是「借箭」，這裡且不說它。

　　這兩件事，裴松之是並列地注在《吳主傳》的。這事不可能發生兩次，而學者多以《吳歷》所說為是。這個我們也搞不清楚。何況不管哪種說法是實，孫權的英雄氣概都躍然紙上。當然，《吳歷》所說，更有審美價值。想想看，孫權在輕船上看曹操，曹操在軍營裡看孫權，那是一種何等讓人心儀的場面。它甚至讓我們想起了卞之琳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當然，戰爭不是藝術不是詩。孫權此行如果裝飾了曹操的夢，只怕也是噩夢。

　　據《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註引《吳歷》，孫權回去後給曹操寫了一封信，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用另一張紙寫了八個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了，很是感歎了一番。的確，春雨綿綿，洪水將至，很不利於北方將士作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也是實話。曹操點點頭，對諸將說：「孫權不欺孤！」於是下令撤軍，於是當年四月回到鄴城。當然，後來曹操和孫權還有過幾次戰爭，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現在先說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伐張魯，就比較簡單了。

　　曹操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三月率兵征討張魯的。這年曹操已六十一歲，卻還是親自出征，奔赴疆場。七月，曹軍來到陽平關（今陝西省勉縣西）。張魯聽說，準備投降，但他的弟弟張衛不同意，結果就打了一仗。這一仗打得很有戲劇性。據說，當時曹操發現陽平關並不像線人報告的那樣好打，就下令撤軍，撤走後又殺了個回馬槍，打得張衛落花流水，張魯也跑到巴中去了。這事史料記載諸說不一。《三國志．武帝紀》說殺回馬槍是曹操的密令，《劉曄傳》說是劉曄的建議，《張魯傳》裴松之註引《魏名臣奏》和《世語》則說是事出偶然。《魏名臣奏》載董昭的表文說，當時本欲撤軍，但前頭的部隊迷了路，誤入張衛軍營。張衛軍以為是曹軍夜襲，嚇得一哄而散。曹操得到消息，就因勢利導，下令將撤退改為進攻。《世語》則說撞入張衛軍營的不是曹軍，而是數千頭麋鹿。曹操的部將高祚等人又鳴鼓吹號集合部隊。張衛以為大軍來了，一害怕，就投降了。總之，曹操征張魯，初期十分艱難，告捷卻非常迅速。所以王粲賦詩歌頌說：「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但我認為，曹操這次得勝，與其說是因為他「神且武」，不如說是因為張魯集團已經沒有了鬥志。

　　張魯集團一戰即潰，張魯本人也於當年十一月投降，並受到曹操的優待。張魯投降，漢中就是曹操的了。漢中是益州的咽喉和門戶。拿下了漢中，就可以對蜀郡下手。所以，剛剛拿下蜀郡、正在為爭奪荊州而戰的劉備非常緊張，成都方面也十分恐慌。據《三國志．劉曄傳》裴松之註引《傅子》，當時「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準確地說是劉備留在成都的守將）不停地殺人也不能安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在這種情況下，乘勝前進，乘勢入蜀，蕩平益州，消滅劉備，應該說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

　　曹操的兩位主簿（參與機要的高級幕僚）劉曄和司馬懿，便都提出了這個建議，而且力舉事實。他們的建議，分別記載在《三國志．劉曄傳》和《晉書．宣帝紀》。劉曄說，明公拿下漢中後，蜀人聞風喪膽。只要一鼓作氣推向前進，蜀郡就可「傳檄而定」。現在，蜀郡在劉備的手裡。劉備這人是個英雄，可惜反應稍微慢了一點，得蜀又不久，威望還不高。以明公之神武，我軍之氣盛，此時入蜀，則「無不克也」。如果錯過這個時期，讓劉備喘過氣來，那就麻煩了。為什麼呢？因為劉備文有諸葛亮為相，明於治國；武有關羽、張飛為將，勇冠三軍。諸葛亮能安定蜀民，關羽、張飛能據守險要。國險而民附，搞不掂了！

　　司馬懿也認為這是一個大好時機，因為這時劉備和孫權兩家，正在為爭奪荊州而陳兵相向。這就為曹操留下了乘隙而入的好機會。所以司馬懿說，劉備靠著巧取豪奪滅了劉璋，蜀人還沒有歸順又去攻江陵，這個機會不容錯過。他說：「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也就是說，時機不到，條件不成熟，你不能硬來。時機到了，條件成熟了，也不能坐失良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機遇是不會兩次惠顧同一個人的。

　　這些話都很有道理，但曹操沒有採納。據《晉書．宣帝紀》，曹操只是十分感慨地說了一句話：「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

　　這是反用典故，原話是漢光武帝劉秀對大將岑彭說的。據《後漢書．岑彭傳》，建武八年（公元三十二年），岑彭跟隨劉秀破天水，圍西城，勝利在望。不久，劉秀東歸，致書岑彭說：「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岑彭理解了劉秀的意圖，平隴之後即入蜀，滅了公劉述。顯然，劉秀的意識是：人，總是不知足的，得了隴，就肯定望蜀。曹操的意思卻是反過來：人，不能不知足，得了隴，就不要再望蜀了吧！

　　曹操一撤退，劉備就牛了起來。本來，劉備是很緊張的。據《三國志．先主傳》，當劉備聽說「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後，便立即與孫權講和，兩家平分了荊州（這事我們後面還要講到），又立即派大將黃權帶兵去接張魯，可惜晚了一步，張魯已投降。但是，曹操的撤軍決策卻給了劉備可乘之機，劉備集團對漢中重要性的認識也不斷提高。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末，劉備派張飛、馬超等人屯兵下辯（今甘肅省成縣西），次年親率諸將進軍，開始了對漢中的大規模軍事行動。

　　力主進軍奪取漢中的，是劉備的二號謀臣法正。為什麼說法正是二號謀臣？根據在《三國志．先主傳》。傳云：建安十九年，劉備得蜀，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看來，這時總理軍政要務的是諸葛亮，南征北戰的重要是關羽、張飛、馬超，出謀劃策的主要是法正。

　　據《三國志．法正傳》，曹操撤退以後，法正就去找劉備，說「此蓋天以於我，時不可失也」。結果「先主善其策」，親征漢中，法正隨行，諸葛亮留守成都。劉備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也是當然的。我們知道，劉備這輩子只怕一個人，那就是曹操。曹操的部將他是不怕的。何況鎮守漢中的夏侯淵，還是個有勇有謀不會用兵的「白地將軍」（沒能耐的將令）。而且劉備也很清楚，只有拿下漢中，形勢才會根本扭轉，他也才能真正和曹操、孫權三分天下。這個仗，他是非打不可的。

　　但是戰爭一開始並不順利，劉備在陽平關遭遇了曹操諸將的頑強抵抗。於是劉備發現，即使曹操不在，他的部隊也不好對付，便急忙給時為軍師將軍的諸葛亮寫信，讓他儘快發兵增援。然而不知為什麼，可能是因為入蜀不久，或者因為做事謹慎，諸葛亮有些遲疑。據《三國志．楊洪傳》，劉備「急書發兵」。諸葛亮便拿著信去問蜀臣楊洪。楊洪說，漢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關鍵。如果沒了漢中，也就沒有蜀了（若無漢中則無蜀矣）。失去漢中是家門口的禍事呀（此家門之禍也）！這個時候，男人就該上戰場（男子當戰），女人就該搞後勤（女子當運）。軍師你趕快發兵吧，還猶豫什麼呢（發兵何疑）？

　　楊洪這話說到了根本──「若無漢中則無蜀矣」。這也正是曹、劉雙方的不同之處：曹操可以得隴不復得蜀，劉備卻是不得隴則不能保蜀。一個志在必得，一個能守則守，戰爭的勝敗幾乎一開始就定下來了。事實上，在這兩年當中，劉備一方一直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而且還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正月，在定軍山斬殺了曹軍主帥夏侯淵。因此，等到當年三月曹操本人再次親臨漢中時，局勢已無法挽回。曹操審時度勢，一聲長歎，出夜間口令為「雞肋」，然後大步後退，撤回長安，漢中從此姓劉，劉備也在當年七月自稱漢中王。當然，曹操不會將整個天下拱手相讓。善於用兵的他，把防線建在了漢中與關中之間的交通要衝，同時也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的陳倉。這個決策有效地遏制了劉備前進的勢頭。劉備、諸葛亮終其一生，也沒能越過這條防線。

　　曹操得隴復不望蜀的結果，是連已經得到的隴右也不能保全。他永遠地失去了謀蜀的可能，一統天下的理想從此徹底化為烏有。因此，我們就很想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

　　法正的說法也許有道理。當初，法正勸劉備攻擊漢中的時候，開頭第一句話就說到了這個問題。法正說，曹操一舉而降服張魯，平定漢中，不乘勝前進一鼓作氣拿下巴、蜀，反倒匆匆忙忙退了回去，這不是他考慮不周，兵力不足（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一定是他內部出了問題，是他感覺到了威脅。

　　那麼，事情是這樣的嗎？如果是這樣，曹操又怎麼應對呢？

　　請看下回：得寸進尺。

第二十六回　得寸進尺

赤壁之戰後，曹操又進行了三次戰爭，即破馬、韓，征孫權，伐張魯。三次戰爭，時間都不超過一年。曹操甚至寧肯半途而廢，也要返回鄴城。那麼，曹操為什麼要這樣做？他每次都匆匆忙忙地趕了回去，究竟是要做什麼？是什麼事情他一直在牽掛著呢？

　　上一回我們講到，法正指出，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繼續前進拿下巴、蜀，反倒「身遽北還」，一定是因為「內有憂逼」。這是有道理的。曹操的大後方，一直不太穩定，這是他和孫權、劉備不同的地方。孫權的情況最好。他那個東吳政權，基本上都是自己人。不是孫堅、孫策留下的老臣，如程普、黃蓋、張昭、周瑜，就是他自己網羅、發現、提拔、培養的，如魯肅、甘寧、呂蒙、陸遜。劉備的情況複雜一點。他得到益州以後，蜀漢政權由三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他從荊州帶來的，包括諸葛亮，也包括和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關羽、張飛，無妨稱之為「荊州集團」。一部分是劉焉入川時帶去的，無妨稱之為「東州集團」還有一個部分是當地的，無妨稱之為「益州集團」。這三個集團之間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是後來蜀漢政權滅亡的原因之一。不過，劉備入蜀之前，並無此矛盾。入蜀之後，也沒有尖銳到劉備鎮不住的程度。

　　曹操就不一樣了。曹操不像劉備、孫權那樣自立門戶，而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挾天子而令諸侯」。這樣一來，他的「大後方」，也往往同時是他的「大前方」，因為朝廷裡並不都是他的人。相反，蔑視、嫉妒、反感、仇恨，打他的主意，看他笑話的，大有人在。赤壁之戰前，曹操所向披靡，戰果輝煌，反對派一般不敢公開非議。而且，赤壁之戰前，曹操對朝廷、對百官的態度可能還相對比較謙和，野心也不那麼明顯，一些心存漢室的人對他還保有希望，也表示支持。赤壁之戰後就不同了。曹操的功勞沒有以前多，野心倒比以前大。這就引起不滿。朝廷內部，一方面，正如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時所云，有人想借赤壁之敗扳倒曹操，趁機取而代之（操以赤壁之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欲因其敗而圖之）；另一方面，也開始有人對曹操是忠是奸產生警惕和懷疑。這些人以前不多，或者不公開，赤壁之戰後就多起來了，甚至此起彼伏前赴後繼。

　　對此，曹操心裡非常清楚。因此，他在赤壁之戰後，征討馬超、韓遂前，也就是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年）十二月，發佈了一道教令，即《讓縣自明本志令》，也叫《述志令》，我們在第二集《奸雄之謎》已經講過。這事的起因，是漢獻帝給曹操增加了封地。我們知道，曹操把漢獻帝迎奉到許縣後，就被封為武平侯。武平是一個大縣，食一萬戶。所以，武平侯是縣侯，也是萬戶侯。這個等級已經很高了，比他的祖父和父親高了兩級。曹騰和曹嵩的封爵是亭侯（費亭侯），亭侯之上是鄉侯，鄉侯之上才是縣侯。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袁術、袁紹、呂布、劉表他們都還在，曹操便已是縣侯，地位是很高的。

　　十五年光陰過去，此刻的曹操，已不是一個萬戶侯就可以滿足的了。但是，縣侯已是最高規格，再封就是公爵和王爵。這是不可以的，至少暫時不行。於是，傀儡皇帝就給曹操增加封地，增封陽夏（音「甲」，今河南省大康縣）、柘（音「蔗」，今河南省柘城縣），苦（音「戶」，今河南省鹿邑縣東）三縣二萬戶。曹操發佈《讓縣自明本志令》，就是要辭讓增封的這三縣二萬戶。

　　這是曹操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也是他沽名釣譽的慣用伎倆。事情很簡單，如果不是演戲，做秀，那就該真讓。然而實際上怎麼樣呢？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增封曹操的三縣二萬戶倒是收回了，他的三個兒子卻在幾天後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據封范陽侯，曹豹封饒陽侯，均食邑五千戶。平原在青州平原郡，范陽在幽州涿郡，饒陽在冀州安平縣。表面上看，曹操少了五千戶，換來的卻是三個縣侯，而且一個州一個，封地都是戰略要衝，你說曹操是賠了還是賺了？

　　再說了，曹操的目的如果真是讓封，或者只是讓封，那就應該給皇帝上表章。然而曹操的做法卻是給群臣下教令。這是臨下，不是奏上。很顯然，曹操是要借個由頭把自己想說該說的話說出來，就像現在的公眾人物製造一個事件，以便開新聞發佈會一樣。這一點，曹操倒不避諱。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得很清楚，發佈這個教令，就是要讓朝廷內朝廷外的反對派都沒有話說（欲人言盡）。這就是大實話了。此外，令中所言，比如絕不讓位絕不讓權等等，也都是真話。所以，也不能說他全是演戲做秀。有些學者因為曹操讓縣並非本志，就說他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也不是真話，這就未免書呆子氣了。要知道曹操原本就是借雞下蛋借殼上市，你管他讓縣是真是假呢！實際上，曹操讓縣是假的，讓縣時說的話是真的，或基本上是真的，大部分是真的。假戲真做，真戲假做，半真半假，以假亂真，這就是曹操高明的地方。

　　那麼，曹操把別人的嘴巴都堵起來了嗎？沒有，也堵不住。事實上，《讓縣自明本志令》發佈以後，反對的聲音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小了，而是大了。這些「謗議」讓曹操清醒地意識到，輿論固然重要，權力就更重要；筆桿子固然重要，槍桿子就更重要；與其堵住天下人的嘴巴，不如捏住天下人的腦袋。因此，曹操在利用甚至在創造機會來大造輿論的同時，加緊了對權力的攫取和控制。

　　要攫取和控制權力，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權力，就不能長時間地離開政治中心。所以，上一回說到的三次出征，曹操用的時間都不長，甚至不惜無功而返，半途而廢。西征馬超、韓遂，是建安十六年七月出兵，次年正月回到鄴城，前後不超過七個月；南征孫權，是建安十七年十月出兵，次年四月回到鄴城，前後也不超過七個月；征張魯的時間長一點，建安二十年三月出兵，次年二月回到鄴城，也不超過一年。

　　曹操匆匆忙忙趕回鄴城，並不是為了陪老婆孩子。戰場上沒得到的東西，他要在官場上撈回來。西征馬超、韓遂歸來，他得到的是「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南征孫權歸來，他得到的是封魏公，加九錫，建社稷；征張魯歸來，他得到的都是「進公爵為魏王」。所謂「贊拜不名」，就是朝見天子的時候，司儀官只報他的官銜，不呼他的名字。所謂「入朝不趨」，就是朝見天子的時候，用不著小步快走表示恭敬。所謂「劍履上殿」，就是朝見天子的時候，可以佩戴兵器穿著鞋子。所謂「如蕭何故事」，就是享受當年劉邦給蕭何的待遇。封魏公，晉魏王，就是從侯爵升為公爵，又由公爵升為王爵了。這三件事，第一件是在建安十七年，第二件是在建安十八年，第三件是在建安二十一年。中間，建安十九年時，還有一個「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真可謂年年都有新套套，一步一個新台階。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曹操的政治待遇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四月，皇帝批准他「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十月，享受「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警蹕（音「必」），是天子出入的專稱。出稱警，入稱蹕。冕十二旒，是天子的服飾。東漢制度，皇帝十二旒，白玉；三公諸侯七旒，青玉；卿大夫五旒，黑玉。金根車是皇帝的專車，駕六馬也是皇帝的待遇，諸侯只能四匹。五時副車是和金根車配套的，按東西南北中塗成青白紅黑黃五色，也是皇帝專用的。天子旌旗就更不用說了。曹操獲得這些待遇以後，在禮儀上和皇帝已經沒有什麼兩樣。再加上他大權獨攬，已是沒有皇帝稱號的皇帝，而且比那個傀儡皇帝更像皇帝。

　　這個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曹操要代漢自立了，而實際情況是曹操終其一生都沒有邁出這一步。那麼，曹操為什麼不稱帝呢？

　　對此，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比較通行的說法，是曹操雖有此念，但他審時度勢，最終還是決定知難而退，適可而止，把代漢自立的任務留給了他的兒子，證據則在《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略》和《魏氏春秋》。據兩書，曹操成為沒有皇帝名號的皇帝後，代漢自立的呼聲就開始高漲起來。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以陳群、桓階、夏侯惇為代表的一些人積極勸進。陳群、桓階認為，漢朝早已名存實亡，天底下一尺土地一個子民都不屬於漢（尺土一民，皆非漢有），只剩下一個虛名（唯有名號），取而代之有什麼不可以？夏侯惇則說，什麼是萬民之主？就是能夠為民除害眾望所歸的人。從古至今，都是這樣。殿下就是這樣的人，應該盡快「應天順民」，有什麼猶豫的？曹操的回答是：孔子說過，施行的是政事，就是從政（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如果天命確實眷顧我，我就做周文王好了（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亦），眾所周知，周文王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卻仍然服事殷商的。取代殷商的是他的兒子周武王。所以學術界一般都認為，曹操這話的意思是要曹丕去做他想做的事。果然，曹操去世才幾個月，曹丕就逼漢禪位了。

　　然而呂思勉先生不同意。呂先生的《三國史話》中有一節《替魏武帝辯誣》，全盤否定曹操代漢自立的說法，認為曹操根本就沒有這個念頭。他說，曹操自比周文王，「正見得他不肯篡漢」。至於學術界普遍認為這話的意思是暗示曹丕來做，呂先生的評論是「豈非夢囈」。我對呂思勉先生是十分敬佩的，先前曾多次引用先生的話以為論據。但實在地講，這段話我真沒看懂。周文王的兒子不就是周武王麼？周武王不是把殷商王朝滅了麼？怎麼曹操的自比周文，就只不過是想做齊桓、晉文呢？

　　那麼，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曹操的內心深處其實很矛盾。要說曹操從來就沒想過要代漢自立，怕不是事實。說曹操沒有這個資格和條件，就更不是事實。但他終其一生確實沒有這樣做，確是事實。原因何在呢？有障礙。張作耀先生的《曹操評傳》總結了四條，我歸納為十二個字：不吉利，想報恩，難改口，不合算。具體說就是：一，曹操年輕的時候說過「廢立之時，天下之至不祥也」的話。這個觀念，晚年時可能還有。二，曹操世受漢恩，報答之心是有的。三，曹操一直信誓旦旦，絕無篡漢之意，總不能自食其言。四，劉備和孫權一直把曹操看作對手和榜樣，一方面罵他漢賊，另一方面又巴不得他早點稱帝。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略》，孫權甚至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上表稱臣，說天命就在曹操這裡。對此，曹操的頭腦倒是很清醒。他明白，只要自己稱帝，劉備、孫權他們馬上就會跟著來，「篡漢」的罪名卻得由他曹某來背。他不可上這個當。再說了，曹操現在雖然不是皇帝，卻是「中央」，劉備、孫權也只是「地方」。如果三個人都稱帝，劉備、孫權他們就不是「地方」，而是「對方」了。這可不划算。所以，曹操拿著孫權的信對大家說，這小子是要把老夫擱在爐子上烤哇（是兒欲踞吾著爐上火邪）！這才有「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的說法。也就是說，是否代漢自立，另創大魏王朝，聽天由命吧！但是，封公、建國、稱王這些事，該做還得做，而且一往無前。

　　這當中最重要的是封魏公，加九錫，建社稷，因為它是一個轉折點。封公和封侯有什麼不同呢？表面上看，不過是爵位高了一等，從侯爵晉升為公爵，然而實際上卻有質的區別。封侯，不過得到了一片土地，一個食邑，甚至只是榮譽和面子（比如關內侯）；封公，就可以建立社稷和宗廟了。社稷，就是社神和稷神，亦即土神和穀神。《白虎通．社稷》說：「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擁有了土地和五穀，也就擁有了統治權。所以，在中國古代，國家的統治者一定要立社以祭土神，立稷以祭穀神。它們也叫「社稷」，即社壇和稷壇。宗廟則是祭祀列祖列宗的地方。中國古代的國家元首（天子或諸侯，皇帝或國君）都是世襲的。建立宗廟，就表示某個公族、王族或皇族的統治由來有自，而且萬代千秋。

　　宗廟和社稷分別建在宮殿前方的左右兩邊。左邊是宗廟，右邊是社稷，叫「左祖右社」。在中國古代，這是只有獨立主權國家的元首才能享受的待遇。它們也同時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獨立主權。所以，在中國古代的兼併戰爭中，如果要消滅一個國家，那麼，在攻入這個國家的首都以後，一定要毀滅它的宗廟和社稷，叫「毀廟滅國」。相反，如果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則一定會同時把宗廟和社稷建立起來，叫「建廟立國」。在西漢初年，只有諸侯王才能這樣做，侯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說，封侯是賜爵，封公是建國。曹操被封為魏公，而且明文規定「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就意味著他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魏郡建立一個獨立公國。

　　這在當時是一件驚天動地非同小可的事，事先一定做了大量的準備，其間也頗有些周折。據《三國志．董昭傳》，提出這個建議的是董昭。董昭這個人，我們在《深謀遠慮》那一集講過。他的事蹟雖然不算太多，卻總是出現在關鍵時刻。建安元年，曹操到洛陽見皇帝，又把天子迎奉到許縣，把許縣變成大漢王朝的陪都，就是董昭幫的大忙。這一次曹操冊封魏公，後來又晉爵魏王，也都是董昭的倡議（皆昭所創）。

　　董昭的這個建議是他自己想到的，還是曹操授意的？不知道，也不重要。再說這事也用不著多少創造性，只要像上一回一樣，「如某某故事」就行。因此依我看，很可能是董昭看透了曹操的心思，投其所好。實際上曹操恐怕早就想幹這事了。此前，他做了三項準備工作。第一是擴地。建安十七年（公元二一二年），曹操獲得「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的待遇，同時還得到了十五座城池，地盤就由原來的十五座城池變成了三十座城池，翻了一倍。第二是併州，在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正月將原來的十四個州變成九個，并州和幽州兩個州，司州的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四個郡，都劃歸曹操當州牧的冀州。第三件事也在同時進行，那就是造輿論。這是曹操當然不便親自出面，而且也用不著，自然有人幫他做，比如董昭。董昭至少在建安十七年（公元二一二年）中，也就是曹操「如蕭何故事」之後，十月南征孫權之前，就開始遊說了。據《三國志．董昭傳》裴松之註引《獻帝春秋》，還有《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書》，當時董昭找了曹操，找了荀彧，還在朝廷上到處找人說，終於形成議案，而且得到天子的批准。

　　於是，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五月，傀儡皇帝派御史大夫郗慮（郗音「癡」）持節冊命曹操為魏公，措詞冠冕堂皇，條件也非常優厚。成為魏公的曹操不但照樣擔任丞相，而且仍然兼領冀州牧一職。新建立的魏國的制度，則「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

　　這正是曹操要的東西。因為他的實權實惠一點都沒少，地位卻高了許多，名譽也得不少。曹操的主張，是「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但如果名利雙收，實權不小，實惠不少，那又為什麼不呢？何況「魏公」這個頭銜也不是虛名，也是意味著實惠的。所以，這時曹操心裡肯定高興，卻還是要做謙讓狀，先後讓了三次。於是，以中軍師荀攸為首，包括鍾繇、毛玠、程昱、賈詡、董昭等三十多人聯名上書勸進。曹操說，封公爵，加九錫（九種特殊賞賜），這是周公才能享受的待遇呀！我怎麼敢當呢？這些人說，敢當，敢當！明公的功勞比周公大多了。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沒有比明公功勞更大的。曹操還是要讓，只接受封地，不接受爵位。這些人又說，明公這樣，就是既不尊重皇上，又不給我們面子了（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話說到這個份上，從此才扭扭捏捏地當上了魏公。

　　現在看來，曹操這戲演得真是噁心，讓人看了很是不爽，也不符合曹操的性格。但沒有辦法，因為這是規矩，是慣例，也是非走不可的程序。如果不裝模作樣讓一讓，他就會被罵作「厚顏無恥」。更何況，曹操還必須應對輿論的壓力。他的封公建國，畢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當時並非一片贊成。這不能不讓他多加小心，甚至演戲做秀。

　　事實上，反對派大有人在。而且，有一個曹操最信任、最看重的人，也表示反對。這個人在過去的歲月裡，一直在關鍵時刻支持和幫助著曹操，這回卻唱起了反調。這就讓曹操意想不到和倍感傷心。那麼，這個人是誰呢？

　　是荀彧。

　　荀彧在曹操的陣營中，絕對是一等一的重量級人物。曹操是把他當作張良來看待的。他二十九歲投奔曹操時，曹操就說「吾之子房也」。在後來的歲月裡，荀彧不負厚望，為曹操出謀劃策，甚至出生入死。據《三國志》之《武帝紀》、《程昱傳》、和《荀彧傳》，興平元年（公元一九四年）夏，身為代理兗州牧的曹操率軍傾巢而出征陶謙，留荀彧和程昱守鄄城（鄄音「絹」，鄄城在今山東省鄄城縣北）。這時，曹操的老朋友張邈和陳宮突然翻臉，聯合呂布來打兗州。兗州境內，處處舉起了降旗。沒投降的，只有鄄城、范縣（今河南省范縣）和東阿（今山東省陽谷縣）。這三座城再保不住，曹操就變成喪家之犬了。荀彧就和程昱商量，兩人分頭行事。程昱先穩定了范縣，然後和棗祗（音「之」）一起固守東阿。荀彧則急調東郡太守夏侯惇前來同守鄄城。夏侯惇到了鄄城以後，一個晚上「誅謀叛者數十人」，局勢才算穩定下來。這時，豫州刺史郭貢帶了數萬人來到城下，要見荀彧。夏侯惇說，見不得！閣下是一州之鎮守，一去，必有生命危險。荀彧說，無礙！郭貢和張邈一夥平時並無勾結。如今匆匆忙忙趕來，顯然還沒有拿定主意，正好可以去勸說一下。即使不能把他爭取過來，也可以讓他守中立。如果不去見他，他覺得我們不信任，反倒會惱羞成怒。於是荀彧隻身一人去見郭貢。郭貢見荀彧毫無怯色，知道鄄城不容易攻下，便撤了回去，鄄城也得以保全。荀彧此舉，實在可以和傳說中關羽的「單刀赴會」相媲美。

　　實際上，在曹操進行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每一個關鍵時刻，我們幾乎總能看到荀彧的重要作用。初起兵時，董卓威陵天下，曹操信心不足，是荀彧告訴他董卓「必以亂終，無能為也」，事在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發展時期，諸侯割據中原，曹操舉棋不定，是荀彧指點迷津，幫他做出戰略規劃，事在興平元年（公元一九四年）；曹操欲迎天子，諸將眾說紛紜，是荀彧為他制定政治上的三大綱領，支持他「奉天子以令不臣」，事在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欲戰袁紹，痛感力不從心，是荀彧為他分析必能勝利的四大原因，激勵了他的鬥志，是在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甚至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南征劉表時，為曹操策劃戰略方案的，也還是荀彧。

　　然而，正當曹操興致勃勃準備封公建國的時候，荀彧卻潑了一瓢冷水。荀彧對前來秘密徵求意見的董昭說，曹公興義兵，除暴亂，平天下，原本為的是匡扶朝廷，安定國家（匡朝寧國）。他秉持的是忠誠（秉忠貞之誠），堅守的是謙讓（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呀！你們如果真愛曹公，就應該幫助他保持晚節。即使不能功成身退，至少也別得寸進尺，「如蕭何故事」以後又「如周公故事」。所以這事怕不合適（不宜如此）！

　　這就奇怪！荀彧不是曹操的「張良」嗎？他怎麼會唱反調呢？荀彧唱了反調以後，結果又如何呢？

　　請看下回：進退失據。

第二十七回　進退失據

正當曹操在政治上步步為營一路逼進時，他最親密的戰友荀彧卻唱起了反調，並且神秘地去世。這事在當時鬧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正史的記載又含糊其辭，諱莫如深。那麼，在這一事件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呢？荀彧為什麼會和曹操決裂？與此相關的曹操封公建國，又意味著什麼呢？

　　上一回我們講到，董昭等人在朝廷中大造輿論，主張曹操進爵國公時，曾經私下裡徵求荀彧的意見，結果碰了釘子。其實，董昭他們這樣做，意思很明顯，就是不但希望荀彧支持，而且希望荀彧挑頭來做這件事情。因為荀彧出生東漢名門，名氣和影響都大。而且，從建安元年曹操迎奉天子到許縣以後，荀彧就一直擔任尚書令一職（先代理，後實任），而且「常居中持重」。尚書令，就是宮廷秘書長。東漢政歸尚書，尚書令就成為總攬朝政的首腦人物，相當於不是丞相的丞相。當然，漢獻帝那個朝廷，是被曹操架空了的。曹操本人，也在建安十三年恢復丞相職位後親任其職，所以不能說荀彧就是「不是丞相的丞相」。不過，曹操是經常要外出行軍打仗的。即使回師，也住在鄴城，不在許縣。朝廷裡的日常事務，就交給荀彧了，由荀彧幫他看住朝廷，看住皇帝。所謂「居中持重」，就是這個意思（居中，就是在朝廷做官；持重，就是承擔重任）。

　　荀彧不但幫曹操看家護院，而且幫曹操出謀劃策。曹操在外面打仗，有了問題，總要寫信回去問荀彧，荀彧也總能給予協助和支持，想出辦法，做出決定。起到的作用，和隨軍的郭嘉、賈詡一樣。也就是說，荀彧對於曹操，是蕭何兼張良。由這樣一個人領銜提出封公建國的議案，較之董昭，分量顯然要重得多，身分也合適得多。

　　但是荀彧反對。儘管從「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的語氣上看，荀彧這話是對董昭等人說的。但以他之聰明睿智，不會不知道封公建國這事，表面上是董昭的建議，實際上是曹操的心意。董昭等人的「密以諮彧」，也實際上是代表曹操來打探，所以他這話其實是說給曹操聽的。但為了留有餘地，他裝作不知道這是曹操的意思，希望曹操聽了這話以後能就坡下驢，阻止董昭他們的行動。然而曹操早就鐵了心，哪裡肯聽？結果不但深感失望，而且大為光火，《荀彧傳》的說法是「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曹操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正好這時要南征孫權，曹操就上表朝廷，要荀彧到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勞軍，乘機把荀彧扣在軍中，以侍中兼光祿大夫的身分「參丞相軍事」，實際上是免掉了他尚書令的職務。荀彧隨軍來到壽春（今安徽省壽縣）就病倒了。不久，神秘地去世，享年五十。

　　荀彧的死，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憂鬱而死，一種是被迫自殺。前一種見於《三國志》荀彧本傳，說法是「以憂薨」（音「轟」）。後一種見於荀彧本傳裴松之註引《魏氏春秋》，說是曹操送給荀彧一個食盒，荀彧打開一看，裡面是空的，於是服毒自殺。這事當時就鬧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荀彧本傳裴松之註引《獻帝春秋》說，荀彧死後，有人從壽春逃出去報告孫權，說曹操要荀彧謀殺伏皇后，荀彧不肯，就自殺了。

　　這當然是謠言。但我們也很想知道，荀彧到底是怎麼死的？他和曹操為什麼最後會鬧到這個地步？在史家諱莫如深的故事背後，又究竟隱藏著什麼？

　　先說《獻帝春秋》的故事。這故事說，建安五年（公元二○○年），車騎將軍董承因「衣帶詔」一案被殺，伏皇后便給她的父親屯騎校尉伏完寫信，說曹操殺了董承，皇上十分怨恨。伏完收到這封信，就拿給荀彧看。荀彧看了很反感，卻又一直不說。後來這封信落到了曹操手裡──據說是伏完的小舅子樊普密封了交給曹操的，荀彧就緊張了，從許縣跑到鄴城，向曹操提出嫁女兒給皇帝的建議。曹操說，宮中有皇后呀！小女怎麼能夠配皇上？再說了，曹某位居丞相，靠的是戰功，難道還要靠裙帶關係嗎？荀彧說，伏皇后沒有兒子，又本性凶殘，內心邪惡。她在給伏完的信中惡毒攻擊丞相，話說得很難聽，可以因此廢了她！曹操說，有這事嗎？足下怎麼不早說？荀彧假裝大吃一驚的樣子說，早就說過了呀！曹操說，這麼大的事，我還會忘記？荀彧又假裝大吃一驚的樣子說，真的沒說過嗎？啊，啊，想起來了！當時明公不是在官渡和袁紹作戰嗎？荀彧擔心增加明公的後顧之憂，就沒有講。曹操又問，官渡之戰後怎麼不講？荀彧沒有話說，只好連連認錯謝罪。結果「太祖以此恨彧」。

　　這故事一看就是假的。裴松之就說「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況是荀彧？再說了，董承「衣帶詔」一案是在建安五年正月，伏皇后被殺則在建安十九年十一月。兩件事間隔將近十五年，一封信怎麼可能瞞那麼久？荀彧去世於建安十七年底，他什麼時候去和曹操說這件事？至少也在該年十月曹操南征孫權之前。那麼，曹操又為什麼要過兩年才殺伏皇后？其實，不但荀彧這故事是假，就連董承「衣帶詔」案和伏皇后書信案，都很可疑。「衣帶詔」一案的可疑，我在《青梅煮酒》一集已經講過；伏皇后一案的可疑，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也有分析。為了說清楚道理，我們還得把這故事講一遍。

　　據《三國志．武帝紀》，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十一月，伏皇后十四年前給她父親屯騎校尉伏完寫信一案東窗事發，皇后被廢並被處死，她的兄弟也被誅殺。事情的經過，裴松之註引《曹瞞傳》有比較詳細的描述。《曹瞞傳》說，當時曹操派接替荀彧擔任尚書令的華歆（音「新」）帶兵去抓皇后，皇后關了門，躲在壁櫥裡。華歆劈開門，砸破牆壁，一把將皇后拖了出來。這時，皇帝正和御史大夫郗慮坐在一起。皇后披頭散髮光著腳走過，拉著皇帝的手說，就不能救救我麼？皇帝說，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性命什麼時候結束。又對郗慮說，郗公，天底下還有這樣的事麼？郗慮怎麼說書上沒寫，大約是形同木偶吧！

　　這故事後來被載入《後漢書．伏皇后紀》，而且常常被用來證明曹操之犯上作亂，華歆之為虎作倀，郗慮之沒心沒肺。然而呂思勉先生卻指出，「一望而知其是附會之談」。呂先生還特別告訴我們，不要以為這事後來載入了《後漢書》，就信以為真。這話是對的，《後漢書》靠不住的地方多了！何況《後漢書》之所本，又是原本就很靠不住的《曹瞞傳》！

　　當然，伏皇后被廢被殺，總是真的。不過事情的起因，卻很可疑。呂先生的意思，是這事一定另有原因。呂先生說，但凡做大事的人，總會有人說好，有人說壞，根本就不可能人人都說好。所以，做大事的人，都是把毀譽置之度外的。何況曹操又豈是在乎別人說三道四的人。如果因為別人寫了一封辱罵他的信，就要殺人，那真不知道要殺多少才夠。因此，此案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陰謀，只不過真相已不傳於世了。

　　呂先生這番話，我認為十分在理。我的看法，是這件事的背後不但另有原因，而且很可能是一個天大的陰謀，否則不會動到皇后頭上。誰都知道，皇后位居中宮，母儀天下，哪裡是可以隨便廢的？更不用說隨便殺了。就算要廢要殺，那也是皇帝的權力，豈能由丞相來代行其事？何況皇后並沒有罪，她只不過轉述了皇帝的話。皇帝說丞相的壞話，卻由丞相替皇帝來處理皇后，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有人說，這正好證明了獻帝是傀儡，曹操太猖狂。這話也似是而非。獻帝窩囊不假，曹操猖狂是實，但窗戶紙沒有捅破，面子還是維護著的。建安十九年的曹操，和皇帝的關係確實已經非常微妙，但絕沒有到公開翻臉的程度。這年三月，皇帝還剛剛給了他「位在諸侯王上」的待遇；以後，也還有用得著這個傀儡皇帝的地方，曹操怎麼會連假仁假義的樣子都不裝了？不管怎麼說，越俎代庖替皇帝廢皇后，總歸是不給皇帝面子，在別人看來也是欺人太甚。這個利害，曹操不可能不知道。

　　因此，這件事只有一種可能，就是背後有一個天大的陰謀。這個陰謀是衝著曹操來的，皇后捲入了其中，或者必須借皇后的一顆人頭才能殺一儆百。正因為陰謀太大，甚至皇帝本人也參與其中，他才忍氣吞聲，唯唯諾諾任由曹操大施暴虐。也因為陰謀太大，誰都不能公開說出來，這才胡亂找了一個小岔子來做掩飾。我甚至懷疑皇后根本就沒寫什麼信，這封信是曹操捏造的，用來陷害皇后的。反正伏完在建安十四年已經去世，死無對證。皇帝自己心虛，不敢公開證誣，只好眼睜睜看著那伏皇后變成冤魂。可憐一個弱女子，就這樣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某些臭男人的替罪羊。

　　當然，這裡使用「陰謀」一詞，是站在曹操的立場上說的。如果換一個立場，就應該說是「反抗」。也就是說，這件事的背景，很可能是那位獻皇帝一次徒勞的反抗。這才使得曹操用這種暴戾的手段來給他一個下馬威，就像當年棒殺蹇碩的叔叔一樣。殺「雞」的結果，是「猴子」從此不敢亂說亂動，直到最後乖乖地交出皇位，換得一個「獻」的諡號。順便說一句，獻，就是乖巧明白識時務的意思。

　　不過，《獻帝春秋》的說法雖然荒唐，但說荀彧不肯謀殺皇后，倒是符合他的為人。荀彧為人之正派、正直，在當時是有口皆碑的。《三國志》裴松之註引《荀彧別傳》說，荀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海內英才俊傑「莫不以為儀表」，司馬懿、鍾繇等人更是推崇備至。裴松之註引《典略》說，荀彧「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閣，不以私慾撓意」。他有一個堂兄弟，能力比較差，當然就得不到任用。於是就有人對荀彧說，閣下官居尚書令，難道就不能讓他當個議郎（調研員）麼？荀彧笑著說，議郎這樣的閒差，也不是不能安排。但是，尚書令的職責，是為朝廷選拔人才，應該選賢任能。如果像足下說的那樣做，大家會把我看成什麼人呢？

　　由此可見，以荀彧的為人，是不可能摻和到謀殺皇后這類事情的，曹操也不會讓他去做。做這種勾當，曹操那裡有的是人，怎麼會勞荀彧的大駕呢？何況他還不內行！當然，我們也不知道荀彧是否贊成曹操剷除異己，因為沒有這方面的記載，大約是不置可否吧！只不過，他可能想不到（其實就連曹操也想不到），有一天他自己竟會變成「異己」，成為曹操要剷除的對象。那麼，荀彧和曹操的關係又為什麼會破裂，他究竟是怎麼得罪了曹操呢？

　　說到底，是政見分歧。

　　荀彧其實早就和曹操有分歧了。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曹操攻克鄴城，代理了冀州牧，原來屬於袁紹的冀州姓了曹。這時，就有人建議，說應該恢復古代的九州制度，這樣冀州的地盤就大了。因為按照古代所謂「九州」的建制，并州和幽州兩個州，司州的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四個郡，就都得劃歸冀州。曹操一聽就動了心，然而荀彧反對。當然，荀彧這次反對，主要是認為這樣做對曹操不利。據《三國志》本傳，荀彧對曹操說，此前明公破袁尚，擒審配，已經是「海內震駭」。如果再把別人的地盤也劃到冀州來，勢必弄得「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一定認為明公是要一個個依次收拾他們（以次見奪），也就會拚死反抗，則「天下未易圖也」。曹操認為荀彧講得有道理，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不過，荀彧的話裡面也有話，那就是主張「修復舊京」。這個主張，曹操當時既沒有反對，也沒有採納，事實上也做不到。但是，等到曹操有條件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不但沒做，反而還在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正月實施了併州的計劃，也就是把天下十四州併成了九州。司州（司隸）被一分為三，河東、河內、馮翊、扶風歸冀州，弘農和河南歸豫州，京兆歸雍州。我們知道，司州原本是大漢王朝京都所在地，長安和洛陽都在那裡，長安在京兆，洛陽在河南。曹操把司州一分為三，就等於把「天下第一州」給拆了，大漢王朝的首都地區給滅了。這和荀彧當初的理想，相距何可以道里計！

　　當然，曹操併州的時候，荀彧已經去世了。問題在於，曹操實施併州，是在荀彧去世之後；而醞釀此事，則當在荀彧去世之前。何況，曹操的併州，是和他的封公建國聯繫在一起的。實際上，曹操是要把司州四郡和幽州、并州都納入冀州，然後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和大漢王朝分庭抗禮的獨立王國（公國）。這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它意味著曹操和獻帝之間的關係，也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此之前，曹操是東漢王朝的丞相，冀州和魏郡是東漢王朝的州郡。曹操與獻帝之間是君臣關係，冀州與朝廷之間則是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但是，曹操封公建國以後，冀州就變成了魏公國，曹操就變成了魏國公。魏國與漢朝的關係，是國家與國家的關係；魏公與獻帝的關係，則是國公與皇帝的關係。沒錯，此刻的魏公國，還不是完全獨立的國家。它是在漢王朝冊封的「邦國」，漢王朝則是它的「宗主國」。此刻的曹操，也還不是一個完全獨立主權國家的元首。在名義上，他還是東漢王朝的「臣子」，漢獻帝也還是他的「君主」。不過，誰都知道，所謂漢朝，此刻是一片土地都沒有的；所謂皇帝，此刻也是半點權威也沒有的。能夠有的，也就是一個面子，一個名分。現在如果連名分都發生了變化，這個所謂的「東漢王朝」，那就更加是「君不君，臣不臣」了。

　　這正是荀彧不願意看到的。

　　荀彧常常被人稱為曹操的「首席謀士」。從他起到的作用看，這話並無大錯。但我們必須清楚，荀彧這個人，是不能簡單地以「謀士」視之的。一般地說，所謂「謀士」，只不過為君主出謀劃策，幫助君主實現理想或目標。至於君主的理想和目標是什麼，他們是不管的。這就像律師，其任務就是幫當事人打贏官司。至於這官司該不該贏，當事人做得對不對，他們也是不管的。這是一般謀士和律師的職業道德和職業規則。也就是說，按照職業道德和遊戲規則，謀士一般都以君主的理想為理想，以君主的目標為目標，就像律師，一般都以當事人的利益為利益，以當事人的是非為是非。這並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在謀士和律師當中也有一類人，他們是有自己的理想、主張和底線的。如果當事人的主張和他們的理想相衝突，或者突破了他們的底線，他們就寧肯不接這個案子。其中，對自己要求特別高的人，還會對君主、對當事人進行選擇，比如諸葛亮就是。諸葛亮選擇劉備，除了我在《慧眼所見》一回所講諸多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劉備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張和他一致。荀彧也是這樣的人。在曹操集團中，其實只有荀彧才是真正可以和諸葛亮相提並論的人物。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張。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張，我們在《隆中對策》一回已經講過，那就是成霸業而興漢室，先三分而後一統；荀彧的政治主張，則集中體現在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準備迎奉天子時，他向曹操提出的三大綱領：尊奉天子以順從民意（奉主上以從民望），大公無私以降服豪強（秉至公以服雄傑），弘揚正義以招攬英雄（扶弘義以致英俊）。這三大綱領，分別被荀彧稱之為大順、大略、大德。因此，它們不是策略，更不是謀略，而是理想，是綱領。這個綱領的核心，就是荀彧所謂「存本之思」。什麼「本」？國本。國本在哪裡？在皇帝那裡。

　　顯然，荀彧的理想，就是輔佐一位亂世英雄，平定天下，匡扶漢室。在他看來，曹操就是這樣的英雄。因為曹操不但有這個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有這個心思。我們知道，在東漢末年董卓之亂時，是曹操首倡義兵；在關東聯軍躊躇不前時，是曹操奮勇殺敵；在袁紹、袁術、呂布、劉表這些人都不管皇帝死活時，是曹操千方百計尋找皇帝，迎奉皇帝。所以，荀彧對曹操說，這說明將軍的心無時無刻不在王室（乃心無不在王室），您的夙願是要匡復天下啊（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這不是吹牛拍馬，而是實事求是，是荀彧對曹操的真誠讚美，也是他對曹操寄予的厚望。

　　然而曹操卻讓他失望。

　　這裡面也有一個過程。在荀彧來到曹操身邊的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三十七歲的東郡太守曹操確實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愛國將領。在荀彧主張迎奉天子的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四十二歲的兗州牧曹操也還是心繫王室的一方諸侯。以後是十二年的南征北戰，征袁術，殺呂布，降張繡，滅袁紹，平定北方。這在荀彧看來，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因此鼎力玉成。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五十四歲的司空、冀州牧曹操罷三公，置丞相，自任其職，大權獨攬，荀彧也還認為合情合理，仍為他南征劉表建言獻策。甚至到建安十七年（公元二一二年）正月，五十八歲的丞相曹操，為自己弄了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的待遇，我估計荀彧也仍能接受，因為蕭何畢竟是忠於劉邦的。但是，當曹操暗示或者暗許董昭等人策劃醞釀封公建國一事時，荀彧就不能同意了。政治上極為敏感的荀彧，立即意識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他很清楚，曹魏一旦建國，天下終將不再姓劉。這就突破了荀彧的底線，因此絕對以為不可，萬萬不能贊成。

　　天下只能姓劉，不能姓曹，這在今天看來未免可笑，在當時卻是大是大非。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有一點「歷史意見」，因此我認為，曹操最終沒有代漢自立，很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曹操無法面對荀彧那雙憂鬱的眼睛。因為即便曹操對「篡漢」一事採取了不置可否的態度，荀彧也是不能同意的，更不要說當真代漢自立了。荀彧的理想，是要曹操恢復和振興大漢王朝。這個理想，現在看來顯然是沒有希望了。荀彧他死不瞑目！

　　弄清楚了這些，我認為就不必再討論荀彧究竟是憂鬱而死，還是被迫自殺了，因為結果都一樣。對於荀彧這樣一個有理想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理想的破滅更為痛苦。再說，荀彧沒有別的辦法，他總不能去投奔劉備吧？退無可退，又不能跟著曹操進，進退失據的荀彧只有「死路一條」。而且，不管是憂鬱而死，還是被迫自殺，荀彧死前都會很痛苦。我甚至忽發奇想，荀彧如果是今人，臨終前也許會對曹操唱一首歌：「千萬里，我追尋著你。可是你，卻並不在意。」是啊，荀彧今生注定要獨行，他的熱情也早已被曹操耗盡。儘管在夢裡，曹操曾經是他的唯一，現在，他卻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問：你到底好在哪裡？

　　當然，荀彧並不會問。就是問，曹操也不會答。事實上曹操和荀彧一樣，也是進退兩難。而且，曹操比荀彧更難。荀彧只是一個人，他可以選擇退出。曹操卻代表著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就算他想退，別人也不答應。更何況，他已經走火入魔，鬼迷心竅，已經把自己的靈魂賣給了魔鬼。這個魔鬼，就是不受監督、限制和制約的最高權力。為了攫取、掌握和永遠保有這個權力，他只能在這條血染的道路上走下去。因此，荀彧選擇了死，曹操選擇了殺。他將毫不留情地繼續殺人，包括殺他的親朋好友，一直殺到血流成河。

　　那麼，曹操他還要殺誰，又是怎麼殺的呢？

　　請看下回：借刀殺人。

第二十八回　借刀殺人

荀彧之死和曹魏建國是一個不祥之兆，意味著曹操已徹底由亂世英雄變成了亂世奸雄，也意味著他將以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反對派。實際上曹操一直就是兩面作戰的，既要對付公開的敵人，又要對付隱蔽的敵人。那麼，在此之前，他又是怎麼做的呢？

　　前面三回我們講到，曹操破馬、韓，征孫權，伐張魯，軍事上半途而廢；起先「如蕭何故事」，繼而封公爵建國家，最後晉爵魏王，政治上得寸進尺。這說明曹操的戰略重點已由軍事轉向政治，由戰場轉向官場，而且在背離自己初衷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當然是他野心膨脹的結果。於是，進退失據的荀彧只好去死，同樣退無可退的曹操則繼續殺人。

　　實際上曹操早就在殺人了。自從曹操進入朝廷，「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挾天子而令諸侯」以後，反對派就一直存在。這也並不奇怪。一個人，把持朝政，大起大落，為所欲為，居然沒人反對，那才是咄咄怪事。何況曹操是要兩面作戰的，朝廷內外的敵人都要對付。比如荀彧之死，當時就有人大做文章。孫權把這消息公開告知劉備，劉備馬上說：「老賊不死，禍未已。」可見當時曹操確實腹背受敵，內外交困，非心狠手辣不可。

　　問題在於，曹操並非聽不得不同意見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多聽不同意見對自己有好處，因此鼓勵大家實話實說，多提意見。這有他的言行為證。所謂「言」，就是他在建安十年（公元二○五年）十月頒布的《求直言令》；所謂「行」，就是他在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重賞反對他征烏丸的人，這事我們前面講過。在《求直言令》中，曹操指出，作為下級，最不可取的，就是當面說是，背後說非；而重賞反對征烏丸的人，則是明確告訴大家，只要你是出於好意，又說得對，哪怕和我意見不同，也不會得罪，反倒還會受賞。

　　那麼，你怎麼區分「善意反對」和「惡毒攻擊」？你又怎麼在營造輕鬆環境、鼓勵正當批評的同時，防止有人利用輿論圖謀不軌？當你打擊那些敵對勢力時，會不會也弄得萬馬齊喑、人人自危、鴉雀無聲？這可是考水平的。

　　曹操的做法，是「三個區分」。一是區分「提意見」和「唱反調」；二是區分「鬧彆扭」和「搞陰謀」；三是區分「一個人」和「一夥人」。如果只是一個人，又不過是鬧彆扭，那麼，哪怕是故意唱反調，曹操也未必殺他，比如禰衡（禰音「迷」，舊音「你」）。

　　禰衡，字正平，平原郡般縣（今山東省樂陵市西南）人，《後漢書》將其傳列入《文苑》傳，並說他「少有才辯」，看來是個文人，也是個才子。文人兼才子多半有個通病，就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禰衡便正是這樣。所以，儘管他滿腹經綸，卻沒人用他，只有孔融深愛禰衡之才，上表朝廷，極力推薦，把禰衡說得簡直天下第一，後來，又多次向曹操舉薦。曹操自己也是愛才的人，便也想見一見這位名士。可是禰衡卻看不起曹操，自稱狂病，不肯前往，背地裡又大放厥詞，譏諷曹操。曹操哪裡受得了這個？但考慮到禰衡才氣大名氣大，也並不想殺他，只想殺殺他的威風。聽說禰衡善擊鼓，便召禰衡為鼓吏，並大會賓客，閱試音節。這回禰衡倒是來了，而且鼓擊得十分精彩漂亮，據說是「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禰衡又走到曹操面前，卻被負責禮儀的吏員呵住，說鼓吏應該換上專門的服裝，你怎麼就這樣走進來了？禰衡說：諾。於是當著曹操的面，不慌不忙地一件一件脫下自己的衣服，脫得赤身裸體一絲不掛，然後又慢慢吞吞換上制服，再奏鼓曲而去，臉上沒有半點羞愧的意思。這一來，曹操反倒弄得下不了台。不過曹操到底是曹操，便呵呵一笑對賓客說：我本來是想羞辱一下禰衡的，沒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

　　這事連孔融也覺得太不像話，下來就責備了禰衡一番，並再三申說曹操的慕才之意。禰衡便答應見曹操。孔融十分高興，立即跑去對曹操說了。曹操聽了也很高興，吩咐門人，禰衡來了立即通報。誰知一直等到下午，禰衡才來，而且也不是來道歉，而是來罵人的。只見他身穿一件單布衣，頭戴一頂粗布巾，手上一根木棒，往大營門口一坐，開口就罵。一邊罵，還一邊用木棒擊地，罵得抑揚頓挫，有聲有色。曹操勃然大怒，回頭對孔融說：禰衡小子，算什麼東西！孤要殺他，不過殺一隻麻雀老鼠罷了！

　　禰衡這事做得確實不地道。至少是，他不該把孔融也賣了，弄得孔融裡外不是人，也讓曹操看不起。也許正是出於這種極度的蔑視，加上不願意背「不能容之」的惡名，曹操沒有處死他，而是把他打發到劉表那裡去。劉表素有寬和愛士的名聲，禰衡去了以後，如能改弦更張，和睦相處，倒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可惜禰衡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最終與劉表鬧翻，又被劉表打發到黃祖那兒去。黃祖是個大老粗，哪裡吃禰衡這一套？一次宴會上，禰衡又出言不遜。黃祖呵斥他，他反以罵言相對。黃祖大怒，喝令拉出去打屁股，禰衡卻越罵越兇。黃祖再也忍無可忍，便下令殺人。正好黃祖的主簿平時就痛恨禰衡，就忙不迭地把他殺了，死的時候，才二十六歲。

　　禰衡的死，在後世博得了許多同情。同情的原因，也無非三個：第一，禰衡有傲骨；第二，禰衡罵曹操；第三，禰衡死得冤。死得冤也有兩層意思，一是他不該死，二是他死於曹操之手，是曹操借刀殺人。其實，這些說法都似是而非。不加分析，就會被表面現象所迷惑，做出錯誤的判斷。

　　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問題，禰衡有傲骨嗎？好像有。因為他所到之處，都要辱罵最高當局。在曹操那裡他罵曹操，在劉表那裡他罵劉表，在黃祖那裡他罵黃祖。有幾個人敢這樣做？沒有幾個。這就很讓一些人欽佩。但我們不能這樣簡單地看問題。罵當局，也未必就是錚錚傲骨。我們還要問：一，這個當局該不該罵？二，這個人為什麼要罵？三，他是不是從來就罵，從來就不和當局合作的？這樣一問，問題就出來了。

　　首先，禰衡並非「不合作主義者」，他其實很想和當局合作的。《後漢書．禰衡傳》說，禰衡原本是「避難荊州」的。當時在荊州避難的人很多，因為劉表創造了一個對士人來說相對比較寬鬆的環境。這個時候，禰衡如果真是高士，他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像諸葛亮說的那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一種是像諸葛亮做的那樣，待機而動，擇時而出。但禰衡沒有這樣。他按捺不住表現自己的衝動，離開荊州，來遊許縣。據說，禰衡出來尋找發展機會時，曾「陰懷一刺」。刺，就是名片，也叫名帖。也就是說，禰衡的身上悄悄地揣上了張名片，準備投給他看中的老闆。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當時許多人也都是這樣做的。問題是禰衡走來走去，竟然找不到一個可以讓他「高就」的地方（無所之適）。這就讓他非常失望，也就開始罵人。

　　史書所載禰衡的開罵，是在許縣，時間則是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據《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註引《典略》，那時曹操剛剛迎奉天子，許縣也剛剛建都，四方豪傑，雲集於此，可謂人才濟濟。於是有人就好心好意地建議禰衡與陳群、司馬朗交往，誰知他竟一臉的不屑，說我豈能和屠戶賣酒的人打交道！陳群字長文，祖父、父親、叔父都是當時的名士，他本人也和孔融是朋友，同朝為官，並不是屠戶。司馬朗字伯達，世家子弟，是司馬懿的長兄，當然也不是賣酒的。別人又問他，那麼荀文若、趙稚長怎麼樣呢？荀文若就是荀彧，是曹操的頭號謀士，一表人才；趙是當時的蕩寇將軍，飯量頗大。於是禰衡便嘴巴一撇說：荀某可以憑他的臉蛋去司儀弔喪，趙某憑他的肚皮可以去監廚請客。請大家看看，這都是什麼話！總之，禰衡誰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順眼一點的也就是孔融和楊修。但禰衡對他倆也不客氣，常常對人說，也就大兒子孔文舉（孔融），小兒子楊德祖（楊修）還湊合，其他小子都提不起來。禰衡說這話時，自己不過二十出頭，孔融已經四十歲了，竟被呼為「大兒」！這哪裡是什麼傲骨？分明是狂悖！

　　現在我們也弄不清楚禰衡是因為到處碰壁而破口大罵，還是因為喜歡罵人而到處碰壁。依我看多半是第二種情況，或者兼而有之，惡性循環。《後漢書》說他「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也就是非常意氣用事，非常剛愎狂傲，喜歡故意和時尚唱反調，故意和別人過不去，也不把別人放在眼裡的意思。《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註引《典略》則說他「恃才傲逸，臧否過差」。如果認為某個人不如自己，就懶得和他說話（見不如己者不與語），所有的人都因此而討厭他（人皆以是憎之）。

　　討厭他也是當然的。如此狂悖無禮的人，人際關係怎麼好得了？而禰衡似乎也不想搞好關係。《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註引《典略》說，禰衡被曹操驅逐出境，眾人來送他，相約說：「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因此，禰衡來到時，眾人坐的坐，躺的躺，都不理他。禰衡卻一屁股坐下來放聲大哭。大家問他為什麼哭，他說坐的是墳堆，躺著的是屍體，我夾在墳堆和屍體之間，能不難過嗎？這樣喜歡罵人，而且罵起來這樣尖酸刻毒的傢伙，有誰會喜歡？所以很多人都把他恨到了骨頭裡（眾人皆切齒）。

　　顯然，討厭禰衡的，並非只是曹操、劉表、黃祖，而是除孔融以外的大多數人。禰衡對抗的，也不僅僅是當局，而是整個社會。事實上禰衡的所謂傲骨，毫無正義的內容，只不過他自我表現的惡性膨脹而已，而且到了不惜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的地步。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其實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現。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所以他誰都看不起。為了表現他的所謂傲氣，不惜把自己的朋友孔融推到極為尷尬的境地。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做混蛋。

　　何況禰衡也不是見了當局就開罵的。據《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註引《傅子》，他對劉表，就曾經讚不絕口（稱表之美盈口），也是歌功頌德的。只是到了後來，老毛病又犯了，開始口出狂言（《後漢書》的說法是「後復侮慢於表」），這才被劉表打發到黃祖那裡。到了黃祖那裡，黃祖對他也很客氣（祖亦善待焉），雙方也曾和睦相處。但他忍不住又出言不遜，還罵黃祖是「該死的」（死公），黃祖這次殺了他。所以，禰衡並非傲骨錚錚，而是心理變態，罵人罵慣了，逮住誰就罵誰。

　　弄清楚了這些背景，我們就可以回到第二個問題了，那就是曹操該不該罵。

　　曹操無疑有該罵的地方，但不等於禰衡罵了他就是英雄，還要看他罵了什麼，為什麼要罵？當然，我們也弄不清具體內容。不過，根據禰衡的一貫為人，怕也沒有多少正義性。有人說禰衡罵曹操，蓋因曹操篡漢，是「漢賊」。其實曹操是否篡漢，本身就是個問題。建安元年時的曹操，也還沒有什麼篡漢舉動，反倒十分尊奉天子。再說了，就算曹操篡漢，荀彧卻是忠於漢的，為什麼也要挨罵？這就只能認為是禰衡愛罵人。實際上禰衡罵曹操，是因為他對曹操既蔑視，又厭惡；既厭惡，又憎恨。《後漢書》的說法是「素相輕疾」，《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註引《文士傳》的說法是「疾惡之」。為什麼蔑視、厭惡、憎恨呢？不知道。但除了孔融、楊修，這個世界上，好像也沒有什麼人是禰衡不蔑視、不厭惡、不憎恨的。何況曹操對禰衡，實在是夠意思的了。他受到禰衡的羞辱，並沒有如何。聽說禰衡肯來見他，還十分高興，等到很晚（待之極晏）。禮賢下士如此，怎麼就該挨罵？

　　現在回答第三個問題：禰衡死得冤不冤？我的回答是，也冤也不冤。說他冤，是因為無論禰衡多麼可惡和討厭，至少罪不當死。說他不冤，則因為他多少有些咎由自取。實際上禰衡正死於他的盛氣凌人。據《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註引《傅子》，他到劉表那裡，劉表把他奉為上賓，他對劉表也不吝讚美之詞，卻又不斷諷刺劉表的左右親信。於是這些人便到劉表那裡去打小報告，說禰衡讚美將軍仁愛寬厚，其實是暗示將軍不過婦人之仁，沒有決斷能力，必敗無疑。這話擊中了劉表的要害，禰衡卻並沒有說過。然而說它出自禰衡之口，卻誰聽了都信。結果劉表惱羞成怒，便把他打發到黃祖那裡，《後漢書》的說法是「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我們知道，曹操送禰衡到劉表那裡，是知道劉表寬厚，對禰衡也尚能網開一面，希望他能好自為之，或者以觀其後效（視當何如）的意思。劉表明知黃祖暴躁，還要把禰衡往他那裡推，就是存心和禰衡過不去，甚至有借刀殺人之意了。但黃祖是個什麼樣的人，你禰衡難道不知道？怎麼就不能收斂一點呢？恐怕是病入膏肓，不罵人沒法活。

　　所以，禰衡之死，有三個原因，一是禰衡自己找死，二是劉表借刀殺人，三是時代社會黑暗。而且，說到底，禰衡是死於沒有法制和人權。一個江夏太守，僅僅因為沒面子，就可以隨便殺人，這是什麼主義？是專制主義！這是什麼社會？是黑暗社會！但即便是在講法制和人權的社會，禰衡也不會討人喜歡。在所有冤死的文士中，他最不值得同情。因為他太不尊重別人，也太不會做人，一開口就是狂悖之言，既不給對方留面子，也不給自己留餘地，而且打擊面極廣，等於自絕於人民。他實在做得太過分了。

　　結論是：禰衡不該死，但也不值得學習，更不能當作英雄來歌頌。

　　孔融的死則有所不同。

　　論者常常將禰衡和孔融歸為一類人物，在當時文人中他們兩個的關係也確實是最好的，稱得上是臭味相投。據《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殺孔融的時候，就有人揭發說，孔融和禰衡相互吹捧。禰衡說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則誇禰衡是「顏回復生」。這個舉報材料一再提到禰衡，可見孔融一案，在某種意義上是禰衡一案的延續。不過，孔融的來頭比禰衡大，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孫；官也大，是將作大匠（建設部長）。所以，他死得也晚。

　　孔融被殺，也是得罪了曹操，而且不止一次。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袁術稱帝，曹操便想公報私仇，趁機殺掉和袁術有婚姻關係的太尉楊彪。孔融聽說後，立即去找曹操，說《周書》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況楊彪和袁術只是親家。曹操打官腔，說這是皇上的意思。孔融心想，扯淡！便反問：莫非成王要殺召公，周公也說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敬仰您，只因為您聰明仁智，辦事公道，如果濫殺無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個，我孔融堂堂魯國男子漢，明兒個就不來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說得也有道理，就不殺楊彪了，但心裡肯定結了個疙瘩。

　　然而孔融卻不放過曹操，一有機會就找他的岔子，用譏諷挖苦和故意搗亂的方式來發洩他對曹操的不滿。據《三國志．崔琰傳》裴松之註引《魏氏春秋》，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曹操攻破鄴城，曹丕把袁熙的妻子甄氏搶來做老婆。孔融就給曹操寫信，說當年武王伐紂，把妲己賜給周公了。曹操因孔融博學，以為真有此事，便問他是在那本書上看到的。孔融說「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又據《三國志．崔琰傳》裴松之註引《漢紀》，曹操為了節約糧食，下令禁酒，孔融又跳出來唱反調，說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間有酒德，酒怎麼可以禁？再說從古以來就有因女人而亡國的，怎麼不禁女人？這些話，當然讓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來頭大，名氣大，曹操輕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說些風涼話，或者話說得刻薄一點，也許曹操忍一忍也就罷了。可惜孔融還要攻擊曹操的政治路線和政治綱領，對曹操的每一重大決策都要表示反對，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比方說，官渡之戰時，孔融就在朝廷散佈袁紹不可戰勝的言論，遭到荀彧的駁斥，事見《三國志．荀彧傳》。又據《後漢書．孔融傳》，孔融曾上書朝廷，提出應該按照古代的制度，首都千里之內不封侯。曹操便疑心是衝著自己來的，是要把自己這個侯爵打發到千里之外去。加上孔融和劉備關係非同一般，曹操便決定在用兵荊州之前，先消滅了孔融。

　　但孔融畢竟不是什麼無名鼠輩，殺他還得講點程序。正好，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六月曹操改革官制，恢復了丞相和御史大夫，新任御史大夫（監察部部長）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郗慮。郗慮原本與孔融不和，對曹操的任命也心領神會。據《孔融傳》，郗慮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證，並讓一個叫路粹的人寫了舉報材料。其中最嚴重的一條，是揚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字。這便是謀反了，當然該殺，可殺。於是孔融就很快被下獄、處死，時年五十六歲，老婆孩子也統統受到株連。

　　不過曹操殺孔融，用的卻不是「謀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據《三國志．崔琰傳》裴松之註引《魏氏春秋》，因為孔融名氣太大，曹操怕別人不服，還特別公佈了罪狀。據說，孔融有兩條「不孝言論」。一是說，父與子，有什麼恩？論其本義，不過當時情慾發作而已。子與母，有什麼愛？就像一件東西暫時寄放在瓦罐裡，倒出來後就什麼關係都沒有了。二是說，鬧饑荒時，有點吃的，如果父親不好，便寧肯拿給別人去吃。這樣的言論，當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佈告上惡狠狠地說：「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禮，雖肆市朝，猶恨其晚。」也就是說，孔融不但該殺，而且還殺晚了。

　　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專制政治。首先，我們並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論，佈告上講是聽禰衡說的。禰衡從孔融那裡聽說後，便到處傳播，影響惡劣。然而禰衡已死，死無對證，哪裡說得清？依我看，這話倒像是禰衡說給孔融聽的。但曹操說是孔融所說，那就是，不容申辯的。其次，即便這話是孔融所說，也頂多是不像話，有錯而無罪。但曹操那個時代是不講人權的，連「腹誹心謗」都有罪，何況「猖狂攻擊」？當然該死。第三，曹操自己說「唯才是舉」，盜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緊，怎麼可以因為不孝而殺人呢？豈非出爾反爾、自打耳光？再說，孔融只不過有不孝的言論，曹操還把它用到組織路線和人事政策上去了，豈不是該殺？不過，這些話我們不能去問曹操。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其實，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殺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極有心計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氣用事的書呆子。首先，漢王朝歷來主張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殺孔融，說明他維護孝道，而維護孝道就是維護漢室。這就光明正大，同時還洗刷了自己「謀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撈了一票。其次，這樣做，不但消滅孔融的肉體，還能詆毀孔融的美譽。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孫居然主張不孝，他的人品還靠得住嗎？一個連祖宗都背叛的人，難道還不該死嗎？顯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還要讓他遺臭萬年。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非常厲害的。因此陳壽作《三國志》時，便不敢為孔融立傳。

　　說來曹操的殺孔融，除消滅異己外，也確有正一正風氣的目的。只不過這風氣與孝不孝沒有什麼關係，卻與政治關係頗大。我們知道，東漢末年，許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標榜。其中自然有潔身自好的高潔之士，也不乏沽名釣譽之徒。但不論何種「清流」，共同的特點，是才氣大脾氣也大，或沒有才氣脾氣卻很大。他們都自命清高，不肯與所謂俗人來往，也不肯和當局合作，或裝作不和當局合作。如果只是個人生活鬧鬧脾氣，還不要緊，然而他們還要把這種風氣帶到政治生活中來，而且弄得影響很大，這就不能不讓曹操頭疼。曹操是一個在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專政，豈容別人天天說他的壞話？他要用人，豈容大家都不來合作？這就要殺一儆百，而孔融正好是這樣一隻大公雞。

　　禰衡死了，事在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孔融死了，事在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荀彧死了，事在建安十七年（二一二年）。以後，建安二十一年（公元二一六年）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曹操又先後殺了崔琰和楊修。他們的死，在當時也既是大案，又是疑案，而且情況與前三人不同。那麼，崔琰和楊修又是為什麼被殺的呢？

　　請看下回：命案真相。

第二十九回　命案真相

曹操製造冤案，殺死孔融；暗施淫威，逼死荀彧。這說明曹操作為政治上的強勢和強權人物，決不允許任何人反對他的政治路線，就連懷疑也不行；也說明曹操的殺人，主要是由於他政治上的需要。那麼，曹操殺崔琰，殺楊修，又是什麼政治原因呢？

　　前面三回，我們講了禰衡之死、孔融之死、荀彧之死。不難看出，這三個人的死因是不一樣的。禰衡只是鬧彆扭，鬧意見，人緣又不好，只代表他一個人，並沒有形成一個政治集團或一股政治力量，曹操就不殺他。荀彧已經是唱反調，但也是一個人，不代表某個集團或勢力，又是自己的大功臣，就不公開殺他，死後也給予厚待（諡曰敬）。孔融一貫唱反調，又代表著社會上和朝廷中的反對勢力，長期和曹操作對，就不但要公開處死，滿門抄斬，還要妄加罪名，批倒批臭。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曹操是以政治劃線的。他或許可以容忍別人不給他面子（當然也有不能容忍的時候），卻絕不能允許反對他的政治路線和政治安排。誰要是膽敢反對，他就一定會舉起屠刀，毫不猶豫地予以消滅，就連荀彧這樣的功臣也不例外，更不用說崔琰和楊修了。

　　崔琰之死，是當時的一大冤案。就連對曹操多有回護，甚至不敢為孔融作傳的陳壽，也忍不住說崔琰的死「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為了說清楚這一點，我們先來看崔琰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再說他為什麼死。

　　我對崔琰的描述，是十六個字：文武全才，朝廷重臣，正人君子，德高望重。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今山東省武縣西北）人。《三國志．崔琰傳》說他小時候喜歡擊劍，酷愛武術，而不善言談。到了二十三歲時，他被鄉里定為「正卒」，每年必須出去服一段時間的徭役（包括力役和軍役）。這種徭役，只有成為文學弟子後才能免除。於是他便開始發憤學習《論語》和《韓詩》，二十九歲成為經學大師鄭玄的弟子，後來又被袁紹招聘到麾下，擔任騎都尉（統率羽林騎兵的軍官）。我們知道，袁紹是一個聽不進意見的人。崔琰勸他不要去打曹操，袁紹不聽，結果敗於官渡。袁紹死後，袁尚和袁譚都搶著要崔琰，崔琰只好「稱疾固辭」，結果被關進監獄，靠陳琳等人的營救才倖免於死。

　　曹操攻破鄴城以後，崔琰就跟了曹操。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曹操廢除三公，恢復丞相制度，自任丞相。丞相府下設東曹和西曹，負責選拔幹部。西曹管中央各部門，東曹管地方和軍隊，崔琰在東曹和西曹都幹過。裴松之註引《先賢行狀》說，崔琰在東西兩曹任職時，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錄用，不講情面，以致「朝廷歸高，天下稱平」，杜絕了用人的腐敗，樹立了朝廷的威望。

　　事實上，崔琰是當時最為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從小性情敦厚，寡言少語，而且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三國志》本傳的說法是「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先賢行狀》則稱他「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也就是清廉忠貞，正派儒雅，既有高風亮節，又有遠見卓識，看人看得準，做事做得正，而且儀表堂堂，凜然於朝。據說，不但朝廷中人都推崇他（朝士瞻望），就連曹操也為他那一身正氣而懾服（太祖亦敬憚焉）。其實，曹操要他到東西曹任職，就因為他可以使貪婪的人變得清廉（貪夫慕名而清），勇敢的人得到激勵（壯士尚稱而厲）。這可是曹操自己說的話。也就是說，曹操是把崔琰當作眾人的表率、官員的榜樣、時代的楷模來看待的（斯可以率時者已）。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也被曹操殺了，而且完全是誣殺。殺他的理由，則是「腹誹心謗」。以所謂「腹誹心謗」為罪名來殺人，原本就是混賬邏輯，更何況說崔琰「腹誹心謗」，理由根本不能成立。據《三國志．崔琰傳》，事情是這樣的：曹操做了魏王以後，有一個名叫楊訓的人寫了表章，稱頌曹操的功勳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議，說他迎合權勢，為人虛偽。進而又議及崔琰，認為他居然舉薦楊訓做官，是他作為「組織部長」的失察和失職。於是崔琰便把楊訓表章的底稿要來看了一下，然後給楊訓寫了一封短信，說：「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這封信被人向曹操告密，此案便由此而起。

　　崔琰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他的真實想法和動機究竟是什麼？我們現在恐怕是無法確知了。陳壽認為，崔琰的本意是諷刺那些反對派的（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但此信確實有些含糊其辭模稜兩可。它直譯過來是：表章我看過了，事情做得還算可以嘛！時間啊時間，隨著時間的變化，情況也一定發生變化的！這裡的關鍵是：那個還算可以的是什麼事，而那個會發生變化的情況又是什麼。它們可以理解為：楊訓的這份表章寫得還算可以，或他上表章這件事做得還算可以，而隨著時間的遷移，人們對楊訓的看法也是會發生變化的。這種理解，就事論事，順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這麼理解。他的理解翻譯過來就是這樣：表章我看過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還算是可以嘛！天時啊天時，總會有變的時候。所以曹操憤怒地說：老百姓生了女兒，通常都講「生女耳」，也就是生個女娃兒罷了，不過「還算可以」而已。這個「耳」字不是好字眼。「會當有變時」，就更是出言不遜，別有用心！於是便處崔琰以髡刑輸徒，也就是剃掉頭髮，去做苦工。對於崔琰這樣一個人品和相貌都好，地位和品德都高的人，這當然是極大的侮辱。然而崔琰受此凌辱，內心卻很坦然，行止如故，辭色不撓，毫無猥瑣卑屈、搖尾乞憐的樣子。那個告密者又去報告曹操，說崔琰並無認罪悔改之意。曹操便下令說「崔琰雖然受刑，卻仍結交賓客，門庭若市，說話抖動著鬍鬚，看人直瞪著眼睛，好像心懷不滿嘛！於是賜崔琰死。這事《魏略》還有更詳細的描述。《魏略》說，當時曹操派人去對負責此案的官員說，三天以後聽消息。幾天過去，負責監視的官吏報告說崔琰平安無事。曹操竟發怒說：崔琰難道一定要本王動刀動鋸子嗎？崔琰聽說這話，點點頭說，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這個意思（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於是從容自盡。

　　崔琰之死，幾乎不用分析，一看就是冤案。曹操的表現，則近乎歇斯底里。所用的罪名，也等於是「莫須有」。因此這事當時就有反彈。據《三國志．毛玠傳》，擔任過東曹掾（音「院」）和崔琰一起負責選拔幹部的毛玠，就很不滿。那些卑鄙的告密者和馬屁精把這情況告訴了曹操，曹操勃然大怒，找個岔子將毛玠下獄問罪。毛玠坦然面對無妄之災，冷靜陳詞。毛玠說，古往今來，被嫉妒，被陷害，被冤殺的，不勝枚舉。毛玠從縣吏做起，直到成為朝廷大臣，得罪的人豈在少數，要找岔子又有什麼困難？毛玠只希望能夠有一次當庭對質答辯的機會。如果毛玠理屈詞窮，那麼，處臣極刑就是加官進爵（極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取臣首級就是浩蕩天恩（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毛玠這話當然駁不倒。加上一貫支持曹操、甚至主張曹操當皇帝的桓階（還有其他人）也出面營救，曹操這才放了毛玠，但仍然罷了他的官。

　　這事早就有人不以為然，比如孫盛就說「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我們也很想不通，因為這不像曹操過去的為人和主張。看來，隨著權力的擴張和野心的膨脹，此刻的曹操已不是當年的曹操。但問題是，曹操再歇斯底里，還不至於神經錯亂，也不至於像瘋子一樣無緣無故殺人。他殺人，總有原因。更奇怪的是，崔琰一案，明擺著是誣陷，崔琰為什麼不像毛玠這樣陳詞答辯，甚至連解釋一下都不肯？崔琰的話，明明可以有兩種解釋，曹操為什麼要曲意誤解？曹操和崔琰究竟是什麼關係？他為什麼要殺崔琰，崔琰又為什麼要自殺？

　　陳壽的解釋是「恃舊不虔」，陳壽說：「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殊。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實，許攸之死，確因「不虔」，孔融則不是。他的死因，不是「不虔」，而是「作對」。崔琰呢？既無「不虔」，也不曾「作對」。曹操封魏公，晉魏王，他都沒有反對呀！就連被曹操視為或者說成「不虔」的那個「事佳耳」，也未必是衝著曹操來的。那麼，曹操到底為什麼要殺崔琰？

　　也有三種猜測。

　　第一種可能是神經過敏。我們知道，曹操封魏公，建魏國，稱魏王，是很有一些人不以為然的。你想，就連荀彧這樣的智囊都表示反對，何況其他人？只不過荀彧是公開反對，其他人背後嘀咕罷了。這就不能不讓曹操精神緊張，杯弓蛇影，風聲鶴唳，疑神疑鬼。而且，按照傳統觀念，維護王室，防止政變，是正人君子的責任擔當。曹操雖然不承認「謀篡」，卻有洗刷不掉的「謀篡」嫌疑。所以，對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曹操便格外警惕，特別懷疑。崔琰恰恰就是這樣的人。因此，曹操一聽到崔琰的說法，就不會往善意方面去猜測，只會懷疑他「惡毒攻擊」。

　　問題在於，崔琰為什麼不辯解呢？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不屑於」。我們知道，崔琰的人品是很高尚也很高貴的。高尚高貴的人往往也都有傲氣和傲骨。真君子一身正氣，大丈夫視死如歸，辯解什麼！要殺就殺好了，自己動手也可以，這才從容自盡。還有一種可能是「用不著」。也就是說，崔琰心裡有數，曹操遲早要殺他的，辯解也沒用。不如從容就義。所以，曹操為什麼要殺崔琰，除第一種可能外，還有第二種、第三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是報復殺人。崔琰得罪過曹操嗎？得罪過，只不過時間很早。據《三國志．崔琰傳》，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曹操攻克鄴城，平定袁氏，領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對剛從監獄裡救出來、當了他的別駕從事的崔琰說，昨天我查了一下戶口，這一回我可得三十萬人，冀州可真是個大州啊！誰知崔琰卻說：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操戈，冀州百姓露屍荒野。王師駕到，沒聽說先傳佈仁聲，存問風俗，救民於塗炭，反倒首先計算能得到多少兵甲，以擴充實力為當務之急，這難道是敝州男女老少寄希望於明公嗎？這一番義正嚴詞，嚇得旁邊的賓客臉都白了，曹操也連忙收起得意的神態，向崔琰道歉。因為這實在是正義和正直的聲音，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結在了心底。此番殺人，就是要報當年那一箭之仇。我在《品人錄》一書中，提出的就是這個觀點。

　　問題是這有可能嗎？可能。我們不要忘記，專制時代那些掌握了權力的傢伙，沒有一個是喜歡部下頂撞自己的，也沒有一個不想打擊報復、公報私仇，就連最窩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員都會這一手。對於他們來說，沒有想不想的問題，只有能不能的問題。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什麼時候報復。有的人會當場翻臉，立即實施；有的人則會為了長遠的目標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來，等到秋後再算賬。當場翻臉的是笨蛋，秋後算賬的是奸雄。曹操用崔琰的死，證明了自己是奸雄。從建安九年結怨，到建安二十一年殺人，曹操等了十二年，他自己等得夠久的了。

　　第三種可能是安排後事。曹操晚年，曾為立嗣問題苦惱，不知是立最長的曹丕呢，還是立最有才華的曹植。於是便以信函密問百官，請他們陳述意見。因為曹操是秘密徵求意見，大家也都答以密函。唯獨身為魏國尚書（政治秘書）的崔琰，卻「露板」（不封板牘）公開作答。崔琰說，根據《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何況五官中郎將（曹丕）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我崔琰願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為驚異。因為曹植正是崔琰的姪女婿。崔琰不舉薦曹植而舉薦曹丕，實在是大公無私。曹操「喟然歎息」之餘，任命崔琰擔任了魏國的中尉（宮廷衛隊長兼首都衛戍司令）。

　　表面上看，這事不可能成為崔琰被殺的原因，因為崔琰的主張和曹操一致。但是，裴松之卻在這段話的後面加了一條注，說據《世語》，曹植的妻子，也就是崔琰的姪女，因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竟被曹操以「違制命」的罪名賜死。崔琰和他的姪女，都和曹植有關，都被曹操「賜死」，而且「賜死」的理由也都不成其為原因，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其中有什麼關係。我甚至認為，裴松之在這裡加注，其實就是一種暗示。這當然也是猜測，但並非沒有道理。事實上，確實有人因此而死。比如楊修，就被認為是曹丕、曹植奪嫡之爭的犧牲品。

　　楊修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楊修，字德祖，係楊彪之子，楊賜之孫，楊秉之曾孫，楊震之玄孫。楊震當過司徒、太尉，楊秉當過司空、司徒、太尉，楊彪也當過司空、司徒、太尉。所以他們楊家，和袁紹、袁術家一樣，也是「四世三公」（四代人當中都有位居三公的），而且還是「四世三太尉」，一脈相承。楊修的家庭背景，非同一般。

　　楊修也是一個聰明絕頂、極有才華的人，連「狂妄冠軍」禰衡也承認他還算個人物，呼他為「小兒」。楊修又是一個謙恭的人。《三國志．曹植傳》裴松之註引《典略》說他「謙恭才博」，曹操所有的兒子包括曹丕，都爭著和他交朋友。他的死，並不因為得罪了誰。史家一般認為，楊修是死於立儲之爭。當時曹丕和曹植爭當太子，而楊修是幫曹植的。曹操決意立曹丕為儲以後，為了防止楊修給曹植出壞主意，和曹丕對著幹，惹麻煩，弄得兄弟相爭，禍起蕭牆，再加上楊修是袁術的外甥，便在自己去世一百多天前，把楊修殺了。《三國志．曹植傳》和《後漢書．楊修傳》就是這種說法。

　　此說甚為可疑。楊修確實是幫過曹植，但楊修並非曹植死黨。據《三國志．曹植傳》裴松之註引《典略》，曹丕被立為太子後，楊修就想疏遠曹植。曹植卻一再拉攏楊修，楊修「亦不敢自絕」。曹植畢竟是曹操的愛子，即便當不上太子，也是得罪不起的。楊修雖然出身名門，四世三公，但此刻就連皇帝都成了曹操的玩偶，屢受曹操打擊的楊彪又算什麼？據《後漢書．楊彪傳》，建安十年（公元二○五年），楊彪被免去職務；十一年（公元二○六年），所有因為「恩澤」（即不是因為戰功）而封侯的，都被削去爵位，楊彪也在其中。此公即被罷官又被奪封，雖非「塚中枯骨」，已是「明日黃花」，楊修對曹氏兄弟能不巴結著點嗎？

　　何況楊修和曹丕的關係也不壞。據《典略》，楊修曾把一把寶劍獻給曹丕，曹丕十分喜歡，經常把它佩帶在身上。後來曹丕當了皇帝，住在洛陽，也仍佩帶這把寶劍。有一天，曹丕從容出宮，睹物思人，突然想起了楊修，便撫著寶劍喝令停車，回頭對左右說：這就是當年楊德祖說的王髦之劍了。王髦現在在哪裡呢？及至找到王髦，曹丕便賜給他一些糧食和衣物。俗話說，愛屋及烏。曹丕這麼喜歡這把寶劍，喜歡到連王髦都要賞賜；提起楊修時，稱他的字不稱他的名，都說明曹丕對楊修還是有感情的，至少不那麼反感。曹丕自己都不想殺的人，曹操替他殺什麼！

　　所以我認為，曹操是為自己殺楊修的。

　　楊修這個人，雖然大家都公認他聰明，其實不過小聰明。據《後漢書．楊修傳》，他身為丞相主簿，卻又不肯老老實實坐在辦公室裡，老想溜出去玩。可是又怕曹操有問題要問。於是每當外出時，都要事先揣度曹操的心思，寫出答案，讓侍從轉交。一來二去，曹操就奇怪了：楊修怎麼答得這樣快？派人去看，原來如此，便開始忌恨楊修。

　　這事還有一個版本。據《世說新語．捷悟》劉孝標注引《文士傳》，楊修寫這些答案時，連曹操的提問會有幾次反覆都算準了，便按次序寫好，並吩咐侍從，如果丞相有令傳出，就按這個次序一一作答。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陣風吹來，紙張的次序大亂。侍從按亂了的次序作答，自然文不對題。曹操勃然大怒，把楊修叫來盤問。楊修不敢隱瞞，只好老實交代。結果是什麼呢？是小聰明誤了大事情，曹操的不滿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楊修還要在眾人面前賣弄這種小聰明。據《世說新語．捷悟》，有一次曹操去視察新建的相國府，看後不置可否，只讓人在門上寫了個「活」字。楊修便令人將門拆掉重建，因為「門」中「活」，就是「闊」，丞相是嫌門太大了。又一次，有人送給曹操一盒酥糖。曹操吃了一口，便在盒子上寫了個「合」字交給眾人。眾人不解，楊修卻接過來就吃，並說：不就是「人一口」嗎？如果說這尚屬雕蟲小技，無傷大雅，那麼，他在軍中的表現就會讓曹操大起殺心。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九州春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曹操親率大軍，從長安出斜谷，進軍漢中，準備和劉備決戰一場。誰知劉備斂眾據險，死守不戰。曹操欲攻不得進，欲守無所據，戰守無策，進退兩難。有一天部下向他請示軍中口令，竟答之以「雞肋」。楊修聽了，立即收拾行裝。大家連忙問他為什麼。楊修說：「雞肋這玩意，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魏王是打算回家了。」

　　這一回又叫楊修猜中了，但這一回只怕就要了他的腦袋。果然，不到半年工夫，曹操就殺了楊修。據《典略》，楊修的罪名是「漏洩言教，交關諸侯」，大約相當於洩漏國家機密罪、結黨營私罪和妖言惑眾罪。

　　據說，楊修臨死前曾對人說：「我固自以死之晚也。」但如果他以為他的死，是受曹植的牽連，那就是死都不明白。楊修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一個專制的體制之中，而曹操又是這種體制下罕見的幾個「雄猜之主」之一。這類人物，猜忌心和防範心都是很重的。他們最忌恨的，便是別人猜透他們的心思。因為他們要維護自己一人專政的獨裁統治，就必須實行愚民政策和特務政治。別人的一切他都要掌握，自己的想法卻不能讓別人知道，除非他有意暗示、提醒。總之，獨裁者必須把自己神秘化，才能顯得「天威莫測」，讓別人戰戰兢兢，自己得心應手。楊修對曹操的心思洞若觀火，而且連將要提問的次序都能猜到，這實在太恐怖了。有這麼一個人物守在自己身邊，曹操還能玩政治嗎？如果楊修猜出來了卻並不說出去，也許還好一點。他又偏要到處張揚，這就至少會顯得曹操城府不深，就會啟動一些人的不臣之心。因此，楊修這顆釘子，遲早要拔。更何況，他又和曹植及其黨羽攪和在一起，那就非拔掉不可。可以說，禰衡之死，是因為他太不瞭解人；楊修之死，則因為他太瞭解人。而且，他們又都不瞭解自己，也不瞭解人與人之間究竟應如何相處。

　　其實，崔琰之死也一樣，也是犯了專制政治的大忌。表面上看，崔琰在立儲問題並沒有站錯隊，問題在於他不該「露板」作答。第一，專制政治是一種秘密政治，喜歡的是暗箱操作。你公開，就壞了規矩。第二，在暗箱操作的時代，公開的不一定是真實的，真實的往往藏在幕後。崔琰公開，在他自己或許是心底無私，在曹操看來卻可能是刻意做秀，否則為什麼別人都密封唯獨你露板？第三，就算崔琰是襟懷坦蕩，但你這樣做，豈非顯得曹操鬼鬼祟祟？你是坦蕩蕩的君子，豈非顯得曹操是常戚戚的小人？你說曹操怎麼會高興？所以他在「喟然歎息」之餘，沒準也起了別的心思。

　　當然這都是猜測。所謂「歷史的真相」，還是留給歷史學家去打探吧！我想說的是，專制政權殺人是不講道理的。尤其是涉及皇權、皇位等問題時，往往毫無人性、人情、人權可言。就連自己的親生父母、兄弟、子女，殺起來也毫不手軟。漢武帝不是殺了兒子嗎？唐太宗不是殺了兄弟嗎？那麼曹操做得又如何呢？

　　請看下回：奪嫡之爭。

第三十回　奪嫡之爭

在曹操的晚年，接班人的問題被提到了議事日程；曹丕、曹彰、曹植等人的奪嫡之爭也異常激烈。為此，曹操甚至不惜製造冤案和血案。但令人費解的是，擁戴曹丕的崔琰被賜死，擁戴曹植的楊修也被殺，曹操究竟要立誰為接班人呢？

　　上一回我們講到，曹操在自己去世一百多天前，悍然殺了「高幹子弟」楊修。可憐老楊家四世三公一朝傾覆，正應可那句老話：「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這個時候，楊修的父親楊彪還在世。楊彪這個人，是既擔任過司空，又擔任過司徒，還擔任過太尉的。他把所謂「三公」的三個職務都當了一遍，地位之崇高可想而知。如今，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愛子被殺，落得白髮人送黑髮人，內心之悲痛也可想而知。據《後漢書．楊彪傳》，有一天，曹操碰到楊彪，見他形容枯槁，大吃一驚。曹操便問，楊公怎麼瘦成這個樣子了？楊彪說，愧無先見之明，猶懷舐犢之愛。於是「操為之改容」。

　　曹操的問可能是故作關切，楊彪的答卻是肺腑之言。這就不能不讓曹操「改容」。此刻的楊彪，雖然已被罷官奪封，畢竟還是元老級的人物。這樣一個人物，尚且不能保全家人，何況其他？再說了，楊彪有舐犢之愛，曹操就沒有嗎？楊彪不能保存家人，曹操就能夠嗎？別看這時的曹操威風八面稱霸一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規律對他就未必無效。這實在不能不讓他想得更多些，更遠些。

　　實際上，接班人的問題早就提到了曹操的議事日程。只可惜，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決。

　　據統計，曹操至少有十五個老婆，二十五個兒子。最有資格接班的長子曹昂在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正月陣亡，另一個為曹操所鍾愛的兒子曹沖，則在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五月病故。其他兒子，或者早夭，或者庸常，比較有希望的是曹丕、曹彰、曹植。據《三國志．曹沖傳》，曹沖病故時，曹操極為悲痛。曹丕上前安慰父親，曹操說：「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所謂「汝曹」（你們幾個），當是曹丕、曹彰和曹植。

　　這三個也都想當接班人，首先，他們都是卞夫人的兒子。曹操的原配是丁夫人。丁夫人無出，養子曹昂陣亡，自己又離異，就不在「立嫡」的考慮之列。丁夫人被廢以後，繼承正妻地位的是卞夫人。按照「立嫡」原則，接班人應該從卞夫人的兒子當中挑選。卞夫人有四個兒子，其中曹熊早薨，可選的就是曹丕、曹彰和曹植。這是第一點。第二，他們三個也都有能力，有作為，水平明顯高於曹操的其他兒子。這樣，無論「立嫡」還是「立賢」，他們都最有資格。所謂「奪嫡之爭」，便在卞夫人的這三個兒子當中展開。

　　那麼，曹操選誰？

　　史家一般都認為，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曹彰。不可否認，曹彰是個人物。據《三國志．曹彰傳》，此君從小就善於騎馬射箭，膽子大力氣也大，戰事多戰功也多。建安二十三年（公元二一八年），代郡烏丸反，曹操任命曹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前去征討。臨行前，曹操對曹彰說，兒啊，在家為父子，受命為君臣，你可要好自為之！曹彰明白父王的意思，在北伐戰爭中衝鋒陷陣，身先士卒，親射胡騎，以至於「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曹彰自己也「鎧中數箭」，然而「意氣益厲」，結果「大破之」。中立觀望的鮮卑人見曹彰如此英勇善戰勢不可擋，也表明歸順，於是「北方悉平」。勝利後，曹彰一方面超常規地大賞將士，另一方面在向曹操匯報時按照曹丕的建議「歸功諸將」。這下子曹操高興壞了，抓住曹彰的黃鬍鬚說：「黃鬚兒竟大奇也！」

　　事實上，曹操的確很為他這個兒子感到驕傲。據《三國志．曹彰傳》裴松之註引《魏略》，漢中之戰時，劉備躲在山上，派劉封下山挑戰。曹操大罵：賣草鞋的（賣履舍兒），怎麼總弄個假兒子來打仗（長使假子拒汝公乎）？你等著，看我把黃鬚兒叫來！

　　然而曹彰有個問題，就是有勇無謀，不愛讀書。這事曹操管教過。曹操說，你總愛喜歡弄槍舞劍，飛鷹走狗，不過匹夫之勇，哪裡能成大事？便安排他讀《詩》《書》。曹彰卻對旁邊的人說，男子漢大丈夫，就該像衛青、霍去病那樣，將百萬之眾，馳騁疆場，建功立業，哪能靠幾本破書混個博士？這種想法，顯然不像「人君」。

　　曹操也考察過曹彰。他曾經詢問諸子的愛好，讓他們各言其志，曹彰的回答是「好為將」。曹操又問：「為將奈何？」曹彰說：「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於是「太祖大笑」。立曹彰為儲的念頭如果有過的話，大約也一笑了之了。因為曹操很清楚，曹彰是個好將軍，卻未必是好國王、好皇帝。

　　剩下的就是曹丕和曹植了。不少人認為，曹操原本是要立曹植為儲君的，只是因為曹丕搞鬼，曹植自己又多有失誤，才立了曹丕。這也不是沒有根據。《三國志．曹植傳》就是這個說法，而且說得很明白，是「幾為太子者數矣」。原因也有兩個，一是曹植有才，二是曹操喜歡他。這兩個原因也有因果關係，即正因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這才「特見寵愛」。但我認為，這兩條，恰恰證明了曹操不可能立曹植。

　　先說喜歡。曹操喜歡曹植不假。但唯其如此，反倒不能立他為太子。為什麼呢？因為立儲，歷來有四種立法：立嫡、立長、立賢、立愛。按照傳統觀念，最可取的是立嫡，準確地說就是立嫡長子。一個兒子，如果既是嫡子（正妻所生），又是長子（年齡最大），那他就當之無愧地是儲君。如果長子不是嫡子（是庶子），嫡子不是長子（是次子），那麼，寧肯立年幼的嫡子，也不可以立年長的庶子，這叫「立子以嫡不以長」。如果嫡子有兩個或以上，或者沒有嫡子都是庶子，那就立年長的，不考慮品行和才能，這叫「立嫡以長不以賢」。當然，立賢也不是絕對不可以，因為立賢畢竟有道理。立個賢君，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大家也還能接受。最不可取的是立愛，因為這完全是由著性子胡來，非遭到抵制不可。總之，立儲之道，首選立嫡，其次立長，再次立賢，最次立愛。立曹丕，是立嫡，也是立長；立曹植，則是立愛。你說曹操立哪個？沒錯，曹操這人是不太守規矩，有時也不按牌理出牌，但他未必肯背「立愛」的罪名，何況曹操又並不是只愛曹植一個。

　　或許有人會說，曹操立曹植，不是「立愛」，是「立賢」。曹操這個人，是主張「唯才是舉」的，怎麼會受傳統觀念的羈絆？當然是立最有才華的曹植呢！這其實也是似是而非。的確，曹植是一個特有才華的人，可以說是少年才子，據《三國志．曹植傳》，曹植很小的時候就會寫文章。曹操讀到他的作品，曾甚為驚異，問他是不是請別人代筆（汝倩人邪）。曹植回答說：「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後來銅雀台建成，曹操令諸子登台作賦，曹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可見其文才之好。

　　但問題是，選儲君不是選作協主席，不能光看文章寫得好不好，還得看有沒有政治才能。應該說，在這方面，曹操也是考察過曹植並寄予厚望的。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曹操征孫權，留曹植守鄴城。曹操語重心長地對他說，為父當年做頓丘令的時候，也不過二十三歲。現在回想起來，沒有什麼可以後悔的事情。你今年也二十三歲了，好自為之！那麼，曹植表現如何？《三國志．曹植傳》沒有說，應該還不錯，因此下文才有「幾為太子者數矣」。但後來表現又不好了，結果失寵。

　　這裡面顯然疑點甚多。第一，曹植留守鄴城時，是否有突出表現？如果有，為什麼史無記載？第二，曹植原先不錯，後來為什麼又變差了？可惜，《三國志》這段記載含糊其辭，語焉不詳，吞吞吐吐，讓人感覺是在避諱什麼。但我以為，如果曹植在政治上確有突出表現，那是瞞不住的。實際上曹植也不可能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是曹操本人太強。他的兒子，除了曹彰可以出去打打仗外，其他人都難有所作為。二是曹植也不像政治上很成熟的人。《三國志．曹植傳》講曹丕奪嫡成功曹植爭寵失敗的原因，用了春秋筆法，說是「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而曹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也就是裝模作樣，控制自己，收買人心，於是曹操決定立曹丕為嗣。

　　這應該也是事實，因此後世多半同情曹植，不同情甚至鄙視曹丕。毫無疑問，在我們看來，「任性而行」顯然比「矯情自飾」可愛。「矯情自飾」豈止不可愛，簡直就是可怕。但這是我們的看法，不是曹操的看法。曹操此刻，並不是要評選「誰是最可愛的人」，而是要考慮「誰是最可靠的人」。什麼方面可靠？政治上可靠。政治上可靠是什麼意思？是能夠保證曹魏政權的代代延續。這就不能看「性情」，而要看「心計」。缺心眼的人是不能選作曹魏政權接班人的，「任性而行」也不是政治家應有的品質。有人說曹操也是「性情中人」，曹植「任性而行」豈非「深肖朕躬」？沒錯，曹操的確是「性情中人」，但不要忘了他還有「奸猾狡詐」的一面。他這兩個兒子，一個繼承了他的「任性率直」，一個繼承了他「奸猾狡詐」，正可謂熊掌與魚不可兼得。這才「狐疑」。思想鬥爭的結果，是理智佔了上風。畢竟，當時天下並不太平，曹魏政權也腹背受敵。選一個有心計的人，顯然要放心一些。張作耀先生的《曹操評傳》說「從治國大計上考慮，曹植的確不如曹丕」，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對的。

　　其實，即便從才能的角度考慮，也應該選曹丕而不是選曹植。卞夫人的三個兒子──曹丕、曹植、曹彰，都是有才的人，又並不相同。陳壽對曹彰的描述，是「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對曹植的描述，則是「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葉」。也就是說，他們兩個，一則文才，一則武藝，曹丕卻是文武雙全。曹丕是當時著名的詩人，和曹操、曹植並稱「三曹」。當然，「三曹」當中，曹丕的詩詞寫得不如父親和兄弟，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並不低。一是有創新，其《燕歌行》被認為是七言詩之祖。二是有理論，其《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經典。魯迅先生在講文學史的時候，甚至把魏晉稱之為「曹丕的時代」，認為他代表了「文學的自覺」精神。一人而兩個「劃時代」，曹丕夠本了。

　　曹丕的武功也很好，騎術和劍術都堪稱一流，他的騎術之好，已達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的程度；劍術之好，則可以和當時武林高手比武論劍。據《典論．自敘》，曹丕曾以甘蔗代劍和奮威將軍鄧展較量，結果大敗對手。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曹植有才，就說曹丕無能。相反，我們還應該承認，和曹彰、曹植相比，曹丕更全面。

　　何況曹丕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其年最長。立嫡以長，這是傳統，也是規矩，就連高皇帝劉邦也不能不屈服。曹操徵求意見時，主流意見也是如此。《三國志》之《崔琰傳》、《毛玠傳》、《邢顒傳》、《賈詡傳》都記錄了這些意見。崔琰的意見我們上回說了，毛玠和邢顒的態度也很明朗，都認為立嫡以長天經地義，嫡庶不分後患無窮，毛玠還特別提到袁紹的教訓。最有意思的是賈詡。曹操曾私下問賈詡，究竟選誰最合適，賈詡一語不發。曹操說，孤問愛卿，愛卿怎麼不說話？賈詡說，剛才正想事呢！曹操問，想什麼事？賈詡說，想袁紹和劉表的事。我們知道，袁紹和劉表都是因為立幼不立長，才弄得內部分裂，自取滅亡的。這個道理，曹操當然明白。因此結果「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實際上曹操並非沒有這種考慮。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曹操的好幾個兒子包括曹植都被封為侯，卻沒有封曹丕，而是任命他為五官中郎將，而且「置官屬，為丞相副」。五官中將郎的品級不高，只不過宮廷侍衛隊的分隊長，並沒有資格設置下屬官員，更不可能成為丞相的副手。曹操這樣安排，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低職高配」，即一方面職位很低，另一方面卻地位很高，權力很大，以至於中將郎遠勝萬戶侯。顯然，曹操是將曹丕區別對待的。所以，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十月立太子時，曹操便發佈《告子文》，聲稱「汝等悉為侯，而子桓獨不封，而為五官中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可以說，工於心計、文武雙全和身為長子這三條，是曹丕最終被曹操選中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曹丕的勝出還有什麼原因，那就是得高人指點。事實上，自從曹丕和曹植開始為太子地位明爭暗鬥，曹操集團內部就形成了兩個小集團，或者說兩個派別，一派擁戴曹丕，一派擁戴曹植。用《三國志．賈詡傳》的話說，就是「各有黨羽」。曹植這邊，主要的謀士是丁儀、丁廙（音「異」）、楊修；曹丕這邊，則主要是吳質。可惜，丁儀、丁廙、楊修這「三個臭皮匠」，不但抵不了「諸葛亮」，就連吳質也對付不了。

　　吳質，字季重，濟陰（今山東省定陶）人。《三國志．吳質傳》裴松之註引《魏略》說他因為「才學通博」，而為曹丕和諸侯禮遇，喜愛有加。但在曹丕和曹植的奪嫡之爭中，吳質是向著曹丕的。他為曹丕出的主意，其實也就兩條，一是「輸誠」，二是「設疑」。據《三國志．吳質傳》裴松之註引《世語》，有一次，曹操出征，曹丕和曹植都到路邊去送行。曹植賣弄小聰明，歌功頌德，文詞華麗，大家聽了都很欣賞，曹操心裡也很舒服，只有曹丕不舒服。這時，吳質附耳說：「王當性，流涕可也。」曹丕依計「泣而拜」，哭得感天動地，曹操和其他人也跟著流淚。結果可想而知，曹操更為感動，其他人也「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吳質真不愧於自己的名字，他用最簡單、最質樸，而且成本也最低的方式擊敗了曹植。

　　吳質如此厲害，自然會被曹植小集團視為眼中釘，密切注意他的動向。據《三國志．曹植傳》裴松之註引《世語》，有一次，曹丕用廢棄了的「簏」（音「鹿」，用竹條、籐條或柳條編的筐）把吳質偷偷運到府中，密謀對付曹植，被楊修發現，報告了曹操。不過這時已經來不及查了，就沒有查。曹丕很緊張，問吳質怎麼辦。吳質說怕什麼！如此這般即可。過了幾天，曹丕又運「簏」進府，楊修又去報告，曹操馬上派人去查。打開一看，裡面裝的是絲絹，結果「太祖由是疑焉」。懷疑什麼呢？懷疑曹植、楊修等人陰謀陷害曹丕。

　　顯然，吳質成功，是因為他把曹操琢磨透了。他知道曹操雖然重才，卻更重情，所以讓曹丕「輸誠」。他知道曹操這個人多疑，而且越是聰明的人他越猜疑，所以讓曹丕「設疑」。相比之下，楊修就差得多。他總是耍小聰明，出餿主意。我們前面講過，楊修是喜歡揣度曹操心思的，可惜會猜不會做。據《三國志．曹植傳》裴松之註引《世語》，楊修常常像自己對付曹操那樣，替曹植預先設想許多問題，並寫好答案。每當曹操有事詢問，便把事先準備好的合適答案送去，希望給曹操「才思敏捷」印象。然而楊修事不縝密，沒有把握好節奏，以至於「教才出，答已入」。結果曹操便起了疑心，心想曹植再聰明，也不至於如此之快呀！派人一查，真相大白。從此曹操便對曹植有了看法，對楊修則更是厭惡之極。

　　楊修的猜測也不都準確。又據《三國志．曹植傳》裴松之註引《世語》，有一次曹操命令曹丕、曹植兄弟各出鄴城門外辦事，同時又密令門衛不得放行。楊修猜中了曹操必然有此安排，便事先告訴曹植說，萬一門衛不肯放侯爺出去，侯爺身有王命，可以殺了他。結果曹植出了城，曹丕沒出去。但曹操的這一安排，是對兄弟倆的綜合考察，既要查其才，更要查其德。曹植表面上贏了這場比賽，卻給曹操留下了曹丕仁厚、曹植殘忍的印象，實際上輸了。楊修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得並不遠，並不深，所以是小聰明。小聰明的楊修，當然鬥不過大聰明的吳質。何況曹丕只有吳質一個謀士，曹植卻形成了黨羽，這也為曹操所不容。

　　不過在我看來，吳質雖然高楊修一著，卻仍遜賈詡一籌。因為吳質教給曹丕的是「術」，賈詡教給曹丕的卻是「道」。據《三國志．賈詡傳》，曹丕曾派人去請教賈詡，問怎樣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賈詡的回答十分淡然。賈詡說，但願將軍能夠弘揚道德，培養氣度，實踐士人的責任和義務，勤勤懇懇，孜孜不倦，不做違背孝道的事情，也就可以了（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這話在一般人看來好像打官腔，然而卻是至理名言，因為他說到了根本。事實上，不管你做什麼，做工也好，做官也好，做生意也好，做學問也好，歸根結底是做人。做人是最根本的。只有做人成功，其他事情才會成功，否則就只能得逞於一時。這正是賈詡的高明之處。我曾經說過，諸葛亮是大智慧，賈詡是小聰明。因為諸葛亮的聰明才智用於治國，賈詡的聰明才智用於權謀。但是，和那「三個臭皮匠」相比，賈詡就是大智慧了。

　　曹丕按照賈詡的教誨磨礪自己（深自砥礪），終於贏得曹操信任。然而，儘管有賈詡的提醒，他的狐狸尾巴還是露了出來。據《三國志．辛毗傳》裴松之註引《世語》，曹丕被立為太子時，曾情不自禁地抱著議郎辛毗（音「皮」）的脖子說，辛君呀辛君，你知道我有多高興嗎？這在當時人看來，就有些小人得志了，至少是失態。反倒有兩個女人，這時表現得十分冷靜、理智和低調。一個是曹丕的母親卞夫人，故事在《海納百川》一回講過，還有一個則是辛毗的女兒憲英。辛毗回家，把曹丕的表現告訴憲英，憲英長歎一聲說，太子怎麼能這樣！什麼是太子？太子就是接替君王治理國家的人。接替君王應該感到悲痛（因為這意味著父兄去世），治理國家應該感到畏懼（因為這意味著責任重大）。應該悲痛和畏懼，卻反倒興高采烈，那還能夠持久嗎？魏國，怕是不能繁榮昌盛長治久安吧？

　　現在看來，事情還真被憲英不幸而言中。曹丕於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十月被立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年）正月繼承王位，同年十月逼漢獻帝禪位，當了六年皇帝後於黃初七年（公元二二六年）去世，享年四十歲。曹丕去世後四十五年，即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二六五年），魏亡。

　　當然，魏的短命，倒並不是因為曹丕當時的得意忘形，歸根結底仍是制度問題。必須指出，曹丕「篡漢」成功，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實行了九品中正制。所謂「九品中正制」，說到底，就是讓士族壟斷了官場。曹丕以此為籌碼，換得士族的支持。可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曹魏最後，竟亡於士族之手。相反，蜀漢政權則實行漢初的制度，不實行九品中正制，結果失去士族擁戴，也終於滅亡。所以，這個制度是魏亡的原因，也是蜀亡的原因。

　　不過我們現在還顧不上講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回過頭去看看孫、劉。赤壁之戰以後，劉備和孫權又怎麼樣了。他們是怎樣發展壯大自己的？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還能像當初那樣結成鞏固的聯盟共同對抗曹操嗎？

　　請看下回：乘虛而入。

第三十一回　乘虛而入

赤壁之戰後，三分了荊州的曹操、劉備和孫權都把爭奪的目標指向了益州，而最後的勝利者是劉備。那麼，劉備為什麼能夠在這場爭奪中勝出？曹操和孫權為什麼不能得手？原本據有益州的劉璋又為什麼失去了他的地盤呢？

　　赤壁之戰後，又經過一系列戰爭和討價還價，劉備佔有了武陵（治所在今常德）、長沙（治所在今長沙）、桂陽（治所在今郴州）、零陵（治所在今零陵）江南四郡和南郡的一半，自任荊州牧；周瑜攻下江陵，孫權控制了西起夷陵（今湖北省宜昌）東至尋陽（今江西省九江）的長江防線，並佔有江夏郡；曹操退回北方，仍佔有南陽郡和以襄陽為中心的南郡的另一半。曹、劉、孫三分了荊州。此刻，他們誰也吃不掉誰，便開始打益州的主意。

　　益州，包括漢中、廣漢、巴郡、蜀都等，是東漢最大的兩個州之一，而且沃野千里，堪稱天府之國。再加上其主人劉璋基本上是個沒本事的，守不住，因此必然成為虎狼們要爭奪的羊。爭奪的結果，是劉備得手，孫權、曹操落空，三國鼎立之勢形成。我們知道，劉備原本是這三家中最弱的，他佔領的荊州四郡在當時也是最窮的地方。然而強者沒有得到的，弱者卻得到了，這又是為什麼呢？

　　也有四個原因。

　　第一是孫權困難。孫權取蜀，有兩條路。一是北上經安康進漢中，二是走南路沿長江而西進。這兩條路，其實都走不通。走南路，要過劉備的地盤；走北路，曹操不會答應。孫權想出的辦法，是聯合劉備共同取蜀。據《三國志．先生傳》，當時已是孫權妹夫的劉備和手下人商量，有人就說可以答應他，反正孫權不能越過我們的地盤去佔領益州，益州就是我們的了（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為己有）。然而有一個名叫殷觀的人不同意。殷觀說，荊吳聯合攻蜀，充當馬前卒的肯定是我們。拿得下益州還好，如果拿不下，東吳的軍隊堵在後面，我們可就變成三夾板了。

　　殷觀的話說穿了孫權的心思。什麼聯合取蜀！其實是想把劉備擠出荊州，劉備當然不會上當。何況就算聯合取蜀成功，劉備也不願意。按照裴松之註引《獻帝春秋》的說法，劉備的心思是「欲自圖蜀」，怎麼會和孫權合夥？不過這時又不能得罪孫權。於是殷觀又獻計說，我們可以支持孫權伐蜀，但不出兵。就說我們新得四郡，局勢不穩，不敢輕舉妄動，反正他們也不敢越過我們的防地自己去攻蜀。劉備接受了殷觀建議，孫權果然放棄了自己的打算（先主從之，權果輟計）。

　　這是《先主傳》的說法，實際情況可能還要複雜一點。據該傳裴松之註引《獻帝春秋》，劉備當時給孫權回信，講了兩條不能攻蜀的理由。一是蜀地民富國強，易守難攻，只怕是吳起、孫武也對付不了。二是大敵曹操當前，荊、吳應該聯合蜀（劉璋）、漢（張魯），不能給曹操可乘之機。劉備說，曹操雖然是個居心叵測的奸賊（雖有無君之心），但表面上還是尊奉天子的，名義上也還是大漢的臣子（而有奉主之名），政治上有優勢。有人說，曹操失利於赤壁，已經山窮水盡，沒有雄心壯志了，其實不然。現如今，曹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正準備「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怎麼會坐在家裡等待老呢（何肯守此坐須老乎）？我們如果和劉璋、張魯自相殘殺，曹操肯定乘虛而入，這可不是長久之計。

　　孫權當然不吃這一套，仍派奮威將軍孫瑜進駐夏口。劉備當然不會放孫瑜過去，就來個軟硬兼施。據《三國志．魯肅傳》，劉備給孫權寫了一封信，說是我劉備和劉璋同為大漢宗室，齊心協力要匡扶大漢王朝。如今劉璋得罪了將軍，劉備深感恐懼，希望將軍寬恕了他。至於奪取益州的話，劉備簡直就不敢聽見。如果將軍硬是不肯放過劉璋，劉備就只好披頭散髮歸隱於山林了。

　　這當然是綿裡藏針，與此同時則是相應的軍事行動。劉備派關羽屯兵江陵，張飛屯兵秭歸，諸葛亮屯兵南郡，自己駐紮在孱陵（孱音「佔」）。孫權明白了，便將孫瑜撤回。可是孫瑜一走，劉備就開始打益州的主意，並在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帶兵入蜀。據《三國志．魯肅傳》，孫權聞訊氣得破口大罵，說劉備這個滑頭竟敢使用詐術（猾虜乃敢挾詐）！

　　孫權這樣說，自有他的立場。站在劉備的立場，這只能叫「兵不厭詐」。這裡面並沒有仗義不仗義、誠信不誠信的問題。你總不能說益州這地方，孫權奪得，劉備奪不得吧？只不過孫權要取益州，確實十分困難，劉備則方便得多。但劉備再方便，益州也是人家的，劉備怎麼就說拿就能拿到手呢？

　　這就要說到劉備得手的第二個原因──劉璋窩囊。

　　劉璋確實比較窩囊，或者說比較溫和柔弱。他和劉表一樣，只想守住自己那一畝三分地。但不幸的是，他和劉表一樣，也是守不住。據《三國志．先主傳》，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劉璋聽說曹操要西征張魯（其實是要逼反馬超和韓遂，《半途而廢》那一回說過），立即就慌了神。這時，他的部下張松就跑去跟他說，曹公可是無敵於天下呀！一旦擁有了張魯的軍需和軍隊，再來攻打益州，請問誰能頂得住？劉璋說，我這不是正發愁嗎？張松說，可以依靠劉豫州。劉豫州和將軍是一家子，和曹操是死對頭，又善於用兵，不如請他去打張魯。張魯打下來，益州就強大了，曹操來了也不怕。劉璋一聽有道理，就採納張松的建議，派法正將兵四千，去迎劉備。

　　張松這主意吃裡爬外，至少也是餿主意！劉備「天下梟雄」誰人不知，請他入蜀豈非「引狼入室」？起碼也是「請神容易送神難」，因此，理所當然地引起許多人的警惕，遭到許多人的反對。據《三國志．黃權傳》、《劉巴傳》裴松之註引《零陵先賢傳》和《劉璋傳》，黃權等人都曾向劉璋力諫此計不可行。黃權說，左將軍（指劉備）素有驍名，將軍把他請來，請問如何對待呢？當作部下吧，他不願意（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平起平坐吧，一個山頭又不能有兩個王（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兩雄並立，對方穩如泰山，我方就危如累卵（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這是萬萬使不得的。劉巴也說，劉備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入必為害」不可接納。還有一個名叫王累的態度更堅決，既然「自倒懸於州門以諫」。而且，據《華陽國志》，王累最後還「自刎州門，以明不可」。

　　黃權、劉巴、王累的意見顯然是對的，然而劉璋卻充耳不聞。這就奇怪。劉璋再窩囊，也不會糊塗到連黃權他們講的道理都不明白，為什麼還要一意孤行呢？

　　原來劉璋有他自己的盤算。據《三國志．劉璋傳》，張松對劉璋還有一番說詞。張松說，現在州中諸將比如龐羲、李異這些人，都「恃功驕豪」，而且有通敵叛變的意思（欲有外意）。如果我們不把劉豫州請來，一旦「敵攻其外，民攻其內」，那就麻煩大了。

　　這話說到了劉璋的心病。對於益州而言，劉璋和他父親劉焉建立的，乃是一個外來的政權。劉焉入川時，親朋故舊隨他的很多。他以這些人為骨幹，又把從長安和南陽一帶入川的流民編成軍隊，號稱「東州兵」，形成一個「客籍」的「東州集團」。與此同時，當地士族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土著」的「益州集團」。這兩個集團的矛盾很深。劉焉在世時，曾經鎮壓過一次。劉璋繼位後，又鎮壓過一次，但矛盾並沒有緩和。所以，劉璋採納張松的建議，正如呂思勉先生《秦漢史》所言，是因為他更擔心內亂（是時所患者，實在蜀中諸將），指望同為宗室的劉備能幫他一把。但是，無緣無故地把劉備請來，恐怕「將為群下所疑」，於是以討伐張魯為名。這在劉璋看來，是一舉兩得有利無弊的。因為他的想法，是讓劉備去打張魯。打下來了，就讓劉備在漢中待著。反正張魯已經背叛，漢中早非己有。與其讓張魯在那裡佔著，不如送給劉備。劉備和曹操是死對頭。有他看著北門，那就高枕無憂了。何況漢中和蜀郡雖同為一州，卻是各自為政。劉備在漢中，自己在蜀中，並不存在黃權所謂「一國不容二君」的問題，反倒可以相輔相成，相依為命，唇齒相依，對內（蜀將）對外（曹操）都形成威懾力量。所以呂先生說「在璋未嘗不自謂得計」。

　　可惜劉璋機關算盡適得其反。劉備入川，不但沒有幫他看家護院，反而把他吃掉了。這事從根本上說，是劉璋原本就不該存了利用別人的心思。你利用別人，別人就不利用你？你算計別人，別人就不算計你？利用別人的必為別人利用，算計別人的必為別人算計，引狼入室的結果一定是玩火自焚。這也不是沒有教訓的。遠的不說，何進、袁紹把董卓弄進洛陽就是前車之鑑。所以，說到底，還是做人要老實，不要去打把別人當炮灰的主意。不過，具體到劉璋，他的失算，又有兩個「沒想到」。

　　第一個「沒想到」，是沒想到劉備並不聽自己的指揮。第二個「沒想到」，是張松和法正並不是什麼大忠臣，他們早就策劃好了要把益州獻給劉備。張松勾結劉備，是因為他痛恨曹操；法正勾結劉備，是因為他不滿劉璋。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張松受劉璋派遣去見曹操，表示友好，結果碰了釘子，受到羞辱，回來後大講曹操壞話，主張聯合劉備。法正則是在劉璋那裡不得志的，《三國志》本傳的說法是「既不任用，又為其州邑拒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也就是劉璋不重用他，「土著」和「客籍」也都說他壞話，很不得志。張松受辱於曹操，法正不滿於劉璋，兩個人又是好朋友，而且都認為劉璋成不了氣候（忖璋不足與有為），便充當了劉備在益州的「線人」，連地圖都獻出去了。這地圖是誰獻的？《三國演義》根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吳書》說是張松，但學術界一般認為《吳書》的這條記載不可靠。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考異》就說張松並沒有見過劉備，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也說《三國演義》講的那些故事「都是不存在的」，因此有可能是法正獻的圖。張松從曹操那裡回來，極力主張結好劉備，並推薦法正做「聯絡員」。據《三國志．法正傳》，法正從劉備那裡回來後，對張松稱讚劉備有雄才大略（稱說先主有雄略），兩個人暗中策劃要奉劉備為君（密謀協規，原共戴奉），法正的「獻圖」，大約就在這一次。

　　這樣看來，劉璋派法正將兵四千迎劉備入蜀，就不但是「引狼入室」，而且是「送貨上門」。據《三國志．法正傳》和《資治通鑑》，法正見到劉備，先是傳達了劉璋的意思，然後就向劉備獻計。法正說，以將軍的英明，對付劉璋的懦弱，再加上張松等人做內應，完成大業不是易如反掌嗎？

　　法正這話劉備愛聽，但又猶豫（備疑未決）。這時，龐統又來進言。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三國志》說他做過劉表的部下，《江表傳》說他做過周瑜的部下，職務都是功曹。所謂「功曹」，乃是一種事務性文官。劉備自領荊州牧以後，龐統到了劉備手下做「從事」，並以此身分代理耒陽縣令，仍然是個辦事員，後來還被罷了官。據《三國志．龐統傳》，當時魯肅給劉備寫了一封信，說龐統並不是做縣官的材料，只有委以重任，才能大顯身手。諸葛亮也這麼說。劉備這才和龐統談話，結果「大器之」，便讓他和諸葛亮一起擔任要職（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親近待遇也僅次於諸葛亮（親待亞於諸葛亮）。

　　這事頗有些可疑。第一，據晉人習鑿齒《襄陽記》，龐德公曾說過，諸葛亮是臥龍，龐統是鳳雛，《三國演義》更是借水鏡先生之口說「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們在劉備那裡的待遇一開始為什麼差別那麼遠？第二，以劉備之思賢如渴，如果聽說過「臥龍」、「鳳雛」的說法，怎麼可能輕慢龐統？第三，首先向劉備推薦龐統的怎麼居然是魯肅？諸葛亮為什麼要在魯肅推薦之後才「亦言之於先生」？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就問了這個問題。這事我們也說不清，最大的可能是《襄陽記》的說法靠不住。「臥龍」是有的，但沒有「鳳雛」。

　　事實上龐統和諸葛亮也不可相提並論。龐統的功勞只有一件，就是幫劉備得到益州。據《三國志．龐統傳》裴松之註引《九州春秋》和《資治通鑑》，法正獻策，劉備猶豫，龐統便極力鼓吹。龐統說，荊州這地方（準確地說指劉備所擁有的荊州四郡）既不富裕又不強大，要錢沒錢要人沒人，東邊有孫吳北邊有曹操，很難形成鼎足之勢。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兵強馬壯而且自給自足，不妨借來成就大事。

　　劉備仍然猶豫。劉備說，不行啊！現如今，和我勢同水火的就是曹操。曹操急切，我就寬和；曹操殘暴，我就仁慈；曹操奸詐，我就忠厚。每件事都和曹操相反，這才成功（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如果因為一個小原因就失信義於天下，這種事情幹不得！這話張作耀先生認為是「言不由衷」，我則認為是半真半假。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的規劃，奪取益州以為基地，實現成霸業、興漢室的理想，怎麼是「小故」呢？明明是「大事」嘛！但劉備心裡有障礙，則是真的，因為他確實處處和曹操相反──「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以，作為動詞，有使用、憑藉等意思。也就是說，劉備是以「每與操反」相標榜、為策略的。現在，劉璋請他去幫忙，他卻把人家給滅了，確實講不過去。不過按照諸葛亮的規劃，益州是遲早要拿下的。劉璋請上門來，不能不說是一個機會。何況，正如《三國志．法正傳》載諸葛亮所言，當時劉備夾在曹操和孫權中間，身邊又有一個孫夫人盯著，確實困難，不能不向西發展。因此，劉備此刻的心情，應該是既想做又有顧慮。由是之故，司馬光在照錄這段話時就做了一點微妙的修改，是把劉備的否定改成了詢問，不再是「吾所不取」，而是「奈何」，可謂精準。

　　這心思龐統當然明白，便幫劉備打消顧慮。龐統說，凡事有經有權，不能死心眼（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併弱小的，攻擊愚昧的，天經地義。只要將來封他一個大國，不也對得起人嗎？咱們現在不下手，遲早便宜了別人。

　　這可真是強詞奪理。趁火打劫，奪人之地，還說什麼「報之以義」，「何負於信」，實在是強盜邏輯。其實龐統完全可以把話說得更漂亮一些。龐統可以說，義，是不能不要的，也是不能不講的。但是，義，也有好幾種。有正義，有道義，有信義，有情義，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熊掌與魚不可兼得，那就只能捨小義取大義。對抗曹賊，匡扶漢室，平定天下，這是大義。相比較而言，劉璋的恩義，就是小義了。大道理管小道理。為了天下蒼生，只好委屈他劉季玉。何況我們要取的，只是他的地，不是他的頭。再說了，對於季玉將軍來說，與其被曹操兼併，不如讓給我們，至少我們還能給個妥善安置嘛！

　　不過龐統並沒有這樣說，劉備也沒有再問。看來此刻劉備要的，也就是一個說法。只要馬馬虎虎能夠交待過去，或者讓自己感覺心安理得，也就對付了。何況「今日不取，終為人利」也是實話。益州這地方，劉璋反正是守不住的。與其讓給曹操、孫權，不如我劉備佔了。至於孫權那邊，也不難交待。因為此番出兵，並非要奪人地盤，而是受人邀請，幫劉璋去看家護院的，至少在名義上是這樣。

　　於是，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十二月，劉備留諸葛亮、關羽、張飛守荊州，趙雲為後備，自己和龐統率軍溯流西上，向益州進發。由於劉璋事先打了招呼，劉備西進一路綠燈，《三國志》的說法是「入境如歸」，進入他國就像回家一樣。劉璋也親自從成都到涪縣（今四川省綿陽市）迎接，賓主相見甚歡。劉璋還給了劉備大量的資助。據《三國志．先生傳》，此時劉備「併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足以對付張魯。那麼，他去了嗎？

　　沒有。

　　劉備得到劉璋的資助，率軍北上，走到劉璋的涪縣和張魯的陽平關之間的葭萌（葭音「加」，葭萌在今四川省廣元境），就停了下來。劉備在葭萌停下來幹什麼，他會不會去打張魯呢？

　　這就要說到劉備得手的第三個原因──劉備厲害。

　　前面說過，劉備是早就存了心思要拿下益州的，這是他和諸葛亮在隆中定下的事情。劉璋的邀請不過提供了一個機會，法正和龐統的勸說則只是推波助瀾。現在看來，劉備不愧為政治家，張松和龐統就只好叫做政客。據《三國志》之《先主傳》和《龐統傳》，二劉在涪縣相見時，張松和龐統都建議劉備在見面時幹掉劉璋（張松的建議是通過法正傳達的）。劉備對法正說「此大事也，不可倉卒」，對龐統說「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於是，政治上遠比張松之流高明的劉備，便在葭萌「廣樹恩德，以收眾心」，並等待機會。

　　機會說來就來。據《三國志．先主傳》，建安十七年（公元二一二年）十月，曹操南征孫權。十二月，孫權向劉備求救。劉備就給劉璋寫信，說孫權和自己唇齒相依，關羽在荊州也勢單力薄，張魯則不過自守之賊，不足為慮，因此請劉璋再給一萬人馬和軍需物質，讓自己回荊州救援。劉璋對劉備在葭萌的動作本有懷疑，聽說他「欲以東行」就更有疑惑，便只肯給兵四千，其餘減半。張松聞訊則大吃一驚，寫信給法正說，咱們的事眼看就要弄成了，怎麼可以功虧一簣呢（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結果被自己的哥哥廣漢太守張肅告發，劉璋便將張松收監斬首。

　　劉璋的狐疑和張松的猴急給了劉備伐蜀的口實。當時，龐統向劉備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挑選精兵，日夜兼程，奇襲成都；下策是退回白帝，鞏固荊州，從長計議。劉備採納其中策，殺白水關（在今四川廣元境）劉璋守將，然後反戈一擊，攻克涪縣。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五月，劉備從涪縣向成都進軍。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五月，劉備命關羽守荊州，諸葛亮、張飛、趙雲率軍入蜀，分兵略地。夏，劉備攻克雒城（雒音「洛」，雒城在今四川省廣漢北），與諸葛亮、張飛、趙雲會師，進圍成都。這時，馬超也來投奔劉備，劉璋已成甕中之鱉。據《三國志．劉璋傳》，當時劉璋說，我們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對人民無恩無德，現在又害得老百姓吃了三年的戰爭之苦，於心何忍啊！便開門投降。

　　對於劉備的奪益驅璋和劉璋的蒙辱投降，史家評論不一，我個人傾向於贊同張作耀先生《劉備傳》的觀點。劉備奪益驅璋，心情不乏齷齪之思，手段多有卑鄙之為，但從大局出發不宜苛求指責。劉璋蒙辱投降，使人民避免了戰爭的災難，後人可以責其軟弱無能，不能譏其骨頭不硬。對待歷史人物，是要有「歷史之同情」的。

　　這裡可以補充兩條史料。其一，據《三國志．龐統傳》，劉備攻下涪縣後，大開慶祝會，置酒作樂，還對龐統說：「今日之會，可謂樂矣！」龐統說，佔了人家的地盤還高興，恐怕不是「仁者之兵」吧？這時劉備已有醉意，就發怒說，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難道也不是仁者？給我出去！稍後劉備覺得不妥，又把龐統召了回來。龐統也不道歉，一屁股坐下來照吃照喝。劉備問他，剛才誰不對？龐統說，君臣都不對。劉備哈哈大笑，照舊飲酒作樂。其二，劉備進攻成都時，一個名叫鄭度的人建議劉璋堅壁清野，劉璋不同意。劉璋說：「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結果，沿途的庫藏和莊稼，全都留給了劉備。這兩件事應該如何看，相信讀者自有明鑑。總之，劉璋引狼入室，劉備乘虛而入，是益州易主的主要原因。

　　劉備終於得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曹操失誤。曹操取蜀，須走北路。只有先消滅馬超、韓遂、張魯，取得漢中，才能相機行事。這是他的難處。但對劉備估計不足，則不能不說是失誤。劉備取蜀，用了三年時間，曹操毫無動作（比如牽制騷擾一下），反倒向孫權耀武揚威。曹、孫鷸蚌相爭，劉備漁翁得利，這也算一種乘虛而入吧！

　　劉備得到益州以後，孫權立即感到大事不好。除大罵劉備背信棄義外，還派人向劉備討還荊州。那麼，劉備是向孫權借了荊州嗎？他是怎麼借的，孫權為什麼要給他，現在討得回嗎？如果討不回，又會怎麼樣呢？

　　請看下回：蜜月陰謀。

第三十二回　蜜月陰謀

赤壁之戰期間，孫權和劉備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結成了聯盟。這是他們克敵制勝的重要原因。然而，這種聯盟是脆弱的。一旦敵人的威脅暫時緩解，各自的利益發生衝突，聯盟就面臨破裂的可能。實際上，即便在孫、劉兩家表面友好的「蜜月期」，種種政治陰謀也層出不窮。那麼，孫權方面又對劉備使了哪些計謀呢？

　　前面講過，赤壁之戰以曹操的失敗告終，孫權和劉備則乘勝擴大自己的戰果。就在當年，劉備拿下了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任命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總督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職在「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周瑜耗時一年，在次年十二月攻下了江陵。於是，劉備上表朝廷，推薦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孫權則同意劉備「領荊州牧」，還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了他，孫劉聯盟進入「蜜月期」。

　　然而，這又是一個充滿了陰謀的「蜜月期」。在此期間，有三件事值得注意，即孫權嫁妹妹、周瑜出狠招、魯肅借荊州。從這三件事情當中，我們不難看出孫、劉之間關係的微妙。現在先說第一件事──孫權嫁妹妹。

　　孫權嫁妹妹是陰謀嗎？不好說。《三國演義》是當作陰謀來寫的，還說出主意的是周瑜。結果陰謀被孔明識破，將計就計，於是劉玄德洞房續佳偶，周公瑾賠了夫人又折兵。但這是演義，靠不住。關於這段婚姻，《三國志．先主傳》只有寥寥數字：「（劉）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公安，就是現在湖北省的公安縣，原名油江口，也叫油口。公安是劉備改的名字。荊州的治所本在襄陽，但襄陽被曹操佔著，劉備這個自封的荊州牧就只好以公安為治所了。

　　劉備得到了荊州七郡中的四郡，雖然是最窮的四郡，也許讓孫權逐漸不敢小看（權稍畏之），這才「進妹固好」，也就是想通過婚姻關係來鞏固聯盟。這是好意，至少沒有惡意。何況這也是古已有之的老辦法，曹操和孫權就有這種關係。因此，叫它「政治婚姻」可以，叫它「政治陰謀」怕就不妥。要叫，也只能叫「計謀」，或者「陽謀」。

　　不過，這段婚姻是否幸福，這對夫妻是否般配，倒是可以討論。至少，年齡是不相當的。孫權嫁妹時，自己才二十九歲，其妹大約十九歲，劉備則已四十九歲。所以戲文裡演劉備相親時，就讓所謂「喬國老」出主意，教劉備用烏鬚藥把鬍子染黑了。其實這是多此一舉，因為劉備根本就沒有鬍子。《三國志．周群傳》說得很清楚──「先生無鬚」。該傳還說，劉備和劉璋在涪縣見面時，有個名叫張裕的人也在座。張裕這個人，滿嘴都是鬍鬚。劉備就講了個笑話諷刺他，意思是「豬毛把嘴巴都遮住了」。張裕便也講笑話來反唇相譏，意思說「沒毛就露豬嘴巴了」。這事讓劉備耿耿於懷，後來終於藉故殺了張裕，就連諸葛亮出面相救，都救不了。劉備的說法是，就算是蘭花，如果擋在門口，也得除掉！當然這是後話，或者是插曲，我們還是說孫小妹。

　　孫權這位小妹，名字據說叫孫仁，跟她四個哥哥──孫策、孫權、孫翊、孫匡一樣，都是單名。她生於孫氏家庭，又嫁給荊州州牧，是江東第一小姐、荊州第一夫人，自然非同小可。據《三國志．法正傳》，孫小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身邊的侍婢多達百人，都拿著刀侍立兩旁。劉備每次進她的房間，都「衷心常凜凜」。凜凜，《辭海》的解釋是寒冷貌、可敬畏貌、戒懼貌，而且第三種解釋的舉例就是前面這段話。也就是說，身經百戰的劉豫州，每次去見他這位夫人的時候，都感到一股陰森的寒氣，因此心懷戒懼。這種戒懼，用胡三省注《資治通鑑》的話說，就是「恐為所圖也」。

　　這一點，劉備和諸葛亮心裡都很清楚。仍據《三國志．法正傳》，諸葛亮事後回憶起這段歷史，就說了「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的話；而劉備則把趙雲安排在自己身邊，以防不測。據《三國志．趙雲傳》裴松之註引《雲別傳》，當時這位孫夫人仗著自己是孫權的妹妹，十分「驕豪」了得。她帶了許多東吳的官員和軍隊（多將吳吏兵），居然「縱橫不法」。劉備沒有辦法，只好任命為人嚴謹持重（嚴重）的趙雲做「內務部長」（特任掌內事），幫他對付和看住這位惹不起也躲不起的孫夫人。

　　事實證明，劉備、諸葛亮的擔心並不多餘。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十二月，劉備帶兵入蜀。孫權聞訊，一面大罵劉備背信棄義，一面派船隊去接妹妹，孫夫人則準備把劉禪也帶走。只是因為趙雲和張飛「勒兵截江」，才沒能如願。這事雖見於野史（《雲別傳》），但《資治通鑑》採信，看來是真的。《三國志．先主穆後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則說是諸葛亮派趙雲去截江的。這就是《三國演義》第六十一回《趙雲截江奪阿斗》的根據。顯然，孫小妹嫁到荊州以後，荊州方面並不輕鬆。正如陳邇冬先生《閒話三分》所言：「諸葛亮不動聲色注意於後，趙雲出入防範於前，他們隨時都是提心吊膽的。」

　　那麼，孫小妹這樣做，是受孫權指示，還是自作主張？這就弄不清了。如果是前者，則這段婚姻就是不折不扣的「蜜月陰謀」；如果是後者，則我們不能不佩服她實在是「巾幗英雄」。祝秀俠先生《大智大勇的孫夫人》一文說，三國女中人才，孫夫人當數第一位。雖然任務沒有完成，但進退自如，威風八面，遠嫁他國如入無人之境，豈是一般女性所能？這當然也是對的。但我覺得她作為一個女人，其實不幸。嫁人既非本願，離異也身不由己。事實上孫夫人回去以後就沒有了下文，不知所終。她和劉備當然不可能「鴛夢重溫」，和別人大約也很難有什麼「廊橋遺夢」或者「魂斷藍橋」的。

　　實際上，不但孫小妹白白做了犧牲品，就連劫持劉禪以為人質，在孫權方面也是不得已的下策，因為他們原本是要以劉備為人質的。這就要說到第二件事──周瑜出狠招。

　　據《資治通鑑》，孫權嫁妹，是在建安十四年（公元二○九年）十二月（蔣幹到周營策反周瑜也是這時）。過了一年，即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年）十二月，劉備親自到了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去見他的大舅子孫權。這事《三國志》之《先主傳》、《周瑜傳》和《魯肅傳》都有記載。劉備此行的目的，《魯肅傳》的說法是「求都督荊州」。我們知道，周瑜拿下江陵以後，被孫權任命為南郡太守，駐江陵。這時，劉備已表薦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孫權也同意劉備「領荊州牧」，周瑜就把南岸的地方讓給劉備，劉備也得以在公安建立他荊州牧的治所。但劉備並不滿足，便又去京口要地盤。《先主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說：「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復從權借荊州數郡。」這就是通常所謂「借荊州」。

　　其實「借荊州」的說法是不通的，我們後面還要講到。劉備也「借」不了荊州，他要的只是南郡。南郡控扼長江，北可攻中原，西可進益州，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劉備當然也想得到。但他的話不能這麼說，只能說我想「都督荊州」。什麼意思？就是說，我現在不是荊州牧嗎？荊州牧就應該到荊州的治所去就任。荊州的治所在哪裡？在襄陽。襄陽在哪個郡？在南郡。但是，襄陽現在被曹操佔著，當然去不了，只好在南郡另找個地方。什麼地方呢？江陵。因為江陵是南郡的治所。到不了荊州的治所，到南郡的治所也算馬馬虎虎了。所以劉備要說「求都督荊州」。也就是說，劉備的「借荊州」，其實是借南郡，要江陵。

　　這對於周瑜來說，無異於與虎謀皮。因為江陵是周瑜花了一年工夫才打下來的，怎麼可能給劉備？當然，劉備要江陵，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周瑜攻打江陵時劉備是出了力的，《三國志．周瑜傳》裴松之註引《吳錄》有記載。但周瑜不這麼看，到嘴的肥肉也不會讓給別人。不但不讓，還主張軟禁劉備。據《三國志．周瑜傳》，劉備從公安到京口，周瑜便上疏孫權，說劉備這個人有「梟雄之姿」，關羽、張飛又是「熊虎之將」，哪裡是能夠長久屈身被人利用的？不如把劉備弄到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給他漂亮房子漂亮女人，讓他聲色犬馬花天酒地，然後把關羽和張飛拆開，讓他們天各一方。再派一個像我周瑜這樣的人帶著他們打仗，事情就搞掂了！相反，如果再割讓土地資助他們，讓他們聚在一起，又都在疆場之上，只怕是蛟龍得到了雲雨，不會再是池中之物。

　　周瑜這一招夠狠，可惜並不現實。軟禁劉備不難，軟禁劉備以後還能調度關、張，則是癡人說夢。三國時代的軍隊，都是效忠主將的。呂布的軍隊聽呂布的，馬超的軍隊聽馬超的，關羽、張飛的軍隊自然聽關羽、張飛的，豈能聽你周瑜的？關羽和張飛當然更不會服從周瑜。他們只忠於一個人，那就是劉備。想當年，曹操對關羽如何？最後關羽還是要離他而去。你現在把劉備軟禁起來，還想讓他們服從你，豈非異想天開？只怕他們會殺上門來，奪回劉備。奪不回，則結為死仇。所以這是餿主意。大約孫權也認為不可行，再加上魯肅等人反對，就沒有實施，《周瑜傳》的說法是「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這個決策於孫權來說，顯然是明智的。

　　不過這事還是讓劉備感到後怕。據《三國志．龐統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有一次劉備和龐統聊天。劉備問，先生不是在周公瑾手下當過功曹嗎？據說孤到京口時，有人要仲謀把孤扣留起來，有這事嗎？沒關係，在君為君，但說無妨。龐統說，有的。劉備長歎一聲說，孤那時也是沒有辦法！要求人麼！所以不得不走那一趟，差一點就栽在周瑜手裡了。天下智謀之士，真是英雄所見略同。當時孔明就一再勸孤不要去，他的情意是非常的懇切，他的考慮是非常的周全啊！孤當時想，他孫仲謀的敵人不是在北方嗎？他不是還要依靠孤嗎？這才「決意不疑」。看來孤是冒險了，不是「萬全之計」啊！

　　現在看來，這恐怕也是劉備要奪取益州的原因之一。前面說過，劉備反客為主奪益驅璋，事情做得是有點不地道。但他沒有辦法。不建立自己穩固的根據地，就難免被別人擠兌和暗算。說到底，只怪那個世道。如果是和平年代，以劉備的為人和才能，原本也是可以做一個不錯的地方官的。

　　劉備躲過了一劫，但周瑜並不死心。他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並馬上親自到京口去見孫權，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戰略建議──奪蜀（劉璋）、併張（張魯）、聯馬（馬超）。據《三國志．周瑜傳》，周瑜對孫權說，曹操在赤壁吃了大虧，正擔心自己的內部發生變亂，無法和我們再戰。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因此，請將軍批准周瑜和奮武將軍（即孫堅小弟孫靜之子孫瑜）一起伐蜀，滅了劉璋以後再滅張魯。這時，將軍可以讓孫瑜留守益州，周瑜自己回來和將軍一起據守襄陽威逼曹操，則「北方可圖也」。

　　這個計劃，表面上看是針對曹操的，但其實也在暗算劉備。因為如果周瑜真能拿下益州，則長江的上游和下游便都是孫權的了。劉備夾在當中，就算再厲害，又能如何呢？再說，我們也不知道周瑜伐蜀要走哪條路，會不會走到半路掉轉槍頭去打劉備？故呂思勉先生的《秦漢史》說「此瑜之計所以為雄」。相比較而言，後來那個聯劉取蜀的計謀就差多了。

　　孫權批准了周瑜的方案，周瑜也就回江陵整治行裝。不幸的是，他走到巴丘（今湖南省岳陽市）就病逝了，時年三十六歲。臨終前，周瑜上書孫權，一是推薦魯肅繼任，二是念念不忘於曹、劉。據本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周瑜說：「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他是把曹操和劉備當作東吳兩大敵人了看待的。

　　魯肅的想法卻不同。

　　魯肅和周瑜是好朋友。赤壁之戰前，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須聯合劉備對抗曹操。但是，戰後的情況就不同了。周瑜主張吞劉自大，魯肅堅持聯劉抗曹，於是江東集團就形成了以周瑜為首的「吞劉派」和以魯肅為首的「聯劉派」。所以，周瑜臨終時居然推薦魯肅接班，不能不讓我們對他肅然起敬。那麼，魯肅會不會因為知恩圖報而改變態度呢？

　　這就要說到第三件事──魯肅借荊州。

　　魯肅接替周瑜之後，就調整政策，說服孫權把江陵讓給了劉備，這就是所謂「借荊州」。前面說過，「借荊州」的說法是不通的。第一，劉備並沒有要整個荊州。他要不了，孫權也給不了。南陽和南郡的一部分在曹操手裡，劉備怎麼能向孫權「借」？實際上，劉備「借」的，只是南郡，而且只是南郡的一部分，即江陵。所以，這不能叫「借荊州」，只能叫「借江陵」。第二，就算「借江陵」，也是不通的，因為劉備索要江陵根本就不能叫做「借」。這事早就有人來辯論。清人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借荊州之非》說，什麼叫做「借」？就是一個東西，本來是我的，暫時給別人用，這才叫「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也）。那麼，荊州也好，江陵也好，是孫權的嗎？否。荊州本是劉表的，劉表死了，那就是他兒子的。所以赤壁之戰後，劉備就表薦劉琦做荊州刺史，並沒有說荊州是自己的。後來劉琦病死，劉備在大家的推薦下接班做了荊州牧。按照繼承關係，荊州該是劉備的。荊州是劉備的，江陵和南郡當然也是。只不過江陵被周瑜佔著，得去討要而已。因此，《資治通鑑》就不說「從權借荊州數郡」，而使用「求都督荊州」的說法。因為從繼承關係和權屬關係看，劉備向孫權要江陵，只能說是「索荊州」，不能說是「借荊州」。

　　那麼，「借荊州」的說法從何而來呢？來自《三國志》。《魯肅傳》說：「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後來魯肅和關羽交涉時，也說「本以土地借卿家」。《先主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更說「從權借荊州數郡」。可見這是東吳方面的說法。這也不是沒有道理。戰爭年代，是不講什麼「繼承權」的。一個地方，誰用武力拿下，那就是誰的。你想拿走，或者索回，還得用武力。劉備不能對孫權使用武力，便只好忍氣吞聲去「借」。當然，我們也不知道當時劉備的話是怎麼說的，估計是含糊其辭的「求都督荊州」。這在孫權，就理解為「借荊州」了。

　　然而正是這一個「借」字，埋下了伏筆，種下了禍根，終於造成孫劉聯盟的破裂。因為孫權既不會長期「借」給劉備，劉備也不會「還」他。在劉備看來，南郡和江陵本來就是自己的，為什麼要「還」？就算是「借」的，那也是「老虎借豬」。這個道理，我想孫、劉雙方應該都心裡有數。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問題：孫權為什麼要同意劉備「借荊州」？

　　主要是為了對付曹操。據《三國志．魯肅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劉備到京口「求都督荊州」時，周瑜建議軟禁劉備，呂範也有同樣的主張，魯肅卻不同意。魯肅說服孫權的理由，就是「曹公威力實重」，必須借助劉備的力量，多樹曹操的敵人。勸孫權「借」地給劉備，原因一樣，也是為了「共拒曹公」。《魯肅傳》還說，聽到這個消息時，正在寫字的曹操竟「落筆於地」。這個記載，雖見於正史，也有人不相信。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考異》就說「恐操不至於是」。但這事對曹操不利，則是肯定的。

　　佔便宜的是劉備。他得到了一塊戰略要地，進可攻退可守。孫權也有好處（沒好處他不會幹），一是鞏固了孫劉聯盟，使曹操不敢輕易南下；二是解除了後顧之憂，讓他能夠騰出手來解決一些境內問題；三是可以在「借地」的名義下，將自己的實力擴展到劉備的佔領區。這第三條好處，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有詳細說明。總之，孫權和魯肅「借荊州」，並不是什麼菩薩心腸，或者喜歡劉備。他們也是把劉備當作潛在敵人來看待的，只不過認為劉備還有利用價值罷了。也就是說，他們和劉璋一樣，也是想讓劉備來幫他們看家護院。

　　可惜算盤人人能打，算法各有不同。孫權有孫權的算盤，劉璋有劉璋的算盤，劉備自然也有劉備的算盤。一路下來的結果，是劉備賺了，孫權和劉璋賠了。劉璋賠得最慘──公司破產，身敗名裂；孫權則眼睜睜地看著劉備坐大──牧兼二州（既是荊州又是益州牧），得寸進尺。劉備不但不再是給他看家護院的，沒準還會掉過頭來吃了他。

　　這下孫權不幹了。據《三國志．吳主傳》和《資治通鑑》，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五月，孫權派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去向劉備索回荊州。劉備不答應，說我現在正準備攻打涼州。等涼州打了下來，我就把荊州所有的地方都給你們。孫權說，這明明是借了荊州不還，還說些空話來拖延時間。於是孫權也不管劉備還不還，自說自話地往劉備管轄的長沙、桂陽、零陵三郡派遣官員。這時，總督荊州的是關羽。關羽哪裡會吃這一套？就把孫權派去的地方官統統驅逐出境。孫權大怒，立即派呂蒙率軍二萬直取長沙、桂陽、零陵三郡，命令魯肅率軍一萬進駐巴丘（今湖南省岳陽市）對抗關羽，自己駐紮在陸口（今湖北省嘉魚市西南陸水入江處）指揮調度。劉備聞訊，情知形勢嚴峻，便留諸葛亮守成都，自己率軍五萬大約在六月份回到公安，同時命令關羽率軍三萬進駐益陽，準備和孫權決一死戰。

　　就在戰爭的前夕，魯肅和關羽有一次會談。據《三國志．魯肅傳》，當時雙方約定，兩軍相距百步，每個人都單刀赴會（不是只有關羽一人這樣）。魯肅譴責關羽說，敝國好心好意地把土地借給貴方（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是因為貴軍新遭戰敗，遠道而來，不能沒有一個落腳的地方。現在你們已經得到了益州，就應該歸還荊州。我們只要三郡，都不肯給！話未落音，關羽方面一個人插嘴說，天下的土地，只屬於有德的人，哪有什麼永恆不變的！魯肅就聲色俱厲地呵斥這個人，關羽則持刀起立對那人說，這是主公考慮的事，你懂什麼！目示那人走後，會談也沒有結果。

　　其實魯肅的話沒有道理。劉備「借荊州」時，並非「軍敗遠來，無以為資」。孫權索要的長沙、桂陽、零陵三郡，也不是東吳的，是劉備自己打下來的，憑什麼要給你？難道向你「借」了南郡，便連長沙、桂陽、零陵三郡也都是「借」的了？反倒是裴松之註引《吳書》的話有些道理。據《吳書》，關羽說，赤壁之戰時，左將軍（劉備）親臨前線奮戰抗敵，難道是徒勞的，連一塊地盤都不能有，有了一塊你們還要收走？魯肅聽了，自然另有一番說辭。反正，魯肅和關羽沒有談出什麼結果，他們只能疆場上見了。

　　戰爭，似乎一觸即發。

　　這對魯肅來說是痛苦的。作為東吳方面「聯盟派」的領袖（劉備方面的「聯盟派」領袖是諸葛亮），他並不願意看到這種結果，遠在成都的諸葛亮想必也不願意。

　　這時，曹操幫了他們的忙。這年三月，曹操西征張魯，七月進入漢中。消息傳來，劉備馬上明白現在不是和孫權翻臉的時候，便派人向孫權求和。孫權也不想和劉備兵戎相見，便派諸葛瑾去談判。最後，雙方達成協議，以湘水為界瓜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歸孫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歸劉備，南陽和南郡的襄陽當然還是曹操的。劉備失去了湘水以東的地區，但避免了曹操、孫權的兩面夾攻，可謂「以土地換和平」。

　　這次鬥爭，孫權並沒能收回荊州，只接回了妹妹，他當然不會死心。何況，江東集團中，主張奪回荊州的大有人在，比如呂蒙就是。那麼，呂蒙又是什麼人？他能夠替孫權奪得荊州嗎？如果能，他又是怎麼做的呢？

　　請看下回：白衣渡江。

第三十三回　白衣渡江

建安二十年的荊州之爭，以孫權和劉備相互妥協、瓜分領地告終，但他們都不會因此而滿足。孫權採納呂蒙的建議，把奪取荊州當作首要任務；關羽則利用一個有利時機，發動了從曹操手中奪取襄陽、樊城的戰爭。曹、劉、孫三家在荊州大地上展開了一場既鬥智又鬥勇的博弈。那麼，鬥爭的結果又如何呢？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魯肅去世，接替他的是呂蒙。

　　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前面說過，赤壁之戰後，江東集團內部形成了「吞劉」和「聯劉」的兩派。「吞劉」的周瑜去世後，接替他的是主張「聯劉」的魯肅。「聯劉」的魯肅去世後，接替他的則是主張「吞劉」的呂蒙。這可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吞劉奪荊」的呼聲開始在江東甚囂塵上。

　　那麼，呂蒙是什麼人，他為什麼要主張「吞劉奪荊」？

　　說起來呂蒙也算是魯肅的朋友，而且他們的交往還頗有些戲劇性。據《三國志．呂蒙傳》，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年）底，周瑜病故，魯肅接班，前往陸口，路過呂蒙的防地。這時，有人建議魯肅去拜訪呂蒙。這人說，呂將軍現在的功勞和名氣都越來越大，不可以還像以前那樣對待他。魯肅想想也是，就去看望呂蒙，但內心深處還是不怎麼當回事。我們知道，呂蒙出身貧賤，又沒文化，不愛讀書。如果要上書寫信，就自己口述別人代筆，給人感覺屬於有勇無謀的武夫，魯肅當然有些輕視（意尚輕蒙）。

　　然而這次見面卻讓魯肅大吃一驚。魯肅去看呂蒙，呂蒙設宴款待。酒過三巡之後，呂蒙就說，閣下現在身負重任，又與關羽為鄰，請問準備了什麼計謀以防不測呢？魯肅輕視呂蒙，就不加思索地說，隨機應變好了。呂蒙說，恐怕不行吧！現在，我們和劉備表面上是一家人，其實關羽是熊虎，豈能不未雨綢繆？就為魯肅策劃了五條計謀。魯肅聽了，情不自禁地越過席位，坐到呂蒙身邊，摸著他的背說，呂子明呀呂子明，真沒想到兄弟你的才略已經到了這個水平！於是，魯肅進入室內拜見了呂蒙的母親，兩人結為好友才分別。

　　這事裴松之註引《江表傳》說得更詳細。據說，當時魯肅摸著呂蒙的背說，大兄弟呀，我還以為你只會打仗呢！原來還有這麼多學問，已經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了！呂蒙說，「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嘛！請大哥（大兄）想想關羽是什麼人。勤奮好學，熟讀《左傳》，剛毅果斷，雄氣十足，卻也清高自負，盛氣凌人。對付這樣的人，能沒有出奇制勝的策略嗎？於是就向魯肅獻策，魯肅則「敬受之，秘而不宣」。

　　那麼，呂蒙為什麼會從一個「愣頭青」變成了「謀略家」呢？原來這是孫權教導有方。據《江表傳》，孫權曾對呂蒙和蔣欽說，你們現在都是做長官的人了，應該多讀點書。呂蒙說，軍中事務繁忙，哪有時間讀書！孫權說，孤難道是要你們做學問、當博士？因為就是多少懂一點歷史罷了！你們事多，難道比孤還忙嗎？光武帝南征北戰手不釋卷，曹孟德逐鹿中原老而好學，你們怎麼就不自勉呢？於是呂蒙開始讀書，讀得比許多儒生還多。

　　呂蒙原本就是一個天分很高悟性很好的人，閱歷又多。一旦讀書，就有了見解。不過他的見解和魯肅不同。魯肅認為，曹操是頭號敵人，必須和劉備協同作戰同仇敵愾，呂蒙卻不同意。呂蒙認為，關羽是個大英雄，一直有吞吳自大的雄心，又處在上游有利位置，聯盟其實難以持久，便向孫權「密陳計策」。據《三國志．呂蒙傳》，這個「密計」討論了兩個問題，一是對抗曹操是不是一定要依靠關羽，二是關羽是否可靠。對於第一個問題，呂蒙的回答是未必。呂蒙對孫權說，主公完全可以派孫皎據守南郡，潘璋進駐白帝，蔣欽率軍一萬在長江上游弋，末將自己為主公前據襄陽。只要有這樣一個戰略部署，我們還怕什麼曹操（何憂於操），又何必一定要依靠關羽呢（何賴於羽）？

　　更何況關羽並不可靠。呂蒙說，關羽君臣，巧奪豪奪，反覆無常，絕不可以視為自己人（不可以腹心待也）。他們是遲早要和我們翻臉的。之所以現在還沒有對我們下手，只不過因為主公您神武聖明，末將等人也還活著。如果現在不先發制人，那麼，等我們這些人都嗚呼哀哉了，還搞得掂嗎？

　　這話孫權很以為然，但他還是有些拿不準，不知道是應該先取荊州，還是應該先取徐州。呂蒙說，拿下徐州並不困難，難的是能不能守住。徐州這個地方，一馬平川，最適合北方驍騎縱橫馳騁。我們今天拿下徐州，曹操明天就會來搶。到時候，只怕是七八萬人也守他不住。不如先幹掉關羽，完全佔據長江，我們的勢力就強大了。孫權聽了，覺得所論甚為精當。

　　站在江東集團的立場上，呂蒙說得確實不錯。據繆鉞先生《三國志選注》考證，呂蒙說這話當在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其時劉備已經入蜀，只不過尚未得蜀而已。然而劉備得蜀以後，並不「歸還」荊州，孫權也「討要」不得，正好說明其「不可以腹心待也」，也說明江東集團只能以武力奪取荊州。呂蒙是有先見之明的。

　　不過關羽畢竟是關羽，並非說幹掉就能幹掉，還得有機會。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機會來了。據《資治通鑑》，這年五月，劉備從曹操手裡奪得漢中；七月，自稱漢中王，還師成都，任命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這一連串的好消息讓劉備集團的人大受鼓舞，再加上孫權正在東方進攻合肥，關羽便趁著這大好形勢，發動了奪取襄陽、樊城的襄樊戰爭。

　　這一仗打得驚心動魄。當時，曹操從漢中撤軍回到長安，聽說關羽攻樊城，便派左將軍于禁前往增援。襄樊守將曹仁讓于禁和立義將軍龐德駐守樊北。于禁是曹操親自提拔的愛將，《三國志．于禁傳》說他「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曹操甚至稱讚他說「雖古名將，何以加之」。龐德則原本是馬超的部下，渭南戰役時歸降曹操，因此被拜為「立義將軍」。據《三國志．龐德傳》，襄樊之戰時，馬超已歸劉備，龐德的堂兄龐柔也在劉備手下當差，樊城守將對龐德的忠誠頗有懷疑。龐德說，我受國家厚恩，義在效死疆場。今天不是我殺了關羽，就是關羽殺了我。後來他和關羽交戰，一箭射中關羽前額，關羽軍中都叫他「白馬將軍」，聞風喪膽。有這樣兩員戰將駐守樊城之北，應該說能夠抵擋一陣子。

　　然而老天爺不幫忙。八月，天降大雨，漢水暴漲，溢出堤外，樊城被洪水包圍，于禁所督七軍全部被淹，這就是所謂「水淹七軍」。但《三國志．關羽傳》只說「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沒說這水是關羽放的，更沒說關羽料定會發洪水。《資治通鑑》也沒這麼說。事實上所謂「水淹七軍」是自然災害，關羽則趁機進攻，結果于禁被俘投降，龐德被俘就義。據《三國志．龐德傳》，當時龐德站立不跪，關羽好言勸降。關羽說，足下的哥哥在漢中，本帥也想請足下做將軍，為什麼不快快投降呢？龐德大罵說，你這豎子，說什麼屁話！魏王雄兵百萬，威震天下，所向無敵。你們劉備算什麼東西？不過一個庸才罷了，哪裡是我們魏王的對手！我龐德寧願做朝廷的鬼，也不做賊人的將！關羽只好把他殺了。消息傳到曹方，曹操「聞而悲之，為之流涕」。

　　于禁降，龐德死，駐守樊城的曹仁痛失左膀右臂，再加上樊城城牆被洪水浸泡不斷坍塌，城中守軍一片恐慌。據《三國志．滿寵傳》，當時有人建議曹仁趁關羽合圍之勢尚未形成之機，連夜乘快艇逃出樊城，協助曹仁守城的滿寵卻不贊成。滿寵說，洪水嘛，來得快去得也快，應該說不會持久。關羽嘛，也不會貿然進攻，因為他的後方並不安全。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棄城而走，那麼，黃河以南的地方，就不會再屬於朝廷了。曹仁說，對！於是滿寵下令沉白馬，與將士們盟誓，拚力死戰。正好這時徐晃的援軍趕到，關羽也就只好撤軍。

　　關羽雖然暫時停止了對樊城的包圍，但戰爭並沒有結束，關羽也不會放棄。這對蓄謀已久要奪取荊州的孫權集團，無疑是一個好機會。因為關羽要啃襄陽、樊城這兩塊硬骨頭，對付曹仁、徐晃這兩員大將，沒有足夠的兵力是不行的。一旦從後方抽調兵力，南郡就會虛弱；但不大量調兵，前方又會吃緊。這正是關羽為難的地方。於是呂蒙就向孫權提出，先想辦法把關羽的軍隊盡量忽悠到襄樊，然後乘虛而入，在他背後捅一刀子。這個想法當然不錯，問題是江東集團能忽悠關羽嗎？

　　能。

　　呂蒙其實早就在忽悠關羽了。據《三國志．呂蒙傳》，呂蒙雖然主張消滅關羽，但他接替了魯肅的職務後，表面上卻是「倍修恩厚，與羽結好」。我們知道，魯肅當年和關羽兩軍相鄰時，由於盟軍之間相互猜疑（數生狐疑），雙方邊界又犬牙交錯（疆場紛錯），摩擦和糾紛很是不少，魯肅做了很多調和工作（肅常以歡好撫之）。所以呂蒙的「倍修恩厚」就不會引起關羽的懷疑，只會認為是魯肅政策的延續。這是呂蒙的第一招──裝友好。

　　呂蒙的第二招是裝病。仍據《三國志．呂蒙傳》，呂蒙上書孫權說，關羽北征樊城而多留備兵，一定是害怕呂蒙在他背後下手。眾所周知，呂蒙是一個身體不好的人，常常要生病的。現在就請主公批准我帶兵回建業治療。關羽知道了，一定會把南郡的軍隊全部調往襄陽。這時，我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不難拿下，關羽不難活捉。於是呂蒙宣稱自己病重，孫權也故意用不加密封的公文召回呂蒙，關羽果然上當。

　　第三招是裝孫子。不過這一招不是呂蒙使的，是陸遜使的。陸遜字伯言，吳郡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世代都是江東大族，本人則是孫權的姪女婿（權以策女配遜）。據《三國志．陸遜傳》，呂蒙裝病回建業，路過蕪湖時，陸遜去看他。陸遜說，關羽的防地在上游，和將軍的防區接壤。現在將軍跑到下游來了，前方豈不堪憂？呂蒙說，足下所言極是，只不過鄙人實在是病得太重了，不能不回建業治療。陸遜說，將軍回建業治病，當然是應該的，只不過陸遜希望將軍見到主公時，和主公好好談談。關羽這個人，仗著自己驍勇英武，一貫盛氣凌人。更何況這一回他圍樊城，降于禁，殺龐德，戰果輝煌，正是志得滿意牛皮哄哄的時候。現在，他一門心思只想北伐，沒把我們放在眼裡（但務北進，未嫌於我）。聽說將軍病重，就更不把我們當回事。如果乘其不備出其不意打他一下，不難擒拿。呂蒙聽了，雖深以為然，但事關機密，並不敢輕率表態，就打官腔說，關羽沒那麼好對付吧？第一，他英勇善戰，天下聞名，這叫有威風；第二，他「已據荊州，恩信大行」，這叫有威望；第三，他初戰告捷，膽壯氣盛，這叫有威力。這樣的人，只怕「未易圖也」。

　　呂蒙的話是這麼說，心裡卻是十分看好陸遜。一到建業，便向孫權推薦。當時孫權詢問呂蒙，他離職以後，誰可以接替他鎮守陸口，呂蒙說陸遜最合適，原因則有兩條。第一，陸遜是個難得的人才，呂蒙對他的評價是「意思深長，才堪重任，觀其規慮，終可大任」。這裡說的「意思」，就是意念和思考。所謂「意思深長」，也就是深謀遠慮。何況陸遜對戰事已有成熟想法，當然是合適的人選。第二，陸遜雖然「才堪重任」，卻「未有遠名」，關羽不會對他有什麼顧忌（非羽所忌），正好可以繼續忽悠關羽。所以呂蒙說，不會有比陸遜更合適的人了（無復是過）。

　　孫權然其言，任命陸遜為偏將軍、右部督，接替呂蒙。當時呂蒙為陸遜定下的策略，是「外自韜隱，內察形式」，也就是表面裝孫子，背後磨刀子。陸遜也真這麼做。他一到陸口，就給關羽寫了一封信，極盡忽悠之能事。這封信寫得文采斐然，意思卻很簡單。一是歌頌關羽，說將軍這一次的戰績已經史無前例，就連韓信也比不上了；二是貶低自己，說自己原本一介書生，根本就不能勝任其職，希望將軍多多指教；三是虛情假意表示慶賀，說盟軍勝利對我們極為有利，江東這邊無不拍手稱快；四是裝模作樣提醒關羽，說曹操狡猾狡猾的，將軍可不要掉以輕心，實際上是要關羽把兵調往前線。

　　這下子關羽上當受騙了。他覺得東吳這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起先，守軍將領是周瑜。這是一個才雄心狠的，可惜壽命不長，是個「短命鬼」。周瑜死了，換成魯肅，雖然也很厲害，卻是個「和事佬」。魯肅死了，換成呂蒙，雖然也是一員戰將，卻是個「病秧子」。現在換成陸遜，名不見經傳，還是個「書呆子」。看來孫權這邊確實沒戲了，不足為慮。於是開始逐步抽兵，調往樊城。

　　關羽一抽兵，陸遜就立即向孫權報告，陳述可以將其擒拿消滅的計劃要點，孫權也開始調兵遣將，而關羽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關羽想不到，表面上溫柔謙和的「病秧子」和「書呆子」，其實是心狠手辣的「狼羔子」；表面上為自己樊城之戰拍手稱快的盟軍，其實是在背後磨刀霍霍的敵人。他當然更想不到，這個過去的盟友已經和現在的敵人勾結在一起，正準備聯合起來取他的項上人頭。

　　孫權和曹操的勾結，不但出乎關羽的意料，也為許多人所想不通。孫權和曹操不是敵人，和劉備不是盟友嗎？怎麼會和曹操化敵為友，和劉備反目成仇？其實，在多邊政治關係中，從來就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敵人可以變為朋友，朋友也可以變為敵人，全看利益所在和形勢如何。赤壁之戰時，曹操是最大的威脅，當然要和劉備聯盟。但現在，劉備在「借」得南郡，奪取益州，據有漢中之後，又佔領了房陵（今湖北省房縣）和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劉備的地盤已經越來越大，而且連成一片。如果關羽再拿下襄陽、樊城，對江東的威脅就大了。作為一個長江下游的地方割據政權，江東集團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劉備和關羽在自己的上游越做越大。這已經不是「吞劉」以「自大」的問題，而是「扼劉」以「自保」的問題了。

　　但是，以孫權集團的力量，實在不足以遏制劉備。正如赤壁之戰時只有聯合劉備才能對抗曹操，這時也只有聯合曹操，才能解除劉備和關羽的威脅。碰巧的是，曹操這邊也有需要。關羽在樊城降于禁，斬龐德，初戰告捷，舉世矚目，天下震驚，《三國志．關羽傳》的說法是「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以避其銳」。也就是說，曹操甚至不得不考慮遷都了。這事雖然被呂思勉先生的《秦漢史》認為靠不住，不過「傳聞不審之辭」，但曹操方面感到緊張，總是事實。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聯合孫權，南北夾擊，讓關羽首尾難顧，顧此失彼。這也正是曹操方面某些謀士的主張。據《三國志．蔣濟傳》，曹操與部下討論是否遷都時，司馬懿和蔣濟對曹操說，劉備和孫權表面上親密，實際上疏遠。關羽得志，孫權必不情願。不妨派人勸說孫權偷襲關羽後方，許願把江南封給孫權，樊城之圍必解，就用不著遷什麼都了。

　　曹操採納了這個建議，向孫權伸出了橄欖枝。孫權也立即回應，寫信給曹操，表示要用征討關羽來報效朝廷，《三國志．吳主傳》的說法是「乞以討羽自效」。據《三國志．董昭傳》，當時孫權向曹操保證，自己一定帶兵西上，偷襲關羽，但希望曹操方面對此保密，以防關羽有所準備。曹操向部下徵求意見，大家都說當然要保密，老謀深算的董昭卻主張洩密。董昭認為，保密對孫權有利，洩密對曹操有利。為什麼呢？因為關羽得到消息以後，可能會做出兩種反應。一種是立即回師救援，則樊城之圍立解，還可以讓孫權和關羽打起來，我們坐收漁利。但是，關羽這個人一貫蠻橫霸道，多半不會立即撤軍。這時，城中守軍如果還不知道事情已經有救，對我們是不利的。因此，應該口頭上答應保密，實際上故意洩密。曹操完全贊成這個建議，下令徐晃將孫權的來信抄寫多份，用箭射入樊城和關羽的軍營之中，把孫權即將偷襲江陵、公安的消息公佈了出去。

　　董昭的預料不錯。果然，樊城守軍聞訊，士氣倍增，守城的決心更大，而關羽則猶豫不決。關羽為什麼舉棋不定呢？為《資治通鑑》做注的胡三省的觀點是：關羽自恃江陵、公安金城湯池，並非孫權「旦夕可破」；而樊城被洪水包圍，已是到嘴的肥肉，豈能前功盡棄？實在於心不甘。

　　關羽一猶豫，徐晃的機會就來了。徐晃是奉命前來救援樊城的，卻一直按兵不動，一方面是因為兵力「不足解圍」，另一方面也是在等待機會。正好這時曹操又給徐晃派來了十二營軍隊，於是徐晃大舉進攻。據《三國志．關羽傳》裴松之註引《蜀記》，當時徐晃和關羽還在戰場上隔著老遠聊了一會兒天。而且「但說平生，不及軍事」，因為徐晃是關羽在曹操手下時的老朋友。但是，轉眼之間，徐晃便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關羽目瞪口呆，說大哥怎麼這樣講話？徐晃說，這是公事。也就是說，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事，徐晃辦公絕不手軟。結果，關羽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撤離樊城。

　　樊城之圍解除了，然而曹操卻並不乘勝追擊。這倒不是曹操仁慈或者念舊，而是要坐山觀虎鬥。他相信，早就磨刀霍霍的孫權，是不會把手縮回去的。

　　曹操的預料完全正確。關羽猶豫，孫權不猶豫。豈止不猶豫，而且動作迅速，策劃精心。據《三國志．呂蒙傳》，當時呂蒙奉命到達尋陽後，為了蒙蔽敵人，便將精兵藏在大船中，讓士兵穿上白衣服搖櫓，把軍人扮作商人，兵船扮作貨船。一路上遇到關羽的崗哨，就悄悄幹掉，神不知鬼不覺地就到了南郡。南郡守將，是將軍傅士仁和太守糜芳。傅士仁守公安，糜芳守江陵。這兩個人，對關羽既心懷不滿又心存畏懼。因此，呂蒙的大軍一到，他們就先後投降。等到關羽醒過來，南郡已經姓了孫。這就是所謂的「白衣渡江」。

　　關羽得到南郡失守的消息，匆匆忙忙就往回趕，但已無濟於事。因為南郡的人心已歸了呂蒙。現在看來，呂蒙這個人是很有政治頭腦的。他入據南郡以後，大做安撫工作，利用懷柔政策，很快就穩定了局勢。呂蒙做了些什麼工作呢？第一，約束部隊，嚴明軍紀，秋毫無犯；第二，存恤百姓，問寒問暖，送醫送藥；第三，封存關羽庫藏，以待孫權；第四，厚待關羽及其將士家屬，收買人心。據《三國志．呂蒙傳》，當時關羽一面往回趕，一面不斷派人和呂蒙聯繫。呂蒙每次都厚待使者，讓他們在城中各處走，向每家每戶致以問候，甚至還帶回家人的親筆書信，讓關羽的隨員都知道家人平安，生活很好。結果，關羽還沒趕回，他的部下「吏士無鬥心」，沒有人會替關羽賣命了。

　　與此同時，陸遜那邊也是一路凱歌。劉備的守將，跑的跑（如宜都太守樊友），敗的敗（如房陵太守鄧輔），降的降（如蜀將陳鳳）。據《三國志．陸遜傳》，陸遜「前後斬獲照拿，凡數萬計」。《三國志．吳主傳》則說陸遜拿下宜都以後，還佔領了秭歸、枝江、夷道，屯兵夷陵，把守峽口，防備蜀軍進攻。而且，據《三國志．呂蒙傳》，沒過多久，孫權也到了南郡，坐鎮指揮，張開羅網，單等關羽前來送死。

　　何況關羽此刻已是腹背受敵。關羽離開樊城時，曹仁的部下都主張乘勝追擊，將關羽一舉擒殺，只有趙儼反對，主張把關羽留下來，作為孫權的禍害（存之以為權害）。趙儼的職務是議郎，任務則是「參（曹）仁軍事」，其實是曹操派到曹仁軍中體現自己意圖的人。實際上，趙儼的想法和曹操完全一致，那就是把消滅關羽的活留給孫權幹，讓孫權和劉備結下深仇大恨。那麼，曹操他得逞了嗎？等待關羽的，將是什麼樣的命運呢？

　　請看下回：敗走麥城。

第三十四回　敗走麥城

建安二十四年的荊州之爭，由於孫權和曹操的暗中勾結，其形勢很快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曹操和孫權南北夾擊下，關羽腹背受敵，進無可進，退無可退，終於敗走麥城，以身殉職，劉備集團也因此永遠失去了荊州。那麼，一個曾經「威震華夏」的虎將為什麼會一敗塗地？在劉備方面，誰又該對這次慘敗負責呢？

　　上一回我們講到，呂蒙白衣渡江，偷襲南郡；徐晃趁機反攻，解救樊城。此時關羽的處境，用張作耀先生《劉備傳》的說法，是「既失地盤，又失將吏，更失民心」。如此「三失」，關羽走投無路，只有死路一條了。

　　大約關羽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據《三國志．呂蒙傳》，關羽很清楚自己勢單力薄窮途末路（羽自知孤窮），便逃往麥城（在今湖北省當陽縣東南），又從麥城逃出（乃走麥城）。據《吳主傳》，關羽進入麥城後，孫權曾經勸他投降。關羽一面假裝同意，一面在城頭樹起旗幟和假人，悄悄逃走。逃亡的路上，士兵紛紛開小差，最後只剩下十幾人（兵皆解散，尚十餘騎）。這大約就是《呂蒙傳》所謂「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也就是從麥城向西（西北）走到漳鄉（在今湖北省當陽縣東北）的時候，部下全部離他而去，叛變投降。孫權也料定關羽會逃，早就安排了朱然和潘璋「斷其徑路」。據《三國志》之《潘璋傳》和《朱然傳》，潘璋和朱然進軍臨沮（在今河北省遠安縣西北），紮營夾石（在今湖北省當陽縣東北）。十二月，關羽和他的兒子關平、都督趙累被潘璋的部下馬忠俘虜，後來又被殺。

　　關於關羽之死，歷史上頗有些不同的說法。包括誰殺的，死在哪裡等等，都有爭議。爭議的原因，是《三國志》的說法看起來比較含糊，裴松之註所引材料又有些矛盾。《三國志．吳主傳》說：「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漳鄉。」《三國志．關羽傳》說：「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這就有兩個地名了，一個漳鄉，一個臨沮。至於是誰殺的，依《關羽傳》，應該是奉命「逆擊羽」的潘璋，甚至乾脆就是他的部下馬忠。然而該傳裴松之註引《蜀記》，卻說是孫權的決定。而且，孫權開始還不打算殺，說是要「活羽以敵劉、曹」。不過部下都不同意，說是「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沒有及時除掉關羽，不是弄得差一點就要遷都嗎？孫權這才殺了關羽。

　　此說裴松之認為不實。裴松之說，當時孫權命令潘璋攔截關羽，下令「羽至即斬」，當然一抓到關羽，立馬就殺了。何況臨沮距離江陵二三百里，哪能不立即斬殺，還磨磨蹭蹭地討論什麼該殺不該殺（豈容不時殺，方議其生死乎）？

　　對此，張作耀先生不以為然。《劉備傳》說，潘璋他們的任務只是攔截，沒有擅殺之權，《三國志》各傳也沒有孫權下令「羽至即斬」的記載。而且，從臨沮或漳鄉到江陵，水路不會超過百里，完全來得及請示。此外，張先生還舉《三國志．吳範傳》為例，來支持他的觀點。吳範其人，大約是位比較靈通的「預言家」，本傳說他「每有災詳，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孫權和呂蒙策劃偷襲關羽，許多人都說不可，吳範說能行。關羽向孫權請降，孫權問吳範是真是假，吳範說是假。孫權派潘璋斷路，探子說關羽跑了，吳範說跑不掉。孫權問什麼時候能抓住，吳範說明天中午。第二天中午，有風吹動帷幔，吳範雙手一拍說：「羽至矣！」轉眼之間，外面山乎萬歲，「傳言得羽」。據此，張先生認為殺關羽的是孫權。

　　張先生的這個說法其實是可以商量的。所謂「羽至矣」，並非是關羽已被押解到孫權的大本營，只不過是已經抓住了的意思。因為不可能在此之前沒有關羽的任何消息，一有消息就連人都帶來了。所謂「傳言得羽」，便正是傳來了抓住關羽的現象。何況，裴松之的觀點也不無道理，《蜀記》的說法反倒可疑。什麼「活羽以敵劉、曹」！利用關羽對付曹操還說得過去，要關羽去對付劉備豈非癡人說夢？

　　因此我認為，關羽是潘璋或者馬忠殺的，但不是「擅殺」，而是「奉命」。一種可能是孫權確實先下達了「羽至即斬」的命令。此事雖然史無記載，但在邏輯上並非沒有可能。因此，則關羽很可能是馬忠殺的。另一種可能是孫權得到關羽被擒的消息後，發出了這一指令。據《吳主傳》，關羽被俘是在漳鄉；據《關羽傳》，關羽被殺是在臨沮；而據《潘璋傳》，潘璋和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即以臨沮為軍營，夾石為設伏地。夾石在漳鄉偏西北。由此推論，潘璋在漳鄉抓住關羽後，便將其押解到軍營臨沮。這時，孫權的命令到了，潘璋便殺了關羽。因此，說關羽是孫權殺的，或者說是潘璋殺的，都通。

　　其實，就算是潘璋或者馬忠「擅殺」，責任也得由孫權負，劉備也會把賬記在孫權頭上。這讓孫權感到後怕。孫權就想出了一個嫁禍於人的辦法。據《關羽傳》裴松之註引《吳歷》，關羽被殺後，孫權把他的首級送到了曹操那裡。很顯然，孫權是要製造一個假象，讓大家認為是曹操要他殺關羽的。孫權的這點小心眼，曹操還能看不出？於是，就按照諸侯的禮儀厚葬了關羽。這也等於向大家宣佈，關羽不是我要殺的。那麼，曹操為什麼不把關羽的首級退給孫權呢？第一，這也未免太過分，會和孫權翻臉，何況曹操確實有和孫權聯合共擊關羽的盟約。第二，曹操此刻是大漢王朝的丞相，代表「中央」，沒有退回「地方」上繳「中央」東西的道理。他只能用厚葬的辦法來撇清自己。

　　無論如何，關羽是死了，荊州也丟了。這對於劉備集團無疑是重大損失。因此我們就要問，在劉備方面，究竟誰應該為這次慘敗負責？

　　也有各種說法。有說該由關羽負責的，有說該由劉備負責的，還有說該由諸葛亮負責的。之所以有這麼多說法，根本的原因在於三個問題：第一，關羽該不該發動襄樊戰爭？第二，劉備該不該讓關羽都督荊州？第三，劉備集團為什麼聽任關羽孤軍奮戰不去救援？這三個問題當中，第一個問題又最根本，我們就從第一個問題說起。

　　我們知道，關羽之所以敗走麥城，直接原因當然是呂蒙和陸遜偷襲南郡，孫權集團在他背後捅了一刀。不過，孫權和呂蒙、陸遜雖然蓄謀已久，但關羽如果不去打襄陽、樊城，他們也沒有機會。也就是說，沒有前面的襄樊戰爭，就沒有後面的敗走麥城。這就又有了三個小問題：一，是誰決定要打襄樊的？二，為什麼要打襄樊？三，襄樊戰爭該不該打？

　　先說第一個小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有兩種不同意見。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認為，襄樊戰爭是「關羽在劉備、諸葛亮的授意下」發動的。戰爭發動後，劉備和諸葛亮又沒有採取一系列配套措施。他們既不預警設援應急，又不配置軍師將佐，居然放手讓那個有勇無謀剛愎自用的關羽「獨自去做」。因此，對於這次失敗，劉備和諸葛亮難逃其咎，甚至「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何茲全先生的《三國史》則是另一種觀點。何先生說：「關羽進攻襄陽、樊城，似乎預先沒有和劉備、諸葛亮商討。」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查遍《三國志》，也找不到劉備或諸葛亮「命令」或者「授意」關羽進攻襄樊的記載。如此重大的決策，史書不該漏記，因此只能理解為關羽的自作主張。不過，劉備沒有授權或授意，也沒有反對。如果反對，歷史上也應該有記載。如果劉備堅決反對，關羽就不會再打。看來，劉備當時的態度，是聽之任之，或者默許，甚至贊成。因此，他也不能說一點責任都沒有。

　　諸葛亮則沒有責任。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襄樊戰爭時，諸葛亮的官銜是「軍師將軍」，職務是「署左將軍府事」。這是劉備佔領成都以後的安排。當時劉備的官銜是左將軍，他的衙門就是左將軍府。所謂「署左將軍府事」，其實就是劉備的「總理大臣」或者「大管家」，任務是協助劉備做好工作，保境安民，並在劉備外出時「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也就是說，諸葛亮並非劉備的「三軍總司令」或者「總參謀長」，職責也主要在行政、民政而非軍事，他有什麼責任？

　　有人說，關羽發動襄樊戰爭，是按照諸葛亮的總體戰略部署行事的。跨有荊、益，是諸葛亮的既定方針，《隆中對》裡面說明白了的。因此諸葛亮也有責任。這話不通。諸葛亮的《隆中對》只是總體規劃，不是實施方案。關羽進攻襄陽、樊城，諸葛亮並沒有直接下達命令，他也沒有這個權力。如果僅僅因為諸葛亮有一個隆中對策，就把責任算在他的頭上，這對諸葛亮不公平。

　　何況《隆中對》是怎麼說的？諸葛亮說得很清楚：「天下有變，則令一上將將荊州之眾以向宛、洛，將軍（劉備）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也就是說，諸葛亮的規劃，一是要天下有變，二是要兩路出兵。請問，關羽進攻襄陽、樊城的時候，天下有變嗎？沒有。兩路出兵了嗎？也沒有。這怎麼能說是貫徹諸葛亮的戰略部署？而且，照我看，關羽不但沒有貫徹諸葛亮的戰略部署，反倒破壞了他的戰略部署。因為荊州一失，兩路出兵北上滅曹一統天下的可能性就永遠沒有了。

　　這一點，我想諸葛亮不會不明白。那麼，他為什麼不阻止關羽的行動？這裡先留一點懸念，我們以後再說。現在先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發動襄樊戰爭？

　　呂思勉先生的說法是為了配合劉備在漢中的行動。呂先生的《秦漢史》說：「逐利之兵，亦宜同時並出，首尾相應，故劉備之兵未還，關羽之師已起矣。」對此，我有些想不通。劉備進軍漢中，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二一八年）。斬夏候淵於定軍山，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正月。曹操進臨漢中，是在這年三月，五月即撤兵退回長安。如果關羽此戰是為了牽制曹操，為什麼早不動手？等到七月，劉備早就據有漢中，都已經自稱漢中王了，再來進攻襄樊，豈非多此一舉。

　　因此，關羽此舉，只能理解為得寸進尺。說得好聽是乘勝前進再接再厲，說得難聽是貪得無厭自不量力。到底是哪種情況呢？這就牽涉到前面提出的又一個小問題，那就是襄樊戰爭該不該打。

　　對於這個問題，也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該打。所謂「該打」，也包括兩個內容。第一，按照諸葛亮為劉備在隆中所做的規劃，襄陽和樊城遲早要拿下的。拿下襄樊，才能全部據有荊州。這叫做「必打」。第二，關羽拿下襄樊並非全無可能，至少有條件：一，半年多以前，南陽地區發生了反叛曹操的事件，說明曹操在荊州北部的統治並不穩定；二，劉備已得漢中，又得上庸等地，軍心大振，氣勢正旺；三，孫權在東方進攻合肥，可以遙相呼應。曹操那邊，剛剛撤離漢中，又要對付孫權，難免顧此失彼，這叫做「能打」。必打加能打，得出的結論就是「該打」。

　　但是，何茲全先生卻另有說法，他認為襄樊戰爭是關羽「在一個不是時機的時候一次軍事冒險」。按照何先生《三國史》的觀點，劉備剛剛奪漢中，正需要穩定局勢，休養生息，豈能一戰再戰？此其一。劉備已定漢中，關羽再取襄樊，一前一後，並非兩路出擊東西夾擊，況天下無變，不符合諸葛亮的設計，此其二。關羽之軍，貌似聲勢浩大，其實力量有限。如果沒有洪水幫忙，他連降于禁、斬龐德恐怕都做不到。即便如此，樊城仍然久攻不下，而徐晃一軍突入，關羽就只能撤圍。也就是說，關羽的威力，是被誇大了。所以何先生說，孫權偷襲南郡，只是撿了個便宜。沒有孫權的背後襲擊，曹軍也能反擊，關羽也會失敗，只不過不會敗得那麼慘罷了。

　　我個人認為，何先生所言甚是。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第一個大問題得出結論：第一，襄樊戰爭是關羽發動的，劉備沒有授權或授意，但也沒有反對。第二，關羽發動襄樊戰爭的原因，是勝利沖昏頭腦，錯誤估計形勢，以為可以再接再厲，一戰而定乾坤；而劉備集團上下，則正如盧弼《三國志集解》引黃恩彤所言，是「但喜其勝，不虞其敗」，放手讓他進攻。第三，發動襄樊戰爭，時機不對，準備不足，是錯誤的。之所以有此錯誤判斷，又與關羽的好大喜功有關。於是我們便又有了一個問題：劉備該不該讓關羽都督荊州？

　　這個問題就不太好回答了，因為你不能說劉備完全選錯人了。首先，關羽忠誠，這個不成問題。其次，關羽能幹。自從劉備起兵，南征北戰，不管在什麼時候，不分兵則罷，一旦分兵，一定是自己帶一支部隊，關羽帶一支部隊，可見其有獨當一面的才幹。第三，關羽在行。守荊州，是要能帶水軍的，偏偏關羽就能。當年劉備敗於長阪坡，就是靠關羽率水軍接應才脫離危險。關羽本是北方人，居然一到南方就能帶水軍，也可見其能幹。忠誠，能幹，內行，這樣算下來，劉備入蜀，要留一員大將駐守荊州，還真非關羽莫屬。

　　但是，關羽的性格有問題，那就是狂妄自大，剛愎自用，好大喜功，愛戴高帽子。據《三國志．關羽傳》，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劉備進攻成都，馬超前來投奔。關羽因為和馬超不熟，就給諸葛亮寫信，問馬超這個人的才能可以和誰相提並論。諸葛亮知道關羽恥為人下（亮知羽護前），就回答說，馬孟起（馬超字孟起）文武雙全，雄烈過人，堪稱「一世之傑」，可以和張翼德（張飛）並駕齊驅，但還是比不上美髯公（關羽）之「絕倫逸群」呀！關羽看了，十分高興，把諸葛亮的信遞給來訪的客人傳看。

　　對於這件事，也有不同評價。有人說，諸葛亮真滑頭，兩邊都不得罪。我說不是。相反，我認為，此時的諸葛亮雖然還不是丞相，卻已經表現出丞相之才。丞相的任務是什麼？是「燮調陰陽」，也就是處理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關係。馬超新來投奔，內心未免忐忑，必須予以肯定和安撫，何況人家本來就是人才，豈能貶損？然而關羽又不容有人超過自己，也就只好來他個「一世之傑」仍不如「絕倫逸群」了。

　　當然，諸葛亮這樣說，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把關羽給「慣壞了」。不過這也不是諸葛亮一個人的責任，劉備集團包括劉備本人，也都要負責任的。因為他們也都讓著關羽，給關羽戴高帽子，或者用戴高帽子的辦法來對付關羽。據《三國志．黃忠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拜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同時擬拜黃忠為後將軍。當時諸葛亮就料定關羽必不高興。因為論關係，黃忠不及張飛；論名聲，黃忠不及馬超。關羽豈肯與之「同列」？劉備說，沒關係，我自有辦法。劉備的辦法是派費詩去做工作。據《三國志．費詩傳》，費詩一到關羽那裡，關羽果然就跳了起來，說大丈夫怎麼能和一個老兵平起平坐！費詩不緊不慢地說，王者用人，不拘一格。漢王（劉備）破格提拔黃漢升（黃忠），不過因為他新立大功罷了。但在漢王的內心深處，漢升的輕重豈能和君侯（關羽）相提並論！君侯和漢王是什麼關係？心心相印，血肉相連，等於是一個人。漢王的榮辱就是君侯的榮辱，漢王的禍福就是君侯的禍福，君侯難道還要和漢王講價嗎？我費詩只不過是個送信的，君侯不接受，費詩回去就是，只怕君侯要後悔。關羽聞言感悟，立即受拜。

　　費詩這樣說，在劉備集團當中，已經算是敢摸老虎尾巴的了，但也是順著毛摸。這說明劉備集團從來就是慣著關羽的，關羽變成了一個「慣壞了的孩子」。「慣壞了的孩子」有兩個特點，一是任性，二是天真。因為慣壞了，所以任性；因為是孩子，所以天真。關羽就是這樣一種人。因為任性，所以發動了襄樊戰爭；因為天真，所以被呂蒙和陸遜忽悠。因為既任性又天真，所以在處理敵、我、友關係時，犯了一系列錯誤。

　　這裡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問題。據《三國志．關羽傳》裴松之註引《典略》，襄樊之戰時，孫權曾主動提出幫助關羽，但因為存了一個小心眼。他下令部隊不要走得太快，同時派使者去通知關羽。關羽非但不利用這個機會穩住孫權，或者利用孫權牽制曹操，反而毫無道理地痛恨孫權動作太慢。他仗著自己新降于禁牛氣沖天，居然破口大罵說，王八羔子，竟敢磨磨蹭蹭（貉子敢爾）！等我拿下樊城，再來滅你！

　　這事裴松之認為不實。因為孫權和呂蒙早就策劃好了要偷襲關羽。如果有前往助戰的藉口，又何必偷偷摸摸白衣渡江？但另一件事當是事實，那就是孫權向關羽提出聯姻，其使者被關羽罵回，《關羽傳》的原文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眾所周知，此類婚姻歷來就是政治性的，其目的無非是維護聯盟關係而已。孫權可以嫁妹妹給劉備，關羽怎麼就不能嫁女兒給孫權之子？當然，關羽可以看不起孫權，也可以痛恨孫權（此時孫權已將妹妹召回），還可以不同意這門婚事，但應該使用外交辭令，不該罵人。

　　實際上「慣壞了的孩子」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罵人。上一回我們講過，呂蒙的軍隊一到南郡，兩個守將就投降了。原因之一，就因為他們兩個對關羽既心懷不滿又心存畏懼。據《關羽傳》，關羽是一貫看不起他們的。這種看不起肯定都被關羽毫無顧忌地表現了出來，因此他們「素嫌羽輕己」。關羽出征，要他們兩個「供給軍資」。因為辦事不力，被關羽辱罵，揚言「還當治之」，結果兩人「懷懼不安」，呂蒙的誘降也就成功。請想一想，你在前方打仗，他倆在後方看家，這是何等重要的事，就不能對人家態度好一點嗎？

　　凡此種種，都說明派關羽督荊州是不合適的。沒錯，關羽是有獨當一面的能力和資歷，但那是在劉備事業的初級階段，所守不過小城（如下邳），所戰亦非勁敵（如顏良）。鎮守荊州這樣的戰略要地，對付曹操、孫權這樣的奸雄巨猾，在政治和軍事兩方面同時作戰，關羽就力所不能及了。他沒有政治頭腦，沒有戰略眼光，剛愎自用，一意孤行，根本就不適合承擔如此重任；而他的天真和任性，傲慢和驕狂，則給敵人留下許多可乘之機。換句話說，像他這樣性格的人，可以成為行走江湖的「大俠」，無法成為逐鹿中原的「大帥」。

　　那麼，是劉備、諸葛亮用人不當嗎？倒也不是。諸葛亮是沒有責任的，因為他這時並無用人之權，劉備對他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言聽計從。劉備當然有責任，但也無可厚非。因為劉備也想不到那麼遠。他的事業發展得太快了，以至於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他沒有想到，自己一旦拿下益州，荊州就會面臨空前的壓力；而關羽，則是扛不住的。也許，入主成都以後，他應該迅速派人去幫忙和制約關羽。但是他能派誰呢？諸葛亮走不開（在益州建立新政權全靠諸葛亮），龐統死了，法正和關羽不熟，派張飛、趙雲、馬超、黃忠？怕也不行吧？說來說去，劉備也是沒辦法。何況他自己，也正陶醉在勝利之中。

　　現在回答最後一個問題：劉備集團為什麼聽任關羽孤軍奮戰不去救援？我的看法是三個字：「想不到」。呂思勉先生《秦漢史》有云：「羽之一敗塗地，非徒曹操所不及料，即孫權，未必能預計其敗若此之速也。」也就是說，誰也沒有想到，歷來讓敵人聞風喪膽，而且剛剛在樊城大破曹軍，威震天下，差一點就逼得曹操遷都的關羽，竟會兵敗如山倒。曹操沒想到，孫權沒想到，劉備難道就想得到？應該說也想不到的。何況劉備比曹操和孫權更加想不到。因為他實在想不到孫權和曹操已經暗中勾結起來，呂蒙和陸遜竟然會兩路出兵，白衣渡江，偷襲南郡，而且竟然是迅雷不及掩耳。沒錯，從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七月進攻襄樊城，到同年十二月敗走麥城，其間是有將近半年時間。但是，戰爭形勢的逆轉，卻是眨眼之間。要知道，在曹操把孫權的信發表出去之前，關羽還是抱著必勝信心的。即便知道了孫權的想法，他也仍然不肯立即撤離樊城。也就是說，他自己也想不到會失敗，劉備那邊，聽到的自然也都是些捷報，怎麼會再派援兵。等到關羽敗走麥城眾叛親離時，劉備就是想救，也來不及了，除非他能派出空降兵。

　　最後的結論是：敗走麥城，丟失荊州，是曹操和孫權聯合起來遏制劉備集團的結果。在劉備集團這邊，關羽負直接責任，劉備負領導責任，諸葛亮沒有責任。但不管誰負責任，劉備都無法接受這一切，他也不會善罷甘休。那麼，劉備又將如何動作，其結果又如何呢？

　　請看下回：猇亭遺恨。

第三十五回　猇亭遺恨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劉備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既失關羽又失荊州。這對於剛剛獲得益州不久，正打算大展宏圖的劉備，無疑是沉重打擊。不肯善罷甘休的劉備在一年半以後發動了意在奪回荊州的夷陵之戰，卻以兵敗身亡而告終。那麼，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志在必得的劉備又為什麼會一敗塗地呢？

　　上一回我們講到了荊州爭奪戰。這次戰爭的結果，是劉備痛失關羽和荊州。關羽是劉備的愛將，荊州則是劉備的命根子，劉備當然不會善罷甘休。於是，一年半以後，劉備東征，發動了討伐孫權的戰爭。這場戰爭發動的時間，是在公元二二一年陰曆七月。此前，公元二二○年陰曆十月，曹丕稱帝，改元黃初。次年四月，劉備稱帝，建元章武。所以，戰爭發動的時間，在歷史上稱為「黃初二年七月」或者「章武元年七月」。當時，劉備駐軍猇亭（猇音「消」，猇亭在今湖北省宜都北）和夷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市東南），因此這場戰爭史稱「夷陵──猇亭之戰」，簡稱「夷陵之戰」或「猇亭之戰」。

　　夷陵──猇亭之戰，是和官渡之戰、赤壁之戰齊名的重要戰役。而且，這場戰爭和官渡之戰、赤壁之戰一樣，都是以戰爭發動者的失敗告終。官渡之戰是袁紹發動的，結果袁紹失敗了。赤壁之戰是曹操發動的，結果曹操失敗了。夷陵之戰或者猇亭之戰是劉備發動的，結果劉備失敗了，並在戰後去世。那麼，劉備為什麼會失敗呢？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孫權有備無患；二，劉備一意孤行；三，陸遜指揮若定。關於這三點，我們只要看看戰爭的決策過程和進行過程，就不難明白。

　　先講第一點：孫權有備無患。

　　荊州爭奪戰之後，原本就很脆弱的孫劉聯盟公開破裂。孫權心裡很清楚，他這回是把劉備得罪到家了，於是乾脆和劉備翻臉，倒向曹操。據《三國志》之《劉璋傳》、《吳主傳》和《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略》，奪取南郡後，孫權宣佈不再承認劉備是益州牧，仍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節秭歸。曹操也表薦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孫權則上表稱臣，甚至主張曹操稱帝。也就是說，孫權承認曹操是「中央」，曹操承認荊州是孫權的，孫權則不承認益州是劉備的。我們知道，此前，劉備原是「牧兼二州」的，既是荊州牧，又是益州牧。現在，按照曹操和孫權的邏輯，他什麼都不是，當然不幹。

　　孫權也知道劉備不幹。何況，就算孫權承認劉備是益州牧，劉備也不幹。於利，他要奪回荊州；於義，他要報仇雪恨。一場大戰勢所難免，孫權不能不未雨綢繆。

　　因此，孫權在政治和軍事方面都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在政治上做的工作，主要是積極靠攏曹魏。其實，早在荊州爭奪戰之前，孫權就已經向曹操暗送秋波。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春，孫權派人向曹操「請降」，曹操則投桃報李，表示要再次和孫權通婚（誓重結婚）。這才有荊州爭奪戰雙方的勾結。戰後，孫權繼續靠攏曹魏。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年）十月，曹丕代漢稱帝，劉備集團反應強烈，口誅筆伐，痛罵曹丕，孫權方面則保持沉默。等到曹丕黃初二年（公元二二一年）七月劉備伐吳時，孫權便在一個月後向曹丕上表稱臣，並在十一月接受了曹丕冊封吳王稱號，次年建元黃武。這時，曹丕、劉備均已稱帝，孫權也成了獨立王國的國王，三國鼎立的形勢正式形成。

　　不過，孫權此時在名義上還是曹魏王朝的藩王（稱帝是在八年以後的公元二二九年）。邁出這一步，對孫權來說並不容易。因為第一，這意味著承認曹丕「篡漢」是正當的。第二，意味著曹丕和孫權是君臣關係。因此，江東集團內部頗有些不同意見。據《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孫權坦然地對部下說，想當年，劉邦不也接受了項羽的封號，當了漢王嗎？這不過是隨機應變一時之宜罷了，有什麼關係呢？

　　顯然，孫權接受曹魏封號，不過權宜之計。時機成熟後，他自己也會稱帝。但此刻，他只能先穩住曹丕，以便集中精力對付劉備。實際上，孫權在作政治準備的同時也在作軍事準備。據《三國志．吳主傳》，七個月前，即黃初二年（公元二二一年）四月劉備稱帝後，孫權就把自己的指揮部從公安遷到了鄂城（今湖北省鄂州市），改名武昌（不是現在湖北省武漢市的武昌區），並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對此，孫權在八月份有個解釋。孫權說，居安思危，這是先哲先賢的教誨（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何況豺狼就在身邊，能不做好應變的準備嗎？因此，他不顧所謂「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的反對呼聲，毅然決然移都武昌，並在劉備出兵之後，在長江沿岸佈下道道防線。可見，孫權一直在提防劉備。也可見，孫權打的是有準備之仗。

　　相比較而言，劉備的準備則是不足的。荊州之戰後，劉備雖然又氣又恨，卻既沒有沉下心來總結經驗，也沒有休養生息厲兵秣馬，而是匆匆忙忙稱起皇帝來。曹魏黃初二年四月丙午（公元二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劉備在成都西北之武擔山即皇帝位。草草收場後，便在六月調兵遣將，七月御駕親征，並且命令張飛到江州（今重慶）會合。結果張飛還沒動身，就被部下殺死，其首級也被拎到孫權那裡去了。

　　張飛之死對於劉備無疑是重大損失。我們知道，劉備這邊的一流將領，素有所謂「五虎上將」之說。其實劉備稱王之後，只封了四員上將，即前將軍關羽，右將軍張飛，左將軍馬超，後將軍黃忠，沒有趙雲。趙雲仍然是翊軍將軍。不過，陳壽作《三國志》，將趙雲與關張馬黃併為一傳，因此民間有「五虎上將」的說法。關羽已在荊州爭奪戰中被殺，黃忠也於一年前病故。張飛一死，劉備的所謂「五虎上將」就去了三個。剩下馬超防魏於北，趙雲不受信任（原因下面再說），東征的隊伍中，竟沒有像樣的將領。另外，龐統已在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戰死，法正也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年）去世，諸葛亮鎮守成都走不開，因此，東征的隊伍中也沒有一流的謀臣和軍師。可以說，劉備發動這場戰爭，是匆匆忙忙的，出師不利，將帥乏人。那麼，劉備為什麼還要打這一仗呢？

　　這就牽涉到我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劉備一意孤行。

　　其實，對於劉備這時的一系列決定，包括他的東征，也包括他的稱帝，當時是有不少人表示反對的。比如前面提到過的費詩，還有尚書令劉巴和主簿雍茂，便都不贊成劉備稱帝。反對東征的則有翊軍將軍趙雲和從事祭酒秦宓。如果說，秦宓的說法或許可以視為妄言（《三國志．秦宓傳》的記載是「陳天時必無其利」），那麼，趙雲的意見就言之成理了。據《三國志．趙雲傳》裴松之註引《雲別傳》，趙雲對劉備說，國賊是曹操，不是孫權。何況只要滅了曹魏，東吳就不成問題。現在曹操雖然死了，他兒子曹丕更壞，因此「不應置魏，先與吳戰」。何況此番戰端一開，只怕不可開交，不好收場。

　　這就是所謂逆耳之言了。我們知道，這時的劉備，已進入孔子所說的「耳順」之年。所謂「耳順」，有一種說法就是什麼話都聽得進。但不知為什麼，劉備並不「耳順」。結果，費詩被貶，雍茂被殺，秦宓「下獄幽閉」（後來放了），劉巴嚇得從此不敢說話（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趙雲則不受信任，不得隨行東征。

　　說起來也不奇怪。劉備其實和曹操一樣，也是強權人物，容不得別人反對自己既定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問題是這路線和方針對不對。稱帝一事，這裡先不討論，只說東征。劉備為什麼要東征呢？一般人都說是要為關羽報仇（包括《三國志．法正傳》都說「復關羽之恥」），或者是因為憤怒。這是靠不住的。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說，替義弟報仇一說「固然是笑話」，說劉軍是憤怒之師「也未必是真相」。我認為呂先生此說有理。為什麼呢？第一，像劉備這樣意志堅定堅忍不拔的人，是不會感情用事的。第二，關羽被害後，劉備並沒有痛不欲生或者拍案而起，而是忙於自己稱帝，也沒有給關羽封號，追諡其為壯繆侯是景耀三年（公元二六○年）後主劉禪所為。第三，劉備起兵時，關羽已經死了一年半，哪裡還會情感衝動？只能說是既定方針。

　　但是，我們知道，按照諸葛亮的隆中對策，劉備的既定方針應該是聯吳抗曹，趙雲也說「當因眾心，早圖關中」，不應該放過曹魏，先伐東吳。那麼，劉備為什麼不按照諸葛亮的戰略規劃行事，也不接受趙雲的意見？呂先生認為，這和呂蒙主張不攻徐州攻荊州一樣，都是吃柿子揀軟的捏。這也有道理。曹魏是勁敵，擁有大半個天下，哪裡是一口吞得下的？自然暫不打主意。所以，呂蒙認為關羽好對付，劉備則認為孫權好欺負。孫權那邊，讓劉備和關羽大吃其虧的呂蒙，在荊州爭奪戰結束之後，還沒有來得及領賞就死了，接班的陸遜是個書生，難道也對付不了？

　　這一點，曹魏那邊倒是有人看出來了。據《三國志．劉曄傳》，劉備興兵的前一年，即關羽被害的第二年，亦即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二二○年），曹丕下詔詢問群臣，要他們預測劉備會不會出兵伐吳為關羽報仇，大家都說不會。他們認為，蜀是一個小國，大將也就關羽一個。關羽死了，誰還敢出兵？劉曄卻說肯定會。劉曄說，蜀國雖然又小又弱，但劉備的策略，是要倚仗武力來自強，勢必興師動眾耀武揚威，來顯示他力量有餘。再說了，劉備和關羽，那是「義為君臣，恩猶父子」。關羽死了卻不能為他報仇，講不過去。

　　劉曄所說也很在理，很可能也是劉備當時的真實想法。因此，綜上所述，我認為劉備伐吳，原因有三：第一，關羽和他情同手足，生死與共，此仇不可不報。第二，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劉備作為弱者，必須以攻為守；而曹魏太強，能攻的只有東吳。當然，這裡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荊州非奪回不可。前面說過，荊州是劉備的命根子，豈能任憑孫權奪去？此為原因之三。

　　然而，即便荊州必須奪回，也得從長計議，做好準備。至少，在戰爭的過程中可以從容穩妥一點。據《三國志．黃權傳》，時任偏將軍的黃權擔心長驅直入有風險，曾經建議劉備穩紮穩打。黃權說，吳軍驍勇善戰，不好對付；我軍順江而下，進易退難。因此，為臣請求擔任先鋒，為陛下試探深淺，陛下在後方坐鎮指揮就好。劉備不聽，把黃權打發到江北，自己則不顧一切地繼續前進。

　　這就是劉備的不是了。實際上，在整個猇亭之戰中，劉備表現出來的情緒就是兩個字：浮躁。當然，如果對方也浮躁，他們倒還有一拼。可惜，對方的主帥不但不浮躁，反倒十分沉著鎮靜。而且，劉備越是浮躁，對方就越是冷靜。這也正是猇亭之戰劉備失敗的第三個原因──陸遜指揮若定。

　　陸遜是猇亭之戰中吳軍的前敵總指揮。據《三國志．陸遜傳》，劉備率軍東下後，孫權即任命陸遜為大都督，假節（有尚方寶劍的意思），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孫桓、鮮于丹等部五萬人西上拒敵。現在看來，孫權的這一決策完全正確，用人也非常得當。事實證明，這場戰爭如果不是由陸遜來指揮，結果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們就來看看陸遜如何用兵。

　　據《三國志．先主傳》，蜀章武二年，即吳黃武元年、魏黃初三年（公元二二二年）正月，劉備的先頭部隊到達夷陵（故城在今湖北省宜昌市東南）。二月，劉備到達猇亭（故址在今湖北省宜都市北三十里）。據《三國志．陸遜傳》，以及該傳裴松之註引《吳書》和《資治通鑑》，當時，吳軍將領紛紛要求出擊，陸遜卻不同意。陸遜很清楚，劉備來者不善，必須沉著應戰。他對將領們說，劉備親率大軍順江東下，來勢洶洶銳氣正旺，而且憑藉高地據守險要，不是輕易能夠擊破的，大獲全勝就更難。如果出師不利，影響全局，問題就嚴重了。不過，蜀軍是山地行軍，難以施展，拖久必成疲勞之師，我們不如靜觀其變。將領們聽了，都認為陸遜是膽小怕事，因此「各懷憤恨」。

　　但陸遜自有主張。他下令大步撤退，把這數百里的崇山峻嶺都讓給劉備，自己堅守在猇亭前線，拒不應戰。劉備無奈，只好命令蜀將吳班率數千人在平地立營。吳軍將領都說，山林裡面打不得仗，這回到了平地，總可以打他一下了吧？陸遜說且慢！劉備此舉必有詐。果然，劉備發現他騙不了陸遜，埋伏在山谷裡面的八千人便全都殺了出來。吳軍將領這才恍然大悟，佩服陸遜料事如神。

　　其實，陸遜的過人之處並不在他的神機妙算，更在於他沉得住氣。讀過《曹劌論戰》的人都知道：「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蜀軍順江而下，來勢洶洶，恨不得一口吞了東吳。然而，他們來到夷陵、猇亭前線時，卻被吳軍死死地堵在那裡，一連幾個月找不到決戰的機會。再加上運輸困難，給養不足，天氣漸漸炎熱，蜀軍的鬥志越來越渙散，士氣越來越低落。這時，陸遜宣佈，反攻的時機到了。

　　據《三國志．文帝紀》及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陸遜決定反攻是在這年的閏六月。《陸遜傳》說，當時吳軍將領都不理解。他們認為，進攻劉備，應該是在他剛剛入境的時候。現在，敵人深入已經五六百里，雙方相持也有七八個月。劉備已經站穩腳跟了，天險要害也都加固了，怎麼還能進攻？陸遜說，劉備是一個狡猾的傢伙（備是猾虜），又經驗豐富見多識廣（更嘗事多），剛開始的時候肯定慮事周全，所以我們不能硬拼。現在，幾個月過去，他的士兵已經疲勞，鬥志已經消沉，也想不出什麼招了（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我看消滅此賊，就在今天。

　　話雖這麼說，陸遜還是決定謹慎行事，便「先攻一營」，結果「不利」。諸將都說，看看！白死了許多人。陸遜卻認為沒白死。因為他已經看出了劉備的破綻，找到了破敵的辦法。

　　那麼，劉備的佈陣有什麼破綻，陸遜的進攻又有什麼奇招呢？原來，劉備到達前線後，就命令部隊從巫峽到夷陵連營，立營數十屯，綿延七百里。據《三國志．文帝紀》，當時曹丕就斷定劉備必敗。曹丕說，劉備不懂用兵啊（備不曉兵）！哪有連營七百里還可以抵抗敵人的？何況他那些營寨，紮得也不是地方。我看孫權的捷報就要來了。

　　劉備的破綻，遠在洛陽的曹丕都能看出，近在咫尺的陸遜還能看不出？據《三國志．陸遜傳》，在戰爭的相持階段，陸遜曾上疏孫權陳述方略。在這道奏疏中，陸遜說，他當初最擔心的，是劉備「水陸俱進」。沒想到劉備放棄了這一有利條件，反而讓水軍上岸，在山林之中安營紮寨，還連成一片。這就等於把自己置於敗軍之地。所以，陸遜搞了一次火力偵察後，辦法就有了。

　　陸遜的辦法也很簡單，是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用過的──火燒。據《三國志．陸遜傳》，他命令士兵每個人都帶一把茅草，到了劉備的軍營就放火，在放火的同時進行攻擊。一旦火勢形成，諸軍同時出擊。這一辦法果然成功。於是，在陸遜的號令下，吳軍主力齊集猇亭，大戰劉備，連拔蜀軍四十餘營。劉備猝不及防，焦頭爛額，逃到馬鞍山（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西北）。陸遜再接再厲，督促各軍從四面逼進。蜀軍「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只有劉備帶著少數隨從連夜逃往白帝城。他的舟船、器械、軍資「一時略盡」，他的部隊則「屍骸漂流，塞江而下」。一敗塗地的劉備既羞愧又憤怒（大慚恚），仰天長歎說，朕居然被陸遜打擊羞辱，只怕是天意吧（豈非天邪）！

　　看來，劉備對於「為遜所折辱」很是不服。也許，在他和關羽的眼裡，陸遜不過一介書生，不足為慮，更不用說會敗在他的手下了。其實，陸遜不是書生，而是儒將，是東吳方面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的成功也不是什麼「天意」，而是「人謀」。前面說過，陸遜曾經向孫權上過一道奏疏。在那篇疏文中，陸遜首先向孫權闡述了這場戰爭的重要性。我們知道，長江三峽最東邊的是西陵峽，西陵峽的東口就是夷陵縣。所以陸遜說，夷陵是戰略要地，也是我們東吳王國的西大門。這個地方，容易佔領，也容易丟失。一旦丟失，不僅會損失一郡之地，就連整個荊州的安全也會變得十分堪憂。因此，這場戰爭，不能失敗，只能成功（今日爭之，當令必諧）。這就是陸遜成功的第一個原因──高度重視，志在必得。

　　不過，陸遜固然高度重視，劉備又何嘗不是志在必得？於是，陸遜又向孫權陳述了劉備的三大弱點。一是劉備違背常規，不守巢穴，勞師遠征，這是自來送死；二是劉備征戰一生，敗多勝少，由此推論，這回也不足為慮；三就是他的「捨船就步，處處結營」了。因此，陸遜請孫權高枕無憂，靜候佳音。這是陸遜成功的第二個原因──知己知彼，胸有成竹。

　　第三個原因是「沉著應戰，後發制人」，具體情況前面已經講過。這裡要講的是，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據《三國志．陸遜傳》，就在陸遜和劉備相持不下的時候，孫桓被劉備的軍隊包圍在夷道（今湖北省枝城西北）。孫桓是孫權的同族姪輩（其父孫河乃孫堅族子），時任安東中郎將。所以，孫桓向陸遜求援，諸將都說應該出兵，陸遜卻按兵不動。陸遜說，安東眾望所歸深得人心，夷道金城湯池糧草充足，無可憂慮。等到本帥計謀施展，夷道之圍不救自解。果然，陸遜這邊一放火，孫桓那邊就解了圍。而且，據《三國志．孫桓傳》和《陸遜傳》，解圍之後的孫桓還逢山開路遇河搭橋，抄近路去攔截劉備，害得劉備翻山越嶺才得以倖免。事後，劉備氣憤不已地說，當年朕到京口的時候，孫桓還是個小娃娃（孫桓與劉備作戰時二十五歲），現在居然把朕逼得這麼緊！孫桓則對陸遜說，孫某求援不得時，確實怨恨將軍，現在才知道將軍實在是調度有方啊！

　　的確，正是由於陸遜的鎮靜自如和調度有方，尤其是他能夠一忍再忍後發制人，保證了吳軍的一舉成功和大獲全勝。不過，陸遜能夠如此，歸根結底還是他的思想境界高。當時，受陸遜節制的將領，不是元老宿將，就是宗親貴戚。每個人都有恃無恐，不太買陸遜的賬。於是陸遜便召集會議，手按寶劍聲色俱厲慷慨陳詞。陸遜說，劉備這個人，聞名天下人所共知，就連曹操也都怕他三分。現在他親率大軍犯我疆界，這是一個強勁的對手，豈能兒戲視之！諸位既然深受國恩，就該和衷共濟，同仇敵愾，不聽指揮又成何道理？陸某雖不過一介書生，卻是受命於主上。主上看中陸遜，則不過陸遜能夠忍辱負重罷了。在將為將，豈容推辭；軍令如山，不可冒犯。本帥有言在先了！

　　陸遜這番話義正辭嚴，再加上他確實用兵如神，大家也都服了他。於是孫權就問，諸將不聽指揮，將軍怎麼不向寡人報告呢？陸遜回答說，為臣雖然平庸怯懦，藺相如、寇恂的故事還是聽說過的。孫權大笑，加拜陸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封江陵侯。張作耀先生《劉備傳》總結猇亭之戰的成敗，認為孫權得勝有四個原因，其中之一便是「選帥得人」（其餘三條分別為戰備充分、戰略正確、地勢有利），是為篤論。

　　猇亭之戰對於劉備是個沉重打擊。據《三國志．先主傳》，章武二年（公元二二三年）八月，劉備兵敗退回巫縣（今重慶市巫山），後駐蹕白帝城（今重慶市奉節東），不久就染疾在身，一病不起。章武三年（公元二二四年）二月，劉備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便召諸葛亮到永安（原名魚腹，縣治白帝城），安排後事。這又是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那麼，劉備是怎樣做出安排的，這種安排的背後又有什麼文章呢？

　　請看下回：永安託孤。

第三十六回　永安託孤

兵敗猇亭之後，劉備便在次年四月病逝於永安宮。去世前，他妥善地安排了後事，傳位於劉禪，託孤於諸葛亮，還說了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的話。對此，歷史上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那麼，劉備說這番話，其目的和想法究竟是什麼？在白帝城託孤的背後，有沒有諱莫如深的難言之隱呢？

　　蜀漢章武二年（西元二二二年）閏六月，劉備兵敗猇亭，退回永安縣，駐蹕白帝城。這時的劉備，既心力交瘁，又身染疾病，而且一病不起。劉備知道，自己已將不久於人世，便開始有條不紊地安排後事。所謂「後事」，主要是蜀漢政權交給誰。依照世襲制，皇位當然要傳給劉禪。但那時劉禪才十七歲，還是未成年人，才能似乎也遠遠比不上劉備。這就要有人輔佐，劉備選定的是諸葛亮和李嚴。這一點，《三國志．先主傳》說得很清楚：「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託孤之後，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西元二二三年六月十日），劉備駕崩於永安宮，享年六十三歲。

　　劉備的託孤，在三國史上是一件大事，因為它把劉備集團和蜀漢政權不太長的歷史一分為二：前期，領導人是劉備；後期，主心骨是諸葛亮。這個分期，是永安宮託孤的直接結果。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劉備病重的時候，特地將諸葛亮從成都召到永安「屬以後事」，而且說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劉備對諸葛亮說，先生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君才十倍曹丕），一定能夠安邦定國，成就大業（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因此，請先生酌情處理。如果劉禪還行，請輔佐他（若嗣子可輔，輔之）。如果這孩子不成器（如其不才），先生不妨自行其是（君可自取）。諸葛亮聽了，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地說，為臣一定竭盡全力輔佐皇上（臣敢竭股肱之力），忠貞不貳報效國家（效忠貞之節），直到獻出自己的生命（繼之以死）。劉備便又下詔訓示劉禪，今後要像對待父親那樣對待丞相（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這就是著名的「永安託孤」，歷史上的爭論也由此而起。

　　最先表示肯定和讚揚的是陳壽。陳壽在《三國志．先主傳》的評語中說，劉備此舉，是古往今來君臣關係中最大公無私的典範（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為什麼呢？因為劉備把整個國家和親生之子全都託付給了諸葛亮（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自己一點想法都沒有，已經到了毫無保留和沒有二心（心神無貳）的程度。我想，陳壽這樣說，無非因為劉備把話說到了「如其不才，君可取之」的份上。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陳壽沒有明說，我們不能亂猜，但一般都理解為如果劉禪「扶不起來」，就請諸葛亮取而代之。那麼，這在一個以君主世襲為天經地義的時代，就不但難得，而且堪稱偉大了。因為這意味著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為了國家和人民，寧肯犧牲自己這個家族，放棄天賦的和神授的權力。這當然是大公無私（君臣之至公），當然是空前絕後（古今之盛軌）。

　　但問題是，這可能嗎？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第一，中國歷史上從無此例。無論劉備之前的秦皇漢武，還是劉備之後的唐宗宋祖，從來就沒有一個皇帝會因為自己的兒子不中用，就把江山社稷讓給別人的。他們日之所思夜之所想，都是如何保證自己家族的統治，子孫萬代綿延不絕。這是歷朝歷代所有皇帝的共性，劉備怎麼可能是例外？第二，就算劉備是一個例外，我們也不知道他的這種想法從何而來。因為中國歷史上只有「改朝換代」的帝王思想，並無「輪番為治」的民主觀念。劉備如果有，豈不成了華盛頓？第三，就算劉備想當華盛頓，諸葛亮也不敢當亞當斯或者傑斐遜，因為沒有人認為這種替代是正當的。孫權勸曹操代漢，曹操就說孫權不懷好意；劉備讓諸葛亮「自取」，難道不也是把諸葛亮放到火上去烤？何況曹操只不過架空皇帝，就被罵作「漢賊」；諸葛亮如果當真取代劉禪，又會被看作什麼？

　　因此，後世就有不少人對陳壽的說法持相反意見。最先質疑的是晉代的孫盛，他認為劉備的託孤簡直荒唐（備之命亮，孰甚矣）。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孫盛對此發表了很長的一段議論。在他看來，託孤的關鍵在於選準了人，而不在於怎麼說。如果選對了人，就用不著這麼說，因為你不說這話對方也會忠貞不貳（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果選錯了人，就更不能這麼說，因為這等於打開篡位叛逆的途逕（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所以孫盛說，古往今來，沒有這麼託孤的（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只不過劉備的運氣好，碰巧劉禪是個缺心眼的，不會胡思亂想（幸值劉禪暗弱，無猜險之性），諸葛亮威望又高，鎮得住（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這才沒鬧出事來。要不然，早就滿城風雨，人心大亂了。

　　現在看來，孫盛的批評還是比較客氣的，只不過認為劉備「失言」而已。所以，近人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在反駁孫盛時，就認為劉備的託孤之辭乃「情之所出」的有感而發（有所感於中，不覺言之如是），根本來不及想什麼別的（啟釁之說容暇計乎）！盧弼認為，當時劉備擔心的是「嗣子不肖」，焦慮的是「成業之傾敗」，想到的是要「發憤授賢」，怎麼可能有那麼多花花腸子彎彎繞，憑什麼要懷疑他心存詭詐（何疑為偽乎）？

　　這當然也是一種說法，而且不無道理。但必須指出，所謂「情之所出」也只是猜測之詞。畢竟，我們不是劉備，誰也不能肯定劉備就是這麼想的。既然盧弼可以猜測，別人當然也可以。比如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就認為劉備別有用心，而且「其意甚明」，那就是變著法地逼著諸葛亮表忠心。張先生認為，劉備對諸葛亮其實是「懷有很大疑慮」的。為了保證兒子的皇位穩如泰山，他不惜「把諸葛亮逼到沒有迴旋的餘地」，只能跪下來淚流滿面地賭咒發誓。正如王夫之《讀通鑑論》所言，劉備把話說到那個份上，諸葛亮除了把心掏出來給他看，還有什麼辦法能消除疑慮呢（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其能無疑哉）！因此，劉備的這番託國之辭並不是「心神無貳」，反倒是「陰懷詭詐」。

　　顯然，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八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對此，今人方北辰先生另有說法。方先生《三國志注釋》一書說，「君可自取」的取，不是取代的意思，而是選取的意思。「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如果那孩子不成器，先生可以自行選取處置辦法。其實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從劉備的其他兒子當中另外挑一個當皇帝。也就是說，劉備賦予諸葛亮的，是廢立之權，並非要他自立為君。

　　這是有道理的。第一，除劉禪外，劉備至少還有兩個兒子，即魯王劉永和梁王劉理，有得挑。第二，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諸葛亮集》，劉備臨終時曾把魯王劉永叫到跟前，對他說，朕死了以後，你們兄弟要「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這和劉備對劉禪說的話如出一轍，也可以理解為已把劉永視為「第二梯隊」。第三，賦予諸葛亮以廢立之權，已是十分破格，算是信任到家了，不可能再說把皇位也讓出去的話。

　　所以，我認為方先生的解釋是講得通的，至少也是一家之言。按照這種解釋，劉備確實把家和國、兒子和政權都託給了諸葛亮，也確實是「心神無貳」，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諸葛亮對劉備所說的那一段話，當然也不是因為被逼到了牆角，不得不「剖心血以示之」，而是發自肺腑的感激涕零。因此，我在前面沒有將「君可自取」翻譯為「先生可以取而代之」，而是翻譯為「先生可以自行其是」。實際上，賦予臣子自行其是之權，這在當時，已經是皇恩浩蕩，而且恩重如山了。

　　但是，我們仍然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果劉備的本意，只是賦予諸葛亮以廢立之權，並非讓他取而代之，那麼，他為什麼要提曹丕？曹丕既不是什麼「顧命大臣」，更不是什麼做臣子的「好榜樣」。眾所周知，曹丕此時，可是已經把漢獻帝趕下了臺，自己當了皇帝的。劉備前面說「君才十倍曹丕」，後面又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就只能讓人這麼理解：曹丕可以做的，你這個才幹十倍於曹丕的人也可以做嘛！朕讓你做，儘管做就是！

　　第二個問題是：劉備的這種說法，並非史無前例，孫策託孤時就對張昭說過。據《三國志．張昭傳》裴松之註引《吳歷》，孫策的說法是「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這可真是無獨有偶！而孫策的意思並無歧義，就是取而代之的意思。當然，孫策說的是「自取之」，劉備說的是「自取」。那麼，難道一字之差，就有天壤之別嗎？

　　第三個問題是：即便劉備的本意，只是賦予諸葛亮以廢立之權，這在當時也是嚇死人的事。東漢末年，行廢立之事的人是誰？董卓。將現任皇帝趕下臺自己取而代之的人是誰？曹丕。因此，所謂「自取」，不是當曹丕，就是當董卓，這是諸葛亮能做的事嗎？方北辰先生說，劉備的意思當然不是讓諸葛亮當董卓，是讓他當霍光。霍光是西漢權臣，漢武帝臨終時曾託孤於他。霍光則既盡輔佐之忠（輔佐昭帝十三年），亦行廢立之事（廢昌邑王劉賀，立宣帝劉詢）。但霍光死後，其家族卻遭致滅頂之災。包括霍光的夫人在內，霍家人幾乎被斬盡殺絕。可見就算是當霍光，也很恐怖。將心比心，換了我們，也會嚇得魂飛魄散，一身冷汗，只能匍匐在地，說「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看來，無論將「君可自取」這四個字理解為取而代之，還是理解為自行其是，是讓諸葛亮當霍光，還是讓他當曹丕，對諸葛亮都會產生巨大的壓力。因此我們就要問：劉備是「故意施壓」，還是「無心失言」？或者說，是「真心相託」，還是「暗中設套」？

　　這當然只有劉備自己清楚，但也並非不可猜測。實際上，無論陳壽的「心神無貳」，或者盧弼「情之所出」，也都是猜測。他們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無非因為在他們看來，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是如魚得水，心心相印，毫無隔閡。臨終託孤，當然是披肝瀝膽，坦誠相待了。但是，這些可愛的先生們忘記了一點，那就是：關係再好的君臣也是君臣，對臣子再信任的君主也是君主。何況，劉備還不是一般的君主。他的江山，是他自己打下來的；他的為人，也被稱為「天下梟雄」。因此，他的心思，恐怕沒有書生們想像得那麼簡單。

　　最懂君主心思的，應該說還是君主。因此，康熙皇帝的評語，就值得注意了。據《御批通鑑輯覽》，康熙也看出劉備話裡有話，話外有音，而且深表鄙視，不以為然。康熙說，昭烈（劉備）平時不總說自己和諸葛亮魚水情深嗎？諸葛亮的忠貞不貳他難道不清楚？為什麼託孤之時還要說這種疑神疑鬼陰陽怪氣的話（猜疑語）？康熙的結論是：三國時代的人，都是那種德行，十分可鄙（三國人以譎詐相尚，鄙哉）！

　　康熙的這個結論。也就聊備一格罷了。其實，劉備的託孤之辭哪裡是什麼「三國陋習」？準確地說，是「帝王心思」。這種心思，就連不是帝王的孫策也有。因為孫策雖然不是皇帝，卻實際上是君主，而且是自己打江山的君主。這樣的人，是絕不甘心自己打下來的基業落入他人之手的。可惜，正如陳邇冬先生《閒話三分》所言，孫策和劉備的運氣都不好。兩個接班的人，孫權十八，劉禪十七，都還未成年（皆未及冠）。年紀輕輕，就做那些驕兵悍將開國元勳的「主子」，鎮得住嗎？這就不能放心。不放心，就要託孤。所託之人，也不能隨便，一要關係好，二要威望高，三要能力強。關係不好不能託。威望不高能力不強，託了也沒有用。但是，一個人，威望又高，能力又強，就不會趁著孤兒寡母坐不穩江山，自己取而代之嗎？託也不是，不託也不是，這就為難。為難的結果是只有攤牌。或者用陳先生的話說，是「把話當面說透──透底」。怎麼個透底呢？「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話說到這個份上，誰都沒話可說了。

　　這是很高明的一招。前面說過，關係再好的君臣也是君臣，對臣子再信任的君主也是君主。何況，正如陳邇冬先生所言，對於孫策、劉備這樣的「英雄之主」來說，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時也是最猜疑的人，因為彼此之間實在太知根知底了。這一點，為君的心裡清楚，為臣的心裡也清楚。如果大家都憋在心裡，就會產生隔閡和懷疑；而在託孤之時，是萬萬不能有隔閡和懷疑的。這就不如把話說開，說透。說開說透了，雙方釋然，各自放心。劉備放心去死，諸葛亮放心去做，豈不兩全其美，於公於私都有利？當然，這種「高明」是站在「古代立場」上說的，不是「現代視角」，但也只能如此。你總不能要求劉備去當華盛頓吧？

　　或許有人會說，你說的君臣關係、帝王心思，那是一般而言，劉備和諸葛亮就不能是特例嗎？要知道，他們的際遇，前有「三顧茅廬」，後有「永安託孤」，正可謂肝膽相照，休戚與共，豈能一概而論？這其實也是歷史上許多人的共識。比如裴松之在《諸葛亮傳》的註文中就說「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據《三國志．先主傳》，劉備也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既然如此，託孤之時，又怎麼會有猜疑，怎麼會要透底呢？

　　看來，我們還得說說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

　　那麼，劉備和諸葛亮關係究竟如何呢？確實曾經是「希世一時」，但那只是「相遇」之初；確實曾經是如魚得水，但也只是在赤壁之戰前。後來就難講了。《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得很清楚，三顧茅廬後，劉備和諸葛亮經常促膝談心，雙方「情好日密」，以至於「關羽、張飛等不悅」。赤壁之戰前，諸葛亮出使東吳，折衝樽俎，促成孫劉聯盟，幫助劉備克敵制勝，渡過難關，還擁有了荊州的江南四郡，自己也被任命為軍師中郎將。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劉備和諸葛亮的「蜜月期」。

　　但是，從赤壁之戰（西元二○八年）到白帝託孤（西元二二三年），整整十五年，我們很少看見諸葛亮的身影，也很少聽見他的聲音。劉備入蜀，帶的是龐統；進攻漢中，帶的是法正。諸葛亮的工作，或者是「調其賦稅，以充軍實」，或者是「鎮守成都，足兵足食」，再就是和張飛、趙雲一起帶兵入蜀「共圍成都」，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已經「退居二線」。

　　當然，這並不說明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有什麼問題。恰恰相反，諸葛亮這時的地位，類似於當年的蕭何。據《史記．蕭相國世家》，劉邦打天下時，蕭何也不跟著南征北戰，諸將謂之「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但事後論功行賞，劉邦卻將蕭何定位第一。劉備稱帝以後，諸葛亮在大臣中也是位居第一。實際上，前期守荊州也好，後期守成都也好，都是責任重大。因為荊州和成都是劉備的根據地、大本營，非有老成謀國、穩重可靠的人看守不可。調集賦稅、足兵足食也同樣重要，因為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沒有糧餉，仗是打不成的。何況，按照陳壽《進〈諸葛亮集〉表》的說法，諸葛亮的才能特點，是「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那麼，讓善於理民的諸葛亮留守大後方，讓善於奇謀的龐統、法正隨軍出征，不正說明劉備知人善任嗎？所以沒問題。

　　不過，赤壁之戰後，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確實有點微妙。

　　我們知道，諸葛亮是為劉備做過戰略規劃的，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照理，赤壁之戰後，劉備有可能實施這一戰略規劃了，諸葛亮應該大顯身手才是。然而不知為什麼，諸葛亮卻變得沉默了。入蜀，是龐統的極力慫恿，而且出謀劃策；進攻漢中，是法正的極力主張，而且出生入死。所以，龐統戰死，劉備「痛惜，言則流涕」；法正病故，劉備「為之流涕累日」。為劉備出力更多，和劉備情感更深的，似乎是龐統和法正。

　　這倒也沒什麼。諸葛亮是做規劃的，並不一定要執行；龐統和法正跟著劉備南征北戰，情感日深也在情理之中。奇怪的是，關羽征襄樊，劉備征東吳，事實證明都是錯誤的決策，諸葛亮為什麼不反對？當然，關羽伐魏時（西元二一九年），法正還在（任尚書令，兼護軍將軍），不妨多聽法正的。但劉備征東吳時（西元二二一年），龐統早死，法正亦亡（卒於西元二二○年），諸葛亮為什麼還是一言不發？我們只知道，據《法正傳》，劉備兵敗猇亭之後，諸葛亮長歎一聲說，如果法孝直（法正）在，就不會這樣了。他一定能阻止皇上，不讓皇上東征（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算東征，也不至於敗得如此之慘啊（必不傾危矣）！

　　這就是諸葛亮對猇亭之戰的態度，也是我們能夠在史書上找到的唯一記載。那麼，它是諸葛亮事後的反省嗎？恐怕不是。如果是，豈不當真成了「事後諸葛亮」？實際上，諸葛亮是有難言之隱的。眾所周知，諸葛亮的戰略規劃，是主張「結好孫權」，並且認為孫權「可以為援而不可圖」的。從這一點看，他不大可能贊成伐吳，然而他沒有說。為什麼不說？一種可能是他也不甘心丟失荊州，或者對猇亭之戰抱有僥倖心理。但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他知道說了也沒有用，不如不說。

　　那麼，後一種可能有證據嗎？有。證據就在諸葛亮自己的話：「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言外之意也很清楚：第一，劉備只聽法正的。如果法正反對，劉備就不會伐吳。第二，法正不在了，劉備就誰的話也不聽，包括他諸葛亮。顯然，法正和諸葛亮，與劉備的關係是不同的。劉備對諸葛亮只能叫「相敬如賓」，對法正才是「言聽計從」。這恐怕是關羽征襄樊時諸葛亮一言不發的原因之一。

　　還有一件甚能說明兩人的關係之微妙。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劉備稱帝後，諸葛亮被任命為丞相，並以丞相的身分錄尚書事，假節，張飛死後又兼司隸校尉。表面上看，無論身分、地位、權力，諸葛亮在蜀漢政權群臣之中都堪稱第一，而且無可比擬。但請注意，諸葛亮這個丞相是不「開府」的，「開府」是劉備去世之後。我們知道，東漢沒有丞相，丞相是西漢的制度，其特點是可以「開府治事」。所謂「開府」，即開建府署，設置署官，也就是有自己的直屬辦事機構和下級官員。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丞相有獨立於「皇宮」的「相府」，也有獨立於「皇權」的「相權」。所以，曹操恢復丞相制度並且自任丞相，其實就是要從漢獻帝手上分權。那麼，劉備任命諸葛亮為丞相卻又不「開府」，恐怕就只能如張作耀先生所言，理解為「隱含著劉備的無奈和擔心大權旁落以及對諸葛亮的不完全信任」。也就是說，劉備對諸葛亮，並非「無限信任」或者「完全信任」，而是「有限信任」或者「有保留的信任」。

　　諸葛亮與劉備關係發生微妙變化，如果僅僅因為劉備「喜新厭舊」，倒也無妨。可怕的是兩人的政治理念發生了衝突。眾所周知，諸葛亮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之一，就在於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諸葛亮是有理想的，這理想就是「復興漢室」。這個理想，貫穿了他的一生。劉備有沒有理想呢？原先或許是有的，但後來忘記了。忘記的時間，王夫子《讀通鑑論》說是在得到了荊州和益州之後（乃分荊得益而忘之矣）。這個時候，他就只有利益沒有理想了，這才不伐魏而伐吳。所以王夫子說：「先主之治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什麼「漢賊不兩立」，不過是自己稱王稱帝的招牌。

　　劉備忘記了自己的理想（或者原本就沒有），諸葛亮沒忘。然而尷尬的是，這種微妙的變化誰都不能說出來。劉備要裝著沒忘的樣子，諸葛亮也不能戳穿或者提醒。於是只好心照不宣。諸葛亮埋頭苦幹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劉備則依靠法正去攫取更多的利益。

　　問題是現在法正已經死了。謀臣當中，龐統、許靖、劉巴、馬良死了；武將當中，關羽、張飛、馬超、黃忠也死了。剩下有威望有能力的，除了諸葛亮，只有趙雲和魏延。魏延倒是很受劉備信任，所謂先主出征，文有法正，武有魏延，但總不能託孤於魏延吧？能夠託孤的，也就只有諸葛亮，何況此時諸葛亮的職務已是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還兼司隸校尉。但此刻的君臣關係，已不同於先前，這才有了開頭的那一幕，也才有了「摻沙子」的方案──「尚書令李嚴為副」。這個李嚴，原本是犍為太守，章武二年（西元二二二年）十月被任命為尚書令。這時，是兵敗猇亭之後四個月，永安託孤之前六個月，顯然是劉備的特意安排。關於這個安排，北京大學教授田餘慶先生另有說法，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以上就是我對「永安託孤」的看法，而且僅僅只是猜測而已。無論如何，劉備是託孤於諸葛亮了，諸葛亮也接過了蜀漢政權這副擔子。這對於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而言，既是他實現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的機會，同時也意味著重大的責任和巨大的壓力。顯然，作為一個政治家，要治理這片國土，鞏固這個政權，首先就必須處理好種種關係。那麼，諸葛亮是怎樣做的，我們從中能夠得到哪些啟示呢？

　　請看下回：非常君臣。

【第四篇　重歸一統】

第三十七回　非常君臣

劉備病逝於永安後，繼位的劉禪只當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把所有的軍政要務都交給了諸葛亮，蜀漢政權從此進入「諸葛亮時代」。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劉禪和諸葛亮也是一對非常君臣。那麼，他們的關係究竟如何？在這種特殊的關係背後，又有什麼歷史的隱秘呢？

　　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西元二二三年六月十日），劉備駕崩於永安宮，臨終前「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蜀漢政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可以稱之為「諸葛亮時代」的。因為劉備的託孤，託出去的不僅是他的兒子，也是整個蜀漢政權。這對於諸葛亮來說，可謂機遇和挑戰並存。一方面，他可以開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另一方面，他又必須面對諸多難題。我們知道，諸葛亮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關係。或者說，就是處理好各種關係。諸葛亮要處理的關係至少有四種，即君臣關係、同僚關係、盟友關係和敵對關係。這些關係都很重要，但按照帝國制度，首當其衝的還是他和劉禪的君臣關係。

　　這裡面顯然有諸多問題。因為劉備的託孤太特別，既有「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的交代，又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安排，確實非同一般。因此我們就有了第一個問題：劉禪執行了劉備的遺囑嗎？

　　答案是肯定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顯然，劉禪不但執行了劉備的遺囑，還有加碼。我們不妨一項一項來做個解釋。

　　一，封武鄉侯。武鄉，前人解釋為南鄭的武鄉谷，繆鉞先生說是錯的，應該是琅琊郡的武鄉縣。因為諸葛亮是琅琊郡人，所以把琅琊郡的武鄉縣封給他；正如張飛是涿郡人，就封張飛為西鄉侯。西鄉和武鄉都是縣。西鄉縣在今北京市房山西南，武鄉縣西漢時蜀琅琊郡，後來撤銷，所以張飛和諸葛亮都是縣侯，不是鄉侯。有人說，琅琊郡武鄉縣並非蜀土，怎麼能封？這其實也是當時的一種制度，叫做「遙領」。比如劉備的兒子劉永封魯王，劉理封梁王，都是。後來孫權也用這樣的方式封建諸王。這樣封，有兩個意義。一是抬高受封者的地位，二是表明自己是天下之主。對於蜀漢政權，則還有一個意義，即表明自己是正統。

　　二，開府治事。開府，就是建立府署，自闢僚屬，也就是建立屬於官員自己的、相對獨立的辦事機構和官僚體系。西漢初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這「三公」都是開府的。後來的大將軍，也開府。曹操恢復丞相制度並且自任丞相，是開府的；劉備任命諸葛亮為丞相，卻不開府。這裡面差別很大。開府，就有相對獨立於皇權的相權，不開府就沒有。所以這件事情的意義最為重大，後面還要再說。

　　三，領益州牧。我們知道，所謂「蜀漢」，其實就是益州。蜀漢丞相管的地方，和益州牧管的地方，沒有什麼區別。那麼，丞相而兼益州牧，豈非多此一舉？當然不是。儘管從地理範圍看，蜀漢就是益州；但從國家體制看，蜀漢是蜀漢，益州是益州，區別在哪裡呢？蜀漢是王朝，益州是郡縣；丞相是中樞政要，益州州牧是地方官員。前者擁有的是中央行政權，後者擁有的是地方行政權。這兩個職務的權限是不一樣的，任務也是不一樣的。州牧是「牧民」的官，丞相是「牧官」的官。當然，州牧也「牧官」（管理太守、縣令），但丞相卻不「牧民」。因此從制度上講，是兩個不同的職務。

　　但是劉禪卻把這兩個職務都給了諸葛亮。這就很有意思。我們不妨來總結一下：封武鄉侯，是賦予諸葛亮尊貴地位；開府治事，是授予諸葛亮獨立相權；領益州牧，則是授予諸葛亮牧民之權。這就等於是把整個蜀國從上到下都交給諸葛亮了。

　　事實上諸葛亮不但位極人臣，而且大權獨攬。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註引《魏略》，劉禪繼位後曾明確表示：「政由葛氏，祭則寡人。」這話什麼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軍政要務都由諸葛亮處理，自己只擔任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如果這話不見於正史，不一定靠得住，那麼，《三國志．諸葛亮傳》所云「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總是事實。

　　這就幾乎和曹操一模一樣。曹操的頭銜和職務是什麼？武平侯（縣侯）、丞相（開府）、領冀州牧。諸葛亮呢？武鄉侯（縣侯）、丞相（開府）、領益州牧。這真是何其相似乃爾！不同的是，曹操的頭銜和職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弄來的，只有武平侯是漢獻帝自願封的，諸葛亮的頭銜和職務卻都是出自先帝和後主的本意。

　　但是自願也好，被迫也好，劉禪和劉協這兩個皇帝，在本質上沒什麼兩樣，都是「橡皮圖章」。於是我們就要問第二個問題：劉禪的感覺如何？

　　我的看法是不爽。有證據嗎？有。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襄陽記》，諸葛亮去世後，各地人民紛紛要求為故丞相立廟，不被批准。人民群眾只好在大街小巷「因時節私祭」。於是有人提出，處處立廟固然不必，立於成都則未嘗不可，然而「後主不從」。這事鬧得很僵，實際上已造成朝野對立，幸虧後來有人出來打了圓場。他們上表劉禪說，崇拜聖賢追思功臣，是古往今來的美德。何況諸葛亮功勳蓋世，王室倖存實在靠了他老人家。再說讓人民群眾在街頭巷尾、田間地頭「巷祭」、「野祀」，也不像話。當然了，丞相的廟建在成都也確實不太合適，因為昭烈皇帝的廟在這裡。怎麼辦呢？辦法是就近（因近其墓），在定軍山諸葛丞相的墓前立廟（立之於沔陽）。同時規定，所有的人要祭奠諸葛亮，都只能到這座廟裡面去（限至廟），不能再隨隨便便「私祭」。也就是說，廟，還是要立的，但不能立在成都，更不能全國各地都是，只能建於丞相墓前。祭祀，也是能搞的，但不能想祭祀就祭祀，也不能隨便在什麼地方，只能到漢中的丞相廟裡去。劉禪這才同意（於是始從之）。

　　上表的人是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不是什麼頭面人物。而且，細讀這封表章，也不難看出他們是何等苦口婆心、討價還價、委曲求全。先是以古人為例（周人懷召伯之德，甘裳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後是為劉禪開脫（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最後提出一個後主可以接受的方案：規定只能在諸葛亮的墓前立廟和祭祀。你想，諸葛亮的墓遠在漢中的定軍山，又有幾個人能去？當然比屢禁不止的「全民私祭」更能讓劉禪接受。由此不難看出，劉禪對這事是多麼的不痛快。

　　有人說，劉禪不批准為諸葛亮立廟，是有依據的，這個依據就是禮法。《襄陽記》說得很清楚，「朝議以禮秩不聽」嘛！這話不通！習隆他們的表文怎麼說？大漢王朝四百年，因為一點點小德行小功勞，就樹碑立廟的多得很（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難道皇皇大漢從來就是不講禮儀規範的？既然小善小德尚且可以塑像建廟，諸葛丞相如此大恩大德，為他立廟怎麼就犯規了？再說了，劉禪也未必是什麼守規矩的人。孔明去世後，丞相制度就被他廢除，北伐中原也被他停止，怎麼就不能為諸葛亮破一個例？說穿了，就是他心裡不願意，小心眼而已。

　　因此我們要問第三個問題：劉禪為什麼不爽？

　　也有三個原因。第一，形同軟禁。劉禪這孩子繼位以後，估計就再沒出過宮。直到諸葛亮去世後一年多，也就是建興十四年（西元二三六年）的四月，才去都江堰看了一次岷江，被陳壽鄭重其事地記錄在案（見《三國志．後主傳》）。眾所周知，都江堰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作為蜀漢王朝的一國之君，去視察一下是完全應該的，卻也遭到批評。胡三省注《資治通鑑》的時候就說，諸葛亮不在了（諸葛亮既歿），劉禪就跑出去遊山玩水（漢主遊觀），居然沒有人能阻止他（莫之敢止）。可見諸葛亮在世時，他是不敢去的。或者說，如果他想去，諸葛亮是要阻止的。劉禪當皇帝的時候十七歲，到諸葛亮去世的時候，也才二十九歲。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年齡？這樣的年齡，成天關在宮裡，能不鬱悶嗎？再說了，一個將來要親政的人，難道就不該出去瞭解一下國情嗎？所以陳邇冬先生說「很為劉禪叫屈」。

　　第二，不免捱訓。建興五年（西元二二七年），諸葛亮準備北伐，臨行前上表劉禪，這就是有名的《出師表》。《出師表》當然是千古高風的華章，我們每個人讀了都要深受感動佩服不已的。但有一個人可能例外，那就是劉禪。因為諸葛亮這篇表文的口氣，完全是訓小孩子。什麼「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什麼「不宜偏私」、「不宜異同」，都不怎麼好聽。或許有人會說，不好聽又怎麼著？忠言逆耳麼！對不起，你搞錯題目了。我這裡不是要討論諸葛亮說得對不對，而是要討論劉禪聽了爽不爽。諸葛亮的話當然是對的，但劉禪聽了不爽，怕也是可能的。何況諸葛亮在說這些話時，還動不動就抬出「先帝」來。你看短短一篇《出師表》，提及「先帝」就達十處之多，可見平時也是「先帝」不離口的。我要是劉禪，心裡就不爽。什麼都是我爸如何，那朕呢？

　　第三，難以親政。我們知道，諸葛亮只是顧命大臣，不是攝政王，更不是皇帝。他的任務只是輔佐劉禪，不是代替劉禪。所謂「託孤」，只不過新君年幼，這才要託。新君成年以後，就應該讓他親政。何況劉備說得很清楚：「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麼，劉禪如果「才」呢？當然就不能「自取」了。但是，我們看不到諸葛亮有還政於君的打算，也不知道在他的計劃中，什麼時候才能讓劉禪從一個「見習」皇帝變成「在職皇帝」。劉禪的「實習期」好像總是不滿，總是不能「轉正」。請問，如果你是劉禪，高興嗎？

　　形同軟禁，不免捱訓，難以親政，這三條加起來，估計劉禪是不爽的。於是我們就要問第四個問題：諸葛亮為什麼不肯還政於君？

　　通常的說法是劉禪太差。扶不起來的劉阿斗麼！把蜀國交給他，還不完蛋？那麼，有證據嗎？有。四個證據。第一，親信小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說也罷。而且，劉禪的親信小人，恐怕早有預兆，否則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就不會大講先漢後漢如何如何了。

　　第二，不戰而降。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劉禪準備投降時，他的第五個兒子、北地王劉諶極力表示反對。劉諶對他的父皇說，就算我們窮途末路必敗無疑，也得君臣父子齊心協力背水一戰以身殉國，才對得起先帝呀！然而劉禪不聽，劉諶只好跑到劉備的廟裡痛哭一場，殺了全家然後自殺。有劉諶做比較，劉禪不更顯得窩囊嗎？

　　第三，忘恩負義。據《三國志．後主傳》及《趙雲傳》裴松之註引《雲別傳》，景耀三年（西元二六○年），劉禪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黃忠都有份。關羽追諡為壯繆候，張飛追諡為桓侯，馬超追諡為威候，黃忠追諡為剛候，偏偏沒有趙雲。後來，由於姜維等人打抱不平，才在第二年追諡趙雲為順平候。趙雲是劉備集團的大功臣，更是他劉禪的大恩人。追諡故人，居然不念趙雲，還要別人體恤，豈非忘恩負義？

　　第四，沒有心肝。據《三國志．後主傳》及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劉禪投降後到了洛陽，被封為「安樂公」。司馬昭設宴招待他，席間特地演奏了蜀國的樂舞（為之作故蜀技）。「淒涼故蜀伎，來舞魏宮前」，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所以「旁人皆為之感愴」，只有劉禪「喜笑自苦」。這一表現，就連司馬昭也看不下去。司馬昭對部下說，一個人沒有心肝，怎麼可以到這種地步（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又一天，司馬昭問劉禪：你很想念蜀國吧？劉禪說，這裡快樂得很，不想念蜀國（此間樂，不思蜀）。這實在太不像話。於是，隨劉禪入洛陽的舊臣郤正（郤音「戲」）就去對他說，下次再問，主公就說先人的墳墓在那裡，沒有一天不想念，然後把眼睛閉起來。後來，司馬昭又問這個問題，劉禪就按照郤正教的那樣說那樣做。司馬昭聽了大為懷疑，說我怎麼聽著像是郤正的話呀？劉禪馬上睜開眼睛，說你猜對了，就是他（誠如尊命）！結果所有的人都笑（左右皆笑）。你說劉禪是不是沒有心肝？

　　但是這些說法也都可以商量。第一，歷朝歷代的皇帝，哪個身邊沒有小人？漢文帝有沒有？昭烈皇帝劉備的身邊，難道就沒有？比如那個法正，就有很多人認為他是小人，很讓諸葛亮傷腦筋的。再說劉禪也並非只是親信小人。諸葛亮、蔣琬、費禕、董允，號為「四英」，前赴後繼地輔佐劉禪。劉禪的朝廷，難道不是「賢人內閣」嗎？

　　第二，不戰而降也可以討論。歷史上不戰而降的並非只有劉禪，劉璋也是。難道劉璋不戰而降就是棄暗投明，劉禪不戰而降就是喪權辱國嗎？講不通吧？當然，劉禪和劉璋還是有區別的。劉璋說得很清楚：我們劉家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沒給人民帶來什麼好處，反倒讓老百姓遭受戰爭之苦，實在於心不忍！這就值得肯定。劉禪卻沒有這個境界，他考慮的是保全問題，因此原本準備逃跑。只是因為跑不掉，才投降。所以，劉禪的不戰而降沒什麼可取之處。但蜀漢亡國也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不能因為他是亡國之君就把他說得一無是處。

　　第三，不追諡趙雲也有原因，原因就在劉備稱王時只封了四號大將：前將軍關羽、右將軍張飛、左將軍馬超、後將軍黃忠，沒有趙雲，也沒有「五虎上將」一說。事實上，趙雲終其一生，也未能做到「名號將軍」。劉備在世時，是翊軍將軍。劉禪繼位後，做到征南將軍、鎮東將軍，後來又因「失利於箕谷」而被貶為鎮軍將軍。所以，趙雲的地位一直不如關、張、馬、黃。劉禪按照四員大將的名單和規格來追諡已故將軍，正是繼承了其父的做法。這當然是委屈了趙雲，也確實忘恩負義。但這筆賬得先算在劉備頭上，不能只罵劉禪一人。何況劉禪最後還是追諡了趙雲，應該說是從善如流，何必厚非？

　　第四，劉禪在司馬昭面前的表現確實噁心。即便是亡國之君，也不該這樣窩囊，這樣沒有骨氣，沒有心肝。劉禪降魏十三年後，吳帝孫皓降晉，被封為「歸命侯」，級別比劉禪低一等。據《晉書．武帝紀》，孫皓到了洛陽，登殿拜見晉武帝司馬炎。司馬炎讓他坐下，並對他說，朕設此座等待足下，已經等得很久了。誰知孫皓倒驢不倒架，鴨子死了嘴巴硬，反唇相譏說，臣在南方也設此座以待陛下！常言道，敗軍之將不敢言勇。孫皓作為一個亡國之君，面對受降者，竟然如此張狂，至少比劉禪的表演更有「審美價值」。

　　但是，劉禪雖然窩囊，卻絕不弱智。他只是沒有骨氣，並非沒有心眼。說白了，他是裝瘋賣傻。劉禪很清楚，作為亡國之君，他是永遠也回不去了，能保全性命就是好事。他也清楚，要保住性命，就不能讓人覺得自己有復辟之心，就連想念蜀國也不行。正如《三國志集解》引于慎行所言：「思蜀之心，（司馬）昭之所不欲聞也。」因此，他必須表示自己「樂不思蜀」。而且，他還必須表示，即便有了思蜀之心，也是別人教的，自己學不像。結果，「左右皆笑」時，他這個「安樂公」就「安樂」定了。因為他那一句「誠如尊命」，不但證明自己並不思蜀，還證明自己缺心眼兒，可謂「一舉兩得」。做到這一點其實極難。試想，劉禪在照著郤正所教說了做了以後，如果司馬昭不問「何乃似郤正語邪」這句話，又該怎麼辦？這就說明，劉禪要麼有膽，敢賭這一把；要麼有智，算準了司馬昭會問。無論何種情況，都證明劉禪不是草包。

　　其實，對於劉禪的智力，諸葛亮是有過評價的。據《三國志．先主傳》裴松之註引《諸葛亮集》，劉備臨終前曾有遺詔給劉禪，說丞相感歎你「智量甚大」，進步也快（增修過於所望）。果真如此，朕也就放心了。諸葛亮不會拍馬屁，劉備也不是護短的人，此說應該可靠。或許有人說，這是諸葛亮安慰劉備，屬於「善意的謊言」。這當然也有可能。但再誇張，也不至於「智量甚大」。也就是說，劉禪頂多是平庸，不是弱智。

　　事實上劉禪並非弱智之人。尹韻公先生的《劉禪與諸葛亮》一文，就曾用兩件事說明這一點。第一件事，是諸葛亮去世以後，劉禪就不再任命丞相，以免自己再次大權旁落。劉禪的做法也十分精彩。建興十二年（西元二三四年），劉禪任命蔣琬為尚書令，接替諸葛亮「總統國事」。建興十三年（西元二三五年）四月，任命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恢復了漢武帝以後的制度。延熙二年（西元二三九年）。任命蔣琬為大司馬。延熙六年（西元二四三年）。任命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也錄尚書事。大司馬蔣琬主管行政，兼管軍事。大將軍費禕主管軍事，兼管行政。兩大權臣權力交叉，相互制衡，各有側重。這樣一種高明的政治格局和權力分配，豈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而且，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註引《魏略》，延熙九年（西元二四六年）蔣琬去世後，劉禪乾脆「自攝國事」。如此這般不動聲色地從輔臣手中奪回君權，又豈是弱智的人幹得了的？

　　第二件事是：延熙元年（西元二三八年）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征討公孫淵。這在蜀人看來，無疑又是一次北伐的好機會。然而劉禪給蔣琬的指令，卻很沉著冷靜。據《三國志．蔣琬傳》，劉禪說：遼東三郡發生的反曹事件，就是當年陳勝、吳廣的起義呀！看來上天是要滅亡曹魏了。請愛卿整治行裝，獎率三軍，進駐漢中。等到吳國的軍隊也開始行動（須吳舉動），東西兩方相互呼應（東西掎角），魏國內部又出現問題時，就可以發動進攻了（以乘其釁）。好一個「須吳舉動，東西猗角，以乘其釁」！其實就是告誡蔣琬不要輕舉妄動，以免重蹈前人勞而無功的覆轍。弱智嗎？否！

　　由此可見，劉禪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差。他之所以顯得很差，是因為他的父輩（劉備、諸葛亮）和對手（孫權、司馬懿）太強，自己又是一個亡國之君。如果是一統天下的承平時代，他當個「守成之君」還是可以對付的。

　　於是我們必須繼續追問：諸葛亮為什麼要大權獨攬，不肯還政於君？

　　有一種說法是劉禪沒有執政經驗。比如《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註引《魏略》，就說諸葛亮「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閑通嫻。所謂「未閑」，也就是不熟習。劉禪沒當過皇帝，當然是不熟習政務的。那麼，如果「閑」了呢？再說了，你不讓他實習、實踐，他怎麼「閑」得了？所以此說不通，或只能勉強做出解釋。

　　我猜測，諸葛亮這樣做，可能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風追漢初，虛君實相」。我在《帝國的惆悵》一書中講過，西漢初年中央機構的設置，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上要算是最好的。其最為合理之處，就是區分了「宮廷」與「朝廷」，或「皇權」與「相權」。皇帝是國家元首，主要起象徵國家統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腦，帶領官員實際管理國家，並負政治上一切實際之責任。打個比方說，皇帝好比是董事長，宰相好比是總經理。皇帝授權而不負責，宰相負責而無主權，一旦國家有事，皇帝就能夠以授權人的名義責問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擔政治責任。這樣，宰相領導的政府就有可能成為「責任內閣」或「問責政府」。諸葛亮主政期間的蜀漢就是這樣。《出師表》說：「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這就是既有「授權」又有「問責」了，是最好的。反過來，皇帝親政並不好。皇帝自己授權，又自己行政，則一旦國家有事，也就無人負責，無責可問，是不好的。所以必須「虛君實相」，即劉禪所謂「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可惜，諸葛亮一去世，就人亡政息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第二是「任重道遠，不敢放手」。《出師表》說：「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這是實話。諸葛亮是一個極其負責任的人。他總怕事情做不好，也總是不放心別人。寧肯自己累，也不肯放手。也許，在他眼裡，劉禪還是孩子，怎麼能把國家交給他？

　　第三是「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出師表》說：「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這也是實話。事實上，諸葛亮全面接管蜀政時，蜀國的情況並不容樂觀。北有曹魏，東有孫吳，蜀漢政權內部表面上一團和氣，實際上矛盾重重。而且，正是這錯綜複雜的內部矛盾，使諸葛亮面臨巨大壓力，必須小心翼翼處理他和同僚的關係，解決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只有他能夠處理好。這恐怕是他不能輕易就還政於君的原因之一。

　　那麼，蜀漢政權內部又有什麼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什麼？諸葛亮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請看下回：難容水火。

第三十八回　難容水火

劉備病逝於永安前，曾精心安排了一個「亮正嚴副」的輔臣結構，即託孤於諸葛亮，並以尚書令李嚴為副。但是，劉備去世後，李嚴並沒有能夠起到輔臣的作用。相反，他還在八年後被廢黜和流放。那麼，諸葛亮為什麼要這樣做？在這種斷然的決定背後，又有什麼深刻的政治原因呢？

　　上一回我們講了諸葛亮和劉禪的君臣關係，這一回我們講諸葛亮要處理的第二種關係：同僚關係。在蜀國，諸葛亮的同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李嚴。為什麼呢？同為顧命，並受遺詔。據《三國志．先主傳》，劉備臨終前曾「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李嚴傳》也說李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而且劉備還「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這個安排，和孫策死後的情況十分相似。據《三國志》之《張昭傳》和《周瑜傳》，孫策臨終前曾託孤於張昭，周瑜也「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諸葛亮擔任的丞相和張昭擔任的長史都是文職，或行政長官；李嚴擔任的中都護和周瑜擔任的中護軍都是武職，或軍事長官。周瑜與張昭「共掌眾事」，李嚴與孔明「並受遺詔」。一武一文，一副一正，真是何其相似乃爾！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在劉備的心目中，李嚴就是周瑜，或者希望他是周瑜。

　　那麼，李嚴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嗎？

　　沒有。李嚴不但沒有能夠和諸葛亮一起輔佐劉禪，反倒還在劉備託孤八年以後被廢，身敗名裂。這就和周瑜的情況完全不同，也為歷史留下了一個疑案。本回要講的，就是這個疑案。為此，我們必須把李嚴被廢的經過說一下。

　　據《三國志．李嚴傳》，事情大體上是這樣的：蜀漢建興九年（西元二三一年），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安排李嚴督運軍糧。這時，李嚴已改名李平（為方便讀者，以下仍稱李嚴），正以中都護的身分代理丞相府的政務，催辦督運糧草自然是份內的工作。可惜李嚴的運氣實在太差。這年夏秋之際，連降大雨，軍糧無法如期運到前方。於是，李嚴就派人到軍中說明情況和想法，請諸葛亮回師（呼亮來還），諸葛亮也答應了（亮承以退軍）。但是，當諸葛亮退兵的消息傳來時，李嚴卻故作奇異大驚小怪地說，唉呀，軍糧很充足嘛，為什麼要撤退（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上表劉禪，說諸葛亮的撤軍是「偽退」，目的是誘敵深入（欲以誘賊與戰）。這當然不是事實，也會引起猜疑。諸葛亮只好把李嚴前前後後親筆所寫的書信都原原本本地拿出來給大家看（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這下子李嚴沒有話說（辭窮情竭），只能坦白交代，低頭認罪（首謝罪負）。

　　這就是李嚴被廢的經過，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情節可疑。第一，犯罪動機不明。《三國志》的說法，是李嚴要推卸責任（解己不辦之責），嫁禍於人（顯亮不進之愆）。前一條說得過去，後一條就有問題。李嚴的表文說得很清楚，諸葛亮的撤軍是「欲以誘賊與戰」。這明明是說他誘敵深入以退為進嘛，怎麼會是「顯亮不進之愆」呢？第二，作案手法拙劣。李嚴如果要陷害諸葛亮，他就不該這樣前言不搭後語，也不該留下證據和把柄。以李嚴之聰明，豈能想不到將來諸葛亮會「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第三，只有一面之詞。我們知道，蜀漢是沒有史官的，也沒有人為李嚴編文集。所以，李嚴的真實想法和說法，我們是永遠都不得而知了。不過，正如北京大學田餘慶教授《李嚴興廢與諸葛亮用人》一文所言，前述故事「過於乖謬，不符常情」，實在不像李嚴的所作所為。因此，田先生「頗疑其間另有文章」。

　　當然是另有文章的。中國古代的政治，是一種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佈出來的材料，往往未必能夠代替事情的真相，甚至是掩蓋真相的。比如伏皇后的那封信，我就懷疑是曹操捏造的。諸葛亮當然不會偽造李嚴的信，卻不等於李嚴的「罪行」和「罪證」只有這幾封信。也就是說，李嚴肯定出了問題，但問題不會這麼簡單。

　　不過這並不重要，第一，李嚴認了（辭窮情竭，首謝罪負）。這就說明，諸葛亮至少是抓住了李嚴的把柄。第二，眾臣支持。據《三國志．李嚴傳》裴松之註，諸葛亮上書時，連署者多達二十餘人，包括魏延、楊儀、鄧芝、劉巴、費禕、姜維。於是，李嚴被廢黜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梓潼縣）。三年後，也就是蜀漢建興十二年（西元二三四年），李嚴聽說諸葛亮去世，也發病而死。

　　李嚴被廢，對於蜀漢政權來說無疑是一件大事；而冰凍三尺，也絕非一日之寒。也就是說，諸葛亮恐怕早就想解決李嚴問題了。這次事件，只不過提供了一個機會而已。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問題：諸葛亮為什麼要廢李嚴？

　　也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李嚴被廢，是他爭權奪利自取滅亡。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是諸葛亮玩弄權術排斥異己。這就針鋒相對，我們也必須先把情況弄清楚了再說。

　　情況大體上是這樣的。據《三國志》之《諸葛亮傳》和《李嚴傳》，在劉備把諸葛亮和李嚴召到永安託孤以後，諸葛亮回到了成都，李嚴則留鎮永安。劉禪繼位，封諸葛亮為武鄉侯，李嚴為都鄉侯。諸葛亮開府治事，領益州牧；李嚴則假節（有尚方寶劍）、加光祿勳（宮廷衛隊長）之銜。建興四年（西元二二六年），李嚴由輔漢將軍晉升為前將軍。輔漢將軍是「雜號將軍」，級別較低。前將軍是「名號將軍」，級別較高。而且，前將軍還是關羽擔任過的職務，可以說是給足了李嚴面子。建興八年（西元二三○年），李嚴又由前將軍晉升為驃騎將軍。據《後漢書．百官志》及注，將軍當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將軍，其次驃騎將軍，又其次車騎將軍，再次衛將軍，又再次前、後、左、右將軍。大將軍和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以及前、後、左、右將軍則「位次上卿」。李嚴由前將軍晉升為驃騎將軍，地位又上升了一步。而且他的兒子李豐還被任命為江州都督，統帥江州軍隊。

　　那麼，這又有什麼問題呢？

　　表面上看，李嚴是步步高升。但和諸葛亮相比，卻是處處不如。首先，諸葛亮在朝，李嚴在外。諸葛亮近在君側，總攬朝政，無論大事小事都由他說了算（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李嚴可是一句話也插不上。實際上，由於李嚴留鎮永安（今奉節），後來又移駐江州（今重慶），可以說是一直遠離政治中心和權力中心。這對李嚴來說是不利的。由於遠離成都，他無法參與朝政，難以輔佐少主，也疏遠了官場關係，失去了表現機會。南征北戰都沒他的事，舉賢薦能也沒他的份；上上下下既疏於來往，揚名立萬也不大可能。用現在的話說，李嚴有被「邊緣化」的危險。他後來在官場鬥爭中敗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潛在原因。

　　這裡面顯然有一個謎，那就是李嚴為什麼不入朝？是他自己不願意呢，還是諸葛亮不讓？託孤之後，諸葛亮回成都主持朝政，李嚴留永安鎮守邊關，從「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這句話看，這應該是劉備的安排。那麼，劉備為什麼要這樣安排？這是臨時的安排，還是長期的安排？如果是臨時的，後來為什麼不改變？如果是長期的，劉備的想法又是什麼？可惜，關於這一切，我們都已經無法得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同為顧命的李嚴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諸葛亮。比方說，諸葛亮擁有自己的行政機關和官僚系統（開府治事），李嚴就沒有；諸葛亮兼任地方官（領益州牧），李嚴也不能。再加上一個在朝，一個在外，李嚴很明顯地被比下去了。這當然會引起不平。於是李嚴就想，你這個正的顧命大臣可以兼任州牧，我這個副的就不能當個刺史？但是，當時的蜀漢只有一個州，就是益州，總不能一州之內又有州牧又有刺史吧？不過李嚴也有辦法。據《三國志．李嚴傳》和《華陽國志》，李嚴移防江州以後，曾向朝廷提出，以江州為中心劃出五個郡，另外成立一個巴州，自己當巴州刺史，結果「丞相諸葛亮不許」。這當然又讓李嚴不爽。過了幾年，李嚴又向朝廷提出要開府。理由也很正當：在曹魏，並受魏文帝曹丕之遺詔，共同輔佐魏明帝曹叡的四位顧命大臣──曹真、陳群、曹休、司馬懿，可都是開府的。結果，這個要求又被拒絕。不過，諸葛亮也給了李嚴補償，就是表薦李嚴的兒子李豐為江州都督，以提高其待遇（隆崇其遇）。

　　這就是李嚴與諸葛亮關係的大概。據此，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李嚴被廢，完全是咎由自取。為什麼呢？因為李嚴身為顧命大臣，既不見他出謀劃策建設國家，又不見他出生入死保衛國家，卻只見他爭權奪利以權謀私，而且不擇手段。比方說，他的「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是在什麼時候呢？大約是在蜀漢建興五年（西元二二七年）。當時，魏文帝曹丕已經去世，魏明帝曹叡已經繼位。諸葛亮為了相機北伐，要調李嚴之兵進駐漢中。李嚴接到命令，推三阻四，拖拖拉拉，卻要求劃出五郡，建立巴州，讓他當刺史。這不是討價還價是什麼？建興八年（西元二三○年），諸葛亮準備西出祁山，打算讓李嚴鎮守漢中。李嚴卻趁機大談司馬懿等人開府的事，實際上是借司馬懿說自己。這不是敲詐勒索又是什麼？

　　更為嚴重的是，據《三國志．李嚴傳》裴松之註引《諸葛亮集》，此前李嚴還曾寫信給諸葛亮，勸他「宜受九錫，進爵稱王」，結果被拒絕。李嚴為什麼要慫恿諸葛亮受命稱王呢？一種可能是為了自己要官，先鼓動別人要官。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要陷孔明於不義。上一回我們講過，此時的諸葛亮，權力和地位頗似當年的曹操。曹操爵封縣侯（武平侯），官任丞相，開府治事，兼領州牧（冀州牧）。諸葛亮也是爵封縣侯（武鄉侯），官任丞相，開府治事，兼領州牧（益州牧）。如果再來一個受九錫，稱某王，那就和曹操毫無區別一模一樣了。顯然，無論何種可能，李嚴都是不懷好意。

　　如此看來，李嚴的人品十分可疑。所以，余明俠先生的《諸葛亮傳》就說利用「完全是一個奸詐自私、陰險殘忍、不以國事為重的惡劣分子」。將其廢黜，可謂天經地義。

　　不過這事也有兩說。第一，所謂李嚴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濫施恩惠（尚為小惠），沽名釣譽（安身求名），不以國事為重（無憂國之事），只是諸葛亮的一面之詞，缺乏證據。第二，李嚴沒有起到輔臣作用，是因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勁，不能怪他。第三，李嚴要求當刺史，要求開府，也不能簡單地說就是爭權奪利，跑官要官。因為他這位「副顧命大臣」的權力、地位、待遇，與那位「正顧命大臣」相比，實在是相去甚遠。所以尹韻公先生的《李嚴之廢》一文，就認為李嚴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爭取和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為此，李嚴甚至想出了勸諸葛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的餿主意。在尹先生看來，李嚴此舉，是「存心讓諸葛亮難堪」。結果，諸葛亮「大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明心跡。諸葛亮說，如果滅了曹魏，殺了曹叡，和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錫我也敢接受，何況九錫（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這話說得大義凜然，卻也大犯忌諱。什麼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過受了九命，就被大家罵得半死；諸葛亮如果當真受了十命，又會怎麼樣呢？

　　由此也可見李嚴相煎之急。這在贊成諸葛亮的人看來，就是「猖狂進攻」。但在贊成李嚴的人看來，則無妨說是「維權行動」。尹韻公先生就認為，李嚴已經看出，諸葛亮「沒有把他這位託孤同事放在眼裡」，處處「排擠、壓制、冷落」他這個副手，還時時「予以掣肘」，李嚴當然會「不示弱，不服氣，不買賬，伺機反撲」了。

　　或許有人會問，諸葛亮為什麼就不能給李嚴一些權力呢？尹韻公先生認為，就因為諸葛亮是一個「權慾極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風，是「大權獨攬，小權也不分散」（按即所謂「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哪怕同為託孤，也得束之高閣，而李嚴偏不吃這一套。也就是說，李嚴的悲劇，就在於他不願意當一個有名無實的顧命大臣，而「擅權心烈的諸葛亮」則「根本不願、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權力」，這才水火不能相容。結果，「善於玩權的諸葛亮」逮住了「李嚴送上門來的過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沒能翻過身來。

　　好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按照以余明俠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嚴亮之爭的實質，是李嚴爭權奪利猖狂進攻，諸葛亮顧全大局一讓再讓。其鬥爭軌跡則是：進攻，忍讓；再進攻，再忍讓；直至李嚴自我暴露自取滅亡。相反，按照以尹韻公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嚴亮之爭的實質，是諸葛亮擅權心烈打壓同事，李嚴奮起維權據理抗爭。其鬥爭軌跡則是：打壓，抗爭；再打壓，再抗爭，直至李嚴出師不利頭破血流。

　　這實在是太有趣了。

　　余明俠和尹韻公都是嚴謹的歷史學家，他們根據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載，沒有戲說，所說也都不無道理，得出的結論卻大相逕庭。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以人品和道德來看歷史事件，這條路是不通的。就事論事也不行。我們知道，政治鬥爭的導火線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發大事件，背後必有大原因。何況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為蜀漢政權的掌門人，考慮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認定李嚴是小人，是「惡劣分子」，把諸葛亮和他的鬥爭僅僅看作君子與小人之爭，也是小看諸葛亮的膚淺之見。何況李嚴是不是小人，還很難說。

　　那麼，諸葛亮考慮的大局又是什麼呢？

　　這就必須追溯到劉備的永安託孤。也就是說，劉備託孤時，為什麼要安排李嚴這樣一個被尹韻公先生稱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誰都知道，劉備「天下梟雄」，一生征戰，見多識廣，慮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時性起，而是出於深思熟慮。問題僅僅在於：劉備考慮的是什麼？

　　田餘慶先生回答了這個「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題》一書認為，「亮正嚴副」的託孤安排，乃是為了消除隱患，鞏固政權；而蜀漢政權的最大隱憂和禍患，不在曹魏、孫吳，恰恰就在蜀漢政權內部。正是這一內部矛盾，讓劉備的託孤非同尋常。

　　於是我們要問：是這樣的嗎？

　　是。我們知道，劉備建立的蜀漢王朝或者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勢力」，包括原仕洛陽的益州官僚和仕於益州的本土豪強，我們統稱之為「益州集團」。第二股是「劉璋舊部」，包括追隨劉焉父子入蜀的和後來投靠劉璋的，我們統稱之為「東州集團」。第三股是「劉備親信」，包括劉備的骨幹（如關羽、張飛）和後來投靠劉備的（如馬超），我們統稱之為「荊州集團」。這三股力量，由於有一個先來後到的關係，就形成了一種錯綜複雜的主客新舊矛盾。劉焉父子入蜀時，益州集團是主，是舊；東州集團是客，是新。主客新舊之間，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見。劉備入蜀以後，關係就變了。原本是客是新的東州集團，變成了主，變成了舊。主客新舊的矛盾，則變成了荊州集團與益州、東州兩個集團的矛盾；而東州、益州兩個集團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劉備的蜀漢政權，就是建立在這三重矛盾之上的，這可不是什麼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劉備在猇亭和夷陵一敗塗地，這就難免讓一些原本就心懷不滿的人蠢蠢欲動。據《華陽國志》，劉備敗退永安後，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劉備去世後，南中地區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諸郡，並皆叛亂）。可以這麼說，劉備建國，基礎不牢；夷陵戰敗，地動山搖。

　　這無疑是讓劉備深感憂慮的事情，而為他可以分憂的只有諸葛亮。這是劉備要「託孤於丞相亮」的意義。那麼，為什麼又要以李嚴為副呢？因為另外兩股力量也不能不考慮。也就是說，所謂「舊人」當中，也應該有代表人物，而李嚴是最合適的。據《三國志．李嚴傳》，李嚴原本是荊州人（南陽），曾經在劉表手下做事，因為能幹而名揚一時（以才幹稱）。曹操南下，劉琮投降，李嚴卻西行投奔了劉璋。劉備入蜀，李嚴又率眾投降了劉備。所以，劉備選中李嚴，除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獎慰」；「荊土歸操，嚴獨西歸」；「理民治戎，幹略亦憂」三個原因外，恐怕還因為他在所謂「舊人」中，和劉備的「荊州集團」關係最好，也最密切。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的代表性，前面講過，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而這三股政治力量在劉備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樣的。從當時政權的結構不難看出，荊州集團是政權主體，東州集團是團結對象，益州集團是防範對象。這並不奇怪，因為以劉備為首的荊州集團是一股新的外來勢力。他們要在益州站穩腳跟，不能不團結依靠比他們來得早一些的外來勢力。這就是東州集團。東州集團半新半舊，亦客亦主，正好可以起到一種溝通新舊雙方的作用。這樣一來，屬於東州集團又親近荊州集團的李嚴，便成了劉備寄予厚望的人選。

　　實際上劉備的這一安排的用心極深。首先，它體現了處理新舊關係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雖無明文記載，卻不難從蜀漢政權的官員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後來居上，不容顛倒；以我為主，兼容三方」。因為要「以我為主」，所以諸葛亮為正；因為要「兼容三方」，所以李嚴為副。也就是說，劉備的託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遺囑。這也是後來諸葛亮能夠廢掉另一位顧命大臣的政治底氣──此人挑釁了「後來居上」的原則。

　　但這只是「首先」，還有「其次」。其次就是劉備的「帝王心思」了。據《三國志》之《李嚴傳》、《先主傳》和《諸葛亮傳》，劉備將李嚴召到永安，拜為尚書令，是在章武二年（西元二二二年），月份當在十月。召諸葛亮到永安則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西元二二三年）的二月。從兩個人到達永安的時間和「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這句話看，劉備對諸葛亮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時，李嚴很可能在場的，至少也是知情的。這就很有意思了。有什麼意思呢？一方面，劉備是在告訴李嚴：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讓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釁他的地位！因為李嚴作為「舊人」的代表，既可能維繫新舊關係，也可能促成舊人異動。這是一把雙刃劍，不能不防患於未然。因此田餘慶先生認為，諸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鍾馗，而且「這個鬼就是李嚴」。

　　不過，依我「小人之見」，事情恐怕沒有那麼簡單。或者說，李嚴未必這麼理解。李嚴很有可能認為，劉備是在「用為君的兩手對付為臣的兩手」，否則為什麼安排他留鎮永安？無非是在暗示，如果諸葛亮當真取劉禪而代之，他李嚴就可以從永安出兵勤王。這是李嚴敢於和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氣。正因為這樣，他才要求開府，要求當巴州刺史，才寫信要諸葛亮接受九錫，晉爵稱王，也就是看看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認為這是在執行劉備的政治遺囑，所以理直氣壯。

　　當然，這些都是猜測。我們還是願意善意地相信，劉備的願望，只不過是新人舊人和衷共濟，荊州、東州、益州三個集團同心同德。

　　現在看來，劉備雖然用心良苦，但他的願望還是多少有些落空。一方面，諸葛亮的手太緊，只肯讓名，不肯讓權。另方面，李嚴的表現也讓人失望。第一，自視甚高，難以共事。當時的民諺有「難可狎，李鱗甲」的說法，意思是李嚴的身上有鱗甲，輕易碰不得（鄉黨以為不可近）。這一點，《太平御覽》引《江表傳》和《三國志．陳震傳》都有記載。第二，朝秦暮楚，挑撥離間。據《三國志．陳震傳》，諸葛亮曾寫信給蔣琬和董允，說我原本以為李嚴只是不好合作，不惹他就是（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沒想到他還會有「蘇張之事」。所謂「蘇張之事」，也就是像蘇秦、張儀那樣搞「穿梭外交」。這在政權內部就是破壞安定團結了。第三，擁兵自重，分庭抗禮。比如他要當巴州刺史，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搞獨立王國。他要求開府，在諸葛亮看來就更是對抗中央。

　　這就讓諸葛亮為難。諸葛亮深知，作為丞相，他要做的工作，是鞏固新人地位，穩定舊人情緒，協調新舊關係，消除新舊界線。這是他對李嚴一讓再讓的原因。但是，團結不能是無原則的。李嚴既然挑釁了「以我為主，後來居上」的原則，那就只能假借理由廢了他，哪怕這口實「難於置信」（田餘慶先生語）。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諸葛亮廢黜李嚴，有近因，有遠因，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東州、荊州三股政治力量構成的蜀漢政權內部矛盾；而諸葛亮毅然廢黜李嚴，則歸根結底是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矛盾，實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諸葛亮解決新舊矛盾的根本之策。為此，他早在第一次北伐時，就依法懲治了錯失街亭的馬謖，並自請處分。這件事，當然體現了諸葛亮執法之公正，賞罰之分明，但又並不那麼簡單。那麼，在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背後，又有什麼文章呢？

　　請看下回：痛失臂膀。

第三十九回　痛失臂膀

正如李嚴之廢疑竇叢生，馬謖之死也是一個謎。關於馬謖的下落，《三國志》有三種不同記載；對於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意見。那麼，諸葛亮為什麼要斷然處置馬謖，又為什麼會一再流淚？在他「戮謖以謝眾」的背後，除了嚴明軍紀和執法如山以外，還有沒有什麼不為人知的難言之隱呢？

　　上一回我們講了李嚴之廢，這一回我們講馬謖之死。

　　馬謖的故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演義有「揮淚斬馬謖」，京劇有「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合稱「失空斬」，是久演不衰的折子戲。無論小說還是戲劇，從藝術的角度講都非常精彩。但要說歷史真相，卻很麻煩。就連街亭戰敗之後，馬謖是死是活，都說不清。我們知道，《三國志》一書中，馬謖是沒有傳的。馬謖的結局，只能到別人的傳裡面去找，而《三國志》的相關記載卻說法不一。《諸葛亮傳》說，諸葛亮還軍漢中後，便「戮謖以謝眾」。《王平傳》也說「丞相亮既誅馬謖」。依此說，馬謖係為諸葛亮所殺。《馬良傳》則說「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依此說，馬謖是下了大獄，死在獄中。《向朗傳》的說法就更不一樣，道是「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按照這個說法，馬謖竟是跑了，還連累他的好朋友向朗罷了官。同是一個人（陳壽），同是一本書（《三國志》），就有三種說法。治史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那麼，馬謖到底怎麼樣了？是跑了、殺了，還是死於獄中？

　　我認為可以說是被殺了。因為《諸葛亮傳》的記載不會錯，而其他三傳的說法也可以統一。事實上，所謂「戮謖以謝眾」，也可以是判處死刑，不一定就是驗明正身，綁赴刑場，斬首示眾。這樣一來，就好解釋了。比方說，有人就認為事情是這樣的：諸葛亮判處馬謖死刑（戮謖以謝眾），馬謖聞訊逃跑（謖逃亡），又被抓回來關進大獄，還沒來得及執行就死了（下獄物故）。不過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據《三國志．馬良傳》裴松之註引《襄陽記》，馬謖臨終前曾上書諸葛亮，說明公看待馬謖就像看待親生兒子，馬謖尊敬明公就像尊敬父親。因此，請明公像大舜處置治水不力的鯀那樣處置馬謖（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不負我們恩猶父子的深情（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這樣，我馬謖就算是死，也沒有遺憾了（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馬謖的態度既然如此，怎麼可能在被捕後逃亡？

　　不過，馬謖不大可能在被捕後逃亡，並不等於說他不會跑。因為他還可能在被捕前逃亡。大家想想，馬謖寫這封信是在什麼時候？《襄陽記》說是「臨終」，也就是下了大獄被判死刑之後了。此前，作為一個敗軍之將，出於本能拔腿就跑，也並非不可能。如此看來，事情可能是這樣的：馬謖丟失街亭後，曾經逃跑（謖逃亡），但後來被抓獲，或者自首。馬謖自知罪不可贖，便上書丞相，表示「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諸葛亮也依法宣判處馬謖死刑，以謝國人（戮謖以謝眾）。只不過，未及治罪，馬謖就死在獄中（下獄物故）。

　　這一猜測，比前面那個說法可能合理一些，馬馬虎虎講得過去。當然，這裡面仍然缺失一些環節，比如馬謖究竟是被捕還是自首，就沒有材料可以證明。他的逃亡是在被判死刑之前還是之後，也不能確定。但不管怎麼說，諸葛亮下達了死刑命令，大約總是事實。這也是有旁證的。仍據前引《襄陽記》，馬謖死後，蔣琬到了漢中，對諸葛亮說，現在天下尚未安定，正是用人之時。這個時候，殺這樣傑出的人才實在太可惜（天下未定而戳智計之士，豈不惜乎）。諸葛亮聽了蔣琬的話，流著眼淚說了一番不得不殺的理由。如果諸葛亮並未殺馬謖，就用不著這番解釋。由此可見，無論馬謖是死在刑場，還是死在獄中，都是被諸葛亮判了死刑的，所以《諸葛亮傳》才說諸葛亮「戮謖以謝眾」，《王平傳》也才說「丞相亮既誅馬謖」。因此，只要不鑽牛角尖，「揮淚斬馬謖」的說法完全可以成立。

　　於是，我們就有了兩個問題。第一，馬謖該不該殺？第二，諸葛亮想不想殺？

　　先說該不該殺。這個問題，當時就有爭論，後來也眾說紛紜。比如蔣琬，就認為不該殺。東晉歷史學家習鑿齒就更是發表了長篇大論，甚至認為諸葛亮不能戰勝曹魏，原因就在於此（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習鑿齒說，蜀漢原本弱小（僻陋一方），人才又很稀缺（才少上國），居然還「殺其俊傑」！如此用人，要想成就大業，豈不是太困難了嗎（將以成業，不亦難乎）？因此習鑿齒說，諸葛亮在對待馬謖的問題上，實在很難說是明智的（難乎其可與智者也）。

　　蔣琬是諸葛亮的親信，習鑿齒則是歷史上第一個把曹操定位「篡逆」，主張以蜀漢為正統的人，他們對諸葛亮並無偏見，卻都批評不該殺馬謖，這就值得思考。事實上，在戰爭年代，將領是輕易殺不得的。因為勝敗乃兵家常事，而人才是制勝的法寶。如果打了敗仗就該殺，請問有多少人可供你殺？何況你這邊殺掉一個人才，敵人那邊就增加一份勝算，豈非親痛仇快？這其實也是蔣琬和習鑿齒要批評諸葛亮的原因。比如蔣琬就說「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習鑿齒也說「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蔣琬和習鑿齒講的是同一個典故，就是楚晉城濮之戰，故事記載在《春秋》和《左傳》的僖公二十八年。故事裡面的人物──得臣，又叫子玉，是當時的楚軍統帥。這一仗，楚國是打敗了的。戰敗以後，楚成王就派使節去對得臣說，閣下是要回到封地，不知父老鄉親會怎麼樣（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這意思如杜預的《集解》所云，是「何以見其父老」。得臣沒有辦法，只好自殺。但得臣雖然自殺，卻是成王所逼，因此《春秋》說「楚殺其大夫得臣」。這下子敵人高興了（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楚國這邊則如習鑿齒所說，是加重了失敗（重敗）。蔣琬和習鑿齒講這個故事，意思也很清楚：楚成王殺得臣，晉侯喜出望外；諸葛亮殺馬謖，曹魏方面難道就不會拍手稱快？

　　當然，馬謖失了街亭，誤了大事，那是應該處分的，但不等於一定要殺頭。比方說，也可以降級貶官或者罰他軍前效力，責令其戴罪立功。這也是處分敗軍之將的常規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馬謖是不殺也可，或可殺可不殺。

　　馬謖可以不殺，諸葛亮也並不想殺，流淚就是證明。陳邇冬先生的《閒話三國》在講到諸葛亮為什麼要流淚時，總結了四個原因，第一條就是「惜馬謖」。諸葛亮為什麼痛惜馬謖呢？也有三個原因。第一，馬謖是親信。第二，馬謖是人才。第三，馬謖有威望。據《三國志．馬良傳》，馬謖是馬良的弟弟。馬良、馬謖兄弟一共五人，個個是人才（並有才名），最傑出的是馬良。當時的民諺說：「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白眉，就是馬良。可惜，在夷陵之戰中，馬良陣亡了。所以他這個弟弟馬謖，便要算做「烈屬」。馬良和諸葛亮的關係是極好的，好到稱兄道弟的程度。裴松之甚至認為他們兩人要麼曾經結拜，要麼本是親戚。馬良犧牲後，諸葛亮對他的弟弟馬謖也十分關照。馬謖臨終前曾上書諸葛亮，說「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講的就是這種關係。這個說法，從年齡輩分看並不合適。因為馬良稱諸葛亮為「尊兄」，馬謖比諸葛亮也只小七歲。但中國歷來就有「長兄如父，長嫂如母」的說法，劉曄也說劉備和關羽「恩猶父子」。可見諸葛亮之於馬謖，就是如父的長兄。

　　於是有人便因此而認為，諸葛亮的重用馬謖是「任人唯親」。這其實是不對的，因為馬謖確實是人才。據《三國志．馬良傳》，馬謖其人「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以至於「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大家想想，諸葛亮公務繁忙日理萬機，哪有時間胡吹海哨侃大山，擺龍門陣？他和馬謖作徹夜談，當然是因為馬謖的見解頗多可取之處。事實上，諸葛亮是採納過馬謖的建議的。據《三國志．馬良傳》裴松之註引《襄陽記》，建興三年（西元二二五年）諸葛亮征南中，馬謖送行數十里。臨別之際，諸葛亮對馬謖說，我們兩人雖然策劃了好幾年（雖共謀之歷年），但我想今天你一定有更好的建議（今可更惠良規）。馬謖便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針」：「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諸葛亮「納其策」，這才有了後來的「七擒孟獲」。

　　當然，沒有馬謖的建議，我估計諸葛亮也會這麼做。但馬謖能夠和他想到一處，豈非英雄所見略同？可見馬謖是人才。正因為是人才，所以也有威望。仍據《襄陽記》，馬謖死時，為他流淚的竟達十萬人之多（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可見痛惜馬謖之死的，並非只有諸葛亮一人，也可見馬謖其實可以不殺。

　　這就有了第三個問題：既然如此，諸葛亮為什麼仍然要殺馬謖？

　　前面講過，這個問題，蔣琬是問過諸葛亮的。諸葛亮的回答是什麼呢？諸葛亮流著眼淚說，孫武之所以無敵於天下，就因為他執法嚴明。現在，天下分崩離析（四海分裂），戰爭不知何時才是盡頭（兵交方始）。如果不能遵紀守法令行禁止，我們靠什麼去戰勝敵人呢？（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顯然，按照這個說法，諸葛亮「揮淚斬馬謖」，就是為了「依法治蜀」。既然要「依法治蜀」，就必須依照法治的原則──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就要鐵面無私，也就要執法如山，決不能因人廢法，也不能徇情枉法。在這方面，諸葛亮堪稱千古楷模。撤回漢中後，他嚴肅追究街亭失守的責任。據《三國志》之《王平傳》和《趙雲傳》，除了將馬謖下獄處死外，還殺了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兵權，將趙雲從鎮東將軍貶為鎮軍將軍。唯一沒有處分反而升遷的是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統帥由一萬青羌人組成的精銳部隊），當營事（負責諸葛亮的大本營），進位討寇將軍（原為裨將軍），封亭侯。至於諸葛亮自己，也受了處分。據《三國志．諸葛亮傳》，朝廷根據他「自貶三等」的請求，決定將他降為右將軍，地位比建興四年（西元二二六年）晉升為前將軍的李嚴還略低一點。

　　這一系列的處置，在當時無疑是震驚朝野的事情，我們今天也同樣看得驚心動魄。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諸葛亮的許多過人之處。

　　第一是嚴以律己。諸葛亮在處分馬謖等人的同時，也上書劉禪，自請處分。在這篇著名的《街亭自貶疏》中，諸葛亮幾乎承擔這次戰敗的全部責任。諸葛亮說，為臣以平庸的才能，不幸承擔了不該承擔的重任（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執權柄統帥三軍（親秉旄鉞以厲三軍），卻不能訓示規章嚴明法令（不能訓章明法），也不能心存戒懼小心謹慎（臨事而懼），以至於街亭將領不遵命令（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守軍不聽告誡（箕谷不戒之失）。究其所以，都是因為臣用人失誤（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看人模糊不清（明不知人），遇事稀裡糊塗（恤事多暗）。按照一旦戰敗就必須問責主帥的「《春秋》大義」（《春秋》責帥），臣應該承擔全部責任（臣職是當）。因此請求自貶三等，以便督促臣改正錯誤（以督厥咎）。

　　這就實在讓人肅然起敬！我在前面講過，曹操之所以成功，就因為他能夠正視和承認自己的錯誤，儘管有時承認得扭扭捏捏。但能夠正視，就好。諸葛亮就更了不起，他是把別人的責任（比如馬謖的街亭之失和趙雲的箕谷之敗）也都攬在自己身上了。有人說，諸葛亮的「自貶三等」和曹操的「割髮代首」一樣，都是做秀。因為當真執法如山，曹操就應該殺頭；而諸葛亮雖然降為右將軍，卻仍然代理丞相（行丞相事），權力也一點不少（所總統如前），這不是虛偽，不是忽悠嗎？這其實是不懂歷史，也不懂政治。中國古代的政治，是以儒家學說為指導思想的。儒家思想在方法論上講什麼？；講「經」、「權」。經，就是必須堅持的；權，就是可以靈活的。也就是說，政策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所以「《春秋》大義」，既有「戰敗責帥」的規定，又有「罰不加尊」的說法。因為如不責帥，則人人都可以不負責任；而當真將主帥正法，則勢必親痛仇快，幫了敵人的大忙。所以，主帥犯錯誤，必須處分，但要適可而止，或者點到為止。因此之故，曹操不能自殺，只能以髮代首；諸葛亮也只能「自貶三等」，同時仍然「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實際上，曹操「援劍割髮以置地」，等於判處自己髡刑；諸葛亮降為右將軍，也是不輕的處分。這不能說是做秀。

　　第二是敢於認錯。諸葛亮上《街亭自貶疏》，用現在的話就是做檢討。中國人喜歡寫檢討，也善於寫檢討，就連皇帝，也有「罪己詔」。但深刻反省者少，言不由衷者多。諸葛亮這篇《街亭自貶疏》卻毫無文過飾非之處，全為實事求是之心。他的反省，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承擔了全部責任（咎皆在臣），二是指出了問題關鍵（授任無方），三是確立了問責制度（《春秋》責帥），四是採取了改正措施。這一點，疏文裡面沒說，但是做了。街亭失利以後，諸葛亮都必定親臨前線，坐鎮指揮，不復再有「授任無方」或者「違命」、「不戒」的缺失。這就是諸葛亮了不起的地方了。實際上，人不可能不犯錯誤，諸葛亮也不例外。難得的是他能夠正視錯誤，並亡羊補牢。古人云：「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諸葛亮能從街亭一戰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可謂大善。

　　第三是賞罰分明。馬謖是丟失街亭的直接責任人，處死；趙雲雖然「失利於箕谷」，但確因「兵弱敵強」，且能「斂眾固守，不至大敗」，降級；王平在戰前「連規諫謖」，敗後「鳴鼓自持」，擋住了張郃的進攻，重獎。這叫什麼？這就叫：依法治蜀，執法如山。

　　但我們仍然有問題──諸葛亮既然做得這樣對，他為什麼還要哭？

　　這可是不能用「依法治蜀」來解釋的。誰都知道，依法治國，就得執法如山；而要執法如山，就難免大義滅親。這道理，諸葛亮不會不懂。當然，大義滅親，不等於沒有痛苦。曹操殺陳宮尚且要流淚，諸葛亮殺馬謖又豈能不流淚？問題是，如果馬謖確實該死，那麼，哭一回也就罷了，總不至於一提起來就哭。而且，諸葛亮第二次流淚，是面對蔣琬。討論的問題，是人才和法制誰更重要。蔣琬認為人才更重要，孔明認為法制更重要。這樣的話，為什麼要流著淚來說呢？我認為其中必有隱情。

　　實際上，早就有人認為諸葛亮的流淚並不簡單，比如陳邇冬先生就總結了四個原因：第一，歎惜馬謖；第二，悼念將士；第三，悔恨自己；第四，追思先帝。惜馬謖的道理前面講了，悼將士也是理所當然。那麼，為什麼會悔恨自己、追思先帝呢？因為據《三國志．馬良傳》，劉備生前曾特別告誡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惜諸葛亮太欣賞馬謖了，沒把劉備的話放在心上，結果鑄成大錯。據此，《三國演義》安排了諸葛亮和蔣琬的一段對話。蔣琬問，馬謖既然罪當正法，丞相為什麼要哭？諸葛亮說，我不是哭馬謖（吾非為馬謖而哭），而是「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也就是說，諸葛亮哭，是後悔沒有聽劉備的話，當然是既悔恨自己，又追思先帝了。

　　這些當然都有道理，而且我們還可以再加一條：痛失良機。請問，諸葛亮殺馬謖是在什麼時候？是在第一次北伐。這次戰爭，一開始是非常順利的。據《三國志．諸葛亮傳》以及《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魏略》，對於諸葛亮的這次北伐，曹魏方面是毫無思想準備的。因為他們的眼裡只有劉備（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沒有諸葛亮。何況劉備去世以後，蜀漢方面多年沒有動靜（數歲寂然無聲），就更加放鬆了警惕（略無備預）。沒想到諸葛亮不但敢於進攻，而且善於治軍，居然親率大軍出兵祁山，其部隊「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於是曹魏方面「朝野恐懼」，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則「同時應亮」，結果「關中響震」。這是諸葛亮多年精心策劃準備才獲得的戰果，也是進一步奪取勝利的大好時機，卻被馬謖毀於一旦，怎能不讓他痛徹心脾！

　　那麼，所有這些，就是諸葛亮失聲痛哭的全部原因嗎？

　　不是。比如嚴冷先生的《三國史話》就認為另有原因。什麼原因呢？嚴冷先生認為，原因就在《諸葛亮傳》的那五個字──「戮謖以謝眾」。謝眾，大約也就是「以平民憤，以抑眾怒」的意思吧！於是嚴冷先生問，殺馬謖是軍法從事，與「謝眾」有什麼關係？原來，諸葛亮使用馬謖是「違眾」的。據《三國志．馬良傳》，當時諸葛亮的帳下並非沒有將才。比如魏延和吳壹，就是眾人心目中合適的先鋒人選（論者皆以為宜令為先鋒）。然而諸葛亮卻力排眾議，起用馬謖。諸葛亮是丞相，又是主帥。他要用馬謖，別人當然沒有辦法，但不等於背後不嘀咕，心裡沒想法。馬謖如果成功了，大家自然沒有話說。可惜馬謖不爭氣，丟了街亭，還當了逃兵。這下子麻煩就大了。前面說過，對於馬謖的使用問題，劉備生前是打過招呼的。不要魏延、吳壹而用馬謖，大家也是不同意的。偏偏諸葛亮一意孤行，要「違眾拔謖」，結果一敗塗地，請問他如何交待？恐怕渾身是嘴也說不清！

　　想當年一定是滿城風雨議論紛紛。你想嘛，魏延是什麼人？先帝寵信，吳壹是什麼人？當今國舅。馬謖是什麼人？先帝叮囑「不可大用」的人。你不用魏延、吳壹，偏用馬謖，究竟什麼意思？這種既違背先帝遺囑，又違背眾人主張的做法，該不該追究？當然要追究。因此，諸葛亮不但要殺馬謖，還必須自貶三等。也就是說，諸葛亮之所以要殺馬謖，嚴明法紀固然是原因，平抑眾怒就更是原因。用嚴冷先生的話說，就是「迫於眾怒不得不殺之」。正因為是迫不得已，因此「悲憤之情」也就油然而生，而且難以遏制。

　　這是有道理的。的確，斬馬謖不單是法律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正因為是政治問題，我們就不能簡單化。在我看來，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政治目的，並不簡單地就是「謝眾」。或者說，他殺馬謖，並不僅僅因為在選拔先鋒時「違眾」。他要「謝」的「眾」，也不僅僅是魏延、吳壹以及主張由魏延、吳壹擔任先鋒的人，而是蜀漢政權中所有的權勢人物。我在上一回講過，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第一股是荊州集團，以劉備、諸葛亮為代表，在蜀漢政權中坐頭把交椅，不妨稱之為「第一勢力」。第二股是東州集團，以李嚴、吳壹為代表，坐第二把交椅，不妨稱之為「第二勢力」。第三股是益州集團，以彭羕（廣漢人）、杜瓊（成都人）、譙周（閬中人）為代表，地位最低，坐第三把交椅，甚至在野，不妨稱之為「第三勢力」。劉備死後，諸葛亮接管政權，位極人臣，大權獨攬，很多人心裡是不服的。不但「第三勢力」心懷不滿，「第二勢力」暗中較勁，就連「第一勢力」中的某些人（比如魏延）也有看法。在這種情況下，「代行君權」的諸葛亮，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實行「法治」。惟有「依法治國」，而且做到公開、公正、公平，才能擺平三大勢力的關係，安定人心，鞏固政權。所以，就連諸葛亮的依法治蜀，也不單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諸葛亮為什麼要處死馬謖，為什麼要自貶三等，為什麼會在這樣做了以後痛哭流涕了。他這是「壯士斷腕」啊！事實上，馬謖被殺，事在建興六年（西元二二八年），距離建興九年（西元二三一年）李嚴被廢只有三年。而且，大約也就在一年前，即建興五年（西元二二七年），李嚴已經向諸葛亮叫板，要求劃出五郡，建立巴州，讓他當刺史。可以猜測，此時諸葛亮當已考慮如何解決李嚴問題了。諸葛亮是主張並實施依法治國的。對於李嚴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就更不能使用非法手段，只能繩之以法。這就要求執法必須公平。為此，諸葛亮已經處置了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廖立，屬於荊州集團；一個是來敏，屬於東州集團。兩個人的派別不同，問題卻一樣，那就是不滿人事安排，挑起內部矛盾，破壞安定團結。結果是廖立被廢，來敏罷官。這正是諸葛亮執法公平的表現。

　　不難想像，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馬謖出了事，諸葛亮面臨的是一個多大的難題，承受的是一種多大的壓力！他很清楚，對馬謖的處理如不能從重從快，就無法向國人交待，也無法繼續依法治國。因為誰都知道，馬謖是他諸葛亮的人。放過馬謖，不但魏延、吳壹不服，廖立、來敏也會不服，李嚴等人則會更加肆無忌憚。為了顧全大局，諸葛亮只能拔出刀來，一刀砍向馬謖，戮謖謝眾；一刀砍向自己，自貶三等。馬謖也深明大義，主動請求諸葛亮將自己正法以謝國人。這就不但是自斷臂膀，而且是自傷心靈了。這是何等悲壯的行為，又是何等讓人心痛的事情。我們恨不得與武侯同哭！

　　由此可見，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直接原因是馬謖丟失街亭，根本原因則是蜀漢政權的內部鬥爭。由於諸葛亮以身作則，公開、公正、公平地依法治國，在他生前，蜀國總算是大體太平。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建興十二年（西元二三四年）八月，諸葛亮病故於北伐軍中。他的喪事都還沒來得及辦，同屬於荊州集團的魏延和楊儀就刀兵相見，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那麼，魏延和楊儀的鬥爭又是怎麼回事？魏延這個人，難道真如《三國演義》所說，是一個「反賊」嗎？

　　請看下回：禍起蕭牆。

第四十回　禍起蕭牆

李嚴之廢，馬謖之死，魏延之亂，是「諸葛亮時代」的三大疑案。對於這一段歷史，也從來就有不同意見。有人說魏延忠心耿耿，無端被害，蒙冤受屈；也有人說魏延亂臣賊子，死有餘辜，無案可翻；還有人說魏延一案不過「內訌」，無妨各打五十大板。那麼，哪一種說法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呢？

　　上一回我們講到，由於蜀漢政權內部此起彼伏、時隱時現的權力鬥爭，諸葛亮不得不殫精竭慮，千方百計協調各方，甚至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建興六年（公元二二八年），馬謖被殺；建興九年（公元二三一年），李嚴被廢。這兩計重拳，雖然暫時擺平了荊州、東州、益州三大集團的關係，卻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而且，正是蜀漢政權內部的「窩裡鬥」，導致了所謂「魏延謀反」一案。

　　說起來魏延「謀反」這件事，不少人是相當的熟悉。因為《三國演義》的這一段寫得有聲有色，從文學的角度看很是精彩，因此深入人心。但如果以為那就是歷史，就不但冤枉了魏延，也冤枉了諸葛亮。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不妨先看史書上怎麼講。

　　據《三國志．魏延傳》，事情是這樣的：建興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八月，諸葛亮病逝於北伐軍中。病重時，他召來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人，交代自己死後的撤軍部署，命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如果魏延不服從命令，就不管他，部隊自行出發（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諸葛亮去世後，楊儀等人秘不發喪，派費禕去打探魏延的想法。魏延果然不聽指揮，勃然大怒說，丞相雖然去世了，我魏延卻還活著（丞相雖亡，吾自見在），還可以繼續和魏軍作戰嘛（吾自當率諸軍擊賊），為什麼要因為一個人的去世而耽誤天下的大事呢（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再說了，我魏延是什麼人，要聽他楊儀的指揮，為他斷後（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

　　於是魏延不管三七二十一，自說自話進行部署，還要費禕聯名發佈命令。費禕當然不會簽字，就哄騙魏延說，我還是回去做工作吧！楊儀是個書生（長史文吏），沒打過什麼仗（稀更軍事），肯定不會違抗將軍的命令（必不違命也）。魏延一想也是，就讓費禕回大本營。費禕一出門，拔腿就跑，馳馬絕塵而去。魏延隨即後悔，追趕費禕，沒有追上（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再派人去打聽，楊儀等人已經準備按照諸葛亮的部署，撇下魏延自己撤退（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怒不可遏的魏延便搶在楊儀之前率領部隊先行回國（攙儀未發，率所領逕先南歸），而且過河拆橋，一路上把所有的棧道都燒個一乾二淨（所過燒絕閣道）。這就不但是和楊儀他們公開翻臉，而且是不給對方退路了。與此同時，魏延還上表朝廷，宣稱楊儀謀反。楊儀被魏延搶了先，又被斷了後，走投無路，逼到牆角，便也狀告魏延謀反。結果「一日之中，羽檄交至」，雙方狀告的信函同時不斷地送達御前，都說對方「叛逆」。劉禪當然真假難辨，就去詢問董允、蔣琬等人。這一問不要緊，幾乎所有的人都說楊儀不會謀反，竟沒有一個人同情魏延（咸保儀疑延）。

　　這下子魏延在劫難逃了。一方面，朝廷令蔣琬率宿衛營「赴難北行」，迎戰於前；另一方面，楊儀令工兵伐木修路「晝夜兼行」，追尾於後。魏延先到，駐軍南谷口（即褒斜谷道南口，在今陝西省漢中市西北），阻擊楊儀，楊儀則令何平居前抵抗。何平就是王平，因為母親姓何，自己又曾經寄養在外婆家，所以也姓何。何平一見魏延，就衝上前去大聲說，丞相屍骨未寒，你們就敢這樣（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魏延的部下聽了，知道無理的一方在魏延，就不肯替他賣命，一哄而散。魏延沒有辦法，只好帶著兒子和少數親信逃往漢中，最後被馬岱所殺。馬岱按照楊儀的命令，將魏延的首級帶了回來。楊儀得此頭顱，竟然忽地一下站起來，一腳踏了上去，一邊狠狠地踩，一邊狠狠地罵：狗奴才，看你還能不能幹壞事（庸奴，復能作惡不）！於是誅滅魏延三族。

　　以上就是《三國志．魏延傳》對本案的記載。從這個記載不難看出，所謂「魏延謀反」，可以說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為什麼說「事出有因」呢？第一，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戰爭年代，不服從統帥命令，自作主張，就難免謀反嫌疑。第二，掉轉槍頭，揮師南下，還是擅自行動，誰知道你要幹什麼？第三，北伐大軍，本為一體，單獨行動也就罷了，為什麼還要斷絕別人的退路？這不能不讓人猜測，魏延是要殺回成都顛覆蜀漢，還不讓楊儀他們趕回來救駕。所以董允、蔣琬等人懷疑魏延，是有道理的。畢竟，在魏延和楊儀都狀告對方「叛逆」的時候，楊儀並無反跡（其實也無可能），魏延卻說不清楚。在不明真相而且難明真相的情況下，為了國家安全，只能先假定魏延謀反。

　　但是，要說魏延當真謀反，卻證據不足，而且不合邏輯。道理很簡單，以魏延當時的能耐和實力，自立山頭當皇帝，怕是不可能的。魏延自己，也不會有此非分之想。他要謀反，只可能是叛漢降魏。苟如此，則他最便當的辦法，就是利用「斷後」之便，就近降了曹魏，然後充當司馬懿的馬前卒，掉過頭來打楊儀。這可是司馬懿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們知道，正如劉備一生只怕曹操一個人，司馬懿也只怕諸葛亮。所以，一聽說諸葛亮去世了，司馬懿就蠢蠢欲動。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楊儀從戰場撤退時，司馬懿是追了的，但被姜維的「反旗鳴鼓」嚇退，民諺謂之「死諸葛亮走生仲達」。這個時候，魏延如果叛變投敵反戈一擊，情況可想而知。至少，踩在腳下的頭顱，就多半是楊儀的，不會是魏延的。但魏延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搶先南行。而且，他被王平打敗以後，也沒有北上，而是朝更南邊的漢中跑。這說明魏延並不想降魏。不想降魏，又怎麼會謀反？

　　所以，對於魏延的「謀反」，董允、蔣琬等人也只是懷疑（疑延），並不肯定。懷疑的原因，是魏延不聽指揮擅自行動；而魏延這樣做，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又有兩個原因，一是堅持北伐（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二是不服楊儀（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第一個原因當然能夠證明魏延並不想謀反，但細想起來也不是沒有問題。因為如果當真是要堅持北伐，那麼，你自己留下來繼續戰鬥就是，為什麼要搶先南下呢？同樣，第二個原因也有問題。因為如果僅僅只是不服楊儀，那麼，你走你的陽關道，他過他的獨木橋，你自己搶先南下就是，為什麼還要「所過燒絕閣道」呢？明擺著是要置楊儀於死地嘛！當然，這和魏延自己的說法也不矛盾。殺了楊儀，就可以奪楊儀之兵，也就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繼續北伐滅魏了。因此，魏延說的兩個原因也都講得通的。但在當時，卻是第二個原因佔了上風，而且在行動之時還起了殺心。

　　這當然也是應該譴責的。但誣為謀反，實屬冤案；夷滅三族，更是量刑不當。這一點，後來蜀漢政權可能也意識到了。證據有兩個。一個是陳壽為魏延作傳時所下的結論。陳壽認為，魏延之所以不北上而南下，其當時的真實想法，只不過是要殺了楊儀等人而已（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殺了楊儀，就可能接替諸葛亮的職務（冀時論必當以代亮）。他的想法就是這樣，並沒有謀反的意思（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我們知道，作為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陳壽是不會輕易做出判斷的。他的這個說法，很可能代表了當時的共識，甚至是因為蜀漢朝廷在查明真相後，已經有了這個結論。

　　證據之二，是漢中城北門外的石馬波址。清代乾隆朝修編的《南鄭縣誌》認為，該遺址很可能是蜀漢朝廷「以禮收葬」魏延之墓。為什麼要「以禮收葬」呢？因為蔣琬等人也發現「魏延謀反」是冤案（蔣琬原其本意，但欲誅殺楊儀，不便背叛）。再加上魏延既是宿將，又有戰功，當然應該「追述前勞」，以禮厚葬。這也就等於是為魏延平反昭雪了。

　　當然，這兩個證據都不怎麼過硬。過硬的證據是蜀漢朝廷的正式文件。但這恐怕永遠也找不到。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再提供一個旁證，那就是楊儀之死。按照常理，魏延如果當真是謀反，或者蜀漢政權確實認為他謀反，那麼，楊儀這個「平叛有功」的大英雄，在回朝之後是應該得到重賞的。楊儀自己，似乎也這麼想。《三國志．楊儀傳》說，楊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然而怎麼樣呢？只封了個有職無權的中軍師，手下一個兵都沒有（無所統領），實際上處於閒置狀態（從容而已）。接替諸葛亮的，是資歷、才能和貢獻都不如楊儀的蔣琬。

　　這下子楊儀渾身氣都不打一處來，牢騷滿腹，怨氣沖天。《三國志．楊儀傳》的說法是「怨憤形於聲色，嘆咤之音發於五內」，也就是怨恨悲憤都寫在臉上，不滿之辭都發自肺腑。結果是所有的人都怕他說話出格，沒有節制，犯了忌諱，不敢去看他（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只有後軍師費禕前往撫慰。楊儀就對費禕大發牢騷，前前後後絮絮叨叨說了許多。費禕呢，大約是只聽不說。最後，楊儀居然說，想當初丞相去世時，我要是率領全軍「以就魏氏」，怎麼會像今天這樣寂寞失意？真是追悔莫及啊！

　　楊儀這話，實在是「反動透頂」，費禕自然也不能「知情不報」。費禕據實密報的結果，則是楊儀在建興十三年（公元二三五年）被廢為平民，流放嘉郡。楊儀到了嘉郡，不思悔改，又上書誹謗朝廷，而且出言不遜，於是朝廷下令將其逮捕入獄。結果楊儀自殺，老婆孩子則回到了蜀郡，其時距離魏延被殺（建興十二年八月）也就一年半載。蜀漢朝廷如果當真曾經為魏延平反，我想大約就在這時。

　　當然，這裡有一個不大說得清楚的問題，就是楊儀所謂「吾若舉軍以就魏氏」的「魏氏」，究竟是曹魏呢，還是魏延？如果是曹魏，則想謀反的就不是魏延，反倒是他楊儀。如果是魏延，則魏延必無反意。因為如果魏延要反蜀降魏，那麼，率領全軍追隨魏延的，豈非也是「反賊」？楊儀的「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豈非自認謀反？楊儀當然不會這麼傻，朝廷也沒有按「謀反罪」來處理楊儀（其妻子還蜀）。可見「吾若舉軍以就魏氏」這句話不能翻譯為「我如果率領全軍投降曹魏」，只能翻譯為「我如果率領全軍追隨魏延」。後悔未能追隨魏延的楊儀是並不想謀反的，因此，可能被楊儀追隨的魏延也不想謀反。

　　毫無疑問，楊儀並不可能追隨魏延，他的「吾若舉軍以就魏氏」也只是發牢騷。但這句牢騷話還是證明了魏延的清白。由此可見，魏延一案不是「謀反」，而是「內訌」，而且是典型的「窩裡鬥」。魏延和楊儀，彼此都咬牙切齒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甚至不惜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大打出手。

　　這就奇怪！因為魏延和楊儀在蜀漢政權中都屬於「第一勢力」（荊州集團），劉備和諸葛亮對他們也都非常器重（魏延任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封南鄭侯，楊儀任丞相長史、綏軍將軍）。他們之間，既無集團、派別利益之爭，也沒有什麼方針、路線分歧。於是我們就要問，這兩個人哪來的深仇大恨呢？

　　說起來還真沒什麼。這兩個人鬧矛盾的原因，竟不過是意氣用事。《三國志．魏延傳》說，魏延這個人善待將士，勇猛過人，又生性矜持高傲，當時所有人都讓他三分，只有楊儀不買賬（惟楊儀不假借），魏延便把楊儀恨到骨頭裡，水火不容（以為至忿，有如水火）。那麼，這兩個人的矛盾鬧到什麼程度呢？就連坐到一起說說話都不能。《三國志．費禕傳》說，魏延和楊儀只要坐到一起，就要吵架。吵著吵著，魏延就會拔出刀劍來對著楊儀比劃（舉刃擬儀），楊儀則哭得淚人兒似的（泣涕橫集）。這時，也就只有費禕能當和事佬了。費禕的辦法，是插到兩個人當中去，一邊勸解一邊把他們拉開。你說這都是什麼事！

　　魏延與楊儀的「窩裡鬥」臭名遠揚，連孫權都知道，而且不以為然。據《三國志．董允傳》裴松之註引《襄陽記》，有一次費禕出使東吳，孫權設宴款待。喝得酩酊大醉時，孫權對費禕說，楊儀和魏延是兩個卑賤的小人。雖然有些雞鳴狗盜的本事，卻是一旦得意必定忘形。貴國如果沒了諸葛亮，這兩個傢伙肯定會作亂，你們怎麼能不防患於未然？費禕猝不及防，張口結舌（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副大使董恢就教他回答，說楊儀和魏延不過「人民內部矛盾」（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並不像黥布（黥音「晴」）、韓信那樣不可駕御（無黥、韓難御之心也），就不要因噎廢食云云，算是忽悠過去。

　　費禕的回答馬馬虎虎還算得體，孫權的說法則未免偏激。魏延和楊儀確實有缺點、有錯誤、有問題，但楊儀有才，魏延驍勇，不好說就是「牧豎小人」。事實上魏延和楊儀都是劉備和諸葛亮極其賞識器重的人。《魏延傳》說，當年劉備在漢中稱王之後，準備回成都，要留一員大將鎮守漢中。這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擔任此大任的一定是張飛（眾論以為必在張飛），張飛自己也這麼想（飛亦以心自許），然而劉備卻破格選擇了魏延，結果「一軍皆驚」。劉備當然看得出眾人的不服，便大會群臣，問魏延說，寡人委愛卿以重任，愛卿打算怎麼樣呀？魏延說，曹操如果傾巢而出，末將就替大王擋住他（拒之）！如果派一員偏將率十萬人馬來，末將就替大王吃了他（吞之）！這可真是氣壯山河！事實上魏延的確英勇善戰。所以，諸葛亮北伐時，魏延就既曾經「督前部」，也曾經「為先鋒」。

　　楊儀也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楊儀傳》說，諸葛亮多次出兵，常常是楊儀進行規劃，負責部署，籌集糧草，計算軍費（規畫分部，籌度糧穀），而且不假思索，一會兒工夫就處理完畢（不稽思慮，斯須便了）。所以，楊儀和魏延鬧矛盾，諸葛亮便很頭疼（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他既然不忍心厚此薄彼，便只好盡可能把一碗水端平（不忍有所偏廢也）。遺憾的是，儘管有諸葛亮搞平衡，費禕打圓場，這兩個人還是要「窩裡鬥」，結果是兩敗俱傷。魏延固然家破人亡，楊儀也同樣身敗名裂。想想真是何苦！

　　更窩囊的是，這兩個人死後也都背上了罵名。魏延被罵作「反賊」，而且這罪名還被《三國演義》夯得嚴嚴實實，幾乎是「永世不得翻身」。楊儀則被罵作「小人」，遭到許多替魏延抱屈的人痛斥。的確，所謂「魏延謀反」既然是冤案，那麼，冤有頭債有主，製造這起冤案的直接當事人楊儀就難逃其咎。正如陳邇冬先生所言，魏延身為大將，一生征戰，可謂「有大功，無大罪」，卻「遭大禍，蒙大誣」，已是天大的冤枉，你楊儀為什麼還要趕盡殺絕，滅其三族呢？所以後人很是不平。比如郝經就認為，楊儀「以私憾殺大將」，罪過比魏延更大（罪浮於延）。劉家立也說，魏延「其功不可沒，夷其三族。亦太甚矣」（均見《三國志集解》）。再說了，殺人不過頭點地。你楊儀已經把魏延殺了，還要用腳在他頭上踩，太過分了吧？

　　但是，楊儀也有委屈的地方。第一，楊儀與魏延的爭端，純屬個人恩怨，很難說誰是誰非。而且，平心而論，魏延的責任還要大些。因為兩人不和的起因，完全因為魏延盛氣凌人不可一世，唯獨楊儀不肯屈就。這在楊儀，是沒有什麼責任的。你魏延可以飛揚跋扈，難道就不允許楊儀保持獨立？何況每次爭吵，受欺負的都是楊儀。一個大男人，被當眾羞辱得痛哭流涕，你說他心裡是什麼滋味？難怪楊儀後來要那樣對待魏延了。他是積怨太深啊！

　　第二，楊儀在此案的前期也沒什麼過錯，因為他是按照諸葛亮的部署來行動的。《三國志．魏延傳》說得很清楚，諸葛亮臨終前「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楊儀照著做，有什麼錯？魏延不聽指揮，擅自行動，而且「所過燒絕閣道」，斷了楊儀的後路，楊儀難道應該留在原地等死？魏延不但置楊儀於死地，還要狀告楊儀謀反，楊儀難道不該自衛？楊儀和魏延同時告狀，滿朝文武「咸保儀疑延」，這難道也是楊儀的錯？

　　如此說來，則此案的發生，便錯在魏延了。然而這也有問題，因為魏延也有可能是在按照諸葛亮的部署行動。據《三國志．魏延傳》裴松之註引《魏略》，諸葛亮臨終前指定的代理人並不是楊儀，而是魏延。而且，諸葛亮下達的命令很明確，是讓魏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魏延遵命秘密行動，走到褒口（即前面所說的南谷口）才發喪。這下子楊儀緊張了，擔心「攝行軍事」的魏延害自己（懼為害），就惡人先告狀，製造魏延叛變投敵的輿論（乃張言延欲舉眾北附），並且先發制人，攻擊魏延（率其眾攻延）。魏延原本並無反意，自然不會和楊儀作戰（不戰），只能撤退（軍走），結果被害（追而殺之）。

　　這事嚴重！因為此說如果成立，《三國志》的記載又不能否定，那麼諸葛亮的責任就大了。他居然下達了兩個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方面命令魏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另一方面又交待楊儀讓魏延斷後，而且「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不是存心要讓魏延和楊儀打起來嗎？所以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就說魏延的冤案「完全是由諸葛亮一手策劃的」。

　　按照這個邏輯，諸葛亮不但「策劃」了魏延的冤案，還「導致」了楊儀的悲劇。前面說過，與蔣琬相比，楊儀資格老（年宦先琬）、能力強（才能逾之）、功勞大（功勳至大），或者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當其勞劇），再加上還有「平叛」之功，怎麼著也不該位在蔣琬之下。那麼，為什麼蔣琬接替了諸葛亮的職權（但沒有當丞相），楊儀卻只弄到了一個閒差呢？原來，這都是因為諸葛亮的看法。《三國志．楊儀傳》說，諸葛亮內心深處的意思（亮平生密指），認為楊儀這個人的性格是不好的，急躁狹隘，不如蔣琬（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結果蔣琬升了上去，楊儀掛了起來，最後自取滅亡。

　　這真是恐怖！諸葛亮「二桃殺三士」，一箭雙鵰，既除掉了魏延，又除掉了楊儀，豈非陰險歹毒？於是我們要問：是這樣的嗎？

　　不是。

　　就說蔣琬的接班和楊儀的閒置，便很可疑。這一安排，《三國志．楊儀傳》的說法，是根據諸葛亮的「平生密指」。但我們要問，諸葛亮內心深處的意思，他們怎麼知道的？當然，《三國志》也對此做了交待。據《蔣琬傳》，諸葛亮在世時常常對人說，公琰（蔣琬的字）的志向，既忠貞又高雅（公琰托志忠雅），是一位可以和我一起共同輔佐皇上成就大業的人（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這算是造了輿論。諸葛亮還秘密上書劉禪，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這算是做了安排。

　　但我們還是要問：既然如此，諸葛亮臨終時為什麼不把這個想法公佈出來，卻要「密表後主」呢？我們知道，蔣琬接班時，大家其實是不服的，後來才「眾望漸服」。這一個「漸」字，就說明蔣琬的班，接得多少有些突兀，有些勉強。因此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就說，以諸葛亮的地位威望，如果事先公開囑咐，並不怕什麼人反對，事情反倒會妥帖得多。那麼，諸葛亮又為什麼不這樣做呢？呂先生的結論是，諸葛亮秘密推薦蔣琬一事「不是實情」。

　　這當然也有可能。中國的古代史，一旦事關權力交替，總難免有些虛虛實實、遮遮掩掩、鬼鬼祟祟。但我認為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就是諸葛亮確實有所顧忌。顧忌誰？楊儀。前面說過，楊儀資格比蔣琬老，能力比蔣琬強，功勞比蔣琬大，又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如果諸葛亮臨終前宣佈蔣琬接班，楊儀還不得跳起來？沒錯，諸葛亮在世的時候他不敢跳。去世了呢？跳不跳？要知道，這時蔣琬並不在軍中，魏延也在前線，軍隊掌握在楊儀手裡。身邊一個費禕，一個姜維，怕也鎮他不住。就算鎮得住，楊儀鬧起來也不是個事。因此只能等大軍回朝以後再說。也因此，諸葛亮只能「密表後主」。

　　那麼，諸葛亮為什麼又要命令魏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呢？難道也是為了對付楊儀？我認為，這事倒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原因，倒不完全如裴松之所說，此乃「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還因為這根本就不可能。諸葛亮病逝時，魏延並不在他身邊，在他身邊的是楊儀。諸葛亮怎麼可能命令魏延「攝行己事」？魏延又怎麼可能「密持喪去」？再說了，諸葛亮病逝在武功五丈原。魏延「密持喪去」「行至褒口」，已是往南走了很遠，楊儀怎麼可能還說他「欲舉眾北附」？所以《魏略》的說法可以推翻。

　　魚豢《魏略》的這段記載並不可靠，《三國志．魏延傳》的說法是否真實呢？如果真實，諸葛亮就必須對魏延之死負責；如果不真實，則必須回答真相是什麼。對此，歷史上也有三種不同的態度和意見。第一種觀點認為，《魏延傳》所說是實，而諸葛亮這樣安排，是他料定魏延必反。此說可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第二種觀點也認為《魏延傳》所說是實，因此是諸葛亮「一手策劃」了魏延的冤案。此說可以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為代表。第三種觀點認為，《魏延傳》所載並非事實，此事另有真相。此說可以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和陳邇冬先生的《閒話三分》為代表。顯然，同意第一種觀點，就要冤枉魏延；同意第二種觀點，就要批評諸葛亮；同意第三種觀點，就要否定《三國志》。這可真讓人為難。那麼，有沒有可以採信的第四種解釋呢？

　　請看下回：以攻為守。

第四十一回　以攻為守

魏延一案中有一個不解之謎，那就是諸葛亮在臨終前，為什麼要做出不利於魏延的撤軍部署。這個部署真與兩人的軍事路線分歧有關嗎？諸葛亮北伐時，為什麼不採納魏延的「子午谷奇謀」？在這個分歧的背後，有什麼不能公開的隱情？諸葛亮數出祁山，勞而無功，卻仍然鍥而不捨地進行北伐，又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上一回我們講了魏延一案。此案的性質，現在大致上已經清楚，即魏延的「作亂」不是「謀反」，而是「內訌」。其直接責任人，是楊儀和魏延自己。但是，諸葛亮也有脫不了的干係，因為他在臨終前做了一個奇怪的部署。據《三國志．魏延傳》，諸葛亮病重時，召開了一次秘密的「榻前會議」，與會的有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人。諸葛亮交待，自己死後立即撤軍，讓魏延斷後。如果魏延不服從命令，就不管他，部隊逕行開拔。

　　這事十分可疑。眾所周知，當時北伐軍中，除諸葛亮外，魏延的地位是最高的，任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封南鄭侯。南鄭侯是縣侯，爵位最高；大將軍是實職，軍銜最高；假節就是有尚方寶劍，權威最高。按照常規常理，接替諸葛亮指揮全軍行動的，當然應該是魏延。然而諸葛亮卻指定了楊儀。楊儀是什麼職務？丞相長史加綏軍將軍。丞相長史就是丞相府秘書長，其實是大管家。綏軍將軍則是不統帥部隊的「光桿司令」，實際上是軍隊裡的文職人員。也就是說，諸葛亮的這個部署，是軍權不交給軍人卻交給文人，不交給高官卻交給低官，不交給「副統帥」卻交給「秘書長」。如此顛倒錯亂，難道不奇怪嗎？

　　於是我們就要問：一，諸葛亮為什麼不用魏延而用楊儀？二，他召開的這個「秘密榻前會議」為什麼不通知魏延參加？三，諸葛亮為什麼料定魏延不會服從命令。而且要求部隊不管魏延自行出發？這裡面最奇怪的是這一條：「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誰都看得出來，這簡直就是置魏延於死地，或者逼他謀反，至少也是準備拋棄他嘛！其中利害，諸葛亮不會不知道。那麼，他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

　　也有三種解釋。《三國演義》的說法，是諸葛亮料定魏延會造反。這當然能夠解釋所有的疑團。但這是小說家言，靠不住的。事實上，沒有哪個嚴謹的歷史學家會採用這個說法。就連對諸葛亮推崇備至的那些學者（比如余明俠先生），也都認為所謂「魏延謀反」實為「當時的一大冤案」（見《諸葛亮評傳》）。所以，此說不能成立。

　　但是，魏延不謀反，諸葛亮就有麻煩──統帥拋棄副統帥，你說這是什麼事？所以，某些既認為魏延冤枉又維護諸葛亮的歷史學家，就主張《三國志》所載並非事實。比如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就認為，諸葛亮病危時，並沒有制定退兵計劃就突然去世。所謂「令延斷後，姜維次之」是楊儀的計劃，不是諸葛亮的計劃。撇下魏延逕自開拔，自然也是楊儀的主張，不是諸葛亮的主張。諸葛亮壓根兒就沒說過「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的話。按照陳邇冬先生《閒話三分》的猜測，這話很可能是楊儀等人假傳「丞相遺命」。

　　這當然也講得通。魏延不在身邊，孔明死無對證，「丞相遺命」之類的「口諭」，還不是由著楊儀之流信口雌黃？而且，這種說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一了百了，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可惜，這只是猜測，只是推理，一點證據都沒有。

　　於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第三種可能：諸葛亮確實召開了秘密的「榻前會議」，也確實做了「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的部署。至於諸葛亮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一個不利於魏延的部署，張作耀先生《劉備傳》的解釋，是諸葛亮對魏延不信任。為什麼不信任呢？因為他們「在軍事戰術上有分歧」。

　　這個說法有證據嗎？有。《三國志．魏延傳》說，每次出征（每隨亮出），魏延總是要向諸葛亮請兵（輒欲請兵萬人），讓他單獨率領一支隊伍走不同的路線，兩路出擊，會師潼關（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就像當年韓信替劉邦打天下那樣（如韓信故事），而諸葛亮也總是不答應他（制而不許）。於是魏延便認為諸葛亮膽小怕事（謂亮為怯），因懷才不遇而憤憤不平（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魏延與諸葛亮存在分歧還有一個實例，那就是所謂「子午谷奇謀」。我們知道，蜀軍從漢中北進中原，必經秦嶺，而跨越秦嶺的路線則有三條。一條是東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長六百多里，出口即長安；一條是中間的駐谷通道，全長四百多里，出口即武功；還有一條是西面的斜谷通道，全長五百里，出口即郿國（郿縣）。斜谷道中段有一條西北向的道，叫箕谷。從箕谷出散關，就到了陳倉。建興六年（公元二二八年）春，早已抵達漢中的諸葛亮決定發起進攻，開始他的第一次北伐。走哪條路，就成了問題。

　　據《三國志．魏延傳》裴松之註引《魏略》，當時諸葛亮是召開了軍事會議的，會議地點是在南鄭。在會上，魏延第一次提出了兵分兩路的主張。具體地說，就是由他自己率領五千精兵，再加搬運糧草的五千人，從褒中出發，沿秦嶺而東，順子午谷而北。不用十天，就可以到達長安。與此同時，諸葛亮也親率大軍走斜谷，挺進郿國、陳倉。魏延說，鎮守長安的，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楙音「茂」）。這是一個沒有用的公子哥兒（怯而無謀）。聽說末將神兵天降，肯定嚇得掉頭就跑（必乘船逃走）。長安城裡並沒有什麼像樣的官員（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錢糧卻很充足，末將足可抵擋一陣。等丞相兵到，兩軍會合，咸陽以西不就搞掂了嗎（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諸葛亮不聽。

　　這就是所謂「子午谷奇謀」。這是「諸葛亮時代」的一段有名的公案，也是史學家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很多人都想不通諸葛亮為什麼不採納魏延的建議，出奇兵走子午谷打曹魏一個措手不及。其實，魏延的建議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分兵（魏延率領萬人走子午谷，諸葛亮率領大軍走斜谷），二是奇襲（直搗長安）。因此，此案也包括兩個問題。一是諸葛亮為什麼不讓魏延分兵，二是諸葛亮為什麼不走子午谷。

　　先說分兵。分兵其實很正常。劉備和關羽就常常分兵，《隆中對》也說「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魏延自己也說「如韓信故事」。可見魏延是把諸葛亮擬於劉邦、劉備，把自己看作韓信、關羽，並無不忠，也並無不妥。此其一。其二，諸葛亮也不是絕不分兵。據《三國志．諸葛亮傳》，他後來的決策，就是揚言要從斜谷攻郿國，並且派趙雲和鄧芝佔據箕谷，自己卻親率大軍進攻西邊的祁山。所以，分兵並非絕不可行。但諸葛亮派趙雲、鄧芝不派魏延，就讓人覺得他對魏延不信任。

　　這個說法可以討論。因為第一，趙雲和鄧芝率領的只是「疑軍」，並不一定非派誰不可。何況這時趙雲的地位也不比魏延低（兩人均在建興元年封為亭侯，趙雲的職務是中護軍、鎮東將軍，魏延的職務是丞相司馬、涼州刺史）。派趙雲不派魏延，不能說就是對魏延不信任。第二，從魏延的履歷看，諸葛亮對他還是重用的。畢竟，魏延是劉備賞識的人，正所謂「先主重臣」。劉備在世時，他已經從牙門將軍、鎮遠將軍，一直做到鎮北將軍。諸葛亮接手後，又封都亭侯。建興五年（公元二二七年），諸葛亮進駐漢中，任命魏延為前部指揮官（督前部），兼任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建興八年（公元二三○年），又晉升他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爵位也升了兩級，從亭侯（都亭侯）晉升為縣侯（南鄭侯）。另外，據《三國志．劉琰傳》，劉琰與魏延鬧矛盾，被諸葛亮責備的還是劉琰。所以，此說不大講得通。

　　再說子午谷。這也是歷史上爭論頗多的一個問題。爭論的焦點，多半在魏延的奇謀是否可行。一派認為，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實在可惜。眾所周知，對於諸葛亮的這次北伐，曹魏方面是毫無思想準備的（略無備預）。等到蜀軍出現在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就同時「叛魏應亮」，結果「關中響震」，曹魏集團「朝野恐懼」。這個時候，如果魏延的五千精兵也出現在長安，那將是何等情況？惜乎孔明太過謹慎，以至於坐失良機。這當然很在理。不過，反對派的意見也不容忽視。他們認為，魏延的方案，未知數太多。比方說，魏延料定夏侯楙會棄城逃跑，萬一不跑呢？或者夏侯楙跑了，其他將領固守呢？何況魏國名將郭淮等人近在咫尺。一旦長安死守，郭淮來援，並無太多糧草的魏延軍隊豈不就被包了餃子？魏延說諸葛亮的大軍從斜谷北上隨後就到。那麼，趕不到呢？要知道，無論子午，還是斜谷，所經都是崇山峻嶺，道路艱險，氣候多變，行程算不了那麼準的。遠道襲人，事機難測。故千里用兵，必須慎之又慎。何況魏延之軍跋山涉水千辛萬苦，走到長安已是強弩之末，怎麼敵得過夏侯楙守株待兔以逸待勞？所以，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顯然是對的。

　　這些說法當然都有道理，但我以為，也都沒有說到根本。根本是什麼呢？是政治。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何況諸葛亮首先是政治家。政治家在進行戰爭的時候，首先要算的是政治賬，其次才是軍事賬。諸葛亮在決定是否採納魏延建議時，也如此。

　　那麼，諸葛亮算的又是一筆怎樣的政治賬？

　　這就要先弄清一個大問題：為什麼北伐？關於這一點，《出師表》是作了交代的。而且，按照通常的理解，北伐的目的就是《出師表》所說的那十六個字：北定中原，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這當然並不錯，因為這確實是諸葛亮的理想。我一再說過，諸葛亮不同於一般謀士、謀臣之處，就在於他有理想。他的這個理想，也一直沒有忘記。

　　但我們要問：這個理想，他實現了嗎？

　　沒有。諸葛亮的多次北伐，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勝利，比如奪得武都、陰平，殺了王雙、張郃，但總體上說，可謂勞而無功，得不償失，離「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目標就更是相去甚遠。這當然不是因為他沒能力，更不是因為他不努力，而是勢所必然。

　　這裡的「勢」，也有三點。

　　第一，曹魏非速亡之國。

　　在劉備和諸葛亮的眼裡、嘴裡、心目中，曹魏是「漢賊」，是「罪人」。這個政治立場，他們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孫權則是放棄過的）。據《諸葛亮集》，劉備去世後，曹魏方面一些人，包括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都先後給諸葛亮寫過勸降書。諸葛亮並不一一作復，乃作《正議》一文，公開表明態度。文章寫得氣勢磅礴大義凜然，而最後一句話，則完全可以看作諸葛亮對北伐戰爭性質的認識，這就是「據正道而臨有罪」。也就是說，諸葛亮認為他發動的，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

　　諸葛亮說這話並不奇怪。不說，反倒不是諸葛亮了。但所謂「據正道而臨有罪」這種說法，做政治口號可以，用來鼓舞士氣也可以。當了真，那就是書呆子。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這個時候，無論誰出來收拾河山，一統天下，讓人民重新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便都是正義的。三國鼎立以後，話就不好講了。從正面說，魏、蜀、吳三家都想統一中國；從負面說，他們也都想獨霸天下。你總不能說只有蜀漢來統一才是「正道」，曹魏來統一就是「有罪」吧？何況蜀漢自以為「正道」，無非因為姓劉。那麼，劉備姓劉，劉表、劉璋就不姓劉？荊州和益州「江山易主」，難道是因為劉備「正道」，而劉表、劉璋有罪？不是吧！正如田餘慶先生在他的《〈隆中對〉再認識》一文中所言，劉備終於併吞劉表父子及劉璋勢力，靠的是「他自己闖蕩半生的權詐」，靠的是「他的對手的愚昧和暗弱可欺」。算清了這筆賬，孔明先生還能理直氣壯地說什麼「據正道而臨有罪」嗎？

　　實際上，曹魏方面也並沒有什麼「負罪感」。當年曹操確實是內外交困、困難重重，至死也不敢稱帝。但其原因，卻不是因為他自知「篡漢有罪」，而是與士族階級有矛盾。士族既看不起他這個「贅閹遺醜」，（陳琳語），也不喜歡他那個「唯才是舉」。但是，這個問題已經被曹丕解決了。曹丕通過「九品中正制」，已經與士族和解，士族階級已經支持曹魏政權了。他們那邊，正是一片「安定團結」呢！這一點，諸葛亮其實是心裡有數的。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時就說，人們都認為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是膽小怕事（皆以亮不用延計為怯），其實不然。打仗，必須弄清楚對方是什麼君什麼將（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諸葛亮之所以「不用延計」，就因為他很清楚「魏主之明略，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曹魏，並不是一推就倒，可以摧枯拉朽的。

　　第二，益州非進取之地。

　　眾所周知，蜀漢雖以正統自居，實際情況卻不過據守一州，偏霸一隅。請注意，不是「偏安一隅」，是「偏霸一隅」。偏霸，是田餘慶先生的說法，我以為精準。這也是蜀漢和歷史上其他那些地方割據政權的區別，即「小國而有雄心」，「北定中原，還於舊都」的想法一直沒變（至少口頭上沒變），所以是「偏霸」，不是「偏安」。當然，這裡說的主要是劉備、諸葛亮在世時的情況。諸葛亮去世後，事情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劉禪、蔣琬、費禕，都對北伐不感興趣。等到姜維來重操舊業，已是「偏霸」不得，「偏安」也不成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想當年（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公孫述在成都建號立國，盤踞蜀地十二年之久，多次出入三峽，也未能跨有荊益。後來劉焉入蜀，就乾脆是為了避世亂而求自保。原因就在於蜀這個地方，避難可以，守成可以，作為「北定中原」的根據地和策源地不可以。看看地圖就知道，益州北有漢中，東有三峽，劍閣之守，夔門之險，再加上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既擋住了別人，也關閉了自己。所以，據有蜀地者，關起門來過日子、奔小康，沒問題。衝出門去圖天下，難。換句話說，劉備入蜀，就既是進了保險箱，也是進了死胡同。

　　如此看來，從劉璋手裡奪得益州，對於劉備、諸葛亮來說，就既是幸運，也是不幸。幸運的是他們從此有了一片安身建國的土地，不用再害怕被敵人圍追堵截；不幸的是《隆中對》規劃的事業也就到了極限和頂峰。正如田餘慶先生的《〈隆中對〉再認識》所說：「歷史決定了劉備是一個奔竄求存的角色，歷史只給了諸葛亮一個小國寡民的政治舞臺。」當然，小國也要偏霸，入蜀亦應圖強。但是，「北定中原，還於舊都」云云，只能是虛張聲勢、以攻為守，當不得真。事實上，亦如田餘慶先生所言：「劉備出峽，全軍覆沒；諸葛北伐，積年無成。」這無關於他們的個人素質和才能，而是條件所限命中注定。或者用溫庭筠的話說，是「中原得鹿不由人」。

　　第三，諸葛亮非將略之才。

　　曹魏非速亡之國，此為不得天時；益州非進取之地，此為不得地利。蜀漢方面能有的優勢，也就只剩下「人和」。可惜，就連這個優勢，也要打折扣。毫無疑問，諸葛亮執政以後，由於他的以身作則和依法治國，蜀國沒有發生劉焉、劉璋父子時代的那種動亂。不過，第一次北伐時，李嚴的勢力還在，不服和不滿諸葛亮的人還有。直到諸葛亮殺了馬謖，廢了李嚴，局勢才算基本上平靜。但是，蜀漢政權內部矛盾的問題仍然存在。而且，正是這個矛盾，最終導致了蜀漢的滅亡。此其一。

　　其二，諸葛亮本人並不具備統帥三軍奪取天下的條件。他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卻未必是傑出的軍事家。關於這一點，原本是有定論的。陳壽說得很清楚，諸葛亮的特點，是「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也就是說，諸葛亮的政治才能優於他的軍事才能。軍事才能當中，治軍又優於用兵。所以，讓他治國，絕對一流；讓他治軍，也沒有問題。但要說設奇謀、出奇兵，那就不是他的強項了（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這原本是實事求是的評價，然而後世卻徒起糾紛。反對派的依據，主要是據《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記載，司馬懿在巡視諸葛亮軍營時，曾經佩服地說了一句「天下奇才也」的話。其實，司馬懿讚歎的，正是諸葛亮的治軍之才。對於他的用兵，則另有評價。這個評價記載在《晉書．宣帝紀》中，原文是「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這話翻譯過來就是：諸葛亮這個人，志向很大卻不識機微，謀劃很多卻稀少決斷，喜歡用兵卻不知權變，簡直就等於說他志大才疏，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司馬懿說，別看諸葛亮人多勢眾來勢洶洶，消滅他卻是指日可待（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至於諸葛亮北伐戰爭中用兵之誤，許多歷史學家都已說到，此處不再贅言。

　　以上三點，就是諸葛亮的北伐注定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至於宋代理學家責備諸葛亮「於道不純，於理未盡」，純粹一派胡言，不值一駁。

　　問題是，所有這一切，諸葛亮本人清楚嗎？

　　清楚。諸葛亮是何等聰明的人。明擺著的事實，豈能不清楚！也許，第一次北伐時，他還是比較樂觀的（同時也很謹慎），但後來頭腦就清醒了。實際上，當年在隆中為劉備做規劃時，諸葛亮就說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復興漢室，一要天下有變，二要兩路出兵。現在，天下無變而荊州已失，豈是可以北伐滅魏的時候？

　　這樣一講，就又有了問題：既然如此，諸葛亮為什麼還要鍥而不捨地進行北伐呢？

　　答案仍在《出師表》。《出師表》一開始就說：「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這是實話。但如果以為「危急存亡」是因為曹魏的威脅，那就大錯特錯了。赤壁之戰後，曹魏方面可是從來就沒主動進攻過劉備或者蜀漢（打孫權倒有好幾次）。反倒是，劉備攻漢中，關羽圍襄樊，孔明出祁山，屢屢挑釁。所以「益州疲弊」的賬，不能算在曹魏頭上。東吳那邊也沒有威脅。諸葛亮執政後，吳蜀盟好已經恢復，雙方和平共處，相安無事。所以，益州之所以「疲弊」，問題主要在內部。

　　實際上諸葛亮的北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內必先攘外」。因為無論是轉移注意力，還是加強凝聚力，戰爭都是最好的手段。一個國家，如果處於戰爭狀態，管理和治理起來就順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鎮壓反對派，也便當得多。此其一。

　　第二，曹魏和孫吳雖然尚無直接威脅，但蜀漢在三國當中畢竟是最弱小的。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越是弱小，就越要圖強。《後出師表》說：「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這話無論是不是諸葛亮所說（《後出師表》疑為偽作），道理都是對的。的確，「以弱為強，猶可資保」（《華陽國志．後主志》）。如果不主動進攻，那就只有坐以待斃。更何況在進攻的過程中，也未必沒有可乘之機。所以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就說，諸葛亮的北伐是「以攻為守」。一方面，通過戰爭來保存自己（鞏固以存）；另一方面，通過戰爭來尋求機會（待時以進）。王夫之說，諸葛亮的深謀遠慮就在這裡（公之定算在此矣）。

　　第三，諸葛亮畢竟是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並沒有變。對於一個有理想的人來說，只要有機會，就會為理想的實現而努力。問題在於，理想沒變，形勢變了。因此，目標和策略也要變。也就是說，一方面要高舉「興復漢室，還與舊都」的旗幟，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原則，不斷北伐；另一方面，又必須循序漸進，適可而止，必須小心謹慎，步步為營，絕不能再有關羽失荊州、劉備敗猇亭那樣的慘重損失。

　　安內必先攘外，小國更要圖強，理想必須堅持，這三條加起來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攻為守」。這個「守」，既是守住蜀漢政權，也是守住荊州集團，還是守住道德底線。這樣複雜的問題，怎麼能對魏延說？又怎麼說得清？用王夫之的話說，就是「公蓋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與魏延輩語也」。諸葛亮很清楚，魏延滅曹的志有多大，立功的心有多切（這可以從他後來所說「吾自當率諸軍擊賊」得到證明）。把話說明白，他還不得跳起來！

　　何況，諸葛亮也需要有魏延這樣堅定不移的「抗曹分子」。有這樣的人衝在前面，對於現實「以攻為守」的計劃是有好處的。因此，不必也不能對魏延說穿。

　　魏延既然是堅定不移的「抗曹分子」，和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一致的，諸葛亮為什麼還要交待「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呢？這就只能猜測了。我的猜測，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擋不住，二是保蜀漢。我們知道，魏延不但是堅定不移的「抗曹分子」，而且是一個自視甚高、自命不凡的人，當時大約只有諸葛亮鎮得住他。不過他對諸葛亮，也是口服心不服，背後仍不免嘀嘀咕咕。所以，諸葛亮料定他不會服從命令，而且估計他會繼續北伐（可惜魏延並未這樣做）。既然擋不住，不如由他去。所以，諸葛亮並沒有說「如果魏延不服從命令，就殺了他」，而是說「如果魏延不服從命令，就不管他」。因為這個時候，要緊的是撤回大軍，以便保住蜀漢。這可比消滅曹魏更重要。因為只有先保住蜀漢，才談得上消滅曹魏。

　　可惜這事不由人。諸葛亮去世三十年後，蜀漢還是亡了。那麼，蜀漢為什麼會亡呢？

　　請看下回：無力回天。

第四十二回　無力回天

公元二六三年劉禪君臣的不戰而降，是蜀漢史上最後一個不解之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職無權的光祿大夫譙周。譙周為什麼要極力主張投降曹魏？劉禪又為什麼要聽他的？蜀漢朝野，為什麼只有少數人主張抵抗，多數人並無鬥志？在蜀漢迅速滅亡的背後，又有著什麼樣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這一回我們講蜀漢之亡。

　　蜀漢，是三國當中最先滅亡的，這讓許多歷史學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認為，和曹魏、孫吳相比，蜀漢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麼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險之固」（《三國志．鄧芝傳》載鄧芝語），打不了別人，難道還守不住？第三，從曹魏出兵，到劉禪投降，其間只有兩個月，蜀漢之亡為什麼如此之快？這實在讓人大惑不解。

　　不過困惑歸困惑，思考歸思考。得出的結論，一般也有四條，即劉禪昏庸、黃皓弄權、陳祗（祗音「支」）亂政、譙周誤國。這也是有根據的。我們知道，魏軍從洛陽出發，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此年上半年為蜀漢景耀六年，下半年為蜀漢炎興元年）的八月；決定伐蜀，則是在五月。據《三國志．姜維傳》，當時姜維已經得到消息，便上表劉禪，提出佈防措施（六年，維表後主），請劉禪速派張翼和廖化分別把守陽安關口和陰平橋頭「以防未然」。誰知這時劉禪只聽黃皓的，而黃皓又只聽巫師的。巫師說敵人不會打過來，黃皓便信以為真，讓劉禪扣下了這份公文（啟後主寢其事），結果滿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禍即將臨頭（群臣不知）。這豈不是劉禪昏庸、黃皓弄權？

　　那麼，黃皓是什麼人？是劉禪寵信的宦臣。眾所周知，東漢滅亡，宦臣干政是原因之一。這條教訓，可謂殷鑑不遠。所以，諸葛亮在世時，就特地安排董和的兒子董允擔任「大內總官」（任以宮省之事）。據《三國志．董允傳》，諸葛亮任命董允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帥宿衛親兵，而且在《出師表》中特別交待劉禪，要他「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董允也不負厚望，把劉禪和黃皓看得死死的（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結果，董允在任時，劉禪和黃皓都不敢胡作非為。

　　但是，董允於延熙九年（公元二四六年）去世後，情況就變了。接替董允擔任侍中的陳祗與黃皓「互相表裡」，狼狽為奸。陳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黃皓則由「始預政事」而「操弄威柄」。兩個人都排擠姜維，黃皓還暗中策劃要廢掉姜維，嚇得姜維不敢回成都，躲在沓中（一說在今甘肅省，一說在今青海省）種麥子。一個國家，弄成這個樣子，豈非亡國之相？所以蜀漢的滅亡，除了劉禪昏庸和黃皓弄權外，還要加上一條：陳祗亂政。

　　這當然都有道理，但也不完全。第一，據《華陽國志》、《三國志．諸葛亮傳》，以及《亮傳》裴松之註引孫盛《異同雜記》，當時主張召回姜維，奪其兵權的，並非只有黃皓，還有諸葛瞻和董厥。諸葛瞻是諸葛亮的兒子，在這次戰爭中壯烈犧牲；董厥被諸葛亮稱作「良士」，顯然也不是什麼「小人」。但他們都主張撤銷姜維的大將軍職務，也都遷就（將護）黃皓（董厥還隨劉禪投降曹魏）。所以這事不可以道德論，也不能把賬都算在黃皓頭上。第二，黃皓雖然誤了事，卻也沒有干預姜維在前方的軍事行動，仗還是姜維打的。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時，就認為姜維對蜀漢之亡有責任。這當然也可以討論，但至少說明問題比較複雜。第三，黃皓只是誤事，並沒有誤國，因為他並沒有主張投降。主張投降的是譙周。所以，許多人認為，蜀漢之亡還有一個原因，即譙周誤國。

　　那麼，譙周果真誤國嗎？

　　不妨還是先把當時的情況說一遍。前面說過，魏軍發兵洛陽，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的八月。到十月份，鄧艾軍就從陰平（今甘肅省文縣）出發，經江由（即江油，今四川省平武）、綿竹（今四川省德陽市），一路殺到了雒縣（今四川省廣漢市）。這就到達成都的大門口了。據《三國志．譙周傳》，當時蜀漢君臣被黃皓忽悠，以為魏軍不會馬上就來（敵不便至），根本就沒做任何準備（不作城守調度）。沒想到鄧艾的部隊竟然「長驅而前」，因此立馬慌了手腳，以至於城中居民驚慌失措，紛紛跑進荒郊野外，擋都擋不住（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劉禪召集群臣會議，也是「計無所出」。一派主張「奔吳」，因為東吳是盟友（蜀之與吳，本為和過），或許可以收留自己；一派主張「奔南」，因為「南中七郡，阻險鬥絕，易以自守」，或許可以躲避一時。究竟應該「奔吳」，還是應該「奔南」，朝堂之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這時，譙周說話了。

　　譙周的意見，是既不同意「奔吳」，也不主張「奔南」。為什麼不能「奔吳」呢？譙周說，自古以來，從來就沒有到了別的國家，到了另一個皇帝那裡，寄人籬下，還可以再當天子的（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所以，我們皇上到了東吳，也只能稱臣（今若入吳，固當臣服）。既然同樣是稱臣，為什麼不挑一個大國，要挑小國的呢？（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說了，政治鬥爭的規律，從來就是大國吞併小國（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可見，魏國能夠吞併吳國，吳國不能吞併魏國，這是沒有疑問的（魏能併吳，吳不能併魏，明矣）。到那時，我們難道再投降一次不成？如果說投降是屈辱，那麼，受兩次屈辱，與只受一次，哪個更羞辱一些（再辱之，何與一辱）？此為不能「奔吳」之理。

　　至於「奔南」，譙周說，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早做準備（當早為計，然後可果）。現在，敵軍很快就會兵臨城下（大敵以近），我們也很快就會大禍臨頭（禍敗將及）。那些小兵小卒、小民小吏的心思，沒有一個是靠得住的（群小之心，無一可保）。只怕我們一出門，他們就動手了（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哪裡還到得了南方（何至南之有乎）？

　　對於譙周的這一番理論，劉禪君臣並無一人反對。只有個別人反問說，現在已經快打到成都了，恐怕他不會接受投降，那又怎麼辦（恐不受降，如之何）？譙周說，現在東吳尚未臣服，鄧艾肯定受降，他也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後，還不得不給我們禮遇。如果魏國居然不封土地、爵位給陛下，我譙周願意親自前往京師依照古義據理力爭（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結果，蜀漢君臣誰都沒有話說（眾人無以易周之理）。劉禪倒是仍很猶豫，他還是想逃到南方去。於是，譙周又上疏劉禪，講了一通南方絕不可去的道理，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數民族原本不服（以為愁怨），見我「窮追」，必反無疑。劉禪也就打消了念頭。

　　既不能「奔吳」，也不能「奔南」，那就只有投降。顯然，劉禪投降與譙周關係很大。甚至可以說，劉禪就是譙周勸降的。比如陳壽就說，劉禪一家平安無事（劉氏無虞），蜀漢百姓免遭戰（一邦蒙賴），都是得益於譙周的謀劃（周之謀也）。

　　這當然是正面的說法。作為西晉的臣子和譙周的學生，他大約也只能這麼說。但在持不同立場的人看來，這也等於認定譙周是「頭號賣國賊」。因此，痛罵譙周「誤國」，痛罵譙周「無恥」，痛罵譙周是「卑鄙小人」的聲音，在歷史上就不絕於耳。譙周，似乎被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其實這也是可以商量的。第一，當時朝堂之上討論蜀漢政權何去何從，劉禪君臣均無戰意。他們與譙周的不同，只不過他們主張跑，譙周主張降。甚至，他們也不反降，只不過擔心降不了（恐不受降，如之何）。等到譙周拍著胸脯做出保證，也就都不說話了。由此可見，沒有譙周，他們只怕也會降。第二，譙周的話，雖然是「投降理論」，卻不等於「賣國理論」。就算是「賣國理論」，也不等於「一派胡言」。實際上，譙周的很多話是有道理的，比如「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比如南方乃「患國之人」，「必復反叛」。這些都是事實。第三，就算譙周「賣國」，也未必是「小人」。因為當時在「三國」之上，還有「天下」。天下終究是要重歸一統的。在天下一統的過程中，投降者又豈在少數？包括被諸葛亮譽為「良士」的董厥都是。如果都要算作「賣國賊」，豈非打擊面太寬？

　　實際上譙周也不是什麼「小人」。從《三國志．譙周傳》我們得知，他是一個孤兒，跟著母親和兄長生活，長大以後迷戀古籍潛心學問（耽古篤學），終於成為非常博學的人，《三國志．杜瓊傳》稱他為「通儒」。當然，學問好，不等於人品好。學問挺大而人品極差的人，我們見得還少嗎？但譙周似乎不是。他不但沒有什麼「不良記錄」，反倒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比方說，他家裡比較貧窮，卻絲毫不影響他對學術的熱愛，本傳的說法是「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如此安貧樂道，像是小人嗎？又比方說，他這個人，大約是有些其貌不揚又不修邊幅，而且說話直來直去的（體貌素樸，性推誠不飾）。所以，他第一次見諸葛亮時，所有的人都笑。本傳裴松之註引《蜀記》說，當時執法官要求處分那些笑譙周的人。諸葛亮說，算了算了，我都忍不住，何況別人（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但是，諸葛亮病逝，第一個跑到前線奔喪的就是譙周。這像是小人嗎？再比方說，諸葛亮去世後，劉禪常常出去遊山玩水，還要增加宮廷樂隊。當時官居太子家令的譙周便上疏力諫，希望劉禪「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這又像是小人嗎？

　　譙周既然不是「小人」，為什麼又要「賣國」呢？也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他認為這個「國」該「賣」。或者說，他認為蜀漢早就該亡，甚至希望蜀漢滅亡。為什麼蜀漢該亡？因為天下必須統一，也必定統一。而且，在譙周看來，能夠統一天下的，就是曹魏。曹魏而非蜀漢，才是代漢而立的「天命所歸」。

　　這樣說，有證據嗎？有。據《三國志》的《杜瓊傳》。杜瓊也是大學問家，而且是譙周的前輩，譙周經常向他討教。有一次，譙周向杜瓊請教了「代漢者，當途高」的問題。所謂「代漢者，當途高」，是東漢末年的政治民謠。意思是說，必將取代大漢的，一定是正當大路又高大魁偉的。這話早就在流傳了，而且被袁術利用過，因為袁術字「公路」。公路，在袁術看來就是「當途高」了。但是袁術並沒有得逞。這樣一來，什麼是「當途高」，就必須重新解釋；而益州學術界的解釋，則認為「當途高」就是魏。

　　最早提出這種新解釋的，是益州的大學問家周舒。他的這種說法在蜀地流傳甚廣，《三國志．周群傳》就說「鄉黨學者私傳其語」。但周舒只說「當途高者魏也」，沒有解釋它為什麼就是魏。於是譙周就去問杜瓊。杜瓊說，這道理還不簡單？魏，就是闕的名字呀（魏，闕名也）！這裡我們要解釋一下，就是古代天子、諸侯的宮門外、路兩邊，有一對高大的建築物，叫做「闕」或者「觀」（音「貫」）。因為它們高大魁偉、巍然而立，所以又叫「魏」或者「魏闕」。魏闕下面兩邊，是懸掛政令的地方，所以又叫「象魏」。也因此，魏闕或者象闕，就成了朝廷的代名詞。比如《莊子》的《讓王》篇，就說那些身在民間卻不忘朝廷的人，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或者象魏，既正當大路又高大魁偉，豈非不折不扣地「當途高」？杜瓊對譙周解釋就正是這樣（魏，闕名也，當途而高）。他還說，前賢們這樣講，乃是一種隱喻呀（聖人取類而言耳）！

　　杜瓊這麼說，譙周似乎還很猶豫。杜瓊又問，難道還有什麼奇怪的嗎？譙周說，學生還是不太明白。杜瓊說，這有什麼不明白的！你想想，古時候的官府、官員，有叫「曹」的嗎？漢以後呢？都叫「曹」了。這裡也要解釋一下，就是漢代的制度，是皇帝所在曰宮，所屬曰尚（比如尚書）；宰相所在曰府，所屬曰曹（比如東曹、西曹）。這叫皇宮相府、宮尚府曹。府，其實就是政府。政府的辦事機構叫「曹」，曹的長官叫「曹掾」，吏員叫「屬曹」，勤務兵叫「侍曹」。用杜瓊的話說，就是「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這個「曹」，當然不是曹操的「曹」。但為什麼這麼巧呢？杜瓊認為，這就是天意了（此殆天意也）！也就是說，在杜瓊看來，屬曹、侍曹，就是屬於曹氏、侍奉曹氏。又是「屬曹」、「侍曹」，又是「當途而高」，這下子譙周明白了：上天是要由曹魏來統一天下呀！

　　於是譙周也開始散佈諸如此類的言論，還拿劉備父子的名字做文章。他說，咱們的先帝叫什麼名字？備。備是什麼意思？具備。說得白一點，就是「足夠了」。當今聖上叫什麼名字？禪。禪是什麼意思？禪讓。說得白一點，就是「讓出去」嘛！

　　這還不算，景耀五年（公元二六二年），也就是蜀國滅亡的前一年，劉禪宮中的大樹無故而折，譙周又在柱子上寫了一條「反動標語」，說是「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這話陳壽做了解釋。他說，眾，就是曹，因為「曹」有群的意思，眾的意思（《廣韻．豪韻》曰：「曹，眾也，群也」）。大，就是魏，因為「魏」通「巍」，有高大的意思。具，就是具備，也就是劉備。授，就是禪讓，也就是劉禪。因此，所謂「眾而大，期之會」，就是說，曹魏啊曹魏，你又眾多，又高大，天下人都盼望著彙集到你那裡。所謂「具而授，若何復」，則是說，蜀漢啊蜀漢，你們一個已經足夠，一個準備禪讓，還有什麼「後來人」嗎？

　　這就是譙周的思想和言論，也是他後來要「出賣」蜀國、主張投降的原因。顯然，譙周的「賣國」，不是道德品質問題，而是政治立場問題。說白了，他就是要擁護曹魏，反對蜀漢。毫無疑問，周舒也好，杜瓊也好，譙周也好，他們的言論都是牽強附會、強詞奪理、裝神弄鬼。但是第一，當時興這一套；第二，人們也吃這一套。《三國志．杜瓊傳》說，蜀漢滅亡後，大家都說譙周算得真準（咸以周言為驗）。其實哪裡是算得準，是那些人都盼望著曹魏勝利，蜀漢滅亡。

　　那麼，蜀漢又是怎麼得罪了他們呢？

　　也有四點。

　　第一是「分利不均」。實際上，只要看看反對蜀漢的都是些什麼人，就不難明白這一點。周舒，巴西閬中人；杜瓊，蜀郡成都人；譙周，巴西西充人。這是散佈「反動言論」的。此外，還有圖謀不軌被諸葛亮所殺的彭羕，廣漢人；斷言東漢將亡、劉備將失荊州，後來被劉備所殺的張裕，蜀郡人；劉備時期裝聾作啞「閉門不出」，好不容易被諸葛亮請出山來又「乞老病求歸」的杜微，梓潼涪縣人。很清楚，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再看劉備、諸葛亮信任重用的人，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不算，其他的如龐統，荊州襄陽人；法正，扶風郿縣人；許靖，汝南平輿人；糜竺，東海朐（音「渠」）縣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荊州義陽人；楊儀，荊州襄陽人；馬謖，襄陽宜城人；蔣琬，零陵湘鄉人；費禕，江夏鄳（音「盟」）縣人；姜維，天水冀縣人。這些人有的屬於荊州集團，有的屬於東州集團，但都不是益州人。當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費詩，犍為南安人；黃權，巴西閬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過他們的受信任都要大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後不受信任（如黃權），或者中間出問題（如費詩）。

　　平心而論，這個問題，諸葛亮不是沒有意識到，也不是沒有做工作。比如楊洪，犍為武陽人，就是諸葛亮一手提拔的。據《三國志．楊洪傳》，當時，李嚴在犍為當太守，楊洪在他手下做功曹（辦事員）。因為反對郡政府搬家，楊洪與李嚴分手，到了成都，被諸葛亮發現是人才。結果，李嚴還在犍為，楊洪就當了蜀郡太守（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楊洪提拔的門下書佐（抄寫文書的辦事員）何祗，幾年後也當了廣漢太守，而這時楊洪也還仍然是蜀郡太守（時洪亦在蜀郡）。所以，當時益州人士都佩服諸葛亮人盡其才（是以西士咸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此外，被諸葛亮信任重用，同時也敬重佩服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還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張裔等等。

　　不過，這些努力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既不能改變既定的組織路線（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又無法消除益州集團的顧慮。他們的賬算得很清楚：蛋糕就這麼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況「分利不均」？劉璋的時代，他們是「二等公民」。劉備一來，他們變成「三等」了，怎麼會願意？還不如讓曹魏來統治。

　　那麼，曹魏來了，益州集團就不會變成「四等臣民」嗎？不會。因為曹魏要奪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佔山為王。何況曹丕接班以後，實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擔任本郡「中正官」，負責推舉本籍士人。這對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馬昭滅蜀後，就將原屬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的官員都調回中原，實施「蜀人治蜀」。這就更讓益州集團覺得，他們反蜀是反對了。

　　第二是「治蜀過嚴」。眾所周知，諸葛亮執政，實行的是依法治國，而且令行禁止執法如山。這原本是對的，但也難免引起一些人的不滿。《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蜀記》中甚至有這樣的話：「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這個說法很多人不贊成，因為第一，這條史料被裴松之認為不實，裴松之的說法是「未聞善政以刻祿為稱」。第二，陳壽對此另有說法，他在《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評語中說的是「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一個是「咸懷怨歎」，一個是「而無怨者」，這就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寧信正史，不信野史，即「蜀人無怨」。

　　我的看法，是兩說並不矛盾。因為諸葛亮治蜀雖然偏「嚴」，但基本上「嚴」得公平（當然也有不夠公平的時候，比如冤殺益州豪族常房，就被裴松之認為是「妄殺不辜」）。公平，是諸葛亮大得人心之處。實際上，陳壽對此是有解釋的。陳壽說，為什麼諸葛亮「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呢？就因為他「用心平而勸誡明」。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開。既公開又公正，也就公平。不過，公平不等於不嚴峻（事實上陳壽也承認「峻」）。所以，民眾雖然不會抱怨不公平（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卻仍然會抱怨太嚴峻（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也所以，《三國志》的說法和《蜀記》的說法都對。

　　第三是「戰事太多」。諸葛亮「數出祁山」，姜維「九伐中原」，這些都是益州集團反對的事，譙周還專門發表了他的《仇國論》。在這篇文章中，譙周明確指出，現在並非秦朝末年（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倒像是戰國初期（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所以，咱們當不了漢高祖，頂多能爭取當個周文王（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如果不審時度勢，一味窮兵黷武（如遂極武黷征），勢必土崩瓦解（土崩勢成），可就神仙也救不得了（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譙周此論，無疑是一篇「反戰宣言」，代表了益州集團對諸葛亮、姜維等人不自量力連年發動戰爭的強烈不滿，也是益州集團對蜀漢當局的一次公開叫板。奇怪的是，譙周並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後來還官升一級，成為光祿大夫，地位僅次於九卿。這至少說明，譙周的論調很有一些市場。甚至就連朝廷當中許多人，也私下裡以為然。

　　第四是「人民甚苦」。正如《三國志．譙周傳》所言，「軍旅數出」的結果必然是「百姓凋瘁」，因為打仗是一件需要很多錢的事。這些錢不從天降，不由地出，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榨取。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註引《蜀記》，劉禪投降時，蜀國人民有二十八萬戶，人口有九十四萬人，軍隊有十萬二千，官吏有四萬。也就是說，平均每九個人就要養活一個士兵，每七戶就要供奉一個官吏。蜀國人民，實在是負擔不起了！

　　當然，由於諸葛亮以身作則，蜀漢官員總體上比較廉潔。要不然，這個政權早就垮臺了。但我們要記住，老百姓更關心的，還是自己能夠吃飽肚子。看來，蜀漢當局並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據《三國志．薛綜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當時出使蜀國的薛珝（音「許」）回國以後就對孫權說，我看蜀國是差不多了。為什麼呢？走進他們的朝堂聽不到正義的聲音（入其朝不聞正言），走進他們的田野看不見健康的臉色（經其野民皆菜色）。是啊，這樣的國家，豈有不亡之理？就算諸葛亮再生，怕也無力回天吧！

　　所以，鄧艾和鍾會剛剛出兵，有一個名叫張悌的人就斷定蜀漢的必將滅亡。理由之一，就是當局窮兵黷武（玩戎黷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話，記載在《三國志．孫皓傳》裴松之註引《襄陽記》裡，也記載在《資治通鑑》裡。張悌和薛珝都是吳人，他們預言蜀漢必亡，果然亡了。那麼，他們自己的東吳又如何呢？

　　請看下回：風雲際會。

第四十三回　風雲際會

和劉備開創的蜀漢一樣，孫堅、孫策父子建立的其實也是一個外來政權，在江東立足未穩。孫權接班的時候，只有十八歲，而且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然而孫權卻不但站穩了腳跟，還將父兄未竟的「霸業」發展為「帝業」，與曹魏、蜀漢鼎足而立。那麼，孫權究竟是如何渡過難關，他的成功之路又是怎麼樣的呢？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東吳。

　　東吳之主是孫權，孫權的道路不平坦。

　　眾所周知，孫權接過父兄的基業和權力，是在建安五年（公元二○○年）。具體時間據《資治通鑑考異》，大約在四月四日。這時孫權還只有十八歲，按照「二十而冠」的說法，要算「未成年人」。當然，孫權這個「未成年人」有些特別，因為他從小就跟著長兄孫策南征北戰，十五歲就當了陽羨（今江蘇省宜興）的縣長。漢代官制，人口萬戶以上的縣的長官叫縣令，不足萬戶的縣的長官叫縣長。陽羨雖然是小縣，縣長卻畢竟是長官。不過，孫權十五歲就能夠當縣長，無疑是因為有孫策這個大後台。現在孫策猝亡，天崩地裂。十八歲的孫權要接過這樣一副重擔，實在很不容易。有人說，孫策接班時也只有十七八歲（孫堅死年有爭議，請參看《資治通鑑考異》）。孫策能夠接班，孫權怎麼不能？道理很簡單。孫堅去世後，軍隊歸了袁術，孫策一無所有。孫權接受的，卻是一個初具規模的地方割據政權。孫策白手起家，心理負擔小。孫權繼往開來，心理負擔大。別的不說，單是能不能鎮住孫策的那些舊臣老將，就是一個問題。

　　孫權接班時的情況也不好。《三國志．孫策傳》的篇末，有孫盛的一段話，對孫權接手的政權有準確的描述，叫做「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這是有證據的。《三國志．吳主傳》說得很清楚，當時的情況，是孫氏集團只控制了江東的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五郡。即便在這些地區，那些深山老林窮鄉僻壤的「山寇」並未臣服（深險之地猶未盡從），那些世家大族遍佈各地（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而那些北方來的避難士人則只關心自己的安危去向（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都不認為孫氏兄弟是自己的君主（未有君臣之固）。《三國志．張昭傳》裴松之註引《吳書》也說，孫策一去世（一旦傾隕），江東地區就很有一些分崩離析的傾向（士民狼狽，頗有同異）。事實上，據《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當時的廬江太守李術還反了。孫策去世以後，他不但不肯臣服於孫權（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還招降納叛，專門收留那些背叛孫權的人（多納其亡叛）。這難道不是「邦無磐石之固」嗎？所以，十八歲的孫權其實是坐在火藥桶上。

　　那麼，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孫策一死，江東地區就「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呢？《吳書》的說法，是孫策建立政權時間並不長（蒞事日淺），帶來的恩惠還不周遍深厚（恩澤未洽）。這話並不可靠。《吳書》的作者韋曜是吳國的太史令，說話當然要為孫策遮掩。實際上「邦無磐石之固」的根本原因，在於「業非積德之基」。為什麼呢？因為孫策建立的，和劉備開創的蜀漢一樣，也是一個外來政權，而且是靠武力強行建立的。有人說，孫氏本為吳人，吳人在吳建立的，當然是「本土政權」。此話似是而非，其實不然。第一，孫家雖然是吳人，卻不是士族，而是寒族，按照陳壽的說法是「孤微發跡」。第二，孫堅發跡的地方並不在江東（今之「江南」），其主力部隊也不是江東「子弟兵」，而是他招募的「淮、泗精兵」。第三，孫堅是袁術的部下，而袁術則既有「逆臣」惡名，勢力又在「江西」（今之「江北」）。袁術既然是江西的，袁術的部下孫堅當然也是江西的。江東士族既然不承認袁術這個「江西揚州」和「竊國大盜」，當然也不承認孫堅是「自己人」。因此，當孫策帶著孫堅舊部餘兵過江時，江東人不承認他是「回家」，反倒認為是「入侵」。正如田餘慶先生《孫吳建國的道路》一文所言，孫策在江東遇到的，幾乎到處都是敵意。

　　不受歡迎的結果，是孫策大開殺戒。《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註引《傅子》說孫策「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孫韶傳》裴松之註引《會稽典錄》說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吳會就是吳郡、會稽郡），《郭嘉傳》說孫策「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可見殺的都是些什麼人。這事在江東引起了震動，在周邊地區引起了憤怒，後來還成為曹操討伐孫權的藉口。殺人是要償命的，壓迫是會引起反抗的。孫策在世時，人們懾於淫威，敢怒不敢言。孫策一死，還不翻了天？顯然，孫權遇到的問題，哪裡是孫策「恩澤未洽」？分明是「積怨甚多」，甚至「民怨沸騰」。

　　這一點，孫策心裡其實有數。因此，他沒有選擇性格作風和自己相似的孫翊，而是選擇了能夠「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的孫權。他很清楚，靠武力和殺戮建立的政權，實在是「業非積德之基」。有著如此之多的反對派，也實在是「邦無磐石之固」。所以，儘管選擇了孫權，孫策臨終前還是放心不下，這才託孤於張昭。據《三國志．張昭傳》裴松之註引《吳歷》，當時孫策還對張昭說，如果我那個弟弟無法承擔責任（若仲謀不任事者），先生就接過領導權（君便自取之）。這樣，即便我們在江東不能成功（正復不克捷），還可以設法回江西去（緩步西歸），也沒什麼可擔心的（亦無所慮）。可見，孫策對孫氏政權能不能在江東站穩腳跟，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更何況孫氏政權不但有內憂，而且有外患。孫策去世時，曹操和袁紹正相持於官渡。無論誰勝誰負，勝者將來都會對江東下手。這是北方。西邊則有劉表，此時已是「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在曹操與袁紹之間敷衍周旋，坐山觀虎鬥。劉表手下的大將黃祖，是孫策兄弟的殺父仇人，此刻正在江夏，也是個虎視眈眈的。幸虧劉表不是梟雄，胸無大志，要不然，孫策一死，黃祖沒準就殺過來了。

　　如此看來，接班時的孫權，可謂「年幼、勢孤、內憂、外患」。他遠有強敵（曹操），近有世仇（劉表），內存憂患（江東士族不服）。身無寸功（江山不是自己打的），接過來的是燙手的山芋。這就有點像諸葛亮接手蜀漢政權，前景並不樂觀。我在講到蜀漢時說過十六個字：劉備建國，基礎不牢；夷陵戰敗，地動山搖。這話也適用於孫權：孫氏入吳，基礎不牢；老大一死，地動山搖。所以，無論《三國志》之《吳國傳》還是《張昭傳》，都說孫權當時哭個沒完。顯然，這號啕大哭，既是悲痛，也是憂慮，還是恐懼。畢竟，諸葛亮接手蜀漢政權時，已是成熟的政治家，孫權此刻卻還是未成年人，他能不哭嗎？

　　然而他們卻都成功了。諸葛亮成功，是因為他聯吳抗魏，以攻為守，依法治國，安內攘外，正確處理了國內外一系列矛盾。那麼，孫權又為什麼會成功呢？

　　通常的說法，是曹操得天時，孫權得地利，劉備得人和。這是小說家言，十分可疑。曹操得天時嗎？早就有人懷疑。劉備得人和嗎？我看同樣未必。什麼是「天時」？就是社會發展的趨勢。當時的發展趨勢是什麼？是士族地主階級必將成為政治舞台的主角。那麼，曹操代表這個趨勢嗎？不代表。代表這個趨勢的是司馬懿。曹操代表這個階級嗎？也不代表。代表這個階級的是袁紹。既然如此，怎麼能說曹操「得天時」？

　　劉備也未必「得人和」。前期是得的，劉、關、張親如弟兄，諸葛亮、龐統、法正也都是真心輔佐。但到後期，就不好說了。「窩裡鬥」頻頻發生，李嚴被廢，彭羕被殺，就連養子劉封都被賜死，魏延和楊儀更是往死裡打。實際上蜀漢之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內訌。東州集團與之貌合神離，益州集團與之離心離德，益州人士甚至盼望曹魏早點來「解放」他們，巴不得蜀漢盡快滅亡，怎麼好說是「得人和」？

　　孫權的成功就更未必是因為「得地利」。他早期最大的憂患不在北邊（曹操、袁紹），也不在西邊（劉表、劉璋），而在江東。這時，有什麼「地利」可言？實際上，孫權能夠站住腳，繼而能夠求生存、圖發展，首先在於「得人和」。《三國志．吳主傳》說得很清楚，孫權剛一接班，就有一文一武兩個曠世英傑，認定孫權「可與共成大業」，心甘情願地擁戴和輔佐他（委心而服事焉），並幫他建立起自己的權威，這難道不是「人和」？

　　我們知道，這兩個人，就是張昭和周瑜。

　　那是一個十分感人的場面。據《吳主傳》和《張昭傳》，就在孫權「哭未及息」的時候，張昭出現在他的面前，對他說，孝廉啊，現在難道是哭的時候嗎？如今豺狼當道奸賊橫行，小將軍要是只顧哭哥哥，那就是開門揖盜了。這可不是什麼「仁愛」（未可以為仁也）！一個接班人，最重要的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完成大業，怎麼能像那些匹夫匹婦那樣，婆婆媽媽地哭個沒完呢（肆匹夫之情哉）？於是張昭讓孫權脫下喪服，換上戎裝（改易權服），親自扶他上馬（身自扶權上馬），擺開儀仗（陳兵而出）巡視三軍（使出巡軍）。不難想像，孫權一定也是馬上就反應過來，以英武威嚴的面貌出現在眾人面前，表現出一副人君氣象。於是大家知道已有新主（眾心知有所歸），張昭則「率群僚立而輔之」。

　　與此同時，周瑜也從巴丘（今江西省峽江縣，不是後來曹軍染疾、周瑜病故、位於今湖南省岳陽市的巴丘）趕回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並留在了孫權的身邊，以中護軍（近衛軍司令）的身分與長史（秘書長）張昭「共掌眾事」。據《周瑜傳》，當時孫權的身分還只是將軍，因此部下和賓客對孫權的禮節也很簡慢隨意。然而周瑜卻按照君臣關係來行禮（獨先盡數，便執臣節），帶頭為孫權建立君王的權威。一個「率群僚立而輔之」，一個「獨先盡敬，便執臣節」，孫權站在這兩個人的肩膀上，一下子就高大起來。

　　張昭和周瑜的支持極為重要，因為他們兩個都不是「江東人」，又代表著兩股政治勢力。我們知道，與劉備入蜀後建立的蜀漢政權一樣，孫權建立的東吳政權，也是由三個派系組成的。不過，在孫權接班時，這三個派系還只是三股政治勢力。我們必須把這三股政治勢力的來龍去脈講一下，否則東吳的很多事情就說不清楚。當然，這裡也只能簡單說說。欲知其詳，請讀田餘慶先生《孫吳建國的道路》一文。

　　第一股政治勢力是「淮泗軍事集團」，簡稱「淮泗將領」，包括孫堅舊部和孫策舊部，說白了就是早年跟著孫堅、孫策父子南征北戰打天下的那些人。其中，屬於孫堅舊部的有：程普，右北平郡土垠縣人；黃蓋，零陵郡泉陵縣人；韓當，遼西郡令支縣人。屬於孫策舊部的有：蔣欽；九江郡壽春縣人；周泰，九江郡下蔡縣人；陳武，廬江郡松滋縣人。這個派系的代表人物是周瑜。周瑜是廬江郡舒縣人，從小就與孫策「獨相友善」，而且是和孫策一起從「江西」殺過江來的，是孫策的「哥們」加「連襟」，自然成為這一派系的領袖。

　　第二股政治勢力是「賓旅寄寓之士」，簡稱「流亡北士」。他們原本是北方的士人，因為躲避戰亂來到江東，起先依附於江東的州牧、太守，後來依附於淮泗將領或江東大族，所以叫「賓旅寄寓之士」。比如張昭，彭城國人；諸葛瑾，琅琊郡陽都縣人；步騭（音「質」），臨淮郡淮陰縣人；張紘，廣陵郡人；嚴畯，彭城國人；是儀，北海國營陵縣人。他們都是「避難江東」的，所以稱之為「流亡北士」。這股政治勢力雖然是一個鬆散的派系，甚至不成派系，但因為他們是北方來的士人，影響力並不可低估。

　　第三股政治勢力是「江東世家大族」，簡稱「江東士族」，其中最重要的是虞、魏、顧、陸「四大家族」。虞氏和魏氏在會稽郡，排名虞在前魏在後，代表人物是虞翻和魏騰。顧氏和陸氏在吳郡，排名顧在前陸在後，代表人物是顧雍和陸遜。這「四大家族」的門風不一樣，四個代表人物的命運也不一樣。陸遜和顧雍「出將入相」，成為東吳政權文武之首；虞翻兩次被貶，最後死在流放的地方；魏騰則兩次差一點被殺掉；其中一次是孫策要殺他，被吳夫人救活，我們在《江東基業》一回中講過。

　　這就是孫策渡江以後江東地區的「政治地圖」。如果用紅、黃、藍「三原色」來標識的話，那麼，「淮泗將領」是紅色，「流亡北士」是黃色，「江東士族」是藍色。紅的是槍桿子，黃的是筆桿子，藍的是錢袋子。對於孫策建立的政權，他們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淮泗將領」（槍桿子）支持，「流亡北士」（筆桿子）觀望，「江東士族」（錢袋子）對抗。原因前面講過，孫策江東寒族，江西發跡，逆臣餘孽，入侵故鄉，還開殺戒盡誅英豪。所有這些，都讓江東士族反感、警惕、疑懼、排斥。

　　但是，孫權接班後，要想成就大業，就必須植根江東，也必須爭取江東士族的支持。現在既然一時半兒做不到，那就要尋找別的支持。這樣一來，周瑜和張昭的表態就極其關鍵了。前面說過，周瑜是「淮泗將領」的領袖。周瑜支持孫權，槍桿子就到了孫權手裡，事情也就搞掂了一半。張昭的支持也很重要。因為張昭本人就是「賓旅寄寓之士」，屬於第二股政治勢力。雖然不是「領袖」，影響力和號召力還是有的，也可以起到「模範帶頭作用」。事實上，張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後，一些孫策時代持觀望游移態度的「流亡北士」便開始進入孫權的幕府。這樣，筆桿子也到了孫權手裡。他們有的是孫權招聘（是儀），有的是自己上門（呂岱），有的是別人推薦（諸葛瑾），其中嚴畯還是張昭推薦的。

　　周瑜則向孫權推薦了魯肅，而且一手促成了孫權與魯肅的君臣際會。據《三國志．魯肅傳》，周瑜為此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向魯肅極力推薦孫權，說孫權敬重賢人（親賢貴士），延攬奇才（納奇錄異），將來一定會成就大事（終構帝基）；另一方面又向孫權極力推薦魯肅，說魯肅「才宜佐時」，應該多多訪求這樣的人才（當廣求其比），以便完成大業（以成功業），絕不能讓他們流失到別處（不可令去也）。結果是孫權和魯肅一見如故，一拍即合，如魚得水，最後結成牢不可破的君臣關係。

　　這件事意義巨大。首先，魯肅是當時難得的「超級人才」。他老成謀國，善於治軍，精通外交，極具政治遠見和戰略眼光，可以說是集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於一身。他對孫吳集團也貢獻非凡。「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的戰略目標是他提出的，與曹、劉（當時指劉表，後來調整為劉備）「三分天下」的戰略規劃是他提出的，赤壁之戰前後的「孫劉聯盟」（包括抗曹操和借荊州）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借荊州」這事雖然後來評價不一（比如孫權後來就認為「是其一短」），但他在「討還」荊州時，單刀赴會，理屈關羽，仍不失為大將風度，英雄本色。所以後來孫權和陸遜談話，就說魯肅的水平遠在張儀、蘇秦之上（出張、蘇遠矣）；他的歷史地位，相當於位列東漢開國元勳之首的鄧禹（見《三國志．呂蒙傳》）。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魯肅的身分和他投奔孫權的時機，以及他加盟的途徑和加盟後的任職。

　　先說身分。《三國志．魯肅傳》說，魯肅是臨淮郡東城縣人。因為不願意接受袁術的任命當東城縣長，便扶老攜幼拖家帶口，並帶領俠義青年一百多人（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下到居巢（一說在今安徽省巢湖市東北，一說在今安徽省桐城市東南）依附周瑜（南到居巢就瑜）。東城在今安徽省定遠縣東南，所以魯肅是「江西人」，不是「江東人」。這一點，和淮泗將領一樣，與周瑜他們有共同語言。他南下依附周瑜，所以是「賓旅寄寓之士」。這一點，和流亡北士一樣，與張昭他們有共同語言。他拒絕接受袁術的任命，其政治立場又和江東士族相一致，與他們也可能有共同語言。這樣三重身分的人，在孫氏集團中是前所未有的。孫權要把他「政治地圖」上的「三原色」調和起來，很需要這樣的人。魯肅當然未必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但他的加盟，至少具有象徵意義。

　　次說時機。前面說過，江東士族對孫氏集團是持排斥態度的，流亡北士對孫氏集團則是持保留態度的。魯肅作為「賓旅寄寓之士」，態度和他們一樣，也不看好孫氏集團。我們知道，周瑜東渡時，魯肅也一起過了江，但是到了江東卻不肯依附孫策。本傳裴松之註引《吳書》說他見了孫策，這一點已被繆鉞先生考證為不實。事實應該是他走到曲阿（今江蘇省丹陽市）就住下了（留家曲阿）。曲阿這個地方很有意思，它是朝廷派遣的揚州牧劉繇的治所。揚州的治所原本在壽春（今安徽省壽縣），因為袁術把壽春佔了，劉繇只好把治所設在「江東」的曲阿。這就形成了江東（江南）和江西（江北）兩個揚州。孫策從派系上講，是屬於「江西揚州」的。魯肅住在「江東揚州」的治所，有沒有政治意義我們不知道。但孫策去世後他並不想投靠孫權，則是事實。他的本意，是準備接受劉子揚（魯肅的一個朋友）的建議，去投靠一個叫鄭寶的人。鄭寶是什麼人？不知道。看來也是一個成不了大器的。但魯肅寧願去投奔鄭寶，也不投奔孫權，可見他對孫權有保留。

　　然而魯肅卻終於投奔了孫權，這固然是因為周瑜的勸說，但魯肅也要肯聽才行。我相信此前魯肅一定有過反覆考慮，決非「肅從其言」那麼簡單。因此它可以看作一個「信號」，即所謂「賓旅寄寓之士」已經開始認為孫權是可接受甚至可投靠的。俗話說，來得早不如來的巧。魯肅的到來，對於孫權無異於雪中送炭。何況他們一見面，魯肅就大談「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提出他「三分天下」的「東吳版《隆中對》」，這就不能不讓孫權感激甚至感動。所以，事隔多年，孫權和陸遜談話，還說「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

　　再說途徑和任職。「賓旅寄寓之士」進入孫氏集團，並非從魯肅開始，也並非只有魯肅一人。但他們要麼係孫權招聘（如步騭），要麼由同仁推薦（如嚴畯），而且多半擔任文職（如諸葛瑾任長史，步騭任主記）。魯肅卻由周瑜推薦，後來還擔任了武職。本來，孫氏集團的政權結構，是文以張昭為首，多為流亡北士；武以周瑜為首，多為淮泗將領。魯肅的出現和任職，就打破了這個格局。至少，也意味著「第一勢力」（淮泗將領）和「第二勢力」（流亡北士）的合流。而且，既然流亡北士可以進入以淮泗將領為主的軍事系統，那麼，江東士族將領豈不是也可以？事實上，周瑜、魯肅、呂蒙之後的那位名將就出身於江東士族，而且來自吳郡「四大家族」中的最強大的一族。我們知道，他就是陸遜。

　　這樣一分析，我們就知道魯肅加盟的意義之大了，也就能夠看出呂蒙的意義了。呂蒙是孫吳「四大英將」（四位上游統帥，即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之一，是接替魯肅軍職的人，也是推薦陸遜接替自己的人。他的身分也很特別。從《三國志．呂蒙傳》我們得知，他原本是汝南郡富陂縣（今安徽省阜陽市）人，因此不是「江東士族」。他小時候就隨姐夫鄧當南渡，但其家境既貧寒（貧賤難可居），本人又沒有文化（少不修書），因此不是「流亡北士」，只好算作「南渡平民」。他是孫策發現的人，但孫策也只是讓他在自己身邊當侍衛（引置左右），後來才因為張昭的推薦，接替去世的姐夫鄧當，做了別部司馬。因此，即便算他是「淮泗軍事集團」中人，那也只是個小角色。

　　實際上呂蒙也是好不容易才脫穎而出。他擔任的那個「別部司馬」，原本是一個沒有定員的雜牌軍頭目。孫權接班後，精兵簡政，所有的「小公司」都面臨「關停併轉」。呂蒙得知，就借錢置軍裝，搞軍訓，讓前來視察的孫權看得眼睛一亮。於是孫權便開始著力打造呂蒙，給他軍隊，教他讀書，讓他在戰鬥中成長。呂蒙不負眾望，讓魯肅等人刮目相看。所以後來孫權和陸遜談話，就說孤原以為子明（呂蒙）也就是不怕艱難、膽子大（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沒想到他居然「學問開益，籌略奇至」，都快趕上周公瑾了！其實，這裡面是有孫權的功勞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呂蒙是孫權自己發現和培養的人。

　　這就很有些意思了。淮泗將領、流亡北士、江東士族這三股政治勢力，魯肅是都有些關係，呂蒙則是都沾不上邊。因此，如果說在孫權的「政治地圖」上，三股政治勢力分別是紅色、黃色和藍色，那麼，魯肅和呂蒙就是灰色。

　　但是孫權需要灰色。前期，他需要有灰色把格格不入的三種顏色調和起來。後期，則需要有灰色作為過渡，將政權的主色調，從淮泗將領的紅、流亡北士的黃，逐步變成江東士族的藍。田餘慶先生說，孫吳建國的道路，就是「江東化」的過程。這個觀點，我們從四任上游統帥的人選這裡得到了印證。至少，從周瑜（淮泗將領）到魯肅（流亡北士），到呂蒙（南渡平民），再到陸遜（江東士族），線索是清楚的。

　　當然，這只是後人的分析。對於那些歷史人物而言，也許只不過是一次風雲際會罷了。正如周瑜對魯肅所說，這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而且，周瑜還引用馬援回答東漢光武帝的話說：「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那麼，周瑜、魯肅他們為什麼要選擇孫權？在他的身上，又有什麼過人之處，會引得眾多英雄競相效力呢？

　　請看下回：坐斷東南。

第四十四回　坐斷東南

與曹操、劉備的白手起家艱苦創業不同，孫權尚未成年就接受了父兄留下的一片基業，並得到舊臣擁戴、新人輔佐。然而，孫權卻又是魏、蜀、吳三國當中最後一個稱帝的。他為什麼要一拖再拖？在這隱忍韜晦的背後，究竟有什麼苦衷和障礙？孫權又是怎樣應對這些困難，並最終走出困境，走向成功的呢？

　　上一回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孫權究竟有什麼過人之處，能夠凝聚群英。這是值得討論的。我們知道，在魏、蜀、吳「三巨頭」中，孫權比較特別。曹操和劉備的基業是自己開創的，他們的江山也是自己打下的，孫權卻是接班人。不過，在所有的接班人當中，孫權又最突出。曹丕只不過為父親開創的「帝業」完成了加冕典禮，劉禪則連守住那一份家業都沒能做到。只有孫權，將父兄未竟的「霸業」發展成為「帝業」。難怪後人要這樣稱讚孫權了：「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孫權確實了不起。

　　孫權也讓人羨慕。曹操南征北戰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從一無所有發展到半壁江山。劉備顛沛流離吃盡苦頭，好不容易從寄人籬下發展到偏霸一方。孫權倒好，年紀輕輕還未成年，就接受了父兄留下的一片基業。而且，就在他驚魂未定一籌莫展時，張昭和周瑜，這兩個孫策時代的舊臣老將，就像兩根擎天大柱，為他撐起了即將塌陷的天空。然後是魯肅、呂蒙、陸遜、顧雍，前赴後繼，際會風雲。孫權甚至用不著像曹操和劉備那樣，差不多每次戰爭都披堅執銳親臨前線。許多時候，比如赤壁之戰，夷陵之戰，他都只要坐鎮後方遙控指揮就行了。所以，很多人都認為孫權有福氣，周澤雄先生甚至稱他為「福帥」。

　　其實，孫權也不容易。

　　眾所周知，在魏、蜀、吳三國當中，孫權是最後稱帝的。是他不想嗎？當然不是。是他不能嗎？也未必。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年）十月，曹丕稱帝，改元黃初。半年以後，即魏文帝黃初二年（公元二二一年）四月，劉備稱帝，改元章武。這個時候，孫權如果也跟著來，並沒有什麼不可以。就連阿Ｑ都知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再說大漢亡都亡了，你不稱帝，又向誰稱臣？孫權的選擇，是在劉備稱帝四個月後（黃初二年八月），向曹丕「使命稱藩」，也就是派出使節，表示臣服，還送回了被俘的魏將于禁。而且，在三個月後（黃初二年十一月），孫權又接受了曹丕的冊封的吳王稱號。這是他第一次放過稱帝的機會。

　　第二次是在黃武二年（公元二二三年）的四月。黃武，是東吳的年號。曹丕稱帝前，因為大漢王朝名義上還存在，所以大家都用漢獻帝的年號。曹丕和劉備稱帝以後，就都用自己的了，比如黃初和章武。孫權雖然沒有稱帝，但封了吳王，也是獨立王國，於是在第二年也改了年號，叫黃武。也就是說，漢獻帝下臺以後，就沒有統一年號了。為了表示對三國一視同仁，我在講到哪個國家的事情時，就用哪個國家的年號。這會給讀者帶來閱讀麻煩，但沒有辦法。好在這些年號後面都有公曆年份，還不至於讓人看得一頭霧水。

　　據《三國志．吳主傳》，黃武二年的四月，群臣向孫權勸進，要他當皇帝，被孫權拒絕（權不許）。一般地說，歷史上這些豪強人物要上「尊號」，無論稱王稱帝，都是先由下面的人勸進，自己則要一讓再讓。比如曹操的慣例，是要讓三回。劉備不肯稱帝，諸葛亮也勸了的。然而這回孫權的「不許」，卻不是裝模作樣，而是真沒同意。不同意的原因，據本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是孫權於心不忍。孫權說，大漢王朝衰敗成這個樣子（漢家堙替），寡人一點忙都幫不上（不能存救），哪裡還有心思爭這個呢（亦何心而競乎）？

　　這當然是假話，鬼都不信的。你如果當真心存漢室，為什麼接受「曹賊」的封號？你如果當真高風亮節，那就連吳王也不要做呀！吳王做得，吳帝怎麼就做不得？所以群臣就認為孫權的辭讓無非做秀，便一再堅持（固重以請）。孫權沒有辦法，這才說了一點實話。孫權說，寡人為什麼接受曹魏的封號呢？因為當時劉玄德已經要打過來了（指夷陵之戰），曹魏方面又有幫我們一把的意思。寡人很清楚，這種幫助，其實是要挾。如果寡人不俯首稱臣，他們就會和劉備一齊殺將過來（與西俱至），讓我們「二處受敵」。這個後果太嚴重（於孤為劇），所以寡人不得不忍氣吞聲「就其封王」。這個意圖（低屈之趣），寡人知道諸位一直沒有完全想通（似未之盡），現在就趁機解釋一下吧（今故以此相解耳）！

　　這話也只有一半是實。它可以解釋黃初二年（公元二二一年）為什麼受封，卻無法解釋黃武二年（公元二二三年）為什麼不稱帝。因為我們知道，這時劉備已經戰敗於夷陵，孫權與曹丕也已經翻臉。孫權和曹丕翻臉是在前一年（公元二二二年）。他改元黃武，也是這個原因。這一點，《三國志．吳主傳》其實有說法，即「權遂改年，臨江拒守」。意思也很清楚：寡人不認你這個皇上，也不用你那個年號了，要打就來打吧！

　　這就奇怪。既然孫權與劉備、曹丕都翻了臉，他還等什麼？

　　道理也很簡單。正因為都翻了臉，就更沒有安全感了。實際上孫權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安全感。據《三國志．吳主傳》，孫權在接受曹丕封號之前曾給諸將下了一道命令。孫權說，生存的時候不忘滅亡（存不忘亡），安全的時候憂慮危險（安必慮危），這是古人留下的最好的教導（古之善教）。何況諸位人在邊境（處身疆畔），面對強敵（豺狼交接），難道可以輕率疏忽不想到意外嗎（輕忽不思變難哉）！很顯然，孫權是一直將曹、劉視為「豺狼」，從來就沒放鬆過警惕。

　　不過孫權也知道，曹操其實是惹不起的，也就躲得起。所以，翻臉後「猶與魏文帝相往來」。劉備那邊，也不要得罪得太厲害，還是見好就收。最好兩家都不得罪，或者又打又拉，都不把事情做絕。這大約就是孫權的心思。不信你看他那個年號叫什麼？黃武。分明就是曹丕的黃初加劉備的章武。等到後來稱帝，他的年號就叫「黃龍」了（這時蜀的年號叫建興，魏的年號叫太和）。那意思也很清楚：寡人已經鯉魚跳了龍門，其奈我何！

　　這就是孫權了。他走的是一條既不同於曹操，也不同於劉備的道路。史學大師翦伯贊先生有一句妙語，說曹操是「把皇袍當襯衣穿」。據此，我們可以說：劉備，是把襯衣當皇袍穿；孫權，則是把皇袍反過來穿。或者說，孫權是自己做一件皇袍，先反穿著。等到時機成熟，很方便就能正過來穿。陳壽說孫權「有句踐之奇英」（《吳主傳》評），這實在再準確不過。請大家想想，句踐，豈非正是一個可以反穿衣服的人？只不過他穿的是王袍而已！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上一回提出的問題了：為什麼孫權能夠得到老臣擁戴新人投奔，會引得眾多英雄競相效力？就因為他有「句踐之奇」，乃「英人之傑」。毫無疑問，一個能夠這樣做皇袍和穿皇袍的人，正是周瑜、魯肅他們希望輔佐的。

　　那麼，孫權是這樣的人嗎？

　　是。孫權這個人，大約是有些特殊天賦的。《三國志．吳主傳》引劉琬的話，說他「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怎麼個「骨體不恆」呢？裴松之註引《獻帝春秋》說是「長上短下」。怎麼個「形貌奇偉」呢？注引《江表傳》說是「方頤大口，目有精光」。頤，就是面頰。「方頤大口」大約就是威武雄壯，「目有精光」則自然是炯炯有神了。他的性格也很好，是「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更重要的是，他很早就參與孫策的軍政要務（每參同計謀），而且發表的意見往往讓孫策吃驚（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於是，孫策便經常把他帶在身邊，而且在群僚畢至之時會回過頭來對他說，兄弟，這些人今後都是你的大將。

　　孫策沒有錯看孫權。我們知道，孫權接班時才十八歲，正所謂血氣方剛，何況原本頗有俠氣！然而一旦接手政權，就立即變得沉穩起來。前面說過，就在孫權剛剛接班的那一年，經周瑜勸說和推薦投奔孫權的魯肅，曾經為孫權規劃了一個宏偉藍圖，明確提出要「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當時孫權怎麼說呢？孫權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孫某在地方上盡力，不過是為了輔佐漢室罷了（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你說的那個事情，不是本將軍能夠想能夠做的（此言非所及也）。這話依我看，恐怕是打官腔。因為當時的情況，正如呂布所說，是「郡郡作帝，縣縣自王」（見《三國志．呂布傳》裴松之註引《英雄記》所載呂布與蕭建書），想做皇帝的不在少數。別人想，孫權就不想？我看也是想的。事實上，據《三國志．魯肅傳》，二十二年以後孫權稱帝，登壇之前還特地回過來對眾人說，當初魯子敬就想到了今天，真可謂「明於事勢」了。可見「非所及也」是言不由衷，「明於事勢」才是心裡話，只不過以孫氏集團的實力和孫權個人的能力，此刻還做不了皇帝夢，不能不打哈哈，敷衍過去。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孫權他沉得住氣。沉得住氣，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必需的素質。讀過《曹劌論戰》的人都知道：「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也就是說，當雙方勢均力敵的時候，比的就是誰更沉得住氣。如果敵強我弱，那就更得沉住氣。你想，敵人原本氣勢洶洶，你自己再沉不住氣，豈不是自取滅亡？所以，歷史上那些成功的政治家、軍事家，往往都是後發制人。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就是首先要自己沉住氣（敵進我退），然後讓敵人沉不住氣（敵駐我擾），最後才能克敵制勝。

　　實際上孫權在他創業的過程中，一直都很沉著穩健。據《三國志．吳主傳》篇末裴松之註，晉人傅玄在談到孫權與孫策的不同時，就說孫策的作風是「明果獨斷，勇蓋天下」，孫權的策略則是「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所以「戰少敗而江南安」。的確，孫權雖然「坐斷東南戰未休」，卻基本上不打無把握之戰。但凡主動出擊，總能有所收穫，至少無大損失。比如建安八年征黃祖，結果是「破其舟軍」，十二年再征黃祖，結果是「虜其人民」；十三年三征黃祖，結果是「屠其城」而「梟其首」；十四年征曹仁，結果是「仁委城走」；十九年征皖城，結果是「克之」。這都是因為「兵不妄動」。

　　唯一讓人費解的，是赤壁之戰。

　　的確，很多人都不理解孫權為什麼要聯劉抗曹。第一，此戰原不關孫權的事，他為什麼要來蹚這汪渾水？第二，此戰本無必勝把握，他為什麼要冒這個風險？第三，此戰雙方一個和他沒交情（劉備），一個和他沒過節（曹操），他為什麼要來拉偏架？所以，不少人認為孫權是被魯肅、周瑜、諸葛亮拉下水的，都把孫劉聯盟的形成歸功於魯肅、周瑜、諸葛亮。我在《品三國》裡也是這麼說的。

　　但是現在可以告訴大家，孫劉聯盟的真正締造者，不是劉備，不是孔明，不是魯肅，不是周瑜，是孫權。實際上《三國志》有關諸傳說得都很明白。《吳主傳》說，周瑜、魯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周瑜傳》引孫權的話，說「君言當擊，甚與孤合」；《魯肅傳》引孫權的話，更說「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三國志．周瑜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也說，周瑜夜見孫權，向他要五萬精兵，孫權卻告訴周瑜，他「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讓周瑜、魯肅和程普先行，自己在柴桑後援。如果周瑜等人出師不利，孫權還準備親自與曹操決一死戰（孤當與孟德決之）。

　　這就再清楚不過了，決心聯劉抗曹的，不是別人，正是孫權自己。否則，他怎麼會說張昭等人的建議「甚失孤望」，怎麼會說魯肅、周瑜的意見「正與孤同」、「甚與孤合」？怎麼會已經為周瑜選好了三萬人，連艦船、糧草和武器也都準備完畢？又怎麼會對周瑜說「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很顯然，孫權的主意早已拿定。他那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早就透過江上的濃霧，凝視著上游的硝煙了。

　　儘管如此，孫權卻滴水不漏，從來就沒主動說過自己的想法。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孫權不斷地在徵求意見。而且，魯肅說了，他還要聽諸葛亮說。諸葛亮說了，他還要聽周瑜說。給人的感覺，好像他都是聽別人的。這正是他具有領袖素質的表現。孫權很清楚，要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沒有充分的討論是不行的，沒有堅定的支持也是不行的。主戰的話，最好由主戰派來說（魯肅、周瑜）；聯盟的話，也最好由聯盟者來講（諸葛亮）。有不同意見（張昭）沒關係，正好考驗各人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時間長一點也沒關係，孫權他沉得住氣。而且，他很清楚，只有沉住氣，才能決策正確，才能克敵制勝。

　　孫權沉得住氣，也變得了臉。他這一輩子，不知變了多少回臉。他和劉表是世仇，但劉表一去世，他就派魯肅去弔喪；他和劉備是盟友，關羽攻打襄樊，他卻在背後捅刀子。他聯劉又反劉，降曹又背曹，借荊州又奪荊州，捧曹操又罵曹操。赤壁之戰前，曹操來勢洶洶，他對抗；赤壁之戰後，曹操攻勢銳減，他投降。關羽威震華夏，他偷襲；劉備大敗夷陵，他求和。他就像古龍小說中的人，總是在最不可思議的時候從最不可思議的角度出最不可思議的一招，打得曹、劉暈頭轉向，無可奈何。

　　看來，孫權確實是天才的政治家，因為他懂得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政治？政治其實就是關係，而所謂政治關係又無非三種：敵、我、友。誰是敵？曹魏（包括曹操、曹丕、曹叡）是敵。誰是友？劉備是友。但曹魏這個「敵」，常常是得罪不起的；劉備這個「友」，又常常是翻臉不認人的。因此就得不停地調整策略，化敵為友，或者你翻臉我也翻臉。赤壁之戰後，孫權和曹操打，也和劉備打；與劉備和，也與曹操和。這一套他玩得游刃有餘。比如黃初二年（公元二二一年）七月劉備來打他時，他就向曹丕稱臣。等到第二年（公元二二二年）六月，他打敗了劉備，臉就變了。到九月份，曹丕派遣曹休、曹仁、曹真三路大軍一齊殺將過來，他又反過來向劉備請和了，儘管這時的劉備已是他的手下敗將。顯然，這並非反覆無常，而是作為一個經常都會捱打的人，知道怎樣才能在夾縫中圖發展、求生存。

　　這一點，當時就有人看出來了，比如劉曄就認為孫權的稱臣靠不住。據《三國志．劉曄傳》，劉曄對曹丕說，吳人遠隔在長江、漢水之外（絕在江、漢之表），早就沒有臣服中原的心思了（無內臣之心久矣），怎麼會突然跑過來表示效忠？一定是因為「外迫內困」，才來忽悠我們。實際上，孫權又豈止是這一次在忽悠？前半生幾乎都在忽悠。東吳方面，又豈止是孫權會忽悠？其他人也會的。關羽打襄樊時，呂蒙和陸遜不就把他狠狠地忽悠了一把嗎？這是什麼？用裴松之註引《傅子》的話說，這是「小國之利」。弱小，就不能硬碰，就得想辦法，就得委曲求全，甚至曲線救國。

　　其實這並不容易，不僅要沉得住氣，變得了臉，還必須彎得了腰。這一點，孫權倒是做得出。就說接受曹丕冊封一事，便不簡單。過去平起平坐，現在俯首稱臣，這個彎轉得小嗎？過去指著鼻子罵人家是「漢賊」，現在彎下腰去叫人家「皇上」，這個臉丟得起嗎？過去口口聲聲「盡力一方，冀以輔漢」，現在卻率先去做「魏臣」了，這個話說得清嗎？所以江東方面便頗有一些人不以為然。孫盛也說，如果接受「群臣之議」，終身只稱「漢將」不稱「魏臣」，豈非「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孫盛還說，取義不辱，是連伯夷、叔齊、魯仲連那樣的「匹夫」都做得到的，一個「三分天下」的「列國之君」怎麼就做不到？

　　這其實是書呆子話。作為個人，自然不妨像伯夷、叔齊那樣「不食周粟」，或者像魯仲連那樣「義不帝秦」。但作為政治家，就不能只考慮個人的道德聲譽和道德感，更要考慮天下大勢和國家利益。實際上，就連諸葛亮，有時也不得不有變通。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蜀漢建興七年（公元二二九年）孫權稱帝，派出使節告知蜀漢，希望「並尊二帝」，也就是吳國承認蜀帝是皇帝，蜀國也承認吳帝是皇帝，但都不承認魏帝是皇帝。結果蜀漢朝野輿論一片譁然。因為按照傳統道德，天無二日，人無二君，一個天下怎麼能有兩個皇帝？因此一致主張（議者咸以為）與其斷交（絕其盟好）。

　　然而諸葛亮卻力排眾議，主張承認吳帝，因為蜀漢需要這個「犄角之援」。顯然，諸葛亮的考慮，不是出於空空洞洞的所謂「大義」，而是出於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更重要的是，諸葛亮還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即一個傑出的政治家的正確決策，都是「應權通變，弘思遠益」，而非「匹夫之為忿也」。也就是說，政治家應該審時度勢（應權），因時制宜（通變），深謀遠慮（弘思），考慮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遠益），不要逞匹夫之怒，也不要教條主義。這話說得好呀！有諸葛亮這話，我看那些「憤怒的匹夫」可以休息了。

　　實際上孫權的做法，正是「應權通變，弘思遠益」。他雖然彎下腰來屈身事魏，但打個不恰當的比方，那是「賣藝不賣身」，自己是有保留、有原則、有底線的。比如曹魏多次要他送兒子到京做人質，他就從不答應，可見並非真心歸附。《吳主傳》的說法是「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這不是兩面派，而是不得已。而且，他這個「不誠心」還是公開的。據《三國志．吳主傳》，孫權接受吳王的封號後，派都尉趙咨出使魏國。覲見時，曹丕問趙咨：「吳王何等主也？」趙咨說：「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曹丕很感興趣，細問其詳。趙咨一個字一個字地做了解釋（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最後說：「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清楚了吧！「屈身陛下」不過忽悠，「虎視天下」才是真的。

　　問題不在於孫權能夠這樣想，還在於他能夠這樣說，而且是由他的使臣當著曹丕的面說，這就很了不起。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孫權不但彎得下腰，而且抬得起頭。即便在他「屈身陛下」時，頭也是抬著的。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投降，有傲骨無傲氣，能伸能屈，能屈能伸。他的使臣，在魏帝面前也都是不卑不亢。據《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註引《吳書》，還是這位趙咨，和曹丕另有一番對話。曹丕因為自己學問好，是大詩人兼大理論家，就面帶嘲諷地問趙咨：吳王也懂學術嗎？趙咨說，吳王守衛著千里江防，統帥著百萬雄師，領導著眾多賢才。他的志向，是要經天緯地。所以，他雖然也博覽群書，卻不屑於咬文嚼字，尋章摘句。曹丕又問，朕可以討伐吳國嗎？趙咨說，陛下有陛下的軍隊，寡君有寡君的防備（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曹丕又問，吳國害怕我大魏嗎？趙咨說，精兵強將百萬雄師，長江漢水金城湯池，怕什麼！曹丕再問，在你們吳國，像閣下這樣的人才有多少呢？趙咨說，特別聰明的也就八九十吧！至於像臣這樣的，那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趙咨說得很對，孫權的內心深處確實是「虎視天下」的。而且，由於他沉得住氣，變得了臉，彎得下腰，抬得起頭，便終於實現了自己的目的。據《三國志．吳主傳》，黃龍元年（公元二二九年）春，群臣再次勸進。這一回，孫權不讓了，並於四月十三日，孫權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南郊即皇帝位。那麼，這時孫權怎麼就不怕了呢？因為曹丕在三年前就死了，即位的曹叡在孫權看來無足畏懼。蜀漢那邊，掌權的是諸葛亮，那是堅決主張吳蜀聯盟的。國內政權的「江東化」，也初具規模。陸遜早就當了統帥，顧雍也當了丞相（事在黃武四年，即公元二二五年）。孫權可以放心地把反穿的皇袍正過來了。

　　孫權估計得並不錯。他稱帝，得到了友邦的承認。六月，諸葛亮派衛尉陳震前來祝賀。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宣佈消滅曹魏「非漢與吳，將復誰任」，約定「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他們還在紙面上預先瓜分了曹魏的地盤：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屬吳，兗州、冀州、并州、涼州屬蜀，司州則一家一半。這時，距離曹丕稱帝（公元二二○年）已經九年，劉備稱帝（公元二二一年）已經八年，孫權可真是沉得住氣。

　　實際上孫權並不窩囊，他原本是很英武的，甚至還親自騎馬射過老虎。他也並非沒有露過鋒芒，赤壁戰爭就是。但他很清楚，自己首先得是一個「守成之君」，然後才能成為「開創之君」。他的道路，只能是先識時務，後成俊傑；先裝孫子，後當霸王。所以，他能夠把畢露的鋒芒又重新藏起來，或者「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陳壽說他「有句踐之奇英」，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也就是說，孫權的特點，是英武豪雄，又隱忍韜晦。

　　這樣看來，孫權其實也是一個有魅力的人，但這並不夠。項羽、袁紹也有個人魅力，為什麼不能成功？因為不會用人。孫權成功了，說明孫權是會用人的。那麼，孫權的用人又有什麼特點呢？

　　請看下回：情天恨海。

第四十五回　情天恨海

三國時代的主要領導人，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共同的優點是都會用人，這才得眾力相扶，成鼎足之勢。但是，他們的風格和做法又各不相同。那麼，孫權的特點是什麼？他的這種風格表現在哪些方面？它是怎樣形成的，又有什麼不足之處呢？

　　在上一回，我們簡略地描述了孫權的成功道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他個人素質和政治策略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胸懷大志，不露鋒芒，審時度勢，能屈能伸。用吳國使臣趙咨的話說，就是「雄略」。但這只是孫權成功原因之一。比較全面的說法，恐怕還是陳壽在《吳主傳》的評語中所說的那八個字──「屈身忍辱，任才尚計」。陳壽認為，正因為如此，孫權才能獨自佔據江東（自擅江表），形成鼎足之勢（成鼎峙之業）。也就是說，孫權的成功有三個原因：忍辱負重、足智多謀，善於用人。前兩個原因，上一回講了一些。這一回，我們就著重講孫權的用人。

　　我們知道，三國，是一個風雲際會人才輩出的時代。三國時代的主要領導人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也都善於用人。正如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所說：「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眾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在此前提下，如果要做一個「排行榜」（僅限於用人，不是全面評價），那麼，位列榜首的當是曹操。曹操善於用人，當時就很出名。孫權說曹操的用人「自古少有」。孫權這話是對諸葛瑾說的，本意是要說明曹魏一代不如一代（丕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但他對曹操的評論，卻堪稱「酷評」。據《三國志．諸葛瑾傳》，孫權對諸葛瑾說，曹操這個人，也就是在殺伐方面稍微過分了一點（其惟殺伐小為過差），還有就是離間別人的骨肉親情太冷酷了（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用人（御將），那是從古到今都少見的（自古少有）。

　　孫權這話，也有兩說。說曹操「殺伐小為過差」，是不對的，應該說是「大為過差」。但孫權自己也是殺人的，所以他這樣說。至於對曹操用人的評價，應該說公正客觀，因為這是關起門來在自己家裡說話，完全用不著討好那個既是「敵人」又是「死人」的曹操。何況孫權自己也是「人主」，也會用人，豈有刻意揚人抑己之理？實際上孫權用人的水平，也就僅次於曹操。張作耀先生的《劉備傳》，就說「孫權的用人之道，遠在劉備之上」。他的善於用人，就連敵國也不能不佩服。比如黃武三年（公元二二四年）九月，親率大軍準備伐吳的曹丕，就曾站在長江邊上發出感歎，說「彼有人焉，未可圖也」，然後撤軍。這話記載在《三國志．吳主傳》。同樣，諸葛亮在講到為什麼不能和東吳翻臉時，理由之一也是「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這話見於《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緝穆，就是和睦。所謂「賢才尚多，將相緝穆」，也就是人才濟濟一堂，上下同心同德。這正是孫權集團前期的特點（後期則正好相反，以後再說）。而且，孫權手下的人才，還綿延不盡。比如武將，周瑜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呂蒙之後有陸遜，而且能力水平不相上下，陸遜還文武雙全。文臣方面，則有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皆為一時之選。

　　這就奇怪。東吳，為什麼有這樣的凝聚力呢？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孫權的善於用人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那麼。孫權又怎麼個會用人呢？這麼說吧，他是連別國的人才都瞭解，都想要的。比方說，他就曾料定楊儀和魏延在諸葛亮去世以後「必為禍亂」，這事我們在《禍起蕭牆》一回講過。孫權這話，是對費禕說的；而孫權對費禕，則是十分欣賞。費禕第一次出使吳國，孫權就看上他了。據《三國志．費禕傳》，當時費禕以「昭信校尉」的身分使吳，孫權照例設宴款待。孫權這個人，原本就能言善辯（性既滑稽），開起玩笑來沒有譜（嘲啁無方）。他手下的那些人，比如諸葛恪等等，一個個也都是鐵嘴。結果席間便唇槍舌劍「論難鋒至」。然而費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讓孫權十分讚賞（甚器之）。孫權對費禕說，當今之世，先生可謂德才兼備（君天下淑德），必定成為蜀國的棟樑（必當股肱蜀朝），今後只怕很難見面了。

　　費禕如何舌戰群儒，《費禕傳》沒有記載。《諸葛恪傳》裴松之註引《恪別傳》倒是記了一筆，不妨當作逸聞趣事來看。據說，當時費禕進入宴會廳時，因為孫權事先打了招呼，因此所有人都在低頭吃東西，只有孫權站起來迎接他。費禕一見，便口占四言詩一首，道是「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這下子反倒是東吳這邊沒面子了。於是諸葛恪便也口占四言詩一首，道是「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算是扯平。但費禕僅僅嘲諷東吳群臣（他們也「罪有應得」），對孫權還是給足了面子（麒麟吐哺），格調顯然在諸葛恪之上。

　　這種「口水戰」，也是吳蜀外交史上常有的事情，並不妨礙邦交和相互之間的好感。它也只不過是「花絮」，並非外交談判的內容。費禕使吳，一定還有更精彩的表現，因此孫權大為欣賞。據《費禕傳》裴松之註引《禕別傳》，孫權還「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這是一種很重的情分。中國有句老話，寶刀贈烈士，貨賣與識家。軍人之間贈武器，起碼認為對方是條漢子。何況是一國之元首贈與外國之使臣呢，又何況所贈之武器竟是自己的貼身之物呢。那是包含著敬重、欣賞、信任等多重含義的。所以費禕十分感動。費禕說，臣何德何能，能夠受此重託？不過，刀，是用來「討不庭，禁暴亂」的，那就恭敬不如從命。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然愚昧，卻是一定不會辜負大王厚望的。

　　在這裡，我們其實已經看出孫權用人的特點了，那就是「以情感人」。我對三國時代主要領導人（包括雖非君主卻是實際上領導核心的諸葛亮）的用人特點，有十二個字的概括：操以智，權以情，備以義，亮以法。也就是說，曹操靠智慧，孫權靠情感，劉備靠義氣，諸葛亮靠法制。而且，正因為諸葛亮公開、公正、公平地依法治國，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裡面沒有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個人都勤奮向上（人懷自厲），忘我工作（僉忘其身）。可以這麼說，諸葛亮的政府最像政府。

　　曹操、劉備、孫權的政府，就沒那麼像了。曹操的有點像沙龍，劉備的有點像幫會。這也是情有可原。因為曹操、劉備，也包括孫權，都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軍閥到帝王的過程。與之相對應，他們的班子，也都有一個演變過程，即前期是將軍幕府，後期才是帝王朝廷。幕府總是帶有個人色彩的。主官是什麼性格，幕府也就會有什麼樣的風格。操以智，他的幕府就像沙龍；備以義，他的幕府當然也就像幫會，而且很有點像「丐幫」。

　　那麼，孫權的幕府像什麼？

　　像家庭。張昭是「仲父」，周瑜是「長兄」。張昭的「仲父」地位，是孫策時代就確定了的，我們在《江東基業》一回講過。周瑜從小就與孫策「獨相友善」，而且兩人「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是鐵哥們。後來，孫權之母吳夫人還再次交代，說自己把周瑜看作親兒子（視之如子也），要孫權把周瑜看作親哥哥（汝其兄事之），我們在《中流砥柱》一回講過。周瑜和孫權親如家人，和魯肅也親如兄弟，所以孫權與魯肅也親。事實上，魯肅投奔孫權的時候，孫權就給他母親送衣服，送帷帳，送生活用品，很像姪兒對嬸娘。這事《魯肅傳》有記載。魯肅呢？則是拜了呂蒙之母的，所以魯肅和呂蒙也是兄弟。這事《呂蒙傳》有記載。呂蒙與魯肅是兄弟，魯肅與周瑜是兄弟，周瑜與孫權是兄弟，這叫什麼？「兄弟連」。

　　這一點很像劉備那邊的情況，親如兄弟，重情重義。不過相比較而言，劉備更重義，孫權更重情。這大約也是南北文化的差異：南人重情，北人重義。所以劉備與關羽、張飛他們的關係，自始至終貫穿的是一個「義」字，孫權這邊則情感色彩甚濃。《周瑜傳》說，周瑜去世時，孫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又親自到蕪湖迎接靈柩。即便很久以後，孫權也念念不忘周瑜，說當年打敗曹操，奪得荊州，都是周瑜的功勞，因此「孤念公瑾，豈有已乎」！這是什麼？這是感恩，也是念舊，更是有情。

　　孫權對魯肅和呂蒙也一樣。《魯肅傳》說，魯肅去世時，孫權「為舉哀」而且「臨其葬」。《呂蒙傳》說，呂蒙病重時，孫權把他接到自己的殿內住下，向全地區徵求名醫，想方設法為他治療。當時給呂蒙治病，大約要用針灸。每次扎針，孫權都要心痛（時有針加，權為之慘戚）。他想看看呂蒙的臉色如何，又怕見面要行禮，呂蒙太累，就在牆壁上挖個小洞偷看。如果呂蒙能稍微吃點東西，就眉開眼笑喜形於色。如果不能吃，就長吁短歎夜不能寐。這不是很像對待自己的家人嗎？

　　孫權的部下，似乎也有這種感覺，至少周瑜是有的。周瑜就說他和孫權的關係，是「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周瑜這話，是對蔣幹說的。據《三國志．周瑜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看來也是個才貌雙全的漂亮人物。此公是九江人，周瑜則是廬江人。當時九江和廬江同屬揚州，所以兩人算是老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於是曹操便派蔣幹去做說客。具體時間，據《資治通鑑》是在建安十四年，所以不會有什麼盜書的事。實際情況是曹操在赤壁之戰中吃了虧，知道周瑜是個厲害角色，這才起了策反的心，想讓蔣幹把周瑜挖過來。

　　曹操的這點小心眼，周瑜哪能不知道？所以蔣幹一到周營，周瑜就站在門口哈哈大笑，說子翼辛苦了！遠涉江湖而來，怕是要為曹操做說客的吧？三天以後，周瑜又帶著蔣幹到處參觀，然後設宴款待。宴席上，周瑜對蔣幹說，男子漢大丈夫活在世上，難得的是遇到一位「知己之主」，能夠「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有這樣的君臣際遇，就算是張儀、蘇秦、酈食其活過來，周瑜也要摸著他的背，笑嘻嘻地把他頂回去（撫其背而折其辭），何況足下呢？蔣幹知道周瑜說不動，便很識趣地一言不發（但笑，終無所言）。回去以後，蔣幹便對曹操說，周瑜這個人寬宏大量，品格高尚（雅量高致），不是花言巧語可以離間的（非言辭所間），算是了卻此事。

　　周瑜當然是「雅量高致」，但孫權也確實表現出「骨肉之恩」。無疑，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會有周瑜的感受。不過一個家庭一個家族，也會有親疏遠近吧？何況孫權形成這種用人風格也很正常，因為他那個東吳政權原本就是「家族公司」。孫權從小就在這個「公司」裡面混，和那些淮泗將領們一起出生入死，結下深厚友誼是很自然的。何況那時孫權集團還只是一支隊伍，不是一個王朝，也沒那麼多繁文縟節（《周瑜傳》就說孫權接班時「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親如家人並不奇怪。我們讀《三國志》，不時都能發現孫權與群臣飲酒作樂打成一片的場面，很可能就是創業時期留下的遺風。

　　難得的是孫權能夠把情感用於政治。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據《三國志．周泰傳》，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曹操兵退濡須口。孫權任命出身貧賤的周泰為平虜將軍，鎮守此地，以朱然、徐盛為副。孫權知道朱然和徐盛不會服氣（並不伏也），便以巡視的名義來到軍營，大宴群將。宴會上，孫權親自給大家依次斟酒。走到周泰面前，突然讓他脫下衣服，結果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原來，周泰的身上傷痕纍纍，簡直體無完膚。孫權用手指著這些傷痕，問周泰是怎麼回事。周泰則一一作答，說明它們都是哪一場戰爭中所負之傷。據裴松之註引《江表傳》，這時孫權哭了。他拉著周泰的手臂，叫著周泰的字說，幼平呀幼平，你為孤兄弟作戰，是把命都搭上了！孤怎麼能不把你當作親兄弟（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又怎麼能不委你重任呢？（委卿以兵馬之重乎）？放心幹吧，不要因為出身寒門就有所顧忌（勿以寒門自退），孤和你休戚相關，榮辱與共（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於是，不但朱然、徐盛，所有人都服了。

　　孫權的這種「骨肉之恩」，不僅體現在周瑜、周泰這樣跟著孫策打江山的淮泗將領身上，也體現在其他人身上，比如諸葛瑾。據《三國志．諸葛瑾傳》，夷陵之戰前，由於諸葛瑾是諸葛亮的哥哥，又曾寫信給劉備，勸他退兵，便有人散佈流言蜚語，說諸葛瑾「裡通外國」。而且，據裴松之註引《江表傳》，這事鬧得沸沸揚揚（頗流聞於外）；連陸遜都感到壓力，建議孫權設法制止流言。孫權一面公開表態，說「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不會背叛孤，就像孤不會背叛子瑜。同時又給陸遜寫信，說孤與子瑜共事多年「恩如骨肉」，深知子瑜的為人是「非道不行，非義不言」。想當年，孔明先生出使我方，孤曾經想讓子瑜把孔明留下了（又一個挖牆腳的）。孤對子瑜說，弟弟追隨哥哥，天經地義嘛！只要孔明先生願意，孤自然會向劉玄德解釋的。你知道子瑜怎麼說？他說，舍弟既然跟了劉豫州，那就「義無二心」，舍弟不會留在將軍這裡，就像在下不會投奔劉豫州一樣。你看，此心真可謂神明共鑑啊！所以，孤已經把那些誣告信轉給子瑜了。你這封信，孤也會轉過去，讓子瑜知道你的好心。你放心，孤與子瑜，可謂「神交」，絕不是流言蜚語可以離間的。

　　毫無疑問，這就是「用人不疑」了。這也是用人之道的基本原則，但孫權又有孫權的特色，那就是不但「言行計從」，而且「恩如骨肉」。他和諸葛瑾是「恩如骨肉」，與周瑜、周泰則有「骨肉之恩」，孫權的將軍幕府，豈非很像家庭？他的信任除了理性（知道對方可信任），豈非還多了一份情感？孫權向諸葛瑾表達這份情感時，其他人豈非也感同身受？當所有的人都感同身受時，豈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事實上，就有原本屬於別國的人，為他真情所感動，成為了他的重臣，比如說潘濬（音「俊」）。

　　潘濬原本是劉備的人，在劉備手下做一個小官，關羽被殺後跟了孫權。據《三國志．潘濬傳》裴松之註引《江表傳》，當時荊州的官吏都歸順了孫權，唯獨潘濬「稱疾不見」，實際上就是不肯投降。孫權聽說後，就派人去請他，把他從家裡用床抬出來。潘濬臉朝下趴在床上不動，淚流滿面，悲痛哽咽，不能自止。孫權叫著他的字，安慰問候（慰勞與語），還讓身邊的人用手巾為他擦眼淚。於是潘濬感動，死心塌地輔佐孫權。順便說一句，孫權後來還讓潘濬感動了一次。情況和諸葛瑾一樣，也是被別人誣告，而孫權信任如故。

　　孫權用人，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他和曹操一樣，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用人不看門第，不論身分，不計仇怨，不求全備。比如步騭「種瓜自給」，闞澤「家世務農」，陳表「將家支庶」，張梁「未有知名」，劉基仇人之子，甘寧敵國之將，凌統使氣殺人，胡綜嗜酒如命，孫權都量才使用，各盡其能。此外，他還能虛心納諫，檢討自己，這也和曹操一樣。

　　還有一點也很像，那就是他們的表現在早年、前期，晚年和後期就不好說了。孫權晚年，不要說與群臣不再「恩如骨肉」，便是自己家裡，也無骨肉情意可言。孫權一共有七個兒子。長子孫登，次子孫慮，三子孫和，四子孫霸，五子孫奮，六子孫休，七子孫亮。孫登是第一任太子，死在孫權的前面，總算沒有遭太大的罪。孫慮二十歲去世，也算沒有遭罪。孫休是吳國第三任皇帝，當了六年，三十歲去世，諡號景皇帝，還算不錯。但他的皇后和兩個兒子都被孫皓殺了，也很慘，但這是後話。

　　最慘的是另外四個。三子孫和（第二任太子）與四子孫霸（魯王）因為爭寵，結果一個被廢（孫和），一個賜死（孫霸）。而且，孫和這個廢太子，後來還被權臣孫峻（孫堅弟孫靜曾孫）所殺。五子孫奮，後來也被孫皓所殺。七子孫亮倒是當了皇帝（第二任），但他繼位時只有十歲，十六歲就被權臣趕下臺，後來又被第三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哥哥）孫休逼死或者毒殺。孫休殺了弟弟孫亮，他自己的皇后、兒子又被哥哥孫和的兒子孫皓所殺，你說這都是什麼事！父親殺兒子（孫權殺孫霸），哥哥殺弟弟（孫休殺孫亮），姪兒殺叔叔（孫皓殺孫奮），宗室殺皇族（孫峻殺孫和），這是「骨肉情深」嗎？否！是「骨肉相殘」。

　　這是家庭，再說朝廷。孫權後期朝廷的情況如何呢？君王無端猜忌，群臣膽戰心驚。為什麼呢？因為孫權實行特務統治。嘉禾年間（公元二三─二三七年），也就是孫權五十一歲以後，他開始信任一個叫呂壹的校事官。校事叫典校、校曹、校郎、校官，曹魏和孫吳都有。其任務，按照繆鉞先生《三國志選注》的解釋，是充當帝王耳目，刺探軍民言行，說白了就是特務。而且呂壹這個特務，還特別猖狂。《顧雍傳》的說法，是「毀短大臣，排陷無辜」，《步騭傳》的說法，是「吹毛求疵，重罪深誣」。但是孫權聽他的，結果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據《三國志．是儀傳》，有一次，呂壹誣告曾擔任江夏太守的刁嘉誹謗朝廷。孫權勃然大怒，將刁嘉下獄，查問同黨。受牽連的人害怕，都說聽見過刁嘉的惡毒攻擊，只有是儀說沒聽過。孫權更怒，越追越緊，所有人嚇得氣都不敢出（群臣為之屏息）。是儀說，刀都架到脖子上了，我還撒什麼謊？沒聽見就是沒聽見嘛！孫權這才放了刁嘉。不難想像，如果沒有是儀，一顆人頭豈不就莫名其妙地落地了？

　　實際上孫權的晚年，簡直就是神經過敏，疑神疑鬼，喜怒無常。比如名士虞翻，僅僅因為在宴會上裝醉，就差一點被孫權殺掉（見《三國志．虞翻傳》）。太子太傅張溫出使蜀國前，孫權「甚見信重」。回國後，孫權卻莫名其妙地懷疑他「裡通外國」，又忌恨他「聲名大盛」，認為此人「終不為己用」，竟然千方百計找岔子整他（思有以中傷之）。正好有個案子和張溫有關係，孫權便將他下了大獄，後來又罰往本郡做苦力（見《三國志．張溫傳》）。凡此種種，和早年、前期的「恩如骨肉」判若兩人。所以嚴冷先生便在《三國史話隨筆》中說，孫權怕是得了老年癡呆症。

　　這當然是玩笑話。虞翻和張溫的遭遇，背後都有極為複雜的政治原因，以後還要細講。但根本的原因，則是君主制度。君主制度是一種放大了的家長制，孫權就是典型的家長作風。這些人從來就是唯我獨尊的。也從來就是翻臉不認人的。實際上歷來所謂「雄略之主」，幾乎無不猜疑，尤其是在晚年。比如曹操、劉邦，還有更早的句踐，都是。陳壽在《吳主傳》的評語中，說孫權「有句踐之奇英」，其實是一語雙關。事實上孫權確實像句踐，既能忍辱負重，又能翻臉不認人。這正是此類人物的共性，儘管他們一個是越王，一個是吳帝。

　　更何況孫權這個人，本來心腸就狠疑心就重，陳壽就說他「性多嫌忌，果於殺戮」，而且越到晚年就越是嚴重（暨臻末年，彌以滋甚）。這也不奇怪。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任何特點也都是雙刃劍。孫權是很重情感，但多情者往往多疑，情天往往也同時是恨海。愛之深則恨之切，因此「恩如骨肉」和「果於殺戮」，無非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所以孫權變得很厲害，也變得很合理，包括他的冷落張昭，逼死陸遜。

　　那麼，這兩位重臣為什麼又會受到不公平待遇呢？

　　請看下回：冷暖人生。

第四十六回　冷暖人生

張昭和陸遜，是孫權的兩位重臣，為孫權立下蓋世之功。然而他們的晚景都不好。張昭被冷落，陸遜被逼死。那麼，在這兩件事的背後，有什麼政治原因和時代背景？我們從張昭和陸遜的冷暖人生當中，又能看出些什麼呢？

　　在上一回，我們講到了孫權的用人。講這個問題，不能不講張昭和陸遜。我們知道，孫權最重要的武將，是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最重要的文臣，則是張昭和顧雍。不過，前三位，都享年不永。周瑜，三十六歲；魯肅，四十六歲；呂蒙，四十二歲。張昭和陸遜的壽命倒是比較長，張昭八十一歲，陸遜六十三歲。但是，這兩個人晚景卻不能說是很好，陸遜甚至可以說是死於非命。前面說過，孫權這個人，還是重情重義的，而且每每標榜自己與臣下「恩如骨肉」。那麼，他為什麼會這樣對待張昭和陸遜呢？

　　先說張昭。

　　張昭是孫權的大功臣。想當年，如果不是張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孫權的位子就坐不穩。張昭又是孫權的大管家。想當年，如果不是張昭裡裡外外張羅一切，孫權的事情就搞不掂。你看孫權接班那會，他又向朝廷呈送表章（上表漢室），又向郡縣發佈公文（下移屬城），還命令下屬將領官員都各就各位（中外將校，各令奉職），豈非很像一個宰相？所以孫權稱帝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丞相一職，非張昭莫屬（眾議歸昭）。結果孫權任命了孫邵。孫邵是北海國人。孔融當北海相的時候，他當過孔融的功曹，後來跟著劉繇一起南下，和張昭一樣也是「賓旅寄寓之士」。孫權接班，他跟了孫權，但似乎沒有什麼突出貢獻，也沒有什麼個性才華，只知道孔融曾經稱他「廊廟才也」，卻沒有任何證據。讓他當首任丞相，大家是想不通的。據《三國志．張昭傳》，孫權解釋說，如今是多事之秋，職權大責任也大。如果讓張公當丞相，那可不是優待他（非所以優之也）。後來，孫邵去世，大家又推薦張昭（百僚復舉昭），孫權又不同意，任命了顧雍。結果，原本希望經天緯地的張昭，無所事事，便只好去著書立說，寫了《春秋左氏傳解》和《論語注》。

　　這就奇怪。孫權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顧眾人推舉，就是不肯任命張昭做丞相呢？

　　也有多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認為孫權忘恩負義。孫權這個人，是有這個問題。馬植傑先生的《三國史》，就說孫權對孫策很薄情。孫策本人既沒有追尊為帝（只追尊為長沙桓王），他的兒子也止於封侯。這是連陳壽也要打抱不平的。我在上一回說孫權念舊、感恩，其實認真考察，他的念舊和感恩往往是嘴皮上的。周瑜、魯肅、呂蒙死後，他們的後代並沒有蒸蒸日上，周家、魯家、呂家也沒有變成大族，這不是薄情寡恩嗎？

　　不過這話用來解釋此事不通。因為此刻張昭還在世，並非人一走茶就涼。因此第二種說法，認為孫權是記恨張昭。具體地說，就是對當年張昭主張降曹一事耿耿於懷。我們在《力挽狂瀾》一回講過，孫權登基時曾對張昭說，當年朕要是聽了您老人家的話，現在不知在哪裡討飯！結果張昭趴在地上汗流浹背。孫權既然記恨張昭，當然不會讓他當丞相。

　　這個材料，裴松之是注在《張昭傳》「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這句話後面的。用意也很清楚，就是要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這種聯繫也有道理。你張昭不是要朕投降曹操嗎？朕要是投降了曹操，哪裡有皇帝可當？朕當不了皇帝，你又怎麼能當丞相？你既然原本就當不了丞相的，那麼這回也不要當！不但不能當丞相，所有的官位和權力也請你交出來（名義上是張昭自己退還的）。為什麼？秋後算賬嘛！

　　不過，這種「報復」或者說「噁心」，有一次也就夠了。何況赤壁之戰後，曹操給孫權寫信誘降，已經把張昭列入了「黑名單」，等於洗刷了他「媚曹」的罪名。顯然，如果張昭當真是丞相的不二人選，那麼，孫邵去世後，就該任命張昭。

　　因此有人認為，孫權對張昭不是記恨，是忌憚。這是第三種說法。《張昭傳》篇末陳壽的評語，就說了「以嚴見憚，以高見外」八個字，也就是因為對人嚴厲而受忌憚，地位崇高而被疏遠。因此不但當不了丞相，就連太師、太傅、太保的職位也沒有。

　　陳壽所說頗有道理。張昭嚴嗎？嚴。我們知道，據《三國志．吳主傳》，孫權剛接班時，是「待張昭以師傅之禮」的。所以，張昭對孫權的要求就很嚴格，態度也很嚴厲。張昭的想法很簡單，你不是待我如師傅嗎？那我就得像個老師的樣子。所以他經常要去管孫權。《張昭傳》說，孫權喜歡騎馬打獵，親自去射老虎（蘇東坡詞「親射虎，看孫郎」即此）。這很危險，而且還發生了老虎衝過來用前爪抓住馬鞍的事。張昭就變了臉色走上前說，將軍怎麼能這樣？作為人君，駕馭的應該是英雄，不是駿馬；對付的應該是敵人，不是野獸。萬一有個閃失，豈不是讓天下人笑話！孫權只好承認錯誤，說我年輕不懂事，深感慚愧。

　　這類事情大約也很發生了幾次，孫權的辦法是虛心接受，堅決不改。老虎還是要射的，只不過不騎馬了，坐車子。孫權讓工匠做了一種專門的「射虎車」，自己坐在裡面射箭。即便這樣，野獸還是會撲過來，孫權則以親手擊殺為樂。張昭當然又要來管，來嘮叨。孫權卻學乖了。他只是笑，什麼話都不說（常笑而不答）。

　　在這裡，我們再次體會到了孫權將軍幕府的家庭感。張昭像個婆婆媽媽的大叔，孫權則像個調皮搗蛋的姪子，只不過這「姪子」是老闆，大叔反倒是「打工」的。這倒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大管家約束大少爺的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問題是這「姪子」會越長越大，這「老闆」也越做越大，最後要做到皇帝，就不能總是這種關係了。然而張昭卻一如既往。一次孫權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臨釣臺大擺宴席。眾人喝得酩酊大醉，孫權還不肯罷休，讓人在群臣臉上灑冷水，說今天非得都醉倒在臺上，才算喝好了。張昭聽了一言不發，把臉一拉，跑到外面車子上坐著生悶氣。孫權派人去請他，說今天不是很快樂嗎？張公為什麼發脾氣呀？張昭說，當年殷紂王糟丘酒池作長夜之飲，也很快樂，沒覺得有什麼不好。孫權沒有話說，只好宣佈散會。

　　接下來，陳壽就說：「初，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這個敘述方式值得玩味。實際上，陳壽先說臨釣臺的事，後說設丞相的事，恐怕就是想解答張昭不能拜相之謎。也就是說，張昭之所以當不上丞相，就因為他閒事管得太多，也管得太嚴。另外，他的地位太崇高，性格也太古板。這大約就是所謂「以嚴見憚，以高見外」吧！

　　的確，張昭這個人，水平是很高的，能力是很強的，資格是很老的，功勞是很大的，因此言行舉止也是很威嚴的（容貌矜嚴，有威風）。就連孫權，也不敢隨便和他說話（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這樣的人，做顧問可以，做總理就不合適。事實上孫權的說法也是這樣。群臣第二次推薦張昭時，孫權就說，大家莫非以為朕不想用子布？不是的。丞相這個職務事務繁多，此公的脾氣又不好（此公性剛）。如果大家的建議他不肯接受，怨恨和過失就會接踵而來，這對他不好啊（非所以益之也）！

　　問題是，孫權選中的那個孫邵就合適嗎？好像也未必。他在《三國志》裡面，是連傳都沒有的。他的事跡，我們只能從《吳主傳》裴松之註引《吳錄》中看到隻言片語。可見他無論是當丞相前和當丞相後，都政績平平，乏善可陳，怎麼就合適？

　　其實答案正在這裡──孫權對他的丞相有特殊要求。

　　這個結論，是我受田餘慶先生啟發得出的。田先生《暨艷案及相關問題》一文，在說到這個問題時，有兩句話：「張昭是謀謨之臣，並不直接主事；孫權大權在握，也不特仗張昭。」也就是說，張昭既沒那麼重要，孫權也不需要他的丞相有多重要。

　　但這樣一說，便又奇怪了。孫權既然並不希望他任命的丞相有多重要，張昭又其實並不重要，那怎麼就不能任命張昭呢？很簡單，張昭並不重要，是因為他「並不直接主事」（據本傳裴松之註引《吳書》，張昭在指揮了幾次小仗後，就不再擔任將帥，只做高級幕僚了。）任命為丞相，直接主事，豈不就重要了？因此，田餘慶先生說：「用張昭則相權太重，孫權所不能容。」也就是說，一旦任命張昭為丞相，則張昭也重，相權也重。

　　於是我們就要問：孫權是不希望張昭強勢呢，還是不希望丞相強勢呢？

　　我的看法，是兩種念頭都有。先說為什麼不希望張昭強勢。我們知道，孫權稱帝時，創業時代的老臣和重臣已經所剩無幾。周瑜死了，魯肅死了，呂蒙死了，諸葛瑾和步騭則無法與張昭比肩。因為張昭是孫策託孤的顧命大臣，而且孫策還說了「若仲謀不仁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話。這話雖然是非常之時的非常之託，並不一定算數的，但也沒有人宣佈取消（當然也取消不了）。萬一帝相失和，張昭打出這張牌來，如之何呢？所以周壽昌的《三國志注證遺》，就認為這是張昭不得相位的關鍵。

　　事實上張昭敢於「管教」孫權，倚仗的也正是「託孤之勢」。張昭退居二線以後，孫權去看他。張昭說，當年太后（孫權之母吳夫人）和桓王（孫策）「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老臣這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惜老臣太笨，鼠目寸光（意慮淺短），違背了陛下的心願（違逆盛旨），自以為後半輩子，怕是要老死在荒郊野外了（自分幽淪，長棄溝壑）。沒想到還能得到召見（不圖復蒙引見），重新回到陛下身邊（得奉帷幄）。不過老臣能夠做的，也就是盡心盡力報效朝廷。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的事情，老臣是做不來的。這意思很明白，桓王託孤，太后遺訓，不是把我交給你，而是把你交給我。我可是該管就管，該說就說，而且該怎麼管就怎麼管，該怎麼說就怎麼說。孫權沒有話說，只好道歉（權辭謝焉）。

　　張昭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嘉禾元年（公元二三二年）十月，魏國遼東太守公孫淵向孫權上表稱臣。孫權喜出望外，冊封公孫淵為燕王。以丞相顧雍為首，滿朝文武都認為公孫淵反覆無常，十分靠不住，孫權卻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張昭和他反覆辯論，越吵越兇。孫權忍無可忍，按住佩刀對張昭說，我們吳國的士人，進宮拜朕，出宮拜君。朕對閣下的敬重禮遇，也算夠可以的了！可是閣下總不給朕面子，多次當著眾人的面頂撞朕（數於眾中折孤），朕確實擔心自己克制不住會犯錯誤（孤嘗恐失計）！張昭定睛細看（熟視）孫權，然後說，老臣也知道說了沒用。為什麼還要說呢？不就因為太后的遺囑言猶在耳嗎？那些話，可是太后駕崩前，把老臣叫到床邊說的呀！說完，張昭「涕泣橫流」。孫權把刀扔了，也哭起來，君臣二人哭作一團。

　　不過，孫權哭歸哭，做歸做，他還是在第二年正月派要員（太常張彌，執金吾許宴）率萬人前往遼東。張昭氣憤，從此「稱疾不朝」。孫權也氣憤，下令用土把張昭的家門封起來。張昭也不含糊，自己也在門內壘牆。張彌和許宴到了遼東，果然被殺，首級也被送到曹魏。孫權慚愧，多次派人向張昭表示歉意，張昭還是不出來。孫權沒有辦法，只好借外出的機會，親自到張昭家門口去請，張昭還是不肯見面。孫權情急，下令放火。張昭反倒把門關得更緊。孫權無奈，只好又下令滅火，自己在門口等著。張昭的幾個兒子知道不能再鬧下去了，便把老爺子從床上扶起來和孫權一起坐車回宮。回宮以後，孫權深刻檢討（深自克責），張昭才勉強同意參加朝會。請大家想想，這個時候，張昭已經是半退休狀態了，還這麼硬，如果當了丞相，那還得了？

　　這是孫權不希望張昭強勢的原因。那麼，他又為什麼不希望丞相強勢呢？

　　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田餘慶先生所說，孫吳政權必須「江東化」。孫權稱帝的時候，上游統帥已經是江東士族（陸遜），需要「江東化」的是中樞文臣，尤其是首輔。但是，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的力量還很大。朝議公推張昭為相，就反映了他們的固執要求。孫權退而求其次，只好使用孫邵過渡。過渡人物是不必也不能強勢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原因也如田餘慶先生所說，是孫權擇相，原本就沒打算讓他們挑多重的擔子，做多大的事情，能夠用起來得心應手就好。說得好聽，就本非「以萬機相期待」，說得難聽，就是讓他們做擺設。按照這個要求，張昭並不合適，孫邵和顧雍則合適。孫邵在丞相任內沒有任何突出貢獻，看來也是個阿彌陀佛的。說得好聽就是沉著穩重，老成謀國，說得難聽點就是「高級花瓶」。顧雍倒不是「花瓶」，多少也是管點事的。但顧雍和張昭不同。第一，他很少主動建言。孫權不問，他就不說。第二，要說，也得當面說，絕不在背後亂說。《三國志．顧雍傳》的說法，是「軍國得失，行事可不（否），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第三，即便當面說，也寡言少語，心平氣和。不像張昭那樣，一說話就義形於色，慷慨激昂。有一次，張昭在朝上痛陳時弊，認為法令太繁，刑罰偏重，估計很說了一些話。孫權默然，回過頭來問顧雍：丞相以為如何？顧雍的回答只有一句：臣聽到的意見，和張昭一樣。

　　由此可見，顧雍實際上是把丞相當作顧問來做的，而且做得很到位，既沒誤事，又不惹禍。看來，顧雍很清楚孫權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丞相。什麼樣的呢？到位而不越位，幫忙而不添亂，有事做顧問，沒事做擺設。顧雍把握了這個分寸，丞相也就一做十九年，赤烏六年（公元二四三年）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接替顧雍擔任丞相的，是六十二歲的「上大將軍」陸遜。這事的意義一目了然，即田餘慶先生所說的「江東化」。我們知道，陸遜和顧雍都出身江東大族。前面說過，江東「四大家族」，虞、魏、顧、陸。虞氏和魏氏在會稽，顧氏和陸氏在吳郡。吳郡也有「四大家族」，顧、陸、朱、張。顧雍即顧，陸遜即陸。即屬於「吳郡四大家族」，又屬於「江東四大家族」，家族背景十分顯赫。孫權先生以陸遜為統帥，顧雍為首輔，後來又以陸遜接替顧雍為相，正是其「江東化」的標誌。

　　實際上陸遜正是孫吳政權「江東化」的標誌性人物。因為陸遜不但屬於江東和吳郡的「四大家族」，而且陸家和孫家還有過節。陸遜的「從祖父」（祖父的哥哥或弟弟）叫陸康，是東漢末年的廬江太守。據《後漢書．陸康傳》，袁術在壽春時，因為沒有軍糧，便向陸康求援。陸康認為袁術是「叛逆」，不予理睬。袁術大怒，派孫策去打陸康。這場戰爭足足打了兩年，最後城被攻破，七十歲的陸康也在一個月以後發病而死。當時追隨陸康的陸氏宗族一百多人，也受盡苦難，差不多死了一半（遭罹饑厄，死者將半）。

　　所以，陸家和孫家，是有國恨家仇的。孫權對陸遜，也就不能不有所保留。一方面，出於政治需要，他對陸家不能不籠絡借重，比如將孫策的女兒許配給陸遜。另一方面，真要重用陸遜，他也會猶豫。據《三國志》之《陸遜傳》和《朱然傳》，呂蒙對自己的繼任人，其實是推薦過兩次的。第一次是在關羽攻打襄樊時，呂蒙裝病回建業，孫權問他「誰可代卿者」，呂蒙推薦了陸遜。這事我們在《白衣渡江》一回講過。但那時呂蒙並非真正離任，陸遜代理也只是為了忽悠關羽，因此孫權立即同意。等到戰爭結束，呂蒙一病不起，孫權再問「誰可代者」時，呂蒙推薦的就是朱然了。

　　這事值得討論。第一，陸遜已經代理了呂蒙，正式接班，順理成章，孫權為什麼還要再問呢？可見孫權有所保留。第二，孫權再問，呂蒙為什麼改口呢？要知道，陸遜在這次戰爭中表現很好呀！依我看，恐怕就是呂蒙已經看出孫權的心思，這才推薦朱然。

　　呂蒙的這個推薦也很有意思。朱然是朱治的養子，籍貫丹陽郡故鄣縣，是江東人。但《三國志．朱治傳》告訴我們，朱治可是很早就「隨孫堅征伐」的，以後又「扶翼」孫策，也是老資格的「淮泗將領」了。朱然作為朱治的養子，從小就在「淮泗軍事集團」當中長大，這叫做「根子正」。朱然則曾經與孫權同學，感情很好（結恩愛），這叫做「關係鐵」。更何況，朱然籍貫屬於江東，派系屬於淮泗，兩邊都能接受，也便於從淮泗將領向江東士族過渡。所以呂蒙這個推薦，真的是很有水平，很講政治。

　　孫權接受了呂蒙的建議，授予朱然節仗，命令他鎮守江陵，位在陸遜之上。但是，夷陵之戰時，陸遜卻當上了大都督，朱然則成為他的部屬，這又是為什麼呢？

　　也有許多原因。直接的原因，恐怕是劉備傾巢而出，來勢洶洶，非讓陸遜統帥三軍不可。何況「江東化」勢在必行，與其拖拖拉拉夜長夢多，不如藉此機會一舉成功。另外，陸遜的表現也讓孫權滿意。田餘慶先生說陸遜「謹慎處世，靦顏事吳」，是很貼切的。孫權要的就是這樣的人。

　　孫權和陸遜有過一次談話，記載在《呂蒙傳》中。這次談話，孫權對周瑜、魯肅、呂蒙三人一一作了評點，歷來被看作孫權善於識人用人的證據。但我總覺得這不是隨便聊天，而是別有深意。你看孫權是怎麼說的？他說公瑾威武剛烈，雄才大略，膽識過人，很難有人能夠繼承他的偉業（邈焉難繼），現在將軍你卻繼承了（君今繼之）。顯然，孫權是把陸遜看作了「周瑜第二」，希望和期許也超過了魯肅和呂蒙。孫權說這話是在什麼時候？不清楚。《資治通鑑》也只用了一個「後」字，也就是呂蒙去世後的某年某月某日。但陸遜不負厚望，則是真的。因此，顧雍去世，孫權就任命陸遜接替。這位江東第一人才，終於「出將入相」。

　　然而奇怪的是，陸遜為相沒有多久，就被孫權逼死，這又是為什麼呢？

　　事情的直接原因，是所謂「南魯黨爭」。南，就是南宮，指太子。魯，就是魯王，指孫霸。前面說過，孫權一共七個兒子。長子孫登是第一任太子，三十三歲去世。這時次子孫慮也死了（二十歲），十九歲的三子孫和便成為第二任太子。孫和是孫權喜歡的兒子，孫和的母親王夫人也為孫權所寵愛。問題是孫權還喜歡四子孫霸，封他為魯王。據《三國志．孫霸傳》，孫霸的恩寵待遇竟然與太子沒什麼兩樣（寵愛崇特，與和無異）。這就讓某些人想入非非，更有人出來挑撥離間。據《三國志．孫和傳》，當時孫權的大女兒全公主和孫和母親王夫人有矛盾，跑到孫權那裡說他們母子二人的壞話。孫權發怒，王夫人憂慮而死。於是孫和開始失寵（寵稍損），害怕被廢（懼於廢黜）。孫霸則想廢掉孫和，自己當太子（覬覦滋甚）。朝臣貴戚也因此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孫和傳》裴松之註引殷基《通語》的說法，是朝廷內外文臣武將「舉國中分」。這就是大分裂了。於是，孫權於赤烏十三年（公元二五○年）八月，廢黜孫和，賜死孫霸。為什麼廢孫和呢？很簡單：朕還在，你不能鬧。為什麼殺孫霸呢？也很簡單：朕不給，你不能搶！

　　這是一場大屠殺。擁護太子孫和的親兵將領陳正、陳象被族誅，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被痛打，受連累被殺被貶的十幾家、魯王孫霸的黨羽全寄、吳安、孫奇、楊竺都被殺，楊竺還流屍於江。太子黨和魯王黨都沒有好下場。

　　陸遜就是因為保護太子而被逼死的，事在赤烏八年（公元二四五年）二月。具體情況據《陸遜傳》，大概是孫權既不接受陸遜的意見，也不肯和陸遜面談，還不斷派人去責備陸遜。陸遜的幾個外甥，因為親近太子而被撤職流放。太子太傅吾粲，也因為向陸遜通風報信而被下獄處死。陸遜悲憤交加，活活氣死（憤恚致卒），享年六十三歲，死後「家無餘財」。孫權「累遣中使責讓遜」時，是否送了一個空的食盒？不知道，大約沒有。

　　孫權為什麼要逼死陸遜？表面上看，是因為他陷入了「南魯黨爭」，又被看作「太子黨」領袖。但是，陸遜死後，「太子黨」的二號人物諸葛恪卻晉陞為大將軍，接替陸遜「領荊州事」；「魯王黨」的頭號人物步騭則接替陸遜當了丞相，二號人物呂岱升為上大將軍，三號人物全琮升右大司馬。可見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於是我們要問，在這個案子的背後，還要什麼更深刻更隱秘的東西呢？

　　請看下回：逆流而上。

第四十七回　逆流而上

陸遜作為孫吳政權「江東化」的代表人物，由統帥而居相位，可謂登峰造極。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達到頂點的時候，卻被孫權逼死。與此同時，另一些同樣捲入太子與魯王黨爭的人，卻又升了官。那麼，在這個事件的背後，有什麼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嗎？這個背景和原因，又與曹操、劉備、孫權的建國之路有什麼關係呢？

　　上一回我們講了陸遜之死。陸遜的遭遇像誰？崔琰還是荀彧？我看都像，也都不像。陸遜和荀彧一樣，都是憂憤而死（荀彧「以憂薨」，陸遜「憤恚致卒」）。但荀彧死於理想，他和曹操有重大政治分歧，陸遜則談不上。在立儲的問題上，孫權只是處理不當態度含糊，並沒有明確要另立孫霸。孫霸最後被賜死，恐怕說明他的想當太子，多少有點自作多情。所以，陸遜死得莫名其妙。這一點又像崔琰。不過崔琰的死，曹操是發了話的，《三國志．崔琰傳》就說「賜琰死」。陸遜卻不是賜死，是被氣死的，這又與崔琰不同。

　　實際上崔琰之死，十分費解。我在《命案真相》一回作了很多猜測，總覺得還缺了一點什麼。後來讀樊樹志先生的《國史概要》，恍然大悟。樊先生是把崔琰之死與孔融、禰衡之死歸為一類的，因為他們都是「名士」。這就對了。陸遜的問題，其實也正是在於此。上一回我們說了，陸遜死後，同樣陷入了「南魯黨爭」的那些人，比如「太子黨」二號人物諸葛恪，「魯王黨」頭號人物步騭、二號人物呂岱、三號人物全琮，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倒都升了官。原因在哪裡呢？就因為政治背景和家庭出身不同。查查履歷就知道，步騭「避難江東」，呂岱「避亂南渡」，都是「流亡北士」。諸葛恪則是「流亡北士」的後代，其父諸葛瑾「避亂江東」。全琮倒是江東的（吳郡錢唐人），但孫策一到吳，他就帶領自己的隊伍率先投靠（舉兵先附），算是「從龍之臣」，多少有點「淮泗將領」的意味。還有「太子黨」的五號人物會稽太守滕胤，雖然沒有升官，卻也無事。孫權臨終時，他還當了顧命大臣。原因也很簡單，他和諸葛恪一樣，也是「流亡北士」的後代。此外還有一位特殊人物，是儀。他是魯王孫霸的師傅，卻早在赤烏五年（公元二四二年）就主張降低孫霸的待遇，甚至讓他出京，卻也沒事。當然沒事的。是儀北海營陵人，漢末「避亂江東」，也是「流亡北士」嘛！

　　相反，我們看在南魯一案中挨整的，無一不是江東人。被下獄處死的太子太傅吾粲，吳郡烏程人。被撤職流放的太常顧譚，吳郡吳縣人。其實顧譚很有來歷，他是顧雍的孫子，陸遜的外甥。這就活該他倒霉。不過，顧譚是「太子黨」三號人物，而且跳得很高（給孫權上書），算是「罪有應得」。他的弟弟顧承也和顧譚一起流放，恐怕就是受牽連了。

　　為了說清問題，讓大家一目了然，我們不妨開一個名單。

　　太子黨：

　　陸遜，吳郡吳縣人，江東和吳郡「四大家族」之一，被逼「憤恚致卒」；

　　諸葛恪，琅琊陽都人，「流亡北士」之後，升官；

　　顧譚，吳郡吳縣人，江東和吳郡「四大家族」之一，陸遜外甥，撤職流放；

　　朱據，吳郡吳縣人，江東和吳郡「四大家族」之一，赤烏十三年被降職，後被賜死；

　　滕胤，北海劇縣人，「流亡北士」之後，無事；

　　吾粲，吳郡烏程人，下獄處死；

　　是儀，北海營陵人，流亡北士，無事。

　　魯王黨：

　　步騭；臨淮淮陰人，流亡北士，升官；

　　呂岱，廣陵海陵人，流亡北士，升官；

　　全琮，吳郡錢唐人，但屬於「淮泗將領」派系，升官。

　　這就很清楚了。在此案中，孫權並不是，或者並不完全是按照對太子和魯王的態度來劃線的。其實孫權廢黜孫和，賜死孫霸，是在赤烏十三年（公元二五○年）八月。逼死陸遜，則是在赤烏八年（公元二四五年）二月。兩事相隔五年，可見孫權逼死陸遜時，還沒有要徹底解決「南魯黨爭」問題的想法；而「太子黨」和「魯王黨」鬧得「舉國中分」，也才剛剛開始。所以，南魯黨爭，不是陸遜挨整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孫權劃線的標準。

　　那麼，孫權劃線的標準是什麼？當然是派系。「太子黨」中，挨整的都是江東人，其他人就沒事，諸葛恪還升了官。這意思很清楚，別人（淮泗將領或者流亡北士）摻和到立儲之爭當中，馬馬虎虎還可以，你們江東士族不行，陸遜就更加不行！事實上，陸遜一案中挨整的，無一不是江東人，無一不與陸遜有關係，比如顧譚是陸遜的外甥，吾粲向陸遜通風報信。另一位重要人物朱據，雖然是「太子黨」，還屬於吳郡「四大家族」，卻要到五年半以後才挨整。因此我認為，陸遜保太子，只是他挨整的表面原因。身為江東士族，也只是他挨整的部分原因。歸根結底，還是孫權想整他。

　　那麼，孫權為為什麼要整陸遜呢？

　　馬植傑先生的《三國史》講了四個原因。第一，陸遜是江東士族，而且是其中勢力最大的。陸家子弟和姻親，在吳高官厚祿，地位顯赫。第二，陸遜鎮守武昌，聲望至隆。上至太子孫登，下至吳國權要，都與陸遜交好。這兩條，都讓孫權畏忌。因此有第三個原因，就是孫權怕接班人駕馭不了陸遜，必須在自己生前將他幹掉。第四，陸遜是孫策的女婿，而孫權是不想讓孫策的子女勢力太大的。由此可見，陸遜有數不該。第一，他不該是士族；第二，即便是士族，也不該是士族中最大的；第三，即便是士族，就不該到孫權那裡做官；第四，就算做官，也不該還做得最大。有這四條，他就該死，何況還要摻和立儲之爭當中去，豈非找死？要知道，那是人家的「家務事」，你摻和什麼？

　　然而陸遜不會這麼想，因為他是「士」。士的特點是什麼呢？以天下為己任。天下是誰的？在國士們看來，既是皇帝的，也是士人的。皇帝是天下一統的象徵，士人是天下太平的支柱。士人作為國家的棟樑，不但要輔佐皇帝治理天下，還要協助皇帝處理好立儲問題。因為太子命繫國本。太子不牢，國本動搖。保住太子，這是國士們的責任。因此，陸遜不認為這是孫權的「家事」，而認為是東吳的「國事」。他也不認為自己是多管閒事，而認為是忠心耿耿。然而，陸遜的一腔熱血卻被迎頭潑了一瓢冷水，而且是風刀霜劍嚴相逼，讓他冷徹心脾，難怪要「憤恚致卒」了。

　　陸遜實在太天真。他以為，孫吳政權已經「江東化」，江東士族也已經「孫吳化」，孫吳政權與江東士族已經融為一體，變成了「一家人」了。他哪裡知道，孫權的「江東化」是不得已。孫權只是利用江東士族，永遠都不會信任他們。他更不知道，由於前面說的那些原因，孫權其實早就想整他了，只是沒有機會。這一次，不過是藉機發難。

　　孫權會借一件事整另一個人嗎？會。張溫一案就是。張溫的遭遇，最能讓人體會到什麼叫「冷暖人生」。張溫是江東名士，出身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的張家。他本人的素質也很好，《三國志．張溫傳》說是「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據田餘慶先生考證，張溫出仕，是在他三十二歲的時候，想當時推薦他的人一定很多，引起孫權的注意，孫權便問群臣，張溫可以和誰相比。大司農（農業部長）劉基說，可以和綏南將軍、錢唐侯全琮相提並論。太常（首席部長，管禮儀祭祀）顧雍卻說，張溫這個人，當今之世，無與倫比（當今無輩）。於是孫權召見張溫。召見的時候，張溫文采斐然，對答如流，旁觀者都斜著身子伸長脖子聽得入迷，孫權也肅然起敬禮遇有加。召見結束出來後，張昭還特地拉著張溫的手，說老夫向先生致意了，先生應該明白老夫的意思吧！張昭的意思究竟是什麼，我們也不清楚。但他對張溫另眼相待，則是肯定的。可以說，張溫的出仕，是隆重推出的，閃亮登場。所以，他剛一進入東吳政權，就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兩三年內迅速提升，從議郎、選曹尚書而至太子太傅，並以輔義中郎將的身分出使蜀漢。

　　然而，張溫從蜀國回來後，情況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孫權開始莫名其妙地忌恨他，終於找岔子將他下了大獄，後來又罰往本郡做苦力，六年後病死。兩個弟弟，也一併被廢。三個姐妹也受連累，命運非常淒慘。

　　那麼，張溫又是因為什麼案子而挨整的呢？

　　此案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名叫暨艷的官員，檢核三署，惹出事來。三署，就是五官中郎將署、左中郎將署、右中郎將署。三署的幹部叫郎，也叫郎官，有郎中、中郎、侍郎。這些人平時跟隨在皇帝身邊，宿衛扈從，培養鍛煉，有了機會就放出去做官。所以，所謂「三署」，用田餘慶先生的話說，其實就是吳國官員的「養成和儲備機構」。三署中的郎官，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第三梯隊」。當時，暨艷擔任的職務，是選曹尚書，也就是負責選拔任命官吏的主辦官員。他發現三署郎官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很多人是靠關係或者走後門混進來的，便大張旗鼓地進行整頓。結果得罪權貴，被誣自殺，禍及張溫。為什麼會牽連到張溫呢？有三個原因。第一，張溫和暨艷都是吳郡人。第二，暨艷是張溫推薦的。第三，張溫與暨艷的觀點相同，而且過從甚密（數交書疏，聞問往還）。暨艷被逼死，張溫也就跟著倒霉（即罪溫）。據《三國志．張溫傳》，事情大概就是這樣。

　　這無疑是冤案。暨艷冤，張溫更冤。暨艷幫孫權監督官員、澄清吏治，打擊不正之風，怎麼就該死呢？張溫不過與暨艷來往密切，就更沒有罪。然而你看孫權強加在張溫身上的罪名，又是「何圖兇醜，專挾異心」，又是「察其中間。形態果現」，又是「炫賈國恩，為己形勢」，又是「揆其奸心，無所不為」。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把窮兇極惡、原形畢露、以權謀私、十惡不赦這些詞語都用上了，簡直就是恨得咬牙切齒。

　　孫權為什麼這樣狠張溫？聯繫到後來的陸遜一案，很容易讓人覺得他是仇恨江東士族。但這是不對的。張溫確實是吳郡「四大家族」之一，暨艷也是吳郡人。然而張溫、暨艷檢核三署，整頓吏治，首先得罪的恰恰就是江東士族。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言，通過在三署做郎官而進入東吳政權，正是「江東大族特別是吳四姓利益所在」。反對張溫、暨艷這樣做的，比如陸遜、陸瑁、朱據等人，也都屬於吳郡「四大家族」。由此可見，張溫案的性質，與陸遜一案並不相同。這一回，孫權反倒是保護江東士族根本利益的。

　　這就更奇怪了！看來，此案既是冤案又是奇案，因此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就連諸葛亮也覺得不可思議。據《三國志．張溫傳》裴松之註引《會稽典錄》，諸葛亮聽說張溫的事，百思不得其解。想了好幾天，才恍然大悟說，我明白了！張溫這個人，是把是非善惡、清流濁流這些事，看得太明白，分得太清楚（清濁太明，善惡太分）了。

　　諸葛亮的話值得注意。的確，人，不可沒有是非，沒有善惡；不能沒有正義感，更不能姑息養奸。但是，凡事要有一個「度」。清濁要明，不可太明；善惡要分，不可太分。大奸大惡當然不能縱容，小毛病就不必太較真。然而從《張溫傳》的記載看，暨艷、張溫他們整頓吏治時，似乎是「一個都不放過」的。三署郎官，幾乎全都降級（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保留原位的沒幾個（其守故者十未能一）。給人的感覺，只有他們自己是好人。這就欠妥。要知道，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惟我獨清的結果必然是怨聲載道、眾叛親離。這個道理，看來張溫不懂。

　　張溫不懂這個道理，他的朋友將軍駱統也不懂。張溫下獄後，駱統上表為張溫辯護，將孫權強加在張溫身上的罪名一一駁回。裴松之認為這其實是幫倒忙。裴松之在《張溫傳》的註文裡說，莊子講過：「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一個人，名聲太大，不是好事。張溫遭到打擊，就因為他「取名之多」，這才遭到孫權的忌恨。然而駱統上書，卻還要說張溫「卓躒冠群，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這不是火上澆油嗎？

　　顯然，在諸葛亮看來，張溫倒霉是因為他太耿直；而在裴松之看來，張溫倒霉是因為他太張揚。其實，兩說都有道理。因為耿直和張揚，恰是張溫這一類人的共同特點。那麼，所謂「張溫這一類人」，又是哪一類人呢？

　　名士。

　　張溫是名士嗎？是。不但是名士，而且按照田餘慶先生《暨艷案及相關問題》一文的說法，還「具備漢末以來名士首領的各種特徵」。名士有哪些特徵？或者說，名士的標準是什麼？我以為有以下幾條。第一，家世清白，最好出身名門。像曹操這樣的「贅閹遺醜」，就別想當名士。第二，才華橫溢，而且最好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像劉備這樣「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的，就不行。第三，地位邊緣，不做官，或不做高官、大官，或做了等於沒做。這一條，原本是名士的基本條件。因為所謂「名士」，本指「已知名而未出仕的人」，鄭玄就說「名士，不仕者」。不過，一個士人，如果出仕之前就已經知名，出仕以後又能保持名士身分、名士觀念、名士立場、名士做派、名士關係，仍可算作名士。但是，像孫權那樣十五歲就當縣長，十八歲就為人主的，就顯然不是。

　　當然，名士之所以叫做名士，還因為他們有名。有名的原因也很多，比如出身名門望族，比如為人特立獨行，比如學問大得嚇人，總之是很受世人追捧，擁有眾多「粉絲」。他們如果發表什麼意見，是可以影響輿論的。這些人也喜歡發表意見，而且無論在朝在野，都以民間身分站在民間立場來表達，謂之「清議」。由此可見，所謂「名士」，就是現代的「意見領袖」或者「公眾人物」。

　　不過名士和名士也不完全一樣。比如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就把漢末的名士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求名不求官」的，我們不妨稱之為「清高派」。這類人一生不出仕，卻也一生獲大名。因為他們每拒絕一次官府的徵召，聲望就提高一次。越是不肯做官，名氣就越大，最後實際上的社會地位「抵得一個大官」。第二類是「言行剛勁疾惡如仇」的，我們不妨稱之為「耿直派」。他們有一整套自己的道德標準（基本上是儒家的），只要看不順眼，就毫不留情，痛罵痛批，所謂「清議」，常常由這類人來發表。第三類是「迎合風氣」的，我們不妨稱之為「時尚派」。他們往往根據自己對時局的判斷，來選擇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也樂意與當局合作，因此最受當局歡迎。第一類名士雖不合作，卻也不添亂，不添堵。最讓當局者頭疼的，就是第二類──「耿直派名士」。

　　張溫就是「耿直派名士」，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虞翻也是。虞翻是會稽餘姚人，出身「江東四大家族」（虞、魏、顧、陸）的虞家。他的學問也好，所著《周易注》曾備受孔融推崇，至今也被人頻頻引用。因為名氣大，朝廷和曹操都招聘他，也都被他拒絕，只在東吳做小官。這些都符合名士標準。因此，我們只要看看虞翻，就知道「耿直派」是怎麼回事。

　　據《三國志．虞翻傳》，虞翻這個人，生性粗疏率真（翻性疏直），為人特立獨行（性不協俗），和許多人都搞不來。陳壽說他是「古之狂直」，也就是狂傲任性，剛硬耿直。這樣的人，一般都說話直來直去，還喜歡當面頂撞（犯顏諫爭），不給別人面子。襄樊戰役中，魏將于禁投降關羽，被關押在江陵。孫權佔領江陵後，釋放了于禁，禮遇有加。有一次，孫權帶著于禁外出，兩人並馬而行。虞翻卻衝上前去，大聲呵斥于禁，說你一個降虜，怎敢和我們主公並駕齊驅？還要拿鞭子抽于禁，被孫權制止。後來，孫權在樓船上大宴群臣，于禁「聞樂流涕」，虞翻又大聲搶白他，說你這傢伙是想裝出一副可憐相，以求免罪嗎？（汝欲以偽求免邪）？結果孫權很不高興（權悵然不平）。

　　虞翻這樣對待于禁，或許是出於一種正義感。我們知道，東漢末年的名士，一般是有「道德潔癖」的。這種「潔癖」，有的是真，有的是裝。但不管真假，也都要表現出來。虞翻就是這樣，他不止一次地表現出對那些降將的蔑視。仍據《虞翻傳》，又一次，虞翻乘船與麋芳狹路相逢。麋芳的部下想要虞翻讓路，就大聲喊道：快快避開我們將軍的船！我們知道，麋芳這個人原本是關羽的部下。呂蒙偷襲荊州時，他和傅士仁獻出江陵、公安二城，投降了孫權。這樣的人，虞翻哪裡看得起？當然也不會讓路。不但不讓路，還要站在船頭痛罵。虞翻說，喪失了忠誠和信義，拿什麼來輔佐君王？出賣了兩座城池，還可以大言不慚自稱將軍嗎？結果麋芳躲在船艙裡，一句話不說，只是命令船工趕快給虞翻讓路。

　　虞翻這回是揚眉吐氣，也表現了他的道德感。但可以肯定，這並不讓孫權高興。實際上，不要說孫權，便是曹操、劉備、諸葛亮，也不會對虞翻這種「道德潔癖」感興趣。比如法正，被劉璋派去迎接劉備，卻慫恿劉備奪取益州。這種行為，按照傳統道德，是不折不扣的「賣主求榮」，諸葛亮怎麼不譴責，反倒一再肯定法正的貢獻？可見政治家和書呆子的觀點是不相同的。書呆子的所謂「道德感」，也未必討他們喜歡。比如孫權和于禁並馬散步，原本就是一種姿態，做給別人看的。虞翻這時去討論于禁的身分，孫權能高興嗎？

　　虞翻卻不管孫權喜歡不喜歡，只管按照自己的個性去說去做。有一次，孫權和張昭討論神仙，虞翻居然插嘴，指著張昭對孫權說，他們都是死人，還討論什麼神仙！世上哪有神仙！孫權原本對虞翻就忍無可忍（積怒非一），這回再不寬恕。一聲令下，就把虞翻流放到交州（今廣東、廣西以及越南的一部分），最後虞翻死在那裡。

　　其實孫權早就想收拾虞翻了。孫權當上吳王以後，設慶功宴大會群臣。酒宴結束前，孫權起身，親自給群臣斟酒。虞翻卻倒在地上裝醉，不拿酒杯去接。等孫權走過，他又爬起來坐好。這就是存心不給孫權面子了。於是孫權勃然大怒，拔出劍來要殺虞翻。當時所有的人都嚇得臉色慘白，只有大司農劉基撲上去抱住孫權，說大王酒後殺名士，就算他有罪，又有誰知道呢？再說了，吳國為天下人仰慕，不就因為殿下尊賢愛士嗎？為了一個虞翻就把這些好名聲丟了，值得嗎？孫權氣呼呼地說，曹孟德還殺了孔融呢！寡人怎麼就不能殺虞翻！劉基說，正因為曹操濫殺名士，才弄得罵聲一片呀！殿下想與堯舜看齊，怎麼能學曹操？孫權想了想，就放了虞翻，而且好事做到底，規定「酒後言殺」都不算數。

　　此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孫權所言「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這話值得注意，是因為別人也有類似說法，這個人就是諸葛亮。據《宋書．王微傳》，諸葛亮在處理來敏問題時，就曾說過「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的話。來敏的事，我們在《難容水火》一回提到過。據《三國志．來敏傳》，此人出身「荊楚名族」，其父來艷曾位在三公（當過司空）。本人則博覽群書，精通學術，是個典型的名士。而且，此人和其他名士一樣，也是好發議論，干預時政，結果被諸葛亮以「亂群」的罪名罷官。

　　這樣一比較，就很有意思了。孫權把虞翻看作孔融，諸葛亮則把來敏看作孔融，曹操是把孔融殺了的。孫權和諸葛亮雖然沒有殺虞翻、來敏，但也並不認為不能殺。孫權的意思很明確：曹操殺得孔融，我也殺得虞翻。諸葛亮的意思也很明確，來敏的罪過比孔融大多了，不殺他，只罷官，實在是寬大為懷。這又說明什麼呢？說明三點。第一，孔融、虞翻、來敏是同一類人，即「耿直派名士」。第二，此類人物到處都有，來敏就是蜀國的孔融，虞翻則是吳國的孔融。第三，此類人物走到哪裡都不受歡迎，三國主要領導人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也都不喜歡他們，只不過處理起來寬嚴不一而已。不喜歡是當然的，理由我們以後再說。寬嚴不一也是當然的，理由也以後再說。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這一回講的三個案子。陸遜挨整，因為他是士族。虞翻挨整，因為他是名士。張溫挨整，則因為他既是士族又是名士。孫權與陸遜、張溫、虞翻的矛盾，實際上就是他與士族、與名士的矛盾。這其實也是曹操、劉備、諸葛亮遇到的共同問題。也就是說，魏、蜀、吳三大政權，都與士族有衝突。三國的主要領導人，也都要同名士作鬥爭。實際上，在大一統的漢、唐帝國之間，有一個三足鼎立的三國時代，接著又有半統一的兩晉和分裂的南北朝，都與這個矛盾有關。因為士族和名士代表的，乃是一股上承東漢下接兩晉的政治力量。這股政治力量在與曹操、劉備、孫權相衝突相鬥爭的時候，由於並未掌握政權，因此是「逆流而上」。但是，由於他們畢竟代表著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曹操、劉備、孫權也是「逆流而上」。正是這兩種意義上的「逆流而上」，就決定了魏、蜀、吳有著不同的建國道路，而且最後都要同歸於晉。那麼，他們的道路又如何，歸晉的意義又何在呢？

　　請看下回：殊途同歸。

第四十八回　殊途同歸

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在曹操、劉備、諸葛亮那裡同樣存在。因為魏、蜀、吳三國，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們也無意建立一個士族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建國之路不會平坦，也決定了他們的政權終將滅亡。那麼，他們的道路有什麼相同與不同，魏、蜀、吳三家又為什麼會同歸於晉呢？

　　上一回我們講了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這其實也是曹操、劉備、諸葛亮他們遇到的共同問題。曹操殺邊讓、殺孔融、殺崔琰、殺楊修，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都是這一矛盾衝突的表現。那麼，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為什麼都與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衝突呢？

　　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得先說清楚什麼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個家族，怎麼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為那時做官不容易。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說，在漢代，一個人要想通過正規途徑做官，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士人；第二，必須通曉經學；第三，必須被舉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這是德的要求。通曉經學也叫明經，這是才的要求。必須是士人，則是身分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級的貴族。到了漢代，則變成了最高一級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種，即士農工商。士，就是士民；農，就是農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農民務農，工民做工，商民經商，士民讀書。士以讀書為業，其實也就是從事腦力勞動。換句話說，士，就是「腦力勞動者」，即「勞心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所以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們甚至無權做官。

　　這樣一說誰都明白，當時能夠達到這三個標準的人還真不多。別的不說，光是通曉經學就很難，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書讀，都讀得起。如果還要求什麼都不做，專門只讀書，那就更難。因此，只有那些有書讀，讀得起，讀得進，讀得好，而且並無其他職業（農工商）的讀書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須讀書，讀書為了做官，讀書與做官就變成了一件事，變成了職業。一個家族，如果以讀書做官為職業，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讀書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讀書為業的，差不多也都世代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見，所謂「士族」，就是由於世代讀書做官，而從平民階級中分化、產生出來的特殊階層。他們的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壟斷仕途，控制輿論，變成豪強。士族為什麼能壟斷仕途呢？因為一個人既然是有條件讀書的，又做了官，他們的子孫後代自然也比別人更有條件讀書，更有條件做官。即便讀書人多起來了，祖輩、父輩做過官的人，同別的讀書人競爭，總要容易些。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這樣一來，做官的名額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壟斷，或者壟斷某些官職。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一個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薦權，可以推薦別人做官。推薦什麼人呢？兩種人。一種是自己人，還有一種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讀書人。這些人做官機會較少，一旦被推薦，一般都會感恩報恩，甚至與推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從屬關係，情感上發生父子關係，成為他們的「非血緣關係家族成員」。一個人，官越大，推薦權就越大；做官的時間越長，使用推薦權的機會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會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這些「門生故吏」也可以推薦別人做官。但他們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門生故吏」，那麼，他們在行使推薦權的時候，當然要看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貢獻若干名額作為報恩。因此，一個家族的「門生故吏」越多，他們掌握的推薦權也就越多。時間長了，也就壟斷了做官權。

　　第三，享有推薦權的人還可以互相推薦，也就是我推薦你的人，你推薦我的人。這種「投桃報李」的做法也是官場的「潛規則」，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討價還價便能默契地進行。最後是推薦權和做官權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麼，士族為什麼能夠控制輿論呢？因為他們原本就是由於讀書才做官，由於做官才成其為士族的，當然最有學問最有文化。因此，作為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領袖，士族便不難團結一大批文化人，這就是名士和太學生。太學生就是太學（國家幹部學院）裡的生員，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後備幹部」。名士就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社會賢達」。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還兼有其他身分，比如竇武是外戚兼名士，劉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論何種身分，都與士族關係密切，大體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學生則成為他們的擁躉。上一回我們說過，所謂「名士」，就是現代的「意見領袖」或者「公眾人物」。這些人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發表意見，褒貶人物，議論時政。這種意見，當時就叫做「清議」。清議的影響力很大，殺傷力也很強。一個人，如果被清議所褒揚，就身價百倍；如果為清議所不齒，就臭不可聞。清議的力量這樣大，發表清議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邊，還有太學生作為呼應，士族當然就控制了輿論。

　　士族掌握了做官權，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發言權，就控制了輿論。有了這兩個條件，他們就不難成為豪強。成為豪強也並不奇怪，因為東漢原本就是由豪強（主要是南陽豪強）建立的政權。主宰這個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強，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們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強。但是，士人變成士族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他們由偶然做官變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權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們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佔有的政治資源和政治優勢，不斷發展壯大，從中小地主變成大地主，成為雄視天下稱霸一方的豪強。這樣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還叫「名門望族」，也簡稱世族、士族、望族、勢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詩書傳家。詩書傳家，自然有聲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門」。世代做官，自然有權勢，所以叫「勢族」，也叫「世族」。既沒有權勢又沒有聲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門」，也叫「庶族」或「寒族」。

　　顯然，士族是一個十分特殊的階層。他們不是貴族（皇親國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屬於平民階級，卻比平民高貴；不能世襲官職，卻能壟斷仕途。就性質而言，他們是「半世襲的準貴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貴族的「高級平民」。他們與名士的關係最為密切，有聯繫也有區別。區別在於：士族是族群，名士是個人；士族必須做官，名士則不一定。但在多數情況下，名士與士族的階級立場、道德觀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當名士的後台老闆，名士則往往充當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麼？當然是建立一個由本階級掌握的政權。至少，也要在這個政權中處於掌控地位。這就難免與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發生矛盾衝突。因為三國之主均非士族，也沒打算讓士族成為統治階級。不過，魏、蜀、吳的情況又各不相同，我們只能分開來說，看看士族階級如何同他們進行鬥爭，最後又如何將他們歸於一統。

　　先說曹魏。

　　曹魏的建國之路，我稱之為「非和平演變」。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曹魏的天下其實是用武力打下來的，因此不是「和平演變」。但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卻又來自「禪讓」，以及此前漢獻帝的一系列冊封，包括加九錫、封魏公，晉魏王，又有「和平演變」的意味。無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變」，或者「非宮廷政變」。

　　曹操集團選擇這條道路，事先有沒有策劃？我看沒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來的。他的野心，也是一點一點大起來的。至少，我們可以肯定，關東聯軍成立那會兒，他可沒有什麼建立政權的想法。《三國志．武帝紀》怎麼說？「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這就很清楚，關東聯軍這個「集團公司」裡面，並沒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闆」，不是「股東」，只是「馬仔」，哪能有什麼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約是在什麼時候？我想應該是在官渡之戰以後，赤壁之戰以前。如果把政權這個「上層建築」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權比做「蓋房子」，那麼，這時能夠在中原大地上「蓋新房子」的「開發商」兼「建築師」，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徵得了土地；他戰勝了袁紹，則好比取得了資金。一個原本就有這方面能耐的人，獲得了這樣兩個條件還不想幹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六月，曹操恢復廢除已久的丞相制度，並自任丞相，就是他準備動手的信號。

　　那麼，曹操的「新房子」有圖紙嗎？沒有。曹操這個人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政權」。這個政權用陳寅恪先生《崔浩與寇謙之》一文的話說，就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權」。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厲行法治，抑制兼併，破格用人，提倡節儉，不慕虛名，哪一條不是衝著士族來的？尤其是他那個「唯才是舉」，簡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墳！如果用人制度當真照此改革，士族還能壟斷做官的權利嗎？甚至就連曹操父子喜歡文學，也和士族不對勁。因為士族重視的是修身治國的「經義」，而不是雕蟲小技的「文辭」。

　　因此，曹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盡了名士的譏諷。曹操對此並非沒有思想準備。他很清楚自己會得罪士族，也很清楚名士多半會和士族同聲相應。他的辦法是有選擇地殺人。他曾經想殺楊彪，但沒有殺成，殺成了的是孔融。楊家（楊彪）和袁家（袁紹）一樣，也是士族中頂尖級的望族，而且比袁紹還牛，五世三公。孔融則是名士中頂尖級的名士，孔子二十世孫。曹操想殺楊彪，敢殺孔融，說明他對士族和名士，是很在意（否則不必殺），卻不在乎（否則不敢殺）。士族的抵制，名士的反對，不是他最大的困難。

　　曹操的困難就是他的資本。曹操的資本是什麼呢？奉天子以令不臣。靠著這一資本，他才徵得了土地。但是這樣一來，他就必須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不能把這塊土地上的老房子拆了，另外蓋一棟新的。相反，他還必須裝出一副很維護這舊房子的樣子，就像一個盡心盡職的老管家，而不是強行拆遷的開發商。顯然，曹操的房子並不好蓋。

　　好在曹操是一個有理想無藍圖的人，他可以邊幹邊摸索。曹操也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他的辦法就是「搞裝修」。或者說，用「搞裝修」的辦法，一點一點進行改造，最後再把別人的房子變成自己的。這種辦法好是好，卻有一個前提，就是「老房子」不能倒。哪怕裡面爛透了，框架還得留著。東漢王朝這個「老房子」的框架是什麼樣的呢？三根支柱，一個屋頂。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屋頂就是大漢天子。曹操迎奉天子到許，屋頂就有了，但那柱卻三根倒了兩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入京之前，就已經自相殘殺，兩敗俱傷，再也扶不起來。如果剩下的一根（士族）也不要，房子就會塌下來。

　　這就是曹操的難題，也是士族的難題。曹操的難處在於，他不能拆房子，因此這根柱子不能倒；他要搞裝修，而且說白了就是要偷樑換柱，這根柱子又不能不動。士族的難處則在於，柱子是用來撐屋頂的，它也只能跟著屋頂走。現在屋頂跑到曹操那裡去了，柱子要不要也去？如果也去，等於變成了曹操的柱子。如果不去，則等於沒有了屋頂。屋頂沒了，要柱子幹什麼？這真是難死人了。

　　說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曹操實行的是「法家寒族之路線」，他那裡出身士族或追隨士族的名士還是比別人多。為什麼呢？因為曹操很清楚，沒有這些人，他連「裝修」都搞不成。士族和名士也很清楚，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於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於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於跟著曹操一條道走到黑。也就是說，曹操、士族、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樣一來，曹操與士族、名士，就處於一種相互利用又相互警惕的關係之中。因此，他身邊的名士比其他人都多，被他殺掉的也比別人多。因為他不能不小心防範，甚至神經過敏，疑神疑鬼，濫殺無辜。比方說，逼死荀彧，殺崔琰，殺楊修。這幾個案子常常讓人費解，覺得曹操是沒事找事小題大做。但只要想到那些人都是大族名士，也就不難明白其中奧秘。

　　曹操的濫殺必須批判，曹操的懷疑卻不無道理。事實上，另有想法的各類名士很是不少，其中至少有三種人值得一說。第一種是只認大屋頂，不認裝修工，也不讓他搞裝修，孔融就是。第二種是認屋頂也認裝修工，還幫一些忙，但希望他裝修成原樣，再還給屋主，荀彧就是。第三種是你搞裝修我也搞裝修。表面上幫你搞，實際上自己搞。等到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再告訴你房子其實應該像我說的那樣蓋，陳群就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年）正月，曹操病逝於洛陽，曹丕繼位成為魏王。沒過多久，陳群就「及時」地提出了他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所謂「九品官人法」，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後在士族內部按照聲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官職。曹丕接受了陳群的建議，下令實施。又沒過多久，曹丕在中原士族的擁戴下當了皇帝，帝國這棟房子（這時只有大半棟）從姓劉的手上正式「過戶」給了姓曹的。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要知道，為了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政權，曹操不知吃了多少苦，捱了多少罵，殺了多少人，最後逼得他只能用「搞裝修」的辦法來「換房子」。但是，等他把房子裝修好，就要辦「產權證」時，卻發現他要換的「柱子」變成了「地基」，甚至變成了房子的主體結構。你說，曹孟德地下有知，是該笑呢，還是該哭呢？

　　曹丕接受陳群的建議，是因為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想通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范文瀾先生所說：「士族障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為了擁漢，毋寧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然而，曹魏畢竟是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權」。一旦改變性質，變成士族地主階級的，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呢？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終於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麼，孫吳和蜀漢又如何？

　　孫吳和蜀漢原本沒有資格建國。孫權的父兄靠著武力搶了一塊地盤，但那在理論上只是帝國大廈裡面的一套公寓，孫權自己沒有房產證的。劉備就更可憐，不要說房子，連房間都沒有，只能借別人的住。他們能夠自己蓋房子，還得感謝曹操開了一個頭，也得感謝曹操為他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並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訓是：士族的勢力極大，只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權和劉備採取了與曹操不同的建國路線和戰略方針。如果說，曹操是逆流而上，那麼，孫權和劉備，則一個是順勢而為，一個是繞道而行。順勢而為的是孫權。這就是「江東化」，亦即「本土化」。前面講過，東吳政權的主體，原本是以周瑜為代表的淮泗將領，和以張昭為代表的流亡北士。這些人都是外來力量，黨羽不多，勢力不大，根基不牢，可以放心使用。但也正因為如此，孫權不能單靠他們來建國。單單依靠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東吳就永遠是一個飄忽的政權。因此，孫權只能「江東化」，也必須「江東化」。於是，他毅然將一部分政權和一部分兵權，分別交給了顧雍和陸遜。在孫權那裡做官的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子弟，更是數以千計。這樣一來，江東士族就和孫吳政權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孫吳政權的利益，就是江東士族的利益。即便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東士族也要捍衛孫吳政權。這正是孫吳在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差，持續時間卻又最長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雙刃劍。「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孫吳政權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孫權害怕的。這就使得孫權內心分裂，心理變態，作風剛愎，作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上一回講的幾個案子那樣令人費解，恐怕就有這方面的原因。事實上，孫權臨終時指定的顧命大臣，一個大將軍諸葛恪，一個會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後代。孫權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東士族的。因此，孫權淫威獨擅，用刑嚴峻；東吳言路不通，離心離德。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北方士族，因此孫吳終於亡於晉。

　　如果說曹魏是「非和平演變」，孫吳是「本土化生存」，那麼，蜀漢就是「計劃外單列」。按理說，劉備原本是沒有資格建國的。他雖然有皇族、宗室的身分，左將軍、豫州牧的頭銜，但那都是「空頭支票」，並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團，但「武士強謀士弱」（范文瀾語），成不了氣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時候，沒什麼人把他看作競爭對手。魯肅的「東吳版《隆中對》」，也只說與曹操、劉表三分天下。蜀漢，實在是「計劃外」冒出來的政權。

　　劉備居然成功，一半歸於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則要算他運氣好。運氣好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諸葛亮、龐統、法正的輔佐，「武士強謀士弱」變成了武士謀士都強；二是他的兩個同族──劉表和劉璋，武士、謀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謀士雖強而不能用，結果被劉備奪了地盤。當然，劉備能夠得到諸葛亮、龐統、法正的輔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賢如渴。但一個人再思賢如渴，也得有賢人讓他思、讓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運氣的成分。至於劉表、劉璋的弱，就完全是劉備的運氣了。

　　蜀漢政權既然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那麼，對於這個政權的性質，劉備心裡恐怕並沒有底。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他其實是一個「不具有明確戰略思想的隨波逐流的人」。好在劉備聰明。他一直盯著曹操，然後反著來（劉備曾經對龐統說「每與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劉備就來個繞道而行，盡量避免與士族發生正面衝突。《三國志．先主傳》曾高度評價劉備入蜀以後的人事安排，說董和、黃權、李嚴是劉璋的舊部，吳壹、費觀是劉璋的姻親，彭羕曾受劉璋的排斥，劉巴則為自己所忌恨，卻都安排在顯要的位置上（皆處之顯任），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盡其器能），結果是「有志之士，無不競功」。

　　諸葛亮治國，就更多可圈可點之處。我們在《情天恨海》和《無力回天》兩回講過，諸葛亮執政後，實行依法治國，依法用人，結果政府裡面沒有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個人都勤奮向上（人懷自厲）。他又非常注意選拔使用本土人才，結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這也是有證據的。比如張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對諸葛亮讚不絕口。據《三國志．張裔傳》，張裔經常對人說，亮公頒發獎賞不會漏掉疏遠的人（賞不遺遠），執行懲罰不會偏袒親近的人（罰不阿近）；沒有功勞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無功取），雖有權勢也免不掉懲罰（刑不可以貴勢免）。這就是我們蜀國無論什麼人都會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可見，諸葛亮確實做到了公開、公正、公平，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在他的領導下，蜀漢也成為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好的國家。

　　那麼，三國當中，蜀漢為什麼又最先滅亡？

　　也有三個原因。第一，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國理念，是依法治國。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法治」，這就和士族階級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豈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聲望、門第，完全「無法無天」。所以，蜀漢表面上是繞道而行，實際上也是逆流而上。但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能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麼抗爭得了呢？

　　第二，蜀漢不但是一個「非士族政權」，而且是一個「外來政權」。這就不可能不與本土士族（益州士族）發生矛盾。如果蜀漢也像東吳那樣「本土化」，事情也許會不一樣。但是，劉備和諸葛亮卻都堅持「荊州集團第一、東州集團第二、益州集團第三」的組織路線。諸葛亮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漢政權還想方設法從益州豪強、士族身上搾取錢財，以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又針對所謂「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的情況，制定許多有針對性的法律，來鎮壓他們的反抗。由此可見，益州士族實際上被底層化和邊緣化。他們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與蜀漢政權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對立面」。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與蜀漢政權的利益並不一致，甚至矛盾衝突，也就不可能像江東士族那樣保家衛國，只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袖手旁觀，冷嘲熱諷，甚至幸災樂禍，裡應外合。這個時候，蜀漢政權的領導人再優秀，再鞠躬盡瘁，再以身作則，都是沒有用的。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第三，諸葛亮過高地估計了他政治理想的號召力。他不知道（也許真不知道，也許裝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當年的曹魏，「興復漢室」也早就成為過時的口號。因為對於士族地主階級來說，實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東漢還好，他們為什麼還要「興復漢室」？反倒是堅持漢代制度的蜀漢，完全沒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會真正支持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國方略。他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來「解放」他們，以便實現他們的理想。我們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小結了。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因此，他們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有衝突，有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為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為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為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苟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為只有晉，才是完全徹底的士族地主階級政權。

　　公元二六三年，魏滅蜀；公元二六五年，晉滅魏；公元二八○年，晉滅吳。中國歷史從此在全國範圍進入士族地主階級的時代，三國的歷史也就結束。至於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段歷史，那將是另外一個話題。

【結束語　滾滾長江東逝水】

四十八回的「品評三國」到此就講完了，三國的話題卻沒有講完，也講不完。這是一個會不斷講述下去、討論下去的無盡話題。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觀點。但是，在每一種看法和觀點的背後，實際上都有不同的歷史觀作為背景和支持。那麼，我們應該持一種什麼樣的歷史觀？在這種歷史觀的指導下，我們將怎樣評價這段歷史和其中的人物呢？

　　在前面的四十八回，我極其粗略和簡單地講述了三國這段歷史。這個講述是不全面的、不系統的、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完整。因為本書（以及與本書相關的電視節目）只是《品三國》，不是《三國史》，我們不能拿《三國史》的標準要求它。但既然是「品」，那麼，有一些問題也不能不回答。比方說，三國是一段什麼樣的歷史？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段歷史？應該如何評價這段歷史當中的那些主要人物？

　　實在地講，這些問題不好回答，因為這需要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

　　於是，我想起了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並重新閱讀了這部經典著作，大受啟發。什麼啟發呢？就是拿破崙的這個姪子政變後，所有人都只是「感到驚異」，卻「沒有一個人理解它」。他們有的表示了「道義的憤怒」，也有的進行了簡單的分析。只有馬克思回答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路易．波拿巴這樣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居然「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為什麼呢？因為法國的階級鬥爭「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正是這種「條件和局勢」，使他得以粉墨登場，做出了一些讓整個歐洲政治界都感到震驚的事情。也就是說，某個歷史人物成為英雄，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條件和局勢」。在這裡，「條件和局勢」比個人的品質和素質更重要。對「條件和局勢」的分析，也比「道義的憤怒」更重要。

　　馬克思的這一歷史觀和方法論無疑具有普適性。它不但適合於路易．波拿巴的政變，也適用於三國這段歷史。三國，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三國的英雄，雖未必是「平庸而可笑的」，卻同樣由一定的「條件和局勢」所造就。因此，我們有必要「跳出三國看三國」，從宏觀的角度看一看當時的天下大勢。

一、士族取代貴族

　　說起來，三國這段歷史是很特別的，它甚至無法斷代。因為它的前半截屬於東漢，後半截則屬於魏晉。東漢之後即是魏晉。漢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黃初元年。三國，可謂「是漢非漢，是魏非魏」，第三者插足，完全是一段插曲。

　　其實，魏晉，以及後來的南北朝，又何嘗不是歷史的插曲？只不過與三國相比，魏晉南北朝要算是大插曲而已。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年頭很是不短，但其國家形態和政治狀態卻是空前絕後的。它的前面和後面，各有兩個統一的王朝，而且都是前面一個時間短，後面一個時間長。前面是秦、漢，秦的時間短，漢的時間長；後面是隋、唐，隋的時間短，唐的時間長。不過秦和隋時間雖短，卻是統一的。魏晉南北朝時間雖長，卻是半統一半分裂的，而且統一的時間短，分裂的時間長。這就不能說是巧合，得用歷史的邏輯來解釋才行。

　　先說秦。秦的時間為什麼短？因為這是中國歷史「換屆」的時候，既換統治階級，又換國家形態。秦以前的統治階級是誰？領主階級。秦以後呢？地主階級。秦以前的國家形態是什麼？邦國。秦以後呢？帝國。邦國和帝國有什麼不同？邦國是封建制，帝國是郡縣制。封建，就是「封土建國」。封土，就是劃定疆域；建國，就是指定國君。具體地說，就是天底下的地方叫「天下」，天下有一個共同的君主，叫「天子」。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領地，封給「諸侯」，叫「國」。諸侯再把「國」分成若干領地，封給「大夫」，叫「家」。大夫、諸侯、天子都有「領地」，因此都是「領主」。不過大夫有領地，無政權，只能叫「家」。諸侯有領地，也有政權，所以叫「國」。國與國之間可以交戰、媾和、聯盟、通商，但都要尊奉天子為「天下共主」。這就是「封建制」，也叫「邦國制」。

　　封建制度的要義是「封土建國」，郡縣制的特點是「中央集權」。封建制是「一個天下，許多國家；一個天子，許多國君。」，郡縣制則是「一個天下，一個國家，一個元首，一個政府。」原來那些有著獨立主權的「國」沒有了，合併成一個統一國家，比如秦或者漢。它同時也是天下。原來那些有著獨立主權的國君也沒有了，合併成一個國君，比如秦始皇或者漢高祖。他同時也是天子。天子就是這個統一國家的國君，也是天下唯一的國家元首。他也不再叫王，而叫皇帝。因此這種制度就叫「帝國制」。帝國制既然只承認一個國家，一個元首，那麼，無論有獨立主權的「國」，還是沒有獨立主權的「家」，便都不能再存在。邦國時代的國和家，必須變成帝國的郡和縣。郡縣與帝國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管理郡、縣的人，是中央政府任命和派出的官員。這個制度，就叫郡縣制。

　　郡縣制與封建制還有一個區別，就是封建時代（邦國時代）的天子、諸侯、大夫都是世襲的。郡縣時代（帝國時代）只有皇帝世襲，郡守和縣令則不世襲。不但郡守、縣令，帝國所有的官員，無論在中央在地方，原則上也都不世襲。世襲的是貴族，不世襲的是官僚。所以封建制同時也是貴族制，郡縣制同時也是官僚制。

　　現在我們清楚了。邦國制與封建制、貴族制是三位一體的，帝國制則與郡縣制、官僚制三位一體。邦國時代，天子、諸侯、大夫，都是領主，所以它的統治階級是領主階級。帝國時代，管理國家的是官僚。官僚無領地，不世襲，所以帝國的統治階級是地主階級。秦滅六國，一統天下，不再封建，就是要變貴族制為官僚制，變封建制為郡縣制，變邦國制為帝國制，由地主階級取代領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很顯然，這是一次「大換屆」，因此社會矛盾特別尖銳，階級衝突特別激烈。再加上新的統治階級沒有經驗，選擇了錯誤的意識形態（法家學說），採取了錯誤的統治方式（暴力方式），弄得天怒人怨，結果二世而亡。漢代統治階級吸取了秦的教訓，更換了意識形態（先是道家學說，後是儒家學說），也改變了統治方式（先是與民休息，後是王霸雜用），於是天下太平，漢的國祚也長達四百多年。

　　然而秦的歷史雖短，卻是開創者。漢，不過是秦王朝政治遺囑的執行人。而且，不僅兩漢，以後的歷代王朝，實行的都是秦開創的制度。帝國時代的統治階級，也都是地主階級。但同為地主階級，也有不同類型。因此，在不同歷史時期，就由不同的地主階級來擔綱。具體地說，秦漢是貴族地主，魏晉是士族地主，隋唐以後是庶族地主。

　　貴族地主是由封建領主轉變而來的。封建領主都是貴族，因此也叫貴族領主階級。秦滅六國以後，廢除了「封土建國」的「封建制」，代之以「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領主沒有了，變成了地主。地主既然由領主變化而來，就難免仍然帶有貴族的性質。至少，那些最大的地主，掌權的地主，控制了國家機器和中央政府的地主，只能是貴族地主。這就是皇族和外戚，以及有食邑的公侯。他們有封爵也有封地，但「有產權無治權」，或者說「有財權無政權」，不能行使獨立國家的主權，只能食賦稅，享受經濟利益。無政權，政治上就是地主；有財權，經濟上是領主。這樣的人，應該說是「半領主半地主」，無妨稱之為「貴族地主」。他們是秦漢帝國的統治者。所以，秦漢是貴族地主階級的時代。

　　但是，帝國制度在本質上是非貴族的。因此，帝國的統治階級內部也要「換屆」，由貴族地主換為士族地主，最後「落實」為庶族地主。我們在《殊途同歸》一回講過，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也叫望族（有聲望）、勢族（有權勢）。既沒有權勢又沒有聲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門」，也叫「庶族」或「寒族」。為什麼庶族地主是帝國的最後一個統治階級，而且持續的時間那麼長，從隋唐直至明清呢？因為這個階級最符合帝國的要求。庶族地主是地主階級當中社會地位最低的，他們要進入國家政權，只能通過讀書和考試。而且每一代都要自己讀、自己考，不可能世襲。這就完全合拍，也最讓人放心。

　　讓庶族地主階級成員通過讀書考試進入國家政權的制度，就是「科舉制」。科，就是設科考試；舉，就是選拔官吏。這種制度通過考試來分科取士，所以叫「科舉」。考試也是早就有了的，兩晉時期就有「孝廉試經，秀才試策」的制度。但是，直到隋文帝廢除九品中正制，科舉制才算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因此，隋，便也是一個「換屆」的時代。故而和秦一樣，時間很短。當然，這是「小換屆」。鬥爭的激烈程度，就不如秦。而且，由於帝國已經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統治階級和人事制度，以後的改朝換代，就只是庶族地主階級內部的事情，即只更換統治者，不更換統治階級。

　　不過，歷史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貴族地主階級不可能馬上就換成庶族地主階級。這裡顯然要有一個過渡，而能夠起到過渡作用的就是士族地主階級。士族與貴族的區別是什麼呢？貴族成為貴族，靠的是血緣關係；士族成為士族，靠的是讀書做官。士族與庶族的區別又是什麼呢？庶族做官，只需要讀書考試；士族做官，則主要看家庭出身。所以，士族一半像貴族，一半像庶族，正好用來過渡。魏晉南北朝，就正是這樣一個過渡時期。

　　作為過渡時期，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制度是「門閥制度」，也叫「士族制度」。所謂「門閥制度」，就是一個人要做官，光會讀書不行，還要看家族的名氣聲望、貴賤等級、功績經歷。名氣聲望叫「門望」，貴賤等級叫「門第」，功績經歷叫「閥閱」。當時的仕宦人家，大門外都有兩根柱子，用來題記他們家族的功績經歷。標榜功績的叫「閥」，在左邊。標榜經歷的叫「閱」，在右邊。閥與閱都從「門」。這個「門」，就是「家門」，也就是家族。家族的門望、門第、閥閱，合起來就叫「門閥」。門望有高低，聲望高的叫「望族」。門第也有高低，等級高的叫「高門」。一個家族能夠成為望族、高門，不因為別的，只因為他們讀書做官，甚至世代做官。做官才有閥閱，有閥閱才有聲望、等級。所以，門望、門第、閥閱，是三位一體的，這才叫「門閥」。顯然，門閥，就是當時世代為官的顯貴之家。門閥制度，則是保護這個階級政治利益的制度。它的實施方案，就是「九品官人法」或「九品中正制」。

　　這樣一種制度，當然是士族喜歡的。尤其是高中級士族，更是盼望之至，因為他們可以壟斷做官的權利。這個制度也是終究要實行的。因為士族在東漢末年，就已經開始壟斷做官權。但是，壟斷做官的權利，正如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所說，所謂「九品官人法」，不過是「這一件既成事實的法律規定」。但是，壟斷做官的權利，就等於把不能世襲的官職變成世襲的，建立了一種「不是世襲的世襲制」，或者說，官僚集團的半世襲制。顯然，這與帝國制度的要求不相容。帝國制度，是要求官僚不得世襲的。由是之故，門閥制度必將退出歷史舞台，讓位於官僚完全不能世襲的科舉制度。士族地主階級也要退出歷史舞臺，讓位於不會壟斷做官權利的庶族地主階級。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說魏晉南北朝是歷史的「大插曲」。

　　有趣的是，這個「大插曲」的前面又插進了一段「小插曲」。這就是三國。我們在《殊途同歸》一回講過，士族在東漢末年已經壟斷仕途，控制輿論，變成豪強。壟斷了仕途，就佔領了上層建築；控制了輿論，就掌握了意識形態；變成豪強，就把握了經濟基礎。這就差不多掌控了這個國家。如果就這樣按部就班地發展下去，士族地主階級便必將成為帝國的統治階級。那麼，歷史的日程表怎麼會被打亂，士族的如意算盤又怎麼會被打掉呢？

　　因為不幸得很，門閥遇到了軍閥。

二、門閥遇到軍閥

　　軍閥，就是擁有自己獨立武裝力量的地方豪強。這樣的豪強其實早就有了，那就是由東漢王朝姑息縱容培養出來的土豪。東漢末年，尤其是黃巾起義以後，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能力越來越弱，土豪們的勢力也就越來越強。他們有的在地方上稱雄稱霸，叫「豪霸」；有的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裝，叫「豪帥」；有的利用朝廷任命的官職實施割據，成為「諸侯」。但因為都有武裝力量，所以是「軍閥」。只不過，在漢靈帝去世之前，他們還不成氣候。

　　軍閥要成氣候，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中央政府垮臺，或者名存實亡。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強就稱霸；文官治理不了國家，軍閥就橫行。這時，差一點成為統治階級的士族，就只能交出統治權。實際上，士族（也包括其他政治勢力）炙手可熱，根本原因在於中央集權，朝廷可以號令天下。但是，如果皇帝當真變成了孤家寡人，甚至由「天子」變成了「浪子」，各地牧守都不聽指揮，他們也就牛不起來。這個時候，單單門第高有名望是沒有用的，就連印把子也不一定管用，說得起話的只有槍桿子。誰掌握著槍桿子呢？軍閥。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實亡的又是誰呢？也是軍閥。而且我們知道，他就是董卓。

　　董卓是第一個殺進歷史舞台的軍閥。他原本是涼州的地方豪強，早就擁兵自重的。他的部屬用范文瀾先生的話說，則是一些地方上的「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這就是不折不扣的軍閥了。不過平心而論，董卓並不以軍閥自居。他進洛陽，也不是為了當軍閥，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問題在於，董卓並不知道新秩序應該怎樣建立，他自己又是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結果是新秩序沒能建立，舊秩序的壽命也到了頭。

　　這筆賬當然不能算在董卓一個人頭上，說到底還是東漢王朝已經腐朽了，這才輕輕一推就倒。我們在《殊途同歸》一回說過，東漢王朝的帝國大廈，是由三根柱子撐起來的。哪三根支柱呢？外戚、宦官、士族。外戚就是皇后皇太后的母家，說得通俗點就是皇親國戚。一個女人，如果當了皇后，她的娘家人也就雞犬升天。如果皇帝死得早，新皇帝年幼當不了家，需要太后臨朝，朝政就很可能落到太后娘家人即外戚的手裡。東漢就是這樣。包括少帝劉辯在內，東漢十三個皇帝，除首任光武帝六十二歲，次任漢明帝四十八歲，最後一任漢獻帝五十四歲，其餘十個都沒有活過四十歲。皇帝繼位時的年齡，除漢明帝三十歲，其餘十一個都不到二十歲。年齡最大的，漢章帝十九歲；年齡最小的，漢殤帝只有百日，漢沖帝只有二歲。於是，東漢便有六次太后臨朝，外戚執政。漢和帝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執政；漢安帝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執政；北鄉侯時，閻太后臨朝，閻顯執政；漢桓帝時，梁太后臨朝，梁冀執政；漢靈帝時，竇太后臨朝，竇武執政；弘農王時，何太后臨朝，何進執政。這樣下來，東漢王朝倒有半數時間是太后和外戚在當家。

　　外戚掌權，皇帝當然不高興。所以，這些少年皇帝親政以後，就要奪權。能幫忙的，則是宦官。宦官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幫著皇帝甚至代替皇帝殺外戚。比如公元九二年殺竇憲，公元一二一年殺鄧騭，公元一二五年殺閻顯，公元一五九年殺梁冀，公元一六八年殺竇武，公元一八九年殺何進。這就有意思了。東漢王朝，六次太后臨朝，外戚執政。六個執政的外戚，又竟然都是皇帝依靠宦官，或者宦官幫著皇帝，甚至自作主張殺掉的。

　　所以，外戚與宦官的矛盾極大。一部東漢宮廷史，差不多就是外戚與宦官的鬥爭史。在這個鬥爭中，士族是偏向外戚的。他們雖然不滿外戚的跋扈，卻更憎惡宦官的貪婪，痛恨追隨宦官的「斗筲小人」與自己爭奪做官的權利。於是，漢靈帝去世後，以袁紹為代表的士族，便聯合以何進為代表的外戚，與宦官集團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結果是宦官殺何進，袁紹殺宦官，外戚與宦官同歸於盡。帝國大廈的三根支柱倒了兩根，剩下一根也獨力難支。

　　這個時候，董卓進來了，而且是士族（袁紹）請進來的。這就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夠接受的人，歷史也許就會從此改寫。然而，儘管董卓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國新秩序，無奈士族並不願意與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樣與士族合作。他那不守禮儀不遵法度的專橫跋扈和胡作非為，使他被士族界定為「全國共誅之，天下共討之」的「人民公敵」。朝官以王允為首，策劃暗殺；外官以袁紹為首，起兵討伐。朝野一片混亂。

　　這下子，原本就動盪不安的帝國變得更加動盪，門閥的天下變成了軍閥的天下。一方面，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紛紛擁兵自重，各行其是，割據一方；另方面，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也放下了筆桿子和鋤把子，紛紛招兵買馬，拉幫結派，佔山為王。他們「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曹丕《典論》），名為討董卓，實為搶地盤。董卓，這個並不想當軍閥的軍閥，讓很多人成為了軍閥。

　　歷史既然進入了軍閥的時代，那麼，能夠收拾局面的也就只有軍閥，門閥是不行的。什麼是門閥？世代顯貴的家族。什麼是軍閥？擁兵自重的集團。世代顯貴，或者擁兵自重，對社會就有特殊的支配地位和力量，因此都叫「閥」。但門閥為閥，靠的是門第聲望；軍閥為閥，靠的是武裝力量。門第聲望是鬥不過武裝力量的，所以門閥也鬥不過軍閥。門閥遇到軍閥，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除非他同時是軍閥。

　　士族並非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努力。袁紹和袁術，就是「門閥兼軍閥」。劉表和劉焉，則是「宗室兼軍閥」。他們確實也曾風光一時。尤其是袁紹，衣冠望族，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還一度擁有冀、青、并、幽四州之地，等於大半個北方，可謂得天獨厚，財大氣粗，不可一世。他成為討董聯盟盟主，也說明士族階級把寶押在了他身上。然而怎麼樣呢？都失敗了。為什麼會失敗呢？因為曹操冒出來了。

　　曹操不是士族，他出身於士族最憎惡和蔑視的宦官家庭。曹操也原本不是軍閥，他逃出洛陽時無兵無將無官職。後來在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實力也有限。所以，關東聯軍這個「集團公司」，就不把他算作「股東」。曹操也知道自己沒有資本，便甘當聯軍的馬前卒。然而關東諸侯的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畏縮不前，讓他大失所望。曹操終於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虛名，門閥也鬥不過軍閥。他決定先把自己變成軍閥，然後再來收拾山河。

　　實際上，讓士族沒戲的人正是曹操。經過多年努力，曹操也變成了軍閥，但他是一個不同凡響的軍閥。當時許多軍閥（如劉焉）只想割據一方當土皇帝，曹操卻想統一天下。這是第一點。第二，他對於統一之後的中國還有理想。他的理想，正如我們在《殊途同歸》一回所說，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政權」，至少不能再走東漢的老路，政治上必須有所更新。這就與袁紹不同。袁紹也是要重建秩序的，不過他要建立的，是代表他們那個士族地主階級利益的舊秩序。這就是董卓、袁紹、曹操的區別。董卓是舊秩序的破壞者，袁紹是舊秩序的維護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設者。董卓是只搞破壞，不搞建設，所以曹操和袁紹要聯合起來反對董卓，並致力於重建被董卓破壞的秩序。但是，秩序應該怎樣重建，曹操和袁紹立場不同，觀點不同，路線不同，所以他們要分道揚鑣，甚至決一死戰。

　　那麼，曹操他容易嗎？不容易。

　　曹操的作為，遭到了士族階級的強烈反對。這種反對，集中表現在兩次戰爭，即兗州之戰和官渡之戰。兗州之戰的故事我們在《進退失據》一回講過，就是漢獻帝興平元年（公元一九四年）的夏天，張邈和陳宮趁曹操征徐州之機突然反叛，聯合呂布奪取曹操的根據地。如不是荀彧和程昱、夏侯惇守住鄄城、范縣、東阿，曹操就會變成喪家之犬。張邈和陳宮是曹操的老朋友，為什麼要反叛呢？就因為此前曹操殺了兗州名士邊讓，引起士族和名士的公憤。（此事《後漢書》與《資治通鑑》記載不一，這裡採信《資治通鑑》的說法。）曹操殺邊讓，原本是要向士族示威，結果反倒差一點死無葬身之地。士族，哪那麼容易反對！

　　但是曹操並沒有被士族打壓下去，袁紹的力量也越來越強。於是就有了官渡之戰。如果說兗州之戰是世家大族對曹操的突然襲擊，那麼，官渡之戰就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大決戰。田餘慶先生說得對，袁曹之爭，在社會地位上是士族與寒族之爭，在意識形態上是儒家與法家之爭（《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袁紹勝，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勝，新政權和新秩序就將由寒族和法家來建立了。所以，官渡之戰確實是決定當時中國命運和前途的戰爭。

　　這一仗打得驚險之極。當時，不但士族地主階級把賭注押在袁紹身上，就連一些不是士族的人，也都看好袁紹，不看好曹操。董承政變，劉備叛逃，豫州多處騷亂，徐州郡縣降袁，劉表暗中策反，孫策圖謀偷襲，名士領袖孔融則在許都風言風語大放厥詞，散佈袁紹不可戰勝的言論，曹操差不多就是四面楚歌。如不是荀彧等人堅決支持，他未必頂得住。

　　我們在《天下歸心》一回講過一件事，就是曹操戰勝袁紹後，把繳獲的那些「私通袁紹」的書信統統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釋，是「孤猶不能自保」，何況大家！這事往往被看作曹操的大度或權術。其實這大度或權術也是逼出來的，因為他根本就不敢追究。

　　然而曹操勝利了，袁紹失敗了。這下子，歷史的日程表就被徹底打亂。董卓殺進來的時候，士族地主階級雖然遭到重創，但他們還可以寄希望於袁紹這個「士族兼軍閥」，可謂機遇與挑戰並存。袁紹一敗，這一線希望也就化為烏有。袁氏是士族中頂尖級的望族，尚且不能成功，別人又能怎麼樣呢？看來，在這個軍閥的時代，士族出身的人是沒戲了，哪怕他同時把自己變成軍閥。能夠叱吒風雲的，只能是非士族出身的人，比如劉備和孫權。

　　劉備和孫權都不是士族，也都是軍閥，這是他們與曹操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們的政權都建立在南方。而且，也正因為他們在南方，這才能夠與曹魏形成鼎足之勢。所以，曹操戰勝袁紹，是寒族戰勝士族；孫劉對抗曹操，則是南方對抗北方。那麼，南方為什麼能夠對抗北方？在這種對抗的背後，又有什麼玄妙之處呢？

三、南方對抗北方

　　所謂「南方」，在這裡指的是長江一線的三個州──益州、荊州、揚州。這三個州，在當時都是「欠發達地區」。正因為「欠發達」，所以，在「前三國時期」（董卓入京至赤壁之戰），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主戰場就不在這裡。除袁術佔據揚州北部，試圖在那裡稱王稱霸外，真正既有野心又有實力的軍閥比如曹操和袁紹，仍將主要精力用於「逐鹿中原」。就連次一等的軍閥比如呂布，征伐的戰場也在北方。「欠發達」的南方，便成為朝廷和巨頭們鞭長莫及、一時無法兼顧的地方。這樣一來，那些實力較小的軍閥就有可能鑽了空子，在這三個州成為割據一方的諸侯，比如劉焉、劉表和孫策。

　　孫策能夠在揚州南部成氣候，說起來也是一個異數，因為長江一線這三個州原本都姓劉。據《後漢書．劉焉傳》，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一八八年），為了對付黃巾起義，朝廷接受劉焉的建議，加大州官的權重，改刺史為州牧，派朝廷重臣和皇室疏宗「以居其任」。第一次派出的，有太僕（管天子車馬的部長）黃琬，任豫州牧；宗正（管皇族宗室的部長）劉虞，任幽州牧。劉焉自己，則任益州牧。這三個州牧，有兩個是宗室，即劉焉和劉虞。後來，朝廷又任命劉表為荊州牧，劉繇為揚州牧。這樣，擔任州牧的宗室就有了四個，即益州牧劉焉、幽州牧劉虞、荊州牧劉表、揚州牧劉繇。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又表薦劉備為豫州牧，恐怕也因為劉備是宗室，可以照例任命。當然這是後來的事。

　　劉焉、劉虞、劉表、劉繇四個宗室州牧，有三個在長江一線。劉焉在益州，劉表在荊州，劉繇在揚州。這三個州，情況不一樣。這三個州牧，處境也不一樣。就發達程度而言，大約是揚州最好，荊州次之，益州最差。就個人處境而言，則剛好相反，是劉焉最好，劉表次之，劉繇最差。劉繇本人既非封疆之才，揚州本地也被一分為二。長江以西（江西）被袁術佔領，長江以東（江東）被孫策覬覦。結果劉繇兵敗病逝，揚州六郡中的吳郡、會稽、丹陽、豫章落入孫策手中，成為後來孫吳政權的基礎。

　　孫權接手孫氏政權，是在建安五年（公元二○○年）的四月。這時曹操與袁紹正相持於官渡，勝負未知。但是到了這年十月以後，也就是曹操剛剛戰勝袁紹的時候，孫權身邊便已經有人打起了「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的主意。這個人就是魯肅。魯肅的這個規劃，堪稱「東吳版」的《隆中對》。它包括三個步驟。第一步，鞏固江東，與中原（曹操）、荊州（劉表）鼎足而立；第二步，在適當的時候奪取荊州，進而佔據整個長江流域，與北方分庭抗禮；第三步，稱帝建國，謀求天下一統。這就與諸葛亮七年後在隆中為劉備所做的規劃，有著驚人相似之處，即都主張「先三分後一統」，也都是「南方對抗北方」。只不過魯肅說的三家，是曹操、孫權、劉表；諸葛亮說的，則是曹操、孫權、劉備。但概念是一樣的，即中原、江東與荊州。荊州在劉表手裡，就是曹操、孫權、劉表。荊州在劉備手裡，就是曹操、孫權、劉備。事實上，劉表一去世，劉琮一投降，魯肅和孫權就馬上做了調整。不但將「劇中人」由劉表換成了劉備，而且對荊州的策略也由對峙變成了聯合。

　　由此可見，後來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勢的形成，魯肅的作用極為重要。眾所周知，沒有孫劉聯盟，就沒有赤壁之戰；沒有赤壁之戰，就沒有三國鼎立；而孫劉聯盟的主動權又在孫權那裡。孫權不肯聯盟，劉備、諸葛亮就沒有辦法。那麼，孫權為什麼決心連劉抗曹呢？原因之一，就因為魯肅在七年前已把話說透了。在那次「合榻對飲」的密談中，魯肅不但為孫權做出了戰略規劃，而且講明了這一規劃的依據，即「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卒即猝）。這是魯肅對天下大勢的判斷，而且是一個準確的判斷。我們知道，對於政治家來說，最怕的是形勢不明朗，目標不明確。魯肅為孫權分析了形勢，孫權心裡就有數了。漢室既然不可復興，那麼，「由霸業而帝業」就是可能的；曹操既然不可猝除，那麼，「先三分後一統」就是必須的；孫權的路線既然是與曹操「劃江而治」，那麼，「南方對抗北方」就是必然的。但是，南方弱小，北方強大。南方要想對抗北方，就非聯合不可。這正是魯肅要極力主張與劉備聯盟，孫權也要去蹚赤壁之戰那汪渾水的原因。

　　顯然，魯肅的「榻前對策」的意義，絕不亞於諸葛亮的「隆中對策」。事實上，儘管諸葛亮為劉備所做的戰略規劃堪稱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但劉備三顧茅廬那會兒，卻並沒有條件實施。甚至在他敗走當陽之時，想到的也只是投奔蒼梧太守吳巨，後來被魯肅譏為「圖為遠竄」，哪有三分天下可言！當然，投奔吳巨云云，也可能只是說說而已，因為他還可以到江夏去投靠劉琦。然而，如果沒有魯肅的力主聯盟和周瑜的力主抗戰，劉備的前途也實在堪憂。投奔吳巨不過苟延殘喘，依靠劉琦則危在旦夕。曹操不戰而勝得了襄陽，勢如破竹拿下江陵，對付劉琦和劉備就只是遲早的問題。這個時候，劉備恐怕連命都難保，哪裡還談得上實施諸葛亮的「隆中對策」？所以，劉備後來跳了龍門，不但應該感謝諸葛亮，也應該感謝魯肅的。

　　其實劉備還應該感謝一個人，那就是曹操。曹操如果不打荊州，或者得了江陵以後不再東進，事情或許又會兩樣。但是，曹操這一仗，看來是非打不可。第一，他必須奪取荊州。荊州在長江一線三個州當中，是最關鍵的一個。奪取了荊州，尤其是佔領了江陵，逆流而上可以攻取益州，順江而下可以攻取揚州。這也是後來劉備和孫權要拚命爭奪荊州的原因。相反，如果放棄了荊州，或者丟失了荊州，則曹操的勢力便再也無法達到長江以南，這一點已為此後的事實所證明。所以，郭嘉為曹操規劃，就說「當先定荊」。曹操自己，也在官渡之戰後兩次打算伐劉表。一次在建安六年（公元二○一年）春，被荀彧諫止；一次在建安八年（公元二○三年）秋，被荀攸諫止。勸諫的原因，是袁紹的勢力還沒有消滅，袁紹集團「人還在，心不死」。可是到了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鄴城已被曹操攻滅；建安十年（公元二○五年），冀州全部落入曹操之手；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袁紹割據勢力的後盾──烏桓也被平定。這個時候，曹操已經沒有了後顧之憂，他完全可以奪取荊州，也必須奪取荊州了。

　　第二，曹操必須消滅劉表。劉表是什麼人？他不僅是荊州牧，還是宗室、名士、軍閥。也就是說，他既是軍閥割據的地方勢力，也是士族階級的代表人物。這樣的人物，在袁術和袁紹死了以後，就只剩下劉表。劉焉的兒子劉璋是不好算數的。何況在曹操看來，劉表的影響顯然比劉璋大，也更「惡劣」。《後漢書．劉表傳》說，劉表在荊州接納北方流亡的士人「蓋有千數」，而且「安慰賑贍，皆得資全」。他又「起立學校，博求儒術」，還讓人「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這就和袁紹一樣，完全是一條「儒家士族」路線。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曹操已恢復丞相制度並自任丞相，正準備建設他的「法家寒族」政權，豈能再容劉表？再說劉備也在他那裡，正好一鍋端了。

　　第三，曹操還想威脅孫權。建安七年（公元二○二年），曹操要孫權送兒子做人質，被孫權拒絕，曹操很可能就把孫權列入了黑名單。征荊州，滅劉表，至少可以警告孫權一下。這才有他寫給孫權的那封「恐嚇信」。可惜曹操的這個想法完全落空。孫權沒被嚇著，反倒和劉備聯合，一把火把他燒得焦頭爛額。劉表雖然死了，劉備卻強大起來。江陵雖然到手，卻又丟了，等於沒有。曹操得到的，只有襄陽。但是，江陵仍然在對方手裡。他的腳步，卻再也不能邁過長江。這一仗，曹操失大於得。

　　所以，赤壁之戰實在是三國史上的一個關鍵。由於這場戰爭，鼎立之勢已現，對峙之勢已成。此後，南方和北方也曾有過征戰，比如曹操南征孫權，關羽北戰襄樊，但不是無功而返（如曹操），便是自取滅亡（如關羽），誰都不能再向前邁出一步，等於賠本買賣。

　　有成效的是東西之戰，即劉備的奪益州和孫權的奪荊州。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夏，劉璋投降，劉備入了成都，益州歸了劉備，劉備以荊州牧的身分兼領益州牧。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冬，關羽被殺，孫權入江陵，荊州大部歸了孫權，孫權以徐州牧的身分兼領荊州牧。至此，長江一線三州的歸屬完全改變。原來的三個宗室州牧劉繇、劉表和劉焉父子先後淡出江湖，南方成了孫權、劉備兩大軍閥的舞臺。

　　這也毫不奇怪，中國古代的歷史，從來就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何況這原本就是一個動亂的年代！問題在於這些人物的「行頭」。我們知道，孫權這個「徐州牧」，是劉備表薦的；劉備這個「荊州牧」，也是孫權同意的。也就是說，他們的「行頭」，是相互贈予的，至少也是互相承認的。現在，徐州牧變成了荊州牧，荊州牧則變成了益州牧，這就亂了套，也得不到承認。劉備不承認孫權是荊州牧，他認為荊州是自己的。孫權也不承認劉備是益州牧，他宣佈益州是劉璋的。這就等於把臉撕破了。因此，孫劉聯盟必將破裂，他們之間也必將有一次戰爭，這就是夷陵之戰。

　　夷陵之戰是漢末三國史上第三次重要戰役。它的意義，是確立了南部中國東西並存共拒北方的格局。此前，南部中國的東西兩方，即孫權集團和劉備集團，是既有聯合又有鬥爭。孫權方面，以周瑜、呂蒙為代表，主張「吞劉自大」；劉備方面，以劉備、關羽為代表，也常懷「吞吳之心」。矛盾的焦點，就在荊州。這才有陸遜的白衣渡江偷襲江陵，劉備的傾國出兵直下猇亭。由此也可見荊州在長江一線三州當中的重要性：赤壁之戰是荊州之戰，夷陵之戰也是荊州之戰。曹操曾經得到了荊州，但得而復失。劉備也曾經得到了荊州，也得而復失。於是曹操只好退回北方，劉備也只能退守西蜀。那麼，終於得到並且保住了荊州（準確的說是南郡、江陵）的孫權，怎麼也不能一統天下呢？

　　道理很簡單，那就是「中原得鹿不由人」（溫庭筠詩）。

四、逐鹿未必得鹿

　　還是先從夷陵之戰說起。

　　作為漢末三國三大戰役（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之一，夷陵之戰頗多不解之謎。比如田餘慶先生的《〈隆中對〉再認識》一文，就說劉備的戰爭部署和指揮意圖都「令人難解」。又比如諸葛亮對於此戰態度史無明文，史家只能揣摩猜測。再比如這場戰爭的結局也出人意外，大獲全勝的陸遜主動撤兵，戰敗了的劉備居然還要再戰。據《三國志．陸遜傳》，劉備敗走白帝城後，東吳許多將領爭相上表孫權，認為劉備必能擒獲，主張乘勝追擊。陸遜與朱然、駱統則認為曹丕正在調兵遣將，名義上是幫助吳國討伐劉備，實際上包藏禍心，因此決定撤出戰爭。這對於蜀漢原本是好事，沒有想到劉備反倒嘴硬。據《陸遜傳》裴松之註引《吳錄》，當時劉備寫信給陸遜，說現在賊人（魏軍）已經到了江陵，朕也要再次東進，將軍您看行嗎（將軍謂其能然不）？結果被陸遜搶白了一通，說你們的傷還沒有養好，就不要再來送命了吧！劉備這才講和。

　　陸遜的決策完全正確，劉備也未必當真再來。他們，其實也包括孫權、曹丕，大家都明白，魏、蜀、吳三家鼎足之勢已成，誰也吃不掉誰。而且，任何一方坐大，其他兩方就會來制約。交戰雙方一旦決出勝負，甚至還沒開打，第三方就會來插足、來干預。所以，陸遜只能見好就收，劉備就更不會沒事找事。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執政，又派鄧芝使吳，兩家重結盟好。據《三國志．鄧芝傳》，當時鄧芝對孫權把話說得很透徹。鄧芝說，貴我雙方，一家有「重險之固」，一家有「三江之阻」。如果聯合起來互為唇齒，那就「進可併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相反，如果大王投靠曹魏，還想保持獨立，其結果必然是曹魏要來打你，蜀漢也要來打你，江南之地就不會再是大王的了。孫權默然良久，最後不能不承認他說得對。鼎立之時，弱小的兩方只有和平共處，甚至同舟共濟，才能抵擋強大的一方。所以，黃龍元年（公元二二九年）四月孫權稱帝，諸葛亮就不再講什麼「天無二日，人無二君」的空話，毅然遣君祝賀，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承認「東帝」（吳帝）、「西帝」（蜀帝）並尊，還預先瓜分了曹魏的地盤。

　　這也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一件大事。因為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所謂「三國」才在名分上成立了。儘管曹魏並不承認蜀漢和孫吳，孫吳和蜀漢也不承認曹魏，但吳蜀雙方卻是互相承認的。也就是說，他們雙方都不再拘泥於所謂「正統」，公然承認天底下可以同時有兩個皇帝，這實在是破天荒。

　　在這裡，更難轉彎的是蜀漢。要知道，蜀漢可是一貫以「正統」自居的。反倒是原本就非「正統」，也不可能爭到「正統」地位的孫吳比較灑脫，「並尊二帝」的方案也就由他們提出。實際上孫權早就想到了這一天。蜀漢建興二年（公元二二四年）鄧芝第二次使吳時，孫權就說了這個意思。孫權對鄧芝說，如果消滅了曹魏，恢復了太平，我們兩國分治天下，豈不是很好嗎？鄧芝卻說，天無二日，士無二主。兼併曹魏以後，如果大王不知道天命在哪裡（也就是不肯投降蜀漢），那麼，貴我兩國就只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大家都敲起戰鼓來。那個時候，戰爭可才剛剛開始呢！孫權聽了哈哈大笑，說你這話可真夠誠實的！

　　然而五年過去，不要說鄧芝，就連諸葛亮也不說「天無二日，士無二主」這話了。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諸葛亮已經意識到，三國鼎立已成為不可改變的既成事實，而「興復漢室」則至少已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實豈止是不容易。在我看來，那根本就是不可能！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魏略》，陳群和桓階勸曹操當皇帝的時候，就說過「尺土一民，皆非漢有」的話。漢王朝既然連一寸土地一個子民都沒有，怎麼能夠復興？

　　最早明確指出這一「殘酷」現實的是魯肅。前面講過，魯肅在他建安五年（公元二○○年）的「榻前對策」中，就明明白白告訴孫權「漢室不可復興」。可是七年以後，諸葛亮在隆中與劉備談話時，卻還說「漢室可興」。甚至到了蜀漢建興五年（公元二二七年），曹丕都已經死了，諸葛亮北伐前上《出師表》，還以「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為號召。有人據此認為諸葛亮的境界高於魯肅，也有人據此認為諸葛亮實在是不識時務，其實都不對。魯肅並不是境界不高，而是目光敏銳；諸葛亮也不是死不開竅，而是有所追求。也就是說，他們一個面對現實，一個富有理想，但都值得我們敬重。

　　事實上在吳蜀兩大陣營中，諸葛亮與魯肅的關係也最好。惜墨如金的《三國志》說魯肅去世「諸葛亮亦為發哀」，絕非閒筆。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兩人惺惺相惜的深情厚誼。這種友誼，是他們在促成和維護孫劉聯盟的過程中結成的。它來自相互的理解和工作的默契，極為難得。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在兩個思想境界相距甚遠的人之間竟會有這種友誼。實際上亮、肅二人政治理念不同，並無關乎品質和境界，而是政治立場所致。也就是說，正因為他們各有各的立場，才會各有各的判斷和理念，卻又不妨礙他們成為盟友、朋友，甚至戰友。

　　那麼，魯肅和諸葛亮的立場又是什麼？魯肅的立場就是輔佐孫權，先成就「霸業」，再成就「帝業」。諸葛亮的立場則是輔佐劉備，先成就「霸業」，再「興復漢室」。前期目標是一樣的，終極目標卻不同。所以魯肅和諸葛亮能夠成為朋友，卻不能成為同志。這正如孫權和劉備可以結盟，卻又各走各的道路，而且最終會要翻臉。翻臉，當然是兩國利益衝突所致；道路不同，卻是另有原因。

　　先說孫權。孫權不是袁紹，他沒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孫權也不是劉備，他沒有皇族宗室的光環。就家庭出身而言，他有點像曹操。但曹操出身不好，是因為「污濁」；孫權出身不好，是因為「寒微」。不過，孫權可沒有曹操那樣「曾經在中央工作」的經驗，以及「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優勢。他只有一個雜號將軍的頭銜（討虜將軍），和一個不太穩定的割據政權（江東政權），說穿了不過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軍閥。所有這些，都決定了他只能面對現實，在夾縫中求生存。因此，魯肅的現實主義頗對他的胃口，魯肅的戰略規劃也有條不紊地得到了實施。鞏固江東，鼎足而立，他做到了；奪取荊州，分庭抗禮，他也做到了。他甚至還做到了稱帝建國，只不過比別人晚一些。他也試圖奪取益州，佔據整個長江流域，只不過沒能做到。也就是說，魯肅並沒有白給他做規劃。而且，據《三國志．呂蒙傳》，孫權後來在與陸遜的談話中，還把魯肅比做最先向光武帝劉秀提出奪取天下、稱帝建國的鄧禹。可見魯肅的立場就是孫權的立場，孫權的路線也就是魯肅的路線。

　　劉備的情況又有不同。論家庭出身，劉備的條件比曹操、孫權都好。曹操閹宦之後，孫權出身寒門，他們都被士族看不起。劉備卻是皇帝的同族，又是名儒盧植的學生，這就多少有些政治資本。他又會做人，軍閥混戰的時候，別人擴大地盤，他擴大聲望，也形成了一個被范文瀾先生稱之為「武士強謀士弱」的小集團。所以，儘管也有人看不起他（比如袁術），但許多大軍閥都對他禮遇有加。他投奔陶謙，陶謙表薦他為豫州刺史，後來又託以徐州。他投奔曹操，曹操表薦他為豫州牧、左將軍，而且「出則同輿，坐則同席」。他投奔袁紹，袁紹「遣將道路奉迎」，又親自出城二百里相見。他投奔劉表，劉表也是「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別的不說，曹操與袁紹爭相禮遇，就說明劉備分量不輕。

　　軍閥們看重劉備，當然是因為他在士族中有一定號召力。尤其是袁紹死後，反曹擁漢的士族和名士，能夠寄希望的也就是劉備了。諸葛亮對孫權說，劉備「王室之冑，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雖然誇張了一點，卻也不全沒影兒。諸葛亮自己的選擇就是證明。他選擇劉備，除了因為劉備三顧茅廬、表現出思賢若渴的極大誠意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劉備是宗室。眾所周知，諸葛亮是要「興復漢室」的。這樣一個「歷史使命」，當然最好由宗室來完成，甚至也只能由宗室來完成。有一位宗室來牽頭，起碼可以仿效光武帝的成例。然而這時原來的幾個宗室州牧，劉焉、劉繇、劉虞都死了，劉繇和劉虞還丟了地盤。劉焉的兒子劉璋雖然接任了益州牧，卻不成器，益州也非進取之地。可選擇的只有劉表。可惜劉表是個胸無大志氣度狹小的人。那麼多的中原士人避難荊州，卻只見他安撫不見他重用。相反，寄人籬下的劉備威望卻高得多。所以，諸葛亮寧肯選擇劉備，並為他做出「先得荊州，後奪益州，跨有荊益，以圖天下」的戰略規劃。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按照諸葛亮的這個設想，劉備完全可以成霸業而興漢室，成為光武帝之後的又一位存亡繼絕的人物。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設想。正是這個設想，使諸葛亮剛一出山就不同凡響。但是，它也給諸葛亮出了難題，那就是一旦這一設想無法實施，又該怎麼辦？事實上，我們只要看一看前面講過的三大戰役，就知道許多事情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這三大戰役有什麼共同特點？就是都以戰爭發動者的失敗告終。官渡之戰是袁紹發動的，袁紹失敗；赤壁之戰是曹操發動的，曹操失敗；夷陵之戰是劉備發動的，劉備失敗。這究竟為什麼？命也？運也？風水也？都不是。是什麼？勢也。時勢決定了歷史的走向只能是後來那個樣子。袁紹失敗，因為門閥遇到軍閥；曹操失敗，因為南方對抗北方；劉備失敗，則因為在此前提下，吳蜀兩國都只能在限定的範圍內成「偏霸」之業，不可能再有發展。此即所謂「中原得鹿不由人」。

　　毫無疑問，對於諸葛亮這樣一個有理想的人來說，面對並接受這個現實是痛苦的。曹丕不是理想主義者，所以他能向中原士族讓步，搞「九品官人」。孫權也不是理想主義者，所以他能向江東士族讓步，搞「吳人治吳」。諸葛亮卻既不能搞「九品官人」，也不能搞「蜀人治蜀」，結果是蜀漢在三國當中最先滅亡。此乃幸也，抑不幸也？

　　這就讓我想起了另一個人，他就是荀彧。

五、解鈴還須繫鈴人

　　荀彧、魯肅、諸葛亮（以出山先後為序），可能是當時三大集團中最值得注意的三位「謀士」。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其他人（比如孫權這邊的周瑜、呂蒙、陸遜）是不重要的。但要說魏、蜀、吳的建國，卻不能繞過他們三位。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建國方略（即不同版本的《隆中對》），而且都影響了各自的君主。從這個角度講，他們已非一般意義上的「謀士」，甚至不可以「謀士」名之，只能稱之為「政治家」。但是，他們三人的結局卻不相同。荀彧最為不幸。他為曹操操勞服務了一輩子，卻在五十歲時被曹操所逼憂憤而死。與魯肅、諸葛亮相比，實在是天壤之別。諸葛亮得到了劉備的託孤託國，魯肅也得到了孫權的高度評價（雖然是「三七開」）。荀彧得到了什麼呢？「諡曰敬」而已。

　　關於荀彧之死，我們已經在《進退失據》一回做了分析。這裡要做的事情，是要進一步說明當時的「條件和局勢」，怎樣決定著歷史人物的命運。我們知道，荀彧在曹操集團當中是比較特別的。他出身士族，祖父當過朗陵縣令，父親當過濟南國相，叔父荀爽位至三公（司空）。本人也是名士，被南陽何顒評為「王佐才也」。這個何顒可不簡單，他是東漢末年的「黨錮中人」，名士集團的重要人物，曾經策劃過謀殺董卓的。他也是最早看好曹操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橋玄）。所以，荀彧既是士族，又是名士。

　　然而，這個既是士族又是名士的荀彧，卻投奔了曹操。而且，他還是從袁紹那裡過來的。我們知道，袁紹的路線，是「儒家士族」的。曹操的路線，則是「法家寒族」的。荀彧去袁就曹，這就非同一般。更不尋常的是，荀彧投奔曹操，是在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那時袁紹已經奪了韓馥的地盤，當了冀州牧，曹操卻只是袁紹表薦的東郡太守，根本就不可相提並論。前面講過，官渡之戰（公元二○○年）時，曹操已經「奉天子以令不臣」很多人還不看好曹操，認為袁紹必勝。荀彧卻在九年前就拋棄了袁紹，豈非異常？

　　那麼，荀彧為什麼要離開袁紹到曹操那裡去呢？因為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荀彧的「大事」是什麼？和諸葛亮一樣，也是「興復漢室」。可惜，當時參加關東聯軍的那些諸侯，幾乎沒有一個是中用的。最有條件和能耐的兩個，袁紹和袁術，卻又自己想當皇帝，而且還當不上。所以，荀彧寧肯選擇當時最不起眼的曹操。因為曹操的膽識才略，其實已經表現出來。他在這個時候，也還是東漢王朝的忠臣，為國獻身的英雄。荀彧這才寄希望於曹操。看看「荀彧版」的《隆中對》就知道，他對曹操是怎樣評價的？又是「乃心無不在王室」，又是「匡天下之素志」。他為曹操提出的政治綱領是什麼？一曰「奉主上以從民望」，二曰「秉至公以服雄傑」，三曰「扶弘義以致英俊」。這個立場，其實是再清楚不過。

　　荀彧提出這個政治綱領，是在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等到建安十七年（公元二一二年），十幾年過去，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曹操已經不再「乃心無不在王室」，也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要自己封公建國了。這實在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下一步發展，必將背離荀彧的理想和初衷。所以，荀彧不能不阻攔。但是，他阻攔並沒有任何效果。曹操已經上了自己的「賊船」，只能一條道走到黑。於是，荀彧只能與曹操分道揚鑣，並選擇死亡。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也用自己的生命對曹操做最後一次勸諫。

　　荀彧作出這樣的選擇，有著多方面原因。但說到底，還是他名士身分、士族立場和儒家思想所致。東漢王朝以名教興國，世家大族以儒學立身，忠君守節的觀念根深蒂固，改朝換代成為最敏感的問題，甚至成為劃線的標準。比如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就把聚集在許都的中原士族分為「擁漢」和「擁曹」兩派。其實「擁漢」、「擁曹」並無截然界限，無論「擁漢」、「擁曹」也都是士族。荀彧就是派系上「擁曹」，骨子裡「擁漢」，不折不扣地「身在曹營心在漢」。正是這種不可解的內在矛盾，釀成了他的悲劇。

　　沒釀成悲劇的也有，陳群就是。據《三國志．陳群傳》及裴松之註，陳群的祖父、父親、叔叔在當時「皆有盛名」，也都做過官，他本人則受到孔融推崇可謂士族兼名士。然而陳群卻不反對曹操建國，甚至積極勸進，要曹操稱帝（當然曹操沒有同意）。這樣看，陳群可謂鐵桿的「擁曹派」。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官品人之法」，而且得到實行。士族階級被曹操奪去的權利，又被陳群「偷」了回來，你說他是甚麼派？

　　實際上荀彧和陳群都不是真正的「擁曹派」。荀彧維護的，是行將就木的東漢王朝；陳群維護的，則是方興未艾的士族階級。荀彧的聰明之處在於，他知道要重歸統一，單靠當今皇帝是不行的，只有借助曹操這個「鍾馗」才能「打鬼」。只不過他沒想到，「鍾馗」在「打鬼」的過程中自己也變成了「鬼」，所以他只好以身殉道。陳群的高明之處在於，他知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要奪回士族階級的權利，只有先搞掂那奪權者。因此他「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曹操「偷樑換柱」，他就「偷柱換樑」。曹操在「擁漢」的旗幟下「篡漢」，他就在「擁曹」的旗幟下「變曹」。顯然，荀彧高尚，陳群高明。

　　荀彧的立場不是曹操的立場，魯肅的立場卻是孫權的立場。因此魯肅的結局要好得多，孫權的問題也簡單得多。孫權不是士族，魯肅不是名士，他們就沒有那麼多負擔。所以魯肅可以直言「漢室不可復興」，孫權也可以一會兒反曹，一會兒降曹。因為在孫權那裡，反曹與擁漢不矛盾，降曹與擁漢也不矛盾。要降曹（比如要對付劉備時），就說曹操是「漢相」；要反曹（比如要聯合劉備時），就說曹操是「漢賊」，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但以東吳之弱小，恐怕只能如此。要孫權為理想獻身，那是辦不到的，何況他本來就沒有理想。

　　因此孫權把「變臉」這一套玩得爛熟。這套把戲說得難聽叫「見風使舵」，說得好聽就叫「審時度勢」，根本目的則是要「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但是，要想「圖天下」，就得「稱帝王」；要想「稱帝王」，就得「固江東」；而要想「固江東」，就得爭取江東士族的支持。因此，孫權毅然將相當大的權力交給了江東士族，讓陸遜和顧雍分掌軍權和政權，讓大量士族子弟進入他的幕府和政府，實施「吳人治吳」。這就不但實現了孫吳政權的「本土化」，也實現了它的「士族化」，和曹丕在中原做的事情實質是一樣的，可謂「異曲同工」。我們知道，孫氏政權原本與江東士族是對立的，孫策甚至曾經對江東豪強大開殺戒。現在，孫權卻與他們握手言歡，還讓他們參與政治。這可又是「解鈴還須繫鈴人」了。只不過，這事在曹丕那裡，是陳群幫著幹的。在孫權這裡，卻是他自己幹的。

　　那麼，孫權何以能夠這樣？究其所以，就因為他不是理想主義者，準確地說，他是有目標無理想。所以，孫權並不在乎東漢王朝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其人是忠是奸，而只在乎保住他自己的地盤。他甚至不在乎這個地盤上的政權屬於那個階級（士族還是庶族），只要它姓孫就好。孫權他沒包袱。

　　麻煩是在劉備和諸葛亮這邊。

　　劉備的麻煩在於他的宗室身分。這身分讓他佔了便宜，也讓他背了包袱。前面講過，袁紹死後，反曹擁漢的士族和名士能夠指望的，就只剩下劉備。劉備自己打出的旗號，是痛感於「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欲信大義於天下」。這是劉備的政治資本，也是他的政治包袱。也就是說，他不能像孫權那樣隨機應變，只能將「反曹興漢」的旗幟舉到底。好在這並沒有妨礙他奪取劉璋的風水寶地，雖然劉璋是「宗室」。這也沒有妨礙他亦步亦趨地照搬曹操的建國道路，雖然曹操是「漢賊」。這一點，看看劉備的做法就知道。曹操稱魏王，他就稱漢中王；曹丕稱魏帝，他就稱漢帝。難怪田餘慶先生《孫吳建國的道路》一文要說蜀是「抄襲歷史，剽竊鄰國」了。總之，蜀漢建國之前並不麻煩，麻煩是在建國之後。不過，這已經不是劉備的麻煩，而是諸葛亮的麻煩。因為劉備稱帝之後只有兩年就駕鶴西去，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國的人。

　　諸葛亮的麻煩在於他的政治理想。諸葛亮的理想是什麼？一曰「興復漢室」，二曰「依法治國」。前一項關乎「天下」，事實上不可能實現，且不說它；後一項關乎「國家」，是諸葛亮該做、能做、做得到，也做得好的事情，不妨多說幾句。實際上諸葛亮的「依法治國」，是要建設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和公正清明的社會。這個政府和社會的狀態，用陳壽的話說，就是「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陳壽這話，是對諸葛亮治理下蜀國狀況的描述。也就是說，是做到了的。之所以能夠做到，則因為諸葛亮「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佈公道」。也就是說，依法治國。

　　這就奇怪！這樣好的一件事，怎麼反倒成了麻煩呢？很簡單，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不樂意。因為你要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你要廉潔，就不能容忍貪腐；你要清明，就不能允許霸道。總之，所有這一切，都同士族地主階級「壟斷仕途，控制輿論，成為豪強」這三大特徵格格不入，他們怎麼會擁護？

　　何況諸葛亮為了實現他「興復漢室」的理想，還不能像孫權搞「吳人治吳」那樣，搞什麼「蜀人治蜀」。因為蜀漢一旦「本土化」，就必然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人人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哪裡還能夠北進中原？再說作為一個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諸葛亮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須對益州本地的士族和豪強，進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經濟上的平抑。別的不說，單是北伐戰爭需要的一大筆軍費，就得從他們身上出，因為他們是「肥羊」。事實上，只要諸葛亮公平執法，出錢多的就肯定是他們。要想他們沒有怨言，除非要麼不再北伐，要麼不再公平。可惜無論哪一條，都與諸葛亮的理想相悖。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麻煩，而且這麻煩還是死結，解不開的。也就是說，蜀漢只有繫鈴人，沒有解鈴人。最後來「解鈴」的，就只能是曹魏。

六、後浪變成前浪

　　蜀漢終於被曹魏所滅，讓人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遺憾。這不僅因為在諸葛亮的領導下，蜀漢其實是治理得最好的；還因為此時的曹魏，早已不是曹操理想中的國家，諸葛亮的蜀漢反倒在某種意義上執行了曹操的路線。然而，執行了曹操路線的蜀漢，卻被拋棄了曹操路線的曹魏所滅，此天意耶，抑人謀耶？

　　這無疑是一個大話題。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得先弄清楚，諸葛亮的蜀漢，是不是「在某種意義上」執行了「曹操的路線」。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許多人看來，曹操和諸葛亮，不但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這當然不無道理。不要說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有天壤之別，即便他們的「歷史形象」，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正是這些原本就存在於歷史中的差異，才使他們在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變成了「針尖對麥芒」的「漢賊不兩立」。但是，如果我們徹底拋棄王朝正統的無謂爭端，暫時擱置個人品質的道德評價，僅僅著眼於階級立場和政治路線，那就不難發現他們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也就是說，他們的建國道路和執政理念，都與袁紹的「儒家士族」路線不同。曹操的做法已不用多講，要說的是劉備和諸葛亮。

　　前面講過，三國之主均非士族，而劉備的情況又較特殊，即名為宗室，實為寒門。據《三國志．先主傳》，他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此為「貴」；但從小「與母販履織蓆為業」，又為「貧」。所以劉備的出身，既非「貧賤」又非「富貴」，也許只能杜撰一個詞──「貧貴」。這樣一種出身，就使他具有了雙重身分，在士族和寒門兩方面都受歡迎。這樣看，劉備確實「得人和」。但劉備的人緣好，我認為更得益於他「販履織蓆」的經歷。這種社會底層的生活，會使他懂得民間疾苦，也使他更能理解人性。這方面，他倒是像曹操。像曹操這樣出身「污濁」和劉備這樣出身「貧寒」的人，骨子裡是不會喜歡那些士族和名士的，尤其不會喜歡他們的虛張聲勢和自命清高。他們更願意和那些寒族、庶民打成一片。事實上劉備集團的早期核心成員比如關羽、張飛，就都不出身於名門望族。尤其是關羽，對士族、名士、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顧（張飛則相反，見《三國志．張飛傳》）。我甚至認為，曹操那麼欣賞關羽，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原因，就是關羽比他還蔑視士族。那麼劉備呢？劉備對名士們還是比較客氣的。但從骨子裡講，也未必喜歡。比如蜀中名士張裕，就因為出言不遜被劉備殺掉。據《三國志．周群傳》，劉備當時說，就算是蘭花，如果擋在門口，也得除掉（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這口氣，和曹操沒什麼兩樣。

　　相對而言，諸葛亮對名士比較同情。劉備殺張裕的時候，諸葛亮就曾出面相救，只不過沒能救下來。他接管蜀漢政權以後，對蜀中名士如杜微、譙周也都禮遇有加（所以譙周反蜀漢不反諸葛）。這並不奇怪，因為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和法正、張昭、魯肅他們一樣，也是流亡北士（龐統則是荊州名士）。但諸葛亮並不單單是士人，他還是蜀漢丞相。這個身分和角色當然更重要。因此，當名士們行為或言論危害到蜀漢政權時，諸葛亮也不會客氣。甚至也會像曹操那樣「以言治罪」。比如「楚之良才」廖立，就被廢為庶民，罪名是「誹謗先帝，疵毀眾臣」。「荊楚名族」來敏，也被廢為庶民，罪名是「亂群」。益州名士彭羕則被處死，時年三十七歲。

　　彭羕之死與孔融、禰衡頗有相似之處。他的罪名，大約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因為他對馬超說了「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也」的話。但彭羕辯解，說他這話是要馬超在外建立武功，自己在內輔佐劉備，共同討伐曹操，並沒有謀反的意思。這事依我看多半是一筆糊塗賬。因為彭羕的為人，是「姿性驕傲，多所輕忽」，一副名士派頭，說話從來就不計後果。比如他在對馬超說那些話之前，就說了劉備「老革荒悖」的話。後來彭羕在獄中上書，又說「主公實未老也」，自己不過酒後失言。可見彭羕平時胡說八道慣了。這回也一樣，不過信口開河。但彭羕雖無謀反之意，卻有謀反之嫌，所以諸葛亮能殺他。《三國志．彭羕傳》說得很清楚，諸葛亮對彭羕表面上客氣，（外持待羕），實際上討厭（內不能善），曾多次私下裡提醒劉備（屢密言先主），說彭羕不可重用（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這回總算找到機會，鋤掉了這棵擋在門口的「蘭花」。

　　諸葛亮討厭彭羕，和曹操討厭禰衡、孔融是同樣的原因，這幾個都屬於最讓人討厭的一類名士，即所謂「浮華交會之徒」。此類名士的特點，是名氣大脾氣也大，學問大派頭也大，好發議論，口出狂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據《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殺孔融之前，曾寫信給他，說我曹某身為人臣，雖然「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但「撫養戰士，殺身為國」，整治那些「浮華交會之徒」，還是綽綽有餘的。諸葛亮的想法，當與此相同。他廢來敏的時候，就有「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的話。可見來敏就是蜀國的孔融，彭羕則是蜀國的禰衡。這樣的人，無論在曹魏還是在蜀漢，都不受歡迎。

　　實際上諸葛亮和曹操一樣，也是非常務實的人。不信你看他的《隆中對》，可有一句空話？沒有。他的其他表章、奏摺、教令，風格也如此。《魏氏春秋》說，諸葛亮在軍中，但凡罰二十軍棍以上的，都要親自主持（皆親攬焉）。這事常常被認為不可信，或者被用來證明諸葛亮不會管理。誠然，身為一國之相，事必躬親到如此程度，當然或者不可信，或者不可取。但我認為，每罰二十軍棍都要親臨現場，大約不可能，經常去看一看，或者不定期地親自主持，則完全可能。因為非如此不足以做出表率，非如此不足以嚴明法紀，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吏員們徇情枉法徇私舞弊。這正是諸葛亮務實精神的體現。這樣務實的人，怎麼會喜歡那些誇誇其談、只會說不會做的「名士」？

　　不過曹操殺孔融，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倒不完全出於他們的個人好惡，更重要的還是政治需要。這種需要，也不單單只是鞏固政權，還與他們的政治路線有關。實際上，自從董卓把天下搞得大亂，幾乎所有的有志之士和有識之士，都在思考秩序的重建問題。前面我們講，董卓是舊秩序破壞者，袁紹是舊秩序的維護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其實諸葛亮也是新秩序的建設者。而且，袁紹和曹操也都認為秩序必須重建，分歧僅僅在於如何重建。這個分歧，按照田餘慶先生《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一文的說法，就是袁紹要讓世家大族牽著，走東漢的老路；曹操卻要有所改革，反過來牽著世家大族走。

　　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與袁紹相反，與曹操相似，也是不走東漢老路的。所謂「東漢老路」，無非是繼續讓世家大族「壟斷仕途，控制輿論，成為豪強」。但是我們看諸葛亮的做法，何曾有一點這種意思？他堅持漢初的「察舉制」，就是不讓士族壟斷仕途；他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就是不讓士族控制輿論。至於豪強，諸葛亮的政策是兩個字：抑制。

　　其實諸葛亮和曹操一樣，既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又是舊制度的改革者。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說，曹操在北方，諸葛亮在蜀國，都「革去了一些東漢的惡政」。田餘慶先生《關於曹操的幾個問題》一文則說，曹操「去浮華、清吏治、抑豪強」，與袁紹形成鮮明的對比，只有諸葛亮「可以同他比擬」。這實在是史家之篤論。

　　由此可見，諸葛亮執行的，實際上是一條「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或者「反常曹操的曹操路線」。而且，諸葛亮走得還更遠。曹操這個人，是有理想無藍圖。他只知道不能再走東漢的老路，卻不知道新路該怎麼走。對於自己要走的新路，也不是堅信不移或者心中有數，常常會犯錯誤或者打退堂鼓。他殺邊讓，屠徐州，向世家大族示威，結果把自己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他戰袁紹，征烏桓，意志還不如荀彧、郭嘉堅定，堪稱險勝。他那個最重要的政策──唯才是舉，也遲至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年）才提出。這時已是赤壁之戰以後，曹操本人也五十六歲了。可見曹操一直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錯，然後糾錯，然後再錯。他的「法家寒族路線」，其實是一步一步摸索出來的。

　　諸葛亮則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藍圖。我們看諸葛亮的治蜀，是那樣的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可見心中有數。也就是說，他有著明確的建國方略和執政理念，他其實是要在總結兩漢政治得失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制度。這個新的制度，從諸葛亮的實踐看，我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字：虛君實相，依法治國。後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諸葛亮就更純粹，也更公平。曹操的政府仍不免貪腐，諸葛亮那邊就廉潔得多。這其實也是「條件和局勢」所使然。曹操被士族和名士包圍，對他們又有所借重，不能不多少作些讓步。實際上正如田餘慶先生《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一文所言，魏蜀兩國有許多事情不可同日而語。曹魏在中原，在中央，士族雲集，是大局面；蜀漢在益州，在地方，名士不多，是小局面。所以同樣一件事，在曹魏會引起軒然大波，在蜀漢就只有些微波瀾。比如諸葛亮殺彭羕，就遠沒有曹操殺孔融的影響大，甚至鮮為人知。這裡沒有替曹操辯護的意思，只是想說明凡事必須具體問具體分析而已。

　　依法治國是曹操也做的，虛君實相則可能只是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從實際情況看，曹操為相與諸葛亮為相並沒有什麼兩樣，即都是丞相大權獨攬，皇帝形同虛設。漢獻帝固然是傀儡，劉阿斗又何嘗有權？至於諸葛亮本人，就連職務也和曹操一模一樣，即都是開府的丞相。都封了縣侯（曹操武平侯，諸葛亮武鄉侯），都領州牧（曹操領冀州牧，諸葛亮領益州牧）。但是，曹操後來還封了魏公，建了魏國，稱了魏王，曹丕還奪了帝位。所有這些事，諸葛亮都沒有做。這就大不一樣。有什麼不一樣呢？就是誰都會認為，曹操的「虛君實相」，其實是為了自己「篡位奪權」，諸葛亮就不是。因為他既沒有封什麼公，建什麼國，稱什麼王，去世以後也沒有把相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諸葛亮的「虛君實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但是這樣一來，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愛國的，你既然沒有篡逆之心，那又為什麼要把皇帝架空呢？於是一些維護諸葛亮名譽的人，便只好一口咬定劉禪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劉禪並非無能的學者，便不免懷疑諸葛亮權慾太重，擅權心切。其實這兩種說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願以最大的善意猜測，諸葛亮的「虛君實相」，乃是一種制度性的改革，即皇帝做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象徵國家的主權和統一；丞相做實際上的政府首腦，負責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西漢初年就有這麼一點意思。若如此，則無疑是當時最好的制度。諸葛亮的蜀國，也堪稱當時的「政治特區」。可惜這事只有實踐，沒有理論，更沒有形成法律，即沒有真正成為制度。再加上諸葛亮壯志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實在讓人痛惜。

　　不過諸葛亮的不幸還不在這裡，而在於他的想法並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國家又最先滅亡。其實諸葛亮一去世，他的實驗就不再繼續；蜀國一亡，他的理想就徹底破滅。甚至就連崇拜、緬懷他的人，也是只念念不忘他的「興復漢室」，耿耿於懷他的「出師未捷」，真正有意義的「依法治國」和「虛君實相」則少有人提起，這豈非不幸？有人說，偉大的人物都是孤獨的。我相信諸葛亮也如此。

　　其實曹操又何嘗不是這樣！千百年來，曹操可能是被議論最多的歷史人物之一，至今仍然有人為他爭論不休，可謂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呢？他得到的客觀、公正、深刻的評價又有多少呢？我聽到的，往往只是一片「道義的憤怒」。這種態度，可是恩格斯不以為然的啊（見恩格斯一八八五年為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所寫的《第三版序言》）！

　　這裡無法對曹操作全面的分析和評價（對諸葛亮也一樣），只想簡單地說說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在我看來，曹操的功績主要不在統一，他的問題也主要不是奸詐和殘酷。統一不是曹操的特權，也不是他一個人的事。劉備和孫權，都有統一天下的資格，也都為後來的統一作了準備，做了貢獻。至於奸詐和殘酷，倒是有的，不必為他粉飾和辯解。但要指出，他的奸詐和殘酷其實是被誇大了的。這一點，早有許多歷史學家作了辯正，勿庸贅言。

　　曹操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認為就在於他要建立一種新的秩序。這個新秩序從階級關係講，是庶族的；從意識形態講，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操這個人一樣，也是要打折扣的。因為歷史證明，最適合帝國的統治階級，就是庶族地主；最適合帝國的意識形態，卻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後的政治路線，既不是袁紹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這只能在經過了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試錯之後才能實現，以司馬家族為代表的士族政權也有歷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誤，豈能不敗？

　　現在我們知道，士族地主階級為什麼那麼不待見曹操了。因為曹操擋了他們的路，耽誤了他們的時間。前面講過，士族在東漢末年，已經是統治集團的主要力量。他們要成為統治階級，也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和平過渡，二是武裝鬥爭。董卓入京，使前一種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戰，又使後一種方式化為泡影。這個時候，能夠奪取政權的，就只有非士族出身的軍閥。而且，也只有暫時撇開袁紹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線」，他們才能成功。這就是劉備、孫權等人能夠在「後袁紹時期」勝出的原因。顯然，這些非士族的軍閥出了頭，這些非士族的政權得了勢，說起來都因為「前有車，後有轍」，曹操起了「帶頭作用」。因此，士族地主階級肯定要將自己滿腔的憤怒，都傾洩到曹操身上，懷著刻骨的仇恨將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義，曹操便不可避免地從英雄變成奸雄。

　　何況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誤，就是為曹丕的稱帝創造了條件。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還是可以設想，如果曹操不稱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國，哪怕曹家世代為相，事情恐怕也會兩樣。可惜曹操太迷戀那最高權力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想當年，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崙發動政變時，馬克思就曾預言：「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我們也可以套用一句：當曹丕把皇袍披在自己身上時，曹操就只能等著被畫成一張大白臉了。

　　就在曹操走向地獄的時候，諸葛亮也走上了神壇。不可否認，諸葛亮身上有太多閃光的精神。他的心繫天下，憂國憂民，鞠躬盡瘁，廉潔奉公，謙虛謹慎，以身作則，都堪稱千古楷模。但諸葛亮成為神，卻並不完全因為這些。主要的原因，還是社會需要典型。帝國統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則需要一位代言人。這和曹操變成鬼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然而在我看來，作為歷史人物的曹操和諸葛亮，不過是長江的前浪和後浪；作為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的曹操和諸葛亮，則不過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枚硬幣就是人性的兩面。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諸葛亮既然是「後浪」，那麼，作為「前浪」的曹操，也就只好「死在沙灘上」。

　　這可不是我們希望的。我們的希望，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不斷變新浪」。但，歷史的長河果真能夠如此嗎？

【附錄一　心平氣和說空城】

　　我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的《品三國》節目第一集裡講了一句話，說曹操雖然搶走了關羽的老婆，卻也被別人搶走了「空城計」的「發明權」。此言一出，立即招致批評。先是有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周振鶴先生在上海的《青年報》發表談話，說「歷史上不曾有過『空城計』，所以談不上誰發明」，並由此得出結論：「一個研究文學的人去講歷史，當然免不了破綻百出。」後是有一位網名「紅茶楊威利」的朋友發出題為《空城計與易教授》的帖子，說我講的那個故事「並不是什麼空城計」。而且「就算要勉強去認定，最多也只是一個空營計」。他認為三國時期既有「空城計」又有「空營計」。「空城計」是文聘對孫權使的，「空營計」是趙雲對曹操使的。我的說法固然是「信口開河」，周振鶴先生則「更加無知」，因此「兩位教授在歷史的研究上可真是唱了一出『空城計』」。

　　這就很有些意思了。既然有這麼多人較真，那我也不妨來鑽鑽牛角尖。當然，我們還得把曹操那個故事再講一遍。

　　先看《資治通鑑》怎麼說。按照《資治通鑑》的說法，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漢獻帝興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呂布和陳宮率一萬多人從東緡（故城址在山東省金鄉縣東北）來打曹操。當時曹操駐軍乘氏（故城址在山東省鉅野縣西南），部隊都下鄉收麥子去了（兵皆出取麥），留守的不到一千人。正好屯西有大堤，堤南有一大片樹林，深不可測。曹操便「隱兵堤裡，出半兵堤外」，呂布則「令輕兵挑戰」。兩軍相遇後，曹操的伏兵都從堤內衝出，「步騎並進」，打得呂布落荒而逃，曹操「追至其營而還」。顯然，這是一場「完完全全的伏擊戰」，不但不是什麼「空城計」，就連「空營計」也算不上。

　　問題是《資治通鑑》的這個說法並不完全靠得住。為什麼呢？因為司馬光做了手腳。《資治通鑑》的這段記述，源自《三國志》裴松之註所引《魏書》。但《資治通鑑》在重新表述時，卻刪掉了一些內容，已非此事的原始情況和完整情況。實際上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呂布打過來的時候，手中兵力不足千人的曹操情急之下，便讓隨軍女眷都到城上短牆（陴）去站崗，所有的兵力也都用上（悉兵拒之）。呂布來了以後，看見曹軍人數不多，牆上站著女人，屯西又有大堤，堤南「林木幽深」，便懷疑那裡有埋伏。呂布就和部下說，曹操這個傢伙很狡猾（曹操多譎），我們不要上當（勿入伏中），便向南後退十餘里。等到第二天呂布再來時，曹操果然在堤內埋伏了軍隊，這才有後來那場「伏擊戰」。可惜這些關鍵內容，包括「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布疑有伏」、「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等等，都被司馬光刪掉了，這才造成許多人的誤讀。沒錯，司馬光是寫了《資治通鑑考異》。在胡刻本和中華書局點校本的《資治通鑑》裡，《考異》是散注在正文之下的，很容易查找。但恕我老眼昏花，在這段正文後面竟然找不到司馬光先生的任何解釋。那麼，請批評我的人明以告我，司馬光刪去上述文字究竟是何道理？在此之前，對不起，我是只能相信《三國志》裴松之註所引《魏書》的。

　　按照裴註所引《魏書》，這場戰爭其實有兩個階段，時間則有前後兩天。兩個階段情況並不相同，前則設疑後則設伏，怎麼能說「完全是伏擊戰」？那麼，發生在第一天的那個情況算不算「空城計」呢？這就要看你對「空城計」如何定義了。廣義地看，是可以算的。因為它具備了「空城計」最基本的要素和內核，那就是公開示弱示虛，讓對方不知深淺不知虛實，進而因生疑而不敢進攻甚至撤退。「布疑有伏」就是產生懷疑，「引軍屯南十餘里」就是不敢進攻而且撤退，而產生懷疑並立即撤退的原因，則不但因為「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而且因為城牆之上「婦人守陴」。我們知道，戰爭是男人的事。曹操軍中，平時也沒有一支「娘子軍」。這個時候「婦人守陴」，只能說明曹營差不多已是一座「空城」。

　　當然，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令婦人守陴」是曹操出奇制勝的精心設計，還是他萬般無奈的垂死掙扎？如果是前者，就是「空城計」；如果是後者，就不是。這裡有一個細節不能忽視，就是「令婦人守陴」後面還有「悉兵拒之」四個字。也就是說，曹操這回是把所有的兵力都用上了。根據這個情節，很多人都不同意說曹操使用了「空城計」。

　　這種批評很有道理，但我也有我的疑問。第一，歷史上並無曹操平時訓練女兵的記載，這些臨時拉來湊數的「婦人」應該沒什麼戰鬥力，這一點曹操難道不知道？第二，即便「悉兵拒之」，也遠非曹操的全部兵力，這一點呂布難道不知道？第三，既然呂布懷疑曹操要打「伏擊戰」，那他第二天為什麼還要來？

　　因此，我認為，以曹操之「多譎」，以及他對周邊地形的熟悉，此舉很可能是他的一次急中生智。他明明知道不足千人的「悉兵拒之」，即便加上「婦人守陴」也不頂用，卻還是要這麼做，就是想蒙呂布一把。因為呂布並不知道曹操的大部隊下鄉收麥子去了。他看見曹操這邊上陣不足千人，連女人都用上了，必定起疑。起疑必定撤退。等到第二天再來時，大部隊已經調回來埋伏在大堤之南的樹林裡了。那麼，呂布第二天為什麼要再來呢？因為他想明白了，曹操其實是負隅頑抗；或者不甘心，想看看曹操這邊的「婦人守陴」和「悉兵拒之」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惜他晚了一步，而曹操要的就是這個「時間差」。

　　無疑，這裡面有冒險，有僥倖，也不乏賭博的意思。也就是說，曹操當時的想法很可能是兩手準備：先示弱，後拚命。如果能蒙住呂布，讓他摸不著頭腦，就詐他一下，反正第二天就能把部隊調回來。實在不能矇混過關，那就拚個魚死網破。所謂「悉兵拒之」，我以為當作如是解。

　　其實，但凡使用「空城計」者，誰不是兩手準備？誰又能萬無一失？魏禧《日錄》就說，諸葛亮也就是遇到了司馬懿，「若遇今日山賊，直入城門，捉將孔明去矣」。由此可見，曹操此舉，和晉人郭沖的《條亮五事》（這是諸葛亮「空城計」的最早出處）、羅貫中《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空城計」，正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諸葛亮計成，是對方知道他一生謹慎，因此斷定他城中不空。曹操僥倖，則是對方認為他一生奸詐，因此斷定他城外有伏。疑其「城中不空」，所以認為「開四城門」是引我上當。疑其「城外有伏」，所以認為「婦人守陴」是誘我深入。細節雖然不同，但事不同而理同，因此不妨都名之曰「空城計」。

　　可惜諸葛亮那件事並未發生，而且於理不合。第一，司馬懿不敢進攻，無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麼，派一隊偵察兵進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馬懿「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距離應該不算太遠，那麼，派一個神箭手把諸葛亮射下城樓，來他個「擒賊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沖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二十萬人，諸葛亮只有一萬人；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十五萬人，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總之是敵眾我寡。那麼，圍他三天，圍而不打，行不行？何至於掉頭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註時，就斷定郭沖所言不實。裴松之說：「就如沖言，宣帝（司馬懿）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但是，在諸葛亮那裡並不可能的事，為什麼在曹操這裡就可能呢？因為情況不同。第一，當時呂布手上只有一萬多人，並不像司馬懿那樣有一二十萬，圍而不打大約不行。第二，此處地形確實是打埋伏的好地方，呂布不能不疑。第三，呂布既然不可能打馬向前，「轅門射戟」的手段也就使不上。再說曹操也沒在城樓上，射誰呢？「令輕兵挑戰」的事呂布倒是做了，可惜是在第二天。這時，曹操已經當真設了埋伏，派兵偵察又有什麼用？當然，你可以不同意曹操這件事是「空城計」，因為曹操的「令婦人守陴」也可能並非計謀。但不管怎麼說，我的說法畢竟於理不悖，於史有據。按照科學研究的慣例，至少可以作為「假說」提出，怎麼就是「信口開河」、「破綻百出」呢？

　　至於「空城計」究竟是誰發明的，當然可以討論。包括曹操這一招算不算，歷史上有沒有「空城計」，都可以討論。事實上，對於這個問題，歷來就有不同看法。將曹操此例算作空城計，這話早就有人說過，不是我的「發現」。將文聘此例算作空城計，這話也早有人說過，並不「新鮮」。還有人說最早的「空城計」，發生在公元前六六六年。這都算一種說法吧！我們不能因為別人和自己觀點不同，就亂扣帽子。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篇》，就只列舉了《南齊書．高祖紀》、《舊唐書．良吏傳》和《北狄傳》的三個例子，也不提文聘和趙雲的那兩例。按照網友「紅茶楊威利」的邏輯，是不是也要算作「一知半解」呢？

　　其實提不提文聘那一例，各人有各人的原因。我不提，是因為它發生在曹操戰呂布一事之後。錢先生不提，則可能是先生對「空城計」的概念有嚴格界定。考《管錐篇》所舉三例，一則曰「偃兵開城門」，二則曰「開城門延賊」，三則曰「開門以待之」，都有「開門」這個環節。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錢先生的標準。如果是，那麼，我說的那一例不算，「紅茶」先生的那一例也不好算數呢！至於周振鶴先生斷言歷史上不曾有過「空城計」，他的標準可能更嚴格，具體內容我就不曉得了。但可以肯定，周先生作為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資深教授，是絕不會「更加無知」的。

【附錄二　我的歷史觀】

　　【一】

　　有一家媒體問我：你常說，歷史也是可以釀酒的，這代表你的歷史觀嗎？我回答說，不能代表。這樣一句話，怎麼可能就代表了歷史觀呢？但這話沒錯，歷史確實可以釀酒。《三國演義》就是歷史釀的酒。不過也有釀成醋的。而且，釀成醋的還不少，能把人的牙都酸掉。酒也有好幾種。有甜酒，有苦酒，還有藥酒，也有只做藥不釀酒的。總之，歷史就是讓人說的東西。說的過程就是發酵的過程。至於釀成什麼，一看目的，二看手藝，三看運氣。

　　媒體喜歡的是直截了當。所以這個問題也就只能這樣回答。但他們也提醒了我，是得找機會談談歷史觀的問題。

　　正好，也是這家媒體，連續發表了一些批評我的文章。事實上，自從我應中央電視台的邀請，在《百家講壇》開講《漢代風雲人物》，尤其是今年開講《品三國》以後，受到了很多觀眾朋友們的支持，也遭遇了一些批評。這讓我感到很欣慰。其實我一直渴望著批評，尤其是那些有分量、能夠擊中要害、讓我深思的公開的批評。人是要有支持的，也是要有批評的。支持讓人振奮，批評使人進步，它們對於每個人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借此機會，我向所有支持和批評我的觀眾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但是，我也要做一點說明。第一，我沒有義務，也沒有可能回應所有的批評。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所有的批評都必須回應，那就太難為人了。第二，我希望批判者能夠公開亮相，使用真名實姓或者常用筆名，這樣比較公平，也顯得光明磊落。起碼，你不能明槍暗箭一起來，打一槍換一個名字，那就變成騷擾了。第三，我希望這種批評是與人為善、心平氣和、實事求是的，至少也是負責任的。當然，一個電視節目播出之後，就變成了公共產品，觀眾也就有權來批評，來討論，來品頭論足說三道四。這是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你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評都有道理，也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評都負責任。而且，當他們的這個權利受到損害時，我們還應該出來幫助他。這就是西哲所謂「我堅決反對你的意見，但我寧願犧牲生命也要捍衛你說出這意見的權利」。

　　不過，作為個人，作為公民，權利都是對等的。你有說（包括說和不說）的權利，我也有聽（包括聽和不聽）的權利。我不能要求你說的都對，都有道理，都負責任，你也不能要求我都聽，都同意，都接受，甚至不能要求我都回應。就說前面提到的那家媒體，發表了一篇批評我的文章，署名「老牛」。老牛先生認為，我的《品三國》不像是「平民立場，現代視角」，毋寧說是「曹操立場，古代視角」。因為我在講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一案時，對曹操進行了「曲意回護」。這個批評，我倒是作了回應的。我說，我不否認在講此案時確有為曹操辯護的意思。但我之所作，並非「無罪辯護」，而是認為《三國演義》誇大其詞，後世評價「量刑不當」。這難道違背「現代精神」嗎？我在節目裡說得很清楚：「悽愴這兩個字很重要」。悽愴這兩個字，就是曹操「還保留了一部分善心」的證據。這怎麼是「無恥小人」呢？這是「有恥小人」！這樣一種心情，和《三國演義》裡面那種理直氣壯的態度難道就沒有區別？難道當時曹操應該到官府去自首，而衙役們則會對他說「你有權保持沉默」？不過，好在老牛先生是贊成現代觀念的。那麼，面對諸如此類的批評，我總有權保持沉默。

　　這就是我對老牛先生批評的回答。但是，這位先生提出來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也是應該回答的，就不行使沉默權了。什麼問題呢？就是我說了曹操是「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這句話，老牛先生不同意。他說，這個常常流行於禮崩樂壞、道德失範時代的判斷，其實未必。偽君子至少還對某些社會規範懷有畏懼之心，廉恥之心尚存，所以行事多少還有些顧忌或底線。真小人呢，那就無所顧忌地胡來了。

　　這話說得好，很有分量，而且不容迴避。的確，如果「真小人」確實比「偽君子」更壞，那麼，我的說法就不僅「誤人子弟」，而且近乎「禍國殃民」。這可是不能不講清楚的。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選擇題。也就是說，當我們進行人生選擇時，是「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呢，還是「寧做偽君子，不做真小人」？當然大家可以自由選擇，因為選擇都是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請你不要匆忙選擇，因為這個選項是不完全的，題目也是有問題的。比方說，我們怎麼就不能選擇做「真君子」呢？所以我們還得把這個問題都說透了。

　　實際上這是一個排列組合的選項，邏輯性是很強的。怎麼樣的排列組合呢？就是這裡有一組概念──君子、小人，那裡也有一組概念──真的、假的。然後真的、假的這一組，和君子、小人這一組，兩個選擇我們進行搭配，我們看看能搭配出幾個結果來。大家可能馬上就會說四個，那我們看是不是四個？第一個，真正的君子，真君子。第二個，虛偽的君子，偽君子。第三種真正的小人，真小人。第四個，虛偽的小人，有嗎？沒有。

　　所以，這個題目不是四個選項，只有三個。四個東西或者項目搭配下來，怎麼只有三個結果呢？這不合邏輯呀！但事實就是如此──世界上只有偽君子，沒有偽小人。為什麼呢？因為惡是不需要作偽的，也沒有誰會假裝惡，假裝小人。如果一個人讓人覺得惡，被認為惡，那他一定是真惡。這裡說的「讓人覺得」和「被認為」，都不是指表面現象。比方說一個人看起來「凶神惡煞」，實際上「心地善良」，就不能說是「偽惡人」，只能說是「真好人」。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出於特殊原因，也可能有人必須假裝惡人，或假裝小人，比方說為了破案而潛入犯罪集團。但那也不能說他是「偽惡人」或者「偽小人」，只能說他是「真君子」，甚至是「真英雄」。

　　我們這樣搭配下來，或者這樣推論下來，得出一個什麼結論呢？就是「惡沒有偽」，對不對？比方說我們說「偽善」，有這個詞。有「偽惡」嗎？沒有。惡沒有偽，小人沒有假的。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惡是一種真實的東西，而善則是對惡的改造。

　　這也是古已有之的觀點。大家知道，我們中國古代的戰國時期，有兩位思想家，一個孟子，一個荀子，爭論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惡的問題。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孟子說，人性之向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水，沒有不往低處流的（水無有不下）；人，也沒有不向善的（人無有不善）。在這個問題上，大家都是一樣的，就連堯舜也沒有什麼兩樣（堯舜與人同）。為什麼呢？因為人性本善。一個人，剛生下來的時候，他是乾乾淨淨的，叫做「赤子」。赤子的心靈，是很天真，很純樸的。所以，但凡天真純樸的心靈，就可以叫做「赤子之心」。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詞啊？就因為赤子的純潔是很可貴的。所謂「君子」，就是保留了這種純樸天真心靈的人，叫做「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問題是，大家既然生下來都是赤子，為什麼有的人最後變成小人了呢？那是學壞了。所以我們要加強道德的修養，不讓我們變成一個壞人，不要學壞。只要大家保住赤子之心，那就「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基本上是孟子的觀點。

　　荀子的觀點是什麼呢？人性本惡。人生下來都是惡的，所以你必須加強道德修養，才可能變成一個好人，叫做「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偽是什麼？偽就是人為。如果沒有後天的修養和改造──偽，那麼，天生的那個「性」（人性），是不可能自動變好、變善、變美的。也就是說，只有不斷改造自己，你才有可能變成一個好人。

　　這就牽扯到一個問題──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而這樣一個問題其實是沒有答案的。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剛剛生下來，還沒有接觸社會、接受教育的時候，他還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人，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也就是說，從生物學的角度講，他是人科動物當中的一個；而人恰恰不單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會的存在物。人是社會的。只有加入社會，才是真正的人，也才有人性；而一旦接觸社會，就很難講他的本性是善是惡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人類社會是善惡並存的。沒有純粹只有善的社會，也沒有純粹只有惡的社會。人的社會就是這樣的矛盾體。西方人甚至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就是說，人的身上，既有神性，又有獸性。神性就是善，獸性就是惡，人是神與獸、善與惡的對立統一。

　　當然，話不一定這麼說。但可以肯定，真善美是和假惡醜相對立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沒有假惡醜，也就無所謂真善美。而我們追求的是什麼？追求的是善。何以證明人類是追求善的呢？只有「偽善」沒有「偽惡」就是證明。什麼是偽？就是偽裝、假冒。為什麼要偽裝、假冒呢？當然是因為人類認同善。善，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

　　但我們不要忘記，惡可能也是一種本性，一種真實的存在。其實，「追求」二字，本身就意味著「善」這個東西，或者本來沒有，或者容易喪失，否則就不必追求了。主張人性本善的，認為它容易喪失；主張人性本惡的，認為它原本沒有。所以他們都主張追求，也就是都認為人應該善。那麼，認為人應該惡的，有沒有呢？沒有。就連惡人，也不主張人就應該惡。問題是，沒有人主張惡，惡卻依然存在，這又是為什麼？有人說是學壞了。於是我們就要問：第一，跟誰學的？跟動物麼？第二，為什麼一學就會？第三，為什麼學壞那麼容易，學好就那麼難，要一再提倡？凡此種種，都說明人性中有惡的成分，而且還很頑固。

　　這就又回到原來那個話題了：人性究竟原本是善還是惡。可惜這個問題是說不清的，也離本題太遠，那就先擱置起來。反正，惡是一種存在，一種現實的或者潛在的存在。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有一個問題了，那就是如何努力向善而防止作惡？這是我們不能不想的問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認為老牛先生對我的批評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意義的。他說，「偽君子」至少還對某些社會規範懷有畏懼之心，廉恥之心尚存，而行事多少還有些顧忌和底線。在這裡，他提出了三個問題，三個概念，三個關鍵詞。一個是顧忌，一個是底線，還有一個是社會規範。也就是說，我們要做一個好人，不做壞人，我們要行善不作惡，靠什麼呢？靠社會規範，另外每個人都要有底線和顧忌。這個意見我覺得非常正確。雖然他是批評我的，我還是認為他的意見很有道理。

　　但問題是，我們不能抽象地講要有顧忌、底線和社會規範。我們還要問：什麼底線？什麼顧忌？什麼社會規範？也就是說，你的底線指的是什麼？你的顧忌指的是什麼？那個社會規範又是什麼？這正是我和許多批評我的人意見分歧所在，也正是我要和老牛先生、和大家討論的問題。

　　【二】

　　我們先來看底線和顧忌這兩個概念。

　　底線是屬於什麼的呢？底線是屬於內心的。就是我不作惡，決不作惡。我做事情再怎麼樣，哪怕做一些不好的事，也要有一條底線，不能突破。比方說，我偷東西，但我不殺人。就算被人看見了，也不能殺人滅口。或者說，我偷東西，但我不姦淫。就算女主人國色天香，也不能見色起心。再比方說，我偷東西，但我只偷富人的，不偷窮人的，或者決不偷人家的活命錢，救命錢等等。這叫做「盜亦有道」。這個底線從哪裡來？從自己來，只能來自每個人自己的道德觀和道德感。所以底線是由道德來負責的，我們也稱之為道德底線。

　　那麼顧忌是什麼呢？顧忌是外加的。就是說，不是我不想作惡，不是我不想幹壞事，也不是我不會幹壞事，也不是我不能幹壞事，是我害怕。害怕什麼呢？恐怕是老牛先生說的「社會規範」。這當然不錯。但我還是要再問一句：什麼規範呢？老牛先生沒有說。不過看他的意思，似乎也是道德。他的原話是「偽君子至少還對某些社會規範懷有畏懼之心，廉恥之心尚存」。所謂「廉恥之心」，當然就是道德了。

　　於是我們就要問：道德真正能夠使人有所顧忌嗎？我的結論是不能。

　　我們知道，道德是和良心聯繫在一起的，而良心是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東西，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什麼叫道德？什麼叫善？善不是說沒有惡。一個人，為什麼沒有惡？怎麼會沒有惡？天生沒有嗎？這就講不清、靠不住了。因為我們無法知道人的天性究竟是善還是惡。所以我們只能把這個問題掛起來，而且要把下面這個道理講清楚，那就是：善，不是沒有惡。善是什麼？是我本有惡，我也會作惡，我也想作惡，我還能夠作惡，但是我不作惡，我發自內心地不願意作惡，這才叫善。這是「真善」。我本來也想作惡，我也能作惡，我裝一個不作惡的樣子，我用一個不作惡的樣子去作惡，或者等到能夠作惡的時候再作，那叫「偽善」。「真善」就是明明可以卻偏偏不做，我發自內心地不願意。我一想到作惡，我的良心就受不了。或者一旦突破底線，自己就先不能通過，甚至恨不得給自己一耳光。這個底線就來自道德。它是內在的，不需要別人監督的。

　　道德的底線也是別人監督不了的。因為底線來自良心，良心屬於每個人自己。一個人如果不講良心，別人是拿他沒辦法的。孔子的學生宰予問孔子，三年之喪有什麼道理呢？一年也就夠了。孔子說，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便吃那白米飯，穿那花緞衣，心裡面覺得安不安呢？宰予說，安呀！孔子也只好氣呼呼地說，你良心上過得去，你就做嘛！一個君子，之所以守孝三年，是因為在這三年中，他吃好飯不覺得香，聽音樂不覺得美，住在舒服的房子裡心裡不安。你既然心安理得，那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可見，良心不需要監督，也監督不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良心不是顧忌。

　　良心為什麼不是顧忌呢？因為第一，良心不是「不敢」，也不是「不能」，而是「不肯」。第二，良心發自內心，不靠別人管。實際上所有的道德，真正的善，都是不要別人管，也是別人管不了的。由此可見，道德一旦成為顧忌，那就一定是偽善。這個道理，老牛先生其實是清楚的，因此他把因「道德顧忌」而不敢胡來或者有所忌憚的人稱之為「偽君子」。不過他認為，有所顧忌總比無所顧忌好，所以「偽君子」也比「真小人」好。

　　這就又需要討論了。

　　有所顧忌總比無所顧忌好，這話對不對？也對也不對。何以言之故？因為要看是什麼顧忌。如果是「道德顧忌」，就未必。為什麼呢？因為「顧忌」二字與道德精神相悖，道德不可能真正讓人有所顧忌。為了說清楚這一點，我們不妨問一下：出於道德上的顧忌而不敢作惡，究竟怕什麼？無非是怕人家說，即所謂「道德譴責」。我們知道，道德不是法律，沒有刑律之類的「硬控制」或「硬懲罰」手段。它是一種「軟控制」，其常規手段也就是「口誅筆伐」。那麼請問，如果沒人說呢？或者說不了呢？或者不在乎呢？一個人，在他還覺得「人言可畏」的時候，道德的譴責是會有約束作用，讓他有所顧忌的。但是，一旦他成了某種人物，誰也說他不得時，那就恐怖了。天知道他會幹出什麼事情來！所謂「王莽謙恭未篡時」，就是這個意思。未篡位時，是謙恭的。篡到了呢？那就對不起！其實，即便成不了王莽，也總有別人看不見、說不了的時候，比方說「背地裡」或者「私下裡」。所以，一介草民，自不妨「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大惡大奸，更可以「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總之是平時夾起尾巴做人，一有條件就原形畢露。請問，這種顧忌，靠得住嗎？

　　當然，要說道德的譴責一點作用都沒有，也不是事實。作用還是有的。比方說，說的人多了，會有輿論壓力；說的時間長了，會有心理壓力；對於其他的人，會有教育意義；對於整個社會，則能夠營造道德環境和道德氛圍。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對不道德的行為進行譴責，但不能天真地認為，那一定能使惡人顧忌。

　　或許有人會說，我們說的「道德顧忌」，不是怕別人說，而是怕自己說。很好，我們要的就是這個。但對不起，這是「良心」，不是「顧忌」；是「真善」，不是「偽善」；是「真君子」，不是「偽君子」。前面已經說過了，道德原本應該發自內心，不能是外在的監督。因此，一旦成為顧忌，就有作偽嫌疑；而一旦作偽，就突破了道德底線。道德的底線一旦突破，老牛先生（還有其他女士和先生們）期望的東西，恐怕就沒有希望了。

　　這裡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說真話，不說假話；做真人，不做假人」這個原則，是道德的底線嗎？是。道德的終極目的是什麼？是人的幸福。幸福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主觀的。因此，一種道德如果違背了人的本性，或者逼得人們去作偽，那就一定是「偽道德」。同樣，一個人如果違背自己的天性和本真去做人、去說話，那就一定是「偽善」。當然，有時候我們也得說點假話，或者不說真話。比方說，為了保護別人，我們可能要說假話；為了保護自己，我們可能不說真話。但必須指出，「保護別人」和「保護自己」不能混為一談，「說點假話」和「不說真話」也是兩個概念。為了保護別人，可以說點假話（比如一個歹徒追殺一個弱者，問你見他跑到哪裡去了，你就應該朝相反的方向指）。為了保護自己，你也可以不說真話，但決不能說假話。或許有人要問，既不能說假話，又不能說真話，那我說什麼話？很簡單，不說話。如果不能不說，那就說不會傷害自己的真話。根據道德原則，一個人所說必須真實，但他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

　　那麼，一點假話都不能說嗎？除非為了保護別人和幫助別人，一點都不能說。而且，即便是為了保護或者幫助別人，也不是什麼假話都可以說。為什麼呢？因為說假話就是作偽，而作偽本身就是不道德。而且，今天你敢說一句假話，明天就敢說十句，後天就可能是彌天大謊。今天你可能只是有所顧忌，明天就可能是習慣性作偽，後天就可能是竊國大盜。

　　這樣看來，「真小人」就比「偽君子」更可愛，也更可靠，因為至少他不裝，不假，不作偽。我們知道，「真小人」和「偽君子」在本質上都是惡。「真小人」是小人，「偽君子」就不是？也是。那麼，區別在哪裡呢？也就一個字：裝。「偽君子」裝（偽裝），「真小人」不裝（真實）。從這個意義上講，「真小人」反倒更接近於善。

　　這個觀點，老牛先生（還有其他女士和先生們）可能會不同意。他們會說，不對。「偽君子」和「真小人」的區別，在於一個廉恥之心尚存，行事尚有顧忌，另一個則肆無忌憚無法無天，想怎麼胡來就怎麼胡來，所以後者更可怕。這話其實似是而非。首先，「廉恥之心尚存」就不是「偽君子」，至少也是「半君子」，或「半君子，半小人」。其次，「行事尚有顧忌」固然好，就怕他一旦沒了顧忌便變本加厲，因為他的「善」原本就是裝出來的。他付出了「裝」的代價，自然要設法「賺」回來。不但要「扳本」，還得有「紅利」。第三，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固然可怕，但在「真小人」，卻是明著來，我們至少有所警惕，可以防範。「偽君子」就相反。什麼是「偽君子」？就是「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廉恥之心早已蕩然無存，卻裝出一副還有的樣子。這就更加厚顏無恥，也更麻煩。因為你既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又不知道他是善是惡。請問，你是防他呢還是不防？再說了，誰都知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如果滿世界都是偽君子，那你可是防不勝防。請問，誰更可怕？

　　所以，不要以為偽君子們「行事尚有顧忌」，我們就可以放心，我們這個社會就安全。也不安全吶！

　　或許有人會問，那我們難道就不要顧忌了嗎？要。但不是靠道德，或主要不靠道德。靠什麼？法律。為什麼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呢？因為道德是「軟控制」，法律是「硬控制」。前面講過，什麼是「顧忌」？就是我想作惡，我能作惡，我會作惡，但我不敢。為什麼不敢？因為有人管著，而且一定要管，一定會管，一定管得了。顯然，這裡說的這個「人」，不能是個人、私人。個人和私人沒有這個權力，也沒有這個義務，還沒有這個能力。一個人作了惡，我們可能譴責，也可能不譴責。可能因為正義感而義憤填膺，路見不平一聲吼，也可能因為礙於情面或懾於權威而噤若寒蟬。就算管，被管的人也未必聽。所以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法律。因為第一，法律代表的不是個人的意志，而是全民的意志，社會的意志，國家的意志，不會因為個人的親疏好惡而左右搖擺寬嚴皆誤。也就是說，法律是鐵面無私的。第二，法律依靠的是國家力量，使用的是公共權力，力大無比。一個人，如果作了惡，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捉拿歸案，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就有威懾力。第三，法律有切實可行和實實在在的懲罰手段，不像道德只能進行譴責，這就比道德更能讓人畏懼。第四，法律的本性是人人平等，不會出現「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情況。所以，只要是法治國家，是法制健全之時，那麼，哪怕你是天王老子，如果膽敢作惡，自然會有人來管你，而且管得你不敢再犯！

　　當然，以上分析，都是理論上的，實際情況也並不都盡如人意。但我們現在也只能做理論分析，對不對？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案。法律並不萬能，法治也是會有問題的，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因此，我們不能求「最好」，只能求「最不壞」，不能求「絕對可行」，只能求「相對可靠」。相對而言，如果要讓人心存畏懼心生顧忌，法律要可靠得多。

　　看來，老牛先生「打包」提出來的問題，是要分析的。人，確實需要社會規範，但不能只有一種；人，也確實需要底線和顧忌，但不能都交給道德。社會規範應該有兩種，一種是道德，一種是法律。它們也應該有所分工，那就是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

　　【三】

　　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兩種社會規範各有分工並行不悖，這是人類經過數千年的探索得出的結論。在此之前，不同時期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和國家，曾經有過不同的選擇，有的更偏重法律，有的更偏重道德。講歷史觀，不能不講這兩種選擇。

　　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是偏重道德的，至少儒家是這個主張，因為他們覺得道德更管用。孔子說，治理一個國家可以用道德，也可以用刑律。但是，用刑律治理國家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就是老百姓不敢犯罪，但是沒有廉恥之心，他心裡還是想犯罪的。這就「治標不治本」。治根本要用什麼呢？用道德。以德治國的結果是什麼呢？是「有恥且格」。格，有各種解釋，其中一種是「正」。所謂「有恥且格」，就是既有廉恥心，又有正義感。因此，治理國家不能靠刑律，只能靠道德，也就是只能實行「德治」。

　　既然是「以德治國」，那麼，就先得把皇帝也好，官員也好，都設計成好人，主張並相信「君子治國」。因為如果連治國者都不是君子，又怎麼能夠指望被治理的人「有恥且格」？所以必須假設，皇帝一定是仁慈而聖明的，是「聖人」；宰相一定是正派而賢明的，是「賢人」；地方官則一定是廉潔而高明的，是「君子」。皇帝聖明，宰相賢明，地方官高明──「三明主義」。這就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思路。

　　這個觀念不能說沒有道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人人都是君子，滿街都是聖人，每個人都講道德，難道不好嗎？當然好得很，實在太好了。所謂「堯舜之世」，也無非如此。可是，做不到怎麼辦？事實上，我們建設了幾千年，這個「理想國」和「君子國」也沒能建起來，「偽君子」反倒弄出不少，甚至弄出「非典型腐敗」來了。

　　什麼叫「非典型腐敗」？就是區別於「典型腐敗」。比方說我的哥們殺了人，要把他從監獄裡撈出來，我就花錢買通法官，買通警察，買通律師，把他從故意殺人定為過失殺人，再來一個保外就醫，然後我就把他弄出來。這就叫「典型腐敗」。因為我送錢、送禮、請客、吃飯是有既定目標的，這種案子一旦發現也是要嚴懲不貸的。

　　那麼，「非典型腐敗」是什麼呢？第一，不是說我有事了，送你一個紅包。什麼事都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都沒有，照送。這可以叫做「無目的賄賂」。第二，按照一定的時間和規矩，到時候就送，比如三節兩壽。三節是什麼呢？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兩壽是什麼呢？就是長官過生日，長官的太太過生日。當時還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長官屬鼠，生日的時候下屬就送他一隻純金打造的老鼠。長官非常高興的說，告訴你，我太太屬牛。這個可以叫做「常規性賄賂」。第三，這種賄賂是人人都送、人人都收的，不收不送就會被視為異類，檢舉揭發就更是匪夷所思。明清兩代不收不送的只有一個人，他就是海瑞。所以海瑞派到哪兒當官都不受歡迎。這個可以叫做「普遍性賄賂」。

　　於是我們就要問：為什麼啊？制度。明清兩代官員的俸祿極低。明代一個縣太爺的月薪相當於多少呢？據吳思先生計算，相當於一一三○元人民幣。這點少得可憐的錢，要用來做路費、買官服、養家人、雇師爺。師爺是什麼？就是長官的私人秘書，國家不發工資的。這個錢誰出？自己掏。還有迎來送往，還有請客送禮，你說這一一三○塊他夠嗎？所以唯一不收紅包的海瑞，一年只吃一次肉，就是他母親過生日的時候。這事當時曾在官場傳為新聞。官場的人奔走相告，說告訴大家吧，海瑞今天居然買了兩斤肉啊！

　　海瑞後來是被當作了道德楷模的。但在我看來，那是楷而不模，因為沒有人學他。怎麼能學呢？不收紅包沒有辦法過日子啊！所以這個腐敗是逼出來的腐敗，是「逼良為寇」。這種腐敗因制度而生，最後又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制度，因此是「制度性腐敗」。我有一本書叫《帝國的惆悵》，談到了這個問題，歡迎感興趣的朋友去看。

　　不過我們還是要問，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把薪水定得這麼低，就不能調高一點呢？原因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為了標榜以德治國，君子治國。我們官員都是君子啊！君子不愛財，君子很廉潔，君子艱苦樸素，君子安貧樂道。他們出來做官，是為了報效國家效忠皇上，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少拿一點沒關係啦！甚至不拿錢、倒貼錢也可以啦！結果怎麼樣那？結果是搞出偽君子，搞出「制度性腐敗」。

　　相反我們看美國這樣的國家。他的總統難道都是君子？也有不是的。他的總統想不想作惡？也有想作的。尼克森不是有水門事件嗎？克林頓呢，拉鏈門事件。所以小布殊沒準也會整出點事兒來。但是最後怎麼樣？他弄不成。克林頓倒是混到底了，尼克森就只好辭職下台。因為克林頓只不過「私德不修」，尼克森卻是「妨礙司法」。這個不能容忍。你可以做點缺德事（當然被曝光以後要道歉），但是你不能妨礙司法，更不能利用總統職務和行政權力來干預司法。所以他得下台。克林頓呢？他的事情揭發出來以後，支持率還增加了。美國人說，這個哥們不錯啊！他怎麼喜歡萊文斯基這樣的女人？這麼俗氣，這麼沒有品位，跟我差不多啊！支持率反而上去了。民主社會就是這樣，領導人必須跟著老百姓的口味走，不能夠自命清高。民眾也不在意領導人是君子是小人，有學問沒學問，有品位沒品位。反正有制度管著，諒他也不能如何，學問少一點，品位低一點，沒準更好。

　　在這裡我們也能看出中西文化的差異。上次美國大選後，記者問選民，你為什麼選小布殊，不選戈爾？有個老太太說的非常有代表性。她說戈爾這個人太聰明，太多學問了。學問多，人聰明，肚子裡彎彎繞就多，把國家交給他我不放心。小布殊呢？憨憨的，像個加油站的夥計，這個靠得住。我們就很奇怪。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觀點，應該是精英治國。治國的人，應該是有能耐的、有水平的、有品位的、有修養的，怎麼選個傻乎乎的，一口土腔，沒有文化？選這麼個人，怎麼能夠放心？就因為他們更看重的是制度，不是人品。他制度上已經設計好了，你想作惡也沒那麼容易，有很多東西管著你吶！實際上，在美國人看來，所謂「白宮」，無非是高速公路上一個加油站。總統呢，也不過是加油站裡的修車夥計，充其量是個賣二手車的。這樣的人，會兩下子就行了，憨厚一點就更好。

　　當然，小布殊也未必就多憨厚。不過美國人的要求也不高，只要「看起來老實」就行。反正他們把所有的問題和麻煩都交給了制度和法律，總統是君子還是小人，無所謂了。我們知道，美國人在設計國家制度的時候，是不太相信什麼「廉恥之心」的，也不指望治國的都是「君子」，反倒時時刻刻提防「小人」。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讀我的《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這本書。美國憲法的一個基本設計思想，就是把治國的人先想像成小人，然後再設計一整套的東西來防範。因為一個人作惡，其後果跟他的能力大小是有關係的。比方說一個小民他要作惡，他能惡到哪裡去呢？一個總統如果作起惡來，那就嚇死人了。尤其是美國這樣一個國家，他的總統要作惡，全世界都麻煩。怎麼防止他作惡？先把他想成壞人。當時制定這個憲法的時候，大家心目中第一任總統就是華盛頓。雖然所有的人都沒有明說，心裡卻是這麼想的。可是富蘭克林卻說了一句有名的話。他說，我估計我們的第一任總統會是一個好人，但是後來的那些傢伙，就天知道他們是什麼了。因此，必須制定一整套的憲法來限制他，不讓他作惡。這就是美國人的建國思想或者思路。

　　然而這裡面仍有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中國古代社會雖然主張「德治」，卻也並非單純地只靠道德。我們也有法律和制度，怎麼就不管用了呢？

　　原因也很多，這裡只能簡單說說。首先，中國古代是否有法律，本身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只有「刑律」，沒有「法律」，更沒有「法治」。或者說，沒有法治意義上的法律。什麼是「法治意義上的法律」？第一，這法律必須是全體公民通過立法機關和立法程序制定的「全民公約」。它體現的是全體公民的意志，而不是少數人、個別人的意志。但是，中國古代只有「臣民」，沒有「公民」。既然連「公民」都沒有，又哪來的「全民公約」？也就只能有體現君王意志的「王法」。王法非法，因為它不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第二，這法律必須對所有人都具有同等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而「王法」顯然不是，至少它不能約束皇帝。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不過是一句空話。沒有皇帝的批准，是不可能「同罪」的，結果仍然是「人治」，不是「法治」。第三，這法律中必須有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憲法高於一切，既高於一般法，也高於執法人。包括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內的任何人，都只能按照體現全體人民共同意志的憲法來治國。也就是說，治國的其實是法，不是人。這才叫「法治」。

　　這樣的觀念和這樣的法律，都是中國古代聞所未聞的。因此，中國古代所謂「法治」（比如法家主張的），就只能叫做「刑治」或「律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條款（律）來實施懲罰（刑），治國的仍然是人。在這一點上，孔子的說法是比較準確的。他反對的是「齊之以刑」，不是「齊之以法」。他也沒有說過「齊之以法」。可見，中國古代所謂「法律」，其實是「刑律」；所謂「法治」，其實是「刑治」。這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兩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在法治觀念闕如的情況下，制度的作用就會變得可疑。沒錯，中國古代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包括防止官員作惡的監察制度。而且，平心而論，這些制度還是蠻不錯的。比如規定監察官員可以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上級官員的制約。所以，一個七品（縣處級）的監察御史，也可以彈劾王公大臣，他的上級管不著。甚至，就連自己的頂頭上司，比如相當於監察部正副部長的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或者都御史、都副御史，作為本部門下級的監察御史也可以彈劾。這難道還不好？

　　但是，第一，監察官員雖然相對獨立，卻非完全獨立。他們可以獨立於其他官員，卻不能獨立於皇帝。而且，皇帝也是不受監督和不能彈劾的。第二，這些制度設計出來，是對付君子的，不是對付小人的。所以，一旦朝中出現了小人，尤其是偽裝成君子的大奸大惡，就沒有辦法。當然，辦法也不是沒有，不過那往往是「不是辦法的辦法」。比如明代嘉靖年間，朝臣們為了除掉大奸臣嚴嵩，就使用了「小人伎倆」和「不正當手段」，辦法是誣陷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謀反，而且是勾結日本人。你說嚴嵩的兒子怎麼可能勾結日本人背叛祖國？那是不可能的。舉報人林潤的奏摺其實說得也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麼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麼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然而並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麼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這事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但沒有辦法。不這樣，嚴嵩一夥就除不掉。難怪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要說這時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了，因為無論道德還是刑律，都已經不再管用。要防止惡，竟然只能用惡的辦法。

　　【四】

　　嚴嵩的死，讓我想起了另一個人，他就是岳飛。岳飛的死，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天字第一號的大冤案。其讓後人之痛心疾首，一如明代詩人文徵明的《滿江紅》所說：「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然而岳飛曾經是極受信任和器重的，宋高宗趙構甚至對他說過「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的話，還對王德等人說「聽飛號令，如朕親行」。所以文徵明才說：「慨當初，依飛何重，後來何酷！」這就和嚴嵩不乏相似之處。嚴嵩最得寵的時候是很風光的。因為年紀大，嘉靖特許他乘肩輿出入紫苑，還為他修辦公室，每天賜御膳，賜法酒。最後呢？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睡在墳場裡，靠人家上墳的供品過日子。岳飛和嚴嵩在皇帝那裡所受的「兩重天」待遇，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或許有人會說，你怎麼能拿嚴嵩和岳飛比？一個是公認的大奸臣，一個是公認的大忠臣。一忠一奸，涇渭分明；一功一罪，天壤之別！這當然不錯。但我們要問：奸臣就可以冤枉麼？壞人就該冤死麼？罷免（後來又抄家）嚴嵩，處死嚴世蕃，固然是實現了「實質正義」，然而這種正義如果要靠不正當的手段來實現，那就只能叫做「荒唐的正義」。我在《帝國的惆悵》一書中，使用的就是這個標題。

　　正義要靠非正義的手段來實現，這種荒唐的事情只可能發生在荒唐的時代。不過，即便在那個荒唐的時代，也有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其實，就連說嚴嵩父子是「奸黨」，也是冤枉的。他們兩個惡貫滿盈不假，對皇帝卻是忠心耿耿。我們知道，嘉靖皇帝為了長生不老，是要親自煉丹的。丹煉好以後，要找人吃一下，試一試。誰試呢？嚴嵩。嚴嵩多大年紀呢？七八十歲。然後吃下去還寫實驗報告，說什麼臣夜服仙丹一丸，渾身燥熱，痛下淤血二碗云云。這正是鉛汞中毒的症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心甘情願地充當皇帝實驗室的小白鼠，你還說他是奸臣？所以，嚴嵩只能算是「奸賊」，不能算是「奸臣」，更不是「奸黨」。

　　實際上嚴嵩原本也是「正人君子」。《明史》說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初入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自從嘉靖皇帝發過一次「雷霆之怒」後，嚴嵩身上原本不多、卻好歹還有的那麼一點「正義感」，就蕩然無存了，他也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可以說，嚴嵩這個「奸臣」，其實是嘉靖「培養」出來的。

　　那麼，嘉靖這個混賬皇帝，又是誰「培養」出來的？何況中國古代的皇帝，又有幾個不混賬呢？只不過混賬的程度各有不同罷了。還說岳飛這個案子。岳飛的死，在民間常常是歸咎於秦檜之罪的，但史家卻另有說法。許多歷史學家都指出，大宋一朝，原本有一個比較好的傳統，就是不妄殺重臣；岳飛以前，也不曾有一位大將被殺。秦檜膽敢破此先例，謀殺岳飛，沒有高宗的默許，幾乎就不可能。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文徵明說得好：「彼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說，秦檜那賊，不過算準了皇帝的心思而已！

　　同樣，嚴嵩幹了那麼多壞事，沒有嘉靖的縱容，也不可能。不要以為嘉靖在西苑煉丹就兩眼一抹黑了。實際上就連一隻蒼蠅從朝堂飛過，他都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嚴嵩都幹了些什麼？不過睜隻眼閉隻眼，甚至有意放縱罷了。等到不想放縱時，他自有辦法對付。所以，嚴嵩混賬是因為嘉靖混賬，秦檜醜惡是因為趙構醜惡。皇帝，是所有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但你不能說皇帝就天生混賬，皇帝的混賬也是被「培養」出來的。誰的「培養」？帝國制度。前面說了，秦檜謀殺岳飛，是看準了高宗的心思。什麼心思呢？「徽欽既返，此身何屬！」也就是收復了中原，迎回了欽宗（其時徽宗已死），趙構就得讓出皇位來。為了保住皇位，他就不能把仗打得太大，也只能向敵人曲膝求和，甚至幫敵人除掉岳飛。「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這，也許就是他默許甚至暗示秦檜殺掉岳飛的原因之一。

　　其實宋高宗也好，明嘉靖也好，如果不當皇帝，也未必就有多壞。靖康之難時，當時還是康王的趙構，也曾有過「慷慨請行」赴金人軍營談判的壯舉，而且表現還不俗。嘉靖的個人素質也不差，至少是個明白人。但是一當皇帝，就對不起了，既沒有是非，也不講道理。「盡忠報國」如岳飛，「貪贓枉法」如嚴嵩，在他們眼裡並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想用就用想殺就殺的。原因和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他們是皇帝。

　　從這個意義上講，混賬和醜惡的就不是嘉靖和趙構，而是皇帝制度。或者說，嘉靖混賬，是因為皇帝制度混賬；趙構醜惡，是因為皇帝制度醜惡。正因為這個制度是混賬和醜惡的，所以，就連皇帝本人，也未必都有好結果。黃仁宇先生就說，他《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從權臣到名將，從清官到太監，從貴妃到皇子，其「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包括皇帝，也不例外。顯然，制度才是問題所在，皇權才是萬惡之首。

　　所以，我覺得對於歷史人物，確實要有「歷史之同情」，要看到他當時的那些處境和原因。最後我們得出的結論，也不應該是個人品質的優劣，而是制度的問題。簡單地把歷史人物分為好人和壞人、善人和惡人、君子和小人，是沒有意義的。人性中不會純粹是善，也不會純粹是惡。壞人也有好心，惡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想做君子。我們要弄清楚的，就是這些原本也有好心和善意的人，是怎麼變壞變惡的，如果有此可能的話。

　　曹操就恰恰是這樣一個可以讓我們做分析的人。一些朋友不理解我現在的講法。他們質問：你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的時間和篇幅去講曹操？為什麼不多講講高風亮節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講曹操這個「奸雄」，有什麼教育意義呢？你究竟是「品三國」還是「品曹操」？我當然是「品三國」，不是「品曹操」，但重點是曹操。講曹操，或許沒有多少「教育意義」（其實未必沒有），卻很有「教訓意義」。大家知道，我們對這個節目的想法是四句話：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性。這就要有一個典型。曹操，就恰恰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可以讓我們實現自己想法的典型。

　　為什麼曹操是這樣一個典型呢？因為在他的身上，善與惡是並存的，而且都很突出。他的人生道路，也是一個由「不太惡」到「比較惡」的過程。曹操這個人，可以說是少年「頑劣」，青年「英雄」，中年「梟雄」，晚年「奸雄」。這就很有意思了，值得分析。比方說，他臨終前曾留下一份《遺令》，其中說到婢妾和藝伎們平時都很勤勞辛苦，我死了以後讓她們住銅雀台，不要虧待她們（見本書第一回），很有些人情味。但是，也就是在他去世前沒多久，他的一個兒媳婦──曹植的妻子，僅僅因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便被他以「違制命」的罪名賜死。這就不但毫無人情味，而且簡直是暴戾、恐怖了。

　　那麼，曹操又為什麼要以如此之小的罪名處死他這個兒媳婦呢？是因為他嗜殺，以殺人為樂，或者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命令稍有怠慢嗎？恐怕不是。在我看來，他殺曹植之妻，是為了敲打甚至貶抑曹植；敲打貶抑曹植，是為了讓曹丕順利接班；而讓曹丕順利接班，則是為了保證曹魏政權千秋萬代。此外，他殺崔琰、殺楊修，也都與此有關。所以，他如此濫殺無辜，只是為了權力。而且，他能夠這樣濫殺無辜，也因為他擁有權力，並且是不受監督、限制和制約的最高權力。這種權力，才是比任何惡人都更可怕的東西。它甚至能使一個人從「不太惡」到「比較惡」和「非常惡」。我以為，這樣看問題，才是「現代視角」。

　　我「品三國」，講到最後，將會回答這些問題。我在前期，是想把這段歷史盡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來，結論是放在後面的。但是我不會歸結於個人道德品質的優劣，只會歸結於制度，包括曹操的悲劇，包括諸葛亮的悲劇，都是制度所使然。

　　不過，制度問題也不簡單。比方說，我們前面做的比較，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法治」優於「德治」。其實不是的。中國古代的問題，主要不在於主張「德治」，而在於實行「君主制」。美國人能夠防止他們的總統作惡，也不僅僅因為「法治」，還因為他們實行「民主制」。民主制主權在民，政權民授，總統自然可以監督。君主制主權在君，君權神授，誰能奈何得了？就連曹操這樣的「準皇帝」，還有孫皓那樣的「小皇帝」，也拿他沒有辦法。所以，討論一個歷史人物是君子還是小人，是沒有意義的。爭論法治和德治孰優孰劣，也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健全的社會和現代的國家，都既不可以沒有法律，也不可以沒有道德。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法律防止作惡，道德使人向善，二者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比如我們講「反腐倡廉」，就是既要有法律（反腐）又要有道德（倡廉）。這大概才是比較理想的制度。

　　其實就連中國古代那個問題多多的制度，也有他的道理，也有一個演變過程，而且在誕生的時候還是不錯的。否則，我們這個民族早就滅亡了，更不可能有讓全世界矚目的燦爛輝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個制度又是有問題的。而且，正是由於自身的弊病，終於導致山窮水盡，不可收拾，最後被革命所推翻。現在我們建立了新中國，我們有了新制度，這是值得慶幸的事情。然而，一個新制度的建立決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長時間的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今天的諸位，將來都要為我們新中國的新制度做出自己的貢獻。為此我才要把我們的歷史做一個回顧，知道我們歷史上有過哪些成就，走過哪些彎路，又有哪些謬誤是我們現在需要避免的。這才是我出來講史的一個真實的意圖，這也就是我的歷史觀。

　　當然這裡面的內容是很多的。由於各方面的原因，今天只能說到這裡，算是開個頭。諸多問題，只好留待將來。不過我還是很感謝老牛先生，讓我有機會把這些思考整理出來。雖然我至今不知道這位先生的真實姓名，但我真的很感謝他。

　　事實上，學術討論的目的，不是比個高下，爭個輸贏，而是探明事理，啟迪智慧。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趙藩之「攻心聯」云：「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我略改數字，以為自勉，並與諸君共勉：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書非好辯；
　　不審勢，即褒貶皆誤，後來治學要深思。

【後記】

　　匆匆忙忙一年多，書稿終於完成。話沒說完，也說不完。能說的還是那句老話：表揚批評，都很歡迎；知我罪我，一任諸君！

　　易中天

　　二○○七年三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