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生活智慧　一　朱頻的故鄉
　　二　北京
　　三　中國人的語言
　　四　中國人的節日
　　五　朱先生的房子
　　六　中國人的家庭
　　七　儒教、佛教與道教
　　八　中國的長城
　　九　西方人在中國
　　十　今日中國
※民族的性格　一　中國人的國民性
　　二　中國人之聰明
　　三　粘指民族
　　四　中庸之道
　　五　中國的人文主義
　　六　公共精神的缺乏
　　七　南方與北方
※國人的智慧和德性　一　圓熟
　　二　忍耐
　　三　無可無不可
　　四　老猾俏皮
　　五　和平
　　六　知足
　　七　幽默
　　八　保守性
　　九　智慧
　　十　邏輯
　　十一　直覺
※家庭生活中的智慧　一　中國式的家庭理想
　　二　家庭制度
　　三　徇私舞弊和禮俗
　　四　戀愛和求婚
　　五　家庭和婚姻
　　六　樂享餘年
　　七　人生的歸宿
※生活的樂趣　一　中國的悠閒理論
　　二　金聖歎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則
　　三　心靈的歡樂怎樣
　　四　大自然的享受──樂園失掉了嗎
　　五　論樹與石
　　六　論花與花的佈置
　　七　藝術家生活
　　八　論遊覽
　　九　日常的娛樂
　　十　居室與庭園
　　十一　飲食
　　十二　塵世是唯一的天堂
※最會享受生活的人　一　發現自己：莊子
　　二　情智勇：孟子
　　三　玩世、愚鈍、潛隱：老子
　　四　「中庸哲學」：子思
　　五　愛好人生者：陶淵明

《中國人的生活智慧》

林語堂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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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生活智慧　一　朱頻的故鄉

　　朱頻在自己的祖國覺得自己像一個陌生人。從廣州出發，他乘火車旅行了好幾天，祖國一望無際的大地震撼了他的心靈祖國。廣袤的土地──從南方的廣州，朱頻父親出生之地，一直到北方的北京，朱頻即將上學之地，有一千一百多英里。和祖國的歷史一樣的悠久。他的父親反覆地述說三千年的故鄉史。任何事物都有三千年的歷史。即便是朱頻在舊金山買到的中國花生條，上面的標籤也稱是用三千年前的手藝製作的。實際上中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大約公元前二七百年。同時中國的人口眾多，多得讓人瞠目結舌。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國人。朱頻得知有四億中國人，或許有四億五千萬。最近官方公布的數字為六億，隨後又為六億五千萬。沒有人真正知道具體的數字，但是中國人口大約佔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許多年前，朱頻的父親移居到美國，朱頻在舊金山出生並在那裡生活。然而他的父親不願意讓他在一個沒有中國文字、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環境中長大成人。朱頻十四歲時，他的父親堅持認為應該將孩子送回祖國上學。「朱頻不能僅僅會說中國話。」他說，「他必須到北京念書。」

　　他還想到朱頻正在快速地失去中國人的文化特質。像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在故國之中他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深深地懂得與那些僅僅能說英語的人相比，一個濡浸在中國語言與文學中的人總是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眼光。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朱頻乘船三星期穿越太平洋到達廣州，而後在火車上的三天裡，朱頻透過車窗如飢似渴地欣賞中國多姿多彩的土地。

　　因為中途停留，朱頻從廣州到北京花了一星期時間。朱頻曾打算乘船沿著海岸參觀上海和天津。然而他選擇乘火車旅行，一半是因為節省時間，但更主要的是他內心的願望。「現在我剛回到中國，應該親眼目睹真實的中國，看看幾乎沒有受到西方影響的中國大地。」他確實曾想去上海看看，但是他想上海是一個大熔爐，更像他所熟悉的舊金山，他完成大學學業後會回來參觀它的。

　　乘火車從廣州到揚子江畔的漢口是一段既快捷又方便的旅行，在計劃旅行之前他還不得不乘渡船過江。最初的旅行就是向北穿過老家所在的廣東省。他感覺很自在，因為在這裡每個人都說他自己的方言──廣東話。諸多綿延的高山將廣東省與中國的中部隔開。這些山脈從東一直延伸到西，並在瀕臨海濱時向北延伸，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外國商賈雲集，各種方言交會，因為沿海地區與中國的其他地方分開了。

　　火車穿越山脈駛入湖南山區時，朱頻意識到有了變化。一切皆變了：氣候、語言、民族服裝與植物──各種果樹，各種各樣的花與鮮花盛開的季節。廣東屬亞熱帶氣候，有棕櫚樹、柚子（一種葡萄柚），還有朱頻最愛吃的荔枝。湖南是中國的大米之鄉。火車轟隆隆經過高山地帶，他看到高高的竹林、綠油油的山坡、繁茂的草木、飛瀉的瀑布和蜿蜒的洪流。處處是梯形的稻田。空氣清新而清涼，不過火車一進入平原熱意就襲來了，夏天的腳步到了。

　　此時印象最深的是眾多的河流與溝渠，這裡是中國最大的湖泊──洞庭湖盆地。鐵路環繞洞庭湖，乘火車需數小時。朱頻覺得洞庭湖與其說是湖泊更不如說是大海，因為在遙遠的地平線之外看不到陸地。這湖泊恰好位於長江的南面，火車已駛過洞庭湖，但是他還看到了無數的小小的水面。這裡陸地豐饒而平坦，這條大河的主流蜿蜒曲折，在發洪水的年代，隨時準備改變它的旅程和陸地的面貌。偉大的長江將中國一分為二，自然地將中國分為南方與北方。它與在北方的另一條偉大的河流黃河為同一源頭，上及中國的突厥和西藏北部。長江流經中國幅員遼闊的地區，然後在上海附近匯入中國海。

　　朱頻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旅行抵達長江。由於沒有橋，他到達終點站時不得不取下行李，擺渡過江。過江之後，漢口屹立在面前，這是中國中部的工業中心。另一條重要的西北流向的河流匯入這條偉大的河流。實際上這是三城為一的城市（漢口，漢陽與武昌），這座城市被兩江匯合處一分為三。這裡江深水急。江上交通異常繁忙，那些小小的蒸汽機隱藏在帆船桅杆中，那些桅杆猶如森林中的玫瑰。在江邊有許多現代建築，兩三層樓高，一些打著英文廣告牌的外國公司在這裡拔地而起。

　　自從朱頻已走出廣東的高山後，他發現人們說國語，在中國到處都在說國語──從滿洲里到西南邊陲──除了東南沿海。朱頻的廣東話並沒有讓他覺得特別的疏遠，儘管在碼頭他與那些搬運工交流起來有些困難。兩個中部省份的人們，湖南與湖北（意為湖之南，湖之北），出了名的爭強好勝，他們喜歡辛辣的食物。在旅店的房間裡，一陣辛辣而刺鼻的味道撲鼻而來，他發現廚房裡正在煎炒辣椒。不讓湖南人吃辣椒醬，這簡直難以想像。

　　從旅店的窗戶望去，他有充裕的時間打量這條河流。他知道這條大河沿九江東流到上海，往上游去在西方有著名的長江三峽。有人告訴他，乘拖船穿越這些峽谷是一段冒險的旅程。高高聳立的懸崖有數百英尺高，只有在中午陽光下才不被懸崖擋住。洶湧的激流很危險，只有熟練的水手才能駕馭它。一座山脈阻斷四川的高原，後者面積巨大，再往西聳立著更高大的西藏高原。

　　因為是乘火車旅行，朱頻到河南。如今他已身在中國北方。這裡是黃河盆地，中國文明的搖籃。這裡也曾是孔子工作、生活與旅行的地方。在公元前六世紀，古中國的疆域就在黃河盆地。因此孔子從來沒有見過長江。

　　朱頻注意到中國的北方人在體格上比南方人強健。北方人似乎更窮一些，沒有南方的磚瓦房，他見到的大都是土坯房。這裡沒有南方的水牛，負擔重物的是騾子、驢和馬；沒有水田中的稻子，而是土中的麥子；沒有甜玉米而是玉米。絕大多數的農民吃饅頭（看上去像玉米餅）而不是米飯。他看見到處是灰塵和裸露的黃土山，全然不像南方漫山遍野的紫色土。整個中國西北就位於這片黃土區域，黃土泛白、堅硬而細小，黃土能建造堅固的窯洞。

　　在河南鄭州，他看到了被視為大運河一部分的古老工程。在十一、十二世紀，中國的都城就建在這裡。在古代，建造這條大運河的支流，目的是從沿海富饒的省份引來河水哺育莊稼。大運河是偉大的水陸交通系統，從上海稍南面的杭州一直延伸到北京。

　　如今這次長途旅行快要結束了，旅行中一路風塵，說一路風塵是因為旅行到靠近北京的平原上有從蒙古沙漠刮來的沙塵暴。沙塵細小，能穿透關閉的窗戶上的最小的縫隙。

　　不久朱頻見到北京了。夏日的白天長，他看到古城牆時，夜幕已籠罩這片土地。轉瞬間，火車呼嘯而過，長長的城牆的團團黑影不時留下巨形的影子。城牆下是一條大約三十英尺寬的護城河，成排的柳樹在河堤上亭亭玉立，火車經過時柳樹正彎著腰。

　　朱頻走出前門車站時，天已徹底暗下來。前門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南大門。坍塌的城牆為現代交通讓出道路，但是大約八英尺高的宏偉的門樓還保存完好。朱頻提著行李走出車站，他突然置身於城市耀眼的光線和小汽車、黃包車和自行車的鈴聲中。在廣場的燈光下，前門的門樓有點模糊了。五十英尺高的門樓基座由巨大的灰磚砌成，上部為欄杆和朱紅色的木製閣樓，屋頂捲曲，在基座之上又有三十英尺高。此時北京城消隱在黑夜之中。

　　朱頻又累又餓，但是他興奮無比。他到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這個有六百多年歷史的政治中心。北京有金色屋頂的宮殿，兩次被外來的入侵者征服：先是成吉思汗，後來是滿族。不過北京嘲笑那些入侵者，因為他們總是被同化；北京也嘲笑那些不斷改換門庭的軍閥和統治者，因為他們的行為富有喜劇性。因為北京畢竟是北京，一個有中國建築風格和多樣中國文化的獨特城市。蒙古的駱駝和西藏的喇嘛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但是北京的各種風俗和節日、北京的寺廟和宮廷、北京的燈市和集市、北京的學校和醫院是中國的心臟，著名的西山護衛著北京。

　　自從孫逸仙一九一一年創建中華民國之始，中國步入一系列的內戰和眼花繚亂的軍閥變換的時期，每一個軍閥以城市為根據地來統治國家。但是到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發動了北伐戰爭，中國的民族主義政黨從廣州出發重新統一了國家。各種軍閥被打敗，力量逐漸削弱。國民黨軍隊在國民黨的主管蔣介石率領下一點一點地蠶食了軍閥的力量。

　　蔣介石將南京作為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一詞的含義為「南方的首都」，北京一詞的含義為「北方的首都」，因此蔣介石政府下令將北京改為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

　　然而古老北京有諸多耳熟能詳的名字。回到忽必烈大汗的時代，北京在漢語中被稱為開平。馬可．波羅使用當地的名字上都，意思是「偉大的都城」，同時它在蒙古語中的含義為Ｋａnbａｌｕ，或Ｋａmbａｌｕ。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平再次成為中國的首都，它的名字又改為北京。

　　二　北京

　　朱頻到達這座城市時，北京仍被官方稱為北平。一九三○年國民黨還在掌權。軍閥混戰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中國再一次統一。共和國經歷最初幾年的騷亂之後，中國始終堅定發展為一個現代國家的信念。朱頻對此感到自豪和幸福。

　　在朱頻抵達北京的六百五十五年之前，另一位旅行者，一個名叫馬可．波羅的威尼斯商人訪問了這座美麗的城市。那時北京還是一座新的城市，是蒙古帝國的宏偉巨大的首都。忽必烈下令將這座城市建立在與中華帝國的古老皇城相對的河對面。

　　馬可．波羅從威尼斯出發，與他父親尼克羅和舅舅馬夫羅（他們二人曾在十五年前造訪過忽必烈的宮廷），他們三人穿過小亞細亞、波斯灣與阿富汗。因為在波斯灣染病所以耽擱了一年，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努力地前行，他們必須跋涉岩石叢生、白雪皚皚的荒涼的「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向東穿過中國的突厥地區、戈壁灘和中國北方的黃河盆地，最後抵達忽必烈的宮廷。這次旅行花了他們三年半的時間。他們旅行的全部地域──從小亞細亞到中國──都是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創建的偉大蒙古帝國的疆域。

　　馬可．波羅到達上都時，大汗忽必烈的事業正如日中天，他已經征服了北方的韃靼人，在馬可．波羅抵達一年之後，他繼續與漢人戰爭並取得一場決定性的勝利。

　　一二七七年大汗忽必烈成為中國的皇帝。他創建了眾所周知的蒙古王朝，他建立了這座新的都城，這預示著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

　　六百多年前年輕的馬可．波羅描繪了北京這座新的都城：

　　這座新城的形狀為正方形，周邊二十四英里，每一邊六英里，土牆環繞，牆根厚十步，但是愈高愈薄，牆頭厚不到三步，在各個部分中防禦牆是白色的。一條中軸線主導了整個城市，城市規劃很齊整，街道通常筆直，一個人登上一道門上的牆徑直向前看，能看到在城市的另一端與其相對的門。在大街兩邊各種商店和貨攤林立。分配給全城居民的土地都是方形的，彼此在一條線上。每一塊分配的土地足以建造一棟漂亮的房子，還有相應的庭院和花園。這些土地都被分配給各個家庭的主人。之後財產代代相傳。在這樣的規劃下，整個內城規劃在各種正方形之中，類似一個棋盤，規劃的精確和美觀程度到了難以形容的地步。城牆共有十二道門，這個正方形的每一邊上有三道門，在每一道門和牆的連接處的上面有一棟典雅的建築；在這個正方形的每一邊上有五棟這樣的建築，裡面有諸多的大房間，在其中駐紮著守衛城市的軍隊，每一道門有三千名軍人把守。如果說駐紮在這裡的軍隊是為了應對任何敵對力量的威脅，無論如何這都難以讓人理解，但是這裡的衛兵與王朝的榮譽和威嚴很相稱。

　　在城市中心，一座高樓上懸掛著一口大鐘，每晚都會聽到鐘響，夜晚鳴鐘三下後，無人敢在街上行走，除非發生某種緊急事件，比如婦女生子或者有人突然患病。在這些萬不得已的場合中，那個人還必須提著燈。

　　每一道城門外都是城郊，城郊開闊，它能延伸到與那些離得最近的門外的城郊連成一體，有三四英里長。居住在郊區的居民人口超過了城裡的人口。每一個郊區與城市的間隔有一英里，來自各地的商人住滿了眾多的旅社或客店；對於每一個不同的民族皆有專門地方安排，正如我們常說的，一個人去倫巴族人住的地方，另一個人去德國人住的地方，第三個人去法國人居住的地方。

　　北京城依然被一分為二：內城和外城，南面的前門。數英里的城牆環繞這座城市，儘管它不像內城人口稠密，但是在前門旁有許多繁華的街道、公園、娛樂場所和劇院。城外的房屋矮小，有許多桑樹地、小雞舍與池塘，最南端是天壇和地壇，這裡是皇帝過去舉行新年祭祀，祈神保佑之地。

　　到達之後的第二天朱頻參觀了這座城市，他見到的北京城與馬可．波羅所說的布局基本上相同。北京是一個規劃合理布局嚴整的城市，正如馬可．波羅所說的棋盤布局。兩條著名的大街，一條在東面而另一條在城市的最西部，從最南面的門樓一直延伸到六英里之外的最北面的門樓。因為沒有障礙物，所以一個人通常能從很遠的地方一眼看到這些門樓，不過在暮色或薄霧中觀賞的效果最佳。

　　朱頻喜歡北京城的空間感，又寬又直的街道的遠景。站在前門廣場，正好在內城的南大門，他能看到外城南大門的輪廓。視線向北穿越前門的拱門進入到內城之中，他看到一系列的門樓，這些門樓把他的視線吸引到故宮的金色屋頂上，故宮原名紫禁城，即帝王之城，昔日禁止百姓進入之地。徑直走進南門是一個廣場，稀疏地種植了一些洋槐樹，廣場足以容納百萬人。在這兒沿著宏大的天安門大街向東和向西，赫然聳立著進入故宮和帝王宮殿的泥牆。馬可．波羅曾經描繪過大汗的宮殿。在這些城牆之內，矗立著大汗的宮殿，人們所知道的最大的宮殿，城牆有四英里。一座空曠的庭院橫亙在南牆與北牆之間，在裡面地位顯赫的王公貴族和衛兵來來往往。裡面沒有高層樓房，但是屋頂非常高大，地基和平臺高處距地平面十步，大理石圍牆寬二步。每一邊都是如此。這種牆作為一個露臺，在裡面行走的人不被外面的人看見。在牆外的邊緣安裝了帶柱子的精緻的扶手，容許人們靠近。宏大的殿堂和寢宮的每面都用雕刻與塗金的龍裝飾，還有各種鳥形、勇士、獸形以及戰鬥的場面。屋頂的裝飾也是這種風格，能見到鍍金的裝飾和繪畫。

　　在宮殿四周的每一面都有一個巨大的大理石石階，人可從地面拾級而上到環繞宮殿的大理石牆邊，這也是進入宮殿的通道。

　　宏偉的殿堂出奇的深與寬，眾多的人足以在那裡聚餐。宮殿也有許多獨立的寢室，高貴華麗，處理精當，對其做任何的改進都顯得多餘。屋頂外部漆上紅綠藍紫及其他諸色。屋頂堅固多少年來不壞。光彩奪目的窗戶精雕細琢，猶如水晶一般。

　　金碧輝煌的故宮仍然聳立在內城，另一條護城河環繞著它。故宮的地盤大得驚人，有三個湖（馬可．波羅提到兩個），這些地方已對公眾開放了。在中央公園，穿過天安門城門有一個巨大的覆蓋著數百年柏樹的公園。北京人來這裡散步或者悠閒地坐在藤椅上，在柏樹下品茶或者吃麵條，打發時間。這裡有許多露天的大排檔【註：一種很受歡迎的露天食肆，而它最大的特色是沒有冷氣和環境不太清潔。】，朱頻很快就學會品評二十種中國茶並打發掉整個下午。如果一個人有一個很好的旅伴，他可以徒步到北海或者到南海參觀那座小小的破舊的建築，當年慈禧太后將那位年輕的奉行改革的光緒帝囚禁在那裡，從一九○○年一直到一九○八年光緒帝死去。朱頻的父親曾經告訴他，隨著光緒帝之死，在中國傳統皇權專制之下的現代改革的最後希望也隨之消亡了。光緒帝的繼任者，那位小皇帝「宣統」溥儀在四歲時加冕，滿族帝國腐朽到了極點，一九一一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輕而易舉地讓滿族帝國壽終正寢。

　　那個無知頑固的寡婦皇后，在她末日來臨之時，她的統治與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有相似之處，她的侄兒──年輕的光緒皇帝也應該一起死，因為她堅信光緒的復仇欲對她的紀念會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光緒帝早死她兩天。奄奄一息的太后下令毒死光緒帝，這種觀點通常被人們接受。

　　然而朱頻在探訪北京時並沒有去想清朝的土崩瓦解。皇城的典雅讓他目瞪口呆，他被宏大的紫禁城深深地折服了，從遠處看每一座宮廷建築都可自由而無障礙的欣賞。假如沒有這麼長的如鏡面的池塘的倒影，馬大哈將漏掉許多的美景。假如美國紐約的任何一座摩天大樓都可以被無阻攔地看到，那麼參觀者就無需伸長脖子去獲得高大宏偉的景象了。

　　然而北京的規劃不同於巴黎市中心的規劃。著名的凱旋門是巴黎的一顆明珠，從這裡開始大街像射線一樣散開。從遠處看這顆星星氣勢恢宏，站在協和廣場是欣賞其美的最佳方式，另一端微微升起的香榭麗舍大街有半英里遠，在日落的天空下欣賞它更加嫵媚。巴黎的規劃呈放射狀，但是北京的規劃基於一條中軸線，一系列的門樓從遙遠的外城南門穿越一系列的庭院到內城的皇宮與殿堂。

　　清朝時期禁止北京人建造高於一層樓的房子，防止他們在遠處就能看到故宮。如今二三層的建築物零散地分布在各處。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一層，這就給城市一種並不擁擠的空間感覺。

　　眾多的矮牆和寬大的房子成為這裡的標誌，比如門樓和景山從昔日皇帝休閒的公園聳立出來，這樣人們容易從遠處欣賞到它們。主道寬約六十英尺，中間是一條小汽車和人力車通行道，還有兩條人行小道，每一邊還有騾車道。宮殿前面的大街至少有一百英尺寬，城市中的某些地方與在地平線上的西山頂上彌漫著更多的鄉村氣息。

　　朱頻也注意到中國宮殿屋頂與西方高大的教堂和建築物的不同效果。哥德式教堂漂亮的尖塔象徵靈魂的飛升與進入天國的靈魂。寬、平、深的中國宮殿屋頂象徵的不是崇高的靈魂，而是寧靜、寬廣與回歸生活的真實。

　　光彩奪目的各種裝飾磚瓦構成宮殿的外觀美。皇城的磚瓦顏色是帝國的黃色，但是也用其他色。朱頻看到景山上眾多亭子的頂有綠色的、紫色的、天藍色的與深紫藍的，正如馬可．波羅所描述的一樣。

　　對北京來說，典雅的皇城和宏偉的景色值得大書特書，然而街道上的日常生活也讓朱頻著迷。到處是人群，普通人構成的巨大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忙忙碌碌。朱頻看到處處都是人的海洋，大多數人都穿著各式各樣的藍布衣。

　　在寒冷的天氣中普通人穿著厚厚的棉夾克和長衫，在膝蓋上繫著護腿以抵禦寒風的侵襲，這樣在任何一個季節都可遮蔽灰塵。有時人們還在褲子上面套上裁剪好的套子。這是一雙專門的腿套，裁剪到臀部處以免過於肥大，為了避免滑落下來還在前面繫一根帶子。

　　在夏天藍色的海洋中有一道亮麗的白色風景線，朱頻看見許多衣著時髦的女孩穿著現代的長衫（朱頻說粵語的父親會把它叫做襯衫）。

　　馱著煤炭來自蒙古的駱駝隊汗流浹背地經過打著小陽傘、手持鹿角和其他物品的人，統一著裝的士兵走過騎著毛驢的農婦身邊或者走過在汽車道邊的寬闊泥地中行進的蒙古騾車。有時送葬的隊伍戲劇性地散開一百碼遠，那些專職的葬禮師讓男人穿著灰綠的服裝，看上去像三明治師傅，還像紐約大街舉著廣告牌的人。女學生的頭髮燙得鬈曲，她們的圍巾隨風飛舞，她們坐著人力車經過，一些高官坐著豪華轎車從站立在道兩旁的衛兵中間匆匆通過，這些小車的司機喜歡按喇叭，最喜歡按的那種喇叭聲就是「索─多─軟─米」。這裡古老的與現代的交匯融合。有時還可能見到滿族婦女，她或許是一個昔日的公主，塗著厚厚的胭脂，戴一英尺高的頭飾。滿族的審美觀念似乎是女人以高為美，結果就是既有高高的頭飾也有高高的鞋底。

　　人力車到處都是，一旦潛在的顧客出現，可能有六個人力車的車夫同時衝向前來。人力車的設計考慮到拉車者的重量與坐車者重量之間的平衡，人力車很方便，朱頻喜歡坐人力車。拉人力車的男孩請人讓路時，他喜歡聽腳下的車鈴聲和急促的「借光！」叫喊聲。「借光」字面上的意思是「借你的光」，但在這裡其意思更接近這樣的含義：「麻煩你讓一條路好嗎？」

　　一個人從來不會在北京失去方向感，原因之一在於拉人力車的男孩在向左或向右轉時指稱方向──北、南、東或西──對於後面的人來說是一個提醒。他們從來不犯錯誤。朱頻也形成這樣的習慣。坐在人力車上，他喜歡對車夫說「往東」、「往西」。

　　在大街的後面是許許多多的胡同或小巷，這也是北京生活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如果說大街是直的，那麼胡同就不是，這些胡同的名字土生土長，稀奇古怪，比如說牛尾胡同、甜井胡同和小啞巴胡同。胡同和平寧靜，因為房子矮，所以有鄉村的情調。這裡一些是普通人家的房子，一些富貴人家的大宅院和一些有花園的房子有時也隱藏在不起眼的入口之中。只有人力車的聲音、旅行者的腳步聲與縹緲而高亢的叫賣聲偶爾會打破胡同的平和與安寧。

　　胡同中的每種小販都有自己特有的吆喝方式和肩扛的行頭。白天，肉販、魚販和水果販方便了家庭主婦。一些小販收集廢舊瓶子。一些小販賣給家庭婦女小東西──針線、紐扣、絲帶和化妝品──還有各種糖果和各種小孩玩具。這些小販用一根棒敲擊一個小手鼓吆喝買賣；小販用的棒彎曲，由絲線將小金屬頭懸在棒的兩頭，來回擺動，快速而有節奏地敲打在鼓上。一個大而沉悶的聲響表明那是路邊理髮師，擔子的一端火爐上燒著一盆熱水，另一端是為顧客服務的工具箱，刮鬍刀和毛巾擺放在工具箱的抽屜裡。

　　在夜晚，小販的叫賣聲總是那麼優美，那麼富有韻律感，叫賣聲各不相同。朱頻學會分辨每一種叫賣聲，為了聽到賣冰糖葫蘆或粘糖的野山楂的小販叫賣聲，他常常睡得很晚。夜晚寧靜，然而有時也不這樣。喜鵲和烏鴉長久以來在東面空地的大樹上安了家。不一會兒他會聽到細小的空空聲，那是賣葫蘆的小販。幾分鐘後他會聽到遠處傳來有節奏的賣元宵小販的吆喝聲，小小的圓圓的湯圓在熱水裡翻滾，這種聲音是小販用湯匙敲擊碗發出來的，兩件東西由一隻手拿著，好像一個西班牙舞者在打響板。這些賣消夜的小販叫賣聲低沉、柔和而幽遠，他們為夜晚的寧靜增添了意蘊。

　　假如朱頻一直熬夜，他能聽到遠處鐘樓傳來的鐘鼓聲，鐘鼓聲告訴他晚上的時間。最後在午夜，當城市的更夫經過街道，用木板敲擊三下，朱頻知道已經半夜三更。這就是胡同中的音樂。

　　在這些北京小販身上還有更為特別的東西。當一個小販吆喝他的買賣時，他通常將手握成杯狀放在耳朵背後好像可以增加音量將吆喝聲傳得更遠。一個人通常將手做成杯形放在嘴邊以便將聲音放大，但是在耳邊這樣做只不過能使自己聽得更清楚些。小販們好像覺得如果他們能聽到自己的回音，那麼他的聲音也能傳得更遠。

　　朱頻喜歡在北京的街頭閒逛，喜歡觀察人們豐富多彩的生活。朱頻的參觀漫無目的。他去過喇嘛廟和天壇，他特別喜歡趕廟會，在一個月的固定日子裡，在不同的寺廟中輪流開廟會（比如六號、十六號、二十六號在一個寺廟；五號、十五號、二十五號就在另一個寺廟）。這裡人們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東西，從二手鞋、古董到繪畫贗品。許多宮殿博物館收藏有數百年的豐富藏品，這些都是昔日皇帝的藏品。如今它們都對公眾開放了。許多街道兩邊都是二手書店，甚至有兩條街全是賣燈籠的。

　　離朱頻住地半英里遠的阜成門外有一個休閒公園，普通的市民去那裡娛樂。這裡有玩魔術的、耍雜技的和打拳的，拳擊手用拳擊的方式吸引顧客購買他們的跌打損傷藥。這裡也進行京劇表演。

　　京劇是普通人的嗜好，在中國戲劇中因為沒有「鑽石馬掌」，不追求榮華富貴。「京劇迷」並不少見，他們狂熱而身無分文，在大街小巷中字正腔圓唱京劇，一次又一次復活歷史中的英雄人物的痛苦、悲劇性和偉大的生活。中國的文盲正是通過劇場和戲劇學到他們所知道的中國歷史。

　　朱頻在城南休閒公園中狂熱地喜歡上一個女演員的演唱，她唱花鼓戲。這是一種獨角戲，用有節奏的語言講述一段歷史的插曲並飽含深情的唱出。這也是古代中國史詩產生的方式──在一種樂器的伴奏下一些自彈自唱者講述歷史的片段。使用的唯一樂器是直徑一英尺的小鼓。它被放在臺上的一個合適位置，那個女孩用一根棍子有節奏的擊鼓並與她說的故事和演唱的節奏一致。她通常在對話中扮演兩個角色，通過她的手勢和訓練有素的聲音塑造人物的性格，流暢而波浪般的唱腔深深地打動了中國人的耳朵。

　　屯幹集市（Ｔｕnｇａn　Ｂａzａａｒ）是朱頻最喜愛的地方之一。如果說假期意味著人多，那麼在這樣的集市中，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假日。因為這樣的集市是由許多小商店的街道組合而成，因此這裡是購物者的天堂。如同在一個百貨商場，你能買到你想要買的東西，在這裡鱗次櫛比的小商店就像百貨商場中的櫃檯一樣。這些街道有二十英尺寬，商店中擺放著各種貨物，前面沒有地方擺東西。在商店中的人可以自如的與街道對面商店中的人交談。當然這些街道不准許小販進入。

　　集市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從商店裡賣的化妝品、五金、水果、零食、古玩、燈具、書和文具到小吃店、固定的餐館和戲院。各階層的人士匯集在這裡，構成購買和娛樂消費群體。這裡每個人都融為一體：男人、女人和孩子，官員與普通人，知識分子與藝術家。他們形成一個巨大的有中國人文特色的人群──討價還價的買賣、歡聲笑語、忙碌與悠閒的生活──這是中國的一個橫斷面。在這裡你能感受到北京的生活與平凡人的日常生活，辛勤勞作的人總是準備嘲笑別人的痛苦，如同自嘲自己的痛苦一樣。在這裡你感受到北京的各種味道，傾聽到北京的各種聲音，還有男人的呵斥聲和嬰兒的哭聲。同時並不令人討厭的而有節奏的黃銅茶碟叮噹聲表明這是賣飲料的小販。這裡的人忙碌、充實、辛勞和歡笑，街上的男人平和地打理自己的生意好像這裡幾千年來就是這樣一般，甚至在異族統治之下也是如此。

　　這是中國北方，比起南方人，北方人更高大、更強壯、更直率。

　　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各民族不斷的融合，很難說誰是真正的中國人。尤其在公元四、五、六世紀，來自北方的蒙古人和突厥部落占領中國北部，在這裡漢人與這些入侵者存在廣泛的通婚。

　　早在六到八世紀，猶太人經過突厥地區來到中國，聶斯脫利派經卷仍流傳至今，其中談到從小亞細亞來到中國的猶太人。像其他部落一樣他們逐漸被同化。但是直到十二世紀初，在河南（一個中部省份）仍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他們保留了自己的會堂，但是他們說漢語，像中國人一樣穿著並與中國人通婚。

　　數百年來中國人同化了許多外來的民族，甚至大汗忽必烈，第一個成功的在中國建立一個異族王朝的入侵者，他自己也被中國人的文化和中國人的文明所同化。最初，儘管忽必烈的武力所向無敵，然而事實上在他統治的最興盛時期，中國貢獻了高度發達的文明成果──印刷術、紙幣、安逸的生活、高檔的烹飪，恬淡的生活方式。然而比這些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具有一種人之為人和人性化的生活觀念，判定一個人不是以他的種族而是嚴格依照好人與壞人的標準進行判定──依照他個人的品性。中國人面對武力的優勢時，他們採取一種玄妙而迂迴的不抵抗方式並為這種武力和權力高唱讚歌，在形式上美化入侵者。通常說來中國人同化外來民族的辦法就是解除他們的武裝，不是把他們當一個外來者對待，而是試圖讓他們忘卻異族的身分。

　　在任何時候北方人總是比南方人養育的高大些。在北方遭受入侵時期，韃靼人和胡人從長城的另一邊來到中國北方安營紮寨，南方（圍繞南京）因為其文化優雅和深邃而聞名。富有和古老的家族遷居南方，一些城市重新命名為南常州、南湖州，如同早期美洲殖民者命名那些城鎮為紐約或新倫敦一樣，那些名字都是他們昔日國家中的城市名。

　　幾個世紀以後我們仍能看到北方人與南方人之間的差異，南方上海和杭州周邊的人們更擅長做生意而不善於做一個戰士。他們喜歡舒適和奢華的生活。這裡的男人長得矮小一些，一些男人根本就不長鬍子。殷實人家的孩子嬌生慣養，缺乏足夠的鍛鍊。最典型的當屬蘇州，其以美女聞名天下。蘇州話有女性化的特徵，這裡豐衣足食，舒適無度。富有的蘇州年輕男人通常到茶店喝茶，吃早餐，讀報一直到十一點。據說一個蘇州男人打架時，一邊挽起衣袖說「過來！」一邊一步一步往後退，等到衣袖挽起時他已安全地站在自家的房門前。然而這塊地方還以學術和眾多大圖書館聞名。書香門第的女孩在書山中耳濡目染地成長。她們中的許多人能寫就漂亮、甜美與憂鬱悲傷的愛情詩篇。在中國北方，引入外來血統是有益的。唐朝（公元八至九世紀）民族間的融合非常明顯。許多唐朝的將軍都有異族的血統，眾多的唐朝公主下嫁給附屬國的首領。李白──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在他身上大概也有外族血統。他的家族有三代流落生活在裡海北部，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父親和祖父娶了塔吉克姑娘。從這個觀點看，這個人必定是新人了。李白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新人。

　　三　中國人的語言

　　在一位遠方叔叔的安排下朱頻暫時住進一處在北京的廣東人互助會所，這種會所或地區互助會──在美國稱為會社，意思是「會堂」，是某個地區的人們或者某個家族群體幫助他們在陌生地的同鄉的組織。在這裡一般有旅行者居住的地方，有時還有屬於自己的學校和教師幫助以滿足不時之需，事實上這種會所的成員來自相同的地方，操同樣的方言，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家族之情是中國家庭制度中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很真切的情感。一個人幫助他來自同族的親戚，他為他同鄉當中出現這樣傑出的成員由衷地感到自豪。

　　生活在廣東老鄉的會所中，朱頻的孤獨感減輕了許多，因為他現在有許多朋友。一些來自老家的底層官員的家庭也生活在這裡。他不感到孤單，他能用廣東話與他們愉快地交談。

　　朱頻想他應該學習普通話以便使得自己更容易融入這座城市，但是他還沒有這樣做。他的發音不好。在北京的第一天，他要買早報，服務員送來的卻是帶餡的蒸包。他發音不對，兩個詞的發音都是ｐａｏ─ｔｓｅ，但是音調不一樣。

　　普通話特別是更純正的北京語言是中國的國語，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通行全中國。方言千差萬別，但是除了東南沿海一帶的省份外，正如已經談到的，那種差別沒有大到西北的滿族人不能夠與西南邊陲的雲南人正常交流。在廣州與上海之間的沿海地帶有三種主要的方言群體，除了上海，大山將剩下的方言區與中國的其他地方隔開：上海人，福建人和廣州人。這些方言本身之間的差別以及方言與中國語言大家庭的差別如此之大猶如義大利語與西班牙語的差別。比起純正的國語外國人更熟悉這些方言，因為國外的商人經常用它們進行連繫和交流。但是從上海出發經過長江，人們說話僅僅有些許口音，這種語音與北京普通話的差別不會大於一個維吉尼亞人的語音與新英格蘭人的區別。如今所有學校的課程都用國語教學，國語普及到全中國。

　　（中國移居到美國的移民大多是廣東人，他們說廣東的方言；另一方面，在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與新加坡的海外華人說的是福建廈門話。）

　　漢語屬於印藏語系，這一語系包括漢語、藏語、暹羅語和緬甸語。（與日語全然不同，毫不相關。）這些語言有諸多特徵：它們由單音節構成，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詞由單音節詞構成；通過不同的音調區分不同的詞語。然而確切地說，一個個的詞根只有一個音節，因為很難確定它包含了哪一個詞。有許多雙音節的漢字，比如ｈｕｏ，意思是「火」，加cｈｅ，意思是「車」，成為ｈｕｏcｈｅ，即「火車」。Ｅｌｅcｔｒｉc　ｔａｌｋ意為「電話」，而　Ｅｌｅcｔｒｉc　ｓｅｅ意思是「電視」。但是單音節的基本詞彙總是可辨認的。

　　各種音節看似相同──ｌｉ、ｌｉｕ、ｌｉn、ｌｏnｇ就是這樣的例子──它們數量有限。它們沒有兩個末尾輔音的音節，像ｌｓｐ、ｕｓｋ、ａｒｐ、ｏｓｔ，或者甚至像單個輔音的音節，如ｉｔ、ｉｋ、ｌｐ。也沒有雙輔音，像ＳＰ─、Ｓｔ─。ｓｉｒ─、bｒ─或者ｄｒ─。在南方的方言中一些末尾的Ｐ、ｔ和ｋ’ｓ仍保留著。常見的名字如Ｃｈｉａnｇ　Ｋａｉ─ｓｈｅｋ，這是廣東人的發音（Ｃｈｉａnｇ　Ｃｈｉｅｈ─ｓｈｉｈ為國語的發音）。Ｃｈｉａnｇ姓的拼寫源於廣東的國民黨的語言大眾化推廣之中，從此迅速普及。現在僅存於國語中的末尾輔音是n與nｇ，這是由於它們具有音樂性的同時使得它們容易產生音樂性的語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迅速念出像cｈａnｇ、cｈｉn、cｈｅn這樣的姓。

　　一個奇怪的結果是漢語總共只有大約四百個音節的形式，通過這些表達所有語言中的詞彙。不同的語言都有自身的模式：義大利語與夏威夷語總是喜歡在末尾用元音（Ｒｏmａ，Ｍｉｌａnｏ，Ｈｏnｏｌｕｌｕ）；德語並不在意爆破性的輔音，像ｈm，cｈ，nｕcｈ。如英國人傾向於軟化這些輔音形式：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和ｆｌｉｇｈｔ二詞與Ｓcｈｌａcｈｔ和Ｆｌｕcｈｔ二詞相關，雖然仍然在拼寫中保留ｇｈｔ，但是不再發音。不同民族的愛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民族語言的變化。

　　因為相似的單音節字的數量有限，漢語逐漸依據音調區分不同的詞語。漢語不斷地消除末尾的輔音，如ｐ，ｔ，ｋ，甚至m，眾所周知這些曾存在於孔子時代，現在還保留在福建話和廣東話中。在不同的語調中同樣音節表達的意義不同。發音改變時同一音節指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漢語中只有四種音調。說明一個詞彙的含義是如何隨音調而改變，ｔａｏ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一聲的ｔａｏ＝刀

　　二聲的ｔａｏ＝桃

　　三聲的ｔａｏ＝逃

　　四聲的ｔａｏ＝到、道

　　一聲就像約翰，一如你在遠處輕聲呼喚他。

　　二聲滑行而出，如同一個人在問一個問題：「你能肯定嗎，約翰？」

　　三聲慢而輕，像一聲輕輕的責備：「好了，好了，約翰，不要緊。」

　　四聲如同一個緊急的命令，非常突然：「約翰！」

　　中國人說話並沒有意識到發音。如果你問一個廣東人在他們的方言中有多少音調，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他說話僅僅是帶有天生的音調特徵，同樣一個德國孩子說半年（ｈａｌbｅｓ　Ｊａｈｒ），也從不會想它是中性的。他也從不會說ｈａｔｈｅｒ　Ｊａｈｒ（陽性）或者ｈａｌbｅ　Ｊａｈｒ（陰性），因為他從來沒有這樣聽說過。

　　儘管只有四種音調，在四個音調的變化中，漢語依然有大約一千六百種音節的形式。然而依然有許多詞語具有同一發音和同樣音調，這促使了古漢語的演進，不是往字母拼寫方面而是往一種寫作圖像類型演進。

　　字母的拼寫順序基於不同的聲音，顯然它不能區別一個詞彙的不同意義，用不同音調的發音可以指示不同的事物。漢字的書寫最初作為一種圖像體系出現，但是這種描述僅僅部分正確。從原初的意義上講，絕大多數象徵文字為單一的圖像的。隨著時代的推移這些形式固定下來。

　　後來發生了改變。因為語言很少有音節的形式，拼寫時許多字看似相同。「包」字，不同的拼寫，指代不同的事物：「一個包」，「抱」，「跑」，「吃了個飽」，「一件長袍」，「一個氣泡」，「鞭炮」等等。這太容易混淆了。

　　「包」的最基本的象徵意最初來自孕育在母親子宮中的胎兒形象。

　　為了在拼寫中區別一個ｐａｏ與另一個ｐａｏ，中國人形成一種詞彙等級體系，稱為「詞根」，在基本象徵詞上加上偏旁來確定指代不同事物。因此ｐａｏ成為純粹的語音象徵，隨即我們有以下系列的字：詞根含義抱＝包加上手，如擁抱；跑＝包加上腳，如跑步；袍＝包加上衣，如一件袍子；飽＝包加上食旁，如吃個飽；泡＝包加上水，如一個氣泡；炮＝包加上火，如鞭炮。

　　圖像原則產生作用，但是在使用中受到限制。許多場合需要區分沙子的圖像與米的圖像。因此，一隻鳥兒在水邊（河邊）的足印用來代表沙子。然而一個人如何用圖像來表示「但是」這個詞？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古漢語「借」意思是「點火」，用它來表示「但是」，因為它們有同樣的發音。逐漸的許多重要的詞彙由於它們的語音價值得到廣泛的運用，這種語音象徵加上詞根成為創造漢字的最常見的方式。如同我們在上面見到的「包」的例子，關鍵詞成為一個語音象徵並發展出其他特徵。

　　如今最全的漢語百科詞典列舉了四萬多個這樣的構詞特徵，大約有四分之三不在當下文學中使用的古代和方言詞彙。一個好的綜合性的大學詞典包括大約一萬四千個這樣的特徵。一個小型的城市出版社熟悉七千到九千這樣的特徵就夠用了。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應該了解這些構詞特徵，但是一個人熟悉三千到四千這樣的特徵就能熟練閱讀報紙。這就是一個中國高中生應該掌握的。許多這樣的特徵是變化的，或重複或僅僅運用在少數的地方，進一步的限制是可能的。日本人運用漢語的構詞特徵，但是在官方已經限制這些特性的數量，現在使用的大約有一千八百五十個這樣的特徵，小學生只需掌握大約八百個這樣的特徵。從上面我們所談到的漢語詞彙的多音節特徵，很容易見到二千個這樣的特徵構成數量眾多的詞彙；學校、社會、教育、插圖、會議和解決都是雙音節詞彙，拼寫為兩個特性。

　　這種書寫方式對中國來說是一把雙刃劍，這的確太難了，如果要練習寫好一手漂亮和形式完美的書法不費苦功學習這些特徵是不行的。這種追求漂亮書法的練習消耗了難以估量的時間。它也限制了文化在民眾中普及。讀寫能力成為知識階層的特權。

　　古代中國社會存在四個社會階層：第一是士大夫，第二是農民，第三是藝術家，第四是商人：其中士大夫總是最受尊敬。

　　在一千多年的歲月裡，中國文明中最為獨特的事情之一就是封建社會的考試制度，即針對知識分子的國家考試。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總有一個機會揚名全國，並獲得國家的承認和榮譽。

　　這些考試如同一個在文學領域進行國家選拔冠軍的系列測試。首先，知識分子必須通過地方考試，局限在他生活的地區。那些通過這些考試成績為優或良的人（類似學士學位）才有資格參加省試。通過省試的成功選手（類似一個碩士學位）才能參加在首都舉行的每三年一次的殿試，由皇帝親自監考。這些考試題目有關於歷史論文、道德文章、當前的政治問題、古典藝術和詩歌。可以想見在眾多知識分子中勝出的全國冠軍該是多麼的榮耀！皇帝親自嘉獎他，賞賜一匹白馬，並在首都遊行慶祝。皇帝通常還將一個公主許配給他做妻子，他在政府中被授予一個很高的官階。他「飛黃騰達」。這是值得好好打拼和珍視的功業，這也是全中國知識分子為之奮鬥和夢想的目標。

　　無論是不是第一，通過殿試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榮耀，也是對一個人的學識的承認。在首都的孔廟裡，這些知識分子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以示其榮耀。一百年後，一個村莊依然能夠記得他們那裡曾經有一個知識分子中了進士。整個村莊和整個家族引以為榮。大多數進士被委任為大學士或者翰林，掌管朝廷學院的編撰工作。其他的被委任為地方官。

　　這些考試成為國家機構選拔賢才的一種手段，整個國家的教育體制圍繞這種考試制度建立起來。鄉村的學校、省一級的大學和知識分子培養選手。眾所周知，一些知識分子年齡大了還竭力通過這些考試。通過考試本身就是成功。假如在這些考試中失敗，甚至只是地區一級考試的失敗也被認為是人生中的一大失敗。在現代的學校中有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沒有通過這樣的考試。也有些特殊的大學與這種考試沒有絲毫關係。它們是真正大學的雛形，即書院，書院致力於研究與學習。在一個導師的指導下，書院成員幫助提高青年知識分子的水準，不過沒有學位。書院是一個致力於學問的知識分子的自由組織。根據他們的地位、成績和家庭背景，通過國家考試的成功者被選拔為內閣大臣、政府官員和文官。知識分子自然地成為統治階級。這是件好事，這種地位的取得是依靠個人的業績和才能；每個具有這方面學習潛質的人都有機會，因為實際上家族願意為有上進心的孩子投資。學問始終得到尊重。不好的是，成功者僅限於掌握詩歌和韻文寫作的人。這種考試在一九○四年被廢除了。現在初級學校、中級學校和大學的考試替代了它。

　　中國的書寫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歷史性的影響。書寫成為統一中國的重要手段。不管他們所說的語言如何變化，因為書寫的文字的視覺特徵並不依賴發音，因而也不會產生誤解。基督十字架的象徵是一個類似的例子。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以不同的方式說出和拼寫它（Ｃｒｏｓｓ，Ｃｒｏｉｓ，Ｋｒｅｕz），然而各國的人對於十字架圖像的含義對於各國的人都非常明白，不會受到語言的影響。

　　這對中國人的情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文化認同感和文化的尊崇感。如今，有文化的中國人能夠輕鬆地閱讀並準確地理解孔子的著作，雖然在流失的歲月中發音改變了許多，然而書寫的文字並沒有發生改變。孔子說古語，然而其書寫的文字沒有改變。如果一個人能自如地閱讀中國現代文學，那麼通過同樣的訓練他能閱讀五百年、七百年或兩千年前的中國哲學典籍。比較一下西方人閱讀英國詩人傑弗里．喬叟作品的難度，他只不過生活在六百年前。要是孔子的著作在一千年前就難以卒讀，中國人還會對孔子頂禮膜拜嗎？

　　圖像文字的書寫不受時間和空間的影響。但與此同時它也引發了另一個真正巨大的困難。兩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在用古代的漢語進行書寫，完全不同於當今口語。學習古代漢語付出的勞動堪比西方人學習閱讀和書寫拉丁語。對於處於統治階層的知識分子來說，掌握書面語言也是一件費力的事情。

　　一九一七年中國發生了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一位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胡適領導了漢字書寫的革命，並取得了勝利。如今所有學校都接受了這種體系。這使得書寫漢字更容易。

　　由於這些原因，漢語的單音節特徵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們不知其最初從何而來，很少輔音和音節，也很少強調語音。無論如何這使得漢語在形成過程中遠離了拼音的書寫。這也逐漸形成了一個高度發達的專門的知識分子階層，成為一種強大的統一國家的力量，一條連接歷史的強有力的紐帶。如今大眾教育正在打破少數人才能讀寫的特權。我覺得中國人不會放棄他們傳統的書寫方式，因為這與中國文化和書法韻味深厚的美感聯繫在一起，書法作為一門藝術可以與繪畫相媲美並與繪畫唇齒相依。但是在保留這些特徵的同時，至少盡可能減少目前使用的數量，同時通過減少筆畫和消除更複雜的形式達到簡化文字的目的。

　　這是一個滿月的夜晚，朱頻絞盡腦汁地琢磨中國漢字的拼寫。現在他毫無倦意。他在廣東會館的白色庭院中漫步，沐浴在銀色的月光中，他的思緒飛回自己的家裡。父親教他的一首詩又縈繞心頭。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這是李白的一首詩。朱頻用漢語唸出來，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中國人。突然，漢語的語音和語言純粹的神奇力量──無與倫比的簡潔──征服了他。他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簡潔的發音和詞語的音調使得漢語如此的獨特。此時他看到中國漢語婀娜多姿的美，他渴望了解得更多。

　　四　中國人的節日

　　朱頻不久就明白普通的中國人從不缺少節日。這些節日通常慶祝不斷變化的季節或者拜祭祖先，在古老的中國，這些節日代替了西方世界中的週六休息日。因為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沒有星期的概念，正是這些節日成為中國人擺脫工作，放鬆、休息和娛樂的一個機會。

　　因為古老中國的曆法是建立在陰曆基礎上的（只是在共和國開始後，中國才開始使用西方曆法），節日在每一年中都在不同日子中來臨。中國的陰曆年有一個月是二十九天或三十天，因此每月的第十五天總是滿月。十二個月只有三百五十四天，少於陽曆年，所以若干年後需要用一個特別的月來補足。

　　古老帝國的天文學家非常明白陽曆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但是農民的曆書是根據陰曆的。他們總是能為冬至或夏至給出一個合適的日子，「立秋」或「收獲季節的到來」。農民所使用的這些季節性日子基本上與西方的日曆相對應。

　　中國人通過陽曆與陰曆年來計算時間，但是節日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建立在陰曆基礎之上的。

　　新年的慶祝發生在每年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十九日之間，這可能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除夕之夜是過去一年的所有欠賬被勾銷的日子。慶祝的時間都花在宴席和走訪上了。那些祝福敬獻給祖先、父母和朋友。來年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大了一歲。依照中國的舊俗，一個孩子在出生時就算一歲，過了第一個新年就算二歲。（這是中國人的普遍願望，渴望大些，再大些，到六十、七十、八十歲，盡可能的大些。）一年中的最後十天，灶神應該回到天上匯報一年中每個家庭成員的表現。

　　朱頻知道這個節日是在一個新年的前幾天，一次他從學校回家，在廚房發現一個張大嘴巴的灶神。灶神印在一張紅紙上。有人還在他的嘴周圍塗上厚厚的漿糊。朱頻問廚娘圖畫的含義。

　　「祂是灶神，今天祂要回到天廷休假十天，並向玉皇大帝匯報我們一年來所做的事情。」

　　「誰在祂嘴邊抹上漿糊幹什麼呢？」

　　「我抹的，現在他不能說話。」她抿著嘴笑了，她看牆上的灶神時，眼睛閃閃發亮，「主人，這樣會讓祂去做好事。其他的神仙也很好，但是灶神知道家裡所發生的一切。祂知道一年中家庭成員所做的一切。我們不能讓祂說話，每家都這樣做。」

　　對於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來講，新年只有三、四天。但是理論上新年實際上在第一個月的第十五日的元宵節結束。這常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巨大的紙龍在街上遊行，人們還放焰火，在夜晚的燈籠展中，每一個家庭都在比誰的燈設計得最獨特和誰的燈最美。

　　中國人重要的春節也包括復活節，在中國稱為清明節，即「掃墓日」。在這一天大家都到鄉下去祭拜祖先的墳墓，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尤其對於家庭中很少有機會到鄉間休閒的婦女來說，更是如此。

　　在每一座墓碑之前，通常有一個擺放酒和鮮花等祭祀用品的平臺。家庭中的長者跪著誦讀祭文。隨後酒作為祭酒灑在地上，祭文被燒掉以便死者收到它，一些人也燒「紙錢」，折疊的紙錢在中央貼上銀色的錫箔紙，這樣他們的親戚就能在陰間使用。像其他許多民族一樣，中國人是超神靈的民族，紙錢是一種超神靈的表達，填補人們精神的需要。人們不能肯定這些紙錢是不是陰間的通行貨幣，但是人們都喜歡肯定地去這樣想。你已經做了你能做的事情，因為它你會感到更好。這類似於一個美國人對無名烈士的崇敬之情。沒有人相信烈士會意識到他所得到的榮譽，重要的是他為活著的人帶來了什麼。

　　掃墓通常很喧囂，僅僅因為這是一個儀式。一些孤兒寡母或不幸的婦女和生活艱難的女孩也把這種場合當做向死者傾訴煩悶和痛苦的機會。因而這樣的哭訴很真摯也很感人。一位失去丈夫的媳婦，依照中國的風俗，她必須與她丈夫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在掃墓時她會向她丈夫的靈魂哭訴：「我親愛的丈夫啊，如果你沒有離開我，我的命就沒有現在這樣苦啊。」她惡毒的婆婆不喜歡聽到這些，但是她對此也毫無辦法。

　　七月七日這天是牛郎和織女相會的日子，是一個重要的情人節，一個慶祝浪漫愛情的節日。牛郎和織女是被銀河系分開的兩個星座。傳說牛郎是一個英俊勤勞的男孩，織女是一個沉靜的女孩，擅長做針線，直到有一天他們相遇。那一刻牛郎忘了放牛，而織女的心也從針線上飛了出去。她織的金袍因而沒有完成。玉皇大帝不久發現了其中的原因，盛怒之下，他下令將這對情人拆散，除了一年中的七月七日那天以外永不相見。

　　整整一年的日子，男孩與女孩要忍受分離的孤獨與寂寞，他們度日如年，等待他們一年中相會的這一天，等待所有夜晚中的這一個真正屬於愛情的夜晚。喜鵲目睹了這一切，情人們的幽怨深深地打動了牠們，於是牠們從巢穴中銜來石頭，在銀河上（天堂之河）搭建了一座橋，這樣兩位相親相愛的人能在七月七日那天到來時在鵲橋相會。

　　這個節日對婦女和年輕的姑娘們來說尤為特別，在舊時代她們深鎖在閨房裡，提及這個節日她們臉上見不到笑容，因為傳說把她們被壓抑的愛情象徵化了。在古時，未婚的女孩和男孩才慶祝這一節日。穿著裝飾有紅色絲綢的盛裝的男孩女孩來到開闊的地方，如果有一隻喜鵲在頭頂鳴叫，大家就認為這是愛情的好兆頭。有時還專門為女孩舉行在月光下穿針線的比賽。如果她們成功，這也是一個好的兆頭。

　　朱頻趕上盂蘭盆節（又稱「中元節」、「鬼節」）純屬偶然，這是一個佛教的節日，通常在七月中旬，是為了那些死在異國他鄉的沒有進行體面下葬的人而進行的祈禱。這些靈魂沒有每年墓前的供品。在盂蘭盆節日中供品擺放在開闊的地方，有時擺放在繁忙的大街的路旁。在一些城市，大街上都在慶祝這一節日，商店的雇員也在這一天休息。

　　那個無名的情人墓，在較遠的外城西南角，如今北京人最喜愛去那裡幽會。出於某些原因，這座無名墳墓吸引了許多的文人墨客。據說一個自殺的漂亮女人葬在這裡，她的母親毀掉了她的愛情。由於年代久遠，墓誌銘早已脫落：她的姓名和生活年月無從考證。墓處在一個荒涼的池塘邊，覆蓋著草叢灌木，無人關心，聽之任之。但是在諸靈節【註：每年的11月2日。這是天主教會和聖公會的節日，用作紀念及追思亡者。】許多的人尤其是年輕的戀人帶著他們的心願來到無名的墓前，向數百年前的無名的甜蜜愛情表達深深的敬意。最有名的是刻在上面的詩句，應該是女孩的戀人寫的，詩句還隱約可見。詩歌的開頭充滿無限的悲傷：世間如悲傷之海，人生幽怨無數。短歌咽絕，圓月殘缺。

　　詩歌蘊含著一個巨大的悲劇：很久以前的兩個戀人的悲劇，雖然他們的名字不為人知，但是他們的故事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一些參觀者帶來野炊的籃子在這裡午餐。夕陽倒映在灌木覆蓋的池塘的平靜水面上，烏鴉在空中哀鳴，獻給死者的水果擺放在那裡，紙錢燒起。有時點燃一堆篝火，夜幕降臨，人們坐視篝火，默默的祈禱隨輕煙慢慢飛升天際。月亮出來了，又一對情侶可能要出現了。灰燼在攪動，火苗還會閃現。戀人們或默然或呢喃，坐在皎潔的月色世界裡，沉浸在美輪美奐的景致之中。在遠處──在鄉間和附近的村莊，或在路旁──相同的火光點亮了黑夜。這是朱頻所見到的最動人和最落寞的景象。

　　下一個月就是中秋之月。在中國人心中，這個詞意味著中秋節。幾個星期來，朱頻已吃了太多的月餅。一個他所在會所的阿姨開辦了一個店鋪，這裡製作的月餅與在廣州製作的月餅一樣。這些月餅是圓的，中間的餡有忘憂果【註：石榴。】、綠豆沙或甜栗子。月餅有不同的尺寸，最大的直徑有十英寸大，它們在國家的不同級別的考試之後命名。在古時人們期待看誰會獲得那個最大的月餅，一如看在國家考試中誰得第一一樣。

　　中秋節是一個重要的聚會和慶祝之日。會所舉行盛大的午宴，正是在午宴上朱頻遇到朱先生，他是國民黨政府中的一位要員。朱先生在英國接受教育，在公眾場合總穿西裝。他是在北京廣東會所中最傑出的一員，但是在聚會中他並沒有被安排坐在最榮耀的座位上。座位按輩份安排，一位七十多歲的舅公坐在最上端，舅公被安排坐在最榮耀的位置上，朱先生則坐在他旁邊。

　　朱先生和朱頻一見如故，看到這位年輕學子離鄉背井，朱先生便邀請朱頻去他家坐坐。朱頻說認識他這樣一個傑出的同鄉叔叔感到非常的榮耀。朱先生要離開時，他再一次邀請朱頻。朱頻沒有料到他將看到的是一個在北京最古老富有的家庭之一。

　　五　朱先生的房子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門入口處的上方有一塊大的門牌，門牌有三個重要特徵：一英尺高、綠色的底與金色的門牌。「祖先的蔭產」意思是一個人生活在祖先傳下來的遺產之中，如同一個人在一棵大樹下躲陰乘涼。朱先生的爺爺曾中探花，贏得很高的聲譽，探花在國家考試中排名第三。正是他為他的五個孩子和後代置辦了這處房產。

　　朱先生的房子是為一個大家庭建造的。走進大門，必須繞過一個巨大的木製屏風，屏風將屋中的庭院與外面隔開。因而路過大街的行人永遠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陳設，除了知道圍牆的長度和瞥見彎曲的屋頂。

　　中國房子的本質是私人性的，封閉的，不為外人所見。像一個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國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釋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間，庭院也是房子內部結構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處景觀性的公園，得到妥善的運用，有秋千、石凳、苔蘚覆蓋的露臺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層人家，庭院是一個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動場所，放著一個大水缸，可以在這裡洗東西。但不管富有還是貧窮，一棵棗樹或一棵石榴樹和金魚缸通常用來美化庭院。根據與庭院的關係，房間稱為東廂房、西廂房、南廂房、北廂房。在窮人家，幾個家庭共同分享一個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裡，有幾個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門將一個庭院通到另一個庭院，通過有頂的走廊將庭院連接起來。在這樣的房子中，這些走廊兩邊開著或一邊開著，當走廊沿牆布局時，走廊是一個內在空間的連繫體系。走廊互相連繫並有共同的入口。

　　通過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與現代公寓的觀念一致。在這樣的方式下，一個家庭的成員能共同生活在一起並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他們自己的廚房和臥室。對於兒孫滿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國家庭來講，這種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鋪的，其中有裝飾的盆花，成蔭的綠樹、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種各樣──圓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葉形──這些窗用磚或木頭為骨架。目光穿越這些窗戶，朱頻得以見到裡面的陳設。

　　當朱頻一個庭院接一個庭院遊覽時，每一個庭院都讓他大開眼界，他感覺猶如步入迷宮一般。這樣的驚異是有根據的，是工匠早設計好了的。在一個庭院裡，一般會有一個戲臺，一個三邊開放的露臺，石柱矗立在一個小小的荷塘上，支撐著戲臺。這樣的戲臺在中國的房子中是一個特例，或許只有富有的主人在過去常常擁有自己的劇團。

　　私人的觀眾包括家人和邀請的客人，視線躍過池塘觀看戲曲表演。在後院，這位年輕的客人沿著「之」字形的道來到一處有許多樹、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園，一條小溪穿過一處五英尺長的石橋。古代中國的工匠竭盡所能設計出各種遮蔽視線的方式，令參觀者驚喜萬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別大──房子的屋頂有三十英尺高，逐漸向低處延伸，有雕刻和繪畫的柱子支撐它們──過後朱頻記不起他所見到的一切。他至多記得有許多的月拱門和六邊形的門以及許多曲曲折折的長廊，漆著紅色和綠色，還有矮凳子以便遊者歇息。房間中都是木刻，矗立著巨大柱子，雕刻著金色人物，還有藍紫色底的手工隔牆，朱頻知曉，婦女的閨房是忌諱男性參觀的。

　　作為受過西方教育的眾多軍閥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淺。事實上西方教育從來沒有改變他多少；他發現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適愜意。他也學習過現代的金融學和經濟學，但是這並沒有改變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觀念。朱頻初見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裡他非常詫異地看到他穿著藍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歲，著裝樸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鬚和白色鬍鬚之上的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過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時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儘管受過現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著傳統的本色。

　　朱先生穿著有白色衣袖的長衫，內襯的夾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這樣穿起來更方便。他踱著方步走路，這突出了寬套的長衫。他言語泰然自若，聲調裡傳達出一種沉靜的威嚴，而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過西方教育的官員中看到。品茶時他也輕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發音洪亮，這也是他的一個習慣。並不是身體的姿勢，如一個大搖大擺的步態，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顯出朱先生的氣度與威嚴。而是來自他的眼睛，一雙懂得正確思考、同時堅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這是一雙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這個男人學會等待，洞察到生活中眾多的邪惡和悲傷，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對人性抱過多的奢望。朱先生內心平靜如水，他從容地面對任何難以預料的困難和災難，同時有無限的耐心。

　　從他的閱讀來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國三千年歷史的人生經驗，有時悲傷有時執著追求。他是一個儒者，他相信生活會更好，如果一個人有勇氣和自信同時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壓根兒瞧不起軍閥和年輕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舊式的官員，甚至維護納妾的制度。

　　朱頻並不難理解這些，因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傳統文化背景可以在他數量眾多的成套書籍中明顯地看出來。在成千上萬套書籍中，朱頻好像置身在各個時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國人生活和中國文明的知識、哲學、法律、雕像和藝術之中。

　　中文書籍平放在書架上，最後看到的是書脊，很難在軟紙的邊緣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繪。一本書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書盒裡，一本中文書的一張包括在中間折疊的兩頁，由於紙張大得不足以在紙的兩邊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從右到左。一個人開始讀中文書是從我們稱為背面的地方開始的。

　　古書在薄薄的米紙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並總用紙的封面。由於紙既薄又非常有彈性，如果書不鋪展在桌子上，一卷書就通常捲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頭上雕刻文字。這種中國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刻在動物的肩骨或在長而狹窄的骨紋上。這種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百四十七年）的青銅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後來古書都用皮革線將竹簡繫在一起，據說因為孔子過於頻繁地閱讀自己最喜愛的書，所以皮革線斷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簡上，竹簡上詳細記載了中國軍隊的配給方式，一位英國學者奧瑞爾．斯泰恩爵士在乾涸的突厥地區沙漠中發現了這些文物。這些文字詳細記載了中國軍隊的配給方式與返回漢朝的時間（公元前二百零六年至公元二百六十四年）。在那時也在絲綢上書寫文字，但是絲綢非常昂貴。

　　蔡倫發明用樹皮、大麻碎屑與舊漁網造紙。印刷術的發明在八到十世紀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歐洲創建出版社早了數百年。商業書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世紀後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過程中發明活字印刷。但是因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並沒有得到實際的運用，也沒有普及開來。

　　六　中國人的家庭

　　朱先生有十六個家人，加上三個男僕和四個女僕，他身居高位這是可以想見的。在這樣一個大家庭，七個僕人算是相當簡樸的了，四個女僕服侍一個妻子、一個妾，四五個孫子並不令人稀奇。作為一家之主，朱先生要對家庭的每一個成員負責。即便他內心很不情願擔當這些責任，他也不得不去承擔。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中國人的家庭制度植根於中國社會。這種制度形成於這樣的觀念中，男人並不是單獨生活的人，而是生活在一個團體之中的人，一個人必須學習的第一門課程就是要學會與男人融洽相處，而學習這些最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家裡。因此家是重中之重，一切都是從家庭的角度來看的。如果一個人發達，全家人都從中受益並發達起來；如果一個人沒有工作，他的家庭會幫助他。

　　像一棵大樹，樹的枝椏形成常見的樹蔭。一些枝椏死去，另一些枝椏又長了出來，因此樹將永遠地存活下去。如果有三個兄弟，其中的一個死了，還沒有孩子，通過過繼一個兄弟的孩子作為死者的孩子，這樣香火得以延續，用中國的俗話說是「續香火」，在祖先的祠堂裡，在無子的兄弟的墓碑前。

　　除了朱先生的直系親屬外，他還負責他家庭的其他幾個成員，如今他們與他生活在一起，並靠他生活。其中有兩個守寡的舅媽，一個沒有工作的舅舅，需要他資助上學的二三個同族堂兄弟。

　　在中國，在父親去世後，兄弟有時將家產瓜分，通常也不分家。常常有這樣的觀念，但如果沒有或者有爭議，在世的父母一輩的親戚仍被作為財產的受益者。但是不管願意不願意，一個沒有工作的舅舅總是有權利得到幫助的。

　　朱先生的爺爺並不喜歡有分家這樣的想法，或在幾個兄弟中瓜分家產。事實也是如此。即使其中一個守寡的舅媽有足夠的錢養活自己，她也有權利生活在後代的屋簷下。另一個守寡的舅媽已經過繼過一個孩子給第二個舅舅做孩子，因為二舅舅沒有孩子。想法並不重要，但是延續一個家族的血脈是最重要的。如今，當二舅舅去世後，他將繼續有一個兒子來延續「香火」。當然，整個家庭就必須贍養這個舅媽。

　　在中國社會中，家庭是一種社會保險。需要幫助的人在家庭中獲得幫助。通常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提供援助並不太難，如果所有的救助只是一張床或者餐桌，那麼一張床僅僅是一個睡覺的地方，一張餐桌僅僅意味著「再放一個碗和一雙筷子在桌子上」。

　　這句諺語來源於在餐桌上與大家分享食物的中國傳統。任何人都一樣，沒有特殊服務。一個普通的宴會有三個或四個菜，一碗湯，所有的東西都放在餐桌中央。這不是為一個突然到訪的客人做的額外食物。中國飲食的主食是米飯（在北方常見的是麵條與饅頭），肉與蔬菜僅僅「下飯」。如果僅僅是多了一個人，看看就可能明白，桌上的普通菜餚每人會減少一些，但能用米飯把肚子填飽。

　　中國烹飪習慣將肉和蔬菜烹飪成各種花樣──烹飪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藝術──大多數的菜經濟實惠。蔬菜和肉一起烹飪能烹飪出更多的花樣，蔬菜與蔬菜一起也能烹飪出更多的花樣。反正，在中國飲食中有各種各樣的菜。不需要大量昂貴的肉，也能做出一桌非常像樣的酒席，同時這份菜單中的菜營養豐富。

　　但是物質的享受並不是中國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家庭的榮譽才是它重要的組成。這是儒教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儒教是中國三大哲學流派之一。在儒教的教義中和現實生活中，一個人的行為唯一導向就是要維護家庭的榮譽，至少不能輕賤家庭。一個偷了鄰人東西的男孩招來的是社會對這個家庭的鄙視，這件事表明這個家庭沒有「教養」。如果一個男人粗魯或者沒有禮貌，這也說明他的家教不好，社會對他的指責還不及社會對他父母的指責多，因為父母沒有在家裡教他這些，責任在父母身上。依照儒家的教導，做一個善良的兒子是「首要的品德」。如果一個男人通過國家考試給家庭帶來殊榮，他會被原諒以往的許多罪過。當兩位年輕的華裔科學家獲得一九五七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後，其中一位科學家的母親在佛羅倫斯的家中得到隆重的祝賀，因為她教子有方。

　　這種家庭榮譽感作為一種人生的目標有時會到不遺餘力的地步。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一個遠離家鄉居住在新加坡的華人離中國大陸有一千英里遠，自己情願償還病危的哥哥的債務，從而維護家庭的榮譽，儘管在法律上他並沒有義務償還債務。有時家庭責任感甚至會造成一種極端現象，例如從前在我的家鄉，一個犯罪者因為謀殺被處決，在最後還鞭打了他的母親，只是因為在他幼年時他的母親沒有好好教育他。

　　因此當一個母親打一個孩子的屁股，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每個人都明白她正在雕琢一塊朽木，直到有一天他能自立。孩子也懂得這個道理。他長大之後，至少也能分辨哪些事情是正確哪些事情是錯誤的。

　　家族崇拜是中國家庭整體性的象徵。在城市和鄉村都有許多宗祠，大富人家還有單獨的祠堂，正如在歐洲的城堡中，貴族還有私人的禮拜堂。祖先的牌位上沒有圖像，一塊塊修理過後像大角尺似的木片上面刻有祖先的名字，它們一排排地安放在祭壇和香火的中央。在紀念日或新年的第一天，或任何重大的場合，如一個家庭成員榮升政府高官，就會燃香，點蠟燭，把供品擺在祭臺上，子孫們跪在牌位前祈福。這一天也是提醒後人向祖宗致謝的一天。

　　在日常生活中，從家庭的角度思考事情的習慣在許多方面都可以見到。一個男人的妻子被稱為「媳婦」──「你兒子娶媳婦了嗎？」──因為新娘是一家之長選定的。因而一個人參加婚禮就是去看一個男人娶一個「新媳婦」，新娘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孫子」。

　　與西方家庭成員關係相比，中國的更加複雜。有各種的稱謂，根據她是不是年齡大的哥哥的妻子、年輕的弟弟的妻子或妻子的姐姐。舅媽、舅舅和堂叔也用同樣的方式稱呼。因而，一個父親的姐妹是「姑」，一個母親的姐妹是「姨」，一個叔叔的妻子是「嬸」，諸如此類。

　　中國家庭制度的一個自然結果是：尊重老人，尊敬長輩。在美國，一個家庭通常由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孩子組成，在中國和歐洲的許多地方，家庭成員還包括爺爺奶奶。在這樣一種統一的生活模式之中，有內在美存在。當孩子年幼時父母照料他們，他們長大之後又照顧他們年長的父母。生活如此輪迴。當你是一個無助的嬰兒時，年輕的媽媽照料你；當她年歲大，沒有生活能力時，你照顧你的媽媽。在中國人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在古代，婦女不參加公眾的生活。如今隨處可見中國婦女在政府部門、銀行和商業大樓裡工作。與美國一樣，婦女很少做高官。但是在中國古代傳統中前所未有地強調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旦一個人認識到家庭在中國的重要性，他就能理解那個角色是多麼的重要和多麼的榮耀。即便兒子是丞相，當他母親說話時他得立即閉嘴，如果他犯了大錯甚至得下跪道歉。

　　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裡就有這樣的描寫，小說中的所有婦女都是那麼的偉大和迷人。對於如何去管理家務事，男人們知之甚少，如果一定要管，結果看上去總有點好笑。丈夫們和父親們談論家事時，他們能做的就是獨斷，理所當然就顯得很好笑了。沒有哪一個中國人會說婦女沒有智慧。

　　在古代中國教育，女孩就是要培養成一個淑女，在女性的技藝方面成為佼佼者，包括做針線、烹飪、文學、藝術和音樂，一如十八世紀的歐洲。纏足是過度追求淑女化的一個惡果。因為其本質是性別追求的結果。婦女渴望擁有一雙小腳，越小越好。所以母親們預想和希望看到一雙值得自豪的小腳，於是女孩子在很小時大人就開始給她們纏足，不讓腳自然地生長。在古代中國，纏過的腳才被認為是美的。另外，她們完全改變了走路的步態和婦女的儀態，一如婦女穿高跟鞋的效果。現在婦女很少纏足了，但是縱然纏足的風俗還延續，擁有一雙小腳的婦女也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

　　納妾制度提供了一種解決高齡婚姻問題的方式。在西方，婚姻破裂就通過離婚來解決。而在中國，丈夫通過納妾來解決，妾通常是一個來自偏遠地方或娛樂場所的女孩。法律上妻子的地位高過妾，妻子具有頭人和母親的地位，妾的孩子是合法的，與妻子的孩子一視同仁。依照中國的法律和傳統，丈夫有權娶第二個妻子──即妾──假如在他四十歲時妻子還不能生子的話。

　　在中國也有離婚現象，但是特別少見。如果兒媳虐待公婆，或讓他們挨餓，或歧視他們，丈夫可以理直氣壯地在衙門中得到離婚的判決。在中國家庭中父母總是比妻子更重要。根據古代中國法律，在丈夫成為富人之後，是不允許他與曾經共患難的妻子離婚的。有一句中國諺語說，「糟糠之妻不下堂」，即使你飛黃騰達。

　　祖宗崇拜和將家庭視為社會基礎的觀念成為儒家教義中的一部分。當然，比起家庭品德教育，儒教的內容更為博大。但是家庭道德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培養其他社會品德的基礎。孔子沒有創立或者創造祖先崇拜，早在他之前的七百年，這種觀念已經形成了。

　　七　儒教、佛教與道教

　　孔子是一位令人心悅誠服的人，他不講哲學，不談神，也不論死後之事。像蘇格拉底，或者像美國的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孔子只是一個聰明的、年長的、深刻的、非常機智的思想家。他只論日常的生活和如何生活。

　　《論語》中有孔子的談話，開篇三句話就談到學習的樂趣、交友的樂趣和內心豐富的快樂。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孔子的教育關注人的道德本性的培養。雖然他不把神和哲學神祕化，但他談論準白的日常感受，這不可能將它置於一個神的地位。因而在中國人的信仰中，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真空，佛教和道教深入其中，填補了大眾的想像和大眾的信仰。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有三大宗教的原因：儒教、佛教和道教。在三者中，儒教影響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模式最為深遠。

　　在佛教和道教中，有一個善的哲學體系，但是這種哲學適合知識分子，遠非普通民眾所能理解。哲學家還把其他的內容加入其中，比如一個善的天堂、一個邪惡的地獄，可見的偶像和為數眾多的令人迷惑的神靈和聖人，這些使得它們被稱為「大眾的宗教」。

　　佛說生活中有痛苦，痛苦源於人對欲望的追求。一條解脫的道路就是不斷地克服掉肉體的欲望，從而獲得內心的寧靜。但是不斷發展的佛教具備了大眾宗教的一切特徵，特別是大乘佛教在中國和日本盛行。其他的佛教國家有緬甸、泰國和斯里蘭卡，這些國家信仰小乘佛教。佛教有一個多姿多彩的天堂和邪惡的地獄（地獄分為十八層）。通過默念佛主釋迦牟尼的名字而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得到拯救。許多的人為死者祈禱。有大量的聖徒、高級的聖人或低級別的神被稱為菩薩。這些聖徒已取得真經，本該圓寂，但是他們仍選擇了世俗的生活，並聯繫著世俗的人，於是產生許多寺廟和不結婚的和尚，當然也有個別的例外。

　　通常說來，佛教教導人生是一個生死輪迴的圓圈，我們現在為我們前生所做的接受懲罰，我們將來為我們現在所做的接受懲罰。這個圓圈是痛苦的和一個永不休止、應接不暇的幻影。人要逃脫這個圓圈才能獲得拯救。信仰靈魂轉世的教義導致教徒對動物有惻隱之心，並禁止殺生，包括拍死蚊子、踩死螞蟻。素食主義或不吃肉通常在佛教徒中踐行。吃素可以限制在某個時期中，像羅馬天主教徒在週五吃素一樣。轉世的教義給人這樣的感覺：一個人騎的驢或許曾經是一個前世的人和一個兄弟，雖然他不認識他，不記得他前世的存在。這帶來一種偉大而普遍的惻隱之心，也帶來一種信念：無人知道他在做什麼，他為何要去做。

　　道教的創始人老子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哲學家之一。他的著作《道德經》包括大量的警句──儘管只有五千字。老子點明弱小的力量、謙卑的勝利特性、自負的危險與退後一步的裨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水是道家品格的象徵，水能尋找到更低的地面並滲透到任何地方。下面一段是表現《道德經》的內容與風格的好例子：

　　　　天下人都對我說，道廣大，卻不像任何具體的東西。正因為它廣大，所以不像任何具體的東西。如果它像的話，早就渺小了。

　　　　我有三種寶物，持守和保全著。第一種是慈愛，第二種是節儉，第三種是不敢居於天下人的前面。一個人有慈愛就無所畏懼；一個人節儉就能寬廣；一個人不敢居於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為萬物的首領。如果一個人捨棄慈愛而尋求勇武、捨棄節儉而求取寬廣、捨棄退讓而尋求爭先，是走向死路一條！慈愛用來征戰就能勝利，用來守衛就能鞏固。上天要保護誰，就用慈愛來武裝他。

　　但是隨著道教向大眾化形式的發展，其徹底地成為另外的一種宗教。佛教起源於印度，而大眾化的道教則是中國人的心靈創造。中國人將道教視為巫術和邪惡的魔法，念咒文和咒語，大眾道教中有許多強大的惡魔，同樣也有降伏這些惡魔的強大的超自然的神靈。在神話傳說中，這些惡魔之間的戰鬥非常有趣。道教有自己的道士和道觀，過去還有一位教主。但是道教不再有老子自己所創造的哲學化的教義了。老子是一位神祕主義者，道教是一種由老子創造的玄學以及開放的信仰。

　　幸運的是，儒教避免了大眾化的腐蝕。一個人不能用普通的情感進行欺騙，也不能圍繞它創建一個天堂和地獄。儒教是一種普通情感的宗教。

　　孔子教導，我們生活中的重要事業就是學會如何與人相處。當詢問死後之事，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他對古代的宗教實踐做了大量的歷史性研究，但是他避而不談超自然的東西。

　　孔子有一段金玉良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所有的教導都與人的道德修養相關。蘇格拉底有一句箴言：認識你自己。孔子的箴言是：獨善其身，或完善你自己。他說：「如果一個人不知道經常反躬自省『我在做什麼』，那麼就不知曉如何與人打交道。」根據這種培養和完善自己的方式，他教導的兩件事非常特別。

　　首先需要教育和訓練。他認為所有人的本性多少相似，但是習慣和訓練成長出不同的人性，因此需要對孩童加以訓練。

　　根據儒家的觀念，做一個善良的兒子是最重要的品質。一個人必須在家裡和在少年時代學會對待生活的正確態度。一個人對人和責任要有正確的態度。孔子教育非常具有實踐性的特徵。當然，每個人應該盡力成為善良的人。但是什麼是善良的人？這很含糊。在家成為一個好兒子是確定性的和不能迴避的。一個確定性的空間包含一種確定性的責任。這包含原則、服從、愛和奉獻，以及責任。這並不容易，但是個性的培養得從孩童時代形成正確的習慣開始。

　　其次，孔子認為，法律與政治是表面上的，社會秩序必須基於個體的培養。孔子說，這是智慧的開端和終點。因此在儒家的《四書》中的最初段落，直到現代，中國學生上學後都要學習。這段是這樣說的：

　　古人，想要使得美德顯明於天下，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國家；想要治理好自己國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治好自己家庭的人，首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想要提高自己道德修養的人，首先要使自己的心正；想使自己的心正，首先自己要誠實；要想做個誠實的人，首先要獲得真正的知識（一種真正的哲學和真正理解人與人生的知識）；而獲得知識的方法就是窮究事物的原理。

　　只有將事物的原理一一探究到極致，然後才能獲得誠實的目標。當具有誠實的品質，才能心正。心正之後，然後才能涵養自身的道德。道德修養提高後，才能調理家庭生活。當規劃好家庭生活，國家才能治理好。治理好國家，而後才能天下太平。

　　從皇帝到老百姓，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要是這個基礎破壞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不可能的。沒有一棵這樣的樹，其樹幹又細又小，而其頂部的樹枝長得繁茂。這就是事物之本的含義。

　　八　中國的長城

　　自從朱頻到達中國，他一直渴望看到中國的長城。對於他和所有的人來說，長城──世界上的奇蹟之一，是巨大而古老的中國的象徵。站在長城上你能感受和幾乎看到古老中國浮現在眼前。在復活節中的一個上午，一個適合到鄉間旅行的舒適日子，在離北京幾英里外的門頭溝，朱頻乘專車到達這一歷史勝地，其間大約有兩三個小時的行程。

　　長城的締造者秦始皇是中國的希特勒，他統治中國三十七年，從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至公元前二百一十年，大約早於尤利烏斯．凱撒二百年，秦始皇創建了當時最強大的帝國。但是他絕不是古中國的奠基人。而孔子生活在周朝，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時期，秦始皇是一個後來者。孔子誕生時，偉大的古代中國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

　　中國有記載的歷史應該從四千多年前的黃帝開始，公元前二六九八年到公元前二五九七年，比這還早的是傳說中居住在樹上的人和取火者，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史前的歲月裡被記憶符號化了。但是從黃帝開始，有一個清晰的繼任統治者的譜系，整個歷史是可信的，雖然神祕的傳說與早期的歷史交織在一起，類似於英國歷史中的聖．喬治與龍的關係。

　　黃帝是中國文明起源的象徵，他的名字與商業、文字、算術、醫藥、國家體制、甚至栽桑養蠶的起源息息相關，儘管很難相信這些在同一個時期發生。毫無疑問，所有這些成就是在相當長的時期中逐漸取得的。

　　孔子將古代帝王理想化了──堯、舜──他們從公元前二三五七年到二二○六年在位。世襲政府開始於公元前二二○五年的夏朝，在這個時期青銅器出現了。通過銅器上的雕刻，我們能尋覓到最早的文字形式。這些最早出現在如今的河南省及其周邊地區。古代中國文明發源於黃河以南，在隨後的商朝中，巫師的巨大權力有據可查──幸運的是，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眾多的甲骨文大白於天下，這些甲骨文對這一時期歷史有諸多的記載。

　　隨後一股新的力量在西北出現，著名的周朝開始了。名義上它存在了很長時間，近九百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這是中國的古典時期。在這一創造力勃發的時期，哲學發展，思想繁榮。同時也打破了奴隸制度，新興的強大諸侯國為權力和地盤彼此制衡，商業式的諸侯影響深遠。侯爵、伯爵和領主逐步取得權力，因此到孔子時期，他生活的地方被一個「帝王」統治，統治的地方就只有現在的兩個城鎮那麼大。

　　孔子誕生在公元前六世紀。令人驚奇的是中國三大宗教的創始人都誕生在這一世紀。孔子生活在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到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釋迦牟尼從公元前五百六十三年到公元前四百八十三年生活在印度，或者可能從公元前五百五十七到公元前四百七十七年。也就是說，他們幾乎同時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釋迦牟尼出生稍微早幾年。（蘇格拉底──古希臘偉大的思想家出生於公元前四百六十九年，幾乎就在釋迦牟尼逝世之時。）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按照傳統的說法比孔子大二十歲，年輕的孔子曾向老子請教智慧方面的問題。

　　孔子身後的數百年，思想得到重大發展，富有的商業階層也得到發展。商業式的諸侯能資助成百上千的知識分子；他們擁有自己的劍客和武士，他們能夠幫助拯救或者毀滅一個政權。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府上爭論，爭論得越多，越多的思想偏離儒家思想並揭開觀念之下的各種迷障。一些人主張用嚴苛的法律治國（法家）；一些人相信上帝的父愛（陰陽家）和人類的兄弟情誼（墨子和墨家）；一些人主張大同的形式，強調取消貨幣，並堅決主張每人都必須勞作；一些人懷疑文明與進步，是懷疑論者，倡導回歸自然（老子和道家）。

　　在這一個時期，儒教的最大對手不是道教，而是墨子的追隨者。他們在理論上不但相信普遍的愛而且相信上帝的父愛；他們主張獻身、貧窮、禁欲和無償地幫助他人。他們反對形成的所有的生活形式和繁文縟節的儒教儀式。

　　這也是一個俠義的時代。在武士中間存在強烈的榮譽感、獻身和忠誠精神，這些武士為死去的朋友復仇而赴湯蹈火，最後坦然面對死亡。

　　這是一個政治交錯、戰爭和聯盟不斷的偉大時期，也是一個裁軍的時代，人們的思想受到激發，尋求合適的生活道路。在孔子誕生的六年前，舉行了一次著名的裁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一位知識分子蘇秦為和平竭力促成這次會議。那種氛圍非常像今天的盟國會議。十二個小國派出代表參加，勢力最大的兩個國家害怕被排除在外，這兩個國家都擔心對方成為霸主。於是兩個大國都參加了，在會議上那些小國坐在一起，那兩個大國的代表拒絕與他們坐在同一個房間。那些代表出席會議時帶著全副武裝的衛兵，以防有人背信棄義。

　　孔子在世時，有七十二個「國家」或諸侯國。兩三個世紀之後，僅剩七國。那些小的諸侯國已被大國兼併。然後是六個，之後五個，四個，最後僅剩兩個諸侯國。這時，在西北方的秦展現了強大的軍事力量。一場偉大的戰爭持續了兩三年時間，最後秦始皇──秦國的第一個皇帝，也是中國長城的締造者，打敗了對手，並統一了全國。

　　在諸多方面，中國人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家庭制度、宗教和哲學觀念──在周朝結束時就已經成形。儘管中國文化博大，然而政治上卻四分五裂。如今統一中國的夢想成為現實，但是在某些方面還是令人憎恨的。儒者特別憎恨秦始皇，因為他下令焚燒所有的儒家典籍。他甚至為幾百位知識分子設置了一個圈套，因為他們批評他的王國以及他們特立獨行；秦始皇耍了一個花招讓他們在一個峽谷中相會，結果石頭從上面滾下來把他們活活砸死了。秦王朝崩潰後，儒家典籍仍流傳下來，因為許多典籍藏在房子的牆壁之中，以及許多年老的知識分子內心仍然牢記書中的內容。

　　秦始皇征服整個中國後開始考慮他的統治。在他執政期間，中原人被派往像廣東這樣靠南的地方進行統治。他簡化漢字，統一道路系統，這些道路主要是他的馬車和步兵的軍事通道。他建立了殘暴的帝國，命令把農業工具熔鑄成兵器；民眾不能祕密地製造自己的武器。他把這樣的制度執行到了一個極端，最後三個家庭不得不共用一把菜刀。他下令在市場上交頭接耳者要被法律懲處。他相信這樣就不可能發生叛亂。他的帝國將長命「萬歲」。

　　秦始皇頒布命令讓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去修長城。數百萬的人在修長城的過程中獻出生命。有一個最流行的傳說，這個傳說與一個名叫孟姜的女子有關。在他們蜜月期間，她的丈夫被抓走了，一走之後杳無音信。絕望中，她決心孤身一人尋找丈夫，歷盡千辛萬苦，在一個神靈的保護下穿過老虎經常出沒的大山。最後她到達長城，得到的唯一的消息是她的丈夫已去世一段時間。在一大堆遺棄的屍骨中丈夫的遺骸已無法辨認。孟姜女決意要找到丈夫的遺骸，她割開自己的手腕，並祈禱她的血將濺在丈夫的遺骸上，人們非常同情這一落寞的年輕婦人。孟姜女認為自己找到丈夫的遺骸之後，號啕大哭，悲天慟地，最後諸神也對她動了惻隱之心。隨即長城上下，電閃雷鳴，大雨傾盆，與孟姜女的眼淚匯流成河，沖垮孟姜女所站的那段長城。這就是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

　　這個故事在民間的花鼓戲和舞臺上不斷地流傳，在某種意義上，長城代表了孟姜女的眼淚和人們對獨裁的憎恨。不容許人們使用金屬武器，好像就不可能有反叛。但事實是這樣的嗎？這個獨裁者非常令人憎恨，結果他夢想萬代相傳的帝國在他死的那年分崩離析。在他死後七年就徹底滅亡了。這好像紙搭的房子。但是反叛是如何開始的？最初人們揭竿而起。竹竿是人們僅有的武器。由於秦始皇的統治失去了民心，甚至他自己的士兵也反對他並加入起義者的行列，起義者的力量迅速壯大。

　　在秦始皇去世之前，他生活在被暗殺的恐懼中，他居住在通過地下道連接起來的三十六座宮殿裡，常常從一個寢宮轉移到另一個寢宮，夜夜如此，如同他的妄想症一樣。歷史記載，在一次遠離都城咸陽數百英里的巡遊中，秦始皇死於一次傷風。他的死一直保密，直到他的靈柩到達都城。由於天氣太熱，帝王的遺體開始腐爛。為了掩蓋腐爛的氣味，他的親信用成車的死魚和腐爛的貝類放在帝王棺材的旁邊。當靈柩到達都城時，每個人都嘀咕：「帝王上天了！」秦始皇這個偉大獨裁者的輝煌煙消雲散了。

　　然而，秦始皇所建造的長城仍然是一個世人矚目的奇蹟。長城屹立在那裡，有二十五英尺高，二十英尺寬，沿著崇山峻嶺的山梁蜿蜒盤旋。長城的上部是平整的石頭路面，軍隊能在上面方便而快捷地調動，十個人能並肩前行。城牆兩邊的防護牆如同歐洲中世紀的城市與城堡。堅固的城牆在用大刀、長矛和弓箭戰鬥的時代起到了防護功能。槍枝出現後，防護牆毫無用處，槍彈能輕易地穿透城牆。如今歐洲的城牆各式各樣，長城也一樣。

　　然而從歷史上看，長城作為抵禦北方蠻族侵犯的國家防禦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長城總能占據一個山梁的最高峰，獲得一個視野開闊的有利位置。長城為軍隊在不同戰場之間的調動提供了一種簡便的連繫手段。甚至晚近至明朝，每百碼就有一個堡壘。在白天敵人入侵的信號為煙，而到夜晚則為火箭。

　　朱頻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想像中，他靠在防護牆上，視線隨著長城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最遠的地平線。想像彌漫於心，他竭力想將長城盡收眼底，大量堅固的牆磚和泥土從中國東部海岸的山海關一直蜿蜒到西部的戈壁灘。長城大約有一千五百英里長。宏偉壯觀的長城令人過目不忘，眾所周知胡佛水壩的長度僅僅只有五分之一英里多一點。

　　數百年來，長城是中國北部的邊界線，長城以北是眾多的蒙古族和滿族部落、胡人和韃靼人──所有這些人被漢人統稱為狄或北方部落。長城的南面是中國。來自北方入侵的危險始終存在，這些部落渴望攫取富庶的土地並對溫暖濕潤的中國平原垂涎三尺。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個中國式的問題。如果沒有一支優秀的軍隊，長城的防禦價值有時也會喪失殆盡，某些北方的部落時不時突破長城的防線。中國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又將那些部落趕到長城以北。

　　中國本身是一個內陸國家，像美國一樣，中國處在氣候適宜的地方，直到最近在地理上也是與世隔絕的。中國的東部是中國海；西部是西藏高原和帕米爾高原，除了冒險家幾乎無人能通過；南面也是中國海，在西南邊陲綿延著喜馬拉雅山脈和稠密的緬甸叢林；在北面是蒙古沙漠，居住著文化程度比中國人低的遊牧部落。那些與中國有連繫並親眼目睹過偉大帝國並在裡面生活過的部落很尊崇中國，如同在四、五、六世紀，那些北方的入侵者尊崇中國一樣。他們迅速學會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國的美食、絲綢衣服和家居方式很快地同化了他們。

　　但是北方的部落依然強大，這些遊牧者彪悍體壯，擅長馬術。他們不斷地威脅中國，不時地修建和修繕長城的目的就是為了防禦他們。這就是中國政治中心總在北方的原因。那些偉大王朝如周朝、漢朝和唐朝選定的都城都在西北的西安。宋朝的都城在洛陽，恰好在彎曲的黃河的南面。明朝的都城在北京。

　　在北方黃河谷地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孔子生活在黃河的下游，離青島不遠的內陸地區。甚至在孔子時代，仍然有野蠻的部落生活在半島的東部。生活在長江下游的人被視為蠻夷之人。他們穿短短的粗布衣並紋身，據說擅長水上運動。在秦始皇死後，偉大的漢王朝建立起來，並將中國文明進一步向南推進，同時向西擴張到中國的突厥地區。

　　漢朝一如同一時期的羅馬那樣繁榮興盛，見證了中國的征服和擴張過程，目睹了石雕藝術的飛速發展，親證了紙的發明。在周朝，絲綢、象牙與中國漆得到全面的發展。此時仍延續著俠義和英雄崇拜的傳統。在漢中葉──大約在西方基督教興起時期──佛教由海外的印度傳教士傳入中國，一些傳教士經由突厥地區，一些經由海路到廣州。佛教成為中國的第三大宗教，佛教的傳入標誌著中國第一次與外面的世界有了重大的連繫。

　　政治上，漢朝是中華帝國的開始，因為它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影響了隨後的兩千年。甚至今天，中國人自豪地稱自己為「漢人」，比起在朝代中被同化的異族來說，漢逐漸蘊涵著「種族的中國人」的含義。

　　同樣在「唐」這個詞中也有這樣的含義。漢朝之後，唐朝統治延續了大約四百年，中華帝國的疆界達到最大。有一百多年，唐朝疆域向西就在今天蘇聯的塔吉克共和國，接近里海。中國的公主下嫁給西藏的首領，並把中原的絲綢、茶葉及文化帶入西藏地區。在南面唐朝邊界延伸到印度支那，中華帝國疆域到尼泊爾與印度尼西亞島嶼。中國移民生活在國外──特別那些來自中國南方的中國人，像在美國的大多數中國商人──仍然把他們視為唐人（在廣東話中稱為唐人），將他們的故鄉視為唐人的故土。

　　從公元三世紀一直到七世紀，盛唐出現，佛教在唐朝愈發重要。古詩高度繁榮，文學批評和繪畫開始起步，雕塑長足發展（在佛教的影響下）。不只是茶發明之後，人們在這一時期不僅是對茶的興趣，而是與茶有一種天然的親近的「清談」。「清談」不只是一種隨意的行為而且在歷史上被看做四世紀的一個重要特徵。「清談」表明存在一個確定的休閒階層，同時那些人的精神是自由的（超然於政治之外）。那些人一邊搖著用長長的絲綢般的馬尾製成的蒲扇，一邊輕輕地梳理自己的鬍鬚，沉浸在藝術、現實與人生目的以及人生虛無的玄談中，這非常流行。返回自然的道教非常盛行。書法或者漂亮的文字成為一種藝術形式，一直流傳到今天。在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中的巨佛與佛教場景雕刻中，中國的雕塑藝術達到一個高峰。

　　隨著唐朝向西和向南的偉大擴張，中國文化也走向繁榮。這是一個偉大的詩歌時代，因為誕生了李白、杜甫這些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他們都生活在八世紀，二人前後相繼出生在十年間。在民間佛教風行，在宮廷道教盛行。帝國的考試制度在這時得已確立。

　　這也是一個與阿拉伯世界頻繁連繫的時期，因為東面的阿拉伯帝國的邊界到了中華帝國的西面邊界。

　　唐朝對所有的宗教堅持一種寬容平和的心態，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能在自己的教堂和清真寺中做禮拜。在都城，有一特別的區域作為波斯人的居住區。一個波斯王，從冉冉上升的阿拉伯權力中心離開，來到這裡生活並最後死在唐朝的都城西安。應該提到的還有中國偉大的旅行者玄奘穿越帕米爾高原，抵達阿富汗和印度，十七年後返回祖國成為一位梵文學者。他與一些同道者翻譯了佛教經典文獻六百多卷。

　　在唐朝，發明了火藥，航海指南針在十一世紀之前已完善起來，印刷術的發明（十世紀），這些經由阿拉伯商人傳到歐洲。煉丹術（四世紀的中國文獻對煉丹術有完整的記載），造紙術和撲克通過阿拉伯人傳到西方也是可能的。

　　有趣的是不斷完善的航海指南針。有時人們強調在黃帝時代就發明了指南針，這不是真的。但是在公元前三四世紀時人們就知道了磁石的驚異特性。秦始皇害怕被暗殺，他的臥室門用磁石砌成，這樣任何人用暗藏的武器都會被檢測出來。在一世紀明確提到一個指南針的杯子，到三世紀一個稱為「指南針」的機械結構已存在。它總是伴隨在帝王的隨從身邊，其形狀為一個木製的小雕像，其指針朝南。但是這純粹是一個機械裝置並與驅動輪相協調。在五世紀發明了自動記載旅程的儀器。在十一世紀出現了第一個完整地記載航海指南針的文獻，其中敘述了人工用磁石製作指南針的方法，但是極有可能的是這個發明已為唐朝的海員所熟知。

　　在成吉思汗率領蒙古人入侵之前，最後一個偉大的漢人王朝是宋朝。這個朝代為中國文化作出一些重大的貢獻。首先，引入一種新的儒家哲學流派，並在哲學化的佛教影響下發展起來，佛教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模式並影響至近世。儒教變得更心理化，關注心中的各種欲望。它也更觀念化和一元化，它的基礎是對普遍理性的信念，即「理」。這就是理學，或是理性的哲學。中國繪畫在這一時期也異常繁榮，搪瓷的發明導致瓷器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得到大量的運用。宋朝瓷器以其純白與精巧的形式聞名。多色瓷器在後來的明朝得到發展。

　　九　西方人在中國

　　在馬可．波羅到達中國時，中國第一個成功的外來入侵者蒙古人躊躇滿志地打敗宋朝，並把他們趕到南方。但是中國社會仍然是高度文明的，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記述的許多事情讓西方讀者驚奇不已。其中提到一件燒黑色岩塊（煤炭）的事情，有些讀者拒不相信這樣的事情。遊記還提到使用紙幣的事情，這在十一世紀發明出來，當時商業印刷剛開始不到半個世紀。馬可．波羅也頻繁提及遇到的中國基督徒，不但在中國的突厥地區遇到，而且在中國的東南還遇到過。

　　元朝存在不到一百年時間，標誌著在偉大蒙古王朝的燦爛文化、明朝繁榮但缺乏創造性的文化和隨後的滿族王朝文化之間存在一個明顯的斷裂。

　　唐朝以詩歌和短篇小說聞名，而宋朝以哲學，元朝以喜劇，明以小說聞名。但是從元朝以後──「近代」中國歷史開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交往越來越頻繁。馬可．波羅之後中國與西方的聯繫從未中斷過。

　　馬可．波羅對中國的描述激發了歐洲人的想像力，人們開始尋求一條到東方的捷徑。哥倫布在探尋到東方的路線時發現了美洲。葡萄牙的海員在十五、十六世紀到達中國的沿海。葡萄牙人將菸草傳入中國，隨後天主教傳入中國。

　　天主教的傳教士對明朝朝野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其中有一個叫馬圖．瑞斯（一五五二─一六一〇），他不僅穿中國服裝，而且學習儒家經典和中國的禮儀。這些天主教徒在帝國的宮廷中找到了樂趣，他們中的許多人被封為宮廷天文學家。瑞斯也翻譯歐洲的物理學、天文學和地理學書籍，給中國介紹歐洲文藝復興，一如馬可．波羅給西方介紹中國一樣。

　　後來荷蘭商人和英國商人來到中國。從十六世紀開始中國在一些港口為商人提供便利，但這時已完全不同。從十九世紀開始，西方列強用艦船敲開中國的大門，海洋這曾經幫助中國與世隔絕並使得中國免遭入侵的地利，突然之間成為列強到達中國海岸的通道。中國在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中戰敗之後，這場戰爭是在一個清政府任命的欽差大臣在港口虎門焚燒成堆的英國鴉片之後開始的。中國被迫對外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這是西方歐洲列強在中國殖民擴張的時期。中國與英國、法國和日本進行了一系列的失敗戰爭。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開進北京，掠奪頤和園，火燒無價的善本圖書館。中國已飽受內亂之苦，漸漸地失去自己的主權。法國以武力取得印度支那。西藏成為中國與大英帝國之間不斷討價還價的對象。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占領臺灣。

　　這些事件迅速地成為氣候。一八九八年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因為一位傳教士的死，中國被迫將青島賠償給德國，劃山東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俄國有步驟地掠奪突厥地區：如今「租借」東北的旅順和大連。英國「租借」九龍（與香港相對的內陸城鎮）和威海衛，在那裡長城連接渤海灣中的中國海。這些事件表現出的奇怪情形使得中國人異常的憤怒。這種特權意味著在中國的外國人可以不遵守中國的法律，不能被中國的警察逮捕。中國人對這些入侵者的憎恨被冠上「反外國」的罪名。一個名為孫逸仙的年輕的中國革命者，看到依靠軟弱無能的清政府終將是泡影，他在汲取西方民主觀念之後成立革命團體，這也是在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國民黨的前身。

　　同時，一幕大戲還在沒落的清朝宮廷中，在年輕的光緒帝與他的伯母之間上演，頑固無知的慈禧太后五十年來一直阻礙中國的進步。一八九八年光緒帝以改革的名義頒布了一系列激進的改革措施，史稱「百日維新」。改革遇到慈禧太后的暗中反對，改革派密謀將這個無知的婦人趕下臺。一個被光緒帝信任的將軍背叛了他，隨後光緒帝被軟禁。

　　然而，公眾反對外國入侵者卻此起彼伏，這些力量在不斷地聚集，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大爆發。這些成員是一個個信仰超神靈的烏合之眾，相信神靈附身使得子彈都不能穿透他們，慈禧太后也相信他們。災難性的失敗隨之而來。在西方聯軍開進北京的當兒，慈禧與她的侄兒倉皇逃離北京。

　　中國的革命者懂得中國在外來列強侵略下不能生存，除非中國迅速地進行改革，如今革命者一分為二，形成了保皇黨人和共和黨人。保皇黨人主張在專制的制度內改革；共和黨人主張推翻滿族政權，成立共和國。最終作出改革決定的既不是保皇黨也不是共和黨，而是懶散的滿族朝廷自身。甚至在義和團興起和中國人失敗之後，中國人還在期盼和等待又一個八年，然而一無所獲。年輕的皇帝被軟禁在「孤島上」，一九〇八年慈禧與年輕的光緒帝死後，中國人對軟弱的清廷徹底失望了，名義上由一個叫「宣統」即溥儀的四歲男孩統治中國。中國人的耐心徹底耗盡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終結了清政府。一九一二年在形式上標誌了中華民國的開始。

　　十　今日中國

　　孫逸仙博士是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一九三〇年朱頻到達北京時，他已逝世。他的衣缽傳給了一個青年男人──蔣介石。

　　蔣介石在廣東領導了北伐戰爭，最後重新統一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向北開進，輕輕鬆鬆地整編了各省的軍閥。到一九二六年底國民黨人已到達長江邊上的漢口。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一九二八年六月國民黨軍隊占領北京。在北方仍盤踞著許多實力強大的軍閥，但是國民黨採取不同的戰略安排，這些軍閥被征服、吸收和化整為零。到一九三〇年冬天，國民黨統治下的統一國家建立起來。

　　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七年是國家重建的七年。國民黨處在興盛期，還沒有進入老年。年輕的中國充滿希望、自信和樂觀。男人穿著捲袖的衣服而女孩穿著短袖衫在政府部門工作。中國在經過二十五年的分裂和壓抑之後重新統一起來，正在逐漸成為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空軍在訓練；港口在建設；鐵路在迅速地延伸；醫院、大學和博物館在修建。就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日本侵華戰爭開始之前（北京城外的盧溝橋事變），在漢口附近一座雙層鋼建大橋剛剛落成。

　　日本人留給中國人的記憶深刻而恐怖。一個強大、統一與現代的中國擊碎了日本天皇統治下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叫囂的「大東亞帝國」的夢想。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全國人民向西遷移到不受日本占領的自由之地，主要遷移到四川省的山區，在這裡國民黨政府在重慶建立了戰時臨時首都。全部的工廠，還有機械設備，用船和人力沿著長江搬運到內陸。男人、婦女與兒童攜帶著細軟，乘坐車船、騾子或任何可能的交通工具一起遷移到內陸。中國在撤退之後失去大片的河山。蔣介石的戰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戰略得到人們抗日情緒的支持，從來沒有在優勢的武力下屈服。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爆發，中國正式成為美國的盟友。但是在之前的一九四〇年，迫於日本的壓力，英國關閉了緬甸公路，這是中國唯一的一條來自外國的物資供給線，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和農民為修建它付出艱辛的勞動。

　　然而，中國正在迅速面臨經濟崩潰的危險。在經歷戰後第一年的希望之後，國家士氣低落、絕望與茫然。國民黨軍隊缺衣少食，不受重視，墮落到可憐的地步。

　　從一九四五年七月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蘇聯軍隊占領了滿洲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爭奪滿洲里的戰爭開始了。「中國問題專家」向蔣介石的盟友宣稱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共產黨人。在外來壓力和反對這種判斷的壓力之下，國民黨軍隊被迫從察爾汗（Ｋａｌｇｓn）撤退。這個戰略性的鐵路中心控制著通往滿洲里的門戶，這為爭奪日本軍事裝備的中國共產黨打開了一扇大門。裝備並不精良的中國共產黨軍隊開進滿洲里，三年後他們用大炮連續七十二小時炮轟奪下了錦西。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腐敗日益盛行，人們對通貨膨脹日益不滿。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大陸的統一，蔣介石政府遷到臺灣，成為那些國民黨遺老們的堡壘。

　　在亞洲，中國人的數量在穩定的上升，這並不是好事，人口過剩意味著更多的貧困人口。過多的花如果種植得太近反而不會燦爛綻放的。如今官方宣布中國人口達到六億五千萬。

　　大約一千萬的中國人移居到海外，如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非洲、南北美洲和歐洲。中國人過著獨居或群居的生活，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有他們的身影。在紐芬蘭島、特尼尼達、德瑞斯頓、巴黎、倫敦、紐約和海倫娜……他們沒有領事保護的權益，像水一樣滲透到各處並為各種現實的目的生活下去，他們從來不去考慮它。他們總是懂得最好的保護就是善良的行為，努力地工作，專注自己的事業與節儉儲蓄，除了這些和不多的親戚之外他們一無所有，他們在世界各地頑強地生活著。

　　海外的華人通常通過他們的節儉、勤勞與智慧發家致富，但是在歐洲與美國，他們常常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返身回到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已阻礙他們融入到他們生活的國家之中。他們仍然是中國人。這些普遍的標誌是：專注自己的事業，不尋求政治保護、平常心，善意的幽默、對個人關係的極端重視。他們仍然個性十足；他們可能富有也可能不富有，但是他們喜歡那種生活狀態。他們相信一切文明的存在目的是為了讓人們能夠作為一個獨立和自尊的個體而生存，人們能自由地從事自己的事業並追求他們的各種目標。

※民族的性格　一　中國人的國民性

　　中國向來稱為老大帝國。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費解而難明了。所謂老者第一義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學生無不知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這實在是我們可以自負的。無論這五千年中是怎樣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確確被我們混過去了。一個國家能混過上下五千年，無論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國家和人一樣，總是貪生想活，與其聰明而早死，不如糊塗而長壽。中國向來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麼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種成功，抵抗力之堅強；別人都死了，而他偏還活著。這百年中，他的同輩早已逝世，或死於水，或死於火，或死於病，或死於匪，災旱寒暑攻其外，喜怒憂樂侵其中，而他能保身養生，終是勝利者。這是敬老之真義。敬老的真諦，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氣大，子孫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個老丐，看見他寒窮，無子孫，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這不能算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壽考而已。對於一個國家也是這樣。中國有五千年連綿的歷史，這五千年中多少國度相繼興亡，而他仍存在；這五千年中，他經過多少的旱災水患，外敵的侵凌，兵匪的蹂躪，還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於神經較敏銳的異族，或者早已滅亡，而中國今日仍存在，這不能不使我們讚歎的。這種地方，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同時老字還有旁義。就是「老氣橫秋」，「臉皮老」之老。人越老，臉皮總是越厚。中國這個國家，年齡總比人家大，臉皮也比人家厚。年紀一大，也就倚老賣老，榮辱禍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為意。張山來說得好：「少年人須有老成人之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人之襟懷；」就是少年識見不如老輩，而老輩襟懷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氣揚，鵬程萬里，不如老馬之伏櫪就羈。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對老年人之狀況的。一則曰「不知老之將至」，再則曰「老而不死是為賊」，三則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罵老人之貪財，容易患了晚年失節之過。俗語說「鴇兒愛鈔，姐兒愛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兒是講理想主義者，鴇兒是講現實主義者。

　　大是偉大之義。中國人誰想中國真偉大啊！其實稱人偉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進去聽教師講道，人家問他意見如何，他說「偉大啊」。人家問他怎樣偉大，他說「一個字也聽不懂」。不懂時就偉大，而同時偉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個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縫，或是黃包車夫，形容並不怎樣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試想想他的國度曾經有五千年歷史，希臘羅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獲存。他所代表的中國，雖然有點昏沉老耄，國勢不振，但是他有綿長的歷史，有古遠的文化，有一種處世的人生哲學，有文學，美術，書畫，建築足以與西方媲美。別人的種族，經過幾百年文明，總是腐化，中國的民族還能把河南猶太民族吸引同化。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國的歷史比他國有更長的不斷地經歷，中國的文化也比他國能夠傳遍較大的領域。據實用主義的標準講，他在優勝劣敗的戰場上是勝利者，所以這文化，雖然有許多弱點，也有競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國越偉大起來了。

　　二

　　老實講，中華民族經過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當的腐化，文明生活總是不利於民族的。中國人經過五千年的叩頭、請、揖讓、跪拜，五千年說「不錯，不錯，」所以下巴也縮小了，臉龐也圓滑了。一個民族五千年中專說「啊！是的，是的，不錯，不錯，」臉龐非圓起來不可。江南為文化之區，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臉。最容易看出的是毛髮與皮膚。中國女人比西洋婦人皮膚嫩，毛孔細，少腋臭，這是誰都承認的。

　　還有一層，中華民族所以生存到現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脈的輸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頹唐萎靡之勢。今日看看北方人與南方人體格便知此中的分別。（南人不必高興，北人不必著慌，因為所謂「純粹種族」在人類學上承認是「神話」，今日國中就沒人能指出誰是「純粹中國人」。）中國歷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興，其實不是因為王者，是因為新血之加入。世界沒有國家經過五百年以上而不變亂的；其變亂之源就是因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戶口就稠密，經濟就窮窘，一窮就盜賊瘟疫相繼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週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後二三百年就是內亂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滅亡，始而分裂，繼而遷都，南北分立，終而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後，有了新血脈然後又統一，文化又昌盛起來。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統一後分裂，再後楚併諸侯南方獨立，再後滅於秦。由秦至隋也是約八百年一期，漢晉是比較統一，到了東晉便五胡亂華，到隋才又統一。由隋至明也是約八百年，始而太平，國勢大振，到南宋而漸微，到元而滅。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過，我們只能希望此後變亂的三百年不要開始，這曾經有人做過很詳細的統計。總而言之，北方人種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強，為南人所無。你看歷代建朝帝王都是出於長江以北，沒有一個出於長江以南。所以中國人有句話叫做，「吃麵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國藩不幸生於長江以南，又是湖南產米之區，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細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於西北隴西以外，歷朝開國皇帝都在隴海路附近，安徽之東，山東之西，江蘇之北，河北之南。漢高祖生於江北，晉武帝生於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盜賊之藪，就是皇帝發祥之地。你們誰有女兒，要求女婿或是要學呂不韋找邯鄲姬生個皇帝兒，求之隴海路上之三等車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東出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出了齊燮元，李景琳，張之江，鹿鐘麟。河南出一袁世凱，險些兒就登了龍座，安徽也出了馮玉祥，段祺瑞。江南向來沒有產過名將，只出了幾個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雖有此南北之分，與外族對立而言，中華民族尚不失為有共同的特殊個性。這個國民性之來由，有的由於民種，有的由於文化，有得是由於經濟環境得來的。中華民族也有優點，也有劣處，若儉樸，若愛自然，若勤儉，若幽默，好的且不談，談其壞的。為國與為人一樣，當就壞處著想，勿專談己長，才能振作。有人要談民族文學也可以，但是誇張輕狂，不自檢省，終必滅亡。最要緊是研究我們的弱點何在，及其弱點之來源。

　　我們姑先就這三個弱點：忍耐性，散漫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並考其來源。我相信這些都是一種特殊文化及特殊環境的結果，不是上天生就華人，就是這樣忍辱含垢，這樣不能團結，這樣老猾奸詐。這有一方法可以證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經歷，可以體會出來。本來人家說屁話，我就反對；現在人家說屁話，我點頭稱善曰：「是啊，不錯不錯。」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澤日深。由他人看來，說是我的修養工夫進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實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誠實反省，都有這樣修養的進步。二十歲青年都是熱心國事，三十歲的人都是「國事管他娘」。我們要問，何以中國社會使人發生忍耐，莫談國事，及八面玲瓏的態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來，散漫放逸是由於人權沒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於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關係；但為講解得清楚便利，可以這樣暫時分個源流。

　　忍耐，和平，本來也是美德之一。但是過猶不及；在中國忍辱含垢，唾面自乾已變成君子之德。這忍耐之德也就成為國民之專長。所以西人來華傳教，別的猶可，若是白種人要教黃種人忍耐和平無抵抗，這簡直是太不自量而發熱昏了。在中國，逆來順受已成為至理名言，弱肉強食，也幾乎等於天理。貧民遭人欺負，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預繳三十年課稅，結果還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為東亞文明之特徵。然而越「安於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國百姓不肯這樣地吃苦，也就沒有這麼許多苦吃。所以在中國貪官剝削小百姓，如大魚吃小魚，可以張開嘴等小魚自己游進去，不但毫不費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國有個寓言，說一日有小魚反對大魚的殲滅同類，就對大魚反抗，說「你為什麼吃我？」大魚說：「那麼，請你試試看。我讓你吃，你吃得下去麼？」這大魚的觀點就是中國人的哲學，叫做守己安分。小魚退避大魚謂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魚腹中謂之「安分」。這也是吳稚暉先生所謂「相安為國」，你忍我，我忍你，國家就太平無事了。

　　這種忍耐的態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學來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氣練好，脾氣好就忍耐下去。中國的大家庭生活，天賦給我們練習忍耐的機會，因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婦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為五代同堂團圓局面。這種日常生活磨練影響之大，是不可忽略的。這並不是我造謠。以前張公藝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問何訣。張公藝只請紙連寫一百個「忍」字。這是張公藝的幽默，是對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評。後人不察，反拿百忍當傳家寶訓。自然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無處翻身，在家在國，同一道理。能這樣相忍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為國。

　　在歷史上，我們也可證明中國人明哲保身莫談國事絕非天性。魏晉清談，人家罵為誤國。那時的文人，不是隱逸，便是浮華，或者對酒賦詩，或者煉丹談玄，而結果有永嘉之亂，這算是中國人最消極最漠視國事之一時期，然而何以養成此普遍清談之風呢？歷史的事實，可以為我們明鑑。東漢之末，子大夫並不是如此的。太學生三萬人常常批評時政，是談國事，不是不談的。然而因為沒有法律的保障，清議之權威抵不過宦官的勢力，終於有黨錮之禍。清議之士，大遭屠殺，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殺了一次又一次。於是清議之風斷，而清談之風成，聰明的人或故為放逸浮誇，或沉湎酒色，而達到酒德頌的時期。有的避入山中，蟄居子屋，由窗戶傳食。有的化為樵夫，求其親友不要來訪問，以避耳目。竹林七賢出，而大家以詩酒為命。劉伶出門帶一壺酒，叫一人帶一鐵鍬，對他說「死便埋我」，而時人稱賢。賢就是聰明，因為他能佯狂，而得善終。時人佩服他，如小龜佩服大龜的龜殼的堅實。

　　所以要中國人民變散漫為團結，化消極為積極，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態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態度，非幾句空言所能濟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會環境，就是給中國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範圍之內，可以各開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掃雪，並且管霜。換句話說，要中國人不像一盤散沙，根本要著，在給與憲法人權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這一點道理，真正參悟這人權保障與我們處世態度互相關係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二　中國人之聰明

　　聰明系與糊塗相對而言。鄭板橋曰：「難得糊塗」，「聰明難，由聰明轉入糊塗為尤難」，此絕對聰明語，有中國人之精微處世哲學在焉。俗語曰：「聰明反為聰明誤」，亦同此意。陳眉公曰：「唯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曉，唯有偷閒人，憨憨直到老」，亦絕頂聰明語也。故在中國，聰明與糊塗複合為一，而聰明之用處，除裝糊塗外，別無足取。

　　中國人為世界最聰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證。能發明麻將牌戲及九龍圈者，大概可稱為聰明的民族。中國留學生每在歐美大學考試，名列前茅，是一明證。或謂此系由於天擇，實非確論，蓋留學者未必皆出類拔萃之輩，出洋多由家庭關係而已。以中國農工與西方同級者相比，亦不見弱於西方民族。此尚繫題外問題。

　　唯中國人之聰明有西方所絕不可及而最足稱異者，即以聰明抹殺聰明之聰明。聰明糊塗合一之論，極聰明之論也。僅見之吾國，而未見之西方。此種崇拜糊塗主義，即道家思想，發源於老莊。老莊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聰明人，道德經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聰明哲學。然聰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學，不為天下先，則永遠打不倒，蓋老猾巨奸之哲學無疑。蓋中國人之聰明達到極頂處，轉而見出聰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聰明絕頂，看破一切，知「為」與「不為」無別，與其為而無效，何如不為以養吾生。只因此一著，中國文明乃由動轉入靜，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為重持久不重進取，重和讓不重戰爭之文明。

　　此種道理，自亦有其佳處。世上進化，誠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樂以求一心之安。此種觀念貫入常人腦中時，則和讓成為社會之美德。若「有福莫享盡，有勢莫使盡」，亦極精微之道也。

　　唯吾恐中國人雖聰明，善裝糊塗，而終反為此種聰明所誤。中國之積弱，即繫聰明太過所致。世上究繫糊塗者占便宜，抑繫聰明者占便宜，抑繫由聰明轉入糊塗者占便宜，實未易言。熱河之敗，敗於糊塗也。唯以聰明的糊塗觀法，熱河之失，何足重輕？此拾得和尚所謂「且過幾年，你再看他」之觀法。錦州之退。聰明所誤也。使糊塗的白種人處於同樣境地，雖明知兵力不敵，亦必背城借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日人一戰。夫玉碎瓦全，糊塗語也。以張學良之聰明，乃不為之。然則聰明是耶，糊塗是耶，中國人聰明耶，白種人聰明耶，吾誠不敢言。

　　吾所知者，中國人既發明以聰明裝糊塗之聰明的用處，乃亦常受此種絕頂聰明之虧。凡事過善於計算個人利害而自保，卻難得一糊塗人肯勇敢任事，而國事乃不可為。吾讀朱文公《政訓》，見一節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時進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會事，且憑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

　　可見宋人已有此種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為圓」，不傷人感情，不辨是非，與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為個人計，固莫善於此，而為社會國家計，聰明乎？糊塗乎？則未易言。在中國多一見識長進人時，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時；多一聰明同胞時，便是國事走入一步黑甜鄉時，舉國皆鼾鼾睡到曉，憨憨直到老。舉國皆認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之聖賢，而獨無一失計之糊塗漢子。舉國皆不吃眼前虧之好漢，而獨無一肯吃虧之弱者，是國家之幸乎？是國家之幸乎？

　　然則中國人雖絕頂聰明，歸根結蒂，仍是聰明反為聰明誤。嗚呼，吾焉得一位糊塗大漢而崇拜之。

　　三　粘指民族

　　染指、中飽、分羹、私肥，還是中華民族亙古以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賢愚共同擅長的技術。根據這技術之普遍性及易學性，我們幾乎可以主觀的演繹的斷定這染指性已是中國人之第二天性了。最近普斯基大學生物學教授摩爾君發明，中國人巴掌上分泌出來一種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質，分泌管之後有腦系膜直通第五脊椎與眼系腦筋聯絡。凡眼簾射到金銀銅時，即引起自然反應作用，分泌額外加多，錢到手時尤甚。此時所發出之泌液特富粘性，特別見於拇指與食指之末，而巴掌正中的一生蒂米突見方亦然。因此銀錢到手，必有一部分膠泥手上，十元過手，必泥一元，乃無可如何之事。故中國人向來認為錢不沾手，違反天性，「糞夫挑糞，亦必醮一醮。」此粘指性，科學名詞名為Ａｇｇｌｕｔｉn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ｓm。最近賑災委員（記不清姓名，但必是慈善家，又必是仁義之徒），以侵水災款而被老蔣槍斃，即粘指性下之冤魂。又本日（一月五日）《福爾摩斯》載《東北捐款七百萬元查無著落》一文，令人想到「若不染指，非中國人」八個大字。因此我們夢想中國自殺團計劃也不能實行了。原來中國人很可以自殺，大規模的相約投入東海，以免身受亡國之痛。但自殺團亦必舉出幾位委員，辦理該團旅行購票事項。然而自殺委員如果是中國人，定必大做其中飽、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來，因此自殺委員之旅費亦無著落，並自殺亦不得。嗚呼，神明帝胄！

　　四　中庸之道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義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這種情理精神產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思想。關於情理精神前面曾經論及，它是與邏輯或論理相對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為直覺的，故實際上等於英文中的「常識」。從這種精神的顯示，即任何信條，凡欲提供於中國人的面前，倘只在邏輯上合格，還是不夠的，它必須「符合於人類的天性」，這是極為重要的概念。

　　中國經典學派的目的，在培育講情理的人，這是教育的範型。一個讀書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為講情理的人，他的特徵常為他的常識之豐富，他的愛好謙遜與節約，並厭惡抽象學理與極端邏輯的理論。常識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學家反有喪失此等常識的危險，因而易致沉溺於過度學理之患。一個講情理的人或讀書人要避免一切過度的學理與行為，舉一個例子：歷史家弗勞德（Ｆｒｏｕｄｅ）說：亨利八世（Ｈｅnｒｙ　Ⅷ）之與凱瑟琳（Ｃａｔｈｅｒｉnｅ　ｏｆ　Ａｒａｇｏn）離婚，完全出於政治的原因。而從另一方面的觀點，則克萊頓（Ｃｒｅｉｇｈｔｏn）主教宣稱：這件事故完全出於獸欲。若令以常情的態度來評判，則認為兩種原因各居其半，這種見解其實較為切近真相。在西方，某種科學家常沉迷於遺傳的理想，另一種則著魔於環境的意識，而每個人都固執地以其鴻博的學問與興奮的態性，竭力證明自己所持之學理為正確。東方人則可以不費十分心力，下一個模稜兩可的判斷。是以中國式的判斷，可以立一個萬應的公式：即「Ａ是對的，Ｂ亦未嘗錯」。

　　這樣自慰自足的態度，有時可以挑怒一個講邏輯的人，要問一問到底是怎樣？講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講邏輯的人則喪失了平衡。倘有人謂中國畫家可以像畢卡索（Ｐｉcａｓｓｏ），採取完全邏輯的觀察，把一切繪畫的對象簡化到單純的幾何形體，圓錐、平面、角、線條來構圖，而把邏輯的學理運入繪畫，這樣的理想在中國顯然是不會實現的。吾們有一種先天的脾氣，不信任一切辯論，若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學理，若是太邏輯的。對付此等學理上的邏輯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劑。羅素曾經很正確地指出：「在藝術上，中國人竭力求精細，在生活上，中國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結果，乃為思想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學理，道德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行為。此種態度之天然趨勢，乃產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實在相同於希臘的「不欲過分」的思想，中文意思相同於mｏｄｅｒａｔｉｏn的字為「中和」，它的意義是「不過分而和諧」；相同於ｒｅｓｔｒａｉnｔ的字為「節」字，意義是「克制至適宜之程度」。《書經》為中國收錄政治文件最早之史籍，內載當堯禪位之時，勸告其繼承者舜說：「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孟子讚美商湯說：「湯執中，立賢無方。」《中庸》上說：「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它的意義是謂他必須聽取相反的兩端議論，而給雙方同樣打一個對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國人心中居極重要之位置，蓋他們自名其國號曰「中國」，有以見之。中國兩字所包含之意義，不止於地文上的印象，也顯示出一種生活的軌範。中庸即為本質上合乎人情的「常軌」，古代學者尊奉中庸之道，自詡已發現一切哲學的最基本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沖淡了所有學理的濃度，毀滅了所有宗教的意識。假定有一次一個儒教的老學究與一個佛教法師開一次辯論，這位大法師大概很能談談，他能夠引出許多資料以證明世上物質的虛無與人生之徒然，這時候，老學究大概將簡單地用他的實情而非邏輯的態度說：「倘令人人脫離家庭而遁跡空門，則世界上的一切國家與人民將變成怎樣情形呢？」此非邏輯而極切人情的態度，其本身具有一種緊張的力。這個人生的標準不獨反對佛教，抑亦反對一切宗教、一切學理。吾人勢不復能致力於邏輯。實際上，所有學理之得以成為學理，乃一種思想，發育自創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經學學理之內容實即為弗洛伊德（Ｆｒｅｕｄ）之化身；而佛教學說之內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學理，不問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學說，都好像基於過度誇張的幻覺。人類的苦難，結婚以後生活之煩惱，滿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與感覺，在吾們普通人可謂隨感隨忘；可是對於佛陀，則給予其敏感的神經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現涅槃的幻景。孔子學說適與此相反，乃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於敏感，否則整個世界將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與智識各方面隨處都表顯出來；邏輯上，人都不應該結婚，實際上，人人要結婚，所以孔子學說勸人結婚；邏輯上，一切人等都屬平等，而實際則不然，故孔子學說教人以尊敬尊長；邏輯上男女並無分別，而實際上卻地位不同，故孔子學說教人以男女有別。墨子教人以「兼愛」，楊朱教人以「為我」，孟子則兩加排斥，卻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以愛物。孟子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則勸人取中和之道，這三種不同之方式，誠為極動人之比較。

　　專把性欲問題來談。性道德上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極端由佛教及喀爾文（Ｃａｌvｉn）主義來代表，這一派認為性是罪惡之極點，故禁欲主義為其自然之結論。另一極端為自然主義，這一派推崇傳殖力，現代有許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這兩派意見的矛盾，惹起現代摩登青年所謂精神的不安。像哈夫洛克．埃利斯在性的問題上，曾努力尋求純潔而健全的見解，以適應正常人類的情欲，他的見解顯然轉向希臘民族的意識方面，也就是人文主義的意見。至於孔子學說所給予「性」之地位，他認為這是完全正常的行為，不但如是，且為人種與家族永續的重大關鍵。其實對於「性」有最明晰之見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這是一本絕對孔教主義的小說。內容特著重於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書中主角，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說合那些光桿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勸他們好好替祖宗延續胤嗣。此書與《金瓶梅》不同，《金瓶梅》專事描寫浪子淫婦，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貞潔而合禮的人物，結成模範夫妻。這本小說之所以被視為淫書，其唯一原因為作者把書中男女有意處於尷尬之環境。但是它的最大成果，確為婚姻與家族問題之可信的辯論，並發揚了母性精神。這一個對於「性」的見解為孔教學說關於情欲之唯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對於人類七情之意見，蓋反覆申述「中和」以為教焉。

　　今以東方人所稱為「過分」的西方學理而取此態度，就覺頗有難色，西方人實在太易於被種種主義所奴役，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種種都是過度膨脹的機械工業制度的後果。人忘卻了國家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為國家而生存；像一個共產國家，視人民為某階級之一員，或國家機構的一分子，此等見解衡之以孔子學說對於人生真目的之解釋，怕不立即喪失其動人之魔力嗎？反對乎諸如此類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張其生存之權利而尋求幸福。人類享受幸福的權利，駕乎一切政治權利之上。中國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權，那須得舌疲唇焦去勸服一般仁人君子，謂國家之強力遠較個人之幸福為重要。一位精密觀察者觀了當時建立於江西的共產政府，貢獻了共產政權所以在中國必須失敗的最大理由，不管它如何優越於其他封建軍閥統治的區域，其事實為那兒的人民生活太機械化，太不近人情，總是不相宜的。

　　中國人之講情理的精神與其傳統的厭惡極端邏輯式的態度，產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華民族整個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紀律，因為法制紀律即為一種機械，總是不近人情的，而中華民族厭惡一切不近人情的東西。中國人厭惡機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厭惡法律與政府的機械論的觀點，致使憲法政府之實現為不可能。嚴厲峻刻之法制統治權，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國蓋已屢屢失敗，它的失敗蓋由於不受人民之歡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紀中，吾國曾有大思想家建議而付諸實施。商鞅即為實驗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諸侯，奠定了秦國強大的基礎，但其結果，把他的頭顱償付了政治效力的代價。秦本為僻處甘肅邊陲的次等邦國，歷史上懷疑其混合有野蠻的部落，賴商鞅之努力擘劃，建立了勇武的軍隊，征服了全中國。乃其統治權曾不能維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卒悲愁地傾覆。此無他，蓋其以商鞅所施於秦國之同樣政治方式，施之於中國人民全體之故耳。秦代之建築萬里長城，確有其不朽之功績，然亦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斷送了秦始皇的帝統。

　　加以中國人文主義者不斷宣傳其教義，而中國人民在過去常統治於個人政權之下，故「法制紀律」中國人稱為「經」者之不足，常能賴「便宜行事」，中國人稱為「權」者來彌補。所謂「權以經濟之窮」。與其接受法治的政府，中國人寧願贊成賢人政府。賢人政府是比較的近人情，比較的有伸縮性。這是一個大膽的理想──天生有如此眾多的賢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統治一個國家！至謂民主能從點算普通人民意見混雜的投票中獲得真理，亦屬同樣大膽的論斷。兩種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點，但以人為標準的制度總是對於中國人的人文主義，中國人的個人主義和愛好自由，是較合脾胃的。

　　這個癖性，缺乏紀律，成為吾國一切社會團體的特性，一切政治機關、大學校、俱樂部、鐵路、輪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國人統制的郵政局與海關──都有這樣的特性。其結果則為引用私人，嬖寵弄權，隨時隨地，如法炮製，有不學而能者。只有一顆不近人情的心，鐵面無私的性格，始能撇開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維持嚴格之紀律，而這種鐵面在中國殊不受大眾歡迎，因為鐵面都是不純良的孔教徒。這樣養成了缺乏社會紀律之習慣，為中華民族之最大致命傷。

　　是以中國之錯誤，無寧說是太講人情。因為講人情其意義相同於替人類天性留餘地。在英國對人說：「做事要講情理」，等於教人放任自然。你讀過蕭伯納著的《賣花女》嗎？劇本中那位賣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爾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張五鎊鈔票的竹槓時，他的理由是：「──這樣合理嗎？──這女兒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兒呢？」杜律得爾更進一步，表現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他祇索取五鎊，而拒絕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給的十鎊。因為金錢太多了會使他不快活，而真實的人文主義者所需要的金錢只消夠快活、夠喝一杯酒。換言之，杜律得爾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樣求快活，且只需要快活。因為時常與情理相接觸，中國人的心上發育了一種互讓的精神，蓋為中庸之道的自然結果。倘有一位英國父親打不定主意該把他的兒子送進劍橋大學呢？還是送進牛津大學？他可以最後決定把他送進伯明罕（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這樣，他兒子從倫敦出發，到達白萊卻萊（Ｂｌｅｔｃｈｌｅｙ）時，既不轉而東向劍橋，又不轉而西向牛津，卻是筆直地北指而往伯明罕。他恰恰實行了中庸之道。這一條往伯明罕之路是有相當價值的，因為筆直的北去，既不東面得罪了劍橋，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這個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來全然的中國政治，更能從而猜測一切中國政治宣言的內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嚇了。

　　五　中國的人文主義

　　欲明瞭中國人對於生命之理想，先應明瞭中國之人文主義（Ｈｕmａnｉｓm），人文主義這個名詞的意義，未免曖昧不明。但中國人之人文主義，自有其一定之界說，它包括第一點，人生最後目的之正確概念；第二點，對於此等目的之全然信仰；第三點，依人類情理的精神以求達到此等目的。情理即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義又可以釋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人生究有何種意義、何等價值，這個問題曾費盡了西方哲學家許多心思，錯綜糾纏，終未能予以全盤之解釋──這是從目的論的觀點出發的自然結果，目的論蓋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連同蚊蟲傷寒病菌在內，都是為了人類的福利而產生的。因為這個人生太痛苦、太慘愁，殆無法創設一完善之解答以滿足人類的自尊心。目的論因是又轉移到第二個人生，這個現世的塵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準備，這種學理與蘇格拉底（Ｓｏcｒａｔｅｓ）的邏輯相符合，他把悍妻視作訓練丈夫性情的天然準備。這一個論證上左右為難的閃避方法，有時給吾們的心靈以暫時的安寧。但是那永久不息的問題又復出現了：「人生究有何種意義？」尼采則毅然決然不避艱難地拒絕假定人生應有目的，而深信人類生命之進程是一個循環，人類的事業乃為無目的之野人的舞踊，非為有目的之往返於市場。但是這個問題仍不斷出現，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種意義？」

　　中國人文主義者卻自信他們已會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從他們的會悟觀之，人生之目的並非存於死亡以後的生命，因為像基督所教訓的理想謂：人類為犧牲而生存，這種思想是不可思議的；也不存於佛說之涅槃，因為這種說法太玄妙了；也不存於事功的成就，因為這種假定太虛誇了；也不存於為進步而前進的進程，因為這種說法是無意義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國人用一種單純而顯明的態度決定了，它存在於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與和諧的社會關係。曩時，啟蒙的學童所習誦的第一首詩即為下面的一首：

　　　　雲淡風輕近午天，

　　　　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余心樂，

　　　　將謂偷閒學少年。

　　這一首小詩不獨表現詩的情感，它同時表現了人生「至善至德」的概念。中國人對於人生的理想是浸透於此種情感中的。這一種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懷著極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議，它是無上的真理，我還得說它是放著異彩的淳樸理想，只有腳踏實地的中國精神始能領悟之。吾人誠不解歐美人何以竟不能明瞭人生的目的即在純潔而健全的享受人生。中西本質之不同好像是這樣的：西方人較長於進取與工作而拙於享受，中國人則善於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質。這一個特性，吾們的集中於塵俗享樂的意識，即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結果。因為你倘使不相信現世此一生命的終局繫於下一世的生命，自然要在這一齣現世人生趣劇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識之凝集尤為可能。

　　從這一種意識的凝集，發展了一種人文主義，它坦白地主張以人類為中心的宇宙學說，而制下了一個定則：一切智識之目的，在謀人類之幸福。把一切智識人性化，殆非容易之工作，因為人類心理或有陷於歪曲迷惑之時，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邏輯所驅使，而使他成為自己智識的工具。是以只有用銳敏的眼光，堅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見者然，人文主義始克自維其生存。人文主義在擬想來世的宗教與現代之物質主義之間，佔一低微地位。佛教在中國可說控制了大部分民間的思想，但忠實的孔教徒常含蓄著內在的憤怒以反抗佛教之勢力，因為佛教在人文主義者的目光中，僅不過為真實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個方面，現代文明的世界方勞役於過度發展的機械文明，似無暇保障人類去享受他所製造的物質。鉛管設備在美國之發達，使人忘卻人類生活之缺乏冷熱水管者同樣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實。像在法國、在德國，許多人享受著舒適之高齡，貢獻其重要的科學發明，寫作有價值的鉅著，而他們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著水壺和老式水盆也。這個世界好像需要一個宗教，來廣布耶穌安息日之著名格言，並宣明一種教義：機械為服役於人而製造，非人為服役於機械而產生。總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極點，一切智識之問題乃在於怎樣使「人」不失為「人」，和他的怎樣善享其生存。

　　六　公共精神的缺乏

　　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繫心於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只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國人思想中，初無「社團」這個名詞的存在，不可謂非奇事。在孔教的社會和政治哲學裡面，吾們可以看出人民組織範型的接續階段乃自家直接上升於國。《大學》有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欲求一與「社團」這個字眼意識最相近的名詞，在中文裡頭乃不能不推兩個單字綴成的「國家」一個連語，這是中國抽象名詞構成原則而來的。

　　「公共精神」為一新名詞，「公共意識」一詞亦然，「社會服務」一詞亦然，中國原來沒有這種東西。但「社會事件」當然也是有的，如婚喪喜慶、僧侶儀仗、四時節令。所缺乏者，乃屬於那些足以構成英美人士的社會生活者，如運動、如政治結社、如宗教，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中國沒有教堂也沒有教會。中國人視談論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們不投票，也沒有討論政治的黨社。他們不事放縱於運動，運動乃為聯繫合群的最佳方法，固為英美人士社會生活的基礎。當然，中國人也玩玩種種遊戲競技以資消遣，不過此等遊戲競技大率係屬於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性的。中國式的遊戲並不把競技者的分組對立兩大組合，如鬥蟋蟀，並非以一個組合對另一組合而做競賽。組合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國人的鬥牌遊戲，每人各自為戰。中國人喜歡打撲克一類的牌戲而不喜歡打橋牌【註：橋牌與Ｗｈｉｓｔ相類，係四人成局以兩人為一組，兩兩相對的一種牌戲。】。中國人喜搓麻將，固已久著盛名，麻將即近似撲克，非似橋牌。從這個麻將哲學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素質。

　　中國人的個人主義例證，可見之於中國新聞紙的組織。中國人經營報紙，譬如搓麻將。作者嘗見《中國日報》請了主任編輯，專門擔任寫寫社論；國內新聞，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固定的篇幅；國際電訊，又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聞也另有編輯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園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將的四個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別人手中捏的什麼牌，各人想讓自己先挺張，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給下家的人。倘遇國內新聞過於擁擠，他可以隨隨便便的移入本埠新聞版，倘遇本埠新聞亦甚擁擠，又可移入盜警火警欄的地位（對於讀者向不通知）。這樣一來，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編排，資料無須選擇，沒有調和作用，也沒有首要次要之分。每個編輯先生都能寫寫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夠簡單，加以編者和讀者兩方面都是生而為個人主義者。出版新聞為編輯先生的職務，而閱讀新聞乃在讀者，故兩方互不相涉。這是中國幾種最老最大最廣銷的報紙所沿用迄今之專門技術。

　　假定你要問為什麼沒有調和作用，其唯一答句即為缺乏公益心。因為假使總編輯而意欲施行改組，或許覺得本埠編輯之庸闇而欲予以開除，他就與家庭制度相衝突。他的干涉他人的事務，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攆出這位本埠編輯，敲碎他的飯碗，更連帶的使一切依賴於這位編輯身上的人同陷飢餓；更倘遇這位本埠編輯的夫人是老闆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攆他出去呢？這還了得！假使這位總編輯稍具中國式的社交覺性，他不致幹出這等事情；若遇這位總編輯是新近回國的美國密蘇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生，還是快些走開為上策。於是來一個熟知中國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舊的制度乃仍延續工作下去，讀者照樣賴以查閱新聞，而報紙照樣擴展其發行額而賺錢。

　　許多這樣的心理都隱藏於一切中國人的社交往來後面，吾們可以很容易舉出許多例子，顯示中國人之缺乏公益心，簡直使二十世紀的西洋人難以置信。我所說「二十世紀的人」，因為他已經接受過十九世紀博愛主義的精神教養，而具有較為廣闊的社會眼界。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例子真堪為中國社會事業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從《論語雙週刊》【註：一九三二年創刊的雜誌，以提倡即興的中國幽默為宗旨。】上摘錄下來的，它記述一位中國軍閥對於民眾教育運動的演說。有些青年醉心於現代美國社會服務的熱情，組織一種團體，推行「掃除文盲」運動。這位軍閥便發揮其鴻論說：「學生應該勤勉讀書，不宜干預外界事務。人家吃飽了自己的飯，幹自家的事情，而你們卻要掃除他們！」那動聽的論據是這樣說法的：不識字的人不來干預你們，為什麼你們偏偏要去干預他們？這些字句何等簡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樣真實。因為這些字句，字字直接發自演說者的心坎，毫無遮隱，毫無潤飾。在中國人看來，社會工作常視作干預他人的事。一人熱心於社會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業，看來常覺得有些可笑。吾們不顧他的誠意，又不能瞭解他為什麼跑出來幹這些事業，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會公眾獻殷勤？為什麼他不效忠於家庭，更為什麼不巴圖上進，升官發財，俾及早幫助其親戚和自己的家庭？吾們決定他因為是年輕，或者為正常人類典型的迷路者。常有這樣迷失人類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稱為豪俠，可是這些人無殊即為盜賊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們是單身漢，不結婚，有一顆浮浪不肯安穩的心兒，常很願意縱身入水以拯救一個不相識的小孩。或者他們是結了婚的人，而死的時候，往往身後蕭條，不名一文，讓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們歡迎這種人，愛這種人，但不願我們自己的家庭中產生這樣一個人物。當我們瞧見一個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豐富，勇於參加困難糾紛，吾們將確信地預言這個孩子定為父母的致命傷。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壓服他，他或許會從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俠的盜夥。這就是他們被認為捨離正道的理由。

　　這樣的情形怎會發生，中國人不是那樣的邪教徒，深陷於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雖然中國人因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盡基督教詛咒的「邪教徒」這個名詞加諸其身。倘基督教會能盡力以求瞭解他們，而從根源攻擊他們的劣點，則似較為適宜，因為劣點的背後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基督教的社會哲理觀念。這不同就是雙方觀點不同之由來。受了現代教育的中國最優秀之青年，還是不能明瞭西洋婦女一定要組織「禁止虐待動物會」的意義，她們為什麼高興去替狗擔心事，又為什麼不好好坐在家裡看護看護自家的孩子。吾們可斷定她們是為了沒有孩子，因之在家裡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這樣的推斷或許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於家族觀念與公共精神二者之間，一個人倘勤儉積財，而慳吝得夠程度，常可發現其家族觀念在發生作用。

　　因為家族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底，中國的一切社會特性無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與村社制度──村社制度為家庭組織進一步而範圍稍微擴大的範型──可以統括的說明一切中國社會生活的現象。情面、寵嬖、特典、報恩、禮儀、官吏貪汙、公共組織、學校、基爾特【註：同業聯合會。】、博愛、慈善、優待、公正，而最後全部中國政治組織──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從它攝取特質和狀態，更一切都從它尋取解釋特殊性質的說明。從家族制度裡頭產生了家族觀念，更從家族觀念產生社會行為的某項法規。將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興趣的，吾們將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環境裡，怎樣作為社會一分子而行動著。

　　七　南方與北方

　　研究任何一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時代的歷史，其最終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於覓取對該時代之「人物」的精詳瞭解。因為文學創作和歷史事跡之幕後，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畢竟最使吾人感到興趣。當吾人想起馬可．奧理略（Ｍａｒc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或盧西安（Ｌｕcｉａn），便知適當羅馬衰落時期。又或想起弗朗索瓦．維永（Ｆｒａncｏｉｓ　Ｖｉｌｌｏn）便知適當中古世紀。想起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馬上感覺到那個時代很熟悉，也很明瞭。像「十八世紀」那樣的名稱，還不如稱為「約翰遜（Ｊｏｈnｓｏn）時代」來得有意義。因為只稍提醒約翰遜的一生行事：他常出入的倫敦四法學院怎樣，他常與交談的友儕怎樣，整個時代便覺得生動而充實起來了。設使有與約翰遜同時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倫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也許有同樣足資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倫敦市民終不足引起吾人之興趣，因為同一時代的普通人並無二致。普通人不論喝燒酒，或立頓紅茶，都只算是社會上無足輕重之偶發事件，毫無特色可言，因為他們是普通人。

　　若為約翰遜，則他的抽菸和時常出入倫敦四法學院，倒也是於歷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偉人的精神用一種特具方法反映於當時社會環境而垂其影響於吾人。他們的優越天才，能影響他所接觸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響。他們受所讀書本之影響，亦受所與交際之婦人的影響。若令較為低能的人物與之易地而處，則不會有什麼特徵可以發現。是以在偉人的生命中，生活著整個時代的生命。他們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優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論及一個國家，便不可忽略一般人。古代希臘並非人人都是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cｌｅｓ），而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也不可能到處都是培根（Ｂａcｏn）和莎士比亞。談論希臘只想到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斯（Ｐｅｒｉcｌｅｓ）和阿斯佩西亞（Ａｓｐａｓｉａ），就會弄錯雅典人之面貌。吾人尚須附帶看一看索福克勒斯的兒子，他曾控訴乃父無力理家；還有阿里斯托芬（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ａnｅｓ）的品格，他並不全然愛美，也沒有一心一意地追求真理；而是終日酗酒、狂飲暴食、與人爭吵不休，且見錢眼開、反覆無常，與一般雅典人民無異。說不定反覆無常的雅典人，有助於吾人瞭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顛覆之理，適如伯里克利斯與阿斯佩西亞有助於吾人瞭解雅典人之所以偉大。倘個別地看，他們毫無價值，但整體地看，他們影響國事之趨向則至為巨大。在過去的時代裡，他們可能是難以改造的，但在當今的國家中，普通人可是一直與我們相處在一起的。

　　但是誰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樣一個形象？所謂「中國人民」，在吾人心中，不過為一籠統的抽象觀念。撇開文化的統一性不講──文化是把中國人民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國人民在其脾氣上、體格上、習慣上，大抵異於北方人民，適如歐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異於北歐民族。幸而在中國文化之軌跡內，祇有省域觀念之存在，而未有種族觀念之抬頭，因而在專制帝政統治下，賡續數世紀之久，得以相安無事。共同的歷史傳統和書寫文字，以至為簡單的方法，解決了中國語言統一上之困難。中國文化之融合性，因能經數世紀之漸進的安靜播植，而同化比較溫順之土著民族。這替中國建立下「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友愛精神，雖歐洲今日猶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說的語言所顯現之困難，亦不如今日歐洲分歧錯雜之甚。一個滿洲籍人倘旅經西南邊境如雲南者，雖略費麻煩，仍可使其意思表達而為人所懂。語言的技巧在中國使其拓植事業逐漸擴展，其大部蓋獲助於書寫之文字──中國統一明顯可見的表徵。

　　此種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時令吾人忘卻中國內部尚有種族歧異、血統歧異之存在。仔細觀察，則抽象的「中國人民」意識消逝，而浮現出一種族不同之印象。他們的態度、脾氣、理解各各不同。顯然有跡可尋。假使吾們用一個南方籍貫的指揮官去駕馭北方籍貫的軍隊，吾們就會突然發覺其中的差異。因為一方面，吾們有北方人民，他們服習於簡單之思想與艱苦之生活，個子結實高大，筋強力壯，性格誠懇而忙急，喜啖大蔥，不辭其臭，愛滑稽，常有天真爛漫之態，他們在各方面是近於蒙古族的，而且，腦筋比聚居於上海附近之人民來得保守，因之他們對於種族意識之衰頹，如不甚關心者。他們便是河南拳匪、山東大盜，以及篡爭皇位之武人的生產者。此輩供給中國歷代皇朝以不少資料，使中國許多舊小說之描寫戰爭與俠義者均得應用其人物。

　　循揚子江而至東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異。他們習於安逸，文質彬彬，巧作詐偽，智力發達而體格衰退，愛好優雅韻事，靜而少動。男子則潤澤而矮小，婦女則苗條而纖弱。燕窩蓮子，玉碗金盃，烹調極滋味之美，飲食享豐沃之樂，懋遷有無，則精明伶俐，執戟荷戈，則退縮不前，詩文優美，具天賦之長才，臨敵不鬥，呼媽媽而踣仆。當清廷末季，中國方屏息於韃靼民族盤據之下，挾其詩文美藝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孫。

　　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別具一種風格，那裡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為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掛慮，豪爽好鬥，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又有一種奇俗，蓋廣東人猶承受著古代食蛇土民之遺傳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見廣東人含有古代華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強度混合血胤。至漢口南北，所謂華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罵而好詐之湖北居民，中國向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俗諺，蓋湖北人精明強悍，頗有胡椒之辣，猶不夠刺激，尚須爆之以油，然後煞癮之概，故譬之於神秘之九頭鳥，至湖南人則勇武耐勞苦，湘軍固已聞名全國，蓋為古時楚國戰士之後裔，具有較為可喜之特性。

　　因往來貿易而遷徙，與科舉時代應試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結果，自然而然稍稍促進異種人民之混合，省與省之差異性乃大見緩和，然大體上仍繼續存在著。蓋有一頗堪注意之事實，即北方人長於戰鬥，而南方人長於貿易，歷代創業帝王，幾從無出自大江以南者。相傳食米之南人，無福拱登龍座，祇有讓那啖饃饃的北方人來享受。實際上除卻唐朝和周朝的創業帝王，出自甘肅東北部，有突厥族之嫌外，其餘各大皇朝的帝王，蓋莫不起自隴海鐵路附近比較險阻的山區；此地帶包括河南東部，河北南部，山東西部和安徽北部。這個開業帝王的產生地帶，倘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它的幅徑距離不難測知。漢高祖起於沛縣，屬現在之徐州，晉室始祖起於河南，宋室始祖起於河北南部之涿縣，明太祖朱洪武出生於安徽之鳳陽。

　　直到如今，除了蔣介石將軍出身於浙江──他的家族譜系尚待考──大半將帥，多出自河北、山東、安徽、河南，也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山東產生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產生了齊燮元、李景林、張之江、鹿鍾麟；河南產生了袁世凱；安徽產生了馮玉祥、段祺瑞。江蘇不出大將，而產生了幾位出色的旅館侍者。五十年前，中國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國藩，這個好像是例外，但適足以證明上述之定律：因為曾國藩是一位第一流學者，同時也是第一等大將，但他既係出生於長江之南，是以為食米者而不是啖饃饃者，從而他的命運注定應為貴顯大臣，而不能為中華民族開創一新的皇朝，因為開創帝業這種工作，需要一種北方典型的粗厲豪放的態度，要具備一種淳樸而令人可愛的無賴漢之特性，要有愛好戰爭、不厭勞動而善於自利的天分──藐視學問與孔教倫理學，直至大局底定，南面稱皇，那時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於他，然後大模大樣大講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邁之北方，與柔荏馴良之南方──二者之異點，可以從他們的語言音樂與詩歌觀察而得。你可以把陝西的歌曲跟蘇州的歌曲做一比對，立可發覺其截然不同之差異。一方面陝西歌曲聲調鏗鏘，樂器用擊筑拊嗒板而和歌，音節高而嘹亮，頗類瑞士山中牧歌，歌聲動則迴風起舞，似在山巔，似在曠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則有那耽安淫逸之蘇州的低音歌曲，其聲調嗚咽哽抑，似長太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強哼噓而成顫抖之音律。即從尋常對話中，亦可以察覺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話，其聲調輕重之轉變分明，令人愉悅；而蘇州婦女甜蜜柔軟之喋喋瑣語，多圓唇元音，抑揚波動，著其重處不用高朗之發聲，而徒拖長其柔悅婉轉之綴音以殿於句末。二者之差異固甚顯然。

　　關於南方與北方語言腔調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據說有一次一位北籍軍官，嘗南下檢閱一連蘇籍之軍隊，當這位團長大聲喝令「開步走！」的時候，全體士兵屹立不動，屢次喝令，均屬無效；正無計可施之際，其連長係久居蘇州，習於蘇俗者，乃稟請軍官准其另行發令，軍官准之，連長乃一反軍官之清楚明朗的「開步走！」的急促腔調，而出以婉轉誘惑之蘇州口音，「可步──則──呢──啊──」果然，全體軍隊應聲而前進了。

　　詩歌裡面，像這樣歧異的色彩，表顯於第四第五第六世紀者，尤為濃厚，當時北部中國初次經韃靼民族之蹂躪，漢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時抒情詩方發皇於南朝，而南朝統治階級頗多為抒情詩能手。民間復通行一種體裁別致之戀情小曲，名為「子夜歌」。把這種熱情的小詩，與北方新興的富有朝氣的質樸詩做一比對，二者情調之歧異是深刻而明朗的。吾們且看那時候南朝歌曲的作風：

　　　　【讀曲歌】

　　　　打殺長鳴雞，

　　　　彈去烏臼鳥。

　　　　願得連暝不復曙，

　　　　一年都一曉。

　　　　【子夜歌】

　　　　路澀無人行，

　　　　冒寒往相覓。

　　　　若不信儂時，

　　　　但看雪上跡。

　　南宋之際，又有一種韻律長短錯綜之活潑的抒情詩，稱為「詞」。其內容大抵描寫婦女之深閨幽怨，繡闒傷春，或者吟詠黛眉粉頰，素抹濃妝，或者吟詠紅燭朱欄，絲幃錦屏；道相思之苦、熱戀之情。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惜彎淺黛，長長眼。其幽韻多似此類。人民而習馭於此種戀情詩歌之委靡情緒，其被發表豪放質樸簡短詩歌情緒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為自然之結果。北方之詩歌蓋直接取自荒涼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潤色者。下面一首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看它一首小詩，倒是魔力非凡，相傳一位北朝大將，竟能藉此短短數句之力，於新敗之餘，收集餘眾，激勵將士，使軍心復振，重整旗鼓，殺回戰場。下面又一首小詩，為另一北族將領所作，乃詠其新購之寶刀；其情緒風格，適與南方的戀情詩詞成一對比。

　　　　新買五尺刀，

　　　　懸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劇於十五女。

　　另一首則風格音調更見雄壯：

　　　　遙望孟津河，

　　　　楊柳鬱婆娑；

　　　　我是虜家兒，

　　　　不解漢兒歌。

　　　　健兒需快馬，

　　　　快馬需健兒；

　　　　蹕跋黃塵下，

　　　　然後別雌雄。

　　像這樣的詩歌──南北兩方作品的內容與技巧完全不同──對於吾人今日研究中華民族之構成分子，南北兩大血統之異同上，有很大貢獻，值得吾人玩味。吾人似可因此進而瞭解一個具有兩千年磕頭歷史，習於戶內生活，缺乏普遍運動的國家，何以能不追蹤埃及、羅馬、希臘之後塵而退化，而崩潰。然則中國果何以能免此厄運乎？

※國人的智慧和德性　一　圓熟

　　德性「Ｃｈａｒａcｔｅｒ」是一個純粹英國典型的字，除了英國以外，在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國那樣著重之國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國人的整個心靈好像被它所控佔著，致使他們的全部哲學，直無暇以計及其他。全然避免離世絕俗的思想，不捲入宗教誇耀的宣傳，這種建樹德性的中心理想，經由文學、戲劇、諺語勢力的傳導，穿透到最下層的農夫，使他有一種可憑藉以資遵奉的人生哲理。不過英語cｈａｒａcｔｅｒ一字，尚表現有力量、勇氣、癖性的意義，有時更指當憤怒失望之際所現的抑鬱；而中文中的「德性」一語，使吾人浮現的意象則是一個性情溫和而圓熟的人物，他處於任何環境，皆能保持一顆鎮定的心，清楚地瞭解自己，亦清楚地瞭解同儕。

　　宋代理學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優越勢力，並自負地斷言，人苟能發明自己的本心並洞悉人生，則常能克勝不利之環境。《大學》為孔教的入門書籍。中國學童初入學，常自讀此書始，它把「大學之道」定義為「在明明德」，這樣的意義，殆不可用英語來解釋，只可以說是智識的培育發展而達於智慧的領悟。人生和人類天性的圓熟的領悟，常為中國德性的理想；而從這個領悟又抽繹出其他美質，如和平、知足、鎮靜、忍耐，這四種美質即所以顯明中國人德性之特徵。德性的力量實際即為心的力量，孔門學者作如是說：當一個人經過智育的訓練而養成上述的德行，則吾們說，他的「德性」已經發育了。

　　往往此等德性的修進，得力於孔教的宿命論。宿命論乃和平與知足之源泉，適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麗而有才幹的姑娘，或欲反對不適合之婚姻，但倘值一個偶然的環境使她與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則可使她信以為這是天意欲牽合此一對配偶，她馬上可以領悟她的命運而成為樂觀知足之妻子，因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而中國有句俗語，叫作「冤家路窄」。有了這樣的理解，他們會相親相愛，又時時會吵吵鬧鬧，扭作一團，打個不休，所謂歡喜冤家。因為他們相信頂上三尺有神明，而這神明卻監臨下界，有意使他們免不掉此等吵吵鬧鬧玩把戲。

　　吾們倘把中華民族加以檢討，而描繪出他們的民族德性，則可以舉出下列種種特徵：（一）穩健，（二）淳樸，（三）愛好自然，（四）忍耐，（五）無可無不可，（六）老猾俏皮，（七）生殖力高，（八）勤勉，（九）儉約，（十）愛好家庭生活，（十一）和平，（十二）知足，（十三）幽默，（十四）保守，（十五）好色。大體上，此等品性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單純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謂德性中之幾項，實際乃為一種惡行，而非美德，另幾項則為中性品質，它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削弱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皇；和平可以轉化為懦怯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成為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於民族為美德，對於個人則為缺點。

　　但上述一切性質都可以統括起來包容於「圓熟」一個名詞裡頭。而此等品性是消極的品性，它們顯露出一種靜止而消極的力量，非是年輕的活躍與羅曼斯的力量。它們所顯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為基礎之特質，而沒有進取和爭勝精神的特質。因為這種文化，使每個人能在任何環境下覓取和平，當一個人富有妥協精神而自足於和平狀態，他不會明瞭年輕人的熱情於進取與革新具有何等意義。一個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價值，而不復虛勞以爭取不可達到之目的。中國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以致剝削了自己的希望與進取欲。他們無形中又有一條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強求的，因是放棄了這個企望，中國常用語中有云：「退一步著想」，故從無盲進的態度。

　　所謂圓熟，是一種特殊環境的產物。實際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機的共通性，其性質可視其周圍的社會、政治狀況而不同，蓋此共通性即為各個民族所特有的社會政治園地所培育而發榮者也。故「圓熟」之不期然而出產於中國之環境，一如各種不同品種的梨出產於其特殊適宜的土地。也有生長於美國的中國人，長大於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國人之特性；他們單純的古怪鼻音，他們粗率而有力的言語，可以衝散一個教職員會議。他們缺乏東方人所特具之優點：柔和的圓熟性。中國的大學生比之同年齡的美國青年來得成熟蒼老，因為初進美國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青年，已不甚高興玩足球、駕汽車了。他老早另有了別種成年人的嗜好和興趣，大多數且已結過了婚，他們有了愛妻和家庭牽掛著他們的心，還有父母勞他們懷念，或許還要幫助幾個堂兄弟求學，負擔使得人莊重嚴肅，而民族文化的傳統觀念亦足使他們的思想趨於穩健，早於生理上自然發展的過程。

　　但是中國人的圓熟非自書本中得來，而出自社會環境，這個社會見了少年人的盛氣熱情，會笑出鼻涕。中國人有一種輕視少年熱情的根性，也輕視改革社會的新企圖。他們譏笑少年的躁進，譏笑「天下無難事」之自信，所以中國青年老早就被教導在長者面前縮嘴閉口，不許放肆。中國青年很快理會這個道理，因此他們不肯戇頭戇腦，硬撐革新社會的計劃，反而附從譏評，指出種種可能的困難，不利於任何新的嘗試。如此，他踏進了成熟的社會。於是留學生自歐美回國了，有的烜烜赫赫地製造牙膏，叫作「實業救國」；或者翻譯幾首美國小詩，叫作「介紹西洋文化」。又因他們須擔負大家庭生活，又要幫助堂兄弟輩尋覓位置，假使他任職教育界，勢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須想個方法巴求飛黃騰達，譬如說做個大學校長，這才不失為家庭的好分子。這樣向上攀爬的過程，給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滅的教訓。假使他忽略了這種種經驗，仍保持其年輕熱血的態度，到了三十歲還興奮地主張改進革新，那他倘不是徹底的獃子，便是搗亂分子。

　　二　忍耐

　　讓我先來談談三大惡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無可無不可、老猾俏皮。它們是怎樣產生的？吾相信這是文化與環境的結果，所以它們不必是中國人心理狀態的一部分。它們存在迄於今日，因為我們生存於數千年特性的文化與社會的勢力下。倘此等勢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當地衰微或消滅，為天然之結論。忍耐的特性為民族謀適合環境之結果，那裡人口稠密，經濟壓迫使人民無盤旋之餘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結果，家庭乃為中國社會之雛形。無可無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緣於個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復無憲法之監督與保證。老猾俏皮導源於道家之人生觀──老猾俏皮這個名詞，恐猶未足以盡顯這種品性的玄妙內容，但亦缺乏更適當的字眼來形容它。當然，上述三種品性皆源導於同一環境，其每一品性列舉一原因者，乃為使眉目較為清楚耳。

　　忍耐為中國人民之一大美德，無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駁之虞。實際上它所應受批駁的方面，直可視為惡行。中國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無政府種種慘痛，遠過於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頗有視此等痛苦為自然法則之意，即中國人所謂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賦稅預徵已達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咒罵，未見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與中國人做一比較，不啻唐突了中國人，中國人之忍耐，蓋世無雙，恰如中國的景泰藍瓷器之獨步全球，周遊世界之遊歷家，不妨帶一些中國的「忍耐」回去，恰如他們帶景泰藍一般，因為真正的個性是不可摹擬的。吾們的順從暴君之暴斂橫徵，有如小魚之游入大魚之口，或許吾們的忍苦量假使小一些，吾們的災苦倒會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倫理學又諄諄以容忍為基本美德而教誨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說忍耐不能算是中國人民之一大德性。基督說：「可祝福哉，溫良謙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國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國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性，吾們有句俗語說：「小不忍則亂大謀。」由是觀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訓練此種德性的最好學校，是一個大家庭，那兒有一大群媳婦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兒子，朝夕服習這種德性，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閣密談，亦未免有作逆之嫌，故絕無個人迴旋之餘地。人人從實際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訓，自幼受了訓練使互相容忍，俾適合於人類的相互關係。深刻而徐進的日常漸漬之影響於個性是不可忽視的。

　　唐代宰相張公藝以九代同居為世所豔羨。一日，唐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其所以能維持和睦之理，公藝索一紙一筆，書「忍」字百餘為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中國人非但不以此為家族制度之悲鬱的注解，反世世羨慕張公之一福，而「百忍」這句成語，化成通俗的格言，常書寫於硃紅箋以為舊曆元旦之門聯。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會建立於這樣的基礎上，即人不是一個獨立個體，但以一個分子的身分生活於和諧的社會關係中，那很容易明瞭忍耐何以須視為最高德性，而不可免地培育於這個社會制度裡頭。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頭，「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　無可無不可

　　中國人的忍耐雖屬舉世無雙，可是他的無可無不可，享盛名尤為久遠。這種品性，吾深信又是產生於社會環境。下面有一個對照的例子，故事雖非曲折，卻是意味深長，堪為思維。吾人且試讀英國古典文學裡湯姆．布朗（Ｔｏm　Ｂｒｏｗn）母親的臨終遺訓：「把頭抬高，直接回答。」再把中國母親的傳統遺囑來做一對比，她們總是千叮萬囑的告誡兒子：「少管別人閒事。」她們為什麼這樣叮嚀，就因為生存於這一個社會裡，個人的權利沒有一絲法律的保障，只有模稜兩可的冷淡消極態度最為穩妥而安全，這就是它的動人之處，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之所易於理會。

　　據吾想來，這種無可無不可態度不會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國文化上的一種奇異產物，是吾們舊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環境下熟籌深慮所磨練出來的。泰納（Ｔａｉnｅ）說過，罪惡和美德有如糖與硫酸之產物。使非採取這種絕對的見解，你不難同意於一般的說法，謂任何德性，如容易被認為有益的，則容易動人而流行於社會，亦容易被人接受為生命之一部。

　　中國人之視無可無不可態度猶如英國人之視洋傘，因為政治上的風雲，對於一個人過於冒險獨進，其險惡之徵兆常似可以預知的。換句話說，冷淡之在中國，具有顯明的「適生價值」。中國青年具有公眾精神不亞於歐美青年，而中國青年之熱心欲參與公共事業之願望亦如其他各國之青年，但一到了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而習於冷淡了（吾們說：「學乖了」）。中國有句俗話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實有助於圓熟和教育。有的由於天生的智質而學乖了，有的因干預外事惹了禍，吃了一次兩次虧而學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寫寫意意玩著不管閒事的模稜兩可把戲，因為老猾俏皮都認識它在社會上的益處，那種社會，個人權利沒有保障。那種社會，因管了閒事而惹一次禍就了無興致。

　　無可無不可所具的「適生價值」，是以含存於個人權利缺乏保障，而干預公共事務或稱為「管閒事」者太熱心即易惹禍之事實。當邵飄萍和林白水──吾們的兩位最有膽略之新聞記者──一九二六年被滿洲軍閥槍斃於北平，曾未經一次審訊，其他的新聞記者自然馬上學會了無可無不可之哲理而變得乖巧了。中國最成功的幾位新聞記者便是幾位自己沒有主張的人。像中國一般文人紳士，又像歐美外交家，他們方自誇毫無成見。不論對於一般的人生問題或當前轟動的問題，他們都沒有成見。他們還能幹什麼呢？當個人權利有保障，人就可變成關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實為誹謗罪之濫施。當此等權利無保障，吾們自存的本能告訴我們，不管閒事是個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言之，無可無不可本非高值之德性而為一種社交態度，由於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種自衛方式，其發展之過程與作用，無以異於忘八蛋之發展其甲殼。中國出了名的無情愫之凝視，僅不過是一種自衛的凝視，得自充分之教養與自我訓練。吾們再舉一例證，則此說尤明。蓋中國之盜賊及土匪，他們不須依賴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種冷淡消極之品性，而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俠義、最關心社會公眾的人。中國文中俠義二字幾不可區別地與盜匪並行；《水滸》一書，可為代表。敘述草莽英雄之小說，在中國極為風行，蓋一般人民樂於閱讀此等英雄豪傑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常之氣焉。格林（Ｅｌｉnｏｒ　Ｇｌｙn）之所以風行，其緣由亦在乎此，蓋美國實存有無數之老處女在焉。強有力之人所以多半關心公眾社會，因為他力足以任此，而構成社會最弱一環之大眾懦弱者流，多半消極而冷淡，蓋彼等須先謀保護自身也。

　　觀之歷史，則魏晉之史蹟尤足為此說之證明，彼時智識階級對國事漠不關心，意氣至為消沉，乃不旋踵而國勢衰微，北部中國遂淪陷於胡族。蓋魏晉之世，文人學士間流行一種風氣，縱酒狂醉，抱膝清談，又復迷信道家神仙之說，而追求不死之藥。這個時代，自周漢以後，可謂中華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時代，代表民族腐化過程中之末端，浸漸而演成歷史上第一次受異族統治之慘禍。此種清靜淡漠之崇拜，是否出於當時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則何由而產生演變以成。歷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極為清楚而確鑿。

　　直至漢代以前，中國學者的態度並不冷淡而消極，反之，政治批評在後漢盛極一時，儒生領袖與所謂大學生達三千人，常爭議當時政弊，訐揚幽昧，膽敢攻擊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無所忌諱。只因為缺乏憲法保障，此種運動卒被宦官整個禁壓而結束。當時學士二三百人連同家族，整批的被處死刑或監禁，無一倖免。這樁案件發生於一六六至一六九年，為歷史上有名之黨錮，且刑獄株連甚廣，規模宏大，辦理徹底，致使全部運動為之夭折，其所遺留之惡劣影響，直隔了百年之後，始為發覺。蓋即發生一種反動的風尚而有冷淡清靜之崇拜。與之相輔而起者，為酒狂，為追逐女人，為詩，為道家神學。有幾位學者遁入山林，自築泥屋，不設門戶，飲食闢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於死，或則佯作樵夫，有事則長嘯以招其親友。

　　於是繼之又有竹林七賢之產生，此所謂竹林七賢，均屬浪漫詩人。如劉伶者，能飲酒累月而不醉，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人民不以為忤，且稱之為智達，那時所有文人，流風所披，或則極端粗野，或則極端荒淫，或則極端超俗。似另一大詩人阮咸，嘗與婢女私通，一日方詣友人處宴飲，賓客滿座，其妻即於此時伺隙遣此婢女去，咸聞之，索騎追蹤，載與俱歸，不避賓客；可謂放誕。而當時受社會歡迎的乃即是這般人。人民之歡迎他們，猶如小烏龜歡迎大烏龜之厚甲殼。

　　這裡我們好像已經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禍，因而明瞭無可無不可之消極態度之由來，此冷淡之消極態度亦即受盡現代列強冷嘲熱諷之「中國人無組織」之由來。這樣看來，醫治此種弊病的對症良藥，很為簡單，只要給人民的公民權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從未有人能見及此。沒有人巴望它，也沒有人誠意熱切地需要它。

　　四　老猾俏皮

　　不妨隨便談談，中國人最驚人的品性是什麼？一時找不出適當的名詞，不如稱之為「老猾俏皮」。這是向西方人難以傳達而最奧妙無窮的一種特性，因為它直接導源於根本不同於西方的人生哲學。倘拿老猾俏皮的人生觀與西方文明結構做一比較，則後者似乎就顯得太稚嫩而未臻成熟。假設九月的清晨，有一位年輕小夥子，想把正在烤火爐的老祖父拖出去一同洗海水浴，而老人家卻不願意，那時少年可能會顯得怒氣沖天，而那老年人則僅僅好玩地笑一笑。這一笑便是老猾俏皮的笑，不過很難說那一個才對。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與不安定，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而一切興奮、自信、掠奪、戰爭、激烈的國家主義，又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一切又都是為了什麼呢？對這些問題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費心機，強制一方面接受另一方面的意見，也是同樣徒然，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齡的問題。

　　老猾俏皮是一個閱歷豐富的人，他既現實，又漠不關心、不求上進。就其長處而言，老猾俏皮給你圓融而和悅的脾氣，這就是許多小姑娘樂於下嫁老頭兒的原因。假使人生值得什麼，那就是它教了我們和氣慈祥這一課。中國人早已體會出此中三昧，不過並非因為發覺它有什麼宗教上的報償，而是得自深奧廣博的觀察與對人生無常的理解。這個極為狡黠的哲學觀念可以下面兩位唐代詩僧的對話作為代表：

　　一日，寒山謂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視目我，毀我傷我，嫌惡恨我，詐譎欺我，則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讓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裝聾作啞，漠然置他。冷眼觀之，看他如何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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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老子的精神，以種種形式，時時流露於吾國的文詞、詩、俗語中；欲舉例子，俯拾即是；如「負一子而勝全局」，「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好漢不吃眼前虧」，「退一步著想」，都是出於同一根源的態度。此等應付人生之態度，滲透了中國思想的整個結構。人生於是充滿了「三思」，充滿了「三十六著」；人的稜角磨平了之後，就能達到中國文化特徵的真正圓熟的境地。

　　就其弊病而言，老猾俏皮──中國智慧的終極產物──妨礙了理想和行動。它粉碎了一切革新的願望，它譏誚人類的一切努力，認為是枉費心機，它使中國人失卻思維與行動之能力。它用一種神妙的方法，減弱一切人類的活動至僅敷充饑及單純維生所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個大滑頭，因為他宣稱人類的主要願望為飲食和女人──或養與生，所謂食色性也。已故大總統黎元洪也是一個大滑頭，因為他宣布將以一己服膺的中國政治格言「有飯大家吃」來解決中國的黨爭。黎總統不知道自己是一位冷酷的現實主義者，他說的話比他所知道的高明，因為他從經濟的觀點解釋了中國的現代史。拿經濟的眼光來解釋歷史，對中國人而言並不新奇，亦猶如左拉（Ｅmｉｌｅ　Ｚｏｌａ）學派之拿生物學來解釋人生。在左拉，這是智識的嗜好，而在中國，則是民族的自覺。現實主義者之在中國，非學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從未以深思熟慮著稱，但是因為他是中國人，就本能地覺得一切政治問題無非是飯碗問題；做為一個中國人，他給中國政治下了一則我所知最精深的解釋。

　　此冷淡而又實利的態度，基於極為巧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體會其中三昧，不滿三十歲的年輕人還不夠瞭解它，所以歐美的年輕民族也還不夠瞭解它。故《道德經》著者老子之所以名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說，任何人一過了四十歲，便成壞坯子，無論怎樣，吾們年紀愈大，愈不要臉，那是無可否認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會為了金錢目的而嫁人，四十歲的女人，不大會不為金錢目的而嫁人──她們或許稱之為穩當。希臘神話中講過這麼一件故事，不能謂為想入非非；故事講年輕的伊加拉斯因為飛得太高，直讓蠟質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撲落跌入海洋了。至於那老頭兒譚達拉斯則低低的飛著，安安穩穩地飛到了家中。當一個人年紀長大了，他發展了低飛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靜慎重的常識，加之以大洋鈿之渴念。實利主義因是為老頭兒之特性，而理想主義則為青年人之特性。過了四十歲，他還不能成為壞坯子，那倘不是心臟萎弱者，便該是天生才子。才子階級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爾斯泰（Ｃ．Ｌ．Ｎ．Ｔｏｌｓｔｏｙ）、史蒂文生（Ｒｏbｅｒｔ　Ｌｏｕｉｓ　Ｓｔｅvｅnｓｏn）、巴萊（Ｓｉｒ　Ｊａmｅｓ　Ｂａｒｒｉｅ）。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氣，孩子脾氣和合以人生經驗，使他們維持永久的年輕，我們稱之為「不朽」。

　　這一切的一切，徹底說一說，還是純粹的道家哲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因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滑頭哲學者，沒有第二部像老子《道德經》那樣短小──僅五千言──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學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皆有一些圓滑冷漠，和是非不分、不求上進的懷疑主義的意味，它訕笑所有人為干預的徒勞，也嘲笑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敗；它也有一些不相信理想主義的意味，其原因，出於缺乏毅力者少，出於缺乏信心者多。它是一種與孔子實驗主義相對立的哲學，同時亦為補救孔教社會之缺點的工具。因為孔子之對待人生的眼光是積極的，而道學家的眼光則是消極的，由於這兩種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鍛冶，產生一種永生不滅的所謂中華民族德性。

　　因是當順利發皇的時候，中國人人都是孔子主義者，失敗的時候，人人都是道教主義者。孔子主義者在吾們之間努力建設而勤勞，道教主義者則袖手旁觀而微笑。職是之故，當中國文人在位則講究德性，閒居則怡情吟詠，所作固多為道家思想之詩賦。這告訴你為什麼許多中國文人多寫詩，又為什麼大半文人專集所收資料最多的是詩。

　　因為道家思想有如嗎啡，含有神秘的麻痺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覺異樣的舒快。它治療了中國人的頭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詩意，崇拜天然，際亂世之秋，寬解了不少中國人的性靈，恰如孔子學說之著功盛平之世。這樣，當肉體受痛苦的時候，道教替中國人的靈魂準備了一條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劑。單單道家思想的詩，已能使孔教典型的嚴肅人生稍微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濟了中國文學之陷於歌頌聖德、道學說教之無意義的堆砌。一切優美的中國文學，稍有價值為可讀的，能舒快地愉悅人類的心靈的，都深染著這種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國思想的陰陽兩極，中國的民族生命所賴以活動者。

　　中國人民出於天性的接近老莊思想甚於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們忝屬人民一分子，人民之偉大，具有天賦人權，故吾人基於本質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師與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糾紛皆在法庭以外解決。人民之偉大，又足以制定精細之典禮，但也足以看待它作為人生一大玩笑，中國喪葬中的盛宴和餘興就近乎此類。人民之偉大，又足以斥責惡行，但亦足以見怪不怪。人民又偉大足以發動不斷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協而恢復舊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細訂彈劾官吏的完備制度、交通規則、公民服役條例、圖書館閱覽章程，但又足以破壞一切章程制度條例，可以視若無睹，可以欺瞞玩忽，並可以擺出超越的架子。吾們並非在大學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學，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卻以日常的實例示以縣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實際上怎樣幹法。不切實的理想於吾人無所用之，因為吾們不耐煩空想的神學。吾們不教導青年使成為上帝子孫。但使他們以言行模擬聖賢而為正常現世的人物。這是我為什麼確信中國人本質上是「唯人主義者」，而基督教必須失敗於中國，非然者，它必先大大的變更其內容。基督教教訓中所能被中國人所誠信接受之一部分，將為基督訓誡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鴿」，「機敏如蛇」。此兩種德性，如鴿之仁慈與如蛇之智慧，是滑頭的兩大屬性。

　　簡言之，吾們固承認人類努力之必需，但亦須容忍它的虛妄。這一個普通心理上的狀態，勢必有一種傾向，發展被動的自衛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在這一個基本原則下，一切中國人之爭論都草草了事，一切計劃綱領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飯吃。吾們有句俗語說：「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義等於「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動於奮鬥力極弱、抵抗力極微的生活線上，並由此而生出一種靜態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與宇宙相調和。它也能夠發展一種抵抗的機謀，它的性質或許比較侵略更為可怕。譬如一個人走進飯店，飢腸轆轆，可是飯菜久待不至，不免餓火中燒，此時勢必屢屢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魯無禮，可以訴之於帳房間以謀出氣；但倘令堂倌回答得十分客氣，連喊「來哉來哉」以應，而身體並不動彈一步，則一無辦法，只有默禱上帝，或罵他一二聲，還須出以較為文雅之口吻。像這樣的情形，總之，就是中國人的消極力量，這種力量誰領教得最多，誰就最佩服它，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五　和平

　　前面吾們講過了三種惡劣的德性，它們麻痺了中國人的組織力量。此等德性出於一般的人生觀，亦機敏，亦圓熟，尤卓越於能容忍的冷酷。不過這樣的人生觀，很明顯不是沒有它的美德的價值的，這種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這老年人並不是懷著野心熱望以求稱霸於世界的人物，而僅僅是目睹了許多人生變故的一個人，他對於人生並無多大希望，不問此人生之酸甜苦辣，他總是樂於容受，他抱定一種宗旨，在一個人的命運所賦予的範圍以內，必須快快活活的過此一生。

　　中華民族蓋老於世故，他們的生活沒有誇妄，不像基督徒自稱「為犧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預言家之找求烏托邦。他們只想安寧這個現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滿著痛苦與憂愁的，他們知之甚稔；他們和和順順工作著，寬宏大度忍耐著，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於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眾精神、進取意識，和英雄之勇氣，中國人是缺乏的。他們不歡喜攀爬白朗峰或探險北極；卻至感興趣於這個尋常平凡的世界，蓋他們具有無限之忍耐力，不辭辛苦的勤勉與責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寬宏的氣度，和平的性情，此等無與倫比之本能，專以適合於艱難的環境中尋求幸福，吾們稱之為知足──這是一種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觀之現代歐洲之景象，吾們有時覺得她所感受於繁榮不足之煩惱，不如感受於圓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時覺得歐洲總有一天會逢到急劇少壯性與知識繁榮發達過甚之弊，科學進步倘再過一世紀，世界愈趨愈接近，歐洲人將想到學取對於人生和人與人相互間比較容忍的態度，俾不致同歸於盡。他們或許寧願減少一些烜赫氣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氣度。我相信態度之變遷，不緣於燦爛之學理，而緣於自存之本能而實現。至此，歐美方面或許會減弱其固執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為世界既已緊密地聯繫起來，就罷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營營不息的進取欲將為之稍減，而瞭解人生之企望將漸增。騎了青牛行出函谷關的老子之論行宏見擴傳益廣。

　　從中國人之觀點觀之，和平非為怎樣高貴而應崇拜的德性，不過很為可取，僅因其為「習慣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為然，如是而已。假使這一個現世的生命是吾們一切所有的生命，那麼吾們倘要想快快樂樂的過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從這一個見解，則歐美人的固執己見與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視為少壯的粗漢之象徵，如是而已。中國人浸漬於東方哲學觀念中，已能看透；這種不成熟性在歐洲的最近之將來是終究會消滅的。因為萬分狡黠的道家哲學，或許叫你詫異，卻處處浮現出「容忍」這個連語。「容忍」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將成為現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當這現代文化生長成熟了以後，要磨練容忍這種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陰鬱和輕世傲俗之氣概。真正輕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虛，由於這個「空虛」的認識，產生了一種混同宇宙的悲憫。

　　和平，亦即為一種人類卓越的認識。倘使一個人能稍知輕世傲俗，他的傾向戰爭的興趣必隨之而減低，這就是一切理性人類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國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戰士，因為他們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和以孔教的積極鼓勵，養成一種和諧的人生理想。他們不嗜戰爭，因為他們是人類中最有教養、最能自愛的民族。一個尋常中國兒童能知一般歐洲白髮政治家所未知之事，這事便是：戰爭的結果會使人喪其生命或殘斷其肢體，不問為一國家抑為個人。中國人雙方起了爭論，很容易促起此種自覺。此種斟酌的哲學誘導他們緩於爭論而速於妥協。此種圓熟、老練而俏皮的哲學，教導中國人以忍耐，臨困亂騷動之際則出之以消極的抵抗；更警戒以勿誇張一時之勝利。中國有一種流行的謙約箴，常說：「財錢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盡。」獨斷過甚或利用個人之地位過甚，俗稱為「鋒芒太露」，鋒芒太露常被視為粗鄙之行為而為顛覆之預兆。英國有句通行俗語，為一般所信守的，叫作「勿打跌倒之人」，蓋出於尊重「堂堂正正之競爭」的心理。而中國與此相近的諺語卻說：「勿逼人太甚」，乃純粹為修養關係，吾們叫它「涵養工夫」，是中國人之文化更進一步。

　　是以照中國人之眼光看來，凡爾賽和約不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養工夫。假令法國人在戰勝之日，染漬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會硬訂凡爾賽和約，到今天，她的腦袋兒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蘭西還是少壯，德國當然也要同樣的幹，沒有一方面覺悟雙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遠把對方鎮壓在鐵蹄之下。只因克里蒙梭（Ｃｌｅmｅncｅａｕ）沒有讀過《道德經》，希特勒亦然，致令兩方鬥爭不息，而老莊之徒袖手作壁上觀，莞爾而笑。

　　中國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為脾氣關係，兼有人類諒解的意義。中國小孩子在街道中毆鬥的事情，遠較歐美孩子為少。忝為人民，吾們成年人也終鮮爭鬥，少於吾們應有之程度，雖然吾們尚有不息的內戰。把美國人置於同此弊政之下，在過去二十年中，至少要發生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愛爾蘭現在很平靖，因為愛爾蘭曾經艱苦奮鬥；吾們目前還在繼續奮鬥，因為吾們還沒有奮鬥得夠艱苦。

　　中國的內戰實在也夠不上戰爭這個名詞的真意義。內戰從未有任何價值。國民徵兵之義務向非所知，兵士挺身於戰場者是那些窮苦饑寒的人民。沒有其他糊口的方法。這樣的兵士從不感興奮於作戰。而軍閥則對戰爭興高采烈。因為他們不致親臨戰場，歷次較大內戰總是大洋鈿操了勝算，儘管讓勝利的大帥在巨砲隆隆聲中威風凜凜的凱旋，內幕還不是託了大洋鈿的福不成。大帥凱旋時的隆隆砲聲乃是一種表示戰爭的聲浪，不失為歷來一貫的典型，因為中國私人間的爭吵或軍閥內戰，都是讓聲浪構成戰爭的元素。人們不大容易在中國目睹戰爭，只可耳聞戰爭，如是而已。著者曾耳聞過兩次這樣的戰爭，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廈門，對於耳官，那是滿足了。通常優勢的軍隊常威嚇退了劣勢軍隊，而在歐美可以延續長時期的戰爭，在中國只消一個月就可以結束了。失敗了的軍閥，根據中國祖傳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讓他拿十萬大洋鈿旅費做一次考察實業的歐遊，蓋戰勝者洞悉天道循環之三昧，下一次內戰或許尚有借重他的長才的地方，果然，下一次來一個轉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見上次戰勝者和上次逃亡的軍閥共坐一車，如同盟兄盟弟。這是中國人涵養工夫的「妙」處，當此際，人民實實在在一無干係。他們痛恨戰爭，永遠的痛恨戰爭，好百姓從來不在中國戰爭。

　　六　知足

　　到了中國的遊歷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遊歷家，他們闖進了外人蹤跡罕至的內地，無不大吃一驚。那裡的農民群眾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卻人人埋頭苦幹，他們蓋興奮而知足。就像在大饑荒的省分，如陝西此種知足精神，普遍地廣播遐邇，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而且陝西的農民也還有能莞爾而笑的。

　　現在有許多為局外人認為中國人民之痛苦者，乃係衡以邪僻的歐美生活標準之故耳。若欲處處衡以歐美生活標準，殊無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數階級能住居於高溫的大公寓而自備一架無線電收音機者。這個標準假使是正當，那麼一八五〇年以前就未嘗有幸福之人，而美國之幸福人必尤多於巴伐利亞（Ｂavaｒｉa），因為巴伐利亞地方很少迴轉輕便的理髮椅，當然更少開關和按鈕。在中國的鄉村裡頭，開關按鈕固然還是很少，可是在極端歐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髮椅則已完全淘汰絕跡：其實這種老式理髮椅才是貨真價實的椅子，目前你仍可在倫敦的Ｋｉngs Ｗaｙ和巴黎的蒙馬特區發現，照筆者想來，一個人要坐還是坐一把名副其實的椅子，要睡還是睡在名副其實的床上（而不是白天用的沙發），才覺得幸福些。倘使以每天按鈕的次數做為測量一個人文明程度的標準，那一定是不可靠的標準。故許多所謂中國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捏造耳。

　　然無論如何，倘把中國人和西洋人分門別類，一階級歸一階級，處之同一環境下，則中國人或許總是比西方人來得知足，那是不錯的。此種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於智識階級，也流露於非智識階級，因為這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滲透結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勁兒而多閒話的洋車夫，他們一路開著玩笑，最好讓同伴栽個跟頭，好叫他笑個痛快。或者可以上牯嶺去看看氣喘喘汗流浹背抬你上山的轎夫；或者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縴夫，他所能獲得以維持每天生活的微薄報酬，僅足敷一天兩頓菲薄而滿意的苦飯。照中國知足原理上的見解，倘能夠吃一頓菲薄而安逸的苦飯，吃了下肚不致擔什麼心事，便是大大運氣。中國有位學者說過：「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

　　知足又為「慈祥」「和氣」的代名詞，此等字眼到了舊曆新年，大家用硃紅箋寫在通行的門聯裡，這是一半為謙和的箴訓，一半為人類智慧，明代學者即以此意勸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現已成為普遍口頭禪，叫作「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學裡頭，這個意識常轉化而為田園思想，為樂天主義，吾人可於詩及私人書翰中常遇此等情緒。著者於明人尺牘選集中隨意揀出一篇陸深致其友人書為例，信中陸深對他朋友寫道：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舫，載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製隱居寇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

　　此種情緒當其滲入流行的學者思想，使他們安居茅舍之中而樂天知命。

　　人類的幸福是脆弱的物體，因為「神」老是嫉妒人類的幸福。幸福問題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問題。人類對於一切文化與物質進步雖盡了全力，幸福問題畢竟值得人類一切智慧的最大關心以謀解決。中國人竭盡了他們的常識下過最大毅力以謀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義之信徒，他們常熱心於幸福問題，勝於物質進步問題。

　　羅素夫人曾聰慧地指出：「快樂的權利」在西方是一個被遺忘了的權利，從前和現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靈常被次一等的權利觀念所支配著，他們注意於國家預算的表決權，宣戰投票權，和被逮捕時應受審訊的私權。可是中國人從未想到逮捕時應受審訊的權利，而一意關心著快樂的幸福，這快樂不是貧窮也不是屈辱所能剝奪他們的。歐美人的處理幸福問題常取積極的態度，而中國人常取消極的態度，所以幸福問題最後可以收縮為個人的欲望問題。

　　可是一講到欲望問題，吾人就感覺到茫無頭緒，吾們真正所需的是什麼呢？為了這個緣故，第歐根尼（Ｄｉｏgｅnｅs）的故事常令吾人發笑，同時也著實又羨又妒，因為他宣稱他是一個快活人，原因是他沒有任何欲望，當他見了一個小孩子雙手捧水而飲，索性把自己的飯碗也摔掉，現代的人們，常覺得自己困擾於許多難題中，而大部分與他的人生有密切關係，他一方面羨慕第歐根尼的逃禪理想，同時又捨不得錯過一場好戲或一張轟動的影片的機會，這就是吾們所謂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頓的心情。

　　中國人藉知足哲學消極的企求快樂，但其逃禪的程度尚未達到第歐根尼之深，因為中國人從未想深進任何事情，中國人與第歐根尼不同之點，即中國人到底還有一些欲望，還需要一些東西。不過他所欲望的祇是足令他快樂的東西，而要是無法達到目的，則亦並無堅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兩件清潔的襯衫，但倘是真正窮得無法可想，則一件也就夠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劇，將藉此盡情的享樂一下，但倘令他必須離開劇場，不得享樂，則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幾棵大樹，但倘令是地位狹仄，則天井裡種一株棗樹也就夠他欣賞。他希望有許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這位太太要能夠替他弄幾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錢的話，那還得僱一名上好廚子，加上一個美貌使女，穿一條緋紅色的薄褲，當他讀書或揮毫作畫的時候，焚香隨侍；他希望得幾個要好朋友和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個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宮中沒有注定這一筆艷福，則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頓飽餐，薄粥湯和鹹蘿蔔乾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又想弄一甕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釀了的，不然，幾枚銅元也可以到汾酒鋪去沽他媽的一大碗了；他又想過過閒暇生活。而閒暇時間在中國也不稀罕，他將愉悅如小鳥，倘他能：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偷得浮生半日閒。

　　倘使無福享受怡情悅性的花園，則他需要一間門雖設而常開的茅屋，位於群山之中，小川紆曲縈繞屋前，或者位於谿谷之間，晌午已過，可以拽杖閒遊河岸之上，靜觀群鵜捕魚之樂；但倘令無此清福而必須住居市廛之內，則也不致衷心戚戚。因為他至少總可得養一頭籠中鳥，種幾株盆景花，和一顆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詩人蘇東坡就為了明月寫了一篇美麗小巧的短文，叫作〈記承天寺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

　　一個強烈的決心，以攝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熱的欲望，以享樂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該無福可享，則亦不怨天尤人。這是中國人「知足」的精義。

　　七　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狀態，更進一步，即為一種人生觀的觀點，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無論何時，當一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生產豐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時，則開放其幽默之鮮葩，因為幽默沒有旁的內容，祇是智慧之刀的一晃。歷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空虛、藐小、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子、波斯之奧瑪開儼（Omar Khayyam）【註：一〇四八─一一三二，波斯詩人。】、希臘的亞里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沒有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精神上不知要貧乏多少，中國倘沒有莊子，智慧的遺產也不知將遜色多少。

　　自從有了莊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國政治家和盜賊都變成了幽默家，因為他們都直接間接地接受了莊子人生觀的影響。老子先於莊子，已笑過清越而激變幻譎的狂笑。他一定終身是個獨身漢，否則他不能笑得這樣滑頭，這樣善於惡作劇，無論如何，他到底娶過親沒有，有無子嗣後裔，史籍上無從查考，而老子最後的謦欬【註：指談笑或咳嗽。】之首卻被莊子抓住。莊子既屬較為少壯，喉嚨自然來得嘹亮，故其笑聲歷代迴響不絕。吾們至今仍不放過任何一次笑的機會，但有時我感覺我們的玩笑開得太厲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歐美人對於中國問題認識之不足，可謂深淵莫測；歐美人有時會問：「中國人可有幽默的意識否？」這樣的問句，適足以表示其無識，其語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隊問人：「撒哈拉沙漠中有無砂土？」一個人之存在於國家中，看來何等藐小，真是不可思議。從理論上觀察，中國人應該是幽默的，因為幽默產生於現實主義，而中國人是非常的現實主義者。幽默生於常識，而中國人具有過分的常識。幽默，尤其亞洲式的幽默是知足優閒的產物，而中國所有的知足和優閒，超乎尋常之量。一個幽默家常常為失敗論者，樂於追述自己之失敗與困窘，而中國人常為神志清楚、性情冷靜之失敗論者，幽默對卑鄙罪惡常取容忍的態度，他們把嘲笑代替了譴責。

　　中國人又有一種特性，專能容忍罪惡。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中國人兩面都有。倘使吾們在上面講過的中國人之性格──常識、容忍、知足和老滑頭──是真確的，那麼幽默一定存在於中國。

　　中國人幽默見之於行為上者比文字多，不過在文字上有種種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種，叫作「滑稽」，即許多道學先生，也往往多用別號掩其真姓名縱情於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來，這實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為剛性過強之正統派文學傳統束縛之放縱。但幽默在文學中不能佔什麼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學中所擔任的角色及其價值未被公開承認過，幽默材料之包容於小說者至為豐富，但小說從未被正統學派視為文學之一部。

　　《論語》、《韓非子》和《詩經》裡頭，倒有天字第一號的幽默。可是道學先生裝了滿肚的清正人生觀，到底未能在孔門著作中體會什麼詼諧的趣味，即似《詩經》中美妙生動的小情詩也未領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註解，一如西方神學家之解釋《聖詩集》（Song of Songs）。陶淵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種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種閒暇的知足，風趣的逸致，和豐富的捨己為人的熱情。最好的例子，可見之於他的責子詩：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詩也蘊涵著相當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慘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澹的情緒令人愉悅，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稱之。一種卑劣的威風，道學先生所挾持以為國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緒的自由發展，而使小說中自由表現的觀點和情緒成為禁物，可是幽默祇能在小說和天真觀點的領域上生存。事實於是很明顯，像這樣的因襲環境，不會增進幽默文學之產生的。假使有誰要蒐集一個中國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務須從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選拔出來，這些都是正統文學柵垣以外之產物，其他如私家筆記、文人書翰（宋明兩代尤富），態度的拘謹稍微解放，則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為他們常常歡喜說說笑話，那種幽默是剛性的幽默，基於人生詼諧的觀感。儘管報章的社論和政治論文格律極端謹嚴，不大理會幽默；可是中國人的重要革新運動和建設方案所採取的輕妙方法，常出乎外國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過度，像國民黨的平均地權計劃、三民主義、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和禁菸委員會。有一位美國教授新近來上海遊歷，在各大學演講，不意聽講的學生每逢聽到他誠懇引證到新生活運動時，輒復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鄭重地引證禁菸委員會，不知要引起怎樣更響亮的笑聲哩！

　　幽默是什麼？我已經說過，是一種人生觀的觀點，是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齣大趣劇，而我們人類僅僅是其中的傀儡，一個人把人生看得太認真，遵守圖書館章程太老實，服從「草地勿准踐踏」的標牌太謹飭，常讓自己上了當而給長老的同伴笑話。不過笑話是有傳染性的，不久他也就變成幽默漢了。

　　此種幽默漢的滑稽性質結果削弱了中國人辦事的嚴肅態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運動，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禮。中國人的喪葬儀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視全球。中國人上中階級所用的送葬儀仗就滿儲滑稽資料，你可以看見其中有街頭流浪頑童排成行列，體膚污穢，而穿著繡花的彩袍，錯雜伴隨以新式樂隊，大奏其「Onward，Christian Soldiers」【註：《前進！基督精兵》，英國牧師巴林古所作進行曲。】，如此情形，常被歐美人引為口實，證明中國人的缺乏幽默。其實中國人的送葬儀仗正是中國幽默的十足標記，因為只有歐洲人才把送葬儀仗看得太鄭重，太想使它莊嚴化。莊嚴的葬儀是中國人所難以想像的。歐洲人的錯誤是這個樣兒：他們把自己先入為主的意識，演繹的斷定葬儀應該是莊嚴的。葬儀宛如嫁娶，應該熱鬧，應該闊綽，可是怎樣也沒有理由說它必須莊嚴。莊嚴其實只配備於其誇張的服裝裡，其餘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劇。直到如今，著者猶不能辨別送葬和婚娶的儀仗二者之間有何區分，如非最後看見了棺材或者是花轎。

　　中國的幽默，觀乎高度滑稽的送葬儀仗的表現，是存在於外表的形式，與現實的內容無關。一個人倘能賞識中國葬儀的幽默，大概已能讀讀或好好的翻譯中國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們大概係由專門的職員來起草，專司起草職員係鴻麗辭藻、堂皇語法的專業者，恰如賈器店之專備婚喪儀仗、燈綵行頭以出租為業者，故有見識之中國人士便不當它一回事。倘若外國新聞記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則他大概不致再誤解中國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的放棄把中國當作不可理解的特異民族的念頭了。

　　諸如此類之趣劇味的人生觀，和分辨形式與內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萬萬不同的方法來表明。數年前，國民政府根據中央黨部之建議，有一條命令禁止政府各部會在上海租界區內設立辦事處，倘真欲實行這條命令，於各部長殊感不便，他們在上海置有公館，又得敲碎許多人的飯碗。南京各部長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請重行考慮，或老老實實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實行之理由。沒有一位專業的師爺，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擬此類呈文而適合於優良之形式。因為中國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區域的這種欲望，即是不愛國。不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想出一個巧妙別致的方法，就把駐滬辦事處的招牌換了一塊，叫作「貿易管理局」，每塊招牌的花費只消二十大元，結果使得沒有人敲破飯碗，也沒有人失面子。這個玩意兒不但歡喜了各部長，抑且歡喜了頒發這條命令的南京中樞當局。吾們的南京各部長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漢之流亦然，軍閥亦然，中國內戰之幽默處，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與此恰恰相對照，吾們可以把教會學校做例子，來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會學校幾年前碰到了一大尷尬，原來那時接到地方當局的命令，要他們辦理登記立案手續，外加要取消聖經課程，還要在大禮堂中央懸掛中山遺像，每逢星期一則照例舉行紀念週。中國當局殊不解教會學校何以不能遵守這些簡單的條款，而教會學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於是乎雙方陷入僵局。有幾個教會團體曾有停辦學校之意，某一個時機，什麼事情都可以順利解決了，只有一位頭腦固執的西籍校長真是頑梗而誠實，他拒絕從他的學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蓋明定以推行教義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長意下頗欲直率地公開表明宗教課程確為辦理學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會學校一直未嘗登記。這事情真不好辦。其實教會學校只要摹仿南京各部長的智慧來遵守一切官廳訓令；懸掛一張中山遺像，其餘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國式而進行的了。不過恕我無禮，這樣辦理的學校，將為天曉得學校。

　　中國人的趣劇的人生觀便是如此這般。中國日常語言裡頭便充滿了把人生當作戲劇的譬喻。如官吏的就職卸任，中國人稱之為「上臺」「下臺」；而人有挾其誇張之計劃以來者，謂之「唱高調」。吾們實實在在把人生看作戲劇。而此等戲劇表現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為喜劇，此喜劇或為新憲法草案，或為民權法，或為禁菸局，或為編遣會議。吾們常能愉悅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國人民有一天總得稍微嚴肅一些才好。幽默，駕乎各物之上，正在毀滅中華民族，中國人所發的欣悅的狂笑，未免太過分了。因為這又是滑頭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氣息一觸，每朵熱情而理想的花，無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　保守性

　　每一個中國人，即從其外表上看來，未有全然不帶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義本身而言，非為玷辱之辭。保守性不過為一種自大的形象，基於現狀之滿足的感覺者。因為人類之足引以自傲者總是極為稀少，而這個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滿足者亦屬罕有。保守性是以實為一種內在豐富之表徵，是一種值得羨妒的恩賜物。

　　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誇大，倘把中華民族的歷史做一番全般的檢討，除掉最近百年來的屈辱，你當首肯斯言。雖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於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辯自明之事實──唯一之文化勁敵代表另一種不同的觀點者是印度的佛教，至於佛教教義，忠實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為儒學家常無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誇耀於孔子，即誇耀於其民族，誇耀中國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質理解人生，誇耀其認識人類天性的知識，誇耀其解決了倫理與政治關係之人生問題。

　　他的態度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孔教不獨尋求人生的意義，抑且解答了這個問題，使人民以獲得人類生存的真意義而感到滿足。這個解答是確定而清楚的，而且條理分明。故人民不須再推究未來的人生，亦無意更改現存的這個人生，當一個人覺察他所獲得的是有效而且為真理，自然變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會以外，未見及別種人生的範型，認為為人之道，沒有第二種範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組織完善的社會生活，倫敦警察於孔氏敬老之道一無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婦人跨過熱鬧街道，此等事實叫中國人聽來，多少未免吃驚。

　　當他察覺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蘊之德性：智、仁、勇、信、禮、義、廉、恥，並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將讚許倫敦警察之義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動搖起來了。有許多事情使中國人老大不悅意，使他們震驚，使他們生鹵莽粗野之感，如夫妻倆挽著膀子同行街市，父親和女兒互抱接吻，銀幕上又是接吻，舞臺上又是接吻，車站月臺上又是接吻，什麼地方都是接吻。此等舉動使他確信中國文明誠為萬邦軒冕，無與倫比。但是另外有種種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識字，婦女而能寫信，普遍的愛尚清潔（這一點他認為是中世紀的遺傳而非為十九世紀新發明），學生的敬愛師長，英國小孩對答長輩之「是了，先生」的隨口而出，諸如此類，俱堪無窮之玩味。再加以優良之公路、鐵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甜美可愛的白種兒童，奇妙的愛克斯光片、攝影機、留聲機、照像、電話，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國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因為治外法權和西歐皮靴對中國苦力的慷慨博施──卻沒有法律救濟，促使中國人由自尊心喪失，進而變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貴，靡有孑遺。外國商人為預防中國之可能的進攻租界而引起的種種喧鬧，實為他們的膽略和對於現代中國認識不足之鐵證。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於中國苦力身上，確常含有相當內在的憤怒。但倘外國人因此就認為中國人將總有一天會暴露其憤怒而還饗外人以較次等之皮靴，則屬大誤。倘使他們真暴露其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國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說，崇拜歐洲人而畏懼他們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是廣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許多這樣太不幸的衝動一定曾經引起了過激主義，結果產生了中華民國。沒有人相信中國會變成共和國。這種變動太廣大、太雄偉，沒有人聽得進去，除非是獃子，或受到了激勵。那就好像用彩虹來造一架通天橋，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家真給鼓吹出來了。自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現代化的宣傳運動即極為活躍，當時有兩派人物，一派係君主立憲主義者，主張革新並限制君權；一派則為革命主義者，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前者為右翼，後者為左翼。左翼以孫中山為領袖，右翼則由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主持。梁啟超後來脫離了他的恩師而向左轉了。這兩個固執的黨派在日本筆戰了好久，可是這問題終究給解決了，不是因為有結論，而是因為清廷之不可救藥，與民族自覺本能的抬頭。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後，緊隨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學革命，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由胡適所倡導，風靡一時。

　　九　智慧

　　前面所述中國人之德性倘能獲得一共通的結論，則應為「心靈戰勝物質環境的優越」。這樣說法，其意義非一。不僅謂能引用人類的智巧改變充滿痛苦慘愁的世界，使轉化為適合人類住居的場所，它也指出一種輕視體質上的興奮與力量之意義。孔子老早把子路訓斥過一番，說他粗魯。吾想他一定會嘉許琴妮．滕尼（Gene Tunney）之輩，能與文人學士相周旋，而彬彬有禮，不失君子之風。孟子也曾區別過用智與用力二者之不同，而毫不遲疑的以智力位於勞力之上，他說：「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因為中國人從無平等之胡說，而尊敬智識階級殆已成為中國文明之出類拔萃的特性。

　　這尊重學問的意義又與西方通常的解釋略有不同。因為像許多中國學者終身孜孜不倦以專志於其籠統的所謂學問，歐美學者像幾位大學教授乃聚精會神以研究某一特殊的專門科目，其治學精神有時幾等於病態的矜誇與職業的嫉妒，故所予人之印象遠較為深刻。中國人之尊敬學者，基於另一不同之概念，因為他們尊敬學者的那種學問能增進其切合實用之智慧，增進其瞭解世故之常識，增進其臨生死大節嚴重關頭之判斷力。這一種學者所受的尊敬至少在學理上是從真實的價值得來的。無論地方的或國家的糾紛，人民都盼望飽學先生下一個冷靜底判斷，盼望他放出眼光遠大的觀察，盼望他在一個關係複雜的行動和決議上獲得較清楚之悟解，因此亦視之為天生的指導和領袖，而真正的領袖都被當作心靈上的領袖。由於民眾大多數目不識丁，維持領袖地位本非難事，有時只消講幾句成語，令不識字者聽之一知半解，或引證一些歷史掌故，一般人民只能從戲臺上略窺一二的，也就夠了。引證史實常能解決爭論，這是出於民族特性。因為中國人之思考是具體的類比，此觀念多少能把當前的情形納入一般人民所能全體瞭解的範型。

　　著者前面說過，中華民族受了過分聰明的累，像表現於他們的老滑頭，表現於他們的冷漠無是非心，表現於他們的和平性格者，此等性格已跟怯懦相差無幾。大概聰明有理性的人都是懦夫，因為聰明理性的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倘使吾們能澄清思慮觀察一下，一個人倘把腦袋猛然向前「衝過頭」，鼓其發了酒瘋似的銳氣以期迎擊一顆鉛彈，僅僅是為了報紙所鼓動的原因而犧牲，當然是再愚笨也沒有了。倘他能用他的腦筋讀一讀報紙，他就不會衝頭陣，倘他能善自約束，少喝一杯燒酒而保持頭腦清醒，他就會理智的畏縮起來。上一次世界大戰告訴吾們，許多仁人君子，平時在大學中稱一時俊彥，及大戰爆發，他們所忍受的心靈上的痛苦，非一般壯健而淺智者流所能想見其萬一。故私逃兵役為一個人對本人盡職之一大德性，這不是一個新兵的感覺，而是當了四年軍役的士兵才有此感悟，這實在是開放於理性的誠實人面前的唯一明哲之道。

　　但是中華民族一般的智力，在怯懦以外，亦有別種資料可用以表明。中國留學歐美之大學生多能在文學方面顯其優異，著者覺得這不能認為出於揀選方法的關係。蓋中國人之「心」在國內久已熟習於文學之探討。日本人曾譏諷地予中國人以「文學國家」之雅號，蓋並未說錯。隨手舉一例子，便是現下流行雜誌之大量生產，隨時隨地都可以產生一本雜誌，只要有三四友人合作經營，不難吸收無數之著作家，名作如林，紛至沓來，直可使編輯先生頭為之暈，目為之眩。昔日之科舉制度，亦為一種靈才之考試，故中國人蓋已久經琢磨於辭藻之美的使用法與機靈之文學特性，而詩的培養尤足訓練他們養成優越的文學表現技巧和審美能力。中國的繪畫已達到西洋所未逮的藝術程度，書法則沿著獨自的路徑而徐進，達到吾所信為韻律美上變化精工之最高程度。

　　是以中國人之心靈不能謂為缺乏創造力。它的發明才能則與中國工業相等，滯留於手工藝階段。由於發展科學方法之失敗，和中國人思考之特殊性，中國人在自然科學方面是落伍了。著者深信倘能適當利用外來的科學方法，予以充分之研究，中國自必亦能產生大科學家，而於未來世紀中一顯其好身手。

　　至中國固有之智識，亦不限定讀書人階級。中國人僕役亦常具有相當智慧，故善解人意而頗受歡迎，其地位至少足與歐美僕歐並駕齊驅。中國商人在馬來、在東印度與在菲律賓，事業都極為發達，其主要原因即中國人之智巧高於土人，並出智慧所生之美德，似儉約、勤懇、堅忍、目光遠大，亦常高於土人。尊敬讀書人之結果，使中下階級亦產生一種崇尚文雅之心理，這一點，向不為外人所注意。上海西僑有時頗觸惱了各大公司的售貨員，因為外國人而對他們講起洋涇浜來，卻不知道他們的英語之高明，連一分離不定詞（split infinitive）也頗講究。凡需要精細的工作者，中國工人很容易訓練成高明的技師。你倘有幸到貧民窟工廠區去蹓躂一趟，包管你碰不到像西方同樣區域裡頭所遇到的魁梧粗壯強獸型的人物；像那些闊腮顎低額角、臂力雄健的人物；你碰到的人物卻屬於另一典型，他們有伶俐的目光，愉悅的容貌，和理性的脾氣。智力高下不同之等級，中國人遠較許多西方民族為簡少，女子智力之高下分別率則較之男人家尤小。

　　十　邏輯

　　再進而談到中國人的邏輯問題，這問題是基於中國人對於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據中國人的觀念，是從不可以證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莊子在兩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齊物論〉裡頭早已指出人的智識的主觀性：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因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

　　照這樣的學理講來，真理是不可證定的。它祇能被「會心於忘言之境」（《莊子》）。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莊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道即謂真理。故真理這樣東西，只能在直覺的悟性中感到。中國人雖非明覺地同意於莊子的認識論的哲理觀念，然在本質上是與之合致的。他們所信賴的，不是邏輯──邏輯從未發皇成為完備之科學──而是或許更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質類似強辯的理論，非中國文學所知，因為中國傳統地不相信它，從而辯證術在中國遂不見其發達，欲求科學文字之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亦遂不可得了。

　　卡爾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說明中國著名批評家辨別古書真偽在爭論中所用之詭辯，有許多錯誤實在幼稚得可笑；但這種錯誤須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顯露出來。中國人寫文章從來未有寫一萬或五千字以樹立一個基點；他僅留下一短短標誌讓後人來讚許或反駁其真實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歡喜把許多筆記或隨筆遺傳給我們，裡頭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學寫作態度的意見，也有校正古史錯誤的紀錄，也有暹羅雙生的佚事，狐仙、虯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聞異跡，雜沓紛紜，湊在一起。

　　中國作家只給你一段或兩段論辯便下結論，當你誦讀他的文章，從不覺得它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麼簡短，不過你可以感到一剎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筆記中之最佳者，如顧炎武之《日知錄》（十七世紀初期）享盛名之由來，非由於邏輯，而由其記載言論之本質上的正確，此等正確性只有留待後代證明。《日知錄》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時需要後人幾年的考據，這真是再科學沒有了；又如要決定歷史事跡上的一點，會需要數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書那樣淵博的學問，而他的錯誤終屬不易校正，即說是正確的，一時也沒有可能明見的佐證，但只可以意會的加以贊同，因為在他的著作問世以後三百年來，未有人能舉出反對的論據，如是而已。

　　吾人於此可見邏輯對普通感性之對峙，在中國代替了歸納與演繹論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較為高明，因為分析的理論觀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許多分散的片段，因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而普通感性則將對象當作一個活動的整體看待。婦女具有比較男性為高強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發生，吾寧願信賴女子的判斷強於男子的判斷。她們有一種方法，能估量一種情況的整體，不致被其個別的小景所惑亂。中國小說之最佳者如《紅樓夢》、《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寫成應付環境的最健全的判斷者，而她們的語言，有一種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圓熟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邏輯而缺乏這種普通感性是危險的，因為一個人有了一種意見，很容易用他的文學性的腦筋把種種論據曲解文飾，使滿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米德爾馬奇》（Middlemarch）裡頭的卡索本先生一樣，竟至不能體會人人皆能體會的愛妻生活。

　　此所謂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學的基礎，那是很有趣的，中國人之判斷一個問題的是與非，不純粹以理論為繩尺，而卻同時權度之以理論與人類的天性兩種元素，這兩種元素的混合，中國人稱之為「情理」。情即為人類的天性，理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韌的人類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變的法則。從這兩種因素的結合體，產生人類行為的是非和歷史的論題的判斷標準。

　　這個特徵或可由英文中「理」與「情」的對立意義中見其一二，亞里斯多德說：人類是論理的而不是講情的動物。中國哲學也容認這個說法，但卻加一補充，謂人類盡力成為有理性即講情理的而不僅僅為論理的動物。中國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趨向於邏輯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較為實體論的，較為人情的，並密接於現實而能認識正確的地位的。

　　對於西方人，一個問題倘能邏輯地解決，那是夠滿足的了，而中國人則不然。縱令一個問題在邏輯上是正確的，還須同時衡之以人情。確實，「近乎人情」是較勝於「合乎邏輯」的偉大考量。因為一個學理可以根本違反普通感性而卻很合乎邏輯。中國人寧願採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為，卻不能容許任何不近人情的行為，此種情理的精神與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國人生理想上樹立了最重要的態度，結果產生了「中庸之道」，這是吾在下面將要講到的。

　　十一　直覺

　　話雖如此，此種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為普通感性的邏輯，只能適用於人事和人類行為上，但不能適用於解決宇宙之奧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們的爭論，但不能勘定心肺的關聯位置，或決定胰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體內的奧秘，中國人只有委之於直覺。因此有許多學說未免過於奧妙；蓋中國學者直覺地察悉心臟位置於胸膛的右偏而肝臟位置於左偏，有一位鴻博的中國學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筆記《癸巳類稿》傳誦遐邇，為世所重，他曾發現一本基督教會翻譯的人體解剖學，書中謂人體的心臟位於左偏，而肝臟位於右偏，因此下了一個粗魯的斷語，說是西人的內臟組織是不同於中國人的內臟的。從這一個重要結論演繹出來，又下了一個推論，說是因為他們的內臟組織之不同，他們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異──這個演繹的推論為直覺論理法很好的標本──職是之故，只有內臟組織不完全的中國人才會信仰基督教。這一位博學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說：倘使耶穌教會知道了這個內容，他們大概不會再這樣起勁的在中國傳教，而收容內臟不完全的畸人為教徒了。

　　這個斷論不是開玩笑，卻是很正經的。而且事實上這是中國人直觀的典型。於是有人覺得科學方法畢竟有些道理。因為用了科學方法，雖然你得小心關切像「糖在冰淇淋製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這種發現，但也可以用別種幼穉的思考像上述筆記所代表者以圖省事。他至少能夠用自己的手捫一捫自己心房的跳動，可是中國讀書人是所謂書香子弟，從來就是只開口不動手的。

　　中國學者這樣免去了勞目勞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種基於直覺的質樸信仰。中國學者竟復依據之進而解釋人體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滿足。中國全部醫藥學和生理學乃根據道家的五行說──金木水火土，更以人體的組織為宇宙的雛形。腎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幾無以施藥物。一個人患了高血壓，則認為是肝火太旺，患了消化不良症，則認為土太旺，瀉藥可用以增進腎臟之作用，蓋所以助養水行，而消化不良症卻往往而癒。倘遇神經錯亂，則可以飲清水並服止痛劑，庶腎水上升，稍殺肝火之勢，因而維持其精神之常態。無疑地，中國的藥物是有效的，問題乃在其診斷之學理。

　　中國人這種思考方法是殘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覺的思考既無需科學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較為自由之餘地，而常常接近質樸的幻想。有幾種中國藥物乃基於文字上之遊戲性質的，或為一種奇幻的聯想。蟾蜍（蝦蟆）因為生有皺栗之皮膚，即用以治療皮膚病；又如一種生於陰冷山谷深澗中的田雞，則認為於身體上有清涼之效用；最近兩年來，上海報紙上長年登載有出售「肺形草」的廣告，此草產於四川，據稱係肺癆病之最良治療劑。諸如此類同樣的奇說，不計其數，至謂小學生不可食雞爪，食之則會養成抓破書籍之習慣，更屬想入非非。

　　中國人對於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從生活的各方面證之，此等特性既非邏輯，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種原始民族時代之心理。幻想與真理之區別，從不加以分辨，亦無意從事於分辨。蝙蝠和鹿常為刺繡品中很通行的題材。因為蝙蝠之蝠諧音「福」，而鹿字諧「祿」也，中國新郎新娘成婚後，得吃一頓成雙酒，席上一定有一顆豬心，它的意義是新夫婦吃了此心，將來終身義結同心。

　　那也很難說究有多少事情是鄭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遊戲性質的幻想。不過有許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進膳，千萬莫把魚翻身，要是你真把魚翻一個身，那船夫便會狠狠著惱，因為魚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見得十分清楚這是真有介事還是無介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說，如此忌諱，他卻也不願費心費力去研究稽考以圖證實。這是一個心理階段，介臨乎真實與假託之間，真假混淆，富含詩意，有似黃粱一夢中之境界。

※家庭生活中的智慧　一　中國式的家庭理想

　　我頗以為《創世紀》中關於創造一節，應該從頭寫過。中國小說《紅樓夢》裡邊的才子是一個極富於感情的柔性男人，最喜和女人為伴，萬分崇拜他許多姊妹的美色，而常常自恨是個男人。他曾說，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則是泥做的。其理由是：女人都是伶俐聰明，嬌媚可愛，而男人則都是愚蠢粗魯，面目可憎。如若《創世紀》的著作人換了賈寶玉，心地和他那麼明白，則《創世紀》必不是這樣寫法。上帝抓了一把泥土，捏成一個人形，從鼻孔吹一口氣進去，亞當就此造成。但是亞當漸漸燥裂，泥土鬆碎，一片片掉落下來。所以上帝又取了一些水和將進去，使泥土凝結。這種摻入亞當生命的水，就是夏娃。亞當的生命中非有這水不能完成。我以為婚姻的特別意義至少是如此。女人是水，男人是泥土。水滲入泥土而使之成形，泥土盛了這水而使之有形質。水即流動生活於這當中而有了具體。

　　元朝名畫師趙孟頫，他的太太管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畫家，早已引用過這個泥土和水的譬喻。當夫妻倆都在中年的時候，孟頫對她的愛情似乎減退，想納一個妾。管夫人即作了下面這一首小令，使她的丈夫看了非常感動，便取消納妾的念頭。

　　　　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

　　　　情多處熱如火。

　　　　把一塊泥，

　　　　撚一個你，

　　　　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

　　　　一齊打破，

　　　　再撚一個你，

　　　　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個衾，

　　　　死同一個槨。

　　中國的社會和生活都是組織於家庭制度基礎上的，乃是人所共知的事。這個制度決定並潤色整個中國式生活的模型。但這個對於家庭生活的理想是從何而來的呢？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提出過。因為中國人都視為理所當然，而外國則自覺不夠資格去問這句話。把家庭制度做為一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礎，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曾給予一個哲學的根基。他非常的注重夫妻關係，認為是一切人類關係的根基，也注重孝順父母，每年祭掃祖墓，崇拜祖先，和設立祖先祠。

　　中國的祖先崇拜，曾被某些著作家稱為一種宗教。我相信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中是很對的。至於它的非宗教方面就在於它的裡邊很少超自然的成分。它不涉及神怪，所以崇拜祖先不妨和信仰基督仙佛或回教神道同時並行。崇拜祖先所用的禮儀造成一種宗教的形式，非常自然而且合理。因為凡屬信念是不能沒有表現方式的。照這種情形而論，我以為對著一塊長約十五英寸的長方木牌表示尊意，其尊敬程度和英國把英王肖像印在郵票之上並沒有什麼高下。第一，中國人對於這種祖先之靈並不十分視同神道，而不過當他如在世的老長輩一般侍奉，他並不向他祈求福佑，也不求他治病，並不像普通的崇拜者和被崇拜之間的必有一種施必望報的情形；第二，這種崇拜儀式不過是藉以對已死的祖先表示敬意的典禮，不過借這一天使全家團聚一次，並紀念祖先對於這家庭所貽的世澤。這種儀式充其量不過如替長輩做一次小規模的生日，和平常替父母做壽，和美國的舉行母親節並沒有什麼分別。

　　基督教士不許中國信徒參加崇拜祖先的儀節，其唯一反對理由，是因為祭祖時大家都須跪地磕頭，認為這是違反十誡中的第一條。這是基督教士太缺乏諒解的表徵之一。中國人的膝蓋不若西方人的膝蓋那樣寶貴，中國人都向他們的皇帝、官府磕頭，新年都向在世的父母磕頭，被視為常事。所以中國人的膝彎較為易於柔曲，而跪在神主牌之前磕幾個頭，也不會使他即因而變為一個崇信異端的人。城市村鎮中的中國信徒即因此和一般的社團生活相隔絕，不能去參加大眾節日的歡聚，也不便捐助這些節日的戲份。所以中國的基督信徒是差不多和本族的人不相往來的。

　　這種對於一己的家庭的虔敬，和神祕性義務的感覺，有時確也能變成一種很深的宗教態度，例如十七世紀的儒者顏元在老年的時候，獨自出外，周歷天下，找尋他的哥哥。因為自己沒有兒子，所以希望尋到他的哥哥和一個侄子，以便傳宗接代。他是四川人，篤信儒宗，專事力行。他的哥哥失蹤已經多年，他忽然厭棄教讀生活，如奉神召一般的決計出外尋兄。他連哥哥的影蹤都不知道，盲目找尋，這是何等艱難的事情。況且這個時期正值明朝覆亡，全國混亂的時候，遍地伏莽，旅行極為危險。但他不顧一切，冒險前行，所到之處都貼下招紙，懸賞找尋。他走了一千餘里的路程，經過中國北部數省。直到數年之後，他走過某處時，被他的侄子看見了他手中所拿傘柄上刻著的姓名，知道是他的叔父，方將他引導到自己家中。那時他的哥哥已死，但他的目的仍算達到，因為果然有一個侄子可繼香煙了。

　　孔子極為推崇孝道，其理由何在？沒有人能夠知道。據吳經熊博士在某篇論文所說，則是因為孔子乃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所以他的心理作用無非也和名歌《甜蜜的家庭》的作者其實從來沒有享過家庭幸福完全一樣。如若孔子幼時他的父親尚在，則他的父職概念便不至於會這樣的深刻遠到。再則如若他已成年，而他的父親尚在世，則結果恐怕更壞於此。因為，如此他即有機會可以看到他那父親的弱點，而會覺得力行純孝未必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了。總之，他出世的時節，父親已經故世，並且不知道父親葬在哪裡。他是一個私生子，他的母親從來沒有告訴過他父親是誰。他的母親死後，他就將母親的遺體葬在「五父之衢」，這當中或者含一些故意亦未可知。後來居然有一個年老婦人將他父親的葬處告訴了他，於是他方將母親的靈柩遷去合葬。

　　這一個巧妙的假說有怎樣的價值，我們不必苛求。但中國的文學中對於家庭理想的必須，確實舉出不少的理由。它是以一個人還不是一個單位，而只是家庭單位中的一分子為出發點。由「生活潮流」假說（這是我所題的名稱）所具的生活觀念為之支持，而由認力行天性為道德和政治的最後目標的哲理證之為正當。

　　家庭制度的理想和個人主義的理想顯然不能並立。一個人終究不能完全獨自一個人過一生。照這樣的個人觀念，太缺乏實在性。我們對於一個人如若不認他是一個人子，一個兄弟，一個父親，或一個朋友，則我們當他是個什麼東西？如此的個人將成為一個形而上的抽象物。中國人的心理都偏於生物思想，所以他們對於人類自然先想到他在生物上的關係。因此家庭即自然成為人生中的生物性單位，婚姻也成為一件家庭事件，而不單是個人事件。

　　和西方的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對照的就是家庭理想。在這種理想中，人並不是個人，而被認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家庭生活巨流中的一個必須分子。這個就是我所謂「生活潮流」假說的意義。人類生活就整個而論，可以為包括多種不同的種族生活潮流。但人們所能直接觸到和看到的只有家庭中的生活潮流。東西兩方都有家庭如大樹這個譬喻，每個人的生命不過是這大樹上的一枝，藉著樹幹而生存，盡他協助樹幹滋長下去的本分。所以就我們所見，人類生活顯然是一種生長或連續作用。在這當中，每個人都在家庭歷史上有一番作為，盡他對於整個家庭的義務，不過成績有優劣，有些替家庭爭到光榮，有些使家庭蒙受惡名。

　　家庭意識和家庭榮譽的感覺，或許就是中國人生中唯一的團體精神或團體意識。家庭中每個分子因須振其家聲，必須好好地做人，而不得遺羞於家族。他應該和一個球員一般將球推向前去。敗家子不但是個人之恥，也是全家之羞，正如一個球員失足而被對方將球搶去一般。凡去考試而得題名金榜的好像是一個獲得勝利的球員，光榮不但屬於他個人，也屬於他的一家。考中狀元或不過一個三甲進士的人，光被全族，使全族的人甚至連親戚和同鄉都受到精神上的興奮和實質的權益。即使在一二百年之後，鄉人尚會誇說某某年本鄉怎樣出過狀元。從前人中了狀元或進士時，全家全鄉都舉行慶祝，榮歸掛匾，大家何等歡欣興奮，覺得榮耀非凡，人人有份。和這個相較起來，現代的學校畢業接受文憑時是何等的冷靜，缺乏興趣啊！

　　在這一幅家庭生活的景象內，其變化和色彩有很大的伸縮餘地。人們須經過童年、成人和老年。這幾個時期先由別人養育他，再由他去養育別人，最後於老年時重複由別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別人，受別人的指揮，等到成人以後，他便漸漸地受人尊奉，指揮別人。更重要的，女人的插身於家庭之中，使這幅景象增加不少色彩。女人在連續不斷的家庭生活中不單是個裝飾品或玩具，也不單是一個妻，而實是這株家庭大樹的一個關係生存和必須的分子。因為使連續成為可能者即是女人，而家庭中各個支派的盛衰也是以所娶來的媳婦的體質心性為依歸。一個聰明的家長，於選擇媳婦時，必注意她的出身是否清白，正如園丁對於接果樹的枝必須加以選擇一般。很有些人認為一個人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或苦或樂，都以他所娶的妻為定，而未來家庭的整個性質也由此而決定。孫子體格的強弱，性情的優劣，完全以媳婦的體格性情為依歸。因此就產生一種根據於遺傳性的無形的，界限不分明的優生學，注重於門第的高低。實則也無非是家長對於未來媳婦的體格姿色和教育的一種取捨標準。普通的標準大都著重於她的家教。依傳統的說法，最好的媳婦應出於勤儉書禮之家。有時候家長發現所娶的媳婦不賢慧時，他便要咒罵親家的家教不良。所以為父母者又多出了一種教養女兒將來成為好媳婦而不致貽羞家聲的責任，例如不會烹飪，不會做年糕之類，都須視為沒有家教。

　　依照這種家族制度裡邊的「生命潮流」假說，永生幾乎是可以看到可以觸到的東西了。一個祖父看見孫兒背了書包上學校，便覺得他好似已在這個小孩之中重新生活。他用手去撫摸這個小孩時，他即感到這就是自己的血肉。他的生命不過是家庭大樹上的一枝，或永遠向前流去的潮流中一部分。所以他雖死也是快樂的。因此中國的家長所關切的事情就是：親見男婚女嫁，視為比將來自己所葬的墳墓或所睡的棺材更重要。他必須親眼看見媳婦或女婿是怎樣的人，方始放心。如若都是很好並且滿意的，他便可以含笑而逝，一無遺恨了。

　　這種生命概念的結果：使一個人對於任何物事都有一種伸長的見解，而不再認生命為始於個人，止於個人。球隊當中雖有一兩個守衛中途退出，但他們的位置即刻有人填補，而球賽依舊可以繼續下去。成敗也因而變換了性質。中國的生活理想是：做人須無愧於祖宗，並且無愧於自己的好兒子。中國官員在辭職時每引用下面這兩句老話：

　　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一個人最不幸的遭遇或許就是兒子不肖，不能維持家聲、保持家產。一個富翁看見他的兒子好賭，就覺得他半生辛勞所積聚的家產不能保持。如果兒子失敗，這失敗便是絕對的。在另一方面，一個眼光遠大的寡婦，她如有一個五歲的好孩子，她就能含辛茹苦歷盡艱難去教養他。中國歷史中這種守節撫孤的女人很多很多，期望經歷多年苦況之後兒子成人，一旦飛黃騰達。蔣介石就是這類事件的一個最近榜樣。他幼時和寡母常受鄰人的欺侮，但寡母因有這個兒子，終願奮志撫養。寡居的母親，由於她們的富有實際見解，常常教養出才德俱優的大人物。這樁情形使我覺得單以撫育兒童而言，父親竟是不必要的。寡婦的笑聲最大，因為她總是末了一個發出笑聲的人。

　　因此，生活在這種家庭方式之中是令人滿意的。因為人生的生物性各方面都已顧到。此即孔子所關切的事情。依孔子的見解，政治的最後理想原是異常屬於生物性的。他說：「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這話不單是對於枝節問題的一種表白，而實是政治的最後目標，所以尤堪注意。此即人性學者所謂的達情哲理。孔子意欲使一切人類天性都得到滿足，以為必須如此方能使人在滿意的生活中得到道德的和平，而只有道德的和平方是真正的和平。這是一種政治理想，其目的在於使政治成為不必要。因為這種和平是發於人類本心，極為穩固的和平。

　　二　家庭制度

　　吾國古時並無所謂「家族制度」這種社會學上的名詞。吾們所知道的「家」，它只是為「契本」或為人類社會之本的家。家族制度渲染了吾們一切社會生活的色彩。它是屬人主義的，即吾人對於政府之概念亦係把它看作人格化的。家族制度所教導吾們的孩子們的第一個課程，是在人與人之間的社交的義務：自重、禮貌、責任心，和相互調整補充的要務。責任心的意義，是闡述得很明確的，即是對於父母的感恩圖報的義務觀念，和對於長老的敬意。它很近乎代替宗教的作用，而給予人們以社會長存與家族永續的意識，因以滿足人類巴求永生的願望。經由崇拜祖先的制度，它使永生的意識倍形活躍。它教導人以一種家族光榮的意識，此種意識在西方固不難搜得類似的例證。

　　家族制度的影響於吾人，就恰恰在於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它從吾們手中剝奪了訂婚權，而以之授予我們的父母；它使吾人結婚不是娶了一個妻子，卻是娶了一房媳婦，更使吾人的妻子生產兒子成為「養孫子」；它把新娘的義務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輕夫婦白晝掩扉成為非禮行為，而使秘密二字成為中國人所不知的名詞。比方一架收音機，它使吾人安於鬧的習慣，鬧的婚禮，鬧的葬儀，鬧的飲食，以至於鬧的睡眠。它麻痺了我們的神經而發展了吾們的耐性。歐美人民好像一個閨女，它只消照顧自身，因之她只消使她自己外觀整潔而美麗，中國人民則好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婦，她有許許多多家庭的本分須行料理，吾們是以在很小的年齡就已養成了端莊性，它使吾們的青年人各守本分；它過度保護我們的孩子，不知道怎麼倒很少有孩子反抗家庭而出走的。凡父母太以自己為中心而太專制，它時常剝奪了青年的事業心和發明天才。著者認為這一點是家族制度所施於中國人的特性最惡劣的影響。父母的喪儀又涉及士子應試的機會，居父母之喪的讀書人必須停止應考三年，同時又為士大夫階級提出辭呈的最好理由。

　　家族主義之倫理哲學甚至限制吾人之遠遊與運動，因為在《孝經》中產生了一個學理，殆為每個小學生都須熟記者，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為孔子門人之佼佼者，當其臨終之際，這樣說：「啟予足，啟予手」，蓋曾子保全其身體髮膚而終，可告無愧於祖宗。此種思想已極鄰近於宗教思想。它又限制我們的向外發展，因為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遊歷的最好形式，本應該是無一定目的地無預定目的地的，依照孔子的學理，這便不可能了。所謂孝子，應該慎惜身體，不可爬高山，不可走險路。這樣一來，阿爾卑斯俱樂部（Alpine　Club）中遂找不出一個配稱孝子的人了。

　　總之，家族制度為個人主義之否定，它又限制個人的活動，有如騎士之韁索的控制阿拉伯野馬的奔馳。有時遇著騎師是個好人，他幫忙良馬在賽馬會中奪取錦標，而騎師不常是好人；有時控抑勒制馬匹的且不是一個騎師，而僅為一輛不中用的貨車，你看還成怎個樣子。中國社會固無所用於阿拉伯良馬，其最充分之明證即為中國社會之從不產生良馬，中國社會把良馬屠殺個精光，把牠們窮追驅入山林，或把牠們禁閉入收容所。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馬為呆滯魯鈍服韁之馬，果然，吾們的社會上便真饒有這樣的駑馬。

　　「名分學說」，即孔子學說通常所被稱之代名詞，實為家族制度背後的社會哲學。這是一種道理，乃所以維持中國社會之秩序者，它同時為社會組織與社會控馭之原理。其基本理想為名分。名分賦予每一個男子或女子在社會上所應處的一定地位。有如人文主義者的理想欲「令任何事物都歸於適當地位」。名分的社會理想亦為每個人都處於適當地位。「名」的意義為名稱，「分」的意義為本分。孔子學說實際上常被稱為「名教」或即為「名分的宗教」。名稱是一個稱號，所以給予人以表明各個在社會上所處的一定地位，即身分，更表明其與別個人的關係。缺乏一個名號，或在社會關係中的定限，一個人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分，從而也不知道怎樣控制他的行為。孔子的理想便是這樣，倘使每個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動適合於自己的地位，則社會秩序便能有把握的維持。關於中國社會所崇奉的五大人倫，其中四倫是與「家」有關的。此五大人倫即君臣之關係，父子之關係，夫婦之關係，以及兄弟、朋友之關係。其最後一倫朋友之關係可為之合併於家庭，因為朋友乃為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範圍內的人──他們是家族間的朋友。家族是一切道德行為的出發點。

　　不過吾人於此必須提示者，孔子從未想把家族意識去奪取社會意識或民族意識的地位，亦並未想把它發展成一種高度自私的形式──後世的結果，盡孔子全部實踐的智慧，實未能料及。家族制度的劣點，在韓非子時代已很明顯（約當紀元前三世紀末期）。依著者愚見，韓非子實為那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韓非子》一書所記載的當時政治實況的描寫，可以映出今日中國的形貌。例如由於親貴偏寵而使文官制度崩壞，不啻攘奪了國家資產而增富了私家。高官顯宦之建築富麗的別莊，瀆職官吏之缺乏任何制裁，因而缺乏公民觀念和一般的缺乏社會意識。此等劣點都經韓非子一一指出，他主張組織一個法治的政府，他認為法治政府才是政治上唯一的出路。可是韓非子自己的結局卻是被迫仰藥而死，類乎蘇格拉底的命運。

　　但至少在學理上，孔子並非有意犧牲了社會的完整，而使家族意識發展為自私觀念的。在他的道德律裡面，他也曾容許某程度的超家族的仁愛。他把家庭內的道德訓練作為普通道德訓練的基礎，他計劃想從此普通的道德訓練，實現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要很適宜於和諧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只有在這種悟性裡面，一個人才能瞭解重視孝道的意義，孝在中國倫理觀念裡面，是居於百善之先的。中國文字裡頭，那個教育的教字甚至是從「孝」字蛻化而來的。《孝經》上對於孝的意義，做下面的解釋：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

　　在另一節裡，孔子又說：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

　　由於這種意義，孔子對他的弟子曾子說：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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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道德哲理，在社會上，基於模擬的學理，在教育上，基於習慣的學理。社會教育的方法，即自兒童時代培植純正的心智態度，其出發點乃自然開始於家庭中。這種方法，並無差誤。它的唯一弱點為政治與道德的混合。其結果對於家庭是有著優良的成效的，而對於國家則為危害。

　　家族制度又似社會制度，它是堅定而又一貫的。它肯定的信仰一個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應構成一個健全的國家。但是從現代的眼光看來，孔氏學說在人類五大人倫中，脫漏了人對於異域人的社會義務，這遺漏是巨大而且災苦的。博愛在中國向非所知而且實際加以消極的抑制的。學理上，博愛的精義可謂已包容於互助說裡面。孔子稱君子者謂：「夫仁者，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但是這個施仁於他人的熱忱，卻是不列於五倫之內，亦無明確之定義。一個家族，加以朋友，構成銅牆鐵壁的堡壘。在其內部為最高的結合體，且彼此互助，對於外界則取冷待的消極抵抗的態度，其結局，由於自然的發展，家族成為一座堡壘，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奪物。

　　三　徇私舞弊和禮俗

　　每個家族，在中國，實際係一互助小組織，在這個組織裡頭，各人盡其力而取所需。其間分子與分子的互助，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蓋受著一種道德意識和家族光榮的鼓勵。有時一個兄弟會渡海離家數千里，以恢復那破了產的哥哥的名譽。一個環境較好的人常撥其全家消費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資助其姪兒的就學，此固視為尋常事，非有任何功績可言者。一個功名利達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給他的親戚，而倘沒有現成的差使，亦可以生產幾個拿乾俸的閒職，這樣拿乾俸和徇私的習慣，隨著每度政治變革運動而發展起來──這種習慣加上經濟的壓迫，變成一種不可抗拒之力，毀損人而不受人之毀損。這種力量是異常巨大的，雖經政治改革期的屢次努力，秉著十分熱情的好意，也終於收了失敗的結局。

　　公平地觀察一下，徇私並不劣於別種惡習的「情面」，一個部長，不獨置其姪兒於部內，同時還須安插其他官員的姪兒──倘這些官員是比他高級的，還寫著薦賢書給他，那麼許多賢姪兒往那裡去安插呢？除非拿乾俸或予以諮議顧問之類的名義。經濟壓力和人口過剩的排擠是那樣尖銳，而同時又有那麼許多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讀書人，卻沒有一個人會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機，致令每一個新公事機關成立或官吏就職之日，就有數百封介紹書蜂擁而來。是以那是很自然，慈善事業乃從家族為始。因為家族應看作中國傳統的失業保險制度。每個家各自照顧自己的失業分子，既經照顧失業分子，其第二步較好的工作為替他尋覓位置。這種辦法應略勝慈善事業一籌，因為它教訓那些運氣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識；而那些受到這樣資助的人又轉而幫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這些大官僚掠奪了國家的財產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給養當世的一代，或可接續蓄養三、四代，積貲常自數十萬至數千萬，僅志在光耀門楣而為家族中的好分子。營利舞弊，敲詐錢財，對於公眾是一種惡行，對於家族卻是美德。因為一切中國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國語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動詞活用，像辜鴻銘說過是動詞「把」字（原文係to squeeze 二字，有壓榨的意思）。好似吾們的常用語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這賣國的奸臣──他把我帶到這兒──」，這個把字是正規的動詞。

　　如是，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培養出了個人主義，而限於家族以內的合作觀念產生了盜竊狂的結果，此盜竊狂卻又帶著利他主義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盜竊狂──舞弊的習性──又可以和個人的誠實性並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愛並行而不悖，這情形在歐美，怕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會上的巨頭──他們是中國報紙上時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動人物──他們對於慈善事業不僅一諾千金，往往輕鬆地捐個十幾萬塊錢給一個大學或市立醫院，這種捐贈，其實不過將其自人民掠奪而來的金錢返還於人民。這樣的情形，東亞和歐美卻不謀而合，其不同之處僅在歐美則唯恐此等真情之敗露，而在東亞則似獲得社會的默許。

　　在中國，即使一個人為了偷竊金錢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為了偷盜國家資產，就是北平故宮博物院裡的無價之寶，被博物院管理當局所盜竊而經社會揭發，仍不當作盜竊國家財產看待。因為吾人好像有一種政治腐敗的宿命，這宿命在邏輯論體系上是緊隨著「賢人政府」的學理。孔子教導我們，政府要受賢人君子的統治，吾們乃真當這班統治者為賢人君子看待，沒有預算，也沒有決算（政府歲支報告），人民沒有立法上之同意表決權，政治犯也沒有牢獄。其結果，他們的道德素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

　　不過這樣掠奪來的或盜竊來的金錢，仍常能滲漏而返還人民，這殆便是德謨克拉西【註：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民主制、民主主義的舊譯。】精神的美處，這返還的途徑倘不經由大學，則經由一切依賴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聽差走役。那些僕人揩揩東家的油水，不過在幫助他東家返還金錢於人民，而他們的揩揩油水是有著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後，也有一個家庭問題，雖其量的大小與東家不同，家庭問題之性質則無異。

　　除了上述偏愛徇私和政治腐敗之外，另有種種社會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們可以統括地稱為缺乏社會訓練。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恰如它的徇私惡習破壞了文官考試制度，它叫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不是何等的惡行。更壞的是使人傾倒其垃圾於鄰居的門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例證，莫如所謂中國人的殷勤禮貌，這是很被誤解的論旨。中國人的殷勤禮貌，不能依照愛默生（Emerson）所下的定義「做事情的欣快樣子」來下界說。中國人辦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看誰是他所與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國人對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們的禮貌恰如英國人在殖民地上對待其同種族以外的人。有一個英國人告訴我說：「我們對待自己人是向不驕傲的，這是可喜的一點。」這在英國人應該很感滿足了，因為他們自己人布滿全球。中國人對待其朋友及其熟習的人是並非無禮貌的，但超出了這個界限，則在社會行動上常對其旁邊人採取積極的敵意；如果他是公共汽車的同車乘客，或戲院售票間附近的客人，彼此的爭先恐後，不讓於世界大戰時火線上衝鋒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個下雨天，在內地的公共汽車站瞧見一位同車乘客，他正在發狂一樣爭奪一個座位，誰知所佔據的乃是司機的座位，卻還是堅決地拒絕車站職員的要求，不肯讓座。只要用一些社會常識考慮一下，誰都知道沒有司機，車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這一些常識。假使你更進一步的分析，這個人是不是被認為可恥？吾們先要知道，為什麼這樣的下雨天只有一輛可載客八十多人的車子。原來其他車輛被當地的軍事長官徵調去充運輸之用──所運輸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麼這位軍官的公益心是在那裡呢？制度既經紊亂，人們被迫發狂樣的爭奪座位，大家耽擱於離家三十哩的路程上，在一個下雨天，誰不焦急著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個佔著司機座位的人站了起來，誰保不有第二人來搶奪這個座位呢？所以這件案例十分典型：可以顯示鄉野農夫天真的禮貌與速度化時代相互間的不能適應；顯示政治的紊亂，促成了個人之間的你爭我奪；也顯示缺乏以新的社會意識做基礎的傳統，而這是需要時間來成長的。

　　缺乏社會常識正足以說明為什麼許多公共汽車公司都折了本，許多採礦公司都關了門，缺乏社會知識的範圍，延展至廣，自圖書館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級官吏破壞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壞關係較小的法典，其結果即為全部缺乏社會訓練和普遍的蔑視公眾章程和規律。

　　事實是如此的，原來家族制度處在極端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社會意識二者之中途，這社會意識在歐美是包括了整個社會的。中國的社會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許多小個體；在它裡面存在著共產式的合作，但個體與個體之間，沒有真實統一的聯繫，除了國家。因為過去中國在這個世界上實際是孤零零地生存著，未受劇烈的競爭傾軋，因而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沒有積極地發展起來。如是，家族意識替代了歐美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意識。有幾種類似民族主義形式是在發展著，但歐美人士毋庸為之吃驚。「黃禍」不會從中國出發。中國人的本質裡頭，深深伏有一種根性，吾們願意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為國家而死，更沒有一個人肯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般的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的保存守舊生活。一九三五年曾遊歷過日本與中國的遊歷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對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較一下，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讀報紙的時間總是在電車上或火車上，他們帶著固執猛厲的臉色，咬緊堅決的下顎，在他們的眉頭罩著一層迫近眉睫的國難暗影，看似具有果決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這個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別人所粉碎，是以必須準備這個時代的來臨──而中國人穿了長袍，寬衣博帶，雍容溫靜，優游自得，一若這個世界上永遠不會有什麼可以把他從酣夢中搖醒過來。無論你走進中國家庭，上中國館子，走在中國街道上，你真不會相信世界的慘禍或國難行將臨頭！中國人常自承自己的國家像一盤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國家是結合在一起，像一塊花崗石。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為花崗石雖然堅固，世界大戰的巨彈或許會把它爆裂開來，但是一盤散沙，你至多僅能使它散開一下，沙粒固然仍為原來的沙粒。

　　四　戀愛和求婚

　　有一個問題可以發生：中國女子既屬遮掩深藏，則戀愛的羅曼斯如何還會有實現的可能？或則可以這樣問：年輕人的天生的愛情，怎麼樣兒的受經典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在年輕人，羅曼斯和戀愛差不多是寰宇類同的，不過由於社會傳統的結果，彼此心理的反應便不同。無論婦女怎樣遮掩，經典教訓卻從來未逐出愛神。戀愛的性質容貌或許可以變更，因為戀愛是情感的流露，本質上控制著感覺，它可以成為內心的微鳴。文明有時可以變換戀愛的形式，但也絕不能抑制它。「愛」永久存在著，不過偶爾所蒙受的形象，由於社會與教育背景之不同而變更。「愛」可以從珠簾而透入，它充滿於後花園的空氣中，它拽撞著小姑娘的心坎。或許因為還缺少一個愛人的慰藉，她不知道什麼東西在她心頭總是煩惱著她。或許她倒並未看中任何一個男子，但是她總覺得戀愛著男子，因為她是愛著男子，故而愛著生命。這使她更精細的從事刺繡而幻化的覺得好像她正跟這一幅虹彩色的刺繡戀愛著，這是一個象徵的生命，這生命在她看來是那麼美麗。大概她正繡著一對鴛鴦，繡在送給一個愛人的枕套上，這種鴛鴦總是同棲同宿，同遊同泊，其一為雌，其一為雄。倘若她沉浸於幻想太厲害，她便易於繡錯了針腳，重新繡來，還是非錯誤不可。她很費力的拉著絲線，緊緊地，澀澀地，真是太滯手，有時絲線又滑脫了針眼。她咬緊了她的櫻唇而覺得煩惱，她沉浸於愛的波濤中。

　　這種煩惱的感覺，其對象是很模糊的，真不知所煩惱的是什麼；或許所煩惱的是在於春，或在於花，這種突然的重壓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個小姑娘的愛苗成熟的天然信號。由於社會與社會習俗的壓迫，小姑娘們不得不竭力掩蓋住她們的這種模糊而有力的願望，而她們的潛意識的年輕的幻夢總是永續的行進著。可是婚前的戀愛在古時中國是一個禁果，公開求愛真是事無前例，而姑娘們又知道戀愛便是痛苦。因此她們不敢讓自己的思索太放縱於「春」「花」「碟」這一類詩中的愛的象徵，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讓她多費工夫於詩，否則她的情愫恐怕會太受震動。她常忙碌於家常瑣碎以衛護她的感情之聖潔，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護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時候的侵襲。她願意靜靜地守候以待時機之來臨，那時戀愛變成合法，而用結婚的儀式來完成正當的手續。誰能逃避糾結的情欲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類的約束，天性有時還是占了優勢。因為像世上的一切禁果，兩性吸引力的銳敏性，機會以尤少而尤高。這是造物的調劑妙用。照中國人的學理，閨女一旦分了心，什麼事情都將不復關心。這差不多是中國人把婦女遮掩起來的普遍心理背景。

　　小姑娘雖則深深遮隱於閨房之內，她通常對於本地景況相差不遠的可婚青年，所知也頗為熟悉，因而私心常能竊下主意，孰為可許，孰不愜意。倘因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了私心默許的少年，縱然僅僅是一度眉來眼去，她已大半陷於迷惑，而她的那一顆素來引以為自傲的心兒，從此不復安寧。於是一個祕密求愛的時期開始了。不管這種求愛一旦洩露即為羞辱，且常因而自殺；不管她明知這樣的行為會侮蔑道德規律，並將受到社會上猛烈的非難，她還是大膽的去私會她的愛人。

　　而且戀愛總能找出進行的路徑的。

　　在這兩性的瘋狂樣的互相吸引過程中，那真很難說究屬男的挑動女的，抑是女的挑動男的。小姑娘有許多機敏而巧妙的方法可以使人知道她的臨場。其中最無罪的方法為在屏風下面露出她的紅綾鞋兒。另一方法為夕陽斜照時站立遊廊之下。另一方法為偶爾露其粉頰於桃花叢中。另一方法為燈節晚上觀燈。另一方法為彈琴（古時的七弦琴），讓隔壁少年聽她的琴挑。另一方法為請求她的弟弟的教師潤改詩句，而利用天真的弟弟權充青鳥使者，暗通消息；這位教師倘屬多情少年，便欣然和覆一首小詩。另有多種交通方法為利用紅娘（狡黠女僕）；利用同情之姑嫂；利用廚子的妻子；也可以利用尼姑。倘兩方面都動了情，總可以想法來一次幽會。這樣的祕密聚會是極端不健全的；年輕的姑娘絕不知道怎樣保護自身於一剎那；而愛神，本來懷恨放浪的賣弄風情的行為，乃挾其仇讎之心以俱來。愛河多濤，恨海難填，此固為多數中國愛情小說所欲描寫者。她或許竟懷了孕！其後隨之以一，熱情的求愛與私通時期，軟綿綿的，辣潑潑的，情不自禁，卻就因為那是偷偷摸摸的勾當，尤其覺得可愛可貴，惜乎，通常此等幸福，終屬不耐久啊！

　　在這種場合，甚麼事情都可以發生。少年或小姑娘或許會拂乎本人的意志而與第三者締婚，這個姑娘既已喪失了貞操，那該是何等悔恨。或則那少年應試及第，被顯宦大族看中了，強制的把女兒配給他，於是他娶了另一位夫人。或則少年的家族或女子的家族闔第遷徙到遙遠的地方，彼此終身不得復謀一面。或則那少年一時寓居海外，並無意背約，可是中間發生了戰事，因而形成無期的延宕。至於小姑娘困守深閨，則只有煩悶與孤零的悲鬱。倘若這個姑娘真是多情種子，她是患一場重重的想思病（想思病在中國愛情小說中真是異樣的普遍），她的眼神與光彩的消失，真是急壞了爹娘，爹娘鑑於眼前的危急情形，少不得追根究柢問個清楚，終至依了她的願望而成全了這樁婚事，俾挽救女兒的生命，以後兩口兒過著幸福的一生。

　　「愛」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因而與涕淚、慘愁，與孤寂相揉和，而女性遮掩的結果，在中國一切詩中，摻進了淒惋悲憂的調子。唐以後，許許多多情歌都是含著孤零消極無限的悲傷，詩的題旨常為閨怨，為棄婦，這兩個題目好像是詩人們特別愛寫的題目。

　　符合於通常對人生的消極態度，中國的戀愛詩歌吟詠別恨離愁，無限淒涼，夕陽雨夜，空閨幽怨，秋扇見捐，暮春花萎，燭淚風悲，殘枝落葉，玉容憔悴，攬鏡自傷。這種風格，可以像林黛玉臨死前，當她得悉了寶玉與寶釵訂婚的消息所吟的一首小詩為典型，字裡行間，充滿著不可磨滅的悲哀：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是誰？

　　但有時這種姑娘運氣好，也可以成為賢妻良母。中國的戲曲，故通常都殿以這樣的煞尾：「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五　家庭和婚姻

　　在中國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著者有一次嘗到蘇州鄉下去遊玩一番，卻讓女人家抬了藤轎把我抬上山去。這些女轎夫拼命著要把我這臭男子抬上山去，那時我倒有些恧顏，沒了主意，只得忸怩地讓她們抬了這麼一程。因為我想此輩是古代中國女權族長的苗裔，而為南方福建女人的姊妹。福建女人有著筆挺的軀幹，堂堂的胸膛，她們扛運著煤塊，耕種著農田，黎明即起，盥洗沐髮，整理衣裳，把頭髮梳得清清淨淨，然後出門工作，間復抽暇回家，把自己的乳水餵哺兒女。她們同樣也是那些豪富女人統治著家庭、統治著丈夫者的女同胞。

　　女人在中國曾否真受過壓迫？這個疑問常常盤桓於我的腦際。權威蓋世的慈禧太后的幻影馬上浮上了我的心頭，中國女人不是那麼容易受人壓迫的女性。女人雖曾受到許多不利的待遇，蓋如往時婦女不得充任官吏，然她們仍能引用其充分權力以管理一個家──除掉那些荒淫好色之徒的家庭是例外，那裡的女子真不過被當作一種玩物看待。即使在這等家庭中，小老婆也往往還能控馭老爺們。更須注意者，女子嘗被剝奪一切權利，但她們從未被剝奪結婚的權利。凡生於中國的每一個姑娘，都有一個自己的「家」替她們準備著。社會上堅決的主張，即如奴婢到了相當年齡，也應該使之擇偶。婚姻為女子在中國唯一不可動搖的權利，而由於享受這種權利的機會，她們用妻子或母親的身分，作為掌握權力的最優越的武器。

　　此種情形可以兩面觀，男子雖無疑的嘗以不公平態度對待女子，然有趣的倒是許多女子偏會採取報復手段者。婦女的處於從屬地位，乃為一般的認女人為低能的結果，但同時也由於女子的自卑態度，由於她們的缺乏男子所享受的社會利益，由於她們的教育與知識的比較淺薄，由於她們的低廉而艱難與缺乏自由的生活，更由於她們的雙重性本位──妻妾。婦女的痛苦，差不多是一種不可明見的隱痛，乃為普遍的把女性認作低能的結果。倘值夫婦之間無愛情可言，或丈夫而殘暴獨裁，在此場合，妻便沒有其他補救的手段，只有逆來順受。婦女之忍受家庭專制的壓迫，一如一般中國人民之能耐政治專制的壓迫。但無人敢說中國之專制丈夫特別多，而快樂婚姻特別少，其理由下面即可見之。婦女的德行總以不健談不饒舌為上，又不要東家西家地亂闖閒逛，又不宜在街頭路側昂首觀看異性。但是有許多女人卻是生來格外饒舌，有許多女人便是喜歡東家西家地亂闖，有許多女人偏不客氣地站立街道上觀看男人。女子總被期望以保守貞操而男子則否。但這一點並不感覺有甚麼困難，因為大部分女人是天生的貞節者，她們缺乏社交的利益，如西洋婦女所享受者。但是中國婦女既已習慣了這種生活，她們也不甚關心社交的集會，而且一年之間，也少不了有相當勝時令節，好讓她們露露頭面，欣賞一番社會活動的歡娛景象，或則在家庭內舉行宴會，也可以盡情暢快一下。總之，她們除了在家庭以內的活動，其他一切都屬非主要任務，在家庭中，她們生活行動有她們的快活自由。故肩荷兵器以警衛市街之責任，亦非她們所欲關心者。

　　在家庭中，女人是主腦。現代的男子大概沒有人會相信莎士比亞這樣說法：「水性楊花啊！你的名字便是女人。」莎翁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所描寫的人物李爾王的女孩和克利奧潘曲拉（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所代表者，便否定了上述的說法。倘把中國人的生活再加以更精密的觀察，幾可否定流行的以婦女為依賴的意識。中國的慈禧太后，竟會統治偌大一個國家，不問咸豐皇帝的生前死後。至今中國仍有許多慈禧太后存在於政治家的及通常平民的家庭中，家庭是她們的皇座，據之以發號施令，或替她兒孫判決種種事務。

　　凡較能熟悉中國人民生活者，則尤能確信所謂壓迫婦女乃為西方的一種獨斷的批判，非產生於了解中國生活者之知識。所謂「被壓迫女性」這一個名詞，絕不能適用於中國的母親身分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腦。任何人不信吾言，可讀讀《紅樓夢》，這是中國家庭生活的紀事碑。你且看看祖母賈母的地位身分，再看鳳姐和她丈夫的關係，或其他夫婦間的關係（如父親賈政和他的夫人，允稱最為正常的典型關係），然後明白治理家庭者究為男人抑或女人。幾位歐美的女性讀者或許會妒忌老祖母賈老太太的地位，她是闔家至高無上的榮譽人物，受盡恭順與禮教的待遇。每天早晨，許多媳婦必趨候老太太房中請安，一面請示家庭中最重要事務。那麼就是賈母纏了一雙足，隱居深閨，有什麼關係呢？那些看門的和管家的男性僕役，固天天跑腿，絕非賈母可比。或可細觀《野叟曝言》中水夫人的特性，她是深受儒教熏陶的一個主要角色。她受過很好的教育而為足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模範人物，在全部小說中，她無疑又為地位最崇高的一人。只消一言出口，可令她的身為卿相的兒子下跪於她的面前，而她一方面運用著無窮智慧，很精細的照顧全家事務，有如母雞之護衛其雛群。她的處理事務用一種敏捷而慈祥的統治權，全體媳婦是她的順從的臣屬。這樣的人物或許是描摹過分了一些，但也不能當作完全虛構。不錯，閫以內，女子主之。閫以外，男子主之，孔夫子曾經明白的下過這樣分工的定則。

　　女人家也很明白這些。就在今日上海百貨商店裡的女售貨員，還有著一付妒嫉的眼光側視那些已經出嫁的女人，瞧著她們手挽肥滿的錢袋，深願自身是買客而不復是售貨員。有時她們情願替嬰孩結織絨線衫褲而不復是盤數現金找頭、穿著高跟鞋賡續站立八小時之久，那真是太長久而疲倦的工作。其中大多數都能本能地明瞭什麼是比較好的事情。有的甘願獨立，但這所謂獨立，在一個男子統治權的社會裡存在的事實不多。善於嘲笑的幽默家不免冷笑這樣的「獨立」。天生的母性欲望──無形、無言、猛厲而有力的欲望，充滿了她們的整個軀體。母性的欲望促起化妝的需要，都是那麼無辜，那麼天然，那麼出於本能；她們從僅足以糊口的工薪中積蓄下來，只夠買一雙她們自己所售賣的絲襪。她們願意有一個男朋友送些禮物給她們，或許她們會暗示地，羞答答地請求他們，一方面還要保全她們的自重的身分，中國姑娘本質是貞潔的，為什麼不可請求男人家買些禮物送她呢？她們還有什麼別的方法購買絲襪呢？這是本能告訴她們是愛情上的必需品。人生是一大謎！她們的悟性再清楚沒有，她們很願意終身只有一個人購買禮物給她。她們希望結婚，她們的直覺是對的。那麼婚姻上有什麼不對，保護母性又有什麼不對？

　　結合了家庭，女人們踏進了歸宿的窩巢。她們乃安心從事於縫紉與烹調。可是現在江浙中等人家女人倒不事烹調與縫紉，因為男子在她們自己的圈地上打倒了她們，而最好的縫工和司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子大概將在其他事業上繼續排擠她們，除了結婚是唯一的例外。因為男子在任何方面所可獲得的機會、便利遠優於女子，只有結婚為否。至於婚姻分內，女子所可獲得的便利，優於男子，這一點她們看得很清楚。任何一個國家中，女人的幸福，非依賴乎她們所可能享受的社交機會之眾多，卻有賴乎跟她們終身作伴的男人的品質。女人的受苦，多出於男人的暴戾粗魯過於男人的不夠公民投票資格。倘男人而天生的講情理，脾氣好，慎思慮，女人便不致受苦。此外，女人常挾有「性」的利器，這對於她們有很廣的用途。這差不多是天所予以使她們獲得平等的保證。每一個人，上自君王，下至屠夫，烘餅司務，製燭工人，都曾經責罵過他的妻子而亦曾受過妻子的責罵。因為天命註定男人和女人必須以平等身分相互親密著。人生某種基本關係像夫婦之間的關係，各個不同的國家民族之間，所差異的程度至微；遠非如一般讀了遊歷家的記述所想像的。西洋人很容易想像中國人的妻子當作像驢子樣的供丈夫作奴隸。其實普通中國男子是公平的講情理的人物。而中國人則容易想像認為西洋人因為從未領受過孔子學說思想的洗禮，所以西洋妻子不關懷丈夫的衣服清潔與果腹事宜，終日身穿寬薄襯褲，逍遙海灘之上，或縱樂於不斷的跳舞會中。這些天方野乘、異域奇聞，固為雙方人民茶餘酒後之閒談資料；而人情之真相反忘懷於度外。

　　那麼實際生活上，女人究並未受男人之壓迫。許多男人金屋藏嬌，逢著河東獅吼，弄得在女人之間東躲西避，倒才真是可憐蟲。此另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性的吸引力，使各等親屬的異性之間不致嫌惡過甚，是以女人倒不受丈夫或公公的壓迫；至於姑嫂之間，繫屬平輩，縱令彼此不睦，不能互相欺侮。所剩留的唯一可能事實，是為媳婦之受婆婆虐待，這實在是常遇的事情。中國大家庭中，媳婦的生活，負著許多責任，實在是一種艱難的生活。不過應該注意的是：婚姻在中國不算是個人的事件，而為一個家族整體的事件，一個男人不是娶妻子，而是娶一房媳婦，習慣語中便是如此說法。至若生了兒子，習慣語中多說是「生了孫子」。一個媳婦是以對翁姑所負的義務較之對丈夫所負者為重大。盛唐詩人王建嘗有一首詠新嫁娘絕句，真是足以引起人類共鳴的傳神的筆墨：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

　　　　未諳翁食性，先遣小姑嘗。

　　一個女人能取悅於一個男子，是一種珍貴的努力，至能取悅於另一女人，不啻為一種英勇的行為，所惜許多是失敗的。做兒子的，介乎盡孝於父母與盡愛於妻子二者之間，左右為難，從不敢大膽替妻子辯護。實際上許多虐待女人的殘酷故事，都可以尋索其根源繫屬一種同性間的虐待。不過後來媳婦也有做婆婆的日子，倘她能達到這個久經盼望的高齡，那實在是榮譽而有權力的身分，由一生辛苦中得來的。

　　六　樂享餘年

　　據我的見解，中國的家族制度大概是對老者和幼者的一種個別準備的佈置。因為童、幼、老三個時期須占到人生歲月之半，所以幼者和老者都應當心使他們過滿意的生活。其中幼者雖因不知人事而比較不會自己當心自己，但對於物質的享用，則其需要不如老者那麼深切。小孩對於物質供給的缺乏，往往不太有感覺。所以貧苦人家的孩子常和富家的孩子一樣的快樂。他因沒有鞋穿而赤腳，但在他未始不是一種舒適。而在老者，則赤足便覺得十分難受了。這是因為幼童都較為充滿生氣。他有時雖也知道憂慮，但一會兒便會忘卻。他不像老者那般並沒有錢財觀念，他有時也會收藏幾張香菸裡邊的贈品券，但他的目的不是積財，而是想去調換一支氣槍。老年的人便與此不同，而去收藏自由公債了。這兩種收藏舉動在意趣上是不能做比較的。其理由是：因為幼童不像成人那麼受過生活的壓迫，他的個人習嗜尚沒有形成。他喝咖啡並不一定非某種牌子不可，無非是有什麼吃什麼。他並沒有什麼種族偏見，他的思想和概念都尚沒有固定的軌道。所以老者比幼童更需要他人的幫助，這事好似很奇怪，但其原因則是因為老者的恐懼心較為明顯，欲望較為無限制而已。

　　中國人在上古時代已有優視老年人的意識。這種意識我以為可以比擬西方的武士精神和優視女人習慣。其實這種舉動也可以稱為武士精神。孟子所說：「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即表示一種優良政治的最後目標。孟子又列述世上四種最困苦的人為鰥、寡、孤、獨。他說，第一第二兩種應由一種政治經濟的安排方法使他們男婚女嫁，各將其偶。他對於孤兒的處置沒有提起，但當時已有養老院的設立，而育嬰堂也是各時代都有的。不過人人知道養老院和育嬰堂終不足以替代家庭一般的感覺，都以為只有家庭能給老年和幼童以一種相當滿意的供給。小孩子自有父母愛護他們，可毋庸細說。不過晚輩對於長輩的孝養，則正如中國的俗諺「水往低處流」那句話一般，不像長輩愛小輩那麼自然，而必須由文化去培植出來。一個自然人必會愛他的子女，但只有受過文化洗禮的人才會孝養父母，敬愛老年。這個教訓到現在已成為大眾所公認的原理，並且據有些學者說來，能得孝養父母的機會已成一種權利，而為人所渴望的了。父母病的時候未能親侍湯藥，死的時候未能送終，已被中國人視為終身莫大的遺憾。官員到了五六十歲尚不能迎養父母，於官署中晨昏定省，已被認為犯了一種道德上的罪名，而本人對於親友和同僚也必要時常設法解釋他不能迎養的理由。從前有一個人，因回到家裡時父母死了，即不勝悲憾，說了下面這兩句話：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

　　我們應該可以假定如果人們能過一種詩意的生活，他就會拿晚年當做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代。他非但不會再畏懼老年，而且反將希望這個時期早些來臨，當它是一生中一個最美好最快樂的時期，而時常來先預備去享受它。我將東西兩方的生活拿來做比較的時候，覺得兩者之間雖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絕對不相同的實在只有這個對於老年的態度這一點。這態度在東西兩方絕對的不同，而且區別分明，毫無折衷調和的餘地。兩方對於性，對於女人，對於工作娛樂和成就，在態度上雖是不同，但其不同之處都不過是相對的。例如：中國的夫妻之間的關係和西方的夫妻關係，根本上沒有什麼很大之分別。即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此外如對於個人的自由、民主制度、人民和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等等的觀念，實在也並沒有什麼極大的不同之處。但對於老年一事的態度，則兩方的態度竟絕對的不同，所持的見地竟絕對的相反。這一點在向人詢問年齡和說出自己的年齡時，就可以極明白地看出來。中國的習慣在拜訪生人時，問過尊姓大名之後，接下來必問他貴庚。如對方很謙虛地回說只有二十三或二十八歲，則問者必以「前程遠大後福無量」一語去安慰他。但那人如回說已經三十五或三十八歲，則問者便會表現尊敬的態度，而讚他好福氣。總之所回報的年齡越高，則所受到的尊敬越深。如答話的已經五六十歲，則問者必低聲下氣地以晚輩自居，表示極端的尊敬。所以凡是年老的人，如可能的話，都應該到中國去居住。因為在那裡哪怕是白髮龍鍾的乞丐，他討起飯來也比別人容易些。中年的人常希望快些過他的五十歲生日，得意的商人和官員常大做四十歲的生日。但是五十歲生日，即所謂年已半百，更為人所重視。以後每隔十年必做一次壽，六十歲的生日比五十歲更快活。七十歲的生日比六十歲更快活。如能做八十歲的生日時，更將被人視為得天獨厚。頷下留起長鬚來，是祖父一輩人的特權。沒有到這資格的人，例如還沒有孫子或年齡未過五十者，如若留鬚，常會被人背後譏笑。因此，年輕的人也都喜學做老成持重，抱著和老年人相同的見解。剛從中學畢業的少年書生，已在那裡寫「青年應知」和「青年應讀」等類的文章，並以為父母者的態度而討論青年的墮落問題了。

　　我們如了解中國人之如何珍視老年，便能明瞭為什麼中國人都喜歡倚老賣老，自認為老。第一，照中國的禮貌，只有長者有發言的權利，年輕的人只許靜聽。所以中國有「少年用耳不用口」那句老話。凡有年齡較高的人在座時，年輕的人只許洗耳恭聽。世人大都歡喜發言而受人聽，因此，在中國必須到相當的年齡才有發言權利這件事，便使人期望早些達到老年，以便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多說幾句話。這種生活程序之中，人人須循序而進，每個人都有同等達到老年的機會，而沒有一個人能躐等超前。因此，當一個父親教訓他的兒子時，如若祖母走來插口，那做父親的便須停口，謹敬恭聽。這時他當然很羨慕那祖母的地位。年老的人能說：「我所走過的橋比你所走過的街還要多幾條。」因此，以經驗而言，年輕的人在長者面前，沒有發言的權利，自只能洗耳恭聽，這是很公允的。

　　我雖然已很熟悉西方的生活，並很明白西方人對於老年的態度，但有時所聽見的話仍使我非常詫異，很出我的意料。這種使我奇異的態度，常有所遇。我曾聽見過一位年老的婦人說，她已有幾個孫兒女，其中以長孫兒使她受到的感觸最大。她的意思是長孫兒已如此長大，將反映她自己的年齡之高。我很明白美國人最恨別人說他已老，但我意料不到他們的畏懼心竟會到這個地步。五十歲以下的人大都希望旁人視他為依然年富力強，這很在意中。但是一個頭髮已經花白的老婦人，在旁人提到她的年齡時尚要顧左右而言他，實在使我覺得出於意外。當我在讓一位老者先走進電梯或公共汽車時，我心中自不免有認為他已老的意思，但我總不敢形之於口。有一天遇到這樣一件事時，我無意之間說了出來，不料那位很尊嚴的老者於坐下去時，竟會向坐在他下手的太太用著譏笑的口氣說我：「這年輕的人，竟以為他比我年紀輕的多啊！」

　　這種情形太缺乏意識，使我不解其所以然。我很諒解年輕和中年未嫁的女人因為保愛其青春，所以不願意將年紀告訴旁人。中國女郎達到二十二歲而尚未出嫁或定親時，也常要感到一些恐懼。歲月很忍心地按部就班地消逝，一刻也不肯停留。女人常怕被歲月所遺棄，如在公園晚間園門關時不及出去而被關閉在裡邊一般。因此常有人說，女人一生中最長的一年是二十九歲，直可以延長到三四年之久而依然是二十九歲。但除了這種情形以外，隱瞞年齡便屬毫無意思。在旁人的眼光中，人非已老何以能夠聰明。年輕的人對於生命婚姻和真有價值的事物能知道些什麼？我很諒解。因為西方生活的整個模型都過於重視青春，所以不論男女都不敢將自己的年齡告訴他人。一個年紀四十五歲的女書記，其實很富於精力，辦事效能很高，但是假使她將年齡一旦說破，便將為了不可解的理由被人認為毫無用處。無怪她為了要保全飯碗起見，而不能不隱瞞年齡。這種生活的模型，和對於青春的過於重視，都太缺乏意識，照我看來，竟毫無意義。這種情形顯然是職業生活所造成，因為我深信在敬老上，家庭勝於公事房。除非美國人民漸漸覺得憎嫌工作效能和成就，上述的情形竟是無可避免的。我頗以為等到美國的為父者能視家庭而不是公事房為他生活中的理想處所，能公然如中國父親一般泰然自若地告訴旁人他已有一個好兒子，可以繼續他的事業，並且覺得受其奉養很可誇耀時，他便會期望這種快樂時期的來臨。在尚未到五十歲的時候，即要屈指計算，好像等得不耐煩了。

　　美國身體康健的老年人常對人說他尚年輕，而旁人也說他年輕。但實在的意義則是說他康健，這真是一種語言上的不幸。老年健壯是人生的莫大幸運，但改稱之為健壯年輕，便將減削意義，使原來很完美的東西變為不完美了。實在說起來，這世界中再沒有比一個健壯而智慧的老者更美麗的，它有著紅的面頰，雪白的頭髮，以通曉世故的態度，用和藹的口氣，談著做人的道理。中國人很明白這一點，所以畫起老翁來總是紅面白鬚，視之為人世終極快樂的象徵。中國人所畫的壽星，美國人大概也看見過的，他那高高的額角，紅紅的面孔，雪白的長鬚，笑容可掬的樣子，這畫像是何等的生動。他手撫長鬚，悠然自得，何等的莊嚴，令人起敬。因為從沒有人對他的智慧發生疑問，所以他極端自信。因為他見慣了人世的憂苦，所以極仁慈。我們對於富有生氣的老者每說他們是老當益壯，像勞合．喬治這樣的人，我們每稱他為老薑，意即薑桂之性，越老越辣。

　　我在美國幾乎連白鬚老者的影子也看不到，他們好似結了伴躲避我。我在美國已那麼久了，只有一次在紐澤西州看見過一個略具白鬚老者樣子的人。這或者是保安剃刀的成績，其可惜和愚笨正如中國北方的農民將各處山上的樹木一起砍伐淨盡，弄得美麗的青山都變成禿頂光皮一般不相上下。美國尚有一處寶藏需待他們去發現，這就是美麗和智慧的寶藏，美國人民發現時方能覺得這寶藏是何等的悅目賞心。飄飄長髯的山姆老叔已不復可見，因為他已用保安剃刀將長鬚剃去，變成一個雙顴高聳，雙頰凹癟，戴著一副牛角框眼鏡，透出炯炯目光的滑稽樣子了。這一變立刻使他失去了舊日的莊嚴偉大，那是何等的可惜。我對最高法院問題所取的態度（這問題其實和我並不相干），完全繫以愛好卻爾斯伊文思許斯的面貌而決定的。他簡直已是美洲碩果僅存的偉大老人。試問此外還有別個嗎？為了優待起見，自應讓他退休，但如果說他已衰老不堪任事，則在我看來竟是絕大的侮辱。他的面貌是雕刻家所認為最合理想的。

　　美國的老人依舊要如年輕人一般的忙勞，顯然是個人主義推行得太過分所致。他以自立為榮，而以依賴晚輩為恥。美國憲法曾替人民規定下許多應享的權利，但不應遺漏了老年人應由其子女贍養這一條。因為這也是由服役而產生的一種權利和義務。為父母者在子女幼小時何等的辛勞，子女小有病痛必整日整夜的服侍，換下來的尿布每天必須洗滌，須費二十餘年的功夫方能完成教養，使他們可以出去應世做事。他們即費了這大的辛苦，則到了老年時，應該由他們的子女贍養並受人尊敬，尚有拒絕不給予他們的道理嗎？在普通方式的家庭生活中，凡是人都先受父母的教養，後來則接下去教養自己的子女，最後則受子女的贍養，程序極為自然，其間沒有個人自傲的餘地。中國人因為他們對生活的概念是完全以家庭中互助為基礎，所以並沒有個人獨立的意識。因此，到了老年受子女們的贍養時，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恥的地方，反而將因有子女贍養他們而自己覺得欣幸。中國人的生存目的也僅此而已。

　　西方人則不然，他寧可去住在附近有烹飪室的旅館中。出於大公無私的願望，不願為子女所累，不願去干涉他們的家庭生活。但他其實有干涉的權利，這種干涉即使將使子女們不愉快，但確屬十分自然。因為一切生活，尤其是家常生活，本是一種節制課程。試想人在幼時，豈不都受父母的干涉嗎？操行主義者以為子女須離開父母，在這種思想中，我們看到不干涉的邏輯。父母曾為我們費過一番極大的辛勞，如若我們在他們老而無能時尚不能容忍他們，則我們在家庭中尚能容忍什麼人？一個人無論如何須學習自制，否則連婚姻也失去效力。試想骨肉的情愛奉侍，豈是旅館僕役所能代替的嗎？

　　中國人對於年老父母的躬親奉侍概念，繫完全根據於有恩必報的理由。一個人從朋友方面所受到的恩惠都可以用數字計算，但父母的養育之恩則絕不是數字所能記錄。中國的教孝論文中，一再提起洗尿布。這件事使輪到自己做父母時覺得有意義。所以為了報答起見，父母年老時，為子女者豈不應好好地侍奉，視其所好，每天以精美的膳食供養嗎？為子女者盡孝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單是像醫院看護服侍一個陌生病人一般，但求盡職就能算數的。以下是屠羲時所著《養正遺規》中的一節。這篇文字從前小學生都當做教科書讀，中間詳述子女應該怎樣對父母盡其孝道：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蚊蠅。冬月則審察衣被之厚薄，爐火之多寡，時為增益；並候視窗戶罅隙，使不為風寒所侵，務期父母安樂方已。

　　　　十歲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畢，詣父母榻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乃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戶而後息。

　　因此在中國，哪個不期望做老人，做父母或祖父母？這類事情常被普羅級著作家所譏笑，視為封建遺毒。但其中實有一種佳趣，因此，中國內地的老年人都還牢守這個思想，而以為新的中國太不像話。最重要的一點是：凡人如有相當的長壽，他不能不老。愚拙的個人主義似乎假定個人可以在抽象的境地中生存，可以實際的獨立。我們如若捨棄這個思想，便會承認我們必須如此計劃我們的生活方式，以使人生的極樂時期出現在老年之時，而並不在知識未充分的青年時期。因為我們如若取持和此相反的態度，則我們將於不知不覺之間和光陰做必不能獲勝的競賽，對於未來永遠懷著一種恐懼，深怕它的蒞臨。一個人絕不能不老，凡自己以為不老的人，都是在那裡自欺。人類不能和大自然相對抗，則何不安於由此而老呢？生命的交響曲，其終點處應是偉大的和平晴朗，物質舒適和精神上的滿足，而不是破鑼破鼓的刺耳響。

　　　　窗內人於窗紙上作字，吾於窗外觀之，極佳。

　　　　當為花中之萱草，毋為鳥中之杜鵑。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長廉靜，家道優裕，娶婦賢淑，生子聰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胸藏邱壑，城市不異山林；興寄煙霞，閻浮有如蓬島。

　　　　清宵獨坐，邀月言愁；良夜孤眠，呼蛩語恨。

　　　　居城市中，當以畫幅當山水，以盆景當苑圃，以書籍當朋友。

　　　　延名師訓子弟，入名山習舉業，丐名士代捉刀，三者都無是處。

　　　　方外不必戒酒，但須戒俗；紅裙不必通文，但須得趣。厭催租之敗意，亟宜早早完糧；喜老衲之談禪，難免常常布施。

　　　　萬事可忘，難忘者名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美酒三杯。

　　　　酒可以當茶；茶不可以當酒；詩可以當文，文不可以當詩；曲可以當詞，詞不可以當曲；月可以當燈，燈不可以當月；筆可以當口，口不可以當筆；婢可以當奴，奴不可以當婢。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忙人園亭，宜與住宅相連；閒人園亭，不妨與住宅相遠。

　　　　有山林隱逸之樂而不知享者，漁樵也，農圃也，緇黃也；有園亭姬妾之樂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商也，大僚也。

　　　　痛可忍，而癢不可忍；苦可耐，而酸不可耐。

　　　　閒人之硯，固欲其佳；而忙人之硯，尤不可不佳；娛情之妾，固欲其美；而廣嗣之妾，亦不可不美。

　　　　鶴令人逸；馬令人俊；蘭令人幽；松令人古。

　　　　予嘗欲建一無遮大會，一祭歷代才子，一祭歷代佳人。俟遇有真正高僧，即當為之。

　　　　美味以大嚼盡之，奇境以粗遊了之，深情以淺語傳之，良辰以酒食度之，富貴以驕奢處之，俱失造化本懷。

　　七　人生的歸宿

　　即將中國人的藝術及其生活予以全盤的觀察，吾人才將信服中國人確為過去生活藝術的大家。中國人的生活，有一種集中現實的誠信，一種佳妙的風味，他們的生活比之西洋為和悅為切實而其熱情相等。在中國，精神的價值還沒有跟物質的價值分離，卻幫助人們更熱情享樂各自本分中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愉快而幽默的原因。一個非基督徒會具一種信仰現世人生的熱誠，而在一個眼界中同時包括精神的與物質的評價，這在基督徒是難於想像的。吾們同一個時間生活於感覺生活與精神生活，如覺並無不可避免的衝突。因為人類精神乃用以美飾人生，俾襄助以克服吾們的感覺界所不可避免的醜惡與痛苦，但從不想逃免這個現世的生命而尋索未來生命的意義。孔子曾回答一個門人對於死的問題這樣說：「未知生──焉知死？」他在這幾句話中，表現其對於人生和知識問題的庸常的、非抽象的、切實的態度，這種態度構成吾們全國的生活與思想的特性。

　　這個見地建立了某種價值的標度。無論在智識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人生的標準即據此為基點。它說明吾們的喜悅與嫌惡心。人生的標準在吾們是一種種族的思想，無言詞可表，無庸予以定義，亦無庸申述理由。這個人生的標準本能地引導吾們懷疑都市文化而倡導鄉村文化，並將此種理想輸入藝術，生活的藝術與文化的藝術；使吾們嫌惡宗教，玩玩佛學而從不十分接受其邏輯的結論；使吾們憎厭機械天才。這種本能的信任生命，賦予吾們一種強有力的共通意識以觀察人生千變萬化的變遷，與智識上的盈千累萬的困難問題，這些吾們粗魯地忽略過去了。它使吾們觀察人生沉著而完整，沒有過大的歪曲評價，它教導吾們幾種簡單的智慧，如尊敬長老，愛樂家庭生活，容忍性的束縛與憂愁生活。它使吾們著重幾種普通道德像忍耐、勤儉、謙恭、和平。它阻止狂想的過激學理的發展而使人類不致為思想所奴役。它給我們價值的意識而教導我們接受人生的物質與精神上的優點。它告訴我們，無論人類在思想上行為上怎樣盡了力，一切知識的最終目的為人類的幸福。而吾們總想法使吾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快樂，無論命運的變遷若何。

　　吾們是老大的民族。老年人的巨眼看盡了一切過去與一切現代生活的變遷，也有許多是淺薄的，也有許多對於吾們人生具有真理的意義。吾們對於進步略有些取冷笑的態度，吾們也有些懦弱，原來吾們是老蒼蒼的人民了。吾們不喜在球場上奔馳突驟以爭逐一皮球，吾們卻歡喜閒步柳堤之上與鳴鳥游魚為伴。人生是多麼不確定，吾們倘知道了甚麼足以滿足吾們，便緊緊把握住它，有如暴風雨的黑夜，慈母之緊緊抱住她的愛子。吾們實在並無探險北極或測量喜馬拉雅山的野心。當歐美人幹這些事業，吾們將發問：「吾們幹這些事情為的是什麼？是不是到南極去享快樂生活麼？」吾們上戲院或電影院，但是在吾們的心底吾們覺得一個真實小孩的笑容，跟銀幕上幻想的小孩笑容一樣給我們快樂。吾們把二者比較一下，於是吾們安安頓頓住在家裡。吾們不信接吻自己的愛妻定然是淡而無味，而別人的妻子一定會更顯嬌的，好像「家主婆是別人家的好」。當吾們泛舟湖心，則不畏爬山之苦，徘徊山麓，則不知越嶺之勞，吾們今朝有酒今朝醉，眼底有花莫掉頭。

　　人生譬如一齣滑稽劇。有時還是做一個旁觀者，靜觀而微笑，勝如自身參與一分子。像一個清醒了的幻夢者，吾們的觀察人生，不是戴上隔夜夢景中的幻想的色彩，而是用較清明的眼力。吾們傾向於放棄不可捉摸的未來而同時把握住少數確定的事物，吾們所知道可以給予幸福於吾人者，吾們常常返求之於自然，以自然為真善美永久幸福的泉源。喪失了進步與國力，吾們還是很悠閒自得的生活著，軒窗敞啟，聽金蟬曼唱，微風落葉，愛籬菊之清芳，賞秋月之高朗，吾們便很感滿足。

　　因為吾們的民族生命真已踏進了新秋時節。在吾們的生命中，民族的和個人的，臨到了一個時期，那時秋的景色已彌漫籠罩了吾們的生命，青綠混合了金黃的顏色，憂鬱混合了愉快的情緒，而希望混合著回想。在吾們的生命中臨到一個時期，那時春的爛漫，已成過去的回憶；夏的茂盛，已成消逝歌聲的餘音，只剩微弱的迴響。當吾們向人生望出去，吾們的問題不是怎樣生長，卻是怎樣切實地生活；不是怎樣努力工作，而是怎樣享樂此寶貴為歡樂之一瞬；不是怎樣使用其精力，卻是怎樣保藏它以備即將來臨的冬季。一種意識，似已達到了一個地點，似已決定並尋獲了我們所要的。一種意識似已成功了什麼，比之過去的茂盛，雖如小巫見大巫，但仍不失為一些東西，譬如秋天的林木，雖已剝落了盛夏的蔥鬱，然仍不失林木的本質而將永續無窮。

　　我愛好春，但是春太柔嫩；我愛好夏，但夏太榮誇。因是我最愛好秋，因為她的葉子帶一些黃色，調子格外柔和，色彩格外濃郁，它又染上一些憂鬱的神采和死的預示。它的金黃的濃郁，不是表現春的爛漫，不是表現夏的盛力，而是表現逼近老邁的圓熟與慈和的智慧。它知道人生的有限，故知足而樂天。從此「人生有限」的知識與豐富的經驗，出現一種色彩的交響曲，比一切都豐富，它的青表現生命與力，它的橘黃表現金玉的內容，紫表現消極與死亡。明月輝耀於它的上面，它的顏色好像為了悲愁的回憶而蒼白了，但是當落日餘暉接觸的時候，它仍能欣然而笑。一陣新秋的金風掠過，木葉愉快地飛舞而搖落，你真不知落葉的歌聲是歡笑的歌聲還是黯然銷魂的歌聲。這是新秋精神的歌聲。平靜、智慧、圓熟的精神，它微微笑著憂鬱而讚美興奮、銳敏、冷靜的態度──這種秋的精神曾經辛棄疾美妙地歌詠過：

　　　　少年不識愁滋味，

　　　　愛上層樓，愛上層樓，

　　　　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

　　　　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卻道天涼好個秋。

※生活的樂趣　一　中國的悠閒理論

　　美國人是聞名的偉大的勞碌者，中國人是聞名的偉大的悠閒者。因為相反者必是互相欽佩的，所以我想美國勞碌者之欽佩中國悠閒者，是跟中國悠閒者之欽佩美國勞碌者一樣的。這就是所謂民族性格上的優點。我不曉得將來東西文明是否會溝通起來，可是在事實上，現在的東西文明已經連繫起來了。如將來交通更進步，現代的文明更能遠布時，它們間的關係將更加密切。現在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機械的文明中國不反對，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這二種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使它們成為一種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學。至於東方哲學能否侵入西洋生活中去的這一個問題，無人敢去預言。

　　機械的文明終於使我們很快地趨近於悠閒的時代，環境也將使我們必須少工作而多過遊玩的生活。這雖然是環境問題，當人類覺得有很多的閒暇工夫時，他不得不去想出一些消磨空閒的聰明方法。這種空閒是飛快進步的結果，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必須接受。一個人終不能預測下一代的事物。三十年後的生活怎樣，只有大膽的人們才敢去擬想。對於這世界不斷的進步，人類總有一天會感到厭倦，而去清查他對於物質方面的成就。當物質環境漸漸改善了，疾病滅絕了，窮困減少了，人壽延長了，食物加多了，到那時候，人類絕不會像現在一樣的匆忙。而且我相信這種環境或者會產生一種較懶惰的性格。

　　此外，主觀的因素常是和客觀的因素同樣重要的。哲學不但變換了人類的觀念，同時也改變了人類的性格。人類對於機械文明的反應，是視人類本性而異的。在生物學上講到有下列一類的情形，如對刺激的敏感性，反應的緩急。以及各種動物在同樣的環境之下所做的不同行為。有些動物的反應比較遲緩。就是在機械文明裡（美英法德俄等包括在內）我們看見各民族的不同氣質，對於這個機械時代也產生不同的反應，同時，在個人方面，在同樣的環境中也會產生不同的反應。我認為中國未來的機械文明所創造的生活方式，一定近於現代的法國生活方式，因為中國人和法國人的氣質是極相近的。

　　今日的美國是機械文明的先導者，大家都以為世界在未來的機械控制下，一定傾向於美國那種生活形態。這種理論我卻抱著懷疑，誰也不會知道未來的美國人又將是怎樣的一種氣質，勃魯克（Ｖａn　Ｗｙcｈ　Ｂｒｏｏｋ）在新著《新英格蘭文化時代》一書中所描寫的也許會重現於今日，我以為這是可能的。沒有人敢說新英格蘭文化的產物不是典型的美國文化，也沒有人敢說惠特曼在他的民主主義的憧憬裡所預測的理想──自由人類和完美母親的產生──不是民主主義進步中的理想。假如美國能有短期的休息，我相信它或許會產生新的惠特曼，新的梭羅與新的羅威爾（Ｌｅｗｅｌｌ）。到那時候，那種採金狂熱所弄糟了的美國舊文化，也許會再開花結果。這樣說來，美國將來的氣質，不是又要跟今日的兩樣了嗎？不是將接近於愛默生和梭羅的氣質嗎？我認為文化本來就是空閒的產物。所以文化的藝術就是悠閒的藝術。在中國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來享受悠閒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學的觀點上看來，勞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絕不勞碌，過於勞碌的人絕不是智慧的，善於優遊歲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在此我不想講些中國人的悠閒過活技巧和分類，只是想說明那種養成他們喜閒散，優遊歲月，樂天知命的性情──常常也就是詩人的性惰──的哲學背景。中國人那種對成就和成功的發生懷疑，和對這種生活本身如此深愛的脾氣研究是怎樣生出來的呢？

　　中國人的悠閒哲學，可以在十八世紀的一個不大出名的作家舒白香所說的話裡看出來，他以為時間之所以寶貴，乃在時間之不被利用：「閒暇之時間如室中之空隙。」做女工的女人租不了小小的一個房間住著，房裡滿是東西，一無旋轉的餘地，因而感到不舒服；如果一旦她的薪水略為增加，她便要搬到一間較寬敞的房子裡，在那裡除了放置床桌和煤氣爐子外，還有一些迴旋的地方，這就是她感到舒適。同樣理由，我們有了閒暇，才能感到生活的興趣。我曾聽說紐約公園街（Ｐａｒｋ　Ａvｅnｕｅ）有一位富婆，她把住宅旁邊的無用地皮都買了下來，原因是恐防有人在她的住宅旁造摩天大廈，她僅僅是為了要得一些棄置不用的空地，不惜花費大量金錢；但我以為她花的錢，再沒有比花在這種地方更精明的了。

　　關於這點，我可以報告一些我個人的經驗。原先我看不出紐約市中摩天大廈的美點，後來到了芝加哥，才覺得只要在摩天大廈的前邊有相當的地面，而四周又有半里多的空地，倒可成為莊嚴美麗的。芝加哥在這方面比較幸運，空地較紐約曼哈頓市區多一些。如果那些大建築物間的距離比較寬闊，則在遠處看起來，就似乎沒有什麼東西阻礙了視線。這樣比較起來，我們的生活太狹仄了，使我們對精神生活美點不能得到一個自由的視野。我們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

　　二　金聖歎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則

　　現在讓我們來觀察欣賞一位中國學者自述的快樂時刻，十七世紀印象派大批評家金聖歎在《西廂記》的批語中，曾寫下他覺得最快樂的時刻，這是他和他的朋友在十日的陰雨連綿中，住在一所廟宇裡計算出來的。下面便是他自己認為是人生真快樂的時刻，在這種時刻中，精神是和感官錯綜地聯繫著的：

　　　　其一：夏七月，赤日停天，亦無風，亦無雲；前後庭赫然如洪爐，無一鳥敢來飛。汗出遍身，縱橫成渠。置飯於前，不可得吃。呼簟欲臥地上，則地濕如膏，蒼蠅又來緣頸附鼻，驅之不去。正莫可如何，忽然大黑車軸，疾澍澎湃之聲，如數百萬金鼓。簷溜浩於瀑布。身汗頓收，地燥如掃，蒼蠅盡去，飯便得吃。不亦快哉！

　　　　其一：十年別友，抵暮忽至。開門一揖畢，不及問其船來陸來，並不及命其坐床坐榻，便自疾趨入內，卑辭叩內子；「君豈有斗酒如東坡婦乎？」內子欣然拔金簪相付。計之可作三日供也。不亦快哉！

　　　　其一：空齋獨坐，正思夜來床頭鼠耗可惱，不知其戛戛者是損我何器，嗤嗤者是裂我何書。中心回惑，其理莫措，忽見一狻貓，注目搖尾，似有所睹。斂聲屏息，少復待之，則疾趨如見，唧然一聲。而此物竟去矣。不亦快哉！

　　　　其一：於書齋前，拔去垂絲海棠紫荊等樹，多種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

　　　　其一：春夜與諸豪士快飲，至半醉，住本難住，進則難進。旁一解意童子，忽送大紙炮可十餘枚，便自起身出席，取火放之。硫磺之香，自鼻入腦，通身怡然。不亦快哉！

　　　　其一：街行見兩措大執爭一理，既皆目裂頸赤，如不戴天，而又高拱手，低曲腰，滿口仍用者也之乎等字。其語刺刺，勢將連年不休。忽有壯夫掉臂行來，振威從中一喝而解。不亦快哉！

　　　　其一：子弟背誦書爛熟，如瓶中瀉水。不亦快哉！

　　　　其一：飯後無事，入市閒行，見有小物，戲復買之，買亦已成矣，所差者甚少，而市兒苦爭，必不相饒，便掏袖下一件，其輕重與前直相上下者，擲而與之。市兒改笑容，拱手連稱不敢。不亦快哉！

　　　　其一：飯後無事，翻倒敞篋。則見新舊逋欠文契不下數十百通，其人或存或亡，總之無有還理。背人取火拉雜燒淨，仰看高天，蕭然無雲。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科頭赤足，自持涼傘遮日，看壯夫唱吳歌，踏橘槔。水一時湥湧而上，譬如翻銀滾雪。不亦快哉！

　　　　其一：春眠初覺，似聞家人嘆息之聲，言某人夜來已死。急呼而訊之，正是一城中第一絕有心計人。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早起，看人於松棚下，鋸大竹作筒用。不亦快哉！

　　　　其一：重陰匝月，如醉如病，朝眠不起，忽聞眾鳥畢作弄晴之聲，急引手搴帷，推窗視之，日光晶螢，林木如洗。不亦快哉！

　　　　其一：夜來似聞某人素心，明日試往看之。入其門，窺其閨，見所謂某人，方據案面南看一文書。顧客入來，默然一揖。便拉袖命坐，曰：「君既來，可亦試看此書。」相與歡笑，日影盡去。既已自饑，徐問客曰：「君亦饑耶？」不亦快哉！

　　　　其一：本不欲造屋，偶得閒錢，試造一屋。自此日為始，需木，需石，需瓦，需磚，需灰，需釘，無晨無夕，不來聒於兩耳。乃至羅雀掘鼠，無非為屋校計，而又都不得屋住，既已安之如命矣。忽然一日屋竟落成。刷牆掃地，糊窗掛畫。一切匠作出門畢去，同人乃來分榻列坐。不亦快哉！

　　　　其一：冬夜飲酒，轉復寒甚，推窗試看，雪大如手，已積三四寸矣。不亦快哉！

　　　　其一：夏日於朱紅盤中，自拔快刀，切綠沉西瓜。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為比丘，苦不得公然吃肉。若許為比丘，又得公然吃肉，則夏月以熱湯快刀，淨割頭髮。不亦快哉！

　　　　其一：存得三四癩瘡於私處，時呼熱湯關門澡之。不亦快哉！

　　　　其一：篋中無意忽檢得故人手跡。不亦快哉！

　　　　其一：寒士來借銀，謂不可啟齒，於是唯唯亦說他事。我窺見其苦意，拉向無人處，問所需多少。急趨入內，如數給與，然後問其必當速歸料理是事耶？為尚得少留共飲酒耶。不亦快哉！

　　　　其一：坐小船，遇利風，苦不得張帆，一快其心。忽逢艑舸，疾行如風。試伸挽鉤，聊復挽之。不意挽之便著，因取纜纜向其尾，口中高吟老杜「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之句，極大笑樂。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覓別居與友人共住，而苦無善地。忽一人傳來云有屋不多，可十餘間，而門臨大河，嘉樹蔥然。便與此人共吃飯畢，試走看之，都未知屋如何。入門先見空地一片，大可六七畝許，異日瓜菜不足復慮。不亦快哉！

　　　　其一：久客得歸，望見郭門，兩岸童婦，皆作故鄉之聲。不亦快哉！

　　　　其一：佳磁既損，必無完理。反覆多看，徒亂人意。因宣付廚人作雜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不亦快哉！

　　　　其一：身非聖人，安能無過。夜來不覺私作一事，早起怦怦，實不自安。忽然想到佛家有布薩之法，不自覆藏，便成懺悔，因明對生熟眾客，快然自陳其失。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作擘窠大書，不亦快哉！

　　　　其一：推紙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其一：做縣官，每日打鼓退堂時，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風箏斷，不亦快哉！

　　　　其一：看野燒，不亦快哉！

　　　　其一：還債畢，不亦快哉！

　　　　其一：讀《虯髯客傳》，不亦快哉！

　　可憐的拜倫，他一生中只有三個快樂的時候！如果他不是一個病態而又心地不平衡的人，他一定是被那個時代的流行憂鬱症所影響了。如果憂鬱的感覺不那麼時髦的話，我相信他至少有三十個快樂時刻。這樣說來，世界豈不是一席人生的宴會，擺起來讓我們去享受──只是由感官去享受；同時由那種文化承認這些感官的歡樂的存在，而使我們也可坦白地承認這些感官的歡樂的存在；這豈不顯而易見嗎？我疑心我們所以裝做看不見這個充滿著感覺的美妙世界，乃是由於那些精神主義者弄得我們畏懼這些東西的緣故，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個較高尚的哲學，我們必須重新信任這個「身體」的優美收受器官，我們把輕視感覺和畏懼情感的心理一律摒除。如果那些哲學家不能使物質升華，不能把我們的身體變成一個沒有神經，沒有味覺，沒有嗅覺，沒有色覺，沒有動覺，沒有處觸的靈魂，而我們也不能徹底模仿印度禁欲主義者的行為，那麼我們必須勇敢地面對著這個現實的人生！唯有承認現實人生的那種哲學才能夠使我們獲得真正快樂，也唯有這種哲學才是合理的、健全的。

　　三　心靈的歡樂怎樣

　　這裡讓我們來討論這種所謂心靈和精神的高等歡樂，究竟它們和我們的情感（不是智能）有什麼關係，它們的關係達到何種程度。談到這件事，我們就不期然生出以下的問題，這些有別於高等歡樂的下等情感歡樂，究竟是什麼東西？它們可是同樣東西的一部分，生於情感而又回到情感？它們是否和情感是難於分解的？當我們研究到這些較高的心智歡樂時──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我們發現，智能比之情感和感覺實占著較為無關重要的地位。一幅美麗的圖畫，它的功用，只是使我們回想到一片真的風景或者是一個美麗可喜的面貌，因而生出一種情欲的歡樂，此外可還有什麼作用？文學也只是重作一幅人生的圖畫，表現它的環境和色彩，表現草地的香味和都市中溝渠的臭味，此外，可還有什麼作用呢？我們大抵都有一個觀念，認為一部小說必須要描寫出真正的角色和真實的情感，才近於真正文學的水準。如果一本書的描寫脫離了人生，或只把人生做了一個平淡的解剖，那便不是真正的文學；一本書越有真實的人性，也便越是好文學。如果一本小說只淡淡的分析一下，而不把人生的甜酸苦辣描寫出來，怎能引得起讀者的興趣呢？

　　關於其他的東西，例如詩歌，那不過是渲染著情感的真理；音樂，是無字的情感；宗教，是由幻象中表現的智慧。詩歌之基於音韻及真理的情感，正如繪畫之基於色覺及視覺一樣。音樂全然是情感，絕用不著那種運用智能所必須的語言。音樂不但能表現牛鈴、繁鬧的魚市場以及戰場上的聲響；並且能表現花朵的美妙、波浪的澎湃起伏、月光的幽麗恬靜；但如果要越出感覺的界線，而想表達一個哲學的觀念時，我們可說它是沒落的，它是一個沒落世界的產物。

　　那麼宗教的衰落可也就是由於理智的本身而開始？桑塔耶訥曾說，宗教衰落是由於推理過多，「不幸，這種宗教歷來已不是在幻象中所表現出來的智慧，而只變成了推理過多的迷信。」宗教的衰落，就是由於迂腐太過，以及由於信條、公式、學說和謝罪文的樹立所致。如果要使我們的信仰變成越加正當合理的東西，一定以為我們是對，那麼我們將越加變得不敬虔了。各種宗教相信只有它自己所發現的才是唯一的真理，因之，都成為偏狹的宗派，也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越是信仰我們是合理的，便越發變得偏狹，這就是目下一切宗教派別的同一現象。因此宗教慢慢地和私人生活上最可憎的偏執仄狹、自私的心理發生了關係。這種宗教造成了個人的自私，不但卑視其他的宗教，並且使宗教的信仰變成了他自己和上帝的私人契約，在這契約之下，乙方頌讚著甲方，終日地在唱著聖詩，禱祝甲方的名字，而甲方為報答起見，也將要拿較給旁人更多的福降給乙方，較給別家更多的降福給乙方的家庭。因此我們所看見的那些按時上禮拜堂最「虔誠」的老太太，都是自私自利的。結果，那種自以為正常的意識，那種自以為發現了唯一的真理，便代替了產生宗教的更微妙的情感了。

　　我覺得藝術、詩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輔助我們恢復新鮮的視覺，富於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種更健全的人生意識。我們正需要它們，因為當我們上了年紀的時候，我們的感覺將逐漸麻木，對於痛苦、冤屈和殘酷的情感將變為冷淡，我們的人生想像，也因過於注意冷酷和瑣碎的現實生活而變成歪曲了。現在幸虧還有幾個大詩人和藝術家，他們的那種敏銳的感覺，那種美妙的情感反應，和那種新奇的想像還沒失掉，還可以行使他們的天職來維持我們道德上的良知，好比拿一面鏡子來照我們已經遲鈍了的想像，使枯竭的神經興奮起來。這樣說來，藝術應該是一種諷刺文學，對我們麻木了的情感、死氣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種警告。它教我們在矯飾的世界裡保持著樸實真摯。它應該可以使我們回復到健康幸福的生活，使我們從過分智能活動所產生的昏熱中恢復過來。它應該可以使我們的感覺變敏銳，重使我們的理性和本有的天性發生連繫，由恢復原有的本性，把那脫離生活中已毀壞的部分收集起來，重變成一個整體。如果我們在世界裡有了知識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評而不能欣賞，有了美而沒有愛，有了真理而缺少熱情，有了公義而缺乏慈悲，有了禮貌而一無溫暖的心，這種世界將成為一個多麼可憐的世界啊！

　　講到哲學這種運用著卓越的精神的東西，其危險比我們失去生命本身的感覺更大。我曉得這種智能上的樂趣包括寫一個很長的數學方程序，或是去發現宇宙間的一個大體系這類事情。這種發現或許是一切智能歡樂中的最單純的歡樂，但是在我看來，反不如去吃一頓豐盛的餐食來得開心。第一，這種意念本身可說就是一個畸形產物，即是我們心智活動的副產物；它確是令人愉快，因為它是不費錢的，但無論如何它對我們總好像在生活上不大需要。這種智能上的喜悅，充其量，也只是和猜著了縱橫字謎（Ｃｒｏｓｓｗｏｒｄ　Ｐｕzzｌｅ）的喜悅一樣。第二，哲學家在這時大都是會欺瞞自己，和這個抽象的完美發生愛情，幻想這世界上有一樣比現實本身所能證明者更為偉大合理的完美。這好比是我們把星畫成五個尖角一樣訛誤──我們把一切東西都化成公式的、矯揉造作的、太簡單化的東西了。只要我們不太過分，這種對於完美的東西所生的喜悅倒也是好的，不過我們也要曉得許許多多沒有發現這個簡單一式的圖樣的人們，他們也是照常快樂的。我們沒有這種東西也能生活。所以我情願同一個黑種的女傭人談話，而不願和一位數學大家談話；她的言語比較具體，笑也笑得較有生氣；和她談話至少對於人類天性可以增長一些知識。我是唯物主義者，所以在無論什麼時候總是喜歡豬肉而不喜歡詩歌，寧願放棄一宗哲學，而獲得一片拌著好醬汁的椒黃鬆脆的精肉。

　　我們只有擺脫思想而生活，才能脫離這種哲學的酷熱和惡濁的空氣，進而重獲得一些孩子的新鮮自然的真見識。真正的哲學家對於一個孩子或甚至是一隻關在籠裡的小獅子，應該會覺得汗顏的。試看大自然所賦予那隻小獅子的掌爪、肌肉、美麗的皮毛、豎直的耳朵、光亮的眼睛、敏捷的動作，和嬉戲的感覺，這些是多麼完美啊！自然完美的東西有時被硬弄成不完美的東西，真正哲學家對之應該覺得慚愧；好好一個人要去戴著眼鏡，胃口不好，常常感到身心不安，一無人生的樂趣，他們對這些也應該覺得慚愧。我們不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好處，因為他所說的話大都是於我們無關痛癢的。只有那種和詩歌相應的哲學，只有那種使我們對大自然和人類天性更有真切見識的哲學，於我們才有用處。

　　無論哪一種人生哲學，它必須以我們天賦本能的和諧為基礎。太過於理想主義的哲學家，不久之後，大自然本身也將證明他的錯誤。依據中國儒學的觀念，對於人類尊嚴的最高理想，是一個順其自然而生活，結果達到德參造化之境。這便是孔子的孫兒在《中庸》一書裡所倡導的學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四　大自然的享受──樂園失掉了嗎

　　在這行星上的無數生物中，所有的植物對於大自然完全不能表示什麼態度，一切動物對於大自然，也差不多沒有所謂「態度」。然而世界居然有一種叫做人類的動物，對於自己及四周的環境，均有相當的意識，因而能夠表示對於周遭事物的態度：這是很可怪的事情。人類的智慧對宇宙開始在發出疑問，探索它的祕密，而尋覓它的意義。

　　人類對宇宙有一種科學的態度，也有一種道德的態度。在科學方面，人類所想要發現的，就是他所居住的地球的內部和外層的化學成分，地球四周的空氣的密度，那些在空氣上層活動著的宇宙線的數量和性質，山與石的構成，以及統御著一般生命的定律。這種科學的興趣與道德的態度有關，可是這種興趣的本身純粹是一種想知道和想探索的欲望。在另一方面，道德的態度有許多不同的表現，對大自然有時要協調，有時要征服，有時要統制和利用，有時則是目空一切的鄙視。最後這種對地球目空一切的鄙視態度，是文化上一種很奇特的產品，尤其是某些宗教的產品。這種態度發源於「失掉了樂園」的假定，而今日一般人因為受了一種原始的宗教傳統的影響，對於這個假定，信以為真，這是很可怪的。

　　對於這個「失掉了的樂園」的故事是否確實，居然沒有一個人提出疑問來，可謂怪事。伊甸樂園究竟是多麼美麗呢？現在這個物質的宇宙究竟是多麼醜惡呢？自從亞當和夏娃犯罪以後，花不再開了嗎？上帝曾否因為一個人犯了罪而詛咒蘋果樹，禁止它再結果呢？或是祂曾否決定要使蘋果花的色澤比前更暗淡呢？金鶯、夜鶯和雲雀不再唱歌了嗎？雪不再落在山項上了嗎？湖沼中不再有反影了嗎？落日的餘暉、虹影和輕霧，今日不再籠罩在村落上了嗎？世界上不再有直瀉的瀑布、潺潺的流水，和多蔭的樹木了嗎？所以，「樂園失掉了」的神話是什麼人杜撰出來的呢？什麼人說我們今日是住在一個醜陋的世界呢？我們真是上帝縱容壞了的忘恩負義的孩子。

　　我們得替這位縱容壞了的孩子寫一個譬喻。有一次，世界上有一個人，他的名字我們現在暫且不說出來。他跑去向上帝訴苦說，這個地球給他住起來還不夠舒服，他說他要住在一個有珍珠門的天堂。

　　上帝起初指著天上的月亮給他看，問他說，那不是一個好玩的玩具嗎？他搖一搖頭。他說他不願看月亮。接著上帝指著那些遙遠的青山，問他說，那些輪廓不是很美麗嗎？他說那些東西很平凡。後來上帝指著蘭花和三色堇的花瓣給他看，叫他用手指去撫摩那些柔潤的花瓣，問他道，那色澤不是很美妙嗎？那個人說：「不。」具著無限的忍耐的上帝帶他到一個水族館去，指著那些檀香山魚的華麗的顏色和形狀給他看，可是那個人說他對此不生興趣。上帝後來帶他到一棵多蔭的樹木下去，命令一陣涼風向他吹著，問他道，你不能感到個中的樂趣嗎？但那個人又說他覺得那沒有什麼意思。接著上帝帶他到山上一個湖沼邊去，指給他看水的光輝，石頭的寧靜，和湖沼中的美麗的反影，給他聽大風吹過松樹的聲音，可是那個人說，他還是不感到興奮。

　　上帝以為他這個生物的性情不很柔和，需要比較興奮的景色，所以便帶他到洛磯山頂，到大峽谷，到那些有鐘乳石和石筍的山洞，到那時噴時息的溫泉，到那有沙岡和仙人掌的沙漠，到喜馬拉雅山的雪地，到揚子江水峽的懸崖，到黃山上的花崗石峰，到尼加拉瀑布的澎湃的急流，問他說，上帝難道沒有盡力把這個行星弄得很美麗，以娛他的眼睛、耳朵和肚子嗎？可是那個人還是在吵著要求一個有珍珠門的天堂。那個人說：「這個地球給我住起來還不夠舒服。」上帝說：「你這狂妄不遜、忘恩負義的賤人！原來這個地球給你住起來還不夠舒服。那麼，我要把你送到地獄裡去，在那裡你將看不到浮動的雲和開花的樹，也聽不到潺潺的流水，你得永遠住在那邊，直到你完結了你的一生。」上帝就把他送到一間城市的公寓裡去居住。他的名字叫做克里斯建（Ｃｈｒｉｓｔｉａn──義譯為「基督徒」）。

　　這個人顯然是很難滿足的。上帝是否能夠創造一個天堂去滿足他，還是問題呢。以他的百萬富翁的心理錯綜，我相信在天堂住到第二星期，對於那些珍珠門一定會感到相當厭倦，而上帝到那時候一定是束手無策，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博得這個縱容壞了的孩子的歡心了。

　　一般人都相信：現代的天文學在探索整個看得見的宇宙時，是在強迫我們承認這個地球本身便是一個天堂，而我們夢想中的「天堂」必須占據相當的空間；它既然占據了相當的空間，一定是在穹蒼的什麼星辰上，除非它是在星辰當中的空虛之中。這個「天堂」既然是在一顆有月亮或無月亮的星辰上，我真想像不出一個比我們的地球更好的處所。當然那邊也許不只有一個月亮，而有十二個月亮，粉紅色的，紫色的，紺青色的，青色的，橙黃色的，薰衣草色的，綠色的，藍色的，此外也許還有更好而且更常見的彩虹。可是我相信一個人如果對一個月亮感不到滿足，對十二個月亮也會感到厭倦；一個人如果對於時或出現的雪景和彩虹感不到滿足，對更好而且更常見的彩虹也會感到厭倦。那邊一年中也許不只有四季，而有六季，春和夏，晝和夜的遞變也許一樣的美麗，可是我不知道那有什麼不同。如果一個人不會享受地球上的春和夏，他怎麼能夠享受天堂上的春和夏？

　　我現在說起這種話來，也許是個傻瓜或非常明哲的人，可是我的確不贊成佛教徒或基督教徒的願望：他們假想著一個不占空間，而由純粹的精神創造出來的天堂，因此企圖逃避感官和物質上的東西。在我自己看來，住在這個行星上跟住在別個行星上是一樣的。的確沒有一個人可以說這個行星上的生活是單調無聊的。如果一個人對於氣候的變遷，天空色彩的改變，各季節中的果實的美妙香味，各月中盛開的花兒，感不到滿足，他還是自殺的好，不要再徒勞無功的企圖追求一個無實現可能的天堂，因為這個天堂也許可以使上帝感到滿足，卻不能使人類感到滿足。

　　以今日的實際事實而言，大自然的景色、聲音、氣息和味道，與我們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等感官之間，是有著一種完美的，幾乎是神祕的協調的。這種宇宙的景色，聲音和氣息與我們的知覺之間的協調，乃是極完美的協調，這種協調成為目的論（伏爾泰所譏笑的目的論）最有力的理由。可是我們不必都變成目的論者。上帝也許曾請我們去參加這個宴會，或許不會請我們。中國人的態度是：不管上帝有沒有邀請我們，我們都是要參加宴會的。當菜餚看來那麼美味可口，而我們的胃口又這麼好的時候，不去嘗嘗盛宴的味道，可就太不近情了。讓哲學家們從事他們的形而上的研究，探索出我們是否也是被邀請的賓客吧；那個近情的人卻趁菜餚還沒有冷的時候，狼吞虎嚥起來。飢餓往往是和健全的常識結連在一起的。

　　我們這個行星是個很好的行星：

　　第一，這裡有晝和夜的遞變，有早晨和黃昏，涼爽的夜間跟在炎熱的白晝的後邊，沉靜而晴朗的清晨預示著一個事情忙碌的上午：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第二，這裡有夏天和冬天的遞變；這兩節季本身已經是十全十美了，可是還有春天和秋天可以逐漸地把它們引導出來，使它們更加完美：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第三，這裡有沉靜而莊嚴的樹木，在夏天使我們得到蔭影，可是在冬天並沒有把溫暖的陽光遮蔽了去：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第四，這裡在十二個月的循環中，有盛開的花兒和成熟的果實：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第五，這裡有多雲多霧的日子，也有明朗光亮的日子：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第六，這裡有春天的驟雨，有夏天的雷雨，秋天的乾燥涼爽的清風，也有冬天的白雪：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第七，這裡有孔雀、鸚鵡、雲雀和金絲雀唱著不可摹擬的歌兒：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第八，這裡有動物園，其中有猴子、老虎、熊、駱駝、象、犀牛、鱷魚、海獅、牛、馬、狗、貓、狐狸、松鼠、土撥鼠以及各色各樣的奇特的動物，其種類之多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第九，這裡有虹霓魚、劍魚、白鰻、鯨魚、鰷魚、蛤、鮑魚、龍蝦、小蝦、蠖龜以及各色各樣的奇特的魚類，其種類之多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第十，這裡有雄偉的美洲杉樹、噴火的火山、壯麗的山洞、巍峨的山峰、起伏的山脈、恬靜的湖沼、蜿蜒的江河和多蔭的水涯：宇宙間真沒有一樣東西比此更好。

　　這種可以配合個人口味的菜單，簡直是無窮盡的；人們唯一近情的行為便是去參加這個宴會，而不要埋怨人生的單調。

　　五　論樹與石

　　我不知道我們現在又要做什麼事情了。我們把房屋造成四方形的，造成一列一列的；我們建築一些沒有樹木的直路。再也沒有彎曲的街道了，再也沒有古舊的房屋了，花園中再也沒有井了，城市裡如果有私人花園的話，常常好像是一幅諷刺畫。我們把大自然完全排除在我們的生活之外了，我們居住在沒有屋頂的房屋，屋頂是一座建築物中被忽略的部分；當實利的目的已經達到的時候，當建築師有點疲倦，想快點結束工作的時候，屋頂成個什麼樣子，便沒有人去管了。一般的房屋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乖張的、易變的孩子所造的四方木頭，這個孩子還沒有把木頭造好時，對這種工作已經感到厭倦，終於把沒有造好的木頭棄置在一邊了。大自然的精神已經離開了現代的文明人；在我看來，我們正在企圖使樹木本身也開化了。如果我們記得把樹木種在大街兩旁，我們常常用數字把它們編列號碼，把它們消毒，把它們修割剪裁，使它們成為我們人類認為美麗的形狀。

　　我們常常把花兒種在一塊土地上，使它們看來好像是一個圓圈，一顆星，或幾個英文字母。當我們看見這樣種起來的花兒生長到旁邊去時，我們惶駭了，像看見一個美國西點軍官學校的學生走出隊伍外時那樣地惶駭，我們開始拿剪刀去剪裁它們了。在凡爾賽，我們把這些剪成圓錐形的樹木一對一對很整齊地種成一個圓圈，或種成直行，像一排排的軍隊那樣。這就是人類的光榮和力量，這就是我們訓練樹木的能力，像我們訓練穿制服的兵士那樣。如果一對樹木中有一棵長得比另一棵更高，那麼，我們的手便癢起來，把樹頂剪平，使它不至破壞我們的均稱的感覺，不至破壞人類的力量和光榮。

　　所以，我們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恢復了大自然，把大自然帶回家庭裡來。這是一個棘手的難題。當一個人居住在公寓裡，離開了土地的時候，最優越的藝術脾氣又有什麼用處呢？縱使他有錢租得起摩天大樓上的廂房，他怎麼能夠得到一片草地，一口井，或一個竹叢呢？什麼都錯了，絕對地，無可挽回地錯了。除了高大的摩天大樓和夜間的一列有燈光的窗戶之外，一個人還有什麼可以歡賞的呢？一個人看見這些摩天大樓和夜間的一列有燈光的窗戶時，對於人類文明的力量越發感到驕傲而自負，而忘記人類是多麼孱弱而渺小的動物。

　　所以，我只好放棄這個問題，認為無解決之望了。

　　所以，我們第一步必須給人類很多的土地。不管藉口多麼有道理，文明如果使人類失掉了土地，便是一種不好的文明，假使在未來的文明中，每個人都能夠擁有一英畝的土地，那麼，他便有一點東西可以開始發展了。他可以有樹木，他自己的樹木，他可以有石頭，他自己的石頭。他會小心謹慎的選擇一塊已有長成的樹木的土地；如果那邊還沒有長成的樹木，他會種植一些可以長得很快的樹木，如竹和柳之類。這麼一來，他可就不必再把鳥兒關在籠裡了，因為鳥兒會飛來找他；他也曾想法子使附近的地方有些青娃，如果同時也有一些蜥蜴和蜘蛛，那就更好了。他的孩子便可以在大自然的環境中研究自然的現象，而不必在玻璃匣中研究自然的現象了。至少他的孩子可以看得見小雞怎樣由卵中孵出來，他們對於性和生殖的問題，也不必像「優秀」的波斯頓家庭（ｇｏｏｄ─Ｂｏｓｔｏn　ｆａmｉｌｉｅｓ）的孩子那樣地絲毫不懂。同時，他們將有欣賞蜥蜴和蜘蛛打架的樂趣。他們也將有把身體弄得相當骯髒的樂趣。

　　關於中國人對石頭的感情，我在前一節裡已經說明過，或已經暗示過。這個說明可以使我們了解中國風景畫家為什麼那麼喜歡多石的山峰。這個說明是根本的說明，所以還不能充分解釋中國人的石花園和一般人對石頭的愛好。根本的觀念是：石頭是偉大的，堅固的，而且具有永久性。它們是靜默的，不可移動的，而且像大英雄那樣，具有性格上的力量；它們像隱居的學者那樣，是獨立的，出塵超俗的。它們總是古老的，而中國人是愛好任何古老的東西的。不但如此，由藝術的觀點上說起來，它們是宏偉的，莊嚴崢嶸的，古雅的。此外更使人有「危」的感覺。一個三百尺高直聳雲霄的懸崖，看起來始終是有魔力的，因為它使人有「危」的感覺。

　　可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想。一個人既然不能天天去遊山，必然須把石頭帶到家裡來。講到石花園和假石洞，（這是在中國遊覽的西洋人士很難了解和欣賞的東西），中國人的觀念還是在保存多石的山峰的崢嶸的形狀，「危」崖，和雄偉的線條。西洋的遊歷者並沒有可以責難的地方，因為假山多數造得趣味很低，不能表現大自然的莊嚴和宏偉。幾塊石頭造成的假石洞，常常是用水泥去粘接的，而水泥卻看得出來。一座真正藝術化的假山，其結構和對比的特點應該和一幀畫一樣。假山景的欣賞和風景畫中的山石的欣賞，在藝術上無疑地有很密切的關係，例如宋代畫家米芾曾寫過一部關於石硯的書，宋代作家杜寬寫過一部《石譜》，列舉百餘種各地所產的可造假山的石頭，並詳述其性質。可見在宋朝大畫家的時代，造假山已經是一種極發達的藝術。

　　中國人除了欣賞山峰石頭的雄偉之外，對於花園裡的石頭也產生了一種欣賞的趣味，其所注重的是石頭的色澤、構造、表面和紋理，有時也注重石頭被敲擊時所發出的聲響。石頭越小，對於其構造的質素和紋理的色澤也越加注重。收藏最好的硯石和印石（這兩樣東西是中國文人每天接觸到的）的癖好，對於這方面的發展也大有幫助。所以雅緻、構造、半透明和色澤變成最重要的質素；關於後來盛行的石鼻煙壺，玉鼻煙壺，和硬玉鼻煙壺，情形也是如此。一顆精緻的石印或一個精緻的鼻煙壺有時值六七百塊錢。

　　然而，我們如果想徹底了解石頭在房屋中和花園中的一切用途，必須回頭去研究中國的書法。因為書法不外是對於抽象的韻律、線條和結構的一種研究。真正精緻的石頭雖則應該暗示雄偉或出塵超俗的感覺，然而線條正確倒是更重要之一點。所謂線條，並不是指一條直線，一個圓圈，或一個三角形，而是大自然的嶙峋的線條。老子在他的《道德經》裡始終看重不雕琢的石頭，讓我們不要干犯大自然吧，因為最優越的藝術品，和最美妙的詩歌或文學作品一樣，是那樣完全看不出造作的痕跡的作品，跟行雲流水那麼自然，或如中國的文藝批評家所說的那樣，「無斧鑿痕」。這種原則可以應用於各種的藝術。藝術家所欣賞的是不規則的美，是暗示著韻律、動作和姿態的線條的美。藝術家對於盤曲的橡樹根（富翁的書室裡有時用之以為坐凳）的欣賞，也是根據著這個觀念。因此，中國花園裡的假山多數是未加琢磨的石頭，也許是化了石的樹皮，十尺或十五尺高，像一個偉人孤零零地直立著，屹然不動，或是由山湖沼和山洞得來的石頭。上有窟窿，輪廓極為奇突。一位作家說：如果那些窟窿碰巧是非常圓的，那麼，我們應該把一些小圓石塞進去，以破壞那些圓圈的有規則的線條。上海和蘇州附近的假山多數是用太湖的石頭來建築的，石上有著從前給海浪衝擊過的痕跡。這種石頭是由湖底掘出來的；有時如果它們的線條有改正的必要，那麼，人們就會把它們琢磨一下，使它們十全十美，然後再放進水裡浸一年多，讓那些斧鑿的痕跡給水流的波動洗掉。

　　人類對於樹木的感覺比較容易了解，而且這種感覺當然是很普遍的。房屋的四周如果沒有樹木，看來便很裸露，像男人和女人沒有穿衣服一樣。樹木和房屋的分別就是：房屋是人類建築的，而樹木是生長起來的；而生長起來的東西總是比建築起來的東西更為美觀。我們為了實際上的便利，不得不把牆壁造直，把樓層造平，雖則在地板方面，我們為什麼不使屋中各個房間的地板有不同的高度呢？這是很沒有理由的。雖然如此，我們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傾向，就是喜歡直線和四方形；這些直線和四方形只有在樹木的陪襯下，才能夠顯出它們的美點。在顏色方面，我們也不敢把房屋漆成綠色。可是大自然卻敢把樹木漆成綠色。

　　我們可以在隱藏的技巧中看出藝術的智慧來。我們多麼喜歡誇示啊。在這方面，我須向清朝一位大學者阮元致敬。當他做道臺的時候，他在西湖上建築一個小島嶼（今日稱為阮公嶼），而不願使島嶼上有什麼人造的東西，不要亭子，不要柱石，甚至連紀念碑也不要。他們把自己的建築家的名譽完全抹煞。阮公嶼今日屹立於湖的中央，一片一百多碼闊的平地，比水面高不到一尺，島嶼上四周滿種著柳樹。今日當你在多霧的天氣中眺望時，你會看見那個奇幻的島嶼好像是由水中浮起來似的，柳樹的影兒反映於水中，打破湖面的單調，同時又與湖面調和。因此，阮公嶼是與大自然調和的。它不像隔鄰那座燈塔形的紀念物那麼礙目；那座燈塔形的紀念物是一位美國留學生造的，我每次看見它就覺得眼睛不舒服。我已經宣告天下，如果我有一天做起土匪將軍，攻陷杭州，我的第一道命令，一定是叫部下架起一尊大炮，把那座燈塔轟得粉碎。

　　在種類繁多的樹木中，中國的批評家和詩人覺得有幾種樹木因為有特別的線條和輪廓，在書法家的眼光下是有藝術之美的，所以特別適於作藝術的欣賞的對象。一切樹木都是美的，然而某些樹木卻具有一種特殊的姿態、力量或雅緻。因此，人們在許多樹木之間，選出這些樹木，而使它們和某些情感發生聯繫。普通的橄欖樹沒有松樹那種崢嶸的樣子，某些柳樹雖很文雅，卻不能說是「莊嚴」或「有感應力」：這是很明顯的。所以，世間有少數的樹木比較常常成為繪畫和詩歌的題材。在這些樹木中，最傑出的是松樹（以其雄偉的姿態得人們的欣賞），梅樹（以其浪漫的姿態得人們的欣賞），竹樹（以其線條的纖細和引動人們家鄉的聯想，而得人們的欣賞），以及柳樹（以其文雅及象徵纖細的女人，而得人們的欣賞）。

　　人們對於松樹的欣賞也許是最顯著的，而且是最有詩意的。松樹比其他的樹木更能表現出清高的性格。因為樹木有高尚的，也有卑鄙的，有些樹木以姿態的雄偉而出類拔萃起來，而有些樹木則表現著平庸的樣子。所以中國的藝術家講到松樹的雄偉時，正如阿諾特（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nｏｌｄ）講到荷馬（Ｈｏmｅｒｏｓ）的雄偉一樣。要在柳樹的身上找到這種雄偉的姿態，有如在詩人史文朋（Ｓｗｉnbｕｒnｅ）的身上找到雄偉的姿態一樣的徒勞無功。世間有各式各樣的美，溫柔的美，文雅的美，雄壯的美，莊嚴的美，奇怪的美，崢嶸的美，純然的力量的美，以及古色古香的美。松樹因為具有這種古色古香之美，所以在樹木中占據著一個特殊的地位，有如一個態度悠逸的退隱的學士，穿著一件寬大的外衣，拿著一根竹杖在山中的小道上走著，而被人們視為最崇高的理想那樣。為了這個原因，李笠翁說：一個人坐在一個滿是桃花和柳樹的花園裡，而近旁沒有一棵松樹，有如坐在一些小孩和女人之間，而沒有一位可敬的莊嚴的老人一樣。同時中國人在欣賞松樹的時候，總要選擇古老的松樹；越古越好，因為越古老是越雄偉的。柏樹和松樹姿態相同，尤其是那種捲柏，樹枝向下生著，盤曲而崢嶸。向天伸展的樹枝似乎是象徵著青春和希望，向下伸展的樹枝則似乎是象徵著俯視青春的老人。

　　我說松樹的欣賞在藝術上是最有意義的，因為松樹代表沉默、雄偉，和超塵脫俗，跟隱士的態度十分相同。這種欣賞又和「頑」石與在樹蔭下閒蕩著的老人的形狀發生關係，這是中國繪畫中常常可以看見的。當一個人站在松樹下仰望它時，他感到松樹的雄偉，年老，和一種獨立的奇怪的快樂。老子曰：「天無語。」古松也是無語的。它靜默的、恬然自得的站在那裡；它俯視著我們，覺得它已經看見許許多多的小孩子長成了，也看見許許多多的壯年人變成老年人。它跟有智慧的老人一樣，是理解萬物的，可是它不言，它的神祕和偉大就在這裡。

　　梅樹一部分由其枝椏的浪漫姿態，一部分由其花朵的芬芳而受人們的欣賞。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在我們所欣賞的眾樹之中，松、竹和梅是和嚴冬有關係的，我們稱之為「歲寒三友」，因為松和竹都是常青樹，而梅樹又在殘冬和初春開花。所以，梅樹特別象徵著清潔的性格，那種清爽的、寒冷的冬天空氣所具有的清潔。它的光輝是一種寒冷的光輝，同時，它和隱居者一樣，在越寒冷的空氣中，它便越加茂盛。它和蘭花一樣，象徵著隱逸的美。宋朝一位詩人和隱士林和靖說：他是以梅為妻，以鶴為子的。他在西湖的隱居之地孤山，今日常常有詩人和學士的遊跡，而在他的墓下便是他的「兒子」鶴的墓。講到人們對於梅樹的芬芳和輪廓的欣賞，這位詩人在下述這句名詩裡表現得最為恰切：

　　　　暗香浮動影橫斜

　　一切詩人都承認這七個字最能夠表現出梅樹的美，要找到更切當的表現法是不可能的。

　　竹因其樹身和葉的纖細而受人們的愛好，因為它比別的樹木更纖細，所以文人學士把它種在家宅裡來欣賞。它的美比較是一種微笑的美，它給予我們的快樂是溫和的，有節制的。種得很疏的細竹欣賞起來最有意思，因此無論在現實生活上或繪畫上，兩三株竹跟一個竹叢一樣的可愛。人們能夠欣賞竹樹的纖細的輪廓，所以在繪畫裡也可以畫上兩三枝竹，或一枝梅花。竹樹的纖細的線條與石頭的嶙峋的線條很是調和，所以我們往往看見畫家把一兩塊石頭和幾枝竹畫在一處。

　　這種石頭在繪畫中是有纖細之美的。

　　柳樹隨便種在什麼地方，都很容易生長起來，它常常是長在水岸邊的。它是最美妙的女性的樹。為了這個緣故，張潮認為柳樹是宇宙間感人最深的四物之一，他也說柳樹會使一個人多情起來。人們稱中國女人的細腰為「柳腰」；中國的舞女穿著長袖子的長旗袍，是想摹仿柳枝在風中搖曳的姿態的。柳最容易種植，所以在中國，有些地方滿植著柳樹，蔓延數英里之遠；風吹過的時候，造成一片「柳浪」。不但如此，金鶯喜歡棲息在柳枝上，因此無論在現實生活上或繪畫上，柳樹和金鶯常常是在一起的。在西湖的十景之中，有一景叫做「柳浪聞鶯」。

　　此外當然還有別種的樹木，其中有一些是為了其他的原因而受人們讚頌的。例如梧桐因為樹皮潔淨，人們可以用刀在其樹身上銘刻詩句，所以甚受讚頌。人們對那些偉大的古藤，那些盤繞著古樹或石頭的古藤，也是極為愛好的。它們那種盤繞和波動的線條，和樹木挺直的樹身形成了有趣的對比。有些非常美麗的古藤，看來真像臥龍，便有人稱之為「臥龍」。樹身彎曲或傾斜的古樹也為了這緣故大受人們的愛好看重。在蘇州附近的太湖上的木瀆地方，有這種柏樹四棵，其名稱是「潔」、「罕」、「古」、「怪」。「潔」有一個又長又直的樹身，上頭滿生枝葉，看起來好像是一把大傘；「罕」蹲在地上，樹身蜿蜒盤曲，其形狀有如英文字母Ｚ字；「古」的樹頂光禿無物，樹身肥大而矮短，散漫的枝椏已乾枯了一半，其形狀有如人類的手指；「怪」的樹身盤曲，像螺旋那樣的一直旋到最高的樹枝。

　　除此之外，人們不但欣賞樹木的本身，而且也將樹木和大自然其他的東西，如石、雲、鳥、蟲及人發生聯繫。張潮說：「蓺花可以邀蝶，壘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種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人們同時在欣賞樹木和鳥聲，同時在欣賞石頭和蟋蟀，因為鳥兒是在樹木上唱歌，而蟋蟀是在石頭間唱歌的。中國人在欣賞青蛙的咯咯聲，蟋蟀的唧唧聲和蟬的鳴聲的時候，其樂趣是比他們對貓狗及其他家畜之愛更大的。在一切動物之中，只有鶴與松樹和梅樹同屬一個系統，因為它也是隱士的象徵。當一個學者看見一頭鶴或甚至一頭蒼鷺，既莊嚴又純潔的靜立在隱僻的池塘時，他真希望他自己也會化成一頭鶴呢。

　　那個與大自然協調的人是快樂的，因為動物是快樂的。這種觀念在鄭板橋（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年）寄他的弟弟的信裡表現得最為恰切；他在信裡不贊成人們把鳥兒關在籠子裡：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繞屋數百株，扶疏茂密，為鳥國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尚展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雲門、咸池【註：均為黃帝所製作的音樂。】之奏。及披衣而起，洗面漱口啜茗，見其揚翬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為囿，江漢為池，各適其天，斯為大快！比之盆魚籠鳥，其鉅細仁忍何如也！

　　六　論花與花的佈置

　　花的享受和花的佈置似乎是和機緣有點關係的。花的享受和樹的享受一樣，第一步必須選擇某些高貴的花，以它們的地位為標準，同時以某種花與某種情調和環境發生聯繫。第一是香味，由茉莉那種強烈而顯著的香味到紫丁香那種溫和的香味，最後到中國蘭花那種潔淨而微妙的香味。香味越微妙，越不易辨別出來是什麼花，便越加高貴。此外又有色澤，外觀，和吸引力的問題，這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像肥美的少女，有的像纖瘦的、有詩意的、恬靜的貴婦。有的似乎是用它們的嫵媚去引誘人們，有的則在它們自己的芬芳中感到快樂，似乎以在閒靜中過日子為滿足。有的顏色鮮豔奪目，有的則表現著比較柔和的色澤。不但如此，花和周遭的環境及開花的節季更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我們的心目中，玫瑰花自然而然和晴朗的春日發生關係；蓮花自然而然和池塘邊的涼爽的夏之晨發生關係；木樨自然而然和收獲時的月亮與中秋節發生關係；菊花和殘秋吃蟹的節季發生關係；梅花自然而然和白雪發生關係，而且它和水仙花成為我們新年享受的一部分。每種花生在其周遭的環境中似乎是很完美的；愛花的人們最容易使這些花在我們的心中構成各種不同節季的圖畫，有如冬青樹代表聖誕節那樣。

　　蘭花、菊花、和蓮花，與松竹一樣，人們是因為它們有某些質素而選擇它們的；它們在中國文學上是君子的象徵，尤其是蘭花，因為它有一種異樣的美。在一切花類之中。梅花也許是中國詩人最愛好的；關於這種花，我在前面一節中已經談過幾句，據說梅花在眾花中是占「第一」把交椅的，因為它在新年開花，所以在眾花中占第一位。當然，人們也有不同的意見，牡丹在傳統觀念中是被稱為「花王」的，尤其是在唐朝。在另一方面，牡丹因為顏色鮮豔，所以常常被視為富足和快樂的象徵；而梅花則是詩人之花，象徵著恬靜而清苦的學者；因此前者是屬於物質的，而後者屬於精神的。唐朝的武則天有一天大發狂妄之念，命令皇宮花園中一切的花兒應當順從她的意思，在仲冬的某一天開花，結果只有牡丹敢違反女皇帝的命令，遲了數小時才開花，因此武則天下令把幾千盆的牡丹花由西安（當時的京都）貶到洛陽去。有一位文人就只為了這個緣故同情牡丹花。牡丹花雖然失寵，可是在一般民眾之間還保持著它的地位，而洛陽也變成牡丹花的大本營了。我想中國人對玫瑰花之所以不更加重視，乃是因為它的色澤和形狀屬於牡丹一類，可是沒有後者的華麗。據中國古代的記載，牡丹花可分為九十種，每種都有一種極富詩意的名字。

　　蘭花和牡丹不同，象徵著隱逸的美，因為它常常生長於多蔭的幽谷。據說它有「孤芳自賞」的美德，不管人們看不看它，而且極不情願被移植到城市裡去。如果它被人們移植在城市裡，它須順自然的本性生長起來，否則便會枯萎而死。所以，我們常常稱美麗的，隱逸的少女，或隱居山中，鄙視名利權勢的大學者為「空谷幽蘭」。它的香味是很微妙的，似乎並不故意要去取悅任何人，可是當人們欣賞它的時候，其香是多麼飄逸啊！為了這個緣故，它便成為不與凡俗為伍的君子以及真友誼的象徵，因為有一本古書說：「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因為這人的鼻子已經充滿花香了。李笠翁說：欣賞蘭花的最好辦法，不是把它們放在各房間中，而是只放在一個房間中，使人們進出的時候享受它們的香味。美國種的蘭花似乎沒有這種微妙的香味，可是其花較大，形狀與色澤亦較為華麗。我的故鄉的蘭花據說是全中國最好的，稱為「福建蘭」。這種色澤淺綠，上有紫色的斑點，花形比普通的蘭花小得多，其花瓣只有一吋餘長。最佳最寶貴的蘭花種名為陳孟良，與水同色，浸在水裡幾乎看不出來。牡丹的種類是以出產的地方為名的，蘭花的種類則和美國花一樣，以它們的主人為名，如「浦將軍」，「申軍需官」，「李司馬」，「黃八哥」，「陳孟良」，「徐錦楚」。

　　種蘭極難，其花又極纖弱易萎，人類公認它具有高貴的性格，其原因無疑地即在於此。在眾花中，蘭花如栽植稍有不當，最易朽萎。所以愛蘭的人往往親自種植，不把它交給庸僕去照顧；我看見過有些人照顧蘭花，有如奉養父母那樣地小心。一株極貴重的植物能夠像一具極好的銅器或花瓶那樣地引起人家很大的妒忌；一個朋友如果不願分一些新枝給人家，也會造成很深的怨恨。中國古書中有一段記載說，一位學者因為朋友不願把一種植物的新枝送給他，便實行偷竊，結果被捕入獄。對於這種情感，沈復在《浮生六記》裡曾有過這麼美妙的描寫：

　　「花以蘭為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蘭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游於外，芸能親為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為無福消受，浩歎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此後誓不植蘭。」

　　　　　◇

　　菊是詩人陶淵明所愛的花，正如梅是詩人林和靖所愛的花，蓮是儒家學者周濂溪所愛的花一樣。菊花開於深秋，所以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具有「冷香」和「冷豔」的。菊花的「冷豔」和牡丹的華麗比較起來，其特色是顯而易見的。據我所知，菊花共有數百種，宋代一位大學者范成大以極美麗的名字去稱呼各種的菊花，居然造成一種風氣。種類之繁多似乎便是菊花的特色，其形狀及色澤具有不同之處。人們視白與黃為菊花的「正」色，對紫與紅則視為變體。所以比較低賤。白菊與黃菊的色澤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名稱，如「銀碗」、「銀鈴」、「金鈴」、「玉盆」、「玉玲」、「玉繡球」等。有的則用著名美人的名字，如「楊貴妃」和「西施」。有時它們的形狀如女人剪短了頭髮一樣，有時它們的爪鬚則和長髮一樣。有幾種菊花比其他的菊花更香，最佳的菊花據說有麝香或「龍腦」香的香味。

　　蓮花自成一類，據我看來，它是花中最美麗的花。因為，它的花與莖葉整個在水上漂著，夏季沒有蓮花可賞是不覺其樂的。一個人如果沒有一個房子在池塘之畔，盡可以把蓮花種在大缸裡。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卻很難享受蓮花蔓延半英里的美景，它們彌漫在空氣中的香味，以及花上的白色與紅色，和點綴著水珠的大綠葉互相輝映的妙趣（美國種的水蓮和蓮荷不同）。宋代學者周氏寫了一篇小品文，說明他愛蓮花的原因。他說蓮花像君子，生於汙濁的水中而保持著清白之身。他所說的話證明他是一個儒家的理論家。由實利主義的觀點上看起來，蓮花的各部分都有用處。蓮藕可以製成一種冷飲，蓮葉可以包裹水果或其他的食物去蒸，蓮花的形狀和香味可供玩賞，蓮子被人們視為神仙的食品，或剝出生吃，或曬乾拌糖而食。

　　海棠和蘋果花相像，與其他的花同樣地得到詩人的愛好，雖則杜甫不曾提起這種產於他的故鄉四川的花。人們提出過各種的解釋，其中最可相信的解釋是：海棠是杜甫母親的名字，他為避諱起見，故不提起。我覺得只有兩種花的香味比蘭花更好，這兩種花就是木樨和水仙花。水仙花也是我的故鄉漳州的特產，此種花頭曾大量輸入美國，有一時期竟達數十萬元之巨，後來美國農業部禁止這種清香撲鼻的花入境，以免美國人受花中或有的黴菌所侵染。白水仙花頭跟仙女一樣地純潔，不是要種在泥土裡，而是要種在玻璃盆或磁盆裡，內放清水和小圓石，而且需要極細心的照顧的。說這種花裡有黴菌，可真有點想入非非。杜鵑花雖有含笑之美，卻被視為悲哀的花，因為據說它是杜鵑泣血而化成的；杜鵑從前是一個男孩子，為了他的兄弟被後母虐待而逃亡，特地跑出來尋覓他的。

　　花怎樣插在瓶裡，也與花的選舉和品第同樣重要。這種藝術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的時候。在十九世紀的初葉，《浮生六記》的作者曾經在「閒情記趣」一卷裡描寫插花的藝術。他主張應該把花插得好像一幅構意勻稱的圖畫：

　　惟每年籬東菊綻，積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於市者，俱叢雜無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朵，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擠軋，不靠瓶口為妙；所謂「起把宜緊」也。或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蕊，以免飛鈸耍盤之病。葉取不亂，梗取不強。用針宜藏，針長寧斷之，毋令針針露梗，所謂「瓶口宜清」也。視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為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灰堆」矣。或密或疏，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

　　若盆碗盤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面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上，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扎把，插於釘上，宜斜偏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疏葉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少許掩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

　　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覓，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執在手中，橫斜以觀其勢，反側以取其態。相定之後，剪去雜枝，以疏瘦古怪為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勢必枝亂梗強，花側葉背，既難取態，更無韻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釘以管之。即楓葉竹枝，亂草荊棘，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幾莖細草，伴以荊棘兩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

　　七　藝術家生活

　　就著者所見，中國文明範疇的一切狀態中，只有藝術可予世界文化以不朽的貢獻。這論點，我想無須大事爭辯。至論到中國的科學，無論怎樣，未見有可以引為自負者，雖中國無學理根據的醫藥學可貢獻給世界，予以豐富的研究與發明之園地。中國的哲學，不會在西方留不朽的印象，因為中國哲學以其中庸、謹飭、和平的特性，永遠不會適合歐美人的氣質。這種中國哲學的特性，完全係體力減退的結果，而歐美人的氣質則充溢著進取的活力。

　　為了同一理由，中國的社會組織也將永不會適合歐美社會。孔子思想太拘守於事實，道家思想的態度太冷漠，而佛教思想過於消極，不適於西洋積極的人生觀。天天遣送人員去北極探險、去征服太空或打破速度紀錄的民族，一定不會變成純良的佛教徒。著者曾經遇見過幾個歐洲僧侶，可以拿來作例子，他們說話是那樣宏亮而熱切，全然掩不住他們心底騷攘的情緒。最特別的是，我見過一個僧侶，他在狠狠地痛斥歐洲社會的時候，很想叱咤風雲，呼風喚雨，從天宮召硫磺烈焰，一把火把整個歐洲燒個乾淨。當西洋人披上袈裟，竭力想顯出平靜消極的態度，祇覺得頗堪引人發笑耳。

　　進而言之，倘把中國看作一個沒有藝術理解力的國家是不公平的，中國人某種深深隱藏的心曲，只有從他的藝術的反映中被瞭解，因為，像貌醜心美的貝爾熱拉克（Cyrano de Bergerac），中國精神的最銳敏最精細的感性，是隱藏於那些不甚引人愛悅的表面後面。中國人的呆板無情的容貌底下，隱蓄著一種熱烈的深情，沉鬱規矩的儀態背後，含存有活潑豪爽的內心。那些粗魯的黃色手指會塑造出愉快而和諧底形象，而高顴骨的上面，從杏形的眼睛裡閃出溫和的光線，很愉快的凝集於細膩的姿容上面。上自祠天的聖殿，下至文人信箋及其他美藝品，中國藝術顯示出一種纖巧和諧的情調，判別出人類性靈最優美的技巧的產物。

　　中國藝術的特性，可由平靜與和諧判別出來，而平靜和諧出自中國藝術家的心底。中國藝術家是這麼一種典型的人，他們的天性安靜和平，不受社會的桎梏，不受黃金的引誘，他們的精神深深地沉浸於山水和其他自然的現象之間。總之，他們的胸懷澄清而不懷卑劣的心意。因為一位優越的藝術家，吾們相信一定是個好人，他必須首先要堅貞其心志，曠達其胸襟，達到這種目的的重要方法為遊歷，或為沉靜的內省。這是中國畫家所應經過的嚴格訓練，這樣的訓練極易舉出任何一個中國畫家來做例證。文徵明曾言：人品不高者畫品便見卑下。中國的藝術家，必先有優越的修養與淵博的學問，董其昌為一代大師，其言曰：「讀萬卷書，行千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鄄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是以中國藝術家的學習繪畫，不是走進畫室，叫一個姑娘把衣褲剝個精光，然後細細審察她肉體的每一部分，描繪她的輪廓與線條；也不摹擬古代希臘羅馬的石膏像──歐美有些守舊的美術學校便用這個方法訓練繪畫。中國的藝術家乃縱情於山水之間，注重遊歷，安徽的黃山、四川的峨嵋都是很好的去處。

　　中國畫家的隱逸山林生活，有幾種理由是很關重要的。第一，藝術家須貫注全神於自然界的千變萬化的形態，以攝取其印象，同時觀摹其棲息附著的草蟲樹木煙雲瀑布。欲將此等形象靈活地收之腕底，必先出以真情的愛好，使其精神與之融會貫通；他必先熟習它們自然的條理，他得稔悉樹林早晚陰影色彩之變換，他得親歷岫雲的盤峰岩、繞林樹的情景。但較之冷靜沖淡之觀察尤為重要者，為其全部精神的受自然之洗禮。明代李日華（一五六五─一六三五）嘗這樣描寫大畫家的精神修養：

　　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人不測其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詫而不顧。噫，此大癡之筆，所以沉鬱變化，幾與造物爭神奇哉！

　　　　◇

　　第二，中國繪畫科目有所謂山水畫者，常描繪山巒煙樹，尤多崢嶸古怪之峰岩，其形狀非曾經親歷其境者，幾不敢置信。是以棲隱山林，實即為一種對於自然的壯麗之追求。中國畫家倘到了美國，他的題材上的第一個目標，將揀選大峽谷（Grand Canyon）或班夫（Banff）附近的山林。到了這種偉大的環境裡面，自然他獲得精神上的興奮，同樣也獲得體力上的興奮。說來稀奇，這個世界上精神的興奮往往是伴隨著體力的興奮而發展的，而生命的觀念，居於五千呎高度者與地面上又自不同。歡喜騎馬的人時常對人說，當一個人跨上馬背，他對於這個世界，另有一種看法，我相信是千真萬確的。棲隱山林的意義是以亦在提高道德修養，這殆為一般畫家從事遊歷的最重要最終極的理由。這樣，那些畫家棲居於飄飄欲仙的高處，用其舒泰的精神，俯瞰世界，而這種精神就灌注到繪畫裡去。及思慮既經澄清，意志既經貞潔，然後重返城市生活，以其所獲，施捨於那些不得享清福的人們。他的題材可以變更，他的山林的恬靜精神永久存留。當他感覺自己喪失了這種精神，消磨已罄，則他將重事遊歷，重受山林清逸之洗禮。

　　就是此恬靜和諧精神，山林清逸之氣又沾染一些隱士的風度，表徵著一切中國繪畫的特性。結果，它的特性不是超越自然，而與自然相融合。

　　八　論遊覽

　　旅行在從前是行樂之一，但現在已變成一種實業。旅行在現代確已比在一百年前便利了不少。政府和所設的旅行機關，已盡力下了一番工夫以提倡旅行；結果是現代的人大概都比前幾代的人多旅行了一些。不過旅行到了現代，似乎已是一種沒落的藝術。我們如要了解何以謂之旅行，我們必須先能辨別其實不能算是旅行的各種虛假旅行。

　　第一種虛假旅行，即旅行以求心胸的必進。這種心胸的必進，現在似乎已行之過度；我很疑惑一個人的心胸，是不是能夠這般容易地改進。無論如何，俱樂部和演講會對此的成績都未見得良好。但我們既然這樣專心於改進我們的心胸，則我們至少須在閒暇的日子，讓我們的心胸放一天假，休息一下子。這種對旅行的不正確的概念，產生了現代的導遊者的組織。這是我所認為無事忙者令人最難忍受的討厭東西。當我們走過一個廣場或銅像時，他們硬叫我們去聽他講述生於一七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於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等。我曾看見過女修道士帶著一群學校兒童去參觀一所公墓，當她們立在一塊墓碑前面時，一個修道士就拿出一本書來，講給兒童聽，死者的生死月日，結婚的年月，他的太太的姓名，和其他許多不知所云的事實。我敢斷定這種廢話，必已使兒童完全喪失了這次旅行的興趣。成年人在導遊的指引之下，也變成了這樣的兒童，而有許多比較好學不倦的人，竟還會拿著鉛筆和日記簿速記下來。中國人在有許多名勝地方旅行時，也受到同樣的麻煩。不過中國的導遊不是職業人員，而只是些水果小販、驢夫，和農家的童子，性情略比職業導遊活潑，但所講的話則不像職業導遊那麼準確。某一天，我到蘇州去瀏覽虎丘山，回來時，腦筋中竟充滿了互相矛盾的史實和年代，因為據引導我的販橘童子告訴我，高懸在劍池四十尺之上的那座石橋，就是古美人西施的晨妝處（實則西施的梳妝臺遠在十里之外）。其實這童子只不過想向我兜賣一些橘子，但因此居然使我知道民間傳說怎樣會漸漸地遠離事實，而變為荒誕不經。

　　第二種虛假的旅行，即為了談話資料而旅行，以便事後可以誇說。我曾在杭州名泉和名茶的產地虎跑，看見過旅行者將自己持杯飲茶時的姿勢攝入照片。拿一張在虎跑品茶的照片給朋友看，當然是一件很風雅的事情，所怕的就是他將重視照片，而忘卻了茶味。這種事情很易使人的心胸受到束縛，尤其是自帶照相機的人，如我們在巴黎或倫敦的遊覽事中所見者。他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已完全消耗於拍攝照片之中，以致反而無暇去細看各種景物了。這種照片固然可供他們在空閒的時候慢慢地閱看，但如此的照片，世界各處哪裡買不到，又何必巴巴地費了許多事特地自己跑去拍攝呢。這類歷史的名勝，漸漸成為誇說資料，而不是遊覽資料。一個人所到的地方越多，他所記憶者也越豐富，因而可以誇說的也越多。這種尋求學問的驅策，使人在旅行時不能不於一日中，求能看到最可能的多數的名勝地。他手裡拿著一張遊覽地點程序表，到過一處，即用鉛筆劃去一個名字。我疑心這類旅行家在假期中，也是講究效能的。

　　這種愚拙的旅行，當然產生了第三種的虛偽旅行家：即定了遊覽程序的旅行家。他們在事先早已能算定將在奧京或羅京耽擱多少時候。他們都在起程之前，先預定下遊覽的程序，臨時如上課一般的切實遵時而行。他們正好似在家時一般，在旅行時也是受月份牌和時鐘的指揮的。

　　我主張真正的旅行動機，應完全和這些相反。第一，旅行的真正動機應為旅行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較為詩意的說法，旅行以求忘卻一切。凡是一個人，不論階級比他高者對他的感想怎樣，但在自己的家中，總是唯我獨尊的。同時他須受種種俗尚、規則、習慣和責任的束縛。一個銀行家總不能做到叫別人當他是一個尋常人看待，而忘卻自己是一個銀行家。因此在我看來，旅行的真正理由實是在於變換所處的社會，使他人拿他當一個尋常人看待。介紹信於一個人做商業旅行時，是一件有用之物，但商業旅行是在本質上不能置於旅行之列的。一個人倘在旅行時帶著介紹信，他便難於期望恢復他的自由人類的本來面目，也難於期望顯出他於人造的地位之外的人類天然地位。我們應知道一個人到了一處陌生地方時，除了受朋友的招待，和介紹到同等階級的社會去周旋的舒適外，還有比這更好的，由一個童子領著到深山叢林裡去自由遊覽的享受。他有機會去享受在餐館裡做手勢點一道薰雞，或向一個東京警察做手勢問道的樂趣。得過這種旅行經驗的人，至少在回到家裡後，可以不必如平時地一味依賴他的車夫和貼身侍者了。

　　一個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個流浪者，經歷著流浪者的快樂、誘惑和探險意念。旅行必須流浪式，否則便不成其為旅行。旅行的要點於無責任、無定時、無來往信劄、無嚅嚅好問的鄰人、無來客和無目的地。一個好的旅行家絕不知道他往哪裡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從何處而來。他甚至忘卻了自己的姓名。屠隆曾在他所著的《冥寥子遊》中很透澈地闡明這一點。──這遊記我譯引在下文裡邊。他在某處陌生的地方並無一個朋友，但恰如某女尼所說：「無所特善視者，盡善視普世人也。」沒有特別的朋友，就是人盡可友，他普愛世人，所以就處身於其中，領略他們的可愛處，和他們的習俗。這種好處是坐著遊覽汽車看古蹟的旅行家所無從領略的。因為他們只有在旅館裡邊，和從本國同來的遊伴談天的機會。最可笑的是有許多美國旅行家，他們到巴黎之後，必認定到同遊者都去吃的餐館中去吃飯，好似藉此可以一見同船來的人，並可以吃到和在家時所吃一樣的烘餅。英國人到了上海之後必住到英國人所開設的旅館裡邊去，在早餐時照常吃著火腿煎蛋，和塗著橘皮醬的麵包，閒時在小飲室裡坐坐，遇到有人邀他坐一次人力車時，必很羞縮地拒絕。他們當然是極講究衛生的，但又何必到上海去呢？如此的旅行家，絕沒有和當地的人士在精神上融合的機會。因此也就喪失了一種旅行中最大的益處。

　　流浪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所以這一類旅行家每喜歡到闃無人跡的山中去，以便可以幽然享受和大自然融合之樂。所以這些旅行家在預備出行時，絕不會到百貨公司去費許多時刻選購一套紅色或藍色的游泳衣，買唇膏尚可容許，因為旅行家大概都是崇奉唇騷者，喜歡色色自然，而一個女人如若沒有了好唇膏，便會不自然的。但這是終究為了他們乃是到人所共赴的避暑地方或海濱去的緣故，而在這種地方是完全得不到和大自然發生更深的關係的益處的。往往有人到了一處名泉欣然自語說：「這可真是幽然獨處了。」但是在旅館吃過晚飯在起居室內拿起一張報紙隨便看看時，即看見上面載著某甲夫人曾在星期一到過這地方。次日早晨他去「獨」步時，又遇到隔夜方到的某乙全家。星期四的晚上，他又很快樂地知道某丙夫婦也將要到這幽靜的山谷中來度夏。接著就是某甲夫人請某乙全家吃茶點，某乙請某丙夫婦打牌。你並能聽見某丙夫人喊著說：「奇啊，這不是好像依舊在紐約嗎？」

　　我以為除此以外，另有一種旅行，不為看什麼事物，也不為看什麼人的旅行，而所看的不過是松鼠、麝鼠、土撥鼠、雲和樹。我有一位美國女友曾告訴我，有一次，她怎樣被幾個中國朋友邀到附近杭州的某山去看「虛無一物」。據說，那一天早晨霧氣很濃。當她們上山時，霧氣越加濃厚，甚至可以聽得見露珠滴在草上的聲音。這時除了濃霧之外，不見一物。她很失望。「但你必須上去，因為頂上有奇景可見呢。」她的中國朋友勸她說。於是她再跟著向上走去。不久，只看見遠處一塊被雲所包圍的怪石，別人都視作好景。「那裡是什麼？」她問。「這就是倒植蓮花。」她的朋友回答。她很為懊惱，就想回身。「但是頂上還有更奇的景致哩。」她的朋友又勸說。這時她的衣服已半潮，但她已放棄反抗，所以依舊跟著別人上去。最後，她們已達山頂，四圍只見一片雲霧，和天邊隱約可見的山峰。「但這裡實在沒有什麼可看啊。」她責問說。「對了，我們特為上來看虛無一物的。」她的中國朋友回答她說。

　　觀看景物和觀看虛無，有極大的區別。有許多特去觀看景物的，其實並沒有看到什麼景物，但有許多去觀看虛無的倒反而能看到許多事物。我每聽到一位作家到外國去「搜集新著作的資料」時，總在暗暗地好笑，難道他的本鄉本國中，其人情和風俗上已沒有了可供他採集的資料嗎？難道他的論文資料竟已窮盡嗎？紡織區難道是太缺乏浪漫性嗎？格恩賽島太沉寂，不足以為一部傑出小說的背景嗎？所以我們須回到「旅行在於看得見物事的能力之哲學問題」，這就可使到遠處去旅行和下午在田間閒步之間，失去它們的區別。

　　依金聖歎之說，兩者是相同的。旅行者所必須的行具就是如他在著名的劇曲《西廂記》的評語中所說：「胸中的一副別才。眉下的一副別眼。」其要點在於此人是否有易覺的心，和能見之眼。倘若他沒有這兩種能力，即使跑到山裡去，也是白費時間和金錢。在另一方面，倘若他有這兩種能力，則不必到山裡去，即坐在家裡遠望，或步行田間去觀察一片行雲、一隻狗、一道竹籬或一棵樹，也能同樣享受到旅行的快樂的。我現在譯引一段金氏所論真正旅行藝術的說辭如下：

　　吾讀世間遊記，而知世真無善遊人也。夫善遊之人也者，其於天下之一切海山方岳，洞天福地，固不辭千里萬里，而必一至以盡探其奇也。然其胸中之一副別才，眉下之一雙別眼，則方且不必直至海山方岳，洞天福地，而後乃今始曰：「我且探其奇也。」夫昨之日而至一洞天，凡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既畢其事矣；明之日，又將至一福地，又將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於以從事。從旁之人不能心知其故，則不免曰：「連日之遊快哉！始畢一洞天，乃又造一福地。」殊不知先生且正不然。其離前之洞天，而未到後之福地，中間不多，雖所隔止於三二十里，又少而或止於八、七、六、五、四、三、二里；又少而或止於一里半里，此先生則於一里半里之中間，其胸中之所謂一副別才，眉下之一雙別眼，即何嘗不以待洞天福地之法而待之哉？

　　今夫以造化之大本領、大聰明、大力氣而忽然結撰而成一洞天、一福地，是真駭目驚心之事，不必人道也。然我每每諦視天地之間隨分一鳥、一盆、一花、一草，乃至鳥之一毛、魚之一鱗、花之一瓣、草之一葉，則初未有不費彼造化者之大本領、大聰明、大力氣而後結撰而得成名者也。諺云：「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全力。」彼造化者則直然矣。生洞天福地用全力，生隨分之一鳥、一魚、一盆、一花、一草，以至一毛、一鱗、一瓣、一葉，殆無不用盡全力。由是言之，然則世間之所謂駭目驚心之事，固不必定至於洞天福地而後有此，亦為信然也。

　　抑即所謂洞天福地也者，亦嘗計其云：如之何結撰也哉？莊生有言：「指馬之百體非馬，而馬繫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現乎大山，水石同壇。夫人誠知百材萬木，雜然同壇之為大澤大山，而其於遊也，斯庶幾矣。其層巒絕，則積石而成，是穹窿也；其飛流懸瀑，則積泉而成，是灌輸也。果石石而察之，殆初無異於一拳者也；試泉泉而尋之，殆初無異於細流者也。且不直此也，老氏之言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然則一一洞天福地中間，所有迴看為峰，延看為嶺，仰看為壁，俯看為溪，以至正者坪，側者坡，跨者梁，夾者澗，雖其奇奇妙妙，至於不可方物，而吾有以知其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則固必在於所謂當其無之處也矣。蓋當其無，則是無峰、無嶺、無壁、無溪、無坪坡梁澗之地也。然而當其無斯，則真吾胸中一副別才之所翱翔，眉下一雙別眼之所排蕩也。

　　夫吾胸中有其別才，眉下有其別眼，而皆必於當其無處，而後翱翔，而後排蕩，然則我真胡為必至於洞天福地？正如頃所云，離於前，未到於後之中間，三十二里，即少止於一里半里，此亦何地不有所謂當其無之處耶？一略彴小橋、一槎枒獨樹、一水、一村、一籬、一犬，吾翱翔焉，吾排蕩焉。此其於洞天福地之奇奇妙妙，誠未能知為在彼，而為在此也？

　　且人亦都不必胸中之真有別才，眉下之真有別眼也。必曰，先有別才而後翱翔，先有別眼而後排蕩，則是善遊之人，必至曠世而不得一遇也。如聖歎意者，天下亦何別才別眼之與，有但肯翱翔焉，斯即別才矣；果能排蕩焉，斯即別眼矣。米老之相石也，曰：「要秀、要皺、要透、要瘦。」今此一里半里之一水、一村、一籬、一犬則皆極秀、極透、極皺、極瘦者也，我亦定不以如米老之相石故耳。誠親見其秀處、皺處、透處、瘦處乃在於此，斯雖欲不於是焉翱翔，不於是焉排蕩，亦豈可得哉？且彼洞天福地之為峰、為嶺、為壁、為溪、為坪坡梁澗，是亦豈能多有其奇奇妙妙者乎？亦都不過能秀、能皺、能透、能瘦焉耳由斯以言，然則必至於洞天福地而後遊，此其不遊之處，蓋以多多矣。且必至於洞天福地而後遊，此其洞天福地，亦終於不遊已也。何也？彼不能知一籬、一犬之奇妙者，必彼所見之洞天福地，皆適得其不奇不妙者也。

　　斲山云：「千載以來，獨有宣聖是第一善遊人。其次則數王羲之。」或有徵其說者，斲山云：「宣聖吾深感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之二言。王羲之吾見若干帖，所有字畫，皆非獻之所能窺也。」聖歎曰：「先生此言，疑殺天下人去也。」又斲山每語聖歎云：「王羲之若閒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枝逐朵，細數其鬚。門生執巾侍立其側，常至終日都無一語。」聖歎問此故事出於何書？斲山云：「吾知之。」蓋斲山奇之特如此，惜乎天下之人，不遇斲山一傾倒其風流也。

　　九　日常的娛樂

　　倘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娛樂方法，便不能認識一個民族，好像對於個人，吾們倘非知道他怎樣消遣閒暇的方法，吾們便不算熟悉了這個人。當一個人不在辦理應該辦理的事務，而隨自己的意興無拘束的行動時，他的個性才顯露出來。當社會上的業務的壓迫解除，金錢、名譽、欲望的刺激消散，他的意思隨自己的所悅而行動時，吾們才認識了他的真面目。人生是殘酷，政治是污濁，而商業是卑鄙的，是以依著一個人的社會生活而下批評，往往是不公正的。正因為如此，我察覺許多政治上的惡棍，倒是很可愛的人物，又察覺許多妄誇的大學校長，在家庭裡才是道地的好好先生。由此引伸之，我想中國人在玩耍尋樂的時候，比之幹正經事情的時候遠為可愛。中國人上政治舞臺，荒誕不經，進了社會，稚態可掬，空閒的時候，方是最純良的時候。他們有那麼許多空閒，又有那麼許多空閒的興致。這一章談論他們的生活的一段文字，是公開給一般想接近中國人或到中國社會裡去的人的。那兒，中國人是保持著真面目的中國人，而且是最純良愉快的時候，因為他們顯露著真實的個性。

　　有了極度閒暇，中國人還有什麼事情未曾幹過呢？他們會嚼蟹、啜茗、嘗醇泉、哼京調、放風箏、踢毽子、鬥雞、鬥草、鬥竹織、搓麻將、猜謎語、澆花、種蔬菜、接果枝、下棋、養鳥、煨人參、沖浴、午睡、玩嬉小孩、飽餐、猜拳、變戲法、看戲、打鑼鼓、吹笛、講狐狸精、練書法、咀嚼鴨腎肝、捏胡桃、放鷹、餵鴿子、拈香、遊廟、爬山、看賽船、鬥牛、服春藥、抽鴉片、街頭閒蕩、聚觀飛機、評論政治、讀佛經、練深呼吸、習靜坐、相面、嗑瓜子、賭月餅、賽燈、焚香、吃餛飩、射文虎、裝盆景、送壽禮、磕頭作揖、生兒子、睡覺。

　　因為中國人總是愉快，總是高興，總是韻味無窮而敏慧，大多數人仍是保持他們的和藹和興致，雖是智識新青年常是性急和悲觀，喪失了一切原來的真意味，仍有少數還時而顯見其風韻和敏慧。這是很自然的，因為風韻是跟遺性以俱來的。人們的愛美心理，不是受書本的教導，而是受社會行為之薰陶，因為他們生長於這個風韻雅致的社會裡。工業時代的人們的精神是醜惡的，而中國人要廢棄一切優美的社會遺傳法式，瘋狂樣的醉心歐化，卻是沒有歐美遺傳本質，那是更見醜惡。全上海的一切別墅和無數豪富家庭，只有一個純粹中國式的優美花園，而這個花園是一個猶太人的產業。所以中國人的花園都傾向歐洲式的設計，他們布置著網球草地，幾何式的花床，整齊的籬柵，修剪成完全圓形或圓錐形的樹木，把草花排成英文字母。上海不是中國，上海卻是一個摩登中國趨向的不祥之預兆。它在吾們的口腔裡留下惡劣氣味，好像中國人用豬油焙製的西式奶油餅乾。它刺激吾們的神經，有如中國樂隊在送葬儀仗隊中大奏其《前進！基督精兵》。遺傳法式與審美趣味須經歷歲月以逐漸養成。

　　古代中國是有審美能力的，吾們可以從美觀的書本裝訂式，精雅的信箋，古代的瓷器，繪畫名作，以及其他未受西洋影響的古玩中看出來。一個人撫弄著優美的古裝書，或看見了文人的信箋，未有不能看出中國古人的精神對於色調之和諧有深切的瞭解者。只不過五六十年前，有一個時期，男人還穿著湖色長袍，婦女們穿著月白襖褲，那時縐紗還是純粹中國絲織的縐紗，而上等朱紅印泥還有銷場。現在全部絲廠業已瀕於崩潰，因為人造絲價格遠較為低賤，而且洗滌容易，而上等印泥價格三十二元一兩者已絕跡於市場，因為人們都用了橡皮圖章和紫羅蘭印油。

　　中國古人的雅韻，愉快的情緒，可見之於一般小品文，它是中國人的性靈當其閒暇娛樂時的產品。閒暇生活的消遣是它的基本題旨。主要的材料包括品茗的藝術，鐫刻印章，考究其刻藝和石章的品質，研究盆栽花草，培植蘭蕙，泛舟湖心，攀登名山，遊謁古墓，月下吟詩，高山賞潮──篇篇都具有一種閒適、親暱、柔和的風格，湖情周密有如至友的爐邊閒話，富含詩意而不求整律，有如隱士的衣服，一種風格令人讀之但覺其味銳酷而又醇熟，有如陳年好酒。字裡行間，瀰漫一種活現的性靈，樂天自足的氣氛，貧於財貨而富於情感，鑒識卓越，老練而充滿著現世的智慧，可是心地淳樸，滿腹熱情，卻也與世無爭，知足無為而具一雙伶俐的冷眼，愛好樸素而純潔的生活。這種愉快的精神最可見之於《水滸傳》的序文中──這篇序文依託《水滸傳》作者的名義，實際為十七世紀大批評家金聖歎的手筆。這篇序文是中國小品文的一個出色模型，不論在其方法及材料方面，讀來大似一篇閒居雜說，未識何意，作者定要把它冒充小說的序文。

　　中國的人們都很知道生活的藝術。一個文化較晚進的民族，或許是熱中於企求進步，文化老大的民族，自然在人生歷程上長了許許多多見識，則但切心於求生活。如中國者，以其人文主義的精神──人文主義使人成為一切事物的中心，而人類幸福為一切智識的最終目的──側重於生活的藝術，沒有什麼不自然。即令沒有人文主義，老大文化一定有其不同的評價標準，因為只有古老的文化才知道「人生的持久快樂之道」。而所謂人生的快樂者不過為官覺、飲食、男女、園庭、友誼的問題。這就是人生本質的歸宿。這就是為何歷史悠久的城市像巴黎，像維也納，吾們便有好的廚師，好的酒，美貌的女人，優美的音樂。經過了相當階段，人們的智巧到了碰壁的一日，乃厭倦於問題的考究，走上奧瑪開儼的老路線，還是享享家園之樂吧。任何民族，倘不知道怎樣享口福，又不知道盡量圖人生之快樂像中國人一樣者，在我們看來，便算是拙笨不文明的民族。

　　十七世紀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專事談論人生的娛樂方法，叫作《閒情偶寄》。這是中國人生活藝術的指南，自從居室以至庭園，舉凡內部裝飾，界壁分隔，婦女的妝閣，修容首飾，脂粉點染，飲饌調治，最後談到富人貧人的頤養方法，一年四季，怎樣排遣憂慮，節制性欲，卻病，療病，結束時尤別立蹊徑，把藥物分成三大動人的項目，叫作「本性酷好之藥」、「其人急需之藥」、「一心鍾愛之藥」。此最後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訴人的醫藥智識勝過醫科大學的一個學程。這個享樂主義的劇作家又是幽默大詩人，講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的對於生活藝術的透徹理解，可見於下面所摘的幾節文字，它充分顯出中國人的基本精神。

　　在他精細研究各種花卉竹木的種植和享樂方法的文字中，李笠翁便這樣談論「柳」：

　　柳貴乎垂，不垂則可無柳，柳條貴長，不長則無嬝娜之致，徒長無益也。此樹為納蟬之所，諸鳥亦集，長夏不寂寞，得時聞鼓吹者，是樹皆有功，而高柳為最。總之，種樹非止娛目，兼為悅耳。目有時而不娛，以在臥榻之上也，耳則無時不悅。鳥聲之最可愛者，不在人之坐時，而偏在睡時。鳥音宜曉聽，人皆知之，而其獨宜於曉之故，則人未之察也。鳥之防弋，無時不然。卯辰以後，是人皆起而鳥不自安矣。慮患之念一生，雖欲鳴而不得，鳴亦必無好音，此其不宜於晝也。曉則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數亦寥寥，無防患之心，自能畢其能事。且捫舌一夜，技癢於心，至此皆思調弄，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是也，此其獨宜於曉也。莊子非魚，能知魚之樂，笠翁非鳥，能識鳥之情，凡屬鳴禽，皆當呼予為知己。種樹之樂多端，而其不便於雅人者，亦有一節，枝葉繁冗，不漏月光，隔嬋娟而不使見者，此其無心之過，不足責也。然非樹木無心，人無心耳。使於種植之初，預防及此，留一線之餘天，以待月輪出沒，則晝夜均受其利矣。

　　　　　　──李笠翁《閒情偶寄》〈種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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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們又在他的談論婦女「衣衫」一節中，獲睹他的慧心觀察：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綺羅文繡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不貴精也。紅紫深艷之色，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不貴麗也。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家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稱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令少數婦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於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為善乎？故曰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粗者愈形其嬌，此等即非國色，亦去夷光王嬙不遠矣。然當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即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出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鼎非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玄矣。

　　　　　　──李笠翁《閒情偶寄》〈聲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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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李笠翁接著大事讚揚玄色之功用，因為玄色是他所嗜愛的顏色，所以他說：玄之為色，其妙多端，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覺其黑；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覺甚老。貧賤者衣之，是為貧賤之本節，富貴者衣之，又覺脫去繁華之習。又說此色以其極深，故能藏垢而不顯，使貧家衣此，可較耐穿。至富貴之家，凡有錦衣繡裳，皆可服之於內，風飄袂起，五色燦然，使一衣勝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窮其底蘊。娓娓動聽，真是韻味無窮。

　　又在另一節中，他給我們講「睡眠」。這是談論午睡藝術的最美麗文字：

　　午睡之樂，倍於黃昏。三時皆所不宜而獨宜於長夏，非私之也。長夏之一日，可抵殘冬之一日，長夏之一夜，不敵殘冬之半夜。使止息於夜而不息於晝，是以一分之逸，敵四分之勞，精力幾何，其能堪此？況暑氣鑠金，當之未有不倦者。倦極而眠，猶饑之得食，渴之得飲，養生之計，未有善於此者。午餐之後，略踰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後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覓睡。覓睡得睡，其為睡也不甜。必先處於有事，事未畢而忽倦，睡鄉之民，自來招我。桃源天臺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愛舊詩中有「手卷拋書午夢長」一句。手書而眠，意不在睡，拋書而寢，則又意不在書。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

　　　　　　──李笠翁《閒情偶寄》〈頤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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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人們懂得李笠翁所講的「睡眠」的藝術，那時人們才不愧以文明自負。

　　十　居室與庭園

　　中國建築的要領，前面「建築」的一節中已略有所論列。至中國式的居室與庭園，示人以更奧妙的神態，值得特別加以注意。這個與自然相調和的原則，更進一步。因為在中國人的概念中，居室與庭園不當作兩個分立的個體，卻視一整個組織的部分。一座住宅跟一座花園，倘是一座方形建築物而圍繞以平滑的網球草場，則永遠不會連結成一個整體。花園的「園」這個字，並不是草場或幾何形花林的含義，卻是指一塊土地，那裡可以種蔬菜、栽果木，又可以樹蔭之下閒坐坐。中國人對於「家宅」的概念是指一所住宅，那裡要有一口井，一片飼育家禽的場地，和幾株柿棗之屬的樹，要可以相當寬舒的互相配列著，因為要使地位寬舒，在中國古時以及現代的農村裡頭，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園的配置裡，退處於比較次要的地位。

　　人類文明變遷得那麼厲害，致使地位這樣東西，不是普通人人所能有，亦非普通人人所能享。吾們的變遷已如此厲害，致一個人倘能享有一畝經整治的草地，在其中央，他得以掘一口五尺見方的小池，養數尾金魚，還堆一座假山，它的高度讓螞蟻費了五分鐘才爬到頂，則他將不勝自喜。這樣一來，全部變換了吾們對於家宅的概念。從此不復有飼育家禽的場地，不復有井，也沒有空隙的場地可讓小孩子捉蟋蟀致高興地弄髒了衣服。反之，吾們的家宅實質上變得像鴿棚一樣，而美其名曰公寓，而按鈕、開關、衣櫥、橡皮墊子、鑰匙孔、電線、防盜警報器這些東西的組合，吾們便稱之為家。沒有閣樓，沒有塵埃，也沒有蜘蛛。吾們對於理想家宅的曲解，程度嚴重，有些歐美人甚至還自鳴得意，因他所睡的床榻，白天竟是沙發椅背。他們以之誇示於親友，對現代的工藝文明又驚又佩。正如薩丕爾（Edward　Sapir）所指出的，因為實質的家宅已經消失，所以現代的精神家宅也已四散解體。人們遷入了三房的公寓樓層，卻不瞭解他們的小孩子何以不好好待在家裡。

　　通常居住鄉村裡的中國貧苦民眾，他們自己所有的住所通常會比紐約的大學教授為大。可是中國人也有住在城市裡的，他們不可能人人都有寬大的花園。藝術在於僅利用一人手中之所有，仍可馳騁其人類的幻想，以打破四壁蕭然、小門窄院的單調乏味。沈復（十八世紀末）──《浮生六記》的作者──在他這本溫馨善感的小書裡，擬出草圖，反映中國文化最可貴的精神，讓窮書生也可以設法布置出一間美麗的住宅。運用我們自中國建築裡衍生出來的非正式規則，以人類奧妙的想像力，和或藏或露、欲擒故縱之理，便能夠海闊天空地去規畫富貴人家的鄉村別墅，也可以規畫貧寒書生的住所。《浮生六記》中，便有這個原理的重要記述。依照了他的計劃，據這位作者所說，可以使一個寒儒的居室布置得充分美觀。這個原理有一個公式可以表示出來，叫作「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且看沈復怎樣說：

　　若夫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圍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或掘地堆土成山，間以塊石，雜以花草，籬用梅編，牆以藤引，則無山而成山矣。大中見小者，散漫處植易長之竹，編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見大者，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飾以綠色，引以藤蔓，嵌大石鑿字作碑記形，推窗如臨石壁，便覺峻峭無窮。虛中有實者，或山窮水盡處，一折而豁然開朗，或軒閣設廚處，一開而可通別院。實中有虛者，開門於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矮闌干牆頭，如上有月臺而實虛也。貧士屋少人多，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再加轉移其間，臺級為床，前後借湊，可作三榻，間以板而裱以紙，則前後上下皆越絕。譬之如行長路，即不覺其窄矣。余夫婦寓僑揚州時，曾仿此法，房僅兩椽，上下臥房，廚竈客座，皆越絕，而綽現有餘。芸曾笑曰：「位置雖精，終非富貴家氣象也。」是誠然與！

　　　　──沈復《浮生六記》〈閒情記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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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吾們往下再讀一段，看這兩個天真人物，一個是窮秀才，一個是他聰明的愛妻，看他們怎樣在貧愁的生活中享樂最後一點幸福，卻尚恐為造物所妒，致不克永享此幸福。

　　余掃墓山中，檢有巒紋可觀之石，歸與芸商曰：「用油灰疊宣州石於白石盆，取色勻也。本山黃石雖古樸，亦用油灰，則黃白相間，鑿痕畢露，將奈何？」芸曰：「擇石之頑劣者，搗末於灰痕處，乘濕糝之，乾或濕同也。」乃如其言，用宜興窯長方盆，疊起一峰，偏於左而凸於右，背作橫方紋，如雲林石法，巉巖凹凸，若臨江石磯狀。虛一角，用河泥種千瓣白萍，石上植蔦蘿──俗呼雲松──經營數日乃成。至深秋，蔦蘿蔓延滿山，如藤蘿之垂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紅白相間，神遊其中，如登蓬島，置之簷下，與芸品題：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處宜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間」。此可以居，此可以釣，此可以眺，胸中丘壑，若將移居者然。一夕，貓奴爭食，自簷而墮，連盆與架頃刻碎之。余歎曰：「即此小經營，尚干造物忌耶？」兩人不禁淚落。

　　　　──沈復《浮生六記》〈閒情記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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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居宅與公共建築物的區別，即在吾人所與之接近的感情，與吾們為它所費的時間與心思。家宅的設計與室內裝飾，不是吾們所能全然從建築師購買而得，也不能從百貨大公司購買而得，只有當心緒十分閒適，胸中自有溫情蜜意底存在時，居家的生活才會成為一種藝術和樂趣。沈復和李笠翁二人，大家都具有溫情蜜意，不忽略生活中的細小瑣節，告訴我們許多巧妙方法，怎樣栽培花草，怎樣裝配盆景，怎樣利用庭院，怎樣薰陶粉澤；又告訴我們各色各樣別出心裁的設計；窗櫺之布置，使推窗一望，宏麗美景盡收眼底，宛如身入畫中，畫軸之懸掛，椅桌之陳設，務期清雅；李笠翁又發明一種暖椅之製，使下面烘以炭盆，俾在冬令保其肢體的溫暖。至於內部裝飾的一切詳細當為篇幅所限，不容畢敘，但可總說一句，一切庭院書齋、瓶花陳設，總以簡雅為基本標準。許多文人的書齋，面前總有一個清雅的小院子，它充滿著幽靜的氣氛。在這個小院子的中央，矗立著一二塊嶙峋有致的假山石，滿布著波浪形的紋理；或者幾塊古怪的木根，形如山石，叫作木假山，旁邊擠生一簇細竹，它們的線條是那麼精緻可愛，假設牆壁上的窗眼是開成扇形的，它的框子用瓦管做成竹竿的形式，暗示著外邊是一個農村的世界。

　　出奇制勝主義如沈復替貧士狹隘居室所擬的畫策，也可以拿來應用於富貴人家的花園設計。倘用英文的garden一字來譯中文的園字，那不啻賦予誤解的意義。因為garden所給人的印象，是一片草地，和各種各樣的花，它的形式總是太呆板、太整齊，不適合中國人的趣味。中文的園字所給人的印象，第一是一個遼廣的風景，它的人工的優美，其部位的恰當或許超過天然的風景，但仍保持著天然的面目，也有樹，也有山，也有川、橋、划子、茶畦、果木和花卉。分布在這個天然景色中，有人們的建築物，橋亭臺榭，曲廓假山，那些建築物在流線型的屋頂那樣完美地融合於風景，彼此混成一體。沒有平整的籬柵，沒有圓形和圓錐形的樹木，沒有挺直的路徑──沒有這一切形式，這一切使凡爾賽弄成那麼笨拙，叫中國人看不上眼。在中國花園裡，隨時隨地吾們所看到的是彎曲、參差、掩藏、暗示。

　　沒有一所中國大宅邸的建築式樣，容許外邊人從大門看出屋前綿長的車道，因為這樣將違反掩隱的原則。對準大門，吾們或許看見一方小的庭院，或許是一座假山，一些不使人想起其內部廣大的地位，把一個人逐步逐步的引導至更新穎更宏麗的景色，不斷地現出新奇而別出心裁的意匠。因為吾們要由小以見大，由大以見小。很少能一覽而得一鳥瞰全景，倘一覽而盡全景，便沒有含蓄供人想像。中國花園的特點為其精密的錯綜點綴之設計，這種錯綜的特性才引起「莫窮底蘊」的感覺，尚令人想像它的園景大過於它的實際。

　　至於飽學而富裕的文人，當其計劃自己的花園時，有些意境近乎宗教的熱情和祠神的虔誠。祁彪佳（一六○二──一六四五）的記述很有趣的表顯這個精神：

　　卜築之初，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點之者，某可亭，某可榭，予聽之漠然以為意不及此。及於徘徊數回，不覺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可無者。前役未罷，輒於胸懷所及，不覺領異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窮徑險，則極慮窮思，形諸夢寐。便有別闢之境地，若為天開。以故興愈鼓，趣亦愈濃，朝而出，暮而歸。偶有家冗，皆於燭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駕舟，三里之遙，恨不促之於跬步，奇寒盛暑，體栗汗浹，不以為苦。雖遇大風雨，舟未嘗一日不出。摸索床頭金盡，略有懊喪意。及於抵山盤旋，則購石庀材，猶怪其少。以故兩年以來，囊中如洗。予亦病而愈，愈而復病，此開園之癡癖也。

　　園盡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餘畝，水石半之，室廬與花木半之。為堂者二，為亭者三，為廊者四，為臺與閣者二，為堤者三。其他軒與齋類而幽敞各極其致，居與庵類，而紆廣不一其形；室與山房類，而高下分標其勝。與夫為橋為榭為徑為峰，參差點綴，委折波漏，大抵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險者夷之，夷者險之。如良醫之治病，攻補互投；如良將之用兵，奇正並用；若名手作畫，不使一筆不靈；若名流作文，不使一語不韻，此開園之營構也──

　　　　──祁彪佳《寓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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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參差、新奇、掩藏、暗示──這些是中國園亭設計的幾個原則，亦為別種中國藝術的一貫原則。

　　十一　飲食

　　吾們所吃的是什麼？時常有人提出這麼一個問題。吾們將回答說，凡屬地球上可吃的東西，我們都吃。我們也吃蟹，出於愛好，我們也吃樹皮草根，出於必要。經濟上的必要乃為吾們的新食品發明之母，吾們的人口太繁密，而饑荒太普遍，致令吾們不得不吃凡手指所能夾持的任何東西。這當然很合理，我們既積極的體驗一切可吃的東西，自可不期而獲得新的發現，一如多數科學上和醫藥上的偶然發現。有一件事情，我們發現了一種奇異的人參的滋補效力，它的效力著者願以自身證明，它的確為人類所知的最能滋益精力的補劑，而它的刺激性能尤為溫和。但是除了這種醫藥上的或烹調上的偶然發現，吾們實在為地球上唯一無所不食的動物，只要吾們的牙齒健在，吾們將永遠保持這個地位。也許有一天牙醫學者會發覺吾們具有最優良的牙齒。吾們有這樣天賦的健全牙齒，而受著饑荒的驅迫，吾們為什麼不會在吾們的民族生命中某種特殊時期，發現鹽炒甲蟲和油炸蜂蛹為美味精品。其唯一食品為吾人所未發現抑且不喜吃的為乾酪（Cheese）。蒙古人無法勸吾們吃乾酪，歐洲人也未見較大功效。

　　我們的食品是無益於應用邏輯的理論的，那完全是由偏私來決定的。大西洋的兩岸，兩種介類是很普遍的，一種是軟殼蛤類Mya arenaria，另一種是殼菜類Mytilus edulis。這兩種軟體動物的種類在大西洋兩岸是一樣的。在歐洲吃淡菜很通行，但不通行吃蛤子。在美洲其情形恰恰相反，這是湯森博士（Dr.Charles W.Townsend）在《科學月刊》中所發表的著作所告訴吾們的。湯森又告訴我們，鰈魚在英格蘭和波士頓是以高價出售的，可是在紐芬蘭鄉村間，被視為不配吃的東西。吾們吃著淡菜像歐洲人，吃著蛤子像美國人，但是吾們不生吃牡蠣像美國的吃法。你不必相信我說蛇肉之鮮不亞於嫩雞。我居住中國四十年，未曾一嚐此異味，亦未見親友中吃蛇肉者。談講吃蛇肉的故事，傳播比談吃雞來得迅速，其實吾們吃雞遠較白人為多而且美，而吃蛇肉這種事情，跟西洋人一樣是很稀罕的。

　　惟吾人所可為諸君告者，吾人對於滋味，全國有同嗜焉，而任何明理之論，苟從中國人食桌上取肴饌而食之，可無庸內疚於心。命運制於饑荒，非吾們人類所能自決。當其為饑餓所嚴重壓迫，尚有何物不可食者。非至明悉饑荒所加於人類之作用，應不配施人以非難。大饑荒之際，吾們中間有烹嬰孩而食者──雖如此情形，為仁慈所罕有──不過感謝上帝，吾們尚未將他生吃，像英國人吃牛肉者然。

　　人世間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將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學問，而是「吃」。吾們曾公開宣稱「吃」為人生少數樂事之一。這個態度的問題頗關重要，因為吾們倘非竭誠注重食事，吾人將永不能把「吃」和烹調演成藝術。關於食物問題的態度，在歐洲可以英法兩國為代表。法國人的吃是熱烈地吃，而英國人的吃是歉疚地吃，中國人就其自謀口福而論，是天稟的傾向於法國人的態度的。

　　不把飲食鄭重將事而有退化為隨便瑣事的危險，可從英人的民族生活研習之。假令他們知道怎樣辨別食品的風味，他們的語言文字會表現這個意思。英國語言中沒有「烹飪」一語，但乾脆地叫它「燒」。他們沒有適當稱呼廚師的名稱，但老實叫他「火夫」。他們從不講起菜單，只是知道一般所稱的「盤碟」。他們沒有美味品評家的名稱，就用催眠曲裡的字叫他「貪吃星」。其實際是英國人不大理會「肚皮」，除非胃部有了病痛，尋常談話中不提起「肚皮」。其結果當法國人談論著他的廚師的烹調──從英國人的眼光看來──用著不知謙遜的態度，而英國人談到他的火夫的食品，總覺得難免損及其辭令的藻飾。當其受著法國主人緊緊逼迫，他將吞吞吐吐透出一句「這布丁非常好」，沒有旁的話可說。至於倘布丁而好，那一定有好的理由，但英國人殊不願於此多費腦筋，英國人所最注意者，為怎樣保持其身體的結實，以抵抗感冒的侵襲，俾節省醫藥費。

　　然而除非你好好的加以辨味，或改變對待食品的意見，殊不易發展一個通國的烹調藝術。學習怎樣吃法的第一個條件先談論它。只有在一個社會裡，那裡的文雅人士首先考究廚子的衛生而非寒暄天氣，始克發展烹飪的藝術。未吃之前，應先熱切切盼望著，東西端至己前，先蘸一些嘗嘗滋味，然後細細咀嚼，既食之後，大家批評著烹調的手法，非如此，不足以充分享受食物。教師應可在講臺上大無畏的斥責滋味惡劣的肉排，而學者應可著述專談烹調術的論文。吾們在得到某種食品之前，老早就在想念著它，心上不住地迴轉著、盼望著，暗中有一種內心的愉快，懷著吾們將與一二知友分享的樂趣，因是寫三張邀客便條如下：「舍姪適自鎮江來，以上等清醋為餽，並老尤家之真正南京板鴨一隻，想其風味必佳。」或者寫這樣一張「轉瞬六月將盡，及今而不來，將非俟明年五月，不獲得嘗鮮魚美味矣」。每歲末及秋月成鉤，風雅之士如李笠翁者，照他自己的所述，即將儲錢以待購蟹，選擇一古蹟名勝地點招二三友人在中秋月下持蟹對酌，或在菊叢中與知友談論怎樣取端方窖藏之酒，潛思冥想，有如英國人之潛思香檳票獎碼者。只有這種精神才能使飲饌口福達到藝術之水準。

　　吾人毫無愧色於饕餮。吾們有所謂「東坡肉」，又有「江公豆腐」。在英國，「華茲華斯肉排」或「高爾斯華綏炸肉片」，將為不可思議。華茲華斯「高唱簡樸生活與高尚思想」，但他竟疏忽了精美食品，特別像新鮮竹筍和香蕈不失為簡樸鄉村生活的一大樂事。中國詩人，具有較重功利主義的哲學思想，曾坦直地歌詠本鄉的「鱸膾蓴羹」。這種思想被認為富含詩意，故官吏上表乞退時，常引「思吳中蓴羹」一語以為最優雅之辭令。確實，吾們的愛戀鄉土大半為兒童時代樂趣之回溯。許多美國人，當其遠客異國，常追慕故鄉的燻腿和甜番薯，但是他不承認這些使他興依戀鄉井之思，也不會把感想寫入詩中。吾們對於吃的鄭重，可從許多方面顯現出來。任何人翻開《紅樓夢》或其他中國小說，將深深感動於詳細的列敘菜單，何者為黛玉之早餐，何者為寶玉底夜點。鄭板橋致其介弟的家書中，有讚揚糊粥之語：

　　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嚥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煖，嗟呼，嗟呼，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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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的優容食品一如他們的優容女色與生命。沒有英國大詩人或著作家肯折節自卑，寫一本烹調書，這種著作他們視為文學境域以外的東西，沒有著作的價值。但是中國的偉大戲曲家李笠翁並不以為有損身分，以寫菰蕈烹調方法以及其他蔬菜肉食的調治藝術，另一大詩人袁枚寫了一本專書論述烹調術，此外另有許多短篇散文談論及此。他的談論烹調術有如亨利．詹姆士（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的講英國皇家膳司，用一種專業的智識與莊嚴態度而著述之。但是威爾斯（Ｈ．　Ｇ．　Ｗｅｌｌｓ）此人在英國人心目中最見有寫作飲食文章的傾向，可是實際到底不能寫，至於博學多識不及威爾斯者，將更無望了。法朗士（Ａｎａｔｏｌｅ　Ｆｒａｎｃｅ）那樣的作家，應該是可望其寫一些優美的烹飪文字的人物了，好像炸牛肝、炒冬菰的妙法，可在他致親密友人的私函中發現之；我卻很懷疑他是否遺留給我們認為文學作品的一部。

　　中國烹飪別於歐洲式者有兩個原則。其一，吾們吃東西吃它的組織肌理，它所抵達於吾們牙齒上的鬆脆或彈性的感覺，並其味香色。李笠翁自稱他是蟹奴，因為蟹具味香色三者之至極。組織肌理的意思不大容易懂得，可是竹筍一物所以如此流行，即為其嫩筍所給予吾人牙齒上的精美的抵抗力。一般人之愛好竹筍，可為吾人善辨滋味的典型例證，它既不油膩，卻有一種不可言辭形容的肥美之質。不過其最重要者，為它倘與肉類共烹能增進肉類（尤其是豬肉）的滋味，而其本身又能攝取肉類的鮮味。這第二個原則，便是滋味的調和。中國的全部烹調藝術即依仗調和的手法。雖中國人也認為有許多東西，像魚，應該在它本身的原湯裡烹煮，大體上他們把各種滋味混合，遠甚於西式烹調。例如白菜必須與雞或肉類共烹才有好的滋味，那時雞肉的滋味滲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滲入雞肉。從此調和原則引伸，可以製造出無限的精美混合法。像芹菜，可以單獨生吃，但當中國人在西餐中看見了菠菜蘿蔔分列烹煮，都與豬肉或燒鵝放入同一盤碟而食之，未免發笑，覺得這吃法是太野蠻了。

　　中國人，他們的恰到好處的感覺在繪畫與建築方面是那樣銳敏，可是在飲食方面卻好像完全喪失了它，中國人的對於飲食，當其圍桌而坐，無不盡量飽餐。凡屬重大菜肴，像全鴨，往往在上了十二三道別樣的菜以後，始姍姍上席，其實光是全鴨這一道菜，也就夠任何人吃個飽暢。這樣過豐盛的菜肴，是出於敬客的虛偽形式，也因為當一道一道上菜之際，是假定客人乘著酒興耍玩種種餘興，或行酒令，或吟詩句，這自然需要時間的延長，乃容許胃腸以較充分的時間來消化。很可能，中國政府效率的所以低弱，直接導因於全體官僚大老爺個個須每晚應酬三四處的宴會。他們所餐的四分之一是在滋養他們，而四分之三乃在殘殺他們。這又為富人多病的原因，像肝病和腎病，這種病症又為報紙上時常發現的名目，當政治陳情乞退，無不引為現成的藉口。

　　雖說中國人在安排宴會時，食料的適量方面應該學學西式才好，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擅長而出色的烹調法來教導教導西洋人。烹調普通的菜肴像青菜和雞肉，中國人有很豐富的秘訣可以教教西洋人，而西洋人也很可以服服貼貼學習一下。不過實際上這樣的情形不會實現，直要等吾們建造了強大砲艦而國力足以吞噬歐美，那時西洋人將認識中國人為較優良的烹飪家，毫無問題。不過到了那個時期，不用再談烹調那樣的瑣事了。上海租界裡不知有幾千幾萬英國人，從未踏進中國的菜館子，而中國人又是低能的教師。吾們從未勉強那樣非自動來求教的人，況且吾們也沒有砲艦，就是有了，也不致駛入泰晤士河或密西西比河，施行砲艦政策以強制英美人的意志。

　　在飲料方面，吾們天生是很節省的，只有茶是例外。因為比較的缺乏酒精飲料，吾們在街道上是很少瞧見醉漢的。至於飲茶一道，其本身亦為一種藝術。有些人竟至有崇拜的精神。吾們有專門談論品茗的著作，有如專事談論薰香、釀酒、假山石的著作。飲茶的通行，比之其他人類生活形態為甚，致成為全國人民日常生活的特色之一。於是各處茶寮林立，相彷於歐美的酒吧間以適應一般人民。吾們在家庭中喝茶，又上茶館去喝茶，或者獨個兒，或者結伴去，也有同業集會，也有吃講茶以解決紛爭的。未進早餐也喝茶，午夜三更也喝茶，捧了一把茶壺，中國人很快活的隨處走動。那是到處一樣的習慣，且喝茶不致有毒害的後果，除掉少數的例外，像作者的家鄉，有喝茶喝破了產的。不過喝茶喝破產只因為他們喝那十分昂貴的茶葉，至於普通的茶是很低廉的，而且中國的普通茶就給王公飲飲也不致太跛腳。最好的茶是又醇厚又和順，喝了過一兩分鐘，當其發生化學作用而刺激唾液腺，會有一種回味升上來。這樣優美的茶，人人喝了都感愉快。我敢說茶之為物既助消化，又能使人心氣平和，所以它實延長了中國人的壽命。

　　茶葉和泉水的選擇即為一種藝術。這裡我引一段十七世紀初期的文人張岱的話以證我說。他寫他評選茶葉和泉水的藝術，而在當時，他實為一位罕堪敵手的鑒識家。

　　周墨農向余道閔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訪閔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娑一老。方敘語，遽起曰：「杖忘某所。」又久。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為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爐。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几，荊溪壺、成宜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閬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給余，是閬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岕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紿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況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採。」汶水大笑曰：「余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定交。

　　　　　　　　──張岱《陶庵夢憶》

　　　　◇

　　此種藝術，現在幾已完全消失了，除了少數老年的嗜茶鑒賞家。中國火車上很難得飲優良茶，就在頭等車中也是一樣，而卻是利普頓茶沖調牛奶和方糖而饗客，而利普頓茶對於我個人是最不配口味。當李頓爵士（Lytton）到上海，他受款待於一位著名的中國富豪家中。他要喝一杯中國茶，竟未達到目的。他被待以利普頓茶沖以牛奶方糖。

　　我想現在已充分講過了中國人當其神志清明之際，透徹地知道怎樣的生活法。生活的藝術對於他們是第二本能和宗教。誰說中國文明是精神文明便是撒謊。

　　十二　塵世是唯一的天堂

　　我們的生命總有一日會滅絕的，這種省悟，使那些深愛人生的人，在感覺上增添了悲哀的詩意情調。然而這種悲感卻反使中國的學者更熱切深刻地要去領略人生的樂趣。這看來是很奇怪的。我們的塵世人生因為只有一個，所以我們必須趁人生還未消逝的時候，盡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們有了一種永生的渺茫希望，那麼我們對於這塵世生活的樂趣便不能盡情地領略了。基士爵士（Ｓｉｒ　Ａｒｔｈｕｒ　Ｋｅｉｔｈ）曾說過一句和中國人的感想不謀而合的話：「如果人們的信念跟我的一樣，認塵世是唯一的天堂，那麼他們必將更竭盡全力把這個世界造成天堂。」蘇東坡的詩中有「事如春夢了無痕」之句，因為如此，所以他那麼深刻堅決地愛好人生。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人生不再」的感覺。中國的詩人和學者在歡娛宴樂的時候，常被這種「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悲哀感覺所煩擾，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圓」的傷悼。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一篇賦裡，有著兩句名言：「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王羲之在和他的一些朋友歡宴的時候，曾寫下《蘭亭集序》這篇不朽的文章，它把「人生不再」的感覺表現得最為親切：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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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相信人總是要死的，相信生命像一支燭光，總有一日要熄滅的，我認為這種感覺是好的。它使我們清醒，使我們悲哀，它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種詩意。此外還有一層最為重要：它使我們能夠堅定意志，去想法過一種合理的、真實的生活，隨時使我們感悟到自己的缺點。它也使我們心中平安。因一個人的心中有了那種接受惡劣遭遇的準備，才能夠獲得真平安。這由心理學的觀點看來，它是一種發洩身上儲力的程序。

　　中國的詩人與平民，即使是在享受人生的樂趣時，下意識裡也常有一種好景不常的感覺，例如在中國人歡聚完畢時，常常說：「千里搭涼棚，沒有不散的宴席。」所以人生的宴會便是尼布甲尼撒【註：Ｎｅbｕcｈａｄnｅzzａｒ，古代的古巴比倫王，以強猛、驕傲、奢侈著稱。】的宴會。這種感覺使那些不信宗教的人們也有一種神靈的意識。他觀看人生，好比是宋代的山水畫家觀看山景，是給一層神祕的薄霧包圍著的，或者是空氣中有著過多的水蒸氣似的。

　　我們消除了永生觀念，生活上的問題就變得很簡單了。問題就是這樣的：人類的壽命有限，很少能活到七十歲以上，因此我們必須把生活調整，在現實的環境之下盡量地過著快樂的生活。這種觀念就是儒家的觀念。它含著濃厚的塵世氣息，人類的活動依著一種固執的常識而行，他的精神就是桑塔耶訥所說把人生當做人生看的「動物信念」。這個根據動物的信念，我們可以把人類和動物的根本關係，不必靠達爾文的幫助，也能做一個明慧的猜測，這個動物的信念使我們依戀人生──本能和情感的人生──因為我們相信：既然大家都是動物，所以我們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獲得正常的滿足，我們才能夠獲得真正的快樂。這包括著生活各方面的享受。

　　這樣說起來，我們不是變成唯物主義者了嗎？但是這個問題，中國人是幾乎不知道怎樣回答的。因為中國人的精神哲理根本是建築在物質上的，他們對於塵世的人生，分不出精神或是肉體。無疑地，他愛物質上的享受，但這種享受就是屬於情感方面的。人類只有靠理智才能分得出精神和肉體的區別，但是上面已經說過，精神和肉體享受必須通過我們的感官。音樂無疑地是各種藝術中最屬於心靈的，它能夠把人們高舉到精神的境界裡去，可是音樂必須通過我們的聽覺。所以對於食物的享受為什麼比交響曲不屬於心靈的這一問題，中國人實在有些不明白。我們只有在這種實際的意義上，才能意識到我們所愛的女人。我們要分別女人的靈魂和肉體是不可能的。我們愛一個女人，不單是愛她外表的曲線美，並且也愛她的舉止，她的儀態、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那麼，這些是屬於肉體的呢？還是精神的呢？我想沒有人能回答出來吧。

　　這種人生現實性和人生精神性的感覺，中國的人性主義是贊成的，或者可以說它是得到中國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贊成的。筒單講來，中國的哲學，可說是注重人生的知識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識。中國哲學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論撇開不談，認為和生活問題不發生關係，以為這些東西是我們理智上所產生的淺薄感想。他們只把握人生，提出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我們怎樣地生活？」西洋哲學在中國人看來是很無聊的。西洋哲學以論理或邏輯為基點，著重研究知識方法的獲得，以認識論為基點，提出知識可能性的問題，但最後關於生活本身的知識卻忘記了，那真是愚蠢瑣碎的事，像一個人，只談談戀愛求求婚，而並不結婚生子；又像操練甚勤的軍隊不開到戰場上去正式打仗。法國的哲學家要算最無謂，他們追求真理，如追求愛人那樣地熱烈，但不想和她結婚。

※最會享受生活的人　一　發現自己：莊子

　　在現代生活中，如果真有哲學家的話，那麼「哲學家」這名詞已變成一個僅是社交上恭維人家的名稱了。哲學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同時也最不受人注意的人物。只要是一個神祕曖昧深奧不易了解的人物即可稱之為「哲學家」。一個對現狀漠不關心的人也被稱為「哲學家」。然而，後者的這種意義中還有著相當的真理。在莎士比亞的《皆大歡喜》（Ａｓ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Ｉｔ）一劇中，丑角達士東（Ｊｏｕcｈｅｓｔｏnｅ）所說的「牧羊人，你也懂得一些哲學吧？」這句話就是包含後者這種意義的。從這一種意義說來，哲學僅是對事物和人生的一種普通而粗淺的觀念。而且這種觀念每個人多少總有一點。如果某一個人否認現實的表面價值，或不肯盡信報紙上所說的話，他就有哲學家的意味。他是一個不願被騙的人。

　　哲學總帶著一種如夢初醒的意味。哲學家觀察人生，正如藝術家觀察風景一樣──是隔著一層薄紗或一層煙霧的。這種看法使生硬的人生瑣事變成軟化，容易使我們看出其中的意義。至少中國的藝術家或哲學家是如此思想的。所以，哲學家和徹底的現實主義者的觀念完全相反；後者熙來攘往忙碌終日，以為他的成敗盈虧，完全是絕對的、真實的。這種人真是無藥可救，他連一些懷疑的念頭也沒有，所以不能得到一個起點。孔子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數而有意的詼諧語句中，這句實得我心。

　　我想在這章中介紹一些中國哲學家對生活圖案的觀念。他們之間的意見越是參差，越是一致地以為人類必須有智慧和過著幸福生活的勇氣。孟子的那種比較積極的人生觀念和老子的那種比較圓滑和順的觀念，協調起來成為一種中庸的哲學，這種中庸的哲學可說已成了一般中國人的宗教。動和靜的衝突，結果卻產生了一種妥洽的觀念，使人們對於這個不得完美的地上天堂也感到了滿足。這種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學就此產生。陶淵明──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有著最和諧的性格──就是這種生活的一種典型。

　　一切中國哲學家在不知不覺中所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要怎樣去享受人生？誰最會享受人生？我們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尋找那勢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窮究那些不可得知的東西；我們認識的只是些不完美的、會死的人類的本性；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去調整我們的人生，使我們得以和平地工作，曠達地忍耐，幸福地生活。

　　我們是誰？這是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似乎是不能解答的。不過我們都已承認，我們日常忙碌生活中的自我並不是完全真正的自我。在生活的追求中我們已經喪失一些東西。例如：我們看見一個人在田野裡東張西望地在尋找東西。聰明的人可以提出一個難題來讓那些旁觀者去猜猜：那個人究竟失掉了什麼東西？有的猜一隻錶，有的猜一隻鑽石別針；各人有各人的猜測。聰明人其實也不知道那人失掉了些什麼，可是當大家猜不著時，他可以說：「我告訴你們吧，他失掉魂兒了。」我想沒有人會說他這句話不對。我們往往在生活的追求中忘記了真正的自我，正如莊子在一個美妙的譬喻裡所講的那隻鳥一樣，為了要吃一隻螳螂而忘記自身的危險，而那隻螳螂又為了要捕捉一隻蟬也忘了自身的危險。

　　莊周遊於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

　　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人何為頃間甚不庭乎？」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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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乃是老子的門生，正如孟子是孔子的門生一樣，二人都富於口才，二人的生存年月都和他們老師的距離約一百年。莊子和孟子生在同時，大約老子和孔子也在同時。可是孟子很贊成莊子人性已有所亡，而哲學之任務就是去發現並去取回那些失掉了的東西這句話。據孟子的見解，以為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他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認為，文明的人為生活，其影響之及於人類赤子之心，有如山上的樹木被斧斤伐去一樣。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二　情智勇：孟子

　　最合於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個熱誠的、悠閒的、無恐懼的人。孟子列述「大人」的三種「成熟的美德」是「仁、智、勇」。我以為把「仁」字改為情字當更為確當，而以「情、智、勇」為大人物的特質。在英語中幸虧尚有Ｐａｓｓｉｏn這個字，其用法和華語中的「情」字差不多。這兩個字起首都含有「情欲」的那種狹義，但現在都有了更廣大的意義。張潮說：「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又說：「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如果我們沒有「情」，我們便沒有人生的出發點。情是生命的靈魂，星辰的光輝，音樂和詩歌的韻律，花草的歡欣，飛禽的羽毛，女人的豔色，學問的生命。沒有情的靈魂是不可能的，正如音樂不能不有表情一樣。這種東西給我們以內心的溫暖和活力，使我們能快樂地去對付人生。

　　我把中國作家筆下所用的「情」字譯作Ｐａｓｓｉｏn也許不很對，或者我可用Ｓｅnｔｉmｅnｔ一字（代表一種較溫柔的情感，較少急越的熱情所生的衝動性質）去譯它嗎？「情」這一字或許也含著早期浪漫主義者所謂Ｓｅnｓｉbｉｌｉｔｙ一字的意義，即屬於一個有溫情的大量的藝術化的人的質素。在西洋的哲學家中，除了愛默生（Ｅmｅｒｓｏn）、愛彌兒（Ａmｉｅｌ）、瓊伯特（Ｊｏnbｅｒｔ）和伏爾泰（Ｖｏｌｔａｉｒｓ）外，很少對於熱情能說些好話的人，這是奇怪的。也許我們所用的詞語雖不同，而我們所指的實是同一樣東西。但是，假如說「熱情」（Ｐａｓｓｉｏn）異於「情感」（Ｓｅnｔｉmｅnｔ），兩者意義不同，而前者只是專指一種暴躁的衝動的情感而言，那麼在中國字中便找不到一個相應的字可以代表它，我們只好依然用「情」這個字了。我很疑惑這是否就是種族脾氣不同的表徵？這是否就是中華民族缺乏那種侵蝕靈魂去造成那種西洋文學裡悲劇材料的偉大熱情的表徵？這可就是中國文學中沒有產生過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的原因？這可就是中國悲劇角色在危急之時飲泣吞聲，讓敵人帶去了他們的情人，或如楚霸王那樣，先殺死情人，然後自刎的原因？這種結局是不會使西洋觀眾滿意的，可是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的，所以在文學上當然也就是這樣的了。一個人跟命運掙扎，放棄了爭鬥，在事過之後，隨之在悲劇回憶中，發生了一陣徒然的後悔和想望。正如唐明皇的悲劇那樣，他諭令他的愛妃自殺，以滿足叛軍的要求，過後，便神魂顛倒地成天思念她。這種悲劇的情感是在那齣戲劇結束後，在一陣悲哀中才表現出來的。當他在出狩生活中旅行時，在雨中聽見隔山相應的鈴聲，便做了那首雨霖鈴曲以紀念她；他所能看到或捫觸到的事事物物，無論是一條餘香未盡的小領巾，或是她的一個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愛妃，這悲劇的結束便是由一個道士替他在仙境裡尋覓她的芳魂。如此我們就在這裡看到一種浪漫的敏感性，如不能稱之為熱情的話，不過這熱情已變成一種圓熟而溫和的了。所以，中國哲學家有著一種特點，他們雖卑視人類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卻不卑視熱情或情感本身，而反使之成為正常人類的生活基礎，甚至於視夫婦之情為人倫之本。

　　我們的熱情或情感是隨生命而同來，無可選擇，正如我們不能擇揀父母一樣，我們不幸天生就有一種冷靜或熱烈的天性，這是事實。在另一方面，沒有一個小孩是生來就是冷心的；當我們漸次失掉那種少年心時，我們才會逐漸失掉我們內在的熱情。在我們生活的某一時期中，我們熱情的天性是被一種邪惡的環境所摧殘壓制，挫折或剝削，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於我們沒有留意使之繼續生長，或者是我們不能從這種環境裡解脫出來。我們在獲取「世事經驗」的過程中對於我們的天性曾多方摧殘，我們學會了硬心腸，學會了虛偽矯飾，學會了冷酷、殘忍，因此在一個人自誇他已獲得了很多的人世經驗時，他的神經顯已變成不銳敏，而麻木遲鈍──此種現象尤其是在政界為最多。結果世界上多了一個偉大的「進取者」（Ｇｏ─ｇｅｔｔｅｒ），把別人擠在一旁，而自己爬到頂上，世界上從此多了一個意志剛強、心志堅定的人，不過感情──他稱之為愚笨的理想主義或多情的東西──在他胸懷中的最後一些灰燼，則也漸漸地熄滅了。我很看不起這種人，這世界上冷酷心腸的人實在太多了。如果國家有一天要施行消滅那些不適於生存者的生殖機能的話，第一步，應該先把那些無道德感念的人、藝術觀念陳腐的人、鐵石心腸的人、殘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堅決一無情義的人，以及那一切失掉生之歡樂的人，一起把他們的生殖機能割掉──而不必亟亟於那些瘋狂的人和患肺癆的人。因為在我看來，一個熱情而有情感的人，或許會做出一些愚蠢和魯莽的事情，可是一個無熱情也無情感的人卻好像是一個笑話或一幅諷刺畫了。他跟都德（Ｄａnｄｅｔ）的莎復（Ｓａｐｈｏ）兩者比較起來，只好算一條蟲、一架機器、一座自動機、塵世上的一點汙點而已。有許多妓女她的一生比大腹便便的商人來得高潔。莎復雖然犯罪，但也懂得愛；我們對於那些會顯示深愛的人，應該給予較大的寬恕，無論怎樣，她從一個冷酷的商業環境中走出來的時候，總比我們周遭的那些百萬富翁懷著更熱烈的心情。對曼麗．瑪黛玲（Ｍａｒｙ　Ｍａｇｄａｌｅnｅ）崇拜是對的。熱情和情感有時免不了使我們做錯事，因而受罪是應該的。但是有許多寬容的母親因為過於縱容子女，往往因愛子之心而失掉了理智的判斷，不過她們到了老年的時候，她們一定會回憶到她們從前那種融融洽洽的家庭生活，以為比那些苛刻嚴峻的人的家庭生活來得快樂。有一個朋友曾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年紀已七十八歲的老婦人對他說：「回溯過去的七十八年中，每想到我所做的錯事時，我還是覺得快樂的；不過又想到我的愚蠢時，我甚至到今天還不能饒恕我自己。」

　　可是人生是殘酷的，一個有著熱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許容易受他的比較聰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錯了主意，常常因對付仇敵過於寬大，或對於朋友過於信任，而走了失著。慷慨的人有時會感到幻滅，因而跑回家中寫出一首悲苦的詩。在中國有許多的詩人和學者就是這樣的，例如喝茶大家張岱，很慷慨地替親友出力幫忙，甚至把家產也因此花完，而結果還吃了他最親密的親友的虧；後來他把這遭遇寫成十二首詩，那詩要算是我所曾讀到過的最辛酸最悲苦的了。可是我很相信直到他老死還是那麼慷慨大量的，即使是在他很窮困的時候，有幾次幾乎窮的要餓死，也必仍然如此。我相信那些悲哀的情緒不久就會煙消霧散，而他依舊會快樂的。

　　雖說如此。但這種慷慨熱烈的心情須有一種哲學加以保護，人生是嚴酷的，熱烈的心性不足以應付環境，熱情必須和智勇連結起來，方能避免環境的摧殘。我覺得智和勇是同樣的東西，勇乃是了解人生之後的產物；一而二，二而一，一個完全了解人生的人始能有勇。如果智不能生勇，智便無價值。智抑制了我們愚蠢的野心，使我們從這個世界的騙子（Ｈｕmbｕｇ）──無論是思想上的或人生上的──手中解放出來而生出勇氣。

　　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騙子真是不勝其多，不過中國佛教已經把許多的小騙子歸納於兩個大騙子之中──就是名和利。據說乾隆皇帝遊江南的時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色，望見中國海上帆船往來如織。他便問他身旁的大臣那幾百隻帆船是幹什麼的，他的大臣回答道，他只看見兩隻船，一隻叫做「名」一隻叫做「利」。有修養的人士也只能避免利的誘惑，只有最偉大的人物才能夠逃避名的誘惑。有一次，一位僧人跟他的弟子談到這兩種俗念的根源時說：「絕利易，絕名心難。即退隱之學者僧人仍冀得名。彼樂與大眾講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與弟子作日常談。」那個弟子道：「然則師父可為世上唯一絕名心之人矣。」師父微笑而不言。

　　據我的人生觀察，佛教徒的那種分類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騙子不只兩個，而實有三個：即名、利、權。在美國慣用的字中，可以拿「成功」（Ｓｕccｅｓｓ）這名詞把這三個騙子概括起來。但是有許多智者以為成功和名利的欲望實是失敗、貧窮和庸俗無聞的恐懼之一種諱稱；而這些東西是支配著我們的生活的。有許多人已經名利雙全，可是他們還在費盡心計想法去統治別人，他們就是竭一生心力為祖國服役的人。這代價常是巨大的。如果你去請一個真真的智者來，要選他做總統，要他隨時向一群民眾脫帽招呼，一天中要演說七次，這種總統他一定不要做的。白賚士【註：Ｊａmｅｓ　Ｂｒｙcｅ，近代英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家。】以為美國民主政府現行的制度不能招致國中最優秀的人才去入政界服役。我覺得單是競選的吃力情形就足已嚇退美國的智者了。從政的人頂了竭畢生心力為人群服役的名義，一星期常須參加六次的宴會。他為什麼不坐在家裡，自己吃一頓簡單的晚餐，隨後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個人在名譽或權力的迷惑下，不久也會變成其他騙子的奴隸，越陷越深永無止日。他不久便開始想改革社會，想提高人們的道德，想維護教會，想消弭罪惡，做一些計劃給人家去實行，推翻別人所定的計劃，在大會中讀一篇他的下屬替他預備好的統計報告，在委員會的席上研究展覽會的藍紙圖樣，甚至於想創設一間瘋人院（真厚臉皮啊！）──總之一句話，想干涉人家的生活。但是不久，這些自告奮勇而負起的責任，什麼改造人家、實施計劃、破壞競爭者的計劃等問題，一股腦兒拋在腦後，或甚至還不曾跑進過他的腦筋呢。一個在總統競選中失敗了的候選人，兩星期過後，對於勞工失業、關稅等諸大問題都忘得一乾二淨！他是什麼人，幹嘛要改造人家，增高人們的道德，送人家進瘋人院去呢？可是他如果成功了的話，那些大騙子和小騙子是會使他躊躇滿志地奔忙著，而使他想像著以為他的確是在做一些事情，而確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然而，世間還有一個次等的社會騙子，和上述的騙子有同樣的魅力，一樣普遍，就是時尚（Ｆａｓｈｉｏn）。人類原來的自我本性很少有表現出來的勇氣。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Ｄｅmｏcｒｉｔｕｓ）他以為已把人類從畏懼上帝和死亡這兩個大恐怖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是一種對人類的偉大貢獻。雖然如此，可是他還不曾把我們從另一個普遍的恐懼──畏懼周遭的人──中解放出來。人們雖由畏懼上帝和畏懼死亡的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但還有許多人仍不能解除畏懼人們的心理，不管我們是有意或無意，在這塵世中一律都是演員，在一些觀眾面前，演著他們所認可的戲劇。

　　這種演戲的才能加上摹仿的才能（其實即演戲才能的一部分），是我們猴子的遺傳中最出色的質素。這種表演才能無疑地可以得到實在利益，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博得觀眾的喝采。但是喝采聲越高，臺後的心緒也越加緊張。同時這才能也幫助一個人去謀生，所以我們不能怪誰迎合觀眾心理去扮演他的角色。

　　唯一不合之處就是那演員或許會篡奪了那個人的位置，而完全占有了他；在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夠保存本性的，真少而又少，也只有這一種人自知是在做戲，他們不會被權勢、名號、資產、財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蒙。當這些東西跑來時，他們只用寬容的微笑去接受，他們並不相信他們如此便變成特殊，便和常人不同。這一類的人物是精神上的偉大，也只有這些人的個人生活始終是簡樸的。因為他們永不重視這些幻象，所以簡樸才永遠是真真偉大人物的標誌。小官員幻想著自己的偉大；交際場中的暴發戶誇耀他的珠寶；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躍登作家之林，馬上變成較不簡樸、較不自然的人；這些都足以表示心智之狹小。

　　我們的演戲本能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我們常常忘記離開舞臺，忘記還有一些真正的生活可過。因此，我們一生辛辛苦苦的工作，並不依照自己的本性，為自己而生活，而只是為社會人士的喝采而生活，如中國俗語所說老處女「為他人作嫁衣裳」。

　　三　玩世、愚鈍、潛隱：老子

　　老子刁慈的「老猾」哲學卻產生了和平、容忍、簡樸和知足的崇高理想，這看來似乎是矛盾的。這類教訓包括愚笨者的智慧，隱逸者的長處，柔弱者的力量，和熟悉世故者的簡樸。中國藝術的本身，和它那詩意的幻象以及對於樵夫漁父的簡樸生活之讚頌，都不能脫離這種哲學而存在。中國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能忍受暫時的失敗，靜待時機，相信在天地萬物的體系中，在大自然動力和反動力的規律運行之下，沒有一個人能永遠占著便宜，也沒有一個人永遠做「傻子」。

　　　　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

　　　　躁勝寒，

　　　　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老子《道德經》，下同）

　　我們既知道大自然的運行中，沒有一個人能永遠占著便宜，或是做著傻子，所以其結論是競爭是徒勞的。老子曰：「聖人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當今的作家也可加上一句：「世間的獨裁者如能不要密探來衛護，我願做他的黨徒。」

　　因此，老子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善為士者不武；

　　　　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與；

　　　　善用人者為下。

　　　　是謂不爭之德，

　　　　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之極。

　　有了動力與反動力的規律，便產生了暴力對付暴力的局勢：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

　　凡爾賽會議如果請老子去做主席，我想今日一定不會有這麼一個希特勒。希特勒自以為他在政治上當權之速，證明他得到「上帝的庇佑」。但我以為事情還要簡單，他是得到克列孟梭（Ｃｌｅmｅncｅａｕ）神魂的庇佑。中國的和平主義不是那種人道的和平主義──不以博愛為本，而以一種近情的微妙的智慧為本。

　　　　將欲歙之，

　　　　必固張之。

　　　　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

　　　　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關於柔弱者的力量，愛好和平者之總能得到勝利，以及隱逸者的長處這一類訓誨，沒有一個人再能比老子講得更有力量。在老子看來，水便是柔弱者的力量的象徵──輕輕地滴下來，能在石頭上穿一個洞；水有道家最偉大的智慧，向最低下的地方去求它的水平線：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谷」是空洞象徵，代表世間萬物的子宮和母親，代表陰或牝。

　　　　谷神不死，

　　　　是謂元牝。

　　　　元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以牝來代表東方文化，而以牡來代表西方文化，這不會是牽強附會之談吧。無論如何，在中國的消極力量裡，有些東西很像子宮或山谷，老子說：「……為天下谷；於天下谷，常德乃足。」

　　凱撒要做鄉村中第一個人，而老子反之，他的忠告是：「不敢為天下先。」講到出名是一樁危險的事，莊子曾寫過一篇諷刺的文章去反對孔子的誇耀知識行為。莊子著作裡，有許多誹議孔子的文章，好在莊子寫文章時，孔子已死，而且當時中國又沒有關於毀壞名譽的法律。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

　　　　「子惡死乎？」

　　　　曰：「然。」

　　　　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

　　「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追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禍。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

　　我曾寫過一首詩概括道家思想：

　　　　愚者有智慧，

　　　　緩者有雅緻，

　　　　鈍者有機巧，

　　　　隱者有益處。

　　在信仰基督教的讀者們看來，這幾句話或者很像耶穌的「山上訓言」，而也許同樣地對他們不生效力。老子說，愚者得福，因他們是世上最快樂的人。這句話好似替「山上訓言」加了一些詼諧的成分。莊子繼老子「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的名句而說「棄智」。八世紀時的柳宗元把他比鄰的山叫做「愚山」，附近的水叫做「愚溪」。十八世紀時的鄭板橋說了一句名言：「聰明難，糊塗亦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中國文學上有諸如此類不少讚頌愚鈍的話。美國有一句俚語是「不要太精明」（Ｄｏn´ｔ　bｅ　ｔｏｏ　ｓmａｒｔ），從這句俚語也可看出抱這種態度者的智慧。大智是常常如愚的。

　　所以，在中國文化上我們看見一種稀奇的現象，就是一個大智對自己發生懷疑，因而產生（據我所知）唯一的愚者的福音和潛隱的理論，而認為是人生鬥爭的最佳武器。由莊子的創說「棄智」，到尊崇愚者的觀念，其中只是一個短短的過程；在中國的繪畫中和文章中，有著不少的乞丐，不朽的隱逸者、癲僧，或如《冥寥子遊》中的奇隱士等等，在那上面，我們都可以看出這種尊崇愚者觀念的反映。當這個可憐的襤褸癲僧，變成了我們心目中最高智慧和崇高性格的象徵時，智人即從人生的迷戀中清醒過來，接受一些浪漫的或宗教的潤色，而進入詩意的幻想境界。

　　傻子的受人歡迎是一樁實事。我相信無論在東方或西方，人們總是憎惡那個過於精明的同伴的。袁中郎曾寫過一篇文字，說明他和他的兄弟為什麼要用那四個極愚笨但是忠心的僕人。任何人只要把他所有的朋友同伴細細想一想，就可以發現我們究竟喜歡怎樣的人。我們喜歡愚笨的僕人是因為他比較老實可靠，和他在一起過日子，我們盡可以寫寫意意，不必處處提心吊膽。智慧的男人多數要不太精明的妻子，而智慧的女子也多數願嫁不太精明的丈夫。

　　中國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傻子，都是因為他們的真癲或假癲而討人歡喜，受人敬愛。例如宋朝著名畫家米芾號「米顛」（即癲），有一次穿了禮服去拜一塊岩石，要那塊岩石做他的「丈人」，因此得了「米顛」的名號。他和元朝的著名畫家倪雲林都有好潔之癖。又有一個著名的瘋詩人赤了足，往來於各大寺院，在廚房裡打雜，吃人家的殘羹冷飯，不朽的詩便寫在廟寺裡廚房的牆壁上。最受中國人民愛戴的，要算是偉大的瘋和尚顛僧了，他名叫濟公，是一部通俗演義的主人公；這部演義越演越長，篇幅比之《唐．吉訶德》還長三倍，但好像還沒有完結。他是生活於一個魔術、能醫、惡作劇和醉酒的世界裡，他有一種神力，能在相距幾百英里的不同城市裡同時出現。為紀念他的廟宇至今還屹立於杭州西子湖邊的虎跑。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偉大浪漫天才，如徐文長、李卓吾、金聖歎（他自號「聖歎」，據他說，當他出世時，孔廟裡曾發出一陣神祕的嘆息。）他們雖然和我們一樣是人，可是他們在外表和舉動上多少違背著傳統的習慣，所以給人一種瘋狂的印象。

　　四　「中庸哲學」：子思

　　我相信主張無憂慮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學，一定要叫我們擺脫過於繁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責任，因而使人們漸漸減少實際行動的欲望。在另一方面，生於現代的人，大都需要這種玩世主義之薰陶，因為這對他是很有益的。那種引頸前瞻徒然使人類在無效果和浪費的行動中過生活的哲學，它的遺毒或許比古今哲學中的全部玩世思想為害更大。每個人都有許多生理上的工作行動，它隨時能把這種哲學的力量抵消；這種放浪者的偉大哲學雖到處受人歡迎，可是中國人至今還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大多數人都未成為玩世者，因為大多數的人都不是哲學家。

　　所以這樣說來，玩世主義很少會變成大眾所崇拜的流行思想的危險，這一點可以不必擔憂。中國道家哲學雖已獲得了中國人心胸中的感應，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在每首詩歌和每幅山水畫裡都可看得出來；但是大多數中國人依舊過著熙來攘往的生活，依舊相信財富、名譽、權力，肯為他們的國家服役。如若不是這樣，人類生活便不能維持下去。所以中國並沒有人人都服從玩世主義，他們只在失敗後，才做玩世者和詩人；我們的多數同胞依舊還是出力的演員。道家玩世主義的影響，僅是在減低緊張生活，同時在天災人禍的時候，引導人民去信仰自然律的動作和反動作，信仰正義必能因此而得伸張。

　　然而，在中國的思想上還有一種相反的勢力，它和這種無憂無慮的哲學，自然放浪者的哲學，是站在對立的地位的。自然紳士哲學的對面有社會紳士的哲學，道家哲學的對面有儒家哲學。如道家哲學和儒家哲學的涵義，一個代表消極的人生觀，一個代表積極的人生觀，那麼，我相信這兩種哲學不僅是中國人有之，而也是人類天性所固有的東西。我們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義，一半儒家主義。一個徹底的道家主義者理應隱居到山中，去竭力摹仿樵夫和漁父的生活，無憂無慮，簡單樸實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漁父一般去做綠水之王。道家主義者的隱士，隱現於山上的白雲中，一面俯視樵夫和漁父在相對閒談；一面默念著青山、流水，全然不理會這裡還有著兩個渺小的談話者。他在這種凝想中獲得一種徹底的和平感覺。不過要叫我們完全逃避人類社會的那種哲學，終究是拙劣的。

　　此外還有一種比這自然主義更偉大的哲學，就是人性主義的哲學。所以，中國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個不必逃避人類社會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樂的人。如果一個人離開城市，到山中去過著幽寂的生活，那麼他也不過是第二流隱士，還是環境的奴隸。「城中隱士實是最偉大的隱士」，因為他對自己具有充分的節制力，不受環境的支配。如果一個僧人回到社會去喝酒、吃肉、交女人，而同時並不腐蝕他的靈魂，那麼他便是一個「高僧」了。因此，這兩種哲學有互通性，頗有合併的可能。儒教和道家的對比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這兩種學說，只是代表了兩個極端的理論，而在這兩個極端的理論之間，還有著許多中間的理論。

　　我以為半玩世者是最優越的玩世者。生活的最高典型終究應屬子思所倡導的中庸生活，他即是《中庸》作者，孔子的孫兒。與人類生活問題有關的古今哲學，還不曾發現過一個比這種學說更深奧的真理。這種學說，就是指一種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的那一種有條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學說。這種中庸精神，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應屬一半有名，一半無名；懶惰中帶用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於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稱心如意地資助朋友；鋼琴也會彈彈，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彈給知己的朋友聽聽，而最大的用處還是給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點，可是只夠擺滿屋裡的壁爐架；書也讀讀，可是不很用功；學識頗廣博，可是不成為任何專家；文章也寫寫，可是寄給《泰晤士報》的稿件一半被錄用一半退回──總而言之，我相信這種中等階級生活，是中國人所發現最健全的理想生活。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裡把這種生活理想很美妙地表達出來：

　　　　看破浮生過半，

　　　　半之受無用邊。

　　　　半中歲月盡幽閒；

　　　　半裡乾坤寬展。

　　　　半郭半鄉村舍，

　　　　半山半水田園；

　　　　半耕半讀半經廛；

　　　　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華半實庭軒；

　　　　衾裳半素半輕鮮，

　　　　肴饌半豐半儉；

　　　　童僕半能半拙；

　　　　妻兒半樸半賢；

　　　　心情半佛半神仙；

　　　　姓字半藏半顯。

　　　　一半還之天地；

　　　　讓將一半人間。

　　　　半思後代與滄田，

　　　　半想閻羅怎見。

　　　　飲酒半酣正好；

　　　　花開半時偏妍；

　　　　半帆張扇免翻顛，

　　　　馬放半韁穩便。

　　　　半少卻饒滋味，

　　　　半多反厭糾纏。

　　　　百年苦樂半相參，

　　　　會占便宜只半。

　　所以，我們如把道家的現世主義和儒家的積極觀念配合起來，便成中庸的哲學。因為人類是生於真實的世界和虛幻的天堂之間，所以我相信這種理論在一個抱前瞻觀念的西洋人看來，一瞬間也許很不滿意，但這總是最優越的哲學，因為這種哲學是最近人情的。總而言之，半個林白比一個整的林白更好，因為半個能比較快樂。如果林白只飛了大西洋的半程，我相信他一定會更快樂。我們承認世間非有幾個超人──改變歷史進化的探險家、征服者、大發明家、大總統、英雄──不可，但是最快樂的人還是那個中等階級者，所賺的錢足以維持獨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過一點點事情，可是不多；在社會上稍具名譽，可是不太顯著。只有在這種環境之下，名字半隱半顯，經濟適度寬裕，生活逍遙自在，而不完全無憂無慮的那個時候，人類的精神才是最為快樂的，才是最成功的。我們必須在這塵世上活下去，所以我們須把哲學由天堂帶到地上來。

　　五　愛好人生者：陶淵明

　　所以我們已經曉得，我們如果把積極的人生觀念和消極的人生觀念適度地配合起來，我們便能得到一種和諧的中庸哲學，介於動作和靜止之間，介於塵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現實人生之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哲學中，這一種可說是人類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了。還有一種結果更加重要，就是這兩種不同觀念相混合後，和諧的人格也隨之產生；這種和諧的人格也就是那一切文化和教育所欲達到的目的，我們即從這種和諧的人格中看見人生的歡樂和愛好。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要描寫這種愛好人生的性質是極困難的；如用譬喻，或敘述一位愛好人生者的真事實物，那就比較容易。在這裡，陶淵明這位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和中國文化上最和諧的產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頭。陶淵明也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我想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反對我的話吧。他沒有做過大官，很少權力，也沒有什麼勳績，除了本薄薄的詩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學遺產上也不曾留下什麼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還是照徹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較渺小的詩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遠是最高人格的象徵。他的生活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自然敬畏，會使那些較聰明與熟識的人自慚形穢。他是今日真正愛好人生者的模範，因為他心中雖有反抗塵世的欲望，但並不淪於徹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調起來。文學的浪漫主義，和道家閒散生活的崇尚以及對儒家教義的反抗，在那時的中國已活動了兩百多年，這種種和前世紀的儒家哲學配合起來，就產生了這麼一種和諧的人格。以陶淵明為例，我們看見積極人生觀已經喪失了愚蠢的自滿心，玩世哲學已經喪失了尖銳的叛逆性，在梭羅身上還可找出這種特質──這是一個不成熟的標誌，而人類的智慧第一次在寬容和嘲弄的精神中達到成熟的時期。

　　在我看來，陶淵明代表一種中國文化的奇怪特質，即一種耽於肉欲和靈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種不流於制欲的精神生活和耽於肉欲的物質生活的奇怪混合；在這奇怪混合中，七情和心靈始終是和諧的。所謂理想的哲學家即是一個能領會女人的嫵媚而不流於粗鄙，能愛好人生而不過度，能夠察覺到塵世間成功和失敗的空虛，能夠生活於超越人生和脫離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視人生的人。陶淵明的心靈已經發展到真正和諧的境地，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內心有一絲一毫的衝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詩一般那麼自然而沖和。

　　陶淵明生於第四世紀的末葉，是一位著名學者兼貴官的曾孫。這位學者在家無事，常於早上搬運一百支甓到齋外，至薄暮又搬運回齋內。陶淵明幼時，因家貧親老，任為州祭酒，但不久即辭了官職去過他的耕種生活，因此得了一種疾病。有一天，他對親朋說：「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有一個朋友聽了這句話，便薦他去做彭澤令。他因為喜歡喝酒，所以命令縣裡都種秣穀，可是他的妻子不以為善，固請種粳，才使一頃五十畝種秣，五十畝種粳。後因郡裡的督郵將到，縣吏說他應該束帶相見，陶淵明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是官也不願做了，寫了《歸去來辭》這首名賦。此後，他就過著農夫的生活，好幾次有人請他做官，他一概拒絕。他家裡本窮，故和窮人一起生活，在給他兒子的一封信裡，曾慨歎他們的衣服襤褸，做著賤工。有一次他送一個農家的孩子到他的兒子那裡去，幫做挑水取柴等事，在給他兒子的信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他唯一的弱點就是喜歡喝酒。他平常過著孤獨的生活，很少和賓客接觸，可是一看見酒，縱使他不認識主人，也會坐下來和大家一起喝酒。有時他做主人的時候，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且去。」他有一張無弦的琴，這種古代的樂器，只能在心情很平靜的時候，慢慢地彈起來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時，或是有興致想玩玩音樂時，便撫撫這張無弦的琴。他說：「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他心地謙遜，生活簡樸，且極自負，交友尤慎。判史王弘很欽仰他，想和他交朋友，可是無從謀面。他曾很自然地說：「我性不狎世，因疾守用，幸非潔志慕聲。」王弘只好和一個朋友用計騙他，由這個朋友去邀他喝酒，走到半路停下來，在一個涼亭裡歇腳，那朋友便把酒拿出來。陶淵明真的欣欣然就坐下來喝酒，那時王弘早已隱身在附近的地方，這時候便走出來和他相見。他非常高興，於是歡宴終日，連朋友的地方也忘記去了。王弘見陶淵明無履，就叫他的左右為他造履。當請他量履的時候，陶淵明便把腳伸出來。此後，凡是王弘要和他見面時，總是在林澤間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們在煮酒，就拿他頭戴的葛巾來漉酒，用過了還他，他又把葛巾戴在頭上了。

　　他那時的住處，位於廬山之麓，當時廬山有一個聞名的禪宗，叫做白蓮社，是由一位大學者所主持。這位學者想邀他入社。有一天便請他赴宴，請他加入。他提出的條件是在席上可以喝酒。本來這種行為是違犯佛門的戒條的，可是主人卻答應他。當他正要簽名入社時，卻又「攢眉而去」。另外一個大詩人謝靈運很想加入這個白蓮杜，可是不得其門而入。後來那位方丈想跟陶淵明做個朋友，所以他便請了另一位道人和他一起喝酒。他們三個人，那個方丈代表佛教，陶淵明代表儒教，那個朋友代表道家。那位方丈曾立誓說終生不再走過某一座橋，可是有一天，當他和他的朋友送陶淵明回家時，他們談得非常高興，大家都不知不覺地走過了那橋。當三人明白過來時，不禁大笑。這三位大笑的老人，後來便成為中國繪畫上常用的題材，這個故事象徵著三位無憂無慮的智者的歡樂，象徵著三個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幽默感中團結一致的歡樂。

　　他就是這樣地過他的一生，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心地坦白的、謙遜簡樸的鄉間詩人，一個智慧而快樂的老人。在他那本關於喝酒和田園生活的小詩集，三四篇偶然衝動而寫出來的文章，一封給他兒子的信，三篇祭文（一篇是自祭文），和遺留給子孫的一些話裡，我們看出一種造成那和諧生活的情感和天才；這種和諧的生活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卓越。他在《歸去來辭》那首賦裡所表現的就是這種愛好人生的情感。這篇名作是在公元四〇五年十一月，就是在決定辭去那縣令的時候寫的。

　　　　歸　去　來　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　，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

　　也許有人以為陶淵明是「逃避主義者」，但事實上他絕對不是。他要逃避的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如果他是邏輯家的話，他或許早已出家做和尚，徹底地逃避人生了。可是陶淵明不願完全逃避人生，他是愛好人生的。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兒是太真實了，他的花園，那伸到他庭院裡的樹丫枝，他所撫摸的孤松，這許多太可愛了。他僅是一個近情近理的人，他不是邏輯家，所以他要周旋於周遭的景物之間。他就是這樣的愛好人生，由種種積極的、合理的人生態度，去獲得他所特有的能產生和諧的那種感覺。這種生之和諧便產生了中國最偉大的詩歌。他為塵世所生，而又屬於塵世，所以他的結論不是逃避人生，而是「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陶淵明僅是回到他的田園和他的家庭裡去。所以，結果是和諧，不是叛逆。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