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崇高的人生境界─金庸
序二　匹夫而為異國師，一著而為天下法─沈君山
序三　昭和棋聖─橋本宇太郎
序四　吳清源談圍棋規則─陳嘉銳
序五　榮譽文學博士吳清源先生贊詞
第一章　赴日之前
第二章　新布局的青春
第三章　歸依紅卍會
第四章　勝負與信仰──兩路兼行
第五章　顛簸流離的歲月
第六章　應接不暇的十盤棋
第七章　名人戰之後
第八章　以文會友
附錄　天才的棋譜

《天外有天》

吳清源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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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人生境界》金庸

　　某夜，在閑談中，一位朋友忽然問我：「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誰？」

　　我衝口而出的答覆：「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吳清源。」

　　這不是考慮到各種因素而作的全面性客觀評價，純粹是出於個人的喜好，以大智大慧而論，我最敬仰的自然是釋迦牟尼；以人情通達而論則最佩服老子；文學與歷史著作中我最喜歡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當時所以說范蠡和吳清源，是因為我自幼就對這兩人感到一份親切。我曾將范蠡作為主角而寫在《越女劍》的一個短篇小說中。至於吳清源先生，自然是由於我喜愛圍棋，因而對他不世出的天才充滿景仰之情。

　　圍棋是中國發明的，近數百年來盛於日本。但在兩千年的中日圍棋史上，恐怕沒有第二位棋士足與吳清源先生並肩。這不但由於他的天才，更由於他將這問以爭勝負為唯一目標的藝術，提高到了極高的人生境界，吳先生在圍棋藝術中提出了「調和」的理論，以棋風鋒銳犀見稱的坂田榮男先生也對之一再稱譽，認為不可企及。吳先生的「調和論」主張在棋局中取得平衡，包含了深厚的儒家哲學和精湛的道家思想，吳先生後期的奕棋不再以勝負為務，而尋求在每一局中有所創造，在藝術上有新的開拓。放眼今日中日棋壇，能有這樣胸襟的人可說絕無僅有，或者棍原和大竹兩位略有近似之處吧，但說到天才，卻又遠遠不及了。

　　佛家禪宗教人修為當持「平常心」。吳先生在奕藝中也教人持「平常心」。到了這境界，奕棋非但不是小道，而是心靈修為的大道了。吳先生愛讀「易經」、「中庸」，在宗教上信奉各教殊途同歸的紅卍教。他的奕藝，有哲學思想和悟道作背景，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師，而不僅僅是二十年中無敵於天下的大高手。大高手時見，大宗師卻千百年而不得一。

　　教我圍棋的老師之一王立誠先生前年到我家作客，隨同前來的有小松英樹四段（當時）。晚上他們不停用功，向我借棋書去研究，選中的是平凡社出版的四卷本《吳清源打棋全集》。他們發現我在棋書上劃了不少紅藍標誌，王老師後來贊我鑽研用功，相信他心中一定奇怪：「為什麼你這樣努力，棋藝卻仍然如此差勁兒？」這句話他不好意思問，但問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吳老師輸了的棋你大都沒有打？」因為我敬仰吳先生，打他大獲全勝的棋譜時興高采烈，分享他勝利的喜悅，對他只贏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麼有興致了。至於他的輸局，我通常不去復局，打這種譜時未免悶悶不樂。相信這情形也解答了王老師心中的疑問，我非但完全不能了解吳先生棋藝的精詣，不能體會至。他在棋局中所顯示的沖淡平遠，事實上是以娛樂的心情去打譜，用功自然是白用了。這大概是舉世圍棋業餘愛好者的通病。其實，吳先生即使在負局之中也有不少精妙之著。但這些妙著和新穎的構思，也只有專家棋士纔能了解。前兩年稱霸日本棋壇的趙治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他生平鑽研最勤的是吳清源先生的棋局，四卷《吳清源打棋全集》已翻得破爛了，必須去買過一套新的。相信數百年之後，圍棋藝術更有無數創新，但吳先生的棋局仍將為後世棋士所鑽研不休。因為吳先生的棋藝不純在一些高超的精妙之著，而在於棋局背後所蘊藏的精神與境界。

　　《天外有天》這部書寫出了吳先生一生奕棋的經歷。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吳先生畢生所尋求的，其實是一個崇高的心靈。只因為他的世俗事業是奕棋，於是這崇高的心靈便反映在棋藝上。新布石法、大雪崩內拐的定式，以及其他各種為人盛所稱道的創造，其實只是餘事而已。在吳先生崇高的心靈中，恐怕在近百局「十番棋」中將當世高手盡數打得降級，也只是人生中微不足道的過眼煙雲吧。

　　很有機會為一位平生景仰的大宗師的回憶錄寫序，實是莫大的榮幸。

《匹夫而為異國師，一著而為天下法》沈君山

　　相傳蘇子瞻為韓文公廟立碑，傍惶思索，不能落筆，忽得「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兩句，乃一氣呵成。此傳神一聯，稍改數字：「匹夫而為異國師，一著而為天下法」，正足為吳清源先寫照。

　　圍棋是勝負的世界，善勝負者日人稱之為勝負師。勝負師常有，但沒世而名不稱者居多。吳先生在五十年代前後，對日本一流高手作個別十局比賽，將之全部降級，專就成績而言，足夠資格稱得上第一流的勝負師。但在吳先生棋的世界中，勝負只是一個附帶的因素。對吳先生而言，圍棋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哲理，反覆爭棋的最後目的，是從中領悟建立圓滿調和的道。吳先生韶齡渡日，縱橫棋壇四十年，所創布局定式，不知凡幾，這些新布局新定式，對當時的勝負未必有助，但卻為後來者開闢一片新天地。此所以吳先生卓立於群彥之上，而為圍棋史上劃時代的人物。

　　然吳先生之贏得日本舉國的尊敬，又不僅在棋藝。凡繼往開來為一代宗師者，心有其特殊之氣質，曾與愛因斯坦共事並為愛氏立傳的一位科學家曾說：愛氏是他所識人中最自由、最不妥協、和最有自信者。自由、自信，和不妥協是真正天才共通的特性，也正是吳先生圍淇一生的寫照。

　　突破前人巢臼的能力必然是從前人巢臼中摸索而得，浸沉愈久，當然愈不容易脫離舊規。吳先生六歲習奕，十四歲東渡，到推出新布局時，已奕了十多年棋，這十多年，他使用傳統的布局，戰績所向無敵，但為追求「和諧的完美」（吳先生語），乃一朝棄其舊所依恃，另創新大地，若無自由自在、無所滯著的心靈，焉能致此？

　　獨立自由的心靈是開啟創新之門的鑰匙，執著堅毅則是底定於成的動力。吳先生昭和八年對本因坊秀哉一局，以三三、星、天元起局。圍棋之美原在海闊大空，在盤的任何一點都可落子，但日本棋壇的規章建製成於封建之幕府時代，故雖至昭和年代，仍遺留許多陋規，譬如三三稱為鬼門打，便是忌諱之著，這當然是沒有道理的。吳先生以十八歲之少年，面對代表傳統君臨日本棋壇已三十年之秀哉，毅然以三三起手，向不合理的陋習挑戰。吳先生在決定如此起局之前，也必衡量過會因此引來多少批評指摘。從時代潮流而言，此封建遺習最後必將隨幕府制度而俱去。但在將去未去之際，以異國少年一人，挑戰三百年絕對之傳統，不撓不沮，此局後來稱為「昭和之名局」，其時代意義或更在棋局本身內容之上也。

　　凡開創新局，開始時一定是孤獨的，而十次嘗試，失敗者八九，成功不過一二。若無充分自信，幾番挫折，生趣略盡，必然難以為繼。吳先生首創雪崩定式，其中某些變化，一般都認為不利，但吳先生卻屢屢嘗試，而且愈是重要的比賽，愈搬出來用。或以此相間，吳先生總說：還有些演變，沒有研究透徹，再試試看。其所以必要在重要比賽場合試用，乃因為只有真劍決勝，全力以赴，纔能窺前所未窺，吳先生自信之充分，對真理之執著，有若此者。

　　世人常曰「世事如棋」，其實棋何嘗如世事。棋之爭也公開，其輸贏也清白，初未如世事之詭譎難明，然最後終局之勝負榮辱，其得失之道又仿佛相吻合。吳先生一生無世俗之心，不為物移，不為勢劫，又不與世相推移，故當其盛時，落落寡合，無花團錦簇之榮。然七十引退之日，日本棋界懷念吳先生一生對圍棋之貢獻，於東京大倉飯店為吳先生舉辦紀念棋會，朝野名流群集，盛典空前，其殊榮又非當代棋士所能及，故其成就自在人心，然日人在文化藝術上超越國界之氣度，亦有足稱者。

　　吳先生與日本棋界恩怨友敵數十年，最後贏得彼舉國之尊敬，但在自己祖國，以生逢戰亂，竟無全國共聚一堂相賀之機會，此吳先生言談著作間常引為憾者。今趁中文大學頒贈榮譽文學博士之便，海內外華人棋友共集香島，以棋會為先生賀，並摘譯吳先生自敘生平大作《天外有天》而出中文版，矚君山為序，此為一業餘棋士最大之榮譽，因謹就所知所感，略誌數言。一九八六年十月於臺北

《昭和棋聖《天外有天》出版獻詞》橋本宇太郎

　　命運之神仿佛早有安排──我們這一代棋士都是在狂風濁流之中度過了艱難的一生，真的，回想起來，冒險於圍棋生涯的人們的人們，畢竟無一人曾一帆風順過，當年，我懷著對職業棋士的無限憧憬，踏入了這深邃莫測的棋界大門。那時，棋士的社會地位還很低下，哪像今日這般榮耀。能靠對局的微薄收入糊口謀生的棋士的確是寥若晨星。後來，日本從「日華事變」開始，陷如了太平洋戰爭的漩渦，我們也被迫在戰火中泡嘗辛酸，直至戰爭結束，才重見天日。細想，今日這樣繁榮昌盛的棋界，是我們從一片廢墟中一磚一瓦地修築起來的，因此，即使是整日坐著下棋的棋上，其勞累和辛苦也並非尋常。

　　就連我這個生長在日本的人，都不得不沿著坎坷不平的棋士道路，掙扎著走了半個多世紀；淌若再想想，生氏在動亂的舊中國、來日後又久居異國他鄉、飽受戰亂之苦的吳清源先生，他的人生之路則更是艱苦卓絕、舉世無雙。

　　吳先生從幼年起自學圍棋，獨樹一幟。十四歲時徒居日本，當時已經具有接近一流水平的棋力，被公認為天才。吳先生與我，同拜於瀨越先生的門下，可稱為我的師弟。在他赴日之前，我曾秉承瀨越先生之意，前往中國與他弈了兩局「試驗棋」。當時的交手棋份為吳先生的「定先」，兩局的勝負結果是吳先生全勝。在我之前，他還曾與井上孝平五段奕過數局。當時瀨越先生看過棋譜後，讚歎道：「令人想起本因坊秀策的年輕時代！」在北京與吳先生初次對局後，我也不禁深有感觸：這簡直是神奇天才的出現！

　　吳先生來到日本後，不負眾望，棋才日新月異地增長，轉眼之間就超過了我。嗣後，他與木谷實先生共同創造了新布局，讓陣陣春風吹遍了整個棋界。眾所周知，自戰前的「鐮倉十番棋」開始，直至戰後為止的十幾年中，在近百盤「擂爭十番棋」的舞臺上，吳先生以棋掃於軍、天下無敵的氣概，將當代所有一流棋士統統擂倒於腳下。當然，我也是十番棋的擂臺上嘗到苦頭的敗將之一。

　　可以說，每當人們回憶起這樣一位具有輝煌業績和德高望重的棋士，都會不約而同地讚揚吳先生，稱他是「為今日棋界帶來昌盛」的最大功臣。

　　然而，有目共睹，與他那威震天下的棋士名聲相比，吳先生的人生道路卻是顛沛流離、艱難曲折的。形成這種複雜經歷的原因，我想也許是吳先生並不滿足於單純奕棋的生活，他熱忱地走過一條宗教信仰的修行之路。其實，吳先生是這樣一種人，與他那文靜的外表迥然不同，在他的內心深處，蘊藏著一團永不熄滅的熱情之火。更有趣的是，對吳先生在信仰中養成的清廉潔白的人品，無論是誰，都可能將他誤認為禪房裡修行多年的高僧！

　　綜觀歷史，像吳先生這樣既有超群的棋力、又有高尚人格的棋士，應名副其實地稱為「昭和棋聖」。我為有吳先生這樣傑出的棋士作師弟而感到無比的自豪。

　　現在，昭和棋界巨星──吳清源回憶錄已經出版。這對日本棋界來說，具有不容置疑的深遠意義。

　　總之，《天外有天》記錄了在動亂的昭和歷史上一位曠世奇才在異國他鄉獨闖天下的故事。我想，無論哪位讀者都會被此書深深感動的。其原因不是別的，只因書中敘述了一位從不知苟且偷生、更不願沉迷墮落的硬漢子。他走遍天涯海角，對自己的信念始終堅貞不渝。書中，他那栩栩如生的高大形像和獨特的生活方式，必然會打動每一位讀者的心，並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

　　昭和五十八年十二月

《吳清源談圍棋規則》陳嘉銳

　　圍棋應該有一個合理、簡單明了的規則，這是一代圍棋宗師吳清源多年來的一大心願。隨著圍棋在世界各國的不斷普及，國際性交流日益增多，這課題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在吳清源老師到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之際，筆者有幸能跟吳老師就此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得益不淺。

　　吳清源先生首先談到：「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圍棋規則，這對於圍棋的推廣和發展有很大障礙。圍棋規則首先是應該合理，使圍棋本身能發揮最大的藝術性；其次是簡單明了，令即使是不懂圍棋的人也能容易掌握。這兩點都很重要，缺一則未能盡善盡美。」接著，吳老師開始詳述了對規則方面的意見，他說：「我認為新規則的要素應該有三點：第一、勝負的區分，要用棋盤上活子的數量來計算，雙方所圍到的空，都應視為是省略了擺上棋盤的子，凡空皆子；第二、凡是能從棋盤上拿掉的子是死子，凡是不能從棋盤上拿掉的子都是活子，如有爭議，用實戰解決；第三、找劫必須找劫材，所謂找劫材，就是找劫的一方必須要在棋盤上下一手棋，棄權或虛著都不算是找劫。」

　　對於現存的圍棋規則，吳清源老師也談了以下的看法：「在歷史上，圍棋規則也曾經過改進，首先是去掉了四個座子和取消了每塊棋要扣除兩目作眼位的規定，這都是一種進步；傳說最早的圍棋是用數子來分勝負的、後來為了計算方便，改成數目但由於數目的棋規缺陷很多，中國在唐朝以後再改回本來的數子法，日本現在則仍抱著數目法不改（圍棋在唐朝傳入日本），數目規則的缺陷首先是『盤角曲四』，中國傳統上有句棋語，叫『盤角曲四，劫盡棋亡』，但如果棋盤上有雙活，劫就不能盡，劫不盡，為什麼棋還亡呢？日本棋規中規定：『一手劫必須補』，這種強迫性的做法極不恰當，應該是補不補自由，誰給你的權利來命令對方呢？再說是「不填單官」，日本人把單官叫做『馱目』，就是沒有用的東西，不填單官往往使某些要緊氣後才出現的手段難以實施。還有如『雙活沒目』、『不提三目』都有不合理的地方等等。」

　　吳清源老師繼續談道：「近年來，有一部分人提出允許『自殺』的問題，我看現有（不能自殺）的規則長久以來也沒出現過問題，就不必修改了，一付機器出了毛病才應修理，如運轉良好，為什麼還要去弄它呢？有時反而會越弄越糟。允許自殺的好處不多，但缺陷很大，你可以在我的空裡自殺，我不馬上拿掉你的死子也總該可以吧？在你的範圍裡邊，你可以任意宰殺，但要在我的範圍裡搬走『屍體』，就不那麼容易吧。」

　　吳老師最後說：「定規則是大家的事，應廣泛徵求世界各國棋友的意見，最後應該在國際圍棋聯盟用投票的方式來通過。」

《榮譽文學博士吳清源先生讚詞》

香港中文大學第三十一屆頒授榮譽學位及高級學位典禮

　　人的心智可用於藝術、科學、乃至工商、政治，從而創造出燦爛的文明，但也可用於互相對抗，帶來壓迫、戰爭和毀滅。下棋能令人陶醉其中，流連忘返，大概就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較量智力的方法，使人性深處的抗爭慾可以和平地得到抒發吧！圍棋的規則極其簡單自然，變化卻複雜繁多，遠勝其他棋類。一千多年來它滲透國人的生活和思想，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傳到日本後經過反覆研究，境界再有提高，乃至被尊為「國技」，這都不是偶然的。

　　棋是思想方式的反映，從奕品可以了解個人品德，從棋風更可以透視民族性格。譬如在我國，下棋是才思氣度的流露，也是逍遙閑適的象徵，王桀復局、謝安壞履，傳為千古美談；樵子爛柯、王積薪遇仙，令人悠然神往。在日本，對局卻有如比武，是技術、力量和意志的搏鬥。棋士殫精竭慮，終身在嚴密的比試和名位制度下對抗，甚至以身殉藝，屢屢造成如赤星因徹吐血終局，水谷縫治氣憤身亡等悲壯事跡。至於今日站在各位面前的吳清源先生，他以絕頂的天才和勤奮，十餘歲成為國手，東渡扶桑後，以「新布局」為圍棋開創新紀元，憑擂爭雄踞「天下第一」的無冕王位幾十載，同時終身篤慕宗教與和平，那就不是從單一個民族的觀點可以了解的了。他的棋，乃至他傳奇性的一生，該說中、日兩個民族和文化相衝突又相融含的見證吧！

　　吳清源對圍棋的穎悟和深情是與生俱來的慧根宿緣。他從七歲接觸棋子開始，就已深深沉醉在黑白方圓的奧妙世界中，自此如饑似渴，寒暑無間地鑽研父親所藏的古譜和購至日本的新譜，三、四年後已在北京棋壇嶄露頭腳，十二三歲就步武過百齡、黃龍士等前代大師，成為一時無兩的國手，甚至連當時水平遠超國人的日本高段職業棋手來華也都堪堪能夠相敵了。然而，他沒有能像施襄夏、范西屏那樣在山水之間享受閑適的對弈生涯：父親去世之後，母親為了生活只好接受日本人面的邀請，在一九二八年陪問年僅十四的吳清源東流扶桑，為他尋求一個新的世界。

　　抵日後後吳清源的棋力立刻被證實，從而破例獲得三段資格，奠定專業棋士的地位。其後四、五年間在前輩瀨越憲作先生一力呵護下他生活愉快，精神煥發，比賽中斬將擎旗，所向披靡，剛弱冠便脫穎而出，躍升六段，接近棋界頂峰。那時吳清源和比他年長五歲的木谷實是勁敵，也是摯友，一九三三年兩人以結伴遊地獄谷溫泉為契機，共同創造「新布局」，掀起了一場圍棋的革命。當時以循定式先求堅實占領角地為主導思想的「秀策流」支配日本棋風己將近百年，「新布局」反其道，大膽提倡以快速和機動爭取中央勢力為主的各種新著法。這新穎開放的思想一提出來就以野火燎原之勢深深吸引了棋士和廣大棋棋迷，它的優點和實效也迅即獲得證實，由是不旋踵成為二十世紀棋風的主流，並且為六十年代崛起的陳祖德「中國流」、今日盛行的武宮正樹「宇宙流」等著法開了先河。就這樣，少年吳清源以自由奔放的才思，在異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圍棋時代。

　　然而，向傳統挑戰，勢必付出代價；當時中日兩國交惡，有人對他側目，也在所難免。所以在「新布局」出現的同一年，吳清源大膽地採用新著法和當時的棋壇盟主本因坊秀哉名人對局，當即招來棋院中保守分子的憤恨和仇視，令這個十九歲就獨處異邦的年輕人受到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他體質素來嬴弱，升高段後賽事連綿，經年不綴，身體因此也漸漸感到難以支撐。一九三五年他突然決定返回天津參加紅卍會，翌年在社會壓力下入日本籍，再下一年倒入療養院臥養，無意都是身心疲憊有關係的。一九三九年他病愈出院，那時日本相延數百年的家傳本因坊和推舉名人的代剛告結束，隨之而來的，是通過「擂爭」比賽來決定「棋界第一人」的新時代。

　　圍棋是藝術，也是戰爭。棋士能創新固然可喜，要立足棋壇，超邁前輩，卻非奮戰克敵十縱橫十九道之間個可。所謂「擂爭十番棋」就是日本棋界用以判分棋力和決定名位的傳統制度，對局者倘若連敗四局就會遭到降低「棋分」即對局地位的命運，對「棋即生命」的棋士來說這不啻是以畢生名譽作孤注一擲，所以被喻為「懸崖上的白刃格鬥」。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炮火響徹波瀾的時候，吳清源和木谷實這時一時無兩的年輕棋士在建長寺的禪房中開始了著名的「鐮倉十局」，這一戰前後連綿三年之久，以木谷被壓低一級，即至「先相先」的地位而結束。吳的勝利卻並沒有如在過去的時代為他贏得「本因坊」或「名人」的地位，只是使他從此四面受敵，欲罷不能。其後十五年間，他連接再下了九趟「十番棋」，迎戰了日本棋界所有一流強手，包括秀哉以後的歷屆「本因坊」。在總共近百局棋賽中，吳清源以孑然一身，面對全日本前撲後繼、傾盡全力的頂峰棋士，竟能奮起橫掃千軍之力，除半途罷戰的元老雁金准一以外，將所有的對手如藤澤朋齋、橋本宇太郎、坂田榮男、高川秀格等都一一迫降到「先相先」乃至「定先」，即相對低二級的地位。這在圍棋史上空前絕後的紀錄造成了無可爭辯的「吳清源時代」，證明他不但是天才橫溢的圍棋藝術家，更是偉大的圍棋戰士，超卓絕倫的「當代第一人」。

　　然而輝煌的戰績和崇高的稱號並沒有帶來穩定地位或優厚待遇。畢竟，真正的「爭棋」時代已經過去，在代興的名銜公開賽中新的角逐者必須並肩從同一起點開始，連打敗了所有強手的吳清源也不例外。冷淡的待遇和連年的孤身奮戰使他感到疲倦和意興闌珊，到五十年代末期，他逼人的光芒逐漸掩斂。一九六一年八月，正在參加第一期「名人」戰的吳清源在交通意外中被摩托車撞倒而致骨折頭傷，由於診治草率，遂遺留下時時復發的偏頭痛和神經錯亂。不久之後他就意識到，三十多年叱吁風雲的棋士生涯行將提早結束了。吳清源以不世出的才華從四十年代開始光耀棋壇近二十年，但不知道為什麼，陰錯陽差，三十年代末開始辦的「本因坊」和六十年代開始辦的「名人」、「王座」、「十段」等各種大公開賽的冠軍名銜竟全部和他無緣，就連「九段」這一銜頭也備經延滯才獲贈與。正所謂衛青不敗，李廣無功，千載而下，還是不免令人扼腕長嘆的！他一手發掘的獨傳弟子林海峰，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弱冠之年先後奪取「名人」和「本因坊」兩大名銜，打開戰後年輕棋士稱霸棋壇的新時代，那就比他幸運多了。

　　棋，雖說是和平的智力較量，但就長年精思慎算，在一發勝負之間安身立命的專業棋士來說，它對內心無休止的蹂躪壓迫恐怕比戰場上的硝煙彈雨更為嚴酷。為了獲得生命上的調劑與平衡，吳清源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嚮往靈境，從信仰尋求滋潤與寧靜，有數年甚至曾經因為宗教熱誠而捨棄圍棋，全心追求另外一個世界，對他來說，棋是「武」的勝負世界，宗教是「文」的和平世界。他雖以棋名，以棋尊，在宗教的追尋上則遭遇過痛苦和失敗，但對兩者無分軒輊，同樣是貫注著「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倘若說對一個人生目標誠執信守，一往無前是大和魂的體現，那麼他能夠文武雙修，在內心同時涵蓄戰爭與和平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境界，並且取得兩者的平衡，正好顯示他始終還是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人。

　　自然，棋盤有如世局，勝負得失只是過眼雲煙而已。甚至棋道本身或許都並不是永恆的，只是人類文明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罷了。我們知道，電腦已成為跳棋強手和國際象棋好手，它的圍棋技術雖還幼稚，但運作類乎大腦的大規模並聯信息處理集成電路已然面世，在飛躍科技的推動下。電腦能力的極限是無從預測的。然而，無論科技如何發展，吳清源先生對生命最高境界的無限嚮往和永不止息的探索追求始終是人類精神最可貴的表現，是文化進步的動力，是永遠值得我們低迴景仰的。

　　監督閣下，為表揚吳清源先生六十年來對圍棋的偉大貢獻，為表揚他在痛苦衝突中聽表現出的崇高品格，在不同民族間所產生的融和力量，更為表揚他對生命究竟的虔誠追求，本人謹恭請閣下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予吳清源先生。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日

第一章　赴日之前

福建省

　　我出生於福建省閩候縣，祖上幾代是經營鹽業的世家。在這名門望族之中，出過許多侍奉清朝朝廷的高官。專銷海鹽是朝廷委派的公職，也是規模甚大的生意。其銷路遍及福建全省並遠至臺灣。早在百年之前我祖父的年代裡，每年都可營利幾十萬銀兩。因此，吳府成為家境充裕的世家，與陳府、林府、瀋府，並稱為福州名門四家。

　　我的祖父辭去道臺（舊中國行政區劃為省，下分二道，道下分若干縣；臺即長官之意）後，仍然繼續操持這龐大的家業，專銷海鹽，直至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為止。

　　福建省遠離北京，天高皇帝遠，朝廷的統治力量鞭長莫及。因而自古以來沿海一帶海盜叢生，甚是猖獗。吳家向臺灣運鹽販賣，為了提防海盜掠奪，祖父早就在暗中與其頭領打交道了。就這樣，還不時地從海盜那邊傳來如此之要求：「某日某時，請將多少多少的金錢放置某處！」祖父無奈，只得順從海盜的心意。這樣一來，雖然一時錢囊告羞，卻換來了短期內鹽船的安全保證。看來出錢的一方如同支付了巨額的買路錢一樣，結果本利相抵，一無所獲。據說，祖父還受過海盜的晚宴招待。赴宴時，被迎接他的人蒙上雙目送至席上；一番盛大的招待之後，再被蒙上雙目送還家中。和現在截然不同，那個時代的人看來都是萬事大大方方、胸襟十分開闊。

　　祖父名叫吳維貞，愛好十分廣博。比如他將日本寄來的菊苗精心栽培，每年都可見到那朵大如盤的菊花爭芳吐艷。有時連毛筆和墨汁、甚至印泥都自己動手來做。另外，他還喜歡金石藝術，經常操刀篆刻。我至今還保存著祖父親手製的印泥，在字幅上蓋章時常常拿來使用。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出世，不過，生後僅百日左右便背井離鄉遠去了。因此，有關在福建老家的生活未留下任何記憶。只是記得孩提之時曾看見過老家的照片，根據照片來看，當時我家庭院中有一個大水池，幾隻小船蕩漾池上。因而可以想像老家的庭院十分寬大。

　　我的外公名叫張元奇，他也是福建省出生，並且是清朝末期的一位重臣。他曾勤學苦讀，通過了道道科舉難關，終於登科及第。並且還曾屢任各種官職，特別是他竟攀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成為顯赫一時、篤志成名的一位大人物。所謂御史，即擔負向皇帝進諫上勸重責的重要官員。在光緒皇帝被幽禁之後，他一直侍奉著西太后。我的祖母在以後的年代裡常常向我們這些孫輩們述說她對外公張元奇的回憶；並且話中還不時提起一些西太后的故事。

　　聽祖母講，西太后的確是個絕代美人。在外公張元奇侍奉她的時候，雖說已是髦耋之年了，然而看上去仍舊像是剛過三十歲的人。當時，外公等高官在書寫有關政事的奏折時，每日黎明前即起，沐浴之後，用蠅頭小楷，一字一字地以楷書工筆謄寫，即使途中錯寫一字，也不得不從頭開始再寫一遍。總之，那是一樁十分麻煩的差事。如此細心寫好的奏折，上朝時進宮呈遞。據說當時西太后垂簾聽政，在御簾後面將奏折過目，並對那一本本的奏折於當場裁決。其裁決是既迅速又準確，對奏折中的內容常常提出十分尖銳的質問。她的異樣聰明，委實令人感到吃驚。

　　清朝末期，在以光緒皇帝為中心的激進派和盤踞於西太后身邊的保守派的對立中，外公的御史之職位委實是樁棘手的差事。到後來，外公對效力朝廷之事深感厭倦。外公心中明白，倘若真的直言敢諫，惹得西太后不愉快，必遭貶謫無疑。不過，外公或許真的希望莫如一貶了之。於是，冒險向西太后進諫。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外公就被貶滴為浙江省的地方官。後來，清朝因辛亥革命而倒臺。到了中華民國的年代，外公作為徐世昌的心腹，又異常活躍了一段時期。最後，外公出任統轄東三省的奉天省省長之職後，便隱退而去。我的母親年輕時跟隨著身為地方官吏的外公，為赴任所，從北京到浙江，又到湖南、東三省、福建等地，長途跋涉，歷盡艱辛。記得母親常常對我講昔日旅途中的種種回憶。

　　我的父親名叫吳毅，是吳維貞的末子。我的母親名叫舒文，是張元奇的長女。因二人的祖父是同鄉，兩家結交深厚。不知何時，吳家看中了張家的女兒舒文，從而提出：一定要她給吳毅作媳婦，永結秦晉之好。張家兒女成群，唯獨對長女舒文比哪個都要寵愛幾分，因而當時總是不肯爽快地答應。不過，到後來還是難卻吳家的熱心摯意，終於應了這門親事。這樣，父親吳毅和母親舒文在福建幸運地結了婚。那時父親滿十六歲，母親滿二十歲，母親大三歲。

我的出生

　　我出生於一九一四年舊曆的五月十九日。日本年號為大正三年。我的誕生地是福建省吳府。吳家的長子名浣（滌生）、次子名炎（景略），我作為三子出生於世，原名叫泉，字清源。

　　在我之後，又有一個弟弟和五個妹妹出生，不過那個弟弟和第三、四個妹妹都很早便夭折了。現在，在我下邊，按大小順序來排，有清儀、清瑛（蘭）、清樺三個妹妹。除了早殤的三個弟妹外，我們兄妹六人分散居住在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經過戰亂動蕩的年代，我們掙扎著熬了過來，雖說大家都已年過六旬，好歹至今仍然健在。

　　卻說福州，位於中國的南端，一個夏季，傍晚多雷。我出生的那年夕雨和雷電尤其猛烈。母親年幼時和外祖父居住的官邪，就曾遭過可怕的雷擊。後來，母親就最厭惡雷電。哪怕有一點雷嗚電閃，便心情抑鬱，即刻大被蒙頭，臥床不起。就這樣，連飲食也受了影響，飯菜嚥不下口。母親生我的時候，營養不足，身體十分虛弱。更有甚者，據說那時正值閩江氾濫，洪水淹了無數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斷地流進房屋裡，母親是在並排一起的幾張大八仙桌上鋪墊著被褥生下我的。據母親說，當時我被哄睡的房間裡還不時地有游魚蹦跳進來呢。正因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與水深深有緣的名字。我亦時常覺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經歷的緣故吧。

　　母親厭雷，終生未渝，即使是後來到了日本，一有雷嗚仍舊心情抑鬱，只得臥床不起。也許我就是在那種環境中出生的緣故，幼時身體十分虛弱，養成了一副比兩個哥哥都少言寡語、乖順老實的性格。

　　在我父親成年時候，以鴉片戰爭為開端，歐洲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瓜分更加變本加厲了。由於清朝政府腐敗無能，社會陷入了動亂，鹽商這一家業也無法正地維持下去。因此，祖父死後，父親他們幾位兄弟會聚一堂，商量的結果是：將家產平分，各奔前程。不久，我們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財產，於是，全家離開生我的故鄉──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

北京

　　我父親在二十二歲時，依靠母親親戚的照顧曾去過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時期，父親曾經留學日本。留學為二年，畢業剛回國時，父親看來像是什麼大學預科出身的人。不過，留學的目的和學的什麼全不知曉，也許父親只是為了使自己加深閱歷。總之，說來有趣，父親從日本帶回來的書，盡是些有關圍棋的書刊和棋譜，而有關學問的書籍卻幾乎全無，看來父親留學日本的時期，比起學問來，對圍棋的熱情似乎更大。而且，據說他還經常出入本因坊村瀨秀甫創立的方圓社。

　　當時，中國雖說已經由於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但實際狀況離實現全國統一還相差甚遠。那時我們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處在與革命政權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轄之下──即當時已經形成的所謂「北洋政府」。這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洋政府」，雖說是擁戴黎元洪為大總統，但實權都操縱在包括袁世凱派在內的軍閥們的手中。其實際狀態是以段祺瑞為首的安福派（親日派系）和以馮國璋為首的直隸派（親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繫軍閥的大雜燴。這個大雜燴的實質與革命之前的陳腐狀態毫無區別。父親對此千知百曉，然而為了尋找在北京安居樂業的落腳點，只好決定先設法在平政院（相當於現在的司法部的機構）裡謀一公職。

　　我們一家在北京城內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個宅院。這個宅院頗大，堂屋、廂房俱全。正房中間夾有一個大廳，兩邊各有二室，因而作為全家的起居室。廂房是東、西各三間，西面三間是書庫、書齋和會客室；東面三間是傭人室、麻將室和食堂。傭人中有看門的、廚子、車伕、奶媽、女僕等十多個，他們在院內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棲身。我們一家的生活狀況，當時在北京屬中產階級的一般生活水平，並非特別奢侈。那時物價低廉，每月給傭人的工錢除了奶媽最高為四元外，其餘的都是二元左右。總之，據說若有二百元，就足夠維持我們全家一個月的生活了。可是，當時父親的薪金總是推遲發放，最甚之時半年內僅發一次。因而我們實際上是靠一點一點地典當家產度日。

　　那時，父親才二十多歲，非常年輕，生來就是一個耿直單純、不愛拐彎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說是車伕要求的車費超過了當初的約定，於是真的動了氣，與車伕大吵大鬧了一場。那時，在我孩提的心裡，曾這樣想過：別吵啦！多給一兩個銅板不就完了嗎？當時的官署是十分腐敗無能的機構，若是在官署內沒有本族的龐大勢力，或是不拿出相當的賄賂買通各種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級。由於父親的性格與行賄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張元奇也已引退，後臺勢力變得蕩然無存，所以，指望父親在官署中出人頭地，簡直是無稽之談。

父親的教導

　　父親為了讓我們三個男孩接受文官考試，很早就為我們聘請了家庭教師，不讓我們上小學，對我們施行了嚴格的單獨教育。學習的內容與過去只為進京趕考的科舉考試的內容完全相同。從最初步開始，盡是些三字經、千字文、大學、中庸、唐詩選、古文選、左傳這樣的書，都是必須死記硬背的。

　　到四歲，我也與二位兄長一起被按在書桌前坐下，從早到晚，每天勤學苦讀。父親對我們的教育非常嚴厲，若是每天叫背的書背不下來，手就會挨板子打。到了深夜，書背不下來不讓睡覺。記得母親為此常常心疼地勸父親說：「已經晚了，別讓他們背了行不行？」可是，父親還是不肯罷休。甚至本應是休息的星期日，由於父親布置的課程有耽誤的部分，必須補課，因而實際上我們連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樣說，我最年幼，可是讀書的份量與二兄毫無兩樣，何況我身體虛弱，可真是歲月難熬。那陣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過好歹自然地全愈了。父親這種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復一日地持續到我七歲半為止。

　　我七歲時，不知刮的是哪陣風，父親信了道教。於是，只見他每日往來悟善社，盤腿打坐。看來父親像是對盡職官署感到絕望，經親戚的入教勸說而動了真心。父親生就是個好著迷的性格，熱衷於書法時，立即買來千大堆字貼摹本；迷上了小說時，書庫裡頓時增添了一大批小說。這次也同樣，沒多久就成為道教的虔誠信徒。

　　後來，父親終於覺察到在這種前途難測的混亂時代裡，強制地對孩子們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無意義了。於是，辭去了漢學教師，給我的長兄聘請了英語、數學家庭教師，責令他為考中學做好準備。至於我，即便什麼也不學，父親也不管不問了。這件事可以說是父親性好著迷的緣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轉變。現在回想起來，若無父親的這次大轉變，我肯定不會作為棋士來到日本的。

　　父親自從往來悟善社後，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點和晚十點，各盤腿打坐一小時，另外，從那時開始，時常與孩子們一起玩軍棋。官署那裡，即便去上班也無甚要緊的工作，所以父親那陣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裡玩。特別是父親鑽研起軍棋來，並且編排出許多新的玩法。當時他編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載在《北京晨報》的畫報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許多讀者的喜愛。後來不知不覺中，父親也教孩子們玩起圍棋來了。並且，當父親了解到兄弟當中我學棋最快，便漸漸地著重對我一個人用力施教。

　　父親首先教我們掌握了圍棋規則，然後將收藏已久的圍棋書翻騰出來，讓我們每天擺棋書中的棋譜。當我覺得圍棋非常有趣的時候，自己便主動地想學棋了。那時，父親騰出更多的時間在我身邊寸步不離地守著，指點我研究棋譜。連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我對於圍棋的記性特別好，只要是擺過一次的定式，再複雜也能記住不忘。那陣子，我每天從早上九點起開始擺棋譜，直擺到夜裡十二點左右。由於學棋過於著迷，惹得母親心疼起來，有幾次竟狠心地把棋盤藏了起來。

　　父親起初既讓我看中國的對局譜，同時還讓我學他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本棋譜。後來，又為我訂購了由日本方圓社發行的月刊雜誌《圍棋新報》的合訂本。那書一到手，我便如饑渴地捧住不放了。《圍棋新報》合訂本分為三冊，合計有六百局的對局譜，並附帶有村瀨秀甫的簡單評論。合訂本是相當沉重的書，尤其是第二冊、第三冊最重。因為我每天隻手擎書學擺棋譜，所以，左右兩手支撐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現在仍然是彎曲著的。

　　然而，父親僅僅是將大量的棋譜給我看，並未像現在的先生那樣熱心細緻地教過我。只是有時他自己先看看棋譜的解釋，然後讓我猜測下一手走在哪。或在學擺日本的棋譜時，將日文的解釋譯成易懂的語言來教我；再就是實戰對局時，除了父親自己作我的對手外，還讓他的棋友也來當我的對手。

　　也不知是什麼緣故，我只要一學起棋來，從來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從學棋開始到第二年我九歲時，便可與父親勢均力敵地平擺了。父親的棋並不那麼高超，可能比過去的業餘初段還稍微弱些。

　　到我十歲時，父親為了讓我們見見世面，開始帶我們兄弟三人到當時北京唯一的「棋會所」「海豐軒」去下棋。其實那裡與日本的「棋會所」不同，表面上是個小吃店，店的裡面才是個下棋的場所。當時北京的圍棋迷們雲集那裡，並時常下賭博棋。客人從賭金中抽出一成作為入席費付與店家。父親好像也是那裡的常客之一。另外，當時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顧水如、汗雲峰、劉隸懷等常常出入於此，父親請他們與我弈棋，記得首次對局好像是讓五子左右，不過當時的勝敗都已忘記。

　　順便一提，中國的棋盤與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製作，比日本的稍微大一點兒，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狀像是將一個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像成一個小饅頭的樣子。因此，說起下棋時的「投子」，實際上是將棋子擺於盤上，或是將棋子推放到某一點上，並不像日本的棋石落盤時能發出「啪」、「啪」的那種愜意的聲音。另外，中國最上等的棋子是雲南石，棋盒屬紫檀木的最為珍貴。

父親之死

　　一九二五年，父親不幸患了開放性肺結核病，由於病情急劇惡化、吐血不止，兩個月後便成為不歸之人了。死時年僅三十三歲，我當時只有十一歲。

　　父親臨終的前幾天，將我們三個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將遺物分贈給我們──給長子浣以習字用的拓本；給次子炎以小說；給三子我以圍棋棋譜。這些都是父親遺言的代替物。特別是習字的拓本與小說，全都是父親生前非常喜愛的東西，曾經滿滿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後來，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學家，我躋身棋士。所以，我們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親期待過的道路而篤行進益的。

　　父親彌留之際，還發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還清楚地記著，母親為了使父親免遭一死，曾經向神乞求並許過願。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因父親剛剛三十三歲，正是年輕有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話，對母親來說日子可太難熬了。於是，母親為了使父親多活幾年，向神乞求並許，願道：「讓三個男孩的壽命各縮減五年，將那十幾年賜給他爹吧！」接著，母親為了請神能「聽」到她的祈禱，向諸神苦苦地哀求過、然而，得到的神諭卻是「前世因緣，無可奈何」。

　　結果，母親白白地祈禱了許久也未能如願以償。卻說父親死後，母親對神許下的「孩子們的壽命各縮減五年」之約言，又必須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黃紙上寫好「解願書」，由王先生在父親靈前燒掉。王先生是父親的道友，是特為我們主持殯葬儀式的人。據說，那天晚上，王先生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夢中王先生坐上一輛漂亮的馬車，被帶到了另一個世界。膝隴之中，他看見我的父親由一些穿著華麗紙衣的紙入陪伴著站在那裡。那些紙衣和紙人都是和父親的遺體一同火葬了的。據說，父親告訴王先生：「因自身仍處修行之中，所以，於我靈前燒了解願書也無濟於事。」並將解願方法和如何在黃紙上寫文章等事教給了他。王先生生怕忘了那篇文章，於夢中突然驚醒，提緊了一顆「火棗」。火棗並非現實存在的食物，據道教解釋，吃了它就不會忘事。

　　王先生起床後，馬上將「父親教他寫的」文章提筆謄寫到黃紙上。他本來是個不善作文章的人，可是那一天寫的文章卻相當出色，簡直就像出自父親之手一樣。我記得是以「祖母、家慈在」這樣作開頭語的。後來，據說是將此託夢書按照夢中「父親指教」的那樣，在灶王爺的神像前燒了。這樣，母親終於得以「解願」。

　　其實，灶王爺並不是司掌壽命的神，可能是請他向專管壽命的神轉達乞求吧，專管壽命的神是「北鬥星君」。在父親彌留之際，信奉道教的父親的親朋道友們曾聚於香案之前，向北鬥星君祈禱過「延長父親的壽命」。據說，眾人祈禱的結果是得到了這樣的神諭：「將洗臉盆盛滿水，一週之後請看水面！」一週過後，哥哥俯身觀看水面時，說是看見了一匹倒臥著的馬的影子。可是，我也湊近臉盆看了看，卻什麼也沒看見。

段祺瑞大總統

　　正當我們一家的頭上降臨了「父親病篤」這一厄運之時，段祺瑞和張作霖這些親日的奉天派軍閥與吳佩孚為首的親美英的直隸派軍閥的戰爭，以北京為舞臺反覆不休地展開了。因而每次軍閥開戰，我們都不得不到天津去，在英租界外公的別墅避難，不過，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結果是奉天派取得了政權，段祺瑞當上了臨時政府的大總統，北京才暫時得以風平浪靜。

　　段祺瑞這位將軍對圍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許北京的圍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館，當時在中國，雖然沒有像日本那樣的以下棋為職業的職業棋士，但有幾位棋士可以說是近乎於半職業的。這些棋士大多以擔當秘書或顧問為名受聘，出入於權貴者的府邸。他們有時也與來客弈棋，有時也接受有錢的棋迷的賞金，以此來謀生。

　　在段祺瑞將軍公館常常出入的棋士中，有當時人稱第一棋士的顧水如。就是這位顧水如，將當時年幼棋高，初有名氣的我介紹給了段祺瑞將軍。從那時起，我每月以學費為名領取一百元的補貼，往來於將軍的公館。那時，我家因父親去世收入全無，對親戚又難有過多的指望，所以一直是靠變賣家產勉強度日，傭人也大多辭退了，即使是這樣，仍然難以糊口，哥哥甚至忍痛將父親留下的碑貼拓本也拿出變賣。因此，對全家來講，我每月百元的學費補貼，便成為支撐全家生計的主要收入了。

　　顧水如為何將我介紹給段祺瑞將軍，至今尚且不曉。我想，可能是由於李律閣為我開了尊口。而顧水如恰巧就在北京李律閣開的賽馬場擔當著顧問的差事。李律閣是我姨母婆家的大老板，所以我稱他為姨父。他很會做買賣，是個大富翁。他的兄弟之中有一位名叫李擇一的人，曾被安福派政權委以重任，從日本長崎的三菱造船廠買進了兩艘軍艦。他還曾在為解決滿秒事變後的塘沽協定時，以中方代表的身份作過公證，李氏家族曾經為段祺瑞和張作霖等親日派的北洋軍閥提供過相當數量的資金。段祺瑞將軍於一九一八年招待過方圓社的廣瀨平治郎先生和岩本熏先生，那時的資金主要是仰仗了王克敏和李律閣。我這位姨父還是打麻將的名人，有關他的故事我至今難以忘懷。

　　記得有一天早晨，我有事來到姨父家。恰巧姨父夜出晨歸，剛剛進門不久。眾人見姨父滿面春風，喜氣洋洋的，一問才知道昨夜與張作霖及其部下打了桌麻將，整整輸了五十萬元。據姨父說，原來去時就打算好了輸那麼多的，結果輸的不多不少，正好是預定的金額。只見姨父十分得意地說：「這比贏五十萬元要難得多噗！不簡單吧！」五十萬元相當於現在的數十億日元的巨額，我覺得姨父的話真是氣量太宏大了！我也同眾人一樣被驚得瞠目結舌。日後一問，確實有這麼一筆帳：輸給張作霖的那五十萬元，以位於北京郊外的數萬公頃的廣闊農田「南苑」來作抵代，白白地出讓了。無疑，輸給張作霖的五十萬元，是手法體面的一種賄賂而已。類似這種事情當時在中國到處皆是，司空見慣。

　　這個包括賽馬場在內的廣闊農田「南苑」於一九四二年被日軍接收去了。被接收時恰巧我從日本回到北京，在李律閣的家裡親眼看到了這一幕情景。雖說我是偶然在場，但似乎我與此事深深有緣。那一年，我因有關「紅卍會」的宗教事務回國探訪，因而有時也抽空上李律閣家串門。當時我和李律閣及王克敏正在暢談以前邀請日本棋士來的趣事，大家談笑風生，興致勃勃。突然，一群日本軍官魚貫而入，將李律閣叫到二樓上去密談。過了一會，只見李律閣繃著臉從樓上踉蹌下來。我立即感到：可能是要被接收了。果然，事實證明我的直感是對的。

　　書歸正傳，話說段祺瑞有個習慣，每逢星期日，六點左右便步出內室，與他私聘的棋士下棋；或是觀看棋士之間的時局；然後請大家共進早餐。從我家到段將軍的公館，坐人力車也要一小時以上，所以一到星期日，必須摸著黑爬起來趕路。

　　段將軍行棋如飛，直感力強，其棋力完全具有日本業餘段級水平。不過，因他自尊心強人一倍，輸棋便惱，那些私聘的棋士人人皆知。伴君如伴虎，為了盡量不敗他的興致，必須設法讓他贏棋。將軍的下法大體定型，布局時，雙方相互圍空，接近中盤，覺得雙方的圍空基本完成了，便猛然打入對方的陣勢中，只求活小塊便罷。將軍稱這是「花園裡面建小舍」。毫無疑問，對方因手下留情，既不能把打入的子吃掉，又不敢在將軍的寶地上動土。當然，「常勝將軍」是他了。

　　我只有一次作為將軍的對手。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況且誰也沒告訴我不能贏將軍，因此，我根本不懂要講什麼客氣。對局是讓我二子，將軍平時就蠻橫無理，盛氣凌入，所以，對局時也滿不在乎地對我使用無理著，我也毫不旁騖地拼命追殺白棋，顧不上對將軍察言觀色，終於將盤上的白棋大部吃掉。據說當時旁觀的棋士及隨從們都為我捏了把汗。而我由於只顧下棋，對此竟毫無察覺，後來，將軍無奈，投棋認輸，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沒露面。都怪我的「失敬」，被顧水如訓了一通不說，就連照例有的美味早餐也未能混上。可憐那天大家都只好自認倒霉，餓著肚子回家。據說，一九一八年岩本熏來華時與將軍對弈，因他也是未滿十七歲的少年，和我一樣地「失敬」，大概事後也被廣瀨先生訓斥了一頓。

　　從那以後，將軍再也不指名讓我和他下棋了，儘管如此，一到月底，我去求取百元的補貼時，將軍仍然照舊知數發給。我想這一點可真是不錯。

　　記得戰後我應邀去過臺灣，聽到這樣一個關於段將軍下棋的故事。將軍有個兒子叫段宏業，此人棋術非常高強。某一天，父親吩咐要見他，於是他急忙乘火車長途跋涉趕到北京將軍的公館。將軍見到兒子，二話沒說，先和他下了盤棋。結果兒子毫不客氣地贏了老子，於是將軍惱火了：「你小子除了下棋沒別的能耐，馬上給我滾回去！」就這樣，兒子是他自己叫來的，他竟不屑一顧地立刻將他哄了回去了。

　　我就是這樣經常去這位將軍的公館下棋，然而未到一年的光景，他便倒臺了。因此，我也因此失業，全家不得不再次飽嘗生活的辛酸。幾年前，住在天津的二哥來日探訪，我們闊別了四十四年再次重逢。當暢談起過去的事情時，記得哥哥曾這樣說過：「段祺瑞在中國，因他鎮壓抗日運動成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罪惡昭彰，臭名遠揚。不過，他也於了一件好事，就是援助過吳清源，使他的天才得以發揮，結果在日中友好中起了作用。」

離家赴日

　　在北京，有三個很早就建造起來的美麗的公園，即北海公園、中山公園和南海公園。一時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的一部分曾對遊人開放過。北海公園裡的「漪瀾堂」、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都是設有棋席的館子。北京的棋迷們全喜歡到這兩處館子來以棋會友，聚樂消遣。在那裡，時常有些闊綽富有的棋迷自願提供賞金和獎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參加，為奪賞金而爭高低。

　　段祺瑞將軍倒臺後，我成為那兩個棋席的常客，並且是連戰連勝，賺了許多賞金和獎品。有一天，《北京晨報》登載了我抱著大批獎品的照片及報導，於是，圍棋神童出現啦！我的名聲大振，頓時傳遍了整個北京城。

　　那時，我們在大陸也常常聽說臺灣有個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與吳家一起作過鹽商，於後來遷到臺灣去的。林家掌門的弟弟林熊祥來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後，不知何意，非要讓我與日本強手對上幾局不可。他帶著我來到北京的「日本人俱樂部」一試鋒芒。「日本人俱樂部」也想試試這個「神童」到底有多厲害，因而早就預備好了棋盤、棋子，靜等著我的出場。

　　對局是以我的先手開始的。記得對手是個有職業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於我在布局時上了兩手騙著的當，幾乎要全盤崩潰，不得已陷入苦戰之中。不過，中盤以後，我拼命地吃掉了對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盡心機實現了逆轉，終於獲得了六目的勝利。

　　這時，觀眾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將「北京有個圍棋天才少年」──我的存在，告訴了瀨越憲作先生。看來，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線。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經營美術商品，與瀨越憲作先生很熟。他熱情地勸我赴日留學。有關徙居日本之事，他作為我們一家的代言人，和瀨越先生之間書信往來多達五十多封，就連在日本的生活保證等細節條件，也由他那個窗口來作決定。他對我們的幫助真是無微不至、不遺餘力，是我們永世難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歲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杉丁四段一行來北京訪問。那時我第一次被介紹給日本的職業棋士，並和他們下了幾盤棋。結果與岩本熏六段讓三子下了兩局全勝，二子一局輸二目；與小杉丁四段讓二子一局勝。因此，我的實力被大大地證實了。

　　那時的成績傳報到日本後，有關催我赴日的事便驟然間具體化了。只因我自己還是個孩子，交涉的經過等等一概不得知，詳細的經過也毫不了解。算來，有關我遷徙日本之事，從提起到實現大約花了兩年的時間。

　　日本方面，對我來日之事最熱心奔走的人是瀨越先生。他踏破鐵鞋，向犬養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倉喜七郎先生等財、政界有錢有勢的後援者周旋遊說。最後的結果是，由日本國內發出指令，委託犬養先生的女婿、駐北京的芳澤公使來全權交涉辦理。於是，芳澤公使便找到當時剛剛從「北京政府的國務次官」寶座上退職不久的楊子安來商談此事。

　　楊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與書法都十分出色，是個學識淵博的人。但他與吳家並無交往，只是認作我的義父，以便承蒙他照應。在中國，與官府的老人結識，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長輩的關照時而結成義父子關係的例子很多。雖稱為義父，但在戶籍上並無變化，僅僅是以親戚的形式給予關照罷了。這並不像日本的習俗那樣事關重大。

　　日本方面決定：由大倉財閥的公子當時為日本棋院的副總裁大倉喜七郎男爵來作保，以兩年為限，每月發給我二百元的生活費，並在兩年之內徹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淺。總之，事情終於這樣地談妥了。不過，從楊子安的內心來看，對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極的態度。也可能他對我的身體虛弱，以及對日中關係越發險惡的將來十分擔憂，因而他也曾考慮過讓我作為學者立身於世。因此，楊子安向日方答覆時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體亦非健壯，希望再等兩年，讓他完成了像韶之儀再去。」芳澤公使覺得此話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謂的像韶之儀，是指虛歲十五時舉行的成人儀式。然而，據說瀨越先生誤認為那就是結婚儀式，擔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聽此事。

　　到了一九二七年，我執白勝了劉隸懷（棋譜），名副其實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來京遊訪時，讓我二子對奕，結果我大勝。再以黑先連下三局，取得一勝一敗一打掛（即暫停）的成績。當時，四段以上的職業棋士能允許對方先手開局的幾乎沒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決斷。井上五段讓我先手開局之事，可謂伯樂之卓見，後來他自己也常常對此引以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後，稱我有「勝過傳聞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轉告了他的看法。

　　那個時期，我們全家仍舊繼續依靠變賣東西度日。為了二哥能繼續上學和照顧全家，大哥毅然決定中途退學。當我能執黑迎戰井上五段之事傳開後，便成為促使母親及哥哥決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當時我自己的心情是這樣：因一切都由母親和哥哥來商定，所以我對赴日無任何擔心，只要順從決定便可。到了一九二七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條件都成熟了，這樣，我們也越來越堅定了東渡的決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決定下來，即刻便收到了瀨越先生發給我的正式邀請書。那封書信我至今在家中鏡框中珍藏著。它以絕妙的言辭，寫出了一篇顯示執筆人的文采與卓識的名文，簡直難以想像是出自於棋士之手。若譯為現代語，文面如下：

　　謹啟，前幾日，通過山崎氏收到了你的來函，謝謝！我雖未有與你直接見面的機會，但過去從岩本氏那裡聽說你年紀雖幼，但棋力高強。這次，我又看了你與井上氏對弈的三局棋譜，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與時間允許的話，我真想去拜訪貴地，與你親切切磋棋藝。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許，我深感遺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體強健，完成大禮後，到日本留學，從而共同不斷地研究。願你能在不久的將來榮升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冊已寄。到了山崎氏那裡，在你來日之前，若肯為我研究一下，我將感到十分榮幸。你和劉氏下的二局棋譜，加上我妄下雌黃式的評論，己在《棋道》六月號上登載，同時綜述貴國棋界現狀的文章也冒昧登載於上。因此，務必請你諒解！

　　擱筆之時，謹拜託你向貴國的棋伯諸賢們轉達我的問候。遙祝你身體健康！

　　瀨越憲作謹具五月十六日

　　一九二八年，秉承瀨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橋本宇太郎四段到北京專程來訪。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際有關瑣碎的事項代替山崎有民先生來磋商，我和橋本宇太郎以黑先弈了兩局，皆以六目和四目獲勝。

　　這樣，在眾人的盡力相幫之下，根據母親「尋求新天地。開闢新生活」的決斷，我們終於決定於一九二八年十月裡啟程東渡。家族之中，暫且由母親和大哥吳浣陪我去日本。

　　我們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擔保；圍棋修業的安排是讓我作瀨越先生的門生；另外，生活費是以留學費為名，暫由大倉先生以二年為一期限，每月支付給我二百元。因二哥吳炎要繼續上學，決定將他寄託到舅父家去住；三個妹妹也分別寄託到親戚家裡。只等我們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後，便來迎接他們去日本。當時，依楊子安之意，還是說我們此行不過是暫時的二年契約罷了，勸我們過兩年後，毫不客氣地回來即可。母親從來都是老實厚道的性格，最怕幹出頭露面的事情。然而，在關係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針定奪之際，卻變成了一個有斬釘截鐵之決斷力的人。現在回想起來，即使如此，母親對日本的事情還是兩眼一抹黑，以「棋士」作為一種職業到底如何？在當時誰也鬧不清的情況下，竟放心大膽地將一家的命運都押注到兒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遷徒到日本去謀生，這需要下多麼大的決心才行啊！

　　記得我的赴日之事決定之時，北京正值靳雲鵬將軍維持治安。這位將軍聽說了我的事後，答應在我東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為餞別。可是，由於他和蔣介石的國民軍反覆交戰，當我們即將動身赴日之際，他正在河南省展開著激烈的戰鬥。靳將軍原來是個大煙鬼，由於戰場上連續三天出現了十萬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顧一切地跑到前線去指揮作戰，不知不覺地將吸大煙的事忘到了腦後了。槍炮聲中，有個多嘴的部下想了起來便問他：「將軍，您不吸煙也行啦？！」沒想到，這一下子可捅了馬蜂窩，將軍突然又犯起了煙癮，痛得他滿地打滾。於是乎，吃了個大敗仗，逃回北京城。結果，本來答應送我的一千元餞行費，後來折了一半降為五百元。不過，雖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筆錢。這錢在赴日之後給我們的生活幫了大忙。另外，據橋本宇太郎說，因為與我下了「試驗棋」，他還得到了靳雲鵬將軍的「謝禮」三百元。那個時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閒度日了。所以，橋本宇太郎追述往事時說，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場。

　　這樣，渡海赴日的日期決定後，大哥和我便經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麗的夫人學習日語，以便做些準備。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我們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嚮導，從北京去天津，再從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順風地向日本進發了。

第二章　新布局的青春

來日之初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們一行乘坐天津出港的大販商船「長安丸」抵達日本，在神戶港上陸。那時我剛滿十四歲。

　　我們先在京都的吉田操子先生家滯留數日，又乘列車一路駛向東京。到了東京，屈指一算，已是從神戶上陸以來的第五天了。當天，我們被迎到赤坂的「三葉葵飯店」，好不容易挨到「來日致詞」與「記者會見」等儀式進行完畢，才得以卸除鞍馬之勞。

　　翌日，橋本宇太郎特來迎接並送我們到瀨越先生盛情安排好了的「麻布區谷叮六十一番地」，在一個借宿宅裡暫時安頓下來，這個我們最早在谷叮的家，離當時在溜池的日本棋院很近，乘市立電車只有兩站路，慢慢地溜達也很快就到「谷叮六十一番地」，對於不會講日語的我來說，為了迷路時能在派出所打聽，不得不死死地背熟了。即使是現在，提起那個地名來，仍然是倍感親切的日語。

　　在這個谷叮六十一番地，我作為瀨越先生的弟子邁出了日本棋士生活的第一步，作為在日本修業的條件，由大倉副總裁發給我生活費，如若兩年時間的修業毫無出息，生活費就會到期停發。我們一家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機會來到日本，就那麼一事無成、簡簡單單地回國可不成，雖說我身為少年，但還是想到了有必要做些精神準備。

　　剛到日本時，我一直穿著中國式的禮服「馬褂」，以那種打扮出席各種正式的場合。一周之後，在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受到招待時，喜多文子先生對我說：「即然已經到了日本，總是穿那種服裝就不太合適了。」於是，她贈給我一套和服。從那以後，每逢棋賽的時候，我都喜歡穿上和服出場。

　　喜多文子先生是日本「能樂」喜多流派的掌門──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是女流棋士的一代先驅。在戰前相當嚴厲的升段制度下，她憑真才實力晉升為四段；戰後被贈授為六段。從那時起，她就擁有許多年輕有望的女流棋士作為弟子。她是瀨越先生夫妻的大媒人；後來也拜託她作了我們夫妻的月老。總之，深承她像母親一樣多方眷顧，給我們以極大的幫助。

　　來日後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日本棋院究竟要授我幾段？「當時與現在不同，段位具有絕對的權威，所有的棋士無疑都是根據雙方的段位來決定交手棋份，對局費和教習費也因此而不同。所以，接受幾段事關重大，瀨越先生極力堅持說我完全具有三段的實力，然而大多數的棋士則認為頂多授予初段。於是決定假設我同格於三段，立即進行正式的「段位認定」的「試驗時局」。

　　十二月一日起「試驗對局」開局，首先遇到的對手是那一年春季棋士升段大賽時獲得「一等」的篠原正美四段。那時日本棋院規定四段以下的低段者的限用時間各為八小時，採用一日終局制。不過，那次棋賽考慮到我不習慣限時制，因而決定採用不限時制。無論如何這是來日後的第一戰，又充滿了國際比賽的濃烈氣氛，因此，我非常緊張。篠原也磨刀霍霍，施展出渾身解數。雙方竭盡全力來戰，最後下完這一局時，整整用了三天。因這是場重大比賽，對局室決定選用整潔如新的日本棋院的「婦人室」。在這個平時不常用的房間裡邊，放置著鏡臺和床，能夠為婦女提供住宿的方便。據說這是根據留學美國的大倉先生的指示而造的，當時在日本也是寥寥無幾的房間。這盤棋我執黑，幸運地取得中盤勝。

　　接著，第二局是同秀哉名人的讓二子局。這次的對局應該說是正式「試驗」了。秀哉名人身材非常瘦小，體重不至三十五公斤。然而他一旦盤前落座，立即顯出其身材比別的棋士都大上一圈，這次和篠原四段的對局場地一樣，仍然選在棋院的婦人室，不過，代替上次公證的瀨越先生的是橋本宇太郎，他守在棋院，寸步不離地時刻注視著局勢的發展。

　　這次對局前，「要是輸了怎麼辦？」大哥與母親都異常擔心。不過，因我來日不久，並不像日本的棋士那樣被名人的權威帶來的壓迫感所束縛，因而能夠手腳放鬆、心情平靜地對局。暫停的時候，以木谷實先生為首的許多年輕棋士，曾絡繹不絕地來觀局面。可以猜度，這盤棋已成為當時年輕棋手們極為注目的一局。最後我以四目勝而終局。總之，這是一局自認為下得不錯、又使別人心悅誠服的一盤棋。局後，承蒙名人給了我以如此的評論：「黑棋態勢極其莊重堅實，成功地將優勢保持到了最後，布武堂堂，未給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為快心之傑作。」

　　夜幕降臨，萬家燈火。終局後，名人的評論一結束，橋本宇太郎便帶我到面館去吃麵，那頓麵條真是香噴噴的，令人終生回味。

　　說起名人的威壓感來，有這樣一段回憶：在我被正式授予三段之後，馬上又與名人下了盤讓三子局，可是這次我被他的威嚴所壓倒，一時陷入了大苦戰之中。

　　這次對局已計劃在時事新報的新年版上刊用。當時，我對日本的交手棋份還不清楚，以為是讓二子，所以開局時只擺了兩粒黑子。「三子！」

　　名人口中重重冒出了一句。他表情冷漠無情，語氣斬釘截鐵。我一開始就被他這一句震住了，因而總是遲遲不敢落子。後來，心情慢慢地放鬆開來。然而已是對局的第三天了，況且局面也到了勝敗不明的地步。最後，我將所有的子都治孤活淨，終於獲得了十一目勝的戰績。記得在對局的第二天休息時，「三子局要是輸了。你就給我回國去」我被瀨越先生這樣叱責了一頓，當時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總之，在我同秀哉名人的二子局獲勝之後，接著又與村島四段黑先五目勝，被正式地承認為三段。

　　在我定為三段之後，由於擔心我的身體不佳，喜多文子先生為我介紹了杏雲堂醫院的佐佐木醫生，請他為我檢查了身體。檢查的結論：「胸部有自然痊愈的結核病痕跡。為了避免舊病復發，最好在一年之內不要參加棋士的白刃決勝負式的升段大賽。」因此，在第二年即昭和四年，我只參加雜誌《棋道》和時事新報主辦的「新聞棋」的對局，戰績是十二勝七敗二平。

模擬模作戰

　　我剛剛來到日本的時候，在年輕棋土中木谷實四段以其出類撥萃的技藝而十分突出。別的棋士一聽到他那「怪童」的名字，都畏懼三分。在震驚天下以本因坊秀哉名人和雁金準一八段的決鬥為開場的日本棋院對棋正社──「院社對抗戰」時，木谷實四段繼名人秀哉後出場，將棋正社的雁金準一八段、小野田干代太郎六段、高部道平六段三棋士，各各連續擊敗三回，獨自一人單槍匹馬便使對抗戰勝利結束，成為力撥千鈞的實力者。

　　後來我在時事新報主辦的「擂臺戰」中，遇到了木谷實四段，首次與他對局。面對這個強敵對手，若用一般的手段去打，毫無取勝的把握。經過再三的考慮之後，決心採用模擬棋的對策與他一試。因我是黑先，所以我想第一手打在天元上，以後便模擬白棋走下去。從天元開始打，然後模擬下去的戰術，必然逼得對方要盡快在中央挑起戰火來，因此，於此時抓住戰機，充分發揮天元一子的作用，把握住中央的勝負變化使之於己有利──這就是我的作戰方法。白棋若不盡快地接近中央布子，就總是被對方模擬，棋勢也會越發顯而易見是對黑棋十分有利──這就是我對局前研究出的結論。

　　在對局的前兩天，我將這一想法告訴了登門來訪的橋本宇太郎，「這可真有意思。一定試試也很好！」經他這麼一勸，我更覺得幹勁倍增了。

　　對局一開始，我第一手打天元，其後便仿照白棋一手一手地模擬。頓時，木谷實顯得張惶失措，如坐針氈。他反覆長考，總是遲遲不願落子。而我只是模擬便罷，所以毫不多占時間。後來，實在忍耐不住的木谷，幾次離席與「責任記者」三谷水平先生去商量。後來據三谷回顧，木谷當時曾抱怨說：「這樣不停地模擬下去，棋就沒法下了。」作為責任記者的三谷，因我並無違反規則，所以也不能勸說我停止模擬，為了安慰木谷，三谷曾苦口婆心地費了好大的勁兒。

　　我模擬到第六十二手，於第六十三手開始變化。那時候我的作戰初獲成功，黑棋棋勢一目了然，非常好下，可惜我於中盤略有鬆懈，被木谷實在一百二十四手走了一個妙手，結果以三目之差敗北。

　　對局結束時已是更深入靜，連末班電車也沒了。於是我和木谷實在棋院過夜，我們談棋話志直至黎明。那時可以說是我初次與他結識。總之，我來日後兩年之間，常常是執黑也不能勝他。到我的段位追上了他，與他平起平坐之時，已花去了將近四年的時間。這期間裡他是我的第一強敵。

參加棋士升段大賽

　　昭和五年（一九三○），十六歲的我終於參加了盼望已久的棋士升段的大賽。那年春季的升段大賽，我的成績為七勝一敗獲三等；秋季大賽時的成績為八戰全勝獲一等。因而晉升為四段。

　　接著，昭和六年的棋士升段大賽中，春季成績為六勝二敗；秋季成績為八戰全勝。昭和七年，春季為八戰全勝；秋季為七勝一敗。因而又晉升為五段。

　　現在回顧起來，來日之後我最熱心學棋的時期，是從初抵日本的昭和四年開始到昭和七年為止。尤其是在黑棋上對本因坊秀策、白棋上對本因坊秀榮名人的對局譜如饑似渴地研究了一番。那以後，為了學習宗教而過多地占用了時間，因而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鑽研棋藝了。

　　到那時為止，我執黑棋為多，以堅實的秀策流為主體，戰績輝煌。可以說那是我高歌「黑先無敵」的時代。昭和六年、七年裡，我在「成績上位者選撥戰」中連續優勝。特別是在昭和七年時事新報社主辦的「擂臺戰」中，如入無人之境，連斬十八將落馬，在棋士升段大賽中又首次執白戰勝了木谷實。這是我的棋手生涯中勝率最高的時期。現將我來日後到昭和八年的成績統計如下。其中昭和七年的勝率幾乎達到了九成。

　　昭和三年（十四局）九勝三敗（打掛二局）

　　昭和四年（二十一局）十二勝七敗二平

　　昭和五年（三十九局）三十一勝六敗二平

　　昭和六年（四十二局）三十五勝五敗一平（打掛一局）

　　昭和七年（五十局）四十四勝五敗一平

　　昭和八年（三十六局）二十五勝九敗三平

　　我們一家來日半年後，便由麻布谷叮遷居到東中野，在那裡又住了一年左右。在我於升段大賽中不斷獲得好成績的時候，深承瀨越先生的眷顧，在西獲窪他的地產內，另為我們建了一棟別墅，於是我們又搬到那裡安居下來，這個別墅是二層小樓，房間有六個，我們一家居住真是舒適寬敞。後來大哥盡早地趕回北京，將三個妹妹也接到了東京，全家終於得以團圓。二哥吳炎因為要繼續在南開大學讀書，所以只好一人獨自留在天津。這個時期，大哥在早稻田大學的圍棋部裡作為主將非常活躍；而我不管去哪兒家裡都不放心，只允許我跟隨哥哥一起去玩。

　　提起我來日當初，由於語言不通，地理不熟，日本的習慣亦不懂，因而經常暈頭轉向。其中最使我吃驚的是日本的「神輿」。在中國，與這種神輿相似的是在送葬時靜靜地抬著走的殯轎。由於我還不懂得日本傳統的祭祀習俗，見到那些氣勢勇猛的人們擔著神輿，還以為是既大肆鋪張又興高采烈地舉行出殯儀式呢！這到底在為誰舉行葬禮啊！當時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還有一次，我們兄弟倆去拜訪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的家，歸途中迷了路。井上一郎是瀨越先生門下中最早的弟子，與橋本宇太郎和我都親如兄弟。大哥為了找到歸途，拼命地走，可是南轅北轍，越走越遠。當時若是在派出所問一下路就好了，可是那時在日本，總把我們中國人說成是「支那人」，大哥害怕被人蔑視，盡量避免去派出所問路。後來，無暇思顧得失，不得已還是去派出所打聽，這才終於平安無事地回到家。這說明當時日本人對中國人及朝鮮人的蔑視己達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了。我自身並未因此而留下多少不愉快的回憶。不過，據大哥說，對朝鮮人的蔑視最兇，即便是坐電車，日本人一上來，朝鮮人必須馬上給他們讓座。

　　住在谷叮的那陣子，母親因不懂日語，幾乎從不外出，最初的兩個月裡，每頓飯都到附近的中國菜館去吃。那時，一到天色將晚，在關閉套窗的時刻，都有賣豆腐的在門前走過。每當聽到那劃破沉悶空氣的喇叭聲，都勾起了母親的思鄉之念，這似乎更使她增添了幾分孤寂的心情。

　　記得在東中野住的時候，承蒙瀨越先生的關照，常常叫橋本宇太郎給我們送「甘納豆」（類似中國的豆鼓）來吃。那時，我們的日語都是連矇帶猜的，說不通的地方大多採用筆談。有一次，橋本宇太郎在我家一起吃完晚飯，他本想以筆代口致謝，寫了「御馳走樣」四字（日本飯後客套語）。我和哥哥看了之後都以為是「出去散步」的意思，於是馬上收拾停當，準備出門。橋本頓時驚訝起來：發生了什麼事啦？我們看著他驚訝的樣子，面面相覷，更是吃驚。總之，「馳走」二字，在中國只能理解為外出的意思，在日本卻大為不同。

西園寺公毅先生

　　昭和六年的入夏前，木谷實來訪，邀我一起去拜訪西園寺公毅先生。那時我們在西獲窪瀨越先生的別墅裡剛剛安頓下來，對日本的生活大部習慣了。

　　西園寺公毅先生在西園寺家族中論輩是當時第一銀行總經理西園寺龜二郎先生的哥哥。因他辦實業失敗，以後便在豐島區龍野川過著半隱居的生活。他信仰日蓮宗，身邊常有許多信徒雲集。雖說是日蓮宗，但先生倡導的宗教卻稍有不同，據說是一種神靈的信仰，其內容如憑借意志力──即在佛教上解釋為「法」的力量來治病等，念誦的是獨特的「南無妙法蓮華經」。另外，遇到有關事業或政治的求問時，也進行類似請教神諭那樣的儀式。

　　當時，政友會的望月圭介先生、主管丹那隧道的三土忠造鐵道大臣等，作為信徒也經常出入公毅先生的府邸。總之，其信徒在政、財界裡為數眾多，木谷實也是他的信徒之一。公毅先生作為業餘圍棋愛好者非常高強。

　　後來這位西園寺先生對升段大賽中成績超群的我很感興趣，便吩咐木谷偕我同去見他。當我間木谷：「為何事而去求教呀？」木谷說：「為了讓你身體更結實，棋藝更高強而去嘛！」不過最初我還是謝絕了他，沒想到沒幾天他又邀我。就那樣反覆勸了我兩、三次，後來，於入秋之前，我終於同意他帶我去求教。

　　一到先生的家，首先學著念誦了「南無妙法蓮華經」。雖說念的什麼全然不解其意。但據說是偉人之言，所以與木谷實一起認真地念完了經。因為公毅先生有句宗旨：「魂宿腹中」，所以要求大家銘刻肺腹一般地念誦「南無妙法蓮華經」。

　　從那以後，我和木谷實一起頻繁地往來於西園寺先生府邸。有棋賽的日子，我去先生的家求教已成為固定日程，木谷實就住在西園寺先生家的附近，所以，每當我去求教，總是在先生的家碰見他。

　　棋士升段大賽每天下午五時左右暫停，我便用一個小時左右去西園寺先生的家求教。每次去都立即將那天的對局譜擺出來請先生看，與木谷實共同研究的同時也徵求先生的意見，當時，我們二人正在熱烈地探討著「新布局」。所以可以說，和木谷實共同搞新布局的研究主要是在先生家裡進行的。另外，我還常常被先生叫去吃晚飯。飯後常與先生下將棋。可惜我的將棋非常拙劣，總是不能勝他。

　　另外，還請先生為我診察身體健康狀況。就在供著許多佛像、經常祈禱的房間的角落裡，我在終年鋪墊著的被褥上躺下，請先生為我診察身體。當時，先生找到我身體裡不好的地方後，口中念念有詞，唱喝著以其意志來給我治療。「這樣就好啦。明天的比賽肯定能勝」被先生這樣一念叨，頓時便不可思議地覺得我必勝無疑了似的。

　　據說西園寺先生年輕時曾留學美國，對西歐文化非常熟悉。後來由某個時期開始，被東洋哲學深深吸引，因而就信仰了日蓮宗。先生的信仰是在日蓮宗裡摻入了許多儒教思想，對儒教懷有濃厚的興趣。這樣，一直到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先生去世為止，我成為先生家的常客，先生對我也十分寵愛。之所以對我如此眷顧，我想可能是由於我有漢學素養，幼年曾修過「大學」等，對儒教的教義深有領會吧。有幸與西園寺公毅先生結識，無疑成為我和木谷實親密交往的良緣契機，並且成為我對宗教深感興趣的入門開端。

新布局的誕生

　　川端康成先生在登載過《木谷實選集》（日本棋院刊）的月報上曾發表過「新布局青春」一文，他這樣寫道：「木谷實、吳清源創造新布局的時代，不僅是二人蓋世天才的青春時代，實際上也是現代圍棋的青春時代。新布局仿佛是一陣春風，她吹燃起青春獨具的創造與冒險的熱情之火，給棋界帶來了絢麗燦爛的春天。雖然繼木谷、吳之後，又湧現出了優秀的後來者，但是，可以想像，像新布局時代的木谷、吳那樣旗幟鮮明地振興棋壇、劃時代的一代新人還未光臨。當年，木谷、吳創造的新布局，是今日弈苑鮮花盛開的祥瑞。」

　　對我來講，如此不惜重筆的褒獎深感羞愧難當。然而，講到新布局對現代圍棋的進步起了巨大的作用，的確言之無誤。

　　然而，即使是稱為新布局，也並非就是天降地湧、突然誕生的新事物。新布局問世的數年前，它的萌芽就已經屢屢顯露頭角了。如我在昭和六年四段的時候，就曾在三三投子；昭和七年升為五段後，也下過數局三連星的前驅──二連星棋。

　　升為五段後，我執白增多。由於當時無貼子的規定，若仍然依照昔日的小目定式，白棋無論如何都落後於人。布局應以平分秋色為原則，所以，白棋亦要像黑棋一樣謀求實利才行。

　　我十分尊敬的本因坊秀榮名人的時局譜中，就屢屢見他執白於投於星位.我之所以形成一種捷足先登、盡快展開的棋風，理由就在於我對於小目布局的棋深感急不可待因而當時我打出的三三或星的布局，是以「一手占據角地、盡快向邊展開」的想法為根據的，這種想法時我來講已是理所當然的思路，可是，人們當時把由角上小目開始締角看作是絕對正確的，所以我的新下法惹起了巨大的回響。

　　這個時期的木谷實，布局上總是投子於低線位上。他見戰績無甚奏捷，便不斷地改變為高線位投子。這就是他開始構思「重視勢力之新布局」的摸索階段。

　　從昭和八年開始，我與木谷實進行了「十番棋」的抗爭，新布局的嫩芽就從那個時期開始更清晰地顯露鋒芒，那一次的十番棋，並非是生死攸關的「擂爭十番棋」，而是在昭和八年我升為五段、與木谷實段位拉平之初，按照時事新報的計劃而對局的。

　　我四段之時，執黑幾乎未敗過，然而對木谷實卻往往黑先也難以取勝。昭和七年春季升段大賽時，我執白首次勝了他。以後，終於能和他勢均力敵地平擺對局了。後來我成為新進的五段、與他並駕齊驅時，所有的年輕棋手中只有本谷實與我可稱為珠聯壁合的名望棋士。於是，時事新報社視此良機便制定出十番棋的計劃。

　　就在這次的對局中，我執黑打出了在當時極為罕見的對角星的布局；木谷實也態度明朗地改變為「重視中央勢力超過角地」的打法。

　　這次十番棋的第六局，中途移到了日興證券社長──遠山元一先生的家裡對弈，此局的第一天在日本棋院進行，第二天在原地繼續下的中途，據說木谷實的後援者──遠山先生差人告知：遠山先生因傷風臥養，實在寂寞，最好請到家裡來下棋。於是，我們倉皇將對局場搬到遠山家裡繼續廝殺。當時，棋已過中盤，遠山先生盤腿坐在床上觀戰，當然，他的眼前是兩個一頭扎進棋盤裡苦思冥想的棋士。

　　現在回想起來，遠山先生觀棋可真是逍遙自在。遠山先生作為木谷實的後援者，常常以讓九子來請木谷實教習。每次教習從早上十時開始，下一局要到傍晚六時左右才下完。木谷實下棋從不知偷閑耍滑，所以不斷長考，毫不吝惜花費時間。但是作為對手並無那麼複雜的思考內容，因而常常寂寞難堪。後來，遠山先生時常驕傲地自稱是「木谷教習下，磨煉十年功」的人。總之，這些往事都能使人想起木谷實那種不弄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的耿直好學、質樸無華的性格。

　　可惜，這次十番棋因中途木谷實晉升為六段，與我的交手棋份出現了段位差，所以只下到第六局便以三勝三敗而鳴金收兵了。

　　作為新布局構思的發祥地──信州的地獄谷溫泉非常有名。當年我與木谷實在十番棋第五局的中途曾一起去過那裡。那次對局正是盛夏炎熱之際，「去溫泉避暑和休養一下吧！」我聽從了木谷實這一勸誘，二人攜手去了木谷夫人的娘家──地獄谷溫泉。且不管出門時第五局還是打掛狀態，反正新聞社那裡曾有話在先，說過只要能及時將對局譜登報即可，因而並未來訴說不滿。

　　地獄谷距湯田中很近，沿長野鐵道到上林站下車，再走三十分鐘左右就進入谷地。那裡有許多三寶鳥和猴子，是一個幽靜的山林溫泉勝地。我原打算舒適安閒地讀讀書。靜養一下，所以出門時帶上了《易經》和《中庸》兩冊書。

　　就在溫泉放鬆靜養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早晨，我呼吸著新鮮空氣，信步走進木谷實的房間，只見他正面對一個陌生人講解圍棋，一間才知道木谷計劃寫一本《布局與定式的統一》的書，正在向作家鴻原先生口述。我當時也很感興趣，於是便在一旁坐下聽他講解。講的內容主要是有關新布局的觀點，初聽給人一種難以理解的強烈印象，然而，越聽越發覺得言之有理，頓時我想，回去之後我也馬上用新布局的觀點去奕他幾局。

　　木谷實的新布局觀點，雖說一言難盡其意，但根據它的「重視向中央發展勢力超過角地」來看，三連星是新布局的代表之一。提起現代的棋士，武宮正樹九段的宇宙流可以說是最原本地繼承和發展了新布局的觀點。

　　我從地獄谷回到家後，馬上就在報知新聞主辦的棋賽中，以篠原正美為對象嘗試了一下新布局的滋味；木谷實也以前田陳爾為對象領略了它的鋒芒。可惜，也許是還未得心應手的緣故，我們兩都失敗而歸，不過，據說木谷的對手前田，被那種違反當時之常的新手一打，頓時大驚失色。

　　現在再看看我當時的棋，真是連自己也感到驚訝。其中最典型的可以說是我在同年秋季升段大賽中與小杉丁四段的一局。這是被俗稱為「十六六指」（日本的一種擺石子比賽的遊戲）的一盤棋，因布局時棋形與稱作「十六六指」的小孩遊戲非常相似，所以被如此命名。從此棋可以看到，為對抗白棋高位上的新布局，執黑的小杉四段有意識地在低位上投子布陣。黑棋首先採取在角地與邊上爭取實利，然後猛然在天元一打，是企圖侵削白棋中央勢力的戰法。作為黑棋的布局也屬於珍稀布局。

　　新布局在社會上得以廣泛傳播是在安永先生寫的《圍棋的革命──新布局法》一書問世之後。就在去地獄谷那一年的除夕，我離開公毅先生的府邸，歸途中路過木谷實的家，正巧當時擔任日本棋院主編的安永先生也登門來訪。我們三人幸會一堂，安永先生趁機向我們二人頻頻開口，爭論起有關新布局的事。我和木谷實共同闡述了就此有關的意見，末了又圍住棋盤，邊擺邊說，爭論不休。由於我們只顧著爭論了，不知不覺地過了一整夜。打開窗門，方知天已大白，在寒風凜冽之中，迎來了新年的早晨。

　　每逢新年，我都要和瀨越先生一起去明治神宮初拜，然後歸途中到望月先生家去拜年。這已成為習慣了。因此，我一出木谷實的家門，便風風火火地跑回去，終於趕上了和瀨越先生同去神宮初拜。

　　安永先生寫的《圍棋的革命──新布局法》一書，就在我們三人爭論一夜後的不久出版了。這本書署名以木谷實、吳清源、安永一三人合著，實際上，主要是將木谷實和我的意見由安永先生統一歸納，並總結出精采的理論。他說從原稿動筆開始，到出版發行僅用了一個月便完成了，因而自鳴得意。回想起來，除夕那天安永先生來與我們熱烈爭論新布局，原來是為編寫此書而別有用心的。蒙在鼓中的我，拿到這本書後才恍然大悟。

　　後來，「新布局法」在業餘愛好者中間受到熱烈的歡迎。據安永先生說，發行此書的那一天，來購書的人群行列將發行所平凡社圍了個裡三層外三層，當時就售完了四萬部。在那個時代，圍棋書能售完四萬部簡直是超級暢銷書。

　　總之，新布局從此後大有人緣，就連我和木谷實的對局中，木谷打出的新布局也被印出了號外，在街頭巷尾到處發放。那是在報知新聞社主辦的棋賽中木谷實打了個比小目和星更高一路的「五五」布局，因而報知新聞社將此以「木谷打五五」的號外大肆報導於世。

　　另外，在新布局興起之初，還有第一手便打在比高目還要高的「四六」上的。這個「四六」曾被稱為「大高目」或「超高目」。可惜，那以後難得有人運用，所以「超高目」一詞不久也因過時而被遺棄了。

　　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新布局不受任何繁雜的定式束縛，因而在廣大的業餘圍棋愛好者中間倍受歡迎，這也許就是眾人所望的必然之果吧。

　　總之，隨著新布局的誕生，為昔日的小目定式所束縛一時的布局終於解放，人們布局的思維方法也獲得自由，棋盤上的世界似乎越來越寬闊了。新布局被創造後不久，木谷實和我都大大地運用了它，並因勝率良好而再次鼓動起人門對它的熱情。後來，其他的棋士也模仿我們創造出了如宇宙流等新下法。霎時間，日本所有的棋盤上到處都展開了壯麗的「空中戰」。可是必須重申，新布局比起昔日的布局，並非因其優越而必勝無疑。關鍵在於，新布局是建立在行棋者棋力之上的藝術結晶。

三三、星、天元之局

　　由於我處於向名人挑戰的地位，因而毫無顧慮、輕裝上陣。說真的，此局給我的感覺還不如參加升段大賽時緊張。因大賽的每一局都關係到升段的大事。在眾人眼裡，與名人對局，非同小可。而我只覺得是「升段大賽中的抽空下一盤罷了」。但是，對以秀哉名人為統帥的本因坊一門來講，毫無疑問，此局若敗，將有損於本因坊家門的權威。因此，對衛道士們來說，這是一場包袱沉重的重大對局。

　　因我當時正處在用新布局下棋的顛狂時期，所以一開局，我就將一、三、五著按照三三、星、天元的順序打了出來。看到白棋在兩個角上均投子於小目，因此，作為黑棋為了使實地與外勢保持平衡，故而採取了將第五手打在天元上的布局。這並非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標新立異。

　　然而，此舉畢竟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因我這三手棋，都是與本因坊家的布局教條格格不入。尤其是三三，在本因坊門中規定為「禁手」。所以，不僅本因坊門中棋士們個個怒氣沖天，就連一般的棋迷們也都大吃一驚。

　　實際上，三三也好，星也好，我自己在升段大賽中曾打過多次。只是由於當時還處於《新布局法》一書出版的前夕，因而還未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亮相。即便是天元，第一手就投打的棋也不乏其例。到了第五手時才去投，這在我自己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當時，瀨越先生曾十分擔心：打出這樣罕見的布局，恐怕不到百手就會潰不成軍呀！總之，我第一手棋打在三三這個「禁手」上，這不僅引起社會上棋迷們的陣陣喝采，同時，也是對名人、對日本人棋壇舊傳統的挑戰。於是，「豈有此理！」這種口氣的信件剎時間雪片般地飛到新聞社。

　　更有一件麻煩事：恰恰就在那時候，日本策劃和挑起了「滿洲事件」，日中關係越發走向險惡的道路上去了。當時各報刊均將我們二人的決鬥誇大其詞，大肆宣揚；隨著社會上人們對此之關心越來越強烈，這盤棋終於被籠罩上一層「日中對抗」的辛辣氣味。這對新聞社來講，讀者大增，自然是美事；然而對名人、對我來講則是大傷腦筋的事情。

　　對局中由於考慮名人的健康問題，決定每周只在星期一對弈一次。從昭和八年十月十六日開始，一直拖延到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九日才宣告終局。由於此局並未採用封棋制，名人可以視情況暫停，這一點對白棋絕對有利。到終局時，屈指一算，實際上對局天數只用了十四天。其中這樣的情況很多：如第八天，白棋一開始就將早已預先考慮成熟了的一手打了出來：我只考慮了兩分鐘便應下一手。隨後，名人來了個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思考，到最後也未見他落下一子，就乾脆暫停收兵回營了。這樣，連新聞社也因報導內容不足而十分困惑，只好以「名人身體狀況不佳，一手未打」這樣的消息而搪塞過去。

　　此局基本上旗鼓相當，進展到中盤時，黑棋略微優勢。可惜，由於後來有迫使瀨越先生辭去理事長的白棋第一百六十手的妙手出現，最後我以二目敗而終局。現在我常想，在當時那種險惡的氣氛中，若是我勝了這盤棋，弄不好會吃大苦頭呢！那時我本人由於周圍人們的特殊照顧，對社會上發生的騷亂一概不知，如今仔細一想，輸了棋，處境反倒好多了。

　　上面提到的那白棋一百六十的妙手，是在第十三天的第一手棋時打出來的。沒想到，一石激起了千層浪！

　　戰後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在我和岩本熏本因坊舉行的「擂爭十番棋」的預想座談會上，瀨越先生在聲明了「此話非正式，不得發表」之後，談到「第一百六十手的妙著，是前田陳爾四段（當時）想出來的一手。」可是，讀賣新聞社覺得這是件趣事，便不顧「非正式、不得發表」的在先之言，將此話登報洩露出去了。

　　後來，瀨越先生否認了報上的那種說法。當時的報導如下：「這是一件秘密事。那時，被吳清源打過一手之後，苦思冥想的的秀哉，回府後立即召集弟子們，為考慮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種打法。結果採用了還擊的那一手，是前田這個弟子想出來的。」這一報導見報後，惹得本因坊一門的棋士門怒不可遏：「捕風捉影的事，怎能在報上發表！」於是，他們對瀨越先生進行了嚴厲的追究。瀨越先生無奈，毅然承擔了引起事件發生的全部責任，決定辭去日本棋院理事長之職。

　　然而，即使是是辭職之後，對他的攻擊還是不見收兵。就連瀨越先生的家裡，仍然有坊門的棋士將充滿恐嚇詞語的書信不斷投來。據說後來由間組的神部社長親自從中勸解，並在一家飯店舉行了「調停會」之後，這場攻擊才終於偃旗息鼓。

　　我那時生活得逍遙自在，毫無牽掛。對這件事竟然長期蒙在鼓中，直至幾年前從別人那裡聽說後，才剛剛了解到事件的經過。160手的確是個妙著。稍微冷靜地分析一下，就可看出這只有像秀哉那樣棋藝高深的人才能謀算出來。即使如此，繼續下去，結果如何尚且難言。的確，當時我置身激烈的對局中，對這一妙手並未察覺到。

　　總之，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樣我也鬧不清楚。反正將暫停後的棋，召集起本因坊門的弟子們共同商討和推敲，這已是古今沿用的一貫作法了。這盤棋也毫不例外，一有暫停，便將一門的棋士喚來，專問研究對策。因此我想，即便說穿了這一手棋是由前田發現、由名人打出的，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吧。

　　關於一百六十手，還有這樣一段閒話，即日本棋院大倉副總裁，事前便知道了這一妙手的存在。大倉先生對這盤棋的局勢發展非常關心。當時，不知是哪陣風，就在第一百六十手打出來的前一天，先生在家中設宴招待了我和木谷實，讓我們飽餐了一頓美味的中國菜。說來有趣，儘管我有時特意去大倉先生家問候拜訪，卻從未沾過他家餐桌的邊兒。如今先生喚我去府上赴宴，這種美事還真是開天闢地的第一次。

　　我們邊吃邊談，話題盡是些有關圍棋界的事情，而有關和名人對局的事連半句都未提及。可是，那天格外熱情的大倉先生，在為我們送行至大問的途中突然說了句：「白棋的下一手要是打在這兒怎麼辦？」隨即將翌日打出來的第一百六十手的地方指點出來。由於是在漫步之中被人奉告，因而大倉先生所指點的那個地方，我當時並沒有馬上明白。當時我只是淡淡地一想，覺得作為圍棋業餘愛好者的大倉先生不可能一語道破天機。於是，隨便敷衍著應了兩句就告辭了。總之，「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卻對此毫不留意。況且，我在升段大賽和其他的新聞棋戰中忙得焦頭爛額，就連和名人的對局，回到家後也幾乎從未復盤仔細揣摩過。

　　大倉先生怎麼能知道第一百六十手呢？我想，也許他聽說黑棋略占優勢後，便向本因坊門下打聽白棋的命運。大概那時，他被告知「有這一手殺手澗，沒關係。」因而得知了第一百六十手的秘密。

　　這次對局到了最後的那天，是在數寄屋橋的旅館對弈。那時我的敗北幾乎已是決定性的了。但盤面上還殘留著若干複雜的官子。我拼命地收官。抽空去廁所時，無意中看見對局場的休息室裡，秀哉名人的弟子黑壓壓地聚集了一群，他們手中拿著許多張棋譜，都是早已將收官直至終局的多種打法徹底研究透了的棋譜。見到如此異常緊張的氣氛，嚇得我提心弔膽，於是趕緊向瀨越先生求救。瀨越先生立即拜請了京都圍棋界的巨頭、吉田私塾的主辦者──吉田操子先生來擔當公證人，後來，就連擔當應急公證人的吉田先生，見到那戒備森嚴的陣勢，也大吃一驚，覺得事態非同小可。最後，白棋終勝了二目。我記得終局的時刻，名人臉上硬梆梆的肌肉頓時鬆弛了許多。

　　局後，木谷實帶我去飲食店慰勞。談話中，木谷極力為我抱不平，說：「這盤棋完全只給白棋以有利條件，是極為不公平的對局！」

　　兩年之後，木谷實與秀哉名人下了「名人引退棋」（註：請參閱川端康成觀戰記【名人】）。那時木谷吸取教訓，極力主張對局應採用封棋制和「同息一館、閒人免進」的形式。果然，他的主張得以實現。

入籍日本

　　在我和秀哉名人又對弈之際，社會上陣陣陰風冷雨向我襲來，有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曾為我十分擔心，他就是山崎有民先生。

　　昭和六年，他於『滿洲事件」發生後不久便回到了日本。由於日中關係日趨險惡，他在北京美術商的買賣早已無法正常經營了。往在日本的華僑也都相繼不斷地返回中國。山崎先生當時對我說，若是我還想繼續學棋修業的話，不取得日本國籍，終歸難以長久留住日本。他勸我盡早加入日本國籍。山崎先生參加過日俄戰爭，曾在向二○三高地的衝鋒中九死一生，成為幸存的三人之一。他常常以此為自豪。他在中國大陸有很長的生活經歷，對政治亦瞭如指掌。

　　我畢竟對政治一竅不通，便去找望月先生商量入籍日本之事。望月先生認為日本與中國是同種同文的國家，入籍也是件好事。於是勸我將名字改為吳泉。為了既不忘中國也不忘日本，吳泉字的前一字按照漢文讀音，後一字採用日文訓讀。就這樣，我高興地順從了這一勸導。昭和十一年四月，入籍日本的申請被批准了。我改名為吳泉。最初見報時，大家都只會用日文訓讀我的名字，其實吳字應是音讀。由於大家很不習慣，念起來又不甚通暢，於是，昭和十五年，在鐮倉我與木谷實下「十番棋」第六局之前，又恢復了原名──吳清源。

　　全家只有我一人加入日本籍，母親和兄妹們仍然保持原有國籍。

　　戰後，我曾因為國籍問題而苦惱過。其實，入籍的事情我並未與瀨越先生作任何商量。我想，未和他商量反有好處。因為瀨越先生是個過於認真、責任感強的人，當時若與他商量，戰後他肯定會為我的國籍問題而大傷腦筋的。

　　大哥吳浣從早稻田大學轉到明治大學，不管在哪個大學讀書，他都作為圍棋部的主將而十分活躍。他曾獲得大學生循環賽的優勝。後來，他畢業後，我拜託床次先生對他給以照顧，決定讓他去「滿洲國」任一官職。

　　「滿洲國」由日本一手扶持建立，日本政府曾將「滿洲國」作為「理想之鄉」而大肆宣揚。我由於對實情毫不了解，輕信了政府的宣傳，見大哥就職之事有了眉目，以為今後會在「日滿親善」中大有作為，一時曾倍覺心情舒暢、躊躇滿志。

　　大哥一度就職於「滿洲朝廷」的宮內省，嗣後調至於駐日本的「滿洲國」大使館，走馬上任又回到了日本。

上海、青島、「滿洲」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五月，在日本棋院、東京日日新聞社、大阪每日新聞社的共同舉辦之下，以「日滿華圍棋親善使節團」的名義，我們一行訪問了中國各地。這次旅行預定為兩個月、除了我和木谷實，還有安永一先生和田崗敬一先生同行。

　　由於身著和服，行動不便，決定以西服領帶的打扮前往。我和木谷實穿西服是頭一遭，誰也不會繫領帶，只好請田崗先生幫我們一一繫好。乍一穿上西裝，心情就好像是當上了某會社的社員一樣。木谷實過去長年和服打扮，沒想到西裝領帶對他再合適不過了，看著他就像一流會社的要人一樣氣派，真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從東京去長崎的沿途，出席了各地舉行的「送別棋會」，最後到達長崎，乘上了「上海丸」，一路乘風破浪駛向上海。船在浩蕩的長江入海口逆流而上，由那時算起，抵達上海已是翌日的傍晚時刻了。

　　在上海的逗留預定為兩個星期，是此行訪問時間最長的地方。當地的富豪張譫如先生談情款待了我們一行。船一進港，便看到眾多的歡迎人群在岸上揮手躍動。許多令人想念、倍感親切的面孔也夾在人群之中。最最令人吃驚的，是我看見了幼年教我漢文的老師──楊先生的身影。

　　在上海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棋會，當年我生活在北京時與我常常競爭勝負的顧水如、劉昌華、雷博華等中國棋士們也幸會一堂。一陣寒暄之後，對局開始。由於那正是我們狂熱地運用新布局奕棋的時期，因而我們投下的子都是高位。對此，中國的棋士們個個驚詫不已。

　　我們還從上海去了蘇州和太湖等地遊玩。那天，我們乘遊船隨波浮蕩在太湖，船上主客對弈、談笑風生。聽說大湖也有類似海盜一樣的水寇，時常襲擊遊覽船隻。為了以防萬一，我們的船也不敢大意地亂開。上海名菜繁多，我們此行真是口福不淺。遺憾的是我滴酒不沾，見到那「酒浸小蟹」，雖然饞涎欲滴，卻只好遜謝了。記得還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亂跳的小蝦沾著佐料汁生吞人口，更是別有一番風味。

　　光陰似箭，我們在上海兩周的逗留一晃而過。我們隊張譫如先生處得到一千元的謝禮，接著向青島繼續旅行。

　　到了青島，我和木谷實二人決定去國分先生的府上打擾幾日。國分先生那時正因脖子疼不能扭動，樣子十分可憐。他向我們訴苦說，到處請醫生來看過卻總是不見好轉。那時，木谷實在西園寺公毅先生去世文後，繼續在他兒子西園寺公直先生那裡作信徒。公直先生給別人治病時，常常將手掌按在病人的患處，白中念念有詞，採用「神貼掌」的精神治療法。我和木谷實原來也學過此法。於是，「給國分先生治一治脖子吧！」木谷實勸我用「神貼掌」治療法。我雖然不願輕易賣弄此法，但經不住木谷和國分二人夾攻，「那就試一下吧！」我被說服了，只得點頭答應。

　　「也許很不靈驗，光靠這個誰也不曉得管用不管用。」我一邊嘟嘟噥噥地說著，一邊取出一塊手帕，貼在國分的脖子上。將手貼放在手帕上的約有三分鐘，就那樣紋絲不動地使精神貫注一統，然後將手撤開。怎麼樣？只見國分的脖子頓時疼痛全消，徹底治好了。

　　手到病除，國分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我們受到了格外熱情的款待。其實，我的妻子在遇到孩子肚子痛的時候，將掌貼在肚子上治療，孩子的腹痛都曾一下子就治好過。用木谷實的話來解釋，貼掌時，只要是將精神貫注一統，掌內便有靜電傳到患處從而達到治療的目的。

　　離開青島，我們又踏上了去「滿洲」的旅途。

　　在「滿洲」，於「康德帝」御前，我和木谷實每日用一個小時，下了三天的棋。由於當時我是五段，木谷是六段，所以對局我為黑先。結果，我十二目勝，「滿洲皇帝」觀戰時，曾拿出筆記本，認真地作了紀錄。

　　皇帝的侍從中有位徐先生。當年我住在北京時，曾讓徐先生五子奕過棋。這次御前邂逅，真是他鄉遇故知。當我問徐先生，覲見皇帝時該怎樣稱呼為好？徐先生告我說要稱呼「皇上」。和木谷實的對局結束的那天下午，在皇宮御庭內抬出了桌子，決定由我和徐先生對奕。皇上隨後也步出宮闈，前來觀局。看到我的對手比較弱，便開金口道：「朕想看你吃他的子，越多越好。」一聞此話，徐先生頓時緊張起來，旋即將勝負置之度外，越發緊固地防禦，拼死地不讓我提取。我也劍撥弩張地想吞吃對方的幾團子。然而，對方根本就無取勝之意，只求能活便罷。說真的，要吃掉背水為陣、殊死求生的子確實不易。非常遺憾，最終我也未能吃掉幾子。

　　對局結束後，我獻給皇上一本新布局的書。皇上龍顏大悅，與我親切攀談。由於皇上龍踞御座，我總是仰著頭用北京話對他講有關圍棋和在日本的生活等事情。也許皇上平常用北京話閒聊的機會甚少，與我談話時顯得格外有興致。

　　然而，據說皇上的「帝宮」原來是日本煙草專利公司的舊址，破舊不堪。日本的外交官經常出入宮廷，皇上雖然對他們那種蠻橫傲慢的態度毫不動氣，耐心以禮相待，但仍然可以看得出，他過著「籠中鳥，不如意」的生活。一想起前一代清朝皇帝威揚四海的光景來，怎禁得住痛心疾首、滿腹淒涼。總之，那次的中國之行，是我初次還鄉，心中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第三章　歸依紅卍會

「回天津！」

　　昭和十年，我二十一歲。

　　這一年的五月，西園寺公毅先生患癌症去世。記得前一年的年末，公毅先生曾對我說過，他想讓我「得道」。「得道」，是指將先生倡導的宗教之秘訣傳與我。無論哪一種宗教，僅僅是信仰，就只能稱稱為門外漢而已。唯有積多年之修行後，才能得授於那種宗教精髓的入門鍵。這個入門鍵，即各宗教之秘密，或稱為秘訣。

　　公毅先生逝世後，其子公直先生繼掌山門。不過他與公毅先生的修行方法大有不同。木谷實在進入公直先生的時代裡仍然繼續其信仰；我卻於公毅先生獨去仙界後即離門而別。

　　回想來日之後，我始終被對局糾纏緊迫。在前一年秋季升段大賽時，我升為六段。不過，隨著身入高段，對局時間亦相應延長，真是此一局未完，又一局亟待，連續奮戰。對當時已筋疲力盡的我來說，能得以修心養神的地方，唯有西園寺先生的府邸。可惜西園寺先生一去不復返，埋頭苦戰於勝負之爭的我，心靈深處仿佛頓時出現了無底的空洞，在難以解救的寂寞中，度日如年。

　　就在這十月一日的夜間，發生了一件事。而且恰巧是在重大的秋季升段大賽前夜。升段大賽將於翌日迫臨。入夜後，我將老子的《道德經》讀完，正欲上二樓去歇息，突然一陣輕微發作，頓時陷入了「神靈附體」的狀態中。據「心靈學」解釋，即「接靈」狀態。若是「神靈附體」程度嚴重，便會手舞足蹈起來。嗣後我作了「璽光尊」（日本一宗教組織的頭領）的信徒時，曾在金澤陪伴雙葉出（日本著名相撲力士）三十五天之久。他也是靈感強烈之人，據說每當有勁敵相逢的相撲大賽的那天早晨，他都常常進入「接靈」狀態之中。

　　總之，我無意識地雙手摩挲著自己的身體，大約過了一個小時，隨後便感覺腹中一下子變得空空的了。這時，我像是被什麼東西牽引著，步履蹣跚地走進洗手間，直愣愣地坐下不動了。那時已是夜裡十時左右。

　　母親早已睡下。可是，一想起我穿過寢室前的走廊去廁所多時總不見出來，「明兒還有大賽，這是怎麼啦？」母親放心不下，便到廁所來看。只見我兩眼直獃獃地坐在那裡。母親大驚失色，喚起妹妹們，將我迅速攙扶到房間裡躺下，趕緊通知瀨越先生，並請來了醫生。

　　醫生診視了我的「病」狀後，也只是丈二的金剛──摸不著頭腦。只見我牙關緊咬，毫無表情；切脈微微，若跳若止；呼吸淺薄，並無異常。弄得醫生無術可施，只得給我打了一針，說了聲「請給他好好暖暖身子」，便回去了。我當時對周圍發生的一切，直到被按躺下都隱隱約約地有所知覺，然而無法開口說話。又過了一小時後，於午夜十二時，我終於能開口說話，很快就恢復了正常。但是，即使是到了次日，依然有神靈附體的感覺。那天的升段大賽只好因「病」而「不戰敗」。

　　嗣後，我將精神貫注一統，向神祈告昨夜的事情究竟為何？於是，即刻在我心中聽到了這樣一個聲音──「回天津！回天津！」

　　記得這次發作的數日前，天津的二哥吳炎給我寄來了當地發行的報紙《庸報》。那個報社的社長是一位紅卍會的信徒，報紙每期都有他撰寫的一篇有關紅卍會的專欄論述。我讀了報上的論述後非常感動，對紅卍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我將此事如實講給望月先生，並遞交了秋季升段大賽「休場報告」後，決定立即出發去天津。對瀨越先生，我只說是回去祭掃家父之墓。不過先生覺得，在如此重要的升段大賽中途去掃墓，豈不怪哉？

　　放心不下的瀨越先生便去望月先生那裡詢問，當我出發後不久，先生也了解了真相。我遞交了升段大賽「休場報告」後，隻身肩著背囊，除了帶上三等艙的船票錢外，輕裝簡從地由神戶上了船。三等艙位於船底，我從那昏暗的船底逃了出來，在甲板上讓海風吹拂身體，久久眺望那無邊的大海。舉目無親、身無半文的我，究竟為何而去？就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但是，我毫不迷惘，更不怯懦。因為有一種信念在強烈地打動著我──神在身邊保佑著我！

入紅卍會

　　船到天津的塘沽港，二哥吳炎前來接我。說是母親十分擔心，早已給他去了電報。我決定先到哥哥住的南開大學宿舍打攪幾天。到了宿舍，安頓下來，我便立即委託哥哥設法將《庸報》社長李先生介紹給我。當時，二哥邊在大學讀書，邊在庸報社做零工。

　　據說李社長是個虔誠的紅卍信徒，一切新聞報導都放任讓記者們去幹，他只在自己的專欄裡每天撰寫有關紅卍會的解說或一些活動的報導。

　　我向李社長懇求盡早賜教紅卍會教義，李先生愉快地答應了。從那天後，為了在李社長那裡聆聽教誨，我每日都去庸報社。

　　可是，當時南開大學是抗日民族運動開展最熱烈的地方。何況我來自敵國日本，僅此一點就會遭白眼，若不是與二哥一起形影不離的話，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遭到圍攻與毆打。

　　在這種處境下過了一周左右，我便離開大學宿舍，決定去煩擾二哥的朋友家。

　　這樣，我於昭和十年、二十一歲時在天津入了紅卍會。並迄今始終一貫地信仰紅卍會，現在，我已是日本紅卍會的元老會員，並得賜道名為吳碟靈。

　　經常遇有各種各樣的人請求我將紅卍會的宗旨簡單說明一下。然而，事情並非那樣容易。若是勉強地作潦草解釋，容易招致誤解。無論怎樣通俗易懂地來闡述，也要寫成厚厚的一本。但我還是想斗膽一一試，將紅卍會在此扼要介紹一下：

　　紅卍會布教之目的，在於領悟「解救他人，同時即解救自己」之真諦。大家都要互相幫助，從地球上消滅無益之爭，實現世界和平，讓人類得到解放。紅卍會認為：綜觀一切宗教的本源，存在著宇宙之神──「至聖先天老祖」。耶穌、釋迦、穆罕默德、孔子、老子等，都是為了救濟人類而受至聖先天老祖派遣的聖人。世界上的五大宗教，追根溯源，都是同根同生的，根據對世界五大宗教宗旨的研究，可以尋到那個本源，紅卍會的真正目的，在於打破宗教界裡的所有排他性，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應該在同根同源的悟性上聯合起來，從地球上消除各種無益之爭，進而救濟人類。正因為如此，紅卍會不存在「開山教祖」，無論哪種宗教的信徒都可以信仰和加入此教。

　　書歸正傳，那時，我每天從熱情相待的二哥的朋友家出來，到庸報社就一頭扎進社長室，洗耳恭聽李先生的教誨。

　　然後去道院，從晚十點半開始打坐。為此，我和李先生二人每日形影不離地往來於道院。盤腿打坐乃修行之一。為何要在那個時辰進行？因那正值日夜變換時刻，也正是陰陽交替的時候。所以認為此刻的修行最有效果。

　　有時我於十時前到達，有機會常和道院的幹部們閑談，或聽講有關紅卍會的事情。坐禪一結束，歸程中再到報社歇歇腳，吃喫點稀飯後回家。回到二哥的朋友家時，每次都是夜裡近十二時左右。雖然如此晚歸，但寄宿家的伯母也曾是個道教信徒，見我千里迢迢熱忱求教，每次都和藹可親地開門迎候。

　　當時的紅卍會非常嚴格，要想成為「修方」（正式的道院信徒），條件是必須有六位幹部會員的介紹，並且要有百日以上的修行，我摯意成為修方，得到了六位幹部介紹，為達到百日修行，每日往來於道院。

　　天津一到十一月，葉落秋深，寒氣襲人，身上極需外套一件。可是，我赤手隻身離開日本，並未帶外套。不過，那時天津住著一位曾是舊軍閥、後又從政界引退了的人，名叫藩復，他叫人給我做了件漂亮的大衣，真是雪中送炭。

　　藩復先生引退後成為道教的信徒，當時他一家三十人住在天津，共有傭人六十人伺候他們的生活。過去有錢有勢的家庭，傭人必須是家族人數的兩倍，此乃一般常識。

　　在藩復先生家裡，時常有圍棋迷們雲集一處開棋會。我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便是從應邀參加棋會開始的。總之，在天津，藩復先生作為我最善良的理解者給我以慷慨援助。

　　在中國，一般軍閥等政治家引退後，走向信仰之路的人很多。就在我客居天津之時，聽說孫傳芳這位軍閥政治家引退後也信了佛教。有一次他步出寺廟時，遭到一位二十歲左右女子的槍殺。孫傳芳遇刺事件，原因只是那位小姐為報殺父之仇而已。

　　再說我虔誠地進入百日修行之後，約莫過了一個月左右，開始接連幾次收到瀨越先生發來的電報──「速歸！」原來日本方面覺得我孑然一身遠在千里，應該早些回返。

　　由於催我回東京的電報頻傳，我沉不住氣只好請求將修行縮短為六十天。後來，六十天修行一完我就成為修方，拜得到「北極真經」一部，嗣後於十一月中旬，乘上了回日本的船。到達日本後，我打算在回東京的途中先去位於京都綾部的大本教本部拜訪一次，希望能見到出口王仁三郎先生。為此，事先曾得到大本教天津支部的幹部為我寫的介紹信。可是，船一到下關，便接到瀨越先生發來的「速回東京」的電報。接著又有通知說，十五日將在廣島舉行棋會。我盤算著，那個棋會結束後，返程時再去大本教拜訪亦不為遲。於是便馬不停蹄地趕回東京。

　　非常遺憾，我最終也未能實現得見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先生。就在那個月的十日，我回到東京後不久，大本教遭到了大搜捕。大本教的幹部全部被捕入獄，大本教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毫無疑問，風雲突變的戰爭前夕，社會陷入了連宗教活動也沒有自由的黑暗時代。

富士見療養所

　　回到日本，我再次一頭砸進對局之中，每天一局接一局地應接不暇。

　　升為六段後，限用時間為十二小時的對局驟然增多，而且幾乎都是兩日制對局。兩日制的第一天可以盡早封盤暫停，所以，第二天幾乎都是晝夜拼殺。

　　木谷實最喜歡夜戰，他在對局中，白天慢條斯理，一到夜間便猛地一下鼓起幹勁，不戰個通宵達旦決不收兵。我想，夜間也許情緒沉穩，可使注意力更加集中。怪不得後來我與他在鐮倉進行「擂爭十番棋」的時候，他從白天起就要求將套窗關緊、點著電燈對局。那時，對局開始的時間早已事先走死，但午休可以自由地使用時間，和木谷實對局時，常常是第二天徹夜激戰也不能終局，實際上一直是續戰到第三天下午四時左右才見分曉。

　　因為我體弱無力，連續不斷的日夜激戰，實在是一種痛苦的折磨。

　　可是，當時的新聞棋戰大部採用的擂臺賽的形式，因此，越是獲勝，對局就越是增加。特別是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夏天，在七、八兩個月裡，我不得不連續下了二日制的十七局，十七局可以說是每周平均兩局。那時一局的艱辛，可以與當今兩局相比。所以，局後只能休息一天，爾後又有對局恭候。這樣，每周必有兩天通宵達旦的搏鬥。何況那時正值三伏盛夏，冷氣設備還未誕生。

　　據說林海峰九段一般在比賽場合也是每下一局體重減輕三公斤，而且需要三天才能復元。因我生來就很瘦弱，一次不可能減輕三公斤的。即使是這樣，一局熬下來也要掉一公斤以上的肉。但是在體重尚未恢復之際，又必須一頭砸進下一局的拼殺中去，到最後，竟瘦到再無多餘的肉可減的地步，頂多只有四十公斤了。

　　我在新聞四社聯合舉辦的擂臺戰中，曾力撥十二將，可惜遇到第十三人前田陳爾的那一局時，連看一眼棋石都感到惡心，結果以二目之差敗北。

　　到了九月，身體疲憊不堪，一副病態，每天夜裡發低燒。於是趕緊到神田駿河臺的杏雲堂醫院去檢查，結果才知道患了「肺浸潤」。肺浸潤在今天屬於肺結核的一種。我小時候曾患過此病，這次是自然痊愈後的再次復發。

　　我這副病態根本無法下棋了。只得在秋季升段大賽時「休場」，於家中靜養，母親和瀨越先生尤其焦慮，用不知從何處打聽到的各種各樣的療法來勸我醫治。

　　三個月過去後，血壓由最初的每小時二十毫米恢復到十一、二毫米，每天仍然發燒，但不很高，三七．五度左右。看來似乎有好轉。

　　病情雖然不再趨向惡化，卻總也不見明顯的好轉。這副弱不禁風的樣子到何時才能參加角逐，似乎一時難以指望。於是，當時擔任日本棋院理事長的古島一雄先生便積極勸我住院治療。

　　古島先生曾擔任過《萬朝報》的主編，是緒方竹虎先生的前輩。古島先生在信州的富士見高原有一座別墅，他與有名的結核病療養所───富士見療養所的院長正木先生交誼深厚。

　　正木先生除了本職為醫生外，還是個小說作家，筆名「不如丘」。丘即指孔子，不如丘即自愧弗如孔子的意思。「事到如今，還是多花些時間徹底治療一下為好！」古島先生這樣說，勸我去富士見療養所住院。我曾幾次應邀拜訪過古島先生的那座別墅，早就看上了富士見高原的景色，於是欣然同意。古島先生就我住院之事當即委託正木先生，正木先生也愉快地表示接受，結果，我幸運地免費院療養，於昭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往富士見療養所。

　　人人皆知，富士見高原在日本的高原中空氣最清淨，對結核病的療養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據正木先生說，他在全國巡查一遍之後，得出富士見高原為最佳療養地區的結論後，纔下決心在那裡修建療養所的。富士見療養所還因為在久米正雄的小說《來自月亮的使者》中作為寫作背景而十分有名。

　　住院的第一天就有人向我宣布：「安靜第一」，「最初的兩個月裡必須進入全天臥床靜養狀態」，並且還被警告，「說話多了也不好！」

　　與今日相比，那時治療結核的特效藥一無所有。即使有也不過是防止食欲減退的消化劑等等。說起治療方法，完全是依靠安靜和高原的清淨空氣，讓肺部被結核菌侵蝕為空洞的地方，由滋生出來的膜兒像一堵混凝土的圍牆那樣將其包裹住，從而達到慢慢愈合的目的。

　　絕對安靜的狀態對一般健康的人可謂寂寞難熬之事；然而對我來講，好不容易才從殘酷的勝負世界中逃脫出來，難得能如此享受清閑的寶貴時光，因此，我毫無苦感。

　　我請人幫助安裝了一個撐書器，大部分的安靜時間都在讀書中度過。那個撐書器使用方便，只要是頭扭轉的範圍內，無論哪個位置上都可以撐起書來，自由自在地躺著閱讀。閱讀的一頁，可用撐書器上的金屬夾子夾住，只要挪動一下夾子，就可繼續翻開下一頁。

　　住院時，我將幼時讀過的書，從四書五經開始，到王陽明、程子、中江藤樹、本居宜長等有關儒學、國家的書都細細地讀了一遍：以紅卍教的論述為主的書也讀了許多。呂祖全書等也是那個時期讀的。

　　住院前夕，久原先生送給我一本生長家出版的《生命的真相》，勸我讀一讀。帶著此書，一進療養所的大門就開始閱讀，誰知裡面盡是記載依靠信心來治病等經驗之談。有一天，正木先生來查房，見我正在讀此書，「讀那樣的書，能治病嗎？」先生一間，我無言對答，慌忙將書合上，藏起不讀了。記得那本書的主要內容是說不須請醫生、光憑信心就可包治百病。

　　萬萬沒有想到，享受了兩個月的安靜時光，我大有收獲──徹底根治了自幼就有的老毛病──疝氣。這是因為我每天躺著不動，腹內支撐小腸蠕動的腹膜完全長好，小腸下垂現像便不復存在了。這真使我喜出望外。

　　進入靜養生活的兩個月後，再也不發燒了，並可以洗澡淋浴及逐漸地增加日光浴的鍛鍊。日光浴是從曬足十五分鐘開始，這樣循序漸進地加強鍛鍊一個月後，允許每次全身曬一小時。

　　住院期間，來探視的人非常稀少，有一天，喜多文子先生光臨。據先生說是拜訪了富士見的老相識後順便來看我。她還特意為我帶來了倉田百三的《出家與作弟子》一書，並有數冊日蓮宗及一休宗等宗教方面的書。如此厚待，對除了看書別無他求的我來說，真可謂雪中送炭。

　　記得當時喜多文子先生曾這樣告訴我：「東京方面，由於時局異常騷亂，人人都謹慎小心，莫談國事。就連我丈夫六平太的能樂教習也很少搞了。只有圍棋，因為是無言之物，不會禍從口出。比起來，我倒是因外出教習增多而忙得不亦樂乎呢。」

　　將要入冬時，經允許我可以慢慢地散步。於是我今天串串病房，明天到附近轉轉，顯得異常活躍。富士見高原的秋天景色非常迷人。極目遠眺，一邊像海一樣，到處生長著芒草，金風拂蕩，漫山遍野泛起陣陣白色的浪花。另一面是日本南阿爾卑斯山脈，座座峰巒頭頂著初鼕的白雪，默默無言地高聳入雲。向北望去，八嶽山挺撥險峻的山峰，像支支利劍刺破天空，乾燥的空氣，晴朗的藍天，站立高處，冷颼颼的風迎面吹來，令人心曠神怡。腳下的這片沃土不禁常使人回想起養育我長大的北京風光。每當找獨自出去散步，一想起能夠從勝負場上那烏煙瘴氣的日月裡逃脫出來，不但對病身未抱任何不安，反倒暗自慶幸，我終於享受了生來未遇的安靜與悠閒。

　　新鮮的室外空氣對我這種病是天然的最佳良藥，因而療養所規定，到了冬天也不允許將窗戶關死。富士見高原一到嚴冬季節；夜裡氣溫下降到零下十五、六度左右。連門的金屬把手都凍得冰涼，一不小心握住了，弄不好會粘掉一層皮下去。而我卻只穿一件睡衣、僅蓋一條薄被便度過一冬。身體確實受到了一番嚴格的鍛鍊。

　　記得那年初冬時節，瀨越先生前來看我。他一進病房，覺得太冷，十分吃驚。於是勸我說：「如果禁受不住這裡的寒冷，就提出來，千萬別客氣！」在伊豆也有個療養地，四季如春，他可以介紹我到那裡去住院。先生來時緊裹著外套，口中不住地喊：冷！冷！而我卻若無其事地身穿一件睡衣。也許身體早已逐步適應了寒冷，因而並無那麼冷的感覺吧。所以我對換個地方療養之事絲毫也不考慮，對先生的深切關懷感謝一番後，便一口謝絕了。

　　後來，經允許我可以更自由地散步。於是就常到富士見車站附近去玩。

　　那時，由於「日華事變」，帶來了不可避免的戰爭風雲。日本各地到處都可見到為出征兵士們送別的場面。富士見車站亦不例外，每天都有一群一群的送行人擁擠在車站。那時，我一直盲目聽信了「日中戰爭是為大東亞的和平而戰」的日方宣傳。然而我的心中還是不禁泛起陣陣雜亂的疑團。每當看到送別出征的情景時，我總是久久地眺望，思緒萬千。

　　就在療養院內最大的一間病房牆上，貼著一張中國大陸的地圖，患者們每天都將日本軍進擊的狀況記錄其上。他們在我的面前總是避而不談，但我卻清楚地知道，這間最大的病房裡，除了日本軍進擊而別無其他話題。

　　富上見療養所裡有許多病房，其中「白樺病棟」為最上等。那裡常有各界名流往院療養。我認識的有作家崛辰雄先生，政治家永田秀次郎先生的兒子永田亮一先生，畫家曾宮一念先生，還有一位稀客──薩摩治八郎先生的夫人也在此療養過。

　　據說薩摩先生是個出身億萬富翁家庭的紈褲子弟，他一輩子吃喝嫖賭、放蕩不羈，將財產揮霍殆盡。夫人出院後不久，當時耗資三萬日圓，在療養所附近建造起一座豪華的別墅，打算一住不走了。可惜如此傾國傾城的美人，獨自守著一座空房。丈夫在外花天酒地，似乎把她忘了。

　　在我的身體明顯恢復後的一天，我和幾個人結伴訪問了那座豪華的別墅，並和那絕代佳人照了紀念像，可惜那些照片在戰火中全被焚為灰燼。

　　結核病的療程很長，療養者需要有極大的耐心。這種病一般在療養初期退燒很快，眼見著明顯地好轉。可是療養到一定時候，「自感症狀」雖然大大消失，但往往再也看不到有更明顯的效果。

　　遇到這種狀況時，喪失耐心而未能徹底療養至康復的人，有的吸煙、飲酒，有的偷跑出醫院，於是造成病情再度惡化的不乏其例。年紀輕輕就因舊病復發而歸天之人，在我身邊也歷歷可數。記得富士見車站前面有一家「扒金庫」（註：柏青哥），一到夜裡，常有一些病號從醫院偷跑出來，在此尋樂和消磨時光。

　　我住的病房是「富士見病棟」，這裡有許多《文藝春秋》社的社員和他們的關係戶來往院。菊池寬先生的情婦也在此療養過。

　　我隔壁的病房有一個比我晚一個月入院的人，名叫千葉。他也是《文藝春秋》社的社員。千葉住院期間最愛玩克郎球，鄰近的克郎黨徒們每天聚會，架起克郎球盤大訂一場。我也被捲了進去，而且越打越精湛，這個遊戲後來逐漸在全療養所風靡一時，由於大家越打越上癮，惹得醫生們不得不採取將克郎球盤沒收入庫的高壓政策。

　　千葉是個非常有趣的人，住院期間和我交情最深。或許他過於年輕氣盛，見自己的病情恢復緩慢，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後來又患了失眠症，異常苦惱。我見他時常背地裡吸煙，還偷偷地往眼藥瓶裡灌注威士忌，於無人處悄悄地一飲而盡。我出院後，他的病情仍無明顯好轉，終於成了不歸之人。

　　昭和十三年六月，當我的病情有顯著康復的結論後，接受了本因坊秀哉名人與木谷實七段的「名人引退棋」的解說之任。

　　這個「秀哉名人引退棋」，名副其實地成為秀哉名人最後的一盤棋。從六月二十六日於箱根開局，中途由於名人病情惡化，八月十四日弈至百手時便中斷。然後過了三個月，於十一月十八日於伊東再次交戰，到了十二月四日才終於有了結果。實際上對局的天數共十五天，限用時間各為四十小時，成為載入棋史的一場重大對局，同時，這也是「世襲名人制」時代名人最後的一局。木谷為了此局，決定當年秋季升段大賽時「休場」，對其他的棋戰一律掛起免戰牌，在半年之間全力以赴地迎戰秀哉的「引退棋」。

　　這盤棋結果是木谷實黑先五目勝。此局乍看樸實無華，但卻十分複雜。由於名人抱病對局，下完這盤棋後，大約過了一年，於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不幸告別了他那叱吒風雲的棋士生涯。

　　這盤引退棋的觀戰記者由川端康成擔當。數年後，他將觀戰記彙寫成一部小說《名人》。在川端先生的作品中被稱為名作的《名人》，令人百讀不厭，千古流芳。

　　對我來說，於病中擔任如此重大對局的解說，無疑是副重擔。雖然療養所的醫生囑咐過，不許我過於勉強地工作，但一想到重大對局之中怎能允許有錯誤的解說，於是，我便叫人將研究用的袖珍型棋盤與棋石送到病房裡。需要研究的棋譜每周由每日新聞社的責任記者鴻原先生親自帶來，由我看過之後加以解說。可是，到了中盤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冷不防地讓我看譜，要作出漂亮的解說實在是有些強求。不過，話雖如此，我還是不能馬馬虎虎、敷衍了事。左思右想，不得不在夜深入靜之時，偷偷地展開棋譜，反覆揣摩名人秀哉和木谷實的真意所在。

　　川端先生作為觀戰記的執筆人，真是費盡了心血。有一次，他說：「我想看看吳六段是怎樣作解說的。」於是，特意和鴻原先生一起到療養所來看我。

　　自我住院以來，已有一年零三個月的光景，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出了院。那正是因名人住院治療、名人的引退對局不得不中斷的時候。

　　在我住院期間，除了名人引退棋以外，我還接受了朝日新聞刊登升段大賽實戰譜的解說之任。這件差使，也許是瀨越先生見我病情好轉、怕我收入減少而特殊關照給我的。為此，朝日新聞的責任記者胡桃先生每周都到療養所來取我寫的解說稿。

　　即將順利地出院之時，按照朝日新聞社的計劃，為了觀察一下我身體恢復的情況，決定讓我與藤澤庫之助四段下一盤「試驗對局」。限用時間各為四小時，結束後，再用調光給我作一下透視檢查。對局後檢查的結果是：不可勉強，必須讓身體一點兒一點兒地逐漸適應對局。

　　出院後，我立即出場於當年的秋季升段大賽，然而由於身體尚未徹底恢復，結果成績為：三勝三敗一平。

憶川端康成先生

　　出院後，從翌年的二月到三月之間，我與木谷實進行了三番棋的對局。這次對局是東京日日新聞的計劃之一，觀戰記者仍然是川端康成。

　　由於我出院不久，競技狀況不十分良好，因而吃了個二連敗，退下陣來。然而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中間休息時，和川端夫婦同去伊豆旅行，給我留下了美好難忘的回憶。在富士見住院療養時，我和同病房的安田善一先生結為知交，那次旅行是應他的邀請而去。那時我了解到，安田先生就是位於伊豆下賀茂的旅館──伊古奈飯店總經理的兒子，當時伊古奈飯店經過重修，改造成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大飯店，十分有名。

　　安田的父親──安田總經理也是川端康成的小說迷。趁著飯店重修落成的大慶之機，開口說一定要請川端康成來往幾天。這樣，川端夫婦和我加上安田共四人，興致勃勃地談好去下賀茂旅行。動身時，已是大地回暖、河水湍流，春天的氣息開始飄蕩在原野上。早春二月末，眼前一派鳥語花香的迷人景象。

　　我們一行先在修善寺投宿了一夜後，被汽車在下田街宿卜顛簸了一程，然後從下田乘出租車抵達下賀茂。著名的伊古奈飯店是茶室式的建築，景色幽雅。尤其是周圍的樹木嫩芽初萌，一片新綠，十分耀眼。翌日，帶上飯盒，川端夫婦與安田及我四人同去妻良。子浦等地徒步旅行，我們沐浴在早春明媚的陽光裡，信步在海邊小路或芒草原野上，無憂無慮地盡情欣賞著和平寧靜的景色。

　　到了夜裡，溫泉戲水之後，常去川端的房間裡暢談到深夜。我們的話題從宗教到圍棋，海闊天空。還記得，當時仿佛盡是我一個人口若懸河地高談闊論。回顧我為四段、在國民新聞主辦的與秀哉名人下讓二子局之時，川端康成就曾擔當過觀戰記者。我們的交情從那時開始，真是緣分非淺。

　　川端康成對「美」有根深的研究，是位有細致觀察力的天才作家，因他作文章反覆推敲、追求盡善盡美，如同製作藝術品一樣，所以經常延誤交稿期。戰後，為了寫《吳清源棋談》，他投宿於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閣，用了三天的時間到我那裡採訪。記得，出版社的編輯因與川端的約稿到期，為了使延誤的稿子盡快到手，不得不派人一直尾隨於他的身後。

　　讀賣新聞社主辦的棋戰常常在「福田家旅館」進行，川端康成作為觀戰記者也常常在福田家眠宿和寫稿，那裡有個侍女經常侍候他，名叫「雪姑娘」，川端十分喜歡，後來，川端一到，雪姑娘就成了他的「專屬侍者」了，據雪姑娘說，「川端先生非常喜愛收集藝術品，一有閑暇便去逛古玩店。」

　　川端康成和我都很瘦，我對此並無所謂，可是川端似乎十分介意。他好像十分羨慕豐滿型的人，特別喜歡豐滿的女性，難怪他選擇的妻子就是一個胖乎乎的美人。在伊古奈飯店時，我們一同洗溫泉，幾乎互相估摸了對方的體重，不過誰也沒有說準，我倆都不足四十五公斤。因此，川端康成笑嘻嘻地說：「不管誰先達到了四十五公斤，都必須請客慶祝一番！」

　　戰後，此事我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沒想到川端康成卻牢牢記著。一打聽到我的體重已經超過了四十五公斤，「喂！你不請我客可不行啊！」川端冷不防地擺出了一副認真的面孔咄咄逼人地向我「討債」，當時還真嚇了我一跳。

第四章　勝負與信仰──兩路兼行

白刃格鬥──擂爭十番棋

　　世人皆知，「擂爭十番棋」如同武士真刀實劍的戰鬥一樣，兩雄爭霸，必有一傷，實在是一種極端殘酷的對局。若有一方被擊敗，本應為平等待遇的勝者一方，便會截然分明地比對方在棋力上拉開高出一段左右的等級差。嗣後，敗者是再也不能與勝者平擺地對局了。（譯註：擂爭十番棋過去稱為爭棋，有十盤，也有二十盤，甚至更多盤。一般在淨勝局上每領先四局者，稱為多勝一籌，交手棋份立即提高一格）一旦被人降服，就會身敗名裂，如果不能東山再起、重霸擂臺，其結局只能是從棋界的第一把交椅上跌落下來，永遠被人們遺忘和拋棄。實際上，重整旗鼓、再次爭霸的機會微乎其微，因此，「擂爭十番棋」可說是一場懸崖上的決鬥。特別是在爭奪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爭勝負中，一方面，勝者名揚四海、譽滿天下；另一方面，敗者一蹶不振、棋士生命就此斷送。這也是「十番棋」給職業棋手帶來的無情命運。

　　自古以來，為了決定棋界「第一人者」的地位──名人棋所，大都是只憑一次擂爭十番棋或二十番棋的對局便評功定爵。因此，任何對局者都會強烈感到：成敗在此一舉！不得不捨生忘死地在棋盤上展開決鬥。這絕非危言聳聽之談。人人皆知，在江戶時代的本因坊、安井、並上、林這四大棋家之間，為了爭奪「名人棋所」的寶座而進行的擂爭勝負，從來都充滿著殘酷的血腥味道。

　　正保年間，第二世本因坊算悅與安井算知為爭奪名人棋所的寶座而進行的擂爭勝負，雙方都捨出性命來作賭注，費時九年的期間裡卻只下了六盤棋，而且最後不分高低，毫無結果。到了寬文年問，第三世本因坊道悅為報師仇，向當時已當上名人棋所的安井算知挑戰，發誓與他擂爭六十番勝負。「倘若敗下，將受到流放遠島的刑罰」──道悅就是在幕府這樣的威脅之下冒死格鬥了十二盤，終於遙遙領先、占據了上風。更有悲壯之例：元文年間，第七世本因坊秀伯與井上因碩的「爭棋」中，弈至第八局結束時，秀伯口吐鮮血，英勇地倒下。爭棋只得中止。另外，天保年間，向第二世本因坊丈和名人挑戰的井上家的赤星因徹，敗局之後也吐血不止而倒下。可惜一代超逸之才死不瞑目，生命的火花剛剛閃爍了二十六個春秋就溘然熄滅了。再有，第十四世本因坊秀和與幻庵因碩的二十番棋，第一局就費時九天，這期間因碩曾經兩度吐血，冒死搏殺。如此壯烈絕頂的擂爭對局，其例真是不勝枚舉。

　　舉近代之例：明治時期有個水谷縫次，在與高橋忤三郎進行擂爭勝負之後，可憐一命嗚呼，氣斷身亡，昭和初期，日本棋院的鈴木為次郎先生與棋正社的野澤竹朝七段，人稱「宿命的敵手」。他們的擂爭十番棋的激烈場面，人們至今記憶猶新。

　　根據弈棋者雙方的段位差而決定不同的「交手棋份」（如互先、先互先、定先、讓子等），以及一直沿用擂爭勝負的對局形式，這些慣例在棋界早已自行消失了。其消失開始於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世襲名人制度被廢止的時期。從此，一切棋戰的稱號都根據「名銜制」而定。可以說，這種巨大的變遷，若是從四百多年的日本圍棋史的長河來看，不過是滄海一粟，一朝一夕的變化而已。

　　對我來講，所經歷過的「擂爭十番棋」本質上與昔日的擂爭勝負毫無區別，同樣是以棋士生命來孤注一擲、冒身敗名裂之危險的「爭棋」。尤其是戰後，我作為讀賣新聞社的一張王牌，獨霸擂臺，打了十多年的「十番棋」。我的處境若稱為懸崖上的決鬥可謂名副其實。這並非有任何言過之處，因為那時我早已失去了日本棋院的支持，只得獨闖天下，因此，一旦被別人擊敗，吳清源的身價將一落千丈，他的棋迷們也會大失所望。毫無疑問，這意味著我的棋士生命將就此結束。

　　特別應當說明，擂爭十番棋這種白刃格鬥決勝負的形式，若不是身臨其境地去嘗試著下一下，斷然體會不出那種恐怖的滋味。看起來，因那種血刃決鬥式的對局已然滅絕而值得當今的棋士們慶幸。現在的各種名銜戰，即使是敗北一兩次也無妨，既無損於名譽，又不會引起交手棋份的改變，而且還存在許多次挑戰的機會。另外，名銜非常之多，對誰是第一強，無人公正地來「排座次」。對於棋士來講，當今的棋戰是只加不減、只升不降的各種頭銜制的比賽而已。

　　我絕非嗜好此道才去下擂爭十番棋的。從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的「鐮倉十番棋」開始，到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與高川本因坊大戰為止，我面對當代所有的最強者，實際上與這些對手輪番決鬥了十回，下了近百局的「十番棋」。因此，難怪人們在我的名字上又貼了個標籤，送我個綽號為「十番棋的吳清源」。

　　十分幸運的是：在所有的擂爭十番棋中，除了與藤澤庫之助六段（注：當時吳為八段）「定先」（注：藤澤始終執黑）的十番棋之外，在所有「分先」的十番棋中，我將所有對手全部降服於腳下。總之，能將與我旗鼓相當的強敵輪番擊敗，我想只能解釋為福星高照。或者可以這樣說：我常常受到司掌勝負之神的青睞。

　　長時期作為觀戰記者、經常在十番棋對局場採訪的讀賣新聞社的山田虎吉先生，在他的《吳清源擂爭十番棋全集》第一卷中這樣寫道：

　　「事實證明，當時再也沒有像這種擂爭十番棋那樣令人恐怖的了。因為無論如何，盼望已久的『誰是日本第一強』即將揭曉，天下億萬人的眼光當然全都集中到這兩個最高擂臺上的人身上。這兩人無疑都將名譽地位、身家性命全部孤注一擲地押在擂爭之中，誰都必須殊死地決鬥到底。就連觀眾也會替他們捏出一把汗，心情也會隨著那棋石的落盤聲而激動萬分、驚嘆不止。若將現在定型了的對局形式──各種名銜戰的『七盤勝負』來舉例，在使觀眾時而振奮、時而驚嘆這一點上，可以說與『十番棋』相比簡直是望塵莫及。這樣說，其恐怖意味完全可以使讀者理解了吧！」

　　「然而，萬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人們常常在飯後茶餘閑談的『十番棋』，要想取勝是何等地艱難。更何況在歷經多年、參加多次擂爭十番棋的棋士中，唯有一人連勝不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吳清源！真可謂百戰沙場，九死一生，非同凡響。在這個十番棋的最高擂臺上，代表當代之精華的人物──木谷實、藤澤庫之助（朋齋）、岩本熏、橋本宇太郎、坂田榮男、高川格等，他們輪番抖擻精神，個個施展絕技，大顯不凡身手。然而，吳清源面對這些虎狼之將，高屋建瓴，百戰不殆。他不僅全都戰勝對方一籌，而且有時打得對方的交手棋份不只出現一段之差，還出現過二段之差。這怎能不令人拍案稱絕！此乃日本圍棋史無前例的壯舉。並且，由於十番棋的決鬥名副其實地釀成『爭霸日本第一』的一場大戰，所以它顯示出無比殘酷和驚險的特點。在這一系列生死攸關的連續較量中，吳清源竟然不遺一塵、無咎無愧地參天而立，真是應當重彩濃墨地大書特書一番！」

　　山田虎吉先生如此不惜溢美之詞，敝人實在難當。但今日回想起來，擂爭十盤勝負這種殘酷的對局，畢竟在長達十五年以上的艱苦歲月中反覆不斷地進行，況且唯一連勝到底的幸存者，萬萬沒想到竟然是我！這怎能不使人感慨萬千啊！

鐮倉十番棋

　　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九月，我最初經歷的擂爭十番棋拉開了戰幕──與木谷實七段進行擂爭十番棋的第一局。由於這次十番棋的對局場選在鐮倉的寺院，因此，便被稱作為「鐮倉十番棋」。

　　其實，認真說起來，在鐮倉十番棋之前我和木谷實已經下過一次十番棋了。那是我還未滿二十歲、木谷實也剛剛三十出頭弈欲顛狂的時期。當時我們聯手成為棋壇新銳，被人同稱為「花形棋士」，十分活躍。不過那一次的十番棋因木谷實中途晉升為六段，交手棋份突然改變，不得不在三勝三敗時中止。但對我來講好像昨日的事一樣。特別是在建長寺下的第一局，我倆當時倡導的新布局嶄露頭角，使天下棋迷耳目一新，成為舉世矚目的一局。另外，昭和八年我對本因坊秀哉名人運用新布局抗爭的一局（三三、星、天元之局──譯者），同樣是譽滿天下、令人難忘的。

　　首先敘述一下鐮倉十番棋決定的經過。

　　昭和十四年，日本棋界的棋士升段大賽制度經歷了重大改革。由於那時的升段規定過於苛刻，若成績一般，即使是苦戰十年也難得晉升一段，因而造成棋士間焦躁和不滿的情緒日益高漲。對此，日本棋界不得不對升段規定作適當放寬的改革。那時棋壇狀況是這樣：在秀哉名人引退之後，八段位上空無一人，七段成為最高段。除了鈴木、瀨越、加藤三長老以外，比較年輕的棋士只剩下木谷實一人了。

　　段位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廢除在同段位中分甲組、乙組以及因此產生的級差。另外，採用了「權宜升段規定」。這個規定將過去的「升段大賽成績未達到平均分數為七十分以上者不準升段」改為「在昭和十四年與十五年裡，平均分數達到六十五分以上者即可升段」。

　　這一年春天的升段大賽一結束，我便作為享受權宜升段規定恩惠的第一號而晉升為七段，再次與木谷實段位平等、並肩起坐了。

　　我與木谷實的多次對局，早在數年前就作為「明星節目」被搬上舞臺。為此，各大新聞社都爭先恐後地相繼將我們的對局納入計劃。例如：時事新報社主辦的僅打到第六局便中止了的十番棋；讀賣新聞社主辦的七番棋；每日新聞社主辦的三番棋等等。總的來看，以上的對局雙方勝敗是平分秋色。如此景況之中，我倆作為當時的最高段──七段而並駕齊驅、難分軒輊，這樣一來，秀哉名人引退後的日本棋界最強者是誰？無形中，木谷實與我的對局作為決定最強者之戰更加名副其實地成為「最佳節目」。

　　誰來主辦這個最受歡迎的節目──木谷、吳的決鬥？這無論對哪一家新聞社來講都事關重大。那時，讀賣新聞社慧眼識到擂爭制對局的嚴酷性，於是與日本棋院締結了一項契約，將所有的擂爭制對局由該社一手壟斷起來，木谷實獲悉此事後，有一次與讀賣新聞社的圍棋責任記者飲茶閑談中，曾表示「願與吳清源一爭勝負，打它幾十盤也行！」

　　讀賣新聞社喜出望外，趁木谷實話音未絕便急速地作出木谷與我擂爭十番棋的計劃。當時的對局費也是每局每人高達七百日元。那時節普通的對局費按行情是每局兩人共三百日元左右，我們的對局費可真是慷慨破格。其實我對金錢之事從來都算不清賬，對自己的錢囊到底有多重也從未掂量過。毫無例外，那時的一切都託付日本棋院的八幡幹事與木谷實去商定，據木谷實講，對局費中有四成被日本棋院預先剋扣了。此次十番棋對局的條件還有：決定以擂爭勝負的方式。有一方淨勝局上領先四局即改變一次交手棋份；限用時間各為十三小時，三日終局制；對局期間採用「同館食宿、閉門封棋」的方式進行。

　　在對局場的選擇上，鋻於必須是與擂爭十番棋這種白刃格鬥色彩相符的擂臺，為了始終保持莊嚴肅穆的氣氛，決走主要選用坐落在鐮倉的建長寺、圓覺寺、鶴岡八幡宮。第一局於九月二十八日起費時三天在建長寺的禪房裡對局。當時的住宿地點是靠近由比濱的鐮倉海濱飯店。

　　猜棋結果是木谷實執黑。木谷實從他與本因坊秀哉名人下引退棋時開始，形成了「以新布局為主、重視取勢、投石高位」的棋風。不料此局木谷實突然棋風一轉，改為「投石低位、堅實占地」的策略。當牢固地占地之後，奕至中盤便猛然打入對方的陣勢中去。因此，在我與木谷實的對局中，圍繞打入的子而展開絞殺的場面屢見不鮮。此局也同樣，黑棋首先抵投取地，然後近中盤時在白模樣中打入，不過在黑棋牢固占地的功夫，白棋早已捷足先登地伸張開模樣的大網。結果，第一天給人的印象是黑棋稍稍落後。

　　第二天，黑棋果然打入白模樣中，雙方短兵相接。然而打入雖然可望得手，但整個盤面對黑棋來講仍無根本好轉，黑棋陷入苦戰的印象難以消除。從黑棋第77手開始進入對局的第三天，絞殺的態勢更加擴大，雙方都相繼遇到了局部戰術的關鍵地方。只見木谷實一手又一手地冥思苦想，一陣又一陣地反覆推敲。局後一查記錄，黑棋的思考時間：第九十五手用了五十二分鐘，第九十七手用了六十五分鐘，第一百零一手用了五十五分鐘。可見木谷實長考留下的腳印真是既深且長。

　　我的第120手，本來是想賺取小小的兩目而伸腿，誰知竟是個失著。後來落了個被黑棋猛烈反擊的苦果，造成一個大劫，把我逼上梁山。此時，木谷實也好、我也好，全部捨生忘死地拼了。後來第157手時，沒想到木谷實在左上角打了一手劫棋後，突然在盤側倒下。當時的觀戰記者三崛將先生描寫了這個場面。文章略長，恕我全文引用：

　　此次對局純屬真刀實劍的血戰，棋手雙方無時不在殊死拼殺。這種賭命於擂臺的決鬥，即刻成為銘記昭和棋史的一場大戰。激戰到了最後一天的深夜，對局場上展現出一一片陰氣襲人、滿地月色淒涼的景象。

　　只見木谷六段的黑棋打下第一百五十七手後，頓時鮮血從鼻孔中流出。敝人當然不解，盤前竟如此令人嘔心瀝血！於是，房內紙隔扇和玻璃門急忙被打開。建長寺對面的山上吹來一股股寒冷的夜風，在寺院中的禪房四角颼颼地迴蕩，仿佛要將這裡的一切都凍結凝固似的。

　　走廊裡，限用時間已所剩無幾的木谷七段，悶悶不樂地躺倒著，頭上不停地用毛巾冷敷，並不時地叫喊：「對方考慮的時候，我也想去看看！」於是，一時攔擋不住，他便強打硬撐地坐到棋盤前，不過只聽他說了句「不行！」，便又踉踉蹌蹌地回到走廊躺下。當時，對局場上人們四處亂竄，猶如熱鍋上的螞蟻。然而抬頭望去，昏暗的走廊對面的山上，早已是風平月明，株株蒼杉在漆黑的夜色中已然紋絲不動地靜下來了。

　　禪房裡，明亮的燈光下，表情嚴厲的吳七段正在長考，仿佛剛才的騷亂他全都置若罔聞。不！也許噪音根本就未曾入耳。在三十分鐘之內，他正襟危坐，紋絲不動。突然，他抬起頭面向天井，雙目向極高處眺望，但心神卻仍然貫注於盤面。剛才的騷亂發生以來，吳氏始終一言不發。自黑棋第一百五十七手打下後，驚慌失措的人們，水呀、藥呀的喊個不停。然而噪音對他毫無干擾，吳氏就這樣默默思考著度過了三十分鐘。真是寸心不亂！

　　「吳先生，怎麼樣，休息一會兒好嗎？」日本棋院的八幡幹事伺機搭話問道。當然，八幡先生的用意很明顯，若是吳氏此時將下一手打下，那麼限用時間僅剩九分鐘的木谷氏將陷入苦境，可以這樣說，若是吳氏一石落下，然後再用三十分鐘、或一個小時來休息的話，就等於賜給時間窘迫的木谷氏以額外的緩兵之暇，此事便顯得不公平了。正因為如此，八幡先生才考慮趁現在吳氏未投之際先休息一下。

　　吳氏慢吞吞地看了看左腕上的表，答道：「快點兒下吧，可以早些結束。」說完，吳七段終於決然脫離思索，揚起臉向走廊那邊問道：「木谷先生，怎麼樣？休息一下好嗎？我這一手馬上就要下啦。」

　　話音落下後，禪房內鴉雀無聲，沉默中又過了幾分鐘。後來，臉色不佳的木谷七段，用濕手巾將頭纏住，步履蹣跚地從走廊處走出來。於此同時，吳七段第一百五十八手打下，將這個大劫徹底地收拾了。

　　「休息嗎？」木谷七段問。

　「休息吧。」吳七段額首應道。

　　於是，休戰二十分鐘。

　　吳七段在側室裡繼續飲茶休息。木谷七段仍要冷敷頭部，便低著腦袋，搖晃著走向大徹堂，在黑暗中消失。隨後，高橋四段悄悄地給我看了四個字：「勝負不明」

　　（引自《吳清源擂爭十番棋全集．第一卷）

　　嗣後，這篇觀戰記事害得我大難臨頭，有苦難言。其實，木谷實倒下之時我根本就沒有察覺是因為出鼻血。我覺得很可能是由於當時的棋勢非常微細，而且黑棋始終陷於苦戰之中，後來因我出現失著而局面驟然間好轉，於是他大大鬆了口氣，緊接著便引起了貧血而倒下。我為什麼這樣想呢？因為木谷實在對局時，只要是疲勞過度，就常常引起貧血。以前他在和橋本的對局中，木谷實就曾因貧血倒下，因而不得不休息三十分鐘。據橋本說，當時那盤棋已進入收官階段，木谷實就是利用了那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一邊躺著一邊在頭腦中的棋盤上計算如何收官，而且他自稱：充分計算的結果是自己一目勝。

　　分析一下當時的實際情況，應該說我這裡不但沒有餘暇去分心照應木谷實，實在是早已自顧不暇了。由於我的失著，本來自信為優勢的局面，頃刻之間轉變為勝負不明。我自身血壓劇升，鮮血幾乎快從天靈蓋上噴出了。由於我只顧絞盡腦汁地思考，所以周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與其說是沒有印象，其實根本未映入眼簾。可以說，在這麼重大的對局中，遇到黑白棋石擁擠成一團、臨近終盤尚且優劣不明的局面時，作為棋士，誰都會冒粉身碎骨之險，毫不弛心旁騖地投入戰鬥。因此，此時此刻豈能一心二用，焉有替對方的競技狀態而擔憂的餘暇。總之，血戰的雙方從始至終在盤上將自己的棋石與對方的棋石緊緊咬住，只要盤面上這種僵持的棋石不消失，恐怕誰也不會去介意對局者處於何等狀態。再者，觀戰記者中「木谷七段悶悶不樂地躺倒著」一句，委實是大肆誇張的描寫。實際上應說明木谷實是躺在長椅子上的。而這篇報導無疑給廣大讀者造成了「木谷實痛苦難堪」的不良印象。

　　休息後再戰，進入收大官子，在第一百八十四手我再次出現失著。黑棋終於轉為優勢，如此打下去的話，局勢發展將是黑棋多二、三目。可惜勝利在望的關鍵時刻，第一百九十三手木谷實也出現了失著，我再次抓住勝機，挑起劫爭，終於實現了逆轉，白棋獲二目勝。這就是我近百局的擂爭十番棋中的第一局，是一場從始至終苦戰不休的勝負大較量。

　　昭和十四年，正是「滿洲事件」後，不宣而戰的日中戰爭早已陷入了更加擴大的深淵，日本國內也處於「國粹思想」籠罩全社會的時期。宣傳機構都大肆宣揚日本民族在亞洲的「優越性」。於此相反，他們將中國人蔑稱為「支那人」甚至辱罵為「狗窟子」。霎時間「支那人愚蠢」等惡語中傷如陰雲彌漫，嘲笑中國人的報導、文章等，不但是報紙，就連少年雜誌也連篇累牘。

　　在如，此蔑視中國人的風浪中，如前所述的觀戰記事登載見報，頓時引起了讀者巨大的反響。「當木谷七段鼻血流出、異常痛苦之時，你卻佯作不知，只顧繼續下棋，這簡直太殘忍了。你為什麼不馬上休息一下？你為什麼不能說幾句照顧的話？你簡直是個不懂『武士俠義』、慘無人道的賭棍！」頓時，新聞社那裡對我如此非難的陣陣咒罵猶如一群黃蜂紛飛沓至。

　　若允許我說兩句的話，我認為那些對我非難的人只能說是對圍棋的「白刃格鬥」一竅不通。我與木谷在棋盤上演出的是一幕決鬥悲劇，木谷實要決一死戰，我也只得冒死相拼，而且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是否休息，只能由公證人八幡幹事來決定，我毫無權力。職業棋士們到底與眾不同，不但棋士中間無一人說我殘忍，木谷實本人也因讀者那般騷動而感到十分為難。

　　但事件還是越發嚴重，竟然發展到連恐嚇信都投進家中。我將那些恐嚇信拿到瀨越先生那裡，本來就事事愛操心的先生看到後，更加為我擔憂。後來，先生立即去找安永先生商量，安永先生答道：「吳先生若是勝了這十番棋，恐怕有喪命的危險。」於是對這個十番棋是否應該中止，瀨越先生一時進退維谷，大傷腦筋。最後，先生毅然決定對局繼續進行，並熱情激勵我說：「即使喪失了寶貴的生命，身為棋手，死於盤上，也應心甘情願、在所不辭。振作起來繼續打下去吧！」

　　這次事件中，還發生過有人向我家扔石頭的不愉快事情。由於瀨越先生既是招我來日本的，又是勸我繼續對局的人，他既負有保護我的安全之使命，還必須承擔讓我冒險之責任。無疑，那陣子先生左右為難，朝夕喊苦。

　　不過，可能由於我生來就遇事滿不在乎，對此事件並非那樣耿耿於懷，我若因此而過多傷感，在那麼艱苦的對局中就絕不會取勝。我認為：我能超脫民族與國境的界限，能保持鎮靜、臨危不亂地奮戰到底，這全都歸結於我的信仰。

　　戰後聽說大宅壯一氏曾以這次對局為例，寫了一篇以「中國人是殘酷的民族」為主旨的文章載於雜誌。看過那篇論文的華僑同胞們個個義憤填膺，紛紛指責在大陸上到處燒殺掠奪的日本軍，他們才應該稱為慘無人道！對我來講，我不但無法承認自己狠毒不仁，而且更不能容忍任何人隨便指責全體中國人。這只能給我留下非常不愉快的回憶。

　　鐮倉七番棋期間，除了第一局以外，還有許多值得回顧的往事。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十）六月，在圓覺寺下的第四局，是繼我二勝一敗之後，可以左右這次十番棋結果的重大對局。那一局我執黑棋，因走棋過分而作繭自縛，陷入苦戰。收大官子時，我在必爭點上打出了一手逆收官棋，苦戰到底終於多了一目。因此，我三勝一敗，終於拿下了這確保我有利的重要的一局。

　　捨命爭奪的第六局，於昭和十五年十月再次在圓覺寺舉行。對局場選在寺內歸源院中茶室式的小書院，那裡四周翠綠如屏，景致十分雅靜。

　　第六局之前，我順從廣大棋迷的要求，將「吳泉」這個名字再次恢復為「吳清源」。戶籍上我依舊稱吳泉，吳清源如同筆名一樣。木谷實失落了第五局之後，將愛惜多年的長髮一剪子斷去，變成和尚頭。在僅剩一城（再輸掉一局就要被迫降低一格即改變交手棋份──譯者）之際，以表示他將重整旗鼓、破釜沉舟之決心。我從來都是光頭，我倆在禪房對局時，簡直如同兩個禪僧一樣，雙雙不禁掩口而笑。總之，第六局我也幸運地獲勝，五勝一敗，終於將木谷實擊退到「改交手棋份為先相先」的位置上去了。

　　第七局，於昭和十五年末開始到昭和十六年的正月初為止，在鶴岡八幡宮對局。當時，針對我向上連扳兩手，木谷實來了個向上連扳三手的應著。記錄員見此大驚，不小心將桌上的紅墨水瓶弄翻，濺灑到塌榻米上，霎時間綻開了朵朵紅花。記錄員荻原佐知子初段本是喜多文子先生的家傳弟子，作為「名記錄員」向來評價很高。可惜，昭和二十年三月在東京下町遇到大空襲時喪失了年輕的性命。

　　這一局，進入收大官子時仍然短兵相接，勝負不明。由於我在第六局已將木谷實擊退了一步，心情多少鬆弛了一些。加上此局第三天晚餐時，飯香菜美，胃口大開，忘卻了對局時應節食之事，結果像平素一樣大吃大嚼了一頓。再次開局後，滿腹發脹，招來作祟之禍，不久便在第一百七十手打了個失著，一團大棋被吃掉，好端端的棋讓我失落了。

　　到鐮倉十番棋的第六局，我以五勝一負多勝一籌；第七局之後的戰績為一勝三敗，敗多勝少暫且落後。回想與其他人的十番棋，我也常常是多勝一籌後，大意失荊州，優勢之棋多被失落。我亦覺得，只要是第一局，我從來都發誓死鬥。這說明我對勝負的執著之心向來是虎頭蛇尾、日趨淡薄的。不容置疑，要想在勝負之爭中連勝不敗、獨霸擂臺，就需要對取勝抱有一種強烈的倔強心。而我，一旦對取勝變得清心寡味，那麼對局時不知為何對手也變得不露破綻；相反，若對勝負之爭充滿信心，那麼頓時會產生一種神奇的精神力量，將對手迷惑以致誘其誤出失著。

　　總之，圍棋是兩人共同創造的一種藝術。同時應當毫不含糊地指出，圍棋完全是為了取勝才引起相互殘殺。圍棋是不折不扣的勝負世界，除了要求常勝不敗之外別無他求。說到底，不獲勝就無人承認它的巨大價值。

本因坊戰

　　如前所述，昭和十三年，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棋決定與木谷實相爭。在秀哉名人即將引退之際，他曾提出將「本因坊」這一「家傳名位」傳讓給日本棋院。棋院當然求之不得地接受了這一名位的傳讓，重新舉辦了全日本選手權戰，決定優勝者可以獲「本因坊」這一名銜。這就是本因坊戰的由來。

　　本因坊戰現在由每日新聞社（過去的東京每日新聞與大阪每日新聞）投入巨金並與日本棋院締結契約而舉行，規定每期本因坊在位期限為兩年，每隔兩年在本因坊和挑戰者之間舉行新的本因坊決戰。現在，名目繁多的桂冠名銜設立，為爭奪那些稱號的棋戰已達到鼎盛時期。然而回顧一下漫長的圍棋史，那時期設立的本因坊戰則是各名銜戰的先驅者。

　　本因坊戰從提案轉變為現實的過程中，曾一度在棋士中間引起巨大的分歧。無論怎樣說，當時正處於根據段位而制定交手棋份的嚴格時代。若和比自己段位低的人以分先來對局，對當時的棋士來說實在是難以接受之事。另外，認為貼目是與真正的圍棋精神相悸、絕不能得到承認的意見，也以「長老棋士」為中心，人多勢眾。後來的一段時間內，認為如此爭執不如乾脆不設本因坊戰為好的意見又占了上風。

　　從昭和十二年元旦開始醞釀的本因坊戰，曾經幾度險些破產。然而，由於有關者的熱心敦促，難產的本因坊戰終於在眾人努力下而實現了。昭和十四年，第一期本因坊戰拉開了序幕。

　　第一期本因坊戰預選賽經過了兩年時間，剛好在我和木谷實的鐮倉十番棋的同時舉行。現將當年的本因坊戰從預選賽開始到最後決賽為止的複雜程序說明一下：第一階段，從四段陣營中的低段者開始展開預選賽，然後出線者與高段者，包括七段的全體參加，從中選出八名挑戰者候補。第二階段，在這八名候補挑戰戰者中反覆進行四次淘汰賽，每次淘汰賽的優勝者積五分，以下人的積分依次遞減；根據四次淘汰賽總積分的高低按順序排出成績表。最後階段，在總分第一位與第二位之間進行六盤勝負的決戰，從而決出第一期本因坊。

　　我在四次淘汰賽中的成績是：一回優勝，一回為二等，還有兩回是初戰即潰。其實八人之中我的勝率本來較高，可惜由於積分的關係只好退居第三位，因此不能在挑戰者決戰中出場。第一位是關山利一六段，第二位是加藤信七段，在這二者之間進行了「本因坊決定六局勝負」。但由於決戰結果是三勝三敗，打了個平手，因而第一期本因坊便由預選賽中總積分為第一位的關山六段獲得。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九月，關山六段晉升七段，同時改稱號為「本因坊關山利仙」。

　　第二期本因坊戰的預選賽，在第一期本因坊決出的昭和十六年便已拉開了戰幕。可惜由於十番棋、結婚、宗教上的問題等事情堆積如山，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因而戰績不佳。結果是橋本宇太郎獲優勝。他和關山本因坊的挑戰局於昭和十六年五月開始。第一局橋本勝；七月打了第二局，然而因中途六十六手時關山本因坊昏倒在地，舊病復發，其後的對局無法繼續下去。因此，本因坊決定在衛冕戰中棄權，將本因坊稱號奉還給日本棋院。後來，見到關山本因坊不能對局，他的大弟子、年輕棋士尾原武雄趁機挺身而出，向棋院請求：「讓我代替師傅來打吧！」當然，此事被棋院一口拒絕了。總之，替師出征的尾原先生，他青年時代血氣方剛的性格，給人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印象。

　　後來，鋻於關山七段已將本因坊稱號奉還，第二期本因坊便由橋本宇太郎就任。他改稱號為「本因坊橋本昭宇」。

　　第三期本因坊戰的方式有些改變，到了最終預選淘汰賽時，分成了八人一組，共四組來進行；各組的優勝者再組成四人循環戰，優勝者獲得向橋本本因坊挑戰權。

　　最終預選淘汰賽的舉行於昭和十九年，正值太平洋戰爭戰局緊張，日本國土上空敵機頻繁騷擾。在這次淘汰賽上我連勝出線，再於十一月分組賽中勝了瀨越先生，獲得了四人參加的「挑戰者循環賽」的出場資格。

　　可是，當時的形勢是戰場上頻頻告急、糧食供應非常困難。大家為了免遭空襲，都打算立即離開東京。日本棋院那裡能安心於棋賽的棋士日趨減少，整個棋院呈現出一片麻痺狀態。雖然每日奔向棋院打聽，但何時、何處對局等事情無人掌握。整個棋院都是見勢不妙，走為上策。特別是橋本宇太郎等人，本來就是臨時進京到棋院參加比賽的，為了隨時能返回大阪寶冢，每次來棋院，都捆打好小包裹，一副整裝待發的模樣。

　　那時我因無法填飽肚子，落了個慢性營養失調。說起配給來，大米根本不足，蘋果也只是一星期分半個。副食只有做完豆腐後剩下的豆腐渣。靠配給根本不能維持體力。

　　於是，我每星期一次去瀨越先生介紹的農家採購，就這樣異常艱苦地保持著體力。採購地點的農家位於東京都郊外的國立，原是一個租借農場，歸先生某弟子經營的會社所有，生產各種農作物。我本來就瘦弱，更無體力，即使去採購，肩背手提總共不過能拿二十公斤左右。而且，如此重擔壓身早已是竭盡全力而搬運量僅僅是另從的一半。另個還必須將米藏在手提包的底層，上面蓋上蔬菜，通過車站檢票口時，必須避免被人發現是偷運大米。扛到家後，還有重要的工作等侍，即把米倒入一升裝的瓶子裡，用木棒搗成精米。

　　總之，在這種根本不能安安穩穩下棋的環境下，我拖著營養輕微失調的身子，被尋食採購的生活逼迫，從昭和十六年秋開始至「十九年春為止的棋士升段大賽中，戰績不佳，出現了從未有過的連敗局面，簡直是潰不成軍。

　　如上所述，我在第三期本因坊戰分組預選賽決勝局勝了瀨越先生。那時我已結了婚，搬出瀨越先生的別墅，住進新居。瀨越先生也面對時局，留下別墅，賣掉舊的正宅，並做好了一有不測風雲便即刻離開東京、撤回廣島的準備。

　　記得與瀨越先生對局是在東京都中目黑的橋本文治氏的家裡進行的。當時我們二人都是身裹國防服、足纏綁腿的姿態。對局中遇有兩次空襲警報，每次都立即中斷對局，飛身鑽進防空壕。炸彈正好在離對局場橋本氏宅院不遠的目黑雅敘園附近爆炸。這一局，是我在戰爭結束之前最後的對局。

　　第三期本因坊戰就是在這種險惡環境下進行，我雖然獲得了挑戰者決走循環賽的出場權，但那以後的對局在哪裡打？不，就連打不打都鬧不清楚。我推測日本棋院恐怕已將棋戰無限延期或是中止了，於是，不得不就此斷念。

　　實際上本因坊預選賽好歹還是繼續到了最後。岩本熏七段成為挑戰者。第三期本因坊挑戰局在橋本本因坊與岩本七段之間爭奪。第一局是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二十四日始在廣島市內進行，公證人由瀨越先生擔當。第二局也預定在同一場地，從八月四日始到六日止進行。由於來自官方的嚴重警告說：萬分危險，不許對局！所以，只得倉皇將對局場移到郊外的十日町。正當對局的第三天即八月六日，已然臨近終局之刻，廣島市被原子彈投中，頃刻間市內大火熊熊，一切都焚為灰燼。根據橋本宇太郎的回顧：離市內十公裡的對局場也遭到強烈的衝擊波襲擊，紙隔扇和拉門被掀倒吹跑，玻璃窗也粉碎得無影無蹤。倘若真是按計劃在廣島市內對局的話，現在我們三人哪能活到今天，肯定埋到廣島的焦土之中「火葬」了。總之，岩本、橋本兩氏與瀨越先生真可謂大難不死、虎口餘生之福將。可是，據說瀨越先生的三兒子在「勤勞動員」中被炸傷，在同學的幫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家，然而十天之後便咽了氣，死時僅是個中學生。

紅卍會後援會

　　昭和十三年，以原來的大本教信徒為中心，開始協商建立紅卍會日本支部一事。當我離家去富士見療養所住院期間，為商談此事，三位有關者曾尋訪過我家。其中有一位是小田秀人先生。他畢業於京都大學，在學校作教師，由於對心靈學懷有濃厚的興趣，於是辭職成為研究心靈學的專家。

　　據說他在學生時代非常喜好圍棋，常常出入學生棋界的「道場」──京都非常有名的「吉田塾」。據小田先生講，他們以大島豐先生為核心，正籌備結成紅卍會日本支部，特為協商此事來訪。

　　大島豐先生從前曾在大本教的總長出口王仁三郎先生那裡做過秘書，後來因相處不和而離開了大本教。嗣後，他也創立了善鄰協會這樣一個為東亞人辦的學校，並親自擔任理事長，工作十分活躍。那時時他還招收了許多蒙古青年來作留學生。

　　大島先生早在大本教時就成為紅卍會信徒。大本教被無理鎮壓後，使大陸的紅卍會與日本的紅卍會信徒之間的交流陷入絕境，大島先生曾想方設法欲使紅卍會擺脫困境。他為了招收蒙古學生常常往返於日本和大陸之間，所以他曾專程拜訪「紅卍會北京總院」，並提出商討有關結成紅卍會日本支部之事。唇來，據說總院告訴他：「在日本有位紅卍會的修方──吳清源，請與他會面後相商。」

　　我於翌年富士見療養所出院後，毫不拖延地與大島先生和小田先生進一步商討了建立紅卍會日本支部之事。當然，要建支部必須在具備有修行場所──道院的基礎上才能組建成健全的支部。可是，我因棋士生活所迫，大島先生又忙於善鄰協會的事務，因此難以分身來全力籌建。最後決定：「籌建負責人」由小田先生擔任，大島先生就任理事，我的職稱為參事。

　　成立紅卍會日本支部，當然要得到日本政府的許可才行。但當時日本正在中國大陸肆意「進出」、窮兵黷武。大陸上日本神社到處林立，日本「神道」已經強行推廣到中國人身上，當我們申請「設立許可」之時，政府方面答覆說：「紅卍會對中國人、對日本人全部不分彼此地承辦救濟事業，其宗旨無任何政治色彩，是一個完善的組織。對此，予以理解。但是，正值政府在大陸推廣日本神道之時，不允許任何宗教從中國輸入。」有此「理由」，批覆許可之事萬難有望了。

　　無可奈何之下我們只好對設立紅卍會日本支部一事打消了念頭。於是，代之而結成了「紅卍會日本後援會」。決定由「滿洲國長官」遠藤柳作先生任理事長。其實，宗教的後援會實屬荒誕，迄今未聞。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時的辦法。

　　紅卍會日本後援會一組成，我們就盡力與大陸的本部進行密切的聯絡。可是由於戰爭越來越擴大，日中關係日趨險惡。日本方面越發瘋狂地侵略中國，就連紅卍會發祥地──濟南道院也被當作了日本軍的營房。而且，竟然還有人打著紅卍會後援會的幌子在大陸上為非作歹。後來，從大陸寄來的郵件全要經過拆檢，就連我們想拜求大陸本部的壇訓（神諭）也非常不自由了。這種情況下，紅卍會後援會無法進行正常的活動：唯一一次較大的活動是：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天津遭水災時，根據我的提案募捐了四萬日元。由常務理事松井為代表，將那筆捐款攜至大陸去救濟。那時我個人主要的工作是將道院出版的有關紅卍會教義的書作少許翻譯。

　　到了昭和十五年，紅卍會後援會無法開展有實際內容的活動，純屬有其名無其實。如此下去毫無意義。於是我提議解散。經理事會商定，終於決定各奔東西。

　　解散後，為使紅卍會不至於滅絕，必須找到一個可以供奉、祭祀御本尊「至聖先天老祖」的場所。另外，「籌建負責人」小田先生也會失業，因此不得不為他考慮一個安身之計。後來決定在赤坂丹後町，當時的紅卍後援會事務所附近的「篁道大教」那裡祭祀御本尊。

　　篁道大教是以峰村教平先生為教主的宗教團體。從他們拜求「御神示」（神諭）時於白紙上呈現等方法來看，與紅卍會的宗教形式非常相似。另外，篁道大教的地點位於紅卍會後援會事務所的附近，信徒之間早有許多交流。

　　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原是位實業家，由於在各種實業中出師不利曾一度破產。後來，義弟三夫慧眼識真人，見峰村教平富有靈感，讓他侍奉神靈，興盛篁道大教。

　　峰村教平先生曾考慮單純從事宗教，但難有理想的收入，因此提倡「教業一致」。教即宗教；業即實業，非指修心養性之業。若在實業與宗教一體化的基礎上去傳教，不但信徒會增加，而且財力也會日益富裕起來。後來，三夫先生又拜求到「長野的黑姬山附近出鐵礦砂」這樣一紙神渝，於是大喜，向四方求援借款，在那裡備置了一套礦砂采掘設施，並建起了冶煉爐。

　　小田先生也隨著御本尊遷移到篁道大教去了。為使礦砂采掘實業獲成功，在那裡他全力以赴地工作。小田先生到處奔走，今天去軍需省請求提供資金，明天跑到銀行去申請貸款。比起信仰來，身後仿佛有一股強大的「實業熱風」推動著他日夜奔忙。

　　當紅卍會後援會解散、與大陸紅卍會總院的交流被斷絕後，我也以篁道大教作為紅卍會的代替，頻繁地往返於篁道大教，並與峰村教平先生及三夫先生結識為友。當我進入篁道大教不到一年之際，篁道大教便將其神道的名稱改為「璽宇」。

我的婚事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十），隨著日中戰爭日趨激化，中國駐日大使館早已被迫關閉，以華僑為中心的旅日華人紛紛返回了大陸。我們一家也面臨著必須回國的緊要關頭。

　　全家一回國，只剩我孑然一身，極需有個人來照應我的生活。到那時為止，能夠對信仰紅卍會給予理解的年輕女性，我總覺得還未幸遇一人，有關結婚的事也未曾作過切身認真的考慮。此時形勢逼人，我不得不十萬火急地成家立業。

　　我將終身大事首先拜託給喜多文子先生，請她作媒，為我擇一良妻。喜多文子先生的信仰之心非常誠篤，她原是佛教信徒，從佛教的禪宗開始，時宗、淨土真宗最後是日蓮宗，她信仰過的宗教宗旨共改變過八次。那時，她又退出佛門而信仰了神道。

　　提起喜多文子先生改信神道的起因，非常有趣。先生手下有眾多的業餘圍棋弟子，為了普及圍棋，曾在新橋的藝妓中間教授棋藝。為此，每逢星期二在棋院的二樓，先生特地為藝妓們舉辦教習，向伊藤友惠等女弟子們「名手傳絕技，妙語授珠現」。在她的熱心指導下，藝妓們棋力大增，終於有位名叫小締的藝妓獲得了初段。當小締的「初段披露」慶祝會於新橋的一家飯店隆重舉行時，我也應邀出席了。不久，小締告辭了藝妓生涯，與神道有關人士結了婚。嗣後，小締的郎君熱心勸誘喜多文子先生脫離佛門，改宗為神道。

　　恕我離題，每逢元旦，按慣例我都陪伴瀨越先生去明治神宮參拜，並順路去望月先生家拜年。然後再與瀨越先生分手，獨自一人去喜多文子先生家拜年，歷來十分快樂。尤其是每次前往喜多先生家問候都見到四位家傳弟子雲集一處。她們都是女流棋士或未出茅廬的新秀。大弟子是獲原佐知子，最後一位弟子是本田壽子（現在的杉內九段的夫人──杉內壽子八段）。我曾多次在先生家裡和這些弟子們一起吃豐盛的年飯，每次在那裡度過的時光都很愉快。書歸正傳，喜多文子先生由於改宗神道的緣故，與篁道大教的峰村教平先生結識為友。於是她便委託我們共同的熟人──峰村先生來作月老，為我物色一稱心的配偶。不久，峰村先生將中原健一先生的長女和子小姐介紹給我。中原先生是峰村先生的遠親，在峰村先生著手經辦各項實業時曾經提供過部分資金。

　　我早已將終身大事全權託付給喜多文子先生了，因此，喜多文子先生毫不遲疑地當即同意峰村先生的介紹，立即著手進行締結婚約之事，昭和十六年入夏之前，我們定下婚約，隨後我便將住所從瀨越先生的別墅遷到位於中野的中原先生家入贅。看到身邊有了照拂我的人，母親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開始為回國做準備，擇吉離開日本。昭和十六年八月，母親和妹妹將我與正在上實踐女子學校的小妹留下，踏上了歸國的路程。我趕到大販港送行時，望著母親與妹妹登上去天津的船，一直望到離港的船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為止，心酸落淚的我真是難舍難分。其實，即使是回到祖國，在那戰火彌漫、世道混亂的社會裡，恐怕仍然難以度日，此番送行，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二月七日，我與和子的婚禮在明治紀念館舉行。十分榮幸，黃野長知先生夫婦與喜多六平太先生夫婦來作我們的婚禮介紹人。由於正值非常時期，炭火不足，在寒冷的會場上我倆一邊打著噴嚏一邊舉行了莊嚴的婚禮。當時到會者中有瀨越先生夫婦、並目一郎先生、橋本宇太郎先生、木谷實先生、遠藤柳作先生、小田秀人先生、峰村教平先生、峰村三夫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貴賓光臨，我至今深感不勝榮幸。結婚時，我二十八歲，和子二十歲。

　　婚後，我們倆口子由於和峰村先生有非常之緣，因而更加頻繁地出入璽宇。

兩次擂爭十番棋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六月，我與木谷實七段的鐮倉十番棋結束後，讀賣新聞社又開始籌劃下一次的擂爭十番棋。結果，尋遍棋壇，在秀哉名人逝世後能作為我的對手、可令天下棋迷注目的，除了當時在野的棋界「最長老」、棋正社的總帥──雁金準一八段以外，別無他人。由於當時的日本棋院裡八段棋士空無一人，按理能與雁金先生以分先抗爭的對手並不存在。然而，因雁金先生本人曾開過尊口：「我想與吳清源以分先對弈一次」。讀賣新聞這才將我擺在「日本棋院代表」的位置上，希望我與雁金八段以分先對弈的十番棋能夠付諸實施。當然，讀賣新聞社的本意是打算給昔日與本因坊秀哉爭奪「名人」而下野了的雁金八段以一良機，使他東山再起，望他獲勝後名正言順地享受圍棋界「最長老」的優厚待遇。

　　雁金先生與秀哉名人決裂後結成了棋正社，日本棋院與棋正社向來就勢不兩立，尤其在段位等問題上有過很大的磨擦。為此，日本棋院不可能輕率地應諾與棋正社進行擂爭十番棋。於是，雁金先生為了促成此次的擂爭十番棋，便離開棋正社，重新結成了瓊韻社。果然是位德高望重的棋壇宿將，帥旗一動，棋正社裡景仰他的棋士們，除了高部道平八段留下外，紛紛隨去加入了瓊韻社。

　　鋻於雁金八段離開了棋正社，日本棋院再無理由拒絕我與他的對奕。這樣，一番周折後，我對雁金先生的擂爭十番棋終於決定下來。

　　在限用時間上，雁金先生希望採用長時間，我則希望越短越好。經讀賣新聞社的調停，最後決定各為十六小時。對局場選擇了位於鐮倉腰越的「讀賣海道場」。並且，讀賣新聞社為了此次對局，在正屋附近可眺望大海的「松木立」的中央又新建了一座非常雅致的茶室式對局室。這次擂爭十番棋我若敗北，將有損於日本棋院的名譽，因此，空氣顯得異常緊張。由於雁金先生非日本棋院所屬，迄那時為止難得與他對弈，也從未研究過他的棋譜。只有我為四段的時候，有一次在讀賣新聞社舉辦的擂臺戰中排在第十位與雁金先生遭遇，那時我黑先勝了兩目。當時是在數寄屋橋的旅館對局，是我來日本後第一次在旅館的「宿店封閉」式對局。

　　早在相當於日本棋院的長老，瀨越先生入段之前，雁金先生就已經是身居六段的高段強手了，據說他曾深受本因坊秀榮名人的寵愛。據秀榮名人稱讚他的計算精深時說：「雁金能看破千手無一遺漏，真是難以對付！」雁金先生不但神機妙算，而且還是治孤名手，與我捷足先登為特點的棋風相比，打起來截然不同。他堅實無比，一般在中盤開始就像坦克馳騁一樣，所向披靡，以「力戰之雄」著稱。

　　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我們開始在「讀賣海道場」宿館三日，下完了第一局。雁金先生執黑先投，也許因為與正式對局的疆場闊別多年的緣故，老將軍並未將其功力全部發揮出來。我趁機先聲奪人，執白獲得了中盤勝。

　　第二局是十月一日我黑先開局。這盤棋我被雁金先生的素來之功力狠狠地教訓了一番。尤其是那強韌的粘著力，在我與其他棋士的對局中從未遇到過。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場激烈絞殺，名副其實地成為短兵相接的肉搏戰，直殺到第三天仍然毫無結果，我從中盤開始一直是寸土必爭、苦戰惡鬥，咬緊牙關頂住了雁金先生的猛攻。然而局勢仍然是在白棋略占優勢的印象中進入了第三天。那最後一天的夜裡，我們兩人都筋疲力盡，尤其是雁金先生不顧高齡簏戰，據盤側人講，老將軍早已氣喘吁吁了。當時黑棋仍然繼續在苦戰，於勝負不明的形勢下絞殺不停。也許因為氣力已到絕盡之界了，在第二百零八手，雁金先生不慎誤出失著。可惜如此浴血奮戰之後，一盤好棋因這一失著使老先生前功盡棄，勝負局面一下子傾向對黑棋有利，我終於獲六目勝。我想，這盤棋如果雁金先生不出現失著的話，很可能執白獲勝，並且必然成為白之名局而流芳百世、今後人贊頌。

　　第三局在臨近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下完。此局我執白棋，雁金先生的黑棋打入白的大模樣中，顯示出不愧為治孤名手的真正面目，將我的大模樣踐踏無餘。最後我以四目敗北。

　　第四局於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下完。此局之前，即二月七日我舉行了婚禮，是我婚後的第一戰。我執黑先投，若是贏下這一局，我將處於優勢地位；相反，敗了，則等於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一切再從零開始。因此這一局關係重大。幸運的是此局我搶先占了大場，到第三天的下午取得優勢，然後步步為營、加倍慎重地打下去，終於多了三目。第四局獲勝後，我三勝一敗。

　　第五局開始前，即昭和十七年三月初，我與小田秀人先生一起，因宗教上的事情去中國大陸和朝鮮大約旅行了兩個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訪問大陸的紅卍會。如若一切都順利，「璽宇」也希望能像昔日的大本教那樣，與大陸紅卍會開展宗教上的交流。這原是秉承教主峰村教平先生的意思，鋻於當時的形勢，打算拜訪北京紅卍會總院，請道院盡快向日本派遣布道團。

　　當時的北京設有日本政府「興亞院」的一個常駐機關。「興亞院」屬官居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統轄。我們一到北京，首先拜訪了「興亞院」的駐京機關，與負責調查監督大陸上宗教動向事務的志智嘉九郎先生會晤。志智先生與橋本宇太郎交誼深厚，戰後曾在日本關西棋院擔當理事。他愉快地接待了我們，並對有關紅卍會的事情一一詢問。我們也對此作了詳細的說明。

　　翌日，我們同志智先生一起訪問了紅卍會北京總院，拜見了「世界紅卍會最長老──許蘭洲先生，並向他請求派遣布道團。於是，立即舉以扶亂、拜求壇訓。結果得到的神文啟示是：「參拜了天津紅卍會之後，有關派遣布道團之事，在濟南道院問明。」

　　當日無話，晝短夜長。一聲雞叫迎來了北京又一個美麗的黎明。這一天，我來到幼時常去以棋會友的「來今雨軒」，出席一個別致的歡迎宴會，一番受之有愧的款待，令人終身難忘。

　　我們從北京總院出發，經過天津道院巡禮，然後長途跋涉到了「滿洲」與朝鮮。五十天之後到達濟南道院。在那裡拜求壇訓，得到的神諭是，「因時勢艱難，目前派遣布道團不甚適宜。」總之，鋻於日中關係越發惡化，宗教上的交流也成為不可能的事了。

　　對雁金淮一先生的第五局從五月二日拉開戰幕。那是我從大陸返回後的第三天。雖說我疲憊未消，倉促上陣，一度曾擔心能否在三天的激戰中堅持下來。不過，十分幸運，我下出了五局中難得見到的得意之棋，終於一鼓作氣地取得了執白中盤勝。

　　其實，那陣子我熱衷於信仰，比起對局來，曾覺得信仰應勝於萬事。此念雖重，但實際上自昭和十三年從富士見療養所出院以來，不顧大病初愈，無論是對局還是有關宗教的事情，我都風雨兼程地奔忙，目不暇接地應付。現在回想起來，那樣地拼搏，竟然能維持住身體不再犯病，真是萬幸。我想：正因我自恃年輕，既在對局場上全力以赴，又在信仰中竭盡虔誠，因此才獲得如此的成功呵！

　　對雁金先生的擂爭十番棋，到第五局止，我四勝一敗，把老將軍逼退到「僅剩一城」之地。若是第六局也拿下，淨勝局上將超過雁金先生四局而多勝一籌。鋻於此形勢，有關人士考慮到雁金先生的名聲與健康，決定將第六局以後的對局全部中止。

　　對雁金先生的擂爭十番棋結束時，日本捲入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國內到處都籠罩著一層戰爭色彩。圍棋界亦不例外，昭和十六年，結成了所謂「棋道報國會」，棋士們被迫奔赴各地去慰問傷兵及「勤勞動員」的人。昭和十八年的夏天，我也到釜石製鐵所慰問過。當時慰問團長是島村利廣六段，我們大家一律頭戴戰鬥帽、腿上纏綁腿。去釜石的路上盡是隧洞，我們被蒸汽機車噴出的濃煙一熏，個個如同鑽進煙囪裡的老鼠一樣。更麻煩的是頭髮、胡子全都粘滿煙灰，黑光油亮，無論用臉盆洗幾遍都清除不淨，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慰問的主要工作是請傷病號作對手下棋，倒也並非難事。

　　棋士中也有許多人被迫應徵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線。據說在軍隊中，有幾位棋士因棋術高超，多少還過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島村先生。因他所屬部隊的最高長官是個大棋迷，將他留作勤務兵，專讓他充當長官的圍棋對手。多虧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線送死的厄運，終於大難不死而歸。

　　與島村先生相反之例是我的把兄弟井上一郎先生。他很早就被徵兵，剛一入伍時，長官同他：「有什麼要求沒有？什麼都可以說！」並上一郎直率地回答：「希望能盡量分配到舒眼點兒的地方去。」頓時，長官大發雷霆：「好一個放肆的傢伙！」二活不說就將他分配到離滿蒙邊境很近的諾木罔去了。誰都知道，後來諾木罔遭到蘇聯紅軍主力部隊猛烈的攻擊，日軍全軍覆沒，一潰千里。幸虧井上先生當時患了疾病，作為傷病號被提前送回日本方得以幸存。昭和十九年，同門棋士有幸在赤垣聚會，只是井上與橋本等在會場角落裡竊竊私語地談了半天。雖然當時不知他們談話內容是什麼，但事後一想，並上肯定偷偷訴說了他在諾木罔吃苦的事情。總之，有關諾木罔事件，政府發布了言論箝制令，一切真相都禁止公開洩露。井上一郎由於在軍隊時患過病，戰後不久，不幸與世長辭。

　　接著敘述擂爭十番棋。對雁金先生的擂爭十番棋結束後，於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秋，我與木谷實共同晉升為八段。讀賣新聞社繼雁金先生之後，又開始物色我的新對手。然而，八段陣中已然無人敢來抵擋。於是，當時勢如破竹地升為六段的藤澤庫之助，異軍突起而被選中。那時節，藤澤庫之助六段被讚揚為「黑先無敵」。他棋風簡樸堅實，若執黑先投，從不給白棋以可乘之隙。大多數人的印象是，凡對藤澤六段執白相爭者，在尚未施展招數的情況下就會被他甩出擂臺。那時我在棋士升段大賽中曾遇到過執黑的藤澤六段，但兩戰皆敗，從未勝過一局。

　　此次擂爭十番棋，鋻於藤澤庫之助當時為六段，我則高居八段，有二段之差，因而對局為藤澤的定先（即始終執黑）。當時，我覺得與藤澤執白對局實在艱難，再加上對雁金先生的十番棋勞頓未消，以及因其他事情尚且心身疲憊，無心戀戰。況且藤澤即將晉升七段，希望他升為七段後與他以「先相先」（三盤中兩盤執黑）對局，可是由於敵不過有關方面的強力勸說，最後只得應許。

　　此次擂爭十番棋對局規定藤澤庫之助為定先，而且還約定：即便中途藤澤晉升為七段，只要我未被擊敗，直至十盤下完為止都應始終不變地以定先對局。其實，我若被擊退一步，對局立即會改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而藤澤又確實是即將升為七段。這樣一來，即使我真的被擊退一步而改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只不過還是保持了那原有的一段之差罷了。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對手雖是虎狼之將，但我進退無憂，比起與雁金先生對局時的氣氛來，當然大為輕鬆和樂觀。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二）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芝草旅館的「環翠」間裡，第一局開始。面對誇耀為「黑先無敵」的藤澤庫之助六段，每一局我都必須執白奮戰。限用時間各為十小時，二日終局制。

　　這一局，十分遺憾，我未能擊垮黑棋的銅牆鐵壁。第二局，首次突破了藤澤的鋼鐵防線，扳回一局。第三局，黑棋獲勝。第四局，我的白棋高奏凱歌。就這樣，你贏一局，我奪一城。我倆相持不下，一時強弱難斷。

　　從我對雁金先生的十番棋以來，報紙都被統一管制，版面不斷縮小。到了我對藤澤之時，晚刊被廢止，晨刊也只是薄紙一片，前後不過兩頁。圍棋專欄縮小得異常可憐，視力稍弱者不得不端著放大鏡去找我們的對局譜。儘管如此、讀賣新聞社仍然全力以赴地登載。

　　第四局結束不久，藤澤庫之助便升為七段。不過，按照初約，交手棋份仍然以「定先」繼續進行。第五局，我獲勝。第六局，藤澤力扳一局。第七局，我勢不可擋地又破一城。就這樣，各自一進一退，繼續拉鋸式地反覆爭奪。

　　此次擂爭十番棋之前，鋻於交手棋份始終是藤澤「定先」，因而按大家的估計，可能是黑棋以絕對壓倒的優勢而獲勝。在此意義上講，第七局結束時，我四勝三敗，白棋真可謂浴血奮戰、力挽狂瀾。

　　第七局打完後，昭和十九年春，征用命令書終於降臨到我的頭上。第二天，我無可奈何，只得打點行裝前去報到。沒想到，一檢查身體，診斷結論為：體質極差、不能耐勞、免除征用。我終於了喘口氣，飛奔回家。

　　聽說藤澤庫之助七段那裡也有「赤紙」（入伍通知書）送到。藤澤氏既年輕又壯健，按道理會徵兵的。然而，還是他逃難有術，去報到的當天就被允許回家了。

　　第八局到第十局，是在萬眾痛感日本慘敗的昭和十九年五月至八月之間打完。那陣子，我被逼得整日覓食，毫無安心下棋之餘暇，終於在饑苦之中吃了個「三連敗」。

　　總而言之，我對藤澤庫之助七段的擂爭十番棋以四勝六敗告終。然而無論怎樣說，從我力否眾人之測，取得了接近於平局的成績來看，可以不客氣地稱為鬥志頑強、驍勇善戰了吧！當然，此次擂爭於特別時期；到了戰後，我對藤澤先生又繼續進行了兩次擂爭十番棋的大戰。

東京大空襲

　　如前所述，昭和十六年，隨著日中戰爭逐步擴大，一切來自大陸的書信檢查得更加嚴厲，就連北京紅卍會總院寄來的壇訓（以扶亂求得的神諭）也難以收到了。不久，日本紅卍會的一切活動終於陷入癱瘓。

　　當紅卍會從日本消失後，也許由於我對她的信仰尚且膚淺之故，不久，與紅卍會宗教形態相似的「璽宇」將我吸引。再者，鋻於小田秀人先生已在璽宇任職，我妻子又與教主峰村先生有遠親之緣，我和妻子便順水推舟地成為璽宇的信徒。

　　昭和十六年深秋之際，有位家住浦田、名叫長岡良子的婦女不斷出入璽宇。她原是佛教信徒，信仰過弘法大師。不過，由於她異常富有靈感，常常以法力為眾人治病，頗有聲望，身邊也擁有許多崇拜者。那些信徒都稱她為「蒲田貴婦」。

　　「蒲田貴婦」的財產中持有礦山一座，那座礦山本是青森縣一位信徒捐獻給她的。為了籌措采掘資金和尋找投資行，她曾到璽宇登問求援。

　　不久，由於峰村三夫先生為了礦山事業到處奔波，於是，「蒲田貴婦」一顯纔華，代替三夫先生為眾人通俗易懂地解說「御神示」（神之啟示），並擔負起「信仰指導」的重任。由於她異常富有宗教的特殊魅力，不知不覺，她在璽宇信徒中間的聲望高出了峰村教平亢生，一躍而成為璽宇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記得大約在昭和十八年，「蒲田貴婦」出版了《誠之人》的小冊子，主要在她的崇拜者與璽宇的信徒中間散發。書中的主要內容大都是佛教之說，並寫道她自己夢中被「天照大神」召見，因而秉承神諭，特來普救眾生。但是，那本書被警察發現，「蒲田貴婦」不久就被鶴見警署拘捕入獄。當時我也鬧不清為何被捕，於是我們立即拜訪了當年的內務大臣大達先生，向他陳情詢問原由。大達內務大臣立即向鶴見警署打電話調查了事情的真相。這樣纔得知，罪狀為「不敬罪」。

　　據說，當今之世，能挨近「天照大神」者，唯獨「現人神」天皇陛下一人。一介草民痴夢妄稱秉承天照大神之神示，並肆意將此到處宣揚之舉動，純屬潛越，是對天皇不敬。

　　據說「蒲田貴婦」被拘捕前臨危不懼，毫不慌張，對她的信徒們妥善地下達了焚毀不利書籍及有關留守期間的對策等指示，然後鎮靜自如地挺身而去，拘留期間曾去探視她的人回來說：蒲田貴婦在班房裡，還不時地給同室的其他囚犯抓虱子，絲毫沒有難堪之色，態度格外沉著堅定。」

　　其實，璽宇將天照大神作為「御本尊」而供奉之事，警察早就秘密調查過了但是由於峰村教平先生的影響力不大，因而警察對此置若罔聞。然而「蒲田貴夫」則另當別論。她的信徒怡然分布在廣闊的地區，尤其在以金澤為中心的北陸地區人多勢眾，就連北海道的函管也有她的信徒。「蒲田貴婦」經廣泛經營海產品批發的買賣。百忙之中仍然頻繁進京，從事各種宗教活動，她對信仰允滿了獻身的精神，為了信仰，就連手中把持著的一座位於青森縣的礦山也都捐獻出來了，到後來，她經營的商業因無人操持，終於徹底破產。

　　到了昭和十九年，人人都耳聞目睹地了解到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陷入苦戰。我們這些尋常百姓也早已是寅喫卯糧，並且還經常置身於空襲的危險環境之中。正在上實踐女子學校的小妹已經無法正常地學習，一想到兇多吉少，前途難測，我甚是不安，不得不設法送她回國。當時我委託熟人，讓小妹緊急搭乘了飛往上海的軍用飛機，將她送回了大陸。這樣，全家都安然無恙地返回祖國，日本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到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空襲更加頻繁。在鄉村有親戚朋友的人都紛紛撤離東京，去外地疏散。那時我們夫妻二人總是與璽宇的信徒們一起行動，並未打算離開東京。那陣子由於峰材三夫先生為了鐵礦的事業日夜奔忙，璽宇之中常不見他的身影，我們夫妻便代替他在璽宇的本部住下，於留守中繼續維持。

　　那一年的三月，東京的下町慘遭大空襲，被焚為一片焦土。當時，喜多文子先生的得意門生之一獲原佐知子初段於淺草一帶不幸被燒死了。

　　璽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那時由於「背負因緣」（患病的宗教用語）而臥床不起。再說峰村三夫先生，為了生產鐵礦而與小田先生夜以繼日地奮鬥。可是不久，眼看著那項實業也要落空，催逼債款的事情即將發生，他們徒勞無益，已陷入破產的困境之中。加以峰村教平先生一聽到空襲驚慌失措。對比之下，「蒲田貴婦」先前被捕之時尚且鎮靜妥善地下達指示，因此，當時的信徒們全都疏遠教平先生，跟隨「蒲田貴婦」而去。從此，她的信譽與威望更加高漲。

　　四月二十三日的大空襲中，我們居住的地區也遭到轟炸。當時我們將染病在身的峰村教平先生抬到自行拖車上，拉著他躲開熊熊烈火，向新宿御苑逃去。

　　在火舌的吞噬之下，人們四處逃竄。我們頭裹防空巾，盡量避免迷路，終於逃到了新宿御苑。抬頭一看，御苑早戒備森嚴，不許避難的人群進入。我們無可奈何，只好改變方向，又逃到明治神宮外苑一帶。這時才鬆了口氣，暗自慶幸避開了死神的追逐。當空襲結束、火勢也收斂了的時候，我們一邊返回一邊想：這一切都化為灰燼，沒指望了。可是走近家一看，我們那條街仍然完整無缺！原來，由於消防隊努力撲救，火勢在距離一百多米的鄰街那裡被扼制住了。真是好險啊！

　　誰知好景不長，沒多久，於五月二十五日再次遭到大空襲。這次我們那條街直接遭到了襲擊。轟炸一結束，我們立即從防空壕逃出來，眼前呈現出一片火海的景象。只聽一位信徒說：「最好是逆風逃！衝過火牆就是一個月前燒焦了的鄰街，只要到了那裡就可得救！」於是，我們重新戴上防空巾，將身子從頭到腳用水淋濕，然後傳著水瓶每人喝上一口水，將峰村教平先生抬上拖車，拉著車衝進火牆中去了。由於我體弱無力，不能扛運大件行李，只能抱著盛滿水的大水瓶而逃命。

　　大火熊熊地燃燒著座座房屋，陣陣旋風由平地捲起，在頭頂上狂嘯。前後左右都是燒焦的木片不停地飛濺，滾燙的薄鐵皮從屋頂上飛舞著滾落。當時，火牆裡火團、火花、火星隨風飄散，像是降了一場紅雪一般。我們只顧低頭俯身前進，終於衝破火牆，到達了上個月就燒成廢墟的舊街。回頭一望，我們那條街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烈焰將夜空映得紅彤彤的

　　在舊街集合後，我們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蒲田貴婦」為核心向四谷的兵營去逃難；另一路以峰村教平先生為中心逃到四谷的永心寺。到那裡以後的二、三天中，我們受到了賑濟。當時，我們全都不名分文、狼狽不堪。「蒲田貴婦」與峰村教平先生商量了一下如何解決十幾位信徒的安身之計。

　　商量的結果是：峰村三夫先生與染病的教平先生及若干信徒一起到峰村先生的別墅山中湖畔去疏散。其餘的十幾位信徒隨「蒲田貴婦」一起行動。我們夫妻也與眾一樣兩袖清風，只好跟隨「蒲田貴婦」去流浪。

　　離開四谷的兵營後，我們一行暫時先到東京世田谷區的鴨木落腳，在一位信徒的家裡安頓了一下。當時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難民對璽宇的信仰之心更加虔誠，在「蒲田貴婦」的倡導下，靠著朝夕祈禱，殘喘度日。那時璽宇的祈禱詞是「天鑾照妙、天鑾顯現」，眾信徒將此句反覆唱念。在聲聲高起的祈禱合唱之中，我們似乎感到體內湧出了一股奇妙的力量──。

　　六月二十九日，橫濱也遭到大空襲，頓時夷為一片廢墟。從東京的鶴木到橫濱咫尺。那天，我們剛剛喫早飯時，就看到閃光的B─29轟炸機群編隊飛向橫濱。眨眼間，橫濱的中心地帶便升起了滾滾的濃煙，B─29機群輪番轟炸了多次，然後迅速編隊返回。這時，只見橫濱全市早已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大空襲的第二天，居住在橫濱的一些信徒也投奔到我們一行之中。信徒人數增加後，「蒲田貴婦」便正式宣布自己為璽宇的教祖，並將自己的名字改稱為「璽光」。璽光教祖見後來信徒又逐漸增加，覺得自己的宗教身份也應隨之高貴起來。不久，便自稱是神之化身──「璽光尊」，從此她便改稱為「璽光尊」了。

第五章　顛簸流離的歲月

開始流浪

　　由橫濱逃難來的信徒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總人數增加到十幾人。除了我們和「璽光尊」共同起居以外，每天還有許多信徒前來參拜，「璽宇館」平日也有三、四十位信徒出入。尤其是許多住在橫濱周圍的農民，每次來參拜時都真心實意地貢獻「御供物」（供品），因此，我們並未因糧食緊缺而發愁。

　　但是，我們在鵜木的信徒家中這種食客式的生活絕非長久之計。於是決定盡快地另選一處新居。後來，暫且決定租用私房，首先選擇了我妻子的舊交──世田谷區尾山合日置先生的寓所，不過，對於非屬信徒的日置先生來講，突然接受璽光尊一行住人家門，確實是件麻煩事，他一時猶豫不決。後來，礙著我妻子的情面，再加上璽光尊一行每天從早到晚在門前打坐，弄得他無可奈何，只好同意租房。

　　租房成功後，璽光尊又實現了她「先借廂房，再占堂屋──喧賓奪主」的計劃。這座本來就只有三、四間的狹小住宅，由於璽光尊賴在正房內不走，日置先生無處棲身，猶如被逐之客，只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去借宿。

　　這段時期內，秉承璽光尊之意，為了實現與大陸紅卍會的交流，曾決定讓我與兩位幹部同去「滿州」。同行的幹部之一是勝木先生，他從「蒲田時代」開始便成為璽光尊的心腹，曾稱為璽光尊之弟。

　　「滿州」之行決定後，立即著手聯繫飛往「滿州」的飛機。我獨自一人前往位於市谷的陸軍參謀本部，向接待我的主要軍官請求讓我們三人搭乘飛往「滿州」的軍用飛機。明白我的來意後，那位軍官退入後室，向上級長官報告。不一會兒，他出來答覆說：「可以讓你們搭乘。」隨即將出發日期與搭乘的飛機都確定下來。我當時非常激動，覺得總算又可以見到十分想念的故鄉了。於是，我興高采烈地回到尾山臺的璽宇館。想不到後來我們未能實現飛往「滿州」的計劃。只因有家難歸的日置先生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與朋友商量，將璽光尊每日拜求已被查禁的「天照大神神諭」之事，向玉川警署控告了。當我們即將出發之前，璽光尊和勝木先生被警察拘捕。飛往「滿州」的計劃當即成為泡影。

　　後來聽說了這樣一件事：即同意讓我們搭乘的那架軍用飛機，按計劃起飛後未能降落到「滿州」，途中便墜落於日本海，機上人員全部葬身魚腹。這使我想起小時候母親帶我去相面的事，據算卦先生講：「這孩子到三十歲時將有溺水喪命之厄運。」我想，這次事件或許意味著我已從「水難之相」倖免了。這使我對「命運之神」的大恩大德深深感激、終生不忘。

　　璽光尊和勝木先生被拘留十天之後獲釋。我們不得不離開日置先生的住宅，再次尋找安身之處。

　　不久，我們又發現一處可安穩棲身的地方──位於世田谷區松原町的金木先生的宅第。金木先生論輩是金木子爵的女兒，當時年事已高，但仍然是個富有靈感的人。幾年前她是璽宇的信徒，為了峰村先生的實業曾援助過二十萬日元的巨額資金。

　　根據璽光尊的指示，我承當了與金木先生交涉借用住宅的使命。由於金木先生當時已疏散到位於山中湖的別墅，那座舊宅第便暫時借給了德川先生居住。那時，從尾山臺乘車去位於松原町的金木氏舊宅，途中經自由丘換車，即使是一路順風也須花費近兩個小時。我於太陽快落山時出發，到達松原町已是晚上八時左右。我開門見山地向德川先生請求暫借金木氏舊宅之事，當即得到他的同意。於是，我馬不停蹄地返回璽宇館，同璽光尊再次奔向松原町。當我和璽光尊到達金木先生舊宅時已是午夜十二時左右了。

　　記得那天晚上，我與德川先生及璽光尊三人一起，在蚊帳中聊了個通宵。翌日，信徒們也尾隨而來。

　　此後的幾年裡，我同璽光尊一行走南闖北，到處借宿，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此期間有關住房安排等事全都落到我的頭上。回想最初尋找住房時，我還多少有些面子，一說即成。然而，由於璽光尊每遇一次事件發生，其信用都有一定程度的跌落。到頭來，倒霉的卻是我──為尋新居，厚著臉皮到處作揖，猶如重擔壓身，棘手得很。我們總算在松原町金木先生的宅第得以安頓。但這個住所仍然是寄人籬下、敷衍一時之處。不久經金木先生的介紹，我們又遷移到松原町重松先生的寓所，並在那裡一直熬到戰爭結束。

　　璽光尊原是佛教信徒，後來半路出家改信神道，或許由於此緣故，在她的說教中混雜著佛教的「末法思想」（指釋迦牟尼死後一千五百年到一萬年佛教衰落時期），而且有江戶時代以復古主義為核心的舊思想。因此，從她對紅卍會的「否定排他性」這一宗旨持不恭敬態度來看，璽光尊的思想與倡導「道慈」的精神水火不能相容。她的內心深處，與虔誠信仰紅卍會教義的我相比較，從來沒有「心靈上一致」的地方。所謂沒有「心靈上一致」，即指我與璽光尊沒有相同的「神靈附體」。具體地說，在反覆多次的進入「接靈」狀態時，附於璽光尊身上的「神靈」與我從未有過一致。記得最初，璽光尊和我都為能有相同的神魂顯靈而努力嘗試過，然而，結果是事與願違，一無所獲。為此，我與信徒同伴們的思想截然不同，並且難得璽光尊的青睞。在外界人們的想像中，我似乎是她的親隨之一。事實並非如此。可以說，我竭盡全力的結果只是得到一陣冷遇而已。璽光尊也許早就想清除異黨，把我趕走為快。不過，她又覺得我還有「使用價值」，才暫時將我收留在她的黨羽之中。相反，由於我妻子天真純潔，與璽光尊的「顯靈」常常相仿，所以被視為親隨而倍受重用。她總是在璽光尊身邊左右不離、從不叫苦地忙碌。

　　戰爭剛剛結束時，人們都陷入六神無主的混亂狀態之中，而璽光尊卻在璽宇館中堂堂正正地掛起了太陽旗，向眾人大力宣講「日本思想」，並且大力倡導充滿信念的實際行動。當時，對其傑出的舉動，我曾十分欽佩。雖然明知我在她的眼裡並不中意，但我還是真心實意地相信了她的說教。戰後不久，在我負責聯繫借用重松先生的住宅之時，還接受了璽光尊的一個指示：設法將金木先生從深居簡出的山中湖別墅帶出來。原來，璽光尊早就希望讓金木先生加入她的信徒行列。

　　當時，我對璽光尊比較尊重，視她的指示為「神之命令」。於是，我領取了往返的交通費後，身背背囊，隻身跨上電車而去。正值戰爭剛剛結束的時期，電車毫不準時，一旦停車後，誰也不知道何時再開動。我乘著擁擠、顛簸的電車到達御殿場時，已是日落黃昏。山中湖的旭丘我不但從未去過，就連金木先生別墅的問牌號都不知道。下了電車後，我逢人問路，在夜幕徐徐降臨之際，朝著旭丘無精打采地邁著沉重的腳步。登山路時，周圍越來越黑；不一會兒，連腳下的路也難以辨清。漆黑的山林之中，伸手不見五指，我深一腳、淺一腳地向前磨蹭，活像個幽靈在徘徊。後來，我開始有些膽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前後思量之際，正好一輛卡車由此經過。看到這救命的一線希望，我激動得拼命向卡車招手呼喚，卡車在我面前戛然而止。一問去向，說是去旭丘。這可真是天助我也！司機見我手中無燈無火，隻身冒險走山路，實在覺得可憐，二話沒說就讓我上了車。

　　這樣，好不容易才到了旭丘。不過，旭丘太大了，從卡車下來後，將周圍環視了半天也鬧不清哪兒是金木先生的別墅。這時已是夜間九時許，大多數的人家已熄燈入睡了。我走到還亮著燈的人家去敲門詢問，也記不清敲到第幾家時，總算打聽到金木先生的別墅。據金木先生說，若是平常他早就關燈去睡了。碰巧那天他外出晚歸，因而遲遲未睡。雖說我幾度幸運，終於找到了金木先生，可等我開口講明此行的目的──請他去璽光尊那裡，沒想到金木先生一口回絕說：「雖說大家公認璽光尊是富有靈感的人，但最近她有惡靈附體。也許是妄自尊大之靈附體了吧！」金木先生還說他無法再相信璽光尊了。

　　由於金木先生意念十分堅定，任憑你糾纏不休地勸說也難以使他回心轉意。於是我只得失望地退到別的房間休息。

　　進了房間，我茫然屹立，燈光下，我孤獨的黑影倒映在牆上。想到此次我未能完成「神之命令」，心情沮喪，真想跳進山中湖一死了之。這也許是我始終不渝的「思神」之心和戰後混亂之中前途無望的無力感，才促使我懷此絕望的心情，死，我並不認為可怕，也不覺得不可思議。我想，倘若去死，乾脆按照幼年算卦先生預言的那樣溺水而死。我甚至感到：此時此刻，不正是應該去死的時候嗎？

　　正當我考慮是否寫遺書的時候，也許金木先生憑其靈感，察覺到我的心思，於是推門進來說：「到了十月十五日，我去璽宇館，你安心地睡吧！」一聽此話，我如釋重負，同時也覺得渾身癱軟無力，一頭栽倒在床上，呼呼地睡了起來。

　　可是等到十月十五日那天，金木先生還是沒來。

　　秋天到了，我們因無法繼續待在重松先生家裡，只好「遷居」到位於小金井的大井先生的家去借宿。這位擁有占地三千坪的寬大宅第的房東出身於名門世家，他的夫人秀子曾是璽宇的理解者。當我們一行擎著「天璽照妙」的旗幡擁入大井先生的宅第後，璽光尊照例是喧賓奪主，占領了有壁龕的正房。於是，大井夫妻只得被排擠到茶室裡去住。

　　迄那時為止，每當璽光尊「名為借、實為占」地住進私宅後，見房東不願甘當信徒，也不樂意將私宅奉獻給璽宇，便總不死心。為此和房東不斷地發生口角，結果我們的下場只能是被逐之客。大井先生的宅第也不例外，逼得我們只好遷居，一走了之。

　　我們從大井先生家遷出後，又搬進西荻窪關根町的小梧先生的寓所。那座住宅占地六百坪，有二十多間房，全部用柏木建成，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宅第。房東小梧先生本是個大地主，因他住在別的宅院裡，所以我們一行終於找到了寬敞的住房，並求得一時的安穩，真是福分不淺！

璽宇的生活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國戰敗，社會異常混亂，戰前的「價值觀念」早已被全盤否定，大家都交織地懷著「告別戰爭的安全感」與「生活前景難測的不安感」。在這兩種情感的支配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日本進入了民眾失去精神寄託、猶豫彷徨的時代。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戰敗後有了允許自由信教的政策。於是，各種「新興宗教」團體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以璽光尊為教祖的璽宇也屬其中的一個。

　　戰後的「新興宗教」之中，有許多是因推行宗教大眾化而成功的。可是，璽宇在該教是否應該大眾化的問題上完全拒絕與世俗妥協，徹底地禁錮在璽光尊的獨裁體制之中。現在回想起來，璽光尊若有意開門傳教，大有成功之機會。

　　我們在關根町棲身之時，家住青森縣八戶的一位信徒──宮重先生曾攜帶一百萬日元的巨款來到東京。當時我們在關根町租用的民宅乃房東小梧先生所有，他曾聲明：可以八十萬元出售！宮重先生聽說後，為了將此房產買進來作為璽宇的根據地，籌集了這筆巨款。宮重先生在八戶是個大戶人家，祖上幾輩都經營造酒。他很早就深懷篤信之心，曾信仰過佛教。後來經璽宇信徒的介紹，得識璽光尊，聽過她的說教後便成為信徒。

　　關根町的宅第十分寬大，若作為璽宇當時的根據地是再好不過的。璽光尊的心腹勝木先生以及幹部清水先生對此也深感興趣，於是便去勸說璽光尊將那座住宅買下來。可是璽光尊剛愎自用，毫無買房之意。任憑你磨破嘴皮，她依舊奉守故技，揚言要行讓小誤成為信徒，再設法使他將房產奉獻出來。到後來，上勸璽光尊的人中，就連勝木先生也落了個挨打的下場，買房的指望終於破滅了。

　　記得戰後成為甲州財閥的若尾鴻太郎先生自從打聽到我的事情之後，曾幾度來璽宇尋訪。那時他說過：他發現新興宗教團體因獲得眾多信徒的捐獻，各種實業蓬勃發展，利益也逐漸上升。

　　若尾先生還曾與璽光尊洽談，並誇下海口：「若是與他攜手共濟，委任他來組織、管理教團事務，他可以讓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成為信徒。」但璽光尊固執己見，倘若信徒不能全面服從她，她絕不放心。因此，她不但不採納，反倒勸說若尾先生也來作她的信徒，並希望他也脫離世俗、共度清苦的「信仰生活」。當然此言如同廢話，白費口舌。

　　今日回想起來，璽光尊沒有向世俗妥協，作為宗教團體未獲成功，這反倒是件好事。何出此言呢？因為如果璽光尊成功了，我自己的「信仰精髓」恐怕也會遭到她的蹂躪與摧殘。

　　璽宇內的嚴肅生活與清規戒津的修道院別無兩樣。也許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私生活完全被禁止，既不許閒聊，也不許問津俗事。與信徒以外的人交往當然更在禁令之中。正因為如此，我和妻子同居一個屋檐下，然而連夫妻間的悄悄話都從未交談過。由於報紙、收音機等一無所有，長期與世隔絕。世上到底發生了哪些事，任何情報都無法傳入。

　　另外，私人物品也不許自由攜帶。有個規定叫「毒品檢查」，每個人的隨身物件經常遭受盤查。毫無疑問，攜帶金錢的事更是大逆不道的。有一次，一位信徒接受盤查時，「褲腰帶裡藏有毒品，給我脫下來！」一聲叱呵，嚇得他戰戰兢兢地趕快求饒說：「腰帶一解，褲子就會脫落下來，饒了我吧！」

　　璽宇的信徒大多是社會上半獃半傻、正直善良的人，不論怎樣受人指使，都一心為了討得璽光尊的歡心而效盡犬馬之力。一次「查毒」，在一位信徒身上並未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但璽光尊仍不死心，下令繼續搜查，於是，眾信徒竟然連水池都不放過，一齊跳進池中拼命地查找所謂的「毒品」。

　　我等信徒的生活，每天從早到晚都要修行和祈禱。除了集體唱念「天璽照妙、天璽顯現」的神名以外，還要念《觀音經》、《般若心經》等。另外，為使信徒增加，每天還要出門去現身說法。那時，我們每天早上五時即起，一直忙碌到近午夜十一時才能摸到床邊。

　　根據璽光尊的說教，璽宇信徒在「勞動、心魂、說法」，三個方面，一時一刻也不能脫離「改造世俗之精神」。信徒們在睡眠不足的時候聚精會神地唱念神名，因而進入「半神靈附體」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勞動時，就連自己也不相信為什麼變得那麼能幹。如做縫紉活兒，不但比平常快速靈巧，而且越來越能精確地縫製。有這種親身體驗的信徒無不萬分感激，信仰之心也更加虔誠。

　　璽光尊對外來參拜的稀客歷來傾心相待，可是對常來的信徒卻非常苛刻。信徒到璽宇來時一般都帶些貢品，當時必須是擎舉過頭地向璽光尊獻上。貢品中的農產品必須是最上等的，而且必須仔細洗淨後帶來。若有絲毫不中意的地方，便會被呵叱為「有毒」，不予接受。當然，被呵叱為有毒時，信徒本人必須立即在璽光尊面前徹底懺悔一番才行。

　　回想在峰村先生為璽宇教主的時候，璽光尊不過是稱為「蒲田有德之婦」、一時受人仰慕而已，誰知她竟然妄自尊大起來。原以為她的目的是成為「某某神」便罷，沒想到她卻說什麼：「現在的天皇已失去了神的本質變為凡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也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後來，她索性自命為「世界的天皇」。儘管璽光尊對她的身份日漸高貴這件事自詡為「除去面紗露真姿」。然而在他人看來，簡直是「想當天皇，一枕黃粱」的「怪靈」附體。

　　就這樣，隨著璽光尊的「步步高升」，她對信徒們的要求也越發尖刻。不久，覺得「伴君如伴虎」、不得不脫離她的信徒也日益增多。信徒一減少，她便大發雷霆，叱責留在璽宇館中未走的人們負有「共同責任」，還怪罪我們是「信心和努力不足」。

　　當時我的任務之一是向熟人講解璽宇的宗旨，勸說他們入教。我曾將「野田醬油」的前一代社長茂木房五郎先生引見給璽光尊。據說茂木家世代信仰日蓮宗，到了房五郎先生那一代，由於他身體貧弱，為了鍛鍊身體與意志，曾去四國島巡禮了八十八個寺院。戰前，茂木房五郎與我同期作為西園寺公毅先生的信徒，經常攜手出入先生位於攏野川的宅第。他還是我及木谷實棋枰前的舊交。

　　經我的牽線，茂木房五郎先生前來面見璽光尊。璽光尊熱情地勸他入教，並且還說：「我要是當上了日本天皇，就讓你當總理大臣！」一聞此話，弄得茂木先生兩目發獃，回到家裡還似作夢一般。從此以後，任憑我三寸不爛之舌去相勸，他也不敢到璽宇館來露面了。

　　為了宣傳璽宇，我的足跡踏遍了四面八方，但都未能像璽光尊所期待的那樣取得成果。每次傳教空手而歸，少不了被責罵為「只因你敬神之念不足！」實際上，唯我獨尊的那種「排他性」與我的基本觀點完全相悖。因此，雖然我為了宣傳璽宇而到處奔走，但實在難以開口聲稱「璽光尊是天皇，是唯一的神。」

　　只有當我從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家回來時，才未遭叱責，因為我幾度去打擾，每次登門都請他捐獻「神之供品」，每次都能拿回來五瓶醬油和三瓶甜酒。正值商品奇缺的年月，所以只有那時璽光尊才不叱責我。總之，在她的眼裡不管是誰，傳教時，只要沒有將「璽光尊比任何人都偉大」的意思解釋清楚，對方未被她的說教打動心弦，也不來進獻貢品，就不能使她十分滿意。

　　信徒中誰若是不中她的意或是因病難以使用，璽光尊便毫不留情地將他從璽宇館驅逐出去。被逐的信徒非常可憐，腹中空空，兩袖清風，流落街頭，整日為乞討翌日的食糧而發愁。尤其是看到心地善良的信徒被逐出璽宇，我心中最難忍受，但也愛莫能助。

　　被逐的信徒如果將新信徒帶來，或揣上一筆錢財而歸，能為教團作出貢獻，便允許回歸。總之，驅逐成為「興辦教團「的手段之一，其他的新興宗教中似乎也有類似的做法。

　　我也曾幾次被驅逐。但由於我的熟人多，即使被趕出門去也毫無困窘之感，甚至反倒覺著輕鬆愉快得多。每次被逐，我就到各個信徒的家裡輾轉盤桓，特別是多次在前多先生家裡充當食客。因家住金澤的前多先生同是璽宇信徒，為我提供了一個安心逗留的「世外桃源」，為此，「吳先生可真不錯！即使被驅逐也有投奔的地方，毫不發愁。」其他的信徒經常以這樣羨慕的口吻議論我。

麥克阿瑟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五月，我妻子及另一個信徒奉璽宇光尊之命，攔阻了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汽車，向他遞交了璽光尊的親筆信，於是，「麥克阿瑟事件」發生了。

　　當時璽光尊認為，通過使全世界的人們都理解璽宇的教義，進而必定能實現世界和平。她還認為只有她才能擔負起這個重大使命。為此，她打算首先使占領軍長官理解璽宇，令我們窺探與麥克阿瑟相遇的機會。經過對他每日活動的詳細調查，發現麥克阿瑟一到午餐時刻便離開GHQ司令部，乘車回美國大使館。

　　這樣，我妻子與另一信徒奉命埋伏在麥克阿瑟回大使館的途中，伺機遞交璽光尊的親筆信，那一天，她們很早就藏在美國大使館的附近，當麥克阿瑟的汽車從遠處開來時，她們猛然跑上前去將車攔住。對著正要下車的司令官，我妻子迎上去打了個招呼：「Please！」然後又說了聲：「是禮品！」隨即將那封信遞給了麥克阿瑟。這樣一來，平素兇狠頑強的麥克阿瑟只得尷尬地苦笑著將「禮品」收下。記得信中大致內容是這樣：「請汝火速前來璽宇皇居神境！璽之光，承受乎！」

　　有關「麥克阿瑟事件」的報導，當時在日本完全禁止，但在美國各大報紙的社會消息版面上卻紛紛發表了。

　　我妻子她們被拘留了一天之後，翌日獲釋而歸，當時真沒想到那麼快就出了班房，據說這多虧了GHQ司令部「事情不大，可馬上釋放」的指示，才開脫了她們。釋放之前，警察還狠狠地訓斥她們說：「有你們這幫瘋子在，我們就難得清靜！」不過，她倆都是璽光尊的心腹，任憑警察如何嚴厲訓斥，只當作是一陣耳旁風而已。

　　從此以後，每當璽光尊一行打著「天璽照妙」的幡出門時，都有便衣偵探尾隨而來。

　　我們不顧警察的嚴密監視，幾天之後奉璽光尊之命再次潛入GHQ司令部。這次是我與清水先生等二男二女共四人，還將一些信徒進獻的貢品──糌糕作為小禮品攜帶進去了。司令部的正面，戒備森嚴，設有「直屬警察署」。我們窺視到一個絕好的機會，避開警戒，從正門跑進了司令部。

　　進入辦公大樓後，我們向傳達室的一位日本雇員提出要見麥克阿瑟司令官。誰知對方看是我們，根本不予理睬。正當我們在傳達室爭吵不休的時候，從裡面出來一位美國人，將我們帶到大樓五層的一個房間裡。房間裡只有兩把椅子，於是我和清水先生便一屁股坐下。不料還未坐穩，那個美國人頓時表情兇狠地哇哩哇啦發起火來。我們不懂英文，面面相覷，全都目瞪口獃。後來，好不容易才弄懂了他的意思：男的起來，讓女的坐！那時，我第一次了解到美國人還有這麼個習慣，對他們那般尊重婦女，覺得既驚訝又新鮮。

　　我們獻上小禮品──糌糕，並講明來意。也鬧不清對方是否聽懂了，就稀裡糊塗地被他們送客了。正當我們要下樓返回之際，看到正面大門那裡又增加了幾名警察，他們早已發現我們的潛入，只等我們一出去就收網逮捕。這時，那位帶路的美國人靈機一動，將我們引到後門去，悄悄地將我們放跑了。

　　就在同一個時期，受璽光尊的指使，我還曾隻身一人前往「中國代表團事務所」去充當說客。對出來接待我的秘書，我極力辯解他說：「日本和中國乃同文同種之邦。希望我們不要計較戰爭的結果，務必和平友好下去！」於是，「日本已戰敗，連天皇都低頭認罪的時代，哪有你裝模作樣說話的地方！」對方狠狠地反唇相譏。「吳清源本應是中國人，可你什麼時候搖身一變成了日本人？」就這樣，我被奚落了一陣後只得怏怏而歸。

對橋本八段的十番棋

　　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七月，璽光尊在杉並的並根町借宿民宅。不久，若尾鴻太郎先生偕同讀賣新聞社的文化部長原先生來訪。無事不登三寶殿，他們此行只為交涉一件事：請我出山回歸棋界，並希望讓我和當年與岩本八段爭奪過本因坊的橋本宇太郎八段進行擂爭十番棋的對局。

　　那時我覺得，既然與璽光尊同舟共濟，再次馳騁棋壇的日子不會重返了。何況眼下我正專心於信仰，下棋的事從未考慮過。當然璽宇內盤石俱無，我已兩年多沒有握過棋石了。

　　當若尾先生與原先生熱情地提出擂爭十番棋的話題時，說實在的，我並不怎麼想試試身手，只知道對璽光尊言聽計從。尤其是時值日本戰敗之際，老百姓吃上頓沒下頓，過了今天愁明天。許多人為了弄到當天的糧食，擠進既不遮風又不擋雨、顛簸擁擠的列車，拼命地為採購糧食而東奔西走。再說列車上，一聽說警察要搜查了，人們趕緊把「黑貨」從車窗扔出去，然後紛紛跳車，拾起「黑貨」再奪路而逃。可是，與擁擠不堪的車廂相連的「占領軍專用」車廂裡，那些駐軍兵士們卻悠閒自在地躺臥著。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歲月裡，我根本不相信「重新作為活躍棋士」的日子會再來叩門。況且，周圍的環境亦不可能讓我舊夢重溫。

　　由於若尾先生辦事得法，在與我商談之前首先和璽光尊交涉，並成功地徵得她的同意。據若尾先生後來告訴我，璽光尊對圍棋一竅不通，但她考慮到我若在十番棋中獲勝，就能為璽宇大作宣傳，因而才點頭許諾。

　　這就是戰爭風雲消散之後，奉璽光尊之命，我第一次手握棋石重返棋壇的經過。

　　鋻於非常時期，我提議限用時間採取一日終局制，橋本宇太郎八段也爽快地同意。雙方還認為限用時間各為六小時為妙。但由於讀賣新聞社覺得六小時不太盡興，結果規定各為七小時，一日終局。對局費是每局每人一萬日元，我那一份錢當然都被璽宇拿去敬「神」了。

　　昭和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擂爭十番棋第一局，在位於世田谷區深澤的若尾鴻太郎先生的寓所拉開戰幕。

　　從第一局對弈的前日開始，璽光尊像是親自作戰一樣，不遺餘力，召集全體信徒為我的勝利而終日不停地祈禱。

　　然而，儘管我肩負璽光尊的期待，全力以赴地面對棋盤，但是棋藝畢竟荒廢了兩年之多，這期間的空白形成了難以彌補的差距。因此，儘管此局我執黑先投，但還是任憑白棋隨意調遣。結果我措手不及，糊裡糊塗地敗下陣來。

　　第一局我毫無精采地表演，一敗塗地。為此，圍棋界的有關人士都有些失望，當年的吳清源哪裡去了？還有人擔心這次十番棋弄不好會成為一邊倒的勝負之爭。其實，我自己不但不氣餒，也無任何不安。因為我是奉璽光尊之命對弈。我強烈地感到：與其說是我敗了，不如說是璽光尊敗了。

　　繼第一局結束的三天之後，第二局又拉開了帷幕。

　　璽宇那裡，按璽光尊的吩咐，比第一局時召集了更多的信徒，照舊從早到晚不停地為使我獲勝而祈禱。對局前一天，璽光尊還聲稱要「將圍棋取勝之法力」移入我身體，讓我與她在同室睡覺。那一夜，奉命「神旁伴睡」的我，一想到若有失禮之舉動，將會鑄成大禍！於是，害得我不敢輕易地翻一下身，在根本無法入睡的狀態下捱到了天明。

　　翌日，睡眠不足的我揉著眼睛來到對局場，果然，比起第一局來，「再輸可就不妙了」的聲音在耳邊迴蕩，激勵著我奮起直追。不過開局後仍然看不出我的棋比第一局有起色，有幾處該投的地方卻沒有落子，奕至中盤，看起來行將崩潰的白棋七零八落地散成幾堆。不論是誰瞧上一眼都會認為我和白棋必敗無疑，儘管如此山窮水盡，我仍從內心不斷地發出激奮的呼喊：「決不能輸！」誓死也要負隅頑抗到底。璽宇那裡，大家在我對局期間始終不停地祈禱了一整天。

　　弈過中盤，絕對優勢的橋本，落子開始有些失常。只見我那即將崩潰、散亂不整的白棋，個個如枯木逢春，奇蹟般地全部活淨，盤面也逐漸變得細微起來了，到後來終於轉化成勝敗不明的局勢。爭大官子時，橋本不慎繼續出現緩著，最後，我終於將乾坤倒轉，僥倖獲得一目勝。

　　擔任這盤棋解說的是瀨越先生。局後，「橋本簡直是異常。這樣好的棋要是再輸掉，馬上給我趕出門去！」瀨越師傅如此痛心地嘆道。有關此局，橋本宇太郎回顧時說：「到中盤已看出我為必勝。但是剛過中盤，我的心情不知為什麼突然變壞，精神上失去了集中力。看來輸的原因只能是精神失常。」黑棋失常，此事確實不可思議，後來，社會上還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一到橋本先生該落子時，不知從哪裡傳來了陣陣鼓聲，妨礙了他繼續思考。還有人甚至這樣說：當橋本先生思考時，蜘蛛就從房頂上垂落下來，倒掛在他的眼前。總之，這些說法一傳十、十傳百、神乎其神。

　　誠然，對於勝負，人們的理智仍有難以駕馭的地方。我覺得：是我那死不認輸的執著之心與璽宇眾徒的祈禱聲援，使得橋本先生落子時亂了手腳。對此，我想不會有人懷疑它的可能性。

　　第三局，於九月在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的寓所進行。這一局我執黑先投，並且終於恢復了本來面目，順風得手取得大勝。不過，第三局以後，璽光尊突然對十番棋喪失了興趣。其原因也許是沒有收到預期的宣傳效果。因此，為使人獲勝的祈禱不再舉行，對十番棋對局的日程安排也不再給以考慮和方便。現在回想起來，我置身璽宇，在戒律森嚴、各種意外事件接連發生的日子裡，能夠順利圓滿地將十番棋弈完，實在是一生中令我深感自豪之舉。

　　那時我非常遵守教規，對局前步出璽宇，對局中從不與「俗人」交際。一到午休時刻，迅速躲進自己的休息室，避免與他人閒聊。對局一結束，起身告辭即返，從不參加局後的研究會，所以，有關棋界的形勢與世情變幻，我照舊一概不知，猶如與世隔絕的山林隱士。

　　其實，那時棋界的有關人士們見我身為璽宇信徒、整日為璽光尊盡忠效力，感到十分擔憂，大家都熱情地希望我早日擺脫璽光尊的統治。可惜由於我總是躲避眾人，再者許多人也唯恐勸說無效，反遭嫌怨，因而無人自告奮勇地出來當面規勸我。據說當時安永先生曾講過：「欲使吳先生擺脫璽光尊，除了將他徹底地打敗而別無良策。」此話的意思很明顯：我一輸棋，便會聲望大跌；璽光尊也不會覺得我有利用價值了。這樣一來，我與璽光尊勢必不分自離。

　　第四局在九月裡進行，對局場遠在京都的南禪寺。此局我執白棋，並且奕出了許久未用的對角線上的兩個三三。後來棋勢發展為雙方竟進中腹，但由於白棋占了主動，終於又克一城，獲得六目勝。

　　第五局也安排在京都對弈。由於橋本身體欠佳，毫無精采表演，白棋在一百三十一手時只得中盤認輸。此局於當日傍晚前及早結束，橋本的「消費時間」為三小時十二分；而我只用了一小時零二十五分鐘。這是我所有擂爭十番棋裡最早終局的一盤。至第五局止，我四勝一敗，形勢十分有利。

　　第六局以後的對局，為了靜等橋本宇太郎身體狀況恢復，暫且延期舉行。但實際上，因璽光尊只顧她自己活動日程的方便，使第六局賽期總得不到確定。因此一直拖了半年以上，我才終於能夠穩坐盤前打第六局。

喪失國籍

　　如前所述，我棲身璽宇的日子裡既不讀報，也不聽廣播，對世情變幻早已悲觀厭棄。因此，就連對橋本宇太郎的擂爭十番棋，報紙上是如何報導的都全然不曉。最近查閱了一下當時的報紙，見第一局的前夕刊登過這樣一篇報導：「（前略）這是吳氏恢復了中國人身份之後的第一盤比賽。吳氏將以此為契機，返回中國，召集中國棋士，親自掛帥，然後率帥再次東渡日本進行親善對局，所以說此次對局乃吳氏偉大事業即將展現於眼前的第一盤棋，經此一戰，倘若橋本（宇）八段敗下陣來，那麼『天下第一人』的世界最高稱號將越海失落到中國去也；相反，橋本八段若不負眾望將此金冠固守國中，那麼吳氏將手持何物來作『凱旋厚禮』呢？總之，此戰繫天下之安危，雙人對每一局都輕易勢力，失落不得！」

　　另外，還援引了一段所謂我的「談話」：「（前略）不久我就要回中國去了。圍棋在世界的東方發祥，並成為歷史悠久的思想藝術領地之一。我要將這一古老燦爛的藝術帶回去，繼續為促進兩民族的和平而貢獻微力。為此，我有個小小的打算，我想將大陸的那邊的棋客如顧水如、劉昌華、魏海鴻等先生，以及其他著名的棋手們都網羅起來，帶他們到日本來交流棋藝，共促日中親善。並且，我想今後這一切活動還要仰仗讀賣新聞社的大力支持。」

　　毫無疑問，我根本不曾對新聞社這樣講過。再者，什麼我要回國、作為中國棋士要與日本棋士進行親善對局等事情，甚至連想都沒想過。

　　後來我才知道，難怪當我與璽宇訣別之後的一段時期內遭到過許多人的誤會與指責。「吳清源在日本受到那般良好的照顧，可是，日本一成為戰敗國，他卻急急忙忙地恢復了中國籍。他可真是個忘恩負義的薄情郎。」如此中傷，禍根原來在報紙上，無論是誰讀了那篇報導都會那樣錯怪於我。不過，對天起誓，我光明正大，問心無愧。

　　昭和二十一年入夏之前，有四個自稱為「中國代表團」和華僑的人，到我起居的地方──璽宇來訪。不知他們與璽光尊談了些什麼，談話結束後，其中一位對我說：「請隨我來。」就這樣我茫然尾隨而去，誰知竟來到了杉並區官署。我一個人進了門口的一間房子，在裡邊稍候。當時，為何帶我來區官署，我既沒追問，他們也未曾提及。不過，我還是猜到了八九分：這是為取消我的日本國籍來區官署辦手續！

　　嗣後，於昭和二十六年，在辦理恢復我妻子的國籍時，終於通過律師了解到當初取消我的國籍的詳細經過。據律師的調查，當時區官署的知情人說：中國占領軍方面的人一來到區官署，就讓將吳清源及夫人的戶籍交出，對二人的日本國籍不問青紅皂白一筆勾掉了。

　　我和妻子原以為喪失了日本國籍之後，還可以取得中國國籍，誰知事情並非那麼簡單。我妻子後來只得風雨飄零，有國難投；我比她稍強些，在與橋本的擂爭十番棋第一局前夕，得到一本中國人臨時護照。然面好景不長，一聽說我第一局慘敗，「你小子陷進怪誕宗教裡執迷不悟，如此重大的棋賽卻吊兒郎當地輸掉了，簡直是個沒用的傢伙。」一頓責罵之後，我的臨時護照又被沒收回去了。就這樣，我和妻子雙雙成為無國籍的「國際遊民」。

　　日本戰敗後，當時中國的「駐日占領軍」是蔣介石總統率領下的國民政府軍。在中國大陸，於第二次國共合作後的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二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與國民黨政府之間展開了內戰。我想，可能由於中國的駐日占領軍也受國內動亂形勢的影響而意見分歧。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難怪對我的國籍問題既無人過問，更拿不出統一的方針政策。

　　據可靠消息說，中國方面確實有一部分人極力主張給我恢復中國國籍，並將我作為「為日效勞者」而強行遣返。在此基礎上，對我施行思想上的再教育，使我對中國圍棋的發展作出貢獻。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二），以瀨越先生為團長的「日本親善圍棋交流團」訪問了中國，我是代表之一。同行的橋本宇太郎事後曾告訴我說，我們住的飯店旁邊貼著題為「吳清源是文化漢奸」的宣傳漫畫，畫中我那肖像的脖子上還掛著賞金。

　　雖然我生性滿不在乎，對此根本沒注意到，然而，據說每次我離開飯店外出時，都有日本人的保鏢暗中尾隨身後。

　　總之，我無國籍的狀態持續了將近兩年。昭和二十四年，臺灣成立了「中華民國」，不久便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於是，我們馬上在橫濱的「中國領事館」辦理手續，取得了「中華民國」的國籍，終於領到一本旅日華人的護照。我妻子那時也是無國籍者。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我們應邀去臺灣時，委託律師將當時的情況原原本本據理陳述，終於使她恢復了日本國籍。

　　大哥吳浣因其作為「滿州國外交官」而效過力，所以在日本戰敗的同時偕同母親和妹妹一起，比國民黨政府還捷足先登地到了臺灣。

　　據說天津的二哥吳炎很早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在抗日前線上成為一名軍官，與日軍浴血奮戰。戰爭結束後，在「國共合作」的時期，他曾在河北省的重鎮邯鄲擔任過某司令官的秘書。後來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發出搜捕共產黨員的手令，但他所在師團的幹部開會決議拒絕執行蔣的命令。因此，避免了一場火拼，於大搜捕中倖免。誰知後來他還是因有人告密而被捕。雙腳鎖著沉重的鐵鐐，在黑暗潮濕的洞穴裡被關押了半年之久。據說那半年之內他早就橫下了一死的決心。後來，幸好他大難不死，被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營救出來了。然而，自那以後，只要天氣一冷，戴過鐐銬的雙腳就隱隱作痛。

金澤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關根町的璽宇館裡，有一位獨攬「橫綱」桂冠、名揚天下的相撲力士──雙葉出，偕同家眷前來參拜。

　　雙葉出歷來是個靈感強烈的人，據說在「本場所」（正式比賽）中每遇有旗鼓相當的力士場，那天早晨他便進入「半靈附體」的狀態，戰後的混亂中，在人們紛紛尋求精神依托之際，以「復古主義的日本精神」為標榜的璽宇，也吸引了雙葉出前來參拜。

　　璽光尊對雙葉出的來訪非常歡迎，相互見禮後，二人開始祈禱。於是，不一會兒，雙葉出神靈附體，進入顯靈狀態。璽光尊見此大喜，並約定：雙葉出若願為信徒，將侍以厚遇。

　　此後，雙葉出果真成為璽宇的信徒，並且時常前來參拜。由於璽光尊對雙葉出格外信任，就連只有三、四個親隨才可進入的璽光尊的起居室「御光間」，也讓他自由地進出。我妻子原是璽光尊的親隨之一，常在她的起居室內服侍。而我等除了偶爾進去兩、三回以外，平素進出「御光間」是根本不允許的。

　　如前所述，我們在關根町借宿私宅、暫設璽宇館的時候，青林縣的信徒──宮重先生曾攜帶巨款前來參拜，並且願捐款為璽宇將那座私宅買下。誰知璽光尊一意孤行，不顧宮重先生的一番好意，拒絕買房。因此，到後來我們除了搬遷而別無良策。可是這樣一來，東京附近再也找不到願收留我們的房東。

　　後來，我和幹部之一的清水先生一起前往金澤，見到前多平作先生，請求收留我們。金澤是北陸地區的中心，因璽光尊的心腹勝木先生就是北陸人，那裡還有許多璽宇的信徒。前多先生祖上幾代都是經營生絲的富豪，從前是本願寺的宗徒。後來他信仰了璽宇之後，仍然不斷地尋求「成佛之道」，盡一切努力強迫自己去接受各種苦難的磨練，並以其驚人的毅力喫苦耐勞地生活著。在我和清水的請求下，前多先生愉快地答應將住宅借給我們。

　　昭和二十一年末，我們一行踏上了去金澤的旅途。當時的列車經常是超滿員狀態，乘客要上車，不緊緊抓住車門就別想擠上去。像我們這種樣子古怪、揚舉旌旗的一群人馬，要想乘車簡直如同兒戲。幸虧雙葉出有面子，不但有人幫我們買好了車票，而且還事先與站長談妥，給予特殊照顧──讓我們優先上了車。

　　一路風塵僕僕地到達金澤的松枝町，我們一行急忙擁進前多先生的宅第。璽光尊二話沒說就將有壁龕的正房作為「御光間」，房東前多先生夫婦卻被排擠到只有三張榻榻米寬的侍女房去住了。儘管如此喧賓奪主，前多先生夫婦仍然馴順地聽從吩咐，毫無怨言。璽光尊見有了安身之處，便立即發電報喚雙葉出前來。幾天後，雙葉出單槍匹馬地趕到。

　　在我們長達四年之久的璽宇生活中，金澤的日日夜夜是最為艱苦、最難忘懷的。

　　因當時正值福井縣大地震暫告平息之際，璽光尊聲色俱厲地說：「天翻地覆的大事變前夕，我等豈能偷閑安睡！」所以，熬至深夜，才給我們睡個囫圇覺的時間。我們每天清晨五時即起，夜裡摸到床邊時早已過子夜一時左右了。因睡眠不足四小時，只要躺倒在床上，眨眼之間就會像死了似地酣睡不醒，一天大半在祈禱中度過，然而我還有一項主要的工作──為前來參拜的人講經說法。

　　按照璽光尊的說法，「當今乃末法之世，日本不久就將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能夠拯救這個世界的人唯我無他。」

　　那時，我們將璽光尊奉為「末法之世的救世主」，曾經冒著風雪，舉起旌幡，站立街頭，進行「街頭說法」等活動。

　　由於福井大地震剛剛平息，我們如此進行宣傳，使得「下次大地震何時發生？」這種打聽地震消息的電話接鍾而至應接不暇。後來，弄得前多先生也不得不抓起話筒大聲回答：「我家不是地震局！」

　　在我們每天的敬神祈禱中，還包括數九寒冬裡進行淋浴淨身的修煉。那時，只有雙葉出最先淋浴後，我們再取水澆身方才感到舒適、因為雙葉出浴後，他的體溫使浴池溫暖了許多。

　　麥克阿瑟事件後，璽宇的活動引起了各大報社的注意。尤其是在金澤，由於雙葉出也參加了璽宇，引得許多新聞記者紛紛在前多先生寓所附近的民宅借宿，以便每日觀察我們的行動。

　　自從我們流落到金澤後，有一天璽光尊不知從哪裡來了「靈感」，說：「東京將發生大地震，我們必須去救援！」並吩咐我們做好救援的準備。於是，我們打起背囊，捆好行李，從早到晚都是一副整裝待發的樣子。這使新聞記者們大為疑惑，有人猜想璽光尊即將連夜潛逃，還有人推測近日裡可能又要發生什麼事情。記者們紛紛向鄰近的人們一一採訪。然而，東京方面總不見有大地震的消息傳來，幾天以後，我們只好「解甲卸鞍」。

　　說來可憐，璽宇信徒們在金澤的日日夜夜，實際上過著一種連自由思考都不準的嚴肅緊張的生活。根據璽光尊的訓斥：「無益的胡思亂想會招至惡靈附體。還是沒工夫去想的好！」實不相瞞，我們連抓一抓頭上虱子的工夫都沒有，每天癢得坐立不安。再說雙葉出在金澤成為熱忱的信徒，深受璽光尊的信任，每日專心致志地修行。可是，在九州有他主辦的雙葉出道場，手下的八十多個弟子因師傅出門在外，個個六神無主，亂成一團。雖然雙葉出的親友們前來勸歸多次，但他全都不聽，說破嘴皮也無濟於事。據說弟子們實在是無可奈何了，紛紛氣憤地喊叫：「是璽光尊無理誘騙師傅，大家快來金澤，砸爛璽宇館，將師傅請回來！」

　　由於雙葉出執意不歸，親友們甚是發愁，便去找朝日新聞的記者藤井先生去商量解決辦法，藤井先生也是雙葉出的親戚。

　　藤井先生分析一番之後得出結論：既然事已如此，要想找回雙葉出只有借助警察之手而別無良策。於是，他們向警察報了案。後來，警察發現璽宇館的一些信徒將自產的大米拿去進獻，於是以「違反大米管制令」為名，決定對璽宇進行搜查。（有的傳說是因璽宇犯有「鼓吹天翻地覆，散布謠言惑眾」的罪名而受拘捕的。但我記得是「違反大米管制令」，或許是二者兼而有之。總之，搜查的目的肯定是使雙葉出擺脫璽光尊。）

　　昭和二十二年一月末的一個夜晚，月色朦矓，萬籟俱寂。金澤警署與玉川警署的全體警察接到緊急動員令後傾巢而出，包圍並闖進了我們的住宅。擔任這次搜查行動的指揮官是摘木警部，他曾經是業餘相撲力士，不但受過雙葉出的指導，還是雙葉出的大崇拜者。對他來講，「捉拿師傅」可真是個棘手的差事。璽宇館裡，以璽光尊為首的幹部們抱成一團，在樓上負隅頑抗；雙葉出則扼守在通向二樓的平臺那裡，手持兩把大鼓槌兇狠狠地擋路，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雖然警方人多勢眾，但看見手舞大槌的雙葉出，如同金剛力士一般地巍然而立，個個嚇得不敢靠近。當時我和其他信徒一起縮在樓下的角落裡，戰戰兢兢地屏往呼吸，注視著事態的發展。警察們只顧對付雙葉出一人，根本顧不上「照顧」我們。

　　樓梯上下長時間相持不下。後來，一部分警察迂迴到房後，打開後窗，蜂擁而入衝進樓上；同時，樓下的警察們也踏著樓梯衝了上去。只聽見一陣陣摔砸東西的響聲與喊叫聲混成一片，又過了一會兒，樓上死一般地靜了下來。

　　警察闖入後的一個小時之內，我等無一漏網，全體被推擠著坐進消防汽車裡，在深夜十二點後被押送到金澤警察署。

　　大多數的信徒經過簡單審訊後，翌日便準予釋放；璽光尊和勝木等人也在二、三天後獲釋。唯獨雙葉出立即被押送到和倉溫泉，從此一去不返。算起來雙葉出在金澤與我們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天，幾年後，雙葉出在各地巡迴表演的途中，還特意來到金澤，去前多先生家拜訪了一次。

　　再說我們這些人像過去一樣又要重蹈覆轍，再次遷徙。當然，璽光尊自有另一套見解，即璽宇的皇居因俗徒鬧入而被玷污，必須立即遷宮。

　　我們又開始尋找新居。不久，遇到一位幾天前曾在璽宇露過面的男子。他說，「將我的家作為璽宇館怎麼樣？」

　　但他並非白白地捐獻住宅，除了提出要與前多先生的住宅交換之外，還要求再給他三十萬日元。

　　我們立即去他家查訪，走到松枝町的鄰街──長町那裡，果然有一座漂亮的西洋樓映入眼簾。大家都很滿意，覺得這座房子作為我們的「皇宮」太合適不過了。後來，前多先生想方設法籌措了三十萬日元，將自己的家搬遷一空，我們一行也隨著移居到了長町。

　　誰知好景不長，我們在新居歡喜了沒多久，便發現那個冒充信徒、在璽光尊面前獻殷勤的男子原來是個大騙子。原來那座房子早已成為占領軍征用的建築，騙子隱瞞了真相，設圈套賣給了我們，不過，最令人感動的是前多先生，房產與巨款統統被人騙取殆盡，他仍然絲毫不痛心，只當作是對自己的一次磨練。他逆來順受，毫無怨言。

　　這樣一來，我們在金澤尋找安身之處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五個月後，只得忍氣吞聲地被趕出長町再次忍受流浪命運的擺布。

　　被人將住宅騙取後的前多先生多虧還剩下一個紡織工廠，於是遷居到廠裡。我們也從長町被逐，無家可歸，只得輾轉飄泊地回東京。

　　昭和二十二年七月上旬，我們一行冒著酷暑，擠進滿員的列車，一路風塵僕僕回到了東京。誰知東京也無立足之地，只得暫且決定去投奔橫濱某農民信徒的家。就這樣，我拖著累垮了的身體，與眾人馬不停蹄地又趕到那個信徒的家。誰知還沒等我喘口氣，璽光尊義發號施令，催我火速去找住房，並限我「一週之內務必尋到新居！」

　　我左思右想，覺得黃野先生是個心腸軟、好商量的人，於是，決定到鐮倉腰越那裡向他求助。等我趕到那裡，早已是滿天星斗，儘管離睡覺得時間還早，但黃野先生的家已燈滅人靜，漆黑一片。無論我怎樣敲門，無人出來迎客。無奈，我只好踩著門邊消防用水池的邊沿，見院內松枝搭在牆頭上，便縱身一躍，緊緊抓住松枝順勢翻牆跳進院子。轉到房舍，見一扇小窗虛掩，露著一絲縫隙，我便將窗打開，側身鑽了進去，摸黑跳下，落在屋裡的席子上。摸索著找到開關，迅速打開電燈。接著，「對不起，有人嗎？」我再次高喊了一聲。這樣，睡在側室的黃野夫人好不容易才被我喚了出來。

　　這種模仿小偷、夜入民宅的事，在我的一生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一遭。聽黃野夫人後來講，在這兵荒馬亂的世道，她獨自一人守家，所以早早便熄燈躺下了。聽到有人敲門，唯恐輕易開問會遇上歹徒。因此打算不動聲色地看看動靜再說。後來聽聲響發現有人越牆鑽進家中，嚇得她更加緊張，屏住呼吸，一聲不吭地提防著。一聽到是我的聲音後，「不是小偷，像是吳先生」，這才鬆了口氣，起身出來見客。

　　我當即向夫人苦苦哀求，望她為我們璽宇一行安排個住處。夫人臉上一時顯出一副為難的神色。然而，我那副處境窘迫的樣子又使她實在不忍拒絕。於是，夫人大發慈悲，答覆說：「現在山中湖的別墅空著，你們可以在那裡暫住一時──」這樣，我終於求得夫人的慷慨救助。

　　我辛苦奔波的結果使璽光尊一行總算找到了棲身之處。然而，還未等我喘過氣來，又不得不繼續與橋本宇太郎進行擂爭十番棋第六局的比賽，這第六局與第五局間隔十個月，對局場選在神戶六甲山中的播半旅莊。由於長時間來在璽光尊眼裡我的對局無論輸贏都已毫無意義，比賽的事她早已不聞不同了。那時正值戰敗後不久，黑市買賣十分猖獗，小商小販紛紛出動，電車裡從來都擁擠不堪。為了奔赴對局場，我必須冒著酷暑在滿員的電車裡受盡折磨才能捱到神戶。

　　一想起這回該輪到為自己的事情而奔走，在離開黃野先生家之前，不得不搜腸刮肚地盤算，明天怎樣才能準時趕到神戶。

　　正當我大傷腦筋之時，讀賣新聞社的人不知從何處打聽到我還在黃野先生家中的消息，立即派人前來迎接我，並為我買好了去神戶的二等車票。這可真是雪中送炭！由於已經無暇返回璽光尊那裡，我便告辭了黃野先生的家，與讀賣新聞社的人一起乘上列車，急速奔向神戶。

　　翻開過去的報紙，可以讀到讀賣新聞社當時情景的報導：「雖然早就決定繼續進行擂爭十番棋的對局，然而吳氏的住所遊移不定、浪跡難尋，與他及時聯絡絕非易事。就在我們通知家住關西的橋本氏、與他商談對局日期之際，吳氏住所就幾經變更。先是從千葉縣的某町遷到北陸的金澤，又從金澤轉到橫濱；誰知橫濱也只是蜻蜓點水式地落了下腳，旋即又移走他鄉；後來派去尋他的人從片獺寄來書信，說在那裡終於尋到了他，並與他商量了有關對局事宜。總之，棋盤小神通廣，落子總無常──吳氏的行蹤宛如他那獨特的棋風，撲朔迷離，難以揣度。他真是能如期赴約嗎？我們十分擔心。那天，等到了約定的時刻，在神戶車站擁擠的人群之中，只見一個身穿白色立領制服、胸前佩帶青天白日徽章的人走了出來。吳清源來啦！吳氏終於神情端莊地出現在眼前。」

　　這篇報導中提到的青天白日徽章，確實是當年璽宇的徽章。總之，讀賣新聞社也被狂傲的璽光尊耍弄了很久，因此我與橋本宇太郎的對局日程才總也定不下來。對此，讀賣新聞社曾經大傷腦筋。

　　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七月，長隔十個月之久的十番棋第六局和第七局終於決定在神戶六甲山中的甲陽園播半旅莊繼續舉行。

　　第六局我執白棋。我與棋壇生活闊別了十個月之久、而今又將粒粒貝殼（註：指白棋）握在手中，不禁深有感觸。當我於盤前落座後，一想起我是從那千辛萬苦的歲月中熬出來的，頓時心情格外沉穩，這一點就連我也自感奇妙！憑著這種心境我不急不躁，更無任何不安，一頭扎進勝負之下的旋渦裡，毫不旁騖。橋本宇太郎也是氣力充沛、劍拔弩張，全力展開了一場惡戰。由於我的白棋對黑棋略有捕殺不淨之處，最後，黑棋二目勝。這樣，橋本八段將「僅剩的一城」死死扼守往，總形勢為我四勝二負。

　　第七局依然原地不動地對局。雖然這次橋本的白棋在中央築起了厚勢，但黑棋還是設法踏破了中腹。結果我執黑中盤勝。

　　第七局一結束，我毫不停歇地回到當時位於山中湖的璽宇館，重新經歷璽光尊手下的清苦生活。

　　第八局，繼第七局後兩個月在小石川的紅葉旅館進行。此局我執白，弈至中盤始終陷於苦戰。最後，施放勝負手，以「輸棋者無牽掛」的姿態，扶起幾粒奄奄一息的白子，來了個胡衝濫打，沒想到黑棋應著有誤，結果被我逆轉乾坤獲中盤勝，這樣一來，我終於在淨勝局上超過橋本宇太郎四局，以六勝二敗領先。

　　交手棋份改為「先相先」（三局中兩局執黑）後繼續對局，第九局平分秋色、握手言和。

　　第十局於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一月，在小田原著名的庭院古稀庵內舉行，那是一座按傳統格調建造的書院式庭院。我們在寬大的室內鋪地草席上擺下棋盤，弈完了最後一局。其實，在對局前夕，為了璽宇的宣傳，剛剛過了元旦我就長途跋涉去了一趟北海道。在日高山脈的附近，有個純樸的鄉村小鎮叫原賀，我妻子的祖母就曾住在那裡。

　　記得從北海道回東京的途中，為了轉車在苫古牧車站月臺上等歇時，我突然遇到了藤澤庫之助（朋齊）七段。原來，藤澤七段奉命為日本棋院新館籌建募集捐款，也剛剛從北海道返回，準備轉道去王子造紙廠。見到我後，他熱情地邀我同去。我見下一一趟列車的時間尚早，便欣然答應。來到王子造紙廠後，由於盛情難卻，舉辦了圍棋教習。告辭時還收到一些謝禮。

　　正當我錢囊告罄之時，這些意外收入真是幫了大忙。

　　五年之後，我與藤澤（庫）七段在擂爭十番棋的舞臺上狹路相逢，不得不再決雌雄。儘管雙方都將棋士生命用來押賭，於盤上無情地仇殺，但一提起苦古牧車站的邂逅，作為我們深有緣分的往日之交，迄今仍然是難以忘懷的美好話題。

　　我對橋本（宇）八段的十番棋第十局橋本執黑中盤勝。到此為止擂爭宣告結束。總之，到第八局時我多勝一籌。十局總的成績為六勝三敗一平。

八戶事件

　　我對橋本宇大郎八段的擂爭十番棋結束後，接著，與當時嶄露頭角的棋壇新銳坂田榮男七段進行三番棋的對局計劃又被納入日程。坂田七段從那時起就享有「剃刀坂田」和「能攻善守的坂田」等別稱，憑著他那算棋如神的敏銳棋風，以攻守兼備、智勇雙全而名震棋壇。

　　那時，看到重建日本棋院之事毫無滿意的進展，難以暢快弈棋而牢騷滿腹的前田、坂田、山部、尾原等實力高強的年輕棋士們，終於被迫退出日本棋院，結成了「圍棋新社」。在那次三番棋的搏鬥時，坂田七段恰巧躋身於圍棋新社。可惜我當時消息閉塞，就連圍棋新社的存在都不知道。這也怪讀賣新聞社什麼都不向我透露，害得我孤陋寡聞，事過很久才了解到有這麼一段歷史。

　　總之，當時交手棋份定為坂田七段以「先相先」對局，然而最終我還是獲得了三連勝。不過，第一局和第三局我執白棋，兩局都是歷盡艱辛才多出一目。這使我切身地體會到：年輕棋士們正在緊緊地追趕著我，他們成長迅速，咄咄逼人！

　　從昭和二十二年的夏天開始，璽光尊便將位於山中湖的萱野先生的別墅占據為巢。後來，房東萱野先生主動提出：「給八萬元就可將那座別墅出讓與你們！」我們立即勸說璽光尊將其買下。然而璽光尊見房東既無意作她的信徒，也不肯將別墅主動捐獻，於是整日耿耿於懷，不願善罷甘休，不用說，她毫無買房之意。

　　這個時期的璽光尊只顧一味地追求高貴，竟然妄稱自己是世界的天皇。

　　到了年底，我們又不得不告辭山中湖而遠走他鄉，決定去八戶投靠宮重先生。心地善良的宮重先生慷慨解囊，在他家附近買下五座房子，獻給了璽光尊。

　　從昭和二十三年一月起，我們一行在八戶開始了新的生活。

　　誰知沒過多久，我又一次遭到璽光尊的驅逐，也記不清這是第幾次惹惱了她，迫使我離開了八戶。

　　被逐之後，我先到金澤的前多先生家打擾數日，待身體恢復了一些，然後直奔東京，主要在幾位璽宇信徒的家裡輾轉盤桓，充當食客。

　　一天，我在東京某信徒家借宿時，忽然有人來報：「八戶的璽宇館出了大事！」我頓時驚恐萬狀，立即風雪兼程地趕回八戶。當我焦急地聽完事件的大概經過，得知妻子安然無恙時，心中一塊石頭終於落地，暗暗撫胸慶幸。

　　「八戶事件」大致經過是這樣：璽光尊在八戶暫得安穩後，對捐獻往房的宮重先生又得寸進尺地要求他棄商信教、隨眾信徒一起接受信仰生活的煎熬。宮重先生迫於璽光尊的淫威，一時左右為難，一籌莫展。他只得向璽光尊苦苦哀求道：「只要你發發慈悲讓我繼續經商，賺了錢，無論多少都可捐獻給璽宇。若是現在就讓我那造酒的買賣停止，那麼全家就會徹底破產的呀！萬事都可依您，唯獨經商的事情請您千萬要高抬貴手。」誰知毫無惻隱之心的的璽光尊只知聲色俱厲地教訓人說：「即便你經商贏利、進獻錢財，卻難得神佛之保佑。欲成佛，必棄商，甘當神之奴僕。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宮重光生的哀求對璽光尊來說只不過是耳旁風而已。

　　那陣子，宮重先生作為信徒，每日往來璽宇館參拜。後來，恐遭斥責，越來越覺著連回家都有些不便了，於是只得常常在璽宇館宿而不歸。

　　這樣一來，困守家中的親屬及傭人門亂成了一團，幾次派人去交涉，要求送還店主，但璽光尊都毫不理睬。店裡的伙計們出於無奈，終於下決心採取了最後的手段──以武力要人！

　　八戶是個以漁民為主的鎮子，社會風氣本來就很粗野。

　　那裡的人遇到糾紛時，很少考慮依賴警察來解決。就這樣，他們雇用了當地幾名粗壯的亡命徒，狂喊著要奪回宮重先生，猝不及防地襲擊了璽宇館。

　　璽宇館裡通往二摟的樓梯口有一個蓋板，璽光尊與幾個親隨一起將宮重先生團團圍往，死死頂住蓋板，據守在樓上頑抗。

　　當時我妻子也在樓上守護璽光尊，只聽見樓下的人狂摔暴砸，大打出手，不時地傳來刺耳的慘叫聲。不消說，那時的情景如同一場武打戰。混亂之中，樓上的人們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出，誰也不敢動一動。當時我妻子既年輕又頗有俠義之心，實在按捺不住胸中怒火，非要獨自一人下樓去援助。然而，被眾人制止往而無法動彈。據妻子後來回顧，她於樓上被困，明知樓下是一片慘狀但束手無策，心急如焚，如坐針氈一般。

　　事件發生後，宮重先生被送回店裡。可是這個慘痛的事件在他的心裡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嗣後，造酒的買賣又日趨衰落，他也早已無心經營了。不到幾年的工夫，破產的厄運終於降臨。

　　只有那時妻子才對我的被逐感到高興。她說，假如事件發生時我倆尚在一起，那麼，肯定不會讓我到樓上去的，所以瘦弱的我肯定會被毆打成重傷的。實際上，守在樓下的人們全被打傷，無一倖免。

　　當地的報紙曾對此事件大肆報導，鬧得滿城風雨。璽光尊一行再也不能久住八戶，無奈只好重返東京。

　　事件之後，璽光尊對當時守在樓下、自衛時受了重傷的幹部清水先生和長崎先生起了疑心，「上次事件肯定是你等背地裡通風報信引起的！」她揚言要徹底追查，並宣布設立「御白洲」，對二人進行審判。

　　所謂「御白洲」，在江戶時代是公卿權貴們審理判決各種犯人的法庭名稱，不消說，在以日本復古精神為教義宗旨的璽宇裡，也常常設立「御白洲」，審判可疑的信徒。當時在璽宇館設立「御白洲」的廳堂裡，璽光尊端坐正中，周圍排列著一大群信徒，受審者於眾人面前戰戰兢兢地坐下。然後，審判開始。首先是眾人一起合掌祈禱，將受審者的靈魂「引」出來，若是被引出來的「靈」才作了準，誰就可搖身一變，代替受審本人而將「真相」和盤托出。其中，也有受審者被自己的「靈」纏住後「如實」招供出來的情景。不過，儘管說出來的話被認為是「真相」，但內容大多是按照璽光尊的意志而編造出來的。

　　「御白洲」審判的結果，「暴露」了清水、長崎二人背叛信仰的「事實」。一位充當顯靈替身的信徒還當眾宣判：「此靈必須「斷其人形」，並將其深深打入億萬年不變的地獄裡去，直到此靈徹底悔悟纔可重獲新生。」這個判決對信徒到那時為止的信仰生活，是一個全面的否定，等於在精神上宣判了死刑一樣。對信徒來講這是最最嚴重的懲罰。

　　就這樣，清水、長崎二人經「御白洲」的審判，落了個「斷其人形」的結局。回首往事，長期以來這兩位老信徒忠心耿耿追隨璽光尊，效盡了犬馬之勞。儘管如此為她賣命，挨了打也受了傷，到頭來仍然沒有逃脫慘遭處罰的下場。可憐他們有苦難訴，只得把無限的怨艾化為淚水，咽進肚子裡。

　　作為信徒，妻子遠比我多幾分熱誠和純真。然而八戶事件後，就連她也不得不對璽光尊審判信徒的方式產生疑問，漸漸地，她對璽光尊的信仰生活也感到迷惑不解了。

訣別璽光尊

　　對橋本（宇）八段的擂爭十番棋結束後，讀賣新聞社又計劃我對新任本因坊的岩本熏八段再次進行擂爭十番棋的決鬥。岩本八段自從當時成為橋本（宇）本因坊的挑戰者以來，到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十一月，包括戰爭結束前夕在廣島的原子彈爆炸時的對局，與橋本（宇）總共大戰了六個回合，結果是三勝三敗、平分秋色。這樣一來，按規定，未有結局之前，本因坊位暫存於日本棋院。嗣後，於翌年再度進行三番勝負的決鬥時，岩本八段獲二連勝，旋即從橋本手中將桂冠奪去，春風得意地就任為第三期本因坊。

　　記得我對岩本八段的十番棋在商談限用時間上遇到了難題。當時我主張以橋本八段的對局為先例，限用時間各為七小時，一日終局。然而，岩本本因坊卻毫不相讓，堅決主張各為十三小時，三日終局。最後還是我採取妥協態度，順從了新任本因坊的意見。

　　記得對局費是每局每人二萬日元。誰知璽光尊專橫跋扈，竟要求讀賣新聞社將我那十局的全部報酬在賽前一筆付清與她。新聞社無奈，只得應允。就這樣她又暗地裡派人將十局的全部酬金一把撈走了。璽光尊為何如此氣急敗壞地撈錢呢？也許那時她也嗅到了我將與她分道揚鑣的氣味了。

　　另外，璽光尊還伺機向讀賣新聞提出了更苛刻的條件：「我們一行疲於到處漂泊，希望能為我們買下一座能長久居住的房子。」讀賣新聞為了顧全大局對此也慷慨承諾下來。

　　後來，為了尋找新居，我和多賀谷信乃先生一起四方查訪。多賀谷先生作為讀賣新聞社第五代「覆面子」（隱名作家），曾為我對橋本八段的擂爭十番棋寫過觀戰記事，那時他剛剛隱退不久，已將職位讓與了山田虎吉先生，我與多賀谷先生的友情即從尋找新居時開始，後來逐漸推心置腹，結成至交，並且還請他作了我的後臺老板。

　　我自富士見療養所住院以來，早已深深地愛上了高原，所以我們主要到東京附近的高原──箱根周圍去尋找合適的住房。後來，我們發現了若尾鴻太郎先生的親戚──淺野先生的別墅，便決定將其買下。

　　那座別墅位於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閣旅館附近、房屋雖然舊了些，但占地較大，約四百坪，讀賣新聞社當即拿出三十五萬日元買下來了。雖說買房是以我的名義，但新聞社還是擔心最終會落入璽宇尊之手，因而乾脆以讀賣新聞計的名義，占為報社專用，並命名為「讀賣莊」。

　　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七月七日起，在東京小石川的紅葉旅館拉開了我與岩本本因坊擂爭十番棋的戰幕。

　　如前所述，「八戶事件」之後，璽宇一行被逐之客只得重返東京。在東京的目黑，有一位中國人是我的好友，我們便暫去他家寄宿盤桓。

　　在東京築地附近有家菜館，經常舉辦棋會，經多賀谷先中的介紹，我每周去那裡搞一次圍棋教習。記得我對岩本本因坊擂爭十番棋第一局的前兩天，我去菜館教習結束，返回目黑的朋友家，誰知家裡竟空無一人。到底出了什麼事？我急忙打聽才知道，大批警察闖進來，將璽宇的全體人員統統帶走了。

　　據說由於璽宇每日祈禱，左鄰右舍被擾得整日不得安寧。隔壁的房東實在忍不下去，便向璽宇提出搬遷的要求。但璽光尊一向我行我素，毫不理睬。無可奈何的房東便向警察局提出了控訴。

　　我急忙跑到警察局，終於設法將璽光尊等一行領了回來，到家後，一想此地又不能久留，必須馬上搬走，於是連夜做好了遠走高飛的準備。

　　待到雞叫黎明，我們一行擔起行李，悄悄地向大倉山的一位信徒家的方向出發了。奔走了一天，到了近午夜十一時，好不容易才到達大倉山，才在那裡暫時借寓安頓下來。而我為了翌日的時局，又披星戴月，馬不停蹄地奔向小石川的紅葉旅館。

　　作家坂口安吾先生曾在讀賣新聞的觀戰記事中，將我時岩本第一局前所經過的事如下描寫。雖然文章中有許多揶揄的口吻和歪曲事實的地方，但我還是想介紹一下：

　　「按約定，對局前夜，於傍晚六時，在對局場──小石川紅葉旅館，兩棋士應與我等會合，同館下榻，只因翌日對局乃早晨九時開始，故如此提前會合為妙。

　　當日午後六時，我輕車熟路，首先到達：六時五十分，本因坊蒞臨。然而，遲到的吳氏，卻是道路坎坷，來之不易。原來璽宇師傅一行為了聲援吳氏，專程來到東京，在吳氏的下榻處住下，即是小住倒也無妨，無奈師傅舉行的宗教離不開祈禱，而且是整日不休地祈禱。

　　由於宿地房東厭惡吵鬧，惹動肝火，於是提出了控訴。可憐璽光尊大神與眾門徒全被警察拘留。吳氏獲悉後驚慌失措，急忙設法前去迎救。這時正是對局前二日的夜晚。

　　嗣後，吳氏等人提著行李，簇擁著璽光尊大神離開警察署，為覓新居，又去向不明。雖說粗心大意之事萬萬不該發生，然而全日本的各報新聞記者們卻眼睜睜地放跑了採訪對象，忘了調查他們的去向。

　　約定時刻已過，但素來一絲不苟的吳氏卻總不露面，眾人不禁大為擔心。難道他真的又遵照神諭而「不宜動土」了嗎？搜索隊立即出動，火速奔向東京與橫濱。可惜一場徒勞，沒有結果。深夜十二時，紅葉旅館的門前，突然響起了一陣侍女們的尖叫聲──但見吳氏孑然一身，仙風道骨，飄然而來！」

　　翌日，我執白的第一局開始。由於我一連兩天都處於徹夜未眠的狀態，因而困倦得呵欠連天。飯口先生在觀戰記事中這樣描寫道：

　　「兩小時己過。第二十五手，本因坊陷入沉思。吳氏，閉著眼睛，似睡非睡地打盹兒。雖說閉目養神時身體左右搖晃本是吳氏的習慣動作，然而今日看來，卻真是昏昏欲睡的樣子。眼看一頭將栽倒下去，吳氏忽然睜大眼睛，驚醒過來，旋即慌忙起身站立。四、五分鐘之後，判若兩人的吳氏雙目炯炯、精神抖擻地返回到盤前。」

　　岩本本因坊人稱棋風清淡，他的「撒豆棋」甚是有名。然而，清淡是指人品而言，其實他的棋非常強韌，並且打劫是拿手好戲。因我也不嫌惡打劫，所以縱觀這次的十番棋，無論哪一局都必然以劫爭開始。尤其是第一局中盤之後，始終在劫爭中拼殺，臨到終局仍然殘留下劫的難題。當時只好以「白勝一目或兩目」這樣奇怪的結論而告終。

　　分析一下當時的棋譜便可知道，弈至尾聲，官子的爭奪已不存在，黑棋第九十九手在A位提劫便徹底終局。但黑棋若在A位落子便會招至一目損，只好避而不投，頑抗到最後一手下完。這樣，雙方一邊填單宮，一邊繼續打劫。後來就連劫材也沒有了，於是黑棋仍然不在A位落子，就此便將白棋一子提取了。為何如此呢？因黑棋劫材居多，不需要在A位落子便可提取那粒白子。

　　當然，黑棋在A位落子最終將損失一目、白獲二目勝；黑A位不落子白亦勝一目。不管怎樣，我必勝無疑了，因此我拜託瀨越先生來作明斷，隨後便回館歇息去了。

　　那時，日本棋院還沒有嚴格的圍棋規則，只根據「任何一方，當劫材多於對方的情況下，最後的劫可不落子而終局」這一暫時規定而判定成績。局後，此局又更正為「白獲一目勝」。

　　這件事發生後，日本棋院開始著手制定圍棋規則，昭和二十四年十月，圍棋規則初步形成。

　　第二局於七月二十一日起在箱根舉行。那時，璽宇一行已住進由我出面買下的箱根仙石原的「讀賣莊」，繼續進行宗教活動。這樣，見近期內搬遷的憂慮大為減少，我也就安心地離開仙石原去弈棋了。

　　第二局我執黑，痛快淋漓地獲得中盤勝。

　　第三局，執黑的本因坊發揮出他那天生無敵力量，黑棋獲三目勝。

　　第四局是我執黑獲勝。迄此我三勝一敗。

　　第五局於十月移師山形縣的赤湯溫泉，在濃艷的紅葉景色中對局，此周本因坊執黑，弈至中盤，幾乎黑勝已成定局，可惜勝利在望時本因坊大意失了荊州，反被我的白棋扭轉乾坤，奪去了一城。

　　第六局我執黑又獲得一勝，成績為五勝一敗，淨勝局超過本因坊四局，將其降了一格。

　　誰知第六局剛剛結束時，璽宇那裡又起了風波，我妻子被璽光尊判為「惡徒」，原來自八戶事件之後，我妻子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全部心血都傾注於璽宇了。她的心思也立即被璽光尊察覺。

　　那時，璽光尊一方面設下狠毒的離間計，有意讓我與妻子疏遠，不許我們二人相見；另一方面又暗中策劃了美人計，找來一個名叫山本英子的晚輩來作我妻子的「替身」，指使她伺機接近我。難怪在璽宇的宗教活動中，我們倆經常奉命搭伴為一組去行動，原來璽光尊早就陰謀唆使山本英於來扮演我工作上的「伴侶」了。有一天，山本英子果然在璽光尊的授意下伺機向我表示親昵，當場遭到我義正詞嚴的拒絕。

　　後來，璽光尊竟惡狠狠地表示要對我妻子設「御白洲」公審。我得知後，斷然表示拒絕。這是我多年來頭一次公開反對璽光尊。

　　第七局的對弈，正是我們夫妻在璽宇內處境兇險的時候進行的。對局場選在東京世田谷時雨亭一側。這一場勝負之爭，本因坊棋過中盤仍然保持著優勢，可惜收官時手腳稍有忙亂，結果轉化為平局。

　　此局告終時，已是夜裡十時左右。我腰酸目眩地步回寢室，正準備躺到床上去睡，多賀谷先生忽然來喚，說是我的岳母來訪，已在前廳等候，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呀？我覺得納悶，立即前去迎接。岳母見到我，說是受我妻子的委託，送來一封信。只因那天我苦戰一局剛剛結束，累得不想動彈，連那封信部懶得拆開看。送走岳母，回到房間裡便一頭栽到在床上，任憑雷鳴電閃也照樣死睡不醒。

　　翌日，返回箱根石原璽宇館的途中，我利用候車時間，將妻於的那封信拆開，一氣讀完。

　　信中說她終於遭到驅逐，只得去北海道的祖母家暫且棲身，反正她打算再也不回璽光尊的身邊了。

　　早已料到的事終於發生了！當時我鎮靜自若，毫不慌張，再一想，這樣一來我也沒必要再回璽宇館了，於是當即掉轉方向，徑直朝橫須賀的一位朋友家奔去。

　　後來聽妻子說，八戶事件後她的心漸漸地離開了璽宇。和璽光尊的關係也日趨惡化，並且發展到不管哪一天對她宣布驅逐令都毫不奇怪的地步。因為她心中早已有了提防，所以，被勒令退出璽宇的那一天，她二話沒說，抱起小包袱，連頭也不回就跑下山去。

　　她路過娘家時，托母親將信轉交給我，要了些盤纏便奔向金澤，在前多先生家打擾了兩天後，又投奔到北海道去了。

　　我在橫須賀的朋友家裡，迎來了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的元旦。不久，為了與岩本本因坊繼續打十番棋第八局，踐約來到廣島。

　　第八局於一月十九日在廣島悔林莊對弈。布局時我苦戰不休，逾至中盤，我頑強還擊，終於獲得了執白三目勝。

　　直到第九局開始，我始終未返東京，從廣島一路乘船，跨過瀨戶內海，到達對局場──別府。第九局於別府又拉開戰幕。我執黑，對局的第二天勝負見出分曉，結果是我中盤勝，這樣，對戰成績我為七勝一敗一平。

　　第九局結束後回到了東京。妻子也從北海道歸來。我們夫妻如牛郎織女，千里相逢，就暫借湘南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寓所的一間配房住下。

　　昭和二十四年二月十日，大雪紛飛，我們向西幸先生告辭，離開了那間小配房。那時我們的全部財產除了三千三百日元以外，一無所有。身上穿的，床上鋪的，以及鍋碗瓢盆等用品全都是向金澤的前多先生等人借來的。

　　但猶如出寵之鳥的我卻心情愉快，精神爽朗。話又說回來，像我這樣近乎於兩袖清風的人，眼下這般窮困潦倒、無依無靠，展望前程，還是不寒而慄。

　　離開西幸先生的家不久，我對岩本本因坊擂爭十番棋的第十局開始了。結果，執黑的本因坊獲三目勝。最後這十番棋以我七勝二敗一平而宣告結束。

　　如今回顧起與璽光尊一起在璽宇四年的生活，我不但毫無後悔之心，還為能獲得難得的生活經驗而慶幸。雖說我那時已歷盡千辛萬苦，但我在強手如林的棋壇上卻始終所向披靡、一帆風順。因此，世人誰也無法尖刻地對我叱責什麼。只有璽光尊這位孤家寡人常常以「支那人」一類的粗野語言，公然蔑視和辱罵我。最後，迫使我不能再盲從於她那復古主義的國粹思想，與她徹底地分道揚鑣。不過，璽宇四年間最令人珍惜的事實是：凡人吳清源和其他璽宇的信徒一樣，同甘苦、共患難地生活過來了。通過那顛沛流離的生活，使我不斷得到嚴厲的自我反省。因此，我為能更深知自己而感到無限地欣慰。

第六章　應接不暇的十番棋

客居杉田

　　如前所述，那時我們夫婦在西幸大郎家裡地以安頓。

　　據說那座私宅本是從「山下輪船公司」社長山下太朗先生手裡買過來的，庭院十分寬敞，院內錯落著西幸氏一家起居的正房和幾間配房。我們一家借往了一棟配房。當時畫家和田三造造先生也在正房的一間借宿。

　　那間容我們暫且安身的配房，除去廚房、衛生間外，鋪六疊榻榻米和四疊半的居室各一間，我和妻子、岳母以及妹妹一家四口在這狹小的住房裡聊以卒歲。由於當時正處於戰後「住房難」的時期，我們又窮困潦倒，身上幾乎不名分文，能住上這樣的房子，已經是已經是幸運至極了，家具全是借來的的，只有一個梳妝臺，是我咬咬牙給妻子買下來的。那時的價錢是一千日元，相當於我們全部家當的三分之一。那面鏡子根本不是經久耐用的東西，如今已發污，但妻子覺得這是我們置辦的第一件家具，很有紀念意義，無論如何也捨不得得丟掉，至今仍然保存著。

　　那個時期，我雖然兩袖清風，但精神爽快，逍遙自在。房東西幸先生是位實業家，他一方面在築豐經營煤礦，同時把持著八艘漁船，在霞浦還有幾棟倉庫，此外還經營著一個五千坪大小的養雞場。但西幸先生並沒有整天為了實業而疲於奔命。每天晚飯後，他總是帶著一個女人到我住的配房來玩。西幸先生一到，就要開局玩麻將。牌友一般是西幸先生和帶來的女人，加上我和多賀谷先生共四人。妻子偶然也玩玩。雖說我們玩的是分文不賭的家庭娛樂式的麻將，並沒多大意思，但西幸先生卻玩得津津有味，每天來打牌時，他那興致勃勃的樣子真有點兒不可思議。這對於西幸氏的老婆來說，卻是件感謝不盡的好事。因為，每天晚上打麻將，使丈夫按時歸家，不再去外面夜遊鬼混了。

　　我們有時還在西幸先生家裡舉行小型棋會。西幸先生棋術不高，我須讓九子。當時有許多業餘棋手也經常來玩。如戰前曾任大藏大臣、被政界公認為有出色棋力的青木一男先生，剛從巢鴨拘留所釋放出來，就常來這裡露面。青木先生和我下棋須讓他三子。那是他重返政界之前，有足夠的閑暇，因而一局有時要下五、六個小時。記得我客居杉田期間大約和他對局十次左右。

　　後來，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我當時處於無國籍狀態，只得立即去橫濱領事館申請旅日華人護照，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我作為「國民政府之下」的中國人而恢復了國籍。

「脫離日本棋院」的真相

　　來日之後，我一直是作為日本棋院的棋士而活躍多年。沒想到戰後我卻變成了脫離棋院、隸屬讀賣新聞社的一張王牌，長期過著「無所屬」的棋士生活。即使是現在查找日本棋院所屬棋士的名簿，其中也沒有我的名字，我不過是作為「名譽客員」而名標榜尾而已。

　　對於此事我既不理解，也難以接受！首先，我個人從未考慮過脫離棋院，當然更沒有這方面的任何表示，只因我不諳世故，以致戰後近二十年之久竟然從未發覺自己已是被日本棋院「除籍」了的棋士。

　　戰後的長時間內，我由於身體欠佳，除了讀賣新聞社主辦的十番棋對局以外，並不怎麼參加棋賽有關對局事情的交涉，全都託付於多賀谷先生。因此，對與棋院的關係也就沒有更多地考慮，當我知道已被日本棋院「除籍」時，已是讀賣新聞社舉辦第四期名人戰之後了，即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秋天。到了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我才如夢初醒，了解到為何被驅出日本棋院大門的。

　　儘管我生來不諳世故，諸事全不在意，但聽說被「除籍」時，卻是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為何非要將我除籍？」我忿怒地向棋院涉外理事提出了質問。誰知回答卻是：「戰後作為日本棋院所屬的棋士，首先應當履行對局的義務。而你沒有盡到這個義務。」憑良心講，我連日本棋院所屬棋士的義務是什麼都不知道，因而被人如此奉告之後，也就糊裡糊塗地自認倒霉。但我仍認為「除籍」也應通知本人才合乎情理。由於此事實在蹊蹺，我便又拜託了木谷實先生，請他幫忙調查我何時，為何被「除籍」。

　　結果，發現了一件令人吃驚的事件：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八月，我的師傅瀨越先生向日本棋院提交了一份我的「辭呈」。查日本棋院理事會的紀錄，於昭和二十二年月十二日的理事會上，有一段「吳清源一事」的議題，並且還有「十四日瀨越先生交來辭呈」的紀錄。我急於澄清事實真相，與木谷實一起拜訪了瀨越先生。

　　然而先生也心情抑鬱，只答道：「因有各種壓力，實在是出於無奈。第二年，我也被迫辭去了理事長之職。」說完便緘默不語了。看來先生不願過多地觸動往日的傷口。提起昭和二十二年，正是我竭誠效力於璽宇，同時與橋本宇太郎進行十番棋對局的時期。那時我對於社會動態幾乎一無所知。正值戰敗後的極度混亂年代，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會感到新鮮。更何況在我這樣的「國際遊民」的身上，因「國籍問題」，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常人意想不到的各種事件，這也許是命運在作怪吧！

　　那時日本棋院在戰火中焚毀，不得不將位於世田谷的岩本本因坊的家當作棋院本部，少數棋士也曾為重建日本棋院而奔忙過。當時是誰、為何目的向瀨越先生施加壓力，迫使他寫下我的辭呈的？一時眾說紛壇，臆測四起。難道是中國為將我強行遣返而施用的手段？或因我身為外國人，卻熱衷於日本怪誕的宗教？也可能我被視為「異端分子」，只有給以驅逐才可完成戰敗後「日本國粹精神」的大業？

　　瀨越先生已經逝世，當年的理事中只有岩本先生一人健在。今日覓舊，滄海一粟，真相恐怕早已匿入謎宮了。現在，知道我的辭呈事件的棋士寥若晨星，連我自己也無心再去探求事件的內幕了。

　　當時我是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以極大的毅力堅持打完了戰後連續多次的「十番棋」。假如當時我知道了被日本棋院除籍的事情，只要不給我解決歸屬問題，我連一盤棋也不會打下去的！

晉升九段

　　昭和二十四年六月，根據棋士升段大賽的成績，由八段晉升為九段的只有藤澤庫之助一人。翻開戰前的棋史，晉升為九段的只有「名人」，因此，九段簡直就是與「名人」相提並論的段位了。當今的九段己有六十多人，其身價也遠不如以前。當年的九段，其地位是高不可攀的。據說，藤澤的住宅戰後未遭焚毀，生活也很寬裕，可以專心致力於棋道。當時只有少數人才享有這種優越的條件，他就是其中之一。

　　藤澤一升為九段，在當時可謂「當代第一人」。但我於戰前就曾在十番棋的擂臺上，將這位「當代第一人」擊敗過，怎能把吳清源永遠地擱置於八段位上而不顧呢？

　　後來決定舉行「吳清源對六、七段選撥十番棋」，即集中十名年輕的高段棋手，讓他們輪番向我挑戰的對局。實際上，打算通過這次的十番棋作為我的「九段升段試驗賽」。交手棋份規定：四名六段棋手均為定先，六名七段棋手採用先相先，七段中先相先的執白棋由六名棋士抽簽決定，結果高川和前田兩位七段中簽執白。從我這一方來看，除了對高川與前田二人執黑棋外，其餘的八局均執白棋。當然，當時還沒有貼目的規定。

　　當讀賣新聞社將此次十番棋的計劃向我提出時，我曾回答他們說：『只聽說上手對下手進行考核，從沒聽說過下手考核上手的事！』對此我毫無興趣，根本不想參戰。無奈讀賣新聞的「責任記者」對我苦心相勸，說我若不能成為九段，就無法制定與藤澤九段爭奪名人位十番棋的計劃。弄得我只得應諾下來。

　　這次十番棋中，出場的棋士們高舉「打倒吳清源」的大旗，咄咄逼人地向我走來，其實，對這些「後起之秀」我根本就不放在眼裡。結果我以八勝一敗一平的成績將這些小字輩都趕下了擂臺。唯一的敗局是在對窪內六段時失手；平局是對炭野六段，這二人都是關西棋院的棋士，事情雖屬巧合，但結果卻令人驚奇，十局打完後，前田陳爾七段問我：「關西的窪內真那麼厲害嗎？」對此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對六、七段選撥十番棋成績：

　　第一局長谷川章七段，（昭和二十四年七月，東京「紅葉旅館」）執白，五目勝。

　　第二局木（尾）原武雄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環翠樓」）執白，中盤勝。

　　第三局窪內秀知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石葉亭」）執白，四目敗。

　　第四局高川秀格七段，（同年九月，群馬「本家旅館」）執黑，中盤勝。

　　第五局細川千仞七段，（同年十月，和歌山「萬波樓」）執白，二目勝。

　　第六局宮下秀洋六段，（同年十一月，修善寺，「丸九旅館」）執白，中盤勝。

　　第七局林有太郎七段，（同年十二月，千葉縣茂木房五郎邸）執白，一目勝。

　　第八局前田陳爾七段，（同年十二月，伊豆長罔「南山莊」）執黑，中盤勝。

　　第九局炭野武司六段，（昭和二十五年一月，伊東「蟹屋聚樂」）執白，平局。

　　第十局坂田榮男七段，（同年二月，東京「紅葉旅館」）執白，中盤勝。

　　這次十盤結束後，以八勝一敗一平的成績獲得好評。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二月十五日我被日本棋院贈授為九段，那時我三十六歲。

　　由於我與藤澤庫之助兩個九段同時誕生，讀賣新聞社便迫不及待地著手制定「爭奪名人位的世紀之決戰」，即我們二人的十番棋計劃。

　　在我獲得九段位之前，即昭和二十四年十一月，我獲得了日本棋院「名譽客員」的稱號。只因我作夢都沒想到我在日本棋院早已喪失了席位，也不管這稱號到底有何含義，就糊裡糊塗地謝恩領受了。昭和二十五年，經多賀谷先生的多方奔走，文藝春秋社出版了《吳清源全集》共十卷，因原有資料幾乎全被燒毀，書中採用的棋譜都是根據我的回憶而編寫的。編輯工作異常艱鉅，經許多人的熱心幫忙才得完成。我個人所得的版稅酬金還不到百分之五，但作為戰後我家的第一筆大收入，仍給家裡帶來了歡樂，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箱根仙石原

　　如前所述，當藤澤庫之助和我兩個九段誕生之後，讀賣新聞社以「爭奪真正的名人位之決鬥」為名，立刻著手籌劃「吳對藤澤擂爭十番棋」計劃。但大戰臨頭，藤澤卻遲遲不肯應戰。其實，我也覺得擂爭十番棋不過是擂臺戰式的淘汰賽而已，只要我還沒被趕下臺去，也不管指名跟誰對局，都毫不在乎。戰前各報社主辦的新聞棋賽，幾乎都是擂臺戰式的程序，所以對這次十番棋，也覺得不過如此而已。

　　可惜讀賣新聞社在與藤澤九段的交涉中擱淺，無法實現原來的目標了。所以，只得匆忙制定出我對橋本（宇）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番棋計劃。

　　當時的橋本宇大郎剛從岩本八段手中奪回本因坊位，正積極開展獨立於日本棋院，創立關西棋院的活動之中。

　　對橋本的第二次十番棋，因第一次是我多勝一籌，所以交手棋份採用相差一段的「先相先」的形式開始。限用時間各為十小時，二日制對局。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第一局於箱根拉開戰幕。

　　我連勝第一、二局，第三局雙方各有誤算，剛剛逆轉的形勢又再次出現逆轉，最後還是因我誤算而敗北。

　　第三局結束後，我們一家就告別了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遷到了位於箱根仙石原的讀賣莊，一則因西幸氏家的那座配房過於狹窄，另外我也應該定下心來認真地鑽研棋藝了。

　　提起仙石原，指的是仙石原高原前面一個叫「表石」的小村子。受蘆蕩的影響，那一帶霧大潮濕，冬天特別寒冷。

　　剛搬進去的時候，好幾次看到樹上的冰凌。交通十分不便，每天只有一趟從小田原開來的汽車。汽車還是燒木炭的，一邊噴著濃煙，喘著粗氣，一邊緩慢地爬行在山道上。

　　總之，仙石原位於山區，冬天比現在冷得多，梅雨季節整天籠罩著濃霧。周圍的人都曾擔心我的身體和當地的交通而反對搬遷。但我有一個怪癖，越是被人反對，越是一味地固執到底。「因我喜歡那裡才去往的。」結果誰也沒說服我。我離開璽宇後，璽光尊曾一度賴在仙石原的讀賣莊不走，我家遷居前，在讀賣新聞社的催促下，她才不得不從讀賣莊搬出。

　　其實，一旦住下了，什麼寒冷與不便等感覺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出奇。相反，仙石原那四季各異的美麗景物，足以補償一切不足，而且還令人深感受益不盡。

　　若登上一座稍高一點兒的草崗子，以明神嶽及金時山為主體的箱根群山便盡收眼底。道志、丹澤山脈也咫尺。靈峰富士的雪頂背襯西天，孤做地屹立。大湧谷的一縷煙雲裊裊飄渺，宛如畫中。這樣的景致真是百看不厭。尤其是秋天的芒草與紅葉，春天的櫻花與翠柳，都別具一格。經過漫長的嚴鼕，積雪消融，草木蘇醒，嫩芽破土而出，猶如點點繁星。我平時很少觸景生情，一到風景迷人的季節，不知為何總是按捺不注激動的心情。

　　「讀賣莊」本是用我與岩本本因坊對局費中的一部分由讀賣新聞社買下的。按道理可隨時過戶給我。然而我們夫婦二人不喑世故，這種便宜事連想都沒想過。幾年前，藤澤秀行九段經營了一個不動產的公司，他曾勸我說：「我出高價買箱根仙石原的房子，賣給我吧！」了解當年事情原委的人在讀賣社裡只有山田虎吉先生。他生前曾忠告我們早點辦理過戶手續。當時妻子含含糊糊地說：「現在的住房沒什麼不方便，辦理那麼繁褥的手續也太麻煩了。」所以藤澤秀行先生聽後直發愣，半開玩笑地說：「你們夫妻可真是超凡脫俗了。真懷疑你們不是地球上的人，莫非是從別的星球上來的宇宙人吧！」

　　離讀賣莊不遠有一個戰前就有的旅館，名叫「表石閣」。那時，我每天都去那裡洗溫泉。

　　在仙石原居住的五年，除了對局外，的確使人遠離塵世，每日在寂靜與安寧中度過。

　　對橋本本因坊的十番棋第四局弈完後，我開始往返於箱根仙石原和對局場之間了。第四局為平局。第五局我勝。到此我三勝一敗一平。然後又迎來了十一月下旬的第六局

　　當時我正感冒發燒，急忙提前奔赴對局場──伊東溫泉旅館，打算請求延期對局。誰知到了旅館，和橋本同去洗溫泉時，聽說他也患了感冒。原定對局的前兩天，他還發著高燒，臥床不起。當時他笑著說：「沒什麼，現在一泡進溫泉，就覺得好多了，快治好了。」

　　那年秋天，橋本宇太郎高舉叛旗，擺脫了日本棋院的統治，宣布關西棋院獨立。我想他每天百事纏身，操勞過度，才弄得疲憊不堪。雖然他口說治好了，其實感冒並未痊愈。不過，橋本宇太郎可不是善說漂亮話的人，他說到做到。一猜透他的心情，因感冒而希望他延期對局的話，就怎麼也說不出口了。

　　就這樣，我倆一邊與感冒發燒作戰，一邊對局。雙方都將限用時間用了個精光，第二天都筋疲力竭地奕至終局。結果以平局握手言和。

　　對局結束後，回到箱根，我立刻發燒到三十九度，而且一周過後，體溫仍降不下來。請了幾位大夫都搖頭不知何病。有的說可能是猩紅熱，有的說可能是傷寒，甚至還有人擔心是傳染病，一度緊張得差點兒去請防疫所保健的醫生。

　　被診斷為腎炎時，只允許我吃西瓜，被診為傷寒時又被宣布禁食。高燒不退，也不許進食，身體衰弱到極點。看上去我像是垂死的病人。記得安永先生也到病榻前探視，他步出房間後，隔著拉門說：「難道是吳君沒救了嗎？」此話我聽得清清楚楚。

　　臥床半月之後，熱度仍不減退。讀賣新聞社的山田先生很是擔心，便將慶應醫院的西野大夫請到家裡來。診斷結果是來自朝鮮的流行性重感冒，因而必須多吃東西，恢復體力才行。

　　金澤的前田先生聽說我患病後，也特意遠道來探視，並且還帶來了我最愛吃的「小枝螃蟹」，勸我多吃一些。我飽餐了一頓美味的螃蟹之後，一下子就感到身上好像有了力氣，第二天就覺得好多了。

　　發燒後兩個月左右，我終於離開病榻，翌年二月便完全復元到可以暢快對局了。

　　與橋本（宇）十番棋的對局，從第七局到第十局都順利地弈完。於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八月宣告結束。成績是五勝三敗二平。面對雄居本因坊的對手，又是以先相先這樣相差一段的交手棋份來對局，可以稱作是令人自慰的好成績了。

養馬之夢

　　對橋本本因坊的十番棋結束後，暫沒有什麼重大的棋賽，得以在仙石原過一段安靜的日子。那時家裡只有我們夫婦倆和一個女傭人，有時妻子娘家的人來小住幾日，此外很少有人來訪。

　　仙石原的確是個不便之處，尤其是請大夫最難。有時胃痙攣發作，請醫生到家裡來需用半天。我常常在等大夫期間疼得渾身冒汗，像隻蝦米似的彎曲著身子，呻吟不止。另外交通也不方便，出去對局，趕到汽車站一看，平時總是誤點的汽車卻往往提前兩三分鐘開過去了。假如死等下一班汽車，就會趕不上轉乘的火車。叫輛出租小車也要費很大周折，其實，小車僅用二十分鐘左右便能駛到小田原。儘管如此，能夠生活在遼闊的大自然的懷抱裡，我還是非常喜歡。在仙石原生活期間，我習慣了被濃綠包圍的環境，並產生了養馬的念頭。若能在這一望無際的高原上養馬，每天騎馬兜風，該是何等地樂逸呀！

　　我對動物沒什麼興趣，可不知為何從小特別喜歡馬。

　　看到中國畫中的旅行者都是持韁乘馬，悠然信步在群山聳立的羊腸小徑上，越發使我迷戀揮鞭縱馬之事。那陣子，別人問我喜歡什麼，我總是回答說喜歡馬。因而親朋好友們便送給我許多以馬為內容的東西。不久，家裡布滿了馬的書畫及擺設。這樣一來，我就更渴望有一匹真正的馬。去九州雲仙洞時，正值秋高氣爽，在馴馬手的引導下，我曾興致勃勃地騎馬圍繞飯店跑了一周。這給我留下了愉快的回憶，也更加激起我養馬和騎馬的願望。在仙石原高原上一邊騎著馬溜達，一邊側耳聆聽百鳥啼鳴，真是美哉妙哉！由於這個念頭愈來愈強烈，我開始認真地考慮如何實現養馬之夢。

　　我整天琢磨養馬的事，並開始學習飼養方法。我家斜對面有一塊九百五十坪左右的空地，那裡青草繁茂。如果買到手，足夠飼養兩三匹馬。我想，假如飼養費用太高，將來可作為觀光馬委託給別人經營，這樣起碼可以賺回飼料錢。

　　那塊空地為表石閣旅館所有。由於我每天去那裡洗溫泉，和旅館經理很熟。當我間他是否有意出售那塊空地時，對方回答說：「如果是吳先生的話，賣給您當然可以。」價錢是一坪五百日元。聽後我高興地和多賀谷先生商量，但他只是「嗯、嗯」地聽著，好像沒什麼興趣。當時旁聽的妻子雖沒公開反對，但也是一副不樂意的樣子。嗣後，多賀谷先生出於我的經理人的立場，對養馬之事進行了一些調查，數日後，他說地皮一坪五百日元太貴了，前一年有個叫田中的人在附近買了五千坪土地，當時價錢一坪才三百日元。只因為我對家庭經濟一無所知，再加上多賀谷先生和妻子的不悅神色，弄得我不敢執拗，只得作罷。

　　不知不覺之間，對藤澤九段的十番棋計劃逐步具體化了。加上我養馬的念頭漸漸淡薄，建立觀光牧場的美夢至此煙消雲散。

　　一般來說，大凡棋手搞實業，十有八九難獲成功。可是養兩三匹駕馬又算得上什麼實業呢？連這麼個小小的計劃都未能實現，現在想起來真覺得遺憾。倘若當時我稍微堅持一下，即使只買下那塊空地也是好的。總之，在那塊我常去散步的空地上，至今留存著我的養馬之夢與迷戀之情。

用棋士生命作賭注的十番棋

　　自藤澤（庫）和我晉升九段之日起，就命裡注定要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廝殺。當時各家報社都爭相計劃舉行我們兩人的決戰對局。結果，讀賣、朝日和每日新聞三家之間達成了一項協定。根據這一協定，三家將停止競爭，平分秋色地分別舉辦有關我與藤澤（庫）九段的對局。讀賣新聞主辦「擂爭十番棋」，每日新聞主辦貼四目半的「四番棋」，朝日新聞主辦我與藤澤（庫）、木谷實、橋本四棋士的「四強戰」。由於朝日主辦的「四強戰」中我要一人獨弈六盤，因此將三社的對局合起來，我將苦戰二十盤。

　　如前所述，因我一直覺得十番棋不過是擂臺戰式的對局，所以隨時都有接受挑戰的精神準備，但藤澤（庫）九段那方面卻似乎是件複雜的事情。他總不給予應戰的答覆，致使前次與他的商談擱淺。

　　我本人並不知曉藤澤（庫）九段為何在與報社的商談中鬧別扭，據說他之所以遲遲不願應戰，主要是圍繞這樣一個問題糾纏不休，即秀哉名人引退之後，名人位這把空交椅應由誰來坐？

　　由於藤澤（庫）九段不願應戰，讀賣新聞才急忙組織了我與橋本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番棋對局。而且，在該報的通告中，談到藤澤的近況時有如下的評述：

　　「廣大圍棋迷們期待已久的吳氏與藤澤氏的交手，儘管吳氏歷來是從容坐擂，但不知何故藤澤九段卻怏怏無應戰之意。因此，二人的決鬥難以實現。而且藤澤氏自晉升九段以來，棋力已顯出驟降之勢。昭和二十四年秋季升段大賽時他三勝三敗，昭和二十五年春季大賽時二勝四敗，本屆本因坊戰為三勝三敗，不振之勢持續未減。有人認為，由於橋本八段在本因坊戰已取得了優勝，時至今日，棋界人士們的注意力恐怕已從『吳─藤澤之對抗』，轉移到『吳─橋本之決戰』上來了。為此，本社為了繼續期待藤澤九段振作起來的那一天能夠早日到來，待此決定首先舉辦『吳─橋本十番棋』的對局。可以預見，作為『吳─橋本時代』到來的響亮回答，此番決戰成為本年度最大的歷史性的爭棋！」

　　藤澤九段讀了通告之後火冒三丈，立即在日本棋院機關刊物《棋道》上以頭版頭條報導的形式發出了「我隨時應戰」的聲明，並在文中指責讀賣新聞「無理」。對此讀賣新聞也針鋒相對地同樣在《棋道》上刊載了「是誰無理」一文。至此，一場筆戰更使商談陷入了僵局。這場架越打越烈，後來竟演變成了互相揭短的地步。幾個月過去後，問題不但沒有解決，還鬧得滿城風雨。後來，由於藤澤的母親去世，據說在舉辦葬禮儀式的過程中，人們趁機使雙方言歸於好，並且終於實現了「吳─藤澤對局」的最初目的。

　　雖然如此，在對局限用時間的商談中又遇到了難題。長考派的藤澤毫不讓步地主張雙方各為十三小時。我則主張最長十小時，並表示以此為界，不再退讓。

　　我很早就主張對局應以一日終局為原則。儘管圍棋有很強的藝術性，但終究屬於競技。如果對局為兩日以上，就難免有伙伴兒的提醒與支招兒，從而容易使競賽摻進不純的因素。另外，我認為，要想使圍棋作為國際比賽而加以普及，也應當將對局限定為一天為佳。限用時間短，但棋藝不一定下降。快棋賽中也曾有過不少出色的棋譜。再者，我所敬重的本因坊秀榮名人也曾主張限用時間應為一天。

　　總之，在限用時間問題上，我不能只對一家報社讓步，如果輕易讓步，那麼三社共計二十盤的對局，我都必須遵守限用時間為十三小時、三日終局制的規定。這對於以體重七十公斤為自豪的藤澤來說十分適宜，但對於體力很差的我來說，就成為一個很大的負擔。總之，當時我主張的十小時不容改變，最多退讓到二日制才願出陣迎敵。誰知藤澤更是頑固，毫無讓步姿態。我為了打開僵局，折中取十一個半小時來做讓步，最後甚至讓步到十二個半小時。然而即使是我一讓再讓，藤澤在限用時間問題上仍然是連一分鐘都不肯退讓。

　　由於在限用時間上沒有達成協議、交涉再度出現擱淺。之後半個多月裡，我沒有聽到任何來自報社的消息。事情到底怎樣了？正當我也有些沉不住氣的時候，朝日新聞社的「責任記者」學藝部次長戶川常夫先生突然到我家來訪。一見面，他就勸我無論如何要同意限用十三小時的要求。而且還告訴我說，朝日新聞社的首腦會議決走，今天如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放棄「四強戰」的計劃。聽到這個消息後，我非常理解他的處境。我想，如再僵持下去，最最為難的是這些有關人士。因此，為了顧全大局，我毅然答應了十三個小時的要求。

　　說點兒離題的，我至今還記得有關朝日新聞「四強戰」對局費的往事。由於朝日新聞社早就聽說過我喜歡馬，打算用對局費的一部分買一匹一流的賽馬贈送與我。如前所述，當時我只是熱衷於養馬的計劃，根本沒想過當賽馬的馬主。當此事傳入耳中，我驚愕不已地對他們說：「我只不過想騎馬代步而已，賽馬的事我可是力不能及」。不消說，我當場謝絕了這件事。

　　我對戶川先生表示同意限用時間為十三小時之後，又打電話將我的主意通知了另外兩家報社。這樣一來，與藤澤九段的十番棋對局便排除了一切障礙。霎時間，戰雲密布。我與藤澤九段的決鬥不久即將揭開戰幕！我反覆體會著這一對局的重大意義，於翌日踏上了去金澤的旅程。我打算先到前田先生那裡落一下腳，在就近的溫泉治療一下痔瘡。

　　一到溫泉後，我估計當天的報紙會發表「藤澤對吳十番棋」的消息。然而尋遍了報上所有的角落也沒有見到發表的消息。後來一打聽纔知道，戶川先生離開我家後，徑直去了藤澤那裡，將我同意限用時間的事告訴了他。不料，藤澤卻一反當初「隨時應戰」的諾言，沒有立即給予應戰的答覆。戶川先生又尾追到名古屋，再次與藤澤談判。結果卻是吵鬧一場，不歡而散。為此，朝日新聞社不得不忍痛決定放棄「四強戰」的計劃。

　　當讀賣新聞社任命山田虎吉先生為「責任記者」後，這個被稱為既費時間、又很棘手、空前絕後的「吳─藤澤十番棋」才終於在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十月，朝著可望落實的路上邁進了。與藤澤九段的交涉，從開始籌劃到落實，共花費了兩年的時間。

　　此次十番棋或許可以稱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爭棋」。我於臨戰前從未有過「必勝不可」、「決不能輸」之類的念頭。因為我歷來認為勝負取決於天運，所以在對局的「前夜祭」的儀式上讓我當眾表示決心等事，對我來說實在是受罪，但這次對局非同以往，迄拉開戰幕為止，不但費時兩年，而還在社會上引起一陣騷動。說真的，聽到對局之事己決定後，我心裡也十分緊張。記得我正在溫泉洗澡時，永野輝雄先生也跳進池中，問我對勝負有何預見。我當時回答說：「我只要能保持恆常之心，就不會輸棋。」我曾預想過，面對計算精深、剛勁有力的藤澤九段，我將會憑大局觀的穩健之力來抗爭。不過，勝負結果只有神明知曉。我只要在盤上竭盡全力，結果如何，只能聽天由命。我想，只要抱定「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達觀信念，就可以保持恆常之心。

　　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十月二十日起，我與藤澤（庫）九段激戰了三天。第一局的場地選在日光的輪王寺，我們在漫山紅葉艷似彩屏的景色中對弈。藤澤九段執黑先行，弈到五十手時，黑棋開始在左邊白模樣中施展手段，很快就引起了一陣絞殺。當時黑棋的企圖是將白模樣徹底侵蝕乾淨。但執白的我也將黑子趕進自己的陣地中，決心將打入的黑棋來個「甕中捉鱉」。這樣，一場激烈的絞殺場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後來，黑棋終因差一氣，僅僅弈至九十四手時，藤澤便投棋認輸了。

　　但是，認為黑棋輸在一手棋上則是個錯覺。當時無論我還是藤澤都有誤算。實際上應該是白棋一氣劫而黑棋提取後獲勝。終局後，記錄員鹽八四段點破謎團，我倆都啞然不語，目瞪口獃。

　　總譜中的黑棋第九十一手，如擋在圖一的1位，接下去到□成必然。然後黑棋不提取白二子，而於七位緊氣打吃。臨到白被逼得提取黑四子時，圖二的黑一便迅速緊氣。接著從白□至黑5，就會出現圖三中的對殺場面，結果應該是白緊氣劫。不過我認為，即使白為緊氣劫，白棋尚有在總圖中的A位壓的好手，結果仍然是複雜的勝負之爭吧。只因這是一場舉世矚目的序幕戰，因而我倆的誤算也出了名，人們對此議論紛紛。其實，勝負全憑運氣。「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即使是行家，雙方都出現誤算的事並非新鮮。重要的是當事人不必對此太過慮了。

　　第二局我執黑棋，在弈出了難以撼動的勝利局面後，竟出現了走棋過分的錯誤，剎那間，局勢被逆轉了。這真是失策的一局！

　　第三局我執白，對優勢的黑棋步步緊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取得了平局。

　　第四局我再度執黑失手。至此，十盤勝負的前四周為一勝二敗一平，我暫時落後。奇怪的是，到第四局止雙方都執黑未勝一局。在我的經歷中，無貼目的對局連續兩局執黑失手的事還從未有過呢。況且第五局我執白棋，又對藤澤有利。如果讓執黑的藤澤順利取勝，形勢將是一勝三敗一平，我不得不陷入窘地。因此對我來講，這第五局是至關重大的一局。

　　第五局仍在我熟悉的小石川「紅葉」旅館進行。只見藤澤步步為營，小心謹慎，至第二天封棋時黑棋仍然陣腳不亂，我無隙可乘。戰至第三天的傍晚，雙方都苦思冥想，陷入酣戰之中，不料突然停了電，頓時周圍一片昏暗。不過我和藤澤都毫不介意。那陣子供電狀況極差，停電是家常便飯，橋本宇太郎與岩本本因坊對局時就經常是秉燭夜戰。

　　由於我們的身心全都傾注於勝負之中，再加上早已習慣了停電，黑燈瞎火的也毫不在意。當電燈突然又亮了的時候，我和藤澤幾乎同時「啊」的驚叫了一聲。雙方都不滿地抬頭瞪了幾眼天花板，隨後不約而同地相視一笑。

　　這時，徘人（徘句詩人）中村汀女先生前來觀戰，即景吟徘句一首：

　　春夜怒嗔嗔，

　　何問枰前人易驚？

　　久滅燈復明！

　　在這次觀戰後，他又作了三首徘句：

　　（一）

　　激戰日當午，

　　偶見紋枰遊絲浮，

　　凝眸更躑躅。

　　（二）

　　迅似春光短，

　　石石敲在一瞬間，

　　響得心兒顫。

　　（三）

　　幽懷傷春感，

　　試投一子驚波瀾，

　　孤石光閃閃。

　　看來徘人的確不同凡響，在殺氣騰騰的爭棋中仍然玩賞風雅，實在令人佩服。

　　結果，第五局自電燈復明後，驟然間變成了激戰難解的局面。經過反覆激烈的較量之後，白棋終於搶到勝利之果。至此，雙方都是執白得勝，各自成績均為二勝二敗一平。從第六局開始，勝負將從新的起跑線上爭奪。

　　沒想到這第五局即勝負之爭的高潮，其後便出現了一邊倒的現像。從第六局至第十局結束，我勢如破竹地獲得五連勝。

　　再輸一局就將被擊退降為「先相先」交手的藤澤九段，在第九局時曾經是勝利在望的局勢，可惜由於一大錯覺而一蹶不振地敗下陣去。

　　最後的第十局是在成田山新勝寺對弈。

　　此次十番棋設立之初，藤澤九段曾提出一個對局的條件，即：倘若他被擊敗，希望再次舉行擂爭十番棋，以給他重返擂臺的機會。沒想到第十局竟成為我們再次擂爭十番棋的序幕了。記得弈第十局的前夜，藤澤九段曾說：「希望將此局的成績算進第二次十番棋的勝負局數中去」。我則回答他說：「第一次是第一次。第二次十番棋應該另當別論。把第一次的成績算作第二次，這樣的事既沒意思，又辦不到。不如把這最後一局當作臨時的比賽，真不想下的話，不下也行。但望你和山田先生商量後再定！」說完，我一頭鑽進蚊帳中睡下了。

　　後來，藤澤九段去央求山田先生，但顯然難以如願。過了很長時間，山田先生來到我的寢室，對我答覆說：「己設法使藤澤九段同意了你的意見，還是按與擂爭無關的臨時棋賽來下吧。」結果翌日開始的第十局，我仍然執白中盤勝。

　　這樣，轟動四海的擂爭十番棋，弈至第九局時我已先勝一籌，並終於以七勝二敗一平的戰績而告捷天下。

　　同時，每日新聞社主辦的「四番棋」，也在擂爭十番棋的間歇期間舉行，結果我又獲得四連勝。

　　此次十番棋結束後，青木一男先生、三崛將先生及山田虎吉先生等人曾為我呼籲說：「早該授予吳清源名人位了！」不過，我可沒有非當名人不可的想法。這一主張只是棋界一部分人的意見，從未認真地加以討論過。

應邀訪臺灣

　　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二）八月，我將藤澤庫之助（朋齊）九段擊敗之後，實際上已成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這時，臺灣棋界發出了我去臺灣旅行的邀請。

　　當時臺灣棋院的理事長是周至柔先生，臺灣銀行總裁應昌期先生任幹事。大哥吳浣作為理事，無報酬地義務為棋院介紹講解日本的棋譜，致力於圍棋普及工作。但有不少圍棋愛好者竟連個能自由下棋的場所都沒有。雖然臺灣棋院招牌滿大，也不過是有其名，無其實。

　　記得在接受邀請之際，熟人中有幾位曾考慮我持有臺灣籍，訪臺時也許會被當地人這樣勸道：「別再回日本了。」擔心我一去不返。當時我想，如果我真的不能回來，到那時再說。反正對結果和後事過多地憂患將沒完沒了。因此我根本不把此事掛在心上。像我這樣長期漂泊海外，徒居異國之人，倘若那樣瞻前顧後，恐怕早就生活不下去了。孔子有這樣一段教誨，大意是：諸事行之前，心有二思。一思即行者，易悔於輕率，三思者必生疑惑，萬事皆休矣，我就是將這段教誨奉為行動指南的。

　　據說此次應邀訪問之際，臺灣棋院將授予我「棋聖」稱號。但我認為，「棋聖」應敬贈給善始善終地保全了棋士生命之後、享有超群技藝與人格的人。我的棋士生涯任重道遠，還須再接再厲，接受如此崇高絕頂的稱號既當之有愧，已為時過早。倘若在今後的棋士生涯中成績一蹶不振，玷污了「棋聖」的名聲實在是擔罪不起。由於領受棋聖稱號委實令我誠惶誠恐，故而只得謝絕。這樣，據說臺灣棋院將代之授與我「大國手」的稱號。盛情難卻，我只得承領了。

　　所謂國手，在中國相當圍棋名人之地位。在古代，「國手」原是指占卜陰陽、觀測天文、熟知歷法、指導農業生產等活動中擔當「領導國家之手」重任的人，據說，圍棋原是作為占卜天文、陰陽的工具而發祥，所以「國手」即操縱圍棋的人。嗣後，圍棋逐漸演變為一種賭鬥勝負的競技，但「國手」這一稱號卻依然保存下來了。

　　我們一行中有我和妻子，多賀谷先生和女棋士本田幸子共四人。那時，我妻子處於被無理取消日本國籍的狀態，為了取得出國護照，曾經請律師據理申辯，才恢復了日本國籍。

　　臺灣──我初次踏入的土地，大哥吳浣、母親和兩個妹妹還都健在。我與母親自昭和十六年分別以來，已有十一年未見面了。由於母親還希望與我們一起在日本生活，於是約好，手續一辦妥就把她接過去。一年後，於昭和二十八年，我們在箱根仙石原特意為母親造了間配房，再次共享天倫之樂。

　　在臺灣，我們受到了熱烈歡迎。

　　當時臺灣棋界人士普通認為，我已將藤澤九段擊敗而雄踞「第一人」的交椅，在日本棋界既有相當的發言權，經濟上也一定很富裕。因而許多人都熱烈歡迎我，爭相請我赴宴。不過我從未得到任何酬報。他們哪裡知道，當時我正處於不知何時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旦在十番棋的擂臺上敗下陣去，恐怕會立即遭到棋界驅逐的狀態。話說回來，這些事就是稟告臺灣同胞也無濟於事。

　　訪問期間，我曾去臺灣紅卍會道院參禪。由於臺灣紅卍會剛恢復不久，尚苦於維持。一見我來參禪，便求我捐贈。反正臺灣人都以為我在日本功成名就，一定腰纏萬貫。豈不知我剛從不名分文的窘境脫身不過四、五年，實在是無捐贈之力。作為窮極之策，只得乞求應昌期先生贈我三千元，這才借花獻佛地捐給了紅卍會。誰知臺灣棋院的周至柔理事長知道此事後，把我叫去，叱責我說：「這種事不可胡來，否則要壞事的。」大哥吳浣也怪罪說：「純粹是給我找麻煩。」究竟為何不允許呢？雖說他們並未講清原因，但看得出，臺灣政府與紅卍會的關係不好，因而使我徒勞無益。

　　應昌期先生是位有名的圍棋規則研究家。幾年前他曾制定了臺灣圍棋規則，並表示要徵求我和林海峰九段以及日本棋界有關人士的意見。他打算得到我和林海峰的贊成後，譯成五國文字廣泛宣傳，並聲稱要作為國際圍棋規則加以普及。

　　為了說明臺灣圍棋規則，應先生的代理人──原在神戶居住過的很有名氣的華僑吳先生特來日本，同我和林海峰、三掘將先生、村上文祥先生等一起就臺灣規則的良否進行討論。會上，大家都以七分外交辭令的口吻說：「很好。」只有我一人持反對意見並明確指出：「有些部分不好。」

　　臺灣規則的詳細說明在此省去不談，總而言之，編得十分合理。但有一個致命的缺陷，由於終局時必須將實地全部用子填滿，因此盒裡棋子差一顆也不行。關於圍棋規則我還將在後面章節裡詳述。

　　總之，我以前就認為日本棋院的規則不合理。我覺得目前中國的圍棋規則不僅作為規則而且作為思考方法都是順乎自然的，因而沒有硬行改變它的必要。應當說明，中國的圍棋規則是伴隨圍棋的發祥與發展而錘煉成型。這與國度、政治毫無關係。

林海峰少年

　　臺灣棋界邀請我的另一目的是請我判斷少年林海峰的棋力，倘若他成材有望，再與我商量如何培養他的才能。當時，林海峰只是個十歲的小孩，因與臺灣棋院理事長周至柔先生是同鄉，周先生很想把他培養成一流棋士，故而用力栽培。

　　我與少年林海峰的「試驗棋」在擠滿近兩千人的公會堂進行。我們在如此多的觀眾面前對奕，可見當時人們就對林君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對局是讓他六子。局勢經過接二連三的轉化，最後我在林少年的占地中大搞顛覆，得手後獲一目勝。後來林少年說：「先生的棋果真是硬梆梆的。序盤時我簡直不知道下的是什麼棋，等發現走的不對勁兒了，才終於將吃奶的力量使出來。」

　　「試驗棋」結束後，周至柔先生問我：「如果將來林少年在日本修業，是否能成為六、七段？」我回答說：「假如盡早地送至日本留學修業，想必會有出息的。」在診斷少年棋士的發展前途時，與其說是根據他當時的實力，不如說是首先考慮年齡。若是具有一定才能，當然是年紀越小越能迅速達到一流水平。因林少年年僅十歲就可以與我讓六子下棋，今後只要本人努力，我想總會進步到相當高的水平上去的。

　　依周先生之見，林少年在日本修業的期間讓他在我家寄宿，由我每天教他，必然會名師出高徒。其實，高超的棋力必須在付出一切精力來謀求職業棋土地位的前提下、於眾多同樣境遇的未來棋士中不斷地廝打才能獲得。可惜我家住在箱根，不可能每天往返來對局。因此決走讓他寄宿在一位華僑的家裡，那位華僑在東京經營一家中國菜館。於是，少年林海峰在下完「試驗棋」的兩個月後，即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十月，胸懷躋身一流棋士的遠大目標，遠渡重洋，來到日本。

　　林君來日之後，我必須盡快解決他屬於哪個棋院的問題。當時臺灣方面曾希望林海峰屬於升段速度較快的關西棋院；而我則考慮日本棋院那裡有望新手薈萃一堂，勢力也大，因此就決定讓林君去作日本棋院的院生。假如我當時知道自己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事的話，絕不會簡單地將他送到日本棋院，而肯定會使他隸屬關西棋院的！

　　林海峰成為院生後，每天往返日本棋院，開始了圍棋的修業。但他並非開始就一帆風順地練就了一身本領。由於收留他的那位華僑對圍棋一竅不通，棋院那裡對於院生的日常生活也管教不嚴。再加上林君還是個孩子，隻身遠離父母，處處言語不通，每天過著孤獨寂寞的生活。其實何止是他，連我過去也同樣，對於在勝負的世界中不將其他對手打敗就毫無出路的道理，僅憑一顆幼小的心靈還難以深刻認識到。日日夜夜地埋頭學棋，對局時只許勝不許敗的院生生活，林君也和其他孩子一樣開始時很不習慣，甚至還曾一個人跑到淺草去閑逛，或乘坐山手線列車去過車癮，而且一坐就是半天。看來，在通向未來棋星的漫長修業道路上，他實在是難以集中精力走下去了。如此下去，兇多吉少。

　　經我與多賀谷先生商量後，決定送林君到京都的朱澗義先生的家寄宿。朱先生曾擔任過大販華僑聯合會會長，是位權威人物，對圍棋也有很高的見識。當時日本棋院關西總部設在京都的籐田梧郎先生家。朱先生收留了林少年後，便決定送他去那裡修業。記得這是少年林海峰來日後一年左右的事情。

　　回想一下我所走過的道路，真正下苦功夫鑽研、棋力日新月異地進展，是在父親去世後全家生活重擔壓在我雙肩的時候開始的。「你是作為臺灣棋界的代表來日本深造的，責任重大呀！」林少年也許就是聆聽了朱澗義先生的諄諄教導後，開始認真學習了。果然，他的棋力突飛猛進地趕了上去。後來，朱先生移居名古屋，林少年就寄宿在藤田先生的家裡。到了來日後的第三年，林君終於不負眾望，迅速地到達職業棋士的起跑線──初段。林海峰君是我漫長的圍棋生涯中唯一的弟子。我雖未能將他留在身邊，但一直到他晉升三段為止，始終對他進行了對局譜的函授教育。具體地說，就是我將林君寄來的對局譜仔細研究後，加以修改與評論，再寄還給他。真想不到他晉升初段之後戰績輝煌，升段速度之快令入瞠目結舌。「這是由於師傅的函授教育，才使我養成大局觀，得益匪淺。」一聽到此話，我無比欣慰地感到，作為師傅，我總算盡到了應盡的責任。

　　後來，我遇到摩托車禍，因後遺症而在第四期名人戰循環賽中一敗塗地。那時他卻在同一循環賽中一鳴驚人地獲得了優勝。我高興地看到，在最後的挑戰賽時，他勢如破竹，打敗坂田名人，雄姿英發地就位為新名人。在即將望到我那棋士生涯的終界線時，我一生唯一的弟子一林海峰青年已然一躍而就任於名人之位了！一想到此，怎能不使我感慨萬千呀！

對坂田八段的擂爭十番棋

　　結束了為時約三周的訪臺旅行，遊興未盡地回到日本。誰知恭候我的卻是可稱為「藤澤九段復仇賽」，即戰後與他的第二次擂爭十番棋。算上昭和十九年那次藤澤（庫）為定先的十番棋，此次擂爭已經是第三回了。

　　由於上次以分先對局中我多勝一籌，所以此次擂爭十番棋的交手棋份改為藤澤（庫）以先相先對局。此次十番棋從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二）十月開始，到昭和二十八年三月，僅奔至第六局我便大獲全勝。

　　第六局獲勝後，成績為五勝一敗，將藤澤擊退到以定先交手的慘景之中而鳴金收兵。據說弈至第六局時，藤澤害怕被擊敗而有損日本棋院的名譽，故而懷揣辭呈與我對局。應當指出，正因為這是一場背水之戰，必然死拼。但面對勝負，若忽視了恆常之心，能贏的棋也難以獲勝！

　　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十月，每日新聞社決定每年舉行我與「本因坊」無貼目的三番棋對局。因那時的高川八段正處於連續稱霸本因坊戰的巔峰競技之中，所以一直到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為止，我幾乎每年都與高川本因坊大戰三番棋。除中間有兩年因故未打，縱觀前後，九年之間共打了二十一局。

　　在對高川本因坊的系列性三番棋的前期，我先發制人地獲得了十一連勝，緊接著吃了個四連敗，後來又不分軒輊地三勝三敗，到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結束時，總成績為十四勝七敗。

　　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五月，讀者新聞社又接著主辦了我對坂田榮男八段的六番棋。交手棋份規定，坂田八段為先相先。

　　當時的坂田八段在各項棋戰中都取得超群的成績，向人們預示了他的全盛時期即將到來。記得昭和二十四年我與岩本本因坊擂爭十番棋結束後，被我擊敗後的岩本本因坊曾多次揚言：「我雖被擊敗，但後面還有坂田哪！」

　　此次大戰六盤棋非比往常，它不但使我領略了號稱「剃刀坂田」的顛狂競技，而且還品嘗到他棋鋒犀利和意志堅忍的苦澀味。我從始至終地埋頭苦戰。儘管對方是先相先的對局，結果一勝四敗一平，在戰後的「爭棋」上，我首次敗多勝少，落人之後。當時對局雙方自始至終短兵相接，激戰不休，一直爭奪到盤面再無餘地可爭時才有結果。並且每場勝負之戰俱在微乎其微的險境中鳴金收兵。看看我的敗局便知：第二局執黑三目敗，第四局執白二目敗，第五局執黑一目敗，第六局執白一目敗。

　　這次六盤棋大戰的結果使廣大棋迷們一一飽眼福，當然也引起人們的期待，即希望我與坂田八段以「擂爭十番棋」的形式來一場正式的生死決鬥！

　　此次擂爭十番棋，為了迎戰坂田這樣一位勁敵，我不得不重新振作養神，為了能在十番棋宣布結束以前始終保持旺盛的體力和氣力而費盡了苦心。另外，我每逢臨戰之際都一如既往地做這樣的精神準備，即只考慮如何在盤上全力以赴去拼殺，而決不過慮結果。什麼一定要勝啦、什麼輸了會如何呀，我全部不加考慮。我認為，這種精神出自我的信仰。可以說，支撐我的棋力的全靠我所信仰的神力。說起來，一流棋士之間棋力之差是微不足道的。勝負的關鍵取決於精神上的修養如何！

　　對坂田八段的十番棋弈至第四周，我二勝二敗。第五局至第八局我連勝，終於以六勝二敗的成績將坂田八段降格到定先而高奏凱歌。

最後的十番棋

　　對坂田八段的十番棋勝利結束後，我已橫掃日本棋壇，只剩高川一人還未與我擂爭十番棋。因此，下一個輪到了高川本因坊。根據讀賣新聞社的計劃，自昭和二十七年以來，我每年都要和高川本因坊進行了一次三番棋的對局，那時正值我一鼓作氣地連勝於他，還未敗過。但決定要與他擂爭十番棋，我又不得不厲兵秣馬，枕戈待戰。

　　有人曾以「非凡的高川」來稱呼我的對手，對高川本因嚴謹的大局觀與良好的均衡性，甚至還有評價不足的傾向。然而，若是細心觀察就可看到，高川一旦發現棋勢不利，就會立即發揮出難以抵抗的力量來。而且，在高川本因坊連續衛冕成功（當時已連霸四期，後來共連霸九期──譯者）這個事實面前，人們有何理由可以輕視他呢？

　　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七月，我一生中最後一次十番棋拉開了戰幕。值此對局之際，讀賣新聞社發出了如下通告：

　　「經常為讀者介紹最高對局的敝社，決定再次舉辦吳清源九段與高川本因坊秀格擂爭十番棋之決戰。天才蓋世的吳清源自嶄露頭角以來，人們連年不斷地驚呼：誰能擊敗吳氏！然而被視為當代最強者的雁金、木谷、橋本、岩本、藤澤、坂田等老將新秀皆敗於吳氏手下。嗣後，正值眾稱吳氏難尋軒輊之敵的時刻，一位孜孜不倦地埋頭鑽研技藝、終於打破前人紀錄、建立了『本因坊四連霸』偉業的人出現了，他就是高川氏。因此，敝社在此宣布，又一場世紀性的決戰將震驚天下！此決戰的預料不外乎如下兩種：是一如既往地保持清新、絢麗之棋風、屬天衣無縫型的吳九段克敵制勝、闊步無阻？還是在淡淡如水的心境中又顯示出粗豪大膽的理智、屬聰明型的高川本因坊擊破無敵的吳氏？總之，今日的棋壇早已超過往日的艱難。二者既是在同一個勝負世界中走過來的人，而今又踏在同一根獨木橋上狹路相逢。是被人推下萬丈深淵？還是一往無前？勝也罷，敗也罷，恐怕只能聽任棋士命運的安排。我們深信，這場以全部心力而孤注一擲的爭棋，必然給後世留下名譜，而且定會滿足廣大棋迷們的熱切期望。」（後略）

　　這場十番棋對局規定為分先，限用時間各為十小時，兩日終局。從第一局到第三局我三連勝。第四局是高川本因坊「僅剩一城」的關鍵之局。由於他執黑獲中盤勝，將最後一關死死扼守住了。接下去第五局我執黑獲勝，第六局高川也執黑回敬了一局，第七局我再次執黑告捷。雙方就這樣在執黑時不失寸土。但此時我已是五勝二敗，勝利之神即將向我微笑了。

　　然而此時，因高川一頭扎進本因坊衛冕戰中，使我們的對局中斷了五個月。當他保住了本因坊桂冠之後，才繼續與我搏鬥第八局。結果是我執白一目勝。六勝二敗，終於將高川本因坊降服了。不過第九、第十兩局我吃了二連敗。最終結果是我六勝四敗。由於此次十番棋我已將高川本因坊擊敗，所以，當時所有一流棋士與我對局的交手棋份不是降為相差一段的「先相先」，就是降為相差二段的「定先」。因而從那以後，尋遍天下也找不出能與我在十番棋的擂臺上相抗衡的合適對手，所以讀賣新聞社只得將我與高川本因坊的對局作為大軸子戲，就此宣布擂爭十番棋的所有計劃都徹底告終了。

　　我從戰前的「鐮倉十番棋」開始獨霸擂臺，終於將連續十五年之久的擂爭十番棋打完。一想到此，在倍感輕鬆的同時，並沒有絲毫空虛之感。伴之而來的，只有無限的感慨凝結在心頭。如今回想起來，連續擂爭十番棋的十五年，的確是我的棋力最最充沛的全盛時代。

　　尤其是戰後十番棋期間，我從璽宇遷居箱根仙石原，一直遠離東京，既沒有得意的門生，也難得與其他棋士切磋交往。鑽研棋藝時，我歷來是「同工異曲兩賢計，孤身孑影一盤棋」。即使是大戰十番棋之際，也沒有時間去仔細研究對手的棋風。當然，獨自一人學棋可不受他人的影響，能踏下心來研究。但此法的背後卻隱藏著個人偏見的缺點。戰前的棋士大都是獨自一人閉門造車。然而在現代化高速發展的今天，單打一式的圍棋研究方法已經極其落後了。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講，因我在擂爭十番棋的歷史舞臺上連勝不敗，因而使人們群情激憤地高舉「打倒吳清源」的大旗，甚至組成了「吳清源研究會」。這就客觀地促進了「共同研究」之風的興起。這也許就是我意想不到的功績吧！因此，可以當仁不讓地說，戰後的棋界，正是為了打倒我才促使圍棋的研究得到更迅速的發展。

　　雖然我苦戰了十五年之久，在十番棋的擂臺上接連擊退所有的對手，獲得了「當代第一人」的崇高地位，但是，我既沒有在經濟上有巨大的收獲，更沒有獲得「名人」稱號。到頭來，只落得被日本棋院除籍的悲慘下場。不過，蒼天在上，我幾十年如一日地勤奮弈棋，待人一視同仁。我問心無愧啊！我認為，我能在擂爭十番棋的決鬥場上百戰不殆，橫掃天下，皆因我那命中注定而不得不竭盡全力、精忠誠篤的生活經歷，榮幸地得到勝負之神的讚許。為此，我將把這當作一生中最大的驕傲！

第七章　名人戰之後

再會梅蘭芳

　　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妻子懷孕了，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那時我已四十一歲。為了迎接孩子的出世，我們決定離開居住了五年的箱根仙石原。雖然我本人已習慣於生活在仙石原高原的富麗景色中，但和年邁的母親及即將出生的嬰兒一起生活，這個地方確實是過於偏僻了。然而，搬到東京去，又怕捲進華僑兩大派系鬥爭的旋渦中。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搬到氣候溫暖、生活便利的小田原去往。

　　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一月，在喬遷之喜的同時，我的長子信樹也呱呱落地了。我們一家四口在小田原開始了新的生活。

　　這時，作為日中文化交流項目之一的中國京劇代表團應朝日新聞社的邀請來到日本訪問。京劇是中國傳統戲劇，比日本歌舞伎的歷史更為悠久，深受民眾的喜愛。這個京劇訪問團團長是著名演員梅蘭芳先生，副團長則是現任中日友協會長孫平化先生。

　　在我童年的時候，梅蘭芳已是一位家喻戶曉、深受歡迎的年輕名演員了。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非常崇拜他。早在戰前，大倉喜七郎男爵就邀請過梅蘭芳京劇團訪問日本，這回則是他第三次訪日。

　　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李律閣、李擇一兩位姨父是李氏家族中最有錢勢的大富翁。我小時候，李擇一曾寫過一個劇本，由梅蘭芳先生主演。從此，李擇一全家都成為梅先生的捧場者，互相保持著密切往來。後經李擇一的介紹，我也結識了這位仰慕已久的舞臺明星，並承蒙他的看重，譽我為「圍棋天才少年」。

　　梅蘭芳到達日本後，我很想見到他，便專程趕到他下榻的賓館看望他。記得多賀谷先生也同行作陪。儘管我們闊別三十年，但一見面就熱烈地談論起來。梅先生很關心地問到：「如何才能使中國的圍棋振興起來？」我回答：「要振興中國的圍棋，首先要發現天才少年，送他們到目前的圍棋先進國──日本深造。這是一條捷徑。」

　　臨別時，我把自己的圍棋全集贈送給了梅先生，他也送我一套《梅蘭芳劇本選集》及《舞臺生活四十年》。我還得到了訪日演出《霸王別姬》的請帖，與妻子共同欣賞了京劇藝術。梅先生的表演技藝精湛絕倫，從他的唱工、扮相及做派不僅看不出他已年屆花甲，相反地，他那純熟的演技中蘊涵著無限的魅力，連我這個門外漢也被深深吸引住了。這使我再次領會了「藝深無止境，功到自然成」的道理。我也暗下決心，要在棋盤面前再接再厲，精益求精。

　　京劇團回國幾個月後，梅先生寫來一封信。說他回國後立刻拜託朋友顧水如先生，物色到兩個圍棋天才少年。想送他們到日本來深造，問我能否收留二人做徒弟。這兩個少年便是陳祖德和陳錫明。我回信答覆說，我本來很願意收下二人，但小田原離日本棋院較遠，加上老母多病，我家實在難以寄宿。還須找個更合適的人家。誰知後來長崎發生了「國旗事件」，中日再次斷交，此事也就擱淺了。直到六年以後，陳祖德與陳錫明，還有另外三名棋手作為戰後第一個中日友好圍棋訪日團成員，才終於來到了日本，他們與日本的年輕職業棋士進行了多場比賽，其中唯有，十七歲的陳祖德以四勝三負的比分領先，引起人們的注意。他說，出發前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周總理囑咐他「到了日本，別忘了拜訪吳清源先生」。後來他果然來我家裡做客。我深有感觸地想到，倘若沒有國境之分，這個少年便可自由出入日本棋院與我家，那該有多好啊！

一手劫問題

　　如前所述，昭和二十五年以來，我每年都要參加《每日新聞》主辦的三番棋或四番棋對局。昭和二十五年，對橋本本因坊的三番棋獲三連勝；昭和二十六年，對藤澤（庫）九段的四盤棋又獲四連勝。接著，於昭和二十七年始，對高川本因坊的三番棋（每年一次）持續到昭和三十三年二月，我又獲十一連勝。至此，我總共獲得了十八連勝的不敗紀錄。可惜，我在對高川本因坊第四次三番棋的第三局中受挫，要不然，我的連勝勢頭仍然不會停頓的。

　　我與高川本因坊的第五次三番棋對局，定於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十二月至翌年年初期間舉行。第一局我失利。在此著重談談第二局。我執白棋，與高川激戰，在勝負不明的形勢下進入尾聲。雙方都拼命地收官，直到連單官也收盡後，雙方停止投子。請看該譜便知：假如就此宣布終局，那麼盤面上黑棋多四目，因黑貼四目半，所以應該是白獲半目勝。如圖A所示，白棋在中間地帶還留有一手棋未補。白棋若不補，黑1打吃即造成一劫；但白棋劫材多，如此爭下去，最終亦是白勝。當時高川計算的棋路和我完全一樣，因此他不主動來打劫。很明顯，黑棋打劫的手段並不成立，所以我認為沒有必要去補那一手，而且，若補上一手，白棋反會輸半目。這樣一來，高川一直按兵不動，等著我來補棋，而且認為我理所當然地非補不可。但我也不再投子，隻等候高川宣布終局。就這樣，我們二人如同步至雷池，走到圖中的局勢時，便默然相對而坐。過了一會兒，高川起身離座，與《每日新聞》的責任記者松村先生到隔壁小屋去商量。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原來根據日本棋院的規定：一手劫時應補棋。按此條款我必須補棋。但我認為，在完全無落子必要的地方去投子，顯然是違反棋理的。我之所以不去補棋，並非只為貪圖取勝，而是考慮到此舉實屬不必。況且，以前我對岩本先生十番棋的第二局時也出現過同樣的情況。前車之鋻，同屬一理。我當然認為不必要補棋。

　　但是，高川卻似乎認為我在耍賴。過了好大一會兒，松村先生走了出來，對在盤前一直等候著的我說：「請實事求是地補上一手吧。硬磨下去，報紙將不得不評論你的態度問題了。」我據理反問：「我想請教：為什麼非補不可呢？」後來高川也走出小屋，在盤前坐下，開始就雙方的主張進行研究。這盤棋如果繼續弈下去，就會變成圖A那樣的情形：我提完最後一個劫白A（黑21的上面）後，黑棋顯然已無劫材。至此為止，我們雙方計算的棋路完全一致。倘若再往下走，黑棋將損一目。這時，高川說道：「下一手我棄權了。」我回答道：「下一手我也棄權。」誰知過了一會，高川又說：「那麼，再下一手我就提劫。」我答道：「你我都已不再下了，怎麼能提劫呢？」高川如夢初醒，說：「原來問題就在這裡呀！」

　　這個問題後來只好委託日本棋院審查會的人來解決了。他們根據日本棋院歷來的規定，將此局判為執黑的高川半目勝。同時也承認棋院規則有不完備之處，約定盡快研究出完善規則之策。可是事隔二十五年後，直至今天，關於修改規則一事仍然如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另外，關於這個問題，有些書刊上說我堅持這樣的主張：「因為我非日本棋院所屬，所以沒有遵守日本棋院規定的義務。」其實我根本沒提到過這樣的理由！正如前面所講過的，當時我並不知道已被棋院除籍的事實；假如我知道，就不會在所屬問題未解決的情況下與高川繼續對局。這個一手劫的問題在戰前就時有出現，本因坊秀哉名人也曾講過：「從實戰上講，不得不承認一手劫時無必要補棋。」

　　這一點，對此，我舉雙手贊成。我認為，若一切都根據實戰就好解決了。

從最強戰到名人戰

　　自昭和十四年與木谷實進行的鐮倉十番棋以來，我連續激戰十五年，到昭和三十一年對高川本因坊的十番棋為止，終於以「吳清源天下無敵」而宣告結束。

　　這時，讀賣新聞社為了取代自家壟斷的擂爭十番棋對局，於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計劃舉行「日本最強決定戰」。這項棋賽以決出「實力的名人」為目的，聚集了當時的全體九段棋手，即我與藤澤朋齊、橋本宇太郎、坂田榮男、木谷實，以及本因坊高川八段等六名強手，以大循環的形式，每人各執黑、白一次，與另外五人戰兩局。這就是俗稱的「六強戰」，是名副其實的決定最強者的棋戰。

　　對此，我十分不滿。首先我提出，為什麼六強戰的出場棋手都是擂爭十番棋中我的手下敗將？再者，那些被擊敗的對手在沒有東山再起的情況下竟然被授權以分先的棋份再次與我競爭，這豈非借了錢又賴帳嗎？純粹是對四百年來圍棋界老規矩的無視與踐踏。人們不禁會問，吳清源費了十五年以上的時間，生死搏鬥才打完的擂爭十番棋還有什麼意義！我向讀賣新聞社的代表高橋雄豺先生提出了質問，並對該計劃表示異議。雙方交涉的結果是交換了一個備忘錄：「讀賣新聞社今後仍以吳清源為中心舉辦圍棋活動。吳清源對該報社的計劃給予大力協助。」對此，我只好表示諒解。

　　第一期最強戰從昭和三十二年開始，激戰至翌年四月，我以八勝二敗獲得優勝。第二位是木谷實九段六勝三敗一平，第三位是坂田榮男九段四勝五敗一平。我與木谷實自昭和十九年以來一直未交過手，闊別十四年後，此番遭遇仍是我獲得勝利。

　　第二期最強戰，坂田九段以八勝一敗一平優勝。第二位是木谷實九段五勝四敗一平，第三位是我五勝五敗。在這次棋賽中，坂田九段異軍突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期，我與坂田九段均以六勝三敗一平的成績「同率優勝」。

　　「日本最強戰」尚未結束，讀賣新聞社又決定於翌年舉行「名人戰」。第一期名人戰的參加者除我以外，還有坂田榮男、高川秀格、木谷實、藤澤朋齊、杉內雅男、宮下秀洋、島村俊廣、藤澤秀行、岩出正男、橋本宇太郎、橋本昌二、半田道玄，共計十三名棋士，並且仍以大循環賽的形式進行。

　　這個計劃公布以後我才知道，高橋代表事先對我一句招呼也不打，完全無視備忘錄中「讀賣新聞社仍以吳清源為中心舉行圍棋活動」這一諾言，真是欺人太甚。我向讀賣社的小島編輯局長提出了抗議。但小島答覆說：「因為我社與日本棋院、關西棋院有協約，不能只給吳清源以優厚待遇。但如果吳清源在名人戰循環賽中陷落，讀賣社將立即終止名人戰，再以吳氏為中心考慮新的計劃。」面對現實，我考慮到讀賣社花了大錢，好不容易才實現名人戰計劃，單為顧全一紙備忘錄就讓計劃廢除，確也於心不忍。因而我毅然同意給予合作。不過，坦率地講，既然說了以我為中心，就該相應地給我以適當的待遇，即使不願施捨給我「第一期名人」的頭銜，也不應將我視為十三人中的普通一員啊！對此，我至今還耿耿於懷。

　　就這樣，這在長達十五年之久的十番棋的擂臺上力挫群雄、獨霸鼇頭的出色表演，竟冷冷清清、毫無結果地謝幕了。我就是帶著這種無限惆悵的心情參加了第一期名人戰。

戰後的紅卍會

　　圍棋與信仰，對我來說猶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不然，恐怕我是不會在異國他鄉生活下去的。我之所以能長久地維持棋士生命，可以說是依靠著信仰。她使我經常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假若在棋士生活與信仰之路二者中只能選擇一樣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信仰之路。特別是昭和十年我皈依紅卍會以來，信仰對我來說就像空氣一樣不可缺少。戰後一個時期內我加入了璽宇，在這個組織中每日致力於宗教活動。即使在那個時期，我仍然對紅卍會保持著堅定的信仰。

　　住在仙石原的時候，我與棋界人士很少交往。在沒有對局的日子裡，研究棋譜和宗教學習就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紅卍會後援會解散之後，遺留下一部分有關紅卍會教義的書籍，我重新研讀了這些書，也學習了一下日本各種神道的教義，最後得出結論：紅卍會教義是最最接近真理的精確學說。因而我對她更加深信不移了。

　　戰後的中國大陸於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宗教一度被禁止。為此，世界紅卍會根據壇訓：「北京總會、天津宗院、濟南母院等處的所有權限全部移交香港。」第二年，在香港成立了兼有各種權限的道院──「宗母總辦事處」。

　　昭和二十五年日本大本教復活後，總長出口宇知磨先生便立即設法與香港紅卍會本部進行了交流。由於大本教第一代總長出口王仁三郎先生曾在一次神靈附體中，受紅卍會的最高神明「至聖先天老祖」的「委任」，在日本設立道院紅卍會。因此，大本教從戰前開始，就熱心於建立世界紅卍會「日本支部」。誰知從大本教分出去的另一派在靜岡成立了「三五教」，他們也希望與紅卍會相互提攜。結果，從昭和二十六年開始，雙方圍繞誰是日本紅卍會的「本家」的問題爭執不休，並且就關於設立紅卍會日本支部的領導權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香港道院認為不能對日本的事態放任不管，故而決定從臺灣派遣兩位幹部，連同居住日本的我共三人，對此紛爭進行調停。這是件棘手的工作，召集了多次理事會，都沒能取得良好效果。於是臺灣來的兩個人將調停使命委託給我後便回去了。這樣一來，調停的擔子全落在我一人的肩上，使我大傷腦筋。

　　這期間九洲的練早地區發生了水災，香港道院及時將大約三十五萬日元的救援款送到我的手中。由於日本尚未成立紅卍會組織，因此我把錢捐贈給了日本紅十字會。後來，日本東洋大學校長大島豐先生準備建立紅卍會日本支部。他拜求到香港紅卍會的壇訓是：「如果修行場所──道院尚未具備健全的設立條件，那麼紅卍會日本支部將不會有令人滿意的開端。「但大島先生無視這一壇訓，在臨時借房子的情況下，強行開始活動了。害得我一愁未去，又添新憂。

摩托車禍的厄運

　　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八月的一天，下午一點鐘，位於半島區目白的椿樹山莊附近，為籌建日本紅卍會支部的事務所，人們正準備召開理事會。那正是我參加第一期名入戰的時期。這天，我為了出席會議從小田原趕到東京，在中午時分向目白的紅卍會籌備處奔去。我平時最討厭遲到，總是提前到會，似乎要遲到了，因此我急忙趕路，在東京火車站乘上一輛出租車。當時東京街道上的車輛和信號比現在要少得多。車子奔馳在目白寬闊的道路上。因我未及時叫司機停車，車已開過離椿樹山莊很遠的彎路上去了，我只好請司機調頭開回去。然後在事務所對面的街道上下了車。

　　下車地點離人行橫道很遠，我怕遲到，三步並作兩步地橫穿馬路。剛走幾步，一輛公共汽車和一輛小轎車就開了過來，我猶豫著，不知過還是不過，後見兩輛車都為我減了速，便撥腿跑過去。哪知公共汽車後面又有一輛摩托車急速駛來，他見汽車減速，便加大油門超車，一下子出現在我眼前，沒等我反應過來，已被撞飛了，當場失去知覺。醒來已是在醫院裡了。據目擊者說，我被撞飛起來後，又落在摩托車上，身子被車拖了幾米遠，才滾倒在街道上。

　　我被送進了豐島區雜司谷的東大醫院分院。車禍發生在下午一時十分右左，昏迷了大約二十分鐘，我恢復了知覺。發現自己被安置在一間大病房的床上。因為注射了止痛針，當時並不覺著有多疼。據警察說，車主是一個小印刷所的職工，為了按時把校樣送到客戶手中纔拼命地奔駛。醫生曾向警察解釋說傷勢不重。其實醫院的檢查很潦草。雖說手腕上幾處明顯的搓傷沒什麼大事，但右腿不能動彈卻被忽視了。只因醫生說傷勢不重，所以既沒透視，也未做心電圖和腦電圖的檢查。

　　當時，我的妻子正懷著第二個孩子，已有五個多月了。我請人通知她說，傷勢不重，不必擔心。當晚，多賀谷夫婦趕來看望。這時，我的左腿疼得厲害，已無法站立。腳腫起很高，並且發燒。可是醫生卻無視病情，根本不給檢查。幾天後，腿腫仍未消退，且完全不能站立，於是就將我轉移到一個單間。家裡人實在看不下去，就向醫院提出做透視檢查的要求。誰知院方卻錯誤地把右腿寫成左腿，檢查結果當然是一切正常。好不容易院方才查明錯誤，重新透視，這次發現有腿骨接合部位移位，同時腰骨也有兩處裂傷，關於腰骨裂傷，醫生什麼也沒對我們講，多虧陪住的人看了放在床邊的透視照片，纔告訴我真相。就這樣，對我的處置一誤再誤，拖了又拖，害得我綁著緊腰衣、腳上打著石膏、在醫院苦苦地熬了兩個月。這真是個倒霉透頂的災年。我至今不理解，著名的東大醫院為何對我如此敷衍了事？甚至到最後也不肯給我做心電圖和腦電圖的檢查！很明顯，我的大腦因車禍受到了影響，出院後經常頭疼。各種後遺症使我非常煩惱，車禍的厄運使我的棋士生命驟然縮短了。

　　車禍後兩個月左右，我出了院。三個月後，我繼續參加名人戰。住院期間，讀賣新聞社曾設法調整名人戰對局的日程，盡量避免我因傷不能出場而判為「不戰敗」的情況出現。此刻我雖然出院了，卻不能正襟端坐。為了照顧我，允許我坐在椅子上弈棋。由於對手都不習慣坐椅子對局，特別是在名人戰這樣重大的比賽中，會使他們常常感到提不起精神來。於是讓我一人坐椅子，對面則放置一個小臺子，上鋪榻榻米，再墊上蒲團，對手就坐在上面。

　　第一期名人戰最後一輪中，我的對手是坂田榮男九段。當時，藤澤秀行八段以九勝二敗的成績居首位，只剩下對橋本昌二的一局了。其次是我和坂田均為八勝三敗。如果藤澤秀行敗給橋本昌二，其成績將與我和坂田之間的勝者同為九勝三敗，須再次進行一番決戰。

　　當時，我和坂田都沒有放棄最後的希望，這最後一局成為雙方全力以赴的一場激戰。與此同時，藤澤對橋本昌二的對局在另一旅館舉行。傍晚時分，藤澤沮喪地敗下陣來了。這時我執白棋，在坂田黑棋的壓倒優勢中進入收官的苦戰。即使如此，我仍未放棄戰鬥，寸土必爭，窮追不捨。勝負終於揭曉，除去貼五目外，雙方打成平局！按當時規定，如果平局則判為白勝。功夫不負苦心人，我終於以九勝三敗的成績與藤澤秀行並駕齊驅了。但遺憾的是，名人戰規定，執白的「平局勝」比真正的勝局略遜一格，我僅此毫釐之差，只得屈居第二位。這樣，第一期名人戰的桂冠便戴到了藤澤秀行的頭上。

車禍後遺症

　　昭和三十六年，第二期名人戰揭開戰幕。參戰者比第一期少了四人，只剩下九人。

　　自從遭遇車禍後，每天早上我都犯頭疼病。第二期名人戰開始時，頭疼得越發厲害。跑遍了各家醫院，但都沒有得到明確的診斷和治療，許多醫生都懷疑是血壓不正常引起的。慶應醫院則診斷為視力不好引起，查視力的結果是，左眼幾乎失明。醫生馬上要求我去配置一種附在眼球上的眼鏡。但製作的這副鏡子與我的眼睛不合適，總戴不好；強制練習的結果卻是引起了角膜炎。無奈，只得又改配眼鏡。在眼鏡店驗光後，發現左眼還有一定視力。眼鏡配好之後，還是看不清楚，每天早上的頭疼病也依然如故，不見好轉。夏天一過，除了頭疼外，還時常犯精神錯亂。發作起來，連自己都不知究竟幹了些什麼。

　　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秋，棋界為本因坊秀哉名人舉行了「逝世二十三周年祭奠」。有人委託我作一個死活棋的解題。我仿照《玄玄棋經》，作了『五六圍攻』一題。當時正值我神志不清，突然間，正氣回返，我在瞬間的靈感中一氣呵成作出這道死活題。這是在白棋縱五橫六的圍攻中，黑棋的死活之題。在道教易經的領域中，五和六被視為吉利的數字。這個死活題雖然易解，但稍不留神，就會算錯氣。只因我在精神錯亂時作成這樣難得的死活題，所以至今是一個使我難以忘懷的作品。

　　妻子及家人看到我精神錯亂日益嚴重，都非常心疼，終於決定讓我住院就診。

　　我躺在汽車裡被送往東京。注院前一天，在東京晴海多賀谷先生家借宿了一夜。翌日清晨，我到衛生間小解，把門從裡面扣死了。待我要出去時，卻怎麼也弄不清如何將門打開。於是便大喊：「放我出去！」雖然有人隔著門告訴我開門的方法，可我一點兒也不明白，只是「卿、卿」一個勁地敲門，後來就不省人事了。

　　我恢復知覺後，發現自己躺在擔架上，被放在一間昏暗的水泥房子裡。我覺得這簡直像個太平間。不一會兒，擔架開始移動，這次我被放到病房的床上，注射一針以後，再次回到無意識的世界中去，後來聽說，那個像太平間似的房子是醫院的處置室。在整理病房的期間，我被放在那裡等候住院。

　　住院期間，我一直處於朦矓狀態。自己在什麼地方，甚至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結果，本來是我在錯亂中糊裡糊塗地說出的名字，卻被別人當成我妻子用了假名讓我住院。還有人猜測這是為使我不受新聞記者的攪擾而採取的措施。我進的是東京晴和精神病醫院，這也是我出院後才知道的

　　我雖然百事胡塗，但對局的事卻總是惦記著。名人戰中對宮本直毅八段的一局，因我正在住院，便被判為「不戰敗」。據說對局的前一天，我反覆對妻子說：「你去替我下明天的那一局！」

　　住院期間，世界紅卍會日本支部舉行了創立儀式。在我住院前，我曾獨自一人反對這個支部的發起。但大島豐先生卻無視香港紅卍會的壇訓，在未建立紅卍會的支柱──道院的情況下，強行成立了支部。創立儀式在東京留芝園舉行，香港方面也來了幾名代表參加儀式。會後，香港代表到我家問候，但妻子拒不告訴他們我住院的地址，使他們感到十分尷尬。住院後，我昏昏沉沉地過了一個月左右。

　　有一天，我突然大夢初醒，一下子恢復了神志。我環視四周，發覺自己不知為何躺在這麼個怪地方。我不能在這裡，否則一陣逃跑的念頭向我襲來。陪住的人見我要逃，忙按住我並向我解說勸告，我這才知道自己患病後住進了醫院。

　　神志清醒後，我的身體迅速康復起來。數日後己恢復了正常。醫生們都不相信這麼快就能康復，因而不讓我立即出院。據妻子講，醫生們都很驚奇，說像我那樣病情急劇惡化的例子本來就很少見，恢復正常如此之快的病例更是絕無僅有。

　　在我住院期間，名人戰一直在進行。我一恢復正常，立即讓家人把棋盤拿到醫院來，在病床上開始研究。但不知怎地，我對棋盤與棋子突然產生了一種陌生的感覺，這是我從未有過的。「這可不行！難道我的棋就這樣完了不行！」念頭一閃，我像受到電擊一樣，仿佛立刻就被勝負之神拋棄了似的。我還深深地覺察到一個可怕的跡象：我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像以前那樣保持常勝是不可能的了。

　　可以說，我的棋藝以那個時刻為界，往日在比賽中表現出來的堅韌魄力逐漸淡薄了。其後的對局，不過是強弩之末，是棋士生涯的一點餘韻而已。

　　出院後不久，我又回到名人戰的對局中。雖是大病初愈，但還是奮力搏鬥了一番。在這一年的名人戰中，我是五勝三敗，其中包括對宮本八段的「不戰敗」；和第一期一樣，我依舊居於第二位，因而沒有得到挑戰權。第一位是坂田九段七勝一敗。嗣後，他在對藤澤秀行九段的挑戰賽中獲勝，成為第二期名人。

　　翌年，在第三期名人戰中，我六勝二敗，第三次居第二位，仍然沒有得到挑戰權。

告別讀賣新聞社的棋戰

　　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我已五十多歲了，但仍然參加了第四期名人戰。

　　我的身體依舊不見好轉，在每天早上頭疼的狀態中，我一邊求醫就診，一邊參加對局。到了這時，我的身體與棋力終於全部一蹶不振了。我從比賽一開始就連續敗北，特別是在伊豆長崗對尾原八段的第四局時，我始終忍受著頭疼病的折磨，終局時，頭疼加上嘔吐已使我不能動彈了。當地醫生趕來作了緊急處置，但病因仍然查不出來。之後，讀賣社的汽車把我送回家，讓我靜養。

　　嗣後的對局也都因我身體不佳而連遭慘敗。不論哪一局，只要一接近終局，我就一下子亂了陣腳。第四期名人戰我以七戰全敗的成績名落孫山。這是我到日本以來頭一次嘗到七連敗的苦果。

　　後來去醫院檢查，據醫生講，我有過兩次輕度心臟病發作的跡象。第四局結束時發生的情況，就是心臟病發作引起的。

　　這次獲得第一位的是我唯一的弟子──林海峰八段，他成為挑戰者後，乘勝一舉擊敗了坂田名人，年僅二十三歲就登上了名人寶座。看到林海峰君將會代我稱雄棋壇，這對連續慘敗、棋力日衰的我來說，真是莫大的安慰。

　　按照慣例，在名人戰中全敗後，要從下一期名人戰的預選賽上開始出場。不過，讀賣社的小島編輯局長說過：「吳清源如在名人戰中陷落，讀賣社將中止名人戰，再以吳清源為中心考慮新的計劃。」

　　我與讀賣社訂有君子協定：我心須優先參加讀賣社舉辦的棋戰，沒有該社的允許不能參加其他報社舉辦的棋戰。事實上，我曾接到過許多報社的邀請，我自己也願意參加，但我的人格不允許我這樣做。只要有約在先，不論個人如何受損，也要忠實地履行諾言。例如，朝日新聞社創立「專業十傑戰」時，就邀請了我，並開門見山地說，這是為我舉辦的棋戰，無論如何也要我去參戰。我通過多賀谷先生與讀賣社的有關人員交涉，基本上取得了同意。誰知讀賣社後來又反悔了，作出「讀賣新聞社不能允許吳清源去參加十傑戰」的決定。我只得作罷，另外，與名人戰大約同時設立的還有《產經新聞》的「十段戰」，《日經新聞》的「王座戰」等，都曾熱情邀請我出場，只因沒得到讀賣社的允許，我只好一一謝絕了。再說讀賣新聞社是怎樣對待我這個名人循環賽中全敗的棋士呢？我們雙方的談判一時出現了僵局。這時我已意識到，自己正處於人生的重大轉折關頭，因此沒有對他們輕易地妥協。他們則向我提出各種解決辦法。從報社的立場來看，他們最熱衷的莫過於勸我引退。還說什麼：考慮到我已取得輝煌的成績，鋻於我目前的身體狀況及年齡，不如「功成名就早還鄉」。據說，報社打算對吳清源多年來的功績付出一筆酬金作退休費。

　　我不否認，自己棋士生涯的終點已經可以望到了。但是，只靠讀賣社的一點兒退休金確是難以悠閒度日；更重要的是，我從十幾歲就躋身棋士世界，如今就這麼冷冷清清、無聲無息地去過引退生活，心裡實在難以接受。因此我拒絕了報社關於引退的勸說。

　　結果，我只得決定解除與讀賣新聞社的協作關係。作為代價，報社答應付給我一點兒微薄的退休金。至此，我與長達二十五年的讀賣新聞圍棋專欄的對局揮手告別了。

與日本棋院的關係問題

　　我曾考慮到，以前有許多報社都熱情地邀請過我參加名人戰以外的棋戰，現在我離開讀賣新聞，就可以直接在各報主辦的棋戰中出場了。

　　於是，我利用「林海峰君就位名人儀式」以及NHK主辦的快棋表演賽等機會，向有關人士透露出我打算參加讀賣社以外的任何棋賽。沒想到我隻得到了十分含糊的回答，沒有一個人當場表示歡迎。

　　記得「十段賽」等對局，正是我在名人戰遭到挫敗後不久舉行的。當初讀賣社不顧其他報社對我的多次邀請，有意拖延時間，最後用了兩年才了結了與讀賣的關係。現在我要參加「十段賽」的事剛有了點眉目，各報社卻又提出要我去和日本棋院商量。當時，我還不知道戰後的，棋賽都是各家報社與日本棋院共同舉辦的。而且我一直自以為是日本棋院所屬的棋士，因此不明白為何要去找棋院商量。

　　在讀賣社以外的棋戰中，我首次出場的是《日經新聞》主辦的「王座戰」。我直接向該報社長大軒順三社長表示願意參加棋賽，大軒社長頓時喜出望外，當場決定提高我的對局費和獎金。

　　昭和四十三年，我又參加了「專業十傑戰」。

　　後來，我還想參加本因坊戰，便打電話給日本棋院涉外部次長，向他提出了申請，但一直未見回音。我再次催促棋院理事會，希望盡早決定下來。不久，棋院答覆說：「經理事會研究後決定，因你在日本棋院無籍，請作為外來者重新提出申請。」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自己已被棋院「除籍」了。我原來始終認為自己是為日本棋院效力的，因此，除籍一事猶如晴天霹靂，使我受到極大打擊。我馬上跑去詢問：窮竟何時、何故將我除籍？當時的棋院涉外部長答覆道：「你在戰後一直與讀賣新聞社締結專屬契約，無意於隸屬日本棋院，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正是由於你不屬於日本棋院，所以才決定給予你名譽客員的待遇。難道不是這樣嗎？」又說：「如果你隸屬於日本棋院，那麼，你為八段時就有參加升段大賽和讀賣以外的新聞棋戰的義務。與新聞社締結出場契約必須通過棋院才行。但是，無論在那個方面，你都沒有履行應盡的義務。」

　　可是，既沒有人告訴過我戰後日本棋院的規則，我也從未弄清過「名譽客員」的含義，這個稱號就突然戴到了我頭上。尤其在戰後，我離開璽宇後移居箱根，又遷至小田原，注在遠離東京的地方，難得與其他棋士交往，對日本棋院的事當然很不了解。再者，有關我出場對局的事情全都拜託給我的經理──多賀谷先生辦理，所以，與報社定的契約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從未考慮過。我想，無論如何，日本棋院應將「除籍」的決定與理由通知給本人！假如有個通知之類的東西，當初總會找到解決的辦法。當我如此盤究下去時，涉外部長被問得無言以對。

　　由於我實在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因此決定拜託木谷實，請他幫我調查一下戰後有關我的事情。結果查明，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八月，日本棋院收到一份我的假「辭呈」。

　　自從查明這個事實以後，我和棋院的關係立刻別扭起來。棋院方面一再強辯說，辭呈既是我師傅瀨越先生提交的，就等於是我自己提出的一樣。因此，若想復歸日本棋院，就必須就退出一事承認錯誤。我卻反駁說，應該道歉的是棋院，莫須有的事怎能讓我謝罪？我從不記得脫離過棋院，也沒收到任何有關除籍的通知，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否認「脫離日本棋院」這一事實的存在。應該說，我至今仍然是棋院的棋士，所謂「復歸」問題根本不能成立。

　　記得有許多人為使此事得到圓滿解決，在我們雙方之間奔走調停，特別是「清峰會」的發起人前田隆治先生。他在去世之前曾熱情地充當了我的調停人。記得前田先生曾說，只要我承認了退出棋院一事，以後的事就都可以圓滿解決。可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一步也不能退讓。即使是師傅提交的辭呈，只要它不是我寫的，我就決不承認是出自本意。我認為，若是違心地承認了，將給我這樣的僑民身份的棋士在履歷上留下污點。進一步說，給我的歷史上抹黑，就等於是對居住在大陸和臺灣的十億中國人的中傷。我要永保純潔的棋士聲譽，就決不能有負於中國人對我的期待。

　　其實我完全明白，如果承認了脫籍之事，重新復歸棋院，對我個人肯定會有許多好處。正因如此，我更不能見利忘義、違心從事了。

　　不過，近年來有跡象表明，以我的「引退紀念會」為契機，日本棋院正致力於改善與我的關係。毫無疑問，這對我來講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美國之遊

　　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我偕妻子到美國去旅遊。此行目的是巡視一下美國各地的日本棋院海外支部，同時為建立日本棋院會館募捐。沿途訪問的各個海外支部都是日本棋院事先安排好的。按棋院的規定，募集款子中的百分之二十可作為我們的旅行經費。但我卻想藉此機會自由自在地旅行，因此一切費用都由我自付，不要棋院的報酬。這次旅行，除了中國和日本以外，是我首次到海外旅行，也是我們夫婦成家後第一次長途旅行。

　　第一站是夏威夷，然後是洛杉磯、紐約、舊金山等地。所到之處都受到各地支部的熱烈歡迎。我每到一個支部，都與眾人作多面打的教習，在舉行教習時，妻子由支部的人作陪，到各處遊覽。在紐約，華僑宋先生還帶我們參觀了聯合國總部。恰值中美剛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駐美國大使在聯合國首次發表了演說。這時，人們正興奮地談論著這件事，我們也始終沒有離開過這個話題。我至今難忘宋先生談及此事時臉上露出的那種非常自豪的神情。我想，雖然臺灣與大陸在政治上處於對立關係，但大家同是炎黃子孫，沒有理由不和睦相處。

　　我們在洛杉磯住的飯店是上個世紀建成的；日式建築。風格樸素堅實，電梯的門須自己動手開關，咯登咯登地顯得很沉重，升降也十分緩慢。旅館裡沒有餐廳，用餐時得上街去找飯館。我們每天到附近一家飯館吃早餐，那裡有大批工人就餐，雖然氣氛有點兒粗野，卻充滿了生氣。我一邊望著工人們進進出出的身影，一邊悠閒自得地用早餐，每次我都痛飲咖啡。這裡的咖啡無論添加幾次都不再收錢。從那以來，我就開始喜歡喝咖啡了，回到日本後，竟成了咖啡嗜好者。

　　我們還參觀了好萊塢和迪斯尼樂園。第一次接觸美國社會，使我處處感到新鮮和驚奇。

　　不到一個月，我們夫婦的美國之遊就結束了。時間雖短，但那種輕鬆愉快的感覺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母親之死與入籍日本

　　昭和四十年，林海峰君就位名人後，準備衣錦還鄉，探望臺灣的父老鄉親。為了報答師傅的培育之恩，他邀請我同行。借此機會，我打算護送母親到臺灣的大哥那裡去住。

　　闊別十三年後的臺灣棋院，機構比以往更加健全，圍棋的開展也興盛起來了。與前次訪臺一樣，我們受到同胞們的熱烈歡迎，同時還見到蔣介石先生，暢談了一番。

　　訪臺後的第二年，由於考慮到孩子們的將來，所以離開了居住十年之久的小田原，移居東京，住進新宿區四谷的公寓裡。那年，我五十二歲，正是在名人戰中敗北後不久，苦慮於與讀賣社交涉之中。

　　母親到了臺灣以後給我來過幾封信，告訴我她的近況。每封信都有這樣的內容：「我的墓地和壽材都已準備好，不必擔心。我死後，你是否來送葬，要視情況而定，不必勉強。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顧家人，注意身體。」看來，母親對我在日本、中國大陸和臺灣的複雜關係中的微妙處境不僅非常理解，而且也很擔心。

　　此後，我終止了與讀賣社的關係，在與日本棋院的關係尚未正常化的情況下，幾度參加了「王座戰」、「專業十傑戰」和「十段戰」。可惜由於身體欠佳，常常被醫生禁止參加比賽，不得不一再忍痛遠離對局場。

　　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孩子們已經長大，但我的中國（臺灣）國籍影響了他們的婚姻、就業等問題。於是我決定去找曾歷任法務大臣等職的稻葉修先生商量，請他幫忙辦理加入日本籍的手續。當時稻葉修先生說入籍日本並不難辦。但實際上卻牽扯到許多複雜的國際關係問題，因而絕非那麼簡單。

　　在我申請加入日籍的時候，即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哥吳浣突然打來國際電話，告訴我「母親壽高九十無疾而終」。儘管我早有心理準備，但諸兄弟中唯我與母親的感情最深，她的死使我感到非常地悲痛。可是一想到母親在數年前曾多次來信囑咐，叫我不必為葬禮擔心，加上我目前的處境也很為難，因此沒有赴臺送葬，只是在日本遙祈冥福。母親的葬禮是在她死後一個月，即昭和五十四年（一九七九）一月末舉行的。聽說，葬禮雖然很樸素，但對家母「動蕩百年，浩然一生」之榮耀的追顯十分得體，完全符合母親生前的願望。

　　在母親安葬後不久，大哥大嫂便離開了臺灣。在戰後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家兄一直為臺灣棋界的興盛而致力於圍棋的普及活動。當上棋院顧問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從不計較報酬。由於各種原因，他終於下決心移居到兒子們的居住地──美國。

　　到了美國後，他們在大兒子家裡落了腳，不久後取得了美國公民權。他的大兒子當時在美國航空局擔任工程師。由於縮減，被裁失業。後來又學農業，並取得了博士學位，現在他以農業博士的身份而異常活躍。

　　大哥的二兒子是臺灣的公費留學生，現已成家，住在洛杉磯。三兒子是設計師。大哥一家都定居美國。他現在過著隱居生活，最大的樂趣就是收到日本寄來的圍棋雜誌。每日「神馳縱橫猜妙手，石落黑白揭陰謀」。

　　二哥吳炎，戰後一直為新中國的建設而熱情工作。他在南開大學任教多年，文革期間也被紅衛兵戴過高帽子，現在在醫學科學院教授英語。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他訪問了日本。闊別四十年後，我們終於重逢了。回憶起孩提時代的種種趣事，再看看雙方都已鬢髮蒼白，不禁使人百感交集，感慨不已。

　　另外，我的三個妹妹都還健在。大妹一家住在上海，生活安康。二妹住在臺灣，從前她單身住在我那裡時，取得了「草月流師範」插花教師的證書，現在臺灣開設了一間「插花教室」。小妹也在臺灣，聽說是為日本旅遊者擔當翻譯。

　　昭和五十四年，我的申請順利獲准，再次得到了日本國籍。這樣，三個兒子，除長子專攻音樂以外，都已步入社會獨立生活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時常這樣設想：如果散居在日本、中國大陸、臺灣、美國的兄弟姊妹趁著健在的時候能歡聚一堂，該有多好啊！可惜，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這個想法只怕是鏡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第八章　以文會友

日中圍棋交流

　　眾所周知，圍棋的發祥地是中國。據說圍棋最早出現於太古時代，堯帝受仙人賜教之後，又將圍棋傳給了太子丹朱。然而，圍棋發祥之初並不是為爭奪勝負，而是為了觀測天文。在尚無文字的時代，棋盤與棋石只是觀測天體運行。占卜陰陽的工具。圍棋到底何時成為勝負之爭的競技呢？至今尚無定論。但可以確定，圍棋成為競技的歷史已有幾千年了。

　　回顧中國漫長的歷史，圍棋的昌盛時期曾幾度出現。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死活題作品集《玄玄棋經》，大約著於六百多年前的元代。距今較近的清朝乾隆年間圍棋也很興盛，因乾隆年間是清朝國力強盛、文化繁榮的時代。當時曾有黃龍士（號月天）、施襄夏（號定庵）等名棋士稱雄於棋壇，當年的棋譜至今仍在廣泛流傳。但那個年代下棋時，首先在四個角的對角線上各置黑白二子之後再開局，看來這似乎是為了防止模擬棋的意思。另外，據說還有這樣一個規則，即每將對方的棋切斷一次，都可獲得兩目，並將此稱為「數塊子」。要想提取靠近中腹的子，雙方的棋都要多次被分割，因而當年那種白刃格鬥、力戰求勝的棋風為數眾多。

　　因為交手前在星位上都各置二子，所以過去對布局的研究不是很多。然而中盤的格鬥術卻倍受重視，並有精深的研究。查看當年的棋譜即可知，過去的格鬥力比起當今日本職業棋士來講，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後來隨著清朝國勢日趨衰敗，以及世界列強入侵的災難降臨，圍棋藝術也呈現出百花凋謝、萬木枯黃的淒慘景象。我出生的年月，也許就是中國棋壇最為衰敗的年代。但是，今日的中國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國家建設的發展，圍棋也獲得了新生。中國的棋界人士為了趕超當代圍棋先進國──日本，正在齊心合力加倍努力著。

　　看看當代的中國棋壇，在先驅者陳祖德之後，又湧現出一大批年輕有望的棋士，如聶衛平、馬曉春、曹大元、劉小光等，真是人材濟濟、新秀輩出。目前他們與日本棋士正在進行廣泛的交流，而且在與日本年輕的中堅職業棋士的交鋒中取得了旗鼓相當的成績。有目共睹，中國棋手的棋力已經迅速成長起來，並越來越接近日本了。

　　但是，也許受清朝以來傳統勢力的影響，現在的中國棋手雖然中盤戰鬥力很強，可惜從布局到中盤階段的戰略上的研究尚且落後。公平而論，中國目前的棋力與日本的一流棋士相比，貼三目尚且不及。這是職業棋士們的共同看法，中國方面也不否認。依我個人之管見，中國要想提高這貼三目的棋力確實不是容易的事情。

　　雖說現在中國正在大力開展圍棋活動，但鋻於圍棋機構的組建還剛剛著手，如北京、上海、四川三地已成立了名副其實的棋院。可是要想達到大多數人都能日常性地接觸圍棋的階段還相差甚遠。從現在來看，中國在國家建設上首先面臨著許多課題。因而對圍棋的預算不會很高。中國與號稱「圍棋人口一千萬」的日本相比，恐怕難以相提並論。另外，中國在對局譜的研究上也幾乎全是參照日本的棋書和報刊來進行的。在這種狀態下，年輕新秀很難有機會在高水平的實踐中得到鍛鍊和提高。而作為極其寶貴的機會──日中圍棋交流，一年卻只有一次。單憑這點，要想拉平貼三目的差距，還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

　　中國要趕超日本；唯一的捷徑是派有才華的年輕棋手赴日留學，不斷與日本一流棋手對局，迅速增強棋力。這是我一貫的主張。有一段時期，中國方面也曾認真地考慮過派遣圍棋留學生的事情。

　　當我聽說中國方面有意派遣圍棋留學生之後，曾決心盡力促其實現。但聽說日本棋院只承認聶衛平、吳淞笙為五段，其餘的人最多視為二段或三段。中國方面認為段位評價太低，因而十分不滿。

　　三年前，海外的大哥吳浣訪日時提出了這樣一個設想，即讓中國棋手從五段以下開始對局，只要他們憑實力連勝升級，一直升到能與日本一流棋手對局即可──採取這種形式來決定留學與否。於是，我帶他走訪了日本棋院後，終於得到了同意。這樣，剩下的問題是誰來支付留學生費用，以及何處安排他們的住宿。

　　中國方面很擔心的是赴日留學棋手的教育問題，害怕他們會沾染日本社會的不良習氣。對此我考慮由我來收留他們，叫他們在我的小田原的家裡，一邊自己起伙，一邊作為日本棋院所屬棋士，每日上棋院學習，這樣就可放心了。因為中國人都擅長烹調，自己起伙並非難事。況且我家住上五、六個人，仍然綽綽有餘。同時我還想，我素與諸般惡劣嗜好無緣分，由我來收留圍棋留學生，別人或許不會擔心管教不嚴吧。

　　有關費用的事，為了和讀賣新聞社協商，我特意登門拜訪了副社長原四郎先生。據該社的答覆說，像目前日中圍棋交流中邀請中國棋士來日的飯店房費、隨行人員費用、交通費、歡迎會等費用支出，總計約需三千萬日元。但是，我若接收五個留學棋手的話，根據讀賣新聞社圍棋責任記者的估算，假設他們在日本棋院的對局成績能達到勝負各半，那麼為期兩年的費用將比上述的邀請支出要便宜得多。因此，我當即向原四郎副社長提出請求，希望以兩年的留學費用立名目，援助一千五百萬日元。

　　聽了我的「宏偉計劃」，原四郎副社長也很感興趣。當下約好，為促成此事而共同努力。

　　當我將日方大有希望的意見轉告家兄後，他立刻通過中國圍棋界的負責人，徵得了國家體委主任的同意。另外，擔任「留園會」會長的盛先生也特意向中國駐日大使打了招呼。

　　想不到功敗垂成。那年十一月，讀賣新聞社就日中棋士交流問題遞來一封謝絕信。理由是：因有各種情況以及小田原離棋院太遠，難以監督。所謂「各種情況」，可能是指關於日本棋院與中國圍棋協會的備忘錄之事。對於「難以監督」來說，讓中國留學棋士住到我的小田原家裡，由從未沾染過惡習的我來親自監督，且不說可以保證督學，單就修業環境來說，那裡也是再好不過的地方了。可惜此事未成，我深感遺憾。

　　我與中國棋界的交往，自戰後在日本再會梅蘭芳以來，持續至今，始終未斷。陳祖德和聶衛平訪日期間都曾專程來看我，我也給他們送了棋書。雖然我力不從心，但對中國棋界的發展，今後仍然願效微力。

圍棋的國際化與規則問題

　　日月如梭，日本自戰敗以來已四十年了。在此期間，隨著日本經濟驚人的發展，圍棋的受寵地位也日益提高，呈現了異常繁榮的景象。在圍棋越來越大眾化的同時，職業棋士的對局費和獎金也有所增長。建立在「國民喜愛」基礎上的棋士生活，不但安定無憂，而且社會地位亦顯著提高。以至有人不惜辭去一流銀行的高薪職務而希望作一名職業棋士。可是，我剛到日本的時候，靠對局費維持生活的人屈指可數。若從今日棋界的繁榮昌盛來看當年的貧困，簡直是無法想像的。說它有天壤之別、隔世之感，也不為過。

　　隨著日本圍棋人口的擴大，布局與定式的研究也迅速發展。不用說職業棋手，業餘棋士的棋力也大有進步。日本棋界出現如此鼎盛的局面，不禁令人感到萬分欣慰。

　　可是，若從我這樣的「國際人」的立場來看，不管日本圍棋多麼興旺發達，假若日本棋界對現狀感到滿足就危險了。從世界的角度觀察一下，可以說圍棋僅在日本一國熱火朝天還遠不解渴。圍棋──這種深奧莫測、趣味無窮的競技，應成為全世界的愛好。我們完全有理由通過圍棋來擴大國際交流。這正是我熱烈期待著的事業之一。我再次呼籲，希望日本棋界有關人士朝著這一目標努力，通過圍棋加深各國間的友好，為世界和平及國際友好而作出貢獻。

　　但是，從當前圍棋的國際普及形勢來看，可以說非常令人失望。今昔相比，儘管國際普及有所擴大，但比起高爾夫球、芭蕾舞、柔道等體育項目來，我認為普及的速度太緩慢了。如此深奧莫測、趣味無窮的競技竟然在世界範圍內遭受冷落，究其原因，恐怕只能歸結於普及方法上的缺陷了。

　　我認為，在圍棋的國際化問題上，只要實行如下兩點，就會使普及速度明顯地加快。

　　首先，將圍棋傳授的重點放在女性一方。婦女懂得圍棋後，不僅可以教自己的朋友，還可以教丈夫和孩子。特別是在婦女地位較高的西歐，要普及圍棋，最好的方法是首先在女性中開展傳授。因為教會了一個女性，就可收到再增五位以上愛好者的效果。在此意義上講，希望多派女流棋士到海外去，先在女性中大力普及。

　　第二點，要改革圍棋規則，使之合理和通俗易懂才行。尤其是要成為對任何國家、對任何人都容易解釋的規則。二十多年來，我最熱烈盼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改革圍棋規則。現在日本棋院的圍棋規則是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制定的，有許多缺陷，在國際上難以通用。日本棋院有義務制定合理的規則，並讓更多的圍棋愛好者得以充分的理解。與商人對貨物負責、有義務通俗易懂地講解使用方法的道理一樣。目前舉行的世界圍棋選手權大會上，對圍棋規則已有若干修改。但是，就連這樣的大事，除了有關人士以外，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只因現在日本棋院的規則是「既成事實」的「集大成」而並非遵循圍棋這一競技的根本思維方法來制定的，因此才產生了包括「萬年劫」和「一手劫」等一系列的問題。所以，這個規則不過是將前人的判例堆砌起來。另外添加了一點幾臨時規定而已。最為明顯的一例，即是對我與高川格當年下「三番棋」時「一手劫」的處理。那種置「劫材多者為有利」的圍棋規則於不顧，強迫我去補棋的作法，害得我以半目之差失了一局。

　　記得當年日本棋院曾當眾約定，要重新研究日本棋院規則，進行合理的改革。報刊對此也發表過消息。但時至今日，日本棋院尚未踐約。甚至關於「一手劫」的典型性重大問題也無人來作合理的解釋。

　　如前所述，我認為目前中國實行的圍棋規則最為合理。若以中國的規則為基礎，我所提倡的規則就會成為簡單明了的了。如下四點，即是全部：

　　一、（死活的定義）全部被包圍的子為死子，應從盤上除去，盤上剩下的為活子。

　　二、對方提劫後，不能緊接著提回同一個劫。

　　三、子與空相同對待。

　　四、子與空合計居多者為勝。

　　其中子與空相同對待這一點是中國規則的根本。所謂「空」，本來是指對方無法打入的場所。所以自己可將填子省略。自己投子圍出的場所理應作為自由支配的地盤。若依照此規則，像「一手劫」這樣有代表性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鋻於日本規則在有無補棋必要的問題上那樣糾纏不休，不如採用中國規則，本著在自己的空裡無論怎樣補也毫無損失這一精神，在所有複雜可疑的地方根據自己的棋力來粘補。

　　另外，什麼「盤角曲四」、「可提三目」之類的規則既複雜，又沒有作權宜規定的必要。這些都可以在實戰中解決。尤其是那種產生於理論，但實際上下一百萬年也不會出現的「長生」棋形，雖然已成為條款，但實在毫無意義。果真出現了的話，視為天降瑞祥，以「無勝負」而論，再煮上一鍋紅豆飯（日本風俗之一），慶祝一番即可。「長生」恐怕比打麻將時連和三把滿貫的事還要少。

　　順便提一下，按中國的圍棋規則，終局後確認勝負時只數黑或白的空與子的總和就明白了。子與空加起來若是棋盤的半數以上，即一百八十一子以上者為勝。不言而喻，不必要把提取的死子再填回對方的空裡。

　　按照中國圍棋規則實際對局的話，與日本規則幾乎沒有差別。即便現在採用了，也不會在圍棋愛好者之間惹起混亂的。實際上，日本棋士去中國交流時，都是按照中國規則對局的。我聽說美國等國家也採用了與中國規則近似的形式。

　　說實在的，我對日本棋院總是死死抱著目前有缺陷的規則不肯放手這件事無法理解。如有「中國圍棋規則是中國產生的，故而圍棋先進國日本不能採用」的想法，那麼這顯然是狹隘的偏見。無須贅言，那種「世界圍棋的中心永存於日本棋院」的唯我獨尊之觀點，只有百害而無一利。要想真心實意地取得國際友好交流的效果，必須打破國家界線和民族偏見，必須放眼世界，認真選擇對大家都適宜的好方法，並且要堅決清除無聊的「權威主義」。

　　最近有些人認為，隨著日本經濟驚人的發展，日本國在世界舞臺上暢通無阻。因而日本輕視經濟落後國，自認為日本最了不起的那種「日本中心主義」思想又有了復辟的傾向。我希望至少日本棋界不要受這種思想的毒害，應該以寬廣的胸懷，高瞻遠矚，為圍棋的世界普及作出應有的貢獻。

關於定式

　　不少人對我創造了許多新定式、為圍棋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給予很高的評價。對此，我不勝感激。倘若來問我的意見，我會開門見山地告訴諸位：盤角上的定式本來就和沒有一樣。其證據是，綜觀一流棋士的對局，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是按書上寫的定式下棋的。

　　角上的定式本來就是不能獨立存在的，四個角在很大程度上被布局與徵子所左右。由於棋子的配置關係，往往出現許多一般看來不成立的手段。大體說來，「定式」這一名詞本身就不好。既然說是「定式」，就容易被字面的含義所束縛，使人總是想當然地把它奉為固定不變的東西。可以說「定式」本來只是個單純的「標準」而已，為了向初學者傳授時方便才被過分地固定化了。因此要特別注意，千萬不要像奴隸一樣被它打上烙印而盲從於它。比起角上的定式，我倒是想把中盤的手筋、終盤的收官中的許多部分叫作「定式」呢。

　　如果說我真的創造了許多「新定式」的話，那是因為本人對歷來的「定式」毫不重視才引起的。在新布局誕生之前，「一占空角、二守或掛、三要開拆」的順序被認為是絕對正確的。因此，當年的定式相當死板的。特別是在師道尊嚴、不得造次的戰前，同一宗門的年輕棋上要想打出新手，必須要有極大的勇氣才行。只要未成強手，稍有標新立異就要遭到周圍的一陣怒斥：「你小子還沒那個份兒來打新手！」所以，那個時代很難出現新的定式。

　　因我並非大權威的門徒，不受既成觀念的束縛，可以自由地思考。我的師傅瀨越先生從未搞過全門棋士的研究會。只要我的成績不下降，師傅不管我下什麼樣的棋都不責怪。反過來說，我始終只能一個人單獨地研究。雖然這種千里走單騎式的方法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的泥潭中去，但畢竟可以自由思考。就這點來說，我的學習環境可謂無比優越、得天獨厚。

　　即使是銘刻棋史的新布局，我與木谷實在擺脫傳統布局思維這一點上雖說一致，但出發點仍有不同。本谷實非常重視中腹難以計算的勢力，我則主張「將一手棋便守往角的打法省略，那怕只是一手，也要盡早在邊上展開」。被稱為「新布局之花」的三連星，就是以我首創二連星為根據的。我剛到日本時，人們都遵循本因坊秀策以來的傳統觀念下棋，黑棋的第一手只局限於投在小目上。但後來我發現秀榮名人曾執白打在星位上，於是我的黑二連星設想便找到了根據。既然執白打星位都成立，那我執黑去打就更無可非議了。我向來是我行我素，對秀哉名人的對局中，也一視同仁地打出了三三、星、天元的布局，這本來並非蓄意向本因訪門的權威挑戰，只是覺得可以這樣打才毅然打出來的。

　　可是，遇到難解的定式時，職業棋士也同樣容易被定式束縛。如我在「大雪崩」定式中，首次打出向內拐頭的新手時，據說在隔壁房間裡研究的職業棋士們頓時騷亂起來，紛紛叫嚷：「吳先生搞錯定式了！」另外，比如某個舊「定式」，它是一百多年來始終認為黑棋絕對壞、誰也不去打的「定式」。我之所以敢這樣打，只因我總不服氣、黑棋究竟為什麼不好？如今果然風頭調轉，都認為白棋不好了。雖說此棋形已少有人打了，但從試探起直到得出白棋不好的結論，足足花費了十年的光陰。說實在的，我本人並沒有為了打出新手而事先煞費苦心地反覆鑽研，許多新手都是在對局中靈機一動地想出來的。

　　目前，在幾百種基本定式的基礎上，又產生了與這些定式的變化有關的定式。也許全部加起來早已超過了一千多種。如此浩繁的定式，就是職業棋士也未必全能記得住。更何況業餘棋手那種生吞活剝式的死記硬背，不但枯燥無味，而且毫無意義。實許相告，本人不但對定式知之甚少，而且就在知道的幾個定式中仍然混雜著許多不解的東西。我覺得一般業餘棋手應該把定式只當作一種「標準」，頂多記住五十至六十種基本形也就足夠了。而後再靠自己的棋力，全力以赴地去下自己能透徹理解的棋即可。

我和木谷先生

　　我被瀨越先生收為弟子之後，師傅始終在生活上給我以多方面照顧。然而，只要我勤奮下棋，有關我的私生活等事，他全都不加干涉。就連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我隻身回天津的時候，見我做事魯莽，先生本來不高興，但他連半句責怪的話都沒說。總之，先生不僅多方照應我，而且從無束縛弟子之意，對此我真是感恩不盡。可以自豪地說，瀨越先生不僅是棋壇的名師巨匠，也是舉世難得的一流人物！

　　橋本宇太郎也是瀨越先生的得意門生，是我的師兄。我剛到日本時，他總是設法照顧我。他才華橫溢，實踐能力很強。由於橋本有鐵一般堅定的信念，而且棋之才能也是一流人物中的佼佼者，所以我們都為之傾倒，常常稱讚他的才能，譽他為「昭和的秀甫」。秀甫在明治時期力挽狂瀾，使一厥不振的日本棋界終於跳出苦海，重見天日。秀甫不僅棋藝高超，作為實業家也不愧是第一流的。今日如此興旺發達的棋界盛世，多虧了秀甫夙興夜寐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常想，酷似秀甫的橋本宇太郎在他那威揚四海的棋才之上，假如再加上「勝負師」的執拗與堅韌，毋庸置疑，一定會築起長久不衰的「橋本時代」的。

　　如今橋本宇太郎已是將近七十五歲的高齡了。但他仍然寶刀不老，至今還在硝煙彌漫的第一線頑強作戰，並率領著日本關西棋院的全體將士南征北戰，一往無前。對此，天下人無不佩服之至。

　　棋壇巨星木谷實先生是一心一意獻身於圍棋的故人。也許就因為他也對世俗瑣碎一無所知，酷似於我，所以我們才那麼情投意合。我一直把他作為我的兄長，與他的關係親密無間、誼深似海。

　　在我來日之初，木谷實被人們譽為「怪童」，在如林的年輕棋士中他首屈一指、所向無敵。我徒居日本的頭二、三年內，執黑也總是贏不了他。因此，我始終把木谷實當作第一目標，發誓不超過他決不罷休。

　　在我尋求宗教信仰的初期，經木谷實相勸，我倆經常去西園寺公毅先生的府第聆聽教誨，我與他的親密交往即從那時開始。可以說，我們是在信仰的世界裡密為知己的。別人也許不知，與其說我把他當作棋逢對手的宿敵，倒不如說他對我親密得勝似兄長。

　　在我倆經常出入西園寺公毅先生的府第期間，我們開始嘗試新布局的打法。為了將用新布局下的棋復盤推敲，我倆廢寢忘食，不知在西園寺先生家裡流了多少汗水。雖說當年的汗水猶如釀造玉液瓊漿的酒曲，散發著一些憨痴的霉味，但隨著光陰的流逝，汗水已成為新布局浪潮的源頭了。每當我醀祭木谷實時，不禁含淚吟道：

　　冰觴同瀝血，

　　古井獨思源。

　　在那難忘的年月，我倆年輕力壯，風華正茂。木谷實雖然正值新婚燕爾、蜜月纏綿，但在信仰和棋藝的兩條路上他仍然與我結下了和愛情一樣深厚的友情。

　　我年輕時與木谷實對局次數最多。記得每到午休打掛時，他就去打檯球，而且最熱衷於和前田陳爾對打。我總是一旁觀望，從來不去試手。我看木谷實的樣子總想笑，他每擊一球都要用四、五分鐘。擊球桿往往在他的手裡上下持七到八次才能定下往哪兒打。誰知剛要打，又縮回手來，正一正眼鏡，然後再摸幾下球桿。就這樣，欲打又罷，反覆斟酌。總之，擊一球要摸三、四十下球杆才真的下手。難怪對手早就等得不耐煩了。

　　打麻將也是如此。一手、一手地苦思冥想，半天也捨不得出牌。由於木谷實的長考，經常急得牌友們坐立不安。不過，因對手大都是他的師弟或晚輩，不得已，只好耐著性於陪他玩。總之，本谷實為人過於誠實，即使是馬虎一點兒也情有可原的事，他也毫不讓步。打麻將也如同下棋，為了弄個水落石出，他從來都是長考了再長考，毫不吝惜時間。

　　木谷實在棋士中是有名的「長考家」。他不管限用時間定為多少，早在序盤時就用個精光。因而奕過中盤往往時間緊迫，苦於讀秒。即使是對業餘棋手下讓九子的指導棋，他一般每局也要用半天以上。木谷實是鈴木為次郎先生的門徒。說來有趣，以鈴木師傅為首，長考家們一個不剩地聚集在鈴木一門。過去，鈴木先生的長考就已經很有名了。到了門下木谷實、關山利一，以及關山的徒弟尾原武雄的時代，除了長考以外，又增加了一個共同點，即「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知下圍棋」。

　　以前，我覺得過分地思考反倒不上算，也曾問其為何長考的理由。他回答說，他首先在作為直感而浮現於眼前的四、五手中，從最不可能成立的一手開始，一手一手地往下計算。這樣看來，因沒有漏算的地方，失誤自然就少。

　　但是，除了中盤的絞殺和收官以外，其他的地方無論如何也是算不盡的。況且，對方若在自己計算範圍外的地方打下一手的話，那麼一切還得再從零開始算。與木谷實相反，我首先在最早浮現於眼前的幾手中，從最有可能成立的一手開始算，如這一手不行，再考慮另一手。我從一開始就認定了：人非聖賢，無論怎樣計算都算不盡、計不清。一般來說，反覆長考的棋士多數都是辨別力強的人。正因為能識破對手，計算又準確，所以即使被迫讀秒，也能保持不出誤差的自信。世人皆知，木谷實的計算之精深在棋士中是出類拔萃的。

　　不過，對計算過於自信，有時會事與願違。因為一旦迷信起計算力來，往往會忽視大局。一方面，誰都明白序盤時過分長考不上算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很多棋士仍然不會那麼簡單地糾正這一點。事實證明，人的性格千奇百怪，假如這些性格不保持住各自的頑固性，那麼作為棋士，很難在競爭勝負的世界中各自生存下去。

　　另外，本谷實的「棋風突變」非常有名。他曾幾度從一個極端飛躍到另一個極端。我剛到日本時，他曾是「死死守角、步步為營」的棋風。到了新布局盛行時期，他一下子又變成了「投石高位、注重勢力」的棋風。後來，從他對秀哉名人的「引退棋」開始，再次恢復了「死死守地」的棋風。尤其是與我進行「鐮倉十番棋」的時期，他竟變成「極端低位、低投固守」的棋風了。實不相瞞，我的棋風也屬於變化無常之類，但比起木谷實來，仍然是小巫見大巫，望塵莫及。

　　我認為木谷實的棋風絕不是單純考慮勝負才如此劇變，而是對藝術的探求精神的表現。棋風劇變的本身，加上始終保持著一流的成績這兩點，足以說明他對藝術追求的憨痴之心了。如果沒有高超的實力，誰也做不出如此艱鉅的事業！總之，木谷實一切為藝術，一切皆可拋，事事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這種忠貞不渝、探求不止的精神，其表現是如此的淋漓盡致，堪稱棋界之楷模。

　　遺憾的是，戰前與我那麼親密的木谷實，戰後的一段時期內卻杏無音訊了。那個時期，他們全家從大肌遷居到了平塚。眾所周知，他從戰後的饑荒年代開始周遊全國，憑其伯樂之慧眼，發現了許多有望之童。這些孩子被他帶回家，作為家傳弟子而精心指教，結果培育出許多一流棋士。據說木谷師傅在平塚既養山羊、又把幾百坪的院子墾為耕地，自給自足地養活了一大群徒弟。據統計，木谷實培育了共六十人的門生，家中徒弟最多時曾達到二十六個孩子排隊吃飯。看起來，這可不是一般人能輕易效仿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木谷師傅固然偉大，但木谷夫人更加偉大。

　　現在，木谷實的弟子早已是桃李滿天下，而且事實也已經向人們宣告：當今的日本棋壇是木谷門徒橫行的世界！誰曾想到，當年養育一群家傳弟子的無價之舉，唯有臥薪嘗膽的木谷師傅一人從中咀嚼出了今日的歡喜。因此，這種埋頭苦幹的事業，只有憑木谷實的一片真心和高尚情操才能成功！

　　我於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曾去平塚的木谷家小住了幾天。記得那時，家傳弟子中的大竹英雄君，搖晃著光溜溜的小和尚頭，露出一副很淘氣的相兒坐在末座上。

　　後來我搬到東京住的時候，木谷實已在東京的四谷開設了「木谷道場」，因而我們又重新有了來往。當時，我還讓上小學二年級的八歲女兒佳澄每日去「木谷道場」求教，讓她作為木谷禮子的弟子，並經常請加藤正夫君為首的許多棋壇「俊傑」來教她。半年左右，她就從讓二十一子進步到讓十六子了。然而，她的手法雖還正確，但不擅於搏殺，看來勝負之事對她不太適宜。於是，我女兒不到一年就放棄了學弈之念。我因飽嘗了棋士之苦，因此從一開始就沒有非讓孩子走同樣的路不可的打算。木谷實的子女中，除了禮子以外，也都選擇了與圍棋無緣的道路，他們的棋全都不甚高強。

　　從木谷實經常鬧病時起，我就時常順路去道場看他。雖說我從未對道場的家傳弟子們搞過教習，但我記得常和大竹君和加藤君一起去散步。

　　那時，醫生曾禁止木谷實下棋。但因他本人離開圍棋就活不下去，所以寂寞得抓耳撓腮，想下棋都快想瘋了。他經常纏著禮子，說什麼也要下棋不可，弄得禮子無計可施。甚至有時候，他還背著家人，獨自拄著手杖爬上四樓，來到我家。記得他進門的第一句話，就是一本正經地說：「我今後要在所有的對局中出場。吳先生也和我一起去吧！」我聽後大吃一驚，只得婉言相勸：「先生，那可不行。非要出場的話，也要視身體情況而定，先從電視快棋之類的對局開始，一點點地慢慢來才行啊！」

　　然而，他的病情始終不見好轉，終於因腦溢血而躺倒了。就在他發病倒下的那天我剛好在場。看來我作為第一個發現者真是與他有人生奇遇之緣。記得那天的午休時，我正在「木谷實道場」巡迴觀看他的弟子們打掛的幾盤棋。午休快結束的時刻，木谷實和我一起坐在客廳沙發上休息。當我納悶兒他怎麼總不講話時，突然發現他的臉色很怪，嘴角還流著口水，我大驚失色，趕快告訴一旁的弟子說：「不好了！先生的樣子有些反常！」

　　自那以後，木谷實就長期臥床療養。當時木谷道場的毗鄰處，一座大廈正在施工，工地的噪音震耳欲聾。而且，樓體起來後，木谷道場就如傍籬小草被遮得終年陰冷，實在難以再住下去。嗣後，木谷實的夫人找我商量，準備據理力爭「日照權」。我當時勸她說：「他們現在就擾得先生無法療養，再爭日照權，只會再惹一層麻煩。乾脆把道場賣給大廈之主算啦！」後來，木谷夫人毅然下決心將道場拍賣出去了。就這樣，培育出眾多棋壇俊傑的搖藍──木谷道場，終於宣布解散。木谷夫婦只得重返平塚去住。

　　回到平塚後，木谷實的病情仍不見好轉，終於被送去住院。那年七月的一天，林海峰來電話說：「木谷先生的病情惡化！」我急忙趕到醫院，在謝絕探視的時間內破例地進了病房。我一眼就看見木谷實手裡握著一把扇子（日本棋士對局時的必備物──譯者），但他已經不能開口說話了。我坐在病榻邊，湊近枕邊大聲地向他打招呼，然而他卻毫無反應。但當我嚷道：「光一君從前是力戰型的，最近越來越贏得麻利了！」這時，木谷實為了表示隨聲附和而微微搖動了一下扇子。據木谷夫人講，這是表明聽懂了的暗示。光一君指小林光一九段，他有幸經歷過木谷一門家傳弟子的嚴格錘煉，後來與木谷實的女兒禮子結為美滿夫妻。

　　說來也怪，我去醫院探望木谷實之後，他不久就奇蹟般地好轉起來，竟然在半個月後就出院了。

　　可是，又過了幾個月後木谷實就溘然離去，成為不歸之人。

　　那個時期，猶如群星隕落一樣，多賀谷先生、木谷實先生、瀨越憲作先生，這些對我恩重如山的人都相繼謝世。頓時，我的身邊也呈現出一派淒涼景象。然而我還是這樣想，身體乃天之恩賜，我將在可行的範圍內敝帚自珍，休息養生。其餘的事，乾脆聽天由命。

文武雙全

　　我認為，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事務大體可分成文、武兩道。因此，在人類社會的構成因素中，二者缺一不可。

　　武道是對身體和意志的鍛鍊，是塑造人格的必需。而文化是維持和平與豐富精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近來，文與武的界線有些混淆，體育也被列入文道活動的範圍之中了。其實，勝負之爭本來就屬於武道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難怪人們把圍棋和將棋都歸檔於武道。並且，記者們還經常在觀戰記中把「擂爭十番棋」的生死對局，比喻成古代武士們的白刃格鬥。

　　自古以來，「文武雙全」一詞本身就充滿著神奇的腕力，因而使世人無須解釋，便深知文武兼備的必要性。就像窮兵黷武的教訓一樣，「勝負一邊倒」的人容易偏信武力，忽視仁義，因而在他的人格上必然缺少和諧。我始終不渝地將圍棋和宗教信仰作為生命的兩大支柱，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風雨兼程地走了過來。因此，我一方面作為棋士，在殘酷的勝負世界中奉行武道；另一方面，吸收了紅卍會的宗教思想和東方哲學思想，並將其作為人生的指南而自我培育出豐富的精神世界。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披荊斬棘地踏出了一條文武雙全的道路。因此，對我來說，勝負與信仰，如同人離不開水與火一樣，缺一都不可。

　　不過，儘管圍棋從勝負的角度來看屬於武道，但從其可不計較勝負、僅作為娛樂、或為後人留下出色的棋譜作品這一點來看，圍棋與文化領域真是太接近了。據道教學說解釋，棋盤、棋石是作為觀測天文、占卜陰陽的道具而發祥的。因此圍棋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下了文化的烙印。正因為如此，圍棋更接近於藝術。譬如，即便有些棋子被提取，但未必波及到滿盤皆輸。這種勝負矛盾中自強不息的精神，恰恰是歌頌為和平而鬥爭的藝術形式。從圍棋具有如此鮮明的性格來看，如果它一旦在世界上普及推廣、國際間的交流也興盛起來的話，圍棋一定不負眾望，在類和平和國際友好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我留學日本的最初幾年裡，為了成為一名一流棋士，走過了一條潛心研究的艱難路程。後來，我在了解紅卍會、吸收宗教和東方哲學思想的過程中，又逐步意識到我命中注定要通過圍棋和宗教信仰兩個方面的途徑來為日中友好效力。從那時以來，我一直抱著一個最大的願望，即希望日本、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人們都能避免政治上的爭端，讓實現和平共處的那一天早日降臨！

　　戰後，在我信仰璽宇的時期，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對我的評價都不好。特別是「戰勝國」中國，對我的責難尤其嚴厲。然而，儘管如此，我對日中之間求得和平的願望依然沒有一天動搖過。而且，受璽光尊的派遣，當年我前往「中國代表團事務所」（注：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派出機構）去遊說時，也曾為日中和平呼籲過。為此，我反遭到對方的一陣奚落。戰後的一段時期裡，就連我的婚事都受到一些中國人的種種議論。不過，我仍然把這樁姻緣視作日中友好的象徵。我發誓，同這位日本血統的妻子相敬相愛，白頭到老！

　　我感到無比欣慰的是，作為一名棋士，我取得了超出自身實力以上的成績。通過這些成績，在以日本、中國為首的十多億亞洲人之間形成了一條無形的聯結紐帶。我認為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且，我能名留日中友好的青史，這比當上億萬富翁還要令人高興啊！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自己肩負著一種義不容辭的義務，即必須為後人留下問心無愧的堅實足跡。為了履行這個義務，我今後也決不作為貪私欲而辱清名的事。我決心經常不斷地反躬自問，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永保廉正、無愧終生。

　　靜思往事，我之所以飄落日本，並非自願，完全是天賜的命運。誠然，正是為了善始善終地保全這個好命運，我才勤奮地生活過來了。

　　我覺著，自己能做出意想不到的成績，皆因自己的努力受到了神靈的承認。我的一生中能與瀨越憲作先生、橋本宇太郎先生和木谷實先生這些賢良的前輩邂逅相識，能與紅卍會這一宗教結下奇緣，真是莫大的幸運啊！

　　今年已是我的古稀之年。根據我研究的曆法來看，一九八四年是「轉關」的甲子年。甲子是每隔六十年循環出現一次，但「轉關」的甲子則是二千五百年循環出現一次。迄去年（一九八三）為止，人們將剛剛結束的二千五百年的「末法之世」中出現的釋迦牟尼、孔子、老子、基督等聖賢，視為由神派到人間來拯救「末法之世」的使者。而「末法之世」已告結束的今年開始，一個必然的趨勢出現了，即世界將朝著沒有紛爭的方向發展，人類將迎來和平共處、光明燦爛的新社會。

　　現在，我已揮淚告別馳騁多年的棋壇，從現役棋士陣營中引退了。但是，今後我依然希望通過圍棋與宗教這兩個方面，以新的面貌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講，在迎來「轉關」的甲子元年之際，我想以文會友並敬告各位讀者：這一年將作為我生活的新的出發點！

《吳清源》

　　經一生的磨練，在棋中悟「道」，在宗教中達「理」，修成文武雙全、人格和諧，性靈與日月同光。令秀哉名人在「新布局」面前差點蒙羞的吳清源是一個謎一般的人物。金庸先生普說他最佩服的兩個人是：古人范蠡，今人吳清源。這其中雖有金庸酷愛圍棋之故，但更重要的還是在于吳清源不世出的天才以及他將圍棋這門以爭胜負為唯一目標的藝術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吳清源對圍棋的穎悟與深情是與生俱來的「宿緣」。他從七歲接觸棋子開始，就已深深沉醉於黑白方圓的奧妙世界之中，自此如饑如渴，寒暑無間地鑽研古譜與日本新譜，三、四年後即在北京嶄露頭角，十二三歲時就步過百齡、黃龍土等前代大師之後，成為一時無二的國手，甚至連當時水平遠超國人的日本高段職業棋士來華，也都堪與之相敵了。日本棋界驚呼：「中國出現圍棋神童了！」十四歲的吳清源抵日後棋力立刻被證實，從而破例獲得三段資格。其後四五年間在前輩瀕越憲作先生大力呵護下他生活愉快，精神煥發，比賽中斬將拿旗，所向披靡，甫及弱冠即脫穎而出。當時，木谷實與他既是勁敵，又是摯友，一九三三年兩人以結伴遊地獄谷溫泉為契機，共同創造「新布局」，掀起一場「圍棋革命」。其時以遵循定式先求堅實占據角地為主導思想的「秀策流」支配日本棋風已近百年，「新布局」反道其行，大膽提倡以快速和機動爭取中央勢力的各種新著法。這新穎開放的思想一問世即以燎原之勢風靡棋壇，其優點與實效亦迅速獲得證實，由此成為二十世紀棋風的主流，並且為六十年代崛起的陳祖德的「中國流」，今日盛行的武宮正樹「宇由流」等著法開了先河。少年時的吳清源即以自由奔放的才思，在異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圍棋時代。圍棋既是藝術，也是戰爭。棋手能創新固然可喜，但要立足棋壇，超邁儕輩，卻非奮戰克敵於縱橫十九道之間不可。「擂爭十番棋」是日本棋界用以判分棋力與決定名份的傳統爭棋制，對局者如連敗四局即會遭致降低「棋份」的懲罰，這對於「棋即生命」的棋士而言不啻於以畢生名譽作孤注一擲，因而被譽為「懸崖邊上的白刃格鬥」。自一九三九年起，吳清源先後與木谷實、雁金准一、橋本宇太郎、岩本熏、藤澤朋齋、坂田榮男、高川格進行過十次「十番棋」之爭，除半途罷戰的雁金准一以外，其他對手一概被吳清源降至「先相先」（三局中兩局執黑）乃至「定先」的地位，而且當時執黑是不用貼目的。這在圍棋史上空前絕後的紀錄造成了無可爭辨的「吳清源時代」，證明他不僅是天才橫溢的圍棋藝術大家，更是偉大的圍棋戰士，超凡絕倫的「圍棋第一人」。

　　吳清源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輝煌的戰績和崇高的稱號並未給他帶來穩定地位和優厚待遇。本因坊、名人、王座、十段等各大公開賽的冠軍頭銜竟全部與他無緣。一九六一年八月的一場車禍致使他骨折頭傷，由於診治草率，留下了時時復發的偏頭痛和神經錯亂。雖然他在不久後進行的首期名人戰中以九勝三負與藤澤秀行同分，但因他最後一局是和棋勝（黑貼五目）次於藤澤，他才與名人擦肩而過。而自此後，他三十多年睥睨風雲的棋士生涯衹得提早結束。

　　吳清源的天才、人格以及對棋道孜孜以求的精神多年來一直為棋界敬仰，「泰山北斗」非他莫屬。如今年屆八旬的他仍在潛心鑽研「二十一世紀的圍棋」，其視野竟能越過時下那麼多的棋界明星，其創新的心靈仍是那樣的活潑與自由，實乃棋界一絕。武宮正樹曾言：「我們今天下棋。有一半是托了吳先生的福。」也許到了二十一世紀，武宮之言依然成立。可見，吳清源不僅在棋上，而且在棋盤外，為棋界樹起了一座怎樣也難以逾越的丰碑。

《天才的棋譜─吳清源的世界》

　　第一章　邁入古稀

　　以下訪問者之言用「記」表示，吳清源的回答簡稱「吳」。

　　記：我看了那部評價不錯的電影「未下完的一盤棋」，劇情是描述二次大戰前一位中國少年圍棋天才，受到日本棋士的賞識，被帶回日本好好培養，最後終於在職業界稱王的情形。這部電影闡述的是中日兩國棋士的心靈交流，但裏面有一部分似乎是以您為影子。

　　吳：嗯，電影沒拍前我看過劇本，裏面是有類似我和瀨越先生（瀨越憲作，圍棋九段）的角色。不過裏面說我年紀輕輕就死了，內人也瘋了的情節可都不是真的。那部片子在海外上演時，有位老朋友看了還真以為我已經死了，結果他最近碰巧來東京，和我不期而遇，看到我還健在，高興得不得了，緊抱著我不放（笑）。

　　記：您是在十四歲那年（一九二八年）到日本的吧，算起來已經過了五十九年的歲月，您也已經邁入古稀高齡了，回顧過去，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吳：這個啊──將近六十年的時間似乎很長，但又似乎一轉眼又過去了，這段期間，我身邊發生過太多的事，世界局勢也有很大的變化。

　　記：最近生活怎麼樣？

　　吳：我心臟不好，每週上醫院一趟，平常不能太憂心或是睡眠不足，適當的運動是很重要的，幸好我在大樓裏有兩間房子，一間在一樓，是會客室兼辦公室；另一間在四樓，是起居用，每天為了吃飯洗澡，大概要上下來回五、六趟。這裏沒有電梯，我雖然得走樓梯，倒是很好的運動。

　　記：聽說您喜歡穿中山裝是嗎？

　　吳：嗯，不過我這衣服和中山裝有些不同，大概是以前所謂的國民裝吧！原來的國民裝兩邊有口袋，外型線條較粗，領口也太窄，我隨意加以改良，穿得舒適些。棋賽時我大抵都穿和服，不過外出穿和服就不方便了；穿西裝我嫌繫領帶麻煩，但是不繫領帶的說，這裏（頸項）一敞開，又要感冒了。這種服裝，我有一般穿著的普通裝和黑色的個一套，婚喪喜慶都穿得出門，非常方便。

　　記：您很久沒有參加正式的棋賽了吧？

　　吳：是啊，不參加棋賽已有十年囉！雖然還看看報章雜誌上的圍棋專欄，但只看也沒什麼用，圍棋這東西如果不親手去下，根本不會有新手或是新意出來，可是我的心臟情況不允許我下棋比賽，因為我一專注在輸贏之爭時，血壓就要升高五十左右，木谷先生（木谷實，圍棋九段）不就是那樣倒下的嗎？所以我現在也不怎麼研究圍棋，只有雜誌上討論些死活的問題，還有每月上「清峰會」指導一次。

　　記：電視上常播些快棋的節目，您看不看？

　　吳：偶爾看看，不過家裏的電視選台權都在孩子手上──

　　記：您的子女都下棋嗎？棋力都很強吧！

　　吳：他們不太下，女兒曾到四谷的木谷道場學過，讀書時曾達到業餘初段，不過她開始得晚，也沒有什麼興趣，所以現在不下了。她弟弟嘛，我教他下圍棋，他偏迷上將棋和麻將，專跟我唱反調（笑）。我也曾經帶他去木谷道場，但他亂下一通，偏要死守著沒救的子，我告訴他：「那裏已經沒救啦！」他硬是不聽，說是：「不到最後關頭怎麼知道？」不過，有時候他東下西下的亂走，倒常把對手搞糊塗而大意，反而贏了。木谷先生曾說：「這孩子不服輸，所以最有希望。」但結果還是成了普通的上班族。老大則從事音樂方面的工作。

　　記：您從沒打算讓公子繼後嗎？

　　吳：現在棋賽獎金高，但是以前僅靠下棋是不容易生活的，即使像我這樣的頂尖棋手，生活也未必安定，何況圍棋下得好並不一定就是人格高尚。下棋，就我這一代也儘夠了。

　　【注】清峰會：吳清源及林海峰的後援會，一九六八年由富士通的常務理事池田敏雄發起，目前約有會員五十人。會長是東洋墨水會長永島豐次郎，每月四次，每週五聚會聯誼並兼圍棋研究。

　　第二章　手足情深

　　記：談到您的子女，我也想請教一下您兄弟的事。您有兩位兄長，分別住在美國及中國大陸是吧？聽說令兄從小就和您一起學圍棋，他們的棋技怎麼樣？

　　吳：大哥（吳浣）很好，當初他陪我一起來日本，遊學早稻田和明治，一直是圍棋部的主將，參加大學聯賽多半獲得冠軍，大概有相當於業餘七段的棋力吧！他畢業後曾在偽滿駐南京使館裏任職，日本戰敗後他逃到台灣。但是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由於他曾任偽滿官職，因此不能出任政府公職，只好在朋友的公司裏擔任顧問，給親戚朋友添不少麻煩。他曾經照管過一陣子台灣圍棋界，八、九年前赴美，和兒子一塊生活。

　　記：那麼，留在中國大陸的就是您的二哥囉？

　　吳：嗯，他（吳炎）是天津南開大學教授，英文很好，棋卻下得差。他從小就喜歡讀書，非常用功，而且也很熱情。日本發生二‧二六事件那年（一九三六年）他正好來日，但在抗戰前即回國從軍，與日軍轉戰各地。戰爭結束時他正在河南省內地，因為懂一點日語，負責與日軍司令談判解除武裝的事，他對日軍在戰敗的混亂中，仍井然有序的情況很佩服。

　　記：他是國民政府還是共軍？

　　吳：他的司令官是國民政府的，但那時因為是國共合作，所以沒什麼分別，他擔任部隊秘書長。戰後，國共關係破裂，重慶的國民政府下令「討共」，但是他和幹部商量後決定不開戰，當時他就在河北省邯鄲。結果他遭密告而被捕，雙腳被銬著給扔進山洞裏，他正擔心馬上就要槍斃了，沒想到中共得權，很快就被釋放。不過自一九六六年開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成「反動分子」，紅衛兵給他戴上三角帽，吊起來遊街──。他是我們兄弟中最受折磨的一個，雖然現在似乎過得不錯。他本來打算一九八三年秋天去美國看大哥的，後來又說身體不好就沒有去成。

　　記：令兄因為戰爭之故，命運變動得相當大呀！現在你們三兄弟三人分別住在美國、中國大陸及日本，會不會覺得寂寞？

　　吳：我另外有三個妹妹，其中兩個在台灣，一個留在上海，兄弟姊妹散居四方，但常有書信往還，並不特別覺得寂寞。三年前，二哥來日本，是我們兄弟睽違四十四年後的重逢，彼此雖喜平安無事，但因為兩個人的立場不同，不太談思想問題。大哥最近也來到日本，沒待多久就應邀到「北京棋院」去了。臺灣的妹妹也來過日本，只有留在上海的妹妹自一九四二年以後就不曾再見過，不過倒是常有信來。

　　記：您在戰後不曾回過中國大陸，今後也沒有訪「中」的計劃嗎？

　　吳：目前沒有，我身體不好，不宜長途旅行。而且回去後要到處拜會，身體吃不消。

　　第三章　福州名門

　　記：吳先生在福建省福州，和鴉片戰爭（一八四○年）時相當活躍的民族英雄林則徐是同鄉吧？

　　吳：是的，他是中國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據說鴉片戰爭時，英軍派來強大的軍艦，中國卻沒有像樣的軍備，於是抓了許多蜜蜂塞在夜壺裏，然後包上稻草丟到海裏。英軍看見水中沉沉浮浮的怪東西，立刻瞄準射擊，夜壺中彈後破裂，裏面的蜜蜂就飛出來刺英國水兵。這種方法頭一回很管用，但第二次以後就沒效了，這就是林則徐有名的夜壺戰略。當時，福州有林、吳、沈、陳四大名門，林則徐就是林家出身，我出自吳家，由於我大哥娶的是林家女，所以我和林則徐算得上是親戚哩（笑）。

　　記：真是家世輝煌啊！令祖父那一代家業是賣鹽吧？

　　吳：是的，家祖父在清朝任官，是浙江省的「道台」。他辭官後朝廷授他販鹽權，運銷福建全省。因為必須從各處把鹽集中再裝船運出，如果沉一艘船的話損失就相當大，所以也和海盜頭子有些往來。家祖父就這樣成為省內屈指可數的大富翁。他喜歡栽菊，還從日本取花種栽培，每年都開盛大的花會。院子裏還有能泛舟的大池塘。

　　記：聽說福建人非常吃苦耐勞，女性尤其是種田好手？

　　吳：這是他們的特徵，就像日本一樣，男尊女卑的傾向很強。但是我原籍浙江，是家祖父從事販鹽業後才搬到福州居住的。

　　記：中國有傳承一千五百年的科舉制，即使像杜甫那樣的大詩人也屢試不中，科舉門窄是出了名的，令祖既任官清朝，那麼他是高中科舉囉？

　　吳：家祖父是進士，外祖父張元寄也是福州出身高中科舉的翰林學士，後來升任御史，可是他不喜歡入仕朝廷，故意奏上一個皇上不中意的摺子，結果就被下放地方。他轉過多處地方，最後擔任奉天省長，據說和張作霖交情不錯。

　　記：當時的中國是由慈禧太后掌權吧？

　　吳：是的，慈禧太后好像很聰明，我聽說袁世凱起兵叛亂時，太后正在看戲，雖然接到消息，仍然鎮定地把戲看完，然後再指示侍衛，迅速地收拾叛軍，袁世凱就這麼兵敗了。她處事明快，早朝上，官僚逐一捧摺上朝，她就在垂簾後觀閱，當場朱筆一揮以定可否。如果她喜歡的大臣來了，她就扔出手帕，暗示他「等一下到房間裏來」，搞得大家都很困擾。

　　記：這是不是「晚上悄悄來」的意思？

　　吳：這──倒沒聽說過──（笑）。

　　記：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發生時，令外祖父有什麼動靜？

　　吳：他跟隨徐世昌，算是革命派的。他也非常開明，母親小的時候就沒有遵從古俗纏足，因為外祖父覺得纏足太可憐，所以沒讓母親纏，哪怕將來嫁不出去也沒關係。而且，還讓母親唸奉天的日本學校。

　　第四章　背書

　　記：您的本名是「泉」，「清源」是字吧？

　　吳：是的，那時中國的男子出生後，都取在家裏叫的和在外面用的兩個名字，「清源」是外面人喊我的名字，兄弟姊妹間至今還叫我「泉」。我是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在福建省出生的，福建省多雷雨，母親（舒文）最討厭打雷，偏偏生我的時候卻不停地打雷，害她什麼都吃不下，儘躺在床上，後來大雨傾盆，水都淹到家裏面，只好把被褥舖在桌上生下我的。由於我是在那種情況下出生的，所以從小身體就差，取名字時，算命的說「這孩子與水有緣，最好取和水有關的名字。」於是家裏給我取了「泉」，「清源」兩個字也都有水邊。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小時候眼球就像金魚一樣突出來（笑）。

　　記：您小時候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呢？

　　吳：我大哥上過學堂，可是我沒有，因為那時民國剛成立不久，而宣統帝卻還留在北京的紫禁城裏，時局相當混亂。家父（吳毅）不知道該怎麼教育子女才好。我四歲時，請了漢學先生在家教我認字，然後唸千字文，以後就默記下許多書。

　　記：那等於是請家教在家自修吧！您讀了哪些書？論語還是孟子？

　　吳：都有，還有大學、中庸、史記、唐詩選和古文選等，因為全部要背下來，真是辛苦。平常，我們白天唸的，到了晚上就和哥哥一起在父親面前背書，我因為最小，所以跟得很累。

　　記：背書是什麼？

　　吳：就是暗誦，背對著書唸出內容。我大聲地唸，父親默默地聽，稍有一點錯誤或是背倒了，他就用竹─打敲我，一定要完全記熟了才能上床睡覺，非常嚴格。我因為常挨打，手臂總是紅腫得哭喪著臉，這時佣人就會笑我，很丟臉哪！中國式的舊式教育就是這樣，讓小孩到十二、三歲為止幾乎完全熟記古典書籍。

　　記：那時候應該不太了解內容吧？

　　吳：完全不懂，只是死記而已，不過熟記下來的東西，長大後卻非常有用，意思也自然懂了，我想那種教育方式也不壞。

　　記：您現在還記得小時候學過的東西嗎？

　　吳：大致都記得，短一點的論語或中庸還可以從頭背到尾，論語哪一篇怎麼寫，內容講些什麼，我大概都知道。

　　記：日本在明治以前也是這種教育，但現在──

　　吳：要學的東西太多啦！現在是電腦時代，不懂電腦，會被孩子們笑的。

　　記：您是在福州接受教育的嗎？

　　吳：不是，是在北平，我還在襁褓中時，父親分得家產後就到北平去了，所以我對福州毫無記憶，只看過照片。在北平，我們租了西域缸瓦市大醬坊胡同一棟三百坪的房子，有個中庭。前面中央是祭祀祖先的大廳，兩廂是父母和小孩的房間，左右分別是父親的書庫、書齋、客廳、麻將間，玄關旁是佣人房，家裏大概用了園丁，清掃、洗滌及縫紝等十多個佣人。這麼大的一棟房子租金只要二十八元，實在便宜。一兩年前，在美國的大哥回北平時曾到老家看過，只稍微改造了些，大致和以前一樣，聽說，現在裏面住了七、八戶人家。

　　第五章　父親的啟蒙

　　記：吳家是福建名門，因此令尊年輕時是不是也非常用功，以期學而優則仕？他也是高中科舉的進士嗎？

　　吳：不，父親少時正是清朝轉入民國的動亂期，科舉制度早已廢止。不過，他被選為官費留學生赴日讀書，唸的是法政大學。學成歸國後在相當於最高法院的平政院上班，所以我們兄弟就在北平長大。可是，父親好像對擔任公職沒什麼興趣，當時軍閥割據，張作霖和吳佩孚打起直奉戰爭，我們還曾經避難到天津的英國租界。由於政治的不穩定，官場自然腐敗。不行賄就不能出頭，不能找到好工作，父親有著以前讀書人的氣節，對這種事特別嫌惡。

　　記：他算是很清廉的人了。

　　吳：是的，他每天很早回家，讀讀書、寫寫字，後來接受親戚勸說而信奉道教，每天早晚各坐一小時的禪。他好像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改變對子女教育的想法，對我們也不太嚴格了，有時候也和我們一起玩軍棋或是圍棋。父親是在留學日本時學會圍棋的。

　　記：他的棋技一定很高明。

　　吳：不，很差，以現在來說的話，大概是業餘三段。不過他的個性很專注認真，在東京也隨著職業棋士學習。他回國時帶回了棋盤、棋石及十多本圍棋書，有空就玩味一番。如果父親沒有留學日本的話，或許我這一生根本不會知道圍棋。

　　記：你們兄弟三人的圍棋都是令尊啟蒙的嗎？

　　吳：是的，父親在家裏和客人下圍棋，我在旁邊看，不知不覺就學會了。八歲時，有一回我在旁邊冒出一句「這下沒救了」，父親這才開始教我下棋。我最早買的棋盤是紙摺的，棋子也大小不一，父親就用它來教我們各種棋路、死活要點、佈局、定石等技巧，兄弟中我的記憶力最好，學得最快。父親大概覺得我「有希望」，要我讀遍中國各家棋譜，也為我解說從日本收來的棋書雜誌，我自己也覺得有興趣，從早到晚都在看棋譜，迷得不得了。我四歲時患了疝氣，不能出外運動，下棋成了我最好的活動。漸漸地我超過了兩位哥哥，能和父親對局，後來連和家中來客對弈都覺得意猶不足──。

　　記：當時的中國圍棋盛行嗎？

　　吳：不算盛行，北平只有一間兼營圍棋館的茶樓「海豐軒」，平常總聚有上二、三十個人在賭棋，父親是那兒的常客，但老是輸。

　　第六章　梅蘭芳

　　記：您小時候，家裏除了圍棋以外，也打麻將或是下象棋嗎？

　　吳：有啊，父親是不打麻將的，不過母親卻迷得很，經常回娘家去打，輸得時候多，父親的薪水常不夠她輸。我們家有位親戚李律閣，是財界大老，也是八姨丈的哥哥，他很會做生意，是北方首富。南方首富就是上海盛家，也就是東京留園（中國餐館）老闆盛毓度他們家。

　　李律閣是麻將名人，常和張作霖等軍閥打麻將，藉機獻錢。有時候他說：「今天要捐獻五十萬圓！」和張作霖打一夜麻將，果然就輸這麼多，這可比贏錢還難得多。不過他這樣獻金，相對地可以廉價購得國有土地，在北平建賽馬場，他很喜歡賽馬。一九一八年，酷愛圍棋的段祺瑞邀請廣瀨（平治郎）先生、瀨越（憲作）先生、岩本（薰）先生等日本知名棋士訪問北平，李律閣就負責全部開銷。他懂一點日本話，先生們一下棋他就趕來問「誰贏啦？」然後把獎金藏在抽屜裏，分出勝負後真是皆大歡喜。

　　記：他圍棋下得很嗎？

　　吳：下得不好，可是很喜歡下。當時中國圍棋界第一好手顧水如先生，只靠下棋吃不飽，於是李律閣請他幫忙照顧賽馬場，支領薪水。他是福建人，是段祺瑞「安福派」的財政贊助人。段祺瑞是安徽人，他屬下的主要人事幾乎都是福建人，所以稱為安福派。他們靠日本在背後撐腰以伸展勢力，所以常招待日本客人。

　　記：中國人的同鄉會一向團結穩固，安福派也屬於袁世凱的北洋軍閥支流，那麼當時中國的海軍都由安福派佔據嗎？

　　吳：不錯，那時海軍大臣也是福建人，因此到北平的海軍俱樂部去，總是看見一大堆福建人。因為這層關係，李律閣的十一弟李擇一便受安福派之託，以八十萬圓的代價向三菱重工購買兩艘軍艦，當然，他按照慣例拿了一成回扣。李律閣交遊很廣，平劇名伶梅蘭芳還不怎麼出名時他就大力捧他，因此從李律閣開始，我們福建省的親戚都很捧場梅蘭芳。

　　記：那麼，您和梅蘭芳是老朋友囉？

　　吳：認識是認識，不過年齡差距大了些。他曾經送畫給家祖母，她是梅蘭芳迷。梅蘭芳的畫畫得很好。有一回，李律閣打麻將大贏，在北平興建大宅，宴請三百多人，我記得梅蘭芳也來了。一九五六年他來日本訪問，我們還談了些圍棋交流的事。

　　第七章　段祺瑞

　　記：除了令尊為您啟蒙外，您幾乎都是自修研究圍棋，您是在什麼時候和人正式對弈的？

　　吳：九歲時，父親帶我到海豐軒去，和一位老人對局。先是他讓我五子，我贏了，接著讓四子，我又贏了。那位老先生棋力差不多有半職業四段，所以眾人都很驚奇，我也因此有機會和顧水如、汪雲峰、劉隸懷等一流棋士討教。父親看到我棋力大增，更加深自信，曾得意地說：「將書留給長子，文學留給次子，圍棋留給三子。」

　　記：那時「神童出現」的傳聞立刻傳遍北平，不過令尊很早就過世了是嗎？

　　吳：嗯，父親在我十歲時過世，那時他才三十二歲。父親是么子，當年他來北平時從老家中分得的財產花光了，他過世後，家中沒有收入，又不能一直依靠親戚，於是大哥休學，我就到段祺瑞那裏下棋賺點零用錢。他身旁有許多棋客，總是故意輸他討他歡喜，顧水如先生是其中之一，就是他帶我去的。

　　記：您覺得段祺瑞這個人怎麼樣？

　　吳：他覺得我很可愛。他很喜歡下圍棋，早飯前一定先來一局，大家都故意輸他，可是我還是個孩子，不知道要討他高興，起先為表敬意而擺二子，但他下得很吃力，大棋幾乎都被我吃光，一局下完後大家去吃早飯，可是那一天段先生心情很壞，一直關在房間裏不吃飯，大家都擔心得不得了。後來顧水如先生斥責我「不該那樣贏法」，從那次以後，段先生不再和我下，只是看我和旁人下。到了月底，他給我一百大洋當學費。那時候一個月有一百大洋的話，可以過中等以上的生活哩，因為僱一個佣人一個月只要兩塊大洋。

　　記：您看段祺瑞的棋力在什麼程度？

　　吳：很難說，一九三四年我和安永一先生、木谷先生一起訪問中國，那時他住在上海，他因為和張作霖衝突，敗下陣來，從此不再涉足政界，成為虔誠的佛教徒。他很高興見到我，請我吃頓大餐後兩人又對起局來。那時段先生沒有說持白子。我們下了兩局，一勝一負。

　　記：這回不是您故意讓他的吧？

　　吳：那有這回事，他下得快，棋力還是很強。一九一七年，瀨越先生還讓二子和他對局過。他的兒子段宏行也很強。

　　第八章　自修

　　記：在您少年時乏，中國圍棋界裏有那些高手？

　　吳：那時北平第一把交椅是汪雲峰，他是前清「國手」，國手就是圍棋名人，但這個詞兒跟政治有關係。在太古帝堯時代，圍棋不是定勝負，而是占卜天文易理的工具，帝王是利用棋盤占卜天象，預知並教導不懂曆法者何時播種、何時下雨的「導國之手」。當圍棋變成遊戲工具後，「國手」這個詞兒仍保留下來，意指第一人。另外，名醫也稱做國手，漢醫中告訴我們人體有三百六十穴、七十二脈；棋盤的格數和古時的曆法一樣，都是從易經衍生而來。當時，還有顧水如、劉隸懷等一流棋士。

　　記：這些人的實力比起日本一流棋士，程度如何？

　　吳：差得多，差兩、三子吧！那時，中國的下法和日本不同，是先在棋盤四隅的星位分置兩個黑子白子，彼此斜下後才開始下，因此不太研究角的定石。中國式的下法打起來雖強，但還是會輸日本棋士，因為只有力，劉隸懷後來到日本時，也以二先和日本棋士對局。

　　記：據說顧水如先生年輕時留學日本，偶有機會和喜多文子六段對局，結果輸了，他氣自己連女人都下不過，於是把準備留學用的錢全部花光後就回國去了？

　　吳：好像是這樣。中國圍棋在兩百年前的乾隆時代最盛，有黃月天、施定庵等幾位出類拔萃的棋士，但是國事一衰，圍棋似乎也跟著衰退，從清末到民初是最弱的時期，連一般家庭都不太普及。

　　記：因為沒有好的贊助者，就無法培養職業棋士。

　　吳：嗯，最重要的是不能靠圍棋吃飯。

　　記：聽說您在十二、三歲就已超過這些一流棋士，具有國手級的棋力是吧？

　　吳：是的，我十三歲時在北平和汪雲峰對局，那次的棋譜就記在全集的第一頁，我贏了那盤棋，雖然是用中國式的下法。

　　記：這只能說是奇蹟。在日本的說，即使從小受專門老師的指導，到了十二、三歲也才可能成為初段，但您沒有老師指導就如此高明──，您是怎麼學的？

　　吳：我仔細研讀家中藏的各種棋書，此外，從早到晚就只是排子，其他什麼都不做。父親雖然不曾明講，但我知道他有意要我以圍棋立身。父親死後，親戚告誡我「儘搞那東西會弄壞身子的」，於是我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時間沒動過棋盤。那段期間，我只好看西遊記什麼的，但不知怎的又恢復原狀了。

　　記：聽說您因為太認真，手指關節都彎曲了，是真的嗎？

　　吳：是真的。東京有家專出棋書的書店斯文館，我從那裏函購到圍棋新報的合訂本（三冊），這書又厚又重，我就在微弱的燈光下，左手拿書，右手拿棋研究，我研究了很長一段時間，支撐書辭的左手中指就彎曲了，到現在，你看，還有一點彎吧！左手累了，我就換右手拿書、左手拿棋，因為這樣，我兩手都能下。在指導業餘的人時，我可同時對兩人，左右手都能下，很方便喲（笑）。

　　第九章　圍棋的起源

　　記：您說「圍棋本來不是勝負之爭的遊戲，而是占卜天文易理的工具」，能不能說得更詳細點？

　　吳：中國文字創於殷商時代，可是在此之前有關天文氣象的研究就已經很深入，因為這和農業有很大的關係。在文字發明以前，研究天象當然無法查書或留下記錄，只有使用棋盤，就像現在一樣在盤面畫線，藉白子及黑子來測知陰陽之動吧！我想圍棋盤就是宇宙的象徵，由三百六十個天體組成，但圍棋盤的目是縱十九乘橫十九，共三百六十一，多餘的一個就是天元，亦即是太極，表示宇宙的根源。三百六十的目數在舊曆中是一年的日數，把此一分為四，四隅就是春夏秋冬，白子和黑子為晝及夜，如此這般把天地象徵化了。

　　記：我曾聽說遠古時代中國和日本都烤龜甲以占神事，聽您這麼說還是頭一遭，到底如何用圍棋盤來占卜呢？

　　吳：這，我也不知道，但不會像圍棋這麼複雜吧！到現在不是還有錢卜嗎？用銅錢的表裏表示陰陽，原理是類似的。

　　記：傳說發明圍棋的是堯帝吧？

　　吳：是誰發明的不知道，但堯帝是個優秀的卜者則為事實。有這麼一個傳說，有一次堯帝下鄉視察政情，遇到仙人伊蒲子。堯帝請教他一直擔心的繼承人問題，伊蒲子吟了一首詩暗示他。詩的內容已忘了，只知道意思是說「這一帶有個有為的青年隱者，何不就以他為繼承人，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如此政治定當安定。」堯帝回都後，立刻命衛士找到那位叫舜的農民，按照伊蒲子所說的立他為繼承人，並把兩個女兒嫁給他。他也就是後來的聖人帝舜。

　　記：這就是有名的「禪讓」嘛，以前的歷史教科書都有。

　　吳：不錯，堯沒有把帝位傳給自己的兒子丹朱，但另外教他圍棋。當然是教他做為研究天文易理的工具，並非遊戲的工具，我想帝堯有讓丹朱「究天文、易祭」的意思，「祭政一致」的話至今仍在，中國古時更以易判斷各種事情做為政治指針，所以他把「祭」法傳給丹朱。

　　記：那麼，圍棋是什麼時候開始二人對弈而分勝負的？

　　吳：後漢時代蔡倫發明紙，紙可成書，使得研究學問變得容易多了。人們利用紙學習各種事物，圍棋盤也就不再必需，遂演變成以棋子對奕而爭勝負。圍棋遊戲興盛雖在隋唐以後，但在三國時似乎已相當普及。「三國志」的英雄豪傑中，曹操的棋力就相當強，關羽也有肩中毒箭，一邊接受刮骨治療一邊安然下圍棋的插曲。至於東吳孫權之兄孫策下的棋譜仍保存至今，是世界最古的棋譜。

　　記：那是兩千年前的東西了，規則是否有所不同？

　　吳：看起來是白子先走，當時是棋力較弱的持白子，與現在相反。雖然是按照定石來走，但他的對手是家臣呂範，看得出是客氣對局，當然，在必須阻擋的地方只是並排而已，因為是陪主君下棋，大概得留意不掃他的興吧！

　　記：日本也留存了日蓮上人和吉祥丸（後來的日朗）對弈的棋譜。

　　吳：那是仿清乾隆名人黃月天及周東侯的棋譜所做的贗品。

　　記：聽說也有武田信玄的棋譜──。

　　吳：這──我不清楚，我認為戰國時代的武將忙於戰爭，不可能那麼強。

　　記：圍棋是在飛鳥時代傳到日本的，那時恐怕就已是勝負之戲了。持統天皇（西元六九○年──六九七年在位）時就曾頒發「禁止雙六及圍棋」的告示，一定是當時賭棋之風很盛。

　　吳：大概是吧！但是「論語」中說「小人有暇則不思及義，傳弈可也。」可見在孔子時代圍棋還是占卜工具，不是賭勝負的遊戲。

　　第十章　應邀赴日

　　記：據說注意到您是天才兒童並為您奔走「赴日以成大器」的是住在北平的日本人山崎有民先生，請問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吳：我家友人中有位住在臺灣的林熊祥先生，他是曾經投資我祖父販盬事業的臺灣首富林家的一族，是祖籍福建的同鄉。中日甲午戰爭後，臺灣成為日本的領土，他入了日本籍，經常到東京去，知道在日本棋下得好可以生活得很好。他到北平洽商時偶爾聽說我的事情，認為把我送到日本去學的話，或許能成大器。於是有意把我介紹給日本人。我十一歲時，他就帶我到北平的日本人俱樂部去。

　　記：您在那裏和山崎先生對局過嗎？

　　吳：不是，最初和我對局的是來自日本的一位職業初段，我雖然持黑子，仍被套入困境，眼看就要輸了，可是我還拚命抵抗，結果勝了六目。那是我第一次和日本人下棋，而且贏得很辛苦，至今還印象深刻。當時山崎先生就在旁邊觀局，他非常佩服。他很喜歡圍棋，但棋力不強，大概只有現在的業餘五段吧！他在北平從事美行生意，懂一點中國話，聽說他弟弟在讀賣新聞，在新聞界相當有名（註：前讀賣新聞經濟部長、知名經濟評論家山崎靖純）。由於這個機緣，我就常和日本人下棋。

　　記：聽說您也和到北平去的岩本先生對局過？

　　吳：是的，就是第二年（一九二六年），當時岩本先生六段，最先讓我三子我贏，讓二子時我輸，一勝一敗。翌年和井上（孝平）先生下，下三盤，一勝一敗，一局打掛，不過我的情勢較佳。山崎先生把那些棋譜送給瀨越先生（當時七段），大肆誇獎我，並說：「在沒有優秀指導人才的中國，恐怕無法伸展其潛能。」而提起讓我到東京留學的事。瀨越先生也很熱心地為我奔走，他們兩位為我的事寫了五十多封信。

　　記：據說瀨越七段看到棋譜時非常感動，嘆說：「令人想起秀策（江戶末期的名人）的少年時代。」但說到來日本留學，經濟方面是個問題，何況當時中日關係不好，你是否猶豫過來東京之事？

　　吳：那是一九二八年六月的事。正好發生張作霖在回東北途中被日軍炸死的事件，日本雖然極力保密，但真相很快就大白了。我還記得家裏的門房很激動地跑來通知我們這個消息，北平街頭到處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示威遊行。我那時還是個孩子，雖然不能自己判斷去日本是否較好，但因為身體不好，所以很嚴肅地拒絕了。於是瀨越先生找上政界實力者犬養毅先生（後來任日本首相）及財閥大倉喜七郎先生幫忙。犬養先生的女婿正好是日本駐北平公使芳澤謙吉（後來擔任外相），芳澤先生透過朋友楊子安先生（國務院參議）來說服我。楊子安先生是湖北人，和我們吳家沒有直接交情，但此後就成為我的義父，負責我的監護工作。

　　第十一章　日本的印象

　　記：在中日關係最險惡之際，財政界大老出錢出力幫助一個中國少年赴日的例子不曾有過，結果您就接受日本方面熱心的邀請是嗎？

　　吳：是的，大倉先生負擔我家的生活費，他開出條件：「一月兩百圓，保證兩年，兩年後不能成為棋士就回國。」那時候的兩百圓數目很大，相當於現在一百多萬。但是我們對日本的情形不怎麼了解，也不知道圍棋是否真能成為職業，感到非常不安，然而母親還是決心帶我赴日。一九二八年我十四歲時，和母親、大哥及山崎先生一起搭乘長安丸從天律出發，一直多方照顧我的芳澤公使恰巧和我們同船，當然他坐的是頭等艙，我們坐二等艙。

　　記：大倉先生的「二年不成即回國」的條件，一定讓您相點緊張吧？

　　吳：不會，我並不那麼緊張，我那時還是個孩子，一切都由母親和大哥作主。

　　記：當時您幾乎不會說日本話，但在出發前去學了一點是不？

　　吳：我每個禮拜到山崎先生家一個小時，接受山崎太太的指導。她很漂亮溫柔，聽說以前是京都的舞孃。她用教科書從「」開始教起，因為只教了兩三個月，我只學會一些單字。我們在神戶登陸後，先在京都待了一個禮拜，有一次我和哥哥到飯店附近的小店去買夾果醬的蛋糕，雖然確實襠道一個要五錢，但我還是第一次用日本話問「這個多少錢？」因為剛從教科書學到，也只會講這麼多（笑）。

　　記：初次踏上日本土地的印象呢？

　　吳：覺得很好。那時候的中國，到任何地方都看得到叫化子，一上街買東西，就有一大群叫化子追上來把人團團圍住，只好扔些銅子兒在地上，趁他們爭相撿錢的時候溜走，點然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來日本時，發現很少乞丐，小偷也少，治安比現在好多了。

　　記：飲食方面還習慣嗎？

　　吳：沒有問題。最先的兩個月，午飯都在附近的一家中國餐館叫，但我們很快就習慣了日本料理，也開始吃了，母親也會上魚舖去買魚，我們慢慢地融入了日本生活中，我們常吃豆腐，那時一到傍晚，賣豆腐的就吹著喇叭來叫賣。最近已不見這種光景了，那喇叭聲聽起來總覺得有些悲哀，我到現在都還有印象。不過，生魚片很難吃得到，只有參加宴會接受瀨越先生招待時才能享受到。

　　記：您來日本後是否立刻住進瀨越先生家？

　　吳：不是，瀨越先生在麻布區谷町六一番地找了一棟房子安頓我們母子三人，當時，日本棋院就在溜地的永田町，近得很。我每天帶著字典到日本棋院，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才習慣語言方面的問題。

　　記：聽說您在下棋時，正坐在榻榻米上時就無去忍受，中國家庭裏沒有跪坐的習慣吧？

　　吳：那真是最糟糕的事。我來東京半個月後，應邀參加床次竹次郎（政友會議員）的宴會，因為必須穿和服，我只好換下中國服，第一次穿裙子跪坐著，沒多久就覺得雙腳又麻又痛──。我們在中國是坐椅子，不論下圍棋或是吃飯，大家都是坐在椅子上。我第一次和秀哉名人（本因坊）對弈時，因為剛來日本還不習慣，只好盤坐著下棋。

　　記：中國也有盤腿坐的習慣嗎？

　　吳：沒有，盤腿坐的正式說法是「胡坐」，是邊彊外族的坐法。

　　第十二章　第一手下天元

　　記：您來日本後，棋界為了試試您的能耐，首先選派篠原正美四段和您對局，聽說在日本棋院裏連下三天，這是您的第一次比賽，是不是很緊張？

　　吳：沒有，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懂日本話，不曉得那次輸贏有什麼意義──。後來我聽人說，篠原先生是那年春季升段大賽的冠軍，所以大倉先生吩咐他：「你去試一下！」我持黑子，原而不計點勝了，後來才有機會以讓二子和秀哉名人對局。因為是對名人，讓二子，等於是三段資格。如果說和篠原先生的比賽是預試的話，這一場算是正式試驗了。

　　記：那時候也不緊張嗎？

　　吳：不怎麼緊張，雖然在北平時聽說名人是很了不起的，但不會像日本人一樣對這稱號有特別的壓力。這樣反而好，我才能悠哉地按自己的方式來下，倒是母親非常擔心。結果我贏了，內容也非常好，所以「合格」了，翌年春季大賽開始前，大倉先生頒給我棋士證書，我一直小心珍藏著，但是在空襲時被燒掉了。

　　記：也就是說您被承認為日本棋院的棋士，並有著三段的資格，當時的三段相當於今天的五段吧！之後，您在讀賣新聞的「特選負」中贏過十人，又在一九三○年秋季大賽全勝，正如各方期待地活躍起來，但在那之前，您曾和木谷實四段對局，由於您下東坡棋，很令大家意外。

　　吳：我來日本不久，時事新報就安排我和木谷先生對局。本來我一開始並沒訂下什麼戰略，但因為聽說木谷先生很高明，於是在比賽的前兩天，我就去請教橋本（宇太郎，當時四段），他教我先下第一子在天元，然後彷白子直到第六十三手。結果木谷先生非常困擾，好幾次跑到走廊向主辦人發牢騷，我在房間都聽到他的聲音。

　　記：您一直模仿到最後嗎？

　　吳：不，我沒有一直模仿下去，白子下在天元附近，黑子如果模仿一定會被吃掉。我是打算儘快讓對方下到正中央，這樣我就能下別的棋，但是白子要鞏固周圍需要點時間，所以模仿得比預計的長。東坡棋並不是很好的戰略，因為對方掌握主導權，可以佈好自己得意的佈局。那時因為沒有讓子我才這麼下，但結果還是輸給木谷先生，雖然我輸了，我卻學到很多。

　　記：您後來還下過東坡棋沒有？

　　吳：沒有，後來有位朋齋先生（藤澤）下過，他的東坡棋正好相反，是拿白子下的。

　　記：你突如其來地把第一子下在天元時，木谷先生也大吃一驚，但就佈局而言，有什麼意義嗎？

　　吳：在中國，以前常打天元的，因為可以威制四方，並非不利，只是如果沒有相當的棋力，就沒有辦法活用這個優勢。久保松先生（勝喜代）曾經很認真地研究過天元打，結論是「天元絕非不利的佈局，只是自己的實力尚不能將之巧妙活用。」

　　記：那盤棋後，您也說「老子佈局於天視，孔子自四隅開打，這兩人的目標點雖然一樣，但老子的學目哲理宏大，不易理解；孔子的學問容易了解，脣以普通人也能理解。圍棋的道理與此相同。」似乎是中國式的說明。

　　吳：我曾說過那些話嗎？（笑）

　　第十三章　好敵手木谷實

　　記：據說您和稱被為怪童丸的木谷實先生雖然是競爭對手，但私交卻甚篤。不過您剛來日本那段期間，不知為什麼敗給木谷先生的時候居多？

　　吳：這是實力之差，木谷先生那時雖然是四段，但有相撲般一鼓作氣打倒敵手的戰意。

　　記：他的棋風如何？

　　吳：他是個很專心的人，要擴張地盤時會放低姿勢結結實實地取得地盤，然後再打進去，每做一件事，在自己未充分了解前絕不改變方法。在我們看來，好像有點不利，因為下到百手時，往往時間就進入讀秒階段了。現在流行快棋，大家都讀秒，但當時木谷先生的讀秒是很出名的。

　　記：這麼說，他是時間不夠就不能下好棋的型嗎？

　　吳：不，也不是這樣。木谷先生是即使時間不夠也能下得正確，就因為他下得好，即使讀秒了他也毫不緊張。現在趙治勳雖然也常進入讀秒階段，而他也不會慌亂。我們那時的時間比現在長多了，有一回，我還問木谷先生為什麼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呢？通常，我們這些專家在對手一擺子時，就會湧現第一感，一、二、三、四、五──等各種手都湧現，是我的話，就選擇其中看來最好的一個來研究，如果覺得可行，則其他的手都放棄不再想，所以我下得快。但是木谷先生正好相反，他是從最不可能成立的手先研究，這樣就不會有漏失的地方。

　　記：他的下法比較堅實嗎？

　　吳：很難說，他的性格是凡事不考慮透徹是不會下決定的，我則考慮太多反而會迷亂，因此，偶爾會忽略了別人的妙手。常有外行人問我：「職業棋士可以細算到幾手以後？」其實看出第三十手或四十手都很簡單，難的是要判斷走那一手。或許一般公司也一樣吧！在訂立經營方針時最重要的是決定重點放在那裏，一旦決定方針，後面由於聚合了各種專家，實行起來就快了。圍棋的道理和此一樣。

　　記：木谷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這麼專心不貳嗎？

　　吳：嗯，非常嚴重，他下將棋也要很長的時間，連打麻將都像下圍棋似地長考，惹得其他三個人都亂了陣腳。他最出名的是撞球。我雖然不會，但是午休時也會去看他們玩。木谷先生總是掛著眼鏡，擺個姿勢，大家以為他終於要出桿了，他又換了個姿勢，就這樣反反覆覆，撞一次得捋五十次左右的球桿（笑）。

　　記：其實說到專注，您的情形似乎也不比木谷先生差是吧？

　　吳：不，我只專注宗教，木谷先生則是專注圍棋。

　　記：棋士們在比賽空檔時會下下將棋或打打麻將，在激烈的棋賽後還不疲倦，真叫人佩服，這算是休息嗎？

　　吳：是的，棋賽後回到家裏，滿腦子還是圍棋，根本怎法入睡，因為太興奮了，於是打打麻將，轉換一下情緒，身體也覺得疲倦了，就很容易入睡。

　　記：吳先生也做這類的事嗎？

　　吳：多少會，因為比賽是兩天制的，打掛的那一晚很難熬過，一般人會到別處喝兩杯以轉換心情，但是我不喝酒，只好抓著觀賽記者下將棋。吃過晚飯，差不多九點鐘左右，再找按摩的人來，但是遇上差勁的按摩師的話，第二天身體反而更僵硬（笑）。

　　記：您覺得下棋的方式會顯現其人的性格嗎？

　　吳：可不是嗎！圍棋是要決定輸贏的，使用一個戰法，如果不能順利得逞，就得變化別的方法，就像棒球投手直球投不好，就在變化球上下功夫一樣。拿業餘棋手來說，平常看起來相當溫厚的紳士，下棋時也常常互相謾罵、舉棋不定。職業棋士中平常很老實的人，在比賽時也常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

　　第十四章　新佈局

　　記：一九三三年夏天，您和木谷先生在長野縣地獄谷溫泉擬出摒棄以往重視角地的下法，而以中央為目標的革命性「新佈局」，予棋界相當大的衝擊，非常出名。也因為這個契機，全國折起一陣圍棋熱，兩位一躍而成時代的寵兒，請問是什麼動機使您相到這種新佈局的？

　　吳：木谷先生的想法和我稍有不同，我那時雖然剛昇上五段，但當時五段以上的棋士不多，因此還是常常持白子進攻。那時也沒有讓子，如果按照定型佈局，白子總是不利，於是我就多方思考，必得找出一種不同的攻勢才行。於是我就想，把以往要花二手確保角隅的戰去，改用一手來完成，所以開始就下星位或三三。當時我還不知道三三在本因坊門中視為鬼門。木谷先生討厭被對手按頭，也想向中央擴張勢力而佈局，所以試了三連星（在直線上三個星下子的佈局）等。我們在溫泉初次被問到這事時，因為太過新奇，很多不無法馬上明白，但是重複兩三次說明後，也就豁然明白了。

　　記：現在任何人都會常下三三或三連星，但在當時真是驚天動地的新手法呢！二位創出這突破古老型式的新佈局，在秋季大賽時又分別獲得第一（吳）、第二（木谷）的成績，因此廣受歡迎是自然的了。不過，聽說秀哉名人等專家對此並不怎麼讚許。

　　吳：做一件嶄新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被看好的，老早就有前輩提醒我：「那樣下棋的話，下到百手左右就不成圍棋囉！」但是外行人卻非常歡迎，讓子棋就置於星上，擺六子的話就出來兩個三連星，即使不這樣，從星位向星位打，也具有相當大的威力，因為可以不必去記那些麻煩的定石，所以受歡迎。

　　記：以前人常說「下圍棋必先從定石開始記起」，但外行人似乎很覺困難。

　　吳：大概吧！定石是最難的，不只有好幾萬種，而且必須和著佈局一起熟記。這些都是專家的秘密，他們並不輕易示人何種情況下該使用何種定石。新佈局為外行人擺脫了定石的麻煩，對圍棋的興盛有很大的貢獻。為新佈局定下理論的是安永一先生，他寫了一本「新佈局法」，兩個月就銷了五萬本，據說在發行的平凡社店前，等不及出書的讀者排成一條長龍，是當時的暢銷書，聽說他只花一天功夫就寫好了，安永先生也是個怪物（笑）。

　　記：當時的圍棋界還殘留著類似封建的家元制度（宗家制度），如果有人做出違反作風的事，就可能被逐出門下，您二位不屬於掌時代權威的本因坊一門，這一點算是幸運吧？

　　吳：您說得不錯。我來日本，沒有成為任何人的徒弟，瀨越先生雖然照顧我的生活起居，但他從來沒看過我下棋，因此我可以不受古老的傳統束縛，自由自在地研究自己喜歡的事。

　　記：您因為新佈局而廣受歡迎，在一九三三年秋讀賣新聞選手權中獲得優勝，得以向秀哉名人挑戰，這件事又使圍棋迷為之轟動。那時，您突然下出三三、星、天元的新佈局，就有人認為這樣對名人是失禮的，聽說秀哉先生也被您惹火了是不？

　　吳：這是謠傳吧！秀哉名人是相當謹慎的人，他在賽前一定會充分檢討出對策，應該預想得到我會這麼出手的。

　　記：那盤棋打掛後，聽說名人和弟子聚在一起檢討局面而發現妙手，因此贏得有些問題？

　　吳：當時那是名人的特權，慣例在輪到白子時打掛，但在休息時由於在乎輸贏的心理，總會去研究下一手吧？因此很多人認為這樣「不公平」，我也主張比賽一天內結束。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打掛的下法，大抵都是一天就定勝負。結果，那盤棋我輸了二目，但木谷先生卻非常同情我，也因為這個原因，五年後的名人退休賽時，被名人選為對手的木谷先生即強烈要求，首次採用「封手」。

　　第十五章　歸化

　　記：您在二十二歲那年（一九三六）歸化日本，那時您就有長居日本的打算吧？

　　吳：大概是吧！母親和大哥雖然都勸我為將來打算，去讀大學什麼的，但是我忙著棋賽，沒有時間看書，心想也許沒有比繼續在日本下棋更好的方法了。

　　記：家裏的人不反對嗎？是不是只有您一個人歸化？

　　吳：沒有反對，因為全家都靠我的收入過日子。

　　記：放棄自己的國家需要很大的決心，這是您自己的決定嗎？

　　吳：那時候中日間的情勢愈來愈惡化，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發生後，在日本的華僑接二連三撤回大陸去。一九三三年日軍攻打熱河，締結塘沽協定。那時，連在北平的山崎先生也廉價轉售了事業回到日本，他勸我如果要在日本待下去的話，最好還是取得日本國藉。那年，我用新佈局向秀哉名人挑戰，名人常常說頭痛或什麼的，不遵守約定的時間打掛。山崎先生對這情形非常憤慨，寫信向瀨越先生抗議說：「是因為對手是中國人就這樣為所欲為嗎？再這樣下去的話，就不必讓他在日本研習圍棋了！」瀨越先生是穩健的人，只說：「不管怎麼說，秀哉先生是前輩，而且是名人──」並不太理會山崎先生的抗議。山崎先生因為是介紹我到日本的人，所以特別關心我。

　　記：以中國人的身份在日本下棋有什麼不利呢？

　　吳：那時的日本軍歌裏就有「代天討不義」這句辱華歌詞，隨著日軍在中國大陸逐漸擴大戰火，日本政府及國民也都強烈擺出「日本是對的，了不起的」姿勢。我來日本的時候情形更烈，他們常輕蔑中國人是「支那人」或「中國佬」，不過朝鮮人更被歧視。我是不在乎，但大哥卻很在意。有一天，我和大哥一起坐電車，有一個男人立刻站起來，大哥告訴我：「那是朝鮮人。」因為那時候在電車裡日本人站著時，朝鮮人就不能坐著。

　　記：現在真是難以想像。

　　吳：當然，棋院裏的人面對我時是不會口出輕言的，但是反映時勢的「不能輸給支那人，日本必須第一」的國粹主義氣氛卻相當濃。因此，我和秀哉名人對弈，棋迷雖然高興，但名人卻覺難堪，因為日本圍棋第一人若輸給中國小孩的話，太沒有面子了。

　　記：歸化的事就這麼具體化了，手續進行得順利嗎？

　　吳：不順利，花了四年時間，因為國民政府不肯註銷我的中國藉，還是山崎先生和他熟識的上海總領事交涉後才辦成。不過，在日本的華僑都反對我入日本籍。

　　記：歸化以後，您的姓名讀法是不是完全改變了？

　　吳：沒有，一直照顧我的望月圭介先生（政友會議員）告訴我：「即使入了日本籍也不能忘了祖國，姓名就採名取半西半日的唸法，為GOIZUMI（吳泉）吧！」所以我向區公所報戶口為「GOIZUMI」，但是因為讀起來不夠響亮，因此新聞界還是使用吳清源的原來讀法。

　　記：在電影「未下完的一盤棋」中，有一幕是軍人拿刀威脅不想入日本籍的少年說：「如果不入籍就殺了你！」實際上有這回事嗎？

　　吳：那完全是虛構的，我也向東寶公司表示過那幕場面不太恰當。

　　第十六章　神的啟示

　　記：在您歸化前不久的一九三五年時，您突然離開日本回到天津，為什麼？

　　吳：因為宗教的關係。

　　記：是不是有精神上的煩惱？

　　吳：嗯，那時我很認真地思考人道究竟是什麼？那時，我常常去請教瀧野川的西園寺公毅先生。西園寺先生是公卿西園寺家的一族，經營礦山失敗，但還住在以前曾用過十多個佣人的豪華住宅裏。他年經時留學美國，信奉基督，但回國後又改信佛教，是虔誠的日蓮宗信徒。西園寺先生雖然信日蓮宗，但和一般信徒不太一樣，他注重心靈方面，認為只要在心內吟誦佛號「南無阿彌陀佛」，就可治癒疾病。有位大師級的人曾預言：「不久將有一位對日中親善大有助益的人自中國來日！」沒多久我就來了日本，所以西園寺先生非常關心，要木谷先生帶我去見他。

　　記：因為木谷先生那時也熱衷於心靈療法，跟西園寺先生交情不錯，川端康成的名著「名人」裏有描述這點。

　　吳：是的，西園寺先生在業餘中算是相當強的棋手，所以和秀哉名人等有名的棋士都有交情。於是，我應木谷先生之邀到西園寺宅去，西園寺先生學養豐富，不僅熟讀四書五經等漢籍，對華教、道教、基督教等亦有研究，非常令我佩服，從此以後我在精神方面便逐漸依賴西園寺先生，經常出入他家。他也覺得我不錯，常勉勵我要「透過圍棋促進日中友好」，到後來，還傳授我「道的秘法」。不幸的是，他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去世，我雖然很頹喪，但不久就接到天津的二哥寄來的報紙「庸報」。庸報的社長垂李，和我們是福建同鄉，由道教轉為紅卍會的會員。他在報紙一版社論的地方撰寫紅卍會的教義，我看了以後有點心動。正當我感染上這宗教氣氛時，就在同年秋天大賽開始的前一天，我突然病倒了。

　　記：那一年春季大賽時您獲得全勝，因此大家對您的期待更大。能不能請您詳細談一下病倒的情況？

　　吳：那時我住在瀨越先生家裏的一棟獨院裏，夜晚看了老子的道德經後，覺得有點不對勁，好像被某種東西附身的感覺，我本能地在胃部四周揉搓，彷彿要掏出裏面的東西來，然後跑到廁所去。母親就在隔房，她看我老半天沒回房，很擔心地跑來一看，嚇了一跳，立刻把我抱回房間，叫醫生來，但當時我的脈膊已停、想喝水卻張不開嘴。

　　記：您昏過去了嗎？

　　吳：沒有，可以模模糊糊看到周圍的人騷動的樣子，也聽得見，但卻不知道自己是誰？後來醫生替我打了針，我才恢復了知覺。我這種情況當然不能參加棋賽，所以向日本棋院申請休場。第二天我在家裏休息，又被不知名的東西附上身，不停地感到某種意識，好像命令我：「回天津去！」於是我下決心回去，但如果我告訴別人是為了南道而回中國，不顧重要的棋賽，別人一定以為我瘋了。所以我跟別人說是「回北平為父親掃墓」，只有母親知道真相。我從神戶搭船返國，那時口袋裏只有二十圓，雖然一個人，卻一點也不寂寞，因為感覺有東西附身的緣故。途中曾靠港下關，第四天就回到天津。

　　記：您認為「回天津去」是神的啟示嗎？

　　吳：我是這麼認為。【注】：「名人」：川端康成的小說。一九三八年本因坊秀哉名人退出棋壇，川端康成花了半年的時間，觀賞他的引退棋賽，感動之餘寫成了這部小說。小說是從秀哉名人在棋賽結束後一個月去世時寫起，與他對弈的木谷實七段，在書中改為「大竹七段」。本書自一九四八年開始在「新潮」等雜誌上連載，然後輯成單行本發行，目前版權為新潮文庫所有。

　　第十七章　「紅卍」的教義

　　記：您回國時是二十一歲，請問您從小就對宗教、哲學很關心嗎？

　　吳：是比較關心。我八歲的時候，父親虔信道教開始坐襌，父親死後，道士經常到家裏來唸經，母親也擔心將來而常常問神。我們家的親戚中，姨母是最虔誠的道教信徒，常常在家裏「扶乩」，因為環境四周都有宗教的氣氛，我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

　　記：扶乩是什麼呢？

　　吳：是請示神意的方法。有個沙盤，兩個人相向而立拿著丁字形的棒子，等到精神統一時神就降臨，棒子就自然移動，在沙上畫圖或寫字，那就是神意。拿棒的人如果沒有足夠的道行就無法成事。我很喜歡看人家扶乩，當然，我那時還小，完全不了解什麼深刻的意義。

　　記：您遵從神意從神戶搭船返國，到達天津時最先來看你的是令兄吧？

　　吳：是的，母親打電報通知他來接船，他是南開大學的學生，當時日本來中國擺出強烈的侵略姿態，南開大學的學生全都抗日，而我正好在這個時候從日本回來，所以悄悄地住在二哥朋友的房間裏，我們談了一夜，二哥還把來往頻繁的庸報李社長介紹給我認識。李社長告訴我他為什麼信仰紅卍會，頻頻勸我入教。

　　記：紅卍會究竟是什麼樣的宗教團體？在日本好像知道的人不多。

　　吳：簡單的說，它的教義就是「道慈」，要讓上帝賜給人類的靈魂相互和諧、合作、和平共處。適應真理、歸依人類本來的心就是「道」，心存憐愛、遵從神旨而互助就是「慈」。

　　記：教祖是誰呢？

　　吳：我們不稱教祖，但定有「至聖先天老祖」六字以便祈拜時吟誦。至聖是宇宙的本體，亦即真理的極地；先天是創造天的神，老祖是人類最老的祖先的意思。或許，與其說它是宗教，不如說是探求真理的修養團體，我們也進行慈善活動。不拘黨派、不涉政治、不限教別，基督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都可以入教，但是日本的宗教並不承認它。它於一九二○年在山東創教，現在總部設在香港。

　　記：後來您就入會了嗎？

　　吳：是的，要進道院入教，必須先做九十天的修行，但瀨越先生很擔心，打電報來催我快快回去，因為中日間的情勢越加惡化。沒辦法，我只修行了六十天就得回日本，不過那時已無東西附身，身心都覺輕鬆愉快了。

　　記：您認為您為什麼會被它的教義吸引？

　　吳：那全是一個緣字。

　　記：從那以後，至今五十年間，你都是虔誠的紅卍會信徒而走自己的道，您是否認為實行教義對圍棋也有益處？

　　吳：當然，但「實行教義」這話說來簡單，然而這世上有很多認為只有自己已經能做到而可以成「神」的人。

　　記：那麼，您現在還在修行的途中？

　　吳：是在修行途中，用圍棋來比方的話，我還在九級的階段呢！

　　第十八章　慰問日軍

　　記：戰爭愈打愈激烈後，似乎也不能悠悠哉哉地下棋了，一九四一年，棋士們結成「棋道報國會」勞軍，您也參加了嗎？

　　吳：是的，我們到各地的醫院去指導傷兵下棋，軍中喜歡圍棋的人很多，甚至有軍官認為「有助於策訂戰略」。其實，真正打起仗來，圍棋是不太能當參考的。因為不論圍棋或是象棋，有規則，彼此一手一手地來，打仗絕不能等到對方出手後自己才出手，因為不論是十手或二十手，先出手的總是贏。

　　記：您到外地勞過軍嗎？

　　吳：有兩三次，一九四二年應南京「汪偽」政府顧問青木一男先生的邀請，隨同瀨越先生回國訪問。後來我聽人說，我到達上海以後，飯店旁就有人貼上「殺死尹化漢奸吳清源」的標語，又有人懸賞我的腦袋，於是添加護衛，惹得一行人抱怨「不太能外出」。因為中國人認為我去慰問鼓勵日本軍人，是「嚴重出賣祖國」。

　　記：您雖然歸化為日本籍，但總歸還是中國人，對於中日戰爭的進行一定很痛心是吧！

　　吳：我相信天意是要中日親善的，所以我絕不放棄隨潮流趨勢改變的希望，不論自己多麼著急，但中日親善也不是馬上就可以解決的。我信仰的紅卍會就說「不語政治，世界無國境」，所以我也在超越民族或是國家的心理。不過，偶有從軍的圍棋迷寫信給我時，我總是回信請他們「別太虐待中國人」。

　　記：您到長春，在溥儀面前下棋，也是那次旅行時的事嗎？

　　吳：不是，那一次是在東北事變後的一九三四年，我巡迴上海、青島、無錫等地時的事。木谷先生如我在溥儀面前對局，每天一小時，連續三天，算是一局三小時的快棋了。我先走，以十二目勝。

　　記：溥儀喜歡圍棋嗎？

　　吳：他好像懂。輸贏決定後我們曾到院子去用中國話交談。他的侍醫徐先生很喜歡圍棋，我們從小就認識，我問他怎麼稱呼溥儀，他說要稱「皇上」。我把「新佈局」這本書送給溥儀，他就說：「侍醫擅長圍棋，你就和他下一盤，把他的棋子都吃掉！」雖然我們馬上照辦，但我覺得讓對方五子、而且是輸棋亦無妨的情形下，實在沒有必要全部吃掉。

　　記：您也為他做圍棋解說嗎？

　　吳：沒有，只是把書的內容說明一下，他大概是為了轉換心情才要看我們下棋的吧！

　　記：溥儀在戰後被俄軍逮捕，又在東京裁判中出庭作證。歷經坎坷命運，他雖已是歷史上的人了，但您對他有什麼感想？

　　吳：他很高，比我高一個頭，人很直爽，也很注重信仰，紅卍會的新京道院就是他出資二十萬元建造的。我雖然不清楚他的棋力，但他有位堂兄弟溥仲業，棋力卻極強。第二年我為紅卍會的事再回中國時，曾在天津的惠中飯店和他對局，我讓二子，他雖然不是職業棋士，我卻險些輸給他。

　　第十九章　戰時的生活

　　記：一九四三、四四年間生活物質匱乏，一般國民都非常苦，棋士的生活也相當苦吧？

　　吳：非常苦，值錢的東西都賣給政府了，每天只吃一些像是鳥食的東西。米箱總是見底，所以靠瀨越先生介紹，每週到東京郊外買一趟米。他的弟弟在國立地方有一大塊土地租給農人耕種，我們就拿棉布或襪子去換米和青菜。

　　記：這麼說，您擁有很多可以物物交換的物品囉？

　　吳：我回中國去勞軍時，帶了一整箱的布料回來。那時上海的純棉還堆積如山，看來，那是我勞軍旅行的唯一樂事，對我幫助很大，但是我也冒了生命的危險。太平洋戰爭一開始，美國潛水艇就在黃海一帶潛航，擊沉不少日本運輸船艦。我搭的那艘船也為了躲避攻擊而繞道航行，每天在船上盡做逃難訓練。

　　記：您什麼時候預感到日本的敗戰？

　　吳：一九四二年春，我為紅卍會的事到東北時，東京首次遭到空襲。那時天寒地凍，我感冒發燒，住在哈爾濱的道院裏，那時哈爾濱紅卍會會長劉穆遠先生就說：「一度遭到空襲後，接二連三還會再來，這場戰爭日本輸定了。」不就像是神的諭示嗎？

　　記：在戰爭中，是否有過因為您是中國人而遭電話威脅或騷擾的不愉快回憶嗎？

　　吳：有一次，一九三九年我和木谷先生在鎌倉圓覺寺下讀賣新聞主辦的十局賽時。

　　記：當時，木谷先生剛贏了秀哉名人的引退棋，聲譽正隆。您二位的十局賽據說是每三個月一回、前後持續了兩年的熱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吳：事情就發生在第一局，當時已經實施燈火管制，我們在一間有寬廊的微暗房間裏下棋。中盤戰後勝負情勢即明，木谷先生情勢不利，進入第三天的長考，拼命想挽回頹勢。後來因為我意外失算一著，盤面整個逆轉，木谷先生便宜六目，但勝負仍不明。那時，木谷先生有輕微的腦貧血現象，人有些昏沉不定。我們和公證人商量後，他說「不妨事，還是要本人親自下。」由於只能休息三十分鐘，木谷先生就暫時躺在走廊的藤椅上休息，然後繼續棋賽。進入終盤後，我又是一著壞棋，形勢又猛然惡化，但最後關頭木谷先生也走壞了棋，情勢又為之一轉。不過，報紙報導當時的情況時說：「雖然木谷先生腦貧血發作，而且流鼻血，在走廊上痛苦翻轉，但吳清源絲毫不為所動，執意要繼續棋賽而不肯叫停。」令木谷迷非常憤怒。

　　記：觀賽記者寫得過分了。

　　吳：是啊，他們那樣報導，棋迷憤慨激昂是當然，害我收到一大堆投書，說：「你不是人，應該在中途就停止棋賽的！」其中，也有不少寫著「因為你是支那人，根本沒有武士的情義和體諒對手的心理，支那人果然下流，咱們走著瞧！」之類脅迫滿紙的信，甚至連社會知名人士也對我說出這種話。我對自己遭到什麼樣的攻擊都沒關係，但對民族遭這樣的指責與中傷很難過，希望他們不要這樣。一九三九、四○年時中日戰爭方酣，是日本人最仇恨中國人的時期。等到太平洋戰爭一開始，日本國民的箭就指向美英，我們才不太受攻擊。

　　第二十章　信仰結婚

　　記：令堂在戰爭最烈的一九四一年時返回中國，她沒有長住日本的打算嗎？

　　吳：完全沒有，母親不願死後被火葬，中國沒有火葬的習慣。她回天津二哥那裏，但二哥參加了游擊隊與日軍抗戰，根本不在家，倒是日本憲兵三番兩次到家裏來調查搜索，母親也受了不少苦。那時只剩我一個人留在日本，因此突然想要結婚。

　　記：棋士結婚後棋風也會改變嗎？

　　吳：不會吧！內人完全不懂圍棋，但在生活方面卻把我照顧得很周到。

　　記：您是在一九四二年結婚的，是相親結婚的嗎？

　　吳：也不算是相親！那時我正熱中於紅卍會的信仰，對方如果不能諒解，我是不可能和她結婚的。喜多文子老師（能樂喜多流宗家六平太夫人，是女流棋士的創始人，名譽八段）一直很為我操心。她當時每週一次去教新橋的藝妓下圍棋，她有位弟子獲得初段後，便洗淨鉛華，嫁給一位神道信仰家。喜多老師也是宗教愛好者，早先她信奉佛教，但受到那位弟子的影響，改信神道。由於這層關係，認識了峰村教平先生，經過峰村先生的撮合，我就和他新屬中原家的長女（和子）成婚，所以，我們算是信仰結婚的。

　　記：夫人也是紅卍會的信徒嗎？

　　吳：不是，她信神道。峰村氏主持的篁道大教祈禱所在東京赤坂那裏，內人常常去，就在那裏認識了璽光尊。璽光尊當時還只是一般人口中的「蒲田的太太」，在京濱一帶傳授弘法大師的教義，後來因為幫人治病和施展某些奇蹟等而廣獲信徒。她在東北擁一座大礦山，就以籌措資金為名義四處探尋人才。因為峰村氏也經營戶壽礦山，經人介紹，他們兩人得以認識。她的宗教名為「璽宇教」，「璽宇」本來是峰村氏的稱號。

　　記：對中年以上的人而言，璽光尊是個令人懷念的名字。她就是在敗戰後的最混亂時期，自稱活上帝，揭櫫救世理想，頻倡天地異說的長岡良子。那段時間也正是新興宗教興盛的時期，但她因為親手把「詔書」交給麥克阿瑟，所以最為出名。您和相撲選手前「橫綱」雙葉出都前暫時投入她的璽宇教，這件事很有名，您為什麼信奉她呢？

　　吳：一九四四年底時，東京幾乎每天都有空襲，日本棋院也被騷擾得不能下棋了。我婚後住在太太娘家，一九四五年二月時搬到峰村家去，正好璽光尊也逃難到此。五月時峰村家遭到空襲，在火花紛紛中我和璽光尊一起逃難。我扛著一個裝了一升水的瓶子，來回在每個人常上澆水，那時璽光尊的態度非常冷靜，毫無驚慌失措的樣子，很令我佩服。一九四二年她被警方逮捕時的情形也令我感動。那時她寫了一本書「真誠的人」，內容除了神佛實在、三世因果外，還寫說「我有一夜夢見天照大神，受命要拯救世人。」就因為這一點，而犯了不敬罪。有位信徒特地趕來通知她：「明天早上特高要來抓妳。」但她還是像平常一樣沉著和大家交談。因為她有信念，我覺得她「了不起」。

　　記：於是您就放棄了紅卍會的信仰？

　　吳：不是，說紅卍會是宗教，倒不如說它是慈善團體，但當時每一個人都卯盡心力要活下去，那有餘裕去做慈善？中國因戰亂而民不聊生，日本的紅卍會後援會也解散了，紅卍會本來對任何信仰都是來者不拒的，所以我雖然信奉了璽光尊，但對紅卍會的信仰仍然沒變。【注】雙葉出（一九一二~~一九六八）：第三十五代橫綱，本名（禾龜）吉定次，是大分縣宇佐市的船伕之子，十五歲時入立浪部屋門下。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升為大關，以後保持全勝，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場第四天敗給安藝海為止，創下了六十九連勝的紀錄。日本戰敗那年他引退，改名寄時津風，此後擔任相撲會理事長，對角力界的改革有很大的功勞。

　　第二十一章　璽光尊秘話

　　記：戰敗後，您也跟著璽光尊輾轉各地傳授，暫時遠離了圍棋是吧！

　　吳：因為那時候我認為自己這條命是和她一起渡過大空襲危機而留下來的，再者戰後諸事混亂，既然如此，倒不如去為這世界、為別人做點事吧！日本棋院從一九四四年底起即停止活動，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下棋。

　　記：一九四六年一月，璽光尊在北港的金澤市被逮捕時，雙葉出曾與來捕的警官格鬥，那件事相當轟動，他真的是虔誠的信徒嗎？

　　吳：日本戰敗對他的打擊很大，有一天他帶著太太孩子去看璽光尊，一而神前參拜時就有神靈附體的狀態。在那之前，他曾為了精神修養而站在故鄉九州的瀑布中。他很容易激動，很有信念，不容易為別人的話所動，於是變成虔誠的信徒，追隨璽光尊到金澤。

　　記：當時您也在一起嗎？

　　吳：是的，金澤的生絲業者前多平作迎接璽光尊到他家去，我們十幾個親近的人就抬著神體從上野搭火車出發。那時每一班火車都擁擠混亂，一大堆不容易擠上車，於是雙葉出和站長商量，讓我們從別的入口進去搭火車。

　　記：為什麼璽光尊一行會在北陸遭到警方逮捕呢？是不是因她的天地異變說太聳動了？

　　吳：不是，表面上的理由是信徒大量捐奉白米給神，違反了糧食管制法，事實上是為了讓雙葉出離開璽光尊。雙葉出當時已退休，在福岡縣的太宰府開相撲道場，門下有八十位弟子，但他追隨璽光尊，無意回去主持道場，全道場的人很困擾，他們也來勸過他，但他一點也不聽。於是雙葉出一位跑宮內省的朝日新聞記者朋友就策動警方訂下這個「帶回雙葉出戰略」。

　　記：能不能敘述一下當時的情況？

　　吳：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底，我只確定那天下雪。我們一行人在前多先生宅裏滯留了三十五天，晚上雙葉出就睡在裏面的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我則睡在隔壁的六個榻榻米的房間。近晚上十點時，金澤市玉川署的警官突然前後包抄而來，我雖然想抵抗，但力量太弱，一下子就被推到外面，但是雙葉出卻守在二樓堅不交出璽光尊。當時，率先上樓的帶隊警官是柔道四段的嫡木警官，他以前跟雙葉出學過相撲。只見雙葉出揮舞鼓槌，兩個雖然扭在一起，但因為過去有師徒關係，也沒有真打，如果是真打的話一定有人受傷的。結果，大批警員擁上制住雙葉出，在這之間，由屋頂進來的別動隊逮住璽光尊。頗花時間的。雙葉出一整夜在拘留所裏吟誦「天璽照妙」，第二天來接他的人把他保出去，帶他到附近的溫泉去勸慰一番，於是他就跟他們回九州去了。

　　第二十二章　大鼓聲響

　　記：您離開棋界兩年多，然後在一九四六年讀賣新聞主辦的棋賽中與橋本宇太郎八段對弈十局賽，那是一場讓人清清楚楚見識您棋力的勝負之戰，當時您還和璽光尊一起輾轉各地是吧？

　　吳：是的，我雖然沒有下棋的心，但因為甲州財閥若尾鴻太郎的說項，事情仍然決定了。他雖是東京瓦斯的高級主管，但有一段時間和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來往。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說服璽光尊的，但她終於同意我出賽。第一局就在位於世田谷的若尾家中進行，那房子很寬敞，光院子就有三千坪。

　　記：第一局是橋本先生贏了──

　　吳：嗯，我五目敗，後來聽說橋本先生曾說：「吳先生也不行了。」因為他和我同是瀨越門下的師兄弟，對我迷信的事璽光尊的事很在意。同時我也遭到佔領軍中國代表團（臺灣）的嚴厲指責。當時正當敗戰的混亂期，他們未經正規手續，也未確認當事人的意思，就註銷了我們夫婦的日本籍，但只有我取得臨時發的中國護照。不過又因為我輸了棋，他們覺得我沒有用處，又撤銷我的護照，於是我的國籍問題便懸而未決，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成為沒有國籍的人。璽先尊對我輸棋的事也很擔心，在第二局的前一夜，她說要授我神力，如我同睡一房，雖然她是「神」，但畢竟是女人，嚇得我連翻個身也不敢，反而睡眠不足。第二天我當然下不好，眼看著又要輸了，但是橋本先生在後半時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誤失，奇蹟似地救了我，讓我以一目之差險勝。

　　記：因為這一賽您的人緣也為之逆轉，後來傳言說，對局室裏妖氣瀰漫，一到重要局面時天花版就垂下蜘蛛，也不知從那裏傳來祈禱的鼓聲，攪亂橋本先生的思考力。

　　吳：我沒問過他本人，所以不清楚，如果當真的話，應該是他的幻覺。

　　記：您認為信仰力量能反映輸贏嗎？

　　吳：雖然有人這麼說，但信仰是無形的精神修養，圍棋則是有形的技術，技術高的當然贏，並非神靈附身而對局面有利。

　　記：您當時的出賽費全都交給璽光尊是嗎？

　　吳：是的，一局一萬日圓左右。對璽光尊而言，那些錢還不如拿我和雙葉出等名人當招牌，從財閥那兒募來的錢多。

　　記：那之後沒多久，您就和璽光尊完全切斷關係，為什麼？

　　吳：有一天我在山中湖的別墅裏進行朝拜時，坐在神前的璽光尊看起來像戴冠的惡魔般，我立刻奔出去──。她很會說冠冕堂皇的話，也很有魅力，也就越來越自負。

　　記：您回顧和璽光尊在一起的時刻，有什麼感想？

　　吳：我並不覺得有所損失，那也算是一段修行，人生全都是修行，有贏也有輸呀！

　　第二十三章　林海峰

　　記：在一九四○年代後半，您逐一擊敗橋本宇太郎、坂田榮男、岩本薰等強手，在一九五○年時獲贈最高段位的九段。當時，棋界只有藤澤庫之助（朋齋）先生是九段，而且在一九五二年的十局賽又被您打敗，那時您真可說是坐上棋界王座。之後不久，您就和夫人一起訪問臺灣，是不是有衣錦還鄉的意義？

　　吳：或許有吧！我雖然是應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的邀請而去，但當時還為國籍問題苦惱。我因為和橋本先生的十局賽輸了第一局，令中國代表團很不高興，我的國籍問題也就懸而未決，蹉跎了三年，還是只有我拿到護照，內人卻一直拿不到華僑的護照，應邀訪臺時她還是無國籍，不能出國，沒辦法，只好委託律師再恢復她的日本籍，就這樣持續了二十年我是中國籍、她是日本籍的怪異狀態，直到八年前我再恢復日本籍，我們的國籍才再度一致。

　　記：國籍問題雖然令您苦惱，但是您在臺灣卻受到熱烈歡迎是吧？

　　吳：是的，蔣總統接見了我，還有一百多位親戚及一百多位福建同鄉為我召開了盛大的歡迎會。臺灣圍棋會也送我「棋聖」的封號，但我辭退了，後來改為「大國手」，因為古時就有此稱，所以我接受了。

　　記：在那以前，中國都沒有「棋聖」的稱號嗎？

　　吳：沒有，在中國，「聖」這個字是非常崇高的，不像日本那麼輕鬆地就使用「棋聖戰」這類稱號，我將來成績若退步，豈不有傷「聖」字，所以不敢當。

　　記：聽說您就在那次旅行時發現林海峰先生的？

　　吳：是的，我到臺北後立刻和林海峰先生對局，他頭腦好，年紀才十歲，於是我勸他到日本來留學。我看職業棋士能否有大成時比較重視年齡。

　　記：林海峰先生在您的指導下進步神速，您在棋界是否還有其他弟子？

　　吳：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借住在瀨越先生家的獨棟房屋裡，房間非常狹窄，而且緊鄰著就是棋界泰斗，怎敢置弟子。不過在業餘界有，就是永野先生。

　　記：是新日鐵的永野重雄先生（日商會頭）嗎？

　　吳：是的，他的岳父是經營大塚鐵工廠的百萬家翁大塚榮吉，本來受教於野澤竹朝先生（七段）。野澤先生性情激烈，曾因批判秀哉名人而被逐出門下，他教棋很嚴厲，弟子忘了他教的東西，就會挨罵。大塚先生就反駁說：「我是為了樂趣而學棋，怎能老挨罵？」請瀨越先生另找一位老師，於是我就去了，因為這層機緣，永野先生也一起來學。那已是一九三○年的事了，那時我們都還年輕。

　　記：永野先生的程度如何？

　　吳：他也是為樂趣而下棋，不過，比大塚先生高明多了。

　　第二十四章　職業圍棋

　　記：您說「職業棋士能否有大成時重視年齡」，為什麼圍棋必須從小中規中矩地正式學習呢？

　　吳：這是記憶力的問題吧！因為人一過了二十歲，就必須為生活而做世俗的往還，雜念雜務太多，使記憶力遲鈍，注意力也散漫了。在小時候，可以只想圍棋而不想別的事，如果在小時候就好好研究古今名家的棋譜的話，只要他有天份，就可打下相當好的底子。常有很多外行人長大以後才開始學棋，也學得很好，通常這種人是有天份的，只是在小時候錯過了學習的機會，沒有進入圍棋的門路裏。

　　記：人類有記憶力、推理力、想像力、判斷力、分析力等各種能力，您認為做為一個職業棋士，最需要的是其中的那一項？

　　吳：雖然上述全部都不可或缺，但硬要說的話就是推理力和記憶力。面對白熱化的局面找出有利的路子，這就是推理；這時在腦中浮現個種棋譜、思索前人是如何突破眼曾局面，就是記憶。因此，記憶力有助於推理，兩者互為表裏。如果無需記憶力也有推理的話，那就沒有必要去記定石了。

　　記：人們常說「勝負是時之運」，您對「運氣」這東西有什麼看法？

　　吳：運氣是勝負三大要素之一，第一是實力，也就是藝；第二是氣力，以前說是精神力，但我覺得說是氣力較妥當；第三就是運氣。雖然有人說只要有實力和氣力就能贏，但絕非如此，無論如何還是要有點運氣的，現在不是有很多有實力的人，因為一點小小的意外誤失，就三連敗、四連敗嗎？因為圍棋是決定比賽的日子時間後才下，今天這個人疲勞，頭腦不靈光，對方卻精神很好，這不就是運氣之差嗎？

　　記：藝和氣力可以靠本人磨練，但是運氣就非人事可以決定的，這可以說是某人與生俱有的天命嗎？

　　吳：是的，即使求神拜佛也不會改變的。但若認為人的命運既然早有決定、也就是無需再去努力改變的想法是不對的，我們仍然應該做些使運氣可能稍微好轉的努力。

　　記：那該怎麼做呢？

　　吳：那就要有心做善事，我們人生來就揹負著前世的因緣，需要佛教所說的「救人、積功德、解因緣」；儒教不也說「行善多幸」嗎？

　　記：常有人在運氣不順、跌落谷底時暫時放棄圍棋以轉換心情──

　　吳：這個很難，圍棋這東西是忘記比學習還難。下棋的人就是因為喜歡圍棋，所以要完全忘掉很不容易。如果有所迷惘時，去旅行或到禪寺走走倒不錯，待在禪寺一個禮拜左右，雖然沒悟到什麼，但也是一種心情轉換。

　　記：就像一九三二年春，您正和雁金先生比賽十局賽期間，您突然為了與圍棋毫無關係的紅卍會的事到東北旅行？

　　吳：是的，回來後從第五局開始下，我贏得很輕鬆。

　　記：我想雁金先生在那期間一定拼命研究，您卻暫時拋開圍棋去旅行，好像反而對您有益是吧？

　　吳：不，對圍棋無益，我認為是我走運而已。打棒球時不也常有教練的戰略奏效，所有結果都出乎意料的情形嗎？就和這情形一樣。人只靠眼睛的形體來評價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眼睛看不到的重要一面更為深廣。

　　第二十五章　規則只有四個

　　記：一定常有人請教您如何增強棋力，您都怎麼回答？

　　吳：這還是要看天份的，人是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像馬不用教也會吃草、蟬自然會吸露一樣，這是沒有辦法用道理分析的。

　　記：做為一個職業棋士，天份確實是很重要，但很多像我這樣沒有天份的普通人，都打算退休後下下圍棋，悠閒地度過老年，他們並不要求一定要強到三、四段，只要能和朋友愉快地對弈就好了，對他們您有什麼好的建議嗎？

　　吳：開始時要和比自己強一兩子的人對下，如果和太強的人下，根本無法了解對方的棋路。有些初學的人拼命想記定石，但這沒有益處，因為定石有好幾萬種。對外行人而言，學習這樣走可得幾目、這樣走是死或生等有結果的事比較重要。

　　記：圍棋是很難學的遊戲，過了六十歲的人還能記得住嗎？

　　吳：當然可以，為樂趣而玩嘛！不只是老人，我也希望女性都來下圍棋。一九七一年我去美國，發現那邊的主婦發言權很大，男人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消耗在圍棋上，一個禮拜最多下一回，多了就要挨罵的。因此我認為要普及圍棋先決條件是教女性圍棋，這樣夫妻就能一起下棋同樂了。當然，不要一開始就用大棋盤，最好用九路棋盤，不但容易記，又不花時間，三十多手就結束了。

　　記：最近，日本也有不少高明的女棋手哩！

　　吳：我絕不認為女性的能力劣於男性，杉內壽子女士（八段）就是很好的例子。她雖然不是現在流行的「阿信」，但也是很能吃苦耐勞的舊式女性，她結婚後為了養育子女，足足停了十年沒下棋。雖然如此，她仍具有很大的潛力，非常了不起，如果她是男人的話，一定成為大名人了。她十歲就與木谷先生下五子棋，素質在林海峰先生之上。

　　記：有人說圍棋比將棋適合女性──

　　吳：將棋只是一味進攻，對女性而言過於勞神。

　　記：圍棋乍見很拙樸，但開始以後就愈覺艱深，十足是東方式的遊戲，對文化傳統完全不同的歐美人而言，是否也能很容易熟稔？

　　吳：當然可以，像美國興起的棒球或摔角，在日本也很興盛一樣，人是沒有東洋、西洋那麼嚴重的差別的。只是，圍棋要普及海外的話，必須修改一下規則，目前日本棋院的規則足足有一本書之厚，太複雜了，那不行的。

　　記：您是說要更簡化嗎？

　　吳：是的，規則只要有四個就夠了。

　　第一是棋子全部堵住了就要從棋盤撤下。這與眼沒有關係。日本棋院說「有兩眼就是活棋」，但雙活呢？要簡化規則，只要能從盤上取下的棋子是死的，沒有取下的是活的就夠了。

　　第二，變成劫的時候不能馬上提，因為立刻挽救的話則下個百年也沒完沒了。

　　第三，棋子與地必須同格。

　　第四，視盤上的棋子與地合併的多寡決定勝負，當然是多的一方贏。

　　如果認可這四個原則，寬氣劫或是不過三目等等麻煩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我雖然老早就這麼主張，但日本棋院就是不改，真是奇怪。

　　第二十六章　不幸的意外

　　記：一九六一年第一期名人戰開始不久，您就發生車禍，實在不幸，是在那裏出事的？

　　吳：就在目白街的椿山莊旁。那附近有個紅卍會的籌備處，我答應下午一點過去。我坐上計程車，那時正是盛夏，行道樹長得很茂盛，建築物藏在樹後，不容易看得清楚。等車子過了那地方我才叫司機停車，當時，行人穿越道也很少，我看看錶正好一點，由於我不喜歡遲到，於是下了車立刻穿越馬路，結果被摩托車撞上了。根據目擊者的描述，我在被撞得飛彈起來後，先是落在摩托車上，然後才跌在地上，如果是直接掉到地上的話，大概就沒救了。因為我胸前抱著小皮包，沒有傷到心臟，也算是幸運了。

　　記：您立刻被送到醫院嗎？

　　吳：是的，被撞彈起來時，頭部有麻痺感覺，暫時暈了過去。但是很奇怪，我雖然全身受創，醫院卻沒有好好地檢查，不照X光，也不做個腦波檢查，只說沒什麼要緊。差不多在醫院住了兩個月，後來比賽時我就無法跪坐，特別獲准坐在椅子上下棋。

　　記：當時還沒有目前這種交通事故診斷，但您雖然受傷住院，在名人戰時仍一直堅持到決勝賽，最後因為和坂田榮男先打成平手，很可惜失去優勝機會──

　　吳：是的，我那時的身體狀況完全是慣性支撐，差不多一年後就出現後遺症，只好再住院治療。稍微好一點時，就把棋盤帶進病房研究，不過那時就有「已經不行了」的感覺，總覺得被勝負之神見棄了──

　　記：是因為思考力不行了嗎？

　　吳：不是，我腦筋還能動，但就是有那種感覺。

　　記：的確，從那以後您的棋就欠缺精彩，成績也顯著退步了，是車禍奪走了你長時間思考的氣力和體力吧！您發在車禍時是四十七歲，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一定還能在棋壇大為活躍的。

　　吳：我還會一直下棋，只要健康允許，即使七老八十了我還是會繼續下的。只是，現在大家都愈來愈強，而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像以前那樣──

　　記：一九八三年二月棋界為您召開慶祝古兼宣佈引退的慶祝會，對圍棋迷而言，自然感覺寂寞，以後您有什麼打算？

　　吳：為中日友好及國際和平而貢獻，圍棋對加強國際親善很有幫助，我十四歲來日本時中日關係正惡劣，但日本棋界卻很溫暖地歡迎我，使我對日本的感情也溫柔下來。我也希望圍棋能普及到歐美。但是我們絕不可拘泥於「日本一定要贏」的觀念，誰贏誰輸都沒有關係，因為圍棋的目的在於國際親善，我認為這世上所有被人類廣泛有效使用的事物裏，都有其本質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