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版序
自序
讀史心得
身懷利器
老百姓是個冤大頭
公平是有等級的
當貪官的理由
惡政是一面篩子
皇上也是冤大頭
擺平違規者
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
新官墮落定律
晏式轉型
崇禎死彎
笑話天道
造化的報應
古今中外的假貨
我們的人格理想
理解迷信
探究雷鋒
代後記：官場傳統的心傳
附：劉瑾潛流─「財政陰史」的一個斷面
附：中國通史的一種讀法
潛規則五問

《潛規則》

吳思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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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版序

一、本書緣起

　　「潛規則」這個詞，來自我對當代中國的觀察和揣摩。我估計每個中國人心裡都明白，明文規定的背後往往隱藏著一套不明說的規矩，一種可以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支配生活運行的經常是這套規矩，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制度，不明白這一點就難免要吃虧。等到釘子碰多了，感覺到潛規則的存在了，尊重這套不明說的規矩了，人就算懂事了、成熟了、世故了。

　　我的問題是：這種現象的根源有多深？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裡又是如何表現和演變的？如此提問，似乎「古為今用」的味道太濃了，但那句史家名言「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我的理解中恰恰就是這個意思：當代的利害、眼光和興趣制約著對歷史的理解和敘述。

　　我是學文學和當記者出身的，真正對歷史感興趣不過十年。在大學裡也讀過《史記》，就好像看小說一樣，遇到沒故事的「表」和「志」便跳過去。當記者後啃過《漢書》和《後漢書》，完全被亂七八糟的人名和事件淹沒了，感覺昏昏欲睡。我還趕時髦讀過《資治通鑑》，讀到後漢時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廢了。出乎意料的是，心裡存了個「潛規則」的念頭，再讀起歷史來居然津津有味，滿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就跟朋友鼓吹讀史心得，又被朋友攛掇著寫下了這些文章，隨寫隨發，漸漸也有了一本小書的篇幅。我明白，不同動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透過不同眼鏡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樣的。這些文章描繪的就是我戴上潛規則的眼鏡後看到的中國傳統。

　　除一篇之外，這些隨筆大體都在講「淘汰清官」，解釋清官為何難以像公開宣稱的那樣得志得勢，為何經常遭遇被淘汰的命運，以至青天大老爺竟成為我們民族夢的一部分。「淘汰清官」只是我能排列出來的潛規則之一，在這條規則的上下左右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潛規則，那是我以後要繼續寫的。現在回頭看去，這些文章可以在邏輯上分為如下幾類：

　　（一）官吏與民眾的關係：〈身懷利器〉、〈老百姓是個冤大頭〉、〈第二等公平〉。

　　（二）官吏與上司和皇帝的關係：〈當貪官的理由〉、〈惡政是一面篩子〉、〈皇上也是冤大頭〉。

　　（三）官場內部關係：〈擺平違規者〉、〈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

　　（四）民眾內部的隱秘關係：〈出售英雄〉。

　　（五）幾種關係的綜合：〈新官墮落定律〉、〈晏氏轉型〉。

　　（六）總結：〈崇禎死彎〉。

　　目錄也是按照這種結構編排的，只是把第五項兩篇綜合性的文章放在前面。

　　我努力把文章寫好看，但是本書後記〈中國通史的一種讀法〉卻有些沉重。我在那裡描繪了目力所及的中國歷史最深遠處的景色，事涉玄遠，筆筆吃力，卻足以統攝全書。

二、潛規則的定義

　　這本書在大陸出版後，不斷有朋友向我追問潛規則的定義，我一直推說書裡有。《潛規則》一書中確實有兩處類似定義的段落，儘管有點糊弄事。當然糊弄事未必不好，「潛規則」本來就是對一種大家並不陌生的社會現象的提示，這個詞可以喚醒各種各樣的個人知識，啟發有心人繼續深入探索，如果給出一個定義倒有僵化之虞。定義不過是一塊墊腳石，彼岸莽莽社會叢林中的真實生態，才是真正要緊的關注對象。

　　不過，想通了這一點，給出定義倒又無妨了。下邊姑且說說潛規則的定義。

　　有一天，一位在美國大學裡趕寫論文的朋友在互聯網上抓住了我，非要我當場給出潛規則的定義不可。急中生智，我列出了五項要點：

　　（一）潛規則是人們私下認可的行為約束；

　　（二）這種行為約束，依據當事各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在具體的社會互動中自發生成，可以使互動各方的衝突減少，交易成本降低；

　　（三）所謂約束，就是行為越界必將招致報復，對這種利害後果的共識，強化了互動各方對彼此行為的穩定預期；

　　（四）這種在實際上得到遵從的規矩，背離了正義觀念或正式制度的規定，侵犯了主流意識形態或正式制度所代表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隱蔽的形式存在，當事人對隱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確的認可；

　　（五）通過這種隱蔽，當事人將正式規則的利益代理人遮罩於局部互動之外，或者，將代理人拉入私下交易之中，憑藉這種私下的規則替換，獲取正式規則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我還特別提請那位朋友注意：在潛規則的生成過程中，當事人實際並不是兩方，而是三方：交易雙方再加上更高層次的正式制度代表。雙方進行私下交易的時候確實是兩個主體，但是，當他們隱蔽這種交易的時候，就變成與正式制度代表對局的一個聯盟。隱蔽本身就是一種策略，這種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層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沒有感性基礎的定義難免晦澀，書中的故事看多了，這些話就會顯得簡單了。

三、對台灣的猜想

　　在大陸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裡，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台灣的議員動手打架。這當然屬於醜聞，但我卻頗為讚賞。新聞中未作解釋，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而打，不過既然是立法的地方，總該與某種法規的制訂有關。我猜，那些代表著不同利益集團的議員們，為了某種規則導致的損失和收益發生了爭執，又缺乏在長期政治交易中形成的討價還價的底牌或渠道，一時找不到解決爭執的辦法，情急之下便動粗了。

　　我在大陸採訪過幾屆全國人大和政協的會議，從來沒有見過打架或聽到過爭吵的，只是聽「發言」，然後看「表決通過」。相比之下，我覺得還是打出來的規則更可行，也更可靠。因為在打架前後，誰掏錢和誰受益的問題已經鮮明地提了出來，然後又基本擺平了。議員們代表各方面擺平了此事，又分派好了監督規則實施的費用，被代表者就不必也不那麼容易尋找對策，繞開或架空那套他們不能接受的規矩，私下發展出一套潛規則體系來。

　　我相信潛規則這個概念對台灣的歷史會有不錯的解釋力，但我估計這個概念無助於預測台灣的未來。我不瞭解今天的台灣，想像起來，黨國變成真正的民國，必將導致主僕關係的根本變化，台灣社會中各種真實的運行規則也將面目一新。但是真實而有效的規則的建立需要各方面的磨合，需要反覆的試探和足夠的時間，這是一個長期而有趣的過程，也是中華文明更生和創新的過程。我對今天的台灣充滿好奇，在我的想像中，這裡正在發生著遲早會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故事，那是一個古老帝國磕磕絆絆地翻身上路的偉大故事。

祝福台灣。

　　吳思　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自序

　　「潛規則」是我杜撰的詞。我還想到過一些別的詞，例如灰色規則、內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等，但總覺得不如「潛規則」貼切。這個詞並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它來源於我的一段生活經歷。

　　一九八三年，我在《中國農民報》（現在叫《農民日報》）當編輯記者，經常閱讀群眾來信。有一封來信說，河南省開封地區的農業生產資料部門的領導人大量批條子，把國家按計劃分配供應的平價化肥批給了自己的私人關係。他們的「關係」又將平價化肥高價轉賣，轉手之間，關係就生出了暴利。其實這就是後來人們見慣不怪的利用雙軌制牟利問題，當然違反國家的正式規定，只是禁止不住。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不到一年，見到這等壞事，立刻像唐吉訶德見了風車一樣亢奮起來，在想像中編織出大量的醜惡交易，編排出自己追根尋源、智鬥邪惡、鋤暴安良的英雄故事。我急不可耐地邀了兩位同事下去調查。

　　使我驚訝的是，那些我以為應該掩藏起來的類似賊贓的條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機關衙門裡的公文檔案，內部人似乎也沒有見不得人的擔心──你想看嗎？請吧，這有一大疊呢。而且，那一層可以批出多少「條子肥」，每一層中誰有權力批多少條子，圈子之外的那個領導的條子有效，那個領導的條子不靈，這一切都是有規矩的。這些顯然不符合明文規定的事情，內部人竟安之若素，視為理所當然。在採訪將近結束的時候，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中國社會在正式規定的各種制度之外，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後，實際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一種可以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

　　「恰恰是──而不是──」這種句式可能比較偏激，但這麼說至少有局部的事實作為依據。在政府的正式規定中，供應給農民的幾乎都是平價化肥，它與農民平價交售的棉花和小麥掛著鉤，所以也叫掛鉤肥。而我們採訪小組調查了將近一個月，竟然沒有見到一位承認買到平價化肥的普通農民。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級資源控制者都會開出條子，從平價肥當中切出一塊給自己的什麼人。這就好像一條嚴重滲漏的管道，還沒有到達百姓廚房，管道裡的水就被截留乾淨，廚房的水龍頭竟擰不出一點一滴。那麼，滋潤這個社會的究竟是什麼？是正式管道還是推著水車叫賣的水販子？這不是很明白麼？

　　後來，我們把這次追蹤報導出來了，當時的影響也不算小，商業部和中紀委還專門發了通知，重申正式制度。幾個月後，商業部和中紀委派聯合調查小組去開封調查處理此事，當我作為小組成員跟著下去調查的時候，我再次驚訝地發現，條子仍然在批，與我們報導之前毫無區別。這就是說，當地政府和農業生產資料供應部門的上級領導，並沒有把我們報導的現象當問題。他們明明知道了也不去管──原來他們不管並不是因為不知道。官方理論中的領導顯然不應該這樣，這又是一種潛規則。

　　長話短說。我跟蹤此事達數年之久，明白了一個道理：這不是我最初想像的道德善惡問題，我面對的是大多數人處於一種利害格局中的尋常或者叫正常的行為，它基於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趨利避害的現實計算。不觸動這種格局，報導或調查通報乃至撤職處分，說好聽點也不過是揚湯止沸，在我的個人經驗中，由於揚湯的勺子太小太少，連止沸也辦不到。後來，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是化肥供應增加，政府退出，市場放開，現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動，時常過剩，市場的供求規則取代了官場潛規則。

　　化肥分配規則的演變和我的認識過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隱隱約約地感到，潛規則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追究下去一定會有許多很有意思的發現。

　　五年前我脫離了官方單位，可以比較自由地支配時間了，便重新揀起了這個念頭，不久就開始讀明史。我在上大學的時候讀過《史記》，就好像看小說一樣，遇到沒故事的「表」和「志」便跳過去。當記者後啃過《漢書》和《後漢書》，完全被亂七八糟的人名和事件淹沒了，感覺昏昏欲睡。我還趕時髦讀過《資治通鑒》，讀到後漢時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廢了。出乎意料的是，心裡存了個「潛規則」的念頭，再讀起歷史來居然津津有味，滿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就跟朋友鼓吹讀史心得，又被朋友攛掇著寫下了這些文章，隨寫隨發，漸漸也有了一本小書的篇幅。我明白，不同動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透過不同眼鏡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樣的。這些文章描繪的就是我戴上潛規則的眼鏡後看到的中國官場及其傳統。

　　這些隨筆大體都在講「淘汰清官」，解釋清官為何難以像公開宣稱的那樣得志得勢，為何經常遭遇被淘汰的命運，以致青天大老爺竟成為我們民族夢的一部分。「淘汰清官」只是我能排列出來的官場潛規則之一，其下層有許多小一號的潛規則的支撐。「淘汰清官」的上下左右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潛規則，那是我以後要繼續寫的。回頭看去，現有的這十篇隨筆，可以整理出如下結構：

　　講官吏與老百姓的關係：《身懷利器》、《老百姓是個冤大頭》，《第二等公平》。

　　講官吏與上級領導包括皇上的關係：《當貪官的理由》、《惡政是一面篩子》、《皇上也是冤大頭》。

　　講官場內部的關係：《擺平違規者》、《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

　　把幾種關係混在一起講：《新官墮落定律》、《晏氏轉型》。

　　總結：《崇禎死彎》。

　　目錄就是按照這個結構排的，不過把混講的兩篇提到前邊了。

　　本書還附了幾篇潛規則之外的文章。潛規則在明朝的一個近義詞是「陋規」，寫多了這種東西，人也容易顯得「陋」，滿腦袋利害計算，算的還都是陳年老賬，全不知今夕何夕，更不知道精神和理想為何物。我不想給讀者留下這種印象，希望本書和作者的模樣豐滿一些，便加了幾篇雜七雜八的文章，其中還談到雷鋒和人格理想。談人格理想的文章寫得比較早，如果現在動筆，用馮友蘭先生「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準衡量，自以為還能高明一些，關於造化和迷信的那兩篇文章可以提供一點佐證。

　　我的電子信箱是：wusi@mail．ied．ac．cn

讀史心得

　　在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時代，官吏集團極為引人注目。這個社會集團壟斷了暴力，掌握著法律，控制了巨額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的命運。

　　對於這個擅長舞文弄墨的集團，要撇開它的自我吹噓和堂皇表白，才能發現其本來面目。在仔細揣摩了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後，我發現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經常與他們宣稱遵循的那些原則相去甚遠。例如仁義道德，忠君愛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這種利害計算的結果和趨利避害的抉擇，這種結果和抉擇的反覆出現和長期穩定性，分明構成了一套潛在的規矩，形成了許多本集團內部和各集團之間在打交道的時候長期遵循的潛規則。這是一些未必成文卻很有約束力的規矩。我找不到合適的名詞，姑且稱之為潛規則。

　　官場內部有許多層面和方面的潛規則，我想先寫一個「淘汰清官」。這一個「淘汰清官」的定律又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因素，不是一兩篇短文就能說透徹的，我想分開掰碎了慢慢說。幾篇能說清楚，我也不敢確定，也許四五篇，也許七八篇。

　　讀史只是我的業餘愛好，不敢冒充專家。我所寫的，都是一些我在讀史的時候冒出來的心得，很可能見笑於大方。但我願意姑妄說之。能姑妄發之，且有姑妄讀之者，則幸甚。

第一篇　官吏與民眾的關係

潛規則一　身懷利器

故事一　合法傷害權

　　張居正大概是明朝最能幹的大臣了。他深知官場上的種種弊端和權謀，圓熟地游刃其間，居然憑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興大業。如此高明的先生講述大官怕小吏的官場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聽。

　　張居正說，軍隊將校陞官，論功行賞，取決於首級。一顆一級，規定得清清楚楚。從前有個兵部（國防部）的小吏，故意把報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後拿著報告讓兵部的官員看，說字有塗改，按規定必須嚴查。等到將校們的賄賂上來了，這位吏又說，字雖然有塗改，仔細檢查貼黃，發現原是一字，並無作弊。於是兵部官員也就不再追究。張居正問道：將校們是升是降，權力全在這個小吏的手裡，你不賄賂他行嗎？

　　這個故事有個時代背景：當時將校們很少有不冒功的。號稱斬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來，他們砍下來的很可能是當地老百姓的腦袋，所謂濫殺無辜。如果沒人叫屈，這些腦袋就是戰功，大家陞官發財，萬事大吉。如果有人叫屈，這些腦袋就可能成為罪證，這幫將校罪過不小。所以，將校的命運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裡，儘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個排長。

　　張居正總結說：人們怕那些吏，一定要賄賂那些吏，並不是指望從他們手裡撈點好處，而是怕他們禍害自己。〔註：參見張居正《張太岳集》卷十八，雜著。轉引自《明代政治制度研究》，關文發、顏廣文著，第二五一頁。〕

　　合法地禍害別人的能力，乃是官吏們的看家本領。這是一門真正的藝術，種種資源和財富正要據此分肥並重新調整。

　　明朝小說《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就講了一個縣太爺運用這種藝術剝刮財主的故事。故事說，武進縣一位叫陳定的富戶，有一妻一妾。妻姓巢，妾姓丁，兩個人鬧氣，巢氏嘔氣生病死了。鄰里幾個平日看著他家眼紅的好事之徒，便攛掇死者的兄弟告官，宣稱人死得不明不白，要敲陳定一筆。死者的兄弟很樂意跟著敲一筆，便和那幾個潑皮講好了，由他們出面，他躲在暗處作手腳，敲出錢來對半分。

　　故事說：「武進縣知縣是個貪夫。其時正有個鄉親在這裡打抽豐，未得打發。見這張首狀是關著人命，且曉得陳定名字，是個富家，要在他身上設處些，打發鄉親起身。立時准狀，僉牌來拿陳定到官，不由分說，監在獄中。」

　　請注意這裡的選擇空間：首先，這狀子是可准可不准的；其次，准了之後拿來問訊，對陳定的申辯也是可聽可不聽的。在這兩個具有合法選擇空間的關口，那位知縣全選擇了最具傷害性的一頭：「立時准狀、不由分說」，而且誰也不能說他這樣做出了格。我是法學方面的外行，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這種合法傷害別人的選擇權，姑且稱之為「合法傷害權」。

　　卻說陳定入了獄，趕緊託人把妻弟請來，讓他各方打點。破費了幾百兩銀子，各方都打點到了，特別是縣太爺的那位打秋風的老鄉滿意了，替陳定說了好話，果然就放了陳定。這次釋放更充分地體現了「合法傷害權」或者倒過來叫「合法恩惠權」的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沒想到那位妻弟嫌自己賺得不足，又追上了那位知縣的老鄉，把賄賂他的四十兩銀子強討了回來。四十兩銀子折算為現在的人民幣，少說三四千，多說一兩萬，顯然也值得一追了。奈何他低估了合法傷害權的伸縮性。知縣聽說此事後，勃然大怒，出牌重新問案，並且以「私和人命」的罪狀捎上了陳定的妻弟。該妻弟立刻出逃。

　　故事說，陳定和妾丁氏被重新拿到官後，「不由分說，先是一頓狠打，發下監中。」然後下令挖墓驗屍，要查查那位亡妻的死因到底是什麼。同時召集當地各方人等，一邊驗屍，一邊調查瞭解情況。知縣是有了成心的，只要從重坐罪，先吩咐仵作（法醫）報傷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將無作有，多報的是拳毆腳踢致命傷痕。巢氏幼時喜吃甜物，面前的牙齒落了一個，也做了硬物打落之傷。竟把陳定問了鬥毆殺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親尊長致死之律，各問絞罪。陳定央了幾個分上來說，只是不聽。

　　這案子本來已經算完了，如今，知縣要報復，竟可以把兩個人重新問成死罪。可見一位知縣合法地禍害他人的能力有多麼強。當時的人們對這種能力十分敬畏，把知縣稱為「滅門的知縣」，又稱「破家縣令」。最後，這位知縣果然叫陳定破了家。丁氏見兩個人都活不成，乾脆把罪過全攬在自己身上，寫了供狀，然後在獄中上吊自殺，這才了結了這樁案子。

　　細品這個故事中的利害關係，我們發現當事雙方承擔的成本或風險極不對稱。

　　武進知縣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執法的旗號下進行的，只要他發句話，國家的暴力機器就按照他的意願開動起來，並不用他個人破費一文錢。對付上邊的審核，他有法醫的證據的支持，應當說風險極小。他這種進退自如的處境，用古代民間諺語的話說，叫做「官斷十條路」──案情稍有模糊之處，官員的合法選擇就有十種之多。怎麼斷都不算錯。與進退自如的知縣相反，陳定的小命卻完全捏在人家的手心裡。他面臨著被絞死的風險。即使能僥倖保住性命，坐牢、喪妾、挨板子、耽誤生意，這些損失注定是逃不掉的。

　　這就好比美國人面對伊拉克。美國有巡航導彈，能夠隨心所欲地炸人家的總統府或任何找得到的地方。你隨時隨地可以打人家，人家卻打不著你。這正是「利器」的妙用。掌握了這樣的利器，誰還敢惹你生氣？你又怎麼能不牛氣沖天？中國民間有句老話，叫做「身懷利器，殺心自起。」在如此實力懸殊的戰爭中，自己最多不過蹭破點皮，俘獲的卻是眾多的金銀玉帛，這樣的仗自然就特別愛打，也特別能打。官吏們要頂住多打幾仗的誘惑，很有必要定力過人。

故事二　賊開花

　　無論正式規定是怎麼樣的，掌握了合法傷害權的人就是牛氣得要命。在他們的眼睛裡，老百姓形同魚肉。我們的祖先也就以「魚肉百姓」一詞來形容這些人和老百姓的關係。

　　據《竹葉亭雜記》記載，清代的四川有一種流行甚廣的陋規，名叫「賊開花」。每當民間發生盜竊案件，州縣地方官接到報案後，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調查，先把被盜人家周圍的富戶指為窩贓戶。既然認定嫌疑犯是官吏們的合法權力，關押嫌疑犯也是他們的合法權力，他們這麼做當然沒什麼風險。那些被指為窩贓戶的人家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家裡無人做官，沒有後台。於是官府放心大膽地把他們拘押起來敲詐勒索，每報一案，往往牽連數家，「賊開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為窩贓的富戶，特別害怕坐牢，只能自認倒霉，拿出大把的錢來賄賂官吏，打點差役。官吏撈足了錢，才把這些富戶放出來，並宣佈他們沒有窩贓，在術語裡這叫「洗賊名」。

　　最初看到這些歷史記載的時候，我曾經設身處地替那些被敲詐者想過，結論是：如果換了我，就要讀書科舉，混個功名在身，讓他們不敢敲詐。不過這是很有個人特色的對策，只能自保卻不能普渡眾生，並且遠水解不了近渴，顯然不是正經辦法。後來我找到了正經辦法。在清朝人段光清寫的一本書裡，我看到了安徽宿松縣民間用來對付這種敲詐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所折服。

　　據《鏡湖自撰年譜》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記載，這年九月，小地主段光清（當時已經中了舉人，即有了國家幹部的身分）的佃戶及其家境稍好的幾戶鄰居，忽然被差役傳喚，誣陷他們接了賊贓。段光清說，這是失主與捕役串通好了，囑咐盜賊咬他們一口，借此敲一筆錢。佃戶找到段光清的哥哥哭訴，段光清的哥哥就找他商量對策。

　　段光清首先回顧歷史，從前人的智慧和經驗裡尋求啟發。他說，父親曾經說過，嘉慶初年（一七九七年前後）鄉里有一種惡習，乞丐生病倒斃了，地方無賴就要藉機生出波瀾，說必須要經過地方官驗屍才能掩埋。而地方官每次下鄉驗屍，必定要帶一大群人。仵作和刑書自是必需的，還要包括縣衙門裡院的門印、簽押、押班、小使，外院的六房、三班，再加上地方官的儀衛、皂隸、馬僕、轎夫，浩浩蕩蕩多至百餘人。於是，只聽得地方官驗屍的鑼聲一響，鄉下有數百畝家產的人家，就要傾家蕩產，連灰也剩不下了。

　　段光清說，父親當時的辦法是：召集同鄉的紳衿到縣裡向領導請示，如果乞丐確實是自己死了，經檢驗沒有傷痕，可以由地保掩埋，無須報官府驗屍。領導同意了，還把這條規定刻在石碑上，立在路旁。段光清沒有說他父親拜見縣領導的時候帶沒帶銀子，從情理推測，應該不至於空手去求人。從下文推測，前輩很可能以某種方式孝敬了父母官。

　　段光清聯繫現實，說如今囑託盜賊栽贓，這又是一種惡習。兄長最好召集同鄉開一個會，大家湊一筆經費，每年給負責本鄉的捕役數千，作為他們辛辛苦苦為我們抓盜賊的獎勵，同時要求他們別再囑託盜賊誣栽良民。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議，召集同鄉開了會，果然大家踴躍掏錢，賊開花的問題就這樣得到了雙方滿意的解決。至於和吏胥談判的具體過程，段光清沒有記載，但有三個意思恐怕兜多大圈子也要表達出來：「我們承認你們能害我們，我們掏錢，你們別再用這種手段害我們了。」這看上去很像是和黑手黨打交道，我也承認，在辨別專制政府與黑手黨的實質性區別時，我經常感到自己愚鈍無能。

　　總之，合法傷害權是很值錢的。有了這種權力，沒有錢可以有錢，沒有斂錢的規矩可以創造出規矩。用古漢語一個簡潔貼切的詞來表達，這叫「勢所必至」。勢之所至，潛規則生焉。即使這規則不合法，也可以轉彎抹角將它裝扮起來──廣大群眾愛護人民警察，湊點錢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這難道有什麼不對嗎？

故事三　刑獄潛規則

　　合法傷害權在監獄裡表現得最為充分，陋規也就特別多。

　　清朝文學家方庖蹲過中央級的監獄，並且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獄中雜記》。他寫道：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一七一五年），我在刑部監獄，每天都看見三四個犯人死掉從牆洞裡拉出去。一塊坐牢的洪洞縣的杜縣令說，這是病死的。現在天時正，死的還算少，往年多的時候每天死十數人。──我問：北京市有市級的監獄，有五城御史司坊（監察部系統），為什麼刑部的囚犯還這麼多？杜縣令回答說：刑部的那些喜歡折騰事的司局長們，下邊的辦事人員、獄官、禁卒，都獲利於囚犯之多，只要有點關聯便想方設法給弄到這裡來。一旦入了獄，不管有罪沒罪，必械手足，置老監，弄得他們苦不可忍，然後開導他們，教他們如何取保，出獄居住，迫使他們傾家蕩產解除痛苦，而當官的就與吏胥們私分這些錢財。

　　方庖提到的這些搾取錢財的手段，晚清譴責小說作家李伯元在《活地獄》裡有詳細的描寫：

　　山西陽高縣有個叫黃升的人，無辜被牽連入獄。衙役的快班頭子史湘泉把他關在班房裡，故意用鏈子把他鎖在尿缸旁邊，那根鏈子一頭套在脖子上，一頭繞在柵欄上。鏈子收得很緊，讓他無法坐下，就這樣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燈時分，史湘泉出來與黃升講價錢了：

　　「你想舒服，卻也容易，裡邊屋裡，有高舖，有桌子，要吃什麼，有什麼。」說著便把黃升鏈子解下來，拿到手裡，同著他向北首那個小門，推門進去，只見裡面另是一大間，兩面擺著十幾張舖，也有睡覺的，也有躺著吃煙的。黃升看了一會兒，便對史湘泉說：「這屋裡也好。」史湘泉道：「這個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黃升問他怎的，史湘泉說：「進這屋有一定價錢。先花五十吊（按糧價折算，每吊錢至少相當於六十元人民幣），方許進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鏈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舖；要高舖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鴉片煙，你自己帶來也好，我們代辦也好，開一回燈，五吊。如果天天開，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餘吃菜吃飯，都有價錢，長包也好，吃一頓算一頓也好。」

　　黃升聽了，把舌頭一伸道：「要這些嗎？」史湘泉道：「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邊蹲著的那一個，他一共出了三百吊，我還不給他打舖哩。」

　　這位黃升偏偏身上沒有帶錢，史湘泉一怒，將他送入一道柵欄門，裡邊的犯人又讓他掏錢孝敬，黃升拿不出來，眾人便一擁而上，將他打了個半死，又罰站了一夜。

　　即將處決的死刑犯應該是最難敲詐的了，但是吏胥們依然有辦法，他們可以在行刑和捆綁的方式上做交易。

　　據方苞記載，即將執行死刑的時候，行刑者先在門外等候，讓他的同夥入獄談判，索要財物。當時的術語叫「斯羅」。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們的親戚談。如果犯人窮，就找他們本人談。他們對凌遲處死的犯人說：順我，就先刺心，否則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還不死。對絞刑犯則說：順我，一上來就讓你斷氣。否則就縊你三次，再加上別的手段，然後才讓你死（在此提一句，李大釗先生就被縊了三次才死）。最難做手腳的斬首，他們還可以「質其首」──難道劊子手還能扣留腦袋麼？我搞不清楚究竟如何「質」腦袋，姑且原文照抄。

　　以上是行刑者的交易方式。憑藉他們手裡的「合法傷害權」，一般能從富裕者那裡敲出數十兩甚至上百兩銀子，從貧窮者那裡也能把衣服行李敲乾淨。完全敲不出來的，就按照事先威脅的辦法痛加折磨。

　　負責捆犯人的也這樣。方苞說，不賄賂他，在捆縛時就先將其筋骨扭斷。每年宣判的時候，死刑和死緩犯一概捆縛，押赴刑場待命，被處決的有十之三四，活下來的要幾個月才能將捆傷養好。有的人會落下終身殘疾。

　　方苞曾經問一個老胥，說你們無非想要點東西，又沒有什麼仇，實在沒東西，最後也別那麼折磨人家，這不是積德行善的好事嗎？老胥回答說：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後人。不這樣做，別人就會心存僥倖。

　　吏胥們對自己立的法──「刑獄潛規則」顯然是一絲不苟的。與方苞同時被捕上刑的有三個人，一個人以三十兩銀子行賄，骨頭受了一點傷，養了一個月才好。另外一個人賄賂的銀子比前者多一倍，皮肉受了點傷，十來天就好了。第三個人掏的銀子還要多一倍，當天晚上就可以像平常一樣走路了。曾有人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罪人貧富不均，都掏錢就行了，何必再製造多寡的差別呢？回答說：沒有差別，誰肯多掏錢？〔註：《方苞集》第二冊，紀事，第七一○頁。〕

　　監獄和班房（類似臨時拘留所）是合法傷害權密集的大本營，因此也是貪官污吏的鎮山之寶。說到極端處，犯人在監獄和班房中凍餓病死，或者叫庾斃，官府是不用承擔責任的。這是比巡航導彈還要厲害的一種武器。巡航導彈固然是低風險傷人的利器，畢竟還需要花錢生產，而庾斃幾條人命卻不用你掏一文錢，甚至還能幫助你賺點囚糧、囚衣、醫藥和舖蓋錢。合法傷害權的根基既然如此美妙，抽出許多粗黑的枝條，開出許多賊花樣，一概在情理之中。

故事四　賕

　　中國古代的史書上經常出現一個字：「賕」。《辭海》上的解釋是賄賂。其實無須解釋，大家一看便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以貝相求，不就是權錢交易嗎？

　　揮動傷人的利器需要使用者心存惡意，這就需要克服良心的障礙。「賕」則替人免除了這些麻煩。只要你手中有了權，它就會主動找上門來，甜蜜蜜地膩上你，叫你在絕對不好意思翻臉的情境中繳械投降，放下武器，跟他們變成一撥的，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你無須任何惡意，甚至相反，拒絕這種賕，倒需要幾分惡意，需要翻臉不認人的勇氣和愣勁。因為賕通常是通過親戚朋友的路子找上門來的。你不僅要翻臉不認謙恭熱心的送禮人，還要翻臉不認你的親戚朋友。

　　於是，貪贓枉法的成本又進一步降低了，拒絕賄賂的成本則進一步提高了。良心的障礙和禮節的訓練在此全面倒戈，反對他們本來應該維護的東西。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大多數人恐怕只有嘆一口氣，然後甜蜜蜜地，無可奈何地，半推半就地倒在美人的懷抱裡。又一位清官從此消失。

潛規則二　老百姓是個冤大頭

　　我見過明成祖朱棣（一四○三─一四二四年在位）的一道聖旨，一字不差地抄錄如下：「那軍家每年街市開張舖面，做買賣，官府要些物件，他怎麼不肯買辦？你部裡行文書，著應天府知道：今後若有買辦，但是開舖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著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欽此。」〔註：《皇明經世文編》卷一百九十一，汪應軫《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這道聖旨的口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假如我是當時在北京開小舖的買賣人，官府攤派到我頭上，勒索到我頭上，我敢執拗一句半句麼？我自以為並不特別膽小，但是我得老實承認，我不敢執拗。皇上分明說了，「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像我這樣的小老闆，拿了就拿了，打了就打了，宰了就宰了，不就是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麼？皇上就是這樣看待我們的，我認為他看得很準。

　　皇上的事情就不多說了。在名義上，他是天道的代表，有責任維護我們小民的利益，下手不應該太狠。我們還是把重點放在貪官污吏身上。

　　對中華帝國的官吏們來說，勒索老百姓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並不需要費心策劃。想要他們的錢，只管開口要就是了，難道還有人膽敢抗拒政府收費麼？無人抗拒是正常的，偶然有個別人跳出來反對，那就不正常了，如同異常天象一樣，我們就能在歷史中看到記載了。

　　據四川《眉山縣志》記載，清光緒初年，眉山縣戶房（財政局）每次收稅，都直截了當地在砝碼外另加一銅塊，叫做戥頭。鄉民每年都被侵蝕多收，心裡痛苦，卻沒有辦法。

　　關於此事的另外一種記載是：眉山縣戶科（財政局）積弊甚重，老百姓交納皇糧正稅之外，每戶還要派一錢八分銀子，這叫戥頭。官員和胥吏把這筆錢據為己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

　　一錢八分銀子並非要命的大數字，按照對大米的購買力折合成人民幣，相當於八十多塊錢。按照現在的貴金屬行情計算，還不到二十塊錢。我們折中一下，姑且算它五十塊錢。數字雖小，架不住人口多，時間長。眉山縣地處四川盆地，天府之國，一個縣總有三五萬戶，如此收上二十年，這就是三五千萬人民幣的巨額數目了。

　　眉山縣有個庠生，也就是州縣學校的讀書人，名叫李燧。《眉山縣志》上說他「急公尚任俠」，是個很仗義的人。這五十塊錢的亂收費不知怎麼就把李燧惹火了，他義憤填膺，「破產走五千里」，到上級機關去告狀。既然鬧到了上訪的地步，我們就可以很有理由地推測，他在眉山縣一定也鬧過，但是沒有成果，縣領導一定不肯管。縣領導要掐斷部下三五千萬人民幣的財源，說不定其中還包括領導本人的若干萬，想必是很難下手的。這是一個很要命的重大決策。

　　李燧的上訪並不順利，他把更高一級的領導惹怒了，被誣陷為斂錢，革除了他的生員資格。生員資格也是很值錢的，清人吳敬梓寫的《儒林外史》第三回說，窮得叮噹響的私塾先生周進，在眾商人的幫助下花錢納了個監生，可以像生員一樣到省城的貢院裡參加鄉試，花費了二百兩銀子。折中算來，這筆銀子價值四五萬人民幣。如此估價生員身分並沒有選擇高標準。《儒林外史》第十九回還說，買一個秀才的名頭（即生員身分）要花一千兩銀子。請槍手代考作弊，也要花費五百兩。我的計算已經打過四折了。

　　李燧為什麼這麼倒霉，其中內幕只能推測。他要斷人家的大財源，不可能不遭到反擊。官吏們熟悉法律條文，又有權解釋這些條文，再加上千絲萬縷的關係，彼此同情，反擊一定是既合法又有力的。遙想當年，李燧上訪難免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支持，大家湊了一些錢。這既是非法集資，又是聚眾鬧事，還可以算擾亂社會秩序，甚至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結果，李燧丟掉生員資格後，因斂錢的罪名被投入監獄。在他漫長的坐牢生涯中，幾次差點被殺掉。

　　李燧入獄後，當地老百姓更加痛苦無告，也沒人敢再告了。眉山的官吏們嚴防死守，殺雞嚇猴，保住了財源。

　　十二年後，省裡新來了一個主管司法和監察的副省長，他聽說了這個情況，很同情李燧，可憐他為了公眾的利益受此冤枉，放他回了家，還贈給他一首詩。──破了產，丟了生員的資格，走了五千里，關了十二年，得了一首詩，這就是李先生本人的得失對比。至於那個戥頭，據說在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那一年，眉山縣令毛隆恩覺得不好，主動給革除了。從時間上看，這與釋放李燧大約同時，不過功勞卻記在了新領導的賬上。我寧願相信是李燧發揮了作用，不然這牢也坐得太窩囊了。〔註：參見民國《眉山縣志》卷十一，人物誌，第六八頁；卷九，職官志，第24-25頁。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五九三頁〕

　　假定此事完全是李燧的功勞，毛縣長貪天之功，根本沒起什麼作用，那麼，凡是有李燧的地方，就不會有亂收費。問題是，李燧出現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為了區區五十塊錢，是否值得變賣家產，奔波五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下來還在未定之數？就算你信心十足，肯定能夠告下來，究竟又有幾個如此富於獻身精神的人，既有文化又不怕事，還肯花費全部家產和成年累月的時間，去爭取這區區五十塊錢的正義？如果這種人罕見如鳳毛麟角，那麼我們就敢斷定，官吏衙役們亂收費是非常安全的。沒有什麼人會跳出來跟他們鬧彆扭。萬一有這麼一個半個的也不要緊。即使他真成功了，告了下來，也並沒有什麼人因此受到處罰。大不了不過是以後不再收了，毛縣長們還可以借此機會留名青史。

　　對於這種結局，即官吏衙役失敗而告狀者勝利的結局，四川《榮縣志》上也有記載：

　　大約在十九世紀中期，四川榮縣收糧的時候，戶房書吏（縣財政局幹部）總是大模大樣的晚來早走。柵門一步之隔，門裡悠哉游哉，門外邊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後邊的人擠不過來，前邊的人擠不出去。為了不受這種苦，很多人出錢託有後門的攬戶代交。就好像現在一些手續複雜作風拖沓的什麼局門口總有許多代理公司一樣，只要你肯多掏錢，總能找得到包攬錢糧的代理人。有的人乾脆直接出錢賄賂。不如此，十天半個月也不見得能納上糧，家裡的農活也耽誤不起。另外還有一些欺負老百姓的地方，譬如幾分銀子便湊整算一錢，銀和錢的折算率也從來沒有個準頭，總是向著有利於官吏，不利於百姓的方向狠狠地折等等。

　　有個叫王開文的農民，很有氣節，憤恨不平地到縣裡告狀。縣裡不受理，王開文就去更高一級的衙門上訴。縣裡派人將他追捕回來，將他枷在大街上示眾，還是那套殺雞嚇猴的老手段。沒想到王開文氣壯山河，在眾人面前大呼道：誰和我同心？！誰願意掏錢跟他們幹？！

　　當地農民受了多日的鳥氣，憋得難受，就揮舞著錢幣來表示願意，只聽揮舞錢幣的聲音如同海潮，響成一片。《榮縣志》上描寫道：「縣令大駭」，趕緊把王開文釋放了，還安慰了他一番。從此收糧的弊病有所好轉。

　　榮縣的亂收費問題並沒有因為一個英雄般的王開文得到根本解決。數十年之後，到了光緒初年，這裡又冒出了一個劉春棠事件。

　　劉春棠是書院的生員，也是讀書人。他的朋友梁書安和呂瑞堂在納糧的時候也被搜刮勒索，提出異議還被訓斥謾罵了一頓。這二位不服，知縣就說他們喧囂公堂，要以這個罪名懲辦。後來聽說是書院的生員，就好像現在的大學生，歸教委系統管的，很可能還是未來的國家幹部，這才饒了他們。

　　當時，每年徵稅的時候，書役百餘人威風凜凜，顧盼左右，正稅之外還索要房費、火耗、票錢、升尾等諸多名目。交稅的人稍微有點異議就挨一頓呵斥。畸零小數的稅額，一釐（千分之一兩，約○．○四克）銀子湊整，竟要徵錢二百文，多收一百多倍。老百姓早已滿肚子怨氣。有人鬧起來後，民眾集資捐錢，請劉春棠出面上訴。

　　到了公堂之上，劉春棠先請知縣頒布從前定過的徵糧章程，然後又出示了將一釐算做二百錢的票據。知縣推託道：過去定的章程，年代久遠無從稽查。至於多收這點錢嘛，乃一時疏忽。

　　總之是告不下來。這時候又出了一件事。一位名叫戴龍恩的人，被收了雙份的津貼和捐輸，他要求退還多收的部分，可是多收的人就是不退。於是戴龍恩和劉春棠聯手，一起到省裡告狀，把榮縣境內亂收費的種種弊端都給抖摟出來了。但是和李燧一樣，這兩位在省裡並沒得到好下場，劉春棠也被省裡拘留起來。剩下個戴龍恩，不屈不撓地上北京告狀。

　　結果還算他運氣。戶部（中央財政部）將這個案件發還四川審訊。第二年，四川按察使司真審了，而且判決下來了。這一場拼出性命的折騰，換來了一塊鐵碑，上邊鑄著徵稅的正式規定，譬如早晨就要開始徵收，到下午三點以後才能停收，收糧的人不許擅自離開讓糧戶等候，銀和錢的折算率按照市價計算等等。拼出命來才爭取到一個下午三點之前不許停收，真不知道那些衙役原來是幾點下班的。〔註：參見民國《榮縣志》，食貨第七，第五─八頁。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五─九一頁。〕

　　我不知道後來的結果。但我估計，用不了多久，這些鐵鑄的話就會變成一紙空文。我讀過蘇州府常熟縣從明末到清初立的六塊石碑，都禁止收漕糧過程中勒索老百姓的相似勾當。如果勒石刻碑真能管用，何至於重複立上六座？

　　現在可以算個總賬了。李燧為了五十塊錢破產走五千里。王開文為了排不起隊上訪告狀。排隊值多少錢呢？一般說來，農村日工一天不過二三十文錢，僱人排上十天隊也不過二三百文。劉春棠赴省告狀之前，向知縣出具的證據也是將一釐銀子折成二百文的票據。就算白白收了他二百文錢，又能有多大的損失呢？折合成現在的人民幣，這二百文不過六七十塊錢。只要設身處地想一想，我們就可以胸中有數：究竟能有多少人，肯為這幾十塊錢耗時幾個月，奔走幾千里？那可是一個沒有汽車和火車的年代。

　　這筆賬還不能如此簡單地計算。因為歷史經驗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奔走幾千里並不是唯一的代價。被告必定要反擊，要找茬治你的罪，給你戴枷，關你入獄，拿你殺雞嚇猴。站在貪官污吏的立場上算一算，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對此事的重視程度抵得上告狀者的一百倍。假如三五萬戶老百姓供養著三五百位貪官污吏蠢役，人家一個吃著你一百個，你的幾十塊錢就是人家的幾千塊錢，如此重要，貪官污吏豈能不奉陪到底？如果你是為了尊嚴或者叫面子，人家難道就不需要尊嚴和面子？官家的面子當然比小民的面子更加值錢。

　　即便你甘願付出上述兩道代價，仍然不等於解決問題。爭取勝利的決心與勝利本身的距離還遙遠得很。究竟有多麼遙遠呢？勝利的概率究竟有多高呢？清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參與編修《高宗實錄》的洪亮吉分析了告狀中的利害格局，然後給出了一個估計數字。

　　洪亮吉說，在大省裡當領導，成為一個方面大員，就像過去一樣，出巡時每到一站都有按規矩應得的禮物，還有門包。平時在家，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有幫費。陞遷調補的時候，還有私下饋謝的，這裡姑且不算。以上這些錢，無不取之於各州各縣，而各州縣又無不取之於民。錢糧漕米，前數年尚不過加倍，近來加倍還不止。

　　省裡幾套班子的領導們，以及下屬的地、市，全都明知故縱，要不然，門包、站規、節禮、生日禮、幫費就無處出了。各州各縣也明白告訴大家：「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實是各級衙門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細究起來，各州縣打著省地市各級領導的旗號，借用他們的威勢搜刮百姓，搜刮上來的東西，上司得一半，州縣揣到自己腰包裡的也佔了一半。剛開始幹這些事情的時候，還有所顧忌，幹了一年二年，成為舊例，現在已牢不可破了。

　　這時候你找總督、巡撫、藩台、臬台、道、府告狀，誰也不會管你，連問都不問。成千上萬的老百姓當中，偶然有一個兩個嚥不下這口氣，到北京上訪的，北京方面也不過批下來，讓總督巡撫研究處理而已。派欽差下來調查就算到頭了。試想，老百姓告官的案子，千百中有一二得到公正處理的嗎？即使欽差上司比較有良心，不過設法為之調停，使兩方面都不要損失太大罷了。再說，欽差一出，全省上下又是一通招待，全省的老百姓又要掏錢。領導們一定要讓欽差滿載而歸，才覺得安心，才覺得沒有後患。

　　所以，各州縣的官員也明白了，老百姓那點伎倆不過如此。老百姓也明白了，上訪告狀必定不能解決問題，因此往往激出變亂。湖北當陽和四川達州發生的事變，都證明了這一點──

　　洪亮吉把他的這番分析交給了軍機大臣成親王。親王又給嘉慶皇上看了。洪亮吉說了這麼多話，核心的意思，就是官逼民反，或者叫造反有理。搜刮老百姓是各級官員的共同利益所在，這就決定了老百姓告狀的成功率不過千百之一二。因此，除了造反之外沒有更好的出路。看了這種觀點，皇上很生氣，說這傢伙說話怎麼這麼愣，於是撤了他的職，讓廷臣一起審他，不過也囑咐說不要上刑。會審的結果，廷臣們建議砍掉這個愣傢伙的腦袋。最後處理的時候，皇恩浩蕩，從寬發落，將洪亮吉發配新疆伊犁戍邊。洪亮吉老實認罪，痛哭流涕，感謝寬大處理。〔註：《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列傳一四三，洪亮吉。〕

　　各級官員都是聰明人。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大家都認清了局勢。

　　這種局勢，對老百姓而言，首先就是不值得為了那點亂收費而用幾個月的時間，跑幾千里路去告狀。告狀花的錢，打發一輩子的亂收費也有富餘，告狀必定是虧本的買賣。其次，貪官污吏準備付出更大的代價打掉出頭鳥。一旦壞了規矩，他們的損失將極其巨大。因此出頭鳥很可能賠上身家性命。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大代價之後，告狀者的成功概率不過千百之一二。結論：民不和官鬥。出頭的椽子先爛。屈死不告狀。

　　對官吏而言，結論就是洪亮吉說的那句話：老百姓的那點伎倆不過如此。

　　老百姓是個冤大頭。且不必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說什麼「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人家罵了他，打了他，吸了他的血，他連找人家的家長哭訴告狀都找不起。唯一合算的選擇，只剩下一個忍氣吞聲，繼續讓人家吸血。

　　這很像是狼和羊在一起。一個長著利齒，而且不吃素。另一個吃素，偏巧還長了一身好肉。雖然頭上也有一對犄角，但那是用於公羊之間打架的，在異性面前自我顯示的時候還管用，見到那個大嘴尖牙的灰傢伙就只有哆嗦的份了。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定局了。假如你願意，盡可以規定羊稱狼為父母，狼稱羊為兒女。顛倒過來當然也可以，讓狼跟羊叫爹娘或者叫主人，羊則有權把狼叫做兒子或者僕人。隨便你怎麼規定，反正狼要吃羊。如果某羊不反抗，也許能多活幾天，一時還輪不上被吃。敢於反抗者，必將血肉模糊，立刻喪命，絕少成功的希望。

　　冤大頭是貪官污吏的溫床。在冤大頭們低眉順眼的培育下，貪官污吏的風險很小，麻煩很少，收益卻特別高，因此想擠進來的人也特別多，他們的隊伍迅速壯大。但是最終會遇到一個問題。就好像狼群在羊群的養育下迅速擴大一樣，大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長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人家吃了，羊群要被吃得縮小以致消亡了。這時候，狼的末日也就不遠了。這竟是雙輸的結局。

　　其實，中國歷代老狼的經驗很豐富，完全明白這個道理。那些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簡稱「民本」。大家都懂得愛護羊群的重要意義。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綿羊的誘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誘惑。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別的狼照樣吃；我不生，別的狼照樣生。個體狼的利益與狼群的集體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節制不能導致別人的節制，我的自我約束對羊群來說就沒有任何意義，徒然減少自己的份額而已。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時候，我可以聽到一聲嘆息：牠們要是變成刺蝟，俺們不就變成清官了麼？

潛規則三　公平是有等級的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山西巡撫（省府一把手）申啟賢到雁北一帶視察工作。路過代州（今代縣），當地一些里正（類似村長）和紳耆（類似老知識分子或退休老幹部）攔住轎子告狀，反映驛站在徵收號草中的問題〔註：整個故事參見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道光十九年。〕。攔大官的轎子和敲登聞鼓告狀一樣，都是很叫官員反感的行為，所告事實如有出入，按規定就要打八十板子，這是足以要老頭們的性命的責罰。韓愈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讓這些老頭和村幹部感到不公平，非要鳴一聲不可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清朝的驛站近似現在的郵政局，號草就是驛站馬匹食用的草料。這些草料由本縣百姓分攤，按期交納。那些老人和村長控訴說，驛站收號草有兩條不公平，一是大秤不準，經常七八十斤號草上秤而秤不起花；二是必須向收號草的驛書和家人交納使費，不然他們就不肯收。

　　第一條無須解釋了。第二條，用當代語言來說，就是非得再掏一筆辛苦費，才能請動驛書和「家人」的大駕，麻煩他們收你的號草。驛書近似現在的縣郵政局領導，「家人」則是縣令的私人親信，近似生活秘書。《大清會典》規定，驛站的財政費用由當地州縣政府提供，州縣官員派親信來收號草，就體現了這份權力和責任。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告狀者的無奈：縣令的家人敲詐勒索，怎能不攔住省府大員告狀？

　　據申啟賢巡撫自己說，那些老頭攔住他告狀的時候，他已經生了病，性情煩躁，也沒有深究是非對錯，就下令掌責呈訴者──打了那些老頭一頓耳光。不過剛打完就後悔了，心裡感到不安。他說，那些挨打的老頭「俱白髮飄蕭」，他害怕這頓耳光會打出人命來。於是將此案件批給道台張集馨（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親自訊問，在半路上申巡撫又專門寫了一封信，叮囑張集馨處理好這件事。

　　申啟賢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人們為了千八百斤草料可以攔路告狀，卻不見得去「京控」。去北京上訪是一件代價很高、成功率卻很低的事情。但是出了人命就不一樣了，苦主輕易不會善罷甘休。再說那些老頭和村幹部還可以分擔「京控」的費用，這就不僅願意告，也告得起。一旦進入告省府官員的京控程序，就可能有欽差大臣下來調查。按照常規，欽差大臣會抹平此事，但是省、地、縣都要付出相當可觀的代價，二三萬兩銀子的「欽差費」肯定是免不了的。按糧價折算，二三萬兩銀子將近五百萬人民幣，逞一時之快值不值這筆巨款，申啟賢不能不犯嘀咕。以上推測沒有計算良心的作用，不過就我所知，申巡撫雖然不是惡棍，但他的良心也不是很敏感，不算也罷。

　　我想講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開始。

　　經過調查，張集馨發現，那些白交還要遭受兩道刁難的號草，按規定竟該由政府向民間購買。國家規定的收購價格是一文錢一斤。折算為現在的貨幣和度量單位，大概就是二毛多錢一公斤。當地每年收驛草十多萬斤，財政撥款將近人民幣二萬元，但是這筆錢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裡。張集馨寫道：「官雖發價而民不能領，民習安之。」

　　我想強調一句：這裡顯現了三種公平的標準。按照正式規定，老百姓在名義上的權利竟然如此之大，他們不僅不應該被官府的黑秤剋扣，不應該交納使費，相反，他們還應該從官方拿到一筆賣草錢。這當然是頭等的公平，但只是名義上的東西，並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標準。「民習安之」的標準，是白交驛草但不受刁難，這是比正式規定降低了一個等級的標準。百姓膽敢不滿意的，只是使用黑秤外加勒索使費，並不是白交驛草。官吏和衙役們得寸進尺，想讓老百姓在認可第二等標準之後再認可這第三等標準，村幹部們不肯認賬，這才有了攔路告狀。

第一等　公平的由來

　　說到驛站事務方面的第一等公平標準，儘管只是名義上的標準，我們也不能不懷念明末豪傑李自成。

　　李自成與驛站有特殊的關係。一說他本人在造反之前就是驛卒，因為驛站裁員，下崗失業了，於是造反。一說他的爺爺和父親攤上了給驛站養馬的義務，賠累破產了，而李自成造反則由於還不起債務。這兩種說法都與驛站事務有關。清朝的開國元勳是和李自成交過手的，至少他們親眼見到李自成推翻了明朝這個龐然大物，想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清朝皇帝和大臣眼裡，驛站和驛馬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問題，處理起來便有了面對未來李自成的意思，不敢把百姓當成好欺負的冤大頭。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體現出第一等公平的正式規定。

　　康熙皇帝決定，改革明朝向民間攤派養馬任務的制度，將民養官用改為官養官用。同時，改革明朝在民間無償僉派伕役的制度，伕役由官方出錢僱傭。皇帝如此規定，也是下了大決心的。清朝全國有二千多個驛站，使用的牛馬驢騾將近七萬，每年開支三百多萬兩銀子，這還不算遍佈全國的一萬四千多「舖遞」──靠步行傳送郵件的官方組織。皇帝真怕製造出李自成來，對政府的權力做了價值連城的約束，而這些改革和制度都載入了《欽定大清會典》，屬於行政法規性質的最正式的制度。

　　按照《大清會典》的規定，驛站的每年費用是有定額的，每年都要上報考核。而養馬用的草料開支就是額定費用中的一個大項。〔註：關於清代驛站制度的描述，本文主要參考了馬楚堅的《清代驛傳述略》，見《明清人物史事論析》，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

　　《大清會典》規定，驛站的額定費用從州縣徵收的田賦正額和地丁銀子中撥給，這就是說，州縣百姓已經在交納皇糧國稅的時候為馬草掏過一次錢了。在這個意義上，再讓百姓無償交納號草，等於是一件東西賣兩次，在現代術語裡，這叫「重複收費」。

　　如果不討論「家天下」的制度是否公平，《大清會典》的這些規定在技術上是無可指責的。驛站是國家的神經網絡，是國防和行政信息的通道，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而支撐這個網絡的，最終必然是百姓的賦稅。只要百姓的賦稅水平合理，國家的神經系統不腐敗變質，我們就得承認這個標準很公平。這就是我們應該感謝李自成的道理。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應該感謝秦始皇，至少要感謝陳勝吳廣。秦始皇橫行霸道，把老百姓當做可以任意踐踏的冤大頭，徵發數十萬上百萬的老百姓給他本人建造宮室陵墓，給他的帝國修建圍牆，結果他設計的萬世江山不過二世就完蛋了。這個教訓想必也給漢朝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沒有秦朝短命的暴政，恐怕就不會有漢朝的「獨尊儒術」。這個前車之鑒使得儒家的威脅顯得比較可信，仁政和王道的主張也顯出了皇帝認可的好處。因此，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生才有資格與皇上討價還價，達成一個雙贏的協議：皇上獲得儒生的支持和代理天道的地位，儒生也獲得了表述天道的特權。儒家表述的天道很像我們在《大清會典》中看到的關於驛站的漂亮規定，說起來頗為公平合理，但用起來卻滿不是那麼回事。

　　當然，儒家並不反對「家天下」。因此皇親貴族就應該當純粹的寄生蟲，百姓就應該掏錢給皇上供養眾多的後宮佳麗，供養伺候她們的成千上萬的宦官。但王道畢竟比秦始皇的不加掩飾的霸道上了一個台階，這也是流血犧牲換來的。

第二等　公平的根據

　　我認為，代州百姓根本就不指望第一標準能夠實現，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第一等公平的標準接近市場上等價交換的標準，而市場交易需要一個前提，就是雙方平等，擁有參加或退出交易的自由，誰也不能強迫誰。很顯然，官府並不是老百姓的平等交易伙伴，官府是有權收費的。老百姓們都很明瞭，抗糧、抗稅或抗拒苛捐雜費，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下邊我們以每年春秋兩季的錢糧交納程序為例，看一看老百姓不聽招呼的常規後果。

　　每到開徵之時，縣衙前貼出告示，要求百姓按照慣例主動在指定的時間到指定地點交納錢糧。交納的過程當然免不了許多盤剝，不服盤剝也可以不交，後邊自有對付你的合法手段。

　　沒有交納或沒有交夠的人，就要在簿冊上留下拖欠記錄，這些人要按照規定的期限去指定地點補交。

　　過期不交，書吏差役就要下鄉催科了。催科是一件很有油水的事情，是需要競爭上崗的。清朝光緒年間，屠仁守在《謹革除錢糧積弊片》中說，下鄉催役的差使都是要花錢買的。有的人甚至提前買下差使囤積起來。到了催科的時候，揭票下鄉，向糧戶徵收。除了勒索酒食供給外，每票總要勒索錢數百文，甚至數千文。稍不如意，輒以抗糧的罪名報官。鄉民畏懼，不得不滿足這些人的貪慾，以免被罪名拖累。〔註：《光緒財政通纂》，卷二十九，賦役。轉引自魯子健《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五八七頁。〕

　　如果催科之後還沒有交夠錢糧，就要抓到衙門裡打板子，站枷號。這裡就更黑了，需要另文細說。

　　總之，官府並不怕零散百姓的對抗，吏胥們甚至怕你不對抗。他們虎視眈眈，就等著你因對抗而落網，送上一口肥肉呢。處在這種虎狼環俟的情境之中，只要州縣官打一個招呼，誰敢不老老實實地交納號草？誰敢晚交？誰不怕驛書和家人拒收自己交納的號草？誰還敢把自己在名義上擁有的權利當回事？

〈壟斷價格的比喻〉

　　對官府強加的第二等公平，中國百姓好像存在著不分時間地點的廣泛認可。如果打一個富於現代色彩的比喻，這很像是對某種壟斷價格及相關的隱性支出的接受。七八年前我們裝電話，要交五千元的初裝費，像我這樣不熟悉外邊世界的普通百姓竟以為這規定公平合理，活該如此。在我眼裡，這就是第一等公平。

　　我有點不滿的只是他們收了錢還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幾次，不走後門，安裝工人就不來給你裝。我當時也知道安裝工人上門，按規矩還要塞給他們一二百元的辛苦錢，至少要塞他們兩條好煙，不然裝上了電話也未必能接通。就連這筆費用我也願意掏，只要你別再沒完沒了地拖下去。我認可半年的拖延，也認可辛苦費，如果電話公司強迫我買他們的電話機，我也準備認可。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個過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動的，並沒有人拿刀子逼我排隊裝電話，更沒有人逼我往工人手裡塞錢塞好煙，我願意認賬，我也不會告狀和揭發。

　　在晚清官員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六月的記載中，我看到了類似的故事。他講了寧波漁民和商人購買海上安全的經歷。

　　當時寧波外海不靖，海盜很多，漁民和商人的生意大受影響。這本來是清朝水師的失職，他們領餉吃糧卻不幹活。但是這又很正常。公務員偷懶，按術語說就是追求閒暇效用的最大化，這是很有名的，舉世公認的，老百姓也是充分理解的。大家並不真指望官員們盡職盡責地為人民服務。他們也許有這種良心，但是沒有這種必要。滿清王朝壟斷了公共服務業務，沒有人敢和他競爭，所有競爭都叫造反，那是殺頭之罪。

　　商人和漁民們沒有辦法，就自己湊錢激勵水師，麻煩他們出海維護治安。這又屬於一件東西賣兩遍了。商人和漁民已經在各種稅費中掏過錢，其中已經包含了供養水師維護海上安全的費用，現在卻不得不再掏一遍。當然，並沒有人逼他們掏錢，我們只能說他們是自願的，他們認可了這第二等公平。更準確地說，是認可了自己的二等身分。

　　據寧波知府段光清說，這辦法開始還管用，水師幹活了。但是今年給了錢，明年又給了錢，一年一年地給下去，這筆錢好像又成了水師該得的一筆陋規，水師再次懈怠起來，漸漸又不幹活了。另外一種解釋是，海盜越來越厲害，水師缺乏訓練，打不過人家，不敢出海幹活了。不管怎麼說，總是百姓花了兩次錢，仍然沒有買到海上安全。

　　好在──也許應該說壞在──清朝水師的壟斷地位被洋人打破了。寧波的商人見水師實在不頂用，就掏錢請洋人的戰船為他們保駕護航，又求段光清給洋人發了航行和入港的許可文書。過了不久，朝廷接到了報告，說北方海防發現有輪船「捕盜甚力」，查起來還有寧波知府發的許可文書。有一次洋人與海盜遭遇，炮戰一場，一個洋人水手受了重傷，也擊沉了海盜頭子的船，從此威風大震。可見沒有壟斷地位的洋人拿了錢是真幹活的，並不像清朝水師那樣賣假貨。

〈不公是易燃的危險品〉

　　最後我們看看張集馨是如何處理號草問題的。

　　他調來了驛站收草的大秤，經檢驗，果然是百姓所控訴的那種黑秤。於是張集馨下令另造官秤，同時宣佈：按照每斤一文的官價支付草價，不許驛書和家丁「乾沒」。他說，對這種處理，「民甚欣悅，而州牧及丁胥皆不樂。」

　　這樣就算完了？完了。沒有提到敲詐勒索問題，沒有追究貪污的責任，沒有任何官員吏胥家丁為持續多年的不法行為付出任何代價。所有處理，不過是發一桿新秤，重申一遍正式規定。按照這種邏輯，不公平能夠存在多年，難道就是因為缺少一桿準確的秤？就是因為缺少一紙不准貪污的規定？

　　在我看來，這樣的處理與其說是處罰，不如說是鼓勵。不處理，那些違法亂紀的人或許還有點心虛。經過這樣一番處理。他們便可以放心了：告到巡撫那裡，又指定名聲不錯的道台親自處理，最後又能怎麼樣呢？不過給了我們一桿新秤。過一年我們還貪污，還敲詐勒索，大不了再得一桿秤。這也能算風險嗎？因此，他們的不高興不過是暫時的。他們手裡的加害能力並沒有絲毫的削減，他們的反撲慾望已經在不樂中展現出來。有能力又有願望，還沒有風險，究竟什麼東西可以阻止他們前進的腳步呢？

　　後邊的事情張集馨沒有記載，我也就不知道了。但我估計當地百姓從此會死了告狀的心。至於清朝全國通行的驛站潛規則，我讀史不博，說不確實，但我敢確信：清朝在整體上沒有實現儒家的主張和《大清會典》規定的第一等公平，連第二等公平也未必能夠普遍實現。以魯迅「想當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為標準，我們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稱為臣民級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稱為奴隸級的公平。奴隸級公平沒有普遍實現的證據，就是太平天國起義。

　　山西代州的村長和老頭告狀十一年後，太平軍起義爆發了，起義的旗號正是「太平」──其中就有特別公平的意思。不公平的感覺是一種易燃易爆的危險品，幾個好漢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幾顆火星，全中國便翻捲起逼人的熱浪。令人感歎的是：太平天國實際展現出來的內部關係，與他們那面漂亮旗號的差距，並不比《大清會典》與黑秤的差距小多少。

第二篇　官吏與上司和皇帝的關係

潛規則一　當貪官的理由

　　《明史》上記載了皇帝和監察官員之間的一個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年），朱由檢剛剛當皇帝。當時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心想把國家治理好。朱由檢經常召見群臣討論國事，發出了「文官不愛錢」的號召。「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這是宋朝傳下來的一句名言，國民黨垮臺前也被提起過。據說，如此就可以保證天下太平。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對這種號召頗不以為然，就給皇上寫了份上疏，問道：如今何處不是用錢之地？哪位官員不是愛錢之人？本來就是靠錢弄到的官位，怎麼能不花錢償還呢？人們常說，縣太爺是行賄的首領，給事中是納賄的大王。現在人們都責備郡守縣令們不廉潔，但這些地方官又怎麼能夠廉潔？有數的那點薪水，上司要打點，來往的客人要招待，晉級考核、上京朝覲的費用，總要數千兩銀子。這銀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地裡冒出來，想要郡守縣令們廉潔，辦得到麼？我這兩個月，辭卻了別人送我的書帕五百兩銀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餘的可以推想了。伏請陛下嚴加懲處，逮捕處治那些做得過分的傢伙。

　　戶科給事中是個很小的官，大概相當於現在的股級或副科級。但是位置很顯要，類似總統辦公室裡專門盯著財政部挑毛病的秘書，下邊很有一些巴結的人。韓一良所說的「書帕」，大概類似現在中央機關的人出差回京，寫了考察紀行之類的東西自費出版，下邊的人巴結的印刷費。那五百兩銀子，按照如今國際市場上貴金屬的常規價格，大概相當於四萬三千多元人民幣。如果按銀子在當時對糧食的購買力估算，大概有現在的二十萬元人民幣〔註：國際市場上的白銀價格波幅很寬，低可以到每盎司五美元，高可以到每盎司五十美元。這裡以每盎司八美元計算。一盎司為二十八克多一點。明朝的一兩，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三十七克多一點。銀子的購買力，在明朝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的波動很大，有一兩銀子買七石大米的時候，也有一石大米賣一兩六錢銀子的時候。崇禎年間的米價普遍較高。整個明代平均起來，每石粳米似乎在○．七兩上下。〕。

　　那時的正縣級幹部，每月工資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多塊錢人民幣，四萬或三十萬都要算驚人的大數目。

　　崇禎讀了韓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見群臣，讓韓一良當眾念他寫的這篇東西。讀罷，崇禎拿著韓一良的上疏給閣臣們看，說：「一良忠誠鯁直，可以當僉都御史」。僉都御使大致相當於監察部的部長助理，低於副部級，高於正司局級。韓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這時，吏部尚書（類似中組部部長）王永光請求皇帝，讓韓一良點出具體人來，究竟誰做得過分，誰送他銀子。韓一良哼哼唧唧的，顯出一副不願意告發別人的樣子。於是崇禎讓他密奏。等了五天，韓一良誰也沒有告發，只舉了兩件舊事為例，話裡話外還刺了王永光幾句。

　　崇禎再次把韓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來。年輕的皇上手持韓一良的上疏來回念，聲音朗朗。念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這兩句，不禁掩卷而歎。崇禎又追問韓一良：五百兩銀子是誰送你的？韓一良固守防線，就是不肯點名。崇禎堅持要他回答，他就扯舊事。崇禎讓韓一良點出人名，本來是想如他所請的那樣嚴加懲處，而韓一良最後竟推說風聞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興，拉著臉對大學士劉鴻訓說：都御史（監察部部長）的烏紗帽難道可以輕授嗎？崇禎訓斥韓一良前後矛盾，撤了他的職。（參見《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傳附韓一良。）

　　韓一良寧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職，斷送了當大臣的前程，甚至頂著皇帝發怒將他治罪的風險，硬是不肯告發那些向他送禮行賄的人，他背後必定有強大的支撐力量。這是一種什麼力量？難道只是怕得罪人？給事中就好像現在的檢察官，檢舉起訴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職工作，也是他獲得聲望的源泉。怕得罪人這種解釋的力度不夠。

　　細讀韓一良的上疏，我們會發現一個矛盾。韓一良通篇都在證明愛錢有理，證明官員們不可能不愛錢，也不得不愛錢。韓一良說得對，明朝官員的正式薪俸確實不夠花。而他開出藥方，卻是嚴懲謀求俸祿外收入者。這恐怕就不那麼對症下藥。

　　明朝官員的正式工資是歷史上最低的。省級的最高領導，每年的名義工資是五百七十六石大米，折成現在的人民幣，月工資大概是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元。〔註：明朝的一石，大約相當於現在一．○七三石，即一百零七公升。我不知道俸祿米一般是稻穀還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還是糙米，還不清楚應該用現在大米的收購價、批發價還是零售價。京官領到的俸祿經常是加工好的大米，當時叫做白糧。根據加工好的白米每石一百六十斤，明朝的一斤為五百九十克的說法，一石白米為九四．四公斤。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價在二．六元人民幣左右。本文的計算就是根據這些一概從優的假設。〕

　　正司局級每年的名義工資是一百九十二石大米，月薪大概相當於三千九百三十元人民幣。七品知縣，每年的名義工資是九十石大米，合月薪一千八百四十元人民幣。韓一良這位股級或副科級幹部，每年的名義工資是六十六石大米，折合人民幣月薪一千三百五十元。（參見《明史》卷七十二：職官志。）

　　我反覆強調「名義工資」這個詞，是因為官員們實際從朝廷領到的工資並沒有這麼多。那時候發的是實物工資，官員領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蘇木，還有銀子和鈔票。不管領什麼，一切都要折成大米。於是這個折算率就成了大問題。《典故紀聞》第十五卷曾經詳細描述成化十六年（一四八一年）戶部（財政部）是如何將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價三四錢銀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場上值多少錢？至少值二十兩銀子！假如按照這種折算率，完全以布匹當工資，縣太爺每年只能領三匹粗布，在市場上只能換一兩銀子，買不下二石（將近二百公斤）大米。這就是說，朝廷幾十倍上百倍地剋扣了官員的工資。至於明朝那貶值數百倍、強迫官員接受的紙幣，就更不用提了。

　　總之，明朝的縣太爺每個月實際領到的薪俸，其實際價值不過一千一百三十元人民幣。〔註：實際上，當時每月只發給一石大米，每年發十二石，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是這麼點。其餘部分要折銀、折鈔、折布發放，這叫折色。按照常規，這位正七品的縣太爺每年實際領到手的是十二石大米，二七．四九兩銀子，三百六十貫鈔。（參見萬曆《明會典》卷三十九）這三百六十貫鈔，名義上頂了三十六石大米（十貫鈔折俸一石），但是較起真來，由於鈔法不行，貨幣嚴重貶值，這筆錢在市場上未必能買到四石大米。這樣計算起來，明朝知縣每個月的工資只有一千一百三十元人民幣。按照明朝的規矩，官越大，折色所佔的比重越大，吃虧越多。〕

　　請設身處地替縣太爺們想一想。那時候沒有計劃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個，多的十來個。那時候也沒有婦女解放運動，沒有雙職工，平均起來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這位縣太爺每個月一千一百三十塊錢的工資，人均一百七十多塊錢的生活費，這位縣太爺的日子並不比如今的下崗工人寬裕多少。更準確地說，這位縣太爺與如今最貧窮的農民階級生活在同一水平線上。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年，一九九七年，中國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是二千九十多元。

　　還有一點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沒有社會福利。公費醫療不必說了，在成化十五年（一四八○年）之前，竟連退休金也不給。成化十五年戶部尚書楊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個月仍給米二石。這二石大米，價值不過五百元人民幣，就算是開了大臣退休給米的先例。戶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部長，退休金才給五百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參見《典故紀聞》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當時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財產，可能會對明朝官員的實際收入產生更悲觀的估計。

　　海瑞是一個肯定不貪污不受賄，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窮得要靠自己種菜自給，當然更捨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二斤肉，這條消息居然傳到了總督胡宗憲耳朵裡。第二天，總督發佈新聞說：「昨天聽說海縣長給老母過生日，買了二斤肉！」（參見《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列傳。）

　　海瑞最後當到了吏部侍郎，這個官相當於現在的中組部副部長。這位副部長去世之後，連喪葬費都湊不齊。監察部的部長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見布衣陋室，葛帷（用葛籐的皮織的布，比麻布差）還是破的，感動得直流眼淚，便湊錢為他下葬。當時有一個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來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四句可以作為海瑞真窮的旁證：「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這就是辛勤節儉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員應得的下場麼？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萬曆年間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間，有個叫紘的清官。紘為人剛毅，勇於除害，從來不為自己顧慮什麼。士大夫不管認識不認識，都稱其為偉人。正因為他清廉，堅持原則，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鬧得妻子兒女「菜羹麥飯常不飽」，家裡人跟著他餓肚子。

　　成化十三年，紘巡撫山西，發現鎮國將軍奇澗有問題，便向皇帝揭發檢舉。奇澗的父親慶成王為兒子上奏辯護，同時誣陷紘。皇帝當然更重視親王的意見，就將紘逮捕，下獄審查。結果什麼罪也沒審出來。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來的只有幾件破衣裳。宦官報告了皇帝，皇帝嘆道：他竟然能窮到這種地步？於是下令放人。（參見《明史》列傳六十六。）

　　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證明正式工資不夠花了。

　　請留意，比起普通官員來，清官們還少了一項大開銷：他們不行賄送禮，不巴結上司，不拉關係走後門。韓一良說的那數千兩銀子的費用──打點上司、招待往來的客人、晉級考核和上京朝覲等，就算是二千兩銀子，即二十萬至八十萬人民幣的花銷，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覲，不過用了四十八兩銀子。由於他們真窮，真沒有什麼把柄，也真敢翻臉不認人地揭發檢舉，而且名聲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險敲詐他們。但是腰桿子沒那麼硬的小官，不僅會被敲詐，還會被勒索──當真用繩子勒起來索。為了證明這類開支是剛性的，決非可有可無，我再講一個故事。

　　海瑞在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總督胡宗憲的公子路過淳安，驛吏招待是不夠意思。驛吏相當於現在的縣招待所所長兼郵電局局長，而總督是省部級的大幹部。我猜想，這也不能怪驛吏不識抬舉，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銳意改革，整頓幹部作風，禁止亂收費，把下邊的小官收拾得戰戰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樣的東西來。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氣，叫人把驛吏捆了，頭朝下吊了起來──這就是節省開支的下場。

　　海瑞接到報告，說：過去胡總督有過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許舖張招待。今天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於是將胡公子扣押，從他的行囊裡搜出了數千兩銀子，一併沒收入庫。這數千兩銀子，也像前邊一樣算作二千兩吧，根據貴金屬價格和購買力平價的不同算法，其價值在二十萬至八十萬人民幣之間。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開，期望值也被培養得很堅挺，到了窮餿餿的淳安，諸事都不順心，理所當然要發發脾氣。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沒收了他的銀子，再派人報告胡總督，說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請示如何發落。弄得胡宗憲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不過，此事供說笑則可，供傚法則不可。試想，天下有幾個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後邊豁出命頂著，那位驛吏會有怎樣的下場？痛定思痛，他又該如何總結經驗教訓？

　　驛吏屬於胥吏階層，比入流的有品級的正式「幹部」低，相當於「幹部職工」中的職工。這些人更窮一些，平均工資大約只有幹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個月一石米，價值不過二百五十元人民幣。但在人數上，職工自然比幹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級別更低，人數更多的，是胥吏領導下的衙役。這是一些不能「轉正」的勤雜人員。譬如鐘鼓夫，譬如三班衙役。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雜人員，最初都靠徵發當地老百姓無償服役。既然是無償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員，政府也不發工資，只給一點伙食補貼，叫做工食銀。這些錢，用清朝人傳維麟的話說，「每日不過三二分，僅供夫婦一餐之用」。他問道：一天不吃兩頓飯就會餓得慌，這數十萬人肯空著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側，為國家效勞麼？（參見《皇清經世文編》卷二十四。）

　　無論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個等式；一生總收入等於一生總開支。節餘的是遺產，虧損的為債務。官員們要努力把這個等式做平，最好還要做出節餘來恩澤子孫。而明朝規定的工資注定了他們很難做平。韓一良說了，工資就那麼一點。我們也算了，縣大爺的月薪是一千一百三十元人民幣，這樣一年也不足一．四萬，十年不吃不喝也攢不夠十四萬。而孝敬上司、送往迎來、拉關係和考滿朝覲這三項，就要花費二十萬至八十萬。韓一良沒有說這筆巨款是幾年的開銷。孝敬上司和送往迎來是年年不斷的，外地官員上京朝覲是三年一次，考滿則需要九年的時間。即使按照最有利於開銷者的標準估計，九年花二十萬，這個大窟窿需要縣太爺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還沒有計算養老和防病所必須的積蓄。

　　相差如此懸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強去做，當然不能保證相對體面的生活，不能讓老婆孩子不數叨，不能留下像樣的遺產，弄不好還有頭朝下被領導吊起來的危險。另外，在開支方面還有一個比較的問題。人總會留意自己的相對地位的，都有「不比別人差」的好勝心。而縣太爺每年的那些收入，並不比自耕農強出多少。手握重權的社會精英們，能心甘情願地與自耕農比肩麼？

　　考慮到上述的收支平衡問題，崇禎向韓一良追問五百兩銀子的來歷，便顯得很不通情理。這位在深宮裡長大的皇上畢竟年輕。在邏輯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處罰送銀子的官員，而是計算整個生命週期的賬目，把顯然做不平的預算擺平，然後再號召文官不愛錢。當然，明末財政危機，官吏的人數又多到了養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資，純粹是癡人說夢。但這屬於另外一個問題。並不能因此說，造成官員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這種政策就好比牧人養狗，每天只給碩大的牧養犬喝兩碗稀粥。用這種不給吃飽飯的辦法養狗，早晚要把牧羊犬養成野狗，養成披著狗皮的狼。

　　現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撐韓一良對抗皇上的力量了。這是現實和理性的力量。整個官吏集團已經把俸祿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預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個生命週期的預算，沒有俸祿外收入的生活和晉升是不可想像的。韓一良沒有力量與現實的規矩對抗，他也沒有打算對抗，並不情願當這樣的清官。作為最高層的監察官員，韓一良公開向皇上說明，朝廷的正式規矩是無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視為理所當然，視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明確信號：在皇上身邊的心腹眼中，俸祿外收入已經在事實上獲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數量收受財物，已經成為未必明說但又真正管用的潛規則。這就意味著清官從上到下全面消失。與此同時，正式的俸祿制度則成了名存實亡的制度。這套正式制度也確實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它就像善於將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樣善於逼官為盜。

　　總之，從經濟方面考慮，清官是很難當的。那時的正式制度懲罰清官，淘汰清官。硬要當清官的人，在經濟上必定是一個失敗者。當然，這裡算的都是經濟賬，沒有重視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團自始至終賣力揮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滾得如此奪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視。我完全承認，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剛直不阿可以為證。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見和盛名也可以為證。

潛規則二　惡政是一面篩子

故事一　司馬直

　　東漢中平二年（一八五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陽的南宮起火。這場大火燒了半個月，燒掉了靈台、樂成等四座宮殿。古詩十九首中描寫洛陽的皇宮說：「兩宮遙相望，雙闋百餘尺。」兩宮相距七里而可以遙遙相望，門前的兩座望樓竟有百尺之高，由此可以推想皇宮的規模和巨額耗資。皇宮的這場大火攪亂了帝國的財政預算。皇上要給自己家蓋新房，這筆額外開支從那裡出？

　　這時，太監張讓和趙忠給二十八歲的漢靈帝出了一個主意。他們建議皇上發出命令，大小田每畝要交十錢。此外，各級官員陞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筆錢，用於修建宮室。漢靈帝欣然採納了這二位太監的建議。於是，帝國官員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個叫西園的地方問價交錢。這種勾當看起來很像賣官鬻爵，後來也確實發展成為赤裸裸的賣官鬻爵。

　　鉅鹿太守司馬直是個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項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錢。因為名聲清廉，對他特別優惠，交三百萬即可上任。公平地說，這個要價確實不高。在公元一八八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地位近似現在的省委書記兼省長。這個級別的官員的俸祿是每年二千石，按照當時的行情，買這種高官要花上二千萬錢，而人家向司馬直要的錢還不足時價的二成。但是話又說回來，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資才多少？折成銅錢，不過一萬三千枚。〔註：參見《後漢書》志第二十八結尾處，荀綽的《晉百官表注》。〕皇上要的三百萬，相當於司馬直十九年的工資。如果不打折，按原價交足二千萬，更相當於太守們一百二十八年的工資。若不搜刮百姓，這筆巨款從何而來？如何填補？

　　《後漢書》說，司馬直接到詔書，悵然道：「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剝百姓，以滿足現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於是上書，說自己身體不好，請求辭去任命。上邊不批准，司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陽門口了，司馬直也做出了最後決定。他給皇上寫了一封信，極力陳說當時政策的失誤，講古今禍敗的教訓，寫完後服毒自殺。漢靈帝看到他遺書之後，一時良心發現，暫時停收修宮錢。〔註：《後漢書》卷七十八，張讓列傳。〕當然這只是暫時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見了。

　　漢靈帝向官員預徵的這筆修宮室的錢，連同後來充分發展為賣官鬻爵的收入，很像是一筆承包費。皇上派官員下去當官徵稅，治理百姓，並發給他工資，這本來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參謀們心裡明白：「一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在各項正式的賦稅收入之外，多數地方官還有個小金庫，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這是一筆黑灰色的錢，你問起來誰都不承認，實際上數量又不小；管理起來難度很大，但是讓下邊獨吞又不甘心。於是皇上就採取了大包幹的政策：交夠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許上任。實際上，這是對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強求和分肥。這條政策一出，本來不收黑錢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這就是司馬直的真實處境。

　　司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規範。這本來是官方倡導全國奉行的正式行為規範，但是當政者對官員的實際要求與這些規範的衝突太大，司馬直除了上疏勸告或者辭職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對的表示，不然就與忠君的要求相衝突，結果他只好用毒藥將自己淘汰出這場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當然是罕見的，不那麼富於代表性。我們還需要講一些比較尋常的故事，同時也進一步看看，那些活蹦亂跳地交錢承包的人，到任之後會做出什麼事來。

故事二　陳奉

　　轉眼又過了一千四百多年。明朝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七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內的坤寧宮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宮，皇上和皇后的住處被燒了個乾淨。第二年，皇極殿、建極殿和中極殿也失火被燒掉了。於是萬曆皇帝又遇到了漢靈帝的問題：蓋新房的額外開支從那裡出？萬曆的辦法是開發礦業並增加臨時稅種，親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國各地開礦，徵收礦稅和店稅商稅船稅，收來的錢直接進皇宮，不進國庫，屬於皇上的私房錢。

　　徵稅不同於賣官鬻爵，屬於皇上的正當權力，難道可以叫惡政麼？這要看怎麼說。按照現代的說法，稅收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支付的公共服務費用，可以用於維持社會秩序，保衛國家安全，支付公務員工資，但是不能用來給公僕的家庭建造豪宅，因此萬曆皇帝加稅蓋新房就是惡政。在這個問題上，帝國制度的意識形態當然有不同看法。皇上是什麼人？皇上是天子，是萬民之主，是人間的最高領導。天子要徵一些與公共服務完全無關的稅費，給自己營造宮室別墅和墳墓，供養後宮的眾多佳麗和伺候她們的數以千計的閹人，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這一點，當時的老百姓完全認賬，誰叫人家是皇上是天子的，天命如此，凡人掏錢就是了。

　　但是，即使是專制帝國，也要遵守一定的規矩。帝國徵收的稅費已經包括了從官員工資到後宮胭脂錢的所有項目，其中皇家佔用的比例相當高。譬如正德、嘉靖之後，皇家的伙食費每年要花三十六萬兩白銀，僅此一項就占帝國全年白銀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對這種類型的收支賬單，老百姓已經老老實實地掏錢結賬了，你盡可以慢慢修你的宮室。反過來說，你提供的公共服務卻充滿了假冒偽劣的貨色，不治水不救災，盜賊遍地，豪強橫行，你這個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較真退貨甚至另請高明也就罷了，憑什麼還叫老百姓額外掏錢給你修宮室？這個道理，即使是儒家經典培養出來的帝國官員也知道講不通，於是舉朝上下一片反對之聲，紛紛要求皇上取消礦稅。

　　萬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閹官去各地辦理此事。閹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讀不了聖賢書，也沒有後代，並不惦記著對歷史對後代對天下負責，除了討皇上的歡心之外再沒有別的責任和義務。他們需要上繳的稅額也有點承包的色彩：聽說某地有什麼礦，有什麼可徵的稅，可以弄到多少錢，便拍了胸脯帶著親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務當然很好，沒有完成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更常見的是完成了任務卻假裝沒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陳奉是萬曆特派到湖廣（今湖南湖北）徵稅採礦的閹官，論級別不過是正八品，相當於科級幹部，論權勢則能與省級大官相抗衡。他率領著一幫主動投靠來的親信黨羽橫行湖廣，《明史》上說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說，徵稅徵到了與攔路搶劫差不多的程度。他還下令大規模挖墳掘墓找金子。他的黨羽們十分威風，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闖入民家，姦淫婦女，有的乾脆將婦女掠入稅監辦公的官署。當地的官員難免有看不慣的，對他的工作就不那麼配合，當地商人和百姓更對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聽說陳奉要從武昌到荊州徵收店稅，數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爭著衝他扔石頭。陳奉逃掉之後，便向皇上告狀，點了五個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員的名字，說他們煽動老百姓動亂。萬曆本來是一個「佔著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辦公，所有的請示匯報基本不看，但是對家奴的報告則迅速批示。陳奉告發的五個官員，兩個被抓，三個被撤，其中有兩個還是四品知府。〔註：《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宦官列傳。〕

　　按說這形勢已經很清楚了，陳奉的來頭太大，惹不起。但是一個叫馮應京的五品僉事偏偏不長眼。萬曆二十九年正月，陳奉擺酒請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燒了。老百姓擁到陳奉的門口討說法，陳奉派兵出去鎮壓，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將死者的屍體切碎扔在路上震懾百姓。《明史》上說，湖廣巡撫支可大──當地的最高監察官員──「噤不敢出聲」，而馮應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陳奉的狀。陳奉見馮應京告狀，也反過來告馮應京的狀，說他阻撓皇命，欺凌皇上派來的特使。皇上聽陳奉的不聽馮應京的，發了怒，貶了馮應京的官，將他調到邊遠的地方去。這時又有兩個實在看不下去的監察官員自己跳了出來，一個是給事中田大益，一個是御史李以唐，他們請求皇上原諒馮應京，說陳奉不好，還說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專門吃好人。皇上更生氣了，你勸我饒他我偏不饒，乾脆下令將馮應京除名。

　　陳奉這裡則不斷向皇上打報告，他說他派人去棗陽開礦，棗陽知縣王之翰、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也阻撓破壞，皇上又下令將他們撤職。這時負責監察工作的要員，都給事中楊應文又跳了出來，請求皇上原諒這三位。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臉色，一個接一個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氣。皇上也真生了氣，乾脆派錦衣衛去武昌，把陳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關入監獄，處罰再次升級。

　　馮應京是個清官，在當地收拾奸豪，制裁貪官污吏，聲望甚高。錦衣衛到達武昌的時候，老百姓聽說要抓馮應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陳奉則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將馮應京的名字和罪狀大大地寫了，張貼在大街鬧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萬人包圍了陳奉的住所，陳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裡，他的六個爪牙沒跑掉，被憤怒的群眾投進了長江。錦衣衛中也有被老百姓打傷的。陳奉躲進楚王府後，一個多月不敢露面，請求皇上讓他回北京。皇上將陳奉召回的時候，這傢伙搜刮的「金寶財物巨萬」，在重兵的護送下，「舟車相衛，數里不絕」。而馮應京被押解時，老百姓「擁檻車號哭，車不得行」。還是馮應京自己穿著囚衣坐在囚車裡勸老百姓不要鬧了。

　　馮應京和另外幾個阻撓陳奉的官員被押到北京後，拷訊關押，三年後才被釋放。那個阻撓開礦的知縣則瘐死獄中。而陳奉回京後什麼事情也沒有，有兩個監察官員說他的壞話，又被皇上撤了職。〔註：《明史》卷二百三十七，馮應京列傳。〕

　　陳奉只是萬曆年間諸多的礦使稅監之一。《明史》用了半頁紙點各地陳奉們的名字，陳奉不過是其中的五個字。而這一個陳奉的腳下就躺著一片經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大大小小的陳奉們各自率領著數以百計的惡棍黨羽橫行霸道，「吸髓飲血，以供進奉。」進奉給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進了他們自己的腰包，承包利潤高得驚人。結果鬧得「天下蕭然，生靈塗炭」。

〈惡篩子：淘汰清官，選擇惡棍。〉

　　最初讀到上邊那些故事的時候，我心裡總有些懷疑。最叫我懷疑一點，就是礦使和稅監們太壞了。在我的生活常識裡，純粹的惡棍就像純粹的聖人一樣罕見，怎麼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壞蛋？這未免太湊巧了。我想，中國史書傾向於把太監和女人描寫成禍水，為皇上或者為專制制度開脫責任，恐怕不能全信。

　　幫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後一遍重複，是一本描寫一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的華北農村的書，那裡講了清末民初北京良鄉縣吳店村的村長變換的故事。〔註：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一九○○牟─一九四二年的華北農村》第一六五頁。〕

　　清朝末年，良鄉吳店村的公共事務由村中精英組成的公會負責，這些精英通常是比較富裕又受過一些教育的人，社會聲望比較高。當時的捐稅很輕，首事們往往自己交納而不向村民徵收，因為他們更在乎聲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點小錢。

　　一九一九年開始，軍閥們在北京周圍爭奪地盤，先後有直皖之戰和三次直奉之戰，軍閥們毫無節制地向村莊勒索後勤供應。這時，不願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賠不起的村長就開始離開公職，而把這個職位當做一種撈油水的手段的人們則頂了上來。這時候出來當村長的兩個人，先後都因貪污和侵吞公款被縣政府傳訊。賠款出獄後，這樣的人居然還能繼續當村長，因為沒有好人願意幹。

　　這就是說，當政權大量徵收苛捐雜稅的時候，比較在乎榮譽的人就從村級領導的位置上退出了，這類人就是司馬直那樣的人物。而替換上來的，通常是敢於也善於徵收苛捐雜稅的人物，譬如陳奉那樣的人物。更明白地說，一個變質的政府，一個剝削性越來越強，服務性越來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變質的官員，需要他們泯滅良心，心狠手辣，否則就要請你走人。這就是此前三百年陳奉與馮應京相替換的背景，也是此前一七○○年司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清官和惡棍的混合比例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惡政好比是一面篩子，淘汰清官，選擇惡棍。

故事三　袁宏道

　　中國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縣，承擔行政職能的最底層是里（村莊）。我們已經提到了郡太守（相當於省）、知府和村莊一級的篩選情況，中間還缺一個縣級。在礦使稅監橫行天下的萬曆年間，文學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蘇州府的吳縣當縣令，他後來託病辭職了。袁宏道的書信中有許多對自己當官的感覺的傾訴，叫苦連天，讀來卻頗為真切。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進入當時縣級官員的內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寫道：

　　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引者註：治錢穀就是徵稅。倉老人是在最基層徵收皇糧的雜役，經常幹些吹毛求疵剋扣自肥的勾當），諭百姓則保山婆（引者註：即媒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閹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

　　在袁宏道的感覺中，堂堂縣太爺的角色，對他個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賤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臉，搜刮百姓的狠心腸，媒婆般的巧言語，處理文牘的好耐性，總之是一副醜態。在這些醜態裡，搜刮百姓的狠心腸與陳奉之流的作為是近似的，這裡不再多說。至於伺候上官及討好過客，這些都是官場必需的應酬，其實質是搜刮百姓之後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場宦遊，誰知道明天誰富誰貴？培植關係本來就是正常的投資，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險。陪著轉轉，一起吃兩頓，送點土特產，照顧點路費，怎麼就把人家說成吸血的蚊蟲？再說，吳縣刮來了民脂民膏別人沾點光，別人刮來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這是一張人人都要承擔責任和義務的官場關係網，袁宏道在聖賢書裡沒有讀到這些規矩，居然就如此滿腹牢騷，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義了。

　　袁宏道說，他自己在少年時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樣，想像不出的無限光景。真當上官了，滋味倒不如當個書生，勞苦折辱還千百倍於書生。他說，這就好比嬰兒看見了蠟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盡。做官的滋味就是這樣。〔註：《袁中郎隨筆》，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七五、八四、九四頁。〕

　　袁宏道的感覺書生氣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場淘汰的人。在實際生活中，他惟恐唾之不盡的東西，有的人拚命要從人家嘴裡往外摳，有的人則含在嘴裡咬緊牙關，死死摀住，惟恐被別人摳走。拉關係走後門，巴結討好分肥，樂此不疲者滿世界都是。

〈惡政培育惡篩子〉

　　其實，漢靈帝和萬曆本人都不是惡毒得不可思議的魔鬼。

　　漢靈帝的最大樂趣之一，就是在後宮裡扮裝小商販，讓宮女們也扮裝成各種商販，做各種買賣，他穿上一身小商販的衣服周旋其間，坐在假裝的酒樓裡喝酒。後代的史學家對此很不以為然，但是我們似乎也不好責備他心理變態。漢靈帝很有一點馬克思描繪的資本家性格，能在資本的增殖中獲得巨大的樂趣。這本來是在人類歷史上大有貢獻的品格。此外，他還是一個可以被感動的人，可以為了司馬直的一封遺書暫時抑制自己的樂趣。問題是他當了皇上，當了名義上的公眾利益的代表者，這樣的代表顯然不應該以搜刮公眾的財富為樂趣。但是話又說回來，當不當皇上並不是由他本人決定的。

　　萬曆也不是純粹的惡棍。馮應京被捕後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來了首輔大臣，對他交代後事，皇上口授的遺囑聽起來通情達理。皇上說：先生到前邊來。我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國已久，沒什麼遺憾的。佳兒佳婦就託給先生了，請你輔導他當一個賢君。礦稅的事，我因為宮殿沒有完工，用了這個權宜之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一起廢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內官都叫他們回京。法司也把久繫的罪囚釋放了吧。因為提建議而獲罪的諸臣都恢復官職，給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請的那樣批准補用好了。我見先生就是這些事。〔註：《明史》卷二百十八，沈一貫列傳。〕

　　由此可見，萬曆心裡也明白是非，不過他的病第二天剛見好，立刻就後悔了，繼續徵他的礦稅，一直徵到十八年後他真死掉為止。他似乎是一個很懶惰也很缺乏自制力的人，但任何人都拿他的懶惰和缺乏自制力沒辦法，結果就是惡棍橫行。

　　惡政選擇了惡棍，惡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選擇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擲色子，皇帝的好壞主要靠碰運氣。以明朝的十六個皇帝論，不便稱之為惡篩子的不過五六個，大多數不能算好東西，可見惡政被選中的概率相當高。東漢九個皇帝，不算惡篩子的只有三個，與明朝的惡政出現概率差不多。東漢的多數惡篩子，譬如漢靈帝，登基時還是個小孩子，似乎一張白紙；嘉靖和萬曆之流年輕時還算不錯，後來卻惡得一塌糊塗，可見惡政被培育出來的概率也不低。帝國制度很善於把常人難免的弱點和毛病培育為全國性的災難。

故事四　陸二

　　最後該說說交稅的老百姓了。

　　明周暉在《金陵瑣事》中講了一個小故事。他說，在礦稅繁興的時候，有一個叫陸二的人，在蘇州一帶往來販運，靠販賣燈草過活。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似虎，與攔路搶劫的強盜沒什麼差別。陸二的燈草價值不過八兩銀子，好幾處抽他的稅，抽走的銀子已經占一半了。走到青山，索稅的又來了，陸二囊中已空，計無所出，乾脆取燈草上岸，一把火燒了。作者評論道：此舉可謂癡絕，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這樣麼！

　　我估計，當地的燈草種植和銷售行業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說，重稅造成了萬民失業的結果。這就是惡政和惡棍集團的根基，一個在自我毀滅的循環中不斷萎縮的根基。

　　《明史記事本末》的作者谷應泰是清朝人，他在記敘礦稅始末的結尾處有一段關於利益集團的精闢分析。他說：開始是因為徵礦稅而派設宦官，後來這些宦官的命運就與礦稅連在一起了。開始是因為宦官諂媚迎合而讓他們徵礦稅，後來這些宦官肥了，便結交後宮，根子越扎越深。這就是礦稅不容易廢除的原因。由此看來，清朝的史學家已經意識到，惡政可以培育出一個自我膨脹的具有獨立生命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在最高層籠絡皇親影響皇帝，在官場中清除異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間吸吮膏血──肥肥壯壯地擴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一層又一層地自我複製。勢力所及之處，人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成體統，實施的政策也越來越背離帝國公開宣稱的政策。惡政與惡棍集團相得益彰，迅速膨脹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個王朝的循環就臨近終點了。在萬曆死去的時候，距離該輪循環的終點還有二十四年。在漢靈帝賣官鬻爵修復宮殿的時候，離他本人實際上也是東漢王朝的「腦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潛規則三　皇上也是冤大頭

故事一　成化

　　明朝也流傳著一些官場笑話，《萬曆野獲編．補遺》中就記載了有關錢能的兩條。

　　錢能是成化、弘治年間（一四六五─一五○五年）的著名太監，奉成化皇帝之命鎮守雲南。鎮守太監這個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設立的。皇上不放心下邊的官員，就派那些經常在自己身邊工作的太監下去盯著。應該承認，這樣做是很有必要的。明朝的官員經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過一些監督制度，譬如派遣監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買，甚至會逼著人家掏錢收買，然後和被監察者一起糊弄皇上。所以，派遣家奴們下去替皇上盯著，這已經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式博弈的第三回合了。皇上被逼無奈，到此亮出了最後的武器。試想，再不派他還能派誰？而且仔細想來，太監不好色，沒有老婆孩子，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應該比一般官員的私慾少些。設身處地替皇上想想，我們不能不敬佩皇上選賢任能的良苦用心。

　　問題在於，錢能之類的最後預備隊也樂意被收買。更要命的是，鎮守太監們權力極大，有合法傷害眾人的能力，下邊便不敢不來收買。

　　當時雲南有個富翁，不幸長了癩。富翁的兒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很為父親的病痛擔心。於是錢能把這位孝子召來，宣佈說：你父親長的癩是傳染性的，要是傳染給軍隊就糟了。再說他又老了。現在，經研究決定，要把他沉入滇池。孝子嚇壞了，立刻就想到了收買。他費了許多心思，掏了一大筆錢，反覆求情，最後總算取得了錢能的諒解，撤消了這個決定。

　　當時雲南還有個姓王的人，靠倒賣檳榔發了財，當地人都叫他檳榔王。錢能聽說了，便把這位姓王的抓了起來，道：「你是個老百姓，竟敢惑眾，僭越稱王！」書上沒有仔細描繪這位檳榔王的反應，但我敢肯定，無論是什麼季節，他聽到這個罪名之後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稱王就是向皇上宣戰。誰抓住這個王，誰的功勞就大得足夠封侯了。檳榔王深知這個罪名的厲害，他不惜一切代價消災免禍，史書上說他「盡出其所有」，才算逃過了這一劫。

　　《萬曆野獲編》的作者說，錢能的貪虐，古來無有。後來，在鎮守雲南的官員中，貪求無厭的人也不少，但是聽說錢能做的這兩件事，沒有不失笑的。《萬曆野獲編．補遺》完成於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八年），作者沈德符是浙江嘉興人，與錢能的精采演出相隔一百五十餘年，相距約二千公里。可見此事流傳之久遠。

　　明朝的中後期也存在失業問題。人多地少，人口過剩，在生存資源的競爭中失敗的人們，最後便淪為流民。追究起來，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裡。沒有流民，老百姓安居樂業，闖王恐怕只能當個小團伙的頭頭。甚至闖王李自成本人也不會去闖，他沒有土地，又被驛站（郵電局兼招待所）裁員下崗，走投無路才加入了老闖王的團伙。錢能啃淨了檳榔王，其作用正是製造李闖王。本來那位檳榔王可以給眾多農民和小商販帶來生意，現在其中一些人卻要失業甚至成為流民，從這個角度看，錢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慮到本來還會有很多人願意學習檳榔王，創造出更多的商業和就業機會，而檳榔王等人的遭遇卻將他們嚇了回去，錢能的影響就更顯得要命了。

　　性質如此要命，並且影響久遠的一個禍害，皇上又是怎麼對付的呢？

　　皇上依靠耳目瞭解情況，御史和鎮守太監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們之間也有互相監督的義務。成化六年（一四七○年），巡按雲南的御史郭瑞〔註：《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御史阿內情」作「郭瑞」，《明史》卷三百四作「郭陽」。〕給皇上寫報告，專門匯報了鎮守太監錢能的情況。郭瑞說：「錢能剛強果敢，大有作為，實現了一元化的領導。如今錢能生了病，恐怕要召還京師休養。乞求皇上聖恩，憐憫雲南百姓，永遠令他鎮守雲南。」皇上回答說，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萬曆野獲編》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齒地說：「錢能這個大惡棍，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監察官員的身分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彌補他的罪過。」但這只是氣話。郭瑞們乎並沒有出什麼事，沒人去追究他。矇騙皇上又怎麼樣？蒙了還不就是蒙了。由此看來，皇上是個容易糊弄的冤大頭。

　　錢能糊弄皇上連連得手，就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他開始打越南和雲南少數民族的主意。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個危險而敏感的領域，事關邊疆的穩定，動靜很大，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問題就不容易壓住。果然，錢能派出的親信惹出了麻煩。朝廷擔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監察部常務副部長）王恕去雲南調查。王恕為人剛正清嚴，數年後國內將傳開兩句民謠：「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兩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設有吏、戶、禮、兵、刑、工六個大部，這是明朝全套高幹班子。可見王恕聲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錢能的問題，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份量的幾句話是：「當年在越南問題上，就因為鎮守太監選錯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當年還要嚴重。為了安定邊疆，陛下還吝惜一個錢能麼？」王恕的這筆利害關係賬替皇上算得很透徹，錢能害怕了。他立即託自己在皇上身邊的太監哥們兒活動，將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調任南京監察部當領導，錢能之圍立解，一點事也沒有了。

　　不僅沒事，錢能還繼續走運，先回北京跟皇上說了些王恕的壞話，攛掇皇上派了他一個苦差事。錢能自己則當上了南京守備，鎮守南京軍區。以職務而論，南京守備比鎮守太監更顯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條件比雲南強多了。大名鼎鼎的太監鄭和，當年下西洋回來，也就當了個南京守備。〔註：參見《明史》卷一百八十二，王恕列傳。〕

　　這個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財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雞鴨豬狗，主人還給他加工資發獎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賣了，主人還提拔他當管家。有人路見不平，揭發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懲罰家奴，反而打了揭發者一巴掌。這樣的主人，不是冤大頭又是什麼？

　　以上說的皇上是成化皇上朱見深。這位皇上身材粗壯，說話有些結巴，反應也有些遲鈍，但是心眼並不壞。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裡，三十多歲的皇上迷上了春藥和房中術，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個善於影響他的貴妃及其親信太監汪直的控制。輔佐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當時京城內外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說，可見那幾位總理副總理和政府部長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這樣的皇上不說也罷。

　　成化皇上的兒子弘治皇上，則是一個極其難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據說長著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飄逸的鬍鬚。這位年輕人滿懷儒家的理想主義精神，對人生意義之類的問題感興趣，而且努力按照聖人的教導嚴格要求自己。可惜十七歲即位，三十五歲就去世，只當了十八年皇上。在這樣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錢能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一四八七年九月十七日，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戶部員外郎（財政部副司長）周時從上疏，請求依法懲辦先朝遺奸汪直、錢能等輩，同時考核兩京和各地的鎮守太監。面對共同威脅，宦官集團迅速反擊。他們仔細研究周時從的奏書，挑出了一個書寫格式方面的錯誤。本來，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類尊貴詞的時候，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頂著天書寫，就好像「文革」中報紙上引用最高指示一定要用黑體字印刷一樣。而周時從奏中的宗社就沒有越格。這不是蔑視宗社嗎？於是將周時從逮捕，交司法部門處治。錢能又平安無事了。〔註：參見《明通鑒》紀三十六，弘治元年十一月甲申。〕

　　錢能最終也沒出什麼事。《明史》上說完他的經歷，最後交代了一句「久之卒」。似乎得了善終。《萬曆野獲編》說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師，弘治的兒子正德皇上登基，又賜葬最勝寺，哀榮也不算差了。不是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麼？不是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麼？錢能怎麼就一漏再漏，作惡多端仍有善報呢？沈德符說，這使人們懷疑，究竟還有沒有天道。

　　當時的人們顯然不肯接受這種現實，就編了一個故事，說錢能的養子錢寧負責掌管他的鑰匙，為了得到他的遺產，在他生病的時候下了毒藥，把錢能毒死了。沈德符說，如果是這樣，錢能也就不算漏網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個故事編得顯然不合情理。除了錢寧這麼一個養子，錢能在中國再不認得別的親戚，遺產不給他又給誰？連鑰匙都掌握在手裡了，又無須親自端屎端尿，何必給一個垂死的老人下毒呢？順便交代一句，錢寧確實不是好鳥。後來他當了正德皇上的乾兒子，皇上賜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寫著：「皇庶子朱寧」。朱寧掌管特務機構，在政界的實際地位排在最前邊的三五位裡，比養父還有出息。

故事二　弘治

　　錢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矇混過關，並不是什麼個別例外。即使勵精圖治的弘治皇帝，也經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塗。

　　弘治十七年（一五○四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見兵部尚書（國防部長）劉大夏。當時皇上三十四歲，已經登基十七年。劉大夏年近七十進士出身，但工農兵和財政監察都管過，中央地方都幹過，可謂閱歷豐富。皇上召見劉大夏，是為了追問一句話。

　　起初，皇上任命劉大夏當兵部尚書，劉大夏說身體不好，推辭了多次。但皇上堅持讓他幹，劉大夏只得上任。見到劉大夏，皇上誠懇地問道：「朕好幾次任用你，你好幾次以病推脫，這到底是為什麼？」劉大夏回答得也很誠懇，說：「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萬一出了亂子，兵部就要負起責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問題，所以推辭。」皇上聽了，默然無語。

　　劉大夏對形勢的判斷，使皇上深感震動。現在，皇上特地將劉大夏召到便殿，追問道：「你以前說過一句話，說天下民窮財盡。可是祖宗開國以來，徵斂有常，怎麼會到今天這種地步呢？」

　　劉大夏說：「問題就在於徵斂無常。譬如廣西每年取木材，廣東每年取香藥，都是數以萬計的銀子。這類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問軍隊的狀況，劉大夏說：「和老百姓一樣窮。」

　　皇上又想不通了，說：「軍隊駐紮每月發口糧。出征還發出征補貼，為什麼會窮呢？」

　　劉大夏說：「那些將領們剋扣軍糧的比例超過一半，又怎麼會不窮呢？」

　　皇上嘆息道：「朕當皇帝已經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軍窮民困，我憑什麼為人之主呀！」於是下詔嚴禁。〔註：參見《明通鑒》紀四十，弘治十七年六月。〕不過，從後來的情況看，仍舊是禁不住。

　　現在我們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麼程度了：原來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規定構成的世界。的確，按照正式規定行事，軍民都不該這麼窮。問題在於，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見不得人的潛規則支配運行的。錢能敲詐並走運的個案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規模民困軍窮的現實也表明，這種規則已經通行天下。而皇上對這類聖人不講書上不寫的潛規則幾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我得聲明一句：在皇上身邊工作的幹部，大多數還是好的或比較好的。著名的清官王恕當了一段吏部尚書（中組部長），選拔推薦了一大批劉大夏這樣正直能幹的人，史書上說：「一時正人充布列位。」這在明朝要算相當難得的一段好時光。那麼，皇上怎麼會被糊弄到不瞭解基本狀況的程度呢？他身邊的好幹部對情況又瞭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近似中宣部和外交部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李東陽奉命去山東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許多出乎意料的現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後，李東陽給皇上寫了份匯報，描述了親眼見到的形勢，分析幾條原因。李東陽是當時的大筆桿子，這份上疏又寫得直言不諱，一時廣為傳誦。

　　李東陽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趕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麥已經枯死，秋禾也沒有種上。挽舟拉縴的人沒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鋤的農民面有菜色。盜賊猖獗，青州一帶的治安問題尤其嚴重。從南方來的人說，江南、浙東的路上滿是流民逃戶，納稅人戶減少，軍隊兵員空虛，倉庫裡的糧食儲備不夠十天吃的，官員的工資拖欠了好幾年。東南是富裕之地，承擔著稅賦的大頭，一年之饑就到了這種地步。北方人懶，一向沒有積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麼承受得了？恐怕會有難以預測的事變發生。

　　臣如果不是親自經過這些地方，儘管在政府部門工作已久，每天還接觸文件匯報和各種材料，仍然不能瞭解詳細情況，更何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調查，大家都說現在吃閒飯的太多，政府開支沒有章法，差役頻繁，稅費重疊。北京城裡大興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搾得力盡錢光。到了部隊演習操練的時候，寧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權勢人家，豪門巨族，土地已經多得跨越郡縣了，還在那裡不斷請求皇上的賞賜。親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養竟要二三十萬兩銀子。那些游手好閒之徒，託名為皇親國戚的僕從，經常在渡口關卡都市的市場上徵收商稅。國家建都於北方，糧食等供應依賴東南，現在商人都被嚇跑了，這絕對不是小問題。更有那些織造內官，放縱眾小人搜刮敲詐，運河沿線負責政府稅收的官吏也被嚇跑了。小商販和貧窮百姓被攪得騷動不安，這些都是臣親眼看見的。

　　平民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瞭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瞭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瞭解。開始於一點寬容和隱瞞，結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寬容和隱瞞在開端處很小，蒙蔽的結果則禍害很深。

　　臣在山東的時候，聽說陛下因為天災異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諱地反映情況。然而，儘管聖旨頻頻下發，下邊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況，一旦事情涉及到內廷和貴戚的利益，幹什麼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後都被阻止了，放棄了。我恐怕今天的這些話，還要變成空話。請皇上把從前的建議找出來，仔細研究選擇，決斷實行。

　　皇上看了，稱讚了一回，又感歎了一回，批轉給了有關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當事人分析的基礎上，我們也可以做一個總結了。

　　李東陽說了：「老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瞭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瞭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瞭解。」這大意是不錯的。不過，按照他的說法，老百姓和皇帝之間只隔了兩道信息關卡，即郡縣和朝廷。實際上，在充分展開的情況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間隔著七道信息關卡。直接接觸老百姓的是衙役，這是第一關。衙役要向書吏匯報，這是第二關。書吏再向州縣官員匯報，這是第三關。州縣官員向府一級的官員匯報，這是第四關。府級向省級官員匯報，這是第五關。各省向中央各部匯報，這是第六關。中央各部向內閣（皇上的秘書班子）匯報，這是第七關。信息到達終點站皇上面前的時候，已經是第八站了。這還沒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處、局和秘書們。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經過這許多層的傳遞仍不失真。

　　更何況，信息在經過各道關卡的時候，必定要經過加工。在無數信息之中，注意了什麼，沒注意什麼，選擇什麼，忽略什麼，說多說少，說真說假，強調那些方面，隱瞞那些方面，什麼是主流，什麼是支流，說得清楚，說不清楚，這都是各級官吏每天面對的選擇。

　　在權力大小方面，皇上處於優勢，官僚處於劣勢。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團卻處於絕對優勢。封鎖和扭曲信息是他們在官場謀生的戰略武器。你皇上聖明，執法如山，可是我們這裡一切正常，甚至形勢大好，你權力大又能怎麼樣？我們報喜不報憂。我們看著上司的臉色說話。說上司愛聽的話。我們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難道有誰能天真地指望錢能向皇上匯報，說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兩次敲詐勒索麼？如果幹壞事的收益很高，隱瞞壞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價很高，而編一條好消息卻容易，我們最後一定就會看到一幅現代民謠所描繪的圖景：「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

　　當然還有監察官員，包括御史、給事中和錢能那樣的宦官。這是一個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權勢集團，他們的職責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實情況。反映真實情況難免觸犯各級行政官員的利益，於是他們很可能被收買所包圍，收買不了則可能遭到反擊。一般說來，收買的結局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抗於雙方都是有風險的。這方面的計算和權衡正是「關係學」的核心內容。官場關係學問題說來話長，以後再細說。反正，最後的結果是合乎邏輯的，這就是監察系統中說真話的人趨於減少。到了最嚴重的時期，譬如《萬曆野獲編．補遺》說到的嘉靖末年，上邊的恩寵和下邊的賄賂互相促進，上下彼此矇騙，作者竟說，他沒聽說過向皇上揭發貪官污吏之類的事情。貪贓枉法者無人揭發，這就意味著監察系統的全面失靈，皇上整個瞎了。

　　最終擺到皇上面前的，已經是嚴重扭曲的情況。在這種小眼篩子裡漏出的一點問題，擺到皇上面前之後，也未必能得到斷然處理。皇上的親戚和親信將拖延和減弱皇上的懲辦決定。這也難為普通的皇上們。就連毛澤東主席那樣的雄才大略，他的秘書田家英還說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還有江青在旁邊搗亂。我們怎麼好苛求那些在皇宮裡長大的年輕人呢？

　　總之，都說皇上如何威嚴了得，而我們看到的分明是一個塊頭很大卻又聾又瞎的人。他不瞭解情況，被人家糊弄得像個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個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頓，左右又有親信拉手扯腿，說他認錯了人。說不定這人還真是他的親戚。皇上本來就夠孤獨無助了，就算有點懷疑自己的親信，總不能連他們一併收拾了吧？

故事三　朱元璋

　　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歷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處境並非他個人所獨有，他只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中的一環。這是一場持續了一代又一代，無休無止，看不見盡頭的君臣博弈，是一場一個人對付百人千人的車輪大戰。別的朝代不說，在明朝，從開國皇帝朱元璋征討殺伐開始，到亡國皇帝崇禎上吊結束，我們到處都能看到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國之前，中國的形勢很像是一場四國演義。朱元璋先吞了西邊的一個，又惦記著吞東邊的張士誠。他派人打聽，聽說張士誠住在深宮裡養尊處優，懶得管事，就發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說：「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瞞我。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

　　平定中國之後，朱元璋建立特務網，監督官員，努力維持著處罰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斷地發現，不斷地處罰，不斷地屠殺。但是這局棋似乎總也沒個了結。朱元璋說：「我想清除貪官污吏，奈何早上殺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註：劉辰《國初事跡》，轉引自吳唅《朱元璋傳》第一○八、一九六頁。〕

　　在這段話裡，我聽出了焦躁和疲憊。這種不耐煩的感覺將直接影響對局者的戰鬥意志。一旦鬆懈下去，失敗就要降臨了。

　　朱元璋是個責任感很強，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勞的意志堅強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徹底勝利，他的那些在深宮裡長大的後代能超過祖宗麼？

　　兩個世紀之後，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兵臨北京。二十五日午夜剛過，崇禎皇上來到景山的一棵樹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這棵樹上。崇禎在自己的衣襟上寫了遺書，但他最終怨恨的似乎並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斷糊弄他的官僚集團。他寫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夠，惹來了上天的怪罪。但這一切，都是由於諸臣誤我。我死了沒臉見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頭髮遮住臉，任憑你們這些賊分裂我的屍體，不要傷害一個百姓。〔註：《明史》卷二十四，莊烈帝二。〕

　　崇禎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十七年，受到了無數慘不忍睹的矇騙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幾個月，他的首輔（宰相）周延儒還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沒打起來的戰役吹成大捷，然後大受獎賞。這場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親自指揮的，就發生在離北京不過幾十里地的通縣，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論，皇上和官吏集團是這樣過招的：皇上說，你們都要按照我規定的辦，聽話者陞官，不聽話者嚴懲。官員們也表態說，臣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實際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機會，試探性地違法亂紀一下。結果如何呢？一般來說，什麼事都沒有。皇上並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脅中的雷霆之怒並未降臨。於是這位佔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勵，尋找機會再來一次。背叛一次，沒有反應；再背叛一次，還沒有反應。即使你本人沒有進行這類試探，也會看到其他人的試探結果。你會得出一個結論：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認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來皇上是個冤大頭。你糊弄了他，佔了他的便宜，撈了他一把，他照樣給你發工資，照樣給你印把子，照樣提拔你陞官。

　　皇上的這種冤大頭特徵，對官場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皇上是官場主任，是領導班子的班長，是官場上種種正式規則的法定維護者。正式規則軟懶散，潛規則就要支配官場，而以收更多的費、幹更少的活兒為基本特徵的潛規則，勢必造就大批的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錢能，同時降低清官的比重。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報應不爽，勢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

　　譬如錢能，大家都知道他滿肚子壞水。後來他當了南京守備，類似南京軍區政委。不幸的是，他的對頭，「兩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個王恕，也去南京當了兵部尚書（國防部長），正好管著錢能。王恕的才幹足夠對付錢能，鬥爭的弦兒想必也繃得很緊。在王恕的威懾之下，錢能表現得極其謹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對人說：「王公，大人也。我老實恭敬地給他幹活就是了。」由此看來，錢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惡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讓冤大頭慣壞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頭，錢能未必不是一個「治世之能臣」。

　　最後還得做兩點修正。

　　第一，說皇上是個冤大頭，只是泛泛而論。朱元璋殺官如麻，為了一個開空白申報單問題（史稱空印案），竟然不問青紅皂白，殺掉了數百個在「空白介紹信」上蓋章的官員。如此過激的反應，不僅不是冤大頭，連「睚眥必報」的形容也顯得太弱了。不過，明朝十六個皇帝，像朱元璋這樣睚眥必報的也就一個半。放寬標準可以算兩個半，百分之十幾而已。所以，我們說皇上是個冤大頭，準確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二，我們說皇上是冤大頭，是把皇上當成天道的代理人來說的。他作為個人可能非常貪婪非常苛刻，斤斤計較，甚至帶頭糊弄天道。對這樣甘願當敗家子的皇上，我們也就不好說他是冤大頭了。天道才是冤大頭呢。

第三篇　官場內部關係

潛規則一　擺平違規者

一　陋規

　　（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年底，山西官場出現危機：介休一位姓林的縣令向省政府遞交了一份報告，告發一串高級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並懇請將報告轉奏皇上。林縣令的揭發屬於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隨便扣壓的告狀信或匿名信，省長不能隱瞞不報。可是林縣令的揭發實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發的內容共二十二項，其中最要命的一條，竟是告發欽差大臣接受厚禮。〔註：關於整個事件的描述，見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道光十九年。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張集馨（一八○○─一八七八年），江蘇儀徵人，道光年間中進士，入翰林，歷任知府、道員、按察使和布政使，《道咸宦海見聞錄》是他的自編年譜。〕

　　林縣令揭發說，在欽差大臣來山西的時候，比如前不久湯金釗大學士和隆雲章尚書分別駕到，總要由太原府（類似現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辦公費的名義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財稅和人事）借二萬兩銀子招待欽差。事後，再向下屬攤派，每次攤派的數目都有三五萬兩銀子。

　　三五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當時福建一帶家族械鬥，僱人打架，一條人命不過賠三十兩銀子，這三五萬兩銀子可以買上千條人命。當時在江南買一處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價格不過一二百兩銀子，這三五萬兩可以買二三百處院子。若以糧價折算，這筆款子大約在一千萬人民幣上下。同時，林縣令所告的大學士更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現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或國務委員，尚書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長──那時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個部，不像現在有好幾十。

　　林縣令揭發的問題，其實是一項地方官員與欽差大臣交往的潛規則，當時叫做「陋規」。陋規二字，在明朝的文獻裡便經常出現了，而陋規二字所指稱的行為，在春秋戰國時代便不稀罕了，堪稱源遠流長。陋，自然不好明說，說起來也不合法，但雙方都知道這是規矩，是雙方認可的行為準則，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欽差一出京就知道會有這筆收入，地方官員也知道欽差得了這筆收入，會儘量關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會故意找麻煩。送錢的具體方式也隨著時代演變，原來是作為盤費交給欽差帶走，後來欽差不肯帶了，地方便等他們回京後通過匯兌送到家裡。總之，雙方配合早已默契，違規才是意外。大概正由於這種習以為常，太原府的領導們也就放鬆了警惕，竟然親筆給下屬寫信，要求攤派款項，並送太原府匯總。林縣令手裡拿著這些證據，其中包括首道姜梅（類似太原市委書記）的親筆信，真稱得上鐵證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現在的省政府）在給縣裡辦事的時候，經常索取額外費用，收取各種名目的好處費。在中央這叫部費（如今大概叫跑部費，不如古稱簡潔），在地方則統稱使費。這一切都是官場中的潛規則，是心照不宣的內部章程，如今全被林縣令抖摟出來了，並且有藩司官吏開出的收據為證，誰也別想抵賴。

　　據說，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長，為二把手）張澧中接到林縣令的揭發，一連數夜睡不著覺。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裡，肯定沒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壓給皇上的奏章，恐怕罪過更大，最終也未必捂得住。經過幾個不眠之夜的權衡，不得已，張澧中向楊國楨巡撫（近似山西省省委書記，一把手）請示匯報。

　　楊巡撫剛調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視察。看了張省長的匯報材料，很是驚愕──不是為欽差費和使費驚愕，而是為山西官員的「不上路」而驚愕──連官場共同遵守的「陋規」都要告發，山西官員未免也太「生」了點。楊巡撫把張藩台的匯報給陪同他視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現在的雁北地區行署專員）張集馨看了，問道：山西的吏風怎麼如此荒謬呀？張集馨清楚山西官場上這段恩怨的內幕，答道：這是激出來的。

二　反擊

　　介休的林縣長並不是埋伏出擊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個老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場上的潛規則，也認真遵守這些規矩。領導讓他攤派，他就攤派，上級部門索取好處，他就送上好處，並沒有抗拒的意圖。但是上級領導卻有不守規矩的嫌疑。

　　幾個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說據汪御史（近似現在中紀委的處長）匯報，平遙縣大盜張金鈴的兒子結伙輪姦婦女，姦後將女人的小腳剁下，如此重案地方官卻不緝拿嚴辦。皇帝命令立刻嚴拿懲辦。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緊急行動，委派張集馨去平遙介休一帶調查處理。

　　據張集馨說，他去介休調查的時候，林縣令送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縣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兩種食物，其他東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見，林縣令是很懂規矩的。送禮還要「苦求」人家收下，這正是規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讓領導實利和面子雙豐收，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張集馨描繪說，因為他只收下一兩種食物，「林令以為東道缺然，心甚不安。」這更證明林縣令懂規矩。他知道怎樣做東道，人家不讓他遵循東道的規矩就不安心，可見這規矩已經深入心底。

　　不過，對方不按照規矩收禮也暗示著另外兩種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辦、不徇私情。御史已經告地方官失職了，公事公辦當然令人擔憂。第二種可能是嫌你送得少，要敲你一筆狠的。這便是危險的跡象了。張集馨明白林縣令的擔憂，遇到輪姦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訪控告，一概按常規送交林縣令的上司，自己並不插手，毫無搜羅敲詐理由的意思。於是林縣令的顧慮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張集馨的情。這種領情再一次證明了林縣令懂規矩：他承認，人家本來是應該多吃多佔、收禮受賄的。

　　輪姦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結果。大盜張金鈴的兒子被拿獲了，但是只承認盜竊，不承認輪姦剁足。張集馨查了報案記錄，訪問了鄉紳，也說沒有這種案子。查來查去，瞭解到一個傳聞，說介休縣某貢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裡看戲，被盜賊看中，尾隨入室強姦，最後還把女人的弓鞋脫走了。張集馨又傳來貢生，反覆開導，貢生只承認家裡被盜，堅決不承認有輪姦之類的事。

　　這案子本來就可以結了。但皇上交辦的案子，查來查去卻說沒那麼回事，不過是一起尋常的盜竊案，總有不妥的感覺。正好原山西巡撫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下令再查。二把手張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務，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調查，這一查就查出了毛病。

　　卻說虞知府到介休後，百般挑剔，要這要那，日夜縱酒，甚至挾優宿娼。這一切林縣令都忍了。畢竟人家是來查自己的，處理此事的權力在人家手裡，要什麼給什麼就是。鬧了兩個月，得出的結論與張集馨並無不同，虞知府也玩夠了，滿載而歸。回到省裡，向皇上寫了匯報，大意是事主只承認盜，不承認姦。這關係到兩家的臉面，一經供認，鄉里見難以見人。反正盜犯已經問斬，輪姦屬實也不過如此了，建議就此結案。皇上同意，還誇獎說辦得好。

　　如此說來，介休的林縣令並沒有隱瞞失職之處，自然不該處分。但是御史既然告了，總要給人家一個面子，虞知府就攛掇張藩台把林縣令在另外一起案子上隱瞞不報的錯誤附帶上奏，結果中央下令，將林縣令「斥革」。林縣令雞飛蛋打，白守規矩了，白白巴結上司了。

　　林縣令的反擊是極其凶悍的。我們知道他憑著鐵證揭發了欽差大臣，揭發了省政府，揭發了太原府。他還揭發了虞知府，並且把幫助虞知府找娼妓的差人的供詞，把虞知府嫖過的娼妓的供詞一併搜集齊全，顯示出很高的專業水平。只要把林縣令的報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國就要興大獄了。

三　潛規則是不能隨便修改違背的

　　在官場中，違背潛規則的現象並不常見。我在讀史書時留心搜集數月，收穫寥寥。時間長了，我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違背潛規則，意味著互動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漲價或者壓價。這不是小事，簡直就是搶劫錢財。除非雙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發生顯著變化，潛規則是不能隨便修改違背的。而帝國體制延續兩千多年，利害格局已經相當穩定。雙方都認識到，遵守這套成規對自己最有利。這就好比交易，一個願買一個願賣，不成交對雙方都沒有好處。既然是交易，拿人錢財就要替人消災。拿了人家的東西還要害人家，對無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場上則難免遭到報復。

　　在虞知府與林縣令的關係中，林縣令已經盡了東道的責任，連娼妓都幫他找了，虞知府還要攛掇張藩台出賣林縣令，從潛規則的角度說，這就是虞知府不對。

　　在張藩台與林縣令的關係中，林縣令也算小心伺候了。省政府辦事索取使費，介休就老老實實地給，並沒有說三道四。招待欽差大臣本來並不是林縣令的直接責任，欽差大臣得了數萬兩銀子，只能領幾個省市領導的人情，絕對不會領他林縣令的人情，但是上級攤派下來，林縣令並沒有說二話。他買的是省市領導的面子。既然林縣令已經盡到了在陋規中的責任，並沒有露出公事公辦的臉色，省市領導也就有義務替他擔待遮掩，不能再擺出公事公辦的架勢。既然如此，怎麼可以把他的小錯誤賣給御史呢？從潛規則的角度說，這又是張藩台的不對。

　　總之，儘管從表面看來林縣令違規了，好像他不懂規矩，揭發了欽差大臣與山西幾位領導人的私下交易，但在本質上，並不是林縣令違規，相反，他的所作所為正是維護潛規則的尊嚴，他要懲罰違規者。出賣欽差大臣只是一個間接的連帶，一張懲罰違規者的王牌。

　　遭到林縣令的重擊，張藩台很快就清醒過來，他立刻決定向七品芝麻官低頭。在向一把手楊巡撫匯報的同時，張藩台和姜首道（太原一把手）與林縣令談判，答應賠他一筆巨款，補償被「斥革」的損失，也請他認個錯，撤回上訴。張藩台肯出的巨款數目是一萬兩銀子，虞知府激變責任最重，一個人掏三千兩，其餘七千兩由張藩台、姜首道和太原的王知府分擔。

　　以當時中央規定的糧價折算，一萬兩銀子將近二百萬人民幣，數字不算小了。我不清楚道光年間捐一個縣令的官價是多少，但我知道清朝同治年間，也就是此事發生的二三十年後，買一個縣令只要三千兩銀子。〔註：劉愚《醒予山房文存》卷七，第三十頁，轉引自魯子建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五二一頁。〕由此看來，林縣令賺了不少，但是他仍然不干。幾經周折，雙方終於達成協議：林縣令宣稱介休財政虧空巨萬，張藩台和姜首道答應由後任承擔這筆虧損。按照清朝的正式的規矩，林縣令的虧空要由他自己賠補，賠不起就要抄家。現在林縣令不用賠了，等於又得了一萬兩銀子。對張藩台一方來說，這個方案的好處是不用自己掏腰包，麻煩是需要找一個肯頂著這筆巨額虧損接任介休縣令的冤大頭。姜首道找到了這樣的大頭，名字叫多瑞，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

　　於是，林縣令認錯撤訴，姜首道則出面向一把手楊巡撫匯報，說事已查明，不用入奏皇上了。楊巡撫看了匯報，對張集馨說：姜首道等人既然已經查辦明白了，我也不願入告。一旦入奏皇上，張藩台恐怕不能不受連累。不過這攤派欽差費一項，事關重大，必須再查，以免後患。楊巡撫委派張集馨和葉名琛專查這筆款子。

　　我以為楊巡撫的決定是非常英明的，這事不能就這麼完了。林縣令憑著幾封信，把山西的省領導們折騰得焦頭爛額，用兩萬兩銀子才算把事擺平，這分明樹立了一個危險榜樣，想學習林縣令的人還有多少？這種地雷一般的、一旦處分下級官員就會爆炸的信件還有多少？花多少銀子才能擺平？留著如此重大的隱患，省領導還怎麼當？

　　張集馨受命之後，與葉名琛商量了一個清除地雷的辦法，其名義之嚴正，構思之巧妙，清除之徹底，直叫我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絕。張集馨聲稱，此事固然不能因為林縣令說一句話就信以為真，也不能因為林縣令認一個錯就斷定全無。因此，特為此事通知山西全省各級政府，凡攤派過欽差費的，立刻要據實上報。沒有攤派過的，也要出具切實的書面保證，加印蓋章，送省備案。

　　試想，林縣令與領導翻臉時是什麼處境？他已經被中央下令「斥革」，整個成了無產者，再沒什麼可損失了。現在的各級領導又是什麼處境？他們最要緊的是保官和陞官，誰願意拿自己的前程冒險，像綁票的土匪一樣敲詐領導？果然，張集馨很快就收到了下屬各級政府蓋了大印的保證書，全省皆無攤派問題。地雷報廢了，危機擺平了。

四　朝中有人好做官

　　如果把官場上的潛規則體系比喻為一座大樓，那麼，這座大樓始終躲藏在堂皇的正式規則大廈的陰影中，而上述事件不過是在灰暗大樓的一個高層套間裡鬧了幾個月的一段小事。大樓裡還有許多樓層和許多房間，那裡邊的人們每天過著平凡多於熱鬧的日子。在大樓外邊的院落裡，也不時上演一些精采的劇目。

　　全面描繪潛規則大樓內外及其悠久歷史，遠非本文所能勝任，但我們不妨隨張集馨在西北角的樓梯上轉幾層，看看其他樓層和房間的模樣。因為樓層和房間太多，我只能以靜態描繪為主，迅速瀏覽一遍部分房間的門窗尺寸，房間裡發生的故事只好簡略或者由前邊的事件代表了。但讀者不難想像，每一間房子裡，都可能演出過精采紛呈的戲劇。

　　（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正月十七日，上述危機過去五年之後，四十五歲的張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陝西督糧道。這個官是著名的肥缺，近似現在的陝西省軍區後勤部主任，勉強也可以叫省糧食局局長，主要負責徵收、保管和供應西北地區的軍糧。俗話說「過手三分肥」，陝西糧道每年過手糧食二十萬石（約一萬五千噸），他該有多肥？又該如何分肥？〔註：全部描述參見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道光二十五年。〕

　　我得先聲明一句：張集馨不是貪官，按照官場的真實標準衡量，他的操守要算相當不錯。這一點就連皇上也很讚賞。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張集馨拜見皇上，皇上說：聽說你的操守甚好，前幾年申啟賢（山西一把手）年終密考，還稱讚了你的操守。此去陝西，你更要堅持，老而彌篤，保持人臣的晚節。張集馨表示：謹遵聖訓。

　　拜領皇帝的教導之後，張集馨開始按照潛規則處理分肥問題。

　　一般來說，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窮。外官有大筆的養廉銀子，其數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較多。可是京官對外官的陞遷和任命又有比較大的影響，「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並不難懂。於是，在長期的官場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種交換機制：京官憑藉權勢和影響關照外官，外官則向京官送錢送東西。前邊提到的「欽差費」就是這類交換的一種。這類陋規的名目還包括離京送的「別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敬」的具體份量取決於雙方關係的深淺、京官的用處和外官的肥瘦。

　　張集馨接到任命時，已經在北京住了四個月，旅費快用完了。他寫道：「今得此缺，向來著名，不得不普律應酬。」於是大舉借債。他託人從廣東洋行以九釐行息借了九千兩銀子，從山西錢莊借了五千兩銀子，又從同事和朋友那裡借了二千兩。張集馨記載道：連同我在京買禮物的數百兩銀子，共用去別敬一萬七千兩，幾乎都沒有路費了。

　　一萬七千兩這個數字似乎有點嚇人。我們知道這相當於人民幣三四百萬，可以買上百處房產或五六百條人命。陝西糧道能有這麼肥麼？此外，用得著如此出血分肥麼？究竟糧道有多肥，我們一會就會看到。至於分肥，從情理推測，掏私人腰包的一方肯定是知道心疼的，張集馨也用了「不得不」這個詞，想必是無可奈何，不敢不遵守規矩。

　　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張集馨沒有詳細記載。但兩年之後他調任四川臬司（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長），在北京又送了一萬五千兩銀子的別敬，並記下了具體的「尺寸」：軍機大臣（類似政治局委員）的別敬，每處四百兩銀子。上下兩班章京（類似為軍機處服務的秘書處，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兩。其中有交情的，或者與他有通信聯繫，幫助他辦折子的，一百兩、八十兩不等。六部尚書、總憲（類似監察部長），每位一百兩。侍郎（副部長們）、大九卿五十兩。依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應酬到。看看這些數字，動輒就出手一兩座宅院，少說也送上半條人命，潛規則所承擔的分配財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

　　在張集馨任上，每年還往京城送炭敬，具體數目未見記載。

　　我們已經轉完潛規則大樓的京官層，現在隨著張集馨下一層樓梯繼續轉。

五　署事潛規則

　　陝西糧道的日常工作是收發軍糧。發放軍糧的程序中包含了重大的利害關係，其中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就是糧食質量。這方面的衝突，張集馨剛剛到任就領教了。

　　張集馨的前任叫方用儀，為人貪婪，卸任前他的子侄和家人在大雁塔下的市場上買了四千石麥殼攙入東倉。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如果用這批麥殼替換出小麥賣掉，用載重量三噸的卡車運，大概要裝一百車，價值高達數十萬人民幣。按說，規模大了便難以掩人耳目，作弊也就不容易得逞──後任不肯替前任背這麼大的黑鍋，聽到風聲後通常會拒絕簽字接手。但是與張集馨辦理交接手續的不是方用儀本人，而是代理督糧道劉源灝。代理督糧道是公認的發財機會，如果劉源灝和方用儀辦交接手續的時候拒絕簽字，顯然會失去這個好機會，於是他簽了字，方用儀作弊得逞了。我估計方用儀所以敢如此大規模作弊，正因為他算透了劉源灝的心思。當時有一個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搶」。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連打帶搶則是標準的短期行為特徵。這個比喻所描繪的可以叫「署事潛規則」。

　　張集馨到任後訪知此事，便拒絕從劉源灝那裡接手簽字。劉源灝苦苦勸說，說倉糧肯定沒有其他方面的虧損短缺的問題，再說方用儀已經回了江西老家，還能上奏皇帝將他調回來處理此事麼？細品劉源灝說服張集馨的理由，其中包含了一個暗示：如果漏洞確實就這麼幾千兩銀子，為了等待方用儀回來重辦交接，公文往來加上路途花費的時間恐怕需要好幾個月，張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質損失恐怕還要超過這幾千兩銀子。如果再算上得罪人的損失，算上在官場中不肯通融的名譽損失呢？換句話說，等待公事公辦的代價太大，不值得，還是認賬合算。張集馨果然被說服了，認了賬。由此反推回去，方用儀離任前決定摻一百卡車麥殼，而不是五十卡車，也不是二百卡車，這分寸實在拿捏到了老謀深算的水平。

　　按照常規，滿營八旗的官兵每個月分八天領糧。到了領糧的日子，張集馨叮囑部下說：我這是初次放糧，絕對不許像方用儀任上那樣摻假，讓眾官兵輕視我，以後的公事反而不好辦。他指定用好糧倉放糧。

　　領糧的官兵們來了，他們早就知道方用儀摻麥殼的事，警惕性很高，斷定倉吏帶他們去的倉是麥殼倉。倉吏極力辯解，官兵更加懷疑，「圍倉大嘩」，堅決不肯在張集馨指定的糧倉領糧。於是糧道方面請官兵自己指定倉庫，沒想到官兵們指定的倉庫，恰好是摻了麥殼的倉庫，開倉一看，官兵們臉色變了，開始互相抱怨。張集馨下令打開剛才指定的倉庫讓他們看，裡面裝的果然是圓淨好麥。最後張集馨下令把這四千石麥殼篩了出去，舖在糧倉的路上，解除了眾兵的懷疑。

　　八旗的驕兵悍將並不是好惹的。激軍隊鬧事，在任何時代都是很難遮掩的大罪過，糧道不能不小心伺候。

　　按照程序規定，八旗每月領米之前，糧倉要派官員將米樣送到將軍那裡檢驗。這裡說的將軍是各省駐軍的最高領導，省軍級幹部，糧道的伺候對象。他對糧食質量的態度，對領取糧食的官兵影響極大，將軍稍微挑剔兩句，在第一線領糧的八旗驕兵就能鬧翻天。張集馨說，糧道必須應酬將軍，因為怕他從中作梗。

　　應酬將軍的方式早有成規。首先，按照規定，將軍和兩個副都統本人的月糧是大米和小米並放，而大米貴小米賤，將軍自然不願要小米，糧道便全給他們大米。這是小事，算不了什麼。其次，將軍和副都統推薦家人在糧道工作，甚至只掛個名，到時候領錢，糧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規給將軍和其他高級軍官送禮。

　　清朝官場通行的送禮名目叫「三節兩壽」。三節是指春節、端午和中秋，兩壽是指官員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陝西糧道送給將軍的三節兩壽數目如下：銀子每次送八百兩，一年五次總計四千兩；表禮、水禮每次八色；門包（給門政大爺的小費，由他分發給將軍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兩，一年二百兩。我不清楚八色表禮和水禮的價值幾何，但每年給將軍的陋規尺寸當在五千兩銀子以上。

　　在糧食問題上有權說話的軍官還有副都統和八旗協領。糧道也送兩個副都統三節，但沒有兩壽。三節的陋規是每節二百兩銀子，一年六百。此外還有四色水禮。八旗協領有八位，每節每位送銀二十兩，上等白米四石。

　　我們已經知道，直接到倉庫領米官兵有理由保持警惕，不能太老實了。話又說回來，他們並不老實，從來就不是省油燈，也需要糧道方面小心應酬。張集馨說，每到放米的日子，滿營的一位低級軍官率士兵來領糧，按照規矩，糧道要備一桌酒席，叫做「送倉」，由糧道方面的官員陪同帶隊的低級軍官吃一頓。滿營八旗，一連要陪八天。遇到挑剔的旗人，倉庫方面的人員必須忍氣吞聲，鬧大了還要請將軍和副都統推薦來的家人從中做工作，好言安慰勸說，才能不鬧出事來。

　　糧道在軍隊方面的固定應酬，還有每年春秋年節的宴會。請將軍、副都統的筵席必須有戲班子唱戲，叫做「戲筵」。駐紮在西安城裡的滿營和綠營（漢族軍隊）的中級軍官，每年春秋也要宴請一次。這些聯絡感情的工作顯然是有成效的。在張集馨之前，一個叫豫泰的官員曾當了半年督糧道代理，代理期間專收壞糧，希圖民間踴躍交糧，以便得到過手的好處。這位官員收下的壞糧最後自然要到士兵及其家屬的肚子裡，卻又沒見到張集馨關於軍隊方面為此鬧事的記載，想必糧道把軍官們糊弄得不錯。

　　與軍界有關的陋規大體如此。下邊我們再換一層樓，看看糧道與地方官員的關係。

六　利潤平均化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在張集馨擔任陝西督糧道期間，陝西巡撫（一把手）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我們知道，林則徐寫過「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名聯，他也確實如此身體力行了。這樣的好官收不收陋規？據張集馨記載，那一年由於災荒，停徵軍糧，「而督撫將軍陋規如常支送」，以至陝西糧道深感困難。所謂督撫，指的是陝甘總督和陝西巡撫。這就分明告訴我們：林則徐也和大家一樣收陋規。我並沒有貶低林則徐的意思，他確實是一個難得的正派廉潔的官員。我想強調的是，如此高潔的操守並沒有排斥陋規──這進一步證明了潛規則的適用範圍是多麼寬廣。

　　糧道給林則徐送的陋規比給任何領導的都要多。這是因為陝西巡撫每年都要向皇上密報下屬官員的操守才幹和各方面的表現，這叫年終密考，對官員的前程影響巨大。糧道給巡撫的陋規按季節送，每季一千三百兩，一年就是五千二百兩。此外還有三節兩壽的表禮、水禮、門包和雜費。這是上百萬人民幣的巨款。

　　陝甘總督的官比陝西巡撫還要大一點，但是隔了層，不算直接領導，人也不住在西安，所以陋規的數量反倒略低於巡撫。總督的陋規按三節送，每節一千兩，此外還有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所有這些東西，都由督糧道派家人送到總督駐節的蘭州。

　　陝西糧道有「財神廟」之稱，省領導們自然不容廟裡的和尚獨吞好處，他們把糧道當成小金庫來用，來往客人一概由糧道出錢招待，這也是長期形成的規矩。下邊我們來仔細看看清朝官場如何請客吃飯。張集馨在這方面的記載極為詳盡，語言也比較明白，我將原文照抄如下：

　　「遇有過客，皆係糧道承辦。西安地當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隴、蜀皆道所必經。過客到境，糧道隨將軍、中丞（引者註：即陝西巡撫）等在官廳迎接，俟各官回署後（引者註：即各位領導回到本衙門後），差人遍問稱呼，由道中幕友（引者註：即張集馨請的師爺）寫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錯，然後差人送至官客公館，一面張燈結綵，傳戲備席。

　　「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制錢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斷不能少。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否則謂道中慳吝。戲筵散後，無論冬夏，總在子末丑初（引者註：半夜一點左右）。群主將客送出登輿（引者註：即送客登轎），然後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貼，到客公館道乏（引者註：可見糧道純粹是給本省的軍政領導作臉），又持糧道銜柬，至各署道乏（引者註：可見糧道清楚自己真正的伺候對象）。次日，過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並饋送盤纏，其饋送之厚薄，則視官職之尊卑。

　　「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餘金（引者註：即二百多兩銀子，折人民幣四萬上下），程儀在外。

　　「其他如副都統，總兵，非與院（引者註：即巡撫）有交情者不大宴會，惟送酒餚而已。如口外駝馬章京、糧餉章京，官職雖微，必持城裡大人先生書來以為張羅計，道中送以四菜兩點，程儀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春秋年節，又須請將軍、副都統及中丞、司（引者註：即藩司和臬司的領導，藩司負責全省的錢糧，臬司負責全省的刑獄）、道、府（引者註：道府皆相當於現在的地市級官員）、縣，以及外道府縣之進省者，皆是戲筵。」

　　「如十天半月，幸無過客滋擾，道中又約兩司（引者註：藩司和臬司）、鹽道（引者註：負責全省鹽業的生產運輸和銷售，由國家壟斷，是歷代王朝的利稅大戶）在署傳戲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聯友誼也。」

　　陝西糧道衙門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聯，清楚地描繪了督糧道的生活，楹聯曰：

　　問此官何事最忙，冠蓋遙臨，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終歲為人作嫁，脂膏已竭，親朋僮僕孰知恩？

　　別看張集馨那麼忙，花了那麼多的銀子，人家還不領情。因為這是規矩，是應該的，你做得也許還很不到位呢。即使領情，外客主要也領省領導的情，省領導滿意就算張集馨沒有白忙。

　　就如同在競爭性的市場上有利潤平均化的趨勢一樣，在競爭聲望、關係、安全和人緣的官場上，似乎也存在一種官場利益平均化的趨勢。當然這麼說不確切，因為官場利益是向著製造利益和傷害的能力流動的，如果製造利和害的能力誰都有一點，就會呈現利益均沾的局面，不過這種能力的分佈並不那麼平均。從平均的方面說，每個在官場上有影響的官員都有理由認為：我們都沒有說你的壞話，我們有能力害你卻沒有害你，我們甚至還說了你的好話，讓你得了這麼一個美差肥缺，難道你就不能出點血，讓大家也沾點光麼？從不平均的方面說，京官、將軍、上司之類的官員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應該多分。這種能力的強度像水波一樣呈環狀遞減，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遞減。打秋風、請客吃飯、表禮水禮、程儀、炭敬冰敬別敬、三節兩壽等等，都是在此規律下支配的官場利益分配機制。

　　如果不遵守這些陋規又會怎麼樣呢？張集馨只簡略地提了一句：如果你請客時不上白鱔和鹿尾之類的貴重難得之物，別人就會說你「慳吝」。顯然，一個被大家看做吝嗇、彆扭、不懂規矩、吃獨食的人，其仕途恐怕就不那麼樂觀：說你壞話，挑你毛病的人多了，你又不是聖賢，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某個地方莫名其妙地栽了。張集馨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記載，但我們可以在清末小說《官場現形記》裡找到生動的補充。

　　《官場現形記》第四十一回寫道：「向來州、縣衙門，凡遇過年、過節及督、撫、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慶等事，做屬員的孝敬都有一定數目，甚麼缺應該多少，一任任相沿下來，都不敢增減毫分。此外還有上司衙門裡的幕賓，以及什麼監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節，或是到任，應得應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於門敬、跟敬（引者註：給上司跟班的錢），更是各種衙門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辦差，總督大閱辦差，欽差大臣過境辦差，還有查驛站的委員，查地丁的委員，查錢糧的委員，查監獄的委員，重重疊疊，一時也說他不盡。諸如此類，種種開銷，倘無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將來開銷起來，少則固惹人言，多則遂成為例。所以這州、縣官賬房一席，竟非有絕大才幹不能勝任。」

　　後來，在這些規矩之上又生出了一個規矩：前後任交接時，要用數十兩銀子甚至上百兩銀子買這本賬。《官場現形記》中的一位候補官員好不容易得了個缺，不懂這個規矩，惹怒了前任賬房師爺，該師爺便給他做了一本假賬，記載的尺寸都是錯的。結果這位知州按照假賬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一年就被參劾革職了──好多懂規矩的候補官員正排隊等著這個位置呢。

七　浮收勒折

　　現在我們轉到了潛規則大樓的基層。

　　據張集馨記載，陝西糧道每年花在請客送禮（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銀子在五萬兩左右，他本人的進項每年在一兩萬兩銀子之間，糧道每年的入項有六萬多兩銀子。按照當時中央規定的糧食價格折算，這相當於一千多萬人民幣。〔註：據《道咸宦海見聞錄》道光三十年記載，甘肅一帶糧食「部價每石一兩」，清代每石稻穀的重量為七一．六公斤。本文通過糧價進行的銀子與人民幣比價的折算，大體以此「部價」為根據。在平常年頭，西北糧食的市場價格並沒有這麼高，稻穀的比重也不如圓淨小麥。所以本文對銀子的購買力的估計偏低，讀者不妨把我提到的人民幣的數字看做很保守的估計。〕

　　這麼一大筆額外收入，究竟是從那裡來的呢？張集馨說得很清楚：「雖非勒折，確是浮收。」「缺之所以稱美者，不過斗斛盈餘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會的常用語，其流行程度與如今糧食收購中的「打白條」和「壓級壓價」不相上下。所謂「勒折」，就是糧食部門不肯收糧，強迫百姓交納現金，而現金與糧食的比價又由官方說了算，明明市場上六毛錢一斤大米，官方硬規定為一塊，他還一定有理，譬如說三年中市場平均價就是一塊等等。於是，百姓每交一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塊錢。

　　「浮收」則是變著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樣繁多。張集馨沒有記載當地浮收的花樣，但我們可以從別的地方找到參照。下邊是清朝康熙十七年（一六七九年）和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蘇州府常熟縣禁止浮收的兩塊石碑上提到的花樣，原文羅列就用了二三千字，我摘錄部分名目如下：

　　不許淋尖、踢斛、側拖、虛推。不許將米斛敲鬆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許索取看樣米、起斛米、扒斛錢、篩箱錢。不許勒索耗費、外加、內扣。不許勒索入廒錢、篩扇錢、斛腳錢、酒錢、票錢、舖墊等錢。不許索取順風米、養斛米、鼠耗米。不許索要兌例、心紅、夫價、舖設、通關席面、中伙、較斛、提斛、跟役、催兌、開兌等陋規。不許開私戳小票，令民執此票到家丁親友寓所額外私加贈耗，方給倒換截票。不許故意耽擱，挨至深夜收受。〔註：參見《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六○五、六四七頁，轉引自洪煥椿《明清蘇州農村經濟資料》第五六八、五七一頁。〕

　　這一切手段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農民必須完成納糧任務，否則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懲罰。不交皇糧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這樣一來，農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種敲詐勒索的花樣早晚要被創造發明出來。張集馨明白這一點，他說：「小民終歲勤動，所得幾何？赴倉納糧，任聽魚肉而不敢一較。」他的數萬銀子就是如此魚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寫道：「余居是官，心每不安。」

　　從每年二十萬石糧食周轉，得六七萬兩銀子的數字推算，農民比應交數額多交三分之一。但這只是張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間還有棍徒包攬，官方還有倉手斗級等一大堆在第一線搜刮的嘍囉，他們的所得也絕不是小數。我看到過清朝四川一個縣裡負責徵收錢糧的典吏（比副科級幹部略低）因為分贓不均而寫的揭發信，這個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萬多兩銀子。〔註：四川省社科院歷史所藏《巴檔抄件》，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五八○頁。〕張集馨把這等巨額數字說成「斗斛盈餘」，未免過於輕描淡寫了。

　　順便再提一句：本文講述的故事基本都發生在（清）雍正（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之後，這並不意味著雍正之前就沒有這類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規非常嚴重，不過官員的工資很低，雍正皇上體諒部下，認為官員們離開陋規很難生活，乾脆把陋規的收入合法化了，變成了養廉銀子。按理說俸祿高了，陋規從灰變白了，天下也該太平了。可是我們看到的結果表明，皇上考慮不周，對潛規則的性質認識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八　二爺們代老爺講斤頭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潛規則陰影裡的人，叫人看了難免生疑：莫非「洪桐縣裡沒好人」麼？有好人。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是清官中的僥僥者，堅決不肯拿老百姓和國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慶十三年（一八○八年）秋，黃河決口，淮安一帶鬧災，人民流散，朝廷下詔放賑。江蘇山陽縣當年領得賑銀九萬餘兩，知縣王伸漢一人就貪污了二萬五千兩。這時，兩江總督鐵保按照慣例派官員赴各地檢查賑災工作，派到山陽縣的官員是新科進士、剛分配到江蘇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達後，山陽知縣王伸漢就派出自己的長隨（近似生活秘書）包祥，與李毓昌的長隨李祥接觸，行話叫「二爺們代老爺講斤頭」，一般都是討論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這是常規，貪污者不能獨吞，監督者總會憑藉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額。

　　李毓昌的長隨李祥告訴王伸漢的長隨包祥，自家的老爺到各鄉巡視了，看到災民瀕死的慘狀，十分震驚。回到縣裡調集戶冊核對後，發現了嚴重的貪冒情況，正打算擬文呈報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張王牌：我們老爺掌握了證據，能害你們老爺，你肯花多少錢買安全？王伸漢立刻開出了價格，讓自己的長隨傳話，願意拿出一萬兩銀子。

　　沒想到李毓昌是個新官，一心要當個清官，不熟悉這些官場黑幕，當即嚴詞拒絕，還要把王伸漢行賄的事情向兩江總督匯報。

　　這樣一來，不僅貪官王伸漢和包祥罵他是書獃子，李毓昌的長隨李祥等人也罵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著這麼好的買賣不做，這長隨還有什麼幹頭？包祥看出了對方陣營的內部矛盾，就許以重利，讓他們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冊偷出來燒燬。李毓昌覆命的時間要到了，一旦燒了，沒有時間從頭查。以後再查，就有時間做手腳了。李祥等同意。沒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長隨難以得手。王伸漢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談判，只要他們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謝，還要替他們另找新主人。這幾位二爺想來合算，反正李毓昌這傢伙也不懂事，跟著他發不了財，不如先拿他賣個好價錢。於是他們在茶水中投毒，然後又用繩子將李毓昌勒死，偽造了一個自縊身亡的現場。

　　查賑官員自縊，按說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漢拿了二千兩銀票找淮安知府王轂活動，王轂再擬一道呈文到省，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殺的結論，兩江總督鐵保也點頭同意，小事又進一步化無了。萬事大吉之後，王伸漢通知死者家屬來領棺柩，再把李祥推薦給長州通判當長隨，把另外兩個長隨也推薦出去，又給了重金酬謝，事情就算處理妥當了。

　　偏偏死者的家屬在遺物中發現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陽知縣冒賑，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語。家人頓生疑心。但是這案子連總督都核准了，沒有特別過硬的證據很難翻案，只好先運棺柩回鄉。

　　靈柩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遺物，發現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跡，疑心大起，告訴了運靈柩回來的族叔。族叔做主開棺驗屍，發現了中毒症狀。家屬立刻進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責成軍機處追查，很快破案。

　　後來，李毓昌被樹為官員的榜樣，皇上親自寫詩褒揚，追加知府銜，皇上還為他過繼了一個兒子傳宗接代，並賞這兒子舉人功名。王伸漢和包祥處斬。李祥和另外兩個參與謀殺的長隨被凌遲處死。有關領導也受到了嚴厲處分。〔註：引自完顏邵元《封建衙門探秘》，天津教育出版社，第二一○頁。〕

　　那麼清官究竟在那裡呢？清官光榮地犧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樣。

　　我想，每個人都會從這個案例得出自己的結論：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風險與當清官的利益和風險比較，究竟哪頭大。當然，這不是單邊的計算，而是一場雙邊博弈的計算，雙方的行為相互影響，各自的得失還要取決於對方的策略。李毓昌與王知縣互鬥，真正的贏家是根本就沒資格上台面當對手的零散百姓，兩位旗鼓相當的對手得到的卻是「雙輸」的結局，雙方同歸於盡。既然這場對局成了一場要命的災難，恐怕雙方的策略都難以為後人傚法，我們也就不能指望其成為定勢或者叫常規。真實的常規是：對局者雙贏，老百姓買單。

潛規則二　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

一　抽籤法

　　孫丕揚於萬曆二十二年（公元一五九五年）出任吏部尚書，時年六十二歲。他的職責是協助皇帝，選拔德才兼備的官員，將他們安排到適當的崗位上。孫丕揚的職務類似現在的組織部長，在明朝的地位高居中央六部尚書之首。明朝在名義上沒有宰相，六部尚書之首在名義上簡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孫丕揚是個廉潔清正的人。《明史》卷二百二十四上說，「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幹者」。遙想當年，這個陝西籍的倔老頭整天板著臉端坐辦公，成千上萬善於鑽營的官迷，居然沒人敢打他的主意，真叫我們這些五百年後的晚生肅然起敬。意味深長的是，這位孫先生當了吏部尚書之後，創建了「掣籤法」，明朝的幹部安排方式從此一變，官員們無論賢愚清濁，一概要憑手氣抽籤上崗了。一個聰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託付給自己的選賢任能的重大職責，轉交給了一堆竹籤。

　　按照現代管理學的原則，不同的職位對人員素質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據不同的職務要求選擇人才，揚其所長避其所短。這個道理當然是不錯的，當時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孫丕揚年輕十來歲，當過禮部尚書，他就在《谷山筆塵》卷五中批評孫丕揚道：人的才能有長有短，各有所宜；資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務有繁有簡，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遠有近，各有所準。而這一切差別都付之竹籤，難道遮上了鏡子還能照見面貌，折斷了秤桿還可以秤出份量麼？于慎行的這些批評很精當，簡直就像是比照著管理學原理說出來的，而且他還考慮到了上任路途遠近這個時代特點很強的問題。順便提一句，那時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筆債。在工資不高的條件下，還債的壓力很容易轉化為貪污的動力。因此，這個距離因素便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德」。赴任的官員到了千里之外，情況不熟，語言不通，辦事便要依靠名聲很壞的吏胥，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這又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才」。可見這個不起眼的距離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學者顧炎武對竹籤當政的指責更加尖銳。他從孔聖人的教導的高度出發，逕直聯繫到天下興亡，真是堂堂正正，義正詞嚴。

　　顧炎武說：孔夫子對仲弓說：「舉爾所知。」如今科舉取士，禮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這是「舉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籤安排幹部，這是「用其所不知」。用這套辦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選出來的官員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於是吏治就要變壞，吏治變壞則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則大動刀兵。〔註：（明）顧炎武《日知錄》卷八．選補〕

　　總之，孫丕揚創建的抽籤法很危險──甄別使用人才的重任怎麼能轉交給沒頭沒腦的竹籤呢？這位正人君子既違反聖人的教導，又違背職責的規定，用現代的說法就是「違憲」地另搞一套，他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二　為何抽籤

　　據《明史》記載，孫丕揚誰都不怕，惟獨怕太監。千千萬萬的文官都不敢找孫丕揚走後門，但是宦官敢。宦官沒完沒了地託他給親信安排肥缺，孫丕揚安排又不是，拒絕又不敢，於是就發明了抽籤的辦法，讓那些宦官不要再來走後門。孫丕揚用心良苦。

　　宦官在名義上當然沒有孫丕揚的官大。孫丕揚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頭子，也就是擔任太監的宦官，不過是個四品官，與孫丕揚差著四檔。而且宦官是不許干預政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規定，宦官干預政事者斬。同樣，明朝也是沒有宰相的，開國初期的三個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殺掉他們，然後就廢除了宰相制度，並且在《皇明祖訓》中寫下一句嚴厲之極的話：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如此說來，孫丕揚只需直接向皇上負責，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麼人。但是實際情形不然。

　　朱元璋廢除宰相，就等於迫使他的子孫後代親自出面管理國家。必須由所有者親自出面管理一個大企業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況管理一個大國。這是個體戶的思路。這個思路容不下專業分工的出現，不承認臣民之中有更善於管理而且樂於管理的專家人才。

　　這種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顯然，生長在深宮內院的皇太子，對民間實際情況的瞭解必定是膚淺的，中國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筆法的隱惡揚善教育，告訴學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麼樣子，為什麼說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與實際情形相去甚遠。也就是說，一個滿腦子教條和理想的書生，就是這種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領導者。這不過是一個有德無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個無德又無能的管理者，一個既缺乏理想又沒有頭腦的敗家子。這兩種皇上都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協助他處理六部首腦提出的複雜問題。

　　在實際情形中，皇上批閱的章奏，譬如孫丕揚的什麼奏疏，首先要由內閣大學士──皇上的秘書──看一遍，替皇上草擬一個處理意見，用小紙條貼在奏疏的前面，這叫擬票。現在的官場用語譬如「擬同意」之類，大概就是從這裡來的。票擬過的章奏呈到皇上手裡，皇上便參考大學士的意見口授旨意，秉筆太監持紅筆記錄，這叫批紅。無論名義上如何規定，呈送章奏的人，總不如閱讀章奏並提出處理建議的人權力大；提建議的擬票人，總不如拿著紅筆寫批示的人權力大──特別是在皇上又懶又好糊弄的條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貪玩，太監劉謹便把章奏拿回家與親戚和哥們商量著批，首輔李東陽也難以辨別真假。於是，就在這個並不違背常識和情理的過程中，行政權力的重心悄然轉移。

　　《明史．職官志》總結明朝的行政權歸屬，說：洪武十三年廢除宰相制度之後，天下事就由各部尚書負責處理。大學士當顧問，皇帝自己做決定。這時候的大學士很少能參與決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間，大學士因為有太子的老師的資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經在六部尚書的地位之上了，內閣權力也從此超過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嚴嵩用事，其地位已經赫然為真宰相。不過，內閣的擬票權，不得不決於內監的批紅權，於是，宰相權實際就到了宦官手裡。

　　不知不覺中，朝廷決策、官員進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許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紙空文。

　　（明）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卷八講了一個宦官對這種權勢變化的親身體會。嘉靖年間的一位宦官說：「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幾復矣。昔日張先生（引者註：內閣大學士中的首輔張璁）進朝，我們多要打個躬。後至夏先生（首輔夏言），我們只平著眼看望。今嚴先生（首輔嚴嵩）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

　　這套體現在鞠躬拱手上的禮節變遷，實際上標出了明朝行政權力的變遷。名義上權力在皇帝手裡，但是皇帝不能幹、不肯幹，這時候，在沒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條件下，行政大權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顧問和隨從手裡了。這是潛在的規矩，卻是真正管用的規矩，不懂這個規矩的人將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究竟是公開代理的宰相制度好，還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開代理好歹還有個公開推選宰相的過程，悄悄代理則全憑個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劉謹那種引導皇上玩鷹玩狗討皇上歡心的手段。

　　話扯遠了。簡單地說，就是明朝必定出現一個灰色的權勢集團，一個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權勢集團。這個集團有能力讓正式制度的維護者給他們讓路。孫丕揚不願意讓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讓路。雙方較量的結果，就是孫丕揚帶頭放棄自己手裡的安排幹部的權力，放棄肥缺的分配權，同時也就取消了灰色權勢集團的肥缺索取權，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標準安排幹部，一切由竹籤和當事人的手氣決定。這個抽籤制度建立後，吏部的後門果然堵住不少，當時的人們便盛讚孫丕揚公正無私。在這種盛讚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嚴重程度。

三　論資排輩

　　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考察了論資排輩的由來。論資排輩制度和抽籤制度一樣，都是捨棄了選賢任能功能的官員選擇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運氣的肥缺分配制度。這兩種制度還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夠資格，夠年頭，然後才輪得上你抽籤。有意思的是：在論資排輩制度的源頭，顧炎武看到了我們在抽籤制度的源頭看到的景象。

　　顧炎武說，如今談到論資排輩制度，都說起源於北魏的崔亮。讀讀崔亮的本傳，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註：（明）顧炎武《日知錄》卷八．停年格〕

　　據《魏書》卷六十六崔亮傳記載，崔亮當吏部尚書的時候，正趕上武官得勢，太后下令要選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應選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書李韶按照老辦法提拔人，眾人都心懷怨恨。於是崔亮上奏，建議採用新辦法，不問賢愚，完全根據年頭任用官員。年頭不對，即使這個職位需要這個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頭夠長就先提拔任用。於是久滯官場的人都稱讚崔亮能幹。

　　崔亮的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對舅舅的做法很不滿，就寫了封信規勸崔亮，大意是說：古往今來，選用官員一直由各級政府推薦，雖然不能盡善盡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現在朝廷選拔官員的方式有很多問題，選拔標準片面，途徑狹窄，淘汰不精，舅舅現在負責此事，應該改弦更張，怎麼反而搞起了論資排輩呢？這樣一來，天下之士誰還去修厲名行呢！

　　崔亮寫信回答說：你講的道理很深，我僥倖當了吏部尚書，經常考慮選賢任能，報答明主的恩情，這是我的本意。而論資排輩，實在有其緣故。今天已經被你責備了，千載之後，誰還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說，過去天下眾多的賢人共同選拔人才，你還說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選拔的任務專歸吏部尚書，以一人的鏡子照察天下，瞭解天下人物，這與以管窺天有什麼區別呢？如今在戰爭中立下功勳的人甚多，又有羽林軍入選，武夫得勢，卻不識字，更不會計算，只懂得舉著弓弩衝鋒，追隨蹤跡抓人。這樣的人怎麼能治理好天下？再說武人太多，而官員的名額太少，即使讓十人共一官，官職也不夠用，更何況每個人都希望得一個官職了，這怎麼能不引起怨恨呢！我與上邊當面爭執，說不宜使武人入選，請求賜給他們爵位，多發他們俸祿。但是上邊不接受。所以用了這個權宜之策，用年頭限制一下。這就是我的本意，但願將來的君子能夠明白我的心。

　　顧炎武評論說，北魏失去人才就是從崔亮開始的。不過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當時的形勢，羽林之變並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濫給的，崔亮用這個規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現在上邊沒有那些立下功勳的人壓著，下邊沒有鼓噪的叛黨逼著，究竟怕的是什麼，還用這論資排輩的辦法呢？

　　顧炎武說得很清楚，崔亮的辦法是用來安撫上上下下的壓力集團的，是被迫的讓步。我們也從孫丕揚的故事中看到，顧炎武所說的「現在」──明朝末年，也同樣面對著權勢集團的壓力。抽籤等等也是不得已。孫丕揚和崔亮這兩位吏部尚書相隔一千餘年，但是選官規則的形成法則相同，形成的情勢相近，形成的結果自然也差不多。一個很明白的問題竟然用一千年也解決不了，真所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四　飛過海

　　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層次的選任官員的方式。表層是理論上冠冕堂皇的「選賢任能」，中層是論資排輩和抽籤，底層是權勢集團的私下請託，或者叫走後門。

　　明朝小說《醒世恆言》卷三十六介紹了一種在吏部走後門當官的規矩，名字叫「飛過海」。明朝沿襲元朝制度，吏員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為考滿，考滿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選當官。「吏」是不入流的國家工作人員，並不是官。用當代語言打個比方說，他們沒有幹部身分，只能算國家正式職工。如果想工轉幹，就要苦熬九年，通過三次考察，這才有了「工轉幹」的資格，可以混個三把手四把手幹幹。但是有了資格並不一定能當上幹部，人多位置少，什麼時候能上崗是很難說的。於是就有人發明了一種搶先的辦法，這便是「飛過海」。

　　《醒世恆言》中說：「原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都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做個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麼叫做『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挖選在別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個合做夥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好堂官，叨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裡，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

　　當然這也不能怨紹興人。紹興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總要謀一條出路。（明）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山陰、會稽、餘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連一半的人口也供養不起，於是聰明敏捷的人，就進京當了都辦，從要害部門到閒曹細局，到處都是這一帶的人。──全中國的大小衙門裡充滿了紹興人，原來是生存環境逼的。而從紹興人的角度看，「飛過海」不過是激烈的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民間的生存壓力，就是這樣轉化為官場內部的「請託制」的運行動力。

　　紹興人在北京託人走後門花的錢，只是推動請託方式運行的一小部分費用，因為它只涉及到吏員「工轉幹」這一條途徑，不過是明朝選官的數條途徑之一，並且還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徑。至於推動整個「請託制」運行的費用總額有多大，當時沒有正式統計，我現在也很難估計。但我們知道，在孫丕揚上任前的嘉靖年間，也就是《醒世恆言》中寫到的「飛過海」的流行年代，吏部的一個吏員的肥缺就價值上千兩銀子，相當於當時一個縣太爺二十年的名義工資。權貴們收了人家的厚禮，經常點著名安排某個人到某個位置。另外，在孫丕揚生活的萬曆年間，如果某人從官員的位置上退下來，你想讓他推薦你接任，即使你的學歷資格年頭全夠，這筆推薦費也要五六百兩銀子〔註：《萬曆野獲編》卷十二〕，大概相當於一戶自耕農二十年的收入。上邊這兩個例子不過是群豹身上的兩塊斑點，明朝文職官員的「崗」在兩萬個以上，吏員超過五萬五，武職更超過十萬，這兩塊斑點的大小，可以幫助我們管窺和推測請託費用的整體規模。

　　這筆官場上的巨額投資，最終自然要從老百姓身上一錢一兩地撈本取利，《醒世恆言》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了。

　　請託盛行，意味著誰有路子誰當官。這又大體相當於誰有銀子誰當官，誰會巴結誰當官。誰有銀子誰當官的道理還可以再推進一步，因為明朝的官員工資甚低，不應該有很多銀子，銀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貪贓枉法的嫌疑大。這就意味著溜鬚拍馬高手和貪贓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當官。當然也可以像《醒世恆言》中說的那樣，大家先湊錢買個官當，按入股的比例分贓──這就意味著貪污準備最充分、貪污壓力最大的人最可能當官。這顯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門裡充滿了貪官污吏和結伙打劫的強盜，動輒敲詐一二兩銀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見窮山惡水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孫丕揚想一想，就會發現他膽識過人。

　　掣籤法一出，請託無處容身了，那些權貴，包括孫丕揚的那些花大錢鑽營進來的部下，都斷了一條財路。沒有過人的膽量，或者頭上有許多小辮子被人家攥在手裡，誰還敢做這種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斷了自己的財路，誰又肯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此外，論資排輩和抽籤本身堪稱極其高明的流線型設計。如果要發明一種在官場中的阻力最小、壓力最輕、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辦法，恐怕那就是論資排輩加抽籤。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人人都會老的，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格外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老的人關係多，經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這就讓反對者難以成勢。至於在相同資格和輩分的條件下抽籤抓鬮，這是把前程交給天意和命運安排，而天意和命運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無法反對的。

　　最後還有一條好處，一旦開始了論資排輩，再要廢除就不太容易，代價會很高，因為耐心等待多年的編織了堅實的關係網的人們會群起圍攻，說他的壞話，造他的謠言，保護自己即將到手的利益。

　　事實上權貴們也犯不上去招惹眾怒，因為請託的道路並沒有被孫丕揚徹底堵死，他只是在自己領導的吏部堵住了這條路，而吏部的考選只是官員陞遷的途徑之一。另外還有一條途徑叫做保舉。為了彌補吏部考選的不足，京官五品以上和州縣正官以上，都有權保舉官員。被保舉者的陞遷調用不論年頭和資格，也不用抽籤。崇禎年間的刑科給事中李清在《三垣筆記》中記載，曾有一個人求他保舉，開口就要送他三千兩銀子，由此可以想見保舉的行情。在保舉的道路上，權貴們的鄉里親舊僚屬門下絡繹不絕，從來就沒有斷過。這條溢洪道雖然不那麼乾淨，但也起到了穩固大堤的作用──權貴們可以繞開抽籤制度，無須推翻它。

　　到了明朝的最後幾年，崇禎皇上覺得抽籤選上來的官員實在不好用，又提倡保舉。第一批保舉出來的人果然不錯，但接下來便一塌糊塗了。經皇上的倡導，保舉的口子越開越大，請託方式也逐漸取代了抽籤方式，溢洪道豁成了主渠道。作為主渠道的吏部也同流合污，擠入撈一把的行列，於是形勢大壞。憂國憂民的人又呼籲恢復抽籤制度，卻發現這東西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夢想。李自成破陝西，京都大震，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這時吏部仍然在選官的過程中大肆收受賄賂。崇禎聽到了報告，就把祖宗牌位擺在朝廷上，讓官員們在神聖的氣氛中抽籤定崗。當時許多地方已經成了一片廢墟，有的地方危機四伏，險地和肥缺全在一個箱子裡裝著。崇禎規定，不管是什麼地方，一旦抽籤抽中了，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有的官員規避不出，就令排在他前邊的人替他抽籤，不能讓他溜了。〔註：《三垣筆記》附識上．崇禎〕這就是說，在明朝滅亡前的最後關頭，抽籤制度再獲新生，而主持恢復這個制度的竟是勵精圖治、與朝廷共命運的崇禎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孫丕揚一樣讓步了。皇上有權，但是找不準打擊或提拔的對象，分不清敵我友，貪官污吏用信息戰打敗了他。

　　抽籤當然不好，但考慮到這許多複雜情況，《明史》的作者最後還是說了許多體諒孫丕揚的話。這位史官前輩說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實實地轉述如下：孫丕揚創建掣籤法，雖然不能辨才任官，關鍵是制止了放任營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說不定情況更糟。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聖賢的話去責難他。（註《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孫丕揚傳贊）

五　大雜燴

　　說了半天，官場上的各種關係都擺平了，大家都沒牢騷了，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繳了皇糧國稅，養了千千萬萬的文武官員，自然期望上邊派來一個賢能的領導，否則很應該大發牢騷。不過發牢騷也白發，他們的嗓門不夠大，掌權者聽不見。這個比喻是嘉靖和萬曆年間著名的清官海瑞說的，原話是：「百姓口小，有公議不能自致於上。」〔註：《海瑞集》上編，《淳安縣政事序》〕海瑞這句話說得異常簡潔精確，後人很難超越。但是這話的背後隱藏了一個可疑的前提：上邊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滿一定會替他們作主麼？事實上，大量的官辦企業經營不善，面臨破產，再明白不過地表明了官員的服務對象對他們的工作不滿意。這條信息通道並沒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戶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丟官，除非他們在官場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顯然不能得到歷史經驗的證實。老百姓的嗓門確實有問題，但是加害於人或者造福於人的實際能力更成問題。

　　這就是說，在進行官場謀劃，努力擺平各種利害關係的時候，無須考慮老百姓的壓力，他們根本就不能構成一個壓力集團，甚至連一個輿論集團也不是，不過是一盤散沙。那時候又沒有「海選」的手段，難道某粒沙子還能跑到吏部去為你爭肥缺或者砸飯碗麼？如果不能，考慮他們豈不是多餘？

　　作為整個政權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論和原則上非常重要，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選賢任能」、「為民父母」、「愛民如子」之類的大原則和正式規則，以免洪水氾濫，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這一套，老百姓也會感到十分幸福，當牛作馬雖然免不了，皇親貴族的三宮六院和伺候他們的萬千宦官也要好好養活著伺候著，但身邊畢竟有了一個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歸，兢兢業業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節和數量掌握得比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暫時做穩了奴隸。

　　但是在現實的制度運作中，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無論是壓力還是牢騷，什麼也傳不上去，這就難免「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因此就培養出了敲詐勒索，勾引出了官場請託，豺狼餓虎們一個個地混進了牧人的隊伍，吃得牛羊們紛紛斷子絕孫，這便是最黑的潛規則。按照魯迅的比喻，這就進入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論資排輩和抽籤法可以算作灰色規則，位於白色的正式規則和黑色的潛規則之間。沿著這條灰色道路上來的放牧者則是個大雜燴，勤狗懶狗好人壞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趕上誰是誰。這條灰色規則能夠大體通行，已經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的情況下，孫丕揚等有覺悟有勇氣的好幹部，運籌帷幄，建立各種同盟，巧妙地動員官場上的各種力量，經過努力才給牛羊們爭取到這個政治成果。這個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稱之為成功，也可以稱之為失敗，這大概也是各朝代總能夠維持二百多年，最後卻終於難免滅亡的道理之一。

第四篇　把幾種關係混在一起講

潛規則一　新官墮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他討過飯，打過仗，從一個馬弁幹起，最後得了天下，對人情世故的瞭解相當透徹。他當然明白自己給官員定的工資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經常要找他們談一次話，講講如何正確對待低工資，如何抵抗貪污受賄的誘惑。他會給自己的部下算一筆很實在的利害關係賬。

　　朱元璋說，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好像守著井底之泉。井雖然不滿，卻可以每天汲水，泉不會乾。受賄來的外財真有益處麼？你搜刮民財，鬧得民怨沸騰，再高明的密謀也隱瞞不住。一旦事發，首先關在監獄裡受刑，判決之後再送到勞改工場服苦役，這時候你那些贓款在什麼地方？在數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兒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沒有。那些贓物多數藏在外人手裡。這時候你想用錢，能到手嗎？你家破人亡了，贓物也成了別人的東西。所以說，不乾淨的錢毫無益處。〔註：朱元璋《大誥．論官之任第五》。〕

　　這樣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徹了，但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員，如同冒著槍林彈雨衝鋒的戰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彈擊中倒下。前仆後繼，一浪接著一浪，一代跟著一代。後來，朱元璋當皇帝當到第十八個年頭（公元一三八六年），這種現象見得多了，便總結出了一條規律。朱元璋說，我傚法古人任命官員，將他們派往全國各地。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我嚴格執法，決不輕饒，結果，能善始善終幹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註：參見《明朝小史》卷二。原文是：「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請留意中間那一句話：

　　「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這就是新官墮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絕對化了。但在統計學的意義上，這條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腳。仔細分析起來，朱元璋發現的這條規律，背後大有道理。

　　科舉制實行之後，官僚大體是讀書人。他們讀了十幾年聖賢書，滿腦袋都是理論上的人際關係，如忠君愛民、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類，書生氣十足，教條主義傾向嚴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計之上的真實的人間關係。這種關係，聖賢們不願意講，胥吏和衙役的心裡卻清楚得很。《紅樓夢》第四回便詳細描寫了一個衙役向新官傳授潛規則的故事。這段描寫堪稱經典。毛澤東主席把《紅樓夢》看做那個社會的百科全書，就以這一回為全書的總綱。因此我不避囉嗦，轉述幾段。

　　卻說賈雨村走了賈府的後門，當上南京知府，一下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當地名門望族子弟薛蟠，打死了小業主馮淵，搶了個丫頭，然後揚長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來。賈雨村聽說，登時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說著就要發籤，派人去抓。這時他看見旁邊一個門子向他使眼色。

　　進了後邊的密室，門子和賈雨村有幾段精采的對話。門子問：「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說著拿出一張抄好的「護官符」來，上邊就有薛家。

　　賈雨村問門子此案該如何處理，門子說，薛家和幫助你當上知府的賈家是親戚，何不作個人情，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的人。賈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赴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

　　賈雨村低了半日頭，最後嘴裡說著不妥，還要再研究研究，實際上完全遵循門子的建議，很巧妙地解脫了薛蟠。

　　曹雪芹卒於一七六四年，與朱元璋相隔約四百年，但是這個世界並沒有多少變化。洪武十九年（一三八七年），朱元璋曾經寫道：建國以來，浙東、浙西、廣東、廣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員，沒有一個人幹到任滿。往往還未到任期考核的時間，自己就犯了贓貪的罪過。這裡確有任人不當的問題，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這些官員是被當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務四業（士農工商為四業）之徒害了，是受了他們的影響、勸說和引誘。〔註：朱元璋《大誥續編．松江逸民為害第二》。〕因此，當年朱元璋與上任的官員談話，總要警告他們當心那些胥吏，不要讓胥吏支配決策。〔註：朱元璋《大誥．論官之任第五》。〕看看賈雨村的實際經歷，朱元璋的預防針確實對症下藥，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勸誘官員們學壞。他們跟新官算利害關係賬，同樣算得清晰透徹，只是與朱元璋的結論完全相反：要堅持原則嗎？不但不能報效朝廷，自身也難保。輕則丟官爵，弄不好還會丟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還會碰到一個不請自來的教師，這就是土豪。在這裡，土豪是一個比地主富農更恰當的名詞。他們有可能是地主富農，也可能是商人，但絕對不是老實膽小的土財主。他們甚至可能沒有正經職業，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騙為生，即朱元璋所說的那些把官員教壞的不務四業之徒。在《水滸傳》對西門慶、鎮關西、祝家莊等的描繪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這些人是地頭蛇式的強者，在當地苦心經營多年，已經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們很願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們適應並且保護這種格局。

　　《明史》中描繪了兩個不肯好好學習適應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個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間在廣東當陽春縣主簿，這個官類似現在的縣政府秘書長。陽春地方偏僻，土豪盤踞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賂拉攏腐蝕，最後也總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們自己家開的一樣。徐均剛到陽春，一個吏便向他提建議，說他應該主動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個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還是不吃這一套。他問：難道這傢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嗎？他不來，我殺了他。說著還拿出了自己的雙劍給那位吏看。

　　莫大老聽了那位吏的通風報信，害怕了，就主動去拜謁徐均。徐均調查瞭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違法勾當，將其逮捕下獄。莫大老或許認為這是一種敲詐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給徐均兩個瓜，數枚安石榴，裡邊塞滿了黃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給他帶上刑具，逕直押送至府。沒想到府裡的官員也被買通，將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對強權，莫大老的脾氣很好，再一次給徐均送上那些裝滿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將其逮捕法辦。在這關鍵時刻，府裡來函將徐均調離，到陽江縣任職去了。〔註：參見《明史》卷一百四十。〕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聲不響地收下瓜果，難道真會像朱元璋說的那樣被送進勞改工場嗎？根據史書上的記載判斷，他的前任都被拉攏腐蝕了，結果並沒什麼事。他在府裡的上司也被拉攏腐蝕了，並且動靜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結果還是沒事。收幾個瓜果又能有什麼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煩。可見門子算的賬很正確：不但不能報效朝廷，自身也難保。而朱元璋算的賬顯然有問題，下獄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嚇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間，道同（蒙古族）出任廣東省番禹縣知縣。知縣號稱一縣父母，為當地最高行政首腦，但是還有他管轄之外的權力系統，這就是軍隊和貴族。

　　坐鎮番禹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開國元勳，征討殺伐立過大功。《明史》上說，朱亮祖勇悍善戰而不知學，辦事經常違法亂紀。而道同偏偏是一個執法甚嚴的清官，沒有道理的事情，不管來頭多大，堅決頂住不辦。

　　當地的土豪數十人，經常在市場上幹一些巧取豪奪的勾當，以低價強買珍貴的貨物。稍不如意，就變著法地栽贓陷害。道同嚴格執法，打擊這些市霸，將他們當中的頭頭逮捕，押在街頭戴枷示眾。於是鬥法開始。

　　這些土豪明白，道同這傢伙不好教育，便爭相賄賂朱亮祖，求他出面說句話。應該說，土豪的這樣做是很合理的。賄賂既是必要的買命錢，同時也是一種投資。有了永嘉侯撐腰，將來誰還敢惹？如果沒人敢惹，這個市場就是他們的金飯碗，永遠衣食不愁。

　　朱亮祖果然被土豪們勾引教壞了。他擺下酒席，請道同吃飯。在席間點了幾句，為土豪頭子說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級的上級的上級。應該說，以他的身分出面請客，算是很抬舉道同這個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識抬舉。他厲聲道：「公是大臣，怎麼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壓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廢話，乾脆就派人把枷毀了，將街頭示眾的土豪頭子放了。這還不算完，隨後又尋了個差錯，抽了道同一頓鞭子。

　　有一位姓羅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結朱亮祖，把女兒送給了他。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幹了許多違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懲治，朱亮祖又將人奪走。

　　道同實在氣不過，便將朱亮祖的這些事一條條地寫下來，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惡人先告狀，劾奏道同傲慢無禮。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便遣使去番禹殺道同。這時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他想，道同這麼一個小官，敢頂撞大臣，告他的狀，這人鯁直可用。於是又遣使赦免道同。兩位使者同一天到達番禹，赦免的使者剛到，道同也剛被砍掉腦袋。於是，門子的預言再一次應驗：「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不屑於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終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一般情況下，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紀守法的卻如同鳳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當，擅自將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給道同安上適當的罪名，也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開國之君朱元璋，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嚴，堪稱空前絕後。殺人只憑一時性起，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道同的下場中看到了。此外還愛發脾氣，激烈且毫無寬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將朱亮祖和他兒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後親自為他寫了墓誌，以侯禮下葬。兩種規則的鬥法至此告一段落。〔註：參見《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卷一百四十。〕

　　我沒有仔細計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貪贓枉法者被揭發處罰的概率有多少。在閱讀時得到的印象是：離朱元璋越近，被揭發處罰的概率越高。而不歸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發處罰的概率則逐級下降。也就是說，在省部級官員這一層，朱元璋算的賬比較有說服力。而到了縣處級，門子算的賬更有說服力。朱元璋懲治貪官的手段極其酷烈，大規模地砍頭剝皮截肢剜膝蓋，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也懲辦了大量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間的官場乃是整個明朝最乾淨的官場。不過即使在最乾淨的時候，仍有大批高級官員不認朱元璋的賬，例如朱亮祖。我估計，在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級官員之中，風險偏好型投資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後，管賬的大老闆不那麼能幹或不那麼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凶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越發不對路了。不過，他發現的新官墮落定律卻越發靈驗了。

　　明朝制度規定，官員不許在本鄉本土當官，怕他們受人情的影響，不能堅持原則。但胥吏和衙役們一定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土豪們就更不必說。他們熟悉當地的語言和風土人情，有一張親戚朋友熟人織成的關係網，盤根錯節，信息靈通，熟悉各種慣例，並且依靠這些慣例謀生獲利。那些聖賢書上不講的潛規則，正是通過這些人繼承並傳播的。他們是活的教科書。在他們的言傳身教和熱心輔導之下，官員們學習的時間大大縮短，學費大幅度下降，許多摸著石頭過河的麻煩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墮落定律」的實現過程。

　　所謂墮落，當然是從聖賢要求的標準看。如果換成新官適應社會和熟悉業務的角度，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重新學習和迅速進步的過程，一個接受再教育的過程。第一次是接受聖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

潛規則二　晏式轉型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記載了一段晏子改規則的故事。晏子（名嬰，卒於公元前五百年）是與孔子同時代的齊國賢臣，年齡大概相當於孔子的父輩。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正是為後世建立種種基本規則的所謂軸心時代，他的故事也蘊涵了這類規則問題。

　　故事說，齊景公派晏子去東阿當領導，在晏子領導東阿的第三年，齊景公把他召回來訓斥了一頓。齊景公說：「我還以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東阿。現在你竟把東阿給我搞亂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處理你。」晏子的態度極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說：「請允許我改弦更張，換一個辦法治理東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願以死謝罪。」齊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來匯報稅收工作的時候，齊景公迎上前去，祝賀道：「好極了！你治理東阿很有成績嘛！」

　　晏子回答說：「從前我治理東阿，後門全部關死，賄賂根本就沒有。池塘裡的魚都造福窮人了。那時候老百姓沒有挨餓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後來我治理東阿，大走後門，大行賄賂，加重老百姓的稅賦，搜刮來的財富不入國庫，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裡的魚，也都入於權貴之家。現在東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餓，您反而迎上來祝賀我。我這人傻，治理不了東阿。請您准許我退休，給賢能的人讓位。」說著連連磕頭，請求退職還鄉。齊景公聽了，從座位上走下來道歉說：「請你一定勉力治理東阿。東阿是你的東阿，我不再干涉了。」

　　分析這個故事，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三個要點。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實行了一套合乎仁義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後期欺下媚上，實行了一套竭澤而漁的政策，這是只做不說的潛規則；第三，合乎仁義道德的政策頂不住巨大的壓力，被迫向潛規則轉變。這三個要點構成了一個堪稱經典的制度變遷模型。讀讀中國歷史，這類制度變遷總是在人們的眼前晃來晃去，似乎生怕大家不認識它。為了識別方便，我們乾脆給它起個名字，叫做晏氏轉型。

　　在晏氏轉型的前型中，老百姓也要納稅，但是還不至於被剝奪到挨餓的程度。在晏氏轉型的後型中，老百姓的賦稅大大加重了，一半的人在挨餓，繼續下去，恐怕納稅人口將銳減。我們可以把這種關係想像為那條傳說中的食物鏈：「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淤泥。」老百姓是蝦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縣太爺之流的小官是小魚，靠百姓生活。權貴以及權貴左右的助手是大魚，靠勒索小官生活。蝦米的生長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數量適當，別超過蝦米的生長繁殖速度，這就是合理的。孟子所謂「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治於人者食（音飼，餵養之意）人，治人者食於人」，就包含了這個意思。領導當然是應該吃蝦米的，但是要有規矩。例如皇上一頓可以吃多少，皇后一天可以吃多少，縣太爺一個月可以吃多少，都有一個規定，不能過分，不能竭澤而漁，不能讓人家拚命生長繁殖還供不上你吃。如果吃的份量恰當，就是仁政，譬如晏子前型。如果吃得過分，像晏子後型那樣，就是苛政。苛政猛於虎，吃人可以不吐骨頭。苛政越過了界限，蝦米的種群被吃得急劇縮小，大大小小的魚們沒了食物，最後誰都活不下去。所以，苛政是公認的壞政，仁政是公認的好政。難題在於，仁政總是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好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按捺不住地轉變為苛政。

　　在《晏子春秋》這本書裡，晏子治東阿的故事先後講述了兩遍，上面引用的那個版本是在「外篇」裡講的，還有一個版本是在「內篇」裡講的。在內篇的版本裡，晏子刮窮了百姓，餵足了權貴之後，齊景公將晏子召回嘉獎，同時還讓晏子介紹一下經驗──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的。於是晏子向齊景公分析了前後兩種政策所涉及的利益集團及其利害關係。聽聽這位賢人的分析，我們可以找到仁政墮落為苛政的壓力來源，領會晏氏轉型的動力機制。

　　晏子對齊景公說：過去我治理東阿，堵住小路，關緊後門，邪民很不高興；我獎勵勤儉孝悌的人，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不高興；我斷案不偏袒豪強，豪強很不高興。您左右的人求我辦事，合法我就辦，不合法就拒絕，您的左右很不高興；我侍奉權貴不超過禮的規定，權貴們也不高興。邪民、懶民、豪強這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壞話，您的左右和權貴這二讒在裡邊進我的讒言，三年內壞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

　　晏子說，後來我小心地改變了政策，不堵小路，不關後門，邪民很高興；不獎勵勤儉孝悌的人，不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高興；斷案時討好豪強，豪強們很高興；您的左右求我辦事，我一概答應，您的左右很高興；侍奉權貴超出了禮的規定，權貴們很高興。於是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好話，二讒在裡邊也說我的好話，三年內好話就灌滿了您的耳朵。其實，我過去招致指責的行為才是應該獎賞的，我現在招致獎賞的行為正是應該懲罰的。所以，您的獎賞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討厭正式規則和喜歡潛規則的人分成了兩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兩大利益集團：一個是民間的「三邪」，另一個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二讒」。這兩類人的利益所在決定了他們的好惡，而他們的好惡關係非常重大。

　　統治集團內部的人，控制著通向以暴力組織為後盾的最高權力的信息渠道，他們是齊景公的耳目。晏子實際上幹得如何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信息渠道中傳上去的是惡言還是美言，在正常情況下，他本人的命運便是由此決定的。作為信息通道的把關人，二讒在晏子面前碰壁，願望沒有得到滿足，預期中的利益未能實現，積攢了滿腔怨恨，自然不肯傳達有利於晏子的好話，也不肯攔截詆毀晏子的壞話。如果實在聽不到什麼壞話，我想，只要有機會，他們一定也願意編造出一些謠言。更何況民間還有三邪存在，不愁聽不到壞話。

　　民間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願望與二讒勾搭的人。二讒接觸的幾乎都是這些人。二讒吃他們的，拿他們的，聽他們的，在信息通道中傳遞他們的意見。因此他們在政界的嗓門格外大，就好像現代政治中強勢的「院外活動集團」。晏子得罪了這個集團，自然要成為他們遊說攻擊的目標。

　　那麼，從正式規則中受益，在潛規則中受損的普通老百姓呢？他們自然是支持晏子的，可惜，他們的力量太弱，聲音太小。他們的讚賞不能使晏子陞官，而三邪二讒卻可以。他們挨餓並不能讓晏子丟官，而三邪二讒卻能夠。這些老百姓，按照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無組織的土豆。而缺乏組織的土豆，一麻袋也好，一火車也好，在土豆們進行利害計算的時候，損益得失無異於一個土豆，並不像通常想像的那樣是所有的土豆之和。零散的土豆無力保護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們，賜予他們雨露陽光。

　　按照馬基雅維里的分析，這些土豆不僅能力不足，熱情也不夠。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獲利的老百姓，只是一些無精打采的支持者。他們怕三邪二讒，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夠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讒卻熱情十足，利用每一個機會向晏子進攻。當然，我們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夠意思，說他們膽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轉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攤到每一個老百姓的頭上，在每次轉變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個人確實攤不上多少。他們犯不上為這一點東西冒險招惹政府官員。而分攤到三邪二讒的頭上，每個人得失的份額都足夠多，足以激發起大家高昂的熱情。總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讒的政治熱情高昂，這是有數學計算上的根據的。

　　雙方的熱情和影響力的差距如此巨大，從趨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員何去何從已經命中注定了。

　　我還要再補充一句：晏子在分析中忽略了他本人和他的同事們的物質利益。難道他這個級別的官員就不愛吃魚蝦麼？難道只有三邪二讒的嘴饞麼？當然晏子本人很廉潔，而且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比較早，中華帝國尚未建立，大量官吏衙役的職位還沒有發育成熟，食物鏈還比較簡單。不過，二千多年之後回頭再看，我們就必須補充上這一點：包括晏子本人在內的官僚集團也是可以從晏氏轉型中獲益的。他們可以參與分肥，可以多吃幾口蝦米。在三邪二讒之上再加上這塊砝碼，理想秩序向潛規則墜落的速度將愈發勢不可擋。

　　讓我們在想像中變成這塊砝碼，從個人在官場中生存和發展的策略的角度，設身處地驗證一下這個說法。

　　最開始，我們遵守仁義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當好父母官。這是理想中的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場進步策略，在歷朝歷代的官場上確實也可以找到這樣的清官。可是我們在抵抗墮落的誘惑，努力當一個忠君愛民的好官的時候，竟然受到了來自上邊和下邊的強大壓力。我們發現，原來上邊是很想讓我們媚的，誘導我們媚，暗示我們媚，強迫我們媚，不媚就有禍。而媚上就要上貢，就要貢魚貢蝦，這就難免欺負下邊，讓魚蝦們倒點霉。出乎意料的是，下邊也很願意我們欺負，蝦群中的積極分子會主動協助我們欺負，把他們的鄰居加工好，送貨上門，並不用我們太費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後，我們又進一步認識到，原來老百姓並不難欺負，欺負了他們幾次，他們也沒什麼辦法。那麼我們如何是好？是放棄仁義道德，轉而採取欺下媚上的官場生存策略呢，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領導和群眾對著幹呢？

　　從利害關係的角度看，對抗當然是要倒霉的，聽話才有出路，自己也可以跟著沾點光。但是從道德是非的角度看，欺下媚上畢竟有點不對勁。怎麼辦？這是每個官員都躲不開的實際問題，也是一個可以逼迫大多數人顯現原形的問題。如果碰上思想不那麼純潔，立場不那麼堅定的人，恐怕就會冒出這樣的念頭：我對抗領導，然後丟掉飯碗，真能起到什麼好作用麼？白白犧牲了自己，換上來一個新的，說不定一點良心也沒有，欺壓老百姓更加殘酷，還不如我呢。為了減輕東阿人民的損失，我要堅守崗位，多跟領導合作，少搞對抗。──如此一想，良心竟然被我們糊弄平整了，我們也就可以坦然地媚上欺下了。這種官場生存策略的轉變正好與晏氏轉型相對應。

　　晏子畢竟不是等閒之輩，他聰明過人，路子也過人。晏子拒絕正面回答問題，避開了尖銳的選擇及其政治風險和良心負擔。他利用最高領導親自聽取匯報的機會，把不同的選擇方案及其後果擺到了領導本人面前，請領導替他做主。最高領導傾聽之後，親筆批示：特准晏子在官場上遵守仁義道德，不媚上不欺下。欽此。

第五篇　總結：崇禎死彎

一　致命的U形彎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舊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上吊自殺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內閣大學士（類似現在的副總理或政治局委員）蔣德璟和皇上頂嘴，說了幾段為時已晚，但在我看來仍然非常要緊的話，惹得皇上大怒，蔣德璟也因此丟了官。

　　這次頂嘴起源於對加稅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禎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國範圍內加派七百三十萬兩白銀，作為練兵費用，叫做練餉。這是崇禎即位之後的第四次大規模加稅，全國人民的納稅總額至此幾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稅確實也是出於無奈。中原一帶的農民造反還沒有平息，滿洲又鬧翻了天。就在決定加稅的一個多月前，清兵在河北山東一帶縱橫蹂躪二千里，擄掠人口牲畜五十餘萬，還在濟南殺了一個德王。人家大搖大擺地殺了進來，又大搖大擺地滿載而歸，明朝的官軍竟然縮作一團不敢跟人家交手。這樣的兵豈能不練？練兵又怎能不花錢？不過皇上也覺得心虛，稅費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會不會出什麼問題？楊嗣昌是當時的兵部尚書，類似現在的國防部長，他辦事認真，聰明幹練，替皇上做了一番階級分析。

　　楊嗣昌說：加稅不會造成傷害，因為這筆錢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強手裡。楊嗣昌以上次加徵的剿餉為例，一百畝地徵三四錢銀子，這不但沒有壞處，還能讓豪強增加點負擔，免得他們錢多了搞土地兼併。這種分析聽起來頗有道理。

　　皇上還聽過另外一種支持加稅的分析。崇禎十一年考試選拔御史，一位來自基層的名叫曾就義的知縣也說可以加稅。他說關鍵的問題在於地方官不廉潔，如果他們都廉潔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嘗不可。皇上覺得這種觀點很對心思，便將他的考試名次定為第一，又升了他的官。〔註：（清）嚴有禧《漱華隨筆》卷一。順便提一句：曾就義上任不久就病死了。嚴有禧恨恨地罵道：「夫國計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一己之官，此天地不容。曾之死，陰禍致然也！」我覺得他罵得有點不分青紅皂白。〕據說曾知縣為政廉潔，他的見解想必是有感而發，在邏輯上也絕對正確。從百姓負擔的角度看，腐敗等於一筆額外的重稅。假設真能減去這筆「腐敗稅」，多派一些軍餉當然無妨。

　　有了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徵求了另外兩位內閣大學士的意見。這二位也贊成加稅。於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徵練餉。〔註：《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楊嗣昌列傳。〕假如是現在，決策者大概需要追問一些數字，譬如腐敗造成的額外負擔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幾的土地在豪強手裡，又有百分之幾的土地在自耕農手裡？豪強們的佃戶負擔如何？等等。奈何帝國的最高決策者和他的顧問都不擅長定量分析。

　　一晃練餉徵了五年，原來企圖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加重了。官軍照樣不靈；清兵還在鬧著；李自成更由戰略性流竄轉為戰略性進攻，從西安向北京進軍，已經走到了大同一帶；楊嗣昌本人也在與張獻忠的作戰中失利自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不是需要檢討一下大政策了？這時一位叫光時亨的給事中（近似總統辦公室負責監察工作的秘書）給皇上寫了份奏疏，他認為，加徵練餉的政策是禍國殃民的政策，應該追究倡議者的責任。

　　按照規矩，這份奏疏先由內閣大學士過目，替皇上草擬一份處理意見，再交皇上最後定奪。於是內閣大學士蔣德璟就替皇上草擬了一段話，大意是：以前的聚斂小人，倡議徵收練餉，搜刮百姓，導致人民貧窮，種下了禍根──皇上看到這段話很不高興，這練餉明明是他拍板徵收的，蔣德璟卻說什麼「聚斂小人」，誰是小人？皇上把蔣德璟叫來，當面問道：聚斂小人指的是誰？

　　蔣德璟心裡想的小人是楊嗣昌，但楊嗣昌死在崗位上，皇上對他一直心存好感，蔣德璟不敢直說。皇上心裡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懷疑蔣德璟在指桑罵槐，非要問個明白。於是蔣德璟就拉出一隻替罪羊來，說他指的是前任財政部長。皇上不信，為自己辯護道：朕不是聚斂，只想練兵。

　　蔣德璟道：皇上當然不肯聚斂。不過那些部長的責任卻不可推卸。他點出了一連串徵稅的數字，任何人聽了都會感到這是搜刮百姓；同時他還點出了一連串兵馬的數字，任何人聽了都會明白練兵毫無成績。搜刮了巨量的銀子，卻沒有練出兵來，這究竟應該算聚斂還應該算練兵，已經不言自明瞭。

　　後邊的話還長。總之是蔣德璟頂嘴，皇上震怒，蔣德璟又為自己申辯，諸位大臣替他講情。最後財政部長主動站了出來，說本部門的工作沒有做好，把責任都攬到了自己頭上。皇上聽了這話，火氣才消了一點。

　　這位蔣閣老是福建人，說話口音重，不擅長爭辯，但是文章典雅，極其博學。蔣德璟回家後便給皇上寫了一份奏疏，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現在地方官以各種名義徵稅，追討拷打，鬧得百姓困苦，遇到賊反而歡迎，甚至賊沒有到就先去歡迎了。結果，兵沒有練出來，民已經喪失了，最後餉還是徵不上來。因此我想追究倡議練餉者的責任。我這樣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該萬死。隨後引罪辭職。〔註：（明）李清《三垣筆記．附識》。〕

　　請注意這幾句話。蔣德璟向皇帝描繪了一種反向的關係：你不是想加餉平賊麼？偏偏你籌餉的規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踴躍，「賊」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賊，餉更沒處徵了。這意味著一個空頭政策換來了更多的敵人和稅基的永久消失。為了表達這個意思，內閣最博學的蔣閣老惹怒了皇上，並且引罪辭職。

　　崇禎很要面子，心裡卻不糊塗。與這種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許蔣德璟辭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練餉。清朝的史學家趙翼推測崇禎罷練餉的心理，說了一句很簡明的話：「蓋帝亦知民窮財盡，困於催科，益起而為盜賊，故罷之也。」〔註：（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六。〕用現代漢語更簡明地表達，就是：皇帝也知道徵稅越多盜賊越多。

　　說到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皇上轉了一個彎。皇上的思維原來似乎是直線的，他想多斂錢，多練兵，從而消滅反叛者。在斂第一個、第二個、甚至第七八個一百萬的時候，這種思維似乎還對頭，銀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亂也開始平息了。但是這條路越往前走越不對勁。斂錢斂到第十幾個一百萬的時候，老百姓加入叛亂隊伍的速度和規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斂到的那些軍費，新增加的兵力，還不足以鎮壓新製造的叛亂。如此描述這個轉彎，帶了點現代邊際分析的味道，明朝人確實沒有如此清晰地講出來。不過他們顯然意識到面前存在一個致命的拐彎。這個死彎在我們二千多年帝國的歷史上反覆出現，要過無數人的性命，現在又來要崇禎的命了。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U形山谷，從側面看，崇禎率領著官府的大隊人馬一路壓將下去，擠壓出更多的錢糧和兵員，鎮壓各地的叛亂，並且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越往後越費勁，最後他撞到了谷底。這時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後果。沉重的賦稅壓垮了更多的農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亂的規模和強度反而開始上升了。

　　總而言之，徵稅的壓力越大，反叛的規模越大。帝國新增的暴力敵不過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國形勢到了這種地步，崇禎便走投無路了。在我看來，崇禎和明朝就是被這個U形彎勒死的，故稱其為崇禎死彎。

二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在不同的地區，對不同的社會集團來說，崇禎死彎的谷底是在不同的時刻出現的。陝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的地方。至於確切時間，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為標誌，這個谷底出現在崇禎三年（一六三○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壓搾下來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這塊硬石頭。

　　關於發生在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過三種說法。其中與政府催糧派款聯繫最為直接的說法，出自毛奇齡的《後鑒錄》卷五。毛奇齡是《明史．流寇傳》的撰寫人，算得權威人物了。他說「自成──相推為里長」。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李自成被村民推選為行政村的村長。明末徵收稅費的途徑和現在差不多，也是通過村幹部進行的。錢糧交不齊，拿村幹部是問。毛奇齡說：「值催科急，縣官笞臂，枷於市。」明朝有一套固定的催糧派款的辦法，這裡記載的「笞」──打板子，「枷」──戴上木枷在大街上示眾，都是「催科」的常規程序。按照這種程序，逾期未完稅的，每隔五天十天便要打一頓或者枷上示眾一回，直到你完成政府分派的交納任務為止。如果李自成在村子裡收不齊錢糧，自己又賠不起，只好逃到一個政府逮不著的地方去。李自成正是如此。

　　與政府催糧派款的聯繫稍微間接一點的說法，是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二的記載：「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堡人。──因負本邑艾同知應甲之債，逼勒為寇。」

　　按照這種說法，李自成也是被政府的賦稅逼反的，不過中間經了當地一個叫艾同知的鄉紳之手。所謂鄉紳，大體是指那些退休或養病在家，有幹部身分或者叫幹部任職資格的地主。所謂「應甲之債」，是在支應政府派到村裡的差役時欠下的債務。大概李自成為了支應官府，找艾同知借了債，恰好趕上災年，一時還不起，被有權勢的財主往死路上逼，於是反了。

　　從名義上說，萬曆年間實行一條鞭法之後，所有的亂收費亂攤派都並入了一個總數，不應該再有什麼額外的支應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官總有辦法徵收額外的錢糧，更何況中央政府也沒有起到好的帶頭作用。在偏僻一些的地方，地方政府竟敢公然簽派各種額外的追索，連借口都懶得找。

　　關於那個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種版本，是說李自成的祖父和父親那輩人，已經在為政府驛站養馬的差役中賠累破產，李自成自幼貧窮，吃不飽穿不暖，出家當了小和尚，俗名黃來僧。稍大又給一戶姓姬的人家放羊，二十歲便到驛站當了驛卒（近似郵遞員）。崇禎二年，因為財政困難，中央政府背不起驛站這個郵局兼招待所的巨額虧損，便下決心大規模裁減驛站。次年，二十四歲的李自成下崗失業。

　　鄭廉在《豫變紀略》卷一中記載了李自成失業後的遭遇。他說，李自成在當驛卒的時候人緣很好，那年饑荒，姓艾的鄉紳放貸，李自成還不起欠款，被艾家的奴僕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曬。他的驛卒哥們兒想把他移到蔭涼地方，給他點水喝，艾家的人不許。李自成也不肯屈服求情。他的哥們兒按捺不住憤慨，乾脆毀了木枷，擁著李自成出走城外。饑民們跟著入伙，於是就成了一支隊伍。《豫變紀略》的作者鄭廉被李自成的軍隊俘虜，在農民軍中多年，這套說法可以看做造反隊伍中的流行版本。

　　我囉囉嗦嗦地羅列了三種版本，是因為這三種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對崇禎死彎的形狀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響。譬如天災的影響，地主的影響，政府的賦稅和額外攤派的影響，嚴厲的追逼手段的影響，失業下崗的影響等等。

　　地主的影響就不必細說了，我們聽過許多地主壓搾農民的故事。中國歷代的田租確實高得過分，常規是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如果佃戶拖欠，政府也會動用專政工具幫助地主，因為田中含著皇糧。我們已經看到李自成被枷在大街上暴曬，而「枷」是政府專用的刑具，枷的出現是官府介入的標誌。在勾結官府失去約束的狀態中，土豪劣紳是將全社會壓向崇禎死彎谷底的一股重要力量。

　　天災的影響也不可忽視。明末的大亂從陝西開始，這一點很有自然地理方面的道理。據說中國氣候在明末進入了一個小冰河期，想必降雨區域普遍南移。從氣象記載來看，就表現為陝西一帶連續多年的大旱，動輒七八個月不下雨。在陝西那個靠天吃飯的地方，這意味著大面積的饑荒。明朝曾有人觀察到一個現象：江南的米價從每石四五錢銀子漲到每石一兩五到二兩銀子的時候，路上就可以看到餓殍了。而在李自成造反前後，陝北的米價在每石六兩到八兩銀子的超高價位徘徊不落，與此相應的就是餓殍遍地和大量的人相食的記載。更何況陝西不比江南，底子本來就很薄，那裡架得住這樣連年的天災。

　　到了這種關頭，官府應該做的是救濟和賑災，絕不應該繼續加稅壓搾。而崇禎所做的正是加稅，而且催逼嚴厲。《明史．流賊列傳》記載說：當時陝西所徵的名目有新餉、間架、均輸，名目恨不得每天都有增加，而且腐敗的吏胥們因緣為奸，民大困。李自成在造反的第一個版本中挨縣官的板子，戴枷示眾，就很好地體現了官府火上澆油的作用。

　　按照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規定，各地遭災，地方官一定要及時報告，隱瞞不報者死。如果情況緊急，地方官有權直接開倉放糧，事後補報戶部批准備案。中央政府自然更有賑災的責任。這是合乎儒家治國理論的正式規定，但不過是一紙規定而已。據《明史．流賊列傳》記載，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國防部的局長）李繼貞曾經上奏崇禎，說延安一帶饑荒，眼看老百姓都要當強盜了，他請求國庫發放十萬兩銀子賑濟饑民。結果「帝不聽」。皇上不聽，你又能拿他怎麼樣？對明朝的皇帝來說，朱元璋是他們的祖宗，祖訓的地位相當於如今的憲法，但皇上就是違憲了，誰又敢拿他怎麼樣？

　　話又說回來，各地的糧倉裡也未必有多少糧，好多地方賬面上有，實際已被那些冗官冗兵偷偷吃了黑了，或者換成糟朽的了。李自成圍困開封的時候，開封的糧倉就露出了這樣的黑餡，結果開封大饑，一個人單身走路經常失蹤，被人像偷雞摸狗一樣悄悄殺了吃掉。我國糧食部門的黑暗有上千年的悠久傳統，難道崇禎就能找到根治的靈丹妙藥？

　　李繼貞申請賑災的十萬兩銀子並不是大數，那幾年僅僅加徵遼餉這一項，陝西百姓就多掏了二十六萬兩銀子。比起每年數以千萬計的軍餉來，比起即將發生的許多轟轟烈烈的大規模戰役和高級將領的勝利或者自殺來，這些錢糧方面的小數字不過是一些沒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這些零碎中，在人們無可奈何的官府腐敗和官家冷漠中，崇禎死彎已經逼近了谷底。

　　我看到過一句崇禎元年農民造反前的動員口號：餓死也是死，當強盜也是死，坐等餓死，還不如當強盜死！〔註：《明季北略》卷五。〕這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當良民和當強盜的風險已經相等了，而當強盜活下去的希望卻大得多，這就是崇禎死彎的谷底。

　　一般說來，賦稅加重意味著皇上豢養的專政工具更加強大，老百姓造反的風險也應該隨之加大。儘管從錢糧變成威懾的轉化渠道腐敗朽壞，嚴重滲漏，那一大筆錢糧總要變出一些軍隊和刀槍，明晃晃地逼到造反者面前，並且在心懷不滿的百姓面前晃動，構成冷颼颼的威脅。可是，如果壓搾過度，老百姓到了橫豎也是一死的地步，風險就無法繼續加大了，上述道理就失靈了。萬一官府的鎮壓力量跟不上勁，或者外強中乾，或者可以收買，讓老百姓看出犯上作亂倒是一條活路，這時候，崇禎死彎就見了底。在這塊地方，造反有收益，當良民卻沒有。造反有風險，但良民同樣有，說不定還更大。這就是崇禎死彎形成的微觀基礎。

三　更深廣的背景

　　李自成造反並非偶然。他不過是一場在時間和空間上更為深廣的政府與民間衝突的一部分。統治集團壟斷了所有權力，壓搾老百姓，這本來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老百姓一盤散沙，根本抵擋不住，這個社會遲早要沉落到崇禎死彎的谷底。而李自成不過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塊硬石頭，他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

　　秦二世元年（前二○九年）七月，農民陳勝吳廣和九百戍卒到現在的北京一帶服役，大雨路斷，不能按期趕到，依法當斬。這二位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內容就是如何對付政府，不同的對策有什麼樣的風險和前景。繼續趕路無疑是自己送死，而逃亡與造反比起來，吳廣認為二者的風險差不多，仍是一個死。陳勝說天下苦於秦朝的統治已經很久了，造反倒有可能成功。於是決定造反。通過這個我們已經熟悉的計算，可以斷定陳勝吳廣正處於標準的崇禎死彎的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則意味著全國人民的處境離崇禎死彎的谷底不遠了，這確實是造反成功的絕好條件。後來陳勝吳廣對同夥做了一個動員報告，大講眾人的「谷底」處境。這大概是中國歷史所記載的最早的造反動員報告。

　　動員報告說：大家遇雨，全都不能按期趕到了。誤期就要砍頭。就算不砍頭，戍邊的死亡率通常也有十之六七。壯士不死則已，死就要幹大事出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註：參見《烈皇小識》卷一，《頌天臚筆》卷二十一，轉引自柳義南《李自成紀年附考》第二十二頁。〕眾人贊成這個結論，於是造反，天下大亂，秦朝由此滅亡。

　　元朝的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三月，陳勝吳廣造反的一千五百六十年之後，李自成造反的二百七十八年之前，明朝創始人朱元璋二十五歲，正在安徽鳳陽的一座寺院裡當和尚。和李自成一樣，他也是因為家裡太窮才出家當和尚的。當時元朝已經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敗逼出了紅巾軍，官兵和造反者殺來殺去，天下已亂，官兵經常捕殺良民冒充戰功。這時候朱元璋開始計算凶吉。他想入伙造反，又怕風險大。留在寺院裡，又遲早要給官軍捆去請賞。正在計算不清的時候，同村的哥們兒湯和託人帶給他一封信。信中說，他投奔了紅巾軍，已經當到千戶（類似現在的團長）了，勸朱元璋也去入伙。朱元璋燒掉信，猶豫了好幾天，同屋的師兄悄悄告訴他，前天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府告發。〔註：皇陵碑上這幾句話的原文是：「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

　　我們知道，這時候的朱元璋已經走投無路，接近崇禎死彎的谷底了。但是朱元璋辦事很慎重，他拿不定主意，就回到村裡和另外一個哥們兒商量。他的問題是：是在廟裡等著人家抓呢，還是起來跟他們拼了？〔註參見吳晗《朱元璋傳》第四十七頁。〕那位哥們兒認為還是投紅巾軍好，但又不敢肯定，就勸他回去向菩薩討一卦，聽菩薩的。朱元璋回到寺院，發現寺院被燒光了，和尚們也跑光了。據說官軍認為紅巾軍供奉彌勒佛，和尚也供奉彌勒佛，怕和尚給紅巾軍當間諜，就挨著班燒寺院。這天正好燒了朱元璋的安身之處，他沒了吃飯的地方。谷底到了。

　　朱元璋還是討了一卦。結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吳廣當年分析的結果一樣，風險相同。投紅巾軍呢？答案是吉。於是，這位即將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紅巾軍去了。

　　還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轉了一個圈，輪到朱元璋的子孫面對當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陝西農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時間是天啟六年（一六二七年），比朱元璋晚二百七十五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縣張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徵不已，而且手段殘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個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糾集了數百人，都用墨塗黑了臉。王二高叫道：「誰敢殺張知縣？」眾人齊聲回答：「我敢！」當時的口語與現在非常接近，這敢不敢的問答是史書記錄的原話，並不是我的翻譯。問答之後，這伙黑面人下山，擁入縣城，守門者嚇得躲在一旁。眾人徑直闖入縣政府大院，而此時的張知縣正在「坐堂比糧」──按照條文規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糧納稅。黑面人各持兵器擁上公堂，張知縣逃到自己在縣政府大院後面的住宅裡，亂民直入私宅，將張知縣亂刀砍死。然後，王二等人退聚山中。〔註：《史記．陳涉世家》。〕明末陝西農民起義從此開幕。

　　在我看來，張知縣死得頗為冤枉。他怎麼會死呢？按照官方理論的說法，這類惡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們的關係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朱元璋來自貧苦大眾，本人就是崇禎死彎的谷底中的一塊有名的石頭，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親情是怎麼回事，也很注意強調他們一家人的關係。我們知道他有賑災方面的漂亮規定，那就是親情的證明。按照那些漂亮的規定，坐在大堂上的張知縣應該正在放糧而不是催糧。下邊應該有頌聲一片，怎麼竟冒出一群黑臉的持刀大漢呢？誰都明白，開倉放糧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況放糧又不是放他張家的糧。難道張斗耀這傢伙有毛病，不喜歡用別人的錢給自己買好，偏偏要冒險得罪人，替別人討債麼？或者他別有苦衷？

　　據給事中李清記載，崇禎剛即位，便嚴於徵收錢糧，並且做了一些具體嚴格的規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賦稅不能陞遷，知縣等官員不完成賦稅任務乾脆就不能參加陞遷前的考選。這是用胡蘿蔔勾引毛驢前進的政策。同時還有大棒驅趕的政策。完不成錢糧任務要降級，還要扣罰俸祿。這可不是虛張聲勢，松江府和蘇州府的錢糧任務重，竟有扣罰俸祿數十次，降十級八級的情況。而且參與考成的完糧納稅指標不僅是正額遼餉，後來又加上了許多雜七雜八的項目。其內容之龐雜，連戶部（財政部）的局長們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體登記辦事的書手處理。〔註：李清《三垣筆記上．崇禎》。給事中的職位，近似如今總統辦公室中負責監察工作的秘書，職位不高，但有權駁回中央各部甚至皇帝本人的不合成法的決定。〕

　　如此說來，縣官催逼錢糧，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資和烏紗帽畢竟在人家手裡，而不在老百姓手裡。在這種情況下，知縣們如何是好呢？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種辦法。第一個辦法，也是最老實或者叫最笨的辦法，就是拿百姓開刀。張知縣是在崇禎即位前一年被殺的，我們不好把導致張知縣死亡的責任扣到崇禎頭上，但崇禎實行的政策更加嚴厲，手段也更多，縣官和百姓身上的壓力更大。給事中李清有一次路過魯西北的恩縣（今山東平原縣一帶），親眼看到縣令催逼錢糧，將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階」。他說，這裡本來就是窮地方，錢糧任務難以完成，但是正餉雜項無一不考成，通過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於是無人不催科〔註：《三垣筆記上．崇禎》。〕。中央政府設置的賞罰格局如此，張知縣們面對的就是一個簡單問題：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資重要，還是某個欠稅農民的屁股重要？

　　當然也有取巧的辦法。既然財政部的司局長們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雜稅的名目，便很有可能矇混過關。明朝有一句描繪官場潛規則的行話，叫做「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天子本來是最大的，當然要朝拜，而且應該排在第一位。但書手是負責登記造賬的，在沒有完成錢糧任務的情況下，可以向書手行賄，讓他們在賬目上做手腳，「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長也搞不清楚。在這個意義上，書手比天子更能影響地方官的命運，自然要排在皇上前邊。

　　我在顧山貞的《客滇述》上還看到過一個知縣完成錢糧任務的高招。他說，崇禎派廖大亨當四川巡撫的時候，彭縣的欠稅很多，當地的知縣就想了一個辦法，以這些欠賬作為衙役的工資，讓衙役們自己去要。這顯然是一個調動廣大衙役追討欠款積極性的好辦法。崇禎十三年（一六四一年）除夕前，衙役們大舉追索，鬧得民間怨聲載道。

　　沒想到衙役們的積極性一高，老百姓被逼到崇禎死彎的谷底了。進入正月，彭縣「豪民」王綱、仁紀敲著鑼召集群眾，發出「除衙蠢」的倡議，眾人熱烈響應，將衙役們的家全部搗毀。四川的各州各縣聞風而起，將彭縣的「除衙蠢」運動擴充為「除五蠢」運動。其中既包括了州縣的吏胥衙役，還包括了府蠢──依仗王府勢力橫行霸道者，豪蠢──民間恃強凌弱者，宦蠢──縉紳地主家的豪奴惡僕，學蠢──包攬詞訟生事害人的秀才。在這場群眾運動中，「五蠢」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鍋裡燉爛的，被推入土窯活埋的，「不可勝記」。

　　這場運動在新繁、彭山等縣蔓延，省會成都的城門前也聚集了眾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撫慰，而老百姓似乎非要討個什麼說法，不肯聽政府的話。於是政府派出正規軍鎮壓，這才恢復了安定團結局面。此事的最後處理結果，是以激起民變的罪名將四川巡撫廖大亨撤職，發配邊疆。

　　我不清楚廖大亨為人如何，但就事論事，他也怪倒霉的，完全給皇上當了替罪羊。民變的直接起因是追討欠稅，而這一條原因與崇禎的政策有關，廖大亨最多不過是執行者之一。在執行的過程中，衙蠢想必還有許多敲詐勒索多吃多拿的腐敗行為，但這只能算依附性的。再說衙門中的腐敗乃是明朝二百多年深厚積累的成果，廖大亨何許人，能有清除百年腐敗的本事？

　　有意思的是，群眾運動中打出了「除五蠢」旗號，這分明是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表白。我們的先人只要求除去旗桿上的蠢蟲。並不想砍倒龍旗。衙門還是好的，但裡邊的蠢蟲很壞。如此主張是出於自衛策略的考慮呢，還是我們祖先的真實想法呢？我認為這是他們的真實想法，因為我們在別處並沒有看到什麼高見。李自成似乎走得最遠，他反皇帝，但他的目標是自己當皇帝，然後再像朱元璋那樣制訂出許多漂亮的規定，再漸漸變成具文，過二三百年再重複鬧那麼一場。這算不得高見。

四　通向谷底的路途

　　要把一個繁榮的社會壓搾到崇禎死彎的谷底，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需要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我想用田地價格的走向作為這項工程進度的浮標。

　　我們知道，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稅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這就像開飯館一樣，除了交納各項稅費之外，三天兩頭來幾個穿官服的橫吃橫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還得陪笑臉，不然就給你撕一張罰款單，這樣的飯館很難賺錢，自然賣不出好價錢。這就是說，皇上的好壞，貪官污吏的多少，對土地價格影響甚大。土地價格可以近似地看做政府對百姓壓搾程度的浮標。壓搾越狠，價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亂，人口銳減，地廣人稀，田地的價格很便宜，不過一二兩銀子一畝。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六百元左右。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賦稅也不太重，田地的價格達到高峰，每畝能賣到五十兩到一百兩銀子。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一二萬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三萬元左右。後來，富於理想的好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頑童兒子正德皇上即位，賦稅繁重，土地價格開始一路走低。據說，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們一度以田為大累贅，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註：參見黃冕堂《明史管窺》。〕當然這不是常規，南方土地每畝一般還可以賣十兩八兩銀子，但是政治狀況對地價的影響已經很顯然了。

　　嘉靖是在頑童正德之後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罵皇帝著稱，他罵嘉靖帝，說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淨。與此相近，崇禎即位後老百姓中也傳開了一句話，把崇禎稱為重徵。重徵能徵到什麼程度呢？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我沒有替崇禎辯護的意思，但我得老實承認，這個數字實在太離譜了，我的第一感覺就是不可能。當時福建的糧食畝產最多三石（不到三百公斤），正常年景不過賣一兩銀子。這可是白花花的銀子，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票子。就算福建的糧價漲瘋了，三石大米也不過賣六兩銀子，怎麼可能收十兩的餉？後來，我看到明朝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問題。設身處地進入他所描繪的地方，我就得承認顧炎武說的十兩並非不可能。孫承澤這樣描繪地方官吏的處境：──忽然就下來了個發文，要取幾千石豆和大米，幾千束草，若干頭健騾，若干條口袋，若干口銅鍋，若干匹戰馬，送到某某部隊駐地交納。──州縣沒有辦法，就先借用正餉送上去。可是攤派到村子裡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賦要多。〔註：《春明夢餘錄》卷三十六。〕

　　私派比正賦多，暗的比明的多，這才是要害。由此我也再一次長了教訓，就是我惡習不改，經常對統治者存有幻想。說到這裡，我乾脆就一併承認了吧：儘管我自稱沒有替皇上辯護的意思，但我內心深處潛伏著對崇禎的同情。這位年輕人當了十七年皇上，滿心焦慮，天天熬夜，不近女色，沒完沒了地批閱文件，處理他難以勝任、恐怕也沒人能夠勝任的天下特大號難題，動不動還要下一道罪己詔作自我批評。十七年如一日，簡直就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換了我當皇上，被那許多誘惑包圍著，我能像他那樣嚴格要求自己嗎？說話要憑良心，皇上可不是壞人，我願意相信皇上，也願意相信中央政府的種種明文規定。可是，我這樣做是要犯錯誤的。理解中國歷史和國情的關鍵，恰恰在於搞清楚隱蔽在漂亮文章下邊的實際利害格局。沒有這種格局的保障，那些規定不過表達了政府的善良願望或者騙人唬人的企圖。

　　我們還是接著說稅收攤派和土地價格。公派私派和明稅暗稅徵到十兩銀子的份上，地還能要麼？按照顧炎武的說法，這時候人們的反應是：「往往相率欲棄田逃走。」這就意味著，在到達崇禎死彎的谷底之前，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大面積的土地拋荒和流民的出現。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隊伍的後備軍，他們的出現又可以更多地製造荒地和流民，進一步壓低田價。

　　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人們都以無田為幸運，每畝田價不過一二兩銀子。田的成色稍差，也有白送沒人要的。〔註：這並不是天方夜譚。一九九九年春，我到安徽農村調查，發現那裡就有白送土地給人耕種而無人接受的現象。當地每畝土地分攤各項稅費將近二百元，扣除種子肥料等項成本後，種地只能掙出來低廉的工錢。只要有機會幹兩個月的臨時工，就沒有種地的道理。當地拋荒的順序，也是先從差地沒人要開始。還有一點也是有啟發性的：按照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規定，農民負擔不能超過收入的百分之五。而那裡每畝土地的負擔竟在「減負辦」（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的眼皮下達到了百分之二三十。這也進一步證明，每畝賦稅十兩銀子，並不是顧炎武在胡說八道。儘管這等數目在名義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個飯館白送也沒人要了，或者便宜得一塌糊塗，我們當然可以推測，這時候不會再有人開飯館了，飯館的廚師和服務員也要大規模失業了。事實上這正是明末農民的處境。我們可以看到大量戶口（納稅單位）「逃亡過半」，流民遍天下的記載。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軍隊的數目卻越來越大，他們總要穿衣吃飯。這就要求我們的父母官更加嚴厲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農民，把他們也逼跑。（明）楊士聰在《玉堂薈記》卷四裡痛罵楊嗣昌，說他服毒自殺活該，不死也要建議砍了他的腦袋，砍了腦袋仍然死有餘辜。如此痛罵就是因為楊嗣昌建議加派。他加派的兵餉，只能加於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廣、河南、陝西、四川這些已亂的地方根本就沒法加。而未亂的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最後鬧到天下全亂，無處加派拉倒。楊士聰描述的大體是一個惡性循環，是崇禎死彎最後階段的加速下跌。

　　以上說的都是農村和農業，沒有涉及工商業。實際上，工商業的財富更集中，敲詐勒索起來也比較省事，而官場與鄉紳聯繫密切，與工商業的聯繫卻弱得多，敲詐起來的內部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在農村發生危機的時候，工商業的失業大軍也出現了。據統計，在山東臨清，七十三家布店中的四十五家，三十三家綢緞店中的二十一家，都於十七世紀初被迫倒閉關門。北京門頭溝的礦工曾在一六○三年進城示威。蘇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業中心，幾乎每年都出現市民暴動。〔註：（法）謝和耐《中國社會史》，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三七○頁。〕工商業對稅率和腐敗的反應比農業敏銳得多，農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為底線，工商業沒了利潤便要破產。工商業的崩潰導致農產品市場萎縮，又會加劇農村的危機。這方面的內容講起來另是一大篇文章，在此暫且從略。

　　在崇禎死彎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軍又狠狠地踹了社會一腳。

　　明朝的鄖陽巡按高斗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了明末的情景和官軍的表現。他說，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年）六月，他奉命駐守鄖陽。七月初，他從長沙動身，水路到達荊州，路經襄陽，八月初六進入鄖陽。一路數百里的農田裡都長滿了蓬蒿，村落破敗，沒有人煙。唯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還有城裡人耕種餬口。

　　他說，在他抵達鄖陽前的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軍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一湧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兵的。「淫污之狀不可言」。住了幾天大軍開拔，又將城裡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後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

　　高斗樞不願細說官軍的「淫污之狀」，但我們可以在別處找到補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盜，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姦污。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著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公平地說，左良玉的部隊在明朝官軍中並不是最壞的。他們燒殺搶掠，但是好歹還能打仗，這總比那些見到百姓如狼似虎，見到清兵和土匪便抱頭鼠竄的傢伙管點用。另外，官軍搶劫百姓，明朝官府要負多一半的責任。儘管官府的稅費一徵再徵，仍然嚴重拖欠軍餉。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軍官們也就不敢真管──已經有許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在這個意義上，官軍的搶劫等於一次刮地三尺的極其凶殘的高額徵稅，過度和違法之處，則相當於政府攤派和收稅時免不了的「腐敗稅」，當時的正式稱呼叫「陋規」、或者叫「常例」，反正都是那些按規矩必定落入貪官污吏腰包的黑錢。

　　明朝的官軍數以百萬計，這是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在計算崇禎死彎及其谷底的時候無法忽略。

五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與官軍的表現相反，李自成的軍紀越來越好。高斗樞在《守鄖紀略》中說：早先，張獻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搶掠一場。到壬午（一六四二年）夏秋，李自成和羅汝才每得一城，則改為派「賊」防守，並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

　　馬世奇還向皇上匯報了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他說「賊」知道百姓恨什麼，專門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號，結果百姓望風投降。而「賊」進一步發放錢糧賑饑，結果老百姓把「賊」當成了歸宿。〔註：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形勢發展到這個份上，剿匪已經沒有「剿兵」的旗號吸引人了，漂亮話的作用也就到頭了。──漂亮話本來對安撫人心大有作用：同樣是餓肚子，心裡以為餓得對，餓得公道，就可能縮在家裡等死；心裡以為不公道，就很可能罵一聲娘，拎著大棒子出門。所以林彪元帥說：「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漂亮話可以使公正的旗號高高飄揚，不公卻是爆炸性很強的危險品，確實能當武器用的。

　　皇上聽說了「剿兵」之類的事，會有什麼感想呢？李清記載了崇禎和蔣德璟等內閣大學士的一段對話。

　　皇上聽說百姓多跟著李自成跑，嘆息了很久，然後說：我以前當面對河南的督撫說過，叫他們選好將領，選好官員。有了好將領，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了好官員，自然安撫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還肯跟著賊跑？這是團結人心，是比剿賊還要靠前的事。〔註：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上．崇禎》。〕

　　在明朝的幹部選拔機制中，崇禎想要的「巧媳婦」究竟能不能選到，選到後如何做出無米之炊，已經是另外的問題了。我在這裡想說的還是崇禎死彎，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現，對崇禎死彎的谷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響。

　　沒有李自成，谷底會比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時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類的強大反對勢力，人們利害計算的結果頓時改變，崇禎死彎的谷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發展壯大，不那麼容易被消滅，反過來倒有得天下的可能，這時候入伙的風險就降低了，甚至比當流民的風險還要低了。而自己當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預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輩將大批官軍吸引過去，鬧得全國各地兵力空虛，無論是造反起義還是當土匪搶東西，風險都大幅度降低了。到了這種時刻，當然不必等到快餓死的時候再造反。這已經不是生死之間的選擇，而是怎樣更有利的選擇，是比生死底線高出一大截的選擇。

　　對於一無所有，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流民來說，答案是很明白的。對於躲在城裡的良民來說，跟誰走的利弊恐怕還要算算清楚。這時候，李自成散佈的歌謠給出了一個粗直的答案。歌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對於那些飢寒交迫的人們來說，對於那些即將被苛捐雜稅和貪官污吏逼得傾家蕩產的人們來說，痛痛快快地吃他娘幾頓飽的，穿他娘一身暖的，不再給狗日的納糧了，這是多麼美好的世界啊！

六　結局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舊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西北一百多公里的軍事重鎮宣府，巡撫朱之馮開會，號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傳李自成免徭役、不殺人，全城喜氣洋洋，張燈結綵，點上香準備迎接。鎮守太監杜勳打算帶人去三十里外歡迎李自成。朱之馮痛斥這位皇上的特派員沒良心，杜太監嘻嘻一笑，兀自領著人走了。李自成的隊伍到了，朱之馮無可奈何，親自登上城樓，向左右下令發炮，左右默然，誰都不動。朱之馮親自點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細看時，大炮的線孔已經被鐵釘釘死。朱之馮嘆道：沒想到人心至此。然後仰天大哭，給崇禎寫了封遺書，勸皇上收拾人心。隨後上吊自殺。〔註：《明通鑒》卷九十。〕

　　五天後，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軍抵達北京，發炮攻城。十八日，崇禎在炮聲中發出罪己詔，宣佈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餉舊餉。當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禎自縊於皇宮後的景山腳下，時年三十三歲。

第六篇　笑話天道

一　奉天承運

　　我在一個搞收藏的朋友家裡，見過明朝正德年間（一五○六─一五二一年）的聖旨真品。一卷明黃色的絲織物，平滑精美厚實，上面寫著極漂亮的楷書。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那下面的文字，當然都是傳達天意了。

　　「奉天承運」這個意思，在聖旨出宮的儀式中得到戲劇性的體現。明朝的制度規定，頒布詔書時，要將詔書裝在盒子裡，用繩子吊著，從承天門上緩緩放下去，就好像聖旨從天而降，下邊則有人跪接。明朝的歷史學家余繼登在《典故紀聞》卷十四裡還講了一個故事，說成化四年（一四六八年）秋天，負責辦這件事的人不認真，降旨的時候繩子斷了，裝著詔書的盒子摔壞了，於是有御史參劾，要求將此人治罪，皇上竟饒了他。當時的人們都感歎皇上寬大。

　　我猜想，既然有這種儀式，承天門上一定還會有某種往下放繩子的溝槽，而且位置一定在承天門的正中央。承天門就是今天的天安門，名字是清朝建立後改的，但模樣並沒有改。如今天安門卻作了很多修整，更高了也更大了，正中央早已改換成了扶手，溝槽肯定是尋不著了。

　　奉天承運，粗略地意譯為現代用語，大概就是遵循歷史規律、體現或代表了歷史規律的意思。當然這麼翻譯顯然有點勉強，「奉天」所奉的天道，乃是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共同遵行的規律，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但是現代人不像古人那樣講「天人合一」，除了「歷史規律」之外，我在現代觀念體系中找不到結構上同位、功能上對應的更恰當的概念，只得硬譯一句。就好像歷史規律運行一樣，天道運行也是有階段性的，國運昌或國運衰，三階段或五階段，初級階段或高級階段等等，運行的每個階段上都有要承當的特定歷史任務，這是命中注定，早已由某大師算好，等閒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運」這四個字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親自改定的。吳唅先生在《朱元璋傳》裡說，在元朝，詔書開頭的套語是蒙古語的音譯：「長生天氣力裡，大福蔭護助裡」，文言譯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為這口氣不夠謙卑，改為「奉天承運」。

　　仔細品一品，朱元璋這話確實謙卑了許多。「上天眷命」，很容易給人自作多情的感覺──天憑什麼單單眷戀你？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他尊奉天道，代理天道，體現天道，如此恭敬行事，天還會找別的什麼人當代表麼？

　　「代理天道」云云，並非我憑空瞎說，朱元璋的自我感覺正是如此。在廢除宰相制度之後，朱元璋感覺忙不過來，便指示秘書班子幫助他嚴格把關，朱元璋指示的第一句就是：「朕代天理物」。朱元璋死後，他的後代給他上的尊謚長達二十一個字，開頭兩個詞便是「開天行道」。此後的明朝皇帝，除了半截被人奪了權的建文帝、景帝和崇禎帝之外，每位名字之前的十七個字的尊謚裡，最前邊的兩個詞必定是談天說道的。譬如定陵地下宮殿埋的那位很貪財的萬曆皇帝，其尊謚就是「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十七個字，前兩個詞就讚揚他合乎天道的規範。

　　總而言之，皇上是真命天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聖至尊的東西，一個人代表了天道，他的神聖至尊自然也就毫無疑問了。

二　七殺碑

　　正德皇上朱厚照，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聖旨的發出者，鬧出過許多笑話。

　　明朝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揚州，兵部左侍郎（國防部副部長）王憲，抄發了皇上的一個命令通告天下。通告說，養豬殺豬本是尋常事，但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而且豬與朱姓同音，再說吃豬肉也容易長瘡生病，很不妥當。因此通告各地，不許餵養豬、買賣豬和屠宰豬。如果故意違抗，本犯及一家老小，發配最遠的邊疆充軍，永遠不許回來。

　　命令一下，各地的老百姓紛紛殺豬，肉多了一時吃不了，便紛紛醃製貯存起來。這條命令顯然執行得不錯，到了第二年春天，孔廟的祭祖典禮要用豬的時候，果然找不出一隻豬，只好以羊代替。

　　這則逸事見於明朝人沈德符寫的《萬曆野獲編》卷一。為了追根溯源，沈德符同時講了兩個這樣的故事。另外一個故事是關於殺狗的。

　　宋徽宗崇寧年間（一一○二年─一一○六年），諫官范致虛向皇帝提了一條建議，說陛下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宋徽宗接受了這個建議，嚴令禁止屠狗。沈德符說，這已經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沒想到本朝又出現了。

　　我想，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說法，可笑的不過是二位皇上。如果聯繫到天道，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皇上代表天道」這種說法了。皇上代表天道的說法恐怕屬於特大號的胡說八道。如果不這樣解釋，我們就只好承認，天道在二位聖上當政的時候變成了豬道或者狗道，這未免又有褻瀆天道之嫌。當天道的解釋權和代表權固定在某個具體的人的身上的時候，天道的笑話是經常發生的。三五百年的時間抵擋不住我們深厚悠久的傳統。

　　明末張獻忠造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年號大順。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形容這位也宣稱順應天道的造反者。用「殺人如麻」這四個字形容張獻忠，顯然力度不夠。張獻忠創造了許多殺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將軍們四面出擊，「分屠各州縣」，名曰「草殺」。上朝的時候，百官在下邊跪著，他招呼數十隻狗下殿，狗聞誰就把誰拉出去斬了，這叫「天殺」。他想殺讀書人，就宣佈開科取士，將數千四川學子騙來殺光。

　　我讀到《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上的這些描寫的時候，曾經懷疑寫史的人蓄意污蔑農民起義的領袖。這也是我們接受的歷史教育提醒我們警惕的東西。後來，偶然看到一些四川縣志上的戶口記載，得到佐證，才不得不懷疑我自己的懷疑了。民國《溫江縣志》卷一上說，溫江縣由於張獻忠的屠剿，「人類幾滅」。張獻忠死去十三年後（一六五九年）清查戶口，全縣僅存三十二戶，男三十一丁，女二十三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闢」。民國《簡陽縣志》卷十九：「簡州賦役，原額人丁八千四百九十五丁，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十四戶。」這些都是政府為徵稅而做的統計，後邊有實際利益督著，數字有誤差也不至於差得太遠。〔註：轉引自魯子健《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冊，第十頁。〕

　　張獻忠憑什麼理由進行這等規模的大屠殺呢？在成都紹成公園的亭子裡，有張獻忠立的七殺碑，上邊刻著他的理由：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原來，大屠殺也是以天道為根據的，而且仔細想想，張獻忠的推理並未違反邏輯。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邏輯地打扮成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三　粉碎孟子

　　在代表天道的問題上，曾有「民」從中插過一槓子，企圖削弱皇上的代理權，惹得皇上很不高興。這個拿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亞聖孟老先生。

　　洪武三年（一三七○年），朱元璋當了三年皇上，脾氣漸漸大了。皇上「審查」孟子的著作，發現其中有許多對君主不夠尊重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將孟子逐出孔廟。後來有人替孟子求情，說他講的道理基本上還是對皇帝有好處的，才恩准孟子回到孔廟。〔註：轉引自吳唅《朱元璋傳》，第一八八頁，人民出版社。〕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劉三吾編孟子節文，刪掉了《孟子》中八十五條皇上不喜歡的內容。下邊我摘錄一些被刪除的內容，看看究竟什麼東西惹怒了皇上。

　　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篇）孟子說民比皇上貴重，皇上不高興是可以理解的。

　　二、「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梁惠王）孟子在這裡把皇上用人和殺人的權力削弱了，需要獲得大夫和國人的認可，朱元璋顯然有理由不贊成。

　　三、「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離婁）孟子這話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這天下是天給的，還是民給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天子代天理民──代表歷史規律領導人民前進。

　　四、「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萬章）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裝到民的身上，如此說，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該往那裡擺？

　　五、「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這分明是宣揚造反有理了。

　　總之，我看朱元璋與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領導與群眾的關係問題。至於天道究竟是什麼，應該由誰來代表，無非是這個問題的哲學性表述，就好像「兩個凡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著名爭論一樣。用「講政治」的方法來講這個問題，一切就顯得很明白：究竟是人民聽天子的，還是天子聽人民的？

　　我感覺自己講政治講出了一點毛病，再往回找一句：孟子並不是民主主義者，那不是中國聖賢的發明。中國聖賢發明的叫「新民主主義」，孟子不懂這個。但孟子很明白「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天下之通義」（滕文公）。孟子無非是想強調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亂治，不能任性胡來，要守一定的規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險。奈何皇上「無法無天」慣了，不喜歡「規矩」之類的東西。

四　人民服從天道

　　朱元璋粉碎孟子進攻數年之後，撒手西歸，他的兒子朱棣又在天道與民心的問題上犯了一回糊塗。當時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即位，開始削藩，燕王朱棣感覺到了威脅。道衍和尚姚廣孝密勸朱棣舉兵造反，和尚與真命天子之間有一番對話。

　　朱棣問：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

　　姚廣孝後來推薦了兩個算卦的見朱棣。如此這般地推演一番，鬧明白了天意讚許的東西，於是朱棣下了反叛的決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當了皇帝。〔註：《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廣孝列傳。〕

　　由此可見，真命天子一時急糊塗了，竟忘了天道與民心並不是一回事。有了天道，民心大可不論。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從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憑藉卜筮手段領會和理解天道的辦法。請注意，這裡憑藉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調查。這是一套遇事查書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這套書本和指示的作者，竟連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開口出來的自然是天音，表達的自然是天意。

　　說了這麼多，我努力想證明的其實就兩句話：第一，天道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叫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歷史規律，但在深層結構上這兩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者歷史規律與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現衝突，這時必定要遭遇究竟誰服從誰的問題，皇上們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從天道，因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五　誰能代表天道

　　無論如何，天道畢竟不會自己說話，一定要有個什麼代表。既然皇上和起義領袖都未必稱職，天道的代表權到底應該歸誰呢？

　　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人也有過爭論。他們的問題是誰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稱教會代表了上帝，準確點說，是壟斷了人類與上帝溝通的渠道。憑藉這種壟斷，那些組織嚴密的人類先進分子就幹出了許多貪污受賄的事情，把他們的追隨者激怒了，結果就產生了直接與上帝交流的觀點，說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裡，每個人都可以直接面對上帝，用不著那些出賣靈魂的傢伙當代理。這就是新教從天主教分裂出來的歷史故事。

　　後來，在政治領域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議會誕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議會中得到代表，替他們立法。這個代表們攪在一起立出來的法，作為各方利益合縱連橫出來的結果，大概就好比試驗室中模擬出來的天道了。當然，誰也不敢保證模擬得絲毫不差，可是現在似乎還沒有發明比這種模擬更高明的尋求天道的辦法。我們可以拿這種辦法與皇帝代表天道的信念比較一下優劣。像正德皇上那樣的人，滿肚子山珍海味，滿腦袋歌兒舞女，讓那些雄性激素和別的什麼激素模擬工農商學兵和各族同胞，難道真能攪出一個天道來，而且比議會裡攪出的東西更高明？這真是奇怪之極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天道的高論，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民國號稱是人民的國，偏偏不肯讓人民當家作主，說要經過「軍政」和「訓政」這兩個歷史階段之後，才能「還政於民」，實行憲政。這套說法的理論根據是三民主義。主義云云，聽起來很像是天道的變種。中國共產黨人揭穿了這套說法的真實面目，說它的本質是為一黨獨裁和蔣家王朝的專制打掩護。〔註：參見笑蜀編《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當然，這種揭露是很深刻的，但我覺得，宣稱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臨時代理人，總比宣稱自己是天道的代表進了一步。畢竟他失去了可以永遠領導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永遠也不還政於民的理由。

第七篇　造化的報應

一　交通規則

　　北京街頭的十字路口有紅綠燈，紅綠燈下還有警察。通常還不是一個兩個警察，而是四五個警察。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資的，而這些工資來自稅收，本來那是企業的利潤，可以成為生產的動力和更多的就業機會。降低稅收可以刺激生產，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麼在警察工資方面的開支能不能減少呢？

　　美國的紅綠燈下沒有警察，人們仍然能遵守交通規則。人們對交通規則的遵守竟然可以到這種地步：明明沒有車輛，一個人在人行橫道的路口也會等待變燈。我在赫爾辛基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一位中年婦女在馬路對面等待變燈，於是我也不好意思橫穿空空蕩蕩的馬路，一直等到紅燈變綠。在中國，這當然是極其罕見的事情。這就是說，在美國和我說的那個歐洲國家，警察的工資是可以省下來的。省了下來，交通秩序並不會變壞。〔註：本文的開頭和問題的提法，深受茅于軾先生在《南方週末》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的啟發。〕

　　但是我確信，中國不可以節省這筆錢。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頭，紅綠燈下的許多警察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沒有警察，只有紅綠燈，我確信，這個路口就如同沒有紅綠燈一樣，必定會擁擠得一塌糊塗。不用說別人，我本人也會跟著人們一塊去擠。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單方面謙讓，別人肯定不會讓我，我永遠也沒有過路的機會。道德的約束本來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幾個人不理睬紅綠燈硬闖，這條路就要堵塞，我們這些打算遵守交通規則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沒有必要遵守了。

　　當然，警察的工資也不是絕對不可減少。譬如，四五個也可以減少到兩個。只要在崗的人認真負責，應該可以維持交通規則的威嚴。如此威嚴久了，再將人降低到兩個，最後減少到一個，也是可以的。但是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責任心大大超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說明的是，中國人自我約束意識弱，道德水準低，導致了政府的臃腫和稅收的增加，導致了社會生活質量的下降。這原因不在別的地方，其實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關係。我們活該。僅僅收入減少倒也罷了，我們非常在乎的國際面子也大受影響，我們的個人尊嚴因此蒙上了陰影。

　　歐美的紅綠燈無須警察壓陣，這已經顯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國的地鐵竟不用驗票，因為人人自覺買票，這更顯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們中國人在國外幹什麼呢？在日本打投幣電話，竟然在中國人中流傳著一種訣竅，用線拴住硬幣，用完了再將其吊出來。這真是極其鮮明的對比。我的一個非常能幹也很有教養的朋友在德國吃飯，他說自己遵守了一切禮儀，也按常規付了小費，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覺到侍者對他的輕蔑。他說，他知道這不是對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條件相同，寧可與外國人做生意，躲開自己的同胞，因為他們失信和欺騙的可能性更高。

　　於是，我們的民族就遭到了報應，變成一個令人厭惡也彼此厭惡的民族。變成一個只講利害關係，一有機會就坑蒙拐騙的人群。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歐美國家的公德水平比我們高呢？為什麼我們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對自己有利，誰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規則呢？按說，交通規則並不是什麼複雜問題，並不需要多麼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撐。

二　貓和老鼠

　　我有一個猜測，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騎自行車的人缺乏自覺精神，非要警察監督不可。我承認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兒童一樣需要父母監督。但這不足以解釋大眾的行為。畢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數是成年人，他們在工作單位裡很能忍氣吞聲，自制力並不弱，他們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對一種對自我與公共事務的關係的判斷和肯定。

　　中國老百姓認為自己是什麼人？在與國家的關係方面，他們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們果真把自己當成了國家的主人，就像理論上應該的那樣，我們交了稅，僱人來管理交通，這些交通管理人員是我們的公僕，那麼，我們會如何看待我們委託他們照應的這些事情？──我們大概會像一個主人那樣，自覺小心地關照家裡的秩序，並且提醒警察要認真負責地維護秩序，好好幹活，不要偷懶。畢竟我們是給他開工資的。我們不會把公共交通當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們明白這是我們的事情。

　　這使得我想到了一個朋友說到的故事。他說他在美國見過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個老頭，看見路口堵車，很生氣，就下車把維持交通的警察訓斥了一頓。說我們交了稅，應該得到好的服務，你怎麼把交通弄成這樣？警察畢恭畢敬地聽他訓斥。這在中國顯然是不可思議的。至少對我來說，很習慣聽警察的訓斥，從來沒有妄想過訓斥警察。在我的體會裡，中國的警察和司機的關係，屬於典型的貓和老鼠的關係。

　　老鼠──這就是中國百姓心目中的真實的自我形象。貓和老鼠──這就是真實的自己與公家的關係的真相。中國百姓很少有人當真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因為這不是事實。公共事務一直是皇上和官吏們壟斷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們的懲罰、勒索和敲詐。在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責任心，因為這確實不是百姓能夠負責的領域。如果有誰不懂事，企圖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對了領導的心思則已，對不上就會碰得頭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懷就是證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百姓。

　　按照傳統習慣，也按照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公共交通搞得好，這是領導有方，是皇上聖明和皇恩浩蕩。我們要感謝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頓得那麼好，讓我們生活得那麼方便。譬如出租車不許在長安街路邊停靠，據說是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們人民真把自己當成主人，這豈不成了僕人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進家門？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氣和？還有一個例子是高官的座車通過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橋都要封鎖。我曾問過封鎖交通的便衣為什麼要這樣，他教育我說，要服從國家利益，要遵守國家的紀律。國家利益和紀律在此又表現出了和我們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對立。這樣的經歷多了，我們自然會認為國家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那是官員的事情，讓他們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這樣的關係中，中國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認為自己是主人。主人進了家門，難道還需要他聘請的小時工提醒他，要換掉沾滿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麼？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踩地毯前沒有換鞋，而我們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為這裡不是自己家，連親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們不認為那些換鞋的規矩是自己的規矩，那是官們制訂出來管制我們的規矩。其實，不僅在紅綠燈前，就是在官場上，這種糟蹋地毯的心態也是很常見的。官員不過是皇上的僱員，能偷懶不妨偷懶。皇上吃香的喝辣的，進進出出還要讓小兵小官給他站崗開道，本來心理已經不那麼平衡了。憑什麼還要對他忠心耿耿？

　　我願意遵守交通規則，至少不想首先破壞交通規則，是因為我把自己看成一個好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人。說得自負一點，我恥於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搶紅燈搶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覺得自己比他們高得多。而我的這種自我期許的基礎又來自那裡呢？我曾經以為自己是一個憂國憂民憂天下的人。國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類的事情還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當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認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還用警察管麼？我那麼低檔麼？

　　我的這種認識和期許最初來自輕信，來自少年時代不加驗證地接受的某種關於主人的理論，以為自己真是國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後來我保持了這種自我期許，則是因為西方經濟學關於公共服務的道理講得透徹，從中我看到了理想社會的邏輯。按照這種邏輯，假如我真想成為憲法意義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權利而不理睬公民的義務。這兩種關於主人的理論，一個來自過去，一個來自未來，都不是現實的產物。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制度的真正實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因為公德無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繼續當臣民甚至奴才，這道德便沒了根基。

　　把上邊提到的比喻再發揮一步：如果我僱小時工或者保姆來家打掃衛生，沒想到他反客為主，仗著自己膀大腰圓在我家裡當上了主子，這時我會作何反應？我被迫出去掙錢養家餬口，被迫給他發工資，這完全是因為沒別的辦法，不這樣就會挨揍。那我還會在乎穿著雨靴踩地毯麼？只要這室內衛生的事情還歸那位當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時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麼會體諒他的辛苦？他是貓，我是老鼠，我體諒貓的心情幹什麼？以皇帝為最高代表的統治者，就是這樣的公僕。公僕如此德行，我的公德應該是什麼樣子？

三　公德

　　大約二千年前，王充在《論衡》中談論人性問題，說堯和舜當政的時候，百姓沒有狂和愚的人。他還講到一個古代的傳說，堯和舜時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紂時代的老百姓，挨著屋子殺掉也不冤。他說，聖主的老百姓和惡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於「化」，而不在人性。〔註：《論衡．率性篇第八》。〕

　　按照這種說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來的，是政府培養出來的，並非天性就刁。當然刁民反過來也能培養貪官。不過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下手之處當然在政府。這是王充的高見。

　　中國古人講到堯舜，經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讚美，但我還是相信王充講的傳說。堯舜時代是什麼時代？那是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尚未建立的時代，堯和舜都是大家選出來的，每個人都是一個範圍不大的熟人社會的成員，彼此幾乎都知根知底，而每個人的行為都會影響別人對他的長期看法。人在這樣的社會裡生活，想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是根本不可能的。無論這行為是好是壞，恐怕都不那麼容易歸功於或歸咎於首領或別的什麼人。按照我們對原始社會的理解，這些人確實也可以稱為貴族，在這樣的社會裡，「比屋而封」應該是可能的。

　　到了桀紂時代，人心就不行了，這也是有道理的。桀紂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們像桀紂那樣，連一點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講，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應該壞得沒遮攔。

　　但我對王充的說法有個疑問。剛才談論堯舜的邏輯和生活常識都提醒我們，聚族而居或者在小村莊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這個小圈子，其實是壞不到那裡去的，不然就要自作自受。而桀紂時代，血緣社會還沒有解體，人們如何能壞到「比屋而誅」卻不製造冤假錯案的程度呢？

　　我估計，恐怕那些壞都壞在了「公德」領域，壞在與「公家」──王公之類的統治集團──及其掌管的「公務」的關係方面。而在「私德」的領域，在家族內部，在朋友鄰居和鄉親之間，我們的祖先就未必落後，說不定還能領先世界呢。中華民族長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大概就有這「私德」的一份功勞。私德好，社會管理成本低，生產者也能安心努力地幹活。可是公德不好，先進就保不住，別人不打自己也要亂，早晚要大亂。

四　報應機制

　　如今，我們的血緣社會和地緣社會都解體了，而西方所謂的「市民社會」又沒有建立起來。滿大街的人誰也不認識誰，想隨地吐痰就吐，想幹壞事就幹，連丟臉都不用怕，只要能躲過警察就不必承擔責任，就可以不遭報應。隨著私德領域的縮小和公德領域的擴張，我們的優勢沒了，劣勢卻露餡了。中國社會陷入了歷史性的危機。

　　這個危險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報應的說法深入人心，關帝廟遍地開花，關雲長所代表的無血緣關係的兄弟義氣成為我們民族的理想。這些東西都是藥，如果我們看見一個人不斷吃鎮靜藥，自然可以推斷他的神經或精神出了毛病。

　　這種危機似乎還在加重。負責維護公共秩序的政府，本來還有天道的權威支持，可以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統治集團也容易無爭議地團結在真命天子周圍。現在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沒人信了，本來就很弱的公德領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維護者，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現在和過去一樣處於大病未癒的時期。如果說有區別的話，無非是試驗了幾種藥，效果都不那麼理想。天道的變種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歷史試驗中先後喪失了權威，人們重建觀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敗。各種藥物的療效和副作用總叫人不滿意。譬如毛澤東思想的猛藥，治療貪官污吏的一時效果不錯，但我們在毛澤東時代買東西的時候卻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貨員訓來訓去。工人農民幹活也大規模地偷懶──這都是大家在社會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領域，表現出來的竟是這副德行。

　　現在，經濟發展了，售貨員（國營商業還不敢保證）卻不敢訓斥我們了。這就是社會進步的成就。工人（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例外）農民和售貨員並沒有接受更高強度的道德教育，幹起活來卻認真多了，儘管這認真精神也難免體現在製造和販賣假貨上。我想，這種進步所以能夠取得，關鍵在於現實的報應機制。沒有人願意掏錢買售貨員和服務員的訓斥，於是老闆就要招募懂禮貌的人，就要培訓員工笑迎他們的衣食父母。不能約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場競爭淘汰出局──除非這老闆得到了國家特許的壟斷地位，當了某個領域的老虎和霸王。

　　這裡說的是經濟領域。我想，市場競爭在總體的方向上應該有利於實現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想，因為人們更願意為包含了這種品德的產品和服務掏錢。

　　政治或者叫公共領域顯然不那麼樂觀。如果像經濟領域一樣建立某種競爭機制，好服務得到選票，於是陞官；壞服務丟掉選票，於是丟官甚至丟掉飯碗，我們在前邊為不守公德辯護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腳了。

　　當然社會生活不僅僅包含政治和經濟這兩個領域。我的一個在美國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訴我，美國人很怕壞了自己的信譽。他們輕易不敢賴賬，輕易不敢違反交通規則。我這位朋友在一個月之內曾經兩次駕車超速，被警察叫了下來，登記了他的社會安全號碼。不久，他的違規記錄就遭到了報應。他接到了來自保險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車保險費用從二百元增加到四百元。美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就好像中國的身分證號碼，是唯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憑據。但是他如果賴賬，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記錄，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會查出這個記錄。被他的不良行為害了的銀行保險和交通管理之類的部門，自然也願意登記這個記錄。結果，假如你要在一個文明寧靜的地方租一間房子，房主一定會要你的社會安全號碼，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記錄不好，就別想以正常價格租到這間房。我的這位朋友認為，這種精密的報應機制，就是美國社會公德水平比較高的根基。這套機制獎勵公德，懲罰缺德者。

　　本來，我對發達國家的報應機制的敘述到此就結束了。寫完後，我將這篇文章傳給一位在英國的朋友看，她說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公正高效的司法體系。徵得她的同意，我把她的部分論述翻譯過來充實本文：

　　法律和司法系統在維護西方的社會秩序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法律規定，如果誰超速駕駛或酒後開車，他就要冒吊銷駕駛執照的風險。真值得冒這麼大的風險嗎？如果違反了法律規定，你至少在一年之內無權開車。假如你習慣了每天駕車上班，現在卻不得不改乘公共汽車或者出租汽車了，這自然非常不便，而且要為日常交通花更多的錢。更多的麻煩還在後頭：即使過一段時間拿回了駕照，你也不再是一個乾淨駕照的持有者了。那意味著你不是一個老闆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在英國求職，你必須出示你的乾淨駕照，以證明你是一個守法的公民。

　　在這裡，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則。離開了法律對人們行為的規範，道德原則什麼也不是，至少是蒼白無力的。

　　在西方社會，你可以在超級市場、地鐵車站和加油站之類的地方違反規定，但是你不能不面對自己的行為引起的後果。幾乎沒人願意去幹那種違規的事情，拿自己的前程、職業、家庭生活等等冒險。我們聽到過一個故事，有個中國留學生在超級市場偷拿東西，他立刻就被驅逐出境了。在我看來，絕大多數人都覺得違規是不值得的。就是這樣。

　　說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我們又回到了政治領域。這真是一個繞不開的下手之處。

五　報應

　　走出惡性循環的實際努力開始之後，自然還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方面的工作。譬如我們要找到一種類似信仰的東西，一種操守的基礎。儒家的基礎已經被罵倒了，新的信念的基礎在那裡呢？

　　我想，這基礎其實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無須到天堂和地獄中尋找。譬如造化的報應。前邊已經說過了，我們現在正在遭受報應。而且這報應一點也不神秘。

　　我們的祖先一直說天道好還，報應不爽，希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其實造化把這報應的工作交給了人類自己，交給他們設計和建立的制度。如果這個社會傾聽這種要求，在尊重個人的基礎上建立了權利和義務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當的責任追究制度和貢獻獎勵制度，報應的體制就建立了。如果這個社會不建立這樣的制度，那麼，這個社會就會遭到報應，它會被其他有著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會所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壞。我們中國的二千年王朝循環就是造化給予帝國制度的報應。

　　報應不僅落到了整個社會和制度的頭上，也落到了每個人的頭上。我們隨地吐痰，我們不排隊，我們遇到不道德的國際行徑和國內行徑都假裝看不見。這些嚴重缺乏公德的行為遭到的報應還不清楚麼？我們被人家看不起。我們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健康環境下降，使得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他不喜歡的世界裡，這就是報應。為了讓自己生活得更有尊嚴，也更健康，更美好，究竟值得不值得約束一下隨地吐痰之類的毛病呢？或者，請一些執法者來管這件事情，而每個中國人都要為他們的工作多掏一筆稅金。花錢僱人強迫你，並且用侮辱懲罰的手段迫使你自己不吐痰，然後我們再掏更多的錢行賄，逃避處罰，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麼？幹嗎不約束自己一點，非得獲得如此愚蠢可笑的報應呢？造化的報應就是這樣的東西，你愚蠢，它就還你一個愚蠢。你可笑，它就還你一個可笑。所有的行為都會計入收支賬目，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社會和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失職付出代價，你自己逃避了這種代價，別人就要替你付。人人都能逃避這樣的代價，那就要由這個允許逃避的社會和民族的整體付，變本加厲地付。我們的黑頭髮可以染，黑眼睛和黃皮膚卻難以掩飾。

　　造化終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我們自己，我們中國，我們人類，都是這造化的一員，我們今天的行為必定要影響我們的未來和我們的命運。這造化並不僅僅是一個威懾者，它還是一個鼓勵者，是一種寬廣的、詩意的生活的基礎──只要你對它有足夠的理解和尊重。

　　中國現在是一個人們正在逃離的社會，這個社會和我們這些社會成員正在為過去和現在的背離造化而遭到報應。我們接受報應，我們不抱怨，這一切都是我們應得的。同時我們要努力，為未來建立新的報應機制，合乎造化的體制，跳出惡性報應的輪迴。

第八篇　古今中外的假貨

　　讀紀曉嵐寫的《閱微草堂筆記》，發現了幾個關於假貨的故事。紀曉嵐是乾隆年間的大才子，四庫全書的主編，他記載的這幾件發生在北京的舊事，距今已經二百多年了。

　　一件事是紀曉嵐買羅小華墨。我不懂墨，不知道這個牌子有多麼響亮，想必當時是很出名的。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舊物也」，可是買回去一用，居然是泥摶的，染以黑色，還帶了一層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紀曉嵐騙了。

　　另一件事是買蠟燭。紀曉嵐趕考，買了幾支蠟燭，回到寓所怎麼也點不著，仔細一看，原來也是泥做的，外面塗了一層羊脂。

　　紀曉嵐的從兄萬周，一天晚上見燈下有吆喝叫賣烤鴨的，買了一隻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這鴨子的肉已被吃盡，只剩下鴨頭、鴨脖子、鴨腳和一副完整的骨架。骨架裡搪上泥，外面糊上紙，染成烤鴨的顏色，再塗上油，燈下難分真假。

　　紀曉嵐家的奴僕趙平，曾以二千錢買了一雙皮靴。自以為買合適了，沾沾自喜。有一大下雨，趙平穿著皮靴出門，光著腳回來了。原來那靴子的腰是烏油高麗紙做的，揉出了皺紋，貌似皮子。靴子底則是破棉花粘糊的，再用布繃好。

　　講了這幾個假貨的故事之後，紀曉嵐又講了兩個更難以想像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說來話長，恕不轉述。有興趣的可以去翻翻《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姑妄聽之．三》。

　　這些年我們老說假貨氾濫，以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似乎過去就沒假貨，至少是沒有那麼多假貨，看來這是偏見。實際上，不僅我國製造和販賣假貨的技藝高超、歷史久遠，假貨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沒有統計數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測一番。就說那做烤鴨的，肯花如工藝品一般精細的做工，再搭上等魚上鉤的時間和被人識破打一頓的風險，只為了賺一隻烤鴨的價錢，這種高成本低收人的買賣，當今還有幾個人肯做？為了這點小錢尚且有人費心費力地製假販假，更多更大的機會自然更不會輕易放過了。這恐怕也是當時人生之艱難和資源之貧乏所決定的。這一點，現在應該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還應該提一下商業方面的「制度安排」。紀曉嵐提到的那幾件假貨，顯然都是在地攤買的。當時似乎還沒發明百貨商場。本世紀北京人鬧起來的東安市場，直到「文革」前還類似一個地攤彙集，並非現代意義的百貨商場。西方人發明的百貨商場是個好東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不用顧客花很多時間滿世界地尋找他要買的東西，另一方面也相對降低了賣主的等待時間。在百貨商場裡賣假貨，更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的麻煩。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的北京人在大大小小的百貨店裡買東西，應該比當年紀曉嵐在地攤上買東西的風險小多了。

　　如今人們都覺得假貨氾濫，恐怕也是國營商業體制的背景襯托出來的，再一個原因大概是假貨的標準變寬了。國營商店的盈利是國家的，虧損也是國家的，職工們犯不上為了國家的利益冒險買假貨。國有企業也犯不上為了國家的利益生產假貨。這種缺乏激勵的機制也抑制了假貨二三十年。現在忽然放開，假貨也忽然冒了出來，大家很不習慣，便覺得假貨特別的多。再說，假貨的標準也比古時候嚴格了。古時候也沒那麼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過，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名牌就難免有冒牌貨。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之類的競爭者。李逵碰到過李鬼，孫悟空遇到過六耳獼猴。這些事發生的時候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說到這裡，我想起美國了。美國的假貨並不少見。我在美國街頭的許多地攤上見過勞力士錶，外觀極其漂亮。一問價，才二三十個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對方也笑笑：「你看看價錢呀。」我在美國街頭還遇到過推銷瑞士軍官刀的。在紐約的百貨商店裡，瑞士軍官的多功能刀賣三十多美元，而街頭的年輕黑人，手裡拿著同樣的刀，吆喝著只賣三美元。後來我在一個亞裔人開的小店裡，花三．五美元買了一把冒牌貨。店主人不會說中國話，不知道是韓國人還是越南人。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攤和行販行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則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別的不是時間、地域和民族，而是具體的商業制度。

第九篇　我們的人格理想

一　仁孝人格

　　漢恆帝時期（一四七年─一六七年），陳蕃出任樂安太守，聽說治下有一位叫趙宣的平民百姓，鄉邑間盛讚其人至孝。父母去世，按常規要守喪三年，或居家，或結廬墓旁，這位趙宣竟然守喪二十餘年，而且一直住在未封閉的墓道之中。

　　陳蕃──就是《世說新語》開篇說的那位「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陳仲舉──聽到了眾人的推薦，便會見了這位「州郡數禮請之」的孝子。聊起家常，陳蕃發現趙宣有五個不到二十歲的孩子。陳蕃大怒。這傢伙睡在墓道中幹了什麼？這不是「污鬼神」嗎？「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語出《禮記》），你跟著腳尖夠不上倒也罷了，假充什麼聖賢？這不是「誑時惑眾」嗎？於是陳蕃將趙宣治罪。〔註：事見《後漢書．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恆帝時期的東漢並不是什麼好世道。連年歉收，盜賊四起，宦官干政，黨禍不斷，立國一百二十多年的東漢已然日薄西山，露出了衰亡之象。但是我們透過這個故事仍然可以想見當時的道德風尚，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人們怎樣誑時惑眾，憑藉何種表現就能夠誑時惑眾。

　　時代真是不同了。試想，今天的中國還會有人做趙宣做的事嗎？即使他想誑時惑眾？趙宣的行為恐怕已經超出了今日瘋子的想像力範圍。再退一步想，如果有人重新提倡守喪三年，我們會覺得這很正常，很自然，因而衷心擁護嗎？如今國家規定的喪假是三天，似乎沒有人建議延長十倍八倍以撈取政治資本道德資本或別的什麼資本。二千年屹立不倒的常規，如今已經不正常了。

　　我這裡說的不是某種無足輕重的禮數。「孝為仁之本。」孔子叫世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又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註：《中庸》。〕，他為我們描述的是一種以仁孝為核心的理想人格，據說上合天理，下依人性，發為禮義。它為二千年來數以億計的人們提供了為什麼生活和怎樣生活的權威答案，而且獲得了吸引人去假冒的崇高地位。

　　孔子真死了？

二　雷鋒人格

　　好像雷鋒也死了。十多年前，一位不知姓名的父親抱小孩乘車沒人讓座，當父親的便對孩子說了一句：「雷鋒叔叔不在了。」這句話的版本之多，流傳之廣，恐怕要遠遠超出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可見時勢不僅造英雄，還能造哲學家，至少能造名言。

　　其實現在還是有人給老人小孩讓座的，孝敬父母的孩子也不罕見。但是大概沒有人不承認道德風尚確實變了。作此斷言的基本依據，就是很少有人為了誑時惑眾而像趙宣假充學子那樣假充雷鋒了。假充雷鋒的現象曾經相當普遍，「假積極」這個詞也曾經相當流行。時過境遷，現在還有誰罵別人「假積極」麼？現在誑時惑眾的是假洋鬼子和真真假假的大款大腕，而不是假孝子假道學假仁假義和假積極。

　　「雷鋒叔叔不在了」，這句話非同小可。雷鋒所代表的是一種以「為人民服務」（人民不包括敵人）為核心的理想人格，據說它合乎科學規律，順應歷史潮流，代表人類未來。具有這種人格的人可以當接班人，生得偉大，死且不朽。這種人格理想曾經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雄踞二三十年，為數以億計的人們提供了為什麼生活和怎樣生活的標準答案。

三　人格與時代

　　人格理想不像時裝髮式，其變化的根據要深刻得多。

　　孔子和毛澤東倡導的人格理想，都很合時宜地告訴人們如何處理當時最基本的人際關係，並且很有力地證明這種處理方式合乎天道人心或者歷史規律，具有終極價值。現在，我們離宗族大姓毗鄰而居、宗親世交觸目皆是的時代已經很遠了，我們離革命同志團結一心，興無滅資，推翻三座大山的時代也不近了。出門上班，滿眼小商小販僱主僱員，下班上路，到處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和討價還價的顧客。想叫一聲同志，招呼一聲兄弟，真不知衝誰開口。

　　孔夫子和毛主席沒有教我們在這樣的社會裡怎樣做人，沒有來得及為我們樹立一種合乎此時此境的人格理想，並把它與不知躲在何處的終極價值聯繫起來。

　　嗚呼，我們失去了精神支柱。

四　公民人格

　　西方人有什麼好主意嗎？據說西方人面臨精神危機時常常把眼睛轉向東方，那我們也不妨看看西方。在上帝去世或彌留之際，西方人總要拿出個辦法來處理他們的人際關係。

　　西方基本的人際關係是什麼呢？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從商品開始，他認為商品交換是那個社會的基本關係。他又把勞動力作為商品引入，在遵守等價交換規則的條件下，推演建立了一個邏輯嚴密令人瞠目的理論大廈。

　　現在正吃香的西方經濟學，其所有理論都建立在兩個最基本的假設之上：一、每個人都歸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爭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說人是理性自利的。二、每個人在市場上都有完全的選擇自由，也就是說誰也不能強迫誰，只能平等地交換各自的產品和服務。於是我們又看到兩不相虧的交換波湧而出。

　　似乎不必再說等價交換的原則如何滲透了西方社會，以至社會學中的交換理論成為主流。也不必再提用經濟學方法分析家庭和政府行為的努力如何頻頻斬獲諾貝爾獎。總之，西方人處理基本人際關係的常規是等價交換。

　　等價交換──這算是什麼人格理想？再說得好聽一點：做一個善於保護自己的權利，同時也尊重他人權利的好公民，一個自利同時也遵守社會義務的好公民，這能算是理想嗎？為人民服務呢？愛呢？天理呢？道呢？歷史規律呢？人生的意義呢？終極價值呢？難怪西方人說自己精神危機！

　　但是我以為西方人的主意並不壞。公民人格很有資格成為我們今天乃至未來數代人的理想人格。假設這個理想真能成為現實，馬克思描繪的靠資本獲取剩餘價值的現象雖然不會壽終正寢，赤裸裸的坑蒙拐騙總不會有了。此外，「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之類的痼疾，滿口的為人民服務，一肚子營私舞弊之類的頑症，居然也出乎意料地失去了流行的適宜溫度。剩下一個大家誠實地勞動，乾淨地掙錢，尊重自己也敬重別人的社會──這是一個很糟糕很庸俗的結果嗎？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註：《莊子．胠篋》。〕，這話實在是很有道理的。

　　順便說一句，我覺得英美人彼此相稱的「Mr，」這個詞很妙。Mister作為Master的弱化形式，在詞源上的基本意思仍是「主人」。你也是主人，我也是主人，大家都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照顧自己，同時也自己承擔責任。誰也無權欺負誰，至少是不能強迫誰。這正是等價交換的前提，公民人格的要義。

五　公民人格與傳統

　　咱們不能崇洋媚外。他們是主人，咱們也是主人。他們的傳統生出了公民人格，咱們也有能生出公民人格的傳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論語．陽貨》。〕，天下的人心本是相通的。

　　在以仁為核心的儒家理想人格中，就分明蘊涵著公民人格的生長點。

　　子貢曾經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註：《論語．衛靈公》。〕孔子在此既尊重了別人，也肯定了自己。這不是一句無足輕重的話，孔子告訴子貢的是可以奉行終身的大原則，而且類似的原則也曾在位居核心的「仁」的範疇裡出現。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註：《論語．雍也》。〕這裡更直截了當地肯定了「欲立」和「欲達」的自己，也尊重了有同樣慾望的他人。如此兩不相虧地行事，正是公民人格的核心。

　　我無意把二千多年前儒家倡導的理想人格混同於今日西方的公民人格，這樣做自然經不起知人論世的推敲。我也無意當一個儒家修正主義者。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問題和解決辦法。不必死抱住某句箴言不放──西方的公民們似乎也沒有死死抱住耶穌「愛你的鄰人如同愛你自己」的訓誡推導不已。

　　我想說的是：不必擔心丟了咱們的傳統。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處，在勞動仍是謀生手段的時代，在勞動成為人生第一需要或莫大樂趣之前，在納貢服徭役修陵寢的時代過去之後，人有一種不得不然的為人之道，不管你叫它什麼，也不管你的傳統是什麼。

六　公民人格與終極價值

　　自利不損人的公民人格未必就與飄渺的終極價值掛不上鉤。我先在這裡掛掛看──我掛不好不等於別人也掛不好。

　　最簡捷的掛法，就是把公民人格說成自本自根的終極狀態。人是什麼？「食色性也」，用中國農民的話說：「人活兩個腦，一頭吃飯，一頭生養。」這是「本我」。再加上「超我」的約束，責任感義務感或曰禮義廉恥之類，這就是人了。誰也不會追問螞蟻或猴子在其自身生存繁衍之外的終極價值，那麼也不必向人類發問。

　　這種掛法有點耍賴之嫌，但不能說它沒理。事實上弗洛伊德的本我，薩特的選擇自由，確實被許多人視為終極價值。你可以另有高見，卻不能說人家賴皮。

　　如果不肯接受這種終極價值，只承認傳統的終極價值，我們可以再往傳統上掛。馬克斯．韋伯在他那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就用一個「天職」的概念當鉤子，把公民的賺錢工作與上帝、天堂、靈魂不死這一套終極價值掛起來了。利己的行為都能掛上尊重他人的行為自然不必多說。我們中國人要想掛，似乎也不必太費勁。我們的祖先把道、天道、天理等等視為自本自根的終極存在，而且用天人合一的概念把天道與人性掛得結結實實。《中庸》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那麼我們只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行了，終極價值已在其中。一定不肯接受這種自然而然的包容，非有與外在的天硬掛，我們也可以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註：《周易．乾》。〕什麼叫自強？拚命工作算不算自強？算就掛上了。這就是以天為則，順天意，行天命，正好比服從上帝。再加上一個「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註：《周易．坤》。〕，寬容地對待別人，幫助別人，那更是陰陽調和。一陰一陽謂之道，這就算到頭了。

　　如果說東西方傳統中的終極價值太老了，不適用了，我們還可以換不太老的，流行於十幾年前的。西方經濟學中有個「激勵相容」的概念，就是說每個個人理性自利的行為經過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便會結出社會進步、人人受益的善果。那麼，好好賺你的錢就行了，只要別違法，其結果必定是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如此，關心國計民生的人便可以安心：歷史正在你的生意中前進。實在安不下心來的不妨將來多做慈善事業，直接摘取善果，現在的工作可以看做打基礎。性急一些的甚至不必等待將來，值此新規未立之際，正是英雄用武之時，可以幹些為萬世開太平的大事。

　　如果說這種終極價值還不稱心，恐怕就要問問自己的心究竟是什麼心了。明心見性，認清自己的真心自性，這是佛家特別擅長的功夫，也是佛家認可的終極價值──見性成佛。達到這種境界的人，大可不必關心什麼理想人格。既然有理想，總是對現實的自我有所不滿，而這正是大徹大悟者不會有的妄念。也許，釋道儒的明心見性傳統能為人類提供如何成為真人的答案，幫助我們成為可能是、應該是、本來是的那種人。但是即使有了明白易懂的答案，恐怕在有人挨餓受凍，有人互相殘殺的時代也不容易大行於世。

　　話說遠了。最後收一句：好公民是不會干涉別人明心見性的，他自己也可能做同樣的事。等大家都有適宜的條件和巨大的興趣做這樣的事了，公民人格自將讓位，替代它的東西或許很有仙風道骨。

第十篇　理解迷信

　　儘管我受過正統的唯物主義教育，最近還是從事了一回「迷信活動」。

　　五月下旬我在安徽農村搞調查，和一位承包魚塘的農民聊了半天。我聽他講自己這十多年的經歷──在北京賣菜，然後賣魚，再回家養魚，賺了數以十萬計的辛苦錢。這是一位瘦小的中年人，小學文化程度，和氣而小心，看起來有點靦腆。村幹部說，如果他不賭博，日子過得還要好。他在賭場上輸了總有十多萬。村幹部當著我的面追問他：你今年又輸了多少？他不好意思地答：「七千。」

　　我對他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他說他和他老婆兩個人，幹的是北京十個人幹的活。起早貪晚，養豬養雞養魚種稻，建立起來一套生態農業的生產模式。他掙的錢太乾淨了，我不願意看到他拿自己的血汗錢打水漂。於是我端詳了他一會，斬釘截鐵地告訴他：「你的命裡沒有橫財的運。你的晚年可以過得很好，但是有一道凶紋懸著，追求橫財有家破人亡之禍。」這位農民聽了滿臉肅然。村幹部和我的同事也滿臉敬意。後來，我的同事反覆請我給她看看相，我說我是瞎說八道呢，古人所謂「神道設教」，目的是勸人改惡從善。你需要我勸你改惡從善麼？

　　話雖如此說，但我相信，這番包含了凶吉預言的勸戒，那位農民會記一輩子。對此我有切身體驗。

　　二十多年前，我去一個山村勞動。村裡的民兵排長和我關係挺好，晚上便拉著我，偷偷去找一位富裕中農看相。那個老頭盤腿坐在炕上，就著油燈端詳了我一會，說：「一滿星，想當兵。」然後問我對不對。當兵是當時多數年輕人的理想，但不是我的理想。我那時很左，滿腦袋毛澤東思想，我的理想就是上山下鄉，幹一番改天換地的事業。但我不好意思說他說得不對，就胡亂點了點頭，說對對對。其實在我心裡，半信半疑的玩笑已經染上了輕蔑。那位老頭又看了看我的額頭，接著說：「天肖（音），剋父母。」前兩個字我沒聽懂，後三個字我聽懂了。我問他什麼時候剋，他說二十四五歲。我問怎麼辦，他說，你家當院的大門上，有一顆大釘子，拔下來就好了。我家住在機關大院的宿舍樓裡，那裡有什麼當院？我心裡更不以為然了，就應付說，好好好，要是不管用我來請你。最後老頭向我要了一斤糧票。

　　那是毛澤東思想所向無敵的時代，是「妖魔鬼怪」被徹底掃蕩的時代，我根本就不信那個富裕中農的胡說八道。從邏輯上說，他也確實在胡說八道。按說這事笑笑就算完了，沒想到，六七年之後，在我二十四五歲的時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頭的預言。那時我在大學住校，特地囑咐我弟弟注意大門上的釘子。每個星期我回家的時候，經常要看看樓門和家門上有沒有大釘子。我怕老頭的預言應驗。當時的心理似乎就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人類不懂的東西很多，別真出什麼事。這是一種非理性的恐懼。這種恐懼和擔心，直到我過了二十五歲才徹底打消。當然，什麼事也沒有出。可是這種預言對我內心的影響卻是真實有力的。將心比心，我估計深受算命看相之類的預言影響的人，數量不會太少。

　　昨天半夜，一個朋友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讓我幫他出主意。他是一家賓館的老闆，他發現自己的員工普遍貪污，從領班到服務員結伙盜竊。本來給顧客的優惠，被她們自己裝進腰包。本來是自己上門的客人，被她們說成是出租車司機送來的，按照規矩給那些司機的提成也進了她們自己的腰包。這位老闆最近連續解雇了三個員工，一個是有上述行為被他發現的，一個是涉嫌盜竊顧客財物的，一個是負責買菜卻貪污菜款的。他說他不知道該怎麼好了：「我也不能把她們都開了，都開了誰來幹活呀？」

　　我的第一反應，就是他的工資給得太低。我說你虐待員工吧？他說他們的工資標準屬於中上等，絕對不低，他對員工也彬彬有禮。我說你監督不嚴吧？他說規章制度和執行情況都很嚴格，但是你不可能整天盯著她。只要有一點空子她就貪污，而一點空子也沒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說你為什麼不逐步換人呢？他說換過人，新來的還是這德行。這時我想起了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人們都要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貪污的風險不大，貪污就是他們的最佳策略。我說，那你就認賬吧，她們貪污是很自然的事情，別大驚小怪的，這是你必須付出的成本，只要別太過分就行。你就把這筆錢當成管理費用吧。他想了一會，說，也只好如此了。

　　話雖如此說，回頭細想，總覺得有點不對勁。為什麼這裡一點道德因素也沒有呢？我們面對的畢竟是有尊嚴和良心的活人呀。我問自己：如果我是那些員工，我會貪污麼？我確信自己不會。我可能偷懶，但絕對不會貪污，連想都不會想。那麼她們為什麼與我不同呢？也許，她們覺得自己那麼做很合理？譬如，按照馬列主義的說法，老闆是剝削者，她們是被剝削者，剝奪剝削者並沒有什麼不道德的等等。或者乾脆連這種自我辯護都不需要，有便宜不佔王八蛋？

　　今天早上起來去上班，我買了一份剛出版的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的《南方週末》，在第十四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黑」木耳暗訪報告》。一位名叫劉根林的山東好漢，一次吃了劣質黑木耳嘔吐，便自費追蹤這劣質黑木耳的由來。他在安徽渦陽的兩個鎮數十個村莊見到了大規模的假貨加工。在河北大城縣的某村莊看到家家戶戶用硫酸鎂等有害物質加工黑木耳，目的是增加份量和以次充好。他在黑龍江的木耳產地也見到黑木耳摻雜摻假。如此大規模的假貨害了中國顧客的健康，也害了俄羅斯顧客的健康，俄羅斯已經不從中國進口黑木耳了。我估計許多中國顧客以後也不會再買黑木耳了。

　　這就是說，報復最終會落到整個黑木耳產業頭上，大家的飯碗都要砸。為了自身的長遠利益，最合理的抉擇應該是停止造假。但是團體理性與個人理性在此發生了衝突。每個造假的個體都有理由在最終的報復來臨之前，努力撈上最後一把。反正自己不撈別人也要撈，這個產業早晚是要完蛋的。這種個人想法顯然是合理的，於是這個產業就會真的完蛋。市場機制並不能擺平個人眼前利益和團體長遠利益的衝突，負責這件事的應該是法律道德宗教之類的東西。在黑木耳產業裡，我們顯然看不到這類東西。

　　劉根林看到的景象，家家戶戶公然傷天害理的景象，有一種驚心動魄的壯觀。一個人偷偷幹點傷天害理的事情，這在任何時代和任何地方都不希奇。一個村莊一片地區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幹，我們就很有理由懷疑，整個社會還有沒有道德良心這種東西。這樣的社會和人群在我看來是很希奇的。他們為什麼這樣幹呢？他們如何為自己辯護呢？劉根林的文章裡沒有說。我猜想，自我辯護之類的需要恐怕只是我的需要，未必是他們的需要。他們大概也是信奉「有便宜不佔王八蛋」的人。不過，如果一定需要找一個辯護理由的話，我也能替他們想到，這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滿世界都是貪官污吏，倚權仗勢巧取豪奪，老百姓弄點假貨賺點錢養家餬口，總比戴著大蓋帽明搶道德多了。

　　如果我遷居到這樣的村莊，我能拿出什麼樣的理由來勸阻呢？為人民服務？笑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神經病。「五講四美三熱愛」、爭當「四有新人」？大傻帽。天理良心，損陰德折陽壽，傷天害理，不得好死，斷子絕孫，下十八層地獄，除了這些古人的話，我想不出什麼更有力量的說法。我好像出了毛病，或者是我們現在的意識形態出了毛病，很容易就能找到替損人利己的行為辯護的理由，但是卻找不到有力的反對理由。天理良心，這是宋明理學的東西，被幾百年來的英雄好漢斥為假道學的東西。損陰德折陽壽下地獄，這是迷信，傳媒們正在起勁地反對著。反對了，打倒了，然後呢？光天化日之下還剩下什麼？

　　明清兩朝所有州縣衙門的頭門內，南道之上，都立著一塊碑，上邊刻著十六個字，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叫戒石銘。這句話是很有份量的。說你的俸祿就是民脂民膏，這已經規定了你與人民的基本關係。說欺負小民天理不容，這又宣佈了惡行將要導致的結果。這是一個無法確證的結果，所謂抬頭三尺，即有神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些話在那時人們心目中的份量，絕對不同於現在的說笑。這種神秘的威脅是永遠無法證實，也永遠無法打消的，它永遠是一把懸在貪官污吏頭上的劍：欺壓百姓不得好死。就算得了好死，地獄裡也有油鍋等著你。你可以不信，但是又不敢完全不信。就是「迷信」的力量。我們可以說這是神道設教，說這是胡扯，但是你發明一個既不胡扯又有威懾力的說法試試？

　　我們還沒有建立一個能夠保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人間制度。我們看慣了好人倒霉和惡人得勢。這就是「迷信」生根開花結果的沃土。「迷信」斬釘截鐵地告訴你，天下的事情終究是公平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報，惡行必得惡報。現世不報來世報，活著不報死了報。所以馬克思說，宗教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被壓迫者就在這種關於來世的想像和期待中，對虛無飄渺的報應的信念中，得到了替代性的安慰。反過來，壓迫者也感覺到了一些威脅和不安。如果一報還一報可以延伸到陰間，延伸到死後，這畢竟叫作惡者心裡有點不塌實。如果說這種信念不好，需要批判，那麼，剩下的恐怕將是另外一種無所顧忌的更糟糕的信念：損人利己佔了便宜，不佔白不佔。與人為善吃了虧，虧了也白虧。這是鼓勵害人的信念。如果我們企圖將惡人心裡的最後一點不塌實也剷除乾淨，卻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建立遏制惡行的機制，那你到底在幹什麼？

　　明清小說裡充滿了因果報應的故事。那是一個漸漸脫離血緣和地緣關係，逐步進入市民社會的時代。在那個充滿了陌生人的世界裡，害了人可以一走了之，不像在親戚間和村莊裡那樣結下了躲不開的三代深仇，讓人不得不瞻前顧後。在這種現實的報復難以實行的情況下，就需要創造出某種想像中的約束。皇上和官僚集團不能提供公正，說故事的人就編了出來。他們津津樂道，一頭願說，一頭願聽，這類故事流傳甚廣。這便是社會心理正在尋求報應均衡的表現和證明，也是儒家正統意識形態的補充和變化。這種變化正在努力以一種「迷信」的方式解決正統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解決不了的問題。

　　總之，這是解決問題的努力，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努力。也是原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失效的證明。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又一個祖宗們未完成的努力，是多次努力的中斷，是一片又一片的廢墟。關帝廟塌完了，戒石銘拆掉了。過去的問題仍在，過去的努力卻消失了。目前的意識形態舞台上，仍進行著迷信討伐戰，而最終決定勝負的，大概是台下和後台的現實世界裡發生的事情。

第十一篇　探究雷鋒

　　我想探究雷鋒做好事的動機，便重讀了雷鋒日記。

　　《雷鋒日記摘抄》中記載的第一件好事，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搶救水泥」。那天晚上，雷鋒正在屋裡看書，突然下雨了。他想起了工地上露天堆放著七千多袋水泥。「這時」，雷鋒寫道，「我猛然想到了黨的教導，要我們愛護國家的財產，又想到了我是一個共青團員。想到這些，一種無窮的力量鼓舞著我，跑到宿舍，發動了二十多個小伙子，組織了一個搶救水泥的突擊隊──」

　　「黨」提出了要求，「共青團員」的身分提出了要求，雷鋒便熱誠地滿足了這種要求。一九六一年農曆正月初一，他抵抗住看戲的誘惑，背著糞筐給人民公社揀了三百斤糞。三百斤不是一個小數。請想像一下，雷鋒一個人，孤零零地背著糞筐，在大年初一走在冬日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如果不是由於他後來光榮犧牲，不是由於他的日記公開發表，他在這一天的行為不會有什麼人知道。他不會得到任何外來的東西，除了他自己內心的獎勵。那麼，在這位年輕人的心裡，究竟縈繞著什麼樣的思想？第二天，一九六一年正月初二，雷鋒把捨不得吃的一斤蘋果送給了素不相識的住院病人。我們知道，那是一場奪去了二三千萬人性命的大饑荒的最困難的年頭。

　　這樣的事情太多了。他在火車上送水掃地，他在半夜三更冒雨送婦女兒童回家。對這一切，雷鋒記載下來的內心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的模式：「我心想，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立刻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導──」

　　真正的問題在於：雷鋒為什麼會以如此異乎尋常的熱情實踐黨提出的行為規範呢？

　　在雷鋒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對共產黨的感恩戴德之情，可以發現他對榮譽的珍視和嚮往，也可以發現他的敏感的同情心。這些因素都可以解釋他的熱情，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雷鋒日記表達出來的最強烈的渴望，是做一個高尚完美的人，是追求生命的意義。他的日記裡充滿了關於怎樣做人的思考。有一次他學習毛主席著作，讀《紀念白求恩》，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矮個子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高尚的人的時候，竟感動得熱淚盈眶。

　　雷鋒是毛澤東門下的賢人，就如同孔子門下的顏回，只是壽命更短。

　　那麼，做一個毛澤東的戰士，一個理想中的共產黨員，對雷鋒和他的同時代人究竟意味著什麼？

　　有一種宣揚了數十年的信念：如果你投身到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之中，成為一名完美的共產主義戰士，你就會體驗到最廣大最深刻的幸福，你的生命就充滿了意義，你就能克服個體生命的渺小和有限，進入不朽的無限境界，即使你死了，也死得重於泰山。

　　在我的眼界裡，這就是雷鋒所追求的最深層的東西。頗有點像一種古老的尋寶的神話──如此這般地克服了障礙，從此就幸福地生活著。

　　雷鋒在記日記的時候，幾乎還是一個孩子。他的日記摘抄起於十八歲，止於二十二歲。他記載下來的是一種青春期自我塑造人格的努力，一種如何度過人生，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的最初的嘗試。雷鋒沒有機會繼續往下走，沒有機會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時光對人格的作用就像對醇酒的作用一樣重要，即使聖賢也不能例外。

　　如果雷鋒有機會繼續走下去，他會變成什麼樣子？沒人能夠斷言。不過我相信，他會遇到許多困惑，比如他決心熱愛的人民在他熱心信奉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偷懶，他熱愛的黨組織竟會出現貪官污吏等等。同時我也相信他的眼界會像我們一樣開闊許多。他會發現，關於人生根本問題的答案有很多種，從佛陀到耶穌，從孔子到毛澤東，人類的聖賢一直在尋找著自己的答案，這種尋找至今仍在繼續。

　　應當說，如今比雷鋒生活的時代有了更好的尋找條件。三十五年過去，人類又積累了巨量的經驗教訓和各種知識。這些知識可以幫助我們更透徹地瞭解人類和萬物之間的關係，幫助我們找到自己的根本和歸宿，幫助我們進人更成熟更高明的境界。問題在於，我們有沒有雷鋒那樣的真誠和熱情。

第十二篇　代後記：官場傳統的心傳

　　我讀過幾本清朝人寫的筆記，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場的情況。今年一月中旬，我在《南方週末》（二○○○年一月十四日）上讀到兩篇描寫當代福建官場的文章，題目是《貧困縣的「紅包書記」》和《另一起「紅包醜聞」》。古今對比，迢迢暗遞的傳統浮現眼前。

　　報上說，「紅包書記」丁仰寧在福建省政和縣當政二年，收受紅包一百多萬元。當地向領導幹部送紅包已經形成風氣，層層都在送，層層都在收。另一篇談到福建寧德地區官場的文章也說，紅包的大小與官員的級別成正比，紅包是權力運作的潤滑劑，個人、單位、黨政機關全都大送紅包。

　　在紅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福建官場與清朝官場沒有明顯區別，但在名稱和遞送技巧方面，區別卻很顯著，讓人感覺到傳統斷裂的痕跡。紅包書記親自介紹了幾種送紅包的花樣，他使用的語言很貧乏，翻來覆去就是「紅包」、「送禮」這兩個詞，而他列舉的那些花樣，還有另外一篇文章以同樣貧乏的語言提到的花樣，在清朝官場都有很確切的名字。

　　紅包書記說的逢年過節送紅包，還有利用生日送禮，在清朝的術語叫「三節兩壽」。這個詞通行全國。「三節」是指春節、端午和中秋，「兩壽」是指官員自己和官員夫人的生日。現在領導幹部出差收受的紅包，在清朝叫「程儀」。請官吏辦事送的紅包，在清朝叫「使費」。請中央各部批准什麼東西，遞上去的紅包叫「部費」。還有幾十種名目，譬如告別送別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領導的秘書跟班送門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況，對應不好，就不一一列舉了。以三節兩壽為首的所有這些花樣，明清時統稱為「官場陋規」，現在則寬泛且模糊地稱為「不正之風」，全然不顧其規則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這些術語是延續使用的。經過五六百年的積累和充實，詞彙像官場規矩一樣變得豐富細膩，體現了官場「潛文化」積澱的豐厚。

　　我在這裡杜撰了一個「潛文化」的詞，目的是與官場上正式的「紅頭文件」劃清界限。「潛文化」的東西是很少形諸文字的，積累和發展的道路自然不那麼順暢，紅頭文件則不然。歷代的行政法規按中央六部的分類歸為「六典」，清朝的閻鎮珩僅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寫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二百卷的篇幅。這些紅頭文件大體都說得很漂亮，勤政愛民云云，規定也越來越具體細緻。假如當真行得通，我們的文明肯定有資格征服世界──無須花那些冤枉錢搞大選、維持議會和最高法院，統治集團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樣慈愛，像聖賢一樣英明。奈何這些漂亮東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說的「潛文化」生命力極強，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勁頭。打算學習研究這種東西的人，最好潛入官場生活之中，在實踐中摸索總結。如果想研究前朝，就要扎到小說筆記和原始檔案之中翻檢搜尋。

　　談到小說，我想起了高陽先生在《胡雪巖》一書中寫到的行賄辦法。清朝官員到北京行賄，先要按規矩到琉璃廠的字畫古董店問路。講明想進某大官多少兩銀子之後，字畫店老闆就會很內行地告訴他，應該送一張某畫家的畫。收下銀子後，字畫店的老闆會到那位大官的家裡，用這筆銀子買下那位官員收藏的這位畫家的畫，再將這張畫交給行賄者。行賄者只要捧著這張很雅緻的毫無銅臭的禮物登門拜訪，完璧歸趙，行賄就高雅地完成了。這裡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畫價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畫店的老闆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規矩收一筆手續費。我想，這些門道和規矩，都凝結著我們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識，相形之下，現在的官員真是太俗太蠢太無知了。紅包書記說現在的人送禮，經常在香煙、酒盒、果箱裡藏錢，還送一些空調和微波爐之類的夯貨。這再次表明了潛文化傳統的斷裂，似乎一切都要從頭摸索。從好的方面說，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賄發生的次數不多或時間不長。從壞的方面說，又表明官員的臉皮更厚，無須精巧打扮。

　　紅包書記是一九七六年高中畢業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畢業生。作為同齡人，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麼乾淨。所有染上「封資修」色彩的讀物一概查禁，即使在大規模的批孔運動中也讀不到孔夫子的原著。領導們怕我們抵抗力不強，中了孔老二的毒。毛澤東主席想把我們培養為一代無私的共產主義新人，我們整天讀到的都是雷鋒式的思想和行為。我估計，這一場持續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設，在切斷傳統的意義上比焚書坑儒徹底得多。頗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典籍尚且讀不到，更何況關於官場潛規則的腐朽知識。這些年「沉渣泛起」，繼承傳統受到了鼓勵，但我又不敢指望現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檢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前面提到的政和縣官場根本就用不著翻檢什麼古籍，他們無師自通，與明清官場患上了一模一樣的病症，就連「三節」也和明清一樣選在春節、端午和中秋，繞開了官定地位遠高於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國慶節。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續數十年的決裂傳統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點行賄名稱和技巧上的差距。

　　在《另一起「紅包醜聞」》中提到：「林（福建省福鼎市點頭鎮原黨委書記林亞寧）透露，紅包主要送給上級領導和省、地、市有關部門。給上級領導送紅包是為了聯絡感情，給上級有關部門送是為了爭取資金、項目。」

　　這裡提到了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聯絡感情，說明白點就是為了陞官，這與明清官場是一樣的。如今官員的陞遷仍然取決於與上級的關係，層層遞升上去，每一層的成功與否都取決於爭當「接班人」的技巧，而整個過程中都像明清一樣沒有老百姓插手的份。第二個目的是爭取資金項目。在傳統上這本來是民間的事情，現在也收歸政府了。難道政府官員那麼願意辛辛苦苦給國有企業爭資金上項目嗎？真正重要的是，這些錢到手後不用操心去還。所謂「吃完了財政吃銀行，吃完了銀行吃股民」，一路吃下來，官員們的肚子就肥胖飽滿了。如此成熟完善的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債務軟約束體系，如此巧妙地避開了直接反抗的吞噬民間財產的體系，屬於當代國人的新創造，明清時代只存在一點不值一提的苗頭。如此看來，我們的「潛知識」傳統在「許多方面還加強了」。

　　與上級領導和部門聯絡感情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紅包便勢在必行了。有了這種根基，沒有名詞可以發明名詞，沒有經驗可以摸索經驗，沒有傳統可以創造傳統，斷裂個二三十年乃至百八十年，無非是一次冬眠。所謂「野火燒不盡」，就是因為燒掉的只是表面的幾個名詞，地表下的草根還活得好好的，沃土也沒有變成沙漠：人心還是那顆「食色性也」的心。一旦春風吹拂，不綠滿中華才叫見鬼。如此比喻並沒有貶低「潛知識」傳統的意思。這就好比摸著石頭過河，河一定要過，此乃陞官發財的必由之路。如果祖先告訴我們石頭在那裡，就可以少淹死幾個人，少弄濕幾次鞋。如果祖先的知識沒有傳下來，就難免付出血的代價，前仆後繼地摸索和積累。

　　其實，現代人如果肯下功夫，關於官場運作實況的潛規則的知識還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還有如何走私，如何收買「海關」和「水師」，如何處理不同走私團伙的利益衝突的知識。走私者和受賄者學習好了，可以少犯「遠華」案中的錯誤。監察者學習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揚湯止沸。為中國的前途命運操心的領導人學習好了，更可以來個釜底抽薪，徹底改良土壤，免蹈從秦漢到明清歷代王朝都繞不開的覆轍。我想，這就是我寫本書的目的。

　　二○○○年二月六日

第十三篇　劉瑾潛流─「財政陰史」的一個斷面

一、千年世界級巨富

　　我在「中青在線」網站讀到一條二○○一年四月九日發佈的消息，標題是《千年最富五十人中國六人上榜》，全文抄錄如下：

　　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該報日前選出在過去一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過三百六十億美元的汶萊蘇丹陛下哈志哈山納柏嘉，以及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

　　在入選的五十人中，有六名是中國人，出現時間前後橫跨八百年，他們分別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監劉瑾、清商人伍秉鑒、宋子文。

　　《亞洲華爾街日報》還說，如果按征服土地來計算，在職業一欄是「征服者」，財富來源一欄是「掠奪」的成吉思汗可稱「天下最富」。當時，蒙古人打下了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間太監劉瑾被處死後，人們從他家中搜出黃金三千三百六十公斤、白銀七百二十五萬公斤。明末國庫僅得二百萬公斤白銀。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貪污白銀達二．二億兩。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宋子文在美學成回國後，迅即被任命為財政部長，由於其妹宋美齡嫁於蔣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為當時中國與美國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說在四十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鑒是十三行的買辦，他繼承了當時只得少數人獲准經營的絲綢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幾百萬銀元。

　　這種大視野看起來很痛快，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但我恰好留心過劉瑾的家當，也抄錄過與明朝國庫有關的一些數字，看了劉瑾家的金銀數目便感覺疑惑，似乎數字太大了。至於明末國庫的白銀存量，更是錯得離譜，張居正改革十年，國庫豐盈，太倉（專門存銀子的國庫，又稱銀庫）的白銀儲備不過六百萬兩，亞洲華爾街日報卻說劉瑾一家就有七百二十五萬公斤，竟敢說明朝破敗時還有二百萬公斤，其誤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禎真有這筆相當於二十年中央財政現金收入的白銀儲備，何至於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繳獲這一大筆銀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國大舉搜刮，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隱約記得在什麼地方看到過一個數字，李自成打下北京，發現太倉裡只剩下二十多萬兩白銀，不禁感嘆道：這麼個大國，只有這麼點銀子，豈能不亡？──我查不到這個故事的出處了，姑且擺在這裡，僅供參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覺不錯，懷疑翻譯錯了，就上網搜索原文，結果在The Wall Street Journal（WSJ）的網站找到了出處。翻譯果然有些小錯。下邊是我翻譯的劉瑾簡介〔註：文章的作者是Rachel Emma Silverman，文章的標題是「過去一千年中最富的五十人」，發表時間是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一日。〕：

　　劉瑾（一四五二-一五一○）

　　社會地位：宮廷太監

　　財富來源：瀆職

　　財產：金銀

　　中國明朝一個富得驚人的宮廷太監。劉瑾濫用職權，聚積了巨大的財富。最後因叛逆罪而被處死時，他被發現擁有黃金一千二百萬盎司（譯者註：折三十七萬公斤，而不是前譯的三千三百六十公斤），白銀二．五九億盎司（譯者註：折八百零五萬公斤，而不是前譯的七百二十五萬公斤）。作為對比，明朝倒台時皇宮國庫只有白銀三千萬至七千萬盎司（譯者註：確實可以折為二百萬公斤）。不過，關於劉瑾的財富的報導可能被嚴重誇大了，因為歷史學家們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們：太監干政時將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我並不想在數字和細節上較勁，要緊的是劉瑾榮登千年世界級最富排行榜這件事本身。我覺得劉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潛藏在中華文明光輝表面下的大東西。我想深究的就是這種東西。華爾街錯多錯少並不要緊，只要在劉瑾「富可敵國」這個關鍵點上沒錯，我的深究便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影響。不過，我還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幾步，想算算賬，折成人民幣算一算，搞清楚劉瑾家到底有多少錢。我估計有不少人像我一樣對此感到好奇。

　　這一追還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來華爾街提供的劉瑾家產數字大有根據。

　　我總共找到了三組數字，第一組就是華爾街所依據的數字，也是最大的數字，即黃金一二○五．七八萬兩，白銀二．五九億兩。華爾街把明朝的一兩（三六．九克）誤為一盎司（三一．一○三克），因而將劉瑾的家產低估了七．五萬公斤黃金，一百五十萬公斤白銀。我明白，數字太大了讓人眼暈，多兩個零少兩個零早已沒了感覺。這麼說吧，華爾街的這個誤差，僅僅白銀這一項，就超過了明朝全盛時期國庫白銀儲備的六倍。這可不是小錯，如此大刀闊斧地削減劉瑾的家產，犯在他本人手裡，一百條命也丟了。

　　這第一組數字見於郎瑛的《七修類稿》卷十三，陳洪謨的《繼世紀聞》卷三。《明通鑒》說王世貞也引用過這個數字。這幾位作者均為明朝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其中陳洪謨在劉瑾死時正當壯年，三十六歲，中進士十餘年，當過刑部和戶部的部曹，最後以兵部左侍郎（國防部副部長）退休。這樣的人寫起劉瑾來，如同今日在財政部和最高法院幹過的人，以高級幹部的身分退休後寫陳希同或成克傑，五百年後的晚輩小子怎敢不洗耳恭聽？

　　第二組數字見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五，（清）趙翼說劉瑾有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餘萬兩，他珍寶無算。這個數字大約只有第一組數字的五分之一，但趙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這本書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稱，考證詳實，我等晚輩也不敢不重視。

　　第三組數字屬於滑頭數字。《明通鑒》卷四十二列舉了第一組數字後，對比了漢朝董賢的四十二億錢家產，梁冀的三十億錢家產，都比劉瑾差了一個數量級，作者夏燮因此懷疑對劉瑾的家產高估了。於是《明通鑒》宣佈與正史保持一致，給了個「金銀累數百萬」的說法。「累數百萬」，到底是一百萬還是九百萬？是金是銀？單位是斤還是兩？這裡的每個差別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過去，這樣的數字實在沒法用。當然我們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態度，一概選擇小頭，說劉瑾至少有幾百萬兩銀子。幾百萬呢？就選個最少的二百萬吧。正德元年（一五○六年）劉瑾得勢，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白銀還不足二百萬兩。從一五二二年到一五三二年，太倉平均每年的白銀收入恰好是二百萬兩。

　　根據會計工作的謹慎原則，我這裡採納第二組數字。不喜歡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結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個數，只要不超過五，就不算胡說八道。而擔心後代御用文人將劉瑾妖魔化，拿劉瑾當替罪羊，寧願保守至極的人，只要記住劉瑾的家產和國庫每年的白銀收入相當就行了──這筆銀子的購買力大概相當於如今的八億人民幣。

　　根據第二組數字，劉瑾有黃金二百五十萬兩，白銀五千餘萬兩。他珍寶無算。我們就不算「他珍寶」，再把黃金按當時的常規一比七折為白銀，劉瑾的家產總值為六千七百五十萬兩白銀──比張居正辛辛苦苦十餘年充實起來的太倉還要多十倍。這相當於多少人民幣呢？在當時的平常年景，一兩銀子可以買兩石米，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相當於二五四．八八億人民幣〔註：明朝的一石白米為九四．四公斤，如今的零售價至少是兩元人民幣/公斤，按此折算，一兩銀子價值人民幣三七七．六元。〕。我剛剛上網查了，中國大陸只有一個人夠格登上《福布斯》雜誌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國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總經理榮智健，身家為十億美元，不足劉太監的三分之一。

　　我們再冒說一句。有超人之稱的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有多少錢？《福布斯》雜誌說他的家產為一百十三億美元，在全球排第三十一名。李嘉誠一九九九年排名世界第十，這兩年讓那些IT暴發戶擠下去不少。假如劉瑾活著，他的排名恐怕還要下降。只要我們像華爾街那樣選擇第一組數字，也就是把劉瑾的銀兩乘以五，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便是一千二百七十四億人民幣，約一百五十三億美元，比李嘉誠還要多四十億美元。

　　這麼大的數字，可信麼？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誠比下去的第一組數字，但足以把三個榮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組數字就不好不信了。劉瑾一流的巨富，即貪污受賄瀆職而成的巨富，在中國歷史上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絕非孤立現象。前邊提了一句漢朝的董賢和梁冀，積錢至三四十億。明朝前有王振，後有嚴嵩、魏忠賢，其家產清單開起來也是一長串大數目，我就不拿這些數字煩讀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劉瑾還富。「中青在線」引用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說法，說他有二．二億兩白銀。我還見過更大的數字。據籍沒其家產的清單記載，和珅有赤金五百八十萬兩，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當舖七十五座，銀號四十二座，地產八千餘頃。另有玉器、綢緞、洋貨、皮張等庫多座。沒收的財產總計估銀約八億兩，少說也頂四個劉瑾。乾隆末年，國家財政每年的實際收入為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兩，和珅的財產相當於清朝盛世十八年的財政收入〔註：轉引自孫翊剛編《中國財政史》〕。當時流傳著一句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可見同代人的感覺也支持了富可敵國的數字。

二、財政陰史

　　國庫的銀子彙集百川，來歷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間，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庫驚現於國庫側畔，地面徑流卻只有孤零零的一條毛渠，即正四品官員每年二百八十八石米的俸祿，折合白銀一百四十四兩。按照這種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滿劉瑾家的水庫也需要四十七萬年。實際上，司禮監太監劉瑾雖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認為太監無須拉家帶口，用不了那麼多錢，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糧和服裝，折成銀子還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這就是說，地表徑流需要五百多萬年才能注滿劉瑾家的水庫，而劉瑾的積累僅僅用了五年。理論與現實相差如此懸殊，難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釋麼？

　　只要一想到解釋，任何人都敢斷定：地表之下必有潛流，有陰溝，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我們就借用世界名人劉瑾的聲望，稱這套地下網絡為「劉瑾潛流」。

　　古有食貨志，今有財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聞，看過的史、志似乎都把重點放在地表徑流上，羅列各州縣的錢糧徭役，國家的鹽鐵茶馬，酒榷商稅，著重描述並解釋種種明面上的開支收入及其變遷。但是我們已經發現，地下潛流在資源的總流量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不描寫「劉瑾潛流」的財政史只能叫「財政陽史」，如欲完整，還應該補上「財政陰史」。

　　「財政陰史」很難寫，那些陰賬暗賬恐怕早在陰溝裡爛沒了，找不著了。這麼說並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間的著名師爺汪輝祖寫過一本《學治說贅》，其中就紮紮實實地談到賬本問題，他要求建立四個賬：正入簿、正出簿、雜入簿、雜出簿。正入簿「記銀穀應徵之數，及稅契、雜稅、耗羨等項」；正出簿「記銀穀之應解、應支、應放、應墊之數，及廉奉幕修等項」；這兩項都是明賬。雜入簿「記銀之平餘，穀之斛面，及某歲額有之陋規等項。應入己者可質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諱也。若額外婪索，是為贓私，不可以入簿者。」雜出簿「記應捐、應贈之斷不可省者，及日用應費各項。」這後兩項顯然是小金庫的賬。

　　汪輝祖要求官員們經常算賬結賬。正入簿虧了，可以先用雜入賬上的錢補。由此可見，清朝的小金庫很重要，「斷不可省」，官吏們管理小金庫的賬目也很有一套，來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來源當然是陋規收入，或是下級的孝敬，或是從老百姓手裡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則是不能不送的禮物等，也就是對上級的孝敬。同時還包括一些「正出」項目中沒有的日常費用。

　　假如我們掌握了許多這樣的賬本，「財政陰史」就會好寫一些，不過仍缺少「額外婪索，是為贓私，不可以入簿者」──對這個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單填補一二了。

　　我下邊要做的，就是在劉瑾周圍搜集一些歷史碎片，儘量拼湊出「劉瑾潛流」在（明）正德初年的歷史橫斷面。實在湊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勝於無而已。

三、抽水機規則

　　正德初年，劉瑾當政期間，兵科給事中周鑰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邊人搶救時，周先生已不能言。從者拿來紙筆，周鑰寫下「趙知府誤我」幾個字後便死了。

　　按照級別，給事中不過「從七品」，還不如七品知縣的官大。按照實際的地位和權力，六科給事中在皇帝身邊負責監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諸司，各部各地的大員們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錯誤指示，只要不合聖人之教、祖宗之法，給事中在名義上也有權「封駁」，頂回去不准下發。科道之官是官場上的鷹，是最高層級的食肉動物，是以各級官員的身家性命為食的動物。在科道任職，成為六科給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員，乃是明朝讀書人的仕宦美夢，一個美夢成真的人何必自殺？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上說，那時劉瑾當權，甚為驕橫，奉使出差的人回來，劉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筆賄賂。周鑰到淮安辦事，與知府趙俊的關係不錯，趙知府答應貸給周鑰「千金」，以應付劉瑾，臨走時又變卦了。周鑰「計無所出」，船走到桃源時自殺。

　　讀完這段介紹，我仍然不懂周鑰何必自殺。一千兩銀子的購買力大約相當於如今的四十萬人民幣，誠然是一筆大數。但這筆賄賂即使像債務一樣硬，確實還不起又能怎麼樣？竟值得自殺麼？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個給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榮譽的高峰，成了親友和眾鄉親的驕傲，忽然有可能丟官，榮耀將變為恥辱，半生的努力和未來的前程也一併付諸東流，這些東西加起來，不值得自殺麼？──對我來說依然勉強。

　　最後，時人陳洪謨的一段記載幫助我理解了周鑰的選擇。據《繼世紀聞》卷二說，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出京查盤錢糧，返京後劉瑾索賄，嫌那二位給得少，就說他們參劾官員失當，大發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將這二位枷於公生門。當時正是夏季，大雨晝夜不停，這二位就在雨中淋著。

　　原來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據《明史》卷九十五介紹，劉瑾通過親信控制了東廠和西廠這兩個特務組織，讓兩廠競爭，調動了特務們的積極性，並且有許多發明創造，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們的發明之一。戴了這種枷，「不數日輒死」，《明史》卷一百九十二也說，「枷死者無數」，可見擺在周鑰面前的前景多麼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鑰的自殺便有了選擇安樂死的意思，這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看了這個故事，不知諸位是否發現了點什麼。我初讀時感覺有點古怪，但並沒有意識到什麼古怪，更沒有發現什麼。後來又讀了六七項記載，都是關於劉瑾如何索賄，不如願就變著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讀著讀著，忽然就明白了，原來劉瑾向我們展示了一條級別很高的潛規則。與潛流的比喻對應，我為這條潛規則想了個名字，叫「抽水機規則」。換一個比喻也可以叫「捕魚規則」。

　　我讀到的官場徇私舞弊故事，給我留下一個總印象：面對百姓，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動進攻態勢；面對官場同僚，一般則採取「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溫和策略。按說，只要手裡有烏紗帽之類的釣餌，不愁魚不上鉤。烏紗帽意味著合法傷害下級和百姓的權力，拿到這個權力便可以搾取更大的利益，這是很合算的買賣。換個比方說，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只要有利益吸引著，官吏自然會流過去完成權錢交易。但是劉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釣餌，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過去，他徑直把釣竿換做魚網，將進京的官員一網打盡，直接往官場裡插一根抽水機管子，開足了馬力硬往上抽。

　　劉瑾的管子長度有限，口徑也太大，通常夠不著下層百姓。按照渠道系統的分類方式，最高級別的渠道為幹渠，次為支渠，再次為斗渠，下為農渠，最下為毛渠。劉瑾看不上農渠毛渠，主要往幹渠支渠裡插管子。

　　周鑰、安奎之類的中央監察官員，被劉瑾像堵住籠子抓雞一般地隨意收拾，其實他們出了北京就是官場上的鷹。在他們監視之下的地方官員很願意向給事中和監察御史納賄，明末也流傳著給事中是受賄之王的說法。如今這些大王必須統一向劉瑾納賄了。上述官場之鷹的總數，六科給事中有五十八人，十三道御史有一百十人。監察系統還有一批官員，大約二十多人，他們掛著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監察部副部長）之類的頭銜巡撫四方，常年在外，這些鷹也要統一向劉瑾納賄。

　　《明史．宦官列傳》說，當時內閣的焦芳、劉宇（近似國務委員），吏部尚書張綵（近似人事部部長），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近似國民黨的中統局長兼中央警衛局局長），都是劉瑾的心腹。他們變更原來的制度，令各地巡撫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時向劉瑾納賄。延綏巡撫劉宇不來，被逮捕下獄。宣府巡撫陸完來晚了，幾乎被判罪，賄賂了之後才讓他「試職」。《明史》卷一百八十六還提到一個叫冒政的清官，掛著右副都御史的頭銜巡撫寧夏。冒政為官廉潔，劉瑾索賄不得，就找了一個岔子將他逮捕，又罰米三千石。劉瑾死後，冒政才恢復原官職退休。

　　比監察大員低一個級別的渠道，當屬各省的行政長官。

　　《繼世紀聞》卷二說，正德三年（一五○八年），天下諸司赴京朝覲。劉瑾下令每個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銀二萬兩，交了錢才放人回去。銀子則由劉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員無奈，紛紛向京師巨室借貸，回任後，為了還貸再加倍搜刮民財。這個過程假如反映到賬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雜簿」，各省長官回去後搜刮「雜入」，填補正簿中的「雜出」。而劉瑾等又從宦官的雜簿中領走了自己的一份。

　　《繼世紀聞》記載的這次大規模索賄已經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規定，各地官員每三年入京朝覲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劉瑾剛剛得勢，便向天下三司官員索賄，一個人一千兩銀子，多的要到五千兩。不給的則貶斥，給得多了則陞遷。所謂「天下三司」，指的是當時全國十三個省的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馬、錢糧和刑名，號稱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揮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為七百三十二石米，按市價折成銀子不過三百六十六兩。布政使（近似省長，從二品）的俸祿是每年五百七十六石米，折銀不過二百八十八兩，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劉瑾也不夠。這批人的總數，以每個職位至少設左右或正副二職計，大約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萬雪花銀的進項。

　　劉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運、鹽政、屯田和科舉這些領域。這些領域的正式制度，譬如鹽引制度之類，解釋清楚已不容易，再講明白其中的細膩更費筆墨。我在這裡只選一個科舉方面的簡單故事作為示意。

　　《明史》卷一百七十四說到一個叫安國的人，接父親的班當了軍官。正德三年，安國考中了武狀元，分配到陝西三邊當代理師長（進署指揮使）。這時候劉瑾索賄來了。安國和同時中武會舉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錢來，劉瑾便發配他們下連當兵（編之行伍），隨時聽候調遣，禁止擅自歸家。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幾乎難以維持生存。而邊疆的守臣害怕劉瑾，誰也不敢收用他們。直到劉瑾死後，安國才回到考試前的起點──接父親的班當軍官。

　　劉瑾也幹過許多賣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當，這屬於權錢交易，不是抽水機運轉。除了數額特別巨大，交易對象身分特殊，出賣公眾利益時特別肆無忌憚之外，這些行為並無創立新規則的特殊意義，這裡暫且從略。

　　總之，劉瑾具有出類拔萃的進攻性。我們可以在上述故事中發現一個共同點：那些官員們付出的賄賂並不是陞官發財的投資，而是避禍消災的保險費，更準確地說，是對黑手黨欠下的債務。漢語好像還沒有對此作出區別，將這兩種性質的錢財潛流統稱之為賄賂。祖國語言顯然還有進化餘地。

四、抽水機是怎樣製造的

　　監察御史蔣欽向皇帝揭發說：──昨天，劉瑾向天下三司官員索賄，每人一千兩銀子，甚至有要到五千兩的。不給則貶斥，給了則提拔。全國都感到寒心，惟獨陛下把他放在身邊使用。這是不知道左右有賊，把賊當成心腹了──請立刻殺劉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劉瑾──

　　這是我讀到的有關劉瑾牌抽水機運行的初次記錄。蔣欽寫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閏正月初八（公元一五○七年二月十九日），初六那天他剛剛挨過廷杖的打，三天後便再次冒死上疏。〔註：日期考證見明通鑒卷四十二，紀四十二，正德二年。《明史．蔣欽列傳》中記錄時間不詳。〕可見劉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來破壞搗亂。

　　為了理解當事雙方的勇氣，劉瑾抽水的勇氣和蔣欽跳出來砸抽水機的勇氣，我們要追溯發生在數月之前的一場殊死搏鬥。

　　劉瑾很會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極時不過十五歲，喜歡玩打仗，劉瑾是個粗人，頗能理解頑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監一起與皇上「擊毬」，「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還帶著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歡樂」，對劉瑾便日漸信用。

　　文官們聽說以劉瑾為首的八位太監引誘皇帝「遊宴」，不學好，便紛紛上疏論諫，大學士（近似政治局常委）劉健、謝遷、李東陽帶頭，一堆尚書（近似部長）、給事中和御史呼應，形成了外廷文官對內廷宦官的攻擊之勢。小皇帝煩透了那些文官講大道理，卻被五官監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曆法科科長）楊源拿星相變化說事的一篇上疏說害怕了。見小皇帝有點怕，劉健等人發起一輪更兇猛的攻勢，要求皇帝誅殺劉瑾，以戶部尚書韓文為首的眾大臣搖旗吶喊，聲勢大振。小皇帝心虛了，有讓步的意思，就召來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禮監太監王岳等人，讓他們閣臣們商量，把劉瑾等人發到南京閒住。

　　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一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與大臣們討價還價，皇帝希望緩和處理，大臣非要殺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勸劉健也讓一步，以免過激生變，但劉健寸步不讓。

　　據說太監王岳比較正直，又有些嫉妒劉瑾。劉瑾是皇帝的親信，而他這位地位更高的太監卻常常被晾在一邊。在傳話的過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評論，對小皇帝說，閣臣們的意見對。於是劉健膽氣更壯，與眾大臣約定次日早朝「伏闋面爭」，誅殺劉瑾，王岳為內應。

　　當天晚上，吏部尚書焦芳派人向劉瑾報警。劉瑾大懼，連夜和他那幾個太監哥們伏在小皇帝周圍磕頭痛哭。哭到小皇帝動了心，劉瑾說，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結閣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進出行動，我們不讓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鋤掉我們這些障礙。再說了，玩鷹玩狗有什麼大不了的，有點損失也不過萬分之幾。如果司禮監太監用對了人，那些文官豈敢這麼鬧？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這些人內外勾結是要管住他，不讓他玩，頓時大怒，立命劉瑾出掌司禮監，另外兩個趴在地上哭的太監出掌東廠和西廠這兩個特務組織，並逮捕王岳等三位幫助文官的太監，連夜發配南京充軍。

　　次日早朝，眾大臣正要伏闋面爭，發現形勢已經大變。其實，在與皇帝討價還價時，除了說兩句「皇上，這樣對陛下不好，那樣對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裡並無王牌，皇上決心一下，他們除了乾瞪眼，只剩下辭職一途。劉健等三位閣臣立即辭職求去。按照常規，辭職報告連上三次皇帝再予批准才算不失禮貌，但劉健等的報告剛送上去就批下來了，除了李東陽誰也不挽留。在官場的語言中，這就等於讓劉健等人滾蛋。同時，任命焦芳入閣為大學士。劉瑾初戰告捷。

　　劉瑾立刻開始鎮壓反對派，殺人立威，擴大戰果。首先派人追殺充軍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責」上疏請留劉健的六位給事中和十三位御史；再次把上疏為給事中挨打鳴不平的王陽明等四人打了一頓板子，撤職貶謫；然後又杖死楊源──那位拿星相說事，險些要了劉瑾性命的天文局小科長。直打得朝廷上下鴉雀無聲，劉瑾大獲全勝。

　　《明史》說，劉瑾用事後，每當向皇帝請示匯報時，必定先偵察一番，專挑小皇帝玩得上癮的時候。皇帝煩他打擾，火急火燎地揮手趕他走，說：我用你是幹什麼的？一件一件的老來麻煩我！從此，劉瑾便獨斷專決，不用向皇上匯報了。〔註：整個故事見《明史．宦官列傳》。〕

　　劉瑾牌抽水機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廠的。

　　遙想劉瑾當年，手握重權，口含天憲，連戰連捷，心氣難免大壯。實際上，明眼人早把這種變化看在眼裡，主動向權力靠攏的聚集運動已像百川歸海一般濫觴了。

　　大約在正德元年歲末，右都御史劉宇（近似監察部常務副部長）通過大學士焦芳的介紹拜見了劉瑾，劉宇的見面禮是上萬兩銀子（約四百萬人民幣）。據《明史．閹黨列傳》記載，這是劉瑾收的第一筆上萬兩銀子的賄賂。《明史》說，當時劉瑾「初通賄」，對賄賂的期望值不過幾百兩銀子，見了萬兩銀子不禁大喜，說：「劉先生何厚我。」劉宇的投資迅速獲得回報，正德二年正月，劉宇升為左都御史（近似監察部部長）。

　　劉宇知恩圖報，成為「閹黨」的核心成員之一。他發現劉瑾特別恨御史仗著諫官的職權說三道四，便請來一道聖旨，發佈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點小過失就打他們一頓屁股。劉瑾見劉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給了這位御史首領新的獎賞，讓他當上了兵部尚書（近似國防部部長），加太子太傅──僅次於太子太師的至尊頭銜。劉宇在兵部尚書的位置上「賄賂狼藉」，獲得了豐厚的利潤，以至當他再次高昇，當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書後，發現文職官員的賄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嘆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劉瑾的勢力壯大了，政策選擇空間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為「抽水政策」。「抽水」並不排斥「等水」，主動流過來的照舊接納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覺性的幹部，劉瑾可以直接過去抽，這就主動多了。顯然這是一項對劉瑾更有利的政策。政策頒布試行後，總的反應也是好的，只有蔣欽等個別人跳出來反對。

　　蔣欽已經隨著眾多御史跳出來一次，要求皇帝挽留劉健，結果全體挨打，各自三十廷杖，其中一位被打死了。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險的。按照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廷杖時可以穿棉裹氈，劉瑾改了規矩，廷杖要扒下褲子打。據說劉瑾訓練打手很有一套，做個皮人，裡邊塞入磚頭。練狠的，就要平平常常地打下去，打完後看那皮子依然完好，裡邊的磚頭卻要粉碎。練輕的，就在皮人外邊裹上一層紙，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後連紙都不許破。行刑時，只要監刑太監的腳站成外八字，就輕打。如果站成內八字，就往死裡打──當然，這些都是難以得到確證的傳說，不過，設身處地替蔣欽等人想一想，誰有膽量去試試真假？

　　蔣欽第二次跳出來後，又被打了三十廷杖，打完後關入監獄。第二天，蔣欽又在獄中動筆寫上疏，大意如下：

　　昨天臣因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獄中的枕頭上，終於還是難以沉默不語。──請陛下將臣與劉瑾比較一下，是臣忠呢，還是劉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陛下也很清楚，為什麼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個逆賊呢？臣的骨肉都打爛了，涕泗交流，七十二歲的老父親也顧不上贍養了。但我死了並不足惜，陛下隨時可能遭到亡國喪家之禍，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殺掉劉瑾，懸首於午門，使天下都知道臣蔣欽直言敢諫，知道陛下英明誅賊。如果陛下不殺此賊，就請先殺了臣，使臣能夠與龍逢、比干同遊於地下。臣不願與此賊同時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據《明史》和《明通鑒》共同記載，蔣欽在獄中起草上疏時，燈下微聞鬼聲。蔣欽猜測這是祖先之靈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後遭遇奇禍，於是整頓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何不大聲告訴我。果然，牆壁中傳出更加淒愴的聲音。蔣欽嘆道：我已經獻身國家了，按照忠義的要求不得再顧私利。如果從此沉默不語，對不起國家，那才是對先人的羞辱，是更大的不孝！說完繼續奮筆上疏，說，死就死，這份稿子不可更改！於是鬼聲停息。

　　上疏遞了進去，又換來三十廷杖。三天後蔣欽死於獄中，終年四十九歲。〔註：《明史．蔣欽列傳》。〕

　　實踐檢驗證明：抽水政策是行得通的，反不掉的。於是，這條低成本高效率的潛規則就在各種備用潛規則中脫穎而出，成為劉瑾的標誌性特徵。

　　其實我們也不好過分責備劉瑾。抽水機規則行得通行不通，並不是劉瑾這位太監所能決定的，劉瑾不過是在皇權不受制約的環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求更大的權力，因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權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誘人的物質利益就顯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間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換句話說，只要帝國的權力格局不改，抽水機總是難免出現的。只要存在個別思想沒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們將幾顆管用的官印混到手，劉瑾的徒子徒孫便難免繁衍開來。這種繁衍與性能力無關。生態學上有一個生態位的概念，譬如大地上的糞便資源未曾利用，就會進化出利用這種資源的屎殼郎之類的新物種。如果將屎殼郎趕盡殺絕了，就相當於空出一個生態位，那麼，用不了多久，還會進化出別的什麼殼郎，或者進化出喜歡吃屎的狗，以屎為家的蛆，等等。總要充分利用資源，填上這個生態位才肯罷休。劉瑾劉殼郎又不是什麼新物種，不過個頭大點罷了。

五、潛流的網絡和源頭

　　周鑰自殺事件發生後，那位惜貸的趙知府被逮捕問罪，討債一般逼人致死的劉瑾卻什麼事也沒有。此事傳得沸沸揚揚，影響自然很不好。於是，閹黨骨幹張綵找劉瑾談了一次話。張綵說，如今天下送給您劉公的財富，並不都是私財，往往先借貸京師，回去後動用官庫中的銀子償還。劉公您何必搜斂怨恨、遺留禍患呢？

　　劉瑾深以為然。他早已不缺銀子了，安全的價值卻越來越高，抽水機繼續狂轉下去已經得不償失。這時候，御史歐陽雲等十餘人恰好按照老規矩納賄來了，劉瑾揭發檢舉了他們的行賄行為，將他們全部治罪，給自己換來了拒賄一次的名聲。隨後，劉瑾派遣十四位給事中和御史下去，嚴格盤查各地官庫。官庫的銀子早被劉瑾等人抽虧空了，如何經得住那些鷹犬的嚴查？於是，各地政府爭相厚斂百姓，彌補虧空，眾多小抽水機響成一片。〔註：《明史．宦官列傳》卷三百零四。〕

　　現在我們進入了潛流網絡的下幾個層級，斗渠農渠毛渠系統。我們應該考察那些向劉瑾輸送錢財的人如何抽取錢財，他們抽取的錢財又來自何方，如此一層層地追根尋源，把下層網絡的所有源流、節點和流量描繪清楚，然後再把其中的利害關係與演進歷史講清楚。不過，這項工作太嚇人了。

　　實際上，每個官、吏、役的職位，包括臨時性的職位，都是潛流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不同節點所連接的潛流數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與苦差之別。這是一幅複雜得可怕的龐大圖景，即使我們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間，並且獲得調查採訪的自由，這些隱秘知識也只能先切成條條塊塊，分開掰碎了向各處的內行人請教，再逐步拼湊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畫面。我瞭解的情況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細寫起來仍將篇幅浩大。這裡暫且以概述與示例相結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湊一二，粗淺地勾勒一個輪廓。

　　我們先說「官、吏、役」中的官。全國上下文武官員之「缺」數以十萬計，每個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規和常例的滋養。這種斷言涉及十餘萬職位，很難證實，但我們可以試著證偽：看看最清苦最沒人愛幹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規和常例的滋養。據說，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縣級儒學教官。《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開篇道：「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如倉大使、巡簡司，也還有些外來錢。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個酸子。有體面的，還來送你幾分節儀；沒體面的，終年也不來見你，有甚往來交際？所以這官極苦。」話雖如此說，作者接下去卻講了一個學生當了御史，老師去看望，眾人為了巴結御史紛紛巴結御史的老師，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兩銀子的故事。這套陋規也是有名頭的，屬於「打秋風」名下的「撞太歲」。這就是說，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沒有固定潛流的滋潤，未必沒有間歇泉或季節河的接濟，而季節河的來源最終也是眾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說，《二刻拍案驚奇》說得也不全對。教官與學生的關係能夠影響助學金的發放，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換。更何況那「幾分節儀」也不能不算常例，不過尺寸小了點而已。在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實際是國家財政的教育撥款，還有陞官發財的才能──最終仍要由百姓付錢。

　　我們再說說「官吏役」中的吏。吏員之「缺」的數目，在名義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實際數目卻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這些嚴重超編的吏員靠什麼生活呢？中央財政的地方存留中沒有他們的位置，少數在中央財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員，名義收入也少得可憐。但他們的生活卻很不錯，並不比如今縣委縣政府的中層幹部的自我感覺差。他們是各項工作的具體執行者，收取陋規和常例的機會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冊）讀到過《巴檔抄件》中的一封揭發信，清朝一位戶房書吏因內訌而把這個位置上每年的陋規常例條分縷析地開列出來，結果，總數大得嚇人：巴縣戶吏彭澤膏每年可以吞蝕銀子一萬六七千兩。其中最主要的源頭是巴縣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約，總價值約一百數十萬兩。按照慣例，每百兩收三錢契稅，稅率是千分之三。這就有四千兩之數。這筆錢用來支付眾吏役的伙食費已經綽綽有餘。而這位戶吏每張契約又另收銀子一兩二錢。巴縣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張契約，僅此一項，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兩銀子。

　　最後要多說幾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義數量已經多於吏員，實際數量還要多出數倍以至數十倍。（明）佚名《虞諧志》中說到了蘇州府常熟縣的衙役數量：「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是常熟有萬餘虎狼，橫行百里之中，弱肉強食無已時也。凡鄉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於此。」〔註：轉引自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第三百七十頁。〕名義上不過二百個編制，實際上竟然有萬人，相差五十倍，讀起來未免駭人聽聞，難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間人劉衡的記錄中看到過類似的佐證。劉衡說，他當四川巴縣的知縣時，衙門裡有七千多名衙役。我們可以懷疑無名氏的記錄，卻不好不信縣太爺關於本縣衙役數量的說法。

　　這批數目驚人的差役幾乎沒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義收入也微薄到了難以維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們主要依靠陋規和常例生活──如今，許多大蓋帽也是如此謀生的，政府只給政策不給錢，我們不應該感到新奇。

　　說到大蓋帽，我們便進入了官場的最底層，也是潛流網絡的最底層，直接與老百姓血肉相連的毛渠系統。實際上，最基層的毛渠系統恰恰是最穩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築材料一樣，不管建築樣式或表面裝修如何隨著權力分佈的變化而花樣翻新，基本構成永遠是灰色的磚頭瓦片，永遠是衙役們面對百姓時的那副抽水機嘴臉。所以，我們不妨忽略時間間隔，動用相距數百年的積木拼湊同一個橫斷面。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南方週末》「百姓記事」欄目裡，刊登了河北石家莊發生的一個故事，題目叫「春天有老鼠」。

　　故事說，每到春天，總有一群穿制服的人，走進沿街的店舖，檢查衛生，分發鼠藥。鼠藥的價錢由他們信口說，不容商量。

　　有一天，這群制服到隔壁的眼鏡店賣鼠藥。老闆說老鼠眼睛好，不偷眼鏡，也不吃眼鏡，硬是不肯買鼠藥。制服說不服他，就招呼了一聲，一群制服揪住那位老闆往麵包車上推，要他去參加愛國衛生培訓班。一邊推還一邊說：瞧瞧你，一點現代意識也沒有，不配活在九十年代。這下老闆老實了，趕緊掏錢買鼠藥。

　　然後又搭配賣鼠藥盒，價錢也由他們說了算。有人問：不買行嗎？回答說行。但過幾天要檢查，若發現誰沒有，就罰款。到時候別後悔。放鼠藥一定要按照規矩放，不合規定的也要罰款。

　　過了幾天，他們真來了。先到了一家禮品店，老闆從櫃台下掏出鼠藥盒，他們說不行，要罰款。「瞧你這盒子上這層塵土，一點都不衛生，老鼠能來吃麼？」過了一會，這些人到了作者開的小店。他慌忙掏出了那個鼠藥盒。他們看了看，同樣說罰款。他問為什麼，他們隨手一指，你的鼠藥盒，應該放在那兒，可你竟放在這兒了。

　　（清）李榕《十三峰書屋書札》卷三也講了一個親身見聞的故事。

　　故事說，四川劍州有一種「查牌」差役，有時四五人，有時七八人，四散於鄉，既不知道這份差使起於何時，也不知道他們究竟負責查什麼，鄉下人只管他們叫「查牌」。查牌差役所到之處，市鎮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為他們安排酒食，有的送他們一些盤費。這些差役到了路邊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頓，還不斷抱怨自己幹的是苦差。從來也沒有人敢和他們對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賭博的、偷竊瓜果雞狗的，這些人立刻竄入其中，上綱上線，動不動就要將人拘拿捆走，再根據其貧富程度訛一筆錢，至今也沒有真把什麼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說，近年來有一些小販，從廣元販運硫磺去中壩的花炮廠，路過他們那一帶，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詐勒索，本地的無賴子弟也和他們串通起來敲詐分肥。這些小販多次跑到我家哭訴，我只能勸他們改業，安慰一番後勸走他們。因為無人向查牌差役討個說法，這些差役的膽子也就越來越大。

　　李榕寫道，昨天聽說街坊的一個酒館，查牌差役徑直闖了進去，把酒壺收走，還用酒壺敲打著酒館老闆說：縣長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糧，不許用糧食煮酒熬糖。說完轉身就走。今日我們這裡所有與酒業有關的老闆都來到我家，向我打聽煮酒到底犯的是什麼法，說這關係到我輩的家業資本，怎麼能說禁就禁？我還聽他們說，查牌差役已經在鄉下敲詐了某酒館很多錢了。

　　後邊還有很多話，最後一句話是：天下衙門如此，又怎麼能怨恨洪秀全呢！〔註：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五百七十四頁。〕

　　細品上述兩個故事，毛渠系統中體現出來的實力格局，屬於加害能力相差懸殊的捕魚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換格局。這與劉瑾是一樣的。我不能給你什麼甜頭，但我可以讓你嘗嘗苦頭。我成事不足，但我敗事有餘。你不想被害得傾家蕩產，就要掏錢。差役和劉瑾一樣想害誰就害誰，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魚肉，只能找鄉紳哭訴一番。按照李榕的說法，由於被害者不敢和差役們對抗，差役的膽子便越來越大。但是替那些小商販和小老闆想一想，究竟是對抗合算還是屈從合算呢？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的敲詐策略是分步驟進行的──先賣鼠藥，再賣盒子，再收罰款，一筆錢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詐的數目都讓對方不值得翻臉拚命，那麼，個體小商販還是屈從合算。如果小商販膽敢拚命，「妨礙公務」，差役們更有機會敲詐一筆，小商販更不合算。

　　不過也可能有另外一種計算方式。假如李榕這位鄉紳答應小商販和小老闆們的請求，專門替他們打抱不平，成立一個商會之類的自我保護組織，按期收一筆會員費，鄉紳本人在必要時可以直接找縣太爺告狀，縣太爺處理不利時便聯合別的協會提出罷免案，那麼，基層的利害計算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小商販單兵作戰的時候，每個人都不值得為了一筆小錢與官家衝突。如果有了商會，為了眾人的一點點小錢便值得衝突甚至上訪。從李榕的角度考慮，越顯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會員費。從會員的角度考慮，養活李榕一人比養活一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過會員費後，只要找李榕一說，李榕就去找縣太爺，差役的頂頭上司就心慌了，就要處分人了，這該有多麼省事，多麼牛氣？據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據此判斷則不然。商會之類的聚集民間實力的制度，可以保護小商販安心幹活掙錢吃飯，讓那些搞米麵加工的小老闆有動力去生產更多的大米白麵，讓那些在酒館打工的人保住飯碗，不至於失業。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權利是可以換算成大米白麵的，而且價值不菲。

　　當然，扯這麼遠已經屬於暢想了。李榕的時代是官員們替民做主的時代，民眾要自己做主，官吏們當然要堅守陣地；民眾想加大壓力逼官吏退讓，官吏們豈能向壓力低頭。如此一來二去，難免就有點「聚眾鬧事」的味道，更準確地說，是「聚眾抗糧」，「聚眾罷市」。《大清律》規定：「抗糧聚眾，或罷考、罷市至四五十人，為首者斬立決，從者絞監候，被脅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罷市，不抗糧，單找縣太爺討個說法呢？那也很危險：「如哄堂塞署，逞兇毆官，為首斬梟示，同謀斬立決，從犯絞監候。」〔註：轉引自張晉藩：《中國法制史》，第四百五十七頁，群眾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總之，在潛流的發源之處，官吏衙役們擁有重重保護之下的合法傷害老百姓的權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風險傷害老百姓的權力，平民百姓幾乎沒有任何合算的反制手段。

　　說到現在，我仍沒有直接回答劉瑾時代的小抽水機們是如何補充各級官庫的虧空的，因為我沒有找到那兩年的資料。我手頭倒有一份明朝洪武年間官員如何填補虧空的資料，洪武年間的官場是整個明朝最謹慎廉潔的，用這塊比較乾淨的積木填補這處空白，可以避免誇大陰暗面之嫌。

　　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年），朱元璋發現戶部侍郎（近似財政部副部長）郭桓與各地官員串通貪污作弊。譬如某地應當上繳中央四百萬石糧食，只要賄賂郭桓五十萬兩銀子，就可以少繳一半，地方官員私下分贓。朱元璋順籐摸瓜，追根尋源，殺人成千上萬。據朱元璋計算，郭桓案造成的損失，價值二千四百萬石精糧，應當追討的數目為七百萬石。〔註：朱元璋《大誥》第二十三，第四十九。〕於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贓。此時此刻，各地官員的處境與劉瑾派人下去嚴查官庫時的處境是一樣的，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們必須填補倉庫的虧空。

　　朱元璋描述了當時各地官員的對策。例如大名府開州州判劉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羅從禮手中寄存有一萬七千貫贓款，卻發了一個通知，向鄉下農民收費。他發的通知說，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贓工作為重，抗拒交納，就要關押起來嚴肅處理。朱元璋說，許多地方官員借此機會在全縣範圍內科斂百姓，等於加徵了一道稅。收稅的總額之中，大約上繳百分之一就足以補償贓款，其餘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來收藏的贓款自然還是自己的。〔註：《大誥續編，追贓科斂第三十六》，全明文第六百四十三頁。〕

　　朱元璋說的是巧立名目亂收費的情況，是抽水機加速運轉時的情況。借用朱元璋的描述，我們再看一眼潛流最穩定的主要源泉是如何湧流的。這是沒有額外抽水時的狀態，是每年交皇糧時的模樣。劉瑾死了也好，活著也好，對這種狀態都沒有多少影響，在兩千年的帝國歷史上，我們隨時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

　　朱元璋寫道：在浙江西部，府、州、縣的官吏們像「虎狼」一樣科斂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不收糧食，要百姓折鈔票交納，每石米折鈔二貫（引者註：即二千文，而市場價格不過五百文），他們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管倉庫的衙役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註：《大誥．折糧科斂第四十一》。〕根據朱元璋提供的數字，我們可以算出，正額二千文，竟有額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四十五％。如果從根本上算起，每石米的價值不過五百文，官吏們竟然收二千九百文，多收了五．八倍。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劉瑾潛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遠流長，秘密就在於：虎狼與牛羊的傷害能力相差懸殊。牛羊們在虎狼的包圍中出血流膏，勢在必然，一味責備虎狼的道德修養不好，未免強「人」所難。

六、潛流的潛作用

　　巨量的資源通過潛流網絡流向劉瑾集團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許多太監自稱洒家，尊奉佛教，喜歡投巨資建立廟宇，因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旅遊景點，這不挺好嗎？即使不建廟宇，我在劉瑾家產的清單上見過「寶石二斗、金鐘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寶物〔註：《繼世紀聞》卷三。〕，這不也創造出了珍貴文物嗎？誰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不合帝國的財政規範，那麼頤和園便是潛流的輝煌結晶了。我們一邊讚賞結晶，一邊罵潛流，是不是應該打個磕巴？

　　再進一步說，修建頤和園花費的巨額銀兩，轉個身就變成了手工藝品製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錢，從他們手裡再轉個身，又變成了糧農菜農小商小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劉瑾潛流」究竟有什麼不好？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又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似乎還可以提升為更大的長期性問題：腐敗且不斷膨脹的官吏集團，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後邊這個問題泛了些，不容易說清楚，這裡還是收斂一些，揪住劉瑾不放。

　　我們可以拿劉瑾與其他千年世界級巨富做個對比，從來源和去向這兩個方面討論劉瑾潛流的影響。

　　在排行榜上，中國人比較熟悉的名字有軟體大王比爾．蓋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內基。這些人財富的來源與劉瑾截然不同。人們主動購買他們提供的產品，因為他們的產品質量比較高，價格比較低，物有所值，買了之後可以獲得福利而不是損失。

　　這些人手中財富的去向也與劉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中之後，小部分被個人消費掉，這相當於劉瑾的金鉤玉帶。大部分卻不像劉瑾那樣藏在家裡，而是繼續投資。無論這些資本家如何追求壟斷地位，如何大魚吃小魚，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投資還是變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變成了更大的廠房，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工資。而工資等等轉個身又拉動了衣食住行的消費和生產，這些消費和生產再轉個身又推動了軟體、鋼鐵和汽油之類的產品的消費和生產，如此循環往復，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社會也進步了。

　　等到這些世界級富翁走近生命的終點時，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財富建立了基金會，資助教育等社會福利事業，卡內基用自己的財富修建了二千八百十一座圖書館，蓋茨也表示將來要做類似的事情。這就是說，在我們所能追蹤到的個人財富源流的盡頭處，這筆巨量財富又開始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服務。

　　在華爾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認出了七類身分，其中以暴力為後盾的統治者最多，占二十二位；貿易商或金融商，與生產商（蓋茨、洛克菲勒等）並列第二，各有九位；官場上的貪污受賄者第三，共有四位，中國和法國各佔二位；並列第四的有三種身分：殖民者二位，教皇二位，官商二位。兩位官商都是中國人。

　　與蓋茨等生產商比起來，劉瑾自然很不是東西。與貿易商和金融商比起來，劉瑾照樣不是東西。皮茹茲（Peruzzi，死於一三○三年）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做批發生意，放貸，開酒店，搞運輸，他的財富來源於他為歐洲提供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讓人們可以更加容易地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他的財富增加後，又轉身投向了同樣的事業。而劉瑾潛流的來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們敲詐酒店老闆，封掉酒店，設立關卡，刁難商販，他們的財富恰恰來源於提高交易成本，使人們更不容易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使產品交換所支撐的社會分工及其擴展變得困難重重，社會分工導致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組織的發育也被迫停滯。皮茹茲最後與劉瑾殊途同歸，他的財富也在國王們的沒收、賴賬和處罰之下消失了，這就是歐洲資產階級後來鬧革命的道理。

　　我們再拿劉瑾與皇帝國王之類的統治者比較一番。

　　統治者的財富主要來源於稅收和掠奪。從掠奪的角度說，劉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溫和多了，從稅收的角度說，劉瑾卻不如他們。忽必烈打下中國當了皇帝，掠奪收益便逐漸減少，稅收最終成了大頭，而稅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聖賢總結歷史經驗，發現最有利於社會安定，統治者也不至於感覺匱乏的比例是十％。在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上，這個數字在理論上便成為納稅集團與食稅集團和平共處的疆界。統治者當然願意多收，但是秦帝國橫徵暴斂、二世而亡的教訓太慘痛了，他們不大敢放縱。

　　劉瑾則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並不是劉瑾的天下，亡了國也是亡他朱家子孫的國，劉瑾沒兒沒女，死後不怕洪水滔天，憑什麼不能放縱？劉瑾不忌諱殺雞取蛋，反正那是別人的雞。因此，在雞的眼睛裡，劉瑾肯定是比皇帝壞得多的東西。他的腐敗收入是強加於百姓的額外稅收，他侵入了納稅集團的疆域，因而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劉瑾之流的行為可以導致秦帝國的命運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我們也確實看到這場戲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劉瑾活著的時候，這場戲已經在大同一帶開演了，起因正是劉瑾派下的御史搜刮過度，把軍隊農場刮得心理老大不平衡，於是隨著一位親王造反，還打出了清君側的古老旗號。這正是劉瑾之流嚴重破壞儒家均衡後的標準結果。順便說一句，這次造反使劉瑾很不安，給了爭寵者說劉瑾壞話的機會，最後導致劉瑾被皇帝處死。

　　在來源方面，劉瑾潛流對百姓造成的傷害已經超過帝國稅收，在去向方面，給社會帶來的福利卻不如帝國開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財富，除了個人消費外，大量投向了開疆闢土的戰爭和帝國擴張，而在歷史學家的評論裡，譬如在司馬遷的評價中，秦帝國一統天下是一件大好事。〔註：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秦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司馬遷說，秦帝國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戰爭，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獲得了當時天下的擁護。忽必烈也有同樣的功能。他打通了亞歐大陸的貿易通道，維護了秩序，平息了戰爭。秦帝國和元帝國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長城的時候，在治理黃河的時候。長城和黃河畢竟關係到公共福利，而劉瑾的錢根本不會往公共福利上投。據我所見，劉瑾的開支至少有一部分變成了家奴的收入，龐大的家奴隊伍又狐假虎威，到處敲詐勒索，也就是說，劉瑾的開支製造出來更多的小劉瑾，更多的掠奪者，而不是阻止掠奪的設施。

　　我好像把劉瑾說得一無是處了。這有點不公平。從愛國主義的角度看，劉瑾並沒有把家產轉移到國外，他甚至從日本使臣那裡敲了一萬兩銀子的賄賂，如此說來，劉太監也可以算愛國人士。不過，他對邊防和國力的破壞又遠遠不止幾萬兩銀子。另外，從當時人的角度看，畢竟劉瑾為手工藝匠人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也創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業崗位，不過，他剝奪的就業機會卻多得多。從後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製造和保留也要託劉瑾之流的福，不過，沒有劉瑾，我們的祖先可能要少經歷許多戰爭，少被人家掠奪多次，有機會創造並保留更多的文物。劉瑾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小成績還是有的，整體上卻得不償失。

　　但劉瑾還是留下了一項確定無疑的功績，思想建設方面的功績，這是幾乎與劉瑾同時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一四三一─一五○三）啟發我想到的。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十六位，據說是歷史上最腐敗的教皇。他的腐敗和放蕩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再虔誠的信徒也無法繼續相信這傢伙可以代表上帝，於是就轉向自己的內心尋找上帝。

　　劉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後一個高峰，逼出了心學大師王陽明的成就。在劉瑾「杖責」為大學士劉健說情的眾御史的時候，王陽明是國防部的一個處長（兵部主事）。王陽明跳出來為眾御史說情，說杖責御史將導致信息閉塞，不利於皇帝全面瞭解情況，不合聖賢的教導和祖先的規定等等，說得堂堂正正，無法辯駁。劉瑾根本就不辯駁，下令打了王陽明四十廷杖，又在監獄裡關了數月，然後撤消幹部身分，貶為貴州龍場驛丞，當了偏遠地區的小郵局兼招待所的職工頭頭。

　　王陽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為，追問自己到底要什麼，尋找支撐正義行為的精神力量。最後他發現那力量無須依賴外人的獎罰，因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名曰「良知」。「良知」被後世的哲學家們罵作主觀唯心主義。我讀不明白這些唯心唯物的宏論，只見那些認識的字句在眼前飄過，卻一句也不能落入心裡。但我卻可以從心底理解王陽明。他在惡人得勢、好人倒霉的處境中苦思苦想，以決定未來如何生活，要不要繼續自找倒霉。換了我也會苦想，卻未必能想出他那些簡潔有力、合乎聖賢之道的觀點。我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觀點，但我替王陽明高興，他找到了一種善行的基礎，找到了對抗「欽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獲得了許多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

　　總之，上述比較表明，劉瑾潛流的潛作用幾乎是各種歷史選擇中最糟糕的一種，破壞性大於建設性，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我們祖先創造出來的大筆財富居然流往這個方向，我們的悠久文明居然如此惡果纍纍，身為後代，不能不嘆息再三。

　　好在還有希望。法國和中國一樣也出產劉瑾式的人物，但是法國在英國鄰居的挑戰下洗心革面，繼而脫胎換骨，八九十年後初得正果。法國走得通，中國更大更集權走得自然要慢一些，最終卻也應該能走通。從戊戌變法開始洗心革面，中國一路血雨腥風地走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

第十四篇　中國通史的一種讀法：帝國組織的興亡條件及其演變

內容提要

　　本文試圖在歷史敘述中回答當代中國人的基本問題：我們從那裡來？我們在什麼地方？我們往那裡去？全文章節如下：

一、農民和帝國

　　1、帝國是暴力競爭的產物

　　2、帝國的均衡與失衡

　　3、官營工商業與民營工商業

二、新思想與士階層

　　1、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集團

　　2、解釋變局的努力

　　3、被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三、毛澤東思想

　　1、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2、新民主主義

　　3、社會主義

　　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開放

　　1、壓力下的開明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一、農民與帝國

　　1、帝國是暴力競爭的產物

　　當掠奪性活動的利益高於生產性活動、並可以長期保持穩定之時，人類社會便出現了以暴力掠奪為專業的群體，出現了這種分工的社會表現形態──「暴力─財政實體」〔註：這項條件可以如此表達：掠奪（防禦）收益─掠奪（防禦）成本─生產收益─生產成本。顯然，初次掠奪需要鎮壓反抗，需要建立掠奪體制，一次性成本會比較高。此後只要支付維持威懾力和掠奪體制的成本就可以了。暴力與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在社會性昆蟲那裡已經出現，譬如兵蟻。在蜜源緊張（蜂蜜生產成本上升）的時候，蜜蜂的「盜性」也會隨之上升。盜蜜行為可以導致蜂群之間的戰爭，導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

　　暴力─財政實體內部有暴力賦斂集團和福利生產集團〔註：在帝國時期，暴力賦斂集團主要由皇室、貴族、軍官和官吏集團構成，他們憑藉超經濟的權力分配並佔有資源。而福利生產集團，主要由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擁有者構成。生產要素的擁有者與暴力賦斂集團在成員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產品方面，暴力賦斂集團也有生產性的作用。〕。

　　暴力─財政實體內部的各種正式關係，總是由最強傷害能力的擁有者規定或認可的。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權利安排，從政權到產權到種種人身權利，都是暴力保護下的某種安排的稱謂。有文獻可證的中國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裡偷懶。公田裡草荒嚴重〔註：《詩經．國風．齊．甫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社會主要物質生產者難以監督和懲罰的大規模偷懶行為，造成了貴族和庶人雙方的損失，削弱了國家的整體實力，使之在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諸侯競爭中處於不安全的地位。這種困境逼出了中國歷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買賣，公田上的勞役也轉變為「初稅畝」中的實物。

　　隨著井田制的逐步瓦解，世襲貴族也逐漸被官僚所取代，郡縣制開始替換分封制。〔註：準確的用語應該是「封建」制。兩千多年來，「封建」二字在漢語中一直指稱西周創建的那種制度，即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論述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與八世紀首先出現於法蘭克王國，隨後在歐洲流行數百年的那種制度頗為近似。不過，封建二字近五十年來獲得了額外的涵義，指稱了另外的東西。為了避免混亂，我在這裡暫且用分封二字代替。〕由秦國發揮到極致的國君集權制度，下層有一個能「盡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農制度，中層有一個由號令賞罰驅動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層有一個控制一切資源的血緣繼承的獨裁者。憑藉這個體制和獎勵耕戰的政策，秦國將作為主要物質生產者的農民的生產潛力激發出來，將各種人力資源的體力智力和勇氣激發出來，並將激發出來的強大力量聚集在專制國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優勢。依靠這種優勢，秦國在暴力競爭中淘汰列強，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

　　對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社會來說，秦帝國的建立結束了長達數百年的戰亂和半無政府狀態，為社會確立了秩序，因而深受歡迎。但是，帝國制度在解決老問題的時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團瞞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問題。同時，帝國無可匹敵的強大導致了統治集團不受制約的自我膨脹，導致了對被統治者的過度侵害，自耕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勞役和刑罰制度所取代，帝國的根基破壞了，秦帝國二世而亡。

　　帝國制度是在多種暴力─財政實體競爭的環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社會組織形式。這套制度調動資源的能力、戰爭能力和穩定程度接近了當時的生產和技術條件所允許的最大化。這是一套經過上百個國家二十多代人斷斷續續的積累和摸索，將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的制度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體系。這套體系高度適應草原地帶遊牧民族不斷入侵的地理環境〔註：遊牧民族的侵掠行為是應付災害的生存策略之一。《史記．匈奴列傳》云：「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因此，來自草原地帶的暴力掠奪威脅，構成了帝國外部環境的一個固定存在。〕，高度順應眾多暴力-財政實體爭霸中原的歷史演化路徑，同時又密切對應著作為自身基礎的小農經濟。這套高效率的綜合性適應體系〔註：建立帝國制度是對中國社會一次重組，重組後的社會只需要同樣甚至更少的生命和財產的投入，就可以獲得優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安全和秩序。這既是司馬遷筆下士庶的共同信念，也是後代帝國臣民的普遍感覺，故有「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之說。在這個意義上，帝國制度是費用更加節省的制度，因此本文反覆強調其高效率的特徵。找到並且建立這樣一種費用更加節省的制度，成功地實現這樣的社會重組，不能不稱之為偉大的文明成就。〕，成為稱雄天下兩千餘年的具有獨立生命的歷史活動主體，佔據了歷史舞台的中心，譜寫了人類文明史上的輝煌篇章。

　　2、帝國的均衡與失衡

　　西漢總結秦帝國的教訓，確立了帝國內部暴力賦斂集團與福利生產集團的均衡關係〔註：均衡是指這樣一種狀態：在相互作用的關係中，每一方都同時達到了約束條件下可能實現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因而這種狀態可以長期持續存在。〕。

　　儒家學說比較完美地描述和論證了這種均衡關係。在儒家的理想設計中，千家萬戶自耕農每年向帝國交納百分之十的賦稅；國君通過多層次的官僚代理網徵收賦稅，徵集兵員，保護帝國及其臣民的安全，維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學說將這套秩序描繪為天道的體現，被皇帝確立為獨尊的官方意識形態，並且成為中國社會普遍接受的對公平和正義的看法。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在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的基本關係方面，現實關係總是頑強地偏離儒家的理想和規定，偏離所謂的王道和天道，呈現出日漸墮落的總體趨勢。這種偏離均衡點的趨勢，發源於官僚代理集團對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統治者無力約束這種龐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農階級又無力抵抗各級權勢集團整體或個體的巧取豪奪，於是就有了現實的潛規則體系對儒家宣揚的正式規則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註：在理論上，官吏集團對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將在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那一點止步。如果邊際成本由上級監督和民眾反抗共同構成，那麼，在官吏平均分攤到的監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現實趨勢中，真正能夠阻止官吏集團侵犯腳步的，只有民眾的反抗。由於個別性反抗的勝算極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點只能是大規模造反，而這一點恰恰是社會秩序的崩潰點。這是民眾權利不敵官吏權力的專制制度的衰亡常規。〕。王朝更替是對過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機制。

　　帝國不得不承擔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當官僚代理制度以郡縣制的面目大規模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中國正在分封制培育出來的諸侯大夫的戰爭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對他治下的各種資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諸侯大夫弱得多，短暫得多，與中央對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對國君來說，這是一個比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穩定的制度。但是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了：官吏與其治下民眾的利害關係更加短暫脆弱，就好像牧人受僱放牧別人的羊群一樣，官吏代理集團比分封的貴族集團更不關心百姓的死活。

　　帝國制度下的農戶是以一盤散沙的狀態存在的。農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嚴格控制之下，他們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壓搾的收益很微薄，卻面臨著殺雞嚇猴的巨大風險。在這種個體反抗風險遠大於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退縮忍讓通常是農戶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水平高，與外界交易的次數少、數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緊。

　　小農經濟對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強，對帝國官僚制度的適應能力很高，直接結果便是支持了帝國的統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飼的家畜品種支持了粗放的牧養方式一樣，小農經濟也支持帝國粗放遲鈍的管理，並且間接抑制對帝國統治方式的耐受性較弱的工商集團的發育。另外，小農經濟對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導致帝國崩潰的隱患。由於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比較容易得逞，這個集團的收入水平較高，這就激勵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貪官污吏的行列，激勵壓搾程度逐步升級，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機出現，引發大規模的暴烈反抗。

　　小農經濟的分散自給特性決定了農民階級以兩種形態交替存在：和平生產時期的一盤散沙狀態與造反時期的集團狀態。這兩種狀態對統治集團的利害影響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幾大社會集團的構成格局中，產生了兩種大不相同的社會秩序。對造反集團狀態的敬畏決定了統治集團對儒家規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對一盤散沙狀態的輕視又導致了魚肉百姓的潛規則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農民造反集團的餘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實現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潛規則在軟弱可欺的零散小農的土壤上成長發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漸破壞。

　　顯然，上述失衡過程是一個勢所必然的趨勢，帝國的歷史越長，這個趨勢就表現得越分明。在這個過程的末端，則是循環出現的帝國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逐鹿中原的軍閥混戰。而在爭奪天下的混戰中，最終獲得競爭優勢的體系，又勢必屬於駕輕就熟，無須冒險試驗的帝國制度。這是戰爭效率最高，社會認同最廣的制度。於是，帝國制度再一次出現在新一輪王朝循環的開端。

　　在帝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時，農業依賴的土地資源也日漸緊張，帝國各階層對土地資源的爭奪也日趨激烈。資源競爭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面破壞了帝國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吸入了在生存競爭中佔據優勢地位的官吏集團，加劇了帝國官吏集團膨脹和腐敗的原有趨勢，更大幅度地偏離儒家對基本秩序的規定。最後導致秩序崩潰，天下大亂，人口銳減，直到資源相對充裕，掠奪的收益低於保護或從事生產性活動為止。

　　帝國無法吸納自身創造的過剩人口，這是儒家認知框架無力分析也未曾認真看待的更深層次的危機。帝國秩序的破壞與人口壓力增加的同步交織確實容易攪亂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但是，帝國對儒家秩序的週期性偏離與復位，畢竟有別於農業文明基礎上的人口與土地均衡關係的破壞與重建，儘管這兩種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為常規的自我校正機制。

　　帝國制度輪迴十餘次而基本結構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決人口與資源關係的長期性問題，也不能形成構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會力量，從而解決統治集團墮落的週期性問題。

　　3、官營工商業與民營工商業

　　歐洲形成了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那是民間工商業推動完成的。

　　在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官府的關係極其密切。官營工商業以強制手段直接佔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資源，從事工業生產和內外交易活動，滿足統治集團對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國的官營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製造出了精美的產品和宏偉的建築，創造出複雜的分工協作體系。帝國的代理官員是這套生產體系的直接管理者。

　　但是官營工業生產體系面臨著一道難以突破的邊界：在自身的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分工越細，代理鏈越長，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帶來的利益也就越低。當管理成本高過分工所帶來的收益的時候，分工發展的進程就會終止。

　　帝國制度下的民營工商業也在緩慢發展，不過民間工商業的生存和發展總要受到許多外部限制。帝國的權力太大了，有利可圖的領域一定會被它霸佔和壟斷，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層遞減特性又注定了它經營不善。經營不善的惡果又要以成本攤派和無償徵調的方式轉嫁給民營工商業集團。於是，通過壟斷和攤派這兩種方式，官營工商業既侵佔了民營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又削弱了他們的發展能力。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民營工商業，並不能發展為賦稅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的盛衰對帝國便不那麼重要。在和平環境中，他們要求的發展和擴張條件很難得到帝國官員的支持配合；在帝國的危機時期，民間工商業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勸捐勸賑甚至無償剝奪的對象。

　　歐洲存在著類似戰國時期的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競爭環境，這雖然導致了市場的割裂和戰爭的損耗，導致了相對中華文明及其帝國盛世的落後，但也降低了暴力賦斂集團為所欲為的能力，同時還為資本抽逃提供了去處。歐洲統治者的額外索取不能超過資本抽逃的費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權力交換，否則就要破壞自身的財政基礎和政治穩定。相比之下，中國的大一統帝國卻不怕資本飛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不成時的退出的空間，只能被帝國按住腦袋萎縮在角落裡。長此以往，當中國的農業型財政基礎被遠方的工商型財政基礎超過之後，生產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後的大一統帝國，早晚要被版圖小得多、暴力和生產力水平卻高得多的新型競爭者打敗。

　　在歐洲的封建割據環境裡，民間工商業集團可以向相對弱小的暴力賦斂集團購買城市自治權，還可以憑藉自身的財力組織武裝或聘請僱傭軍維護自治權。在英格蘭或以荷蘭省著稱的尼德蘭北部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中，相對強大的資本力量甚至有機會取得局部突破，建立起一套資本控制暴力的體制，從而為資本的運行和積累提供更適宜的政治條件，促進更專業更高效的分工體系的演進，形成強大的工業文明。

　　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就是這樣一個資本控制了暴力和勸說力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有可能在歐洲產生，是由於農業文明時期的歐洲缺乏充分發育的暴力組織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財政實體在封建制度中星羅棋布，整個歐洲四分五裂，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難以像中國那樣動輒調集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的秩序。同時，歐洲的暴力財政─實體又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成功整合，獨立的教會削弱了國王的權威，國王的權威又削弱了教會的勢力。最後，歐洲還缺乏相對隔絕的單一文明和單一民族的地理區域，難以像中國那樣低成本地建立並維持一個綜合適應性極佳的大一統帝國制度。然而，正是由於這些缺陷，由於暴力和勸說控制體系中薄弱環節的存在，歐洲的亂世之失才給它帶來了意外之得。

　　中國的資本並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訂法令的願望，但是在大一統的帝國制度下，儘管有蘇州和景德鎮那樣的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資本的利益仍是帝國治下的一個局部的集團利益，其興衰不過是帝國財政中一筆不難替代的數字。這樣一個對帝國財政貢獻有限的、在以農為本的社會裡專營「末技」的、無力影響天下興亡卻要受天下興亡拖累的局部集團的利益，距離「主義」的地位實在太遙遠了。由此看來，發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強大的帝國制度，又給中國帶來了意外之失。

　　所謂意外得失，指的是在這樣一個被儒家和天主教輕視的「末技」牟利集團背後，竟然隱藏著一種全新的足以改變世界面貌的強大力量，一種自發地在競爭中分工發育的文明體系。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千百個主權國的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在比春秋戰國更豐富多彩的環境中經過數十代人的試錯淘汰脫穎而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開闢自身發展空間的征途中闖入了清帝國的家門，為了合法銷售毒品而對稱雄兩千餘年的帝國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國此時正處於傳統王朝循環的尾聲，人口膨脹，流民遍地，財政危機，官場臃腫，軍隊腐敗，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觸即潰。

　　帝國的戰敗標誌著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暴力賦斂集團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敵不過福利生產集團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賦斂集團支配一切的社會形態，在生存競爭中喪失了最拿手的優勢。

二、新思想與士階層

　　1、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集團

　　分封制之外的士階層形成於春秋，昌盛於戰國，定型於漢唐。就好像經理階層依附資產階級一樣，士階層依附國君。

　　帝國制度一統天下之後，士階層面對著皇家壟斷的人才需求，他們討價還價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諸多競爭性的學說體系中，董仲舒說服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儒家描繪的秩序為立國藍本，儒家把這種秩序中最神聖最尊貴的地位賦予皇權，並獻上臣民的忠誠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團是一個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黨團，根據對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這個集團被不同級別的選拔和考試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並授予相應的官職教職和特權地位。作為意識形態性的執政團體，儒家集團具有兩重性：既是儒家道統的傳承者，又是皇家法統的僱員。

　　作為法統的僱員，儒生出身的官員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統，更可能把它當作陞官發財的手段。作為道統的傳承者，儒家集團努力控制皇權，爭取帝王的師友地位，甚至暗藏著對堯舜傳賢禪讓制度的幻想。不過在控制皇權的現實競爭中，儒生集團並不比宦官集團、軍人集團或後戚集團成功。儒家集團缺乏歐洲天主教會那樣的嚴密組織，其政治對手也不像歐洲那樣四分五裂，因而難以擺脫對皇權的依附狀態。

　　2、解釋變局的努力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打破了帝國的隔絕狀態，中國被拉進了一個廣闊而陌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競爭環境。這相當於一次災難性的環境突變，帝國制度對新環境的適應發生危機。面對這種新局面，儒家意識形態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和對策。

　　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對策，帝國延續官營工業的傳統，在三四十年間建立了數十家以軍火工業為中心的企業，但官營工商業照舊經營不善，甲午戰爭的失敗更凸顯了帝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弊端。康有為用儒家的概念體系重新解釋帝國的歷史和處境，企圖通過君主立憲的根本性變法趕超歐美。但是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康有為對國內各大利益集團的看法過於簡單疏闊。中國思想領域群雄競起，士大夫集團在各地組織了數以百計的學會，在失去了傳統指導的陌生環境中尋找行路指南。三民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源於西方的學說紛紛登場，給出各自對歷史和現實的解釋，爭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義開出了「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藥方，將漢民族各階層的不滿集中於滿清帝國的上層統治集團，瓦解了其所剩無幾的威懾力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綱解紐」之勢。滿清帝國很快就倒台了，民國的旗號很容易就掛上了，然而帝國專制制度的小農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帝國的種種新舊問題，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在民國的旗號之下。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逐鹿中原的傳統局面。

　　中國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圍的世界，需要一個對歷史和現狀的透徹解釋。這時候，俄國十月革命引發了人們對體系龐大、邏輯嚴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關注。

　3、被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部分，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對歐洲資本主義來龍去脈的歷史與邏輯的分析性呈現。那是商品經濟的邏輯展開，是剩餘價值的產生發展及其導致的危機與革命的圖景。

　　中國的弱小資本被軍閥、官僚、地主和農民擠在社會的邊緣地帶，與馬克思重筆描繪的核心圖景相去頗遠。在馬克思關注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組織者為自己選擇和僱傭守夜人，資產階級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貼貼地為自己選擇的秩序服務。但在帝國秩序中，暴力賦斂集團的最高代表宣稱自己擁有天下，本身就成為各種生產要素名義上的終極所有者。暴力集團確立了最有利於自身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體制，篩選並改造了為這套體系辯護的意識形態。正統馬克思主義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的強調，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斷，甚至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概念劃分，在解釋帝國兩千餘年的停滯和治亂循環時頗為勉強。

　　不過，儘管中國和歐洲存在著巨大差異，馬克思主義宏大銳利的眼光，特別是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仍然幫助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找到了一套關於自身使命的邏輯嚴密的說法。中國社會矛盾重重，戰亂不斷，階級鬥爭的學說一定比和平寬容的自由主義更富於解釋力。更重要的是，在馬列主義描繪的世界歷史圖景中，蘊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這種利益分配，特別能滿足中國社會的各種期待。

　　中國一直是所知文明環境的中心和頂峰，這種歷史地位的急劇失落，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張力──恢復傳統地位和民族榮耀的強烈渴望。按照列寧主義理論，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的環節，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首先奪取政權，領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理論隱藏著一種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關係：落後可以轉化為優勢，中國可以獲得極其重要的世界歷史地位。這正是民族心理張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馬列主義理論，無產階級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種理論隱藏著更富於誘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個特殊的意識形態集團，在關於自己的理論中扣留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他們將掌握國家權力，支配一切，最後還要名垂青史。其次，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將擺脫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他們獲得的是整個世界。最後，所有人類成員，最終都會在共產黨人的事業中受益，人類將進入物質極大豐富，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的理想世界。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潛伏在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而科學的表述之下。中國的讀書人很熟悉這種路數。儒家的天道中就潛伏著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帝至高無上，官僚集團代天子牧民，勞力者交皇糧服勞役。馬列主義在重新解釋世界和歷史的同時也重新進行利益分配，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便取決於利益的分配是否妥當。

三、毛澤東思想

　　1、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正統馬列主義對城市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的強調，使共產黨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最初幾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澤東一九二六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說：「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細地區分，還應該補充說：其中更大一個數量是在官營產業的奴役下。大量工人在傳統的官營企業裡從事僱傭勞動，中國的官僚代替了歐洲的資本家〔註：國營資本在工業中所佔的比重在各個時期有很大不同。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國民黨政府接收敵偽產業之後，國營資本在工礦業中所佔的比重超過八十％（沈春雷：《中國戰時經濟志》，第十六頁，台灣文海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中國共產黨在工人運動早期階段，發動礦山和鐵路工人罷工，爭取工人的結社權並提高工資，其矛頭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當局，而不是私人資本。中國工人向專制政府爭取權利的鬥爭，先後遭到鎮壓甚至屠殺，工人運動失敗了。

　　北伐成功後，蔣介石羽翼豐滿，開始強化孫中山模仿蘇聯創建的黨國體制，大批屠殺對自身統治和黨國秩序構成威脅的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倉促組織和發動的武裝暴動，最初也像俄國那樣以佔領中心城市為目標，結果又遭到了慘重失敗。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農民占全國總勞動力的七十九％〔註：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收入和經濟發展》，第一百四十頁。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是產業工人數量的一百倍。中國又處於獨裁統治與軍閥割據並存的亂世，武力的強弱決定著政治權力的大小。要在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無論正統理論如何說，現實的力量格局注定共產黨必須繼承兩千年來反覆驗證的成功策略：組成一個武裝集團，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幟，吃大戶，發動農民戰爭，耗盡對手的力量，最後包圍城市奪取政權。

　　中國的改朝換代主要倚重農民造反，而馬列主義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評價甚低。馬克思認為，與工業文明遭遇之際，農民企圖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裡去。小農的政治影響則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這樣一個階級顯然不能代表未來。

　　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熟悉中國傳統和現實力量的格局，他用馬列主義的詞彙和邏輯，重新解釋了傳統的農民造反的意義，闡明了共產主義信奉者在中國奪取政權的道路、他們的敵人和盟友、鬥爭各階段的目標和策略。這套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民搞土改。

　　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眼光，幫助中國共產黨看清了地主與農民的衝突。毛澤東認為，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聯合專政，貧下中農反抗地主剝削的階級鬥爭必定導致與這種上層建築的武裝衝突，結果必定是中國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中國，然後過渡到社會主義。

　　毛澤東勾畫的歷史和社會圖景在凸顯某些事實的同時也遺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實。毛澤東凸顯強調了中國弱小的無產階級及其作用，淡化了這個階級主要僱主的國營或黨營的性質。毛澤東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淡化了這個組織由愛國知識分子創建又由農民戰士充實的事實。毛澤東強調了歷史上農民與地主的衝突，把這種衝突描繪為中國歷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農民與官府的矛盾。毛澤東強調了地主階級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們之間的差別和衝突，把自身利益鮮明的暴力賦斂集團降格為地主階級的代理人。毛澤東強調農民戰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卻再三表現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呈現為帝國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調節方式。

　　上述凸顯和淡化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黨一旦成立，黨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識形態的建構和發展自然要受到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指引和影響。毛澤東建構意識形態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團結全黨奪取政權，實現社會改造的理想。他預設了一個神聖正義的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挑選事實並展開論證，輝煌的目標吸引了他的視線，也造成了他的盲區。神化了無產階級，就可以合乎邏輯地神化其先鋒隊組織。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並導致社會崩潰的歷史和現實，是因為共產黨也要依靠行政權力建立社會主義並實現工業化。強調地主與農民的衝突，不僅關係到公平的社會理想和實現工業化的良好條件，更直接關係到共產黨的政治動員能力，關係到軍隊的兵源、士氣和後勤供給。

　　以暴力方式剝奪地主的土地和財產，這是與政府對抗的武裝集團獨享的擴張策略。歷代造反武裝都可以吃大戶，可以殺富濟貧。地主的財富集中，自衛能力卻微不足道，採取這種後勤和人員補給策略的暴力集團可以高速擴張，直到較富有的社會成員被搾乾吃盡為止。而且，這個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難以模仿的，造反者則可以殺雞取蛋──壯大自身同時又破壞合法政府的財政基礎。採用這種後勤補給策略還有一項意義重大的好處，就是動員分得地主土地的農民加入共產黨軍隊，為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戰。

　　帝國或黨國與地主階級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國基礎是一盤散沙般的自耕農，而地主階級的重租和大面積佔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響了社會安定，降低了農村的整體購買力，這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和工業化計劃都是不利的。因此，國民黨也有土改計劃，到台灣後發動的和平土改也取得了成功。

　　用階級鬥爭理論將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繪為歷史的必然，並將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地主階級的利益描繪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策略。這種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產黨動員農民奪取政權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實關係。

　　綜合而言，毛澤東提出的方針政策，很嚴格地滿足了傳統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時又用馬列主義的語言和邏輯，為自身的活動指派了崇高的性質和偉大的歷史意義：這是一八四○年開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延續，是無產階級政黨代替軟弱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註：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有選擇地將部分馬列主義概念與中國的部分歷史和部分現實結合起來，建構出最有助於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理論，指出了共產黨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農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會走向平等富裕純潔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在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圖景的激勵下，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崇高的獻身精神和前無古人的堅韌勇敢。

　　2、新民主主義

　　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衝擊下，帝國制度在一次自身壽命循環的末期崩潰了。它企圖找到新的自立框架。廢墟上暴力集團林立的競爭環境，注定這個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個強大政治軍事組織。廢墟中小農經濟基礎的土壤，又決定了這個制度的基本結構是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結構。君臨天下的行政權力企圖把西方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生產和交換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過來，以公有制的名義塞到官營工商業的框子裡去。上述特徵充分體現在毛澤東設計的新民主主義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義秩序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在經濟方面，則是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歸官辦，允許民族資本主義在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限度內發展。在農村，則無償沒收地主的土地，將土地平均分配為農民的私產，同時允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對比帝國制度，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中，「家天下」被替換了，儒家官僚被替換了，官營企業也被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替換了，土地兼併被限制在富農水平，其他因素則無實質性變化。

　　新民主主義秩序注定難以穩定存在，因為它多變的領導集團與多變的福利生產集團不能構成均勢。領導集團稍微左一點，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點，就是歷代帝國和前朝黨國腐敗墮落的老路。民間的經濟力量逐漸增強，又會造成國民黨在台灣遇到的局面，黨國體制不得不面對風起雲湧的民間政治要求。在跨越新民主主義秩序近三十年後，這種允許資產階級和富農經濟在籠子裡發展的制度設計，又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名義登上了歷史舞台。此時，在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一個「晚發外生型社會」基本完成了模仿階段的工業化任務，卻沒有建立充滿活力並自發演進的現代化社會。無論是帝國還是黨國的官營經濟和官僚體制，都不能提供這種活力。

　　3、社會主義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農業帝國的廢墟上起步的。它要利用傳統的行政優勢，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國共產黨要根據自己的馬列主義信仰，有計劃按比例地搭建出一個工業化的平等社會。

　　在上述意義上，中國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傳統的集權制度在更加集權的方向上竭盡全力的一躍；是挾立國之威，對西方工業化列強的衝擊的激昂回應；是中華民族在新環境中努力適應並爭取優勢的百年探索的持續；也是共產主義信仰激發的對理想社會的狂熱追求。在毛澤東時代，全社會的資源配置主要靠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下達的行政指令進行。政府建立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的壟斷體制，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價格徵收農產品。同時，國營企業按照政府規定的壟斷價格，把工業品賣給農民。以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國農民為建立國營工業體系做出了份額最大的貢獻〔註：據計算，在近三十年的時間內，通過上述方式從農民身上獲取的積累達六千五百億至八千億人民幣，大約相當於同期中國投資總額的七十二％（參見嚴瑞珍等：《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對策》，《經濟研究》一九○○年第二期，第六四─七○頁）〕。

　　在國營工商業內部，職工工資長期凍結在低水平上，政府以這種方式提高積累率，將職工個人的住房和養老積累轉變為建立國營工業體系的資金。

　　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九五二年中國工業已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此時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過一九．五二％，一九七八年，這個比重上升為四九．四○％〔註：參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一九九二）》，中國統計出版社，第三十五頁〕，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粗具輪廓。這是持續了兩千年多年的帝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國的小農經濟基礎，被中國共產黨利用小農的經濟力量及其支持的強大行政手段徹底破壞並迅速提升了。高效廉能的共產黨為這破天荒的一躍提供了關鍵性的組織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於中國的工業化與市場化脫節，與農村城市化的進程脫節，計劃經濟及其選擇的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造就了一個嚴重畸形的工業體系。大量投資被浪費掉，建成的工業企業又有濃厚的軍工色彩，且效率極其低下〔註：以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的國際比較為例：一九八○年，每生產一美元的產值，中國耗煤二．九○千克，印度為一．七七，韓國為一．一二，巴西為○．八八，日本為○．五一，法國為○．四五，美國為一．○五，英國為○．五七，德國為○．四九。（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China： Economic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轉引自林毅夫等：《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版，第七十六頁〕。同時，農民──工業品的最大消費群體──又被吸納勞動力能力較低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

　　國營工商業體系延續了帝國時代的管理弊病。由於職工收入以固定的計時工資形式發放，企業管理官員和工人對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現為在不受到行政懲罰的算計下對閒暇最大化的追求。對行政懲罰的躲避則主要表現為壓低計劃指標的討價還價和謊報計劃完成情況。怠工的後果無須自己承擔，可以轉嫁給全社會。

　　農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結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社員偷懶的後果只能由本隊的其他成員承擔。農民無法向生產隊之外轉嫁低效率的平等體制造成的產出損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餓受窮，便開始了前仆後繼的探索。最初的探索是擁有強勞力的農戶拉牛退社，被壓制後轉變形式，隱蔽為小包工之類的責任制，再變為包產到戶，更進一步就是包幹到戶。當這一切都被批判後，剩下的便是集體土地上的怠工和對自留地的熱情，以及平等的貧窮和農產品嚴重短缺。工農業生產全面的低效率，迫使政府強化非經濟的激勵─威懾體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這一後期毛澤東思想的解釋體系裡，農民對自留地的熱情屬於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多吃多佔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和國營企業的管理官員屬於官僚主義者階級，後來進一步定義為黨內資產階級；偷懶怠工屬於私有制時代剝削階級思想的殘餘；解決上述問題的主要辦法是堅持思想政治領域中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

　　上述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體制在工業化初期的模仿階段中成效可觀，但在較長時段的國際比較之中，則既不如市場機制那樣有效，又不如市場機制那樣充滿活力和創造性〔註：按照台灣學者鄭竹園的估算，大陸體制所導致的損失和浪費，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間，總數高達一萬二千億美元。如果能夠避免這種損失，中國的國民收入實際水平可以提高三倍，在一九七八年以前便跨入小康。（《台灣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第一一○─一二六頁。台灣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版）〕。

　　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建立的體制承受著多方面的內部壓力。一是農民對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農制度的追求壓力；二是工人和管理集團對利潤掛帥和物質刺激的興趣；三是領導集團順應上述壓力向傳統的管理方式復歸的壓力，這種復歸是追求較低的管理成本和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過程，其中也包含了對農業自耕農制度和工業企業利潤掛帥與物質刺激原則的讓步和推崇。毛澤東認為，領導集團的當權派性質決定了他們是毛式社會主義的最大危險，因為他們有選擇制度改變道路的權力。作為對上述圖景及其內在關係的把握，毛澤東創造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毛式社會主義也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一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壓力，二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競爭壓力。毛澤東堅信資本主義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來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競爭壓力。這是關係到民族和領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歷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競爭。由於蘇聯的官僚集團具有更顯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特徵，毛澤東又有代替蘇聯為人類指明前進道路的宏偉抱負，國內反對「走資派」的鬥爭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總圖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類的歷史總圖景的一部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攬子方案。毛澤東參照帝國治亂循環的被動調節方式，試圖建立一種主動的自我調節機制，在最高當局的控制之下製造小型的治亂循環，每隔七八年來一次，利用民間「革命群眾」的力量，監督官僚集團沿著毛澤東設計的道路前進。毛澤東堅信他設計的道路合乎人民群眾的利益，文革就是憑藉革命群眾力量建立毛式社會主義的根本制衡機制的努力。在這種制衡機制中，毛澤東把勞動人民擺在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這個人民又要由他根據歷史規律予以定義。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須與領袖心目中的歷史規律一致，正是這項苛刻條件，成了最激烈的民主與最極端的個人專斷的匯合點。文革的大民主就建立在這個微細的重合點上。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體制的確出現了許多偏離設計的失衡，但最嚴重的失衡是由強大自信的最高權力引發的。這是歷代帝國戰功卓著的早期統治者經常造成的問題。

　　大躍進是由最高領袖發動，由農民承擔主要代價的最嚴重的失衡。剛剛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根據自身利益和小集體利益安排生產的權利剝奪了，把他們與未收穫的莊稼的利益聯繫切斷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控制著，調配到原始的大煉鋼鐵試驗中，調配到設計粗劣的興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費。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試驗加速了集體糧食儲備的消耗。

　　大躍進造成國內生產總值的急劇下降。毛澤東被迫放棄了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高指標，降低了農業領域的集權程度，所有制單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產隊，一度還默許了包產到戶的存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巨大權力直接侵犯了幹部集團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權利，一方面是毛澤東製造的半無政府狀態引發了對各種社會集團的合法權利的全面侵犯。這兩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卻沒有建立文革發動者試圖創建的治亂循環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機制。恰恰相反，各個社會集團對毛式社會主義的反感隨著各自損失的增加而增加了。毛澤東的去世削弱了對異己力量的清剿、壓制和勸說能力，舊的權利邊界有了恢復的可能。

四、改革開放

　　1、壓力下的開放

　　當毛澤東緊閉國門試驗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之時，人類社會正在各種群體的生存競爭中自發地開闢自己的演進道路。資本主義將人類社會拉入了一個新型的競爭環境，所爭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滿足人們的需要，這是對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競爭，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的競爭。競爭中的優勝者，在世界上擁有遠大於其人口規模和領土面積的影響力，而競爭的失敗者，則日益淪為無足輕重的邊緣國家。毛澤東身後的中國，與歷代帝國一樣，孕育著決定命運的三大趨勢。在與國外列強的關係方面，中國的相對實力越來越弱〔註：以日本為例：一九六○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與日本相近，一九八○年卻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參見謝百三：《當代中國的若干經濟政策及其理論》（一九九一年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十三頁〕；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人口過剩的壓力越來越大；在國內關係方面，幹部集團的規模日益膨脹，各個社會集團的權利邊界受到嚴重壓縮，反彈的力量越積越強。鄧小平順應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洩洪閘。這是中國的體制調整自我以適應內外環境的又一次努力，

　　相對人民公社制度，傳統的自耕農制度中蘊藏了巨大的利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農民追求這種利益的壓力的讓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農產品短缺問題迅速得到解決〔註：一九八五年，大包幹確立之後，中國農村總產值比大包幹前的一九七八年增長了將近三倍。農民人均收入，一九七八年為一九一．三三元，一九八五年為三百九十七元，增長了二．○七倍。（參見《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

　　相對計劃經濟和國營工商業制度，傳統的民間市場和私營工商業制度也蘊藏了巨大的利益。政府無力在國營工商業體系內安排城市剩餘勞動力就業，無力吸納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無力解決流通渠道不暢和供應短缺問題，因而積累了越來越大的社會不滿。政府不得不容忍民間商販和城鄉貿易市場，不得不容忍個體戶、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結果，在政府獲得巨額稅收的好處的同時，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在國營工商業體系之外獲得了就業機會，一個在規模、產值和利潤方面全面超越國營的民營工商業體系與市場一起迅速壯大，各類商品由普遍短缺轉為全面過剩。相對封閉而言，向世界開放同樣蘊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國短缺的資金、技術、設備、知識和市場，都可以在開放中獲得至關重要的補充。開放政策一方面將國外產品和企業引進了中國，一方面將中國的企業推向了世界市場。中國經濟在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中，踏上了分工和進化的良性軌道，並且逐步熟悉並接受了世界通行的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的規則體系。

　　在各個社會集團調整權利邊界的同時，帝國時代官吏集團的老症狀也表現得日漸鮮明。一套架空正式規定的潛規則體系逐漸擴張和強化，利用權力從各方面擠搾的油水，吸引並滋養了一個規模日益擴張的集團。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項基本原則約束下的改革開放，在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新格局，一個帝國從未見過的、與歐洲的憲政誕生即資本控制暴力初期近似的政治經濟格局。

　　這個格局的基本特徵，就是作為歷代帝國財政基礎的小農經濟退居三線，作為國家財政基礎的國營工商業正在退居二線，而民營工商業和非國有資本控制之下的市場經濟企業正在成為國民經濟和稅收財政的主要支柱〔註：據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經濟時報》報導：國際金融公司首次發表的關於中國私營部門的調查報告認為，整個非國有部門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可達約六十二％。國際金融公司日前發表其首份有關中國私營企業的主要國際性調查報告，根據這個報告，中國的私營部門在過去二十年中呈指數增長，其目前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與國有部門幾乎持平。〕。

　　國有企業做出了頑強努力，但是屢戰屢敗。國有企業吃完了財政吃銀行，吃完了銀行吃股民，已經將數以萬億計的銀行存款變成了呆帳壞帳〔註：「據有關材料估計，目前銀行貸款中有二十％難以回收本與息，有三十％左右只能收息而很難收本。這兩項加起來，已達到貸款總額的五十％左右。」（引自遲福林主編《世紀之交：中國經濟改革》，第三十頁，外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版）另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編著的《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報告（一九九九）》：「據包括權威雜誌《經濟研究》在內的國內媒體透露，截止到一九九七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債權在貸款中所佔的比率為二十％左右。」（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第一版）〕，正在將數以百億計的股民資金變成垃圾股。

　　與上述趨勢相反，民營資本正在中國社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在吸納過剩人口、交納各種稅費、增強國力和推進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等方面越來越舉足輕重。而且，民營企業集團與帝國依存了兩千多年的小農大不相同，他們交易頻繁，競爭激烈，交易費用的任何微小變化都會引起他們的敏銳反應，影響他們的競爭能力。他們對生存和發展條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時又見多識廣，善於比較。他們有願望也有能力進行權錢交易，像他們的西方前輩那樣為自己購買適宜的公共產品及其產生機制。如果不能在公開交易中合法地買到，他們就會在私下交易中購買。事實上，局部性的私下交易已經大量存在。假如公開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他們可以退出交易，這意味著資本抽逃，其結果便是稅收減少，失業增加，社會動盪。中國人口規模的增長要求每年維持相當高的經濟增長率，勞動市場上的所有新來者，急需就業機會的工人，渴望進城就業的農民，已經成為投資者的同盟軍。

　　不能營造一個交易成本較低的制度環境，就要創造一個勞動力或其他生產要素更加便宜的環境。這就意味著降低土地價格，降低對勞動和環境的保護，以全社會甚至子孫後代的利益補償高成本的制度環境，以維持對資本的吸引力，維持經濟增長和政權穩定。

　　總之，千年帝國安身立命的小農經濟基礎，已經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業化成就破壞了；千年帝國生存的閉塞環境，已經被西方文明帶來的競爭破壞了；帝國體制解決自身利益分配失衡和人口問題的希望，已經被數十次徒勞的王朝循環破壞了。面對這些無法挽回的破壞，即使純粹出於自身利益，舊體制合乎邏輯的最佳選擇也是自我改革，為福利生產集團創造一個可控制因而可靠可信的、低成本的、高效的政治法律環境，挽救社會母體於危難之中。不過，這個選擇恰恰意味著千年帝國的自我終結。在這個意義上，黨國是帝國的最高階段，黨國是帝國的掘墓人。二○○○年

　　（本文做了大量刪節。原文約五萬二千字，有需要者，可以與作者聯繫。電子信箱是：wusi5454@sina．com）

第十五篇　潛規則五問

　　《潛規則》自出版以來，就廣受各界矚目，被視為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以來極富創見的歷史作品，曾獲大陸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報紙「南方週末」選為二○○一年年度好書，長期高居北京、深圳等地暢銷書排行榜，銷售量近十萬冊。「潛規則」一詞儼然已是解讀中國歷史，以及了解華人社會文化面貌的一把鑰匙。

　　北京著名民營書店「萬聖書園」創辦人甘琦，曾將本書與《萬曆十五年》相比較，與作者進行了深入的對談。

　　第一問：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究竟有什麼缺陷？

　　甘琦：讀了你的《潛規則》，自然聯想到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因為你們都熟悉明史，都關注財稅制度，甚至都對同一些人物感興趣，比如萬曆皇帝、張居正、海瑞。還有，你們的寫法都有點怪，說學術不學術，說故事不故事，因此我覺得你可能解答得了我多年來的一個疑問：《萬曆十五年》究竟有什麼缺陷？

　　吳思：我讀過四遍《萬曆十五年》。一九八六年初讀的時候，只覺得寫得好，說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卻說不出來，但覺汪洋恣肆，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前幾年我終於找到了「潛規則」這個觀察角度，讀史時開始留心那些不明說的規矩，即隱藏在正式規則之下、卻在實際上支配著中國社會運行的規矩。有了這種積累之後再看《萬曆十五年》，就發現黃仁宇繞來繞去一直想說明白卻沒有說明白的，正是這個潛規則。

　　黃仁宇很清楚，明代社會絕不是按照那些公開宣稱的正式規範運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體只是說說而已，於是他努力描繪這種情景。至於那個社會到底是按照什麼規則運行的，他卻沒能點透，更沒有對其形成機制進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說，黃仁宇確實抓住了要害，卻未能把這個要害揪到亮處、研究透徹。他把水燒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沒到沸點。

　　第二問：按聖賢教導辦事的倒了，不按聖賢教導辦事的也倒了，支配遊戲的規則在那裡？

　　甘琦：我知道你說的沸點就是真正支配遊戲的規則。那麼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那些遊戲。黃仁宇筆下特別有趣的是海瑞和張居正的命運，黃仁宇每講起這些，就像一個故事高手，往往合情合理地講出一個令人吃驚的結局。比如海瑞，一身正氣、刻板教條，結果失敗了；張居正呢，算計深遠、佈置精巧、聰明過人、不擇手段，最後也失敗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聖賢教導辦事的倒了，不按聖賢教導辦事的也倒了，這到底是為什麼？是偶然還是必然？是特例還是通則？

　　吳思：當然是通則。無論是海瑞，還是張居正，他們都觸犯了官場上的潛規則，因此才遭到報應。海瑞嚴格按照正式規定辦事，禁止各種名目的亂收費，自己帶頭拒收「陋規」和「常例」，也停止向上級供奉陋規和常例，這等於剝奪了各級官吏的既得利益。張居正則動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逼著帝國的官吏完成稅收任務，擠壓他們的閒暇，也擠壓皇帝的閒暇，督著他們提高效率，又不能提供額外收入。他們二位從不同的方向壓縮了官吏集團的既得利益邊界，破壞了根深蒂固的官場規矩。他們的失敗或倒台，不過是違規者必然要遭遇的懲罰。

　　其實，黃仁宇已經在故事裡透露出了這些意思，他的問題是沒有點透，使得讀者仍然有不足感，需要問一句：「這到底是為什麼？是特例還是通則？」我不願意留下這種模糊和不足，就把這類現象單獨拎出來討論，並且給這類可以總結出模式的現象起了名字。譬如〈晏氏轉型〉（第二章），說的是晏子奉命治理東阿，百姓安居樂業時晏子受到齊景公的指責，晏子遂轉變政策，鬧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揚。問題就出在資訊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損，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於控制資訊渠道的權貴集團，傳上去的就是好話，反之則是壞話。因此事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資訊篩選者的偏好。

　　第三問：為什麼大官怕小吏？合法製造麻煩或為害他人的權力為什麼可以賣大價錢？什麼是「合法傷害權」？

　　甘琦：你在書中講了一個縣太爺如何斷案的故事。案情稍有模糊，他們就擁有很寬廣的合法選擇空間，可殺可放，可輕可重，「官斷十條路」，怎麼斷怎麼有理。你還轉述了一個張居正講的故事，那個大官賄賂小吏的故事，張居正對此還有精闢總結，說，大官怕小吏，並不是指望從他們手裡撈取好處，而是怕他們禍害自己。總之，你發現合法地製造麻煩或為害他人的權力是值錢的，也確實不斷地賣著大價錢，於是你給這種權力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合法傷害權」。

　　「合法傷害權」是一個能幫助我們洞察隱秘和真相的詞，借助這個詞，很多難以理解的現象頓時了然。「合法傷害權」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們幾乎可以無中生有、憑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權力卻有限得多，離不開實際資源的支撐。因此，「合法傷害權」對社會和歷史的實際運行影響深遠，也是潛規則形成的根據。

　　吳思：應該說，對暴力的掌控才是最終的根據。合法傷害權不過是對合法暴力的合法應用。各個社會集團，以及各集團內部，就是根據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種資源也是追隨著這種能力流動的，正如你說，造福於人的能力反在其次。馬基維利也是這樣說的，他認為，施恩能不能得到回報，取決於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無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則可以單方面控制局面，因為加害只須依賴對方的恐懼。任何人都有恐懼，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將「合法傷害權」用到平頭百姓身上，其影響和意義最為驚心動魄。我替上訪告狀的清朝百姓算過幾筆帳，為了告掉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亂收費，究竟要冒多大的風險，付出多高的代價，勝算又有幾何？反過來，官吏們敲詐勒索，收取苛捐雜稅，一旦被百姓告倒又有多大風險，多大損失？幾筆帳算下來，結論竟是駭人聽聞的兩句話：當冤大頭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選擇，而當貪官汙吏則是官吏最合算的選擇。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利害格局決定的。

　　這種利害格局又進一步決定了擠進官場的利潤很高，於是我們就看到無法遏止的官僚集團的膨脹。例如朱元璋時代，各縣官、吏的正式編制也就二十來人，充當衙役屬於民間的無償勞役，不過得點伙食補助。但是因為衙役擁有合法傷害權，反而成了需要鑽營甚至花錢購買的身分，以致衙役的隊伍迅速膨脹，衙役下面還有衙役的助手和臨時工。朱元璋就做過一個統計：松江府有一千三百五十名在官場上鑽營的市井之徒，他們在官場幫閒，一個牢子的名目下邊便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幫虎等許多名色。朱元璋下令清理，一個松江府竟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九百餘名。正式規定與實際運行的潛規則真有天壤之別。如此愈演愈烈，直至十羊九牧，將羊吃到絕種，食肉動物也隨之絕種。

　　第四問：「合法傷害權」的最大受益者是誰？最大的受害者是誰？

　　甘琦：看來，合法傷害權的最大受益者是整個官僚集團，連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則是農民集團。如果拿現代工商社會打比方的話，那麼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老闆而是經理層，而最大的受害者則是消費者群體。

　　吳思：不錯，忽視官僚集團與農民集團的關係，正是我對《萬曆十五年》整體佈局的最大批評。黃仁宇用濃墨重彩描繪了皇帝與官僚集團之間的關係、官僚集團內部的關係，直至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間的關係，偏偏沒有以專門筆墨描繪官吏集團與農民集團的關係。這就好比描繪山大王們如何大碗喝酒、大塊分肉，如何拜把子排座次，卻不講他們如何剪徑綁票，如何打家劫舍一樣，而那才是決定命運的基本關係。官僚集團內部分肥所分的油水，最終都出自老百姓；張居正和海瑞企圖解決的問題，例如推行一條鞭法等，也是試圖調整官僚集團與百姓的利益關係，不談這個最基本的關係，就像談公司只談內部管理，卻不提市場和消費者一樣。

　　第五問：從一個公司研究者角度，你怎麼看管理學教授推重的數目字管理？

　　甘琦：看來你們關心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就是公司的命運；所擔憂的癥結卻不同，黃仁宇最擔心的是公司管理，而你最擔心的是公司與市場的關係。相比之下，黃仁宇更像一個管理學教授，而你更像是一個公司研究者。那你怎麼看管理學教授所推重的數目字管理呢？

　　吳思：我認為數目字管理不過是說說而已，並不是一個真問題。如果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指的是與工商社會對應的那套技術，在明朝呼喚它或者指望用它來拯救明朝都是天方夜譚。就是說，在明朝的「體」上根本長不出來這種「用」，即便引進了這種「用」，在那個「體」上也活不了。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明朝為什麼不能長入可以產生數目字管理的工商社會。

　　如果他指的是更加工具化的數目字管理，明朝並不是沒有──田畝計量、戶口統計、離任審計、錢糧徵收都沒有離開過數字，但在處處是潛規則的制度格局中，這些數字不過體現了數字需要者和提供者的意願和利益，它們掩蓋的東西比揭示的還要多。這樣的歷史我們並不陌生。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