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馬克．吐溫自傳》

馬克．吐溫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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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這本自傳裡，我將牢牢記住，我正是從墳墓中向世人說話，我確確實實是從墳墓向世人說話。因為這本書出版時我已經死了。

　　我決定從墳墓中而不是親口向世人說話，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可以無拘無束地說話。一個人寫一本有關他平生私人生活的書──一本在他還活著的時候給人們看的書──，總是不敢真正直言不諱地說話，儘管他千般努力，臨了還得失敗。他認識到，他這是在做一個活生生的人根本做不到的事。人的心靈活動，最坦率、最無拘束、最祕而不宣的成果要算是情書了。寫情書的人深知別的人不會看到他所寫的話，從而表露心曲時可以無拘無束。有時候也有違約的事。看到自己的信被公開發表，真是受罪。早知道會公之於眾，便不會這麼吐露衷曲了。倒並非是信裡有什麼不真實、不真誠、不體面的事，不過不管怎麼說，如果早知道是寫給公眾看的，他總會寫得拘謹得多。

　　我認為，我會像寫情書那樣寫得真誠、坦率，不受拘束，不感到為難，因為我深知，在我死去，從而無知無覺、不聞不問以前，我所寫的東西是不會給任何人看到的。

　　　　　 馬克．吐溫

第一章

　　我於一八三五年十月三十日出生於密蘇里州門羅縣非常偏僻的村落佛羅里達。我的父母是在三十年代初遷到密蘇里去的。確切時間記不住了，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出生，並且我對這類事一向不關心。在那個年月，真是旅途迢迢，一準是吃盡辛苦。村子裡有一百個人，生了我便增加了百分之一。這超過了歷史上一般有才幹的人對一個城市所能作出的貢獻。我這樣說也許不太謙虛，可是這是事實。一個人能有這麼大貢獻，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樣的記載──甚至莎士比亞也做不到。可是我給佛羅里達做到了。這說明，我能為任何地方做到這一點──也許包括倫敦。

　　最近，密蘇里有人寄給我一張我出生的那間屋子的照片。在這以前，我一直說，那是王宮一般的地方，可是如今我該說得謹慎些才行。

　　村子裡有兩條街，街長幾百碼，此外只是些巷子，兩旁是柵欄和麥田、街和巷子，路面是一個樣的──雨天一片汙泥，旱天塵土飛揚。

　　屋子大都是整段原木搭成的──一式如此，除了三、四家，那是用木料造的。沒有什麼磚石砌的。有一座整段原木搭成的教堂，地板是短木料鋪成的，凳子是長條凳。短木料地板用的是原木，面上用錛子削平了。原木之間的縫隙沒有填平，也沒有地毯，因此要是掉下比桃子小些的東西，很可能從縫中掉下去。整個教堂的地板是一段段短的原木鋪成的，高出地面兩三英呎。豬就睡在下面。做禮拜時，每逢狗闖進去搗亂，牧師就得暫時停下來。冬天，短木料地板縫裡總會吹來冷颼颼的微風；夏天，盡是跳蚤。

　　長條凳是鋸木片做的，樹皮的那一面朝下，兩頭鑿了洞裝了四條腿。沒有靠背，沒有墊子。牆上掛的錫器龕燈，點著黃色的牛油蠟燭，作為教堂裡的照明。除星期日外，教堂就是教室。

　　村子裡有兩家小店。一家是伯父約翰．阿誇爾斯開的。店很小，五、六個架子上放著幾捆零頭印花布，櫃臺後面有不多幾桶鹹鯖魚、咖啡和新奧爾良的糖，這裡那裡散放著掃把、鏟子、斧子、鍬、耙子之類的什物。牆上掛著一些便宜的男式、女式帽子和馬口鐵器皿。屋子另一頭還有一個櫃臺，放著幾袋子彈、一兩塊乳酪、一桶火藥。櫃臺前面放著一桶桶釘子、一些生鉛，後邊放著一兩桶新奧爾良糖蜜和本地產的散裝威士忌酒。孩子們買五分錢、一角錢東西，照例可以吃到桶裡的一點兒糖。婦女們買幾碼印花布，除了免費招待一杯有糖和乳酪的茶以外，還可以得一團線。男子漢來買點什麼，可以隨意喝一大杯威士忌。

　　什麼東西都很便宜：蘋果、桃子、甜薯、馬鈴薯、玉米，一角錢一蒲式耳（一蒲式耳約等於三十六公升。）。小雞一角錢一隻；奶油六分錢一磅；雞蛋三分錢一打；咖啡和糖五分錢一磅；威士忌一角錢一加侖。我不知道密蘇里鄉下現在的物價怎樣，不過在這裡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的物價，我倒是清楚的（寫於一八七七年──原編者注）。也就是：蘋果三元錢一蒲式耳；桃子，五元錢；馬鈴薯（上好的百慕達貨），五元錢；小雞，一元到一元五角一隻，看大小；奶油四角五到六角一磅；雞蛋五角到六角錢一打；咖啡，四角五一磅；土產威士忌，怕要五元錢一加侖，不過我通常喝的那一種蘇格蘭威士忌，我倒是清楚的，買兩加侖時，十元錢一加侖──買得少一些，就貴一些。

　　三、四十年前，在密蘇里那裡，普通的雪茄菸三角錢一百支，不過一般人不想花那個錢，因為在那個產菸葉的地方，抽個菸斗不花什麼錢。今天，康乃狄克也產菸葉了，不過康乃狄克雪茄得十元錢一百支，進口貨還得十五到二十五元錢一百支。

　　起初，我父親自己擁有奴隸，可是不久就賣掉了，改為從農場主按年雇傭。一個十五歲的女孩一年付十二元，另給兩件棉毛混織的上衣，一雙粗皮皮鞋，幾乎費不了什麼錢。一個二十五歲的黑人婦女，作女傭，每年二十五元，另給鞋子和上面所說的棉毛混織的上衣。雇傭四十歲左右，身體結實的黑人婦女燒飯洗衣等等，一年四十元，照例另給兩套衣服。身強力壯的男子漢，每年七十五到一百元，另給兩套斜紋布工裝褲和兩雙粗皮皮鞋──這套裝束，花費三元。

　　我總記得小弟弟亨利生了才一星期，便闖進了門外一堆柴火裡面。我還能記得這樣一類的事，可真是了不起，而且三十年來，一直堅信這種幻覺，認為自己確實記住了這件事，那就越加了不起了──因為，理所當然，根本沒發生過這樣的事，他這樣小，根本不會走路嘛。我要是能認真想一想，便不會在記憶裡把這樣荒唐的事留得這麼久。一般人認為，兩歲以內的小孩所記憶的印象，不會保持五年之久，但這是錯誤的。西利尼【註一】和火蛇的事應該說是千真萬確的。還有海倫．凱勒【註二】所經歷的那個著名的、不容否認的事。多少年來，我一直相信，記得我出生後六週，便伺候過祖父喝檸檬威士忌甜酒，只是我現在不談這些了。我老了，記憶力不像當年那麼強了。年輕時，我什麼都能記得，不論是發生過的，還是沒有發生過的。不過我的機能現在正在衰退，不用好久，我就會什麼也記不得，而只能記得那些從沒有發生過的事。垮成這樣，真是傷心，可是誰都免不了啊。　　

　　【註一】西利尼：（１５００─１５７１），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著名雕刻家。

　　【註二】海倫．凱勒：（１８８０─１９６８），美國著名聾盲作家、教育家，對盲人教育有重要貢獻。

第二章

　　我的伯父約翰．阿誇爾斯也是個農民，他的家在離佛羅里達四英哩的鄉下。他有八個孩子，還有十五個，也許是二十個黑人。在其他方面也很稱心，特別是這人脾性好。我從沒有見過這麼好的人。從我們遷到漢尼巴爾四年以後起，一直到我十一二歲止，我每年到他家作客兩三個月。我從沒有故意在我的作品裡寫到他或伯母，只是他的農莊，我曾在作品裡隨手寫過一兩次。在《哈克貝里．芬歷險記》和《湯姆．索耶》、《偵探》裡，我把它移到了阿肯色去。一移就移了六百英哩，不過這不費事。農莊不很大──也許有五百英畝──不過即使大一倍我也可以照移不誤。至於是否該這麼辦，我才不在乎哩；如果寫作上需要的話，一個州我也能移動。對一個孩子來說，我伯父約翰這個農莊是多麼美妙的地方。屋子是雙料原木搭的，屋外還有地板，很寬（上面蓋了屋頂），一頭通到廚房。夏天，桌子放在這片陰涼的地板中央，加上豐盛的美餐──啊，一想到這些，真要哭出聲來。油炸子雞、烤豬肉、野火雞、家養火雞、鴨子、鵝、現宰的鹿肉、松鼠、兔子、鷓鴣、野雞；餅乾、熱的奶油醬餅子、熱的蕎麥餅子、熱的小麥麵包、熱的麵包捲、熱的玉米麵包、煮的鮮嫩玉米、豆煮玉米、奶油煮豆；菜豆、西紅柿、豌豆、馬鈴薯；乳酪、甜奶、酸牛奶；西瓜、甜瓜、香瓜，……全都是園子裡現摘的；蘋果餅、桃子餅、南瓜餅、蘋果餡湯糰、桃子檸檬水……其餘的我都記不得了。這些東西，烹調的技術特別高明──特別是有幾種花色。譬如說，玉米麵包、現烤的餅乾、小麥麵包和油炸子雞。這些東西在北方從來燒不好──事實上，北方誰也學不會這套本領，至少我見到的是這樣。北方人自以為懂得怎樣做玉米麵包，可是這實在是個大迷信。也許世界上沒有一處的麵包趕得上南方的玉米麵包，而世界上最糟的麵包，也許莫過於北方的人學做的那一種了。北方的人很少油炸子雞，這很有道理。在梅森和狄克遜線【註】以北，或是歐洲任何地方，都無法學到這個本領。這不是隨便說說的，這是憑經驗說的。在歐洲，人們以為上熱騰騰的各色麵包是「美國」習慣，其實這是把範圍擴得太大了。這只是南方的習慣，北方很少這樣。在北方，在歐洲，認為熱騰騰的麵包不衛生。這也許又是一種庸人自擾的迷信，就像歐洲人認為冰水不衛生的那種迷信一樣。歐洲人不需要冰水，也不喝冰水。可是雖然如此，他們起的名詞比我們的強，因為他們作了描述，而我們沒有。歐洲稱之為「冰鎮」水。我們的文字所描述的是冰化成的水──一種沒有什麼特別滋味的飲料，對之我們還不大習慣。

　　【註】梅森和狄克遜線劃定於一七六三──一七六六年，作為美國蓄奴州與自由州的分界線。

　　世界上有這麼多很好的東西，光因為不衛生便給扔掉了，這多可惜。我很懷疑，除了細菌以外，上帝會賜給我們什麼不衛生的飲食品，只要吃得適量就行了。可是偏偏有些人，對那些明明可吃、可飲、可吸的東西，只要有點兒可疑的說法，便堅絕不沾邊。為了健康，他們付了這麼大的代價。他們所得到的，只是健康而已。這多奇怪！這仿佛像為了買進一條早已乾癟了的奶牛，竟然把全部家當都輕輕一擲。

　　院場很大，農舍就在院場中心。院場三面有柵欄圍起來，後邊有高高的圍籬。正對面是儲藏燻肉的屋子。圍籬外邊是果園。果園外是黑人的住處和種菸草的地。院場正前方有一個柵欄，是鋸斷了的原木攔起來的，原木一根比一根高。記不得有什麼大門。院場前面一個角落裡，栽著十來棵高高的胡桃樹和十來棵黑胡桃樹，在結果實的時節，總是果實累累。

　　和正屋並排，稍稍下面一點，正對著柵欄，有一間小小的木屋。樹木繁茂的山坡，到了那裡，坡度突然低下來，然後經過穀倉、玉米倉房、馬棚、菸葉倉房，通向清澈見底的小溪。溪水沿著一片細石的河底，穿過兩岸垂著的一簇簇樹葉和葡萄藤濃密的倒影，歡笑著蜿蜒流去──這是玩水的好地方，也有池塘可以游泳。游泳是不准許我們玩的，因此我們也就常來游。因為我們是小基督徒，很早就受到教導，知道禁果的價值。

　　小木屋裡住著一個臥床不起白髮蒼蒼的女奴，我們天天去看望她，對她敬畏，因為我們認為她是一千多歲了，和摩西說過話。年輕一些的黑人相信這個數目字是確實的，真心實意地講給我們聽。對於聽到的有關她的細節，我們全部信以為真，因此我們確信，她在出埃及【註】的漫長沙漠旅途中把健康毀了，又無法再回去。她頭頂上有一塊圓圓的禿頂，我們老是偷偷地圍著她，默默地、無比敬畏地對著仔細瞧，認為這一定是她親眼見到法老給淹死才嚇成這樣的。我們按照南方的風俗，管她叫漢納「姑姑」。她很迷信，就像別的黑人一樣。像他們一樣，她信教很虔誠。和他們一樣，她堅信祈禱的力量，隨便遇到什麼事都要祈禱，不過遇到結果已經確定無疑又十分緊迫的時候是例外。要是遇到巫婆，她就把所剩無幾的頭髮一綹綹用白線紮起來，這樣可使妖法馬上失靈。

　　【註】按：關於摩西帶領古代猶太族離開埃及，掙脫奴役，見《舊約．出埃及》。

　　黑人全都是我們的朋友，至於年齡相仿的，實際上是夥伴，又不是夥伴。膚色和條件橫加給我們一條難以捉摸的界線，關於這一層我們雙方都是心中有數的。這也使得真正的融洽無間成為不可能。我們有一個好朋友，他忠實、慈愛，有事總是站在我們一邊，又肯進忠告，那就是丹尼爾叔叔，一個中年黑奴。在黑人裡，算他最有才能。他極富於同情心，為人誠實、單純，從不懂得欺詐是怎麼回事。好多好多年來，他對我非常照顧。我有半個多世紀沒有見到他了，但是在精神上，這段時間裡老是有他跟我作伴。在作品裡，我或是用他的真名，或是寫作「吉姆」，讓他出場表演一番，還送他周遊各地──到漢尼巴爾，或是坐著木筏在密西西比河上順流而下，甚至坐在大汽球裡，飄過撒哈拉沙漠──這一切，他都憑著耐性、親切、忠誠這些天生的素質頂過來了。正是在這農莊上，我養成了對他的種族強烈喜愛的心情，並且欣賞他們的一些優良品質。這樣的感情和這樣的評價經受了六十多年的考驗，沒有受到過損害。那張黑臉，在今天就像在當時一樣，對我來說，總是受歡迎的。

　　我做小學生的時候，並不厭惡黑奴制度。我並不知道那有什麼錯。我耳朵裡沒有聽到過責難黑奴制的話；當地的報紙沒有反對過它。當地的牧師教導我們說那是上帝認可的，說這是一件神聖的事，要是懷疑者心裡有疑惑，只要看一看《聖經》就行了──然後向我們高聲朗誦一下經文，作為確證。要是黑奴們自己對黑奴制深感厭惡的話，他們就放聰明點，一聲不吭。在漢尼巴爾，我們很少看到一個黑奴受虐待，至於在農莊上，那就從來沒有過。

　　不過，我小的時候有一件小事與此有關，這件事一定對我意義重大，不然經過了這麼漫長的歲月，我不會記得這麼清楚，如在眼前一樣。我們有一個黑奴小孩，是從漢尼巴爾什麼人那裡雇來的。他是馬里蘭東海岸那邊來的，遠道經過半個美洲大陸，遠離家人親友，賣給了人家。他生性活潑，天真文雅，喜歡吵吵嚷嚷。他整天地唱啊、吹口哨啊、叫啊、瘋啊、笑啊──真是瘋瘋癲癲、吵吵嚷嚷叫人受不了。有一天，我終於受不住了，到媽媽那裡去告了一狀，說桑迪整整唱了一個鐘頭，一刻兒也不停，我實在受不了了，問她要不要把他關起來。她眼裡流出了眼淚，嘴唇抖抖地說了這類的話：

　　「可憐的，他唱，說明他不在想心事，我就寬一點心；可是他要是不開腔，我看他那是在想心事，我就難受。他再也見不到他媽媽了。要是他還能唱，我就怎麼也不能阻擋他，只有謝天謝地的份。你要是大一些，就會懂得我的。聽到這孤苦伶仃的孩子吵吵嚷嚷的聲音會叫你高興的。」

　　這是平凡的話，用的是平凡的字眼，可是它打進了心坎裡。從此以後，桑迪的吵嚷聲再也不使我煩惱了。媽媽從沒有用過大字眼，她天生善於深入淺出。她活到了近九十歲，一直到死總是很有口才──特別是遇到什麼下流、不公正的事叫她生氣的時候。在我的書裡，我幾次順手把她寫了進去，讓她扮演了湯姆．索耶的波莉姨媽的角色。我給她配好了方言，還曾想方設法把她寫得好一點，可是沒有成功。我曾有一次把桑迪也寫了進去，那是在《湯姆．索耶》裡。我試圖叫他把柵欄粉刷一遍，可是不成。在書裡，把他寫成一個什麼名字，那可記不得了。

第三章

　　農莊至今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眼前。所有的傢什，直到細微末節，我都一清二楚的。那間臥室，角落裡那張矮輪臥床，另一個角落裡那張紡車──紡輪上下轉動，發出嗚咽的聲音，我從邊上聽起來，這仿佛是最哀傷的調子，叫人觸動想家的念頭，精神為之沮喪，仿佛幽靈在我四周飄蕩。那個大火爐，在冬夜裡，胡桃木塊塞得老高，熊熊燃燒，木塊裡滲出甜甜的汁液，嘶嘶地發著響聲。這汁液並沒有給糟蹋掉，我們刮下來，吃掉了。那隻懶貓躺在爐邊，幾隻打盹兒的狗，靠著爐壁，叉開了腿，眨著眼睛。我伯母在爐邊織著東西，我伯父在另一邊抽著玉米穗軸菸斗。滑溜溜的沒放地毯的橡木地板朦朧地映出了閃動著的火焰。有些木炭噼噼啪啪迸出火星，在地板上慢慢熄滅了，把地板烙出一個個凹下去的黑斑。六、七個小孩就在半明半暗處嬉戲。「薄板」椅面的椅子這裡一張，那裡一張，其中有的是搖椅。一隻搖籃閒在那裡，不過說不準什麼時候用得到。在寒冷的清晨，一堆穿著襯衫的孩子一個挨一個擠在爐邊，慢慢吞吞的──誰也捨不得離開這個舒適的地方，到正房和廚房中間風雪交加的洋鐵水池那裡去站著洗臉。

　　在前邊柵欄外就是鄉間的大路，夏天滿是灰塵，也是蛇藏身的好地方──它們喜歡躺在那裡曬太陽。我們見到響尾蛇、鼓身蛇便弄死。遇見黑蛇或是傳說中「箍形」的那一類蛇，乾脆就逃。如果是「家蛇」或是「花紋蛇」，我們便帶回家裡，放在帕翠姨媽的針線籃裡嚇唬嚇唬她。因為她就是討厭蛇。往往她把針線籃往膝上一放，但見蛇慢悠悠地爬出來，她便嚇一大跳。她總是弄不慣蛇，試過了幾次三番，還是不成。她對蝙蝠也不喜歡，不愛玩。不過我覺得蝙蝠和小鳥一樣好玩。我媽是帕翠姨媽的妹妹，也是迷信得要命。蝙蝠那麼溫和光潔，摸起來，撫弄起來，比任何動物還可愛，還逗人喜歡，只要抓得方法正確就行。這類甲蟲【註】我全都熟悉，因為離漢尼巴爾三英哩我們那個了不起的岩洞裡，有的是這類東西，我老是帶回家給媽媽玩兒。如果是上學的日子，這事很好辦，因為表面上我得上學，抓不到蝙蝠。她不是好疑心的人，總是相信人家。當我說「我衣袋裡有樣東西給你」，她就把手伸進口袋裡。不過她總是自己抽出手來，毋需乎我告訴她。她那麼不喜歡蝙蝠，真是很稀奇。她經歷越多，老觀念越是改不了。

　　【註】馬克．吐溫原意是指翼手類的動物。──原編者注。

　　我看她平生從沒有去過岩洞裡，可是別人家個個都去。多少旅行團體從大河上走老遠路來岩洞玩。這洞有好幾英哩長，有的裂罅又高又窄，洞裡迴環曲折。很容易進去了出不來。哪一個都有這危險──蝙蝠也不例外。我自己跟一位太太進去以後也迷了路。我們的蠟燭都快點完了，好不容易才瞥見遠處有找尋我們的火光在閃動。

　　「印第安．喬」那個混血兒，有一次進去了出不來。要是蝙蝠少的話，也許就餓死了。不過不會少，有上萬隻之多。他把全部經歷告訴了我。在《湯姆．索耶》這個作品裡，我讓他在岩洞裡活活餓死了，不過這是為了藝術上的需要，實際上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蓋恩斯「將軍」是鎮上第一個酒鬼，比吉米．芬恩還要早，他在那裡迷失了一個星期之久，後來在離洞口幾英哩路的下游，靠近薩佛頓一個小山頂的縫隙裡塞出了他的手帕，給人家看到了，然後把他挖了出來。至於那個數字是無關緊要的，要緊的是手帕。我認識他好多年了，他沒有什麼家產。不過得救也許是靠了他的鼻子。這鼻子會引起人家的注意的。

　　這岩洞是叫人毛骨悚然的去處，因為裡邊有一具屍體──一個十四歲小姑娘的屍體。屍體放在玻璃圓柱體內，裝在一個銅製的東西裡邊，掛在狹窄的洞裡充當便橋的橫木上。屍體浸在酒精裡，據說無賴、潑皮往往拉住頭髮拖出來，看一看死者的臉。姑娘是聖路易一位醫道高明、名聲很大的外科醫生的女兒。他是個怪人，做出過不少怪誕的事。是他親自把可憐的孩子放在這人跡罕到的地方的。

　　麥克道爾醫生──就是聖路易的名醫，麥克道爾──既是內科醫生，又是外科醫生。有時候行醫存不了錢，他就另闢財路。有一次，和他擔任家庭醫生的那一家發生了糾紛，在這以後，人家便不請他了。但是後來有一次邀請了他──這家的太太病重，其他醫生們都已束手無策──，他走進屋子，停下來，默默地站在那裡，環視了一下現場。他頭上戴著大號的垂邊帽，腋下夾著一大片薑餅。他一邊沉思地張望著，一邊掰下一大塊，大口大口地嚼著，餅屑從胸口往地板上掉。太太臉色慘白，躺在那裡，眼睛閉著。在一片肅穆的寂靜中，床邊圍著家裡人，有的站著，有的跪著，在抽抽噎噎地哭泣。一忽兒，醫生拿起藥瓶，帶著輕蔑的樣子聞了一下，接著手往窗外一揮。人們都讓開以後，他走到床邊，把薑餅往垂死的婦人胸口一放，粗聲粗氣地說：

　　「這些白癡哭哭啼啼幹什麼？這個騙子什麼事都沒有，把你的舌頭伸出來！」

　　哭泣聲停下來，哭喪之人神情一變，發起怒來，紛紛責怪在守靈的房間裡這樣殘酷的行徑。可是他惡聲惡氣地打斷了他們的話頭：

　　「一群哭鼻子的蠢傢伙！我這一行，難道你們能教訓我麼？我跟你們說，這個女人什麼事都沒有──就只是懶就是了。她要的只是一塊牛排，洗一個澡。憑了她的社會教養，她這人……」

　　這時，垂死的婦人從床上坐了起來，眼睛裡閃著凶光。她把醫生臭罵一頓──簡直是火山爆發，雷電交加，又是旋風，又是地震，飛沙走石。這正是他希望能引起的反作用，而她的病也就好了。可憐的麥克道爾醫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南北戰爭以前十年，在密西西比河一帶，真是名聲很大，眾人敬仰。

　　沿著有蛇曬太陽的大路往前，是一片還未長成的叢林。一條微微昏暗的小道，有四分之一英哩長，穿過那裡。走出微微昏暗的小道，便突然展現出一片大草原，野草莓叢生，還星星點點地長著大草原石竹，四周都給樹林圍住了。草莓芳香，在盛開時節，一清早空氣清新，我們便去到那裡，只見草上露珠還在閃閃發亮，但聽得樹林裡響起了晨鳥的歌聲。

　　樹林斜坡下面，左邊便是秋千，是用從小胡桃樹上剝下的樹皮做成的。樹皮一乾，便有危險。孩子們蕩上四十英呎高，往往要斷裂。也因此每年要給不少人接骨。我自己運氣好，但是堂兄弟姐妹們沒有一個逃掉的。一共是八個，前前後後，骨頭傷了十四次。不過這不花什麼錢，因為醫生是按年酬謝的──全家人二十五元。我記得兩位佛羅里達的醫生，喬寧和梅雷迪思。他們不光給全家看病──一年二十五元錢──，而且親自供藥。劑量還不小。只有最壯實的人才能把一付藥全吃下去。蓖麻油是常用的藥了。一劑要半勺，加上半勺新奧爾良糖蜜，好叫服藥時好受一點，可是事實上從沒有做到。另一種備用的藥物是甘汞，再就是大黃，再就是乾藥刺巴根。不然就是給病人放血，然後把芥末膏抹在他身上。這一套辦法很可怕，可是死亡率倒不高。甘汞幾乎肯定能叫病人流口水過多，叫他壞掉幾隻牙齒。當時沒有什麼牙科醫生。遇到牙齒腐爛或者牙痛，醫生只知道一件事──撿起鉗子，把牙齒鉗出來。要是牙根還留在嘴裡，那不是他的過錯。

　　一般的病痛不請醫生，由家裡老祖母看。每一個老婦人都是醫生，自己在樹林子裡採集藥草，還懂配藥，配得能叫猛犬服下後，連要害器官都激動起來。還有「印第安醫生」，是一個莊嚴的野蠻人。他那個部落殘存下來的人，能精通自然奧祕和本草祕密的藥性。森林地帶的居民很相信他的本領，能講出他好多妙手回春的軼事。在模里西斯，在那遙遠的印度洋荒涼的地方，有一個人，大約相當於舊時我們的印第安醫生。他是個黑人，沒有受過醫生的訓練，可是能專治一種病，手到病除，而一般醫生卻做不到。遇到這種病，人們就去請他。那是小孩害的一種古怪而致命的病，那個黑人能用自己配的草藥給他治好。這草藥是依照他祖父、父親祖傳的藥方配的。他不讓任何人看這個祖傳的藥方。對於配方的成分他保密，恐怕一直到死都不肯洩露。到那時，模里西斯將不免驚慌。這些是那裡的人在一八九六年告訴我的。

　　我們在早年還有「信神醫生」──是一個女的。她的專長是牙科。她是個農家的老太婆，離漢尼巴爾五英哩路。她把手按在病人的下巴頦上，然後說：「信！」結果病馬上治好。這位厄特巴克太太，我記得很清楚。我兩次和我媽一起騎在馬背上到她那裡，親眼見到怎樣治好的。病人就是我媽。

　　梅雷迪思醫生不久遷到了漢尼巴爾，是我們家的家庭醫生，幾次救過我的命。他還是個好人，心地好。不過這事就談到這裡吧。

　　人家老是對我說，我七歲前是個病歪歪、命保不太住的孩子，離不得藥物。在我媽老年的時候──那年她八十八──我問她這件事：

　　「那陣子恐怕你老替我擔心吧？」

　　「是的，一直擔心。」

　　「深怕我活不了？」

　　她想了一想──仿佛是為了想想清楚實際情況──然後說，「不，是怕你活下來。」

　　這聽起來仿佛是借用別人的一句話，也可能並非這樣。

第四章

　　鄉下的小學離伯伯家的農莊三英哩地。學校在林中一片新開的地方，能收二十五個孩子。夏天，我們一般一週上學兩次。趁早上的天氣陰涼，沿著林中小道走去。傍晚，在暮色蒼茫中回家。學生都把中飯帶在籃子裡──玉米餅、乳酪和其他好東西，中午坐在樹蔭下吃。這是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回想起來非常得意。我第一次到校是七歲那年。一位十五歲的高大壯實的姑娘，戴著流行的太陽帽，穿著印花布衣裳，問我「用不用菸草」──意思是說我嚼不嚼菸草。我說不。她大為藐視，朝眾人說：

　　「這個七歲的男孩子還不會嚼菸草呢。」

　　從說了這句話以後人們的神色和議論看來，我認識到我是個被人看不起的傢伙，真是萬分羞愧。我決心痛改。不過結果只是叫人噁心。我學不來嚼菸草。我學抽菸學得還可以，不過這還是得不到人家尊重。我還是個可憐蟲，是個平庸之輩。我一心希望得到尊重，可是怎麼也不成功。孩子們對別人的缺點是不能寬大為懷的。

　　正如我說過的，在十二三歲以前，我每年要到農莊上待些時間。我和堂兄妹們在那裡的生活真是迷人，今天回憶起來還依然迷人。我至今能回憶起那樹林深處充滿莊嚴色彩的黎明時刻和神祕氣氛，那泥土的氣息，那野花的清香，那雨後一簇簇樹葉的光澤，那一陣陣風吹過以後雨水的嘀嗒聲，那樹林深處啄木鳥啄木的聲響，那叢林裡野雞低沉的叫聲，那受驚的動物剎那間在草上逝去──這些我全都回憶得起來，還如同當年一樣值得讚美。我還能回想起那大草原上的沉寂與寧靜，那大鷹在空中停著不動，張開了雙翅，襯出了一片藍天。我能見到那樹林披上秋裝，那紫色的橡樹，那胡桃木塗上了金色，那楓樹和黃櫨一片血紅，閃著光澤。還能聽到我們行進時一片片落葉發出的沙沙聲。我能見到小樹叢中掛著的一串串藍色的野葡萄。那野葡萄的美味與芳香，我至今記憶猶新。我知道野生的黑莓是什麼樣子的，味道怎樣。還有萬壽果、榛子、柿子。我還依稀記得怎樣在有霜的早晨和小豬爭著找胡桃，一陣陣風吹過，果子紛紛掉到了我頭上。我知道衣服著上黑莓子的顏色是怎麼回事，又是怎樣鮮艷。我知道衣服著上胡桃殼的顏色是怎麼一回事，怎樣用肥皂、用水也洗不乾淨。也記得曾為了這個吃過多少苦頭。我知道楓樹的汁液是什麼個味道，該在什麼時候收，該怎樣調理缽和管子，怎樣把汁液煮開，等別人弄好以後怎樣偷糖，以及偷來的糖怎樣比自己老老實實弄來的糖更為鮮美。至於白癡們愛怎麼說就讓他們去說吧。我知道最好的西瓜在瓜藤下面胖乎乎的，在太陽底下暴曬是什麼個瓜色。我知道西瓜什麼時候熟透而不需摸摸敲敲。我知道把西瓜放在盛水的盆子裡冰一冰，盆子放在床底下，這時的西瓜是多麼誘人。我知道在正屋和廚房的遊廊上，一個西瓜放在桌子上，孩子們團團圍著供品，流著口水，那是什麼個景象。我知道，一刀下去，從這一頭，開到那一頭，隨著刀子，開成兩半，那聲音是多麼清脆。我仿佛見到西瓜兩半劈開，紅瓤黑子，色彩鮮明，西瓜瓤中央鼓鼓的一塊，真是美味珍品。我知道，一個孩子在一片西瓜面前是什麼個神情，什麼個感覺，因為我自己經歷過。我知道用正當手段弄到的西瓜是什麼個滋味，也知道憑技巧弄到的西瓜是什麼個滋味。這兩種都好吃，不過有經驗的人知道哪一種最好吃。我知道樹上發青的蘋果、桃子、梨子是什麼個樣子，我也知道吃進肚子裡又是什麼個滋味。我知道果子熟後，像金字塔般堆在樹下，那是什麼個景象，多麼漂亮，又多麼鮮艷。我知道，冬天一桶桶放在地窖裡的凍蘋果是什麼個樣子，硬得多麼難咬，冰霜害得牙齒發痛，可是，儘管這樣，又是多麼鮮美可口。我知道，老年人喜歡挑有斑點的蘋果給孩子們吃，而我又曾經怎樣巧妙地對付過這一手。我知道，在冬天，把蘋果放在壁爐上烤得嘶嘶發響，那是什麼樣子。我知道蘋果熱的吃，放點糖，放點奶油，那是多麼美味。我知道一套熟練技巧，把胡桃放在熨斗上，用錘子敲打，才能讓胡桃肉保持完整。我知道怎樣靠了胡桃連同冬蘋果、蘋果酒、油炸餅，能叫老年人古老的故事和陳舊的笑話，聽起來又新鮮，又迷人，不知不覺中把一個黃昏時分打發掉了。我知道，丹尼爾叔叔的灶房在那些難得的夜晚是什麼個景象。那時候我還小，看到白種人與黑人的小孩圍在灶邊，火光在他們臉上閃動，在後邊一片朦朦朧朧的牆上，有暗影在搖曳。我聽到丹尼爾叔叔講著不朽的故事，也就是雷繆斯．哈里斯叔叔不久後收在他的作品裡，把全世界都給迷住了的故事。我至今還記得，講到《金手臂》那個鬼怪故事時，又驚恐又喜悅的感受使我全身顫動──同時也深感懊惱，因為這總是晚上最後一個故事。在無可奈何上床以前，不會再講別的故事了。

　　我至今記得我伯父正屋裡樸質無華的木樓梯，上了樓梯再左轉彎，在我那張床上面是屋椽和傾斜的屋頂，一方塊一方塊月色，映照在地板上。從沒有掛窗簾的窗戶往外望，但見一片白色的雪地冰天。我還記得，在暴風雨之夜，狂風呼嘯，房屋震動，一個人躲在毯子下面，聽著這一切，是多麼舒坦。還記得雪花往往吹進來，飄在窗子框框上，或是一條條地飄落在地板上，弄得早晨房間裡寒氣逼人，即便有意起身，也畏縮起來了。我還記得，在月夜，這間房間裡的暗處是多麼地黑沉沉。半夜偶然醒來，又是多麼陰森。在這種時刻，平日裡已經忘了的罪孽，從記憶深處湧上心頭，要求給一個懺悔。可是時機多麼不合適啊。在這個時刻，但聞貓頭鷹鳴叫，野狼哀號，夜風吹來，一片悲聲，多麼慘淡！

　　我記得，在夏夜，大雨傾瀉在屋頂上，躺著靜聽雨聲，欣賞著電光閃閃，雷聲轟鳴，這是多麼快意。這是一間舒適的房間，裝上了避雷針，從窗口就可以伸手摸到。在夏天的晚上，這是可以爬上爬下的可愛的小玩意兒，以便有事時可以保持隱蔽。

　　我記得怎樣在夜晚和黑人一起玩捕捉獵物的遊戲。還記得怎樣在光線昏暗的林中長途遠行。一隻有訓練的狗老遠叫起來，宣布獵物已經被趕上了樹。這時大家便一個個興奮起來。接著是衝過荊棘和樹叢，爭先恐後，跌跌撞撞，趕到現場。然後點燃起火來，把樹枝弄彎下來。狗也好，黑人也好，全都高興得發狂。紅紅的火光，映出了一片奇異景象──這些我都記得非常真切，一個個玩得興高采烈，只是除了那個扮演獵物的黑人算是例外。

　　我記得那鴿子的季節，鳥兒成千上萬隻地飛來，黑壓壓地遮滿了樹林。因為壓得太重，連枝條都給壓斷了。鴿子是給人家用棍子打死的，不必用槍，所以就不用。我還記得追捕松鼠，追捕松雞，追捕野火雞，以及這一類的遊戲。還記得，在早晨，天還是黑沉沉的，我們就出動，去參加那些遠征。那時候，天是怎樣寒冷、陰暗。曾有好多次，我是怎樣懊惱，懊惱自己沒有能去成，在這些遠征中，一陣牛叫聲，就會召來一群的狗，比需要的多一倍，勁頭很足，奔啊跑啊，把小孩撞倒，吵個不停。一聲令下，狗子就消失在林子裡，而我們便在一片陰鬱的朦朧中一聲不響地跟在後面。可是不多久，清晨降臨大地，鳥兒鳴囀，接著太陽升起，大地光明，一切顯得新鮮、芬芳，宿露未乾，又是一片生機盎然。跋涉了三個鐘點，回來時已經筋疲力盡，滿載著獵物，而饑腸轆轆，恰好是吃早飯的時候了。　　

第五章

　　我父親是維吉尼亞州的約翰．馬歇爾．克列門斯。我母親是肯塔基州的簡．蘭普頓。維吉尼亞州的克列門斯一代代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諾亞【註一】的時代。依照傳統說法，他們當中有幾個是伊莉莎白【註二】時代的海盜和奴隸。不過他們並不丟臉，因為德雷克和霍金斯【註三】以及別的一些人也是這樣的。這是受尊重的一種職業，君王也合夥幹的。拿我的時代來說，我自己很想做一個海盜。讀者如果往自己心靈的隱祕深處看一看的話，也會發現──不過且不管他會在那裡發現什麼。我正在寫的並不是他的傳記，而是我自己的傳記。據傳統的說法，後來有一個祖先是詹姆斯第一【註四】或是查爾斯第一【註五】時代駐西班牙大使，在那邊結了婚，給了我們家一點西班牙血統，使得我們性格熱烈些。此外根據傳統說法，正是這一位，要不就是另一位──名叫傑弗里．克萊門特──和別人一起判處了查爾斯死刑。

　　【註一】諾亞：諾亞方舟的故事，見《舊約》。

　　【註二】伊莉莎白一世：（１５３３─１６０３），英國都鐸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後一位君主。在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統治後，使英格蘭成為歐洲最強大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註三】德雷克：（１５４０─１５９６），伊莉莎白時代率英國艦隊，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霍金斯（１５３２─１５９５），事跡與德雷克大致相同。

　　【註四詹姆斯第一：（１５６６─１６２５），英國國王。

　　【註五】查爾斯第一：（１６００─１６４９），英國國王，在英國革命中被處死。

　　對這些說法我沒有調查，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生性懶散，部分原因是因為我正忙於張羅我們這一支，盡量搞得出色些。不過，克列門斯這一族，別的支系宣稱他們調查過了，說這些都是確實無誤的。因此，我一直認為，我當然在幫助查爾斯超度方面插過一手，那是通過委託祖先來體現的。我的本能也一直叫我相信這個說法。任何時候，只要我們萌發起一種強烈、堅韌而根深蒂固的本能的時候，我們都可以穩穩地說，不是我們所獨創的，而是傳下來的──老遠老遠傳下來的，而隨著時間的僵化作用，變得更僵硬更完整。拿我來說，我從來對查爾斯很厭惡，我相信，這種感情是從那位法官的心裡經由我們祖先的血管一滴滴傳給我的。因為按照我的脾性，我不會因為我個人的原因而反對什麼人。我並不反對傑弗里【註一】。我理應反對他，可是我不反對。這說明詹姆斯第二【註二】時代的祖先們對他很不在意。我不知道為什麼，也從來找不到什麼原因，不過這事所說明的便是這樣。並且我對撒旦一直很友好。當然這是由於祖先的原因，一定是遺傳的原因，因為這不可能出自我的獨創。

　　【註一】傑弗里（１６４８─１６８９），英國司法大臣，英國歷史上著名的酷吏。

　　【註二】詹姆斯第二：（１６２３─１７０１），英國國王，暴君。

　　因此，憑了本能，加上查閱過文獻的克列門斯們的論斷，我總是認為，傑弗里．克萊門特，這個殉教者的製造者，是我的一位祖先，對他頗有好感，並且事實上以他為驕傲。這對於我並沒有發生什麼好的影響，因為這使我有虛榮心，而這是一個缺點。這使我自居於那些在祖先方面不怎麼走運的人們之上，使我有時不顧人家的面子，當眾說些話，叫人下不了臺。

　　幾年前，在柏林發生過這類的事。威廉．沃爾特．費爾普斯當時是我們派駐皇帝那裡的公使。有一晚，他邀我赴宴，以便認識一下一位內閣部長Ｓ伯爵。這位貴人出生於顯赫的世家門第。當然我也想透露一下我也有一些這樣的祖先的事實。不過我不想扯著耳朵把他們從墳墓裡拉出來。我好像從來也找不到什麼機會能讓這件事做得仿佛純屬偶然的機緣才提起的。據我看，費爾普斯先生也是同樣為難。事實上，他有時候也顯得心煩意亂──很想做得仿佛完全由於偶然的機會把祖上給露一露，可就是找不到這種仿佛是偶然的機會。不過，最後在宴會以後，他試了一下。他把我們帶進了他的客廳，介紹他收藏的畫，終於在一幅粗糙而古老的版畫前停了下來。這是法庭上審判查爾斯第一的畫。畫面上像金字塔形坐在那裡的法官，頭上戴著清教徒垂邊帽，下邊有三位沒有戴帽的書記官坐在桌子邊上。費爾普斯先生指著三人中的一位，以興高采烈而又漫不經心的神氣說：

　　「我的一位祖先。」

　　我指著一位法官，以辛辣而漫不經心的口氣反擊了一下說：

　　「我的祖先。不過這是小事一樁。我還有別的祖先。」

　　我這樣做並不高尚。我一直引以為憾。不過這敲了他一下。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個感覺！不過這無損於我們的友誼，這也說明了他優雅、高貴，雖說出身低下。這在我也是值得稱道的，因為我能不看重他的出身。對待他，我始終沒有改變過態度，總只是平等相待。

　　在維吉尼亞州的克列門斯家族中，還有傑勒和謝拉德。傑勒．克列門斯以神槍手遠近聞名。有一次，有幾個吹鼓手，對客客氣氣說話的人根本不理睬，他就好好地教訓了他們一下。他那一次是搞競選演說。吹鼓手們聚在講臺前面，是反對派雇來在他演講時敲鼓的。他在準備好就要開始演講的時候，先拿出了手槍，往面前一放，聲調柔和地說：

　　「我不存心傷人，也力求不傷人，不過我恰好給這六個鼓每個準備了一顆子彈，要是你們想打鼓的話，不要站在鼓後邊。」

　　謝拉德．克列門斯是戰爭年代西維吉尼亞的共和黨眾議員。後來他去了聖路易，那裡有詹姆斯．克列門斯這一支，至今還住在那裡。在那裡，他成了個熱烈的異黨分子，這是戰後的事。當他是共和黨時，我是個異黨分子，不過當他已經成為異黨分子時，我（暫時地）成了一個共和黨人。克列門斯家族的人總是想方設法讓政治保持平衡，儘管這會叫他們很不方便。我不知道謝拉德．克列門斯後來怎樣，不過有一次我在新英格蘭的共和黨群眾大會上把參議員霍利介紹給大家，後來接到謝拉德從聖路易寄來的表示反對的信。他說，北方的共和黨人──不，「是北方的低賤的傢伙」──用火與劍把南方的貴族世家給掃除乾淨了，可我這樣一個出身貴族的人竟然和賤人合夥，實在太不應該。難道我忘了我是一個蘭頓麼？

　　這是指我們家的母系說的。我媽是個蘭頓（Ｌａｍｐｔｏｎ）──是帶個Ｐ字的蘭頓，在早年，美國的蘭普頓（Ｌａｍｂｔｏｎ）家族，有些人拼音拼得不很準，因此在他們手裡，名字便受了影響。她在一八二三年跟我爸爸在列剋星敦結的婚，那時她二十歲，他二十四歲。他們倆誰都不富於錢財。她給他帶來了兩個黑人，此外我想也許沒有什麼別的了。他們遷到了偏僻的村子詹姆斯敦，那是在田納西州東部荒涼的山裡。他們最早的幾個孩子是在那裡出生的，不過我是後來出生的，我什麼都記不得了。我是在那之後──在到密蘇里州之後生的。密蘇里是個不出名的新州，需要有吸引力。

　　我想我大哥奧里昂，我姐姐帕梅拉和瑪格麗特以及我哥哥班傑明是在詹姆斯敦出生的。也許還有別人，不過對這一點我不清楚。我父母能到那裡去，這對那個小村落來說，是大大的升格了。人們希望他們能留下來，好讓這地方能變為一個城市。人們以為他們會留下來的，因而市面興旺，不過不久他們走了，物價跌了下來，而在好多年以後詹姆斯敦才又發起來。我在我的作品《鍍金時代》裡寫過詹姆斯敦，不過那是根據傳聞寫的，不是根據自己第一手資料寫的。

　　我爸爸在詹姆斯敦附近一帶留下一筆很好的遺產──七萬五千英畝地（校正（１９０６）──好像在十萬英畝以上。──馬克．吐溫）。他一八四七年死的時候，擁有這筆財產已經二十年了。稅幾乎等於零（全部田地每年五元錢），他每年按時繳款，對所有權保護得好好的。他常說，在他生前，這片地不會值什麼錢，不過總有一天會給孩子們留下一個寬闊的回旋的餘地。這裡有煤、銅、鐵、木材。他還說，到了適當時候，鐵路會通到這個地區，那時候，財產才會名副其實地成為財產了。還生產一種有商業價值的野葡萄。他把一些樣品送到辛辛那提州的尼古拉斯．朗沃斯那裡去，請他鑑定一下。據朗沃斯先生說，能製出好酒來，就跟他的卡托巴酒一樣。這片地有這麼富的物產，還有石油，不過我爸爸當時還不知道。當然，在那樣的早期，他即使知道，也不在乎。石油要到一八九五年才發現。如今我自己但願能擁有幾英畝地，這樣，我也不會為了生活寫什麼自傳了【註】。我爸爸的臨終遺言是：「守住這片地，等待時機，不要給人家騙走了。」我媽所寵愛的堂兄弟詹姆斯．蘭普頓，就是我在《鍍金時代》中描繪為塞勒斯上校的，提到這片地時常說──並且說的時候總是那麼興奮──「這裡邊可有幾百萬啊……幾百萬！」不錯，他說到任何事情時都是這個說法──而且老說錯，不過這回他可說對了。這說明，對於喜歡到處說大話作預言的人，絕不應該叫他洩氣。只要他不喪失勇氣，看見什麼就預言一番，不久總會有什麼事應驗的。

　　【註】自傳寫於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原編者注。

　　很多人把塞勒斯上校看做一個虛構的人物，一個編造出來的人物，一個不可能有的誇張人物，並且誇獎我說這是個「創造」，可是他們錯了。我只是按他的原樣把他寫在紙上罷了，他不是一個誇張得了的人物。書上和舞臺上那些細節，看起來非常誇張，可不是我虛構出來的，而是他生活中的事實，這些事發生的時候，我也在場。觀看約翰．特．雷蒙德演出的觀眾，在吃大頭菜這場上演的時候，往往會笑痛肚子，可是這場儘管誇張，卻是一直到那些可笑的細節都是忠於事實的。事情發生在蘭普頓自己家裡，我也在場。事實上，我就是吃大頭菜的客人。在一個偉大演員手裡，這淒慘的一場能叫很多觀眾淚眼模糊，同時又笑破肚皮。不過雷蒙德只是在幽默演出時才是偉大的。這方面他是高手，真了不起──總之一句話，偉大。至於在別的所有其他的事情上，他是侏儒中的侏儒。真正的塞勒斯上校，也就是我所知道的詹姆斯．蘭普頓，是一個哀傷而美麗的心靈，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一個正直可敬的人，一個心底寬宏。傻頭傻腦而絕非自私的人，一個天生招人愛的人。他的朋友全都愛他，全家人都寵他。這是確切的字眼。對他們來說，他簡直是僅次於上帝。那個真正的塞勒斯上校從沒有上過舞臺。上舞臺只是半個他。另外半個，雷蒙德就演不出，他的水準達不到。那半個是由雷蒙德所完全不具備的素質組成的。因為雷蒙德不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他不是一個可敬的人，也不是正直的人，他是空虛的，自私的，粗俗的，無知的，愚蠢的。在他身上，該是心所在的地方，卻是空空的。只有一個人能把塞勒斯上校整個兒地演出來，那就是弗蘭克．梅奧【註】。

　　【註】雷蒙德在一八七六年扮演塞勒斯上校，此後一直扮演這個角色。大約二十年以後，梅奧演出《傻瓜威爾遜》，扮演主角很得心應手。──馬克．吐溫。

　　這是一個充滿了意外的天地。越是沒有料到，越是發生意外。我把塞勒斯寫進書裡的時候，作品的合作者查爾斯．達德利．沃納主張把塞勒斯的教名換一換。十年前，在西部遙遠的一個角落裡，他們遇到過一個叫做艾旭爾．塞勒斯的人。他認為艾旭爾是我們的塞勒斯最合適不過的名字了，因為這名字來得可笑、古怪，如此等等。我很喜歡他這個想法，不過我說，那個人可能會露面，並且提出異議。可是沃納說這不可能。他深信他那時候已經死了。而且死也好，活也好，反正我們必須用這個名字，而且恰恰是最合適的名字，我們非用不可。因此便換了名字。沃納筆下的人物是一個農民，微賤而自卑。書出版後一個星期，一位受過大學教育。彬彬有禮而穿著闊綽的紳士先生，懷著惡狠狠的心情來到哈特福德，眼神裡流露出了要告狀的神色，而他的名字卻是艾旭爾．塞勒斯！他從沒有聽說過有別的人叫這個名字，一千英哩方圓內沒有聽說過別人叫這個名字。這位受到傷害的貴人的計劃是簡單明瞭的：美國出版公司必須把已經印好的版本停止發行，把版子上的名字改過來，不然的話要起訴，要求賠償損失一萬元。他得到了公司的承諾，公司再三對他道歉，我們在版子上把名字改為馬爾貝里．塞勒斯上校。很顯然，世界上沒有什麼事一定不會發生。兩個毫不相干的人，同時都頂著一般不會起的名字，即艾旭爾．塞勒斯，這竟然也是可能發生的事。

　　詹姆斯．蘭普頓整天沉溺在堂皇美夢的迷霧之中，死的時候沒有親眼看到哪一項實現過。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八八四年，離我在他家裡用一桶水洗大頭菜，吃了一盆生的大頭菜，已是二十六年了。他老了，頭髮白了，不過他仍然按他年輕時候有說有笑的樣子款待我，風度不減當年──一丁點兒也不差。他那眼睛裡興高采烈的神色，他那心中洋溢著的希望，那生花的妙舌，那神奇的想像──仍依然如故。我還沒有來得及轉身，他便擦起他那阿拉丁的神燈，在我面前閃現出世界上祕密的財富。我自言自語地說，「我寫得絲毫也沒有誇張，我把他如實地寫了下來。到今天，他還是那樣的人。凱布爾【註】會認出他的。」我請他等我一會兒，就衝進了隔壁房間，也就是凱布爾住的一間。凱布爾和我正在全國各地進行一次朗誦旅行。我說：

　　「我想把你的門敞開，讓你能聽到。那邊有個很有意思的人。」

　　【註】凱布爾：指喬治．華盛頓．凱布爾。──原編者注。

　　我又走回來，問蘭普頓眼下正忙些什麼，他跟我講起他正通過他兒子在新墨西哥進行的「小小冒險」：「只是小事一樁──只是小玩意兒──一部分是為了閒來玩玩的，一部分是為了自己的資金不至於閒著，主要是為了讓小孩能得到發展……讓小孩能得到發展。命運的輪子在不停地轉著，也許有一天他得靠工作來維持生活──怪事年年有啊。不過那只是小事一樁──像我說的那樣，只是小玩意兒。」

　　事情就是這樣──開頭是這麼說的。可是在他巧妙的手下，越來越膨脹起來──哦，膨脹到不可想像的程度。半個鐘頭後，他把話講完了。最後以輕描淡寫的神氣說：

　　「是啊，只是小事一樁。現今的事情都是這樣──瑣事一樁──可是很好玩。可以消磨時間。孩子把事情想得很了不起，你是知道的，他小嘛，富於想像力，缺少幹大事情的經驗，缺少能叫幻想得到錘煉、判斷力趨於完美的那種經驗。看來其中有兩三百萬塊錢的好處，可能三百萬，不會再多了。不過，你是知道的，對一個小孩來說，剛開始生活，也就不壞了。我不能要他發財──那是以後的事。在他一生中這樣一個時候，那會沖昏他的頭腦，從許多方面來說對他只有害處。」

　　接著，他說到他把皮夾子放在家裡客廳桌子上，現在銀行營業時間過了，並且……

　　我打斷了他的話，求他給凱布爾和我一個面子，能在演講時作為我們的客人──跟我們不少朋友一樣，給我們這個光榮。他接受了。他謝了謝我，就仿佛一位王子開恩賞賜一樣。我打斷了他關於票子的話，是因為我看他正想要求我給他票，讓他明天付錢。我知道，如果他欠了賬，他會還的，即便把身上穿的衣服當了也會還的。再聊了一會兒，他熱情地握了手，和我們告別。凱布爾在門口把頭伸進來說：

　　「這就是塞勒斯上校。」

第六章

　　我爸爸一次就買下了十萬英畝左右那麼大一塊地方。全部土地需得花他四百元左右。在那個年代，一次付這麼多錢，就算不少了──至少在東田納西的芬屈雷斯縣坎伯蘭山的松林和圓丘這一帶是這麼看的。我爸爸付了那一大筆錢，在詹姆斯敦法院門前轉過身來，站著望望他那一大片地，就說：「不管我自己的遭遇怎樣，我的後代是保險的了。我不能親眼見到我這些地皮變成銀子、金子，可是我的孩子們會見到的。」就這樣，他對我們滿懷好心，卻把將來會發財這樣重重的詛咒安在我們身上。他死的時候滿以為對我們做了好事。這是一場可悲的錯誤，但是幸而他並不知情。他還說：「這片地裡，鐵礦豐富，還有別的礦藏。在美國，有幾千英畝上好的黃松木材，可以編成筏子，沿奧勃茲河放下去，放到坎伯蘭；從坎伯蘭放下去，放到俄亥俄；從俄亥俄放下去，放到密西西比河；再從密西西比河放到任何需要這些木材的地方。這一大片松林，能產焦油、松脂、松節油，要多少有多少。這也是天生產酒的地區。美國任何一個地方，不論是種植的還是怎樣，沒有一處能像這樣盛產葡萄。這裡都是野生野長的。這裡有牧場，有玉米地、小麥地、馬鈴薯地，有各種各樣的木材──這一大片地，地下地上，什麼都有，使這片地成了無價之寶。美國有一千四百萬人口，四十年中人口增加了一千一百萬人，以後還要增加得更快。我的孩子們會看到移民一直衝到田納西州芬屈雷斯縣來，到那時，他們手裡有十萬英畝好地，就會變成巨富了。」

　　我爸爸所說那片地的種種發展前途是完全確實的──不過，同樣確實的是，他可以加這麼一句，這裡有無窮無盡的煤，不過可能他對這個東西懂得很少，因為田納西的老實頭不習慣於挖掘燃料。我爸爸還不妨在發展前途的清單上加一條，也就是這片地離諾克斯維爾只有一百英哩，正是在那裡，從辛辛那提南行的鐵路線，將來非通過不可。不過他還來不及見到任何一條鐵路，很可能這類事連聽都沒有聽說過。仿佛離奇的是，甚至直到一八六○年左右，住在詹姆斯敦附近的人，還從沒有聽說過鐵路，也不肯相信輪船。在芬屈雷斯，人們並不投傑克遜【註】的票，而是投華盛頓的票。這一帶一位可尊敬的老太太講到他兒子時說：「吉姆從凱因塔克回來了，還從那裡找了個自以為了不得的姑娘，天知道，他們有些多麼新奇的念頭，啊呀！──對他們來說，木屋子已經不中意了──是啊，不中意啦！──他們把屋裡統統用髒東西刷了一道。他們說，在凱因塔克貪心的上等人都是這麼幹的，他們管這叫做『上泥灰』。」

　　【註】傑克遜：（１７６７─１８４５），美國第七任總統，是名將。

　　這筆大交易成交的時候，我大哥四五歲，我大姐還只是個懷中的嬰兒。我們其他一些人──我們是一家人中的多數──是後來才生的，是後來十年中生的。買田以後四年，一八三四年的金融大危機爆發了。在這場風暴中，我爸爸的好運道毀了。原來備受尊敬與羨慕，被看作芬屈雷斯縣最富裕的公民──因為除了大批田地以外，人家認為他擁有的財產，不少於三千五百元之多──可是一覺醒來，猛然發現財產只值原來的四分之一。他是個傲氣的人，一個沉默、嚴肅的人，不是那種容易安於逝去了光榮、成為眾人憐憫對象的人。他把一家人召集起來，在一片荒涼的地區，艱難跋涉，走向當時所說的「西部」，最後把帳篷搭在密蘇里州的佛羅里達小鎮。他在那裡「開店」若干年，可是運氣不來，除了我出生這件事。不久，他遷到了漢尼巴爾，運氣好了一些，升到了治安法官這樣的身分，並被選為塞羅格特法院的書記官，當時他發出的傳票誰也不敢不理睬。在那個年代，也就是在漢尼巴爾的最初幾年，他幹得還不錯，可是惡運叫他再一次摔了跤。他給艾拉．斯托特作保人，可是艾拉溜了，故意鑽新破產法的漏洞──這一下子，他就能舒舒服服地過一輩子，直到他死去，可是這一下子可毀了我爸爸，害得他窮了一輩子，直到進入墳墓，還逼得他子女長期為生活而在世上掙扎。不過，我爸爸一想到田納西的田地，即使在臨危時，在病床上，也會興奮起來。他說，這塊地皮不久就會叫大家發財，過幸福日子。他是抱著這個信念死去的。

　　我們立刻把熱切期待的眼睛轉向田納西。不論在我們流浪遷移途中或是在忽沉忽浮的時刻，我們的眼睛總是盯住了那個方向，越過了大陸，越過了海洋，懷著古老的希望，懷著有時高漲、有時消退可是卻永遠不熄滅的信念這麼盯著。

　　我爸爸死後，我們把家業整頓了一下，只是臨時性質地整頓了一下，一心想在把田地賣掉以後再作永久性的安排。我哥哥借了五百元錢，盤了一家毫無價值的週報。當時認為──我們全都這麼想──在把田地處理掉，大家能發揮聰明才智幹些什麼以前，不值得做得太認真。我們開頭租了一座大房子，不過我們眼巴巴盼著的那次交易叫人大失所望（那個人只要我們田地的一部分），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要就是全部買去，要就是一英畝也不買，於是我們不得不換了一個花費省一些的房子。

　　像我說過的那樣，田納西那一大片地產我爸爸買不止二十年了──一直是完好的。一八四七年他死以後，我們自己經營了起來。四十年以後，除了一萬英畝以外，都處理掉了，也沒有賣到多少錢。在一八八七年左右──可能更早一些──這一萬英畝也賣了。我哥哥藉此買下了賓夕法尼亞州油區的科里鎮上一座房子和一塊地皮。一八九四年左右，他把這座房子賣了，賣得二百五十元錢。田納西的田地就這樣了了。

　　除了這筆錢以外，我爸爸那一回很有見識的投資，如果有一分錢進項的話，我反正是記不得了。不，我把一個細節給忽略掉了。它為我提供了塞勒斯和一本書的背景。憑了我那半部書，我進了一萬五千元錢，也許是兩萬元。恰好是一塊錢左右一英畝。這好怪啊。我爸爸投資的時候，我還沒有生，因此他不是故意偏心的。可是我是我家裡唯一受惠的人。下面我有時候還會再講到這片田地，因為在一代以上的歲月裡，它曾這樣、那樣地影響了我的一生。每當情況顯得黑暗的時候，它就浮現出來了，並伸出了塞勒斯的滿懷希望之手，鼓舞我們說：「不用怕──相信我──等一等。」它鼓舞著我們在四十年中盼啊，盼啊，而最後卻拋棄了我們。它抑制了我們的能力，把我們變成了專愛幻想的人──夢想家，懶漢。明年我們總會發財──不用幹活。生來就窮是好事；生來就富也是好事──這些都是有益的。可是生來就窮而又有希望變富啊！沒有這種經歷的人，想像不到這是多大的禍害。　　

第七章

　　我媽媽一八九○年十月死的時候，已經八十八歲，真是高齡。對她這樣的人來說，這真是艱苦奮鬥的一生，因為她在四十歲時便身體虛弱，被認為患了不治之症，肯定活不久了。在我二十五歲以前那段時間裡，我對她很了解，不過在這以後，我要隔好久才見到她一回，因為住的地方有好幾天的路程。我並不準備專門寫她，而只是談到她；不是給她寫正式的傳記，而只是從中引幾段事例；是對她的性格作探照燈式的一瞥，而不是對她的生平經歷作系統的展示。嚴格說來，她並沒什麼特別的經歷，但是她有個性，而且是優美、突出而可愛的個性。

　　一個人的心靈所攝下的關於人們的千千萬萬張相片，結果會怎樣呢？對我這個最早、最親密的朋友，我用心靈攝下的成千上萬張相片，只有早年那很清晰、輪廓最分明的一張留了下來。這是四十七年前的事，當時她已是四十歲的人了，而我是八歲（寫於一八九○年──原編者注）。她手挽著我，我們跪在我哥哥的床前，他比我長兩歲，屍體躺在那裡。她涕淚橫流，一邊還在嗚咽。這種無聲的哀痛也許對我來說是新鮮的事，因而給了我極強烈的印象──這個印象連同那個情景至今還留在腦際，使得那個情景顯得更強烈，更值得紀念。

　　她體型瘦小，但心地寬宏──寬宏到對每個人的痛苦和每個人的幸福都裝得下。我發現她和我所認識的人之間的最大的區別，而且是明顯的區別是：人家只對少數幾件事有興趣，而她則一直到死那一天，對整個世界，對世界上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有強烈的興趣。終她一生，她從不懂得什麼叫做對事對人半心半意，或是劃一條界線，對有些事或有些人可以漠不關心。如果一個病人，不論對什麼事、什麼人都懷有熱烈的、永不熄滅的興趣（只除了對他自己），並且對他來說，一刻也不肯安靜，這樣的病人是疾病的最大敵人，也是難以征服的病人。我可以斷言，正是我媽媽的這種性格，使得她克享高齡，幾乎活到九十歲。

　　她對人以及對動物的興趣是熱烈、親熱而善意的。她總有理由原諒人家，總有理由愛人家，即使是其中最凶惡的，即使她自己為此而受累，她也不在乎。她天生是無依無靠的人的貼心人和朋友。人家說，她雖說是長老會教友，卻可以哄騙得替魔鬼說好話。也曾經這麼試驗過。大家開始罵撒旦，一個個串通了的人接著罵開了，紛紛惡毒地咒罵，無情地鞭撻，在這場戲法中，那個絲毫不存懷疑心理的對象就掉進了圈套。她承認那些控訴都是對的，撒旦壞透了，是墮落了的，大家說得有理。不過，有誰能說他受到了公正的待遇呢？一個有罪孽的人不過是一個有罪孽的人，撒旦正是這樣的人，如同其他這類的人一樣。其他這類的人怎樣才能得救？光靠他們自己努力麼？不是的。──不然的話，誰也得不到拯救。除了他們自己微弱的努力以外，還得加上基督徒國家所有教堂裡無數顆憐憫的心每天發出的那種打動人心的，充滿了懇求、呼籲的祈禱。可是誰為撒旦祈禱呢？在十八個世紀中，有誰能有那種平平凡凡的人道思想，肯為那唯一最需要祈禱的人祈禱呢？我們這唯一的同伴與兄弟，正是他最需要朋友，卻偏偏一個都沒有。我們中間唯一的一個罪人，正是他理應享有那最崇高、最明白不過的權利，應該得到每一個基督徒日夜的祈禱，因為理由很樸素而無可非難：他是罪人中最高的罪人，他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大的需要。

　　撒旦的這位朋友是最溫柔的人，她那樸素的語言，自然而然地感人肺腑。只要是沒有防禦能力的人或者動物遭到了傷害或者羞辱，激起了她的憐憫與憤慨，她便成了說話最雄辯的人。很少是很尖銳而激烈的那種雄辯，而是文靜的，充滿了憐憫的，有說服力的，動人的雄辯。用詞這麼真誠。高尚而樸素，說得又這麼打動人心，我曾多次看到她贏得了那些不容易受感動的人表示讚許的眼淚。只要有什麼人或動物受到壓迫，她那屬於女性的和屬於纖弱體型的恐懼心理便退到後方去了，而她那戰士的品德便馬上衝到前方來。有一天，在我們村子裡，我看到一個邪惡的科西嘉人，我們鎮上誰都害怕的那個人，追趕著他家的大姑娘，衝過了一些小心謹慎的男公民身邊，手裡還拿著一根粗繩子，揚言說要把她捆起來。我媽媽給逃跑的人把大門開得大大的，接著非但沒有在她身後把門關上，鎖起來，而是站在門口，張著兩手，不許人通過。那個男人咒啊、罵啊，拿他那根繩子嚇唬她。可是她一點也不退縮，也沒有一點害怕的樣子。她只是站在那裡，罵他，羞他，嘲弄他，她說話時的聲音在街中央聽不到，可是對這個男人的良心，對他那沉睡著的男子漢的人性來說卻是發聾振聵的。他請求她原諒，把繩子給了她，賭神罰咒地說她真是他見過的最勇敢的女人，這樣就揚長而去，從此沒有再給她找什麼麻煩。在這以後，他們兩人成了好朋友，因為在她身上他找到了一個他一直在找的東西──一個不怕他的人。

　　有一天，在聖路易，她走上街，把一個正在揮動鞭子抽打馬頭的趕車的粗漢子嚇了一跳。因為她一把奪下了鞭子，接著替那匹無意中惹了事的馬說好話。他終於承認是自己不好，並且主動提出一個他當然不可能信守的諾言，因為他不是那種料──承諾說他從此再也不會虐待馬匹了。

　　像這類替受虐待的動物說話的事，在她一生中是普通的事。一定是她的態度沒有沖撞過人，一定是她的好心腸是雪亮透明的，因為她總能達到目的，並且對方總是對她禮貌有加，常常善意地誇獎她。對不會說話的各種各樣的動物來說，她是它們的朋友。憑了某些微妙的跡象，那些無家可歸、遭人追趕、搞得一身髒、惹人討厭的貓，一眼就看中了她，認定她天生會庇護它們──就跟著她走進她家裡。它這種本能並沒有搞錯，它就像浪子一樣受到了寵愛。在一八四五年，我們一度有十九隻貓。其中沒有一隻有什麼優良的品性，或者有什麼長處，就只是通常的那樣，運氣不好就是了。這些貓對我們大家都是相當大的負擔──包括我媽媽在內──不過，它們運氣不好，而這就夠了，就得讓它們待下去。這比家裡一隻得寵的動物都沒有，總要強一點。孩子們總得有些什麼動物玩玩才行啊。不過，把動物放在籠子裡，這在我們家是不准許的。一隻被囚禁的動物，那是絕對不行的──我媽媽甚至不允許妨礙一隻老鼠的自由。

　　在密蘇里州的小鎮漢尼巴爾，當我還小的時候，人人都窮，可就是體會不到窮；人人都愉快，都能體會得到愉快。社會上有等級──上等人家的、沒有地位的人家的和沒有家的。誰都認得誰，誰都和和氣氣的，沒有誰故意擺什麼架子。可是等級界限還是劃得清清楚楚的。每個等級的社交生活總限於同一個等級。這是一個小小的民主社會，洋溢著自由、平等和七月四日【註】精神，而且很真誠，但是你也覺察到，貴族式的病毒還是有的。這是有的，並且誰也沒有出來責難，或者認真想一想存在這種東西是多麼不合理。

　　【註】七月四日：美國獨立革命紀念日暨國慶日。

　　依我看，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那種環境，也就是鎮上的居民是從奴隸州來的，並且在他們新的家裡還保留著奴隸制度。我的媽媽，生性慈悲，富於同情心，無意做什麼貴族，可是憑了她的教養，她總還是一個貴族。也許很少人認識到這一點，因為我想這與其說是一種原則，倒不如說是一種本能。因此它的外在表現往往是偶然性質的，而不是故意的，也並非經常性的。不過我認識到這個弱點所在。我心底裡知道，她引為驕傲的是：蘭頓家的人，即現今的德拉姆伯爵們，他們擁有他們家的土地達九百年之久。當年諾曼征服者【註】過來改變英格蘭血統的時候，他們是蘭頓古堡的封建領主。在當時，她的祖先們地位顯赫。我爭論說──不過我說得比較委婉曲折一些，因為對待這類莊重的事，人們非得謹慎不可，絕不能性急──由於世襲而擁有一片土地達九百年，這沒有什麼好值得稱道的。聰明也好，愚蠢也好，這誰都做得到。值得驕傲的只是世襲罷了，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因此，她引以為驕傲的不過是從世襲傳下來的東西罷了，這和典押傳下來的東西相比沒有什麼兩樣。而我自己的祖先則不然，是高人一等的，因為曾有那麼一個祖先──一個克列門斯──他幹過點兒什麼，幹過了對他極有聲譽而對我則引為得意的事。那就是，他是審判查爾斯第一，並把他交給劊子手的那個法院的成員。

　　【註】原為北歐的諾曼人，十一世紀在征服者威廉的率領下侵入英國，故稱諾曼征服者。

　　表面上，這是開玩笑，骨子裡卻不是的。我對那個祖先非常尊敬，而且這種尊敬心理與年俱增，而不是日益衰退。在消滅他那個時代頭戴皇冠的騙子這方面，他是出過力的。不過我該給我媽媽說句公道話，只要不是有家裡的人在場，我從沒有聽到她提到過她那個光榮的祖先。因為她畢竟還有美國人的那種優良的精神的。不過拿我認識的蘭普頓家其他一些人來說，就不一樣了。塞勒斯上校是個蘭普頓人，也算是我媽媽的一個近親。當這個喜歡裝闊的可憐的老人活著的時候，一個陌生人很容易從他嘴裡聽到一件早先的事，如「我們這一支最早的祖先」，而且是裝作完全不值一提的樣子，在無意中偶然說出來的。當然就引起了追問，這也就正中下懷。接著就得講那段不幸歷史的全部經過，蘭頓的後嗣怎樣對那種愚蠢的欺騙──也就是世襲的貴族制──深惡痛絕，在大約一百五十年前來到這個國家，結了婚，住在荒漠的偏僻的去處，與世隔絕，生下了後來一代美國繼承人的祖先。而在國內，在英國，人家認為他已經死了，他的爵位與財產也就轉讓給了他的兄弟，那個篡奪者，也是今天那些非法篡奪者的始作俑者。然後上校往往故意以謙恭的口氣提到當時可以要求成為繼承人的──他那個遠房堂兄──還一本正經地稱他為「伯爵」。

　　「伯爵」是個有才能的人，要不是生的時候遭到了不幸，是可能有所作為的。他是一個肯塔基人，一個好心人，不過他沒有錢，也沒有時間去賺錢，因為他的全部時間都用在讓我和我們一族其他一些人給他提供經費，好讓他為他的繼承申請在上議院裡得到通過而爭鬥。所有的文件，所有的證明，他全有。他相信他準能贏得勝利。這樣，他就在夢想中度過了一生，終身貧困，有時候簡直無以為生，最後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死去，由一些陌生人從醫院裡抬出來下了葬。這些陌生人並不知道死者是個伯爵，因為他的樣子不像伯爵。那個可憐的人經常簽名為「德拉姆」，並且為此而責怪我投共和黨的票，因為那個黨是非貴族化的，因而也就是非蘭普頓式的。而與此同時，又會有別的激烈的維吉尼亞州人，即我們這一族的另一支的子弟來信，為了這同一次投票的事責怪我──理由是共和黨是貴族政黨，作為一個把國王處死者的子孫，跟這些野獸勾結在一起，很不恰當。所以我常常但願自己從沒有什麼祖先才好，因為這些人給我的麻煩實在太多了。

　　正如我所說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蓄奴的社會裡。黑奴制死亡的時候，我媽媽跟它天天接觸已有六十個年頭了。不過，即使以她那樣仁慈和富於憐憫心，我怕她也並沒有意識到，奴隸制是赤裸裸的離奇怪誕的，不正當的強取豪奪。她從未在教堂裡聽到有人攻擊它，反而倒是千百次地聽到人家為之辯護的話，把它神聖化的話。她耳朵裡聽慣的是《聖經》上肯定它的話。至於《聖經》上如果有什麼表示反對它的話，她反正從沒有聽到牧師們說過。就她的經驗來說，所有聰明的人、善良的人以及有聖職的人，全都深信，奴隸制是對的。正當的、神聖的，是上帝所寵愛的，也是奴隸們自己應該日日夜夜感恩的。很明顯，教育與社會環境能夠完成奇蹟。我們的奴隸照例是信服的，滿足的。專制政體下比他們聰明得多的奴隸們顯然也是這樣的。他們崇敬他們的主人，也就是君王與貴族，並不以身為奴隸為恥──這種奴隸對奴隸制的本質視而不見，相比起來，他們比我們的黑奴還要低賤，因為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由於順從而變成奴隸，要比被迫淪為奴隸更加卑鄙──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不過，在漢尼巴爾一帶的奴隸制度，並沒有什麼東西會激起人們那種正在瞌睡狀態中的本能。那是一種溫和的家務勞動的奴隸制度，並不是殘暴的種植園那一套。虐待的事情是少見的，也是極不得人心的。把一家奴隸拆散開，賣給幾家主人，那是人們所不喜歡的，因而也是不常有的，除了要結算家產時算是例外。我不記得我曾在那個鎮上見過奴隸拍賣。不過我疑心，由於這樣的事是常見的現象，並非不常見因而會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清晰地記得我曾見到有十來個男女黑人給用鐵鏈拴在一起，成堆地躺在水泥地上，等著被運往南部奴隸市場上去。我見到了人世間最悲慘的臉。用鐵鏈拴在一起，那不可能是常見的景象，不然的話，它不會給我留下這麼強烈。這麼持久的印象。

　　人人都討厭「做黑人買賣的人」。他被看作一種徒具人形的惡魔，把無依無靠的可憐蟲買下來，趕進地獄去──因為不論是我們白人或者黑人，都認為南方的種植園根本就是地獄。無法用更溫和些的名詞來形容它。如果威脅說要把他賣給「大河下游」，還不能叫一個倔強的黑奴屈服的話，那就沒有其他方法能叫他屈服了──他這樣就無可救藥了。可是我也記得，有一回，一個白人，光只為了一件小小的罪過，就殺死了一個男的黑人，而仿佛誰也沒有把這當作一回事──這是指那個奴隸的被害說的──至於對那個奴隸的主人，人們反倒不無同情，認為他被奪去了一項值錢的財產。而當事人卻是一個不足道的人，根本賠償不起這項損失。

　　人們普遍認為，奴隸制度必然的影響是使生活在奴隸制度下的人變成冷酷的人。我看並沒有這樣的影響──一般來說並沒有。據我看，就對待奴隸制度這件事來說，足以使每個人的人性麻木起來，不過事情就此而止了。在我們鎮上，並沒有什麼冷酷的人──我是說，和其他國家類似的市鎮相比，不見得更多些。拿我的經驗來說，冷酷的心在任何地方都是稀少的。　　

第八章

　　我四歲半開始上學。在早先那個時候，密蘇里沒有公立學校，只有兩所私立學校──學費是每人每週二角五分，至於能否收到，那就看你的本領了。霍爾太太在大街南頭一間小小的圓木屋裡教學生。薩姆．克羅斯先生在山坡上木板房的校舍裡教年紀大一些的人。我被送到霍爾太太辦的學校去，這離現在已有六十五年以上（寫於一九○六年──原編者注）。可是我還清清楚楚記得在那間小小的圓木屋裡最初的一些日子──至少第一天的一件插曲我還是記得的。我破壞了一條校規，並受到警告，不得再犯，第二次再犯時要挨鞭子。不久，我又犯了校規，霍爾太太要我出去找一根枝條來。她把這個任務指派給了我，這叫我很高興，因為我自以為能比別人更審慎地找到一根適宜於這個場合的枝條。

　　在爛泥漿裡，我找到了一個箍桶匠用橡木刨出來的那種舊式的木塊，寬兩英吋，厚四分之一英吋，一頭彎曲處有點兒鼓起來。附近還有些新刨的木塊，不過我取了這一塊，雖然有點兒爛了。我拿到了霍爾太太那裡，遞給了她，恭順地站在她面前，仿佛像是存心爭取她的好感與同情。可是這樣的希望並沒有能實現。她大大不以為然地一面望望我，一面望望那刨下來的木塊，然後喊了我的全名塞姆．朗赫恩．克列門斯，也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人家把我的名字串成一行地一齊叫出來──還說，她真替我害臊。到後來，我才懂得，老師叫一個小孩的全名的時候，這就意味著出了事了。她說，像枝條這樣的事，她得指派一個判斷力比我強一點的人去幹。當時曾有多少張面孔煥發出光彩，都希望能被指派去幹這件事，今天回想起來，還令人感到難過。吉姆．鄧拉普被指派到了，後來拿著他揀的枝條回來了。我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是個行家。

　　霍爾太太是一位中年的新英格蘭太太，她那一套派頭是新英格蘭式的。她開學第一課總是以祈禱和讀一章《新約》開始。她還扼要地把這一章解釋了一下。有一次解釋的時候，講了原書所說的「祈求，你就會得到」。她說，不論誰，只要祈禱時是真心實意的，就不用懷疑祈禱會得到允准。

　　我對這個說法印象極深，對祈禱能提供這樣好的運氣非常高興，這也許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我就想試它一試。我對霍爾太太是深信不疑的，對祈禱的結果也並沒有什麼懷疑。我祈禱能得到一塊薑餅。瑪格麗特．庫納曼，一位烤麵包師傅的女兒，每天早上帶一塊薑餅到學校。過去，她總是不讓人看到她那塊薑餅，可是我祈禱完畢後一看，就見到了這塊薑餅，一伸手就可以拿到，而她卻正張望著別處。在我的一生中，祈禱後就可以靈驗，是從來沒有過的。我還是一個改宗者。我的欲望委實沒有止境，到那個時候為止，老是感到滿足不了。不過我總是希望能滿足欲望，擴大欲望，特別是如今已經找到了訣竅。

　　不過這種夢想，如同生活中所迷戀的別的夢想一樣，根本是虛妄的。後來兩三天內，我的祈禱雖然和鎮上別的人一樣虔誠，可是毫無結果。我發現，祈禱再靈驗，也不能把那塊薑餅再一次往上拿起來，我就得出了結論：一個人如果一心想著薑餅，眼睛盯著薑餅，就不必在禱告上面費什麼功夫。

　　一定是我的行動舉止有些什麼東西叫我媽媽不安，她把我叫到一邊，非常擔心地盤問我。我不大願意向她透露我身上發生的變化，因為告訴她，使她這樣慈祥的心感到難過，我會很痛心的。但後來，我終於一邊流淚，一邊向她承認說，我已經不再是個基督徒了。她非常傷心，問我為什麼。

　　我說，我認識到自己只是為了得到好處才做個基督徒，想到這一點，我就難過，這太卑鄙了。

　　她把我抱入懷內，安慰我。我從她的話語裡得出這樣的意思，要是我能繼續保持這個樣子，我是不會孤獨的。

　　我媽媽老是為我操心。不過據我看，她也樂意這樣做。拿比我小兩歲的兄弟亨利來說，她就根本不操心。依我看，要不是我在另一方面給她提供一些調劑與變化，那麼，以亨利那樣的德行。老實、聽話，也太單調了，只會成為她的負擔。我是一貼補藥，對她有益處。過去，我從未想到這一點，現在我認識到了。我從沒有看見亨利對我或對任何人做過什麼壞事──不過他經常做些正當的事，給我造成了很大損害。他有責任匯報我的所作所為，而當我理應匯報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沒有這樣做的時候，他卻忠實地履行了那個義務。他是《湯姆．索耶》中的席德。不過席德不就是亨利。亨利是比席德高尚得多。好得多的小孩。

　　正是亨利提醒我媽媽注意，她為了不讓我去游泳而縫在衣領上的線已經變了色了。要不是亨利這樣提醒她，我媽媽是不會發現的。她發現，證據如此確鑿，而以她眼光的銳利卻沒有能注意到，這叫她很生氣。大概因為這個緣故，對我的懲罰也便加重了一分。這完全是合乎人情的。人們總是一有藉口，就把自己的短處推到別人身上──不過，那沒有什麼。我在亨利身上報復。有的時候，事情還沒有做，我便先預支它一下。這往往是在那件事引誘力很強的時候，我便預支它一下。這個做法我毋需從我媽媽那裡去學。也許並不是從媽媽那裡學來的。很可能這是我自己發明的。可是，我之所以會信奉這條原則，她還是經常產生過影響的。

　　如果打破糖罐的事件是寫在《湯姆．索耶》裡的話──我記不得有沒有寫──那就是一個例子。亨利從沒有偷過糖吃。他是公開從罐子裡取的。媽媽知道，只要她不在旁看著，他是不會拿糖吃的。不過她對我有點疑心。確切一點說，也不算是疑心。她很明白，我是會的。有一天，她不在的時候，亨利從她珍貴的老英國式的糖罐裡拿了糖。這糖罐是傳家之寶──而且他還把糖罐給打破了。這是我第一次能有機會告他一狀，我真是說不出的高興。我告訴他說我要告他了，可是他一點也不急。等到媽媽進來，看見罐子掉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的，她一時說不出話來。我故意讓沉默發生作用。我判斷，這會增強效果。我等著她發問：「誰幹的？」──這樣，我就可以把新聞端出來。可是我算計錯了。她沉默過後，什麼也沒有問，──她只是用她那個針箍在我腦袋上猛擊了一下，我只覺得一直痛到腳跟。我因為被冤枉而發作起來，以為她會為了錯怪了人而十分難過。我期待著她會有懊悔、難過的表示。我對她說，那不是我，是亨利。可是情況並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變化。她無動於衷地說：「沒有什麼。這算不上什麼。你反正會做些什麼我聽不到的事。這是你應得的。」

　　屋外有一個扶梯通過二樓的後面。有一天，指派亨利一件事。他就拿了一隻鐵桶去了。我知道他要爬這個樓梯，我就走了上去，從裡面將門反鎖了起來，然後下樓來到園子裡。園子剛犁過，遍地是烏黑的結實的泥土塊，可供挑揀。我收集了不少，埋伏在那裡。我等著，等到他上了樓梯，走近樓梯口，逃不了了，然後，我就朝他扔泥塊，他使勁用鐵桶抵擋，可是擋不住，因為我是個神槍手。泥塊打在屋簷板上，引得媽媽也出來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解釋說，我這是逗逗亨利玩的；馬上兩人都追我，不過我知道怎樣爬過高高的木板柵欄，就逃掉了。一兩個鐘頭以後，我鼓足勇氣往回轉，四下裡沒有人，我以為這件事算完了。可是沒有完。亨利伏在那裡等著我。跟往常不同，這一回瞄得很準，他扔了一塊石子，打在我腦袋邊上，腫起一個包來，像阿爾卑斯山的馬特洪峰。我徑直帶著它去找媽媽，以尋求同情，可是她並沒有很受感動。依我看，她的想法是，像這類事，如果我能多遇到一些，最終會使我改好的。因此，這件事只有教育上的意義。我是看得過於嚴重了。

　　不應該給貓服「止痛藥」，這我現在才懂得。如今，我不會再幹這類事了。不過，在寫《湯姆．索耶》的日子裡，看著彼得在藥性影響下怎樣表演，是我的一大滿足──如果動作真能像字眼一樣大聲說話的話，那麼可以說，他同我一樣，對之非常有興趣。佩里．戴維斯的止痛藥是最可惡的藥物。帕維先生的黑人，一個判斷力很強而好奇心很重的人，要拿它作為樣品，我也聽任了他。他認為，這是地獄之火做成的。

　　那是一八四九年霍亂流行的日子。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老百姓給嚇呆了。能逃的人都逃了。很多人是在逃亡中嚇死的。由於霍亂而死一個，就得由於害怕而死三個。凡是不能逃的人就盡吃預防霍亂的藥，我媽媽給我挑了佩里．戴維斯的止痛藥。她倒沒有為自己操什麼心。她沒有服這種預防的藥物。不過她要我應承每天喝一調羹止痛藥。本來，我是想照著實行的，不過那時候我對止痛藥還不清楚，不像我第一次試過以後那麼清楚。她對亨利的瓶子並沒有留神──她對亨利信得過。但是她每天用鉛筆在我的瓶子的標籤上做個記號，還每天檢查有沒有吃一調羹。地板上沒有鋪地毯。地板上有裂縫，我就把止痛藥餵給裂縫，結果非常良好──下面沒有害霍亂。

　　有一次，正是在這樣的場合，一隻善意的貓來了，搖著尾巴，要吃止痛藥──它吃了──接著就大發歇斯底里，滿屋子往家具上亂撞，終於從打開了的窗口衝了出去，連花盆也帶了下去，剛好我媽媽走來，透過眼鏡一看，簡直嚇呆了，她說：「彼得究竟怎麼一回事啊？」

　　我記不得我是怎樣解釋的了，不過如果在那本書（指《湯姆．索耶歷險記》）上有記載的話，那也許是寫得不正確的。

　　每逢我的行為屬於這樣荒唐，而我媽媽當場的懲罰還嫌不夠的時候，她總是把事情留到星期天處理，叫我在星期天晚上到教堂去──作為一種懲罰，有的時候我也許能受得住。不過一般來說，總是受不了。我按照我的脾氣，總是設法躲掉。我媽媽在進行考察以前，絕不相信我去過教堂了。她要我說說講的是《聖經》上哪一段。這很簡單──不費我的事。我毋需到教堂裡去弄清楚講的那一段經文。我自己挑一段。這一直很靈，直到有一次，我說的經文和上了教堂的鄰居說的經文內容對不上。在這以後，我媽媽採取別的方法。至於是些什麼方法，我現在記不得了。

　　在那些年月，男人、男孩冬天穿的是長袍。是黑色的，用閃閃發亮的華麗的蘇格蘭格子花呢做襯裡。有一個冬夜，我出發上教堂去，給本週犯的一項罪惡結一結帳。我把袍子藏在大門附近，然後走出去和別的孩子們玩，直到禮拜結束。然後我回家去。不過在黑暗中，我把袍子穿反了，走進屋裡，把袍子一甩，然後接受照例要進行的一番盤問。一切進行得很順利，直到講到了教堂裡的溫度。我媽媽說，「在這樣的晚上，在那裡要暖暖和和一定是不可能的。」

　　我並不理解說這句話的藝術所在，傻頭傻腦地回答說，我在教堂裡一直穿著袍子。她問道，從教堂到家裡，一路上是不是也一直穿在身上。我沒有領會她說這句話的含義。我說，正是這樣。她說，「這紅得發亮的蘇格蘭格子花呢，你穿在外邊招搖過市？不引人注意麼？」

　　當然，像這樣的對話，要是繼續下去一定是沉悶的、無益的，於是我就隨它去，並且只好自作自受。

　　那是大約一八四九年的事。湯姆．納什是跟我同年的男孩子──那個郵政局長的兒子。密西西比河河面上全結了冰了，有一晚，我們兩人在河上滑冰，很可能事前沒有得到許可。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必須在夜晚去滑冰，除非是沒有得到許可。因為如果沒有人反對的話，半夜出去滑冰是沒有多大趣味的。將近半夜時分，我們已滑出半英哩多路，滑向伊利諾岸邊了。這時候我們聽到，在我們和家那邊這段河上，發出了不祥的隆隆聲，嗄嗄的擠壓聲和破裂聲。我們知道情況不妙──河正在開凍，我們開始轉回家，真是嚇壞了。我們盡可能藉著透過雲層的月光，分辨清哪是冰、哪是水，急急忙忙飛速滑行。我們有時停下來等一會兒，一發現能墊腳的冰塊就起步。遇到全是水，便又停下來，火燒火燎地等著一片大冰塊浮過來，以便渡過去。我們一共走了一個小時──這一路真是擔心害怕。不過，我們終於離河岸很近很近了。我們又停下來等著。又到了需要個墊腳的地方了。在我們四周圍，冰在猛衝，在碾碎，在岸上堆得像山一般高，危險越發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我們急著要踩到結實的岸上，心裡很不耐煩，於是便過早地從一塊冰塊上跳到另一塊冰塊上。湯姆算計錯了，失腳了。他成了個落湯雞。不過他已經逼近河岸，只要游一兩下子──這樣，腳就觸到了結實的河底，他就爬了出來。我到得稍遲一些，沒有出什麼事。我們通身汗淋淋的，而湯姆的落水對他是一場大災難。他睡倒在床上，不舒服，還惹出一連串的疾病。最後一個是猩紅熱，病後全聾了。一兩年後，當然喪失了說話的能力。不過，若干年後，人家又教他多少學著說說話──人們往往辨不清他究竟在說些什麼。他當然不會調節他自己的聲音，因為他聽不到自己的說話聲。當他自以為在低聲說些機密話的時候，人家在伊利諾州都能聽到。

　　四年以前，密蘇里大學邀請我到那裡去，去接受法學博士名譽學位。我借這個機會在漢尼巴爾待了一個星期──現在是一個城市了，在我那個時候則是一個村子。自從湯姆．納什和我那次冒險到現在，已經五十五年了。當我在火車站上準備離開漢尼巴爾的時候，那裡聚著一大群公民。我看到湯姆．納什走過一段空地朝我走來，我迎了上去，因為我馬上認出了他。他老了，頭髮白了，但是在他身上，仍然可以看得見十五歲孩子的身影。他朝我走過來，把雙手湊成喇叭型，對著我耳朵叫喚，朝公民們點點頭，機密地說──像霧中的喇叭那樣吼叫──「還是當年那個傻瓜蛋的老樣子，薩姆。」

第九章

　　到一八四九年，我十四歲的時候，我們還住在密西西比河邊的漢尼巴爾，住在我爸爸五年前造的新結構房子裡。也就是說，我們有些人住在新屋裡，其餘的人住在後邊相連的老屋裡。在秋天，我姐姐舉行一次晚會，邀請了村子裡所有已達結婚年齡的年輕人。我參加這樣的交際還太年輕，反正我也怕羞，怕和年輕姑娘們打交道，因此沒有邀請我──至少沒有邀請我整整一個晚上都參加。我總共只參加了十分鐘。我要在一齣神仙小戲中扮演熊的角色。我要裝扮成熊的樣子，全身上下貼身裹著棕毛那類東西。十點半左右，要我到我的房間裡去，穿上這化裝的服裝，準備在半小時內出場。我去了，不過我改變了主意，因為我想先試演一下，而這個房間太小。我跨進了大街角落那間沒有占用的大屋子，根本不知道正有十來個年輕人也正往那兒去化裝。我讓黑孩子桑迪跟我一起去，我們選了二樓那間沒有人用的寬敞的房間。我們一面講話一面走進去，這就使得兩位沒完全穿好的姑娘有時間躲到帷幕後邊去，不至於給人們發現。她們的長上衣和什物掛在門後鉤子上，不過我沒有看見。門是桑迪關的，可是他一心放在戲上，因此跟我差不多，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這是一幅歪歪斜斜的帷幕，上面的洞眼不少，不過我不知道後面有姑娘們，因此也就沒有注意這些細微末節。我要是知道的話，便不會在透過沒有窗簾的窗戶。照得白晃晃的月色中脫下衣服的。不然的話，我一定要羞死了。因為並不擔什麼心，我就脫得精光，開始練習。我的野心很大，決心一鳴驚人，一心盼望能以扮演熊出出名，這樣就可以得到新的請柬。因此我就大演特演起來，憑我那個勁頭，將來可能大有出息的。我手腳並用，伏在地上，從房間的這一頭跳到那頭，桑迪興奮得大拍其手。我又直挺挺地站起來，又吼又咬又咆哮。我又頭頂著地倒立起來。我翻筋斗。我把雙手彎曲起來，笨拙地跳起舞來，大鼻子往左右四周聞啊聞的。我學著熊所能做出的一切動作，還學著做熊所不能做和不屑做的不少動作。當然我從沒有想到，除了桑迪外，我正演給別的什麼人看。最後，頭頂著地，並且以這個姿勢休息片刻。這時便有片刻的沉默，接著，桑迪興致勃勃地問道：

　　「薩姆少爺，你有沒有見過鯡魚乾？」

　　「沒有。什麼樣子的？」

　　「是一條魚。」

　　「哦，這便怎麼呢？有什麼特別嗎？」

　　「是的先生，就是特別。人家連肚腸一口吞下去的。」

　　帷幕後邊傳來一陣女性的捂住嘴的吃吃笑聲！我馬上洩了氣，搖搖晃晃的，像一座往下倒的塔，並且由於我身體的重量，帷幕就被弄得掉了下來，把姑娘們壓在下面。她們驚慌得尖聲叫了起來，──也許不止兩個人──不過我來不及計數了。我拿了衣服就跑，逃到了樓下黑洞洞的大廳裡，桑迪跟在我後邊。我急急忙忙穿好了，往後邊跑了出去。我要桑迪賭咒絕不聲張出去，然後我們便躲起來，直到晚會結束。我的野心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因為在這場經歷以後，我無法再見那些輕浮的夥伴，因為有兩位演出者是知道我的祕密的，她們一直在私下裡笑話我。人家找過我，可是沒有找到，熊的角色不得不由一個年輕紳士穿著文明的衣服扮演。我最後轉回家時，屋子裡靜悄悄的，都睡著了。我心情沉重，因為丟了臉而難受。我發現有一張紙片別在我的枕上，上面寫了一句話，不僅沒有叫我寬心，反而使我的臉發燒。筆跡故意寫得叫人認不出來，是用嘲笑的口吻寫的：

　　你也許扮不像熊，不過扮裸體【註】倒是扮得好──哦，扮得太好了！

　　【註】這裡原文是諧音的，所以顯得俏皮。熊（ｂｅａｒ），裸體（ｂａｒｅ）。

　　我們總以為男孩子是粗心的。不敏感的動物，不過並非全是這樣。每個男孩都有一兩處地方敏感，只要你能找到究竟在哪裡，只要一碰，就能像火烤一樣烤得他受不了。那個插曲叫我十分難受。我原以為事實真相在早上便會傳遍全村，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這祕密只有兩個女孩以及桑迪和我知道。這減少了一些我的痛苦，不過還遠遠不夠──主要的煩惱還沒有消除：有四隻嘲弄的眼睛望著我，並且這四隻眼睛也許等於一千隻眼睛，因為我疑心，也許所有女孩的眼睛都可能是我所害怕的那四隻眼睛。在幾星期中間，我對哪一個姑娘都不敢望一眼。每逢有姑娘對我笑笑，跟我打招呼，我便慌慌張張地把眼睛低垂下來。我對自己說，「其中一個就是她」，就急忙走開了。當然，我到處都會遇見她們本人，不過即使她們在紙片上留下了明顯的筆跡，我也沒有那個聰明能知道是誰。四年以後，我離開漢尼巴爾的時候，那個祕密仍然是一個謎。究竟是哪兩個姑娘，我始終猜不出來，後來也不再希望──不存心去猜了。

　　在我遭到那個不幸的時候，村子裡最可愛的、最美的姑娘是一個我稱之為瑪麗．威爾遜的，因為這並不是她的名字。她二十歲，生得秀麗，桃花般甜蜜，優美、和藹，生性可愛。我對她滿懷敬畏之心，因為在我看來她是天使投胎，像我這樣普普通通純粹世俗的男孩子是沒有資格接近的。我也許從沒有猜想到是她。可是……

　　場景移到了加爾各答──在四十七年以後。那是一八九六年。我因為演講旅行到這裡。我走進旅館的時候，有一個身影一晃走出去，穿著華麗的服裝在印度的燦爛陽光下顯得非常之美──正是我逝去的少年時代的瑪麗．威爾遜！這是激動人心的事。我還沒有從喜人的驚愕中清醒過來跟她講句話，她已飄然而去了。我想也許是我見到了幻影。可是並非幻影。她是血肉之軀。她是另一個瑪麗的孫女兒。那另一個瑪麗，現在是個寡婦，正在樓上，一會兒就派人來叫我去。她老了，頭髮灰白，不過看起來顯得年輕些，很美。我們坐下來，談了起來。我們讓乾涸了的靈魂沉浸在復蘇的往昔的美酒裡面，那悲哀的往昔，那美麗的往昔，那可愛而可悲的往昔。我們講起了五十年來我們嘴唇上從沒有提起過的名字，仿佛這些名字是用音樂譜成的。我們用恭敬的雙手把死者。我們少年時代的那些伴侶們請出來，我們用話語輕輕地愛撫他們。我們從布滿了灰塵的記憶的寶庫裡翻箱倒櫃，撿出了一件事又一件事，一個插曲又一個插曲，一樁傻事又一樁傻事，痛痛快快地開懷大笑，繼之以熱淚橫流。最後，瑪麗突然說了出來，而且事前也並沒有把話題引到這裡。

　　「告訴我！鯡魚乾有什麼特別的滋味？」

　　在這麼一個莊嚴的時刻，這仿佛是個異怪的問題。而且也是前言不搭後語的。我愣住了。可是我還是感覺到，在我記憶深處有什麼地方微微顫動。我沉思──我默想──我搜尋。鯡魚乾？鯡魚乾？鯡……的特別滋味。我朝她看了一眼。她的臉色很莊重，不過眼神裡閃過了朦朧的影子般的光芒──突然之間，我明白了，我想起那遙遠的古老的年代裡，我聽到過一個低低的聲音，「人家連肚腸一口吞下去的。」

　　「啊！我終於找到你們中間的一個啦！另一個姑娘是誰？」

　　可是她到此為止了。她不肯告訴我。

　　不過一個男孩子的生活並非全都是喜劇，其中也插入了不少悲劇。在村子的牢房裡給燒死的那個喝醉了的遊民，在出事後的上百個夜晚，沉重地壓著我的良心，以致我不斷做著惡夢──在夢中，活像我在不幸的現實中見到的那樣，我看到他那苦苦哀求哭訴的臉，緊貼在鐵窗的欄杆上，身後火光熊熊燃燒──這張臉仿佛在對我說，「要不是你給我火柴，這一切就不會發生。我死，是你害的。」這並不是我害的。因為我給他火柴的時候，不是存心害他，而純粹是為了他好。不過，不管怎麼說，我的良心是一個受過訓練的長老會教徒的良心，只知道一種責任──以一切藉口，在各種場合，特別是無緣無故地追逐、糟蹋它的奴隸。那位遊民──這得怪他──痛苦了十分鐘；而我，這個不該責怪的人，痛苦了三個月。

　　可憐的老斯瑪爾正午在大街上中彈倒下，害得我又增添了惡夢。在夢中，我老是見到那最後的異怪的圖畫──那本大部頭的家用《聖經》，竟由哪一個別出心裁的白癡攤開在瀆神的老頭的胸膛上，隨著那吃力的呼吸上下起伏，它的重量使那垂死的老人又多受一層痛苦的折磨。我們生就的是些怪人。這麼多人張著嘴同情地望著他，可就是沒有一個人具備這樣的常識，一個鐵砧要比那本《聖經》更雅緻些，不至這樣具有諷刺性，殘忍的效果也可以大一些。好多晚上，在惡夢中，我在那本大書的重壓之下掙扎著，喘不過氣來。

　　在幾年中，我們遇到了兩三回悲劇，而倒楣的是我每一次都在近邊。有一個黑奴，為了一件小事觸犯了人，便被用鐵渣餅活活打死。我看著他死的。還有那個年輕的加利福尼亞州移民，給一個喝醉了的同夥用獵刀一刀刺了進去。我看見血從他胸中湧出來。此外還有那些粗暴的年輕的兄弟們和他們那個上了年紀的沒有什麼壞心眼的叔叔的事。其中一個兄弟把老人按倒在地，用膝蓋抵住了他的胸膛，而另一個兄弟則再三想用艾倫式左輪手槍打死他，可是手槍打不響。當然，我碰巧又在近邊。

　　再有那個年輕的加利福尼亞州移民的事。他喝醉了，想要在一個黑森森的、大雨欲來的夜晚，單身一人去襲擊「威爾斯人的住宅」。那房子坐落在霍里岱山的半坡上，就只住著一個有相當身分的可憐的寡婦和她那沒有過錯的女兒。那闖進去的惡漢一嘴下流的吼叫，粗俗地尋釁和淫穢的胡話，把整個村子都吵醒了。我和另一個夥伴──大概是約翰．布里格斯──上去看看，聽聽。那個人的身影，還影影綽綽地能看得見。兩個女人在門廊裡，在屋頂的濃黑的陰影下，看不到她們，但是聽得見那個歲數大的女人的聲音。她把老式的滑膛槍上好了彈丸，警告那個人說，要是她數到十，他還站在原地不走開，就要他的命。她開始慢慢地數，他就大聲笑。數到「六」，他不笑了。接著，在一片寂靜中，一個堅定的聲音數下去，「七──八──九──」一陣長長的停頓，我們氣都不敢透……「十！」黑夜裡噴出一道火光，那個男的胸膛被打得滿是窟窿倒下了。接著，大雨傾盆，雷聲隆隆，正等候著的全鎮的人在電光閃閃中像一群群螞蟻一般爬上山坡。這些人看到了其後的情景；我看到了整個過程，心滿意足了。我轉回家，準備著做夢去。我的設想並沒有落空。

　　我所受的教育與訓練，使我比一個無知的人能對這些悲劇看得更深些。我懂得這些究竟說明了什麼。我曾試圖找出種種託辭。可是在我困擾的心底深處，我是懂得的──而且我知道我是懂得的。這些是上蒼為了誘騙我去過一種更好的生活而創造出來的。這在今天聽起來，仿佛是過於天真，過於自負，不過對我來說，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這和我所了解的上蒼細心而賢明的安排是完全一致的。要是上蒼為了保全像我這樣的一個人，而把整個人類都殺光，我也不會覺得驚奇，或受寵若驚，以為過分了。以我所受的教育來說，我肯定會認為，事情必然是這樣的，也是完全應該付出這樣的代價的。至於對像我這樣一種人，上蒼為什麼非得這麼關心不可，這我倒從沒有想過。並且在這樣的小村落裡誰也沒有想到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因為首先，誰也沒有這種天賦會好好想一想。

　　不錯，這些悲劇我都歸因於我自己，每樁悲劇一發生，我便依次數一數，一邊嘆口氣，對自己說一聲：「又死了一個──而且是為了我的緣故。這該促使我悔改，上帝的忍耐總是有限度的。」不過，私下裡，我相信祂會繼續忍耐的。這是說，我在白天是這樣相信的。不過一到黑夜裡，我的信念就不同了。太陽一下去，我的信心便消失了，粘糊糊的恐懼心便湧上心頭。到了那個時候，我就充滿了悔恨之心。那些夜晚便成了可怕的夜晚，絕望的夜晚，充滿著死亡陰影的夜晚。每一次悲劇發生以後，我就認識到這是警告，並且懊悔。懊悔，並且乞求，像一個懦夫那樣乞求，像一隻狗那樣乞求。不是為了那些由於我而消亡的可憐蟲而乞求，而只是為了我自己而乞求。如今我回顧起來，這仿佛是夠自私的事。

　　我的懊悔是非常非常真誠的。每一次悲劇發生以後，有好長時間，我每晚都懊悔。不過，這悔懊的心理照例一到白天便停止了。在歡樂燦爛的陽光下，懊悔心理便消退了，撕碎了，無影無蹤了。那是恐懼與黑暗的產物，一離開這些環境，便存在不了。白天賜給我歡樂與寧靜，而到了夜晚，我便再一次懊悔起來。在我整個兒的童年時代的生活中，我白天的生活都是很滿意的，仿佛從沒有更高的企求或嚮往。以我這個年齡，我不該再想到去做這類的事了。不過在我這個年齡，正如同年輕的時候一樣，夜晚總是給我帶來深深的悔恨。我體會到，從搖籃裡開始，我始終和人類中其餘的人一樣──在夜晚，神志從來不是很健全的。當「印第安．喬」死的時候──不過別去管他。在別處，我已經描寫過當時我所經歷的那場多麼沉痛的悔恨了。我相信，有好幾個月，我就像飄著的白雪那樣純潔，在天黑以後。　　　

第十章

　　在漢尼巴爾，我十五歲左右的時候，有一個短時間，我是節制隊員。節制隊這個組織在一年那麼長的時間裡（可能還要長一點），幾乎遍及全美國。節制隊規定，凡是隊員都要發誓不吸菸葉。所謂隊員，這部分地指誓約，部分地指紅色的美利諾綬帶，而紅色的美利諾綬帶倒是主要的。男孩子們踴躍參加，為了好掛綬帶──至於誓約那是無關宏旨的，它是這樣無足輕重，跟綬帶相比，實際上就等於不存在。這個組織很薄弱，是臨時性的，因為沒有這麼多假日來開展活動。在五月節這一天，我們可以和主日學校的師生一起出動，去遊行，露露這紅綬帶。在七月四日則可以和主日學校、獨立消防隊以及民兵隊一起遊行。不過，對一個少年的道德組織來說，僅靠一年兩次露一露綬帶，那是維持不下去的。我作為一名列兵，不能超出一次列隊。不過我是「顯赫的祕書和皇家內衛的哨兵」，有權編製口令，並且能在紅綬帶上掛上玫瑰花飾。在這種情況下，我就能堅持下來，一直到後來能享受到參加兩次列隊的光榮──五月節和七月四日。然後我就立即辭職，並立即離隊。

　　我有整整三個月沒有吸菸，菸癮的苦惱非言語所能形容。我從九歲起就抽菸──開頭二年只是偷偷地抽，在這以後，便公開地抽──也就是說，在我爸爸死了以後。離隊門口三十步我就抽起菸來，非常快活。我現在記不得那雪茄是什麼牌子的，也許不是上等菸，不然的話，先抽的人不會這麼快便扔掉。不過我認為這是做得最好的雪茄菸了。那先抽的人，如果有三個月沒有抽一口菸，就會跟我一樣這麼想了。我毫不羞愧地抽那個菸屁股。要是今天的話，我一定會引以為羞，因為如今比那時候文雅些了。不過我還是一樣會抽的。我了解我自己，也很了解人類，因而知道會這麼幹的。

　　　在那個年代，本地雪茄那麼便宜，誰都買得起。加思先生辦了一家大的菸廠，還在村子裡開了一個小店零售自己的產品。他有一種牌子的雪茄，甚至最窮的窮鬼也買得起。他把這種牌子的菸積存好多年，雖然外表看起來很好，內裡卻腐爛成灰，把它一掰為二，便像一股菸霧一樣飛出來了。這個牌子因為極端便宜，便非常流行。加思先生還有別的牌子的便宜菸，有些菸很壞，不過其中最糟的牌子可以從它的名字上看出來。這名叫「加思的討厭貨」。我們經常用舊報紙來換這種牌子的菸。

　　村子裡另外有一個小店，從條件來說，對身無分文的孩子，可說是很友好的。那是一個孤孤單單愁眉苦臉的駝背小個子開的。只要我們從村子的唧筒裡提一桶水給他，不管他是不是需要水，我們總能得到一些雪茄菸。有一天，我們發現他坐在椅子上睡著了──這是他的老習慣了──我們便耐著性子等他醒過來。這也是我們的習慣。不過這一回他睡得太久了，最後我們也失了耐性了，我們試圖弄醒他──可是他死了。那時候我們是多麼驚恐，這我至今還記得。

　　在我剛成年的時候以及我中年的時候，我經常以改過自新來自尋煩惱。不過我從沒有為此而懊悔過，因為，不論因此而剝奪享受的時間多長或多短，每次我恢復惡習以後所得到的快感，總要勝過我為此而付出的全部代價。

　　正是在那遙遠的往昔的年代，吉姆．沃爾夫到我們那裡來了。他是謝爾比維爾人。那是個小村子，在鄉下，離這裡三、四十英哩地。他帶來了當地人的溫柔、文雅與樸素。他快十七歲了，這個莊重、文弱的少年，為人可靠，誠實而高尚，真是叫人喜愛得戀戀不捨。他又那麼怕羞。他跟我們一起生活了好長時間，可就是克服不了這個特點。在任何婦女面前，他總是侷促不安，即使是在我那善良、文靜的媽媽面前也是這樣。至於要和任何一位女孩說話，那是根本談不到了。

　　像這樣的人，卻發生了不幸的事。在一個冬天晚上，我姐姐舉行一次糖果會。拿參加這個會來說，我太小，吉姆太靦腆。我很早就得上床，吉姆自願跟著上床去。他的房間在屋子新造的那邊，窗口對著添築的房屋Ｌ型的屋頂。屋頂上積雪已有六英吋深。雪已經凍起來，和玻璃一般的滑。在屋脊上邊，聳起一個矮矮的煙囪。在月夜，那是叫春的貓喜歡逗留的去處──而那時是一片月色的夜晚。在煙囪下邊的屋簷下，是乾枯的葡萄藤。那裡正是舒適的去處，一兩個鐘頭以後，愛鬧愛玩的年輕男女便圍在葡萄藤頂棚下，把裝飲料和滾燙的糖食的托盤放在冰凍的地上涼一涼。大家熱熱鬧鬧地開開玩笑──但聽得笑聲響成一片。

　　這時候，一對不規矩的老雄貓爬到煙囪上吵了起來，也正是這時候，我實在睡不著了，就到吉姆的房間裡去。他醒著，正在為了討厭的貓叫聲生氣。我以嘲笑的口氣問他，為什麼不爬出去把貓趕走呢。他給激怒了，魯莽地說誰出兩毛錢他就幹。

　　這是句輕率的話，也可能一出口就後悔的。但是，已經遲了──說了話就得算數。我了解他。我知道，只要激將法做得好，縱然折斷頸骨他也不反悔。

　　「哦，當然你會幹！有誰懷疑啊？」

　　這話惹惱了他，他發作了，很生氣地說，「也許正是你懷疑。」

　　「我？哦，不！我哪有這念頭。你總是幹得漂亮，在口頭上。」

　　他真的發脾氣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棉紗襪子，動手把天窗推上去，怒氣沖沖地聲音顫抖地說：

　　「你以為我不能──是你！請想一想你責怪些什麼。我才不在乎你怎麼想哩。我要給你看看我的本事！」

　　天窗罩子老是往下掉，總是推不上去，真把他給氣壞了。

　　我說，「沒問題，我托住好了。」

　　說實在的，我為了幫他一手，什麼事都肯幹。我只是個孩子，一心想著能有好戲看。他小心地爬出去，貼住窗口，放穩了腳，然後沿著亮亮的屋脊，一邊一隻手，一隻腳，冒著極大的危險，四腳著地地爬著往前走。在今天，也許我還會像當年那麼讚賞的。不過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寒風拍打著他細腿上的短襯衫，那水晶一般的屋頂，在月色的光華中，像大理石那樣閃閃發光。那些無動於衷的貓，在煙囪上直直地坐著，機靈地打量著對方，搖晃著尾巴，發著嗚嗚聲。吉姆輕手輕腳小心謹慎地爬過去，一路爬，那短襯衫一路拍打著，而葡萄藤頂棚下愛鬧愛笑的年輕人對此全不知情，不適時宜的笑聲破壞了這莊嚴的氣氛。吉姆每滑倒一次，我就抱一次希望，不過他總是往前爬了一步，叫人大失所望。最後，他夠得著了。他歇了一下，小心地站起來，細心地估了一估距離，然後使勁一抓，想抓住那隻靠近些的貓──沒有抓住。當然他身子失去了平衡。他四腳朝天，背著屋頂，像支火箭一般，先從屋頂往下衝，然後穿過枯藤，一屁股掉進了客人聚集的那十四隻盛著滾燙糖食的托盤堆裡──他又是這麼個穿戴──這個穿整齊了還不敢朝姑娘家看一眼的小夥子。人們頓時亂了起來，只聽得一片尖叫聲。吉姆急忙衝上樓梯，一路上只見從破碎了的陶器中沾來的汁水從身上滴下來。

　　事情結束了。不過對我還沒有結束，雖然我當時以為是結束了。十八年後，也許是二十年後，我從加利福尼亞到紐約去。當時，我一事無成，無意間闖進了文藝界。這是一八六七年年初。人家出一大筆錢要我給《星期日信使》週刊寫點什麼，我就寫了《吉姆．沃爾夫和貓》的故事。我還為此賺到了錢──二十五塊。也許太多了些，不過我沒有吱聲，因為我當時不像現在這麼細心。

　　一兩年後，《吉姆．沃爾夫和貓》改頭換面在田納西一家報紙上發表──新在拼音上。是假託以南部土話寫的。故事的剽竊者在西部享有盛名，極有聲望。我看這是理該如此。他寫了一些極妙、極滑稽的東西，寫得極流暢。他的名字我記不住了。

　　幾年過去了，原來的故事又突然出現了，以原來的拼音到處流行，上面有我的名字。馬上，先是一家報紙，後來有另一家報紙竭力攻擊我，說我從田納西那個人那裡剽竊了《吉姆．沃爾夫和貓》。我遭了一頓痛罵，可是我不在乎。反正是那一套嘛。再說，在這以前，我早就學到了這個道理：遭到了誹謗，還大事張揚，那是不聰明的，除非張揚起來能得到什麼很大的好處。誹謗很少能經得住沉默的磨損的。

　　雷繆斯叔叔還活著，他一定有一千多歲了。我知道，一準是這樣。因為大概上個月（寫於一九○六年十月十六日──原編者注）我在公開刊物上看到了他的新照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上，他的模樣明顯地是帶著地質學的特色的。並且人們看得很清楚，他正想著他年輕時經常一起玩的第三紀產的乳齒象和蛇頸龍。

　　我看見雷繆斯叔叔恰好有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他到哈特福德我們家來看望我們。蘇茜和克拉拉張著大眼睛滿懷崇敬地盯著他看，因為我給小傢伙們留下了一個深刻的怕人的印象──我每晚把故事讀給她們聽，因而她們對這本書都背得出了──我偷偷地告訴她們，他是真正的雷繆斯叔叔，只是化了妝的，好讓他能從大門走進人家的屋子。

　　他是我所遇見過的最怕羞的成年人。有人在的時候，他就不聲不響，仿佛很受罪似的，要到人家走開才罷。不過他很可愛，因為不朽的雷繆斯眼睛裡流露著溫柔、寬厚，而臉上則透露出了他性格中的仁慈與誠懇。

　　也許吉姆．沃爾夫和哈里斯一樣怕羞。這仿佛不大可能，可是回顧五十六年前的事，思量一下吉姆．沃爾夫，我不得不認為他是這樣的。雖然他十七歲，而我十四歲，可是他比我怕羞四倍。他吃住在我們家裡，可是在我姐姐面前，他總是緘口不言，甚至當我文靜的媽媽跟他說話時，他只能在驚恐之餘，用單音節語言結結巴巴地答話。只要有一個姑娘在房間裡，他就不敢進去，怎麼勸說也不行。

　　有一次，光他一個人在我們家小客廳裡。這時走進了兩位莊重的老太太攔路坐了下來。吉姆要逃出去，非得走過她們身邊不可。他當時的感覺，仿佛要走過哈里斯的九丈長的蛇頸龍一般。過不久，我走了進去，見這局面很好玩，就在一個角落裡坐了下來，看著吉姆受罪，這樣來開開心。一會兒，我媽媽跟著進來了，在客人們身邊坐下說起話來。吉姆直挺挺坐在椅子裡，有一刻鐘之久一絲一毫也沒有移動──不論格蘭特將軍【註】或者一具青銅像，怕也難以保持這般紋絲不動的姿勢。我指的是身子和四肢，至於臉部，那就不一樣。從臉部瞬間的表情看來，仿佛發生了什麼事──什麼非同尋常的事。臉上的肌肉突然抽動，歪扭了一剎那，一下子又消失了，毫無痕跡可尋。抽動慢慢增加了，不過臉部外邊的肌肉沒有喪失硬度，也沒有透露出吉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是說，如果他正有什麼事的話。而我很清楚，確實出了事。後來，兩行眼淚從抽動著的兩頰慢慢淌下來。不過，吉姆坐著不動，隨眼淚往下流。接著，我看到他的右手偷偷從大腿移近膝蓋然後使勁抓住了衣服。

　　【註】格蘭特將軍：（１８２２─１８８５），美國南北戰爭中北軍名將，美國第十八任總統。

　　他抓的是一隻黃蜂。正有一大群黃蜂沿著他的腿一邊往上爬，一邊四處眺望。他每往後閃縮一次，它們便狠狠地蜇一次──就這樣，在一刻鐘之間，一堆接著一堆的旅遊者爬上了吉姆的大腿，而對他在不幸之中稍稍有點閃縮、扭動，則頗為不滿。後來他覺得實在受不住了，才想起可以用手指捏緊讓它們蜇不到。有很多次，他對付得很成功，不過付了很大代價。因為他看不到黃蜂，便很可能自以為抓準了，可事實上卻抓錯了。這樣，垂死的黃蜂便狠狠蜇他一下，讓他能好好記住這回事。

　　即使老太太們整天待在那裡，即使密蘇里州所有的黃蜂都來了，都往吉姆的腿上爬，除了吉姆、黃蜂和我以外，誰也不會知道。他準會一直坐到太太們告辭。後來她們走了，我們走上樓去，他把衣服脫了下來。他的腿可真是好看。仿佛一大片都嵌進了一個個襯衫鈕扣，中央是一個個發紅的洞眼。這痛苦是受不住的──不，可能早就受不住了，但是太太們在場給他帶來的痛苦卻更加難熬，相比之下，黃蜂的蜇咬所引起的疼痛，反而很愉快，很有趣。

　　吉姆從來就受不住黃蜂。記得有一件事足以證明我這個說法。這發生在上面所說的事件以前。在我很小的時候，我並不懂得，惡作劇不光是極愚蠢的，而且是下流、不光彩的消遣。在那些年代，我沒有想到這些，只是隨便鬧著玩，並沒有從道德方面好好想一想。在我一生的四分之三的時間裡，我一直對惡作劇者無比蔑視與厭惡。我瞧不起他，就像我瞧不起別的罪犯一樣。每當我對惡作劇者作評論的時候，一想到我自己便是個惡作劇者，我的痛苦似乎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增加了。

　　有一天下午，我發現吉姆臥室的窗上，上半扇厚厚地爬滿了黃蜂。吉姆總是在對著窗的那頭睡的。我靈機一動，心生一計。我把被子翻過來，忍受著被咬了一兩口的疼痛把黃蜂刷下來，在床單的那一頭上積聚了幾百隻，然後蓋了起來，把它們囚禁起來。我在床中央深深地劃下一道界線，叫朝外的一邊不致受到侵犯。到晚上，我提議和吉姆一起睡，他很樂意。

　　我故意先睡一會兒，以便搞清楚我這一邊是否安全。是安全的，沒有一隻黃蜂闖過界線。吉姆準備上床的時候，我把蠟燭吹熄了，讓他在黑洞洞裡上了床。他像平常一樣聊天，不過我無法答話，因為由於預想到的一切，我笑不成聲了。雖然我用被單堵住了嘴巴，還是幾乎忍不住。吉姆舒舒服服地躺下來，還是高高興興地談笑。然後談話開始斷斷續續，前言不答後語了。他說說停停，每停一次，身子突然猛烈抽動一次。我知道這是移民在發動了。我知道我應該表示一點兒同情心，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做不出來，因為我要是這麼做的話，就會笑出聲來。一會兒，他根本不說話了──也就是說，他正在考慮話題。他說，「床上有些什麼東西。」

　　我知道，可是不吱聲。

　　他說，「成千上萬的。」

　　接著，他說要搞清楚究竟是什麼東西。他摸下去，開始探索了。黃蜂對這樣的打攪大為不滿，他便全身挨蜇。接著，他說捉到一隻，要我把燈點起來。我照辦了。他從床上爬出來的時候，襯衫上黑鴉鴉一片盡是半壓死的黃蜂，還吊著一根後腿。他兩隻手裡抓著十來隻黃蜂，正使勁咬他。不過他很有勇氣，緊緊地抓住它們不放。對著燭光一看，他說，「黃蜂！」

　　這是他這晚上最後一句話。他沒有再說什麼。他不聲不響地掀開他那一邊，成打成打地把黃蜂扔到地板上，用脫靴器狠狠地把它們打個稀爛，打到氣出足了為止，而我卻悶聲地笑，把床都震得晃動了──這笑聲，對我來說截然不是高興的事，因為我感覺到他的沉默預兆著沒有好事。消滅的工作完成以後，他吹滅了蠟燭，上了床，仿佛安心睡了──事實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能像他那樣躺得安安靜靜的。

　　我盡可能地醒著，盡量不讓笑震動床鋪，引起懷疑。但是，即使是我這種擔心害怕的心理，也不能叫我老是醒著。後來我終於睡著了，很快又醒了──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然。吉姆跪在我胸膛上，在我臉上揮舞雙拳。打得痛了──不過他把我忍住笑的柵欄打開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放聲大笑，笑得全身筋疲力盡，而我的臉恐怕也就打爛了。

　　吉姆從此再也沒有提到過這件事。我呢，自己也很知趣，沒有提它，因為他比我高三分之一，雖然不比我寬。

　　我對他作了多次惡作劇，不過都是殘酷的，都是愚蠢的。任何一個沒有頭腦的騙子都會發明這些惡作劇。一個成年人還搞惡作劇，我想這便是充分的證據，證明他腦袋遲鈍，並且不知好歹。　　

第十一章

　　我們村子裡有一件激動人心的事件，那就是表演催眠術的人來到了。記得是在一八五○年，我不敢肯定，不過月份我是知道的──是五月份。這事的細節經受住了五十年的磨損。這個月裡有兩件有關聯的小事，使得我這一段記憶至今還很清晰。這些事件沒有什麼重大意義，不值得永誌不忘，可是在我的記憶中，還是小心地保持了下來，而把真正有價值的事趕走，卻給它們留下空間，讓它們舒舒服服地留在那裡。事實的真相是：一個人的記憶，並不比他的良心有更強的判斷力，也不能鑑別價值大小。不過，且不管這些小事，現在我的題目是表演催眠術的人。

　　他為表演大做廣告，保證會出現奇蹟。門票照例是兩角五，兒童和黑人半價。村裡人一般地聽說過催眠術，不過還沒有見識過。第一晚去看的人不多，不過第二天人們講起了這麼多奇異的事，把大家的好奇心都激發起來了。在這以後，整整兩週，魔術家生意興隆。我那年十四五歲。在這樣的年齡，只要能當眾露一手，出出風頭，什麼都能忍受，什麼苦都能吃，除了在火裡活活燒死。所以，我看到那些「被催眠者」在舞臺上演出種種滑稽的傻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高聲大叫，羨慕不已時，我便急切地想當一名被催眠者。

　　連續三晚上，我每晚都坐在舞臺上候選人那一排位子上，手掌心裡托著魔術盤，眼睛盯著，設法讓自己睡著，可是失敗了。我全然沒有睡著。不得不像大多數人一樣承認失敗。並且，我還得坐在那裡，對我們的雇工希克斯滿懷妒忌。我還得坐在那裡，看著魔術師西蒙斯叫喚說：「看那條蛇！看那條蛇！」希克斯便奔啊、跳啊的。魔術師提示說，他正在觀賞壯麗的落日，希克斯便說，「天啊，多麼美麗啊！」如此等等──盡是些瘋瘋癲癲的事。我笑不起來，我歡呼不起來。眼看別人在做，眼看人家把希克斯捧成英雄，我心裡難受死了。表演過後，人們圍著他，問他許許多多在幻影中他親眼所見的奇景，並且以各種方式表示以能認識他為榮。希克斯──老是想著他！我受不了。我快氣死了。

　　在第四晚上，誘惑來了，而我又沒有這能耐拒絕。我盯著盤子，過一會兒，我裝著睏得很，開始打瞌睡。馬上，魔術師就走過來，在我頭上、身上、腿上、手臂上，各處按擦，每次按擦以後，就在空中把手指撚得啪的一響，把剩餘的電放掉。然後，他用盤子「拉住」我，他用手指捏著盤子，告訴我說，即使我想不再看著盤子，也做不到了。我就慢慢站起來，彎下身子，眼睛盯著，跟在盤子後面到處轉，就像我看見別人做過的那樣。然後讓我表演別的本領：先由人家提示，然後我見到蛇就躲開，看見火就用水桶澆，看見輪船熱烈比賽就非常興奮，見到想像中的姑娘就調情，吻她們；還在舞臺上釣魚，釣起了比我還重的土鯰魚──如此等等，全是那些俗套的奇蹟。不過表演的方法可不俗套。我開頭小心謹慎，生怕催眠術師發現我是假裝出來的，把我從舞臺上趕下來，那就會多麼丟人。不過，一當我體會到沒有什麼危險，我便使出混身解數，結束了希克斯作為被催眠者本領高強的地位，由我取而代之。

　　這做起來相當容易。希克斯生性老實，我可沒有這個負擔──有些人是這麼說的。希克斯看到了他所看到的東西，並且據此報告。我看到了不只能夠看到的東西，並且還盡量添枝加葉。希克斯沒有想像力，我比他豐富一倍。他生來安詳，我生來激動。沒有什麼幻想能激起他狂喜，反正他不愛說話。不過我如果看到一個幻象，便把字典上的字眼掏空了來形容它，連自己也發狂了。

　　我表演了半小時以後，希克斯便成為一去不復返的人物了。一個戰敗的英雄，一個垮了的偶像。這我很清楚，也很高興。我在心裡說，「慶祝我做壞事成功！」希克斯永遠也不可能被催眠到那個程度，可以當眾親吻一位想像中的姑娘，或者一位真正的姑娘。可是我能辦到。凡是希克斯所做不到的事，我都立意非做到不可，不論在生理上或者道德上要付出多麼高的代價。他表現出了若干糟糕的缺點，這些我都注意到了。舉例說，魔術師問道，「你看到了什麼？」讓他自己發明出一個幻景來，而希克斯卻又啞又瞎，他一件東西也看不到，一個字也說不出。反之，只要魔術師認為該看到一種叫人驚倒而又為觀眾所歡迎的幻景時，我卻能毋需他的幫助，做得比有他幫助還出色。

　　還有另外一點：希克斯一點也不善於領會在心理上所作的無聲的提示。每次西蒙斯站在他後邊，盯著他的後腦殼，試圖把心理上的提示注進去，希克斯總是坐在那裡，臉上毫無表情，從來也不多一個心眼。要是他注意的話，他可以從觀眾那種全神貫注的臉上，推想到在他背後正有些什麼事，需要作出什麼反應。因為我是偽裝出來的，便生怕對我也來這一套玩藝兒，因為我知道催眠術師準會「要」我幹什麼事，而我卻不知道，這樣，我就有敗露受責的危險。不過，輪到我的時候，我就決定好歹試它一試。從人們緊張、充滿期待的臉上，我覺察到西蒙斯正在我的後面，使勁要我幹些什麼。我盡量馳騁想像，想像他要我幹些什麼，可就是捉摸不到。我那時很慚愧，很難過。我想，我丟臉的時刻到了，一會兒就要被趕走，丟盡臉面。承認這一點，我該感到羞恥。可是我再一想，倒不是想怎樣屈辱地走開，對自己幹的壞事表示難過，以贏得仁慈為懷者的同情，而是想我怎樣才能一鳴驚人、大出風頭，然後才走開去。

　　桌子上有一把生鏽的沒有裝子彈的舊式左輪手槍，作為表演中需用的「道具」之一。兩三週以前，在五一節那天，學校裡有一次慶祝會。在那天，我和學校的霸王。一個大男孩吵了一架，可是並沒有撈到便宜。如今，那孩子正坐在屋子中央，在過道中間。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輕手輕腳地爬到桌子那邊，裝做怒容滿面，殺氣騰騰，按照流行的一個傳奇中所說的那樣，突然之間，一把抓住了手槍，揮舞起來，大聲叫出了那個霸王的名字，然後從舞臺上一躍而下，向他衝去，把他趕出了屋子。動作敏捷得連嚇呆了的觀眾想要出來勸阻也都來不及。接著是一片叫好聲，那位魔術師對觀眾說了話，說得非常動人。

　　「為了讓你們大家都知道，這多麼了不起，都知道我們怎樣把這個小孩培養成了一個被催眠者，我要告訴大家：我沒有說一個字來引導他，他卻執行了我從心靈上命令他做的事，連細微末節都一一做到了。只要我運用我的意志，我可以立即終止他的報復行為。因為，剛逃走的那個可憐蟲，他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這樣，我就沒有丟臉。我作為一位英雄，回到了舞臺上，感到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幸福。至於心理上的提示這一層，我的顧慮也消除了。我判斷出，萬一我沒有能猜準催眠術師要我幹的事，我就不妨搞點什麼名堂出來，一樣可以應付過去。我的想法沒有錯。無聲的心理提示這種表演就大受觀眾的歡迎。每當我領會到，他要我幹什麼事，我就站起來幹──想到什麼就幹什麼──而那位魔術師，他不是傻瓜，每次都加以認可。人們問我：「你怎麼會知道他要你幹什麼？」我說：「那很容易。」人家總是五體投地地說：「你怎麼能有這麼大本領，我算服了。」

　　希克斯在另一個細微末節方面也是薄弱的。當催眠術師一邊在他頭頂上按擦一邊說道，「他現在全身沒有感覺了──女士們，先生們，請過來，試一試。」女士們、先生們往往樂於遵命，用針刺希克斯，而如果刺得深，希克斯總要畏縮。這時候，這個可憐的催眠術師就會解釋道，希克斯「還沒有完全催好」。不過我卻不畏縮，我只是心底裡受苦流淚。一個逞能的小孩，為了維護他的「名譽」，竟肯受這麼大的罪！一個逞能的男子漢，也是這樣的。這是我自身的感受，也是我從十萬人身上所見到的。當測驗非常嚴峻的時候，魔術師原本應該保護我的，我也常常希望他會保護我，可是他並不。也許是他和別人一樣都受了騙，雖說我不相信是這樣，並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這些都是些很好的好人，不過他們一準是單純，老實到了極點。他們往往用針刺我的手臂，一直刺進了三分之一，然後驚歎魔術師光憑運用意志的力量，竟能把我的手臂變成鐵一般的全無痛感，真了不起。實際上根本不是沒有痛感，我是痛得無以復加啊。

　　在這第四個夜晚以後，在這個值得驕傲的夜晚。勝利的夜晚以後，我成了唯一的被催眠者。西蒙斯不再邀請別的候選人登臺了。在兩週剩下的日子裡，每晚都由我單獨表演。到那時為止，有一打左右聰明的老傢伙，鎮上的知識貴族，始終不肯相信。我感到受了委屈，仿佛我是幹什麼不誠實的職業似的。這也不奇怪。人類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本來理應受到這樣的對待，而他們恰恰最感丟人。在第一週中，這一小撮聰明過人的老紳士始終搖頭，說什麼所表演的奇異事跡，沒有一項不是串通好了的。他們還以自己的不信為榮，並且喜歡說出來，吹一通，從而顯得他們比愚蠢的、容易上當受騙的人要強。特別是年老的皮克博士，他是那群誓不兩立者的頭目，是個很難對付的勁敵，因為他出身名門世家，很有學問，一頭白髮，年高德劭，穿著早年宮廷式的富麗堂皇的裝束，魁偉而莊嚴，不光是看起來富有智慧，而且實際上也確實如此。他的影響很大，他對事情的見解比社會上任何人的見解都有價值得多。當我最終征服他的時候，我知道我已所向無敵。如今在五十多年之後，我憑了幾滴老淚承認，我曾毫不羞愧地覺得高興。

　　一八四七年，我們住在希爾街和梅因街的轉角那邊一座比較大的白房子裡──這座房子至今還在。雖說沒有少一塊板子，如今卻不像原來那麼大了。一年以前我還見過，並且注意到了它顯得小了些的情況（寫於一九○三年──原編者注）。我爸爸是在這一年三月在那座房子裡去世的，不過我們家直到幾個月後才遷出。在這座房子裡，不只是我們這一家，還有另一家，就是格蘭特博士一家。有一天，格蘭特博士和雷伯恩博士在街上為了爭一件事，用內藏刀劍的手杖打起來，格蘭特送回家時遍身被刺傷了。皮克老博士把傷處敷好了，每天來照料他一會兒。

　　格蘭特一家和皮克家一樣，是維吉尼亞人。一天，格蘭特好了些，能下地了，在客廳裡坐著聊天，談話講到了維吉尼亞和古老的年代。我也在場，不過可能這些人沒有注意到我，因為我只是個小孩，是不足道的。其中兩個人──皮克博士以及格蘭特太太的媽媽克勞福德太太──是里奇蒙劇場三十六年前失火燒毀時的在場觀眾。她們談到了這場難以忘卻的悲劇中一些可怕的細節。她們是目擊者。通過她們的眼睛，我也對這一切看得很鮮明、生動：我看到了濃煙滾滾，直上雲霄；我看到了火焰往上冒，化作赤色；我聽到了絕望的尖聲慘叫；我透過煙幕瞥見了窗口一張張臉孔；我看到他們跳向死亡，有的跳向比死亡還糟的殘廢的慘境。這幅畫面至今浮現在我眼前，永難消失。

　　後來他們談到了皮克家殖民時代的大廈，一根根莊嚴的柱子，寬敞的場地。通過東拼西湊，我對這個地方有了個確切的印象。我興趣很大，因為過去還沒有從親眼看到的人那裡聽說過這樣富麗堂皇的去處。偶然講到的一個細節，強烈地激起我的想像。大門邊的牆上有一個圓洞，像茶盤那麼大──是在獨立戰爭中一發英國炮彈留下的痕跡，這是驚心動魄的，是真實的歷史，是我過去從未感受過的真實的歷史。

　　就這樣，三、四年後，像上面說過的那樣，我是催眠術表演中的風頭人物與唯一的被催眠者。那是在第二週開始的時候，表演已經過去了一半，就在這時候，那個威風凜凜的皮克博士進來了，襯衫的胸部和袖口是褶邊的，帶著一根杖頭包金的手杖。一個恭敬的公民把他原來坐在格蘭特一家人邊上的座位，讓給了這位大人物。這時候，我正在想發明些什麼新鮮的幻景，來應付催眠術師的話──

　　「注意，注意。看──注意看。那邊──看到什麼東西了吧？注意──注意！好──說說看。」

　　出乎皮克博士意料之外，他這一進來，就叫我回想起了三年前的那次談話。他給我提供了資料，成了我的同黨，成了我欺詐行徑的同謀犯。我開始看見一個幻景了，一個不大清楚、朦朦朧朧的幻景。（在幻景開始時，這是一套老玩意兒了。開頭最好不要看得太清楚，這樣看起來好像你是事先準備好的。）幻景逐步展開，越來越活躍，越來越有勁。這是里奇蒙的一場大火。皮克博士開頭還是冷靜的，他那高雅的臉上，透出了一絲有教養的冷嘲。不過，一到他認出了是這場火。他表情頓異，眼睛開始發亮。我一見這情況，馬上大開閘門，和盤托出，給觀眾飽餐了一頓火與恐怖的描繪，夠他們記住一陣子了。我講完的時候，他們連氣都透不過來──他們給嚇呆了。皮克博士已經立起身來，站在那裡──呼吸急促，他嗓子很高地說：

　　「我的懷疑一掃而空了。串通製造不了這樣的奇蹟。他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些細微末節，可是他描寫得就像親眼目睹的一般──而且真實得無懈可擊。天知道，只有我清楚！」

　　我把殖民大廈的事保留到最後一個晚上表演，讓炮彈洞的細節進一步鞏固皮克博士的轉變。他對全場觀眾解釋說，我不可能聽說過這個極小的細節，而正是這個細節使這大廈區別於所有其他的維吉尼亞大廈，而且我說的與其完完全全相符。這樣，事實證明了我在幻景中確實看到了。天啊！

　　事情真怪。催眠術師訂的合同結束的時候，全村只有一個人不相信催眠術，而這個人就是我。其餘的人全都由不信轉變為相信了。可是近五十年來，只有我是堅決、徹底不信催眠術的人。這是因為在晚年，我永遠不會去再一次檢驗一下。我不可能這麼做。這叫我反感。也許這是因為它會把我一生中某個片斷重新喚醒過來，而這個片斷恰恰正是我為了自尊心的緣故希望忘掉的。雖然我心裡想的，抑或力促使自己想的是：我絕不會碰巧發現一項有分量的「證據」，證明背後還可能會有像我這樣的人在做欺詐行為。

　　實際情況是，我要不了多久，便對自己的勝利感到厭倦了。我看是不到三十天，靠撒謊得來的光榮很快便成了最不愉快的負擔。毫無疑問，有一陣子，我喜歡人家當著我的面把我的光榮事跡講了又講，既是讚賞，又是驚歎。可是我還記得非常清楚，沒有多久，我便對這件事感到厭倦，感到臭不可聞。由此而引起的令人作嘔的懊惱心理，叫我再也受不住了。我深切了解到，世界上那些建立了赫赫功勳的人，跟我的經歷是一樣的。我知道，他們也津津有味地愛聽別人講到他們的功勳，如此者大約三、四個星期，而在這之後，很快便怕人家提起。要不了好久，他就會但願他根本就沒有想過要這麼幹。我記得，謝爾曼將軍【註】一聽到「當我們行軍穿過喬治亞的時候」這樣的曲調，便常常火冒三丈，而不論他到哪裡，總要為他奏這個曲子，唱這個歌。再說，我和那些合法的英雄們相比，還不只差一截子。他們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功績，原本是金光燦燦、無可非議的，便會少難過些。而我可沒有這樣的特權，我的事跡怎麼也不值得人家尊敬。

　　【註】謝爾曼將軍：（１８２１─１８９１），美國南北戰爭中北軍名將。

　　叫人家受騙上當多麼容易，而要糾正過來卻多麼艱難！在我幹了這些壞事的三十五年以後，我去看望十年不見的老母親。我出於自以為相當高尚，甚至英雄般的衝動，我當時曾想，我應該低頭承認我那古老的錯誤，我下這個決心，可費了很大的力氣。我深怕見到她臉上浮起的悲哀，眼睛裡透露出的羞愧。不過，經過一番苦惱的思量以後，認為那樣的犧牲還是值得的，是理當如此的，我便鼓起勇氣，作了坦白。

　　使我吃驚的是，並沒有發生什麼感傷性的場面，沒有什麼戲劇性的事件，沒有發生喬治．華盛頓式的效果【註】。她根本無動於衷。她根本不相信我的話。她也這樣說了！我不光是失望而已。我原本以為，我把這個無價之寶的真實情況拋出來，會取得一筆收益的，豈知這樣軟聲軟氣地被認為沒有什麼價值，這著實叫我煩惱。我一再聲明，並且越說越激昂，說在那些早已逝去的夜晚我所幹的事，一樁樁，一件件，都是扯謊，都是騙人的。她平靜地搖搖頭，說她知道得更清楚。這時候，我便舉起手來「發誓」──接著得意地說，「如今你怎麼說？」

　　【註】傳說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１７３２─１７９９）年幼時即很誠實，曾砍櫻桃樹，而能直認不諱。但此乃傳記家威姆斯虛構的，實際上並無此事。

　　可是這些話對她根本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她原來的立場一絲一毫也沒有移動。這真叫我受不了，可是，叫我更加受不了的是她完全不顧我發的誓，為了駁斥我，她提出了一些論據，證明我是掉進了幻影，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論據！這些論據只是表明人們可以從一個人的外表知道他的內裡，而且知道得比他本人還清楚。在過去，我對這些論據就有些藐視，從這以後，也沒有更加尊敬些。她不肯相信是我自己捏造出這些幻景的。她說這是傻話，說我那時還只是個孩子，不可能幹出這種事來。她舉了里奇蒙大火和殖民大廈為例，說我沒有那種能耐能捏造出來。後來，我又想到一個主意！我說，她說得對──這些不是我捏造的，我是從皮克博士那裡聽來的。甚至這樣狠狠的一炮也不能打動她。她說，皮克博士的證據比我的強，而他曾經明白地說過，說我不可能聽說過這類事情。天啊，天啊，這是多麼滑稽可笑，多麼不可想像的局面啊：一個自我招供了的騙子，由於受騙的人所提供的證據，便被判是老實的，無罪開釋了！

　　我滿懷羞愧，萬分懊惱而又無可奈何地認識到，我這是全線崩潰，敗下陣來。我手中只剩下一張牌了，而這是不可輕視的一張牌。我打了出來，並且寸步不讓。她既然這麼英勇地捍衛她的堡壘，我再設法摧毀它，那仿佛有點不體面，可是敗軍之將是不懂憐憫的。我打出這張王牌，這就是用針刺肉的事。我鄭重其事地說：

　　「我可以用我的名譽擔保，針刺進我肉裡總是疼得無以復加啊。」

　　她只是說──

　　「這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你如今確實是這麼想的，不過當時我在場，我知道得更清楚些。你一點也不畏縮。」

　　她還是那樣安詳！而我則相反，都快發瘋了。

　　我說，「哦，天啊！讓我做給你看，我說的是真話。我的胳膊在這裡，用針戳進去──一直戳到針的盡頭──我絕不畏縮。」

　　她只是把她那長滿白髮的頭搖了搖，簡單明瞭、深信不疑地說：「你現在是大人了，可以假裝你不疼。不過那時候只是個小孩，裝不起來。」

　　這樣，我年輕時候對她撒的謊，一直到她死，她卻始終認為是不可動搖的真理。卡萊爾【註】說過「謊言不能持久」。這說明他還不懂得怎樣來表達。我如果用這個謊言做人壽保險，那麼多少年前，保險費早把我搞得破了產啦。　　

　　【註】卡萊爾：（１７９９─１８８１），英國思想家，作家，著有《英雄與英雄崇拜》等。

第十二章

　　比利．賴斯如今哪裡去了？他是我愛看的一個，黑人表演會中別的一些名角我也愛看。比利、伯奇、戴維、萬博爾德、巴克斯以及十幾個討人喜歡的夥計們，在四十年前以及後來一段時間裡，是他們給了我很大的快樂。伯奇、萬博爾德和巴克斯在好多年前就去世了，真正的黑人表演恐怕也就隨著他們一去不復返了──那地道的黑人表演會，那淋漓盡致的黑人表演會──對我來說，這種表演是舉世無雙的。根據我的經驗，能與之媲美的，還沒有看過。我們有大歌劇。我見過、欣賞過華格納創造的劇本中第一幕裡的種種美妙之處，不過，對我總是產生那麼個效果，以致看了第一幕也就夠了。每次看完兩幕，我總是出來時就精疲力竭。每當看完全部歌劇，就幾乎等於自殺。但是，如果能把黑人表演會招回來，還保持它那古老的純淨與完美，那麼，歌劇我連看都不要看了。據我看，對心靈高尚和敏感的人來說，手風琴和黑人表演會這樣的水準，這樣的高峰，其他形式的音樂藝術是難以達到的。

　　我還記得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黑人音樂會。一準是在四十年代早期的事了。那是一種新東西。在我們漢尼巴爾村，過去還沒有聽說過，而如今卻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真叫人又驚又喜。

　　演出持續一週。每天演一場。教會裡的人是不來看這種演出的，不過，庸庸碌碌的俗人都紛紛前往，對之十分迷戀。在那個年代裡，當地教會裡的人是不出來看演出的。藝人團【註】出場時，手和臉像煤一般漆黑，穿的衣服是當時大莊園黑奴穿的那種花裡胡哨，極端滑稽好笑的裝束。倒不是窮黑奴的破爛衣服顯得滑稽好笑，因為這是不可能的──黑奴一身的打扮，全是破破爛爛的，叫人傷心落淚，絲毫不顯得滑稽好笑──，滑稽好笑的是衣服的式樣和顏色，那時候流行高領子，藝人團出場時，高領子遮住了半個頭，又老遠地突出來，簡直無法往旁邊看一眼。大衣有的是印花布做的，燕尾快垂到腳跟，扣子像黑鞋油盒子一般大。鞋子是舊的，又粗陋不堪，再加上笨重，比本人的尺寸大五、六號。服裝的式樣變化不少，全都非常別致，很多人覺得好笑。

　　【註】藝人團：塗黑臉，唱黑人歌，到處遊歷的藝人團。

　　藝人團用了很多黑人的土話，說得很好，說得流利，而且好笑──好笑得叫人高興，叫人快意。然而在早年那個時候，藝人團中有一個人不是穿得這麼別致，也不說黑人的土話。他穿的是白人紳士們那種完美無缺的晚禮服，講的語言是賣弄的，彬彬有禮的，裝腔作勢的，故意在文法上用功夫的那一套。鄉巴佬信以為真，以為是上流社會、城裡人說的話，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這人能這樣不加思索，出口成章，說得如此輕鬆和流利，非常值得羨慕。藝人團的一頭坐著「博恩斯」，另一頭坐著「班喬」，上面說的那位文雅的紳士坐在中間。這個坐在中間的人是演出的發言人。他穿著整潔而漂亮，舉止談吐文雅而有教養，丰姿美好，無可指摘，和藝人團其餘的人，特別是「博恩斯」和「班喬」形成鮮明對照。「博恩斯」和「班喬」是主要的丑角。他們充分利用化妝和奇裝異服搞噱頭。嘴唇用鮮紅的顏色塗得又厚又長，看起來仿佛像一片片熟透了的西瓜。

　　黑人表演會早先設計的一套程序多少年來還是保持了原樣，沒有什麼改變。舞臺上沒有布幕。觀眾等待的時候只見到腳凳後邊一排空椅子，此外什麼都沒有。然後藝人團一個個走出來，觀眾報以熱烈的歡呼聲。他們坐下來，每人手中拿著樂器。接著，坐在中間的那位貴人講了這類的開場白：

　　「先生們，前一次有幸見到諸位，這次故地重遊，見到諸位身體非常健康，諸事順利，非常高興。」

　　「博恩斯」便作答，還講了些他本人最近交的好運。可是話還沒有講完，就給「班喬」打斷。「班喬」對他的說法會表示有點兒懷疑。接著一個說是，一個說否，兩人展開了一場有趣的爭吵。爭吵越來越激烈，嗓子越來越大，氣勢洶洶，兩人會站立起來，互相對峙，搖晃拳頭和樂器，說些不怕流血等等威脅的話。與此同時，那位彬彬有禮坐在中間的人便好言相勸，要他們和風細雨，遵守禮節──當然是勸說無效。這場爭吵有時達五分鐘，兩個吵架的人相互噓聲恫嚇，鼻子對著鼻子，相距最多六英吋。這樣模仿黑人間通常爭吵的模樣，學得逼真，學得酣暢淋漓，場上便不斷引起鬨笑。然後，這兩個惡聲相向的人會逐步往後退，一邊大聲恐嚇，萬一「下次」狹路相逢便不客氣等等。接著便各自在椅子上坐了下來，一邊還隔著座位咆哮對罵，一直要到場子裡一片狂笑聲逐漸平息下來才算完事。

　　坐在這一排中間位子上的那位貴人，這時候便會說句話，弦外之音是要向末了那個座位上的人暗示一下，點出他一件幽默的遭遇，逗得他講出來──結果總能如願以償。這類遭遇總是陳舊得發了黴，像美國一樣的古老。這些故事是當時的觀眾一般愛聽的，後來給藝人團搞成了老生常談。其中有一個故事是由「博恩斯」講到他有一次怎樣在海上風暴中遇險。風暴勁吹不息，船上的貯備都吃光了。中間那個人便著急地詢問船上的人是怎樣活下去的。

　　博恩斯回答說：「我們靠蛋活命。」

　　「你們靠蛋活命！蛋是哪兒來的？」

　　「每天，風暴一猛烈，船長就下兩個。」【註】

　　【註】「下兩個」乃諧音。原文是「ｌａｉｄ　ｔｏ」，意謂「停船」，但聽的人可能聽作「ｌａｉｄ　ｔｗｏ」，即「下兩個」。

　　開頭五年，這個笑話總是引起鬨堂大笑。不過在這之後，美國人聽多了，便不再歡迎了，而報之以意味著責怪和惱怒的沉默，如同其他類似的故事一樣，聽久了，就厭煩了。

　　藝人團演員的噪子好，獨唱、合唱，我都非常愛聽，只要有黑人演出團存在都是這樣。開頭，歌曲是粗俗的、滑稽的，像《布法羅姑娘》、《坎普頓賽馬》、《老傢伙丹．塔克》等等。稍過一些時候，流行了抒情的歌曲，像《憂鬱的裘尼阿達》、《甜蜜的埃倫．貝恩》、《內利．布萊》、《海上的生活》、《左舷值班》等等。

　　藝人團是四十年代初誕生的，流行了三十五年左右，後來蛻化為雜耍。所有的雜耍幾乎中間都附帶地插進一兩齣黑人戲。真正的黑人表演會已經消失了三十年。拿我來說，它是真正叫人喜愛。最能逗得人非笑不可的表演。它這樣消失了，我總覺得太可惜。

　　正如我說過的，在漢尼巴爾，去看黑人表演會最早的演出的，是一些世俗之徒。十年或十二年以後，黑人表演會像七月四日一樣在美國變得家喻戶曉。不過，我媽媽可從沒有看過。她當時是六十歲，跟一位同她年齡相仿的可愛的老太太到聖路易去了，她是漢尼巴爾的老住戶，就是貝特西．史密斯姑姑。事實上，她並非是哪一個的姑姑，而是漢尼巴爾全鎮人的姑姑。這是由於她生性溫柔，慷慨，慈悲為懷，為人樸素得可愛。

　　跟我媽媽一個樣，貝特西．史密斯姑姑從沒有看過黑人表演會。她和我媽媽是性格非常活躍的人，她們的高齡對她們來說是算不上什麼的。她們喜愛的是興奮、新奇，喜愛的是信教的人所沉迷的那些宗教儀式上的東西。她們總是老早就去看馬戲團的隊伍進鎮，並且因為恪守信念不能跟著他們走進帳篷裡去看看而引為憾事。凡是七月四日的遊行，主日學校的遊行，演講會，常年大會，野營布道會，教堂裡的福音布道會等等，她們隨時都喜歡參加──事實上，任何解悶的事，只要能證明不是違反宗教的，她們都愛參加──而且，她們連一次葬禮也沒有漏掉過。

　　在聖路易，她們急切想看看新鮮的事，就要我給她們參謀參謀。她們要的是叫人興奮的，又是合乎規矩的。我對她們說，合她們胃口的，我一無所知，只是有一個常年大會，要在商會圖書館大廳舉行，由十四位剛從黑非洲回來的傳教士介紹非洲土人的音樂。我說，要是她們真心想看什麼啟發性的高尚的東西，我建議她們去參加那個常年大會。不過，如果她們心底裡想的是花哨的那一類玩藝兒，那麼我可以再找找看。可是不，她們很喜歡常年大會這個主意，很想去。我並沒有把真相完全告訴她們，當時我心中是有數的，不過這關係不大。有些人習慣於把人家對他說的話打一個折扣，不管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對這些人，不值得自尋煩惱，一下子就把真相告訴他們。

　　上面所說的傳教士就是基督教黑人藝人團。在當時，這個藝人團是所有藝人團中最出名的一個，也是最好的一個。我們去得早，買到了前排座位。寬敞的大廳裡所有的座位後來都坐滿了，一共有一千六百人之多。當穿著奇形怪狀衣服的異怪的黑人一個個走上舞臺時，老太太們驚詫得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我跟她們解釋了一番，說傳教士在非洲穿的都是這個樣子。

　　可是，貝特西姑姑責怪說：「不過他們是黑人啊。」

　　我說：「這沒有什麼。他們也可以說是美國人，因為他們是美國教會所雇用的。」

　　接著，兩個老太太開始詢問，她們怎樣贊助一家黑人事業，不管他們是什麼行業，這樣做合不合乎規矩。可是我說，她們不妨往四周看一看，聖路易有身分的人都來了，要是表演會不正當，這些人當然是不會來的。

　　她們就放下心來了，很高興能到這兒來，並且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這樣她們便興致勃勃起來，給新穎的場面迷住了。關鍵是要找到某種藉口，好叫她們的良心平靜下來，而現在她們的良心相當平靜了，死一般平靜了。她們貪婪地睜著大眼盯著那彎彎曲曲一長列走江湖的藝人。中間那個人開始表演了。他一會兒就引到我剛才說的那個笑話上去了。除了和我一起的新信徒以外，場子裡每一個人都聽過上百遍了。那一千六百個人都報之以一片意味著不滿的冷冰冰的沉默，而那個可憐的「博恩斯」，就在這沉悶的氣氛之中坐在那裡，把那個笑話演完，可是對我的可敬的新信徒來說，這些全是新鮮的。最後他講到「我們靠蛋活命」，接著加以解釋，說每天風暴猛烈時船長「下兩個」。這時，她們往後一仰，開懷咯咯大笑，全場既覺得詫異，又覺得好玩，甚至一下子都站了起來，看看究竟是誰竟然從沒有聽過這段笑話。我的新信徒們一直不停地笑，後來竟傳給了別人，全體一千六百人都笑了起來！全場頓時一片哄笑聲。

　　貝特西姑姑和我媽媽那晚給基督教藝人團幫了一個大忙，因為所有這些笑話對全場觀眾都是陳舊的了，而對她們卻是新的。她們看了尖聲大笑，就把這歡樂的心情傳播開去。觀眾們出場時笑得夠累的，同時對這兩位天真的人充滿了感激的心情，因為正是她們把這種難得的珍貴的歡樂賜給了那些早已疲乏不堪的心靈。　　

第十三章

　　最近接到一位先生從英國寄來的一封信。這位先生極相信骨相學，他奇怪為什麼我對骨相學顯然從未發生過興趣，以致沒有為此寫點什麼（寫於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原編者注）。我作了如下的解釋：

　　親愛的先生：

　　我從沒有深入研究過骨相學。因此我既沒有資格發表意見，也沒有權利這麼做。三十三年或三十四年以前，在倫敦，我曾經為了增加一點知識，作了一次骨相學的小小試驗。我用假名字去找福勒。他檢查了一下我身上凸出來和凹下去的部位，然後給我一張圖表。我將它帶回了蘭厄姆旅館，懷著很大的興致與樂趣對它作了研究──我的這種興致與樂趣，就如同看一個冒名頂替者的圖表，他假冒是我，可是一丁點兒都不像我。我過了三個月，又去找福勒先生，先遞進去一張名片，上面既有我的真名，又有我的假名。我再一次帶回一張精細的圖表。上面寫明了我性格中若干具體、細微的特點，但是和前一張圖表沒有任何吻合之處。這些經歷使得我對骨相學產生了偏見，一直到今天。我也知道，偏見只應對著福勒，而不該針對這門學問。不過我畢竟是人，成見不可能反應得很準確。

　　四、五十年前，在美國，福勒和韋爾斯是骨相學這一行裡的頭一塊牌子，這家字號，大家耳朵裡都很熟悉，他們出版的東西流行甚廣，全國各地的真理尋求者和改變信仰者都曾閱讀、研究和討論過。在我們漢尼巴爾村，經常光臨的是一位周遊四方的骨相師，很受大家歡迎。他把人們招呼到一起，免費講一回骨相學的神奇妙用，然後摸摸頭蓋骨隆起的部位，估量一下它的作用，每一個頭要價兩角五分。據我看，人們對骨相師就他們的性格所作的翻譯，幾乎總是滿意的──如果「翻譯」這個詞還可以說是用得確切的話。事實上這個詞是相當正確的，因為這些估量確實是翻譯。原來這些估量只是從簡單明瞭的事實當中找出一些似乎真實的東西，並將其轉換成比較複雜的專門術語，雖然其真實的含義在演變的過程中通常已含糊不清了。依照骨相學，一個人的腦袋上有不少隆起來的地方。骨相學對每一處都起了個相當可怕而古怪的名字。骨相師喜歡大聲講述這些了不起的名字。這些名字很輕易、很流暢地從他嘴裡汩汩流出，這種很有素養的表演使人們不得不又妒忌又羨慕。人們慢慢地熟悉了這些古怪的名詞，熱中於使用這些名詞，談起話來反覆地運用，頗為得意──要是他們真知道這些名詞的確切含義的話，恐怕就不會這麼得意了。

　　據我看，這些周遊的專家根本不可能把村裡每個人的性格都摸得很準。不過，大致不妨說，他總還有這份聰明，懂得給顧客一張性格圖表，使之與喬治．華盛頓相比起來，也並無愧色。這已是久遠的事了，不過我至今記得，骨相師並沒有在我們鎮上遇到過一個比華盛頓遜色得多的頭蓋骨。也許，這樣普遍一律地接近於完美的程度，理應引起人們的懷疑吧，不過我可記不得有什麼人懷疑過。我的印象是，人們都對骨相學非常傾倒，非常相信，在國內還沒有聽到過懷疑的聲音。

　　我就是在這種篤信無疑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很多年以後，當我在倫敦看到福勒的廣告時，我身上恐怕還保留著當年受到過的影響。能看到他的名字，叫人高興。能有一個機會親自試試他的本領，也叫人很高興。不過我是化了名去找他的，這個事實說明了我兒童時代的信仰並非一成不變地都保留了下來。這仿佛像一種旁證，證明當年的信仰在這麼些年中不無遭到了損傷。我看到福勒正在當班，四周都放著象徵他那個行當的給人深刻印象的醒目的東西。在燈架上，在桌子上，在架子上，在屋子裡到處都站立著一個個大理石的胸像，頭上光禿禿的，頭蓋骨上每一寸都有淺淺的隆起的部位，每一個隆起的部位上面都用黑體字標著堂而皇之的名詞。

　　福勒冷淡地接待了我，漠不關心地摸了摸我的頭部，以一種感到厭煩的單調沉悶的調子講了講。估了估我的品性。他說，我具有驚人的勇氣，敢作敢為，膽子大，意志堅強，什麼都不怕。我聽了很駭然，也很高興。對這些，我過去從沒有懷疑過。可是接著他就摸摸我頭蓋骨的另一邊，在那裡找到一處隆起的部位，他管它叫「謹慎」。這個隆起的部位那麼高，那麼像座大山，與之相比，那勇敢的部位就只是一個小山丘。雖說那個勇氣的部位本來仿佛很突出──這是據他那個說法──仿佛能掛得住帽子，可是如今呢，在他所說的「謹慎」這個馬特洪峰面前，那就算不上什麼了。他解釋道，要是這個馬特洪峰不算在我性格圖解之內的話，我將是最勇敢的人之一──可能是最勇敢的人──可是相比之下，我的謹慎心理要強烈得多，因而把我的勇氣一股腦兒抵消掉了，把我變得出奇的膽小。他就這樣把他的種種發現一個個說下去，結果是我終於平安無事地歸來，據說具有上百種卓越的品性，只是這些品性喪失了原有的價值，都不算數了，因為這上百種品性，每一種都伴隨著與之相反的缺點，把它原來的優點抵消得一乾二淨。

　　不過，他在一處發現了一個窩。在別人的頭蓋骨上，這裡原本是一個隆起的部位。他說，這個窩，孤零零的，毫無依傍，沒有一個與之相對的隆起部位，哪怕只是稍稍高起一些的也罷，以彌補和改善一下這種截然一邊倒的孤立景況。他說這個窩表明我完全沒有幽默感！這真把我嚇了一大跳。說到這裡，他仿佛來勁了。他本來漠然的神氣也消失了不少。對於他所發現的這個美洲新大陸，他幾乎是滔滔不絕。他說，他經常發現一些幽默的隆起部位總是很小的，很難注意到的。在他多年的經歷中，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發現原本應該是隆起的部位，卻存在著一個窩。

　　我受到了傷害，受到了侮辱，我很反感。不過，我控制住了自己，沒有讓這些感受流露出來，可是在心底裡，我認為他的診斷錯了，不過我還不能肯定。為了弄得確切無誤，我想不妨等他忘掉了我的臉形和我頭蓋骨的特點以後，再來試一試，看他是真的知道他說過的話呢，還只是隨便猜測而已。三個月以後，我又去看他，不過這一次用了我自己的名字。他再一次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窩不見了，在原來那個窩的部位如今是一座珠穆朗瑪峰──那是個形象的說法──高三萬一千英呎，他生平第一次遇見這麼高高隆起的幽默的部位！我向他告辭時，對骨相學越發不信。不過也許正如我對那位英國紳士說過的那樣，我原應該把偏見針對福勒，而不是針對他所運用的那套技藝（寫於一九○七年二月十日。那位英國紳士實際上並非紳士。他把我的私信偷偷賣給了一家報館──馬克．吐溫）。

　　十一年前，在一條開往歐洲的船上，威廉．特．斯特德給我的右手照了一張相。後來在倫敦，他把照片送給了十二位手相術師。他沒有說出我的名字，只是要他們對這隻手的主人的性格作個估量，並且把結果告訴他。估量作出了，斯特德在他辦的雜誌上發表了其中的六、七份。根據這些估量，我發現我的性格和任何人都差不多。我和別人仿佛並無多大不同，當然決無特別明顯的差異──只是在一個細小方面是例外。在所有的估量中，沒有哪一個提到過幽默這個詞──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坑害我的話──除了其中的一個。在這個估量中，那位手相術師說，這隻手的主人完全沒有幽默感。

　　兩年前，哈維上校【註】把我的兩隻手弄了手印，並寄給了紐約最享盛名的六位職業的手相術師。他也沒有把我的名字告訴人家，只是要求他們作出估量。歷史重演了。在六個估量中，幽默這個詞只出現了一次，而這一次卻明確斷定，這雙手的主人全然沒有幽默感。這樣說來，福勒給我估量過，斯特德的六、七個手相術師估量過，哈維的半打人估量過：說我沒有幽默感的證據是占壓倒優勢的，是充分的，是令人信服的，是無可爭辯的──到最後，連我自己也相信了這個說法。　　

　　【註】喬治．哈維，當時是哈珀斯兄弟公司經理，該公司是馬克．吐溫作品的出版者──原編者注。

第十四章

　　三十年來，我平均每年要從一些陌生人那裡接到一打來信，這些人或他們的父輩，記得我童年、少年時代的生活。不過這些信幾乎總是使人失望。我不認識這些陌生人，也不認識他們的父輩。我沒有聽到過他們提起的名字。他們提醒我注意的一些往事跟我的經歷毫不沾邊。所有這一切意味著，這些陌生人錯把我當成另一個人了。不過在今天早上（寫於一九○六年三月八日──原編者注），我終於從一個人那裡接到這麼一封信，信上的署名是我童年時候所熟悉的，從而使我精神上爽快些。來信附上一份剪報，這份剪報在報社已經周轉了四、五周了。寄信人想弄清楚，他的兄弟湯克雷上尉是不是「哈克貝里．芬」真正的原型。

　　我回答說，「哈克貝里．芬」是湯姆．布萊肯希普。既然這位寄信人顯然很了解四十年代的漢尼巴爾，他一定很容易回想起湯姆．布萊肯希普。湯姆的爸爸一度是「鎮上的醉漢」，這在當年是非常確切的非正式的稱呼。他繼承了醉漢「將軍」──（我忘了這個「將軍」的名字（蓋恩斯──原編者注））。在一段時間裡，他是鎮上獨一無二的有這個頭銜的人。不過到後來，傑米．芬恩表現得很能幹，跟他爭奪那個位置，因此我們鎮上一度有了兩個醉漢──這樣，村子裡便引起了不少麻煩，如同在十四世紀同時有兩個教皇那樣。

　　在《哈克貝里．芬》中，我是完全按照湯姆．布萊肯希普的原樣，絲毫不差地進行描繪的。他愚笨，不梳洗，經常吃不飽，但是他的心腸跟別的孩子一樣好。他的自由放任是毫無限制的。他是那個村社裡唯一真正獨立不羈的人──不論是小孩也好，大人也好──結果，他平平穩穩自始至終是個幸福的人，誰都羨慕他。我們喜歡他，喜歡跟他來往。而當我們的父母禁止和他來往的時候，這項禁令便使得和他來往的價值提高了三、四倍，因此我們便想方設法多和他來往，而跟別的小孩來往就比較少。在四年前，我聽說他是蒙大拿州一個偏僻的村裡的治安法官，是一位好公民，很受人們的尊敬。

　　傑米．芬恩在任內，不傲慢，不過分講究，不吹毛求疵。他非常民主──他在廢棄的製革廠裡，和豬睡在一起。我爸爸一度想把他拉回正道，可是沒有成功。我爸爸不是勸人改過的專家。拿他來說，幫人家改邪歸正也只是五分鐘熱度。這種熱情難得發作一回，然後要間歇一大段時間。有一次，他想叫印第安．喬改過。還是失敗了。他失敗了，我們這些孩子們便很高興。因為喝醉了的印第安．喬是有趣的，對我們來說是天福。不過印第安．喬清醒的時候，是一副陰鬱的樣子。我們懷著焦急的心情看著我爸爸在他身上進行試驗。不過沒有什麼效果，我們也就滿意了。印第安．喬喝醉的次數比以前更多了，也就更加顯得有趣了。

　　在《湯姆．索耶》中，我把印第安．喬餓死在岩洞裡了。不過，那是為了適應文學上浪漫主義的需要。現在我記不起來那真正的印第安．喬究竟是死在岩洞裡還是死在岩洞外。不過我記得的是，他的死訊是在一個極端不幸的時刻傳到我那裡的──也就是說，在夏天的一個晚上，正是上床睡覺的時候。當時雷電交加，大雨傾盆，大街小巷變成了一條條河流。這些景象催我懺悔，使我決心改過自新。我至今還記得那時的情景非常可怕，雷聲隆隆，電光閃閃，大雨傾瀉在窗戶上。由於我所受的教養，我非常清楚這些狂風暴雨意味著什麼──是撒旦來把印第安．喬帶走了。這我絲毫也不懷疑。像印第安．喬這樣一個人，地獄裡需要他，那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撒旦不是這麼氣勢洶洶地來找他，那才奇怪哩，那才莫名其妙哩。隨著電光閃閃，我嚇得一味往後縮。在那黑沉沉的間隙中間，我悲嘆過去錯過了機會，乞求再給一個悔改的機會。我當時那個勁頭，那種強烈的感情與真誠的態度，同我的本性毫不相干。

　　可是到了早上，我發現那是一場虛驚，結果，我又恢復老樣子，且等下一次警告再說。

　　這裡我引一小段湯克雷先生給我的信裡所說的話。他說：

　　你當然不知道我是誰。讓我來告訴你。我年輕的時候，是密蘇里州漢尼巴爾的一個居民，我跟你一起，和薩姆、威爾、鮑恩、安第．富卡以及一些我忘了名字的同學在道森先生的學校上學。那時候，以我的年齡，是學校裡最小的孩子，人家把我簡稱為小亞勒克．湯克雷。

　　我記不得湯克雷了，不過對另外一些人我倒是記得很清楚，就如同我認識鎮上的醉漢一般。道森的校舍，我記得很清楚。如果要我描寫一番，我可以拿《湯姆．索耶》上的那些描寫作個比方，這樣我就可以省得麻煩了。我至今還記得，透過窗戶，傳來遠處卡狄夫山兒童樂園那夏天誘人的、催眠的聲音，以及融和在一起的學生們讀書的嗡嗡聲，而相形之下，後者便顯得沉悶了。我記得安第．富卡，那個年紀最大的學生──一個二十五歲的男子漢。我記得那最小的學生，叫做尼南．奧斯利的，不過是個七歲的孩子。我記得喬治．羅巴茲，十八歲或是二十歲，是唯一學習拉丁文的學生。我模糊地記得二十五個男女學生中的其餘一些人。對道森先生，我記得很清楚。我記得他的小孩，名叫西奧多的。那是個很好的小孩。事實上，他也過分好了，好得過了頭了，好得討人厭了，好得叫人認為可惡了──他眼睛鼓鼓的──我要是能有機會的話，真想把他給淹死了才好。在那個學校裡，我們都是平等相處的，就我所知，我們誰也沒有妒忌心，除了阿奇．富卡的事──他是另一個富卡的兄弟。在夏天，我們當然都是赤腳走路的。阿奇．富卡跟我差不多大小，──十歲或者十一歲。在冬天，我們還能容忍他，因為我們冬天都穿鞋子，他的了不起的本領被鞋遮住了，我們看不見，因此我們也就忘了。但是到了夏天，他可害苦了我們。我們都妒忌他，因為他能叫大腳趾頭折疊起來，然後猛地放開，三十碼外可以聽到彈動腳趾頭的聲音。全校沒有哪一個男孩會來他這一手。在身體的特異功能方面，他沒有一個對手──除了西奧多．埃迪。他能像馬那樣叫耳朵轉動。不過他算不上真正的對手，因為人們畢竟聽不到他耳朵轉動的聲音。因此，阿奇．富卡還是全校第一。

　　我講的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我還記得一些同學的名字。偶然想起的時候，甚至他們的面影還朦朧地在我眼前升起──不過那只是一瞬間依稀可辨，然後又消失了。在那個剎那間，我想起了喬治．羅巴茲，那個學拉丁文的小學生──細長個子，面色蒼白，一心好學，老是伏著看書，非常專心致志。他長長的黑髮一直掛到下巴頦，仿佛面部兩側掛了布簾。我至今還記得他腦袋一甩，就把一側的頭髮忽地甩到腦後去了──表面上要把它甩到一旁去，而其實是為了露一手。在那個年代，男孩子頭髮能這麼柔軟，能夠頭一擺，便像那樣甩到後邊去，那可真是了不起的事。我們大家都妒忌喬治．羅巴茲。因為我們沒有哪一個的頭髮能像他那樣這麼表演一番的──也許是除了威爾．鮑恩和約翰．羅巴茲的黃黃的鬈髮。我的頭髮是又短又鬈的一堆亂七八糟的玩意兒，我兄弟亨利也是這樣。我們想盡辦法，把這些鬈髮弄直，好隨意甩動，可是從未成功。有時，我們把腦袋浸在水裡，然後梳啊，刷啊，把頭髮梳得平平的緊緊貼住腦殼，這樣就能暫時把頭髮梳直，這使我們大為欣慰。不過只要一甩，又全都恢復成了鬈髮，本來興高采烈的心情，頓時就煙消雲散了。

　　從各個方面來說，喬治是一個好小夥子。他和瑪麗．莫斯是一對情人，從小就海誓山盟過了。不過現在萊克南先生來了，定居在這裡。他在這小鎮上馬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並且保住了這一地位。他以律師出名。他受過教育，有教養。他莊重，甚至嚴厲，無論說話、舉動，都顯出一股莊嚴氣派。他是年齡稍微大些的單身漢──照當時的標準，算是年齡稍大些的單身漢。他是個正在崛起的人。當地各界人士對他相當敬畏。作為紅人，他在市場上掛頭牌。那位青春正茂的美麗的瑪麗．莫斯贏得了他的好感。他向她進攻，並且取得了勝利。人人都說，她接受他，是為了叫她父母高興，不是為了她自己。他們結了婚。人們又都作證說，全由他一個人供她繼續上學，想要教她達到一個標準，使她同他相稱。所有這些也許是真的，也許不是真的，不過總是有趣的。在那樣一個村子裡，有趣是主要的。不久，喬治到某個遙遠的地區去了，死在那裡──人人都說是死於心臟病。這可能是真的。因為他有充分的原因──他要找到另一個瑪麗．莫斯可是不太容易的。

　　這個小悲劇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除了如今頭髮花白的人以外，誰也不知道這件事。萊克南死了這麼多年，不過瑪麗還活著，還很美麗，儘管已有孫子了。

　　約翰．羅巴茲是喬治的小兄弟。他是個小傢伙，金絲般的頭髮像帷幕一樣蓋住了臉龐，一直披到肩膀下面，還能美美地往後甩。十二歲上，在一八四九年淘金熱潮中，隨他爸爸橫跨了大平原。當時馬隊出發西進的情景，我至今還記得。當時我們都在場觀看，心裡很羨慕。我至今還仿佛看到這個驕傲的小傢伙，騎著一匹高頭大馬，隨著隊伍前進，長長的頭髮在身後飄動。兩年以後，他載譽而歸，我們都在場盯住了看，心裡不勝羨慕──因為他出過門啦！我們呢，誰也沒有離過家四十英哩。可是他卻橫跨了大陸。他到過金礦──我們想像中的神仙境界。而且還有更了不起的事，他坐過船──在真實的大洋之上乘過船，行駛過三大洋。因為他駛過太平洋，穿過冰山，經過暴風雪，繞過了合恩角，然後繼續航行，轉過海角，乘著信風往北行駛，往上行經灼人的赤道海面──他那棕色的面孔就是他的經歷的見證。要是能跟他換個位置，即使要我們把靈魂賣給撒旦，我們也幹了。

　　四年前去密蘇里那一回，我見到了他。那時候他老了──雖說還沒有我老──生活的重擔壓著他。他說，他十二歲的孫女看過我的書，希望能見到我。那是個悲慘的時刻，因為她仿佛被囚禁在她的房間裡，眼看要死了。約翰知道她很快要死去。十二歲──恰好是她祖父騎馬遠行，大出風頭的那個年齡。在她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個男孩子。好像他從遙遠的往昔回到了我的面前，還是那個青春年少的樣子。她的病是心臟病，幾天以後便結束了她短暫的一生。

　　另一位男同學是約翰．加思。女學生中最美的是海倫．克切弗爾。他們長大後，結了婚。他成了富有的銀行家，顯貴的公民。幾年前，他死了，又富有、又榮耀。他死了，關於這麼多男孩和女孩，我所要說的，就只是這句話。寡婦還活著，有了孫子、孫女。在她穿著女式短褲。我赤著腳的那個時候，她是我的同學。我訪問密蘇里那一回，曾去看了約翰的墓。

　　在早年我九歲的時候，她爸爸克切弗爾先生有個學徒。還有個女奴，她有很多美德。不過，不論是對那個善良的學徒，還是對那個善良的女奴，我不可能有多大的好感，或是多大的體諒，儘管他們救過我的命。有一天，我在一根鬆散開的原木上玩，還以為它是綁在木排上的──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原木一歪，我就掉進了熊河之中。我兩次沒進了水裡，當我露出水面，就要第三次致命地沒入水中時，我的手指露出水面，給女奴一把抓住，拖了上來。不到一週，我又掉進去了，而那位學徒恰恰在這錯誤的時刻走了過來，他往水中一躍，潛下去，往河底裡到處摸，找到我，把我拖出了水面，把我肚子裡的水擠了出來，這樣就再一次救了我的命。在這次以後，在我學會游泳以前，我七次掉進了水裡──一次在熊河，六次在密西西比河。對於遠比他們聰明睿智的上帝的意志進行干擾的人們，姓甚名誰，我都不知道，不過我至今對他們還是有點兒抱怨。有一次，我把這些不尋常的遭遇講給哈特福德的牧師伯頓博士聽，他說他不相信。就在下一年，他在冰上滑了一跤，扭傷了腳脖子。

　　另一位同學叫約翰．梅雷迪思，是一個非常溫文爾雅的男孩子。他長大了，內戰一爆發，他成了南軍方面的游擊隊頭頭一類人物。人家告訴我說，他在襲擊門羅縣鄉間北軍的家屬時（早些時候，他們曾是他父親的朋友和熟人）劫掠殘害，嗜血成性。我們求學時代這個文靜的孩子幹出這種事來，仿佛是不可信的事。可是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因為羅伯斯比爾【註】小的時候也是這樣。約翰已經死了好多好多年了。

　　【註】羅伯斯比爾：（１７５８─１７９４），法國大革命中著名領袖。曾對反革命實行鎮壓。

　　威爾．鮑恩是另一個同學，還有他的兄弟薩姆，比他小兩三歲。內戰爆發以前兩人都成了聖路易和新奧爾良的領港。兩人都死了很久了。薩姆年輕時，曾有一段奇異的經歷。他愛上了一位十六歲的姑娘，是一位很富有的德國啤酒商的獨生女。他要跟她結婚，不過他們兩人都認為，她爸爸不光是不會同意，而且還會讓薩姆吃閉門羹。老人不會這麼做，可是他們卻不了解。他眼睛盯住他們，可是並沒有惡意。這兩位欠穩重的年輕伴侶偷偷摸摸地住在一起。不久，老人死了。一看遺囑，上面寫著把全部財產留給塞姆．阿．鮑恩夫人。接著，這兩個可憐蟲又犯了一個錯誤。他們急急忙忙趕到法蘭西近郊卡隆德雷那裡，找了個地方長官給他們主持婚禮，還把結婚日期寫成提前了幾個月。老啤酒商還有各種各樣的財產。他的侄女、侄子、表兄妹把這一欺詐行為查了出來，證明屬實，就把財產奪到了手。這樣，落到薩姆手中的就只有一個年輕的妻子，他還得靠掌舵來維持她的生活。幾年以後，薩姆和另一位領港開了一條船從新奧爾良北上，有幾個乘客和水手害了黃熱病。這兩位領港都傳染上了，沒有人能代替他們掌舵。船在八十二號島的灘頭靠了岸，等待營救。這兩個領港很快就死了──他們就埋葬在那裡，除非河水把墳墓沖掉了，把屍骨沖到河裡。這種事也許很早以前就發生了。

第十五章

　　我想起瑪麗．米勒。她並不是我第一個愛人，但是我想，她是第一個叫我心碎的人。我愛上她的時候，她十八歲，我九歲──但是她看不上我，於是我體會到，這可是個冷酷的世界啊。以前，我還沒有注意到這麼冷酷哩。我認為當時我甚至像成年人一樣感到痛苦。不過，我那次的悲哀，時間並不很長。就我記憶所及，我很快就崇拜上了阿蒂米西婭．布里格斯。她比瑪麗．米勒大一歲。當我向她流露熱情的時候，她並沒有嘲弄這件事。她沒有取笑我。她顯得厚道、溫和。不過她也很堅決，她說她不願意給孩子們纏住。

　　還有瑪麗．萊西。她是我的同學。不過她因為年齡大一些也離開了我們班。她生性很野，很果斷，獨來獨往。她不服管，人們都以為她改不了。可是這些都錯了。她結了婚，馬上就安下心來，從各方面來說都稱得上是個模範主婦。跟鎮上別的主婦一樣很受人尊重。四年前（指一九○二年訪問密蘇里的時候──原編者注），她還活著，已結婚五十年了。

　　吉米．麥克丹尼爾是另一位同學。他的年齡和我差不多。他父親開了個糖果店，他是鎮上最為人羨慕的小傢伙──在湯姆．布萊肯希普之後就算他了──因為，雖說我們從未見過他吃糖果，可是我們還是認為這是他的家常便飯。他裝作從不吃糖果，對它無所謂，因為並不禁止他吃糖果──反正有的是糖果，他愛吃多少就吃多少。可還是有旁證說明他只是當眾表示表示看不上糖果，因為全鎮數他的牙齒最壞。就我記憶所及，他是第一個我給他講幽默故事的人。那就是有關吉姆．沃爾夫和貓的故事。我是在那次值得紀念的插曲之後，在早上給他講的。他的牙都快笑掉了。我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得意過，這麼快樂過；在這以後，我也很少這麼得意，這麼快樂。四年以前，我到那裡去的時候見到了他。他在一家做雪茄菸的鋪子裡做事。他圍的圍腰一直拖到膝蓋，鬍子也快有這一半長。可是我認出他還不難。他已結婚五十四年。他有好多兒女、孫子、重孫子，人人都說──後裔數以千計──可是，就是這個當我們還是乳臭未乾的毛孩子時，我給他講過貓的故事的那麼一個小孩，還是在這個快樂的小老頭身上留下了影子。

　　阿蒂米西婭．布里格斯拒絕我以後不久就結婚了。她嫁給了里奇蒙。他是一個石匠。早年的時候，他是衛理公會主日學校裡我的老師。他有一個特點最使我羨慕：有一回，他的錘子打傷了他的大拇指，結果是指甲永遠歪扭變形，變得彎彎尖尖，活像鸚鵡嘴。在今天，我也許並不以為這是什麼好看的裝飾了，不過在當時，對我卻很有吸引力，認為很不簡單，因為這在鎮上是獨一無二的。他是個很和氣、很體諒人的主日學校老師，對人有耐心，有同情心，因而深受我們這些小傢伙的歡迎。在那個學校裡，備有紙板做成的細長形、藍顏色的票籤，每張都印有《聖經》上的一首詩。你能背出兩首詩，就能發到一張藍色的票籤。背五首，就得三張。可以用這些票籤到小書攤去借書，一星期借一本。有兩三年時間，我不時地受到里奇蒙的關照，他從沒有對我凶過。每逢星期天，我總是背誦同樣的五首詩。他對此總是很滿意。他似乎從沒有注意到，幾個月來，他每個星期天聽到的盡是有關那五個愚蠢的童貞女的詩。我總是拿到票籤，拿去換一本書看。這些都是非常沉悶的書，因為在小書攤上的書裡，連一個壞孩子都沒有。盡是些好男孩、好姑娘，沉悶、枯燥，不過總比沒有好些，有他們作伴，我是既高興又不滿意。

　　二十年前，里奇蒙先生被離鎮三英哩那個小山上湯姆．索耶的岩洞迷住了，經常到那裡去遠足。在一八四九年，當淘金者湧過漢尼巴爾小鎮的時候，我們很多成年人害了黃金熱。據我看，孩子們也全都害了黃金熱。在夏季的星期六假日，我們經常乘船主人不在，借了小艇下行三英哩，前往岩洞凹（密蘇里人稱山谷為凹）。在那裡，我們立樁為界，假裝著挖起金子來。開頭淘金一天掙半塊錢，後來增加兩三倍。再後來，隨著想像力越來越適應淘金熱，便發了不少財。多麼愚蠢、多麼沒有預見性的孩子們啊！我們都是鬧著玩玩的，從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這個岩洞凹以及附近所有的小山，遍地都是黃金啊！──可我們就是不知道。我們把這些當作是塵土。我們讓祕密的寶藏白白地埋在這裡，自己卻在貧困中掙扎，往世界各地漂流，為了麵包而掙扎──這都因為我們沒有預見的才能。在我們看來，這個地區全是塵土與石塊，可是實際上只要我們能把這些東西碾碎，依照科學方法加以處理，這些就是金子。也就是說，整個地區是水泥礦──如今這裡出產最優質的波特蘭水泥，每天五千桶，有一個價值二百萬元的水泥廠。

　　幾個月前（寫於一九○六年三月──原編者注），那邊給我發來一個電報，說湯姆．索耶的岩洞正被碾成水泥，問我想不想就此對公眾說些什麼。不過，我沒有什麼要說的。我覺得可惜的是，我們丟掉了我們的水泥礦，不過時至今日，還到處談論這個問題已毫無價值，反正叫人痛心就是了。湯姆．索耶岩洞有七英哩長──也就是說，隱藏岩洞的高高的山脊，伸向密西西比河岸邊七英哩，直達薩弗頓鎮。

　　有一小段時間，魯埃爾．格裡德利在我們學校讀書。他年齡大一些，也許有二十二三歲了。後來，墨西哥戰爭爆發，他志願投軍。在我們鎮成立了一個步兵連。由希克曼先生──一個二十五歲的高個子，身子筆直，長得漂漂亮亮的運動員──擔任連長，身邊掛著一把刀，灰色的軍褲兩側貼有兩條黃色的寬帶。每當這個連隊穿著漂亮的軍裝在街上來來去去開步走的時候──作為訓練項目，一天做個幾次──只要不是上課時間，孩子們全體出動去觀看。我至今還記得連隊行進的情景。我幾乎還能感覺到我那時一定要參加的熱切心情。但是，十二三歲的孩子人家要了沒有用處。而在我有幸參加另一次戰爭（指南北戰爭）以前，那種想殺害沒有見過的人的願望早已消失了。

　　我見到過那個上了年紀的神采奕奕的希克曼。他仿佛是我見到過的人中最老的人了──好多好多年前，曾見到他訓練一班勇士去進行殘殺。當時他是個年輕的神氣十足的連長。跟當年相比，既令人驚異，又叫人感傷。希克曼已經死了──這是老話了。正如蘇西（馬克．吐溫的女兒。她是在約十年以前去世的──原編者注）所說，「有什麼意思啊？」

　　魯埃爾．格裡德利去參戰，我們有十五六年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有一天，在卡森城，我在人行道上正和一位編輯爭吵的時候──那個編輯的身體比我棒，更適於打仗──我聽到一個聲音說：「給他兩下子，薩姆，我做你的後盾。」這是魯埃爾．格裡德利。他說，他不是從我的臉形認出我的，而是從我說話時慢吞吞的樣子認出來的。

　　他那個時候到了里斯河礦，不久在他那個礦區競選打賭中輸了。按照打賭規定，他需得買五十磅一袋的麵粉，扛著走過鎮上，前邊還得有樂隊吹打，然後交給打賭的勝利者。當然礦場上的人都來了，熙熙攘攘，非常熱鬧。勝利者把這袋麵粉拿去拍賣了，捐給美國環境衛生基金會。大家越來越興奮。買下的人為了捐給基金會，再把這袋麵粉賣出去。就這麼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了捐給基金會而輾轉賣出。消息通過電報傳到了維吉尼亞市。這引起了轟動，人家紛紛打電報給魯埃爾．格裡德利，要他把這袋麵粉帶到維吉尼亞市來拍賣。他帶來了。事前準備了一輛四輪敞篷馬車，還有一個銅管樂隊。這袋麵粉在金山一再轉手，然後於傍晚時分給送到了維吉尼亞市，賣了出去──然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轉手，為環境衛生基金會淨賺兩三萬元。格裡德利又帶了這袋麵粉穿越加利福尼亞州，先後在各個市鎮拍賣。在薩克拉門托和舊金山都曾賣得大價錢。他又帶著它東去，在紐約和別的幾個城市拍賣過，後來又帶到了聖路易規模宏大的博覽會上繼續拍賣，最後做成小餅，每個餅子賣一塊錢。這袋麵粉最初價值十塊錢，最後也許淨賺二十萬元，捐給了環境衛生基金會。魯埃爾．格裡德利已經死了這麼多年了──上面這件事，也是老話了。

　　我生平第一次遇見猶太人是在那個學校裡。好久以後，我才擺脫了對猶太人畏懼的心理。在我的想像之中，他們像影子似的身穿沉悶的、蛛網狀的古老服裝。他們把我帶回到埃及。在想像中，我就和那古代的法老們和所有陰影般的著名人物生活在一起。這些男孩子的名字叫做萊文。我們給他們取了個集體的名字。那是議會區裡唯一真正漂亮的大俏皮話。我們把他們叫做「二十二」──甚至在這個笑話已經老掉了牙的時候，我們還是這麼說，並且加上一個說明，好讓人家都懂得是什麼意思：「雙萊文──二十二。」

　　還有別的一些男孩子，我至今還記得他們的名字。歐文．艾爾斯──不過無關緊要，他死了。還有喬治．巴特勒，我記得他是個七歲的小孩子，繫了一根有銅扣子的藍皮帶，就是為了這個，男孩子們都恨他，妒忌他。他是本．巴特勒將軍的侄子，曾在巴爾斯高地和內戰的另外幾次戰役中打得很勇敢。他很早很早以前就死了。

　　威爾．鮑恩（早就死了），埃德．史蒂文斯（早就死了）和約翰．布里格斯是我特別親密的夥伴。約翰還活著。

　　一八四五年，我十歲的時候，鎮上流行麻疹，孩子們中間死掉的人數很驚人。幾乎每天有出殯的，鎮上的母親們幾乎嚇瘋了。我媽媽很發愁。她為了帕梅拉、亨利和我擔心受怕，費盡心機防止我們和傳染源接觸。不過我仔細想想，認為她判斷錯了。據我看，要是當初依照我的設想去辦，情況會好一些。我已記不得當時我是不是害怕麻疹，但是我記得很清楚，當時由於精神上老是受到死亡的威脅，我便對那種焦慮不安的心情越來越厭惡。我記得，我感到實在太膩煩了，一心盼望事情不論好壞，能有個結局，而且愈快愈好。這種急切的心情攪得我日夜不寧，興趣索然。我下定決心結束這種焦慮不安的心情，不論好歹把事情了結掉拉倒。

　　威爾．鮑恩害了麻疹，病很重。我心想，不妨到他那裡去，傳染上。我從前門進了屋子，偷偷溜過房間、客廳，注意著不給人家發現。後來終於來到了二樓後邊威爾的臥室，人不知鬼不覺地溜了進去。不過，我的勝利只能到此為止。一會兒工夫，他媽媽當場把我抓住，把我拽出了屋子，還給我一頓臭罵，把我趕走了。她嚇成那樣，連話也幾乎說不出來，臉也發白了。我認識到，下一回務必幹得更好些。後來我果然幹得不錯。我先在屋子後邊的巷子裡閒逛，從柵欄的縫眼裡張望。後來確信情況有利，我便從後院溜進去，從後門上樓進了臥室，上了威爾．鮑恩的床，倒是沒有給旁人發覺。我記不得在床上睡了多久。我只記得，作為玩耍來說，威爾．鮑恩對我沒有多大價值。因為他病得太厲害了，甚至沒有注意到我正睡在他床上。我聽見他媽媽走過來，就把腦袋蒙了起來。不過，這個辦法還是失敗了。當時正值盛夏時節──那條被單很薄，誰都看得清下面是兩個人。這樣沒過多久，鮑恩太太把我從床上拽了起來，親自把我送回家，一手緊緊抓住我的衣領子，毫不放鬆，直到她把我交到我媽媽的手裡為止，同時少不了訴說一番她對這樣一個孩子的看法。

　　結果引起了一場嚴重的麻疹病，把我帶到了鬼門關。害得我對任何事都不再有什麼興趣，而且全然沒有什麼興趣──這是個最平靜、最安寧、最甜美、最可愛、最迷人的境界啊。我生平再也沒有享受到像我垂死那一次享受到的那種滋味。當時，我實際上快死了。人家已經說過這個話，而且已經通知全家圍在床邊，送我上西天。全家人一個個我都看得很清楚。我的視覺一點也沒有出差錯。他們都在哭泣，不過我倒是無動於衷。我只是朦朦朧朧地感到一點兒興趣，這僅僅因為我成了當時傾訴感情的主要對象，因而我感到高興，感到得意。

　　後來坎寧安醫生判定，對我這個病人，他已經無能為力。他便把一袋袋發燙的灰撒滿我的全身。撒在我胸膛上，撒在我手腕上，撒在我膝蓋上。就這樣，叫他大吃一驚──然而，對我來說，無疑是非常遺憾的──他把我拖回了這個世界，使我又活過來了。

第十六章

　　最近有一天（寫於一九○六年七月三十日──原編者注），偶然講起了一件事使我想起了我早年的一位心上人。我現在就講講她。我有四十八年沒有見到她了，不過這沒有什麼。我發現，我記起她時印象還非常鮮明，我對她還是很感興趣，雖說我和她之間有很長一段時間純然沒有什麼來往。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不到十五歲。那是夏天，她從聖路易沿密西西比河下行往新奧爾良去，到一個親戚家去作客。此人是「約翰．傑．羅號」輪船上的領港。這條船上的職員我很熟，因為我在這條船上的駕駛室裡做過一個時期舵手。那是條貨船。沒有獲准載客，不過船上總是有一打左右的人。他們有特權搭那條船，他們既沒有登記，也不付船錢。他們是船長的客人。要是他們遇到什麼災難的話，誰也不用對他們負什麼責任。

　　這是條可愛的拖輪，下甲板非常寬敞──是月夜跳舞、白天狂歡最理想的場所，事實上也經常舉行這類活動。這是條懶洋洋的迷人的一條船，也是這個星球上最慢的一條船。停泊的時候，它甚至連一個小島也停靠不上去。下水的時候，它根本不能超過流水的速度。不過它畢竟是一條可愛的輪船。船長馬克．利文沃思是個巨人，為人殷勤、和氣，這本是巨人的氣派。他的兄弟澤布又是一個巨人，稟性和他一樣，笑起來從維克斯堡到內布拉斯加都能聽到。他是個領港，貝克．喬利也是個領港。

　　喬利長得非常漂亮，非常優雅，非常聰明，愛交朋友──一副好性格──氣派像個公爵。如果這說得太重，那麼可以說像個子爵。貝克．喬利是個讓人看起來覺得很美的人物。不過如今可不同了。我四年前看到過地，頭髮已經花白，稀稀拉拉的；加上那兩副面頰和瀑布形的下巴頦，總的看起來，活像一隻貯氣桶。

　　辦事員、大副、事務長以及「約翰．傑．羅號」船上大大小小的職員，都是心腸質樸的人，心中洋溢著友情與仁愛。他們都是在印第安那州內地農莊上長大的，把農莊上樸素的習慣和品質帶到了這條輪船上，並且形成了風氣。這條船航行的時候，簡直不像是一條輪船。人們仿佛根本不是在一條輪船上，而是在一處農莊上閒逛。世界上再也想像不出有比這裡更快樂的地方了。

　　在我提到的那個年月，我已經從「約翰．傑．羅號」的天堂裡掉了下來，正在給布朗掌舵，是在「賓夕法尼亞號」快班客輪上。這條船不久就爆炸了，我的兄弟亨利也送了命。在一次值得紀念的航行中，「賓夕法尼亞號」抵達新奧爾良。在拋錨的時候，我發現船尾碰到了「約翰．傑．羅號」的前甲板。我走到船尾，爬上了女艙的欄杆，從這裡跳上「羅號」，落在它寬敞的下甲板上。這就像闊別以後又回到了農莊上的老家裡。跟利文沃思兄弟以及水上墾區鄉巴佬這可愛的大家庭的其他人見面、握手，對我來說還是那麼高興，仿佛他們都是我的親骨肉一般。船上照例有一打旅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並且照例他們在「約翰．傑．羅號」上農民們的影響下，都是些熱誠可愛的人。就在這群人當中映入我眼簾而令人銷魂的，是我上面講到的一位姑娘──從密蘇里州內地遙遠的地方來的，我一見就鍾情的心上人──一位坦率、單純、活潑迷人的女郎，她以前還從來沒有出過門，現在把他們那個大草原上的芳香帶到這遙遠的地方來了。

　　我想，其餘的事，我幾句話就可以說完的。其後三天，在我們醒著的時間裡，我離這個女孩的胳膊肘不到四英吋。後來，事情突然中斷了。澤布．利文沃思向船尾飛奔而來，一邊高聲吼叫：「賓夕法尼亞號，往後開啦。」我拼命跑，跑到那個寬敞的下甲板時，「賓夕法尼亞號」正往船尾那邊滑過去。我縱身一跳，剛搭上，再差一點兒就不行了。我的腳趾蹬著擋板，手指頭鉤住了擋板欄杆，舵手一把抓住我，把我拽上了船。

　　這個秀麗的姑娘，可愛的姑娘，她叫勞拉．姆．賴特。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她如花似玉般的青春，辮子在腦後搖晃，夏天穿的白色上衣迎著古老的密西西比河上的風鼓了起來──上星期六，我講到這件事的時候，這一切我還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天，我最後是這樣說的：「後來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從那次一別，已經四十八年一個月又二十七天了，從那以後，我們從沒有通過信息。」

　　我上星期三從費爾黑文回到了家裡，見到勞拉．賴特寄來的一封信。我大為詫異。辮子沒有了，桃花般的面容消失了，輕飄飄的短上衣也隨之消失了。原本是四十八年前無憂無慮的小姑娘，而在我如今想像之中出現的，卻是歷盡風霜、飽嘗憂患的六十二歲的寡婦。勞拉來信，為的是呼籲我在錢財上幫助她和她那殘廢的兒子。她順便提到，她兒子三十七歲了。她自己是個小學教師。她需要一千塊錢。我寄了去。

　　這是個可怕的世界──惡魔般的世界。我認識這個小姑娘的時候，她父親是密蘇里州中部一個高級法院的法官閣下，是一個富翁──從當時當地的標準來說是個富翁。這個姑娘究竟幹了什麼事，犯了什麼罪，以致在晚年非得受貧困與苦役的懲罰？不過，我還是把這件事拋開吧，免得我激動起來，說些難聽的話──上帝啊！

　　後來我終於又聽到了近五十年前（寫於一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原編者注），長期消失了的十四歲小情人的消息。本來仿佛又失掉了她的消息。她在密蘇里州的老朋友那裡閒逛，我們無法找到她的行蹤。我們以為她已回到加利福尼亞州她教書的地方，我們把支票寄到那裡。支票走了兩個月，後來終於找到了她，是在三、四天前在密蘇里州的哥倫比亞找到的。她寫來了一封媚人的信，寫得很有個性。由於信中表現出來的個性，在這個六十二歲的老太婆身上，我再一次看到了好久好久以前那個十四歲小姑娘的身影。

　　當初在她搭乘「約翰．傑．羅號」逆流而上的時候，那條船在夜裡觸了暗礁，幾分鐘內就難逃沉入密西西比河底的危險。這條船往岸邊直衝，立即引起了一片驚擾。大家被告知立即離船。人們都照辦了。至少當時似乎沒有發現有什麼人失蹤。後來，領港中一位叫做楊布拉德的，發現被救出的人中沒有他的小侄女兒。他和他的同伴老戴維斯衝上了正在沉沒的那條船，猛敲勞拉那間鎖著的艙門，大聲地叫喚她出來──一刻兒也拖延不得啦。

　　她十分鎮靜地回答說，她的裙子還沒有補好、穿好，她還不能出來。他們說：

　　「別管裙子啦。不用穿裙子就出來罷。沒有時間浪費在瑣碎的小事上啦。」

　　可是她照樣鎮靜地回答說，裙子不補好，不穿好，她就不出來。她還是照她的話辦了，全部穿戴好，才從容地上了岸。

　　今天早晨我讀她的來信時，便想到了上面這件事，委實是思緒萬千，又回到了古老的昔日。剎那間，我重溫舊夢，仿佛自己又是個愣小子，漫長的歲月已在眼前消逝──連同我當前的情況和一頭白髮，也一起消逝了。所以當我接著看到她信上這麼一段話時，便大為詫異，這仿佛是指什麼人說的吧：

　　「不過，我一定不能這樣閒話家常，叫你厭倦，浪費你寶貴的時間。我真是忘了，我的信是寫給世界上一位名人。一位忙人的，這說明了我還在亞頓森林中漫遊啊！」【註】

　　【註】亞頓森林：是英國華維克郡的林區，莎士比亞著名喜劇《皆大歡喜》把場景設在亞頓森林裡，一對對情人在亞頓森林裡漫遊。

　　這樣說來，我還是勞拉．賴特心目中的英雄哩！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不錯，一個人很可能成為別人心目中的英雄，自己也朦朦朧朧理解這一點，或者至少相信這一點。不過，一個人能在關係親密的朋友的心目中真正成為英雄，我確信，那是任何一位英雄都無法做到的吧。

　　她正在看望楊布拉德一家。這事喚醒了我古老而悲慘的回憶。楊布拉德是我所認識的一個好人。當年，他年輕，妻子也年輕，有兩個孩子──真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他是個好領港，充分認識到這個職位責任的重大。有一次，他擔任領港的那條客輪，在密西西比河上失了火，他讓船靠了岸，一直掌著舵，堅守在崗位上，直到全船每個人都上了岸，這條船的整個後半部，包括駕駛室的後部，都已經是一團大火，他這才從船上爬上岸，逃了一條命，身上給大火幾乎燒焦了，弄得滿身是泡。一兩年後的一天晚上，在新奧爾良，他出門為家裡人辦事，卻從此沒有音訊。人們猜想，他給暗殺了。事情顯然是這樣的。不過至今仍是個謎。

　　那位老夥計戴維斯是個很有趣的人。他年過六十，如果任其自然的話，照理他的頭髮和絡腮鬍子該是雪白的了。可是他不讓它聽其自然。他染了色。可是他一年只染四次，因而總是顯出一副怪模樣。要是染得好，他的頭髮和絡腮鬍子有時就顯得引人注目地年輕而有光澤。也有的時候，呈柔和的深紫色。還有的時候，頭髮、絡腮鬍子長得長了，露出了半英吋灰白色的鬚髮。那模樣就很顯眼，特別是那絡腮鬍子，因為有時候光線一照，面龐下邊那一圈白鬍子幾乎看不見。於是，那一大把鬍子仿佛整個兒和他的面孔分了家，仿佛孤零零的並非和面孔連在一起。他作為大副，最喜歡、也最善於罵人。這也是職務上的需要。但是他還有一些輔助性的詞彙，是河上其他大副們所不用的。這對懶惰的碼頭工人特別有效，幹這一行的別的大副可趕不上他。因為他的咒罵雖然並不褻瀆神靈，可卻如此神祕，如此可怕，甚至如此嚇人，跟前甲板水手艙裡的語言比起來，威力要大五、六倍哩。

　　戴維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只是讀過點兒東西。他的字寫得歪歪扭扭，難怪人家往往會認錯。他是有在讀書的，而且讀得很多，很勤奮，不過他全部的圖書就只是一本。那就是萊爾的《地質學》。他使勁鑽研這本書，到後來，出口成章，盡是詰屈聱牙的科學術語，雖說這些字詞究竟是什麼意思，他自己一點兒也不清楚，並且也不管它是什麼意思。他用這些大字眼，只是為了能把他指揮的碼頭工人鼓起勁來。在緊急關頭，他會破口大罵出一些傳統的不敬之語，再摻進些堂而皇之的地質學術語，作為一些作料，然後冠冕堂皇地責怪他指揮的碼頭工人是什麼上新世後期的老志留紀無脊椎動物，咒罵說要把他們一股腦兒打進地獄裡去。　　

第十七章

　　我不光是在漢尼巴爾的公立小學受過教育，而且在我哥哥奧里昂辦的報館裡受過教育。在報館裡，我什麼工作都幹過，包括編輯工作。我的文筆引起了鎮上人的注意，「而不是欽佩」（這是我哥哥說的話）。

　　奧里昂．克列門斯在一八二五年生於田納西州的詹姆斯敦。他是長子。在他和我之間是姐姐瑪格麗特，一八三九年她九歲時死於密蘇里州的佛羅里達村。我就是出生在那裡的。還有帕梅拉，是塞姆．伊．莫菲特的媽媽。她一輩子都是病歪歪的，一年前（寫於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原編者注），死於紐約近郊，年七十五歲。還有一個弟弟班傑明，一八四二年十歲時死的。

　　奧里昂的童年是在東田納西的丘陵之中──人們這麼稱呼──詹姆斯敦的小木屋中度過的。當地人煙稀少，這些原始人對外邊的世界一無所知，真是無知得活像附近森林裡的野獸一般。全家遷到了佛羅里達，後來又搬到了漢尼巴爾，那時奧里昂十歲。他十五六歲的時候，被送到聖路易，在那裡學印刷這個行當。他有一個特點，是做事熱心。每天早上醒來以後，總是為了這一件那一件事幹得非常熱心，就這樣整天耗盡了精力。到了晚上，算是火熄滅了。可是第二天早上，還沒有把衣服穿好，為了某一項新的興趣，熱情又點燃起來了。他在一生中，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這樣轟轟烈烈地度過的──一直到後來的一天早上，在臨死前，還手裡拿著一支筆，坐在桌邊，草草地寫下那一天將要燃燒的熊熊大火，並準備欣賞一下這場煙火，直到晚上熄滅為止。那時他七十二歲。不過我把他的另一個特點，非常顯著的特點，給忘了。那就是他的憂鬱，他的消沉，他的絕望心情。這個特點和他的熱心幹事的特點同樣日日月月地並存著。這樣，他每天一分為二──不，不是一分為二，而是融合在一起──從日出到午夜，一會兒陽光燦爛，一會兒黑雲密布。每天，他確實是世界上最快樂、最有希望的人，我想，他也是世界上每天最悲哀的人。

　　他在聖路易當學徒的時候，和愛德華．貝茨很有交情，此人後來是林肯先生第一任內閣裡的人物。貝茨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一個光明正大的人，一個著名的律師。他很有耐心地聽任奧里昂把每一項新的計劃告訴給他聽。他和他一起討論。在討論中，憑了雄辯和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把計劃取消掉──開頭是這樣辦的。可是幾個星期以後，他發現根本毋需下這麼大功夫，他不妨把新計劃放在一邊，當晚便會自生自滅。奧里昂認為他該當個律師，貝茨先生便鼓勵他。他學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法律，然後理所當然地把法律擱在了一邊，又幹起什麼新玩意了。他希望成為一個演說家，貝茨先生便給他進行補習。貝茨先生在屋子裡一邊走，一邊高聲朗讀一本英文書，一邊迅速地把英文譯成法文。他還建議奧里昂這樣練習。但是奧里昂不懂法文，便開始學了起來，非常熱情地鑽了兩三天，然後就拋在了一邊。

　　在聖路易當學徒的時候，他先後參加了不少教會，還在主日學校教過書──每換個主日學校，就換個教會。他在政治上也反覆無常──今天輝格黨，下星期民主黨，再下一星期又是政治市場上他所能找到的什麼新玩意兒。我不妨在這裡提一下，在漫長的一生中，他總是搞宗教交易，以換換景色為樂。我還可以說的是，他的誠意是從來不容懷疑的；他的誠實是從來不容懷疑的；拿生意和錢來說，他的誠實是從來不容置疑的。雖說經常有反覆，有變化，可他的原則是高尚的，始終是高尚的，絕對不可動搖的。他的氣質十分奇特，是人類氣質中少有的混合物。像這樣一個人，生來便是憑衝動而不是憑深思熟慮辦事的，這就是奧里昂的作風。不論做什麼事，他總是根據信念與熱情辦事，做了還自以為非常得意──而且不論做了什麼事，好的也好，壞的也好，不好不壞的也好，二十四小時還沒有過去，他便深深懊悔起來，每次都如此。悲觀主義者是先天生成的，不是後天變成的。樂觀主義者是先天生成的，不是後天變成的。不過，我看他是我所見到的悲觀主義、樂觀主義成分恰恰相等的唯一的一個人。除了一些根本的原則以外，他就像流水一樣地不穩定。一句話就能使他精神沮喪，再用一句話又能使他飄飄然升到空中。一句話表示異議，就能叫他傷心，一句話表示贊成，又能叫他樂得像個天使。對這類奇蹟般的現象，你很難用理性或是哪一種心理狀態來加以解釋。反正隨你怎麼個說法，你都可以解釋得通。

　　他另有個顯著的特點，而我上面所說的那些，都是由此產生的。那就是一種強烈的要得到人家贊成的欲望。他那麼熱切地要人家說一聲好，那麼像少女般急切地要人家個個稱讚一聲，不加區別，以致為了討得任何一位不同意他的人的讚許，他通常可以立刻放棄他自己的主張、意見與信念。我要在這裡表白清楚的是：不論什麼時候，他的那些基本原則，他總是恪守的。他從來沒有為了討得任何人的歡心而放棄這些原則。像他這樣出身在黑奴與奴隸主的環境裡，又在這樣的環境裡撫養成人，可是他從兒童時代起一直到死，卻始終是個廢奴主義者。他為人誠實，誠懇，老實，光明正大，始終如一。不過在小事情上──影響不大的事，像宗教、政治這一類的事──他的信念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任何人只要稍表異議，他便堅持不了了。

　　他老是愛夢想，一個生來的夢想家。這個特點經常叫他吃點兒苦頭。有一次，在他二十三四歲的時候，他當時是個工匠，忽然產生一個羅曼蒂克念頭，想要事前不告訴我們一聲，便到漢尼巴爾，好叫我們全家又驚又喜。要是事前告訴我們的話，我們會通知他說：我們已經搬家了；我們過去住的地方，現在由脾氣暴躁、低嗓子的老水手，也就是我們的家庭醫生梅雷迪思醫生住著，而奧里昂過去住的那間臥室，由梅雷迪思醫生的兩位老處女姐姐住著。奧里昂搭船於半夜時分到了漢尼巴爾。他照例急急忙忙滿懷著羅曼蒂克的想法，事前就享受了他那虛構的驚喜之情，心裡熱乎乎的。他總是事前享受一番，這是他生就的脾氣。他從來等不到事情實現，而非得夢幻般地虛構一通，事前享受一番──結果，有時候他發現事情的發生，並不如他想像的那麼完美，由於事與願違，所以就常常吃虧。

　　他到家時，繞到後門，把靴子脫下來，躡手躡腳上了樓梯，到了兩個老處女住的那間房間，一路上倒沒有把睡著的人鬧醒。他摸黑脫了衣服，爬上了床，挨著了個什麼人。他也感到有點兒怪，可也不很在意，因為他想大概是我們的兄弟叫「本」的。那正是冬天，床上很舒適，那「本」使得床上更舒適了──這樣，他就放心地睡了起來，諸事順遂，他非常滿意；一想到明天早上的情景，他打心眼裡高興。不過有些事比他想像的來得快，而且立即發生了。被擠的老太太扭動起來，掙扎起來，一會兒就半睡半醒，擠得嘟囔起來了。這聲音把奧里昂嚇得半死。他動也不能動，氣也不能透。被擠的人開始摸索起來，摸到了奧里昂新蓄的絡腮鬍子，就尖聲叫了起來，「啊喲，是個男人！」這一下把他嚇癱了的心理趕跑了，奧里昂下了床，急忙在黑暗中到處摸他的衣服，兩位老太太尖聲叫喊起來，奧里昂等不得把全套衣服都摸到手就趕緊飛奔到樓梯口，朝下直奔。在這節骨眼上，他又嚇癱了，因為他望見了從樓梯下面照上來的淡黃色微弱的蠟燭光。他判斷蠟燭後面是梅雷迪思醫生。果然是他。他身上沒有穿什麼衣服，不過這不要緊。他應付這類事是有兩下子的，因為他手裡拿著一把屠刀。奧里昂對他高聲大喊，這下救了他的命，因為醫生聽出了他的聲音。然後，他用我從小便非常仰慕的那種深沉的航海男低音，向奧里昂解釋住房的變化，告訴他到哪裡去找克列門斯家，最後還講了一些十分不必要的忠告，說下一次他再這麼幹之前，先給他本人捎個信──這樣的忠告，只要奧里昂活著，他大概再也不需要了。　　

第十八章

　　一八四七年我爸爸去世時，災難發生了──這類事情往往都是如此──恰好發生在我們開始走運的時候。我們經過若干年窮困的折磨，剛開始又要好過一些。那折磨是一個叫做艾拉．斯托特的欺騙行為所坑害的。我爸爸借給他幾千塊錢──在當時當地，這可是一大筆財產啊！我爸爸剛被選為地方法院的書記員。這個小小的成功，不僅對我們來說，是關係重大的事，而且他是多麼受人尊重──在全縣都受人仰慕和尊敬。個個認為，這個莊嚴的職位只要他活著就是他的了。二月底，他前往巴爾米拉，也就是縣政府所在地，去宣誓就職。回家時，他騎馬走了十二英哩，遇到了一場雨雪，到家時幾乎凍僵了。他接著害了胸膜炎，在三月二十四日逝世了。

　　這樣，我們剛剛開始的輝煌的好運氣便給奪走了，我們再一次掉進了窮困的深淵。這類事往往如此。克列門斯家再一次身無分文了。

　　我爸爸死後，奧里昂有兩三年沒到漢尼巴爾來。他一直留在聖路易。他是個排字工人，靠工資生活。他靠這個工資贍養我媽媽和比我小兩歲的弟弟亨利。我姐姐帕梅拉帶幾個學鋼琴的學生，給家裡一點補貼。我們就這樣對付著過，不過日子過得挺艱苦。我不算是負擔，因為爸爸一死，我就停了學，被安置在漢尼巴爾《信使報》的報館裡，當印刷學徒工。報紙的編輯與老板阿門特先生給我一般學徒的待遇──也就是說，供吃、供穿，可是不給錢。衣服是一年兩套，可是其中一套常常實現不了，而另一套則是在阿門特先生的舊衣服還能穿的時候是不會去買的。我只有阿門特一半大，因此，他的襯衫給我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仿佛生活在馬戲團的帳篷裡一般。我得把他的褲子提到耳朵邊才行。

　　另外還有兩個學徒。一個叫韋爾斯．麥考密克，十七八歲大，是個巨人。他穿阿門特先生的衣服，很合身，就像蠟燭模子配蠟燭一個樣──也就是說，他被憋在裡面，特別是在夏天。他是個莽莽撞撞、歡天喜地的了不起的傢伙。他無所謂什麼原則，是個可愛的夥伴。開頭，我們三個學徒還得在廚房裡吃飯，和老黑奴廚子以及她那個非常漂亮、神采照人而很有規矩的黑白混血女兒一起吃。韋爾斯為了自己高興──他通常從不為了讓別人高興而做什麼事──他老是沒完沒了。費盡心機地公然向混血兒姑娘調情，害得她非常痛苦，害得老媽媽擔心得要死。她總是說，「啊，韋爾斯少爺，韋爾斯少爺，能不能規矩點！」這樣一鼓勵，韋爾斯自然又裝出獻殷勤的樣子幹得更勤快了。對拉爾夫和我來說，這真是好玩極了。說老實話，老媽媽的痛苦只是裝裝樣子的。她非常明白，依照蓄奴社會的風俗習慣，韋爾斯只要高興，完全有權跟這個姑娘調情。可是這個姑娘的痛苦倒是千真萬確的。她生性優雅，把韋爾斯放肆的求愛全當作真的了。

　　廚房桌子上吃的東西花樣很少，而且怎麼說也是不夠吃的。因此，我們這些當學徒的，便經常自己找路子生活下去──也就是說，我們幾乎每晚都從新發現的祕密入口處爬進地窖，偷山芋、洋蔥這類東西，拿到印刷間去。我們就睡在那兒地板上的草蓐上的。我們把食物放在爐子上煮，美美地吃一頓。韋爾斯有煮山芋的祕訣，真是了不起，而且全是他自己發明的。自從認識韋爾斯以來，像他那樣煮山芋，我只見過一次。那是在一八九一年年底，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命令我參加一次私人宴會。那山芋端上桌子時，我大為詫異，以致非常冒失。不知不覺地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過──也就是說，我對山芋大為讚賞，沒有等他首先嚐一嚐，便對我邊上的皇帝陛下發了一通議論。依我看，他真誠地要裝出一副既不詫異又不生氣的樣子，其實他明明是生了氣的。在場的半打左右大人物也是如此。他們都嚇呆了，誰也不吭一聲。這可怕的沉默持續了半分鐘之久。要不是皇帝陛下自己把它打破，這沉默當然會一直持續到現在，因為別人誰也不敢打破這個僵局。當時是傍晚六點半鐘，直到將近半夜時分，這場霜凍般冰冷的氣氛才完全融化掉了──或是說沖刷掉了──被啤酒的洪流沖刷掉了。

　　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阿門特先生理財之道是非常吝嗇的，他是摳得很緊的。不久，我們這些學徒被准許從地下室上升到底樓，坐在家裡的桌子上，和一位叫做佩特．麥克默里的工匠一起吃。這時阿門特先生的理財之道還是跟過去一個樣。阿門特太太是個新娘子。她是等了大半輩子，到不久之前才登上這個高貴的位置的。依照美國人的說法，她是個舉止得體的婦女，因為她並不把糖罐子交給我們，而是由她自己給我們的咖啡加糖。也就是說，她只是做個樣子，並非真正使咖啡變甜。她仿佛是把滿滿一大調羹紅糖放在每一個杯子裡的。不過據韋爾斯說，那是哄人的。他說，她先把調羹在咖啡裡浸一浸，好叫糖能粘起來，然後讓調羹底朝上地把糖從罐子裡舀出來，這樣看起來仿佛滿滿一調羹，而實際上它上面的糖只是薄薄一層。我看也確實是這樣，不過這套本領掌握起來，難度倒是蠻大。因此我又想，也許事實上並非如此，而只是韋爾斯撒的謊。

　　我說過，韋爾斯是個莽撞的傢伙，他也確實是這樣一個人。這個年輕人充滿歡樂，精神飽滿，有使不完的勁。據我看，這個大小孩為了自己能取得五分鐘的歡樂，沒有什麼事幹不出來的。誰也不知道他下一回會在哪裡闖禍。他性格中光彩照人的特點就是什麼也不在乎。對他來說，仿佛生活中沒有什麼嚴肅的事，沒有什麼值得他崇敬的事。

　　有一回，當時一種廣泛流行的、叫作坎貝里特斯的新教派創始人從肯塔基來到我們村。這件事引起了轟動。農民家男女老少從方圓數英哩之內紛紛趕了車或步行來到村子裡，瞻仰一下大名鼎鼎的亞歷山大．坎貝爾，聽他講一講道。當他要在教堂裡布道時，很多人不得不大失所望，因為沒有這樣一個教堂能容得下所有聆聽的人。為了讓所有人都能聽到，他就在廣場上露天布道。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認識到，這個星球上的人口，一旦聚攏起來時，真是多得了不得啊。

　　他布了一次道，為了這個場合，他事先專門寫了下來。所有的坎貝里特斯教派的教徒都希望能印出來，好讓他們保存起來，反覆閱讀，牢記在心。因此，他們募集了十六塊錢。這在當時便是很大一筆錢了。而阿門特先生為了這一筆錢，承印了五百份布道的講稿，還加了個黃封面。它是個十六頁的十二開小冊子。這在我們報館裡便是件大事了。在我們看起來，這便是一本書，而我們的地位也就提升為印刷書籍的人了。而且，過去從沒有十六塊這麼一大筆現金一次就進了我們報館。人們並不為了報紙或者廣告付現錢，他們付的是織物、糖、咖啡、胡桃水、橡樹木、大頭菜、南瓜、洋蔥和西瓜──付現錢是很稀罕的，逢到有人付現錢的時候，我們還以為他出了什麼問題哩。

　　我們把這個偉大的著作一頁一頁排起來──八頁排成一版──，按照印刷工操作手冊，把它們表面上不規則而實際上很正確地安在拼版石臺上。這一版我們是在一個星期四印的。然後再排其餘的八頁，排成一版，打了個校樣，由韋爾斯校對。他馬上呆住了，因為他遇到了難題。那天是星期六。快到中午了。時間很不湊巧，星期六下午我們放假，要出去釣魚。而正是在這麼一個時刻，韋爾斯卻碰到了難題。他指給我們看，是出了什麼問題。在排得很緊的一頁上，他漏排了兩個字，而下面兩三頁上又空不出一行來。天啊，怎麼辦呢？為把這漏了的兩個字塞進去，把所有各頁重排一次？顯然別無它法了。這得花一個鐘頭。然後還得把校訂稿送給大牧師看。我們必須等他看過校訂稿。要是他發現什麼錯誤，我們還得改正。看來，我們得花半個下午才能脫身。

　　後來韋爾斯想了個好主意。在漏字的一行有耶穌．基督（Ｊｅｓｕｓ　Ｃｈｒｉｓｔ）的名字，韋爾斯按法文方式將其縮寫成Ｊ．Ｃ。這樣一來，漏的字是排進去了，可是，這句特別莊嚴的句子也就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莊嚴味兒。我們把校訂稿送出去等著。我們不打算久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本來打算在校訂稿送回來以前便出門去釣魚，可是動作不夠迅速。偉大的亞歷山大．坎貝爾馬上出現在六十英呎長的排字房的一頭。他的面容使這塊地方整個兒籠罩著陰影。他大步走到我們這頭來。他話說得很簡要，但是很嚴厲，說到了點子上。他訓了韋爾斯一頓，說：「從此以後，你一輩子再也不要把救世主的名字縮寫了。要寫全文。」為了強調，他把這個訓誡說了好幾遍才走開。

　　在那個年代，那個地區的人咒罵起來，自有他們強調救世主名字的方式。韋爾斯那個不可救藥的腦袋想起了這一著。這使他能夠高興那麼一會兒。他認為這種樂趣甚至比釣魚和游泳還要珍貴。這樣，他就不辭辛勞，把三頁東西重排了一下，以便改進工作，並且有意無意地按照偉大布道者的訓誡加以改進。他把冒犯人的Ｊ．Ｃ擴大為Ｊｅｓｕｓ　Ｈ．Ｃｈｒｉｓｔ（耶穌．赫．基督）。韋爾斯知道這樣一來會闖大禍，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不過他可不是那種能克制自己的人。他得遵循他自己性格的法則。他受到什麼懲罰，我記不得了，不過他那個人，才不在乎呢。反正他已經痛快過了。

第十九章

　　在《信使報》做學徒的第一年，我做了一件使我五十五年來（寫於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原編者注）始終懊悔的事。那是夏天一個下午，正是孩子們喜歡到河裡嬉水或搞些別的嬉戲的天氣。但是我是個囚徒。人家全都放假出去了，只剩我一個人，情緒不好。我犯了一件罪過，就招來了這樣的懲罰。我不得不失掉假期，孤孤單單地過個下午。在三層樓上，整個兒排字房裡，就只我一個人。可我還有一個安慰，暫時可算是相當慷慨的安慰。那就是半個又長又大的西瓜，新鮮，紅瓤，已經熟透了。我用小刀挖出來，全都裝到肚子裡──吃得飽飽的，西瓜汁幾乎從耳朵裡流出來。留下了瓜皮，空殼一般的皮。個頭真大，大到可以當搖籃用。我不想浪費掉，一時又想不出怎樣來擺弄它開開心。我坐在打開的窗口，望得見三層樓下大街上的人行道，突然想起不妨扔到什麼人的頭上去。這樣妥當不妥當，我也有點兒懷疑，並且還有點兒受到良心的責備。因為這樣一來自己雖然非常開心，而別人就不開心了。不過我想還是試一試。

　　我朝窗外張望，看有什麼合適的人走過來──要挑適當的人──不過沒有。每次候選人出現，結果總是不大適當，因而不得不克制一下。可是終於看到一個合適的人走來了。那是我的兄弟亨利。他是整個兒這個地區最好的孩子了。他從不傷害什麼人，從不冒犯什麼人。就是好得氣死人。他過分的善良──可是這一回卻保不住他自己。我急切地等著他走近來。他正閒逛著走過來，正做著美妙的夏日之夢，毫不懷疑上帝會庇護他。要是他知道我在哪裡，那他這種迷信心理就可能少一點了。他越是走近，身子便縮得越短。等他差不多走到我的下面，我從高處看，什麼都看不見，只見他的鼻子尖和一前一後跨過來的兩隻腳。然後，我就拿好西瓜皮，估一估距離，讓空的一頭朝下扔下去。

　　瞄得這麼準，真是沒有話好說。我把那小船似的瓜皮往下扔的時候，他離開目標還有六步遠。能看到這兩個物體逐步貼近，那真是快事。如果他走了七步，或是五步，那我就扔不準了。可是他恰好走了這幾步，因此西瓜殼就恰好掉在他頭頂上，他跌倒了，下巴頦著了地，西瓜皮一塊塊像水花一樣四散飛開。我想走下去，對他安慰一番。可是這樣不安全。他馬上會懷疑到我身上。反正，我也預料到他會懷疑我的。不過，事後兩三天中，他什麼話都沒有說──與此同時，我警惕著他，免得遭到意外──我可真是上了當，還以為這一回他並沒有懷疑到我哩。

　　錯了。他不過是在等候一個萬無一失的好機會。接著，他朝我的腦袋扔了一塊鵝卵石，腦袋的一邊腫了一個大包，一度得戴兩頂帽子。我把這個罪行給媽媽看，因為我一直想讓亨利挨媽媽的罵，可從來沒有成功。要是她來看這個鼓得那麼厲害的大包，我想，這一狀定能告中。我給她看了一下，可是她說這沒有什麼。她不想追問當時的情況。她知道我這是罪有應得，最好還是作為難得的教訓接受下來，從中得到教益。

　　大約在一八四九年或一八五○年，奧里昂離開了聖路易的印刷所，來到了漢尼巴爾，盤下了一家週報，叫作漢尼巴爾《新聞報》，連工廠和它的牌子一起，一共是五百元現款。他從一個老農那裡借的現款，利息一分。他的名字叫做約翰遜。他的家離鎮內五英哩。接著，奧里昂把訂報費從二元減到一元。廣告費也以相同的比例減了下來。這樣，便不可避免地只能有一個結果──那就是：這個買賣一分錢也賺不到。他讓我離開了《信使報》，雇我到他那裡去，每週三塊五。這可是很高的工資了，不過奧里昂從來都是大方的，對任何人都很慷慨，除了對他自己。拿我來說，他沒有花什麼錢，因為我在他那裡時，他從來也沒有能力給我一分錢。到第一年年底，他發現非節省不行了。報館房租是便宜的，不過也不是十分便宜。他什麼房租也付不起。因此就把全部機器搬到了我們住的地方。使我們的住處擁擠不堪。他把報紙一直維持了四年。不過直到現在也搞不清他究竟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每年年底，他總得想方設法湊滿欠約翰遜先生的利息五十塊錢。在他是這家報館的主人期間，這五十塊錢，我看是除了墨水和印刷紙張而外唯一一筆收支的現款了。這份報紙是徹底垮臺了。一開頭就注定了非垮臺不可。

　　後來他終於把報紙讓給了約翰遜先生，自己到愛荷華州的馬斯卡廷去，在一家週報裡取得了少許股份。靠這點點財產還結不了婚──不過那不要緊。他認識了一位迷人的漂亮姑娘，她住在伊利諾州的昆西，那是在基厄卡克下面幾英哩的地方。他們倆訂了婚。他總是容易愛上姑娘們，不過為了這樣、那樣的原因，過去還從沒有發展到訂婚的程度。如今他除了不幸，什麼也沒有得到，因為他馬上又愛上了基厄卡克的一位姑娘──至少他自己在想像中認為是愛上了她。據我看，是她讓他產生這樣的想像的。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是他訂過婚了，這就為難了。他不知道該和基厄卡克的姑娘結婚，還是和昆西的姑娘結婚。不過，那個基厄卡克姑娘很快替他解決了這個難題。她是個能手。她命令他給昆西的那個姑娘寫信，解除婚約，他也照辦了。接著，他和基厄卡克那個姑娘結了婚。他們就這樣開始了生活道路上的爭鬥，結果是這場爭鬥相當艱難，前途很不容樂觀。

　　要在馬斯卡廷謀生，那是明顯做不到的。因此奧里昂和新娘子便到基厄卡克去住，因為她想離她親屬近一些。他買下了承印零星印件的一點點印刷機器──當然是借錢買的──並且馬上把印刷的價格降低，降到了連學徒也養不起的地步。事情就這樣拖下去。

　　從馬斯卡廷搬家這一回，我不在。在這事發生（我想是一八五三年吧）以前，我在一個晚上失蹤了，逃到了聖路易。在那裡，我一度在《新聞晚報》排字房幹活，後來便開始旅行，以便見識見識這個世界。我的世界是紐約，那裡正舉行一個小規模的世界博覽會。博覽會剛開幕，地點就在後來的大蓄水池所在地，豪華壯觀的公共圖書館眼下正在那裡興建（寫於一九○六年──原編者注）──那是在第五街和第四十二街。我到紐約時，身邊只有兩三塊零用錢，還有藏在上衣裡子裡的十塊錢銀行支票。我在克里夫街約翰．阿．格雷和格林的店裡幹活，工資低到了可惡的程度。我住在杜安街壞到了可惡程度的工匠寄宿宿舍裡。店裡付工資時，付的是跌價的鈔票，可是按票面付。我一星期的工資只夠我的食宿。不久，我到了費城，在《詢問報》和《公報》擔任「補充排字工人」，做了幾個月。最後，我匆匆忙忙地到華盛頓去了一趟，到那裡去觀光。一八五四年，我返回密西西比河流域，在吸菸車裡直挺挺坐了兩天兩晚或是三天三晚。我到聖路易時，真是筋疲力盡了。我搭了開往馬斯卡廷的輪船，上了船就睡。馬上就睡著了，衣服都沒有脫，整整三十六個小時沒有醒。

　　我在基厄卡克小小的印刷零星印件的印刷廠幹了兩年之久，可以說一分錢工資也沒有撈到，因為奧里昂總是什麼也付不起──不過，迪克．海厄姆和我，日子過得卻非常快活。我不知道迪克拿到了什麼，也許只不過是張空頭支票吧。

　　一八五六年或一八五七年──我想是一八五六年──仲冬的某一天午前，我沿著基厄卡克的大街走來。天氣嚴寒──冷得街上幾乎見不到人影。地上、人行道上，小雪片到處隨風飛舞，委實是千姿百態，可就是觀賞時嫌冷了些。風吹著一張紙片飄過我身邊，碰在一家人家的牆上。這張紙片的樣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撿了起來。這是一張五十塊錢的鈔票。我平生第一回看見這樣的鈔票，並且在艱難時刻見到這麼大數目的錢，這也是我平生第一回。我在報上登了廣告。在其後的幾天中，由於擔心害怕而受的罪，其代價在一千元以上。我怕的是失主見到了廣告，來把我這筆錢取回去。整整四天過去了，還沒有人來領，我再也受不了這個罪了。我確信，以後四天絕不可能這麼太太平平過去。我覺得我必須使這筆錢脫離險境。所以我買了一張前往辛辛那提的車票，到那個城市去。我在賴特森公司的印刷所幹了幾個月的活。

　　在同一家公寓寄宿的夥伴們全是普通老百姓，男女老少都有。全都喜歡吵吵嚷嚷，嘁嘁喳喳，愛開玩笑，愛享受生活，性情又好，心地純潔，對人好心好意。可是他們全是一些委實沒有趣的人──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麥克法蘭，一個蘇格蘭人。他四十歲了──剛好大我一倍──不過我們在各個方面脾氣都截然相反，一開始我們就成了好夥伴。晚上我總愛在他房間的爐火邊閒坐，舒舒服服地聽他講個不停，聽冬天風暴發出的那沉悶的呻吟聲，一直要待到鐘鳴十下。這時他就要動手烤一條燻魚了。這是他在費城時從早先一位朋友──英國人薩姆納那兒學來的。他的燻魚就是他的睡前酒，也是一個信號，說明我該走了。

　　他身高六英呎，是細高個兒，為人嚴肅而誠懇。他沒有幽默感，也不能欣賞幽默。他的微笑很別致，其作用是藉以表示一下他的好脾氣，我是否聽過他大笑，我已記不得了。除了我，他跟同屋的任何人都不親近，儘管他對大家都很有禮貌，很和氣。他有兩三打大部頭的書──哲學、歷史和科學著作──最主要的是《聖經》和他的辭典。吃過燻魚以後，他總要在床上看兩三個鐘頭書。

　　他雖說健談，可就是難得談到他自己。問問他個人的事雖然不會惹他生氣──可也得不到什麼東西。他總是把話題岔開去。有一次，他對我說，他幾乎沒有上過什麼學校，現在學到的一點，是他自己撿來的。這就是他唯一的一次自傳性的說明了。他究竟是個光棍、鰥夫還是和妻子分居的男子，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衣服是便宜貨，但是整齊清潔，保管得好。我們住的是便宜的宿舍。他早上六點出門，傍晚六點回來。他的雙手並非白嫩的，因此我推想，他幹的是什麼工匠手藝，工錢少，每天幹十小時──不過實際情形我並不知道。照規矩，同一個人職業和身分有關的一些術語和隱喻，總會在談話中流露出來，表明他幹的是哪一行。不過，如果說麥克法蘭也曾經這麼流露過的話，我卻沒有開竅，儘管我在半年中一直是警覺著的，看他漏不漏出點兒口風來。只是好奇罷了，其實我並不關心他幹的是哪一行。但是我想嚴格按照偵探的方式，把這一點偵察出來。可就是不成，這使我很懊惱。依我看，能在談話中始終不談本行的職業，這樣的人可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他還另有一個特點：他的那本字典，仿佛他從頭至尾都滾瓜爛熟。他聲稱他能做到。他坦率地以此自豪，他說我隨便說一個英文字，他都能馬上拼出來，並解釋清楚它的意思，不會答不出來。我花了好多時間想找一個能把他難倒的字，可是花了幾個星期都是白費，最後我只得作罷。這樣，他就更驕傲、更高興了。為此，我就想，早知如此，我還不如早一些認輸的好。

　　他對《聖經》也像對字典一樣的滾瓜爛熟。很容易看得出來，他是以哲學家、思想家自居的。他的談話總是涉及嚴肅的大問題。我該公平地說，他談起話來是全神貫注的，並沒有光為了自我吹噓而跟人爭辯的情況。

　　當然，他的思路、推理和哲理化，是屬於只受過部分教育而全然沒有受過什麼專門訓練的人的那一類。可是他偶爾能突然發現某些奇異的和驚人的東西。譬如說，那是在一八五六年的年初──在達爾文先生的《物種起源》震驚世界以前的十四五年──可是卻有麥克法蘭這麼一個人在辛辛那提的寄宿宿舍裡跟我談到同樣的想法。

　　總的說來是同樣的想法，可是又有所不同。麥克法蘭認為，世界上動物的生命是從少數細微胚種經過無數年代的發展而來的，也許是開天闢地時造物主安放在地球上的一個細微胚種發展而來的。這種發展是朝著最後的完美逐步進化的，一直上升到人的出現；然後這逐步進化的進程不幸中斷，並走向毀滅！

　　他說，人的心是動物界裡唯一壞的心，人是唯一能夠有惡意、妒忌、報復、復仇、憎恨、自私的心理的動物；是唯一愛酗酒的動物；幾乎是唯一能受得住身上的骯髒和住處的汙穢的動物；是唯一能讓叫作愛國主義的這種卑鄙的本能得以充分發展的動物；是唯一會對自己近親的部族實行搶劫、迫害、壓迫與殺害的動物；是唯一會對任何部族成員實行偷竊和奴役的動物。

　　他宣布，人的智力是外加給他的一種野蠻的東西，使之遠遠墮落到其他動物的水準之下。還說，沒有一個人在一生中不是每天用盡心計，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別人。那神人中的神人，憑了他高人一等的智力，把低下的人淪為他的奴僕，而這些奴僕，回過頭來，又憑了比別人強一些的腦袋，而高踞於其他人之上。

第二十章

　　我曾讀過赫恩登中尉關於在亞馬遜河探險的記載，並且被他有關古柯葉的記載迷住了。我決心到亞馬遜河的源頭，去收集古柯葉，用它做生意發筆財。我抱著這樣的雄心壯志乘坐「保羅．瓊斯」號汽輪前往新奧爾良。船上有一個領港叫做霍勒斯．比克斯比。我跟他慢慢地熟悉起來。很快，他白天值班時，我就經常替他掌舵。我到了新奧爾良以後，便打聽開往帕拉的船，發現根本沒有船開往那裡，並且也許在本世紀中也不會有船去。在動身往辛辛那提以前，我沒有想到把這些情況弄清楚些，結果造成這個局面。我無法前往亞馬遜河了。我在新奧爾良沒有朋友，身上又沒有什麼錢。我去找霍勒斯．比克斯比，請他把我培養成一個領港。他說，這他可以辦到，只要付五百塊錢，先付一百塊錢現款。這樣，在上行去聖路易時我就替他掌舵。我從姐夫那裡借了錢，成了交。我是幾年前才有這位姐夫的。他叫威廉．阿．莫菲特先生，是個商人，維吉尼亞人──從各方面說都是個好人。他跟我的姐姐帕梅拉結了婚。不到一年半，我就成了個稱職的領港。我一直幹這個差事，直到內戰爆發。密西西比河的航運停頓下來為止。

　　在一八五八年，我在新奧爾良和聖路易的客運快艇「賓夕法尼亞」號上當舵手，船長是克蘭費爾特。我的主人比克斯比先生在這以前把我借給了「賓夕法尼亞」號上的領港之一布朗先生。我給布朗先生掌舵掌了一年半。後來在一八五八年五月初，發生了那次不幸的旅行──這條著名的快艇最後一次航行。這一切我在我的一本書叫做《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都講了。不過關於那場夢，仿佛還沒有在那本書裡提到。要我在當時把這件事公開出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絕不願我媽媽知道這場夢，在我出版這本書以後她又活了幾年。

　　我給我兄弟亨利在「賓夕法尼亞」號上找了個職位，這並不是什麼能賺錢的職位，只是多少還有個發展前途。他是個所謂「蹩腳」夥計。「蹩腳」夥計沒有薪水，不過有升遷的機會。也可能馬上成為三等夥計、二等夥計，然後成為一等夥計──也就是說，成為事務長。這個夢是在亨利擔任了蹩腳夥計三個月左右開始做的。我們的船停靠在聖路易港內。在船隻停靠聖路易和新奧爾良港內的兩三天中，領港和舵手都沒有什麼事可做。不過，蹩腳夥計一清早就得幹活，到夜晚還得點上松木火把繼續幹。亨利和我，都是身無分文，又沒有薪水，船停泊碼頭時，晚上便借宿在姐夫莫菲特先生家。我們吃飯在船上吃。不，我是說我借住在家裡，而不是說亨利。他是半夜前在家裡，從九點鐘到十一點鐘，然後到船上去，為自己幹早班做好準備。

　　在做夢的這一晚，他在十一點鐘動身。照規矩，跟家裡人握握手，說聲再見。我還可以提一下，把握手作為再見的表示，這不只是這家人家的習慣，也是這一地區的習慣──可以說是密蘇里州的習慣。到現在為止，我一生中還沒有見到我們克列門斯家有人吻過別人──除了一次例外。我爸爸在漢尼巴爾家裡病危的時候，他用胳膊摟著我姐姐的頸子，把她拉過來，吻她，一邊說，「讓我死吧。」這我記得。我還記得說了這些話以後，臨終的人喉嚨裡緊接著發出呼嚕呼嚕聲。這些話也就成了他最後的話了。我們家總是在二樓起居室說再見。亨利從這間屋子下樓，沒有再作什麼別的禮節性的表示。不過在這一回，我媽媽陪他到樓梯口，再一次說了聲再見。我記得，亨利神情中有些什麼東西把她感動了，他下樓的時候，她一直站在樓梯口。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先遲疑了一下，又爬上了樓梯，再一次握了握手。

　　早晨醒來以前，我一直在做夢，夢境很逼真，就像真的一樣，把我給懵住了，以為確實是真的了。在夢中，我看到了亨利的屍體。屍體躺在一具金屬的棺材裡面。他身上穿著我的一套衣服，胸前放著一大束鮮花，多數是白玫瑰花，中間是一朵紅玫瑰花。棺材擱在兩張椅子上。我穿好衣服，往門口走去，想走進去看一看，不過我改變了主意。我想，要是遇見媽媽，那多難過。我想，不妨等一會兒，為這場考驗作點兒準備。房子是在洛卡斯特街，過了第十三街一點兒路就是。我走到第十四街，走到這個街區的一半，突然想起這事一點兒也不真實啊──只是一個夢啊。我至今還記得當時一剎那間歡樂、欣慰的心情。我也記得當時仍然是疑疑惑惑的，怕也許還是真的。我幾乎是跑著回到了家，兩級、三級一跳，上了樓，衝進了起居室。這才又高興起來，因為那裡並沒有什麼棺材。

　　我們照樣太太平平地開往新奧爾良──不，並非太太平平的。因為下水時我跟布朗先生打了一架（參閱《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原編者注），結果他要我在新奧爾良上岸去。在新奧爾良，我反正總能找到活兒幹。我有幸從晚上七點到第二天早上七點看守貨棧，可以拿到三塊錢。這是一連三晚上的活，每三十五天安排一次。亨利總是到晚上九點下班以後跟我一起看守。我們總是一起閒逛瞎聊，一直到半夜。這一次，我們要分手了，因此在開船的前一天晚上，我給亨利提了些勸告。我說，「萬一船出了什麼事，不要慌，──讓乘客們去幹蠢事吧──他們自有辦法，他們會注意的。不過你得衝上最上層甲板，抓住左舷舵手室後面那唯一的一條救生船，聽候大副的命令──這樣，你就可以派點用處。船放下水以後，盡量幫助收容婦女小孩上船，你自己要注意不必混在裡邊。現在是夏天，河面照例只有一英哩寬，你不用費什麼勁就游上岸了。」兩三天以後，一清早，船開到了孟菲斯下面的船島，鍋爐爆炸──後來的經過怎樣，我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裡寫過了。正如我在那本書上所寫的，一天以後，我乘另一條船跟在「賓夕法尼亞」號後邊。我們每靠一次岸，都要打聽有關那次不幸事件的消息，因此等我們開到孟菲斯的時候，全部情況我們都知道了。

　　在一座大樓裡，我發現亨利躺在地板上鋪著的草墊子上。還有三、四十個燙傷、受傷的人。馬上有個沒有頭腦的人告訴我說，亨利吸進了大量蒸汽，身上的燙傷很厲害，活不了多久了。人家還告訴我說，醫生、護士正對還有一線希望的人全力以赴地進行搶救。醫生和護士人手不夠。對亨利和其他受了致命傷的人，只能在搶救正待急救的傷號的情況下盡可能地醫治。但是，當地一位有名望的，心地慈悲的老醫生，叫做佩頓醫生的對我表示了他的同情。他醫治得很得力，一週左右把亨利搶救過來了。他從沒有開過什麼後來兌現不了的空頭支票，不過有一天晚上十一點鐘，他對我說，亨利危險期已過，會好起來的。他接著說，「這裡、那裡到處躺著的這些可憐蟲，半夜裡會呻吟、喊叫，如果這種亂糟糟吵鬧聲影響到亨利，對他就不好。因此可以要求值班醫生給他服嗎啡八分之一喱【註】，不過必須是在有跡象說明亨利確實受到吵鬧以後才能服。」

　　【註】喱：英美的重量單位。一公克等於十五點四三二喱。

　　啊，後來的事不用提了。值班醫生是醫學院還沒有畢業的年輕人，他們出了錯──他們搞不清怎樣算出八分之一喱，就想當然地幹了起來，把刀刃一頭堆著的一大塊給他服了下去，結果馬上產生了致命的效果。我想他是快清早的時候死的，這我已記不清了。他被送進了太平間，我走開了一會兒，到一家人家去睡一下，解除極度的困乏──而恰恰在這個時刻出了一些事。給死者準備的棺材是用沒有上漆的白松木打的。不過這一回，孟菲斯有些太太們湊了六十塊錢，買了一具金屬的棺材。等到我回來，走進太平間，亨利躺在敞開著的棺材裡，身上穿著我的一套衣服。我馬上注意到，幾個星期以前我的那場夢如今是一絲不差地在這裡再現了──我想，我只是沒有能看到一個細節。不過這個細節馬上就得到了彌補。因為正當這個時刻，一位老太太走了進來，帶來一大束花，大多是白玫瑰花，中間是一朵紅玫瑰花。她把這束鮮花放在他的胸口上。

　　這場夢的一些主要之點，我認為我從來也沒有懷疑過，因為這些是帶有圖畫的性質，而當圖畫是生動的時候，那是能記得住的，要比所說的話以及抽象的事實更能記得住。自從我講述那場夢以來，儘管已經有這麼多年了，可我至今還仿佛能清楚地看到，這一幅幅圖畫在這間房間裡展現在我的眼前。我還沒有把夢的全部情況講述出來。還有好多東西沒有講。我的意思是說，關於夢實現的全部經過，我還沒有講完全。我可以提一下太平間那件事以後的一個細節。事情是這樣：我把棺材送到聖路易的時候，正是早上八點鐘，我奔到了姐夫做生意的地方，希望能找到他，可是沒有找到。因為正當我到他店裡去的路上，他卻從家裡到船上去了。等我回到船上，棺材不見了。他把它運回他家去了。我馬上趕去。等我趕到，人家正從車上把棺材抬到樓上去。我叫他們停下來，我不希望媽媽看到死者的面容，因為臉的一側，由於服了嗎啡，已經扭歪了。等我走上樓去，我看到夢中所見的兩張椅子。要是我遲到兩三分鐘，棺材便會擱在這兩張椅子上，跟我幾星期前所夢見的一模一樣。　　

第二十一章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路易斯安那脫離北美合眾國的時候，我正在新奧爾良。第二天，我開始北上。一路上，每天都得通過小船組成的封鎖線。在全程的最後一晚，傑弗遜兵營（在聖路易下邊）的炮臺打了兩炮，打穿了煙囪。在六月份，我在密蘇里州的拉爾斯縣參加了南軍，在湯姆．哈里斯將軍部下當陸軍少尉，差一點有幸被尤里西斯．斯．格蘭特上校所俘虜。我服役兩週以後便辭職不幹了，理由是不斷後退弄得我「筋疲力竭幹不下去了」。

　　這個時候，奧里昂還在基厄卡克他那個承印零星印件的小印刷所裡苦幹。他和他妻子跟他妻子的一家人住在一起──表面上是寄宿在這一家，可是奧里昂從來付不起食宿費。他那個零星印件印刷所幾乎不要人家付什麼費，因此他在那裡幾乎無事可做。他腦子裡從來弄不懂這個道理：凡是印刷不取利潤的活總是越幹越差，很快便被人看得一錢不值，顧客也就不得不另找活計幹得好一些的人家，即使價錢貴一些也無妨。他有的是空餘時間，便又撿起布雷克司頓【註】來了。他還掛了個律師牌子，願為公眾服務。在那些日子裡，他沒有承辦到一項業務，甚至連一個主顧都沒有撈到過，儘管他很樂意免費代辦法律業務，連紙張筆墨都可以奉送。

　　【註】布雷克司頓：（１７２３─１７８０），英國法學家。著有《布雷克司頓評注》，可與羅馬法相媲美，對歐美法律具有很大影響。此處指研究法律。

　　他總是這麼大方。

　　不久，他遷到一個名叫亞歷山大的小小的村莊，距河下游兩三英哩地。他在那裡掛了招牌。可還是沒有上門的。這時候，他在生活上擱了淺，日子過得很艱難。不過這時候我當領港，開始每個月賺兩百五十塊錢，從此我便接濟他，一直到一八六一年。他的老朋友愛德華．貝茨，當時是林肯先生第一任內閣的閣員，給他弄到了內華達准州祕書這樣的職位【註一】。奧里昂和我搭橫貫大陸的公共馬車前往這個州，旅費由我付，這筆錢相當可觀，我還隨身帶了我過去積蓄下來的錢──該是八百塊錢吧──全是銀元，分量重，很累贅。還有另一件累贅，那就是一部《大字典全書》，重一千磅左右，費用真夠大，因為馬車公司對超重的行李按兩計價。字典超重花的錢夠我們一家人用一段時間──而且這本字典反正不是一本好字典──新字一個也沒有──盡是一些諾阿．韋伯斯特【註二】幼年時代用的陳腐不堪的字。

　　【註一】關於到內華達准州的全部過程，請參看《苦行記》。

　　【註二】諾阿．韋伯斯特：（１７５８─１８４３），美國著名語言學家，著名的《韋氏大辭典》的編者。

　　內華達准州的州政府可說是個有趣的動物園。州長奈是紐約來的一位老練的政客──是政客，不是政治家。他一頭白髮。身體可很好。面容和和氣氣，討人喜歡。一對棕色的嵌得深深的眼睛炯炯有神，如當地人所說的能起到舌頭的作用，表達出每一種感受，每一種熱情，每一種情緒。他的眼睛比舌頭還會說話，而這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因為他本來就善於說話，不論是私人談話，或者作政治演講。他是個機靈人。他一般能透過表面，察覺到內裡正在醞釀著什麼，但又不致叫人家懷疑到他正關注這件事。

　　當成年人還熱衷於惡作劇的時候，這實際上反映出了他們真實的水準。他們原來是從狹隘、偏僻而又愚昧的生活中走過來的，可是到了成年，還保留、喜愛著一些殘羹剩飯般的準則與理想。要是他們早日來到一個廣闊天地的話，這些東西本來早就會連同他們逝去的童年一起給拋掉的。在這個准州裡，愛惡作劇的人很多。我不喜歡揭露這一點，因為我很喜歡這些人。不過我說的倒是實話。我但願能把他們說得好聽一些。如果我真能說他們是些夜間活動的盜賊或是偷馬賊之類，那倒也好。我寧願這樣說，可是我不能這樣說啊。這樣說不合乎事實。這些人喜歡惡作劇，關於這一點，我不想為他們掩蓋。除此之外，他們都是些好人。誠實的人，值得尊敬，討人喜歡。他們彼此搞惡作劇，搞得很成功，也得到了喝采，贏得了社會上一些人的羨慕。他們自然熱衷於要玩大的，而州長正是這樣的對象。不過他們總是贏不了。他們試過幾次，不過州長毫不費力地把這些企圖一一挫敗了，而且還能照樣討人喜歡地微笑著，仿佛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似的。最後，卡森城和維吉尼亞城鬧惡作劇的頭頭們串通在一起，想看看他們的才能湊在一起能否打一個勝仗。因為這些搞惡作劇的人，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人們在笑話他們，而不是笑話他們惡作劇的對象。他們一共湊成了十個人，邀請州長去參加一次當年極稀罕的活動──醉蠔香檳酒會──這是那個地區少見的豪舉，只是在人們的想像中才存在的，而實際上卻很少見。

　　州長帶了我一起去參加。他以輕蔑的口氣說，「這件事幹得不高明。人家才不會上當哩。他們是想把我灌醉，讓我醉倒在桌子底下，供他們取笑。可惜他們不了解我。我跟香檳酒打交道打得多了，一點兒也不討厭它。」

　　這場惡作劇一直鬧到清晨兩點還沒有見分曉。這時，州長還是從容不迫，舒舒坦坦，高高興興，神清氣爽，雖說已經喝足了，每次大笑起來，難免把帶有香檳酒味的眼淚也笑得掉下來。而在這個時刻，那最後一個鬧惡作劇的人，跟其他一些夥伴一樣，也滾到了桌子底下，爛醉如泥了。州長說，「薩姆，這裡是個禁酒的地方。走，我們到別的什麼地方喝一點，再上床睡覺。」

　　州長手下有一個官方的班子，是從他老家選區中的基層挑選出來的──一些曾在競選中給他出過力的老好人。這些人現在得的報酬是微小的工資，付給他們的是幾乎不值什麼錢的綠背鈔票。這些夥計要做到收支相抵，可夠艱難的了。奧里昂的薪水是一年一千八百塊錢，甚至用在他的辭典上都不夠。可是照料州長手下這個班子的愛爾蘭婦女，只要每人每週出食宿費十塊錢。奧里昂和我在她那裡食宿。由於花費便宜，所以我從家裡帶來的銀子還留著沒有用。

　　開頭，我在州裡閒逛，設法尋找銀礦。不過，在一八六二年年底或一八六三年年初，我從奧羅拉到維吉尼亞城的《企業報》工作，開始我的新聞記者生活。不久被派往卡森城報導立法議會開會情況。我每週給報紙寫一篇通訊，星期天見報。結果，星期一的立法議程總由於議員對通訊的抱怨而受到干擾。他們提到了議員特權的高度，對通訊記者的批評大加責難，提到他時經常使用一些精心挑選不太客氣的詞句，因為他們找不到什麼更簡潔的說法。為了節省他們的時間，我不久便開始在通訊上簽上了密西西比河上測深員的呼號「馬克．吐溫」【註】這樣的名字。

　　【註】馬克．吐溫：原意是「兩潯」，水手術語，水深兩潯，即十二英呎，輪船可以安全通過。

　　奧里昂很快便得到了立法議會議員們的好感，因為他們發現，他們很難相互信任，或者信任別的什麼人，可是他們能夠信任他。他在那一帶以誠實著稱，可是這在金錢上並沒有能給他什麼好處，因為他沒有那個本領去勸說或者嚇唬議員們。但是我的境遇和他不同。我每天在議會裡面，根據仔細斟酌過的是非標準，分別表示讚許與指責，每天早上登在《企業報》半個版面上。這樣，我就成了有影響的人物。我設法讓議會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本州內每個從事營業的公司把執照作詳盡的登記，一字也不許漏，這個記錄應交由准州祕書──也就是我哥哥──保存。所有的執照措詞是一模一樣的。規定他有權為了登記執照，按每頁一百字收費四角錢，每一個證書則收費五塊，如此等等。每個人都可以申請公路通行的特許，不過沒有所有權。可是這個特許的權利也須登記付款。每個人都可以申請一個開礦公司，但必須為此而進行登記付款。這樣，我們就生意興隆了。登記費每個月平均達一千塊錢現金。

　　奈州長經常不在州裡。他喜歡隔一陣就到舊金山去一趟，擺脫一下准州裡的那套生活，好好休息一下。沒有什麼人抱怨他，因為他特別得人心。他早年在紐約或者新英格蘭趕過公共馬車，習慣於記住人家的姓名相貌和迎合旅客們。作為一個政客，這些對他很有幫助。這套本領他在實踐中運用得很好。等到他擔任州長滿一年的時候，他已經和全州所有的人都握過手了。一年以後，他一見到人家，總是能立刻認出來，還能叫出人家的名字。全州一共兩萬人，全都是他個人的朋友。他愛做什麼便可以做什麼，有把握叫他們都滿意。凡是他不在州裡的時候──他經常不在──奧里昂代行他的職務，作為代理州長。這個稱號很快便縮成了「州長」。克列門斯州長夫人便享有州長夫人的地位。這個星球上誰也沒有像她那樣享受這樣的稱號。她那麼直率地樂於成為社交界的領袖，以致人們乾脆也不批評，甚至也不妒忌了。作為州長夫人和社交界的領袖，她希望有一座合適的住宅──一座和地位相稱的屋子──她毫不費力地說服了奧里昂造了這樣一座房子。奧里昂是人家怎麼說他便怎麼做的人。他造了這樣的一座房子，弄好了房子裡的設備，一共花了一萬二千塊錢。拿式樣和費用來說，在這個首府，沒有哪一家能趕得上。

　　奈州長四年任期行將結束的時候，關於他為什麼肯離開紐約這個大州，幫助開發這個雜草叢生的荒蕪之地的祕密，終於找到了答案。他出來到那裡去，是為了能做個參議員。當前的關鍵是要把准州搞成正式的州。這他輕輕巧巧地做到了。這麼一片沙漠，這麼稀少的人口，本來不值得搞一個州政府的，不過這沒有關係，老百姓願意換一換，因此州長的把戲也就成功了。

　　奧里昂的把戲顯然也成功了，因為憑了他的誠實，他可以說和州長一樣深得人心，而且理由更充分。不過在緊急關頭，他天生反覆無常的個性又不知不覺地冒了出來，結果導致了一場災難。

　　在內華達這個新州，可以奉送的各項官職都有一些候選人，只是除了兩個職務──美國的參議員（奈州長）和州祕書（奧里昂．克列門斯）。奈肯定會撈到參議員的職位，奧里昂穩穩當當地會撈到州祕書的職位，因為除了他沒有別人被提名充任這項公職。但是，正是共和黨舉行代表大會進行提名的那一天，他的道德觀突然發作了。奧里昂不肯靠攏代表大會。人家紛紛敦促他，但怎麼勸說都沒有用。據他說，他如果到場，那將是施加一種不公正、不適當的影響，如果他被提名，那必須作為一種純然自由的、毫無汙點的禮物向他表示敬意才行。他的這種態度，本來就足以使他沒有什麼指望了。而在同一天，他的道德觀再一次突然發作起來，這樣，結局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多少年來，他習慣於隨便改變他的宗教信仰和對戒酒的看法。他一會兒戒酒，並成為戒酒的宣傳者，可是一會兒，他又倒向另一邊。在提名這一天，他突然從對威士忌採取友好態度──這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主張──變為堅決主張戒酒，而且自己也戒了起來。朋友們怎麼勸說也不行。人家勸他跨進一家沙龍的門檻，可是勸不動。第二天早上的報紙載有中選的提名人名單。上面沒有他的名字。他一票也沒有得到。

　　州政府成立的時候，他闊綽的收入便沒有了。他沒有職業。總得想點什麼法子呀。他掛起了律師的牌子，可就是沒有主顧上門。這真是怪事，真是難以解釋，我就解釋不出來──不過，如果真要我解釋的話，依我看，這是因為：憑了他的天性，他會非常勤奮、非常真誠地把案子的雙方考察透澈，以致等到他把論點論據講完的時候，無論他自己，或是陪審員們，都將弄不清他究竟站在哪一邊。依我看，他的訴訟委託人在向他陳述案情的過程中，會了解他的為人，並且會接受他的勸告，把訴訟及時撤回，以免可能遭到災禍。　　

第二十二章

　　今天早上（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原編者注）收到了古老的日子裡一起找銀礦的老夥計卡爾．赫．希格比的一封信。這個人我已有四十四年沒有見過，沒有通信了。希格比在我的《苦行記》的一章裡出現過。在那一章裡，記敘了我們怎樣在奧羅拉──或是我們當時給那個地區起的名字，叫做愛絲梅拉達──的遠西部礦區發現一座蘊藏量豐富的銀礦；也記敘了我們怎樣沒有依照開礦法的規定，在那裡操作十天，從而獲得巨額財富的永久所有權；他離開了那裡，徒勞無益地去尋找神祕的膠泥礦脈；我也離開了那裡，到九英哩路外的沃爾克河去看護約翰．奈船長，因為他得了嚴重的風濕症，或許害的是暈倒症，或者類似的什麼病；也描寫了卡爾和我怎樣在一個晚上遊蕩歸來，回到愛絲梅拉達，可是恰恰遲了一步，沒有能及時阻止那些非法侵占採礦權的傢伙。

　　我把那封信附在這裡。既然在希格比和我進入墳墓以前，這封信不會見到天日，那就讓我複製他的來信內容，因為據我看，這些是他為人特點的一部分。他為人誠實，就像日月經天，人人皆知。他極端的單純，直爽，他的信件內容也跟他自己一樣單純和誠實。他沒有為此而道歉，也無需道歉。這些明明白白地說明，他沒有受過教育，也明明白白地說明，他並沒有裝作受過教育。

　　紐約州紐約市

　　薩姆．勒．克列門斯

　　親愛的先生：

　　有兩三批人老是要求我把六十年代初我們在內華達州的情誼回憶一下寫下來。我決定這樣做，就在近幾年中把心裡想到的事件摘記下來。我有點懷疑的，是有關你到內華達州奧羅拉來的日期──還有你到內華達以後第一次經過塞拉斯前往加利福尼亞的日期。還有我們的礦給人家強占去的時候，你在沃爾克河上照料病人的盡可能確切的日期。千萬別以為我存心套你。我只是舉幾個在我所看到的你那些文章和書籍裡沒有提到的例子。我準備把文章給你寄去，好讓你看看有哪些寫得不妥當。如果有的話，不妨改掉它，把你認為恰當的補進去。

　　幾年前，我家遭了一場火災，所有的資料都化成灰燼，這是我要問你上面那些日期的原因。最近兩三年，我病了，賺不到什麼錢，經濟很困難。我承認，主要是為了賺一點兒錢，我才想試試寫點兒什麼──我希望你有一說一提出意見來。這些文章有什麼優點；對這類事你有什麼高見；出版它有什麼價值。我曾去信給《先驅報》詢問是否需要這類文章。現把《先驅報》的回信抄件附上。

　　希望能很快接到你的回信，順致崇高的敬意。

　　克．赫．希格比

　　一九○六年三月十五日於

　　加利福尼亞州普盧馬斯縣格林維爾

　　〔抄件〕

　　加利福尼亞州格林維爾

　　克．赫．希格比

　　親愛的先生：

　　如果承你把你和馬克．吐溫在一起的經歷的有關記載寄給我，我當非常高興。如果內容能如我所想像的那麼有趣，《先驅報》很樂意給你優厚的報酬，當然，在來稿審閱之前，我還不能確定一個數目。如果承你寄來，並且通過克列門斯先生對此加以審定，我將更加高興，並會很快作出決定，根據它對我們的價值付給你一個相應的報酬。不過，如果你心目中對應得的報酬數目有一個估計的話，我建議你把這一點告訴我一下。

　　您忠實的《紐約先驅報》

　　星期日主編

　　喬．勒．邁因納

　　一九○六年三月六日於紐約

　　我給希格比寫了信，要他放手讓我來替他經辦這個文藝買賣。他鏟沙比我強，不過在向出版商刮皮的本領方面，我比他高出不知多少倍。

　　我讓希格比幫著把《先驅報》的人的信件內容跟他自己的信件內容搞得一致起來。他做得很好，很大方，沒有帶什麼偏見。據我看，他的修改使原稿有所提高，因為六十多年來我一向對拼寫正確有反感。原因只是因為我在小時候什麼事情都做不好，除了依照書本來拼寫例外。那是一種可憐的無聊的榮譽，我從小就懂得不以此為榮。據我看，拼寫正確的能力只是一種天賦，而不是後天獲得的才能。後天獲得的才能才有點兒威風，因為那是你自己辛勤勞動得到的成果。那是掙來的工資，而只靠上帝恩賜，不是靠自己努力才能做好事情，那就只能把榮譽歸之於上天──這也許是值得驕傲和令人滿意的，但你自己呢，卻只能是赤條條的，什麼也沒有。

　　希格比是受益於我那個為失業者找工作的偉大而不會落空的計劃的第一個人。四十四年來，我不時地將這個計劃付諸實施。就我所知，這個計劃總是成功的。我能製作出這個計劃來，並且把這個計劃建立於我心目中的人格之上，從而對人格作出了準確的估價，這些都是我引為自豪的。

　　希格比和我兩人當時住在山腳下供植棉傭人住的一間屋裡。那是很糟的住處，屋子裡除了我們兩個人和一個爐子外什麼都沒有──實在是個很糟糕的住處，因為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溫度表有時候相差五十度。在半英哩外的一個小山邊上，我們有一處銀礦申請地，是和鮑勃．豪蘭和霍雷肖．菲利普斯合夥經營的。我們經常每天早上到那裡去，帶著中飯，一待就是一天，在礦井裡又挖掘，又爆破，經歷了希望、絕望，再一次希望。慢慢地然而確定無疑地我們把資金都花光了。等到腰包空了，還是什麼都沒有找到。我們認識到，非得另外找一條謀生的路子不可。我在附近一家石英廠找到了一個位置，用長把子鐵鏟篩礦砂。我恨長把子鐵鏟。我怎麼也學不會怎樣篩才得法。礦砂往往根本到不了篩子上，而是搞得我一頭都是砂子，還撒到我背上，掉到我衣服裡。這是我幹過的活計中最討厭的活計了，不過每週倒有十塊錢，還供膳食──吃的還不差，因為不光有燻肉、豆子、咖啡、麵包、糖蜜，一週裡還每天都有燉蘋果乾，仿佛天天是星期天似的。不過這等王宮中一般的生活，這種粗俗然而奢侈的生活，還是非得結束不可。這有兩條非常充分的理由。在我這一方面，這樣辛苦的勞動，我實在受不了；在公司方面，他們認為，為了把礦砂篩到我脊背上而付工資，有點犯不著。就這樣，正當我準備辭掉不幹的時候，我也被解雇了。

　　如果是希格比幹這個活，那就一切順順當當，人人滿意，因為他體格魁偉，一定能勝任。他肌肉發達，像個巨人。那長把子的鏟子，他掌起來就好像皇帝拿著什麼東西一般。他幹起活來很有耐力，可以心滿意足地一班連續幹十二個鐘頭，幹得穩穩當當，不緊不慢，氣不喘，心不跳。當時他還沒有找到什麼事情做，有點灰心喪氣。他悲愴地嘆口氣說：「要是能在『先鋒』礦找到一個工作該多好！」

　　我說：「你要在『先鋒』礦找個什麼工作？」

　　他說：「唔，工人。人家掙五塊錢一天哩。」

　　我說：「要是你盼望的就是這個，那我可以給你安排。」

　　希格比大吃一驚。他說：「你是說，你認識那邊的工頭，可以給我找個工作？可你從來沒有說過嘛。」

　　「不，」我說，「我不認識工頭。」

　　「噢，」他說，「那你認識哪一個？你怎麼能給我找個工作呢？」

　　「唔，」我說，「這很簡單。只要你照我說的去做，不要自作主張，那麼，天黑以前，你就能找到一個工作。」

　　他急切地說：「我聽你的，你叫我幹什麼都行。」

　　「那好啊，」我說，「你到那兒去，就說你想當個工人。說你閒得發慌。說你不習慣過閒散生活，受不了。說你要的只是幹幹工作振作振作精神，不要什麼報酬。」

　　他說：「不要什麼報酬？」

　　我說：「是這樣──不要什麼報酬。」

　　「根本不要工資？」

　　「不要，根本不要工資。」

　　「連吃飯也不要？」

　　「不要。甚至連吃飯也不要。你是去白幹。讓人家懂得這一點──懂得你非常願意白幹。他們一見你這樣一個體型，工頭便會懂得，他是中了頭獎了。你就找到工作了。」

　　希格比大為生氣地說：「是啊，工作個鬼。」

　　我說：「你剛說要去幹活兒，可現在你已經批評開了。你說要聽我的話。你一向說話算數。現在就去，準能找到工作。」

　　他說照辦。

　　我急於想知道後來結果怎樣──比我要他去試一試的時候還來得心急。我希望擺出一副對我那套辦法充滿信心的樣子，我裝得很成功。但是骨子裡，我卻很焦急。可是我又相信自己熟知人性，像希格比這樣的一副好筋骨甘願豁出來白幹，人家肯定不會隨隨便便就把他攆走。時間一小時一小時慢吞吞地過去了，他還沒有回來。我越來越放心。我越來越有信心了。到日落的時候，他終於回來了，我滿懷喜悅地了解到，我的那套發明真是妙不可言，馬到成功。

　　他說，工頭開始大為詫異，不知道他那個要求究竟是什麼意思。不過很快就清醒過來了，顯然很高興能收容希格比這樣一個人，給他一個他所渴望的振作振作精神的機會。

　　希格比說：「這樣要搞多久？」

　　我說：「條件是你得待在那裡，你幹你的活，就如同你掙到了一般正常的工錢那個樣。你絕不要說什麼抱怨的話，也不要說你希望得到工錢或者供給伙食。就這樣幹它一、二、三、四、五、六天，以那個工頭的脾性為準。有些工頭，兩三天下來就沉不住氣了。有些工頭，能撐到一個星期。能撐過整整兩週還不感到難為情，還不發工資給你，這樣的人是很難找到的。就算那個工頭能撐兩週。在那種情況下，你也不會在那邊待滿兩週。因為人們會到處傳說，說這個礦場有一個最能幹的工人，那麼熱愛幹活，竟然樂意白幹不要錢。你會被看作最新的怪人。人們會從別的工廠湧來看你。你可以規定門票，收進一筆錢。不過你務必不要這麼幹。你要保持你的本色。別的工廠的工頭看到你這魁偉的身軀，看到你一人抵得上兩個普通的工人，他們會向你建議，給你半個工人的工錢。你別接受。你把這件事報告給你的工頭。要給他一個機會，讓他提出同樣的建議。如果他不開口，那麼你就可以聽憑自己高興，接受別人的建議。希格比，不出三個星期，你會成為一個礦場或者一個工廠的工頭，掙當今最高的工錢。」

　　結果正是這樣──在這以後，我生活過得很舒坦，沒有什麼事幹，因為我用不著照我自己開的藥方去做。只要希格比有個工作做，我就不需要找什麼活兒幹。這樣一個小小的家庭，有一個人幹活兒就夠了──這樣，在後來許多個星期裡，我成了悠閒的紳士，每天讀讀書報，燉燉蘋果乾作中飯菜，仿佛天天過星期天，這一輩子我也不求什麼更好的前途了。希格比大力支持我，從來沒有怨言，也從來沒有要我出去試試找個不拿工資。只要維持自己的生活的工作。

　　那是一八六二年。在那年年底──也可能是一八六三年年初──我和希格比分手了。我到了維吉尼亞市，因為我被請到那裡，接替威廉．赫．賴特擔任州《企業報》的唯一一位記者，為期三個月。因為賴特要橫跨大平原去愛荷華州探親。不過，關於這一些，我在《苦行記》中全都寫過了。

　　從這以後的四十四年中，我一直沒有見過希格比。

第二十三章

　　在早先那個時代，決鬥突然在內華達准州流行起來。到了一八六四年人人都急於想有個機會在這種新的遊戲中露一手。主要是因為除非他能在一場決鬥中打死或者打傷什麼人，或者他自己在決鬥中被打死或打傷，否則，他就是完全不尊重自己。

　　在那個時候，我是喬．古德曼先生的維吉尼亞市《企業報》本市欄編輯，前後當了兩年。我當時二十九歲。在不少方面，我還有點抱負，不過，我完全沒有受到這個特別愛好的誘惑。我無意決鬥，也不想挑起決鬥。我並不覺得自己如何值得人家尊敬，但是，對於自己平安無事，卻感到相當滿意。我自己很羞愧，同事們也為我羞愧──不過我都對付過來了。我一向習慣於為了這件事或者那件事自己羞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麼新鮮的。我很容易就對付過去了。

　　同事中有個叫普龍克特的。還有勒．姆．達格特。這兩個人想決鬥，不過暫時還沒有決定，還在等機會。在我們當中，只有古德曼是給報紙增加了信譽的人。我們報紙的競爭對手是維吉尼亞的《工會報》。該報編輯一度曾是湯姆．菲奇，被稱為威斯康辛州雄辯的演說家──他正是威斯康辛人。他在《工會報》的社論中發揮其雄辯的才能。古德曼先生邀請他出去，賞了他一顆子彈。我還記得菲奇接受古德曼的挑戰的時候，全體編輯人員是多麼快活。我們那一晚很遲才走，對喬．古德曼大事吹捧。他只有二十四歲。他沒有二十九歲的人才有的那種智慧。他為自己能決鬥而高興，正如同我為自己不搞決鬥而高興一樣。

　　他挑選格雷夫斯少校作為決鬥的副手（這個名字說的不準，但也差不多，少校的名字我忘了）（格雷夫斯（Ｇｒａｖｅｓ），這裡是姓，這個字的意思是「墳墓」。）。格雷夫斯走過來對喬交代決鬥的技巧。他曾在那個「灰眼睛的天之驕子」沃爾克手下當過少校，並在這個了不起的人所指揮的中美洲海盜式戰役中經受過考驗。這本身就是衡量少校的一根尺子。如果說一個人曾在沃爾克手下當過少校，在戰鬥中勝利歸來，還得到沃爾克的誇獎，那就是說這位少校不光是個勇敢的人，而且是一個絕頂勇敢的人了。沃爾克部下的人全都是這樣的。

　　我很了解吉利斯一家。做父親的在沃爾克手下參加了戰鬥，有一個兒子跟他在一起。他們參加了值得紀念的普拉查戰役，雖然敵眾我寡，還是勝利歸來。沃爾克部下全都是這樣的。兒子卻在父親身旁犧牲了。父親的一隻眼睛中了彈。那老頭子──他當時已是個老頭子──是帶眼鏡的，子彈和一塊碎片打進了頭蓋骨，子彈沒能取出來。還有別的幾個兒子──史蒂夫、喬治和吉姆，全是些年輕小夥子──地地道道的小傢伙──都想參加沃爾克的遠征，因為他們像父親一樣英勇無畏。可是沃爾克不肯收留他們，他說這是一次鄭重其事的遠征，不是小孩子幹的事。

　　少校長得很魁偉，顯得非常威武，一副軍人氣派。由於天賦和後天的教養，他總是文質彬彬，很講禮貌，舉止優雅而迷人。他還有一種素質，我只在另一個人──鮑勃．豪蘭──的身上見過，那就是眼睛裡神祕的素質。他只要朝某個人或某個班看一眼，表示一下警告的意思，那就夠了。生著這樣眼睛的人用不到帶什麼武器。他不用說一句話，就能制服一個武裝暴徒，把他俘虜過來。我曾親眼看到鮑勃．豪蘭這樣幹過一次──這人長得清瘦，對人和氣、文雅、厚道，一副小骨架，那甜蜜的藍眼睛，對你一笑，就會征服你的心，而面色一冷，你的心就冰凍起來，總之根據情況而定。

　　少校讓喬站直，又叫史蒂夫．吉利斯站在十五步開外，然後讓喬向右轉，朝著史蒂夫，舉起他那支海軍六放槍──那是非同小可的武器──用槍托頂住腿，把槍拿直。對他說，這才是拿槍的正確姿勢，說維吉尼亞市一般流行的姿勢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先把槍拿直，槍口朝天，然後慢慢放下來對準你的對手）。聽到說「一」，就必須把槍慢慢地舉起來，穩穩地對準另一方身體的那個部位。然後停一下，喊「二、三──放──停！」聽到「停」，就可以放槍──但不得提前放。聽到這個字以後，你停多久放都可以，隨你的便。你放的時候，可以往前走，只要你高興和有時間，你可以連著放。而與此同時，那另一個人，如果指導得法，自己也靈活，便會朝你逼近來，然後開槍──結果總是或多或少出點事情。

　　喬的槍舉起來的時候，自然是對準了史蒂夫的胸口。可是少校說，「不，這樣不明智。寧願冒你自己有被殺死的危險，可是不能冒殺死別人的危險。經過一場決鬥，如果你還能活下來的話，那就應該終其一生不至因為回憶起這段往事而睡不安穩。要對準人家的小腿，不是膝蓋，不是膝蓋上面的部位，那些是危險的部位。對準膝蓋以下，叫他殘廢，他以後的事就留給他自己的媽媽去管吧。」

　　正是由於這些確實高明的教導，喬一槍打穿了對方的下肢，把他打倒在地，使他終身瘸了腿。而喬卻一無損傷，只是傷了一綹頭髮。他對此在當時要比如今更加不在乎。因為一年前，我在紐約看見他，他的短頭髮已經不見了，他光禿禿的，只有一道邊，此外只見圓頂高高聳起。

　　大約一年以後，我也得到一個機會。不過並非我自己找的。古德曼到舊金山去了，他休假一個星期，由我來代行總編輯職務。我本以為這是容易對付的事，只要每天寫一篇社論，就沒有什麼別的事了。可是我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錯了。第一天，我就找不到什麼資料寫社論。我想起，當時是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二天是莎士比亞誕生三百週年紀念日──這不是再好也沒有的題目麼？我找來了百科全書，仔細查了一下，看莎士比亞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做過哪些事。我把這些都借來，介紹給當地社會，這個社會對莎士比亞的知識，就像對藝術的知識一樣，所知不多。關於莎士比亞做過什麼，資料不多，還不夠寫一篇社論的。我便把他所沒有做過的事都補充了進去──這些在很多方面比他真正做過的事還更主要，更突出，更叫人愛看。

　　不過，到第二天，我又為難了。再也沒有別的莎士比亞能湊合的了。不論是過去的歷史，還是世界未來的前途，都找不到什麼資料寫一篇適合於當地社會的社論。這樣，就剩下唯一的主題。這主題便是維吉尼亞《工會報》的主人萊爾德先生。他的主編也到舊金山去了，編輯方面由萊爾德負責。我對萊爾德先生表示了一些那個地區報紙編輯們當中流行的禮貌，對他有所觸動。第二天，他便尖酸刻薄地回敬了我一下。這樣，我們便期待著萊爾德先生提出挑戰，因為依照規矩──依照那個地區決鬥者加工改進過的決鬥禮節──只要你講到了有關人家所不喜歡的一件事，他如果只是以同樣的衝勁在口頭上回敬人家一下，那是不夠的，依照禮節，應該由他發出挑戰書。因此，我們就等著他來挑戰──等了整整一天。沒有等到。在這一天，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挑戰書沒有來，夥計們越來越洩氣。他們沒有興致了。可是我很高興。我始終是越來越高興。他們對此覺得無法理解，可是我能理解。我的脾氣就是這樣，人們懊喪的時候，我卻高興。

　　因此，我們不得不拋開禮節，由我們向萊爾德先生挑戰。當我們作出這個決定時，他們開心起來，但是我卻失掉了一些生氣。但是碰到這類事，你反正是掌握在你朋友們的手中。你沒有別的事好做，只能聽從人家的擺佈。達格特替我寫了一個挑戰書，因為達格特會寫那個語言──適當的語言──有說服力的語言──而我卻寫不出。達格特把一連串發臭的綽號倒在萊爾德先生的頭上，飽含著毒汁，具有激將的效力。我的副手史蒂夫．吉利斯把挑戰書送了過去，然後回來等著回信。但是回信沒有來。夥計們情緒激憤，可是我不動聲色。史蒂夫又送了一份挑戰書，措詞更激烈。我們又等。毫無消息。我覺得很舒坦。我自己開始對挑戰書發生了興趣。這是我過去沒有過的。不過對我來說，挑戰一次一次遭到謝絕，我的榮譽就不費力氣地越來越增長，我的興趣也越來越高。後來到了半夜，我似乎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比來一次決鬥更有趣的了。我便催促達格特，叫他把挑戰書一個接一個地發出去。哦，我做過了頭啦。萊爾德接受了。我早應該猜到會有這一著──萊爾德是個靠不住的人。

　　夥計們有說不出的高興。他們幫著我立好遺囑，而這又是一件叫人不快的事──我早已夠受的了。他們送我回家。我一點也沒有睡著──也不想睡。我有多少事要想啊，而時間只有四小時還不到──因為規定的悲劇時間是五點鐘，而我得勻出一個鐘點來，從四點鐘開始──練練槍法，看應該怎樣瞄準對方。四點鐘，我們走到了離鎮一英哩的小小峽谷，借了一扇倉庫的門板作為靶子──是從一個到加利福尼亞州去作客的人那裡借來的──我們把門板豎了起來，在門板中央弄了一個圍欄來代表萊爾德先生。不過圍欄還不足以代表他，因為他比圍欄要高些，身子要瘦些。要打中他是很難的，除非橫向射擊，而這樣打，他就會漏過去──可想而知，這是決鬥中最糟的辦法了。我先對準圍欄的橫木打，可是打不中。接著，我對準門板打，也打不中。除了靶子邊上偶然走過的人，誰也不會有被射中的危險。我真是灰心喪氣。當我們聽到旁邊一個山谷傳來手槍射擊聲時，我絲毫鼓不起勁來。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是萊爾德那一幫子人在訓練他。他們會聽到我的槍聲，自然會越過山梁來看看我的紀錄怎樣──看看他們對付我的把握怎樣。哎呀，我還沒有命中的紀錄哩。我知道，如果萊爾德從山梁那一邊過來，看到門板上紋絲未動，他一定同我一樣急於想打──也可以說，如同我的挑戰不幸被接受以前，我在半夜時候的那種心情一樣。

　　正在這個時刻，一隻小鳥，像麻雀那麼大，飛過來，停在三十碼外一棵山艾樹上。史蒂夫猛地抽出手槍，把小鳥的腦袋打掉了。啊，他才是神槍手，比我強得多。我們奔向前去把小鳥撿起來。而恰恰在這個時刻，再巧也沒有，萊爾德先生和他們那一夥人從山梁那邊過來，走到我們這裡。萊爾德的副手一見小鳥的腦袋給打掉了，馬上變了顏色。他垂頭喪氣，你一看就知道他很感興趣。

　　他說：「誰打的？」

　　我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史蒂夫開了腔，還說得很坦然，仿佛理所當然似的，「克列門斯幹的。」

　　副手說：「啊，了不起！小鳥有多遠？」

　　史蒂夫說：「啊，不遠──三十碼左右。」

　　副手說：「啊，了不起的槍法。命中率怎樣？」

　　史蒂夫懶洋洋地說：「哦，大致是五發四中！」

　　我知道這小流氓在撒謊，不過我沒吱聲。副手說：

　　「啊，好驚人的槍法！我還以為他連個教堂都打不中哩！」

　　他猜得很精明，可是我什麼也沒有說。就這樣，他們說了聲再會。副手把萊爾德帶回家去，萊爾德的兩條腿跌跌撞撞的。隨後他親筆寫來一封信，不論什麼條件，他都不同我決鬥。

　　好，我這條命算是保住了──由於偶然的機會才保住的。對於上蒼的干預，我不知道小鳥是怎麼想的，不過我對這件事感到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真是心滿意足。後來我們發現，萊爾德先生曾經親自創造了六發四中的記錄。如果那次進行決鬥的話，他準會叫我身上滿是子彈窟窿，這就和我的原則不合了。

　　到了吃早飯的時候，全鎮傳遍了一個新聞，說我下了挑戰書，是史蒂夫帶去的。這樣一來，按照最新頒布的法律，我們就得每人在監牢裡蹲兩年。諾思州長自己並沒有給我們傳來什麼口信，只是他的一個密友倒是確實給了我們一個信息。他說，我們最好還是搭第一班公共馬車離開這個州。明天清早四點鐘就有車出發。與此同時，將出動人馬搜尋我們，不過不那麼認真就是了。如果那一班公共馬車出發以後，我們還在本州境內，我們就會成為新法律的第一批犧牲品。諾思法官急於希望給新法律找到犧牲品，他肯定會把我們關整整兩年。他絕不會為了討好什麼人而對我們寬大。

　　這樣，對我來說，內華達這地方就不再是個理想的地方了。因此，我們便待在我們的住處不出去，整天謹慎小心──除了有一次史蒂夫到旅館照料一下我的另一個主顧。他就是卡特勒先生。你看，在我執行主編職務期間，萊爾德先生並非是我試圖改造的唯一的人。我向周圍看了看，還選中了其他幾個人，並通過熱切的批評非難，激發了他們新的生活情趣──因此，當我放下主編這支筆的時候，人家欠我的債務有：該用馬鞭抽打的四次，該與我決鬥的兩次。對於用馬鞭抽打，我不大在意。這沒有什麼光彩，也不值得要人家還這個債。不過為了榮譽，應該對另一次決鬥認真對待。卡特勒先生是卡森城人，他從旅館派人來下了挑戰書。史蒂夫前去安慰了他一番。史蒂夫體重只有九十五磅，不過他在全州聞名，都知道不論體重和拳法如何，總之凡是兩條腿走路的都打不過他。史蒂夫是吉利斯家的人，而只要吉利斯家有一個出面，那就不是好惹的。卡特勒一見是史蒂夫擔任我的副手，他的心就涼了半截。他漸漸平靜下來，變得講道理了，聽得進人家的話了。史蒂夫限他十五分鐘離開旅館，半個鐘頭離開本鎮，不然的話，後果由他自己負責。因此，這一場決鬥順利地過去了，因為卡特勒先生馬上離開了本鎮，到卡森城去，成了一個改邪歸正的好人。

　　從這以後，我從未與決鬥打過任何交道。我堅決反對決鬥。我認為那是愚蠢的，也深知那是危險的，並且是作孽的。要是如今有人向我挑戰，我會前去找那個人和和氣氣、不加計較地拉住他，把他引到一個僻靜的去處，然後殺了他。可是，我對別人的決鬥，一直是有很大興趣的。人們總是對自己經歷過的英勇事跡發生興趣，經久不衰。　　

第二十四章

　　離開內華達以後，我擔任了舊金山《晨訪報》的記者。而且──我還是唯一的一位記者。沒有別的人了。工作一個人幹不了，可又不需要兩個人──巴恩斯先生是這麼個想法，他是報紙的主人，自然比別人更懂得這一點。

　　每天早上九點鐘，我便得上警庭去一個鐘頭，對前一晚發生的爭吵事件作一個簡短的記錄。一般是愛爾蘭人與愛爾蘭人之間。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爭吵。偶爾變化一下，也有兩個種族之間的爭吵。每天的證據往往是前一天證據的翻版，因此每天的工作極端單調、沉悶。就我所知，對之唯一有點興趣的人要算是警庭的譯員了。他是個英國人，卻非常熟悉五十六種中國方言。每隔十分鐘，他便換一種方言。這種鍛煉使他精力充沛，腦子很清醒，和記者不一樣。然後，我們得去高等法院，記錄下前一天作的判決。所有這些法院都被列入「日常新聞」這一欄內。這些是新聞的可靠來源。在一天的其餘時間裡，我們就找遍全市各處，盡可能搜集一些資料，用以塞進各欄──而如果沒有什麼火警可以報導的話，我們就編造出一些來。

　　晚上，我們就往六家戲院去，去了這家去那家：每週七個晚上，每年三百六十五個晚上，天天如此。我們每一處停留五分鐘，把戲劇或歌劇看上一兩眼，然後憑了這一點就「詳細報導」這些戲和歌劇。並且，如人們所說，一年到頭，每晚上絞盡腦汁，力爭在說過了幾百次之後，對這些演出說些什麼新鮮的話。從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四十年來，我每次在劇院外邊張望，就不免像「雷繆斯叔叔」說的那樣，感到不快──至於裡邊如何，我可以說幾乎一無所知，因為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我很少去看，也不想去看，不論人家怎麼勸說，我這個習慣改不了。

　　從每天早上九、十點鐘到晚上十一點鐘，為了搜集資料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以後，我便拿起筆來，用詞句湊成拙劣的作品，報導的範圍越廣越好。這委實是可怕的苦差事，沒有靈魂的苦差事，可說是毫無趣味。對一個懶漢來說，這是在服可怕的苦役，而我生來就懶惰。儘管我今天並不比四十年前更懶些，不過那是因為我在四十年前便已達到了懶惰的頂峰，因而再也超不過去了。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一個星期天下午我看見幾個惡棍在追逐一個中國人，對他扔石子，這個中國人正沉重地背著信奉基督教的主顧們每週換洗的東西。我注意到，有一個警察頗有興趣地從旁觀看這場表演──只此而已。他沒有出來干涉。我懷著滿腔義憤寫下了這個事件。一般說來，我每天早上不喜歡重看我前一天晚上寫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一個麻木了的心靈寫的。不過這一篇是一個生氣勃勃的心靈所寫的，其中有火，我認為這是文學──因此我第二天便熱切地在報上到處找。報上沒有。第三天早上還是沒有，再後來還是沒有。我到排字房去，發現這篇稿子已和其他被宣判死刑的稿子一樣塞進活字盤了。我問了一下。工頭說，巴恩斯先生在校樣中發現了這篇東西，他命令銷毀。巴恩斯先生還提出了理由──不是對我就是對工頭說的，我已經記不清了，不過從商業觀點來說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說，《晨訪報》如同當時的紐約《太陽報》一樣，是洗衣婦的報紙──也就是說，是窮人的報紙，是唯一的一張廉價的報紙。它得以生存，是靠了窮人，因此務必要尊重他們的偏見，不然就得夭折。愛爾蘭人是窮人。他們是《晨訪報》的支柱。沒有他們的支持，《晨訪報》一個月也生存不下去──而他們是憎恨中國人的。我試圖進行的攻擊，會捅愛爾蘭人的馬蜂窩，使報紙受到嚴重損害。對朝中國人扔石頭的惡棍進行批評的文章，《晨訪報》登不得。

　　當年，我是個高尚的人，我如今總算是活過來了。我那時候不大明智。如今我能趕上時代的潮流了。前天，紐約《太陽報》刊登了該報駐倫敦通訊員一兩段新聞，使我弄清了自己處於什麼樣一個地位。通訊員提到了過去十二個月中我們美國人的幾樁事件，譬如像我們規模很大的保險公司腐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一些顯赫的商人以在保險公司裡從事偷盜作為自己的專業。還有一些大城市，像費城、聖路易以及別的一些大城市，揭發出了昧著良心幹出的貪汙案，可真是大規模的貪汙案。最近，還揭發出了賓夕法尼亞鐵路系統這樣一個在企業內成百萬元的貪汙案──還揭出了美國全國各地規模較小的商業舞弊案。最後，還有厄普頓、辛克萊今天揭發出的貪汙案中最駭人聽聞、最害死人的案件，就是牛肉托拉斯案件（指辛克萊著名小說《屠場》）。這項揭發使得總統不得不要求那個不樂意的國會通過一項法律，防止美洲與歐洲一股腦兒落入醫生和掘墓人的手中。

　　據這位通訊員說，歐洲人正在紛紛懷疑，不知道美國還有沒有留下一個真正誠實的男子漢。在一年前，我認為除了我自己，美洲土地上已經沒有這樣的一個人了。這個例外後來也給抹掉了。如今我的信念是，在美國，已沒有一個誠實的男子漢了。我過去能抓住我那個救生圈，一直到今年一月。今年一月以後，我就沉下去了，和洛克菲勒、卡內基以及古爾德們、范德比爾特們和其他職業賄賂者們一起沉下去了。我就像最沒有良心的那幫人一樣，發誓要逃避稅收。這對美國是一個重大損失，因為我是不可代替的。我深信，需要五十年才能產生接替我的人。我也深信，就美元而論，全美國的人──除了婦女──已經腐爛透頂了。請你們注意，我是作為死人說這些話的。如果有任何活著的人公開地這麼說，我也要說他過於輕率了。

　　不過，正如我剛才說的，我四十年前比今天要高尚一些，我當時對於我的處境──作為《晨訪報》這樣一個報紙的奴隸──深感羞愧。我要是更高尚些的話，早就應該像其他英雄好漢一樣拋棄那個職業，走出去，活活挨餓。不過我還從沒有過這類經驗。我跟其他人一樣，總是夢想著英雄主義，不過沒有實踐經驗，不知道怎樣開始。從餓肚子開始，這我可吃不消。在我的一生中，已經有過一兩次很接近這樣的地步了，回想起來真不是個滋味。我知道，我要是辭職不幹的話，肯定得不到另一個職業。這我很清楚。因此，我把受到的屈辱吞下肚去，還待在原來的職位上。不過，在早先我對工作本已興趣很少，如今則根本沒有興趣了。我還繼續照幹我的工作，可是興趣卻一點兒也沒有，這樣下去，自然後果不好。我頂著不理睬它。而正如我上面說過的，這麼多事一個人幹是困難的，照我如今的幹法，很明顯，足夠兩三個人幹的。連巴恩斯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要我找個助手，給一半工資。

　　下面會計室裡有一個笨頭笨腦的彪形大漢──脾氣好，對人親切，腦子比較差勁──每週幾乎掙不到什麼錢，住宿自理。會計室辦事員裡有一個缺德的小夥子，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老是喜歡捉弄這個海岸癟三，還給他取了個名字──不知怎麼的──總覺得起得有點唯妙唯肖。他管他叫斯密基．麥克格羅勒爾。我提出讓斯密基擔任助手這個職務，他很快便高高興興地接受了。他幹起事來，用了十倍於我的精力。他不大精明，不過做《晨訪報》的一個記者並不需要動腦子，因此他幹得盡善盡美。我慢慢地習慣於把更多的工作交給麥克格羅勒爾去幹。我越來越懶，不到三十天，幾乎全部的工作都由他挑了起來。很明顯，全部工作可以由他一個人幹，他還可以幹得更多，因此實際上並不真正需要我了。

　　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剛才提到的那個事件發生了。巴恩斯先生把我辭退了。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人家辭退，這至今還傷我的心──雖說我已在墳墓中了。他並沒有粗暴地辭退我。他的脾性不會這麼做。他是個魁梧的美男子，面容和善，待人接物有禮貌，穿著考究。他對任何人都不肯說什麼粗魯的話。他把我悄悄叫到一旁，勸我辭職。就像父親啟示兒子，是為了他好，我也就服從了。

　　我如今又面對廣闊天地，無處可去了。憑了我所受的長老會的教養，我知道，《晨訪報》給它自己惹來了一場災難。上蒼的那一套我是知道的。我深知，這一次冒犯是會得到報應的。懲罰會在什麼時候降臨，以什麼形式出現，這我無從預測，但是我能肯定遲早會有報應。是報在巴恩斯身上，還是報在他的報紙身上，這我不能肯定。但是，巴恩斯是有罪之人，而根據我所受的教養，我知道，懲罰往往落到無辜的人身上。因此，我很有把握地感覺到，由於巴恩斯的罪孽，將來遲早有一天，報紙要倒霉。

　　千真萬確！四月第四週（一九○六年，大地震之年，也就是馬克．吐溫寫作之年──原編者注）寄到的第一批畫片中──但見《晨訪報》大樓好像一座華盛頓紀念碑矗立在被毀的城市之中。樓房建築本身全都不見了，只剩下了鋼鐵骨架！這個時候，我說，「上蒼的做法多麼神奇！」我早知道會有報應的。我知道它已有四十年了。在整個這段時間當中，我對上蒼從未喪失過信心。報應比我預期的推遲得久了些，不過彌補得已經很充分了。有些人也許會奇怪，上蒼怎麼會光只是為了算清一筆四十年的老賬，一個被辭退的區區記者與一家報館之間的老賬，就毀掉了擁有四十萬居民的整個城市。不過對我來說，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我是受過教育的，我是受過訓練的，我是個長老會的教徒，我知道這些報應是怎樣報的。我知道，在《聖經》年代裡，倘若一個人犯了罪，附近整個民族──連同牲口和其他一切──遭到滅絕的事便很可能會發生。我知道上蒼對別的人不會特別優待，因此祂就把別人和祂所要找的人連在一起。我記得，在《基督神跡》裡，有一個人晚上參加祈禱會後回家，一路上高聲咒罵，結果在九個月後遭到了報應。他的妻子和七個孩子，突然之間同時得了重病，一個個在極度的痛苦中死去。等到那一週的週末，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個人了。我知道，那用意是要懲罰這個人。我還知道，他要是有點兒聰明的話，準會明白，這樣的用意是實現了，儘管主要是通過犧牲別人才實現的。

第二十五章

　　在那個古老的年代，《晨訪報》的會計室在樓下，美國造幣廠監督處在二樓，布雷特．哈特是監督的私人祕書。編輯部和記者的住處在四樓，排字房在五樓，也就是頂樓。在斯密基．麥克格羅勒爾來了以後，而不是在這以前，我和布雷特．哈特在他辦公室一起待過不少時候。哈特當時正給《加利福尼亞報》寫了不少東西──寫「縮節本小說」和附在後面的小品文，而且還擔任編輯。我記得是這樣，我是投稿人。查爾斯．赫．韋布也是投稿人。還有普倫蒂斯．馬爾福德。還有個叫做黑斯廷斯的年輕律師。他保證有一天會在文壇大獻身手。查爾斯．沃倫．斯托達德是個投稿人。如今（一九○六年──原編者注）仍為各家雜誌所歡迎的安布羅斯．比爾斯，當時在舊金山某家報館任職──也許是《黃金時代》。我們在一起混得不錯──一起搞社交活動做得很高興。不過這是在斯密基．麥克格羅勒爾來協助我以後。在這以前，沒有這個閒空。斯密基對我的幫助很大──共三十天。後來他陷入一場災難之中。

　　是造幣廠監督斯韋因先生發現了布雷特．哈特．哈特是在五十年代來到加利福尼亞的。當時二十三四歲。他浪遊到了懷里卡的露天礦營地。懷里卡這地方得了個怪名字──開頭是急需一個名字的──那是發生了一件意外事故以後才得的。當時有個麵包房，它有個招牌，還沒有掛出去，不過已經油漆過了，正攤開來吹乾，ＢＡＫＥＲＹ這個詞，除了Ｂ字外，都看得清，不過給倒過來了。有一個人讀顛倒了，讀成ＹＲＥＫＡ，以為這就是營地的名字。營地上的人對此很滿意，就採用了這個名字。

　　哈特在營地教了幾個月的書。他還編輯了用以代替報紙的一家蹩腳週刊。他還在傑卡斯．古爾奇的小煤窯裡待過一陣（幾年以後，我在那裡待過三個月）。正是在懷里卡和傑卡斯．古爾奇，哈特學會了準確地觀察加利福尼亞州的叢林地帶的景物和一般鄉間的景象──公共馬車，馬車夫，乘客，露天礦工的衣著和一般生活，賭徒和他們的女人等等，並像照相一般如實地寫了下來。也正是在這些地方，他學到了他所不懂的有關開礦的知識，這些都不難觀察，也學會了怎樣使人讀起來仿佛出自行家的手筆；也是在這些地方學到了怎樣用礦工們古怪的方言迷住歐洲人和美國人──這種方言可說是天上地下從來沒有人用過，只有哈特才發明了這種方言。在哈特以後，這種方言也就死去了，而這並未造成什麼損失。不久，他到了舊金山。他的職業是排字工人，在《黃金時代》幹活，每週十元。

　　哈特是專幹排字的，不過他設法把活幹得輕快些，自願給報紙寫個稿子消遣消遣。主編兼發行人喬．勞倫斯從未見過哈特的手稿，因為根本就沒有手稿。哈特一邊在活字盤旁幹活，一邊在腦子裡編出他的文學作品來，一邊編一邊排。《黃金時代》表面上以文學報紙自誇，不過它所登的文學作品是馬馬虎虎的東西，徒具文學的形式，認真起來算不得文學。造幣廠監督斯韋因先生注意到了《黃金時代》的交響樂中冒出了一個新的音調──在樂隊嘈雜聲中浮起了一個清新有力的音調，可以聽得出是音樂。他問喬．勞倫斯，這個演出者是誰，勞倫斯便告訴了他。斯韋因先生認為，讓哈特在這樣一個地方浪費青春，待遇如此菲薄，那是個恥辱。他就把他帶走了，讓他擔任他的私人祕書，掙一份高薪，沒有多少事要做。還對他說不妨本著自己的愛好幹，發展自己的才能。哈特很樂意，於是就開始了他發展的道路。

　　布雷特．哈特是我見到的最為有趣的人之一，也是我所見到的最沒趣的人之一。他裝模作樣，不踏實，不真誠，還在衣著上常常表現出他的這些素質。他相當漂亮，儘管滿臉是麻子。在他經濟狀況支付得起的時候──以及支付不起的時候──他的衣著總是比當時流行的時髦樣式更先進一點。他總比當地社會上最講究的人明顯地更講究那麼一點兒。他對衣著很講究。雖說衣著很顯眼，可並沒有一點點俗氣，或者叫人看了不舒服。他的衣著總有那麼一點微妙的特徵，微妙得恰到好處，而就是這麼一點特徵，使得哈特和極端追求時髦的人有所不同。這往往見之於他的領帶。領帶往往是單一顏色的，色彩很鮮。也許往往是深紅色的──在顎下仿佛一片火紅，再不然就是靛藍色的，又那麼鮮，仿佛鮮艷的巴西蝴蝶正停在那裡。哈特喜愛自我陶醉到了這個程度，甚至表現於神情舉止和走路的步法上。他的神情舉止是優雅的、從容的，他的步法是有點兒做作的，但對他來說又恰到好處，因為如果一點兒也不做作的話，便會和他這個人和他的衣著不協調了。

　　他這個人缺乏誠實的氣質。依我看，他是激動不起來的。因為我覺得，他對一切都很漠然。我看他的心只是個水泵，沒有別的功能。我情不自禁地幾乎要說，我確實知道它沒有別的功能。在那些日子裡，他在三層樓上當私人祕書，我是四層樓上憔悴困頓的記者，還有斯密基．麥克格羅勒爾在近旁幽靈般地蕩來蕩去，我是很熟悉他的。五年以後，在一八七○年他到東部來接受人家的聘請，擔任芝加哥《湖邊月刊》的主編。他橫跨大陸的時候，真是無限風光，引起了全國的熱潮，仿佛印度總督上任一般，或者如同哈雷彗星不幸逝去七十五年以後重又出現一般。這些我也知道得很清楚。

　　他後來橫渡大洋去做領事，先在德國的克雷菲爾德，後來到格拉斯哥任領事，他在這以前的情況，我都很了解。他再也沒有回到美國來。他在倫敦逝世的時候，他離開美國，離開妻子、女兒已有二十六年了。

　　這就是布雷特．哈特其人。他從狄更斯那兒學來的感傷的文筆，能使人家情不自禁地流下熱淚，因而成了兩個半球的農民普遍歡迎的佳作。有一回，他自我解嘲般笑嘻嘻地對我說，他已掌握了叫敏感的人流淚的技巧。意思是說，敏感人的眼淚貴如油，而他運氣好，發掘到了。

　　有一次為了接洽業務，哈特在哈特福德我家裡住了兩週，在這期間，他有一回對我說，他出名是由於一次偶然事件──他一度非常懊惱的一次偶然事件。他說，他寫過《異教徒的中國人》，是寫著玩玩的。寫後扔到了字紙簍裡。不久，《橫貫大陸月刊》急需稿子，以便排滿付印。他沒有別的東西，就把《中國人》從字紙簍裡找出來充數，寄了出去。我們大家都記得，文章引起了轟動，影響及於基督教國家的各個角落，哈特的名字，一週前還默默無聞，一週後便聲名卓著，仿佛用巨筆把名字寫到了天際。他把這名聲看做一場災難，因為他已經在著手寫《咆哮營的幸運兒》。那是一部高級的文學作品。他一直熱切希望，能憑了這個在世人眼中出人頭地。

　　《異教徒的中國人》的確妨礙了這個夢想的實現，不過時間不長。不久，《咆哮營的幸運兒》、《田納西州的夥計》以及巧妙地模仿狄更斯的其他一些作品，帶來了更高雅的光榮。在舊金山時代，當他被人讚美為成功地模仿狄更斯的作家時，他絕沒有引以為羞。他是以此為驕傲的。我曾親自聽到他說，他是全美國模仿狄更斯最成功的一個人。這句話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也就是，在當時的美國，有很多人在野心勃勃地、毫不掩飾地模仿狄更斯。他的長篇小說《加布里埃爾．康羅伊》的風格非常像狄更斯，簡直好像是狄更斯親筆寫的。

　　在我們年輕的時代，我們不可能逃避人生，這真是不幸。三十六年前，布雷特．哈特成為舉世矚目的人物，滿載著榮譽動身往東部去的時候，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了。他一生中最值得尊重的時光已經過去。他一生中最值得他自己尊重的時光已經過去。他正進入一個悲慘的階段，充滿了貧困、債務、屈辱、羞恥、受氣、辛酸以及譽滿全球，而這樣的名望必然常常引起他的厭惡，因為這使他的貧困以及性格中不體面的方面愈加突出，即使採用任何藝術的力量來掩蓋也掩蓋不了。

　　他是個快樂的布雷特．哈特，一個心滿意足的布雷特．哈特，一個雄心勃勃的布雷特．哈特，一個滿懷希望的布雷特．哈特，一個開朗的、高高興興的、笑呵呵的布雷特．哈特，一個風華正茂生氣勃勃的布雷特．哈特。這樣一個布雷特．哈特在舊金山死去了。那就是橫跨大陸顯赫一時的布雷特．哈特的屍體。他拒絕前往芝加哥參加一次宴會，因為它違反了一項禮節──沒有派馬車去接。他在《湖邊月刊》不幸垮臺以後，丟下了宏偉的計劃，踏上了東去的旅程。他同意為了每年一萬元的收入在一年中為《大西洋月刊》絞盡腦汁──在當年這是一筆巨款了──卻沒有為這筆巨額收入提供過什麼值得一提的東西，而是一年還不到，便收下了這筆錢，把錢花個光，然後開始他那個向男人借債，靠女人活命的慘淡、窘困，雖生猶死的生活，直到走進墳墓才算了結。

　　當他還是個年輕小夥子，剛到太平洋沿岸，到處閒逛找黃油麵包吃的時候，他曾有過一次奇異的經歷。他跟我講過他早年的某些遭遇。在懷里卡充滿活力的挖掘金礦營地，他一度教過書，同時給一對排字工匠辦的小小週報擔任編輯，這樣搞點兒外快。

　　作為編輯，他需得看校樣。有一次，校樣有一處錯誤。錯誤出在過去年代裡的訃告這一欄內。當我們還是個軟心腸、多情善感的民族的時候，這個訃告欄曾是普遍流行於美國各地的風尚。訃告占半欄的地位，是按照格式寫的。也就是說，用的是最高級的詞──筆者試圖用最高級的詞，來頌揚死者湯普森太太，高度讚美她的美德，於是寫下了溢美之詞，最後按照老一套的格式，照例說一句：「我們的損失是她永恆的收益。」

　　哈特發現校樣上有這樣的評價：「即使在懷里卡，她的貞節（Ｃｈａｓｔｉｔｙ）也是很突出的。」當然，這是「仁慈」（Ｃｈａｒｉｔｙ）這個字排錯了。不過，哈特沒有想到這個。他知道是排字工人排錯了字。他也知道一查原稿，便會弄清楚的。因此，他按照校稿的規矩，照例用筆標明了務須查對原稿。這是極簡單的事，花不了他多少時間。他在「貞節」這個字下面劃了一道黑線，邊上加了個問號，用括號括了起來。意思無非是說，「這個字有問題，請查一下原稿，改過來。」可是另有一條校稿的規則他卻疏忽了。這條規則是：一個字如果強調不夠，必須在這個字下面劃一條線，這樣，排字工人就得用斜體字排。

　　哈特第二天早上拿起報紙，對訃告欄只是隨便看了一眼。然後他牽了一隻沒有人照看的騾子，騎著跑出了鎮。他心裡很清楚，不多一會兒，那位鰥夫一定會帶著槍找來的。在那個訃告欄裡，由於玩忽職守造成的那段評價的話變成了這樣：「即使在懷里卡，她的貞節也是很突出的（？）」──這樣一來，訃告變成了挖苦。這有多糟，並且時機又多麼不合適！

　　最近我接到了湯姆．菲奇的來信，信中有一句話使我想起了哈特的另一次遭遇。湯姆．菲奇就是在決鬥中被喬．古德曼打瘸了的那個人──他還活著，雖然他住在亞利桑那。在地球各處逛蕩了多少年以後，菲奇還是回到了他早年所鍾愛的地方：沙漠、山艾樹和長耳兔。這些東西以及當地土著居民古老的風尚，使他精神振奮，青春煥發。那些友好的人拍拍他的肩膀，直呼他的名字──是啊，且不管人家叫他什麼名字，你聽來也許不順耳，可是菲奇覺得心裡舒坦。他懂它的深刻含意；他理解名字背後的一片深情，因此對他的精神來說，這是音樂，他滿懷感激的心情。

　　《咆哮營的幸運兒》問世的時候，哈特馬上出了名。人人在講他的名字，都在誇他。有一回，他去薩克拉門托。他上岸的時候，忘掉了預定回去的鋪位。下午晚些時候，他來到碼頭的時候，他才發覺自己太疏忽了。很明顯，幾乎薩克拉門托全鎮的人都想到舊金山去：從票房沿著跳板，經過堤岸，一直到街上，排著長長的隊伍，望不到頭。

　　哈特只有一個希望。在戲院、劇場、汽艇和輪船上，往往有五、六個好位置留給到得遲的著名人士。如果他能把他的名片偷偷塞給賣票員的話，也許，靠了他的名字能弄到一個保留著的鋪位。因此，他就沿著長長的行列一步步往前移動，最後和一個山裡來的彪形大漢礦工肩挨著肩。此人腰佩手槍，頭戴垂邊帽，遮住了這位冒險家絡腮鬍子的臉。身上穿著的衣服，從下巴頦到靴子尖，星星點點滿是泥巴。隊伍在售票處窗口慢慢移動，每個人都聽到這樣命中注定了的回答：「沒有鋪位了，連統艙都擠得滿滿的了。」哈特把名片遞進去的時候，售票員正在朝魁梧的大漢，也就是那個礦工說這樣的話。售票員一見名片便叫了起來，一邊把鑰匙遞給他：「啊，布雷特．哈特先生，見到你很高興，先生！特等艙全給你一個人用，先生。」

　　沒有找到床位的礦工朝哈特瞪了一眼，使得周圍的氣氛頓時陰沉下來，這位作家嚇得手發抖，手中的鑰匙和繫在鑰匙上的木牌嗒嗒作響。接著，他從礦工眼前消失不見了。他想躲到救生艇以及上層甲板上這類東西的後面，躲開礦工，以保個平安。可是，他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礦工很快便出現在那裡，正在到處張望，他一逼近，哈特便轉移一個躲藏的地方。這樣有半個鐘頭沒有出差錯，可是後來終於出了事。哈特估計錯了。他從一隻救生艇後面小心地爬出來，卻面對面撞上了礦工！他知道情況不妙，千鈞一髮，但是再逃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直挺挺站在那裡，等待末日來臨。那位礦工嚴肅地說：「你是布雷特．哈特麼？」

　　哈特有氣無力地承認了。

　　「你寫了《咆哮營的幸運兒》麼？」

　　哈特再一次作了供認。

　　「真的麼？」

　　「是的。」──聲音像蚊子叫。

　　礦工突然喊了起來，既熱烈，又深情。

　　「媽的！把手伸出來！」他的巨掌緊緊握住了哈特的手，使勁地用力。

　　湯姆．菲奇懂得使用這個表示歡迎以及愛慕之情的話。只要去掉塵土，這話是妙不可言的。　　

第二十六章

　　老話說，上帝保佑小孩和傻瓜。這是千真萬確的。這我知道，因為我試驗過了。

　　我有幾次明顯地遭到極端的危險，卻由於這個神祕力量的干預而免除了大災大難。在我的一生中，曾有不少聰明人能看出我這個人極易上當，往往毫無戒心，落入人家為我設好的圈套，可是我卻總能出乎意料之外地安然脫險。四十多年前（寫於一九○七年──原編者注），在舊金山，凌晨兩點，工作剛結束，工作人員紛紛前往滾球場去。那裡有十二個場子。我也在被邀請之列。那是勉強邀請我的，只是由於禮貌罷了──我的意思是說，人家客客氣氣地邀請了我，不過並不是非去不可。可是當我靦腆地辭謝，說我不會玩這玩意兒的時候，這些愛熱鬧的年輕人馬上變得非要我參加不可了。我對此很得意，因為我看不出有什麼圈套，便天真地、滿懷感激地接受了邀請。他們分配我一個滾球場。那些年輕人還給我解釋該怎麼玩。還對我說，可以玩一個鐘點，在這個鐘點裡，誰成績最差，誰就得請大夥吃蠔肉、喝啤酒。我聽了很不安，因為這等於預告非叫我破產不可。我很懊惱自己一開頭把這一點忽略掉了。不過我的自尊心不允許我中途退場，便待了下來，盡量裝得高高興興的，仿佛很高興能來參加似的。要我裝得像希望的那樣看上去很滿意是不可能的，不過人家倒顯得很起勁，因為他們幸災樂禍的心理是遮掩不住的。他們教我怎樣站，怎樣彎腰，怎樣對準球，怎樣滾，遊戲就這樣開始了。

　　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完全外行，發的球都是錯的，不過沒有關係──在半小時中，我發的球沒有一次不是在場的那一頭全中。別的人早就洩了氣，不那麼開心了。偶爾有人全中，不過那很難得，跟我的高分相比，就算不上什麼了。半個鐘點結束以後，夥計們終於投降了，披上了上衣，圍在我的四周，用很有禮貌而含意十分確切的語言表示，有人明明是一位老手，卻不惜撒謊欺騙，以便對好心腸的朋友進行掠奪，而這些朋友卻還真心相信他，以為他是個老實可敬的人哩。我沒有本領能叫人家相信，我並沒有說什麼謊。既然認為我已經喪失品德，他們對我所說的話自然聽不進去。場地的主人當時站在一邊，沒有說什麼話，不過後來倒是幫我說了話。他說，「先生們，這仿佛很神祕，不過一經解釋，就並不神祕。這是個凹糟球場，你只要把球發出去，你愛怎麼發就怎麼發，其他的事，凹糟會辦理的，每次球都會擊中靶子的東北曲線，球就非全中不可。」

　　這是實話。夥計們做了試驗，結果發現誰也沒有本領能發了球而擊不中。當我跟夥計們說，這玩意兒我一點也不懂的時候，我說的是實話。不過我一生中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況，只要我稍稍偏離一點普通的習慣與規矩，說了真話，聽話的人總是聽不進去。這是規律。

　　二十五年前，我來到倫敦，作幾週演講，是由喬治．多爾比主辦的。喬治．多爾比曾於五、六年前在美國主辦過狄更斯作品的朗誦會。他把我帶到阿爾班瑪爾，供我吃喝。在宴會上，他興高采烈地大講特講他怎樣是個打彈子球的能手。他聽到我說，我從未見過這個玩意兒，不懂得怎樣把球打進球囊，他便一點一點教給我，教個不停。到後來，我覺得仿佛是置身在彈子球發明人的面前，或者是在他嫡系子孫的面前一般。宴會結束，多爾比急於教我玩這個玩意兒，並且把他的高超技術表演給我看。我們退到彈子房去，他把球擺成個平面的金字塔，要我先打塔尖那個球，然後一個個地打，盡量把十五個球都打進球囊裡去。爾後他會拿起球杆，表現老手打球的本領。我照他的吩咐打了起來。開始的時候，由於外行，有點膽怯，等到一盤盤打完，球全打進了球囊，多爾比便對我大肆挖苦。

　　在多爾比看來，我是個撒謊的人。他認為他是上了當，而且這麼輕易便上了當。不過他還是比較公道地把他和我同樣都挖苦了一番。他盡情地嘲笑了他自己的幼稚與天真，竟然讓一個沒有品德、醜名四播、悠閒浪蕩的美國人害得他上了當。並且叫他上當的事又如此明明白白，即使終生不出門的老實頭，也是不會這麼受騙的。另一方面，他對我斥責得非常嚴厲，說我故弄玄虛，逗引他在一個故意撒謊做假的專家面前大吹牛皮，而這個專家一個鐘頭打進球囊的球，要比他一天之內打進的還多哩。

　　在打彈子球這件事上，我始終沒有能重新獲得多爾比的全部信任，儘管在其他方面他是信任我的，並且保持了這個信任，一直到他逝世。從那次以後，我玩過幾次，不過那第一次卻是我平生能一盤打進十五球的唯一的一次。

　　有好幾回我這個不善於懷疑的天性使得我必須靠上帝來保護，免得落入圈套。三十年前，埃爾邁拉的幾個銀行家邀我跟他們玩「木炮」這玩意兒。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玩意兒，便說，如果這需要聰明才行的話，我便無法奉陪了。可是他們說，這只是碰運氣的遊戲，不需要動腦筋──我便同意試一試。他們指定下午四點鐘作為宰割犧牲品的時間。地點則選定底樓有大窗戶的地方。接著，他們狡猾地到處宣傳他們準備怎樣「捉弄」我。

　　我準時到場，我們便開始玩起來──由一大批免費參觀的人進行監督。監督者們待在房子外面，鼻子抵住了玻璃窗。銀行家們把這遊戲解釋給我聽。就我記憶所及，大致是這樣一套格式：他們在桌子上放了一大堆墨西哥銀元，其中十二個是雙數的年代，五十個是單數的年代。銀行家們從中取出一塊銀元，放在手心下面，叫我猜是單數還是雙數。如果我猜準了，那塊銀元便是我的了。如果猜錯了，我便輸掉一塊錢。我第一回猜的是雙數，結果猜對了。我又猜還是「雙」數，把錢贏到了手。他們又給我猜，我又猜「雙」數，又贏了。第四次，還是猜「雙」數，又拿進了錢。在我看來，這「雙」數很走運，我不妨堅持「雙」數，我這麼做了。我猜「雙」數猜了十二次，拿進了十二塊錢。我所猜的正是他們私下希望我做的。憑了他們對人性的體會，他們深信，從我臉上看得出來，我是個天真的人，而凡是天真的人，第一回猜準了，並且繼續不斷猜贏了，便會把第一回猜的堅持下去。他們還相信，一個天真的人幾乎可以斷定開頭猜的是「雙」數，而不是「單」數，一個天真的人如果連續十二次猜「雙」數，每次又猜贏了，那麼，他準定會猜「雙」數一直猜到底──因此他們的打算是讓我贏得這十二次「雙」數，然後開始拿出單數的，一個接一個，直至我輸掉五十塊錢，這樣，這些監督人一個星期內就不缺乏笑料了。

　　可是事實並沒有像他們預料的那樣發展。因為等到我贏進了第十二塊錢，等到最後一個「雙」數過去，我便退出遊戲了，因為老是單方面贏，太單調了，我不感興趣。我走出來的時候，窗口的監督們大聲哄笑，不過我可不懂他們笑些什麼，也不知道笑的是誰，反正我對之沒有什麼興趣。通過這次意外事件，我獲得了機靈與有眼力這樣令人羨慕的好名聲。不過這可不是我的功勞，因為我的眼力並不比母牛強。　　

第二十七章

　　我從佩因先生（艾伯特．比奇洛．佩因──原編者注）那裡知道，吉姆．吉利斯（寫於一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原編者注）死了。他是在久病之後，於兩週前在加利福尼亞逝世的，享年七十有七。佩因先生和古德曼先生一道去看過他，不過吉姆病太重了，不能見人。史蒂夫．吉利斯臨終的日子也近在咫尺了，他高高興興地、平平靜靜地躺在那裡，等著那一天。他是傑卡斯．古爾奇森林地帶的人，吉利斯家還有不少人在那裡，這些人我在四十多年前都很熟悉──喬治和比利，也就是史蒂夫和吉姆的兄弟【註】。史蒂夫和喬治以及比利他們，有一大群兒孫，而吉姆則一輩子打光棍。

　　【註】在一八六六年，馬克．吐溫離開《晨訪報》以後，曾在傑卡斯．古爾奇的卡拉弗拉斯縣的「礦洞」待了三個月，但是沒有找到礦──原編者注。

　　據我看，吉姆．吉利斯這個人要比他家屬親友心目中的他傑出得多。他的想像力很強。這個人具有那麼一種氣質，能夠即興做一件工作，而且做得很好。能幹得輕鬆愉快，用不著事前準備，能一邊講，一邊就把一個故事編好了。不管故事講到了哪裡，只要腦子一閃，便能湧出清新的幻想。也不用擔心故事能否結束得漂亮，令人滿意，或者根本結束不了。吉姆是個天生的幽默家，而且是很有能耐的幽默家。一想起他雖未經過什麼訓練已有這麼大的才能，我就堅決相信，要是他能早一點被人家發現，並經過幾年的筆頭訓練，肯定會成為一個明星表演者。一個天才往往難於發現他自己，也往往難於被親友所發現。我甚至可以說得更嚴重些，一個天才──至少是文學上的天才，根本不可能被他的熟人所發現，他們跟他太熟悉了，他處在他們注意的焦點之外，他們不可能看出他的才能有多大，他們不可能體會到他和他們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他們不可能對他作正確的透視。而事實上，只有通過透視，才能認識到他和他周圍有數的一些人之間的差異。

　　凡是經常在近處見到聖．彼得大教堂而又從沒有走出過羅馬的人，不可能對聖．彼得的規模有什麼很深的印象。只有陌生人，老遠從坎帕納那兒來，才會看到羅馬只是一片朦朧，一片汙糟，獨獨這巍峨的寺院矗立在那裡，在孤獨中顯得無與倫比的莊嚴。成千上萬的天才生下來，又死去了，沒有被人家發現──沒有被他們自己發現，也沒有被別人發現。要不是那場南北戰爭，林肯、格蘭特、謝爾曼和謝里登不會被人家發現，也不會升到顯赫的位置。這件事我在一代人以前寫的一本至今還沒有發表的小冊子裡──《斯托姆菲爾德船長訪問天國》──提到過。斯托姆菲爾德到了天堂以後，急切想瞻仰一下無與倫比的軍事天才凱撒．亞歷山大和拿破崙，可是天堂裡一個老住戶告訴他說，這些人不能算是什麼軍事天才，他們只能稱作無名的班長。這是和一位不同一般的軍事天才相比來說的。此人的職業是製鞋匠，在新英格蘭一個農村裡生了下來，死掉了，畢生默默無聞，在塵世的一生中也沒有參加過一次戰役。他在世上時，沒有被人家發現。可是一到天堂，天堂裡就知道了他，賜他以種種榮譽。而如果地球上早知道他是這個星球上最非凡的軍事天才的話，這些榮譽原本是他在地球上的時候就應該享受到的。

　　我在吉姆．吉利斯和他的「夥伴」迪克．斯托克在傑卡斯．古爾奇的木屋子的家裡待過三個月。那個傑卡斯．古爾奇是我剛才講到過的寧靜、美妙、夢也似的森林地區裡的天堂。吉姆有時會靈感突發，站在燃著大塊大塊木柴的爐火之前，背對著火光，背起了雙手，即興編出一套謊話──一則神仙故事，一則著力渲染的傳奇──往往以迪克．斯托克作為故事的主人翁。吉姆常常裝做一本正經地說，他所講的完全是歷史事實，確確實實的歷史事實，不是什麼傳奇。頭髮花白，生性善良的迪克．斯托克則坐在一邊，吸著菸斗，平靜地傾聽著這些大膽編造的故事，從不說一句不以為然的話。

　　在我的一本書裡──我想是《哈克貝里．芬》吧──我曾採用了吉姆一次即興講的故事，也就是他稱之為《極端可恥的悲劇》的。為了適宜印刷，我得大加修改，但是這樣一來，對原來的故事有很大的損害。照吉姆所講的那樣，照吉姆邊講邊編的那樣，這恐怕是我所聽到過的最有趣的故事了。一印成書，便遜色不少，沒有趣味。而它原來的樣子，則是講得多麼酣暢淋漓啊！在我另一本書叫《海外流浪記》裡，我採用了吉姆另一個即興講的故事，講的是一隻可憐的、天真而愚蠢的啄木鳥想叫屋子裡堆滿橡子。這是一則逗人喜愛的故事，一則有趣的故事，裡邊充滿了快樂的幻想。吉姆站在爐火前，滔滔不絕地講，從從容容地講，一邊講，一邊編造，還照例說這全是事實，無懈可擊的事實，純粹是歷史，一點也沒有篡改。我在另一本書裡採用了吉姆另一篇編造的東西，也就是吉姆．貝克的貓的故事，那了不起的湯姆．誇茲（收在《苦行記》裡──原編者注）的故事。吉姆．貝克當然是迪克．斯托克，而湯姆．誇茲是虛構的。也並沒有過這樣的貓，至少並不是吉姆．吉利斯想像之中的東西。

　　吉姆豐富的想像力曾有一兩次給他招來了麻煩。有一天，一個印第安女人走過來，想向我們兜售大青梅那樣的野果。迪克．斯托克住在這木屋裡有十八年之久了，知道這種東西沒有什麼價值，也吃不得。不過他沒有留心，也沒有什麼壞心眼地說，他以前從沒有聽說過。對吉姆來說，這麼一句話便夠了。他把這種鬼果子大大讚頌了一番，越講越說得天花亂墜。他說他吃過千把次了，吃起來只要加點兒糖煮一煮，在美洲大陸上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比這個更鮮美的了。他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迪克打斷了他的話，說既然果子這麼鮮美，那為什麼沒有在當地種一些。這一問，問得他直挺挺地站在那裡，張口結舌地呆了一陣子。吉姆給人家抓住了，可是他不肯停下來。他給窘住了，不過他不是那種甘心屈服或承認錯誤的人。他假裝說，能有這機會再一次欣賞上帝贈送的珍品，那是太好了。啊，他是說到做到的人。據我看，即便他知道，吃了這果子會把他害死的話，他還是會吃的。他買了下來，還笑眯眯、自得其樂地說，能有這個口福，他真是高興極了，倘若迪克和我不想和他一起嚐嚐的話，那就聽便──他不在乎。

　　接著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那麼幾個鐘點之一。吉姆拿來了一隻能裝三加侖的煤油筒，灌了半筒水，放在火上，把十來個鬼果子倒了進去，等到水一開，他便把一把紅糖放進去。水還在開，他時不時地嚐一嚐這糟透了的食物。這邪惡的果子越燒越爛，越燒越軟，他就拿調羹來嚐。他舀起一調羹嚐嚐，咂咂嘴，裝得很滿意，一邊說，最好再加點兒糖──他就把一把糖倒了進去，讓它再開一會兒。一把糖又一把糖放了進去，左一次右一次地嚐了兩個鐘頭，斯托克和我一直在笑他，嘲弄他，罵他，而他則仍然不動聲色。

　　最後，他說果子燒好了，燒得恰到好處，十分完美。他舀了一調羹，嚐了嚐，咂咂嘴唇，高興得忘乎所以。接著，給我們每人一份。我們發現，那幾噸糖也絲毫沒有改變果子可怕的味道。是酸的？一味是酸的，酸得非常厲害，酸得叫人受不了，加進去的糖一點兒也沒有改得了它的酸味，如果不是地獄裡產的話，本來是應該改得了的。我們嚐了一下，便放下來了，可是這位勇敢的吉姆，一往無前的壯士，還在一點一點地喝，一邊還讚不絕口，到後來，連他的牙齒和舌頭都發痛了，而斯托克和我則樂得不得了。在後來的兩天當中，吉姆一點東西也沒有進嘴。牙齒和舌頭痛得厲害，一點兒也碰不得，他連氣都不敢透。可是他仍然吹捧那糟糕透頂的食物，還稱頌上帝哩。這真是驚人地表現出了勇敢。吉姆和吉利斯家所有其他的人一樣，渾身是膽。

　　他一年到舊金山來一次，脫掉了他礦工的粗布衣服，買一套十五塊錢的現成衣服，帽子歪戴到耳朵邊，在蒙哥馬利大街上從容地行走，心滿意足得像個國王一般。身旁時髦的人流不時投來嘲諷的一瞥，他全不在意，仿佛根本沒有注意到。其中有一回，喬．古德曼、我以及其他一兩個老熟人把吉姆帶到交換銀行的彈子房去。那是舊金山有錢的、時髦的年輕人玩的地方。時間是夜晚十點，二十張桌子同時開放，全占滿了。我們在那裡漫步，讓吉姆能有充分的機會好好看看，欣賞欣賞這都市的著名的風光。

　　不時有年輕的花花公子對吉姆和他的服裝說一兩句挖苦話。我們聽到了這些話，不過我們希望，吉姆這樣自我陶醉，可能不至於發現這些話是衝著他說的。可是我們的希望落空了。吉姆馬上警覺起來。接著，他想在人家說這種話的時候當場抓住他。他馬上就抓住了。說話的是一個衣著講究、身於魁梧的年輕人。吉姆朝他走去，站定了，下巴頦朝上，神情舉止表現出了傲慢的架勢。他鄭重其事地說：「是衝著我講的。你得道歉，要不就打一架。」

　　邊上有五六個玩彈子的人聽到他這麼說。他們回過頭來，把球杆往地板上一放，饒有興味地等著瞧如何下場。吉姆的對手一聲冷笑，說：「哦，真的嗎？要是我拒絕，那又怎麼樣？」

　　「那你就得挨一頓打，好叫你改一改。」

　　「哦，是這樣，我倒要看一看。」

　　吉姆的神情仍然嚴肅而沉著。他說：「我向你挑戰。你必須跟我幹一場。」

　　「哦，是嗎？能不能請你定個時間？」

　　「現在。」

　　「那麼急！地點呢？」

　　「這兒。」

　　「有意思。武器呢？」

　　「雙管獵槍，上好子彈。距離，三十英呎。」

　　這是急需出面干預的時候了。古德曼把小傻瓜拉到一邊，對他說：「你不了解這個對手，你這麼幹太危險。你仿佛以為他是在開玩笑，可是他並不是在開玩笑。他不是那號人。他是當真的。你要是拒絕決鬥，他會當場打死你。你必須接受他的條件，而且得馬上接受，要不就來不及了。要麼接受決鬥，要麼道歉。當然你要道歉，有兩條理由：他沒有惹你，是你侮辱了他。這是一條。另一條，你自然不願意殺死一個沒有冒犯你的人，也不願意自己給殺死。你道個歉，還得讓他決定道歉該怎樣措詞。這得比你所能設想的道歉的話更加強烈才行。」

　　這個人道了歉，把吉姆說的話重複了一遍──他倆的四周圍著一大群人在聽著──那道歉的話，其措詞跟古德曼所預料的完全一樣。

　　我為吉姆悲痛。他是個善良而堅定的朋友，一個男子漢，一個慷慨的人，一個誠實而可敬的人，生就一個可愛的脾性。他自己不跟人家吵架，可是一旦吵到他頭上，他就堅決奉陪。　　

第二十八章

　　我從「礦穴」回到了舊金山，一度給維吉尼亞《企業報》寫些通訊，然後由薩克拉門托《工會報》派往夏威夷群島寫點關於糖業的東西。我在檀香山的時候，「大黃蜂」號快輪（中途起火）上的倖存者運到了。他們在一條小船上走了四十三天，食品只夠十天用的。經過這番經歷，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我整天整夜地幹，寫出了一個完整詳盡的報導，扔上了剛解纜的一條雙桅縱帆船。這是發往加利福尼亞的唯一一篇詳情報導。《工會報》給了我比一般報酬高出十倍的錢。

　　四、五個月以後，我回到加利福尼亞，發現自己已成了太平洋沿岸最著名的老實人。幾家戲院的主人托馬斯．麥圭爾說，如今是我發跡的大好時機──要趁熱打鐵──衝進演講的陣地！我就這麼幹了。我宣布要就夏威夷群島的事做一次報告。廣告上最後一句話是：「門票一元，七時半開門，八時開始勢將出現麻煩。」多麼靈驗的預言。麻煩的確在八時開始了。我發現面前只有一個聽眾。我嚇得從頭到腳幾乎都癱軟了。這樣持續了兩分鐘，真比死去還要難受。關於這件事的記憶是永遠磨滅不了的，但是這事也有其積極的方面，因為從此以後，我面對聽眾再也不怯場了。

　　在幽默的領域裡，重複的威力是很大的。幾乎任何一個用詞確切一成不變的習慣用語，只要每隔一段時間鄭重其事地重複它五、六次，最後總是會逗得人家忍不住笑起來。四十年前，我在舊金山第二次試圖作演講時，曾有意識地證實這個道理。我第一次這樣的演講取得了成功，我很滿意。然後，我準備作第二次演講，但又有點兒怕，因為開頭十五分鐘並不幽默。我覺得有必要開頭就讓全場笑一下。這樣一開始，就能和全場聽眾感情融洽起來，而不是聽任場上逐漸凝聚起一種吹毛求疵的情緒。要是那樣的話，結果就太糟糕了。我心裡有了這個譜，便定下了一個方案，其大膽的程度，使我如今回憶起來，還覺得稀奇，我當初怎麼竟有勇氣這麼堅持下來。五、六年來，舊金山給一件十分無聊、索然無味而又剎不住的趣聞害苦了，因為大家早已聽膩了──膩透了。當時，仿佛不把這個發黴的趣聞給人家講一講，做人就沒有了意義一般。我就決心在演講時從這裡開始講起，並且一再加以重複，直到僅僅這樣重複一下，便能夠征服全場，引得他們發笑為止。這段趣聞寫在我的一本書上。

　　在場的有一千五百人。由於我在一家報紙當了相當長時間的記者，他們之中有幾百人我是認識的。他們喜歡我，他們不得不這樣。他們佩服我。我知道，要是我撿起這件叫人討厭的趣聞，並且那神氣仿佛當作什麼新奇的好事，那他們一定會難過，會失望，會從心底裡感到難受。我開頭描繪了一段我在橫貫大陸的公共馬車上第一天的遭遇，然後說：

　　「第二天，在大草原上，在一家小小的驛站上，有一個人走了進來，高高興興地隨便閒聊了一會兒。他說，『你要是愛聽的話。我給你講一件最好笑的事。霍勒斯．格里利【註】有一次經過這條路。他離開卡森城的時候，對馬車夫漢克．蒙克說，他約定了要在普拉塞維爾作一次演講，急著要趕路。漢克．蒙克揮起鞭子，車子開動了，走得飛快。馬車一跳一蹦地往前猛趕，把霍勒斯上衣的鈕扣全都顛掉了。到後來，他的腦袋穿透了馬車的頂篷。他就向漢克．蒙克大聲叫喚，請他趕得穩當一些──說他不像剛才說的那麼急了。可是漢克．蒙克說，霍勒斯，你坐好，我會及時把你送到！──你們也敢打賭，他當然及時趕到了，可是他啊，給搞成了什麼樣子啊！』」

　　【註】霍勒斯．格里利：（１８１２─１８７２），著名新聞記者，政論家，反奴運動領袖之一。

　　我的聲音很單調，講得無聲無色，沒有強調哪一個字，講得萬分枯燥與無聊。然後我停了一下，顯得自己非常得意，仿佛正期待著激起一陣笑聲。當然沒有什麼笑聲。也沒有什麼類似笑聲的跡象。有的只是一片沉寂。舉目望去，只見那一張張臉的海洋，看上去心裡可真不是個滋味。有些人露出了受到侮辱的神色；有的顯得很反感；而我的朋友們和熟人，則仿佛替我害羞；全場如一個整體，看上去好像服了嘔吐劑。

　　我裝得很窘，並且裝得很像。有一陣子，我什麼都沒有說，只是站在那裡，撫弄著雙手，像是無聲地求告聽眾們可憐我。有很多人確實可憐我──這我看得出來。但是我也看出了另一些人顯出要鬧事的樣子。我馬上開始又講起來，結結巴巴地補充講了些橫貫大陸之行中的一些瑣事。然後又引向那段趣聞，那神氣好像自己認識到第一回沒有講好，第二次講究點演講的藝術，全場準包會愛聽似的。場上看出了我正引向那段趣聞，憤懣的情緒十分明顯。這時，我說：

　　「我們剛離開普拉特河上的朱勒斯堡，我跟馬車夫坐在一起，他說，『你要是愛聽的話，我給你講一件最可愛的事。霍勒斯．格里利有一次經過這條路。他離開卡森城的時候，對馬車夫漢克．蒙克說，他約定了要在普拉塞維爾作一次演講，急著要趕路。漢克．蒙克揮起鞭子，馬車開動了，走得飛快。馬車一跳一蹦地往前猛趕，把霍勒斯上衣的鈕扣全都顛掉了。到後來，他的腦袋穿透了馬車的頂篷，他就向漢克．蒙克大聲叫喚，請他趕得穩當些──說他不像剛才說的那麼急了。可是漢克．蒙克說，霍勒斯，你坐好，我會及時把你送到！──你們也敢打賭，他當然及時趕到了，可是他啊，給搞成了什麼樣子啊！』」

　　我又停下來，躊躇滿志地張望著，可是連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全場死一般寂靜，像一座墳墓。我又一次顯得很窘。我又一次撫弄雙手。我裝做要哭的樣子。在沉默了一陣子以後，我又一次撿起了橫貫大陸之行，再一次結結巴巴地講下去──接著又逐步引向那段趣聞。場子裡顯得非常不耐煩了。但是我還是講下去，始終裝成確信的樣子，仿佛有點兒什麼神祕莫測的理由，使得人們看不出來這個趣聞有多麼滑稽，而如果能想方設法把故事講講好，人們是一定會看出來的，因此我非得再講一次不可。我說：

　　「一兩天之後，我們在叉路口搭了一個丹佛人，他非常高興地談了一會兒。接著他說，『你要是愛聽的話，我給你講一件最好笑的事。霍勒斯．格里利有一次經過這條路。他離開卡森城的時候，對馬車夫漢克．蒙克說，他約定了要在普拉塞維爾作一次演講，急著要趕路。漢克．蒙克揮起鞭子，馬車開動了，走得飛快。馬車一跳一蹦地往前猛趕，把霍勒斯上衣的鈕扣全都顛掉了。到後來，他的腦袋穿透了馬車的頂篷。他就向漢克．蒙克大聲叫喚，請他趕得穩當一些──說他不像剛才說的那麼急了。可是漢克．蒙克說，霍勒斯，你坐坐好。我會及時把你送到！──你們也敢打賭，他當然及時趕到了，可是他啊，給搞成了什麼樣子啊！』」

　　突然之間，前排的人看出了門道，就哄笑起來。笑聲往後傳，往後傳，往後轉，一直傳到每一個角落。然後又往前傳，然後再往後傳。一分鐘之後，全場笑聲雷動，仿佛暴風雨一般。

　　這笑聲對我來說真是福音，因為我委實快筋疲力盡了。我又累，又擔心，差點兒以為我得一晚上站在那裡，不停地講這個趣事，才能叫這些人明白我這是在講一段巧妙的諷刺小品。我確信，我應該堅持下去，繼續不斷地把這段趣聞講給他們聽，直到把他們壓倒為止。我抱著一個堅強不屈的信念，一再沉悶地重複這段話，最終一定能打動他們。

　　好多年以後，在紐約的奇克林大廈要舉行一次作家朗誦會。我想，不妨把這段趣聞再試一試，看看對於完全不知道這個故事的聽眾，重複地講有沒有效。而如果有效的話，就只能是他們從重複中發現了什麼好玩之處。因為故事本身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可以激發人們的幽默感的地方，除非他是個白癡。我坐在主席臺上，旁邊是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註】，他問我打算談些什麼。我說，我準備以沉悶、單調的聲音講一段簡短的、完全不著邊際的趣聞，而我的全部表演便在這裡面了。他說：「這個想法很怪。你想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註】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１８１９─１８９１），美國作家，外交家。

　　我說：「只是一笑罷了。我要聽眾笑一笑。」

　　他說：「當然是這樣──那是你的本行嘛。他們要你讓他們笑。不過以沉悶、單調的聲音講一個無聊的、不著邊際的趣聞，能叫他們笑麼？」

　　「能的，」我說，「他們會笑。」

　　洛厄爾說：「我看你是個危險的夥伴。我得移到主席臺的另一頭去，躲開好漢們。」

　　輪到我講的時候，我站了起來，把多少年前在舊金山表演過的一字不差地重複了一遍──而且講得極嚴肅、極沉悶。這是我飽經滄桑的一生中要命的一次考驗。場上毫無反應，直到我把這個乏味的趣聞用一字未改的原話講了五遍之久，然後場上仿佛領會到了妙處，以熱烈歡迎的轟鳴聲，打破了那令人心碎的沉默。我又活過來了，這正合我的需要。因為要是讓我再講四遍，我就得送命了──不過，要是有人扶著我，我還是能再講四遍的。全場轟動的掌聲持續了一兩分鐘。聽到這些聲音，真叫人欣慰、幸福。

　　洛厄爾先生熱烈地握住我的手，他說：

　　「馬克，這真是技巧的勝利！也是勇氣的勝利！要是我啊，我寧願抱著決死的希望，像一個軍人那樣甘冒血戰而死的可能，不願重複這樣的表演。」

　　他說，在前四次重複講的時候，場子裡一片沉默、莊重與恍惚，他真是替我急得要死。他說，他以前從沒有為人家這麼難受過，簡直全身發冷，冷透到脊梁背。等到第五次重複轟動全場的時候，才謝天謝地喘了一口氣。　　

第二十九章

　　在加利福尼亞州所有的主要城市以及在內華達，我都作過演講，也曾在舊金山演講過一兩次，然後退出這一門，掙了一大筆錢──對我來說是這樣──並且訂了一個計劃，要從舊金山乘船西行，周遊全球。《阿爾塔加州日報》的主人和我連繫，要我給這家報紙寫旅行通訊──一共五十封通訊，每次一欄半，也就是每封信兩千字左右，每封信二十元。

　　我先東行到聖路易，跟我媽媽告別，然後我被「教友會市（教友會市乃費城的別名──原編者注）號」旅行團的鄧肯船長的計劃書迷住了，終於參加了進去。在這次旅行中，我寫了、發出了五十封通訊。其中六封沒有收到，又補寫了六封，以履行合同。然後我編了一個有關此行的演講稿，在舊金山作了演講，很滿意地賺了一大筆錢。後來，我又深入到鄉村去講，結果把我嚇呆了。我被人家忘得乾乾淨淨。聽眾從來不多，仿佛像一批驗屍陪審員來對我失去的名聲作一次鑑定似的。我對這種奇異的情況作了了解，發現那家巨富的《阿爾塔》報館的節儉的主人已經把那可憐的二十元一封的通訊全部註冊為版權所有，並且威脅說，任何一家報刊如果轉載其中的一段，就要對之起訴！

　　我落到了這步田地！我訂過合同，要為哈特福德的美國出版公司就這次旅行寫一本大部頭的書。本來打算把所有這些信都收進去。可現在我的處境就不妙了──如果那個偷偷竊取了版權的主人不準我使用這些信的話。而他們要的正是這個。麥克先生──什麼的──我記不起他的全名了（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注。我現在記起來了──是麥克萊利希。──馬克．吐溫）──說，他們這家公司準備把這些信印成一本書，以收回付出的一千塊錢。我說，倘若他們辦事公道，允許鄉下的報紙採用這些信或其中的一部分，我在太平洋沿岸的演講旅行便可以收入一萬元，《阿爾塔》害得我失掉了這筆收入。後來，他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由他出版這本書，我抽百分之十的版稅。我對這個折衷辦法不中意。我也是明明白白這樣說的。書的銷售限於舊金山，版稅還不夠我三個月的伙食錢。而東部的合同，如果能實現的話，對我更為有利，因為我在大西洋沿岸有點聲譽，那是在紐約《論壇報》登了六篇旅行通訊。在《先驅報》登了一兩篇以後取得的。

　　結果是麥克先生同意停止發行他的書，條件是：在序言中，我必須感謝《阿爾塔》放棄了它的「權刊」賜給了我特許。我反對這個感謝之說。對《阿爾塔》這樣破壞我的演講旅行，我不可能誠心誠意表示什麼感謝。經過一番爭論，我的觀點被接受了，感謝之說作罷了。

　　當時《阿爾塔》的編輯是諾阿．布魯克斯，一個品德純正的人，富有同情心，並且在事實無關宏旨的場合是個很好的歷史學家。好多年以後（一九○二年）寫到我的生平時，他能言善辯地稱頌《阿爾塔》慷慨大方，能夠毫無報酬地送給我一本書，而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這本書值一筆巨額財產。經過這一段庸人自擾以後，我並沒有大量地採用在《阿爾塔》上發表的那些信。我發現那是供報上用的資料，而不是供寫書用的資料。那些東西是這裡寫一點，那裡寫一點，全是我在急急忙忙周遊歐洲或者在「教友會市號」熱得灼人的特等艙裡抽空寫下來的。因此結構鬆懈，水分不少，需要擠掉。我採用了其中的若干封──也許十封，或者十二封。在六十天內，我把《傻子國外旅行記》的其餘部分寫好了。我本來可以再苦幹兩週，根本用不著那些信件就完成的。當年，我還很年輕，非常年輕，了不起的年輕，比我今天要年輕，比我將來要年輕，要年輕幾百歲。我每天晚上從十一二點幹起，幹到大天亮。我六十天寫了二十萬字，每天平均寫三千字以上，──這對沃爾特．斯科特爵士來說，算不得什麼；對路易斯．史蒂文森來說，算不得什麼；對很多人來說，還算不得什麼；不過對我來說，就相當可觀了。一八九七年，我們住在倫敦的特德沃思廣場的時候，我寫了《赤道環遊記》，平均每天寫一千八百字。在佛羅倫斯這裡（一九○四年），我似乎每天坐四、五個鐘頭，平均寫一千四百字。

　　從上面的情況看，我可以推算出來，在這三十六年中，我逐漸慢下來了。不過我認識到，我這個統計數字有一個缺點。一八六八年春天每天寫三千字，當時我一連幹七、八、九個鐘點。這和今天用一半時間，出一半產品相比，也強不了多少。數字往往欺騙我，特別是由我自己來處理這些數字的時候。在這些情況下，迪斯雷利【註】所說的話往往是可以適用的，那話說得公正而有力：

　　「謊話有三種：謊話，該死的謊話和統計數字。」

　　【註】迪斯雷利：（１８０４─１８８１），十九世紀英國保守黨領袖。

　　我在一八六八年三、四月裡，在舊金山寫了《傻子國外旅行記》。書出版於一八六九年八月。三年以後，維吉尼亞市的古德曼先生（在這以前的十年，我曾在他的報館裡幹過，我在《苦行記》那本書裡有不少地方寫到他──我也許寫得誇張了些，我願意道歉）到東部來，有一天，我們在百老匯大街上走著。他說：

　　「你怎麼剽竊了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註】的獻詞，把它寫進你的書裡？」

　　【註】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１８０９─１８９４），美國作家。

　　我漫不經心地作了一個含糊其詞的回答，因為我以為他是在開玩笑。不過他強調他是當真的。他說：

　　「我並不是要討論你究竟有沒有剽竊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我們到前面第一家書店就可以解決。我要問的是你怎樣剽竊的，我感到好奇的是這個。」

　　我無法回答他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東西可以回答。我可以賭咒說我沒有剽竊過任何東西，因此，我的虛榮心並沒有受到損傷，精神上也沒有煩惱。在心底裡，我以為他把另一本書錯當作我的書了，從而使他自己陷進了狼狽的境地，只好自己吃苦，看著我得勝。我們走進一家書店，他向書店要一本《傻子國外旅行記》和一本講究的藍底金字的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博士的詩集。他打開書，把獻詞找了出來。說：

　　「讀一讀看。很明顯是第二個作者剽竊了第一個作者的話，是不是？」

　　我非常羞愧，驚得說不出話來。我們繼續往前走，可是對於他原先提出的問題，我無法提供什麼解釋。我實在記不起我曾見過霍姆斯博士的獻詞。我知道他的詩，可是獻詞我還剛剛見到。

　　我一直沒有掌握揭開這個祕密的鑰匙，直到好幾個月以後，它以奇異的方式出現了，並且是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出現的。因為依照自然和人類心理所提供的自然的方式，要發現一件已經忘掉了的往事，總是依靠另一件已經忘掉了的往事，這樣才會使它得到復活。

　　我收到了牧師賴辛博士的一封信。他在我那個時代曾經擔任維吉尼亞市主教派教堂的牧師。在這封信裡，賴辛博士提到了六年前我們在夏威夷群島上遇到的某些事情。在談別的事情的時候，他隨便提到了檀香山旅館裡文學書籍非常缺乏的情況。起初，我不理解這句話的用意所在，我心裡什麼也沒有想起來。可是，忽然我理解了──仿佛電光一閃似的。在柯克霍夫先生開的旅館裡只有一本書，那就是霍姆斯藍底金字叢書的第一卷。我有兩週的機會熟悉書中的內容，因為我騎在馬背上周遊了大島（夏威夷），騎得太久了，便帶回了不少鞍瘡。如果每個瘡都要付稅的話，我就得破產了。我不得不待在房間裡，衣服也穿不得，只覺得一陣一陣地疼痛，前後有兩週之久。除了雪茄和那一卷詩集外，沒有別的夥伴。當然我便經常讀這些詩集。我從頭到尾，又從中間讀起，往兩頭讀。一句話，我讀得爛熟，對作者自然也非常感激。

　　這也是重複如何會起作用的一個事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每天每小時這麼做，光是為了消遣而讀書，既不思考，也並非存心要把讀的東西記住。這個過程就如同對待《聖經》上一段熟悉的詩篇一樣。多少年來，你把詩篇裡的汁水都擠乾了，留下的只是乾癟的殼殼。不過你至少總知道殼殼的來龍去脈吧。可是如今這件事，我顯然是保留了殼殼而卻很快就忘掉了殼殼是哪裡來的。一兩年來，它保存在朦朧的記憶之中，然後到了需要獻詞的時候，它便跑了出來，可我卻以為那是我自己美妙的幻想的產物哩。

　　我還是個新手。我還不懂得什麼。人類心理的奧祕對我還是一本沒有打開的書。我愚蠢地把自己看作一個頑固而又無可原諒的罪人。我寫了封信給霍姆斯博士，把這丟人的事和盤托出，並以充滿熱情的語言請他相信我不是故意犯這個罪孽的，還一直不知道自己犯了這個罪，直到鐵證如山放在我的面前。他的回信我給丟了。我寧可丟掉一個叔叔伯伯，這我多的是，他們之中不少人對我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幫助，可是這封信啊，那可是無價之寶。是千金難買的，是不可缺少的。在那封信上，霍姆斯博士對這件事的全部經過善意地大笑了一番，並以令人高興的詞句對我說了許多，他說，無意識的剽竊何罪之有。說我天天在這麼幹，他也天天在這麼幹，世上每一個寫字的或者說話的活著的人天天在這麼幹，而且不只是幹一兩回，而是只要一張嘴就這麼幹。我們的用詞，從精神上來說，可說是我們閱讀的東西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投射下來的影子。我們自己用的得意的詞彙，其實絕非來自我們自己。屬於我們自己的，無非只是依照我們的脾氣、性格、環境、教育與社會關係而作的些微修改而已。只是這麼點修改，使之區別於別人的表達方式，打下了我們特有風格的烙印，暫時算作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別的統統都是些陳年宿貨，是幾千幾萬年來世世代代的人說過的陳腔濫調而已！

　　從這以後，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自己體會到，霍姆斯的話是真實的。

第三十章

　　還得追溯到稍微遠一點的年代。我作為作家的經歷是從一八六七年初開始的。這一年的第一個月，我從舊金山來到紐約。不久，我在舊金山認識的曾在《新聞公報》任記者，後來在《加利福尼亞人》任編輯的查爾斯．赫．韋布勸我出一本小品文集。我沒有大名聲，沒想過要出這樣的書，不過這個主意我倒是很喜歡，也很興奮，頗願一試，只要有哪一位勤勉的人肯替我把小品文收集起來。我自己不願幹這個，因為從我一開始來到這個世界，我就缺乏勤勉這個理應有的品性。（也許最好是說「當時便理應有的」，儘管大多數的權威人士對此有不同意見。）

　　韋布說，我在大西洋沿岸各州有些名望。不過我很了解，這是很有限的。那有限的一點，也只是憑了《卡縣名蛙》這篇故事罷了。阿蒂默斯．沃德一八六五年或一八六六年演講旅行途中經過加利福尼亞州時，我在舊金山把《卡縣名蛙》的故事跟他講了一下。他要我寫下來，送給他的出版商，也就是紐約的卡爾頓，以便塞進一本小書中去。那本書是阿蒂默斯準備出版的，還需要加些東西，以便分量多一些，能和定價相稱。

　　文章及時寄給了卡爾頓，不過他覺得不怎麼樣，不樂意加進書裡，徒然多花些排字費用。他並沒有扔進字紙簍裡，而是送給了亨利．克拉普，而克拉普卻拿來作為快夭折的文學刊物《星期六新聞》的送葬品。《卡縣名蛙》發表在該報的最後一期，成為葬禮中最愉快的小品文，美國和英國的報紙馬上加以轉載。文章當然獲得了很廣的名聲，一直到我講到的那個時候，還是很有些名氣──不過我知道，被稱道的只是青蛙，可不是我。我還是個沒什麼名聲的人物。

　　韋布承擔了整理小品文的任務。他完成了，然後交給了我，我把它拿到卡爾頓的公司。我找到了一個辦事員，他俯身在櫃臺上，熱心地問我要什麼。不過，當他發現我是來賣書的，不是來買書的，他的熱度就下降了六十度，我上顎的舊金牙則冷縮了四分之三英吋，牙齒也掉了出來。我恭恭敬敬地要求跟卡爾頓先生說句話。他冷冷地說，他在他私人辦公室裡。阻撓、留難的事隨之而來，但是隔了一陣，我勉強通過了界線，進入了至聖所。啊，我至今記得我是怎麼對付過來的！韋布為我給卡爾頓約定了見一面，不然的話，我還是越不過那個界線的。卡爾頓站了起來，很衝地說：

　　「啊，有什麼好效勞的嗎？」

　　我提醒他，我是依照約定送本書來供出版用的。他就開始自高自大地吹啊、吹啊、吹啊，把自己吹到了二、三流天神的地步。接著，他那個萬頃波濤之水往下直沖，前後達兩三分鐘之久，我只見大雨傾盆，睜不開眼來，看不清他的身影。盡是些空話，光是空話，不過下得這麼密，把天空都遮得黑沉沉的。最後，他氣派地把右手一揮，指著整個房間說：

　　「書嘛──看看這些書架！每個架子上都堆滿了等待出版的書。我還要書麼？請原諒，我不需要了，再見。」

　　二十一年以後，我才再一次見到卡爾頓。我當時跟家裡人待在盧塞恩的施魏策爾霍夫（瑞士地名）。他來看我，友好地握握手，沒有什麼客套，便說開了：

　　「我主要是個無名之輩，不過我有一些榮譽使我有資格不朽──也就是說：我曾拒絕了你的書，而憑了這一點，我成了十九世紀的頭等蠢驢，沒有誰能跟我競爭。」

　　這是非常道地的道歉了。我也這樣對他講了。還說，這是推遲了好久的一次報復，不過對我來說，可說是比任何可能設想的來得更加甜密一些。在過去二十一年中，我每年曾在幻想中幾次殺死過他，而且以一次比一次殘酷的方式殺死過他。不過，現在我的怒氣平息了下來，緩和下來了，高興了，甚至興高采烈了，從此以後要把他當作真正的、有價值的朋友，並且絕不會再殺死他。

　　在當年，我把我的遭遇報告了韋布。他果斷地說，全世界所有的卡爾頓們也阻撓不了這本書的出版。他要親自出版這本書，版稅百分之三十。他這麼辦了。他把它印成藍底金字的封面，一本很好看的小書。我記得是他給取了個書名：《卡拉維拉斯縣著名的跳蛙和其它小品文》，定價一元二角五分。是他製的版、印的書，是他在一家承印零星印件印刷廠裝訂，並通過美國新聞公司發行的。

　　六月份，我參加了「教友會市號」輪的旅行。我十一月回來，在華盛頓接到了哈特福德的美國出版公司伊萊沙．布利斯的一封信，要我寫本記述那次旅行經歷的書，版稅百分之五。要是不抽版稅的話，可以在交稿時酬謝一萬元。我跟阿．德．理查森商量，他說，「收版稅。」我聽從了他的勸告，同布利斯成了交。

　　我沒有錢了，便到華盛頓去，看看能不能在那裡掙些錢，供我寫書時的黃油麵包的開銷。我碰到了威廉．斯溫登，那位歷史學家的兄弟。我們一起想出了一個相互支持以維持生活的計劃。我們成了如今報界流行的辛迪加之父與創始人。我們成了這個星球上第一家報紙辛迪加的開山老祖。規模很小，不過從未試過的新事業往往如此。我們名單上有十二家報刊，都是週報，全是無名的，窮的，又分散在老遠落後的地區。這些小報能有個駐華盛頓的通訊員，那是值得驕傲的事。而對我們來說，人家能這樣看待我們也就不錯了。這十二家，每家每週從我們那裡收到兩封通訊，每封一塊錢。我們兩人，每人每週寫一封信，複寫六次，給這些施主寄去。這樣就是每週二十四塊錢，用來維持生活。對我們貧賤的住處來說，這麼多也就夠了。

　　斯溫登是我認識的人中間最親愛、最可愛的一個了。我們一起生活得很幸福，生活得心滿意足。無論從天性講或是從教養講，斯溫登都是個高尚的人。從天性和教養講，他是個紳士。他非常有教養。他具有高尚的情操。從心地到談吐，他都是一個純粹的人。他是個蘇格蘭人，是個長老會教友，是老式的正統的長老會教友。對宗教真誠熱愛，皈依宗教便覺得心裡踏實。他一點惡習也沒有，除非喜歡蘇格蘭威士忌可以算一條。我並不認為這是什麼惡習，因為他是個蘇格蘭人，而對蘇格蘭人來說，蘇格蘭威士忌如同牛奶之於人類一樣是無害的。拿斯溫登來說，那是德行，不過經濟上不划算就是了。要不是我們得照顧酒壺的話，二十四塊錢一週，那真是闊氣了。為了這個酒壺，我們總是很拮据，我們的收入中只要有一筆到遲了，就會引起一些麻煩。

　　我記得有一次缺錢用的情景。我們需得有三塊錢，而且天黑以前就得有這三塊錢。我現在記不起我們是怎樣急需這筆錢的，只記得我們非有這筆錢不可。斯溫登要我出去弄錢。他說他自己也要出去，看看有什麼辦法。他絲毫不懷疑我們會弄到錢的。不過我知道，那是他的宗教信仰在發生作用。我可沒有這種信心。我一點也不知道到哪裡去弄這麼些硬邦邦的錢。我這麼說了。我想，他在私下裡為我的信念太薄弱而害羞。他要我不用焦急，他用簡單、堅定、毫無懷疑餘地的口氣說，「上帝會給的。」據我看，他充分信任上帝是會給的。不過拿我來說，他如果也有過我的經歷──不過，且不用管這個吧。經他一番勸說，他那堅定的信念對我也發生了影響，我們出門時，也幾乎深信上帝確實會給的了。

　　我在街上逛了一個鐘點，一邊想著如何設法弄到這筆錢，可是實在想不出辦法來。後來，我逛進了當時的一家新旅館埃比特大廈的大廳裡，在那裡坐了下來。一會兒，一隻狗慢吞吞地闖了進來。它停下來，朝我張望，那眼神仿佛在說，「你可友好麼？」我用眼睛回答它說，我是友好的。他搖搖尾巴，表示感謝，一邊走近來，把下巴靠著我膝蓋，抬起棕色的眼睛，討人喜歡地望著我的臉。它是個可愛的東西，像一個身上披著綢和絨的姑娘一樣美。我敲敲它光滑的棕褐色的腦袋，摸摸它往下垂的耳朵，仿佛我們是一對情人似的。不一會兒，邁爾斯準將，我們那一帶的英雄，逛了進來。一身藍制服，金肩章，神氣十足，人人都以敬佩的眼光盯著他看。他看到了狗，收住了腳步。他眼神一閃，透露出了他對這樣的動物打心底裡喜歡。然後，他走上前來，拍拍狗，對我說：「它真好──很稀罕，你肯賣麼？」

　　我大為感動。這正中我的下懷，斯溫登的預言應驗啦。

　　我說：「肯的。」

　　將軍說：「你要多少？」

　　「三塊錢。」

　　將軍大為詫異。他說：「三塊錢？只要三塊？怎麼啦，這隻狗非同一般。至少得值五十塊錢。要是我的話，一百塊錢也不肯賣。我怕你不了解這狗的好處。你願意的話，價錢可以重新考慮一下，我不願意做對不起你的事。」

　　可是，要是他認識我的話，他準會知道，我無所謂對不起他，正如同他無所謂對不起我一樣。我仍和剛才一樣安詳地說：

　　「不，三塊錢。這是它的價錢。」

　　「好吧，既然你堅持。」將軍說，一邊給了我三塊錢，把狗牽走了，上了樓就不見了。

　　十分鐘左右，一個臉色文雅的中年紳士走過來，往四下裡張望，還在桌子下邊和各個角落尋找。我對他說：「你是找狗的吧？」

　　他的臉色本來很煩惱，現在馬上高興起來。他回答說：「是啊──你看見了？」

　　「是的，」我說，「一分鐘以前還在這裡。我見它跟了一位紳士走開了。我想，你要我找的話，我能替你找到他。」

　　我從沒有見過一個人這麼感激涕零的。他說他希望我找一找，說的時候，聲調裡充滿了感激之情。我說，我很樂意幹，不過既然要花一點兒時間，需要他付點兒錢，希望他不要見怪。他說他非常樂意──一再強調「非常樂意」這句話──還問我要多少。

　　我說：「三塊錢。」

　　他大為詫異，說：「天啊，這簡直算不得什麼！我給你十塊，我非常願意的。」

　　不過我說：「不，價錢是三塊。」我不容分辯，往樓上走去。因為斯溫登說過，這個數目是上帝會給的。在我看來，如果比上帝允許的多拿一分錢那就是褻瀆神明。

　　我走過旅館辦事員的窗口，打聽到了將軍的房間號碼。我走到他的房間，看到將軍正在撫弄他的狗，顯得很高興的樣子。我說：「非常抱歉，我得把狗要回來。」

　　他仿佛很詫異。他說：「要回？怎麼啦，這是我的狗啊，是你賣給我的。還是你定的價嘛。」

　　我說：「是的。不錯──不過我得要回，因為那個人又想要它了。」

　　「誰？」

　　「狗的主人。這狗不是我的。」

　　將軍比剛才更詫異了，一時間連話也說不出來。然後他說：「你是說，你是把人家的狗出賣──而且是明知的？」

　　「是的，我知道這不是我的狗。」

　　「那麼你為什麼賣？」

　　我說：「是啊，你問的是個怪問題。我賣，因為你要。你要買這隻狗，這你不能否認。我並不急於賣──我甚至連想也沒有想到要賣──不過在我看來，如果這對你方便的話……」

　　他打斷了我的話，說：「對我方便？這真是我從沒有聽說過的特特別別的『方便』──把不屬於你的一條狗給賣出去，這念頭……」

　　我打斷了他的話，說：「這樣的辯論沒有什麼意思。你自己說過，這條狗也許值一百塊錢。我只要你三塊，這還不公道麼？你願意多出些，這你知道。我只要三塊，這你不能否認。」

　　「哦，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問題核心是狗不是你所有的──這你難道不明白麼？你似乎以為，儘管不是你的財產，只要你賣的便宜些，這樣賣出去，就沒有什麼不合適。那麼現在……」

　　我說：「請你不必再辯論了。你不能否認這個事實，價錢是完完全全公道的，完完全全合理的──既然狗不是我所有的──這麼辯只是白費口舌。我得要回，因為人家要它。我沒有選擇的餘地，這你還不明白麼？設身處地想一想吧。假如你把一隻不是你所有的狗賣了，假如你……」

　　「哦，」他說，「別用那套白癡般的理論把我的腦袋攪得稀裡糊塗啦！拿去，讓我清閒一會兒。」

　　這樣，我還給了他三塊錢，把狗牽下了樓，交給了主人。為了這點子麻煩，收下了三塊錢。

　　我心安理得地走開了，因為我做得光明正大。我賣出去的三塊錢是我絕不肯花的，因為那不是真正屬於我所有的。不過，把這條狗交還給原主所得的那三塊錢，理當是歸我所有的，因為那是我掙來的。要不是我的話，那個人很可能根本要不回這條狗哩。當年的那套原則，我至今還信守不移。我總是誠實做人。我自己知道我絕不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正如我一開始就說的，──我永遠不肯使用以可疑的方式得來的錢。

　　嗯，這是個故事，有些內容是真實的。

第三十一章

　　根據合同，我得把《傻子國外旅行記》的稿子在一八六八年的七月份交出去。正如我說過了的，我是在舊金山寫這部書的。我按照合同規定的時間交了稿，布利斯給這本書準備了很多插圖，後來又把工作停了下來。依照合同規定的出版時間過去了，可並沒有提出過什麼解釋。又過了一段時間，還是沒有什麼解釋。我在國內各處作演講。平均每天三十回，我試著猜這個謎：「書什麼時候能出？」

　　老是要給這個問題尋找新的答案，可把我搞膩了。後來，連對這個問題本身，也感到非常厭煩了。誰要是問這個問題，他就馬上會成為我的冤家。我總是迫不及待地擺出這個樣子。

　　我從演講這個領域一脫身，便急忙趕往哈特福德打聽這件事。布利斯說，這不是他的錯，他是要出版這本書的，可是公司的董事們是堅定的守舊派，他們害怕這本書。他們審定了這本書，多數人認為有些東西頗為幽默。布利斯說，公司裡從沒有出過具有這種嫌疑的書。董事們擔心出版這類書可能嚴重損害公司的名譽。說他的手腳給捆住了，人家不允許他履行這個合同。

　　董事中間有一位德雷克先生──至少是一位叫做德雷克先生的遺骸──邀請我一起坐他的兩輪馬車玩玩，我就去了。他是個可憐的老古董，他那章法，他的談話，也是怪可憐的。他有一個頗傷腦筋的心思。他躊躇了一會兒，才鼓起勇氣，想把這個心思擺出來。後來他終於擺出來了。他解釋了一番他們公司處境的困難，就像布利斯早已說過的那樣。接著，他乾脆為他自己、為公司求我幫忙。他懇求我把《傻子國外旅行記》收回去，讓公司解除有關的合同。我說那不行──這場談話和馬車之行，就這樣結束了。

　　後來我警告布利斯，談他必須幹起來才行，不然的話我可要找麻煩。他按照警告行事，把書付排，由我校清樣。接著是再一次長時間的拖延，也沒有作什麼解釋。最後，到了七月底（我想是一八六九年），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我打電報給布利斯，說如果不在二十四小時內出售這本書，我就要起訴，要求賠償損失了。

　　糾紛就這樣結束。有五、六本書在規定時間內裝訂好了出售。然後，兜售活動開始，搞得很起勁。在九個月中間，公司的欠債全部還清，股票從二十五漲到兩百，獲純利七萬元之多，正是布利斯把這些告訴我的──不過，如果這是確實的話，那是他六十五年中第一回講了真話。他是一八○四年生的。

　　不過我必須回頭講講韋布的事。我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從「教友會市號」之行回來的時候，韋布告訴我，《卡縣名蛙》一書獲得了出版界的好評。他估計，銷路是相當好的，不過他弄不到美國新聞公司出具的賬單。他說，這本書對他是場災難，因為他是動用了他私人的款子印的，可是如今由於新聞公司不老實，一味搪塞，一點錢也收不回來。

　　我確實為韋布難受，難受的是他對我友好卻丟了錢。我還有點難受的是他無法付給我版稅。

　　我跟美國出版公司訂了有關《傻子國外旅行記》的合同。兩三個月以後，我突然想起，也許是自己違反了合同，因為合同裡有一條，禁止我在一年左右這段時間內在另一家公司出書。當然，這一條不包括合同訂立以前就已出版的書。這是任何人都懂得的。可是我就不懂得，因為任何有價值的事，我一向都不懂得，加上我又不習慣於向別人打聽消息。

　　按照我愚蠢的想法，我是違反了布利斯的合同了，我有責任扣住《卡縣名蛙》一書，並且從此永遠不出版。因此，我就為這事去找了韋布。他願意依照下述規定來照顧我：我應把可能歸我所有的版稅交給他；新聞公司所有已裝訂或未裝訂的書，應由我全部交給他，並免除版稅；我還應交給他八百塊錢現款；書的版子拆掉的事應由他來監督，並且既然拆散的版子應該作為舊的活字金，由鑄字廠老板出錢，那麼，由他負責拆版子，也該給他一筆錢。活字金每磅九分錢，版子共重四十磅。從這筆細賬，就可知韋布是有點兒做生意的才能的。

　　在這以後，有一段長時間，韋布消失在我的視野之外。不過，有一次，我碰巧遇見美國新聞公司的經理。我向他問到韋布與公司之間經濟方面的糾葛，以及後來的結果怎樣。他說他不知道有什麼糾葛。我就解釋說，韋布從來沒有收到公司欠下的錢。後來就輪到他對我作解釋了。他說，我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他說，公司經常隔一段時間便把借貸對照表通知韋布，同時附去公司的支票。經他邀請，我就同他一起到了辦公室。他拿出書和賬本，向我證實了他所說的是實在的。從一開始，韋布就按期收了付給我的錢和付給他自己的錢，裝進了他自己的腰包。在韋布和我結算的時候，他欠我版稅六百元。當時從我那裡拿去的裝訂好的和沒有裝訂好的《卡縣名蛙》後來也賣掉了，賣的錢也裝進了他的腰包──其中一部分又是六百多元，本應該作為版稅，歸我所有。

　　總之，我現在是個作家了。我現在是個小有名氣的作家了。我是出過一本書的作家了。我是個沒有因為出書而變得有錢的作家。我這個作家，第一本書就損失版稅一千二百塊錢，八百塊血腥的錢，三塊六角舊活字金。從這個時刻起，我決心不再在韋布那裡出書了──除非我能借到足夠的錢，白白給人家花。

　　由於《傻子國外旅行記》，我逐漸成了有名人物。韋布能夠首先向公眾吹牛說是他發現了我。然後能向公眾吹牛說是他創造了我。一般人都承認我對美國以及對文壇是有價值的，也承認為了得到這有價值的東西，國家和文壇應該感謝──韋布。

　　到後來，韋布以及他的貢獻逐漸給忘掉了。然後布利斯和美國出版公司站出來證明說，是他們發現了我。後來說是他們創造了我。因此更應該感謝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別的一些人出來爭他們的貢獻。他們從加利福尼亞、內華達以及附近一帶跳了出來。到後來，我不能不認為，和上帝手中跳出來的任何動物相比，為了發現我，創造我，所牽動的人力，不知要多好多倍啊。

　　韋布認為他自己是個文學人才。要是他沒有出版過自己的東西的話，他這番類似迷信的說法倒可能被人們所接受。可是他出版過的這些東西把他的話給揭穿了。他的散文寫得仿佛迷人而實則無聊，他的詩也不見得好一些。不過他總是隔一個時候，便把他那些平庸的東西拼命擠出來，直到兩年前因腦溢血逝世為止。他是屬於那類可憐的生物，從天性和教養講都是個騙子。作為一個說謊的人，他幹得還不錯，有點兒成就，不過還不出色，因為他是伊萊沙．布利斯的同時代人。講到撒謊，布利斯的本領如同日全蝕遮蓋大陸一般，使韋布之流大為失色。　　

第三十二章

　　一八六六年，在加利福尼亞的內華達，我開始成為一個到處演講的人。一八六七年，我在紐約作了一次演講，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作了幾次。一八六八年，在整個兒西部作了巡迴演講。在這以後的兩三個季度中，我作演講的路線圖上，又加上了東部這一條線。

　　在那個年代，演講會正盛行。波士頓的學校街上的詹姆斯．雷德帕思辦事處，在北部各州以及加拿大各地經辦這件事。雷德帕思給全國各地的講座承辦演講會，六次或八次一組，一個晚上一次，一次平均一百塊錢。他的回扣是百分之十。每個課題的演講，在那個季節裡，可以先後講一百個晚上。他的名單上有不少吸引人的名字：亨利．沃德．比徹，安娜．迪金森，約翰．勃．高夫，霍勒斯．格里利，溫德爾．菲利普斯，佩特羅廉．維．納斯比，喬希．比林斯，北極探險家海斯，英國天文學家文森特，愛爾蘭演說家帕森斯，還有阿加西斯，如此等等。在他的名單上，還有二、三十個名聲稍差的男女，他們的演講費是二十五元到五十元不等。他們的名字如今早已消失。他們只是靠了巧安排才能登上講臺。雷德帕思便提供了這樣的巧安排。所有的演講會要的是名人，而且要得非常迫切，簡直是如饑似渴。雷德帕思同意他們的祈求──條件是：給他們每分配一次滿座的，必須搭配幾個可能會叫場內座位稀稀拉拉的。這樣的安排使得各地的演講會能維持幾年生機，但是最終還是垮了，這演講的生意也就做不成了。

　　雷德帕思的組織安排，其主要特點是誠實、誠懇、善意和勇氣。他是無畏的。在堪薩斯州那些流血的日子裡，他是奧薩瓦托米．布朗的得力助手之一。他始終鬥到底。他把命提在手上，沒日沒夜地幹，還掙不上一晚上住宿的費用呢。他手下有一幫膽子大的人，經常受到贊成蓄奴制的密蘇里人、游擊隊和現代的自由騎士的追捕。至於那個冒失鬼游擊隊長，他的名字我已經想不起來了，正是他領導著游擊隊，到處追逐雷德帕思，而雷德帕思回過來也追逐他們。幸虧靠了戰爭中的機運，兩人在戰場上從未照過面，儘管有幾次近在咫尺。

　　十年或十二年以後，雷德帕思作為美國演講業的頭頭，在波士頓謀生。在堪薩斯那段經歷的十五六年之後，我作為到處演講的人，而他恰恰是我的經紀人。有一回，在十一月的一個晚上，在波士頓的特雷蒙旅館，舉行了一次記者聚餐會。我也參加了。我坐在首席，雷德帕思坐在我和主席的中間。另一個陌生人坐在我的另一邊。我幾次想和這位陌生人說話，不過他似乎無話可說，我就不再去麻煩他。他顯然是個非常害羞的人，也許他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吧。

　　第一個叫到的是雷德帕思。一提到這個名字，陌生人為之一震，仿佛很注意。他眼睛盯住了雷德帕思，對他的演講一字不漏地聽進去了。雷德帕思講到了他在堪薩斯的經歷中一些動人的事件。除了講到別的一些事以外，他還說：

　　「我前後三次幾乎抓到強悍的游擊隊頭目，而有一次他確實是逮住了我，不過他不認識我，把我放走了，因為據他說，他正在緊緊地跟蹤追擊雷德帕思，沒有時間把精力浪費在不足道的小魚小蝦上。」

　　下一個輪到那位陌生人說話。當雷德帕思聽到他的名字時，這就輪到他為之一震，非常注意起來了。陌生人一邊對雷德帕思不無情義地一瞥，一邊文雅地說──我甚至可以稱是甜蜜地說：

　　「你知道，我就是那個游擊隊頭目。我現在能認識你，把你放在心上，稱你為朋友，這我很高興。」──接著以感傷的口氣說，「要是我當時便認識你，能和你交往，──只要友誼能保得住──那該多幸福！」

　　比徹．高夫．納斯比和安娜．迪金森是演講人中少數真正了解自己的身價，並正確確定價錢的人。在鎮上講，價錢是二百元到二百五十元，在城市裡講是四百元。演講會總是靠這四個人撈到一些利潤（只要天氣幫忙）。不過一般說來，一碰到叫座率很低的演講人，就把撈到的利潤又都折掉了。

　　有兩個女人應該算做叫座率低的演講者──奧利夫．洛根和凱特．菲爾德──不過有一兩個季節，情況不是如此。她們索價一百元，結果有兩年之久被公認為能滿座的演講人。在這以後，她們成了叫座率很低的人，很快就被擱在一邊了。凱特．菲爾德在一八六七年斷斷續續地有那麼一陣在全國各地頗有名聲，這是由於在狄更斯那次極為成功的美國之行剛開始的時候，她從波士頓給《論壇報》寫了幾封關於狄更斯朗誦會的信──是用電報發的。這些信受到了狂熱的讚揚──這些讚揚幾乎到了崇拜的地步──這就定下了恰當的歡迎基調，因為當時正值舉國上下對狄更斯一片狂熱的時刻。加上用「電報」給報紙寫信是個新奇的叫人詫異的事，因此各界人士議論紛紛。凱特．菲爾德馬上成了著名人物。後來她走上了講臺。不過兩三年一過，她的題目──狄更斯──便不再新鮮有趣了。人們一度去看她是仰慕其名。但是她的演講很蹩腳，表達得矯揉造作，令人反感。因此，等到國內人們想看她的心情鬆弛下來的時候，講臺也就拋棄了她。

　　她是個好人，但取得浮華的名聲，對她的一生來說是一場災難。這對她是無價之寶。她自己曾在二十五年中千方百計使生活過得像個樣子。可是她的努力成效不太大。她是在夏威夷群島逝世的，她的朋友們很難過，而世人則把她忘掉了。

　　奧利夫．洛根的名聲是由於……只有引薦她的人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很明顯，這名聲是製造出來的，而不是贏得的。她確實在報上和不著名的雜誌上寫過、發表過一些小東西，不過並無才華，也沒有類似才華的東西。靠這些東西，她一個世紀也出不了名。她的名聲是她丈夫──一個低薪的小記者──在報上散播小新聞才樹起來的。在一兩年中間，這類簡訊不斷出現，人們一拿起報紙就會碰見：

　　據說，奧利夫．洛根在納漢特租了一間小別墅，準備在那兒避暑。

　　奧利夫．洛根堅絕不贊成午後穿短裙。

　　奧利夫．洛根將在巴黎過冬的報導失之過早。她還未下定決心。

　　奧利夫．洛根星期六晚上出席了在沃拉克舉行的晚會，對新作直率地表示了讚賞。

　　奧利夫．洛根原患重病，現已康復。如病情繼續好轉，醫生明日起將不再發表公報。

　　這樣每天作廣告的結果是很奇特的。奧利夫．洛根的名字為一般公眾所熟悉，就像當時別的名人一般。人們往往很有興趣地談論她的所作所為，認真地討論她的主張。偶爾有從偏僻地區來的孤陋寡聞的人很想增加一點見聞，這樣就引起了一些令人詫異的事：

　　「誰是奧利夫．洛根？」

　　聽的人答不出來，搞得自己也莫名其妙。他們從沒有想到要追問這件事。

　　「她幹過些什麼？」

　　聽的人又呆住了。他們不知道。他們沒有問過。

　　「哦，那麼她怎麼會出名的？」

　　「哦，是由於什麼事吧。我也搞不清。從沒有問過，不過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為了好玩起見，我自己也常常向那些滔滔不絕地談論她的言行名望的人提出這些問題。被問的人也為之一驚，發現自己不過是聽信人家的話，覺得她有名望罷了，其實並不知道奧利夫．洛根是什麼人，做過什麼事──如果做過的話。

　　憑了這樣奇怪地建立起來的名聲，奧利夫．洛根登上了講臺。至少曾有兩個季節，美國人擁到演講大廳去見見她。她只不過徒有其名，衣著華貴。這些東西都不能持久，儘管一時可以憑這些東西每晚收費一百塊錢。在二十五年前，她就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我從波士頓到各地演講旅行時，經常遇到一些有趣的夥伴。在委員會的人把我送到旅館，道聲「晚安」以前，我經常有機會跟他們愉快地聊聊天，一起抽抽菸。各地總有個委員，他們身上別了綢布的符號。他們到車站來接我，派車把我送到演講大廳。他們坐在講臺上我後邊的那一排椅子上，頗有點兒樂師的味道。開頭那陣子，他們的頭頭往往把我介紹給觀眾。不過，他們的介紹總是粗俗地吹捧一番，叫我很害臊，使我一開講時就處於不利地位。這是很蠢的風氣。沒有必要非介紹不可。作介紹的人幾乎總是頭蠢驢。他講的話總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粗俗的客套，還徒勞地想說得有趣些。因此，在第一個季度以後，我總是自我介紹──當然還是老一套的介紹詞。作這種改變，委員會主席是不歡迎的。在本地大庭廣眾之前神氣活現地一站，發表一個短短的可怕的演說，這是他生活的樂趣。不讓他享受這個樂趣，他受不了。

　　開頭由我作自我介紹，這一度效果很好，後來卻失敗了。必須說得很當心，措詞經過周密考慮，說得真心實意，好叫到場的陌生人誤以為我只是致介紹詞的人而不是作演講的人，也防止對演講人過分讚美而可能使陌生人生厭。然後話快說完的時候，才漫不經心地露出一兩句，表明我是作演講的人，剛才講的是有關我自己的事，這樣，效果總是令人滿意。不過，正如我所說的，這樣做好景不長，因為報紙上會登出來，而在這以後，這個辦法就不靈了。因為到場的聽眾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們就會把自己的情緒控制起來。

　　後來我採取了在加利福尼亞時遇到的一種介紹方法。那是在紅狗村裡，一個懶懶散散、尷尷尬尬、體格魁梧的礦工鄭重其事地創造出來的。聽眾違反了他的意願，堅持非要他上臺給我作介紹不可。他站在那裡，想了片刻，然後說：

　　「對這個人我不大了解。不過，至少有兩件事我倒是知道的。一是他從沒有蹲過監獄；二是（說到這裡停了一會兒，然後用幾乎是沮喪的口氣說）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

　　這麼個辦法一度很靈，後來報紙登了出來，就沒有味兒了。以後，我乾脆把作介紹這一套統統給取消了。

　　我時常遇到一些小小的冒險，不過沒有一次是經久難忘的。有一回我來到一個鎮上時，到得遲了，沒有發現委員會等在那裡，也沒有看到有雪橇。我乘著月光逛到一條街上，發現人們湧向前去。我判斷，那是往演講大廳去的──猜得不錯──就走進了人流之中。到了大廳，我想擠進去，可是給收票的擋住了。

　　「請把票拿出來。」

　　我彎下身子，低聲地說，「沒有什麼，我就是作演講的人。」

　　他鄭重其事地眯起一隻眼睛，用周圍的人都能聽到的挺大的聲音說：「不，你不是的。到現在為止，你們已經有三個人進去了。今晚，下一個演講者要進去的話就得付門票。」

　　當然我付了。這是免得麻煩的最乾脆的辦法。

第三十三章

　　每個季節，我們得搞出一次新的演講節目（指納斯比和別的一些人），到波士頓的「明星場」上去露一露，經受第一次評定。地點是老的音樂廳，聽眾有兩千五百人。正是根據這一次的評定，全國所有的演講會可以評定每個演講人在商業上的價值。這個舉動其實並不是在波士頓「首先開始」的，而是在附近的市鎮開始的。在這些市鎮上，我們要反覆演習一個月之久，作一切必要的修改、訂正，然後才在波士頓露面。

　　按照這套辦法，就把全體同行在十月初集中於本市，這樣，大家可以有幾個星期懶懶散散地過日子，搞搞社交活動。我們住在楊氏旅館。白天，我們待在雷德帕思的辦事處，抽抽菸，聊聊本行的事。傍晚，我們分散到附近的市鎮去，看看在新的演講節目中，人家認為哪些好，哪些不好。鄉下的聽眾是難對付的聽眾。一段話，如果他們聽了發出輕微的嘟囔聲，那麼到城市裡去就會垮臺。在鄉下相當成功，意味著在城市裡可以宣告凱旋。這樣，在我們最後走上音樂廳的大講臺以前，我們的口袋裡已經有了評語了。

　　不過，有時候，那些作為「新手」的演講人，並不懂得「先在狗身上試驗一下」這個道理。他們到音樂廳來的時候，帶來的是沒有試驗過的產品。有一回碰到了這樣的事，害得我們有些人見到廣告時急得要死。有個名叫德科多瓦的──是個幽默家──我們擔心的正是他。仿佛他還有另一個名字，可是我忘掉了。他在一些雜誌上寫過若干陰鬱而幽默的東西，這樣贏得了一些人的好感，很有一點名聲。現在他突然偷偷侵入我們的禁區，這可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有些人感到很不痛快──太不痛快了，便不想演講。我們把附近市鎮的約定推遲，大家待在市裡不走。我們在樓內前幾排就坐──納斯比、比林斯和我──等著瞧。場子滿了。當德科多瓦上臺時，受到了可以說是過分熱烈的、幾乎是不適當的歡迎。我們倒並不妒忌，甚至也並不羨慕，而只是覺得厭惡。我發現，他正想讀一篇幽默故事──照著稿子讀──我們覺得好受了些，覺得有了希望，但還是很心急。人們為他搞了一套狄更斯式的排場，張著布幔的高高的架子，他就站在後面，燈光從上面照射下來。整個兒這一套搞得頗為時髦，給人的印象很深。聽眾以為，他肯定會講得很有趣。因此他開頭講了五、六句，人們都報以信任，很友好地笑了──非常友好，搞得我們挺難受──我們感到相當灰心。可是我仍然相信他會失敗，因為我看出了他並不懂得該怎麼讀。

　　笑聲很快鬆了勁，然後場內有些區域的笑聲低落下去了，再後來，自發性的笑聲消失了，然後笑聲出現了間隙，間隙拉長了，越來越長，更長，越發長了。然後幾乎老是間隙和沉默，只有那個未經訓練的、沒有活力的聲音在嗡嗡作響。後來全場死氣沉沉地坐在那裡，長達十分鐘之久。我們吁了一口長氣。這本應是對一個失敗了的同行表示同情的一口氣，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我們卑鄙而自私，跟全人類一個樣。這裡呼出的一口氣，是對這個無害於我們的兄弟的失敗表示滿意。他正在賣力，但很掃興。他不時用手帕擦臉。他那聲調，那神情，仿佛在哀求憐憫，哀求救援，哀求慈悲。看到這景象也真慘。不過全場仍然冷冰冰地、怪異地盯著他看。

　　牆上高處有一隻大鐘。很快，大眾的眼睛不再盯著讀稿子的人，而是盯著鐘面。我們憑著過去慘淡的經驗，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們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了。不過，很明顯，讀稿子的人還沒有得到警告，還蒙在鼓裡。這時候已經接近九點鐘──在場的人，有一半望著那隻鐘，而讀稿子的人還在拼著命講。九點差五分，一千二百個人一齊站了起來，一陣風似的衝過走道，走向大門！讀講稿的人嚇呆了，有好幾分鐘，他目瞪口呆，驚恐地望著這退出去的隊伍，然後從講臺上黯然走了下來，一路上失魂落魄的樣子。

　　應該責怪經辦的人。他們應該告訴他，近郊最後一班車九點鐘開車，有一半聽眾到時候要走。不論是誰在臺上講，他們都得走。據我推想，德科多瓦從此再也沒有在公眾面前露臉。

　　我對佩特羅廉．維蘇威．納斯比（洛克）記得很清楚。內戰開始的時候，他是托萊多《刀刃》的職員。那是一家歷史悠久、生意興隆、頗受歡迎的週報。他拋出了一封信，調子寫得很合時宜。他馬上出了名。他堅持他所倡導的東西，每週給同情南方的北方人和民主黨人以鞭策。他的那些信，到處被轉載，從大西洋到太平洋，人人都看，人人都笑──至少除了沉悶的、有成見的民主黨人和那些同情南方的北方人，人人都如此。納斯比是突然成名的。對大家來說，這仿佛像觸電似的。人家很快就請他領導一個連。他接受了，並且準備直接開往前線。不過州長比科納和裴多菲這些政治上的能手來得聰明些。他拒絕為委派納斯比簽字，而是命令他待在家裡。他說，在戰場上，納斯比只是一個戰士，握著一把刀，如此而已，而在家裡拿起筆，他就是一支隊伍──而且配有重炮！納斯比服從了，繼續寫他驚人的信。

　　我到哈特福德訪問的時候，第一次看見他。我記得那仿佛是內戰結束以後的三、四年，歌劇院裡擠滿了人，來聽他講《詛咒卡南》。兩三年來，他在臺上一直講這同一個題目──別的什麼也沒有──從他嘴裡過了幾百遍。可是即使如此，如今要不是看著手稿，他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除了開頭那一句。他在臺上出現時，只聽得一片歡呼聲。不過他並沒有停下來鞠躬，或是以別的什麼方式表示感謝大家的歡迎，而是徑直走到讀手稿的桌子邊，把書夾子打開，他的神態馬上僵化起來，在一個半鐘點裡，除了翻書以外，一動也不動──身子微微朝桌子傾斜，左胳膊仿佛是一根樹樁牢牢地撐著，右膀子橫放在桌子上。每兩分鐘右胳膊要向前揮動一次，翻一頁書，然後又放到背後去──整個動作使人聯想到像一架機器，有規律地循環往複，敏捷而準時。你簡直能想像到你聽見了它的叮噹聲。他是個魁偉的彪形大漢，穿得笨頭笨腦，土裡土氣，看起來像個樸實的老農民。

　　我充滿好奇心聽他開始講話。他並沒有叫我等候。他左胳膊一撐，右胳膊放在背後，俯下身來就著講稿，稍微揚起臉，向聽眾看了一眼，仿佛牛叫似的吼道：

　　「我們全都是祖父傳下來的。」

　　然後，一直吼到底。在不停的歡呼。大笑聲中，一個勁地講下去，對歡呼與大笑毫不在意。他的演講，像一發發子彈對準了目標，向蓄奴勢力以及北部為蓄奴辯護的人展開猛攻。他的成功是由於講話的內容，不是講話的方式。因為他的講話沒有什麼技巧，除非極端鼓舞人心的真誠也能稱為技巧。他一講完，便轉過身來，走下講臺，仿佛對背後爆發的歡呼聲無動於衷似的。

　　他身子結實得像條牛，體力和耐力像個角鬥選手。當時快車不多。有一回，他轉車脫了班。為了不耽誤哈特福德約定的演講，坐「牛車」走了一整天，外加大半個夜晚──而又正值隆冬季節。一下牛車，他就直接趕上講臺，連中飯也沒有吃。可是一上講臺，便聲若洪鐘，毫無倦意。他坐下來和我聊天，吃晚飯，一直到半夜，最後還是我認輸，而不是他。他跟我說，在他的第一個季度裡，他朗讀他的《詛咒卡南》，每個月有二十五個晚上，連續九個月。據我看，沒有哪一個演講人打破過這紀錄。

　　他說，他一連二百二十五晚重複地演講，結果是開頭講的話他不用看稿子就背得出來。有的時候，膽子大一點，甚至這樣一幹到底，而且還引起另一種情況。長期在外演講以後回家，傍晚坐在壁爐邊默默地想著，突然鐘鳴八下，打破了他的沉思，他習慣成自然，不知不覺地吼了起來：「我們全都是祖父傳下來的。」　　

第三十四章

　　奧里昂和我在一八六一年夏天坐著搭客馬車橫貫大陸，在大鹽湖城停了兩三天。我記不得當時誰是猶他准州州長了，不過我記得他當時不在那裡──准州州長經常有這樣的習慣。他們不過是些政客，到邊遠地方來，吃些苦頭，目的是為了把州建立起來，然後自己作為參議員回來。不過代理州長職務的是准州祕書弗蘭克．富勒──當然也被稱為州長，如同奧里昂在得意時由於奈州長不在職曾得到這臨時的稱號一般。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人們所得到的榮譽稱號，即使是由於偶然的機會得到的，並且只能使用四十八小時，那也是永久性的，就像是天堂裡具有的永久性一般。這些稱號，你從此再也去不掉了。只要做了一週治安法官，便永遠是「法官」。在七月四日的某一次戰役中做過民團少校，便永遠是個少校。純粹由於誤會，無意中被稱為「上校」，這個人便終身頂著這個稱號。我們從心底裡崇拜稱號與門第，而口頭上則加以嘲笑。這便是我們的民主權利。

　　是啊，富勒是代理州長。我們在大鹽湖城休息兩三天，他讓我們過了幾天快樂日子。他是個精明能幹的人，積極進取的人，對當前的任何事情都感興趣的人──不光是感興趣，而且如果值得的話，比一般人的興趣要大五倍，甚至比別人的興趣要大十倍──真是個生氣勃勃的人。

　　在這以後五、六年，我在太平洋沿岸一帶生活。一八六七年一月裡，我取道中美洲地峽回到美國來。我到達紐約，見到富勒正在忙著什麼事。看見我，他很高興，想介紹我認識一下他的妻子。我過去沒有聽說他娶了妻子，也不知道他已有個妻子。好吧，他介紹我認識了他的妻子，一個甜蜜、文靜的女人，非常殷勤、厚道、可愛。然後，他叫我大吃一驚的是介紹我認識了他的幾個女兒。真是的，她們落落大方，還結過婚了──他沒有說結了多久。哦，富勒真會嚇人。要是他給我看看幾個小孩，那還差不多，還比較合理。但是他看上去太年輕，不像有大孩子的樣子。其中的祕密我猜不透，也就隨他去了。顯然，這是一個例子，說明境遇順利，得天獨厚，就看不出已上了年紀。

　　富勒州長──他在紐約的朋友們當然都這麼稱呼他──他正熱衷於一樁愛好。他每天有一樣愛好，而且總是非常熱衷。他說我務必挑一個全紐約最大的大廳，就夏威夷群島作一次演講──還說人們一定如癡如醉地愛聽我講話。這人精力充沛，自有迷人之處。他有一度幾乎說服了我，以為紐約會如癡如醉地聽我講話。可是我畢竟有點自知之明，我深知，紐約人從沒有聽我講過話，也沒有想到要聽我講話，也不想聽我講話──可是這個人差一點兒把我說服了。我反對他那個主張，一旦他在我心中鼓起的熱情冷落一點的時候，我便表示反對，不停地反對他的主張，這樣還是沒有用。富勒確信我馬上就能成名，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他說，一切由他來辦──什麼事都由他來辦好了──我只要到旅館去，坐下來，舒舒服服地待著──十天之內，他會把名聲與財富放在我的腳下。

　　我無可奈何。我有點兒動心了，不過還沒有完全神志不清。我求他找一個很小的禮堂，把票價降到小節目的水準。不行，他一點兒也聽不進──說要訂一家紐約最大的大廳。他要訂的是庫珀學院底樓的大廳──有三千個座位，還可站一千五百人。他說，他會把大廳擠得滿滿的，門票一塊錢一張。人們會擠得透不過氣來，他不妨要兩塊錢一張。哦，他對自己的計劃熱衷到這個程度。他就這麼幹起來了。他說，這不用我花什麼錢。我說，這樣賺不到什麼錢吧。他說：「不用管。要是賺不到錢，那是我的事。要是賺到錢，那是你的。要是賠本，損失由我來負，與你無關。」

　　他租下了庫珀學院。他照慣例給這次演講做了廣告──在報上廣告欄內寫了一小段。如此連續三天以後，我沒有聽到哪個人或哪家報紙對演講的事說過什麼話，我有點侷促不安了。他說，「哦，這個在底下醞釀著。你在表面上看不出來。」他說，「隨它去，會起作用的。」

　　好吧，我同意讓它起作用──大約一直到第六、第七天。再有三、四天，演講就要開始了──可是我仍然不了解在底下發生作用的情況，因此，心裡充滿了疑慮和不安。我去找富勒，要他務必更加著力搞廣告才好。

　　他說他要做的。他弄來了一桶印好的小東西，可以掛在繩子上──五十份一紮。是準備在公共馬車上用的。每一節車上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飄飄蕩蕩的。我心裡著急，不由得跟著這些車子轉了一圈。有一兩天，我什麼事都不做，只是坐在車子上，從紐約的這一頭到紐約的那一頭，看這些東西晃來晃去的，等著瞧有什麼人拉下來讀一讀。可誰也不動手──至多只有一個人動手。有一個人拉了下來，對他的朋友說，「關於夏威夷群島的演講，演講人馬克．吐溫。是誰啊，我不清楚。」──他隨手一扔，換了個話題。

　　我不能再隨車轉了。我感到膩味了。我去找富勒，對他說：「富勒，到那天晚上，庫珀學院不會有什麼人，只有你和我。這下子全部損失啦，我們只能把票子免費送人。必須想些辦法才好。我快要自殺了。要是有膽量、有工具，我就自殺算了。」我說，「富勒，非得叫客人免票擠滿大廳不可了。你非得搞成千張的送票不可。非得如此不可。要是走進去場子空空的，人家既不熟悉我，也沒聽說過我，也沒有坐過車子，沒有見到過車上那些搖搖晃晃的東西，那我準得死。」

　　「嗯，」他還是熱衷於他那一套，「我來辦，準能辦好。我來叫客人免票擠滿大廳。你一登上講臺，肯定會發現全場都是上等的聽眾，文化水準最高的聽眾，以前任何人演講時都沒有見到過的一批人。」

　　他說到做到。他把一籃子一籃子免票送給紐約方圓三十英哩以內的所有公立學院的老師──他把免票像洪水一樣潑給他們──到了那個晚上，他們全都來了。庫珀學校裡連三分之一的人都容納不下。演講在七點半開始。我心裡急的不行，七點就去了。我非去不可。我真想看一看那空蕩蕩的「大鐘乳洞」才去死。可是我走近那個大樓，便發現離它四分之一英哩左右，所有的街道都擠滿了人，交通也堵塞了。我簡直不相信這些人都是想要擠進庫珀學院的。不過實際情況正是如此。我繞到大樓的後面，從舞臺的後門進去。一清二楚，座位上、過道上、舞臺上，擠滿了神采奕奕的人們，都是從文化中心搜羅來的──從學校來的。我費了很大勁才穿過舞臺上的人群。等我走過去，在聽眾面前站好的時候，舞臺上擠得滿滿的。連一個小孩的位子都沒有了。

　　我很高興。我興奮得無法形容。我暢快淋漓地給這些人大講了一通夏威夷群島。他們對我講的全部內容都報以大笑和歡呼。有一個鐘點又十五分鐘，我簡直是在天堂裡。每向聽眾看一眼，我便流露出一點神賜的歡樂──最後結算，全場一共是三十五元錢。

　　富勒還是那麼興高采烈，仿佛他預言的名聲與財富都實現了。他實在高興，實在陶醉。幾天來，嘴裡沒有停過。「啊，」他說，「財富沒有進來──這個沒有進來──這沒有什麼，以後會來的。名聲已經有了，馬克。啊，一星期之內，你要成為全美國最有名的人物啦。這不是失敗。這是莫大的成功。」

　　這個插曲至少花了他四、五百塊錢，可是他從來一個字也不提。他還是那麼快樂，那麼得意，那麼驕傲，那麼愉快，仿佛他生下了傳說中的金蛋，並且孵化成功了。

　　關於名聲他倒是說對了。這次演講，我確實取得了一些名聲。紐約的報紙稱讚了這次演說。地方報紙便轉載了這些讚美之詞。鄉下的演講會──當年的演講制度這時正在全盛時期──便開始邀請我了。我聽任雷德帕思安排。我趕上了演講季節的尾聲。我到了西部，有六個到八個星期，每晚講一次，每晚一百塊錢──我便認為，早先的預言如今都實現了。我取得了名聲，也取得了財富。我不認為這些細微末節都說得對，不過這不要緊。事實就是那樣。我的意思是說，我記不得是在那一年還是第二年作旅行演講的。不過主要的問題是我開始這麼幹了，而能有機會這麼幹，恰恰是這個莽撞的弗蘭克．富勒以及他那個瘋狂而不朽的計劃創造出來的。

　　這些都是三十八年或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了（寫於一九○六年四月十一日──原編者注）。從這以後，我曾遇見弗蘭克．富勒兩三回，每次總是間隔若干年，碰到的時間很短──只是一會兒，如此而已。不過他總是那麼年輕，從沒有一根白髮，從沒有一點點老相。總是那麼熱情，總是活得高高興興的。去年秋天，他小舅子給暗殺得很慘。顯然強盜躲在湯普森先生的屋裡，然後在晚上是用棍子把他打死的。兩個月以後，我在街上遇見富勒，他顯得很老很老，那麼憔悴，一副倒霉相，我簡直不認識他了。他說他妻子因為自己兄弟這樣慘死給嚇得快死了，神經脆弱得活不了幾天了──我便和他一同去看望她。

　　她直挺挺坐在沙發上，四周用枕頭墊著。隔一會兒，腦袋在枕頭上靠一靠。呼吸也困難。我看了很難過，因為這副模樣我已經看到多少多少回啦。有兩三個月之久，克列門斯夫人就是這麼坐著的，日日夜夜如此，掙扎著呼吸。服了鴉片以後，睏了，或者實在太累了，腦袋便在枕頭上靠一靠，跟富勒太太一個樣，然後打打瞌睡，每次二、三分鐘。

　　從此再也沒有看到富勒太太。三天以後，她永遠安息了。　　

第三十五章

　　所謂「朗誦會」，作為公眾的一種娛樂形式，據我看是查爾斯．狄更斯首創的。他在一八六七年把這個念頭從英國帶到這裡來。他在本國把這個搞得很流行，又在美國搞得被大家所接受，所歡迎，他在哪裡講，哪裡便擠得滿滿的。單單一個季節，他便賺了二十萬塊錢。在那一季裡，我聽過他一回。那是十二月，在斯坦韋大廈，這是我一生中最走運的一次──不是說錢，我並沒有想到錢。這次是我一生中真正的走運，它使我一輩子得到了幸福。在這一天，我到聖尼古拉斯旅館去看望我「教友會市號」之行的夥伴查理．蘭登，我經介紹認識了他的妹妹，一個靦腆、甜蜜、可愛的姑娘。他們全家去參加狄更斯的朗誦會，我陪著他們。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從這一天起，他妹妹從沒有離開過我的心靈。

　　狄更斯先生朗誦他已出版的作品中的某些場面。從我座位上遠遠看去，他是個細小個子的人，衣著有點兒古怪，相貌不凡。他穿著天鵝絨黑色上衣，鈕扣上別著一朵紅艷艷的大紅花。他站在那裡，上面是紅色的布幔，布幔後邊是一溜強烈的燈光──藝術家們通常是這樣安排，把強烈的光集中在一個目標上。狄更斯的聽眾坐在很舒適的微明的燈光下，而隱蔽著的燈則以強烈的光投射到他身上。他便在這明亮的燈光中表演。他朗誦那些生動的段落，讀得有力，讀得動人，發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要知道，他不光是讀，而且還表演。斯蒂爾福思喪命的暴風雨一場（斯蒂爾福思喪命的暴風雨一場，見狄更斯的《大衛．科珀菲爾》），他讀得那麼活靈活現，他的動作又那麼有力，可以說，全場一片狂熱。

　　狄更斯創了先例，別人便跟著來。不過就我記憶所及，別的人至多不過一度有所成就罷了。隔了一陣以後，公開朗誦不時興了，直到狄更斯開創先例二十多年之後，才又恢復過來。在這以後，一度興起，支撐了一個時期。這奇異的、拙劣的行業，稱之為作家朗誦會。這類造孽的事上蒼看夠了以後，作家朗誦會也就不再興風作浪，讓世人太太平平地過日子了。

　　演講和朗誦是很不相同的事。演講的人不用筆記、手稿或書本，而是憑了記憶發表演講。在冬天四個月這整個演講季節中，日復一日每晚講相同的內容。一八六八年我參加演講行列的時候，演講風已在全國各地流行了好多年了（在前一章中，他說的日期是一八六六年──原編者注）。當時正值極盛時期。每個市鎮都有公民組織在每年閒季為即將來臨的冬季演講作出安排。他們從波士頓演講辦事處的名單上挑選演講人，並且根據市鎮的大小和付費能力來挑選。一組通常要講八或十場，唯一的條件是能付得起費用，並不要求在季節結束時收支平衡。很小的市鎮只能邀請五十塊錢一級男女演講人對付對付，為了吸引聽眾，外加一兩個二流名星，每位一百塊錢。大的市鎮全部是雇傭一百塊錢的男女演講人，外加約翰．勃．高夫，亨利．沃德．比徹，安娜．迪金森，溫德爾．菲利普斯，來吸引聽眾。大城市則全部雇傭這些名牌人物。安娜．迪金森是一晚四百塊錢，亨利．沃德．比徹也是這樣，高夫也是這樣，不索價五、六百，就算不錯了。溫德爾．菲利普斯的價錢我記不得了，總之是高的。

　　我參加演講界前後共三個季節──為時相當久，足以學會這一行了。然後在半生顛沛流離以後，為我的新婚生活，隨後在家住了十四五年。與此同時，投機商和孜孜求利的人撿起了雇傭演講人這個行當，企圖發發財。短短五年，他們便把這個行業扼殺了。一八八四年，我重回演講臺一個季節。在這以前那愉快而莊嚴的沉默已達十年之久。已經出現了一代新人，他們對演講與朗誦一無所知，既不懂得該怎麼對待，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些沒有受過訓練的新兵，他們是些難以對付的聽眾。凱布爾（指喬治．華盛頓．凱布爾，前面曾提到過──原編者注）和我跟他們打過交道，感到很棘手。

　　凱布爾單身一人在全國各地朗誦他自己寫的小說，前後已有三年。開頭朗誦很成功，因為他天生有這個才能。不過不幸的是他後來為此而向一位雄辯術教師學習，等到他能登臺演講的時候，他受教育已經受得很好，很徹底，以至他光只是富於戲劇性，會做作，跟早先他無知而光彩的年代相比，受聽眾歡迎的程度，連一半還抵不上。我過去從沒有把朗誦當作行當，很想一試。我雇了龐德少校帶我走向全國，給他以一定的手續費。我還請了凱布爾作為助手，每週六百塊錢。我們就這樣出發，開始我們的冒險行動。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至少開頭是這樣。朗誦的資料我挑得很好，不過沒有認真研究過。我以為只要像狄更斯那樣幹就行了──在講臺上照本宣科。我這麼幹了，搞得笨頭笨腦的。書面的東西不是為了口頭講的；書面的東西是文學形式的，是生硬的、刻板的，不適宜於口頭講──口頭講的目的只是娛樂性的，不是為了教訓。這些文字須得加以調整、拆散、通俗化、日常口語化──不然，全場會厭煩，得不到娛樂。一個星期以後，我乾脆把書本扔在一邊，再也不帶到講臺上去了。不過同時，我把這些東西記熟了，我在講臺上講的時候就變成流利的講話，原來那些拗口的、程式化的東西全都沒有了。

　　有一次朗誦，用的資料是《苦行記》中寫得很誇張的一章中的一段。我給這段文章起了個題目，叫做《他祖父的老山羊》。講的內容，我心裡先記住了，在講臺上又作了一些改變，後來一夜又一夜地繼續修訂。這樣，從開頭害怕在聽眾面前講，到喜歡講，樂於講。這個季節的工作幹完以後，我從沒有想到變化有多大。我一直沒有想到，直到十年、十一年以後，有一晚上，我在紐約一家客廳撿起這本書，讀給提出這要求的十來個男女朋友們聽。可是讀不下去，也就是說，大聲地讀是讀不下去的。我結結巴巴讀了五分鐘，然後終於放棄了。我說，不妨就我記憶所及，把這個故事講一下罷。結果是虧得靠了記憶才算過了這一關。雖然事隔這麼多年，我講的還是非常忠實於講臺上講的那個本子。據我看，這個本子我至今還記得，我願意在這裡再講一遍，好讓讀者如果高興的話和《苦行記》中講的那段故事比較一下，看一看口頭講的本子和書面印出來的本子有多大出入。

　　這兒講這件事的目的，是為了表明：記憶力好會有多壞的影響。記憶力太好，什麼都記得住，什麼都忘不掉，失掉了比例感，辨別不了一件重要的事和一件不重要的事之間的區別，一股腦兒都記住了，一股腦兒都講出來，結果情節的開展便延緩了，同時把事情搞得稀裡糊塗的一團糟，聽的人也厭煩得聽不下去。《他祖父的老山羊》的歷史家，他的記憶就屬於這一類。他總想把這段歷史給他的同夥，也就是給別的露天礦工們講一講，可就是怎麼也講不完。因為由於他的那套記憶，害得他不能一直講到底。他記得的一些和這個故事毫不相關的細節，老是打岔。這些毫不相關的細節，會引起他的興趣，把他引到岔道上去。要是遇到一個名字，或是一個家庭，或者其他與故事無關的事，他就會從原來的道上岔開去，講起這個人如何如何，或是這家人家如何如何──結果是他費力地往前走，而和他祖父有關的老山羊的有趣的遭遇卻離得愈來愈遠。終於連故事還沒有講完，他就睡覺去了，他的夥伴也睡覺去了。有一回，他確實快講完了，夥伴們充滿了希望，認為終於能搞清祖父冒險的全部經過，全部情況了。在照例的開場白以後，這位歷史家說：

　　「喂，我說過了，他是在錫斯基尤縣一個老鄉那裡買來了一隻老山羊，帶到家裡，在草地上放養。第二天，他去看一下山羊，恰巧把一個一角錢的銀幣掉在草叢裡，便俯下身子──在草叢裡四下找。那山羊呢，正站在小山坡上望著。可是我爺爺沒有注意到，因為他背對著山羊，正一心一意想著那塊銀幣。喂，我說過了，他正在小山坡坡腳下俯著身子──就這樣──在草叢裡四處找，而山羊卻在小坡坡上。還有史密斯──史密斯站在那兒──不，不是在那兒，是過去一點兒路──也許有十五步吧──嗯，我爺爺正俯著──就這樣──山羊卻在上邊看著，你知道吧，而史密斯他──（默想了一陣）──山羊它低著腦袋，就是──卡拉維拉斯的史密斯──不，不會是卡拉維拉斯的史密斯──啊，我記起來了，他肯定是圖萊里縣的史密斯──準是的，我現在記得一清二楚了。

　　「嗯，史密斯他站在那兒，我爺爺他站在這兒，你知道吧，他正俯著身子，在草叢裡四處找。山羊見他這個姿勢，還以為是叫它過來──它就來了！以每小時三十英哩的速度，從山坡上下來，眼睛盯住他。你知道，我爺爺背對著它，像這樣俯著身子，而他，當然──哎喲真的啊！根本不是圖萊里縣的史密斯，是薩克拉門托的史密斯──哎喲，我怎麼把這些史密斯搞混了──啊，圖萊里縣的史密斯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是薩克拉門托的史密斯──啊，薩克拉門托的史密斯卻出自美國南方最高貴的血統。在分界線以南，除了薩克拉門托的史密斯家就沒有更高貴的血統了。要知道，他們有一家跟惠特克家結的親！我看，這樣你就可以知道跟薩克拉門托的史密斯家來往的是什麼人了，再也沒有比惠特克家的血統更高貴的了。我看，肯定沒有人能說誰家比他們家更高貴。

　　「你看看瑪麗亞．惠特克吧──多好的姑娘！小麼？不錯，她是小一點，那又怎麼樣呢？可得看看她的心胸──心胸像公牛大──又善良，又甜蜜，又可愛，又慷慨，這是明明白白的。她要是有個什麼東西，你要的話，你總能得到──能拿到，而且還是歡歡喜喜給你的。是啊，瑪麗亞．惠特克要是有一樣什麼東西，別人需要的話，他沒有得不到的──總是拿得到，而且是歡歡喜喜給的。她有一隻玻璃製假眼，她總是借給弗洛拉．安．巴克斯特，她沒有給她配上。嗯，她大了些，假眼不合適。那是七號的，她的眼眶該配十四號的。這樣，假眼放不穩。她眼睛眨一下，它就翻一下。這玻璃假眼好漂亮，配她太好了，因為前面是淡藍色的──就是向外看的那一面──很好看。後面是鍍了金的，這和另一隻眼睛不相配，那是褐黃色的，顯得文文靜靜的。你知道吧，眼睛都是這個樣子。不過，這不礙事──它們配在一起，還挺像一回事。只要弗洛拉．安一眨眼，那隻藍色鍍金的眼睛就會轉動，而另一隻眼睛停著不動。只要她一興奮，那個假眼睛便會轉動，轉呀轉，越轉越快，一會兒藍，一會兒黃，一會兒藍，一會兒黃，這樣滴溜溜地一閃一閃地轉，就是世界上年紀最大的人也跟不上。看不清她那邊臉上的表情。弗洛拉．安．巴克斯特嫁給了霍加多恩家。我想，這樣你就明白了，她是什麼樣的血統──是馬里蘭東岸世家的血統。在美國，沒有哪一家比霍加多恩家更高貴的了。

　　「薩利──是薩利．霍加多恩──薩利嫁給了一個傳教士。他們出了國，到大洋那邊遙遠的島上去，把好消息帶給食人族。他們吃了她，也吃了他。這是不正常的，照例不吃傳教士，只吃他家裡的人。他們一發現自己幹了什麼樣的事，便非常難過。派親屬去取東西的時候，他們就這樣表示過了──說得很清楚──說他們很不安，還道了歉，說下不為例；說這是一次意外。

　　「意外！這真是愚蠢。哪有這樣意外的。世界上不論發生什麼事，都是一個比我們更智更能的力量安排好了的，並且總是出於善意。有時，我們不明白善意是什麼──就如同他們這兩家少了一個傳教士和他的妻子一樣。不過這沒有什麼，這不是我們該管的事。跟我們有關的是，那是天意，是出自好心。不，先生，根本沒有這樣的意外。凡是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在你看來仿佛是一件意外，你就該斷定，那根本不是什麼意外──那是天意。

　　「你就看一看我的勒姆大叔吧，──這事你說什麼呀？我要求你的，無非是──你看看我的勒姆大叔，跟我談談意外的事！事情是這樣的：一天，我的勒姆大叔和他的那條狗上街去，他靠在鷹架上──病了，或者是醉了，或者是別的怎麼的──這時有一個愛爾蘭人，正在三層樓梯子上，手裡拿著搬運泥灰磚瓦的泥桶。他腳一滑，就往下掉，連同磚頭什麼的，不偏不斜，掉在一個陌生人頭上，馬上斷送了他的命。只有兩分鐘，就得請驗屍官到場。人們就說，這是一場意外。

　　「意外！沒有什麼意外。是天意。它的背後含有神祕的崇高的用意。目的是拯救那個愛爾蘭人。要不是那個陌生人在場。那個愛爾蘭人就得喪命。人們說，是天意──當然是的！那裡還有狗啊──愛爾蘭人為什麼不掉在狗身上呢？為什麼不是注定了是那條狗呢？理由很充分──那條狗會瞧見他沖著它掉下來。你不能靠狗來執行天意啊。愛爾蘭人不能掉到狗身上啊，因為──讓我想一想，這條狗叫什麼來著──（默想了一下）──哦，是的，叫賈斯珀──並且是一條很好的狗。不是普普通通的狗，不是雜種狗。是一條混成狗。一條混成狗是具有狗的種屬中所有優良素質的那種狗──類似一種狗的辛迪加。至於雜種狗，那是雜七雜八的渣滓湊成的。賈斯珀是名種。是勒姆大叔從惠勒家弄來的。你該聽說過惠勒家吧。在分界線以南，沒有比惠勒家的血統更高貴的了。

　　「嗯，有一天，惠勒正在毯子工廠裡出神地想著心事，突然給機器一把抓了去。要知道，他正在工廠裡到處逛，從頂樓到地下室，到處逛，就是這種步法──啊，簡直連人影還沒有看到，只聽見他走過時噓地一聲。啊，你準知道，以他這樣的步法，要想逃過這一關，太太平平回家，那是辦不到的。惠勒給捲進了三十九碼的三股頭毯子裡去了。寡婦很悲傷，她非常悲傷，她愛他，她想盡辦法給他料理後事，那可真不容易。她拿了整整一段──三十九碼──她要體面地把他安葬。不過她不忍心把他捲起來，就讓他平躺著。還說，別的辦法她是不贊成的。她本想給他買一個坑道，可是沒有賣的。所以她就把他裝在一個好看的盒子裡，直立著放在山坡那邊二十一英呎高的石基上。這樣，既是紀念碑，又是墳墓，兩者兼而有之，又經濟又實惠──六十英呎高──哪裡都望得見──她在上面漆著一行字：『此處埋著三十九碼三股頭毯子，內有米林頓．格．惠勒遺體，安息吧。』」

　　講到這裡，這位歷史家的嗓子含糊不清了，眼皮直往下耷拉，他睡著了。因此，從這一天起直到今天，我們還是稀裡糊塗。我們弄不清老祖父究竟有沒有從草地裡找到那一角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至究竟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把上面這段故事和《苦行記》中原來的本子一對，我還是說不清為什麼一個能在聽眾面前背誦得很有效果，而另一個卻不行。其中是有原因的，但是道理很深，非粗陋的語言所能說得清。我感覺到了，但是表達不出來。它難於捉摸，就像一股氣味，它刺人，它無所不在，但又難於分析清楚。我放棄了分析清楚的嘗試。我只知道一個本子能背誦，另一個本子卻不行。

　　所有背誦，當然是指憑了記憶講。不論哪一個本子，都不能光是照本宣讀。為什麼這樣？理由很多，不過有一個理由也許是最明顯不過的了。照本宣讀，那是在講別人家的故事，是做的第二手的事，你只是在模仿人家，而不是當事人。你是人為地編造出來的，並非是真實的人。反之，離開本子講，你進入了角色，你成了他那個人，這和演員的道理是一樣的。

　　最偉大的演員，不可能靠了手中一本書就把觀眾迷住了。照書本子上讀，最精采的味道便無法表現出來。我指的是那些經過深思熟慮的巧安排，乍一看，仿佛是即興式的，卻具有強烈的效果的那一類。譬如說，故意為挑選確切的字眼而顯得遲疑不決，故意在無意中感到窘迫，故意在無意中把字眼強調錯了，而實則是具有深意的──這些以及其他各種技巧，能使背誦故事的人具有即興講述的那種純自然的魅力。而在憑書本朗讀的人來說，固然也可以一一效法，卻很容易露出馬腳。儘管聽眾也許會欽佩朗誦者手段高明、靈巧，但這種朗誦只能滿足聽眾的理智，不能滿足聽眾的心靈，即使有所成功，這成功也不是完美的。

　　一個人在講臺上朗誦的時候，很快地便會意識到，在技巧中，有一種最強大的武器，其效果是難以估量的，那就是停頓──這個令人難忘的沉默，這個雄辯的沉默，這個帶有幾何級數性質的沉默，往往能收到預期的效果，為任何即使善於措辭的語言所無法達到的。對於照本宣讀的人來說，停頓的用處不是太大，因為他無法知道該停多久；他無從判斷間歇的長短──這必須是由聽眾來給他決定的。他必須從他們的臉上覺察出停頓是否適度，可是如今他的眼睛不停在聽眾的臉上，而停在書本上。因此，他不能不想當然地來決定其間歇的長短。這樣就不可能猜得很準，而這裡的關鍵卻是必須準確。絕對的準確才行。

　　不需要書本子而能背誦的人享有各種優越性。當他碰到故事中一句非常熟悉的話，也就是他一百個晚上每晚都講過的話──在一次停頓以前或以後的那一句話──聽眾的臉會告訴他該停頓多久為最好。對某些聽眾來說，停頓應該短一些；對另一些聽眾來說，停頓應該長一些；對另一些聽眾來說，停頓應該更長一些。表演的人必須根據聽眾的種種差異來決定停頓時間的長短。這些變化非常細微，非常微妙，簡直可以比之於衡量五百萬分之一英吋的普拉特和惠特尼的精密儀器。聽眾是這架儀器的雙胞胎，可以測定停頓到最細微的程度。

　　我經常玩停頓這個把戲，如同孩子們玩弄玩具一樣。當我周遊世界作環球演講以償還韋帕斯特先生欠下的債務的時候，我曾有三、四次演講，其中停頓起著重大的作用。我把它拉長，或是縮短，全都根據當時的需要。每當我估量得正確的時候，我從停頓中享受到了很大的快樂，反之，便極為不安。在講黑人的鬼怪故事《金手臂》時，有一次停頓恰好在最後結束以前。只要我把停頓掌握得恰當，在停頓以後說的話肯定會產生驚人的效果。可是，如果掌握錯了五百萬分之一英吋，那麼聽眾從這無限小的時間的間隙中，從傾聽這可怕的故事時的緊張心理狀態中，就能夠清醒過來，從而能夠預見到高潮，並在高潮突然到來以前作好了心理準備──那就平淡無味了。

　　在《他祖父的老山羊》中，有個地方該停頓，那是在某一句的後邊。當我們周遊世界的時候，克列門斯夫人和克拉拉（馬克．吐溫的女兒。本書是獻給她的──原編者注）總喜歡為我每晚的整個演講擔心。這樣做是沒有必要的。她們想在停頓的時候看一看全場聽眾的反應。她們認為，根據停頓的效果，她們可以精確地判斷出聽眾水準的高低。這我懂得更多些，只是我不便這麼說。只要停頓得恰當，效果就有把握。只要停頓的間歇錯了，哪怕是錯了五百萬分之一英吋，笑聲便平平淡淡，絕不會是哄堂大笑。在《他祖父的老山羊》中，這一段是在提出了那個問題之後，即那個愛爾蘭人栽倒在陌生人身上，究竟是偶然的還是出自天意。如果這是天意，如果唯一的目的只是為了搭救那個愛爾蘭人，那為什麼必須犧牲那個陌生人呢？「那裡還有狗啊。為什麼他不掉在狗身上呢？為什麼不是注定了是那條狗呢？因為那條狗會瞧見他正沖著它掉下來。」這最後一句話，便是我們全家等候著的一句話。在說了這句話以後，對任何聽眾來說，停頓都是絕對必須的，因為對於任何哪一個人，不論他如何聰明，都無法在剎那間就領會一個新的陌生的邏輯，可是隔了一會兒以後，又會覺得那是情理之中的事，那就是承認狗對於虔誠的心理是無動於衷的。狗總是機靈得只關心它自己的利益，一旦發生了緊急的意外，不可能為了別人的利益而作什麼自我犧牲，即使那是上天的旨意也不行。　　

第三十六章

　　一八七○年二月初，我和奧利維婭．勒．蘭登小姐結了婚，我便住在紐約的布法羅。明天（寫於一九○六年二月一日──原編者注）是我們結婚三十六週年。我妻子連續害了二十二個月的病以後，於一年八個月之前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去世了。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見到她的象牙雕像。那是一八六七年夏天在斯米爾納海灣裡「教友會市號」上她哥哥查理的特等艙裡見到的。那時候她二十二歲。第一次見到她本人，是在當年十二月在紐約。她苗條而美麗，是個少女。她既是少女，又是婦女。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息，她始終既是少女，又是婦女。外表莊重而文靜，卻燃燒著同情、精幹、忠誠、熱忱和浩瀚的愛那種永不熄滅的火焰。她身子骨始終是虛弱的，靠她的精神力量支撐著，她那種充滿希望與勇氣的心是什麼也摧毀不了的。

　　她十六歲的時候，在冰上摔了交，引起了局部癱瘓，成了個病人。從此，她一輩子再也沒有強壯起來。摔了這交以後，有兩年不能下床。除了臉朝上躺著以外，也不能以別的姿勢睡覺。那段時間，請遍了名醫到埃爾邁拉來，都沒有什麼效果。在當時，東西兩個半球都知道牛頓醫生的名字，兩個半球都認為他是個吹牛大王。他神氣十足地遍歷美國各地，那個氣派，活像個君王，像個玩馬戲的。人還沒有到，幾個星期以前，本來呆板沉悶的牆就出現了大幅彩色招貼，還有他那令人生畏的畫像，宣告他的來臨。

　　有一天，蘭登家的一個親戚安德魯．蘭登到家裡來說：「你們什麼人都試過了；現在可以試一試牛頓醫生那個吹牛大王。他來了，住在拉思本大廈；給有錢人看病要大價錢，給窮人看病不要錢。我親自看見他在傑克．布朗的腦袋上揮揮手，然後拿走了他的拐杖，讓他做他的事去，就像什麼病也沒有一樣。我親自看見他治好了別的一些跛子。他們也許是為了做做廣告，臨時冒充的，不是真正的跛子。不過傑克倒是真事。把牛頓請來吧。」

　　牛頓來了。他看到那位年輕姑娘躺在那裡。在她躺著的上邊天花板上，掛下了一具轆轤。掛在那裡好久了，只是沒有用過。掛在那裡是希望靠了這個設備，也許可以讓她隔一陣坐一會兒，休息休息。可是結果還是失敗了。每次想叫她坐起來，總是引起作嘔，搞得筋疲力盡，不得不作罷。牛頓把窗──關了好久了──打開來，作了短短的熱誠的禱告，然後把一隻手放在她肩上說：「我的孩子，現在我們要坐起來了。」

　　全家人嚇壞了，想阻止他，可是他不動聲色，還是把她扶了起來。她坐了幾分鐘，既不作嘔，又沒有什麼不舒服。然後牛頓說：「現在我們要走幾步，我的孩子。」他扶她下了床，扶著她，她就走了幾步。然後他說：「我的本領只能到此為止了。她還沒有治好。她不像能治好的樣子。她永遠也走不多遠，不過每天練一練，她能走一兩百碼，肯定她終生都能這樣。」

　　他要價一千五百塊錢。實際上值十萬塊錢。因為，從她十八歲那天起，直到五十六歲，她總能走幾百碼，不需要停下來休息。不只一次，我看見她能走四分之一英哩還並不怎麼疲勞。

　　在都柏林，在倫敦，在其他一些地方，牛頓總是遭到群眾起鬨。在歐洲，在美國，他也經常遭到群眾起鬨。可是蘭登家、克列門斯家感謝他的恩情，從沒有對他起鬨。隔了好多年以後，我見過牛頓一次，還問他，他的祕密何在。他說他也不知道，不過想來也許是他身上有什麼電發出來，把病治好了。

　　絕對的真誠，絕對的忠實，絕對的坦白，這些是我妻子生來的品性。她對人對事的判斷是可靠的、正確的。她的直覺從沒有欺騙過她。對朋友和陌生人的品性和行為作判斷時，她總是留有仁慈之心，而這種仁慈之心又從未失誤。我曾把她和成百個人比較過，對照過，我的信念至今未變，即她的品性是我遇見的人中間最完美的。我還可以說，她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被人喜愛而莊重的人。她的品性和脾氣是屬於這麼一類的，不僅被人崇拜，而且叫人家不得不崇拜。凡是值得留下來的傭人，沒有一個離此他去的。因為她一眼便能挑選得妥妥貼貼的，因此她挑上的傭人，幾乎全都是值得留下來的，而她們也確實都留下來了。

　　她總是高高興興的，而且她總是能把高興的心情感染給別人。在我們九年貧困、負債的日子裡，她總是能夠說服我不要絕望，要在茫茫雲霧中看到光明的一面，並且確實設法讓我看到了光明。在那些日子裡，我從沒有見到她對我們處境的變化有一句怨言。孩子們也從沒有過。她對她們進行了教育，而她們也學了她那堅韌不拔的性格。對她所熱愛的人，她那種愛簡直到了崇拜的程度，而人家也報之以同樣的崇拜──親戚們、朋友們以及家裡的傭人們都是這樣。

　　結婚可以說是使得一種奇異的結合凝聚在一個人身上──她的脾氣、品性以及我的。在接吻中，在擁抱中，在慕戀的話語中，她傾注了熱戀的心情，而其語言的無比豐富往往叫我大為吃驚。在慕戀的語言和愛撫方面，我天生是保守的，而她將這些傾注在我身上的時候，卻像夏天海上的波濤沖擊著直布羅陀海峽。我是在保守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在上面說過的，我從沒有見過我家的人彼此接吻，只除了一次，而那是在垂死的病床上。我們的村子也不是有接吻習慣的村子。接吻和愛撫以求婚而宣告結束──連同那一天要命的鋼琴聲。

　　她愛像少女一般天真無邪地大笑。這樣的次數不多，可是聽到這笑聲時，簡直像聽到音樂那樣迷人。最後一次聽到是她臥床一年多了，當時我還把這件事寫了下來──可惜那是最後一次了。

　　明天是我們結婚三十六年了。我們是在紐約的埃爾邁拉她父親家裡結的婚。第二天乘專車前往布法羅，同行的有蘭登全家，還有比徹家和特威切爾家的人。他們參加了婚禮。我們要到布法羅去住，在那裡，我要成為布法羅《快報》的編輯之一，同時成為該報的主人之一。我對布法羅一無所知，不過我通過給一個朋友去信，請他給安排了一個家。我要他找一個這樣一類的公寓，既是編輯低薪所負擔得起的，又是像個樣子的。晚上九點鐘，他們在布法羅的車站上接我們。我們分坐幾輛雪車，然後，在我看來幾乎是走遍了全美國──很顯然，我們簡直走遍了所有的大街小巷──我不客氣地責怪了我這位朋友一番，怪他怎麼找了一個沒有確切地址的公寓。可是此中有個計謀哩──新娘是知情的，而我卻蒙在鼓裡，她父親傑維斯．蘭登在時髦的特拉華大街上給我們買下了一座新房子，並且把家裡都佈置好了，還安排好了一位廚師。幾個女僕，一個精神飽滿的年輕的車夫，一個愛爾蘭人，叫做帕特裡克．麥卡勒的──而我們在全市各地到處閒逛，是為了讓一雪車人能有時間先趕到新房去，把煤氣灶點起來，把大夥兒的晚飯準備好。後來，我們終於到了，我走進這個仙境時，不禁憤怒到了頂點。我毫無保留地責怪我那位朋友幹得這麼蠢，把我們安頓在這樣一個我無力負擔的公寓裡。這時候，蘭登先生拿出一隻精緻的盒子，把它打開，從中拿出這座房子的出讓契約。一場喜劇這樣高高興興地收了場，我們便坐下來吃晚飯。

　　客人在半夜告辭。把我們留在新居。廚師埃倫進來問明天早上買些什麼菜──而我們兩人誰也不知道牛排是按桶買還是按碼買。我們暴露出了愚昧無知，而埃倫則充分表現出了愛爾蘭人的那種高興勁兒。精神飽滿的年輕的愛爾蘭人帕特裡克．麥卡勒進來問第二天的安排──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

　　聽起來一切都很順利、輕快，沒有遇到什麼不順當的事，不過事實上不是這樣。事實上不是這麼順暢的。求愛的事不少──經過三、四次求婚，統統被拒絕了。我在演講旅行中到處流浪，不過我總設法隔一陣到埃爾邁拉來實行圍攻。有一回，我從查理．蘭登那兒弄到了一份邀請書，能到這裡待一週。這是愉快的一週，不過終於期滿了。我找不到法子能把邀請延長幾天。我所能設計出的花樣看樣子騙不了人。這種花樣甚至也欺騙不了我自己。而當一個人甚至連自己也騙不了的時候，要騙得了人家是很困難的。不過，運氣終於來了，而且是從一個最意料不到的地方來的。千百年來，總有這種情況，今天也如此──天意從中插了一手。

　　我準備離開這裡前往紐約了。大門外停了一輛雙馬敞篷馬車，我的箱子已在車上，車夫巴尼手握馬鞭坐在前座。那是晚上八、九點鐘，天黑了。我在門廊上跟他們一家人告別，查理和我走了出來，爬上了馬車。我們坐在馬車夫後邊的座位上，也就是靠近車尾的地方。這是臨時給我們張羅的，並沒有扣實。這個情況──對我來說，那是好運氣啊──我們不知道。查理正抽菸。巴尼把馬鞭輕輕碰了碰馬。馬突然往前一跳。查理和我從車子後邊給甩了出去。在一片黑暗中，他雪茄頭上的一點紅光在空中劃了條曲線，我還看得很清楚。在一片朦朧中，唯一能看清的便是這個了。我剛巧碰在頭頂上，先是直挺挺地站了一會兒，然後倒在地上，昏迷了過去。對一個從未演習過這一手的人來說，真是昏迷得太像了，那是圓石砌的小溝，正在修理之中。我的腦袋碰到四塊圓石連結成的凹進去的地方。凹下去的地方填滿了新的砂子，恰好成了個墊子。我的腦袋並沒有碰到任何一塊圓石。我沒有跌傷。甚至沒有碰到。根本什麼事都沒有。

　　查理跌得不輕，可是他只關心我，對自己的傷勢怎樣，根本不清楚。全家湧了出來。西奧多．克蘭在最前面，手中拿了裝白蘭地的曲頸瓶。他倒在我嘴裡，嗆得我夠受，不過我仍然昏迷不醒，不見減輕。這我自有辦法。聽到人家在我周圍傾訴著憐憫的話，那是非常愉快的。這是我一生中五、六回最幸福的時刻之一。沒有發生什麼足以干擾和破壞這一時刻的事──除了一項，也就是我沒有受傷。我很怕遲早會給發現，從而縮短我作客的時間。我身子很重，需得巴尼．蘭登先生、西奧多和查理一起用力，才把我拖進屋裡。不過還是拖了進去。我到了屋裡。我認識到這就是勝利。我在屋裡了。我穩穩地可以在一個不定期的時間裡成為她家的累贅──至少需要一段時間，這是上蒼的安排。

　　他們把我按在客廳裡一張坐椅上，就去請家庭醫生。這位年老的可憐蟲，把他從床上拽起來，這委實是不應該的，不過這是正經事啊，何況我實在太昏迷了，無法阻攔。克蘭太太──啊，她是三天前到這家來的，頭髮灰白了，還很美，為人一貫富於同情心──克蘭太太拿來一瓶燃燒液體之類的東西，是專治跌打損傷的。不過我知道，我的傷處將是對這個藥物的嘲弄。她把藥水往我頭上倒，還用手搔，一邊撫摩，這烈性的東西便沿著背脊骨往下淌，一英吋、一英吋往下淌，叫人有森林失火的感覺。不過我是滿意的。當她累壞的時候，她丈夫（西奧多）主張讓她休息一會兒，由莉薇撫摩一會兒。這太好了。要不是為了這個，我本該馬上就回復過來的。不過，在莉薇的撫摩下──要是他們繼續撫摩不停的話──我到今天還會昏迷不醒哩。啊，撫摩得叫人太高興了，太舒適了，太迷人了，就連佩里．戴維斯的止痛藥這類烈性的新藥所引起的火氣，也能消除得無影無蹤啊。

　　然後那位老家庭醫生到了。他老練地診斷起來──也就是說，他開始到處找跌打損傷，找腫塊。後來宣布說，沒有。他說，我只需要睡一覺，忘掉這次遭遇，第二天早上便什麼事也沒有了──可是事實不是這樣。第二天早上，我並不是什麼事都沒有。我不打算什麼事都沒有，我離沒有事還遠著呢。不過我說，我只要休息，我用不到麻煩這位醫生了。

　　由於發生了這件事，我得以整整延長三天。這可幫了大忙。我的求愛計劃向前推進了好幾步。等到下一次到這兒來作客，事情就大功告成了，我們便有條件地訂了婚。這條件是必須父母同意。

　　在一次單獨談話中，蘭登先生提醒我注意一件我早已留心的事──這就是我簡直是個默默無聞的人；周圍的人除了查理以外，誰也不知道我，而他又太年輕，看人還看不準；說我是從大陸那一邊來的，只有那邊的人才能對我為人的品性作個證明，這是說如果我還能找到什麼人證明的話──因此他要我提供查詢的人。我也提供了。他便說，我們現在可以暫時到此為止，我可以離開，等他給那些人去信，收到了答覆以後再說。

　　經過一段時間，答覆來了。他就找我，我們便再一次進行了單獨談話。我介紹了六個著名人物給他，其中包括兩個教士（都是舊金山人）。他自己寫信給一個銀行會計，此人早年曾是埃爾邁拉主日學校的監督，和蘭登先生很熟悉。結果是前景不妙。所有這些人都是過分老實了。他們不光是提起來時不贊成，而且熱心得沒有必要，熱心得過了頭。有一位教士（斯特賓斯）和前主日學校監督（我但願能記得他的名字）還在他們的作證黑信上添了一筆，說我將來會填補醉鬼的墳墓。這正是人們常見的預卜終身的一個例子。也沒有規定填補的時限。也不說該等多久。我一直等到了如今，這填補之說仿佛還是渺茫得很哩。

　　這些信讀過以後，談話停頓了一會兒，氣氛悲涼而肅穆。我找不到什麼話說。蘭登先生顯然也是這麼個情況。後來，他把他那漂亮的頭抬了起來，他那明亮、坦率的眼睛盯住了我，說：「這些人是什麼樣的人？你在這世界上有一個朋友麼？」

　　我說：「顯然沒有。」

　　他就說：「我自己做你的朋友。姑娘給你。我比他們更懂得你。」

　　我的命運便是這樣戲劇性地、幸福地決定了。後來，他聽到我有一回充滿友愛、欽佩、熱烈的心情談到了喬．古德曼，他就問，古德曼住在哪裡。我告訴他說遠在太平洋沿岸。他說：「啊！他仿佛是你的朋友啊！是嗎？」

　　我說：「是啊，我最好的朋友。」

　　「那麼，」他說，「你當初究竟想到了些什麼啊？為什麼沒有對我提到他呢？」

　　我說：「因為他準會同別人一樣徹徹底底地撒謊。人家光講我邪惡；古德曼會光講我的美德。你要的當然是沒有偏見的證明。我知道，這你從古德曼那裡是弄不到的。我確實相信，你從別處可能弄得到，可能你也已經弄到了。不過當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樣誇獎一番。」

　　我們訂婚的日子是一八六九年二月四日。訂婚戒指是普普通通的，但金子的分量還重。裡邊刻著訂婚的日期。一年以後，我從她手上拿下來，準備改為結婚戒指，把結婚日期刻在裡邊──１８７０．２．２。從此以後，這個戒指一刻兒也沒有離開過她的手指。

　　在義大利，死亡使她甜蜜的臉上恢復了她逝去的青春。她躺在那裡，漂亮、美麗，仿佛當年當姑娘做新娘的樣子。人家想從她的手指上取下戒指，給孩子們保存起來。可是我阻止了這樣褻瀆的事。戒指隨著她一起入葬了。

　　在我們訂婚以後不久，我第一本書《傻子國外旅行記》的校樣陸續寄到，她跟我一起校。她還加以編輯。從這一天開始，她是我忠實的、賢明的、不辭勞苦的編輯，一直到死以前的三、四個月──前後達一個世紀的三分之一以上。

第三十七章

　　我們的第一個孩子蘭登．克列門斯是一八七○年十一月七日生的，只活了二十二個月。孩子的病全怪我自己。他媽媽要我照看，我帶他坐敞篷四輪大馬車去透透空氣，出遊了好長時間。那是個陰冷的早晨，不過他用皮衣服裹得好好的，要是在細心的人手裡，是不會出問題的。不過我很快便默想出了神，把該管的事忘得一乾二淨。皮衣服掉了，光腿露在外面。後為馬車夫發現了，我重新裹好，可是已經遲了。孩子幾乎凍僵了。我急忙趕回家。我被我自己幹的事嚇呆了，對可能產生的後果嚇得什麼似的。那天早上所做的對不住人的事，我一直引為羞愧，能不想便不去想它。在當時我有沒有勇氣承認這件事，我至今還很懷疑。我看，很可能是直到此刻以前，我始終沒有承認過。

　　蘇茜是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九日生的。她在幼年時期，總是到紐約的埃爾邁拉以東山上的誇里農莊上過夏天。別的季節則在哈特福德家裡（我們在一八七一年十月搬到了哈特福德，不久造了一座房子）。跟別的孩子們一樣，她活潑、快樂、愛玩。和一般孩子們不同的是她時時喜歡內向，細細思量那些困擾人生的事和自古以來使好問的人也迷惑不解的事，企圖尋找其中深藏的意義。作為一個七歲的小孩子，便對人世短暫的逗留中不斷遭到不幸和逼得發狂的情況感到壓抑和困惑不解，正如開天闢地以來，一些比較成熟的心靈也曾為此感到壓抑和困惑不解一樣。千千萬萬的人生下來，辛勤勞苦，流血流汗，為麵包而奮鬥、爭吵、責罵、打架，為了細小的利益互相爭奪不休。他們年齡一年年大起來，跟著來的是衰老、凌辱和羞恥挫傷了他們的傲慢和虛榮。他們所愛的人給拆散了，人生的歡樂變成了慘痛。痛苦，憂患，不幸，一年比一年深重。到最後，野心死了，傲慢死了，虛榮死了，剩下的只是渴望解脫。最後也終於解脫了──這是泥土留給他們的唯一無害的禮物──他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本來便無足輕重，沒有什麼成就，有的只是錯誤、失敗和愚蠢，也沒有留下一點他們存在過的痕跡──這個世界會哀悼他們一天，然後永遠忘掉他們。然後另一批芸芸眾生替代他們，重演他們所幹過的事，走著同樣一條無益的道路，像他們一樣消失──給另一批、又一批、千百萬批的芸芸眾生讓路，讓他們穿過同樣的沙漠，走著同樣不毛的道路，完成那第一批芸芸眾生以至後來所有的芸芸眾生完成的事──虛無！

　　「媽媽，這是為什麼啊？」蘇茜這麼問。在育兒室寂靜的處所，對這些事作了長長的思索以後，她終於操著那種不很連貫的語言，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一年以後，她一個人摸索著走過另一處黑沉沉、見不到陽光的沼澤，不過這一回她找到了歇一歇腳的地方。有一個星期，她媽媽沒有能在傍晚孩子祈禱的時間到育兒室去。她媽媽講到了這一點，說為此很不安，說今晚上要來，還希望每晚能來，能像以前一樣聽蘇茜祈禱。她覺察到孩子希望能答話，可就是不知道怎樣用詞才好，便問她有什麼困難。蘇茜解釋說，富特小姐（保姆）在教她有關印第安人的事和他們的宗教信仰，這樣看來，仿佛不只一個上帝，而是有幾個上帝。這就叫蘇茜不能不思索起來。而她思考的結果，便是她停止了祈禱。她把這句話修飾為──也就是，修改為──她現在不像「過去那樣」祈禱了。她媽媽說，「把這跟我講講，親愛的。」

　　「嗯，媽媽，印第安人認為他們是對的，不過我們現在知道他們是錯了。不久也可能是我們錯了。因此我現在只是祈禱，但願只有一個上帝，一個天──或者別的更好的東西。」

　　我把這段悲涼動人的祈禱，按照當初記錄本上記的，一字不差地寫在這裡。那個記錄本是我專記孩子們說的話的，而我對這些話的敬仰，也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日增。這句話，就它的純乎自然的優美與質樸來說，是出自一個孩子的嘴巴。但是其中的智慧與悲哀，是那些生活過、渴望過、希望過、害怕過和懷疑過的來去匆匆的世世代代的人類所共有的。

　　再回到一年以前──蘇茜七歲的時候。她媽媽有幾次對她說，「好啦，好啦。蘇茜，不能為了小事哭啊。」

　　這就引起了蘇茜的思索。她正在為了她心目中的大災大難連心都碎了──一個玩具給打碎了；原來計劃好的一次野餐，因為遇到了狂風暴雨、電閃雷鳴而取消了；育兒室裡一隻老鼠，養得越來越馴服，越來越親近人，卻給貓咬死了──而正在這時卻聽到了這個奇怪的啟示。為了某種沒有能說清楚的原因，原來這些並不是什麼大災大難。為什麼呢？災難的大小應該怎樣衡量呢？規律是什麼呢？總有個什麼辦法能辨別大的災難與小的災難啊，其間的比例法則是怎樣的呢？她認真地久久思考了這個問題。兩三天來，她不時專心致志地思考這個問題──可是感到困惑──終於失敗了。最後，她放棄了，找到她媽媽那裡去請求指點。

　　「媽媽，什麼叫『小事』？」

　　這看來是個簡單的問題──乍一看是這樣。可是，要用語言來回答就有沒有料想到的。沒有見到的困難。困難增加了，增長了，結果帶來了又一次的失敗。解釋遇到了困難。然後是蘇茜試著給她媽媽幫一下忙──她舉出了一個情況，舉出了一個實例，舉出了一個例證。媽媽準備上街去，任務之一是給蘇茜買一個答應了好久的玩具手錶。

　　「媽媽，如果你把手錶忘了，那是件小事麼？」

　　媽關心的並不是手錶，因為她知道這不會忘掉。她所希望的是：答案能解決那個謎，好叫她受到困擾的小小的心靈能夠得到安寧。

　　當然，這樣的希望落空了──因為不幸的大小，不是由局外人來衡量的，而是由當事人來衡量的。國王所失去的皇冠，對國王來說是大事，而對小孩來說就什麼都說不上。丟失的玩具，對小孩來說是件大事，而在國王的心目中是不值得為之心碎的。後來終於得出了判斷，不過那是根據上面那個模式下的判斷：蘇茜從此獲得了許可，可以根據自己的尺子來衡量不幸。

　　我這裡要提一兩句蘇茜十七歲時候的情況。她模仿希臘的臺詞寫了一個劇本，由她、克拉拉、瑪格麗特和沃納以及其他幾個年輕夥伴在哈特福德我們家裡給一屋子可愛的朋友們演出。查爾斯．達德利．沃納和他的兄弟喬治也在場。他們是我們附近的鄰居和好朋友。他們對這個劇本的技巧非常讚賞。第二天喬治．沃納過來跟蘇茜談了很久。結果下了這樣一個斷案：

　　「她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有趣味的一個，不論是男的也好是女的也好。」

　　還有一位太太說的話──我記得那是切尼太太。她是她父親牧師布什內爾博士的傳記的作者。

　　「有一次，我跟蘇茜談過以後記下了這樣的話：她很了解人生及其意義。即使歷盡滄桑，也不見得能比她有更深的了解。她的直覺、思索與分析似乎使她學會了我六十年中所學到的東西。」

　　還有一位太太說過一段話。她談到了蘇茜臨終前的事（蘇茜死於一八九六年──原編者注）：

　　「在最後的這些日子裡，她走起路來仿佛很得意的樣子。她那神氣真切地表現了她精神煥發和智力的旺盛。」

　　現在回到我剛才打了岔的事情上來。正如我已經說過的，蘇茜從小便喜歡考察事情，獨立思考。這倒並非訓練出來的，而是生來的天性如此。遇到事情處理得公正或者不公正的時候，她能非常耐心地回顧一項項細節，最後準能得出正確的、合乎邏輯的結論來。在慕尼黑，當她六歲的時候，老是夢見一隻凶猛的熊。每次夢醒，嚇得叫起來。她就開始認真地分析這個夢。為什麼會做這個夢呢？目的是什麼呢？起源是什麼呢？不──應有的教訓是什麼。經過直率、深入的研究，得出了她的判斷，雖然可能有片面性或不公正的方面：因為（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從來不吃人，而總是被吃的」。

　　對於道德方面的問題，蘇茜用實際行動來證明她判斷的正確──即使有時她得作出點犧牲。她六歲。她妹妹克拉拉四歲的時候，兩人老是爭吵。為了制止爭吵，試著實行懲罰的辦法──可是失敗了。然後試著實行獎勵的辦法。一天不吵便賞糖。由孩子們自己做自己的證人。這一次，是自己吵了，還是這一次沒有吵。有一次，蘇茜拿了糖，可是躊躇起來，然後把糖交了出來，說自己不該得的。克拉拉保留了她的一份。這樣就發生了矛盾。一個證明有過爭吵，一個說沒有。肯定有爭吵的證據充足些，結果證明有過爭吵，兩人誰也不該拿到糖。仿佛克拉拉沒有什麼可給自己辯護的──不，有的，是蘇茜提出來的，克拉拉便沒有事了。蘇茜說，「我不知道她心裡是不是覺得錯了，不過在我的心裡，我覺得不對。」

　　這是對這件事的公道的看法。對一個六歲的孩子來說，這是非常尖銳的分析。現在就無法再說克拉拉錯了，除非再一次審理她的案件，重新回顧她的證明。這樣的程序是否公正是有疑問的，因為她早先的證據已經被接受過了，當時並沒有提出過什麼疑問。疑點經過檢查和討論──判決對她有利，無罪開釋。結果反正一樣，因為就在這個時候，糖反正給她吃掉了。

第三十八章

　　我每次想到蘇茜，便想到馬喬里．弗萊明。只有一個馬喬里．弗萊明，不可能有另一個。我想到蘇茜時便想到馬喬里，主要是因為約翰．布朗醫生，這個高尚而美麗的心靈──使得了不起的馬喬里不致默默無聞的人──是蘇茜嬰兒時的好朋友──這個寵愛她，甘願做她奴隸的人。

　　在一八七三年，蘇茜十四個月，我們從倫敦到了愛丁堡。我是在經歷了一次完全新的生活以後──有六個星期，每天的中飯、午茶和晚飯都不在家吃──逃到那裡去休息一下、躲避一下的。我們沒有帶什麼介紹信，我們躲到了喬治大街的維奇這一家庭旅館裡，打算自己一家人舒舒服服地過一個季節。不過，幸虧運氣好，這樣的計劃沒有實現。克列門斯夫人很快便需要請醫生，我就到拉特蘭大街二十三號，去看看《拉布和他的朋友們》的作者是否還在行醫。他在。他來了，從這以後六週中間，我們天天在一起，或是在他家裡，或是在我們的旅館裡。

　　他的臉招人喜歡──是我所見到過的長得很美的臉。安詳、文靜、親切──與世無爭的一個聖徒的臉，那溫和的微笑流露出內心充滿著愛的光芒。約翰醫生是蘇格蘭人人喜愛的人。據我看，由北往南，他的名聲傳遍各個地方。我這樣看，是因為幾年以後，當病魔迫使約翰醫生中止行醫的時候，出版商道格拉斯先生對一些朋友們曾決心募集幾千塊錢的款子，用來幫助他本人以及他的老處女妹妹。這筆款子不只是很快便募集到了，而且在此以南一百英哩外的朋友們還沒有來得及捐助，募款簿很快便寫滿了。沒有公開募集過。沒有在印刷品上提過這件事。道格拉斯先生和其他一些朋友們只是通過私人信件募捐。從倫敦以及各處都寄來了抱怨的話，責怪沒有給他們一個捐獻的機會。這種抱怨在這世界上是新鮮事──非常稀罕──因而我認為值得提一提。

　　約翰醫生非常喜歡動物，特別喜歡狗。凡是讀過《拉布和他的朋友們》這部淒愴動人的傑作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他死後，他的兒子喬克發表了一篇簡短的回憶錄，在朋友中非正式散發。其中提到了約翰醫生和動物的關係的一個小插曲。提供這個小插曲的是愛丁堡的一位太太。她十二歲的時候，約翰醫生經常叫她順路搭他的車到學校去，或者從學校回家。她說，有一天，他們正在平靜地談話，他突然說了一半就停下來，急忙把頭伸出車窗──然後顯出失望的神色，坐到原來的位子上。姑娘問：「是誰？是你的什麼熟人？」他說，「不，一條我不認識的狗。」

　　他給蘇茜起了兩個名字──「小維菲」和「米加羅比斯」。給她起這個難懂的希臘名字，是因為她長了那大大的、黑黑的眼睛。蘇茜和醫生老是一起玩耍。他每天放下架子，裝做「熊」，跟這孩子玩耍。我記不得他們倆誰是熊，不過我認為，蘇茜是熊。客廳的角落裡有一張沙發，後邊有一扇門通蘇茜的住處。她老是躺在沙發後邊等著醫生──不是躺著等，而是站著等，因為她站直的時候，你只能瞥見一點點她黃黃的頭頂。按照遊戲的規矩，她是看不見的，因此這一瞥不算數。據我看，她一定是隻熊，因為我記得她有兩三回從沙發後面跳出來，把醫生嚇得一大跳，儘管他明明知道這隻「熊」在那裡，正在走過來。

　　誰要是說約翰醫生願意講一個怪誕、好玩的趣聞，那是誰也難以相信的。這樣的事不合他那文雅、安詳的脾性──不過這沒有什麼。我曾經試圖教給他一個趣聞。他花了兩三天工夫，盡力想把趣聞講好──可是老不成功。這是最動人的一次表演。愛丁堡所有他所熟悉的人或是狗，要是闖進門來，看到約翰醫生這麼想方設法把這段趣聞講好，準會嚇呆的。這是一個我在宣講臺上講過上百次的趣聞事，這也是我老是喜歡講的一個，因為它使聽眾非常激動。講的是一個口吃的人在講述自己怎樣治好這個病──遇到自己由於口吃，哪一個字講不完全的時候，便把口哨塞進嘴裡去，這樣來把病完全治好。因此，他講述的全部內容是口吃和吹口哨這兩者好笑的混合──只要演講人引導適當，聽眾便會禁不住發出笑聲。約翰醫生機械地學著把這段趣事的細微末節講清楚，可就是學不會怎樣把這些細節說得有聲有色。他為人異乎尋常地嚴肅認真，因此，當他講到末了快推向高潮的警句時──不過我必須把這句話引在這裡，不然讀者看不懂。句子是這樣的：

　　「醫生告訴我說，遇到口（口哨）口（口哨）口（口哨）吃，便得吹口哨，我照這麼做了，結果完全治（口哨）治（口哨）治（口哨）好了。」

　　醫生掌握不了這個警句，他老是嚴重口吃，就一路吹口哨，一路口吃地講，結果是說得像個法官對一個犯人宣判死刑那麼嚴肅。

　　他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這還包括他那年老的妹妹。她是跟他一樣的那種人。有六個星期，我們陪著他坐著車子出去一家家行醫。他總是帶一籃子葡萄，我們帶書。我們第一次訪問病家時所決定的規劃，我們一直堅持了下來──那就是他在第一家下車時說的話：「我下去看看，設法把人口縮減些。你們玩你們的。」

第三十九章

　　蘇茜從小生就了熱情的性格。在她學會控制自己以前，這樣的性格不免勾起了很多次的後悔，為此流了不少眼淚。不過，在這以後，流的是健康的淚了，她的品性也因此而更堅強了，更健康了。這使她變得既端莊又善良。不僅使得她不至於光為了愛虛榮而裝得和氣，而且能使得她壓根兒不愛做作。回顧這早已逝去的歲月，我不免要無限深情地提到，在她短短的一生中，那些在我們看來為她的一生增輝的好事。至於極少數叫人生氣的事，便不想多談，不想多所責怪，那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諒解的。

　　在一八八○年夏天，蘇茜剛八歲，全家在誇里農莊。那是在一個高山頂上，離紐約的埃爾邁拉三英哩路。當時我們每年夏天，總是到那裡去度夏。割草時節近了，蘇茜和克拉拉正一天一天算著日子，因為對她們來說，那可是件大事啊。已經答應過她們，說她們可以爬上車，坐在乾草堆的尖尖上，從地裡轉回家。按她們的年齡來說，這是她們最開心的事了。這樣有點兒危險的優待，可是過去從沒有准許過的啊。他們那種興奮勁兒，簡直是說不完的。他們不講則已，一張嘴便講這個劃時代的驚險事兒。不過在這意義重大的一天，恰恰在早上，蘇茜遭到了不幸。她突然發脾氣，要克拉拉改正錯誤，動用了手中一把鏟子，或許是一根棍子，或是別的什麼東西。總之，這惹人生氣的事，顯然超出了育兒室內所允許的限度。蘇茜依照家裡的規矩，走到媽媽跟前去認錯，並且和媽媽一起商量該受什麼樣的責罰。不言而喻，懲罰只有一個合理的目的與作用──那就是提醒犯了錯誤的人不要再犯──孩子們也會知道該怎樣選定能記住的、有效的懲罰辦法。蘇茜和她媽媽討論了幾種懲罰辦法，不過仿佛沒有一樣是合適的，這次錯誤太嚴重了，需得在記憶中樹起一個危險信號，不致輕易給吹熄或者燒掉，而能固定地樹在那裡，永遠起個警戒作用。被提到的懲罰辦法之一，是剝奪坐乾草堆的機會。很明顯，這下子刺得蘇茜不輕。她媽媽最後歸納一下，提了各種懲罰的辦法，問道：「蘇茜，你看該是哪一種？」

　　蘇茜想了一下，顯得有些畏縮，她問道：「媽媽，你看哪一種？」

　　「嗯，蘇茜，我看還是由你決定。你自己來挑選。」

　　蘇茜好好琢磨了一下，想得很深，衡量得很仔細──不過最後終於像凡是了解她的人都能預見到的那樣說：

　　「好吧，媽媽，我看還是挑乾草車吧，因為，你知道的，別的事也許不能叫我記住不再犯。但是，如果我不能坐乾草車，那我就很容易記住了。」

　　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的懲罰，嚴厲的懲罰，永久的懲罰總是落到不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並不是我讓克拉拉改正錯誤這件事，而是想起了可憐的蘇茜失掉了坐乾草車的機會這件事，至今叫我痛苦──在二十六年以後的今天。

　　很明顯，蘇茜生來就對動物很仁慈，對它們的不幸很同情。這使得她能對老故事持新觀點。那是在她只有六歲的時候──這種觀點是年紀大一些的人，甚至也許是多少世紀以來愚笨些的人所忽略了的。她媽媽跟她講了約瑟夫被他弟兄賣給人家。他衣服上沾著被殺的小羊的血等等這個動人的故事（約瑟夫的故事見《舊約》）。她講到了弟兄們的不人道，對他們無依無靠的小兄弟的殘酷，和對他的叛賣，因為她希望能給孩子講一課憐憫、仁慈的道理，好讓她永遠記住。很明顯，她的願望是達到了的，因為蘇茜聽了淚汪汪的，很受感動。後來她說，「可憐的小山羊！」

　　一個小孩坦率地對年長的人的特權和地位表示羨慕，這往往使人得意，而不是不受歡迎。不過有的時候，羨慕的原因和對方的希望並不一致。有一次，蘇茜七歲，她全神貫注看著我們一位客人為舞會而化裝。這位太太對這種敬意，對這種無聲的文靜的仰慕感到很得意，很高興。客人打扮完畢，已經無可指摘了，穿得像所羅門王那樣豪華，站在那裡歇一歇氣，滿心等著從蘇茜嘴裡講出她眼睛裡洋溢著的讚美之詞。蘇茜輕聲地嘆了一口氣，羨慕地說，「但願我也能生歪牙齒，戴眼鏡！」

　　有一回，蘇茜八歲六個月，她當著客人的面做了一件什麼事，以致挨到了批評和指責。後來，只有她和媽媽在一起的時候，她照例進行了一會兒思考。然後，她提出了據我看──彭斯在天之靈也這樣看──具有相當哲學意味的辯解：「是啊，媽媽，你知道，我不了解自己，因此我無法知道事情究竟怎樣。」

　　在一些家庭裡，親友主要是知識界──律師、法官、教授、教士──孩子們耳朵裡習慣於聽到各種各樣比較廣泛的詞彙。他們自然把聽到過的詞彙撿起來，自然大小詞彙兼收並蓄，自然把撿到的詞彙，不論含意多麼嚴重，也毫無顧慮地使用起來。結果是他們的談話成了小字眼奇妙而好玩的步槍射擊，間或插進了一些嚴重的大字眼，仿佛重炮轟鳴，大地雷動，窗戶顫抖。有的時候，孩子偶然撿到的字眼弄錯了原意，加上了新的含意，把原意都搞糟了──不過這類情況還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多。事實上，這樣的情況次數比較少，因而也就顯得很突出。蘇茜小時候有幸學到不少大字眼，也使用了很多大字眼。用錯的次數不超過應有的比例。有一回，她預料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可能發生（但後來沒有發生），她一想到這件事便笑得全身搖晃，眼淚都流了出來。不過，她顯然還是認為自己的料想是對的，因為她說，「要是事情發生的話，我早就會高興得變形（欣喜若狂的）」（應為「欣喜若狂」（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ｄ），蘇茜錯用了大字眼「變形」（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更早一些時候，她是五歲的小姑娘，對一位客人說，她只去過教堂一次，那是克拉拉「上十字架（受洗命名）」（應為「受洗命名」（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ｅｄ），蘇茜錯用了大字眼「上十字架」（ｃｒｕｃｉｆｉｅｄ）。）的時候。

　　在海德爾貝格，蘇茜六歲，她發現旅洛斯花園裡到處是蝸牛。一天，她發現她桌上有一盤新添的菜，一問知道是蝸牛做的。她嚇了一跳，說，「是野的麼，媽媽？」

　　她對人家很體貼──毫無疑問，這是後天培養的。沒有人生來就能這樣。一天，天很熱，在哈特福德家裡，她那時是個小孩，她媽媽幾次借用了她的扇子（一把日本扇子，五分錢一把）涼快一會兒，然後還給她，謝了謝她。蘇茜知道媽媽要不是怕妨礙扇子的原主人，原本希望扇下去的。她也知道，要勸說她媽媽一直扇這把扇子，那是做不到的。總得想個法子啊。蘇茜想出來了。她從她自己的錢盒子裡拿出五分錢，拿到了帕特里克那裡，請他上街去（一英哩半路）買一把日本扇子，拿回家來。他去買了──這樣體貼入微，好讓她媽媽多舒適一些。她並沒有從樓上拿一把下來，沒有把更貴重的一把拿下來，從而給自己省下一點錢，而是根據自己所得的印象，她媽媽喜歡日本式扇子，便照這個印象去辦──這樣來滿足媽媽的喜愛，並沒有多想自己做得該還是不該。

　　當她還是個小孩的時候，她有時候用些古怪的富有表現力的字。有一次──她九歲或十歲──她妹妹吉恩還是個嬰兒，她到她媽媽房間裡說，吉恩在育兒室哭啦，還問她能不能搖鈴叫保姆。她媽媽問道：「哭得凶麼？」──是說脾氣不好，愛吵。

　　「不，媽媽。是有氣無力。寂寞地哭泣。」

　　這些瑣事，足以顯示她感受的纖細，這是她那成長中的性格的重要部分，而回憶這些瑣事叫我非常高興。另有一回，固然說明她心地善良，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性格中的缺陷。當時她十一歲。她媽媽在聖誕節前後買了些東西。她讓蘇茜看看她給帕特里克家小孩買的禮物。其中有給吉米買的漂亮的小雪橇，上邊畫了一隻鹿，還用金色的大寫字母寫了「鹿」。蘇茜對什麼東西都是高興得不得了。後來看到了小雪橇，她便冷靜下來，一聲不響──小雪橇是所有禮物中最精緻的。她媽媽詫異起來，也有點兒失望，她說：

　　「怎麼啦，蘇茜，這你不喜歡麼？這不是很漂亮麼？」

　　蘇茜遲疑了一下，顯然不想說出她心裡的話。然而，在敦促以後，她結結巴巴地說：

　　「噯，媽媽，是漂亮，當然肯定得花不少錢──不過……不過……為什麼要講這個？」

　　看到別人沒有懂得她的意思，她不大樂意地指著「鹿」（ＤＥＥＲ）字（蘇茜把「鹿」（ｄｅｅｒ）這個字錯看成貴（ｄｅａｒ）了）。這是她拼字拼錯了，不是她的心有什麼錯。這兩方面都是她媽媽傳給她的。

第四十章

　　蘇茜十三歲時，已是個苗條的小姑娘，背上拖著棕色小辮子，由於要進行各種學習，要鍛煉身體，要玩，她要算是我家這個蜂窩裡最忙碌的蜜蜂了。這時，她自己出了個主意，這個主意也是出於她的愛：她偷偷地給自己增加了一項負擔──給我寫傳記。她於晚間在臥室裡寫，還把她寫的稿子藏起來。沒過多久，她媽媽發現了，偷偷取了出來給我看。然後，她告訴蘇茜，她做的是什麼樣的事。還說，我知道後是多麼高興，多麼引為驕傲。我一回憶起這段光陰真是心底裡洋溢著喜悅。在這以前，也有人稱讚過我，可是從沒有像這一回打動我的心；在我的心目中，從價值上說，沒有一次能趕得上這一回的。從那個時候起，這件事一直留在我的心底裡。所有的稱讚、頌揚、讚賞，不論是哪個方面來的，都不及這一次那麼珍貴，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如今我重讀它，雖然事隔這麼多年，對我來說，仍然如同宣讀國王的聖旨一般。它給我的驚喜與愛，就如同當年一樣地深──所不同的，只是我的這份淒苦之情，因為我想到了：滿懷熱情，急匆匆塗寫這個稿子的那隻小手，再也不會摸我的手了──我讀了這些東西以後的感受，仿佛如同一個地位卑微的人，出乎意外地看到了一張文告，要把他升為貴族一樣。

　　很明顯，多少年來，在吃早飯或者吃晚飯時，我曾多次思量過寫傳記這件事。事實上，我記得很清楚，我是在這麼做──我還記得，蘇茜覺察到了這一點。我記得有一回在早飯桌上，我講了一句相當聰明的話，說的時候顯得挺神氣的樣子，過一會兒蘇茜就偷偷對她媽說，爸爸是為了寫傳記，才這麼說的。

　　蘇茜對我的描繪，我實在連一行、一個字也改動不得，而只能在需要的時候引用一些她的原話，這些話顯示了她那誠實的心所孕育的那古怪而有趣的質樸；而這是一顆美麗的孩子的心。由此而派生出來的一切，自有其魅力。它超越了一切公認的文學法則，但恰恰是文學，仍是值得人們歡迎的。

　　拼音經常叫她為難，可是這是蘇茜式的拼音，至今還是保留了當年那個樣子。我愛它，不能褻瀆它。對我來說，這是金子。改正它，那就是往金子裡摻假，而不是提煉它。這只能糟蹋它，會取消它的自由與靈活，使它變得僵硬與死板。即使她寫得十分誇張，我也不以為怪。那是蘇茜的拼寫嘛，她是盡了心的──對我來說，那是無法改動的。

　　她學習語言輕而易舉；她學習歷史輕而易舉；她學習音樂輕而易舉；她學習什麼都輕而易舉，迅速而透澈，只是拼音除外。就說拼音吧，沒多久她也學會了。不過，即使她拼音學不好，我也不會難過──因為儘管拼寫正確是我的一個長處，可是我從來不那麼看重它。六十年前，我做小學生的時候（寫於一九○六年──原編者注），我們學校裡設有兩個獎。一個是拼寫正確，另一個是對人和氣。獎品是塊小銀牌，圓圓薄薄的，像一塊銀元那麼大小。一個上面刻著流暢的義大利書寫體的「拼寫好」；另一個上面刻著「對人和氣」。得獎的人用帶子把獎牌掛在頸子上──得獎人便成了全校羨慕的人。沒有一個學生不想爭取掛那麼一個星期，可就是爭取不到，除了約翰．羅巴茲和我。約翰．羅巴茲永遠對人和氣，說什麼也變不了。我甚至要說是和氣得要命，和氣得嚇死人，和氣得氣死人。對他的品性，我們當時便是這麼看的。因此他老是掛著那個和氣獎牌。我呢，老是掛著另一個獎牌。「老是」這個詞說得有點兒過分些。我們幾次丟過獎。這是因為得獎變得太單調了。我們需要有點變化──因此有幾次我們交換著戴獎牌。讓約翰．羅巴茲仿佛像拼寫好的人──事實上他不是的──這叫他很高興。而讓我仿佛對人和氣，這樣來點兒變化，這也叫我很高興。當然，這變化不可能持久──因為總會有同學或別人馬上發覺，而他如果不是馬上把這個大逆不道的事打小報告，那也太不合乎人情了。當然，老師馬上從我們那裡把獎牌取走──而在星期五晚上以前，我們總是又把獎牌奪回來。要是我們在星期一早上丟了獎牌，那麼，到星期五下午，老師結算一週紀錄的時候，約翰的和氣總是名列前茅。星期五下午的課，最後往往舉行拼讀比賽。我一旦失了面子，就必須從我這一班拼寫者的最後一名重新開始。不過我總是把兩個班都殺得片甲不留。等到比賽結束，我總是一個人站在那裡，頸子上掛著獎牌。我也曾有一個字失誤，那是正當比賽結束的時候，因而丟掉了獎牌。二月這個字，我丟了第一個「ｒ」──不過那是為了照顧一位意中人。當時我的心那麼熱，甘願把一個字的所有字母全都丟個光。

　　正如我前面說的，我對拼寫好並無多大敬意。我至今還是這樣。在規範的拼寫書籍出版以前，人們在拼寫時能無意之中表露他們各種各樣的性格，並且增添各種精采的寫法。可見拼寫書對我們究竟有多少好處，實在是可疑的。

　　蘇茜在一八八五年開始寫傳記，當時我五十歲，她十四歲。她開頭這麼寫：

　　「我們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我們有爸爸、媽媽、吉恩、克拉拉和我。我寫的是爸爸。要寫他，這不難，因為他是性格非常突出的人。

　　「爸爸的模樣已經寫過好多回了，不過寫得非常不正確。他有美麗的灰白頭髮，不太厚，也不太長，長得剛合適。那羅馬式的鼻子，這大大增加了他外形的美。那和善的藍眼睛，還有小鬍子。他的頭和側面，長得特別好看。他的體形非常好──總之他是特別好看的男子。他臉上所有的部位都是完美的，只有沒有特別美觀的牙齒。他的膚色非常好看，他沒有留大鬍子。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也是很有趣的人。他有脾氣，不過我們全家都有脾氣。他是我遇見過的或者希望遇見的最可愛的人──還有，哦，那麼心不在焉。他真能講好玩的故事。克拉拉和我老是坐在他椅子兩邊的扶手上，聽他講牆上圖畫中的故事。」

　　…………

　　我清楚地記得那些講故事的日子。她們是些愛挑剔的聽眾──這些小東西。

　　在我們哈特福德的家裡，在書房的一邊，書架挨著壁爐臺──事實上，壁爐臺兩邊都是書架。在書架和壁爐臺上放著一些裝飾品。一頭是畫著貓頭的油畫鏡框。另一頭是個美麗的少女的頭，有真人那麼大──名叫埃米林，因為她長得就是像──一幅印象派水彩畫。在這兩樣東西的中間，放著剛才講過的各式各樣的裝飾品，有十二種到十五種，包括伊萊休．維德的油畫《年輕的美杜莎》。孩子們常常要我編一段羅曼史──往往要你臨時編──一點兒準備的時間也不給──在這段羅曼史中間，我得把所有這些裝飾品和三幅畫都編進去。我每次非得從那隻貓開始，到埃米林結束。不許我來點變化，換換口味，把次序顛倒一下。不按次序的先後，把裝飾品編進故事，那是不許可的。

　　對這些裝飾品。一點也不給它們太平的日子，休息的日子，安息的日子。在它們的生活裡，是沒有安息日的。在它們的生活裡是沒有太平的。在它們的生活中，有的只是暴行與流血這樣單調的經歷。隨著時光的流逝，這些裝飾與圖畫後來也慢慢陳舊起來了。這是因為它們在浪漫的一生中已經經歷了那麼多驚險的事跡了。

　　作為給孩子們虛構故事的人，我曾有過一些為難的時刻。甚至一開頭便這樣。要是她們給我拿來雜誌上的一幅畫，她們便要我講一個關於它的故事，可是她們總是用短胖的小手，把那張紙上其他的地方遮住，不讓我從中得到啟發。故事必須講得全都是獨創的，新鮮的。有的時候，孩子們只向我提供一兩個人，或者五、六個人，便要我立刻在這微弱的基礎上講出一段故事來，讓他們經歷驚心動魄和引人入勝的犯罪生活。要是他們聽到了某一種新的行業，某一種過去不熟悉的動物，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那麼，可以肯定，講下一個羅曼史時，便逃不了須得講這些東西。有一回，克拉拉要我憑空編一個關於一個鉛管匠和一條蟒蛇的故事，我不得不講。她不懂得大蟒蛇是怎麼一回事，要等到在故事裡把它講清楚了這才知道──這時候，她便非常滿意了。

　　…………

　　「爸爸的嗜好是打彈子球。每當他累了，想休息一會兒，他便站一個晚上，打彈子球，仿佛這樣好叫腦袋休息。他簡直不停地抽菸。他的心實在是一個作家的心，有些最簡單的事他偏偏不懂得。我們的防盜警報器老是不靈，爸爸曾經想從放餐桌的房間裡乾脆把防盜警報器取走，因為即使這間屋子的窗是關的，防盜警報器還是會響。後來，他想，防盜警報器也許並沒有壞，便決定試一試看。因此，他把警報器開好了，然後下去，把窗打開來，結果警報器便響起來了，似乎跟好的一樣。爸爸一點兒辦法也沒有，走上樓對媽媽說：『莉薇，放餐桌的那間房不行了。我剛才開窗看過了。』

　　「『怎麼啦，年輕人，』媽媽回答說，『你要是把窗子打開，那當然警報器會響起來啊。』

　　「『我就是為了這個才把窗打開的啊，我剛下去聽聽警報器響不響！』

　　「媽媽努力向爸爸解釋，當窗關著，而他想去看看警報器響不響的時候，他千萬不能把窗打開──可是不成，爸爸總是不懂，而且對於媽媽想方設法讓爸爸懂得那不可能的事情其實是確實的，他還顯得很不耐煩。」

　　…………

　　這是直言不諱的傳記，也是忠實的傳記。她對我沒有加上任何修飾。蘇茜那麼早便發現我對一些難題和一些疙瘩總是木頭木腦的，至今還是這樣。事情一複雜，我就惱火，委實按捺不住，這種心理越來越增長，便容易發火。讀最普通、最簡單的合同，我都讀不下去──像「第一方面的當事人」、「第二方面的當事人」、「第三方面的當事人」等等──還沒唸多少，我就失掉了耐心。阿什克羅夫特（馬克．吐溫的祕書之一──原編者注）每天都來，可憐他想要我搞清楚我們對亨利．巴特斯、哈羅德．惠勒以及其他一些普拉斯門海盜們起訴的要點，可是每天都不成功。他一對眼睛焦急地望著我，充滿了懇求的神色，經過一番努力之後，他說：「現在你真正弄懂這一點了，是不是？」看到他這個樣子，真是怪可憐的。

　　可是我不得不說：「我不懂，阿什克羅夫特。但願我能懂得，可是我不懂。還是把那隻貓給我吧。」

　　在蘇茜講到的那些日子裡，有一天，我碰到了為難的事。弗．格．惠特莫爾是我營業方面的代理人，他帶我坐了他的敞篷兩輪馬車走出本市。我們走過了馬車出入口，往馬房走。這條路是單行道，樣子像支調羹，調羹的把子從大門口伸展到馬房附近圓形的大花床。靠近花床，路分開了，繞著轉，形成一個圓圈，我把它比作調羹的底部。我坐在右側。我們走近圓圈那裡，正如我說的，我是坐在右側（靠房子的一邊），我發現惠特莫爾將車朝左邊趕，正準備繞著左手邊的調羹底部走。我說：「別這麼走，惠特莫爾，往右邊走。這樣我們走到門口，我就靠近那所房子了。」

　　他說：「不論怎麼走都能到。不論你從哪邊繞過花床，反正一個樣。」

　　我跟他解釋，他是個傻爪蛋，可是他堅持他的主意。我便說：「好，試試看。」

　　他朝前走，試過了，當然把我停在他所說的那一邊的門口。這我在當時便弄不懂，至今還是弄不懂。

　　我說：「惠特莫爾，這只是碰巧。第二次便不成了。」他說成的──他把車趕上街，繞了一圈，再趕回來，的確又成了。面對這莫名其妙的結果，我發呆了，嚇癱了，變僵了，不過我還是不信服。我不相信他第二次能成功，可是他成功了。他說他可以搞一整天，每次都是這麼個走法。這時候我的脾氣發作了，我要他回家去，申請到瘋人院去，費用歸我負擔。我一個禮拜不願意見到他。

　　我怒氣沖沖走上樓，把事情告訴莉薇，指望她會對我表示同情，對惠特莫爾表示反感。可是我一邊講，她只是一邊笑聲不斷，因為她的腦袋就跟蘇茜的腦袋一樣。謎語啊，複雜情況啊，她都不在話下。她的腦筋，蘇茜的腦筋，會分析。我則一再表示出仿佛我的腦筋不一樣。我無數次地講起馬車這件事，一再希望能有人站到我這一邊來──可是從沒有人站到我這一邊來。我每次講馬車的走法，總是講不周全，總得要停下來想一想，想到那調羹把子、調羹的底部、馬車、馬、我在馬車上坐的位置，等等──而只要我一講到這裡，想把馬車趕到左邊，就垮掉了。我委實不懂，我們到門口時，我怎麼會停在右手邊的。還是蘇茜的估計正確。我不明事理。

　　蘇茜講到的那個防盜警報器，一會兒響，一會兒不響，沒有準頭。警報器不是這裡出毛病就是那裡出毛病。出毛病的機會有的是，因為房子的門窗，從地下室到頂樓，都同警報器聯結。不過，在失靈的季節裡，對我們妨礙不大。我們很快便發現，那是糊弄我們的，嚇人的警報器嗚嗚地叫喚，只是它自己叫著玩罷了。我們便把它關掉，拿到紐約去找電工──在當年，全哈特福德連一個電工也沒有。等到修好，我們就把警報器重新裝好，重新樹立對它的信任。事實上它沒有幹什麼正經事，只除了那麼一次。花費這麼多，全都是兒戲。只有那一回，算是盡到了責任，盡到了它全部的責任──而且做得嚴肅、認真、漂亮。三月裡一個凌晨，天黑漆漆的，陰慘慘的。兩點鐘，警報器響了。我馬上跳下床，因為我知道這一回不是糊弄人的。浴室的門在我的床邊，我走了進去，把煤氣燈轉亮了，看了一下信號器，把警報器關了──按照指示的那扇門關的──這樣止住了喧鬧。然後回到床邊。克列門斯夫人開始了這場辯論：

　　「怎麼一回事？」

　　「是地下室的門。」

　　「你看是賊麼？」

　　「是的，」我說，「當然是的。難道還是主日學校的監督麼？」

　　「當然不是監督。你看他要幹什麼？」

　　「我看他要珠寶，不過他不熟悉家裡的情況，還以為是在地下室裡哩。一個我不熟悉的賊，又沒有害我們什麼，我不想叫他失望。不過，如果他還有點兒聰明，懂得事先問一問，我本可以告訴他，那裡除了煤和蔬菜什麼都沒有。也可能他確實熟悉這個地方，他要的恰恰正是煤和蔬菜。總的說來，我看他要的是蔬菜。」

　　「你不下去看一下麼？」

　　「不，用不著。讓他自己挑。我不知道東西在哪裡。」

　　她就說：「可是如果他上來到一樓，那怎麼辦？」

　　「這沒有什麼。他把一樓的門一開，我們就知道了。警報器會響的。」

　　正在這時，嚇人的鈴聲又響起來了。我說，「他來了。我跟你說他會來的，小偷那一套我全懂。他們是些有條不紊的人。」

　　我走進浴室，看看我說得對不對。我是對的。我把餐室的門關了起來，把鈴聲弄停了，回到床上。我妻子說：

　　「你看他現在想找什麼？」

　　我說：「我看，他要的蔬菜都拿到手了，現在想給老婆、孩子搞些揩嘴布環和零星玩意兒。他們都有家──小偷有家──總想顧全家，總要為他們拿幾樣生活必需品，值得家裡紀念的東西。他們拿了這些東西，不會忘掉我們：這些東西是他紀念我們的象徵，也是我們紀念他的象徵。這些東西我們再也拿不回來了，可是承人家想念，我們是永遠記在心上的。」

　　「你要不要下去看看他現在想要些什麼？」

　　「不。」我說，「我原來興趣不大，現在也興趣不大。人家是有經驗的人──這些小偷。他們懂得要些什麼。我幫不了他們的忙。依我看，他是想要陶器、裝飾品什麼的。他要是知道這間屋子裡的情形，他準會知道餐室這一層樓只能拿到這些東西。」

　　她說：「要是他上這裡來呢？」從她的口氣裡可以感覺到她非常關心。

　　我說：「那沒有什麼。他會給我們打招呼的。」

　　「到時候我們怎麼辦？」

　　「從窗口爬出去。」

　　她有點兒不安地說：「那麼，防盜警報器對我們還有什麼用？」

　　「親愛的，到現在為止，它有什麼用，你都看到了。他上這裡來以後，這東西怎樣對我們繼續有用處，我已給你解釋過了。」

　　說話到這裡。他沒有再觸動警報器。

　　我就說：「我看他是失望了。他拿了蔬菜、裝飾品走了，我看他是失望了。」

　　我們便睡了。到早上八點差一刻，我急匆匆出了門，因為我得搭八點二十九分的火車到紐約去。我發現煤氣燈很亮──擰到最亮──把一樓照得通亮。我的新外套不見了，我的舊傘不見了，我從沒有穿過的新漆皮鞋不見了。屋子後邊通向遮蔭的那扇大窗開得大大的。我從這裡出去，追蹤小偷，穿過樹林走下山坡。追蹤他走過的路，那並沒有什麼困難，因為他走過的路上有的是仿銀器的揩嘴布環。我的傘以及其他他不賞識的東西。我就勝利地走回家來，向妻子證明他確實是一個失望而回的小偷。我從一開始就看出來了，從他沒有上我們這層樓來偷活生生的人，就看出來了。

第四十一章

　　「爸爸走路的樣子很特別，我們很喜歡，因為他就是這個樣子，不過多數人不喜歡。他老是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想啊想的，連吃飯時間上菜的間隙也是這樣。」

　　…………

　　從前，一位夫人，是我們家的遠房親戚，有一天來看我們。她來住一個星期。我們雖然盡力叫她高興，可還是沒有成功。我們弄不懂是什麼原因。第二天早上，她就起錨開船走了。我們作了種種猜測，可就是解不開這個謎。後來我們弄清楚了毛病出在哪裡。這便是因為我在上菜的間隙走來走去。她覺得我這是跟她合不來。

　　「年輕人」這個詞，也許讀者已經猜到了，是我妻子給我起的愛稱。這帶點兒嘲諷，也含有親愛的意思。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我有某些特點和習慣，是屬於比我年輕得多的人的。

　　…………

　　「爸爸很喜歡動物，特別是貓。有一次，我們有一隻可愛的小灰貓，他管它叫『懶鬼』（爸爸愛穿灰色的衣服。配他的頭髮和眼睛）。他把它放在肩膀上到處轉，這情景真好看！灰貓挨著爸爸的灰大衣、灰頭髮，在他肩上睡得呼呼的。他給我們的那些貓起的名字也真好玩。叫做迷路的基特、艾布納、小丑、德國小姐、懶鬼、布法羅、比爾、索比、塞爾、克里夫蘭、索爾、馬什，還有瘟疫和饑荒。」

　　…………

　　有一個時候，孩子們還小，我們家有一隻黑黑的母貓叫做撒旦。撒旦有個黑黑的小崽子，叫做罪惡。對孩子們來說，代名詞是個難於掌握的事。有一天，小克拉拉進來，黑眼睛裡露出了憤怒的神色，她說：「爸爸，撒旦該懲罰一頓。她老是躲到溫室裡去，老待著，老待著，可她的小貓在樓下使勁叫喚。」

　　…………

　　「爸爸說的話很重，不過我有個想法，他和媽媽剛結婚的時候不是那麼重的。他認識的一位太太，喜歡打斷人家的話，可爸爸對媽媽說，他以為他該對這位太太的丈夫說，『當上帝說讓大地有光的時候，虧得你夫人不在邊上，謝天謝地。』」

　　…………

　　正如我以前說的，女兒是個忠實的歷史家。她沒有掩飾人家的弱點，而是優缺點同等對待。當然，她所引的話，我確實是說過的──甚至在今天，雖然離當年這麼久了，我仍然認為：要是上帝說「讓大地有光」的時候，上面說的那位太太在場的話，她準定會打斷他的話。這樣，我們就會一直沒有光明。

　　…………

　　「爸爸有一天說，『我是個大人物，而一個大人物是純粹由精華化成的。』（爸爸知道我在給他寫傳記，他是為了這個才說這話的。）他根本不喜歡上教堂。是什麼原因，我一直不明白，到現在我才知道。有一天他告訴我，聽到人家老是講自己，他最受不住了，不過他能講自己講好幾個鐘頭，一點兒也不厭煩。他當然是在說笑話，不過我倒相信，這是說的實在話。」

　　…………

　　蘇茜說我說話說得重，這使我很不安。為此，我得回頭講一講。在結婚以後頭十年中，我在家裡經常留心我的舌頭。有時候，太叫人受不住了，我就走出屋子，走得稍微遠一點。我得出出氣。我把妻子的尊重與支持看得比全人類的尊重與支持重得多。我深怕，有朝一日，她會發現我不過是個偽君子，因此有些話說得很克制。在十年中，我非常當心，我克制得相當成功。所以我雖然內疚，但仍然十分快樂，仿佛沒有什麼罪過的樣子。

　　可是到後來，有一件事使我原形畢露了。一天早上，我到浴室去盥洗，不當心門開了兩三英吋。這是我第一次沒有把門關緊，我原本知道非得關緊不可，因為對我來說，刮鬍子是一樁難以順利通過的考驗，每次要堅持到底，非得靠嘴上說些話幫忙。可這一次，我沒有防備，也沒有注意到。這一回，使用刮鬍刀並沒有什麼特殊困難，我只是嘟嘟囔囔說了一些不雅觀的話，便算對付過去了，還沒有大聲嚷嚷──沒有罵，沒有號叫。然後我穿上襯衫。我的襯衫是我自己發明的，是在背上開的襟，扣子也開在後邊──如果還有扣子的話。這一回，鈕扣掉了。我的脾氣一下子發了起來，話音也隨著高了起來，聲大氣粗。不過我不擔什麼心，因為浴室的門很結實，而我滿以為是關的嚴嚴實實的。我把窗子打開來，把襯衫扔了出去。襯衫就掉在灌木叢上，上教堂去的人，要是高興的話，路過時可以瞻仰一番。襯衫和過路人中間只隔五十英呎草皮。我一邊在遠處雷鳴般吼叫，一邊披上了另外一件襯衫。又沒有鈕扣。我的話音隨著這特殊情況而增高了，又把襯衫扔出窗外。我的火太大了──太瘋了──沒有看一看第三件襯衫，便怒氣沖沖地披上了身。可是又沒有鈕扣，這件襯衫便跟它的兄弟們一樣給扔到了窗外。然後我就整頓一番，使出了我全副精力，如同騎兵衝鋒一般。在這樣的大衝殺中，我的眼睛落到了露出一道縫的門上，這下子可把我嚇呆了。

　　我花了好多時間才結束盥洗。我故意把時間拖長，以便考慮一下，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辦才好。我但願克列門斯夫人還沒有睡醒，不過我心裡明白。我又不能從窗口逃出去。窗口太小，只適於把襯衫扔出去。最後，我打定主意，果敢地逛過臥室，裝成沒事人的樣子。在這段路上，前半段做得相當成功。我眼睛也不朝她看一下，因為那可有危險。明明有事裝成沒事人，這可不容易啊。我一邊往前走，一邊失去對自己扮演的信心。我的目標是左手邊的那扇門，因為那兒離妻子最遠。自從這座房子建成以來，那扇門從沒有開過。不過這扇門如今仿佛是天賜給我的避難所。床還是這張床，我如今睡在這裡，一個早上，又一個早上，鄭重其事地口授著這些歷史陳跡（寫於一九○六年──原編者注）。正是這一張雕刻精緻的古老的黑色的威尼斯床架子──叫人最舒適的床架子，寬敞得一家人都好睡。在螺旋形的柱子上，在床頭的板子上，在床腳的板子上，都刻著一個個天使，讓睡覺人能得到安寧，做個好夢。當時我走到了屋子中央，不得不停下來。我已經沒有勇氣繼續往前走了。我相信，責怪我的眼睛正盯著我──甚至那些雕刻的天使也不懷好意地察看著我。你知道，當你心裡明白，有人在背後盯著你，那是個什麼滋味。你就非得把臉轉過來──這連你自己也是禁不住的。我就把臉轉了過去。當時，床還像現在這樣放著，不過床腳應該在床頭那兒就是了。要是床放得正，那床頭高高的板子便能把我遮住。不過床腳的板子遮不住，從上面能看得見我。我露出了原形。我完全沒有遮攔。我轉了個身。這是我怎麼也禁不住的──可是我見到了什麼啊，經過這麼多年，這段回憶還是很清晰的。

　　我看到黑黑的頭靠在雪白的枕頭上──我看到那張年輕美麗的臉。我看到和藹的眼睛裡有些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東西，是發怒的閃光。我覺得自己垮了下來。在斥責的眼睛注視之下，我無地自容。在那哀怨的怒視中，我一聲不吭地站在那裡，整整有一分鐘之久──我應該說，那仿佛是很長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我妻子的嘴巴張開了，說出了──我在浴室裡最後說過的話。話是說得分毫不差，可是那語音語調卻是軟聲軟氣的，說得嫩嫩的，仿佛剛學著講話似的。根本不懂這話的原意，又說得不熟練，說得不得法，因而顯得可笑。對這個偉大的語言說得那麼軟弱無力，那麼不協調。我在一生中，從沒有聽到過把話說得那麼不入調，那麼不和諧，那麼不適當，搭配得這麼糟，仿佛強有力的語言卻配上了軟弱無力的音樂。我盡量忍著不笑出聲來。因為我是負疚之人，急需仁慈與憐憫。我盡量忍著不爆發出來，總算做到了──卻只聽得她嚴肅地說：「你聽，現在你知道這有多難聽啊。」

　　這時我就爆炸了，空中飛滿了我的彈片，你可以聽到那嘶嘶作響的聲音。我說：「哦，莉薇，要是這麼難聽的話，但願上帝寬恕我，我再也不犯了！」

　　然後她自己不得不大笑起來。我們兩人都笑痛了肚子，笑個不停，到後來實在笑不動了，精神上便和解了。

　　吃早飯的時候，孩子們都在──克拉拉（六歲），蘇茜（八歲）──做媽媽的小心地提到了說話說得重的事。是小心地說的，因為她不希望孩子們起什麼疑心──小心地責怪說話太重。兩個孩子異口同聲地評論說：「是啊，媽媽，爸爸說話就是重。」我為之駭然。我原本以為這個祕密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絕不會引起別人的疑心。我問道：「你們這些小淘氣鬼，你們怎麼知道的？」

　　「哦，」她們說，「你在大廳裡跟喬治解釋事情的時候，我們常常靠著欄杆聽著的。」

　　…………

　　「爸爸最新出版的書中，有一本是《王子與貧兒》，毫無疑問是他寫過的書中最好的一本。有些人希望他能保持他原來的風格，有的先生寫信給他，『我非常喜歡《哈克貝里．芬》，我很高興地看到，你現在回到了你原來的風格。』這叫我煩惱，而且很煩惱，因為叫我不安的是（蘇茜為這個字而不安，又拿不準。她在上面加了個ｕ，但重新考慮以後又刪掉了）了解爸爸的人這麼少，我說的是真正地了解他。他們認為馬克．吐溫是個對什麼事情都開玩笑的幽默家。『長了一頭蓬鬆的紅棕色頭髮，該由理髮師趕緊理一理了。還長了羅馬式的鼻子，一撮短鬚，一張悲哀憂愁的臉，眼梢布滿了皺紋』，如此等等。人們對爸爸的描繪就是這樣。我曾要爸爸寫一本書，展示他那富於同情心的天性，而《王子與貧兒》在某些方面來說正是這樣一本書。書裡充滿了可愛的想法，還有那語言多好啊！真是十全十美。據我看，書中最動人的場面之一，是寫貧兒騎在馬背上，他的一些貴族在『登基朝拜的行列』裡簇擁著他，這時他看到了自己的媽媽，以及其後種種美妙的下文！寫到了她怎樣衝到他身邊去，但見他伸出手，手掌朝外，國王的一個部下粗暴地把她推到一邊去。下面又寫，她從他那裡被推開去的時候，他說了那些可恥的話：『我不認識你這個女人啊。』這時，這小貧兒想起了剛才說過的話，良心上多麼難受啊。又寫了他的權勢怎樣變得毫不足道，他的威風怎樣化為灰燼。這是多麼了不起，多麼美麗而動人的小小場面，爸爸描寫的多麼好啊。我從沒有見到有人能像爸爸那樣有多方面的感受。《王子與貧兒》充滿了動人的地方，不過又總是處處透露出一絲幽默。還寫了加冕典禮──就在小國王再一次找回了皇冠以後，那動人的加冕典禮上，爸爸又寫到了玉璽，寫到了貧兒所說的話，他是用玉璽來『打核桃吃的』。哦，寫得多好玩，寫得多有趣！爸爸寫的東西，沒有一行不是有點兒幽默，我看以後也會永遠是這樣。

　　…………

　　孩子們總是幫著媽媽編輯我的手稿。她總是坐在田莊的走廊上，手裡捏著筆，一邊高聲朗誦。這時，孩子們就會警惕地帶著懷疑的眼神看著她，因為她們相信，只要她讀到特別滿意的一段，她總要劃掉，這個想法是有根據的。她們的懷疑很有根據。凡是她們認為滿意的段落，往往含有某種力量，這就非得加以修改或者刪改不可；而在她們媽媽的手裡，也總是如此辦理的。我自己為了好玩，也為了從孩子們的抗議中得到點樂趣，我常常濫用我的編輯的天真無邪的信任。我往往故意摻進一些措詞粗俗的字眼，以博得孩子們的一笑，然後眼看那支無情之筆施展其生殺予奪的故伎。我老是跟孩子們一起請求寬大為懷，提出了一項又一項的理由，並且裝得是非常認真才這麼說的。她們就上了當，她媽媽也上了當。這是三對一，極不公平。不過這是很有趣的事，這樣逗引取樂我是無法拒絕的。我們時常得到勝利，皆大歡喜。然後我自己偷偷地把那一段刪掉。這就達到了目的。它使我們三個人得到很大的樂趣。其實，由我來把這一段從書中剔除，那不過是我原來就準備這麼做的。

　　…………

　　「克拉拉和我相信，關於鞭打那一段，是爸爸跟祖母開了玩笑。這是指在《湯姆．索耶歷險記》中寫的那一段：『「把鞭子給我。」鞭子在空中揮舞，情況很緊急……，「啊，姨媽，看看你背後！」老太太掉轉身來，一把抓住裙子，才沒有出危險。那小子馬上溜走了，翻過那高高的木柵欄，無影無蹤了。』」

　　…………

　　蘇茜和克拉拉在這一點上是講得對的。

　　蘇茜還說：

　　「我們知道爸爸老是逃學。爸爸隨時準備裝死，以便不必去上學，他準備得多好啊！」

　　這些揭露是徹底的，又是公正的。要是我在別人眼裡也像在蘇茜眼裡那樣容易地被識破，那麼，在我一生中，有很多事都白費了力氣。

　　…………

　　「祖母沒有法子叫爸爸上學，便叫他到印刷所去學那個行當。他去了，慢慢受到了一些教育，使得他能和那些年輕時勤學的人一樣幹得出色。」

　　…………

　　值得注意的是，蘇茜在誇獎我的時候並沒有言過其實，而總是保持一種公平的、傳記式的冷靜。另一點值得注意的，也是她作為傳記家值得稱道的，是她把稱頌和批評分配得公正而勻稱。

第四十二章

　　回頭講講奧里昂吧。有一天，還在六十年代，我當時在舊金山。我從坎普先生那裡得到一個祕密消息。他是個膽大的人，能在投機事業中發大財，又在後來的六個月中把這些財產都丟光。坎普要我買進一些黑爾和諾克羅斯公司的股票。我買了五十股，每股三百塊錢。我是憑保證金買進的，一下拿出了百分之二十。我的錢花光了。我寫信給奧里昂，讓出一半給他，並要他把這一半錢寄來。我等啊等的。他來信說這件事他是要辦的。股票漲得很起勁，越漲越高，漲到一千塊錢一股。又爬到了兩千塊錢，再爬到了三千塊錢，然後又漲了一倍。錢沒有來，可是我沒有發愁。慢慢地股票市場轉了，開始往下跌。然後我急忙寫信。奧里昂回答說他早已把錢寄出了──說他是寄到西方旅館的。我打聽了一下。他們說那裡沒有。長話短說，股票往下跌，跌到我當初付的數目以下。然後吃光了保證金，等到最後拋出時，我已經弄得頭破血流了。

　　等我搞清楚奧里昂這筆錢的時候，已經太晚了。要是別人，誰都會想到寄個支票來，可他卻寄來了金子。旅館的辦事員把它放進了保險箱，便再也想不到它了。金子一直躺在保險箱裡睡大覺，可是害得我好苦。換一個人，一定會想到告訴我一聲說，錢不是用信寄的，而是用郵包寄的。可是奧里昂想不到這一點。

　　後來，坎普先生給了我另一個機會。他同意收買我們在田納西州的地，共計二十萬元，先付一部分現款，其餘的付長期期票。他的計劃是打算從歐洲生長葡萄和釀酒的地方引進外國人，讓他們定居在那片土地上，使這片土地變成釀酒之鄉。他知道朗沃思先生對這些田納西葡萄是怎麼個想法，因此心裡很高興。我把合同等等東西寄給了奧里昂，要他簽字，因為他是三個繼承人中的一個。可是這些東西寄到的時機不巧──事實上，時機糟透了。他心血來潮，對禁酒變得非常激烈。他回信說，讓那個地區由於產酒而墮落下去的事，他可不願意沾邊。他又說，他怎麼能肯定坎普先生一定能公正地對待從歐洲來的可憐的人呢？──這樣，沒有作進一步的調查，他便把這筆買賣整個兒毀了，再也沒有挽救回來。這片地，曾經突然之間漲到了二十萬塊錢，突然又和以前一樣──一文不值，還得付稅。我付稅，還付其他的費用，先後付了好幾年。不過我把田納西那片地扔在一邊，從此再也不管了，不論是在金錢方面，還是在別的方面，直到昨天為止。

　　到昨天為止（寫於一九○六年四月五日──原編者注），我始終認為，奧里昂把最後一畝地都給糟蹋掉了。他確實是這麼個想法。不過，一位紳士昨天從田納西來，還帶來了一張地圖，地圖表明把很久以前的那次測量作了修正以後，我們還擁有一千英畝地哩。那是在一個煤礦區，是我爸爸一八四七年臨死的時候給我們留下的那十萬英畝中間的一部分。這位紳士帶來一個建議，還陪同紐約一位有名望的富有的公民來看我們。建議是由田納西的紳士把地出賣。由紐約的那位紳士負擔所有費用，並且如果有人提出訴訟，由他來對付，而所得利益由田納西紳士得三分之一，紐約紳士得三分之一，薩姆．莫菲特和他的姐姐（查爾斯．勒．韋伯斯特太太）以及我──我們是繼承人──得其餘的三分之一。

　　這一回，我但願能徹底處理掉田納西州那一片地，從此不用再煩神了。這片地本是由於一場誤會而創建起來的。我爸爸是由於一場誤會背上了這個包袱。又由於一場誤會，把這片地卸給了我們。我決心要把一次次積累起來的誤會以及留下來的地盡快地統統處理掉。

　　我是在一八六七年一月到東部來的。奧里昂在卡森城多留了一年左右。然後他把他那個一萬二千塊錢的房子以及家具賣了三千五百塊錢鈔票，折扣是百分之三十。他和他的妻子坐頭等艙到了紐約。在紐約，他們在一家豪華的旅館住下了，很闊綽地在市內到處玩，然後溜到了基厄卡克。到那裡時幾乎身無分文，如同一八六一年七月剛遷到那兒時一樣。大致在一八七一年或一八七二年，他們來到了紐約。他們不得不到別處去。奧里昂自從到太平洋沿岸以來，一直想靠執行律師業務為生，不過他只接到了兩起案子。這兩起案子，他本想免費給人家辦──不過結局如何，永遠無法知道，因為有關的當事人，未經他插手就把案子私下裡了結了。

　　我給我媽媽在基厄卡克買了一所房子──我每個月給她一筆錢。奧里昂另外給一筆。他們一起住在這座房子裡。奧里昂本來可以在《城門》（一家日報）的排字房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工資待遇也不差，不過他的妻子做過州長夫人，不同意這樣降低身分。她寧願靠救濟過生活。

　　不過，正如我說過的，他們到東部來了，奧里昂在紐約的《晚郵報》弄到了校對這個工作，每週十塊錢。他們租了一個小單間，燒飯也在裡面。他們就靠這筆錢過活。不久奧里昂到哈特福德來，要我給他在哈特福德的一家報館找個記者當當。這樣，我的辦法又有試一試的機會了。我試了。我要他到哈特福德的《晚郵報》去，不帶任何介紹信，只要求幹些擦擦掃掃的活，或者別的什麼活，什麼錢也不要，就說他不需要錢，只需要工作，他一心想的便是工作。不到六個星期，他就到了這家報紙的編輯部，每週二十塊錢。他幹的工作是值這些錢的，馬上就有別家報紙請他去，待遇要更好些，不過我要他到《郵報》那兒去，把這件事告訴他們。他們就給他提了薪，留住了他。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職位了。這是個輕快的職位。他在各個方面都是舒舒服服的。不過，倒霉的時運終於來了。那是非來不可的。

　　在佛蒙特的拉特蘭要新開辦一家共和黨的日報，是由一些有錢的政客開的股票公司開辦的。他們要邀請奧里昂去擔任主編，每年三千塊錢。他很想接受。他妻子也一樣──不，是加倍地想接受，三倍地想接受。我百般勸告都沒有用。我說：

　　「你為人像水一般軟弱。這一點人家很快就會發現的，他們不用費什麼勁就會發現你為人沒有骨氣。他們可以像對付一個奴隸一樣對付你。你可能待上六個月，但是不會更久。然後，他們不會像請走一位紳士那樣請你走，他們會像對待一個遊民一樣把你給扔出去。」

　　後來果真如此。奧里昂和他的妻子再一次遷到了那個被貶的然而不得罪人的基厄卡克去。奧里昂從那兒寫信來說，他沒有重操律師業務。他認為，為他的健康起見，他需要的是新鮮空氣，是一種室外的工作。他說，他的老岳父在離基厄卡克一英哩的界河邊上有一小片地，還有間小房子。他打算把這塊地買下來，辦個養雞場，可以供應基厄卡克小雞和雞蛋，還可能供應奶油──不過我不知道養雞場上能否出產奶油。他說，這地方三千元現金便能到手。我把錢寄了去。奧里昂便開始養小雞，每個月給我寄一份詳細報告。從報告上看，他能把小雞按一元兩角五分一對推銷給基厄卡克的老百姓。不過從報告上看，也可知他每一對的本錢要一元六角。奧里昂似乎並沒有因此而灰心，我也就隨他去了。與此同時，他每個月定期從我這裡借一百塊錢，月月如此。而足以說明奧里昂做生意的嚴格和刻板的作風是──他一向以做生意本領高強自誇的──每個月初接到一百塊錢，就寄來一張這筆錢的借據，此外還按每百元年息六分，從那筆錢中，寄來三個月的利息，這些借據總是為期三個月的。當然這些我沒有保留下來。這些東西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錢也不值的。

　　正如我說的，他總是按月寄來養雞收益或賠本的細賬──至少是每月養小雞虧本多少──報告中包括了各種開支項目──餵雞的飼料，給妻子買的一頂帽子，給自己買的靴子，如此等等。甚至還包括車錢，以及每月一角錢的捐款，用來幫助那些按照對這些人說來不大滿意的計劃坑害中國人的傳教士。後來我發現開支項目中竟有教堂座位費二十五塊錢，我這才火了。我要他改變一下宗教信仰，把座位給賣了。

　　家禽實驗恐怕只持續了一年，也可能是兩年。花了我六千塊錢。我的印象是奧里昂沒有能把雞場賣掉。他的岳父是作為自我犧牲的仁慈行為才把它收回去的。

　　奧里昂重操起律師業務。我想，在後來的二十五年中，他總之是一直在幹著這個吧。不過，就我所知，他只是名為律師，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主顧上門。

　　我媽媽在一八九○年夏天去世。她省下了幾個錢，留給了我，因為錢是我給的。我把這個錢給了奧里昂，他說，謝謝。說我支持他相當久了，現在要解除我這個負擔，還希望能把部分開支，也許全部開支還給我。因此，他就用這筆錢添造一些房間，目的是招些寄宿的人，這樣來尋求發財致富。這個事這裡不必多講了。不過是又一次的失敗罷了。他妻子想方設法使這個計劃能夠成功，若是別人能成功，她也能成功。她是個善良的婦女，人家都非常喜歡她。她的虛榮心很大，麻煩也大。不過她也有務實的一面。要不是運氣不好，她是能使寄宿的計劃搞得有利可圖的。

　　奧里昂還有其他補償我的計劃，不過這些總要投入一些資金，我就沒有參加進去，而這些計劃也並沒有實現。有一次他想創辦一家報紙。這個念頭糟透了，我立即把這個計劃頂了回去，我的態度幾乎可以說是粗魯的了。然後，他發明一種鋸木的機器，他親自把它拼湊起來，還確實用它鋸過木頭。它做得靈巧，能幹活。本來他能夠靠它發點小財的，不過，時機不巧，天意再次不順。奧里昂去申請專利權，卻發現同樣的機器早已有人申請過專利權，並且生意早已做得很興隆。

　　不久，紐約州出獎金五萬元，徵求能叫汽輪通行伊利運河的切實有效的辦法。奧里昂為此幹了兩三年，發明了一項辦法，搞得很完善，又一次眼看錢財馬上要到手了。可是有人提出了這個辦法的缺點。他設計的運河汽輪冬季不能使用。而夏季呢，它的水輪在水中攪動起來，會把兩岸的紐約州都沖刷掉。

　　奧里昂想償還我債務的賺錢計劃是不勝枚舉的。這些計劃，在以後的三十年中陸續不斷地出現，可是每一次都失敗了。在這整整三十年中，因為奧里昂誠實的名聲是眾所周知的，凡是人家有錢需要照看時，總是信託給他，而不給他薪水。他是所有那些慈善事業的司庫。他經管寡婦和孤兒的錢財和其他財產。他從沒有少掉人家一分錢，也從沒有為自己撈過一分錢。他每一次改換教派，新換的教派總是樂於接納他，馬上叫他做司庫，而他也馬上能把那個教會中的漏洞堵塞住。他改變政治面目的輕巧，也使整個社會為之驚歎不已。有一次就發生了這樣稀奇的事，他親自寫信來把全部經過告訴了我。

　　有一天早上，他是共和黨。經人家邀請，他同意當晚在共和黨群眾集會上發表競選演說。他把演講稿準備好了。吃過中飯以後，他變成民主黨了。他同意給他們寫二十個激動人心的標語，準備當天晚上民主黨火炬遊行時塗寫在透明的物件上。他下午寫了這些歡呼的標語。寫這些東西花了很多時間，寫完已經天黑了，他沒有時間再改變他的政治主張了。因此，他便在露天作了鼓舞人心的共和黨競選演說。而與此同時，民主黨遊行隊伍中透明物件上他寫的標語，就在他的面前通過，使得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樂了起來。

　　他是個非常怪的人──不過儘管他古怪一生，不論他在哪裡生活，人人都喜歡他。他也很受人尊敬，因為歸根結柢，他是個單純的人。

　　任何可笑的處境，他都應付得了。他在哈特福德的《晚郵報》工作的時候，他和他妻子住在哈特福德一家公寓裡。同住的是些中等收入的為人不錯的男女房客。有一間公用的浴室。一個星期天下午，人家全都休息了。奧里昂想洗個澡，就當真洗了起來。不過他忘掉了插門。在夏天，他的老習慣是把長形的澡盆灌滿冷水，然後爬進澡盆，跪在盆裡鼻子朝底。這麼一個快活的姿勢一次要保持好幾分鐘。一個女僕走進來，接著衝出去，滿屋子尖聲大叫：「克列門斯先生淹死了！」

　　人人都奔出了房門，克列門斯太太衝了出來，無限悲痛地問：「你怎麼知道是克列門斯先生？」

　　女僕說：「我不知道。」

　　這叫我想起比利．奈，這個可憐的傢伙──這個真正的幽默家，這個文靜、善良的靈魂。啊，他死了。願他安息吧。他是我見到過的禿頭禿得最厲害的人。他的整個兒腦殼閃閃發光。就像沐浴著陽光的一座圓屋頂。簡直一簇頭髮也沒有。有一回，有人對他出奇的禿頭表示詫異。

　　他說：「哦，那不算什麼。你該看看我哥哥。」

　　有一天，他在渡船上掉下了水，他爬出來的時候，一個婦女又急又怕地大叫了一聲，說：

　　「你這個無恥的東西！有女人在這裡！下去，換個姿勢上來。」

　　大致二十五年前──大致如此──我寫信給奧里昂，建議他寫個自傳。我要他試著把實際情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不要自我標榜，而是要把畢生有趣的事老老實實地寫下來，包括那些由於羞恥而記憶猶新的事。我說，這樣一件事過去還沒有人做過，他如果能寫出這樣一個自傳，這個自傳就將成為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我說，我這是叫他幹一件我自己無法照著做的事，不過我希望他能做成功。我現在體會到，我這是叫他做一件無法做到的事。我每天口授我的自傳有三個月了（寫於一九○六年四月六日──原編者注）。我想到了一生中一千五百件到兩千件我引以為羞的事，不過迄今為止我還沒有肯把其中的任何一件寫在紙上。我看，等到我把這個自傳寫完（如果還能寫完的話），上面這個數目字仍然不會有絲毫減少。我看，如果我把所有這些事件都寫出來，等到我修訂這本書的時候，肯定會把這些東西刪掉。

　　奧里昂寫出了他的自傳，把它寄給我。可是太叫我失望了，也太叫人懊惱了。在自傳裡，他老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英雄，同我過去和如今幹的一模一樣。他總是忘記把那些對自己不光彩的事件寫進去。我就知道他一生中有幾件事情，明顯地。令人痛苦地不那麼光彩。可是當我在他的自傳中讀到這些事情的時候，已經改變了色調。這些事情被完全顛倒過來了，變成了非常值得驕傲的事了。

　　一八九八年，當我們住在維也納的時候，從基厄卡克拍來一個電報，說奧里昂死了。他終年七十二歲。在十二月裡一個嚴寒的清晨，他到廚房裡去，生起了火，然後在桌旁坐下來寫些什麼。他就這樣死去的，手裡捏著筆，按在紙上，有一個字還沒寫完──這表明，他從他那個長期的、苦惱的、可憐而無益的生命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的時候，時間很短促，並沒有遭到什麼痛苦。

第四十三章

　　在一八七二年左右，我寫了另一本書，叫做《苦行記》。我已經出版了《傻子國外旅行記》，版稅百分之五，也就是每冊大約兩角二分錢。如今有好幾家別的大公司給我提出了出版條件。其中有一個肯出百分之十五的版稅。另一家願意把收益全部歸我，只要在書中給他們公司印些廣告。我寫信請布利斯來商量，他來到埃爾邁拉。要是我當初能像如今這樣懂得出版這一行的話，我會向布利斯要求得到除成本以外全部收益的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這是公道的。不過我對生意一竅不通，也懶得去學。我跟布利斯說，我不想離開他這個公司，也不想提出過高的條件。我說，我認為，除成本外，應得利潤的一半。他便興奮地說那完全應該，完完全全應該。

　　他回到他的旅館，把合同擬好了，下午帶到我家來。我發現其中有點兒問題。合同上並沒有寫上「利潤的一半」，而是寫的百分之七點五的版稅。我要他解釋一下。我說，當初不是這麼說的嘛。他說，「是啊，不是這麼說的，不過，他為了簡便起見，寫上了版稅多少──這版稅百分之七點五恰恰代表了利潤的一半，還略多一些。這是以賣掉十萬冊計。要是在十萬冊以上，出版公司的那一半才會比我所得的略多一點兒。」

　　我有點兒懷疑，有點疑心，便問他能否賭個咒。他馬上伸出手來，賭了個咒，把他剛才說的話，一字不漏地重複了一遍。

　　我用了九年或十年時間才知道他發的這個誓是假的，百分之七點五還抵不上利潤的四分之一。可是在這段時間裡，我有幾本書交給布利斯出版，抽版稅百分之七點五。當然他把錢都騙去了。

　　在一八七九年，我從歐洲回來，有一本書準備出版，那就是《國外流浪記》。我請布利斯來，他就到我家來商量這本書的事。我說，我對這個版稅不滿意，說我不相信「利潤的一半」那個託詞。說這一回他必須在合同上寫明「利潤的一半」的字樣，而不必提版稅──不然的話，我要到別處去出版。他說他完全願意寫上去，因為那是對的，公道的。如果公司董事們反對的話，刁難的話，他要退出這家公司，由他自己來出這一本書──說得多好呀。但是我知道他是這家公司的大老板，只要是他簽過字的合同，公司都得接受。這份合同正放在那張打彈子的桌子上，上面有他的簽字。自從《傻子國外旅行記》出版的那一年以來，他總是不管別的董事怎麼說，他幹他的。他不只一次地跟我說，他強迫董事們幹他們所不願意幹的事，揚言要是他們不聽從的話，他就離開公司的職位，跟我一起幹。

　　我真不理解當年我這麼大的人竟然會這麼單純、這麼天真。我早就應該想到，像這樣說話的人，要麼是一個傻瓜，要麼他確信我是個傻瓜。然而，我才是個傻瓜，竟然連這麼簡單的、起碼的智慧都進不了我的腦袋。

　　我提醒他說，對於他簽了字的合同，他的公司也許不會橫生枝節吧。接著，他那掉了牙齒的嘴巴笑了一笑，指出了我所忽略的一件事來證明：那就是合同是和伊萊沙．布利斯一個私人訂的，在合同裡，美國出版公司的名字並沒有提到過。

　　後來他告訴我說，他把合同拿給董事們看過了。還說，他準備把書轉給公司，利潤是該書的四分之一，還有他自己和他兒子弗蘭克得提薪。要是這些條件不能滿意地解決，他準備脫離公司，由他自己出版這本書。這樣一來，董事們同意了他的要求，收下了合同。布利斯親口跟我講了這些事，這一事實本身便是無可懷疑的證據，說明這些話並不確實。在本書正式發行以前六個星期，布利斯有一次把真實情況告訴我，想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滋昧。但是他緊張過度，他死了。

　　書出版後三個月，公司的股東舉行了一次年會，我作為本書的半個合夥人參加了這個會。會在我的一個鄰居家裡舉行。那鄰居叫做牛頓．凱斯，從公司開辦時起便是董事。會上讀了一份有關公司營業的賬目，這對我是個啟示。書賣了六萬四千冊。我的一半利潤是三萬二千塊錢。而在一八七二年，布利斯對我說成了這樣，即版稅百分之七點五，每冊兩角錢略多一點，便是利潤的一半，而事實上在先前，還不到利潤的六分之一。現在的光景不太好，可是還得五角錢才是利潤的一半。

　　啊，布利斯是死了，我也無法跟他清算他十年詐騙這筆賬了。他如今已經死了二十五年了。我對他的怨恨也消退了，消失了。我只是可憐他。要是能送他一把扇子把地獄之火煽煽旺的話，我一定會送給他。

　　收支平衡賬目揭出了美國出版公司對我所幹的流氓行為，我便站起來對牛頓．凱斯和其他一些同謀犯──指其他一些董事──訓了一頓。

　　當時正是我的一個好機會，可以跟出版公司把問題攤開來，來個徹底解決。可是我當然看不到這一點。我總是一直要到機會消失了才看到。我現在對出版公司的內幕已經一清二楚了，原本應該堅持的。我應該為了自己的利益對公司的利潤要求一筆賠償金，這筆錢應該在一直收到版稅與一半利潤之間的差額中從公司的口袋轉到我的口袋，從而使公司對我的掠奪一筆勾銷時為止。不過我當時當然沒有這麼清醒的頭腦，我沒有這樣做。我當時想到的只是潔身自好，離開這骯髒的氣氛。我想要把書從公司那裡取回來，拿到別處去。隔了一個時候以後，我去找牛頓．凱斯──像過去一樣到他家裡找他──提出了我的主張，就是取消跟公司訂的合同，把書完好無損地還給我，而公司從我的《苦行記》、《鍍金時代》、《新舊雜記》和《湯姆．索耶》等書詐去的錢財，作為一種諒解，仍歸公司所有。

　　凱斯先生對我這樣說話表示異議，不過我對他說，我的話不能改變。還說他和聖經班的其他人對布利斯在一八七二年對我幹出的欺詐行為是知情的──幹的時候是知情的，默許的。他反對我把董事會叫做聖經班。我說，那麼董事會開會的時候應該停止以祈禱開始這樣的程序──特別是正當董事會準備對一個作者實行欺詐的時候。我本以為凱斯先生會否認知情之說，並且表示不以為然，可是他並沒有否認。這使我深信，我的指控是有根有據的，因此就重述了一遍，並且對他那個神學院說了些不客氣的話。我說，「你們已經把七萬五千塊錢放進那個廠裡了，還因此很受誇獎，而對我的那份捐獻卻提也不提──可是我明明有一份的。你們放進去的每一塊錢，其中有一部分是從我口袋裡偷去的。」對這些祝詞，他沒有感謝的表示。他是個遲鈍的人，並沒有眼力。

　　到最後，我想把我的合同買下來。但是他說，要董事會考慮出賣合同，那是做不到的。因為公司的生計，十分之九是靠我的書。因此如果我把書拿走的話，公司的生意就不值得做了。後來有一次，一位董事且不管他叫什麼名字吧，他告訴我說，我的話是對的，布利斯對我實行欺詐的當時，董事會確實是完全知情的。

　　正如我剛才說的，我原本應該堅持跟他們清算這筆賬。可是我沒有。我潔身自好，從那惡臭的氣氛中脫身出來，把下一本書送到了波士頓的詹姆斯．勒．奧斯古德，也就是過去的菲爾德．奧斯古德公司。那本書就是《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的第一部在一八七五年發表於《大西洋月刊》──原編者注）。由奧斯古德公司印製，費用由我負擔，書在徵求訂戶後出版，經辦費用從我的版稅中扣除。

　　奧斯古德是這個星球上最親愛、最甜蜜、最可愛的人了。可是他對徵訂出版卻一竅不通，事情幹得笨手笨腳。他是個善於交際的人，我們一起打過多次彈子，白天，晚上玩得很高興。與此同時，由他手下的辦事員替我們辦事。我想，我們兩人誰也沒有過問他們辦事情的方法，也不知道他們正在幹些什麼。這本書印刷的週期很長，我在付出最後一筆款子的時候，才知道為了出版這本書已經付出了五萬六千塊錢。要是布利斯經手的話，這筆錢可以夠他造一座圖書館了。要經過一年，我才能把五萬六千塊錢收回我的口袋，而在這以後，就沒有多少錢了。因此，我首次獨力經營的嘗試是一次失敗。

　　奧斯古德又試了一下。他出版了《王子與貧兒》。這本書他印得很漂亮，不過我的全部收益只有一萬七千塊錢。

　　後來，奧斯古德認為他通過零售可以把出書的事搞成功。他一向有零售出版的經驗。他對徵訂的試驗有點兒不高興，希望試一試零售出版。我給了他《被偷走的白象》，這主要是些無聊的小品文集子。我打賭他在六個月內推銷不了一萬本。他接受打賭，賭注是五塊錢。他贏得了這筆錢，不過贏的勉強。然而，我認為，我在出版前一本書以後沒有繼續搞下去，那是錯了。我想，這是奧斯古德第一次試辦，不是第三次。在奧斯古德經手《王子與貧兒》失敗以後，我本應繼續和他合作的，因為我非常喜歡他。但是他失敗了，我也就不得不到別處去。

第四十四章

　　與此同時，我在外邊進行了一次冒險。一位有點兒特別的老朋友把一個專利拋給了我，價錢是一萬五千元。這個專利沒有什麼價值，一兩年來他一直虧本。不過這些細節我不知道，因為他忘了講。他說，要是我把這個專利買進的話，他可以替我負責製造與銷售。我就承接了過來。接著現金開始外流，每月五百塊錢。這隻大烏鴉每三十天定期從方舟裡飛出去，不過回來時什麼都沒有帶，而鴿子則不來報到。經過一段時間，再經過半個階段，又經過一段時間，我辭退了我的朋友，把專利委託給查爾斯．勒．韋伯斯特。他跟我的一個侄女結了婚，仿佛是個幹練的年輕人，報酬是一年一千五百塊錢。他還是每個月把大烏鴉放出去，結果還是跟先前一樣，情況並未改觀。

　　後來，當我為了這個專利損失了四萬二千塊錢的時候，我終於把他轉給了另一個人，此人我一向厭惡，他的家我也希望能使之破產。然後我又四處張望，看看有什麼別的冒險事業可幹。還是那位朋友，又準備好了另一項專利。我為此在八個月中花掉了一萬塊錢。然後我就把這個專利給了一個人，此人的家庭是我所關心的家庭。他很感激，不過這一次，他已經有了經驗，對賜恩惠給他的人有點兒懷疑。他不願接受，我也只好隨他去了。

　　與此同時，另一位老朋友帶來了一項了不起的發明，是一種引擎，或者是一種熔爐，或者是每一磅煤生出的蒸汽，能提取百分之九十九的那一類東西。我到科爾特軍火工廠的理查茲先生那兒去，把這件事跟他講了。他是個專家，對煤和氣非常精通。他對這個機器似乎有點兒懷疑，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一磅煤能生多少氣是一五一十都算得出來的，我的那位發明家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搞錯了。他給我看一本全是數字的書，這些數字把我弄得頭昏眼花。他給我看，我所認識的那個人的機器所能達到的，不可能接近百分之九十這個數字。我有點兒灰心地告辭了。不過我想，也許是那本書錯了，因此便雇傭了那位發明家來製造機器，薪水是每星期三十五塊錢。一切費用由我負擔。他花了好多個星期才把那個東西造好。他隔幾天便向我報告一次進展情況。我從他的呼吸和舉止早就注意到，他每星期在威士忌上得花三十六塊錢。我實在弄不明白，那另外一塊錢他是怎麼弄到的。

　　最後，我為了這項事業花去了五千塊錢，這部機器才算完成，可是機器不靈。它的確從每磅煤所生的蒸汽中省下了百分之一，可是這算不得什麼。燒茶水的吊壺也做得到啊。我就把機器給了那個人，而他的家庭正是我所關心的，不過沒有成功。因此，我就把這件事扔在一邊，再看看有什麼新鮮事可做。但是我對於蒸汽已變得非常熱心，我便買下了哈特福德一家公司的若干股票，因為這家公司準備製造、出售和革新一切帶有新式蒸汽滑車的東西。這個蒸汽滑車在十六個月中從我口袋裡拖走了三萬二千塊錢，結果一無所成，我再一次形影相弔，連個職業都沒有。

　　但是我找到了一個職業。我發明了一種剪貼簿──要是照我自己的說法，那是世界上迄今見到的唯一合理的剪貼簿。我取得了專利，把這交給了一向對專利頗有興趣的我那位特別的老朋友，他從中賺到了不少錢。但是不久，正當我快要分得我那一份收入的時候，他的公司又失敗了。我並不知道他的公司要失敗了──他什麼都沒有說過。有一天，他要我借給他公司五千塊錢，說願意出七分利。他以公司的票據作為擔保。我要求有保證人。他大為詫異，說要是容易找到保證人的話，他就不會找我借錢了，隨便到哪裡他都可以借到錢的。這個說法也有理由，我就給了他五千塊錢。不到三天，他們垮了──兩三年後，我只拿回了兩千塊錢。

　　這五千塊錢有一段歷史。一八七二年年初，喬．古德曼從加利福尼亞寫信給我，說我們兩人的朋友約翰．普．瓊斯參議員要在哈特福德給旅行保險公司唱個對臺戲，瓊斯要喬出股金一萬二千元，他說他將設法不讓喬吃虧。喬現在想把這個機會轉送給我。還說，如果我幹的話，瓊斯會保護我不受損失。因此我就接受了股票，成了董事。瓊斯的舅子萊斯特在旅行保險公司裡幹會計師幹了很久。他現在轉到我們的公司，我們就開始營業了。一共有五個董事。其中有三個人出席了一年半以來董事會所有的會議。

　　到一年半的時候，公司徹底垮臺，我又從口袋裡掏出了兩萬三千塊錢。瓊斯在紐約，在他盤頂的聖．詹姆斯旅館裡耽擱了一些日子。我就派萊斯特去那裡要兩萬三千塊錢。可是他回來報告說，瓊斯把錢投進了那麼多企業之中，現在手頭緊得很，最好我能等一等。等到兩三年以後，我們埃爾邁拉煤礦公司的斯利先生提出來，由他去找瓊斯談這件事，我同意了。斯利去拜訪了瓊斯先生，很機靈地逐漸引到我的事情上來，可是話還沒有說出口，瓊斯眼睛往上一瞪，說，「你的意思是不是說這筆錢還沒有付給克列門斯？」他馬上寫下了兩萬三千塊錢的支票，說早該付了，他要是知道情況的話，款子到期那一天就會付的。

　　這是一八七七年春天的事。口袋裡有了這張支票，我又一次打算發個洋財。讀者由於受我所說的有關冒險行徑的話的騙，會馬上推論出，我一定是立刻找到了一個發財的機會。事實是我根本沒有尋找。我是燒傷過的孩子最怕火。我再也不願問津投機事業了。霍利將軍找我到《新聞報》報館去。我口袋裡裝著支票到那裡去。那裡有一個年輕人，說他曾在普羅維登斯的一家報館裡做過記者，不過現在是在幹別的行當。他是在格雷厄姆．貝爾那裡做事，他是一種新發明叫做電話的經紀人。他認為這事有大財可發，勸我接受一些股票。我謝絕了。我說冒險的投機事業我再也不幹了。他出價二十五元一股。我說，不論什麼價，我都不要。他急起來了，──堅持要我接受五百塊錢股票。他說，他可以按我的要價把五百塊錢的股票賣給我──要我收起來，放在高帽子裡──說一帽子一共五百塊錢。不過我是挨過燒的孩子怕火，拒絕了所有這些誘惑。我抵制得很順利，走開的時候支票還完好無損地留在口袋裡。第二天，我從中取出五千塊錢給我的一個朋友，收下的是沒有保證人的票據。這位朋友三天以後就要破產了。

　　大約這年年底（也可能是一八七八年年初），我拉了一條電話線，從我家通到《新聞報》報館。這是市內唯一的一條電話線，也是世界上用於私人住宅的第一根電話線。

　　那個年輕人沒有能向我推銷掉股票，不過他向哈特福德一位年老的紡織業夥計推銷了價值五千塊錢的股票。那正是那位夥計的全部家當。他半生省吃儉用積蓄了這筆錢。傻瓜急於發財，便會冒那麼大的風險，這多麼奇怪。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很為那個人難過。我想，要是我事先能有機會把我的經歷告訴他的話，我也許能搭救他的。

　　我們在一八七八年四月十日坐船前往歐洲。我們去了一年又兩個月。我們回來時，看到的第一件事便是那位夥計坐著豪華的四輪馬車到處閒逛，身穿制服的僕人在旁伺候著──他那個電話公司股票使得鈔票源源而來，他非得用鏟子鏟不可。愚蠢的、沒有經驗的人往往得到不配有的成功，而有知識的、有經驗的人往往失敗，這有多怪啊。

第四十五章

　　正如我說過的，我把內侄韋伯斯特從紐約州的鄧科克村引進來，替我經管早先的第一個專利權業務，薪水是一千五百塊錢。這個交易叫我損失了四萬兩千塊錢，因此我覺得該是結束掉的時刻了。我想由我自己來出版我的書，而讓年輕的韋伯斯特管這個事。他認為，在他學習這一行當的時候，薪水應該是兩千五百塊錢一年。這事我考慮了一兩天，進行了透澈的研究。就我所見到的來說，這是個新主意。我記得排字的學徒工根本沒有薪水。我一查詢，知道石匠、泥瓦匠、白鐵匠等等也是這樣。我發現，甚至律師或者實習醫生，在學這一行的時候，也沒有薪水。我記得，在河上，一個見習領港不光是根本沒有薪水這類東西，而且還得給有些領港一筆現款，而他自己又沒有這筆錢──還是很大的一筆錢呢。我自己便是這樣過來的。我給了比克斯比一百塊錢，是借來的錢。有一個自稱正在學做牧師的人告訴我說，甚至諾亞（諾亞，指《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在最初六個月也是沒有薪水的──部分原因是天氣不好，部分原因是他在學習領航嘛。

　　我這樣思量與研究的結果，認為韋伯斯特已經為歷史創造了全新的篇章。我還認為，如果一個年輕的鄉下佬，到紐約來開始生活，可是又沒有任何能耐，沒有任何確定的長處，也沒有獲得長進的可能，可是卻能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地公然主張花別人的錢來學一行行當，還要恩主每年付他一筆錢，而這筆錢又比美國一位總統，從經營這個星球上除了愛爾蘭之外最難對付的國家所得的薪俸中節餘下來的錢還要多一些，那這樣的人肯定是舉世難覓的了──非得馬上尋覓不可──不然生怕他跑掉了。我看，要是把他對第一件事的巨大興趣轉移到保護第二件事上來，那對我來說就是發了大財了。

　　我把韋伯斯特安置在一家公司裡──叫做韋伯斯特出版公司──還把他安排在統一廣場下邊（我記不得在什麼地方了）一座樓房的三樓幾間寫字間裡，租金很公道。還配了助手，一個是女孩，還有一個男的夥計，薪水是八百塊錢左右。韋伯斯特一度還有過另一個助手。此人長期於徵訂書籍這個行當，精通業務，能夠教一教韋伯斯特──後來也確實教了──學費可是我付的。我說的是一八八四年年初的事。我把一筆足夠的資金給了韋伯斯特，與此同時，還給了他《哈克貝里．芬》的手稿。韋伯斯特的任務是擔任總經紀人。指定全國各地的經紀人，那是他的事。當時有十六個代辦所。他們手下有推銷員，專幹推銷的行當。在紐約市，韋伯斯特自己兼任經紀人。

　　在上面所說的這些具體規劃付諸實施以前，細心的韋伯斯特主張在真正幹起來以前，先訂一個合同，簽好字，蓋好印。這仿佛是頭腦清楚的做法，雖然我自己竟然沒有想到這一些──我是說這是頭腦清楚的做法，因為我自己並沒有想到這一些。這樣，韋伯斯特找他自己的律師起草了一個合同。我當時開始非常欣賞韋伯斯特，並且事情正在進行之中，我那個慷慨大度的脾氣又發作起來了。我還沒有仔細思量，就想除了薪水外無償地給他公司所獲利潤的十分之一。韋伯斯特立刻謝絕了──當然照例表示了感謝的意思。這就使我越發賞識他了。我自己是很清楚的，我這就是給他一份合夥的股金，在九個月之內，他就可以收入兩三倍於薪水的錢，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罷了。我曾預言，《哈克貝里．芬》具有很高的商業價值，對這個預言，韋伯斯特冷靜地，也是明智地打了一個折扣。這又是一個新的證據，說明我找到韋伯斯特，是找到了一顆明珠，找到了一個不會激動的人，一個不會失去理智的人，一個謹慎的人，一個不會在他不熟悉的領域內冒風險的人。我意思是說，除非在犧牲別人利益的條件之下。

　　正如我說的，合同是由一位年輕律師起草的。他是紐約州的敦科克人，這個地方出了他，出了韋伯斯特，這裡至今還是那樣一個風氣。惠特福德享有那份光榮，可以簽上「亞歷山大和格林公司」這樣的字樣。亞歷山大和格林公司生意做得大，又賺錢，就是天理良心方面差點兒，不讓自己受點損失──上個月發生地震就是個突出的事實證明，當時地震把三大人壽保險公司的五臟六腑都震出來了（寫於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原編者注）。亞歷山大和格林公司設在互濟大廈。他們出錢養一批廉價的律師，共二十五人，惠特福德便是其中的一個。此人脾氣好，對人親切，而極端無知，他的愚蠢的程度，小而言之可以繞地球四周。

　　第一個合同一切太平，沒有發生什麼事。合同把所有的義務、所有的開支、所有的負擔、所有的責任都放在我的身上，認為孩子歸我負責。

　　韋伯斯特和他的律師是結合得很愉快的一對。對我來說，這兩個人無知的程度，加在一起，真是令人可怕到萬分，就如同親眼看到銀河垮下來，一片片、一塊塊地穿過天空一般。遇到真正需要勇氣，不論道義上的或生理上的勇氣的時候，他們便不行了。在生意方面，韋伯斯特膽子小得什麼險都不敢冒，除非有律師保證他不會吃官司。他老是去請教律師，以致律師簡直成為一個工作人員，如同那個姑娘和徵訂專家一般。不過既然韋伯斯特和他對管錢都沒有什麼親身的經驗，他的律師費用就不算太大，雖然他也許以為費用還不少哩。

　　到秋天，我和喬治．威．凱布爾出發到東部和西部朗誦旅行四個月──這是我在本國最後一次演講旅行了。我當時下定決心，再也不願以演講掠奪老百姓了，除非經濟困難逼得我非幹不可。十一年以後，為經濟困難所迫，我這才在全球各地作了演講旅行。

　　事情過去了十年。在這段時間裡，我只為了公共慈善事業作演講，不收費。上個月十九日，我公開地、正式地宣布離開講臺──這是我過去從沒有做過的──我是在羅帕特．富爾頓紀念碑基金捐獻演講會上這麼講的。

　　我這樣講，仿佛和韋伯斯特以及惠特福德的事離題相當遠了，不過這沒有什麼。這是遠距離觀賞景物愈加顯得迷人的一例吧。韋伯斯特經營《哈克貝里．芬》很成功，一年以後，把公司的支票五萬四千五百塊錢交給了我，其中包括我原來給他的資金一萬五千元。

　　我再一次經歷了一次新生。據我看，我再生的次數比任何人都要多些，只是除了訖哩什那【註】。

　　【註】訖哩什那：印度神話，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維什努的第八化身。

　　韋伯斯特有個想法，認為是他發現我，把我介紹給這個世界的，不過他對此還比較地謙和。和韋布和布利斯比起來，韋伯斯特在孵蛋時咯咯咯的嘮叨聲要少得多。

第四十六章

　　除了出我自己的書以外，我從沒有想到出別人的書。後來發生了一件事使我離開了這個明智的宗旨，那便是格蘭特將軍的值得紀念的書。一八八四年十一月第一週的一個晚上，我在奇克林大廈演講結束之後步行回家。那是個雨天，路上見不到幾個人。在兩盞路燈之間的黑影裡，有兩個模糊的身影出了大門，走在我的前面。我聽到其中一個說：「你聽說吧，格蘭特將軍終於下定了決心，要寫回憶錄出版了？他今天這麼說的，說的話還不少呢。」

　　我聽到的便是這一些──正是這段話──依我看，我能無意中聽到這段話，這是大大的運氣。

　　隔天早上，我出門去拜訪格蘭特將軍。我到他書房裡見了他，他正和他的兒子弗雷德．格蘭特上校在一起。將軍說的話主要是：「請坐下來，不用作聲，等我把一個合同簽好字。」──還說，這是為了他正在寫的一本書。

　　弗雷德．格蘭特顯然是在最後親自審閱合同。他認為合同是叫人滿意的。他也對他父親這麼說了。他父親走到桌子邊，拿起筆來。要是我聽任他自己愛怎麼做便怎麼做也許要好一些，可是我沒有這樣。我說，「不要簽。讓弗雷德上校先讀給我聽一下。」

　　弗雷德上校讀了一遍。我說，我很高興及時趕來干預這件事。世紀公司是合同的另一方。它建議給將軍版稅百分之十。當然這是瞎說──不過這個建議是出於無知，倒不是由於不老實。規模宏大的世紀公司對出版雜誌的事是內行的。誰也沒有資格就這一行來教訓他們。不過在那時候，對於徵訂出版圖書這件事，他們是沒有經驗的。除了零售，他們心中大概什麼經驗也沒有。甚至在零售方面，他們也並沒有什麼有價值的經驗。不然的話，他們也不至於按照對待一位不知名或沒有聲望的作者那樣的版稅辦法來要求格蘭特將軍寫書了。

　　我進一步說明了為什麼這些條文不行，是整個兒錯了，是整個兒不公正、不公道的。我說：「劃掉了百分之十，改為百分之二十。最好是改為純利的百分之七十五。」

　　將軍不以為然，而且很堅決。他說，他們絕不肯出這個價的。

　　我說，那不會的，因為在美國，沒有一個名聲好的出版商不樂意出這筆錢的。

　　將軍還是直搖頭。他還是想照合同原來的條文簽字。

　　我指出，按照合同原來的條文，在百分之十中還有一項叫人不快的細節，就是最不知名的作者的合同，我也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樣規定──這個合同不光是對格蘭特將軍這樣的巨人規定了百分之十的版稅，而且還要求在這百分之十中得扣除一些雜七雜八的費用，像辦事員工錢、房租、清潔費以及其他的胡說八道。我說，他應該得利潤的四分之三，至於平常的開支應由出版商從其餘的四分之一中支付。

　　這個想法使格蘭特將軍頗為煩惱。他認為，這麼一來，他自己就被置於掠奪者的地位了──成了出版商的掠奪者了。我說，要是他認為這是一樁罪過，那是因為他受的教育有限。我說這不是罪過，這在天上總是要以兩輪光圈相酬報的。要是真有這樣的事的話，準定會這麼酬報的。

　　將軍還是無動於衷，他要我點出願意跟他辦這件高尚事的出版商的名字。我點了哈特福德的美國出版公司。他要求我能不能證實我的說法。我說，我可以通過電報，在六小時內提出證據──我發報到哈特福德用三小時，然後由布利斯興高采烈地回電接受，也用三小時──還說，要是他希望更快得到答覆，我可以到哈特福德跑一趟，親自去拿。

　　將軍還在堅持。不過，弗雷德．格蘭特開始被說服了。他主張把世紀公司的合同往桌上放二十四小時，在這段時間裡，不妨把情況研究一下，討論一下。他說，這不是動感情的事，這是純粹的搞生意，只應該從這個觀點來考慮。他有關感情的這句話起了作用。原因是這樣，格蘭特和沃德經紀行──包括格蘭特將軍、沃德先生（一度被稱為「金融界的小拿破崙」）和沃德的同伴菲什──已經把格蘭特將軍在世上所有的錢詐騙得連一分錢也不剩了。有一個時候，當他不知道哪裡才能找到麵包吃的時候，世紀公司的頭頭羅斯韋爾．史密斯要他給四家雜誌寫關於內戰中某些戰役的文章，每篇五百塊錢。對正在絕望之中的老英雄來說，這樣一個提議就像溺水的人見到的傳說中的那根稻草。他非常感激地接受了這個提議，寫了文章，交給了他們。這些文章可以值一萬塊錢一篇，只是他自己並不知道。在他看來，隨便寫一寫，輕鬆愉快，還值每篇五百塊錢，那簡直是神話般的價錢了。

　　他如今非常不願意背棄他這些大恩人。對他受過訓練的軍人的心理來說，這仿佛是對人不忠誠。要是我的記憶不錯的話，他的第一篇文章就使得世紀公司的徵訂冊數從十萬冊增至二十二萬冊。拿那個月來說，就使得世紀公司刊登廣告的那幾頁比過去任何一個月要增值一倍以上。據我估算，那個月主顧的增加就值八千塊錢。這是可靠的估價，保守的估價。

　　那個月實現的增訂戶增加了一倍這樣一個趨勢，肯定會持續好多年，肯定會使這家雜誌的廣告收入在六年內每月增加八千至一萬塊錢。我說過，格蘭特將軍的文章，每篇值一萬塊錢，而不是值五百塊錢。我還可以說，他的四篇文章每篇可以值二萬五千塊錢，而且並不過分。

　　我開始死乞百賴地為美國出版公司遊說。我爭論說，這家公司是同行裡第一個要求出版格蘭特的回憶錄的，也許理應比世紀公司優先出價。這對於格蘭特將軍來說仿佛是個新聞。不過我提醒他說，在格蘭特和沃德公司生意興隆的那些日子裡，有一天，我曾到他私人辦公室去看過他，陪著他把他那頓午餐吃下去，還求他寫回憶錄，交給美國出版公司。當時他謝絕了，而且很堅決，說他不需要錢用，說他不是個文人，不會寫什麼回憶錄。

　　我們把合同的事暫時擱一擱，到第二天上午再提出來。在那段時間裡，我想得很多。我深切地知道，美國出版公司非常樂於弄到格蘭特將軍的回憶錄，四分之三利潤歸他，其餘四分之一歸他們。我也確實知道，全國沒有一家出版商──我是說懂得徵訂出版這一行的出版商──會不願意按這樣的條件把書接下來的。我本希望立即把這本書交給美國出版公司的弗蘭克．布利斯，讓那幫爬蟲發發財。可是轉念一想，這家公司掠奪我已經好多年了，用那個錢造起了神學的工廠，如今該是我出出氣的時候了。

　　我第二次跟將軍和弗雷德商量的時候，將軍表現出了相當謙遜的態度，這本是他的天性。謝爾曼將軍已經出版了他兩卷集的回憶錄，由斯克里布納公司出版。那本書的出版已成為有名的事件。格蘭特將軍說：

　　「謝爾曼跟我說，他那本書的利潤是兩萬五千塊錢。你相信我的書也能收入這麼多麼？」

　　我說，我不光是相信，而且是確實知道他的收益會大得多──謝爾曼的書是出版後零售的；那本書原本適宜於徵訂發行，原本應該按這個辦法出版的。適宜於這樣出版的書並不是很多的，不過像謝爾曼和格蘭特這樣著名的人物的回憶錄，特別適宜這種辦法。我說，一本書，如果其中的資料適合於用這種辦法出版的話，通過徵訂出版收入的錢，比之出版後零售，要高八倍到十倍。

　　將軍對於自己的回憶錄能收入兩萬五千塊錢這件事還是很懷疑。我問他為什麼懷疑。他說他已經試驗過了，已經找到了證明與結論了。我不知道他從哪裡能找到這些證據與結論，他便進行了解釋。他說，他曾向羅斯韋爾．史密斯提出把他的回憶錄全部賣給他，作價兩萬五千塊錢，這個提議把史密斯簡直嚇壞了，嚇得他連氣都喘不勻，連拒絕的話也幾乎說不出來。

　　我這時想到了一個主意。我突然想到我自己便是個出版商啊。我早先偏偏沒想到這一點。我說，「將軍，把回憶錄賣給我。我就是個出版商。我可以出加倍的價錢。我口袋裡有一張支票，你馬上可以把我五萬塊錢的支票拿去，讓我們訂個合同吧。」

　　對此，格蘭特將軍馬上謝絕，就像羅斯韋爾．史密斯拒絕那一次的提議一樣。他說，他不愛聽這類事。他說，我們是朋友，要是我不能從這本書收回這筆錢的話──他的話說到這裡為止，他說不需要細說了，他反正不願意讓一個朋友冒這樣的風險。

　　我就說：「按我剛才說的要世紀公司接受的條件把書交給我吧──也就是抽版稅百分之二十，或者換個說法，出版後利潤的百分之七十五歸你，所有日常費用，例如薪水之類，由我的四分之一開支。」

　　他為之大笑，問我，這樣一來，還能剩下多少利潤呢？我說，六個月內十萬塊錢。

　　他是在跟一個文人打交道。按照傳統觀念，他知道文人輕浮、羅曼蒂克、不切實際，在生意經方面，不懂得該如何躲避風險。他沒有說我的忽發奇想沒有什麼價值，這是因為他為人太仁厚，不願說傷感情的話。其實，他不妨說出來，因為他那個神情非常堅決，而神情是能充分說明問題的。據我看，也許只是為了把話說下去吧，他問我這個夢想的根據是什麼──如果我還有什麼根據的話。

　　我說，「我根據的是你和我兩人的作品在商業價值方面的差異。我最早兩本書各賣出了十五萬冊──布裝本每冊三塊五，精裝本更貴一些──每冊四塊錢，平均十五萬塊錢。我知道你的作品在商業上的價值比我至少多四倍。因此，你的書能出售六十萬冊，你可得純利五十萬元，我可得純利十萬元，那是完全保險的估算。」

　　我們就這件事討論了很久。最後，格蘭特將軍打電報給他的好朋友費城《紀事報》的喬治．威．蔡爾茲，要他到紐約來，提供意見。蔡爾茲來了。我說服了他，使他相信韋伯斯特的印刷機。印刷能力是綽綽有餘的，機器是完整無損的。然後蔡爾茲作出了裁決：「把書交給克列門斯。」弗雷德．格蘭特上校支持這個裁決，重複了一遍：「把書交給克列門斯。」於是，就簽訂了合同，而韋伯斯特馬上掌管了這項新的業務。

第四十七章

　　我第一次見到格蘭特將軍是在一八六六年的秋天或者冬天，是在華盛頓的一次招待會上。當時他是陸軍五星上將。我只是隨著一大群人見他一見，握一握手，並沒有和他談話。也是在那兒，我第一次見到了謝里登將軍【註】。

　　【註】謝里登將軍：（１８３１─１８８８），美國南北戰爭中著名將領。

　　我第二次見到格蘭特將軍是在他第一任總統任內。內華達的參議員比爾．斯圖爾特提議帶我去看看總統。我們見他穿著辦公的服裝，披一件又舊又短的亞麻布避灰外衣，上面滿是點點墨水的痕跡。我曾在紐約《論壇報》上寫了幾篇通訊，報導我搭乘「教友會市號」周遊世界的見聞，因而有點兒名氣。我跟他握了握手，接著沉默了片刻。我想不到該說些什麼。因此我只是默默地望了望將軍堅毅的神色。這樣有一刻兒工夫。然後我說，「總統先生，我有點兒窘。你呢？」他微微一笑，這神態如果能見之於鐵鑄的塑像，對塑像也不算是辱沒的事。我對他連珠炮般提了一連串問題，然後才告辭。

　　後來有十年沒有再見到他。在這段時間裡，我的名氣也更大了些。

　　然後是一八七九年，將軍在他的歐亞之行以後剛剛回來。他從舊金山往東部來的時候，一路上不斷地受到歡呼。田納西州的陸軍退伍軍人──他所指揮的第一軍──準備在芝加哥宴請他。事前的準備工作搞得和這次宴請的重要性相當。祝詞委員會打了電報給我，要我參加盛會，並對女士們致祝詞。我回電說，祝詞已經老掉了牙。至於在宴會上對女士們致祝詞，凡是能說的，過去都已經說過了。不過社會上還有一個階層在這樣的場合往往被忽略了，要是他們同意的話，我可以為這個階層致祝詞──為嬰兒們致祝詞。他們表示同意，因此我把祝詞準備好了，便動身前往芝加哥。

　　要進行大規模的遊行。格蘭特將軍準備在檢閱臺上檢閱。檢閱臺是為了這個節目特為修建。修建在帕爾默大廈二層樓的陽臺上。檢閱臺上鋪了地毯，還張掛著旗幟之類的東西。

　　要看遊行隊伍，最好的地方自然是檢閱臺了。因此，我趁臺上還空蕩蕩的時候，便逛了過去，希望人家能准許我坐在那兒。這裡確實相當顯眼，因為大眾的眼睛盯著這裡，而下面的群眾又是人山人海的。隔了一會兒，有兩位紳士從旅館沿窗的那兒出來，走到了檢閱臺上，又往前走，走到了正前方。下面廣大的人群裡響起了一大片歡呼聲，我認出了兩人中有一位是格蘭特將軍，另一位是芝加哥市長卡特．哈裡森，此人我也是認識的。他看到了我，走了過來，還說要不要把我介紹給將軍。我說要的。他就跟我一起走過去說：「將軍，請讓我介紹一下克列門斯先生。」我們握了手，照例沉默了片刻。然後將軍說，「我倒不窘，你呢？」

　　這說明了，他對一些小事的記憶像對大事的記憶一樣好。

　　這次宴會是我參加過的最出名的一次宴會，有六百人到場，主要是田納西州的退伍軍人。光這一點就足以使得這次宴會成為我參加過的最出名的一次慶祝會了。不過，還有別的事使宴會為之增色不少。謝爾曼將軍，以及內戰中幾乎所有還活著的將軍，都一律圍著格蘭特將軍坐在貴賓席上。

　　致詞的人都是特別著名之士和才能出眾的人。

　　那晚上我第一次聽到一句土話，這句土話當時已經很流行，可是我過去還從沒有親自聽到人家講過。

　　致詞在十點鐘左右開始，我就離桌走到大宴會廳的正前方，在那裡可以一眼望見全場。除了其他人以外，維拉斯上校也要致祝詞，還有能言善辯的異教徒英格索爾上校，此人是從伊利諾起家的。他在那裡非常受人歡迎。維拉斯是威斯康辛人，是個著名的演說家。他為在這個場合致詞作了非常好的準備。

　　致祝詞的十五人名單上，維拉斯是第一個致詞的人，鮑勃．英格索爾是第九個。

　　我在軍樂隊前面的臺階上占了個位置，由於站得高，可以清楚地望得見全場。不久，我注意到了我邊上有個樣子樸實的年輕人，穿著士兵服裝，別了田納西州陸軍的符號，身子靠著牆。他似乎為了什麼事有點兒不安。一會兒，當第二個人致詞的時候，這個年輕人說，「你認識維拉斯上校嗎？」我說，人家介紹我認識過他了。他坐著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人家說，他激動起來，就不顧死活！」

　　我說，「怎麼個激動法？你是什麼意思？」

　　「演講！演講！人家說他真像閃電。」

　　「是的，」我說，「我聽說他是個大演說家。」

　　那個年輕人有一會兒工夫坐得很不安穩，然後他說，「你估計，他能勝過鮑勃．英格索爾麼？」

　　我說，「那倒不知道。」

　　又停了一會兒。遇到一位演講的人站起來的時候，我們兩人都一起鼓掌，不過這位年輕人仿佛是無意識地鼓掌。

　　他又說，「在這裡，在伊利諾，我們認為，誰也趕不上鮑勃．英格索爾。」

　　我說，「是這樣麼？」

　　他說，「是的，我們認為誰也超不過鮑勃．英格索爾。」接著，他有點兒憂鬱地說，「不過，人家確實說維拉斯也差不多不顧死活的。」

　　終於維拉斯站起來致詞了。這位年輕人勁頭十足，急得什麼似的。維拉斯說得興奮起來，人們便開始鼓掌。他說了一句警句，人們就大聲地叫：「站到桌子上！站到桌子上！在桌子上站起來！我們看不到你！」於是有許多站在那裡的人把維拉斯推了上去，讓他站在桌子上，給全場聽眾看個清楚，然後他繼續講下去。那個年輕人跟別的人一起鼓掌，我能聽到那位年輕人嘴裡嘟嘟囔囔的，只是聽不清他說些什麼話。不過，一會兒，維拉斯拋出了什麼精采的話，全場掌聲雷動，這位年輕人便帶點兒絕望的調子說：

　　「沒有辦法，鮑勃爬不到這麼高！」

　　在下面一個鐘點裡，他保持著他那靠著牆的姿勢，仿佛走了神一般，顯然已忘掉了身在何處。後來，英格索爾上了臺，他的這位崇拜者也不過是顯得全神貫注的樣子罷了，並沒有明顯地表現出對他抱多大希望。

　　英格索爾膚色漂亮，長得英俊，舉止大方，看起來委實是一表人才。

　　他要對「志願軍」致祝詞，而他的第一、第二句話便顯示了他的能耐。第三句話剛說出口，全場掌聲雷動，我的這位士兵顯得高興起來，第一次顯出了有希望的神情。不過只因為剛才擔心得太厲害了，所以並沒有跟大家一起鼓掌。一會兒，英格索爾講到那麼一段，說這些志願軍流了鮮血，冒了生命危險，為的是讓做媽媽的能不至於失掉自己的孩子。這話說得太好了，不管具體是怎麼說的（我已經記不住了），加上演講的姿態又好，因此全場群眾剎那間像一個人一樣忽地站了起來，歡呼啊，跺腳啊，還紛紛揮舞揩嘴布，仿佛雪片飛舞一般。這樣大場面的歡呼持續了一兩分鐘，英格索爾站在那裡，等著歡呼聲平息下來。這時，我剛好看了那個士兵一眼。他正在跺腳、鼓掌、歡呼、打手勢，好像真的瘋了似的。後來，再一次安靜下來的時候，他眼淚汪汪地望著我說：

　　「啊！他沒有被打敗！」

　　我自己的演說榮幸地被安排在極受優待的地位，是名單上最後一個講話；這個榮譽也許是從沒有人追求過的。要到清晨兩點鐘才輪到。不過，當我站起來的時候，我知道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對我有利的：我的演講一定能得到在場的男子中十分之九的人的同情，以及擠在門口的每個已婚或未婚的女子的同情。

　　我預料我的演講會順利的，結果確實是順利的。

　　在演講中，我抓住了謝里登將軍不久前生了雙胞胎以及各種各樣別的事大做文章，力爭使演講能旗開得勝。其中只有一點是我很擔心的，而且即使萬一發生什麼不幸，這句話也是絕不能去掉的。

　　那就是演講的最後一句話。

　　我描繪了五十年後人口達兩億的美國。我說在這個未來的偉大時代中，做總統的、做海軍上將的等等人物，如今一個個都正躺在搖籃裡，分散在這個國家廣大的國境內。我接著說，「在這個時刻，在美國國旗下的一個地方的搖籃裡，美國軍隊將來的顯赫的總司令並沒有為了將來的威嚴與責任發什麼愁，而是正在把他那種充滿戰略思想的心整個兒放在如何把他的大腳趾頭伸進他的嘴巴裡去──這並不是對今晚顯赫的貴賓有什麼不敬，而是說，五十六年以前，他正在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這個上面。」

　　說到這裡，正如我所預料的，笑聲停了下來，但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因為這樣說實在太過頭了些。

　　我等了一會兒，讓這個沉默深入人心，然後轉過來對著將軍，我補充說：

　　「如果說，兒童不過是人類之父，那麼只有極少數人才會懷疑他的成功。」

　　這句話讓全場放下了心，因為他們看到將軍笑得像什麼似的，他們也就大為興奮，跟著學他的榜樣了。

第四十八章

　　依照跟韋伯斯特訂的合同，他每年的薪水只有兩千五百塊錢。對於無償給他公司利潤的事，他表示謝絕，因為他是個謹慎的人，不喜歡擔什麼風險。如今，我建議要無償送他公司利潤十分之一──至於合同中其他各項細節仍舊不變。作為反建議，他態度謙遜地提出：他的薪水提高到每年三千五百元，從格蘭特的書所獲的利潤中給他百分之十，而所有資金則由我提供，利息是百分之七。

　　我說，對這個安排我表示滿意。

　　然後他叫來他的同伴惠特福德，由他起草了合同。我不懂得這個合同──任何合同我都不懂得──我就請我的內兄蘭登將軍這位有經驗的生意人替我看一看這個合同。他讀了一下，說這沒有什麼。因此我們就簽了字，蓋了印。後來發現這個合同給了韋伯斯特從格蘭特的書所獲利潤的百分之十以及整個兒營業利潤的百分之十──而對可能遇到的虧損則隻字未提。

　　消息傳了開去，說格蘭特將軍要寫回憶錄，由查爾斯．勒．韋伯斯特公司出版。這個新聞在全國引起了轟動。全國人民很高興，這個心情在所有的報紙上都有表現。昨天，年輕的韋伯斯特還是個不知名的人，仿佛還沒有出生的嬰兒；今天，他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名字上了美國每一家報紙。他年輕，他具有人類的常情，自然把他自己一時的名氣誤解為聲望卓著，結果是帽子非得越戴越高才行。看到年輕人那麼愛好虛榮，煞是好玩。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搬出比較樸素的住處，找了更好的住處，以便能配得上他作為國內最顯赫的出版商這樣的重要地位。

　　他的新居在一座高樓的第三或第四層。這座高樓正面對著統一廣場這個商界豪華的所在。他原來的住處是兩個開間不小的房間，如今的新居占了整個兒一層樓。韋伯斯特真正需要的是在一條後街上的一個小房間，附帶能容得下起錨上錨架的滑車──長形的滑車就行了，這間小屋還可兼做辦公室。他不需要什麼儲藏室、地下室。那本偉大的回憶錄的印刷者、裝訂者會替我們管好紙張和本子的，他負責收保管和保險的費用，了不起的書並不需要闊綽的地方。格蘭特將軍的出版者躲不到哪兒去，推銷員、經紀人不會找不到他。因此，一個小房間足夠了。幾乎所有的業務都可以通訊辦理。通訊是和十六位經紀人通訊，並不是和一萬名推銷員通訊。

　　然而，我們把門面搞得那麼寬敞，那麼顯眼，倒也不錯，這樣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說，門前十分開闊，毫無遮擋。據我看，這樣一個地方，那外表容易叫鄉下人上當，把人家嚇走。我曾建議，為保險起見，可在門內寫明：「請進，這裡並非走索賣藝之處。」

　　跟韋伯斯特挖苦，這是個錯誤。這傷了他的虛榮心。在他的武器庫裡，並沒有什麼知識可作為武器來反擊別人。我這樣祭起智力方面的武器，來進攻這樣一個智力上毫無武裝的人，實在不符合豪俠風度。我也曾試圖改變一下，可就是改不了。我本該寬宏大度地容忍他的虛榮心，可是我並沒有這樣做。我容忍自己的虛榮心，也往往並不容易啊。再說，他有一個弱點，最叫我憤怒，因為我自己並沒有這個弱點。只要提到一件他所不懂的事，他不僅不會說他對這個不熟悉，從而保護住自己，反倒連保持緘默這種慎重態度都不懂。他總會說些什麼，讓聽者誤以為他對這個問題是懂得一些的──這樣的情況其實很少，因為他的無知，活像一張遮遍整個兒地球的大毯子，毯子上連一個洞眼都沒有。有一次，在一家製造私人臥鋪車的公司裡，有的人談到了喬治．埃利奧特【註】和她的文學作品。我看到韋伯斯特又想發議論了。實在沒有辦法，要是能用一塊磚頭，或是一本《聖經》，或是別的什麼東西，能打中他的腦袋，把他打昏過去，從而搭救他一下，那就好了。可是如果那樣做，又太引人注目──因此我只好眼看他出醜。人家話音一停，他就出了醜。他洋洋得意地插嘴說，「由於成見關係，我從沒有看過他的書。」

　　【註】喬治．埃利奧特：（１８１９─１８８０），英國女作家，著有《亞當．貝特》等。

　　在新的地方安頓下來以前，韋伯斯特建議取消原來的合同，改簽一個新合同。這很好，也就照辦了。我大概從來也沒有看過這個新合同，也沒有叫任何人看過。我也許只是簽了字，就不再理會這件事了。依照前一個合同，韋伯斯特是我出錢雇的傭人；依照新的合同，我是他的奴隸，他的徹徹底底的奴隸，而且還不給薪水。我握有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九十。我提供了全部資金。我承擔了全部損失，一切歸我負責。可是韋伯特斯是唯一的主人。這個新的情況，加上我喜歡挖苦這個特點，使得整個兒氣氛都變了樣。我不能像早先那樣發命令了。我甚至難於提出很可能被接受的主張了。

　　格蘭特將軍是個病人，不過寫起回憶錄來就像個好人一樣，而且取得長足的進步。

　　韋伯斯特在他那個走索賣藝般的屋子裡登上了寶座。他從美國十六個地方召集了十六個經紀人來簽訂合同。他們來了。他們聚齊了。韋伯斯特就仿佛在西奈山上那樣（西奈山上，見《舊約。出埃及》，耶和華在西奈山上給摩西以《十誡》）給他們頒發了律令。他們按捺住了性子，沒有發牌氣，這真是了不起。他們提供了需要的債券。他們簽了合同，各自走了。按照一般情況，他們對年輕人那種傲慢勁兒會表示不滿的，不過這一回的事非同一般。對每一個經紀人來說，合同值好幾千塊錢。這一點他們是懂得的，而這就足以使他們把怨恨之心給壓下去了。

　　惠特福德也在場。他總是在韋伯斯特身邊。韋伯斯特沒有法律方面的參謀是什麼事也不敢做的。如今凡是他所需要的法律方面的參考意見，他不愁聽不到，因為他已經常年雇傭了惠特福德。他付給他一年一萬塊錢，而這是從我的口袋裡掏去的。惠特福德也確實值點兒錢──值二百分之一的錢。這是他第一回能賺到數目還說得出口的錢，他也就心滿意足了。「數目還說得出口」這句話是多餘的。惠特福德從沒有賺過什麼錢。惠特福德注定了永遠不會賺到什麼錢的。這一萬塊錢，或是這個數目的幾分之幾，都不是花了力氣賺來的。在兩件事情上，他的工作使公司在經濟方面受到了損失。至於別的工作，那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凡是管賬的都會做。

　　這兒不是咒罵韋伯斯特的時間和地點，可是咒罵是必須咒罵的，這是無可推卸的責任。讓我們講下去。在這本記載歷史的書上，我的目的不是要對任何人表示什麼惡意。我已經不是活著的人了。我死了。這一點我希望向讀者說個明白。我要是還活著的話，我便會按照通常那一套來寫自傳。我會對韋伯斯特懷恨，就像我此時此刻的態度一樣──雖說我是死了──不過我不會如實地、自由地說出來，而是會試圖掩蓋起來：試圖欺騙讀者而又總是欺騙不成功。他會讀到我字裡行間的懷恨心情，因而對我就不表贊同。要是我把我的懷恨心情一五一十表達出來的話，那就是再糟不過的事了。我從墳墓裡向外說話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為了在有的時候能把心裡的話一一講出來，而不是要把高興的事一個個收藏起來，光給自己享用。我從墳墓裡向外說話，能夠比多數歷史學家說得更加坦白些，因為他們不可能有死的體驗，不論他們多麼想也不行，而我卻能夠做到。對他們來說，那是假裝死了。對我來說，那不是裝假。他們任何時候都會以一種說得過去的方式體會到，那在墳墓裡代表著他們的，是個有知覺的實體，能意識到自己在議論著別人；是個能感到羞恥的實體；是個不肯一五一十講實話的實體；因為他們還信仰靈魂不滅。他們認為，死亡只是睡一覺，然後很快便會醒過來。他們的靈魂會意識到這兒下界正發生著什麼事，會對他們所愛的和不愛的生者的歡樂與憂愁繼續表示關切。

　　不過我早已拋掉靈魂不滅的信念──甚至對這個說法本身，已經絲毫不感興趣了。我如今能說出我活著的時候不能說出的話──能說出那些使人聽了震驚的事，也是我活著的時候所不能說的事，因為在那時候我自己便會感受到那種震驚，因此就必然會讓自己免受這樣的痛苦。當我們相信靈魂不滅的時候，我們總是有個什麼理由的，倒並非有什麼真憑實據，或者以貌似有理的事作為根據，因為這些我們都沒有。我們所以願意相信這種夢幻，原因還在於──由於我們所不懂得的某種緣故，我們總是希望靈魂不滅。不過我倒並沒有這種希望。我經歷過了今生，這就夠了；至於來生，那是另一次的實驗了。還不是跟這一回一模一樣，換湯不換藥。我對之不存多大希望。要是我能倖免參加這另一次試驗，那就謝天謝地。毀滅對我來說並不可怕，因為在我出生以前我早就試驗過了──一億年前──而且在今生的一個鐘點裡，我所遭到的痛苦，要比一億年中的痛苦加起來還要厲害。世界上另有一種太平、一種寧靜、一種無憂無慮、無愁、無煩惱、無困惑，一種對一億年才有的節日的欣喜與滿足之情。對此，我無限地嚮往和渴望，希望機會一到，便能再享受一次。

　　可以理解的是，當我從墳墓中向世人說話的時候，這並不是一個靈魂在說話；一切是虛無，一切是空虛，一切是渾渾噩噩；既沒有什麼感覺，也沒有什麼意識，更不知道正在說些什麼；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在說話。因此便可以老老實實隨隨便便地講講，因為無法知道是在引起什麼痛苦、不安或者冒犯。

　　我一無拘束地談到韋伯斯特，因為我預期我將來的編輯們會有充分的判斷力與充分的慈悲心腸，把本書早一些版本中的所有那些章節一律不予發表，在以後的一個個版本中都不予發表，一直到可能因此而感到痛苦的人全部在墳墓中安息的那一天。不過在這以後，還是要印出來的。這便是我的願望。到那時候，日子已經離得那麼遠了，再也不會對人造成什麼傷害了。

第四十九章

　　在美國歷史上，只有一個軍官擁有一個最高的、莊嚴的、只是一個詞的稱號：「將軍」。也可能有兩個軍官。我記不得了。從美國革命到我們的內戰這段漫長的歲月中，還沒有過這樣的稱號。這是性質特殊的職稱。它不屬於我們軍銜的範圍。這只是根據國會通過的法案，根據法案中特別提到的名字才授予的，是不能繼承的，不能由提升而取得的。

　　這個稱號授予了格蘭特將軍。但是他放棄了這個稱號，成了總統。他如今生命垂危，全國人民同聲哀悼──只要他肯表達他的希望，人們什麼都樂於給他，以表達全國人民對他的感謝。他的朋友們知道，他心底深處的希望是作為將軍死去。在阿瑟先生任期的最後一天【註】，在國會開會的最後一天，在快結束的時候，提出了授予這個稱號的法案。時間很緊迫。派人匆匆趕往白宮。阿瑟先生匆匆趕到國會大廈。但見一片激奮與緊張的氣氛。這些熱心的事畢竟搞得太遲了。在法案投票聲中，國會的任期滿了。不，已經滿了──幸虧有個細心人把時鐘倒撥了半個鐘點，法案通過了！阿瑟先生馬上簽署，終於派上了用場。這個消息馬上用電報通知了格蘭特將軍。這份電報交到他手裡的時候，我和其他幾個人在場。每一張臉上都露出了興奮與激動──除了一個人，那就是格蘭特將軍自己。他看了那份電報，但是在他鐵一般的面容上毫無一點表情。他感情激動的深度，要比所有在場的人加起來還要深。但是他能控制，沒有表現出來。

　　【註】阿瑟先生：指切斯特．艾倫．阿瑟（１８３０─１８８６），美國第二十一任總統（１８８１─１８８５）。

　　在比較次要的一次值得紀念的場合，我曾見到格蘭特將軍掩飾其激動情緒的能耐有多高。那是在一八七九年，在芝加哥，他環球旅行勝利歸來，由芝加哥各界人士以及他指揮過的第一軍──田納西軍──歡宴三天。在一座劇院的舞臺上，我的座位很靠近他，劇院裡擠滿了這個軍活著的英雄們以及他們的夫人。當格蘭特將軍在內戰中的一些顯赫的將軍們陪同下走到前面來就坐的時候，全場起立，歡呼聲震耳欲聾，持續達兩三分鐘之久。臺上的戰士沒有一個不是深為感動的，只除了一個，就是那個被歡迎的人──格蘭特。他臉上的表情毫無變化。

　　然後頌辭開始。謝爾曼在場，謝里登在場，謝菲爾德．洛根以及半打軍界著名人物在場。演說家總是把種種光榮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樣傾瀉在格蘭特身上。他們總是走過來，站在他身邊，近距離地把榮譽的尼加拉瓜瀑布從上而下地往他身上倒。但是他仍然無動於衷，仿佛一尊銅像。每一個演說者總是逐個從格蘭特談到謝爾曼，然後談到謝里登以及其他一些人，把一桶桶熾熱的頌揚之詞往他們身上倒。在這種場合，仿佛總是演講人把一團團火往別人身上倒，而犧牲者總是在烈焰中輾轉掙扎。通過小望遠鏡，在三英哩路外，還可以望得見誰是犧牲者。在烈焰般的一片頌揚聲中，沒有一個人能坐得住，只除了一個人，那就是格蘭特。每十五分鐘，就有尼加拉瓜瀑布一般的頌辭往他身上倒，如是者達兩個半小時。可是一直到這場考驗完了，他還是保持著剛開始就坐時的姿勢。手、腳、頭或是身上其他任何部分，從未移動過。親眼看到一個人在這麼長時間裡坐著一動也不動，心裡什麼都不想，也沒有什麼能打動他，沒有什麼能激動他，這真是令人非常驚奇的事。一個人在這樣可怕的迫害之下，能兩個半鐘點坐著不動，這真是了不起。要不是我親眼看到，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的。

　　校樣或修改稿送給格蘭特將軍的時候，也送了一份給我。這是格蘭特知道的。我有的時候偶爾翻翻校樣，不過沒有看具體內容。後來他家屬中有一個人對我說，將軍因為我從沒有對回憶錄的文筆表示過意見而頗為不安與失望，還說，只要我說一句鼓勵的話，便會對他大有幫助。我大為詫異，就像哥倫布的廚師得知哥倫布要他講講該怎樣航行因而大為詫異一樣。我從來沒有想到，格蘭特將軍做的事，別人的幫助與鼓勵還能起什麼作用。他是個非常謙遜的人，這便是又一個例子。他在試著幹新的行當，正行駛在陌生的海上，需要聽到鼓勵的話，如同每一個凡人一樣。他居然想聽聽我的意見，希望能聽到我的意見，這對我是莫大的敬重。我一有機會便把談話巧妙地引到這個方面，既把意見提出來，又不顯出扯住耳朵往裡灌的樣子。

　　有一回我偶然把回憶錄跟凱撒【註】的《高盧戰記》作了個比較，從而使自己有條件作些判斷。我懇切地說，兩本書都有很大的特點──明晰、直率、樸素，沒有裝腔作勢，誠實，對朋友、對敵人都很公正，具有戰士的直率、坦白和樸質無華。我認為兩本書的水準之高不相上下，我至今還是這個意見。我後來獲悉，格蘭特將軍對我這個判斷很高興。這表明他正如其人，一個具有人性的人，一個作家。一個作家對讚揚的話總是很看重的，即使說的人是否有資格這麼說還值得研究。

　　【註】凱撒：（公元前１０１─公元前４４），羅馬帝國的奠基者。

　　格蘭特將軍雖然病情越來越重，他仍然英勇地堅持寫下去，後來全書終於大功告成。他被趕到了麥克格雷戈爾山，氣息奄奄，危在旦夕；到後來，他已經說不出話了，需要說什麼的時候，用筆寫在小紙條上。

　　在他臨終前，我有一次到他那裡去看他，他用筆寫下來，顯然很關心地問我：他的書能否對他的家庭有所幫助。

　　我說，推銷工作正在大力進行之中；徵訂的，寄錢來的，正不斷湧來。如今推銷運動一半還沒有完成──等到全部完成，他家裡可以收進二十萬元。他用筆寫下了感謝之情。

　　我進屋的時候，看見南軍的將軍巴克納正在離去。巴克納和格蘭特在西點軍校是同學，那大致是在一八四○年。稍遲一個時候，他們一起參加了墨西哥戰役。這次戰爭過後，格蘭特（當時是正規軍的一名上尉）奉命到俄勒岡去任軍職。不久他辭職到東部來，在紐約時他身無分文。在街上，他遇見了巴克納，從他那裡借了五十塊錢。一八六二年二月，巴克納負責指揮多納爾森要塞的南軍。格蘭特攻占了要塞，俘虜了一萬五千人。在這以後，這兩個士兵從沒有見過面，直到二十三年以後，在麥克格雷戈爾山那一天。

　　有幾位客人在場，便說笑開了，有的話是取笑巴克納的。

　　巴克納將軍最後說，「我對格蘭特非常欽佩。這要追溯到我們當士官生的時代。他和我的任何熟人一樣有很多優點和品德，但是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在借錢方面他是個不可救藥的人。他借錢的時候，只知道一個限度──那就是凡是你有的他都要借去。我窮的時候，他向我借了五十塊錢；我富的時候，他向我借了一萬五千元。」

　　七月二十三日，格蘭特將軍死於麥克格雷戈爾山。九月或者十月，他的回憶錄付印。製了幾個版子，分給幾家大印刷廠承印。大批蒸汽印刷機日夜趕印這本書。幾個大裝訂廠忙著裝訂。書是兩卷本的，大的八開本。布面本九塊錢，精裝更貴些。兩手套木紋小牛皮面本每套二十五塊錢。

　　十二月十日，書公開發行，結果不出我的所料。開頭我跟格蘭特將軍說，他的書會銷行六十萬冊，結果正是這樣，賣了三十萬套。給格蘭特夫人的第一張支票是二十萬元。幾個月以後，第二張支票是十五萬元。後來的那些支票是多少我記不得了。不過據我看，付給格蘭特夫人的總數大致有五十萬塊錢左右。

　　這正是韋伯斯特得意的時候。在他默默無聞的時候，他的帽子是六又四分之一號。到後來得意的時候，他的腦袋連一隻桶也套不進去了。他喜歡滔滔不絕地數說這本書的奇蹟。他喜歡列舉統計數字。他喜歡說，印書皮上的燙金字用了十三英哩長的金箔。他喜歡講三十萬套書重多少千噸。當然，老毛病就跟著來了：韋伯斯特認為正是他把書推銷出去的。他認為格蘭特將軍的大名是有關係的，不過，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是由於他本人。這說明了，韋伯斯特不過是個常人，是個出版商。所有的出版商都是哥倫布，而成功的作家便是他們的新大陸。至於他們──像哥倫布一樣──並沒有發現他們所期望發現的東西，並沒有發現他們出發時期望發現的東西。可是，這些他們都毫不煩心。他們只記得他們發現了新大陸。他們忘掉了，他們出發的時候，是本想要發現印度的一片土地或者印度的一個角落的。

　　早先挑選經紀人的時候，韋伯斯特挑中了一個人擔任西部最好的經紀人。那是個過去做過牧師的人，一個職業福音傳教士，是上帝鑒於愛荷華州犯過這樣那樣的罪孽，才特為把他安頓在愛荷華州的。所有經紀人的其他候選人都警告過韋伯斯特，叫他不要去沾他的邊。他們告訴他說，不論是惠特福德或是別的什麼人，他們再聰明，也敵不過這位福音傳教士天生偷盜的本性。他們勸說無效。韋伯斯特挑他做經紀人。我們把書給了他。他生意做得興旺。他總共收到三萬六千塊錢，而韋伯斯特連一分錢也沒有拿到。

　　對我來說，格蘭特夫人能從這本書收到五十萬塊錢，這並不是值得大驚小怪的事。這本書並沒有害得她負債那倒是奇蹟哩。對她來說，幸運的是我們只有一個韋伯斯特。我沒有另外再找一個像他那樣的人，那是我不應有的疏忽。

第五十章

　　讓我把這個叫人痛苦的事寫完吧。有一件事正在日日夜夜毒害著韋伯斯特的心靈，那就是這日益惱人的情況：他，查爾斯．韋伯斯特是個偉大的出版商──出版商中最偉大的一個──雖然在哪裡也沒有見到我作為公司成員的名字，可是公眾卻總是認為我是這家公司的實體，而韋伯斯特只是個影子。凡是有書要出版的總是找到我，不是找韋伯斯特。我接了幾本好書，可是韋伯斯特一一拒絕了。他才是主人。可是，如果有人拿書來找他，把他奉承得忘乎所以，他便看也不看就把書接了下來。他找不到一本能站得住的書。

　　喬．傑佛遜寫信給我說，他已經寫好了他的自傳，希望由我出版。當然我要那本書。我把他的信轉給了韋伯斯特，要他把事情安排一下。韋伯斯特沒有拒絕接受這本書。他只是不理，把這件事一點兒也沒有放在心上。他接受了。並出版了兩三本有關內戰的書，沒有賺到什麼錢。他還接受了另一本，為此而把經紀合同分寄出去，規定了價錢（布面本三塊半錢），還同意在某一天把書提前兩三個月印好。有一天我到紐約去，到了店裡，要求看一看書。我問韋伯斯特這書有多少萬字，他說他不知道。我要他粗估一下字數。他估了。我說，「字數跟書價和大小不相稱，差五分之四呢，非得墊一塊磚才行。看來我們非得辦一個磚廠，而且馬上就辦，因為自己造磚比在市上買要便宜得多。」

　　這句話害得他發火了。像這樣一樁小事，卻也會產生這樣的效果。他是我所見到過的最敏感的人，天生具有這種氣質。

　　他手上有幾本沒有什麼價值的書。他接了下來，因為這些書是向他推薦的，而不是向我推薦的。我發現，這些書有多少字，他一本也沒有數過。他看也不看一下便接了下來。韋伯斯特是個好經紀人，可就是對出版一竅不通，有關這方面的本事，他一點也學不了。隔了一陣，我發現他已經同意把亨利．沃德．比徹的《耶穌的一生》宣告復活。我建議他應該試試搞有關拉扎勒斯【註】的著作，因為這是曾經一度試過了的，我們有把握能做好。這就又一次觸怒了他。他當然是最敏感的人，是生性如此。比徹先生當時經濟情況不佳，他給比徹預付了版稅五千塊錢，由比徹先生把原書修訂好──據我看，還不如說是把書寫完。我看，他先發表的是兩卷中的第一卷，後來發生了要命的醜聞，出版計劃遭到了破壞。據我看，第二卷還沒有寫哩，現在比徹先生正著手寫第二卷。要是在規定時間內寫不成，就得把錢退回。後來他沒有寫成，錢終於退回了。

　　【註】拉扎勒斯：見《聖經》的《約翰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指乞丐、窮人。

　　韋伯斯特把我的一本書《亞瑟王宮廷裡的康乃狄克美國佬》盡可能地扣住不發，後來終於偷偷摸摸地印了出來，害得人家花兩三年時間才弄明白究竟有沒有這樣的書。由豪厄爾斯和我彙編的《幽默叢書》也給他扣了下來，扣得很久，後來印的時候也是偷偷摸摸的。我很懷疑，美國有沒有人知道有這麼一本書。

　　威廉．姆．拉芬告訴我說，巴爾的摩的沃爾特斯先生準備作一本精美的書，把他收藏的珍品用插圖作細緻的介紹。說他準備從巴黎請來最優秀的畫家作插圖。書由他親自負責，使之能完全符合他的藝術風格。為此他準備花二十五萬塊錢。他希望發行時價錢也要定很高──書華美，書價相應地也貴。至於書的收入，他分文不要。出版商別無他事，只是發行和收下全部利潤。

　　拉芬說，「馬克，你可以就此發一筆財，什麼麻煩也沒有，也不冒什麼風險，不要什麼開支。」

　　我說我準備派韋伯斯特馬上去巴爾的摩。我試圖做好這件事，可是始終沒有做成功。韋伯斯特對這事碰也不碰，如果沃爾特斯想出版的是平庸的書，他只需要跟韋伯斯特說一聲就行了。韋伯斯特會親自去巴爾的摩辦理這件事。可是沃爾特斯先生接洽錯了人。韋伯斯特才能不足，傲慢有餘。

　　韋伯斯特的腦袋神經痛得很厲害。他服德國新出的一種藥，叫做非那西汀的來止痛。醫生對服藥是有規定的，但是韋伯斯特有辦法大量地弄到。在我們這種自由制度的國家，任何人只要高興，只要肯花錢，就能自己毒害自己。他服用這個藥，次數越來越增加，劑量也越來越大。藥物把他麻醉了，把他弄得如同在夢中一般。他平常不上班了，只是隔一陣才來一次。他一來，便肯定要行使權威，叫營業遭害。像他這種情況，他其實也無法對他所幹的事負責。

　　總得想個辦法才好。據惠特福德說，沒有別的辦法能去掉這一危險因素，除非出錢讓韋伯斯特放棄那個地位。可是這事怎麼辦呢？韋伯斯特對於該是他的錢總是趕緊收下來的。至於我的書款──十萬塊錢，早已被他浪費掉了。生意做得奄奄一息，快斷氣了。全部生意不值一塊半錢。那麼，以股金的十分之一計，我該付多少錢才算公道呢？經過反覆磋商、反覆通信商量，透出了一個風，說韋伯斯特願意以一萬二千元將就了結，離開公司。我便開了支票。

　　韋伯斯特有一個候補者，擔任了一段時間經理，是個年輕人，名叫弗雷德里克．傑．霍爾，又是一個鄧科克人。我們的人才都來自鄧科克的種馬場。可憐的霍爾用心是好的，就是根本不稱職。他仗著年輕人的敢作敢為，幹了一陣子，可是有一項障礙遲早非叫他失敗不可。那就是：

　　詩人斯特德曼幾年前作了一個集子叫做《美國文學叢書》──是九卷或者十卷的八開本。辛辛那提州的一個出版商曾試圖把這個買賣做成功，結果把出版商本人以及全家的錢全都吃光了。如果斯特德曼要我出這本書，我會說：「靠徵訂以及分批的辦法出書，從這本書的內容來看，版稅無法超過百分之四，而事實上，不論版稅多少，我們都得給拖垮，因為這樣的書，需得現款幾十萬元作為資金，可我們連十萬元也沒有。」

　　可是斯特德曼並沒有把書拿來找我。他去找了韋伯斯特。韋伯斯特認為有了面子，很高興。他接受了書，版稅百分之八，從而確保了查爾斯．勒．韋伯斯特公司的慢性自殺。背上了這要命的重包袱，我們掙扎了兩三年。在韋伯斯特以後，可憐的小霍爾拖了下去，不能不到惠特福德擔任董事的一家銀行去借錢──憑我擔保的期票借錢，動不動便要求延期償還。這些期票不時寄到義大利來，要求我延長期限。我看也不看，一一簽了字寄回美國。到後來，我發現借款數目又增加了，可事前沒有告訴我，也沒有得到我的同意。我開始發愁了。我為此寫信給霍爾，說我需要一個有關營業情況的詳細報告。下一批郵件到時，寄來了詳細的報告，根據報告，企業的資產與負債相抵，尚餘九萬二千元。這樣，我覺得好受些。可是還不是可以好受些的時機，因為那報告應該倒過來讀。可憐的霍爾不久來信說，需要更多的錢，而且立刻需要錢，不然的話，公司便要垮了。

　　我趕往紐約。我把靠筆桿賺來的兩萬四千塊錢倒進了錢櫃。我往四周看了看，看從哪裡能借到錢。一處也沒有。當時正是一八九三年可怕的經濟危機年代。我趕到哈特福德去告貸──可是一分錢也沒有借到。我提出，拿我們的房子、地皮、家具作抵押，以便借一筆小款子。房產值十六萬七千元，借筆小款子該夠了吧。亨利．魯濱遜說，「克列門斯，我給你個話，憑這份產業作抵，你三千塊錢也借不到。」好吧，我明白了，要是這樣的話，即使憑一籃子政府公債，我也借不到錢。

　　韋伯斯特公司倒閉了。公司欠我大約六萬塊錢，是向我借的錢。還欠克列門斯夫人六萬五千元錢，是向她借的錢。還欠九十六位債權人平均每人一千塊錢左右。經濟恐慌一來，我妻子的收入全沒有了。我的書的收益也沒有了。我們在銀行裡只有九千元錢存款。我們沒有分文去償還韋伯斯特公司的債權人。亨利．魯濱遜說，「把韋伯斯特公司所有的東西全部交給債權人，要求他們同意以此清償欠債吧。人家會同意的。你看好了，人家會同意的。人家知道，這些債務不應該由你個人負責，作為一家公司，應該由公司負責。」

　　對這樣來擺脫困境，我沒有多加考慮。我跟克列門斯夫人說的時候，她連聽也不肯聽。她說，「這房子是我的房子。應該償還給債權人。你的書是你的財產──把書交給債權人。你要千方百計償還債務，能夠多還些便多還些，只要你人還在，便能再幹起來，把餘下的欠款賺回來，還清它。不用害怕，欠下的每一塊錢，我們準備償還它一百分。」

　　這是一段說得很有理的預言。正在這時候，羅傑斯先生（指亨利．赫．羅傑斯──原編者注）出來規勸那些債權人。他說，他們絕不能要克列門斯太太的房子──說她應該是優先的債權人。說六萬五千塊錢的韋伯斯特公司期票，那筆從她那裡借來的錢，應該放棄。他說，他們不能要我的書，我的書並非韋伯斯特公司的資產。說凡是屬於韋伯斯特公司的東西，他們都有份。說我借給公司的六萬塊錢應該一筆勾銷。說我當前的任務是盡可能地賺錢來償還韋伯斯特公司其餘的債務。如果可能，每一塊錢償還一百分──不過絕不能把這當作諾言看待。

第五十一章

　　羅傑斯先生逝世已經幾個月了（寫於一九○九年──原編者注），可是要用適當的語言來表達我對他的感情和對他的評價，我仍然覺得力不從心。因為他離我們還是太近了些。他的精神對我們的影響太強烈了。

　　我平生最容易上那些小氣鬼冒險家的當。這樣的人來了，撒了謊，掠奪了一把，溜了。緊接著來了另一個，把前一個所剩下的東西刮了去。十六年前，我上了這樣一個人的圈套，正是羅傑斯先生搭救了我。我們遇見的時候還是陌生人，半個鐘頭以後，我們分手的時候已是朋友。會見是偶然的機會，是沒有預料到的，可是對我來說，這是值得懷念的，是我交上好運。他那一回把我搭救了，而且第二次又拉了我一把──那是一兩年以後──那第二個人比前一個還要狠。羅傑斯幹這些好事時，既不損害我的自愛，又不挫傷我的自尊。是啊，他幹得這麼藝術，如同是由我自己幹的一般。他從沒有一點兒痕跡，從沒有一點兒暗示，從沒有一句話透露一點點兒有恩於我的意思。我自己也從沒有這麼偉大過，而這麼偉大的人我也從沒有見過。我從沒有達到這個水準，這是屬於人類最崇高的品質。我們這個世界，你自己兩手空空，人家對你也不理不睬。不論買什麼東西，都得多付百分之五十。你受到了恩惠，就得付出一千。事實上，受到了恩惠，也就負了一筆債，這筆債常常越積越高，仿佛遭到了敲詐勒索，你越付，債越高。早晚你會體會到人家給你的好處只是害了你，你但願從沒有過這回事才好。你會發現，自己仿佛像若干年前我朋友的朋友Ｗ先生所處的境況那樣。此人既有錢，又好心，又有眼力。他妻子的那條命是一家雜貨店的一個年輕人搭救的。她騎的馬狂奔起來，是由他拖住了的。她的丈夫感激得非言語所能形容。他以為感激是一種感情，他並不知道這有個價錢，並且不是他能夠決定這個價錢的。可是，慢慢地他懂得了。然後他對雜貨店的年輕人說，「這五百塊錢你拿去，走你的路。你和你這一夥我馱在背上三年啦。要是還有一個人救我老婆這條命，他需得買個棺材，好給他用。」

　　羅傑斯先生是個偉大的人。對他這人的評價，沒有人否定過。他是在很多方面偉大的人──這些很多方面，也有別的偉大的人，他不是唯一的人，不過在我所說的特性方面，他是偉大得獨特的。他幾乎是獨一無二。無法匹敵的。要是對性格崇高的人能給予勳章的話，我看這個人應該毫無疑問地被授予嘉德勳章和金羊毛勳章。

　　不過，我要對不熟悉他的人說明的，是他的心地。

　　九○年代初韋伯斯特出版公司垮臺的時候，負債超過資產百分之六十六。我在道義上對此負有責任，儘管不是在法律上有責任。經濟恐慌正鬧得凶，到處有企業倒閉，債權人紛紛瓜分資產──有多少，分多少──其餘的再說。同行業的老朋友對我說，「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而這是生意。把資產交給債權人，就這樣了結，人家別處的債權人還撈不回百分之三十三哩。」羅傑斯先生當然是個生意人──這誰也不懷疑。凡是光靠鉛印的報告來了解他的人，準以為他對這事會採取什麼個態度。那他們就錯了。他站在我妻子這一邊。他是唯一能看清形勢的人，他看出了這一回的事和類似的情況有不同之處。他的意思實質上是說：「生意有生意的法則。習慣，那是對的，不過文人的名譽是他的生命。他不妨在錢上面窮一些，可是不能在品德方面差分毫，你務必一分一毫賺回來，把欠債還清爽。」我的侄兒，已故的塞姆．伊．莫菲特──他本是個文人──也是這麼看的，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提到他，只是為了回憶起他那句傳遍了全球的名言：「榮譽不是法令所管得到的。」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我不能再閒散下去了，必須重新幹起來。我必須寫出一本書來。我也必須重新回到講壇去。我妻子說我能在四年中把背的債還清。羅傑斯先生更謹慎些，更保守些，更大方些。他說，我願意多少年便多少年──開頭的話，不妨是七年。這是他說笑話。他要是不開玩笑的話，那是他睡著了。我私下想，他所說的七，也許比克列門斯夫人的四更切合實際些。

　　有一天，我嚇了一跳──這一嚇，嚇得我很不輕。我無意中聽到羅傑斯先生和兩個有經驗的實幹家簡短的對話：

　　第一位實幹家：「克列門斯多大啦？」

　　羅傑斯先生：「五十八。」

　　第一位實幹家：「五十八歲垮的人，百分之九十五再也起不來。」

　　第二位實幹家：「你不妨說是百分之九十八，那更正確些。」

　　這些話好多天來老在我心中迴蕩，激起種種使我不安的凶兆，我怎麼排解也排解不開。拿我所見到的來說，反正沒有什麼排解的餘地。要是五十八歲的人，百分之九十八失敗了再也站不起來，我還能有百分之第九十九、百分之第一百的運氣麼？然而，這種憂鬱的心情持續的時間不長，不久就過去了。因為克列門斯夫人知道了我的煩惱以後，拿起她手邊經常準備好的筆和紙，一清二楚地、令人信服地算出了四年中的進款，算清了結局會多麼順利。我可以看得清楚，她是對的。確實，她總是對的。論遠見，論智慧，論盤算的準確，論看問題看的全面，在我認識的人當中，除了羅傑斯先生以外，沒有一個人能趕得上她了。

　　為了給全球演講旅行作細緻的安排和事先的約定，我必然得花不少時間，不過這費勁的事情後來終於搞好了。我們便在一八九五年七月中旬動身，開始一年的計劃。

　　與此同時，有關債權人的事，由他作主──從一開始便如此安排的。一共有九十六個債主。他會見他們，和他們一起討論、爭辯、說服，可就是從不吵架。克列門斯夫人要把哈特福德她造的房子，這座歸她所有的房子，交給債權人，可是他不准。把我的版稅收入交給他們，他也不准。克列門斯夫人在韋伯斯特公司垂死的日子裡借給了它六萬五千塊錢期票，希望能救它一命。現在羅傑斯先生堅持把她作為優先債權人，把版稅歸她所有，以償還期票。他堅持不讓步，債主們終於接受了。

　　除了放棄版權的事以外，羅傑斯先生還恰恰堅持這兩件事：債權人當前務必以韋伯斯特現有的資產為限；債權人務必給我時間，以便設法償還公司其餘的債務。他說服了他們。他道理說得清。他的態度，他的聲調，他的眼睛所表露出來的好心腸與誠意，自有一種魅力，足以使得每一個有頭腦、有心腸的人為之口服心服。在九十六個債權人中，只有三、四個人主張對我採取苛刻的辦法，堅絕不肯讓步。其餘的人都說不妨隨我的便，慢慢來。他們說，他們絕不阻撓我，也不起訴。他們說了話是算數的。至於那三、四個人，對他們的敵意，我從沒有抱怨過，除了在我的《自傳》當中。即使是在這裡，也沒有怨恨他們，對他們也沒有惡意，只是說得直率些罷了。我絕不可能傷害他們，因為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這本書出版以前，他們已到地獄裡去了。

　　羅傑斯先生多麼有先見之明啊！當他為了我的版權不屈不撓地抗爭，堅決要求歸屬我家所有的時候，我還不懂得為什麼他把這件事看得那麼重。他堅持說，這是一筆很大的資產。我說，這根本算不上是什麼資產。我甚至無法把版權送掉。他說，等一等，讓經濟恐慌緩和下來，生意復活起來，到時候我就會明白，這些版權會比早先更值錢哩。

　　這是他的看法──一個金融家的看法，一個熟悉金融界的人的看法。與鐵路、汽油、銀行、鋼、銅、電報，如此等等關係甚深，也很熟悉的一個資本家的看法。不過對於書他能懂得什麼呢？他對版權價值的看法，要是和有經驗的老出版商有矛盾，那還有什麼可取的呢？事實上確實可取。韋伯斯特公司一垮，我的書有七本拋到了我的手裡。我要三位第一流的出版商收進，他們不要。要是羅傑斯先生聽任克列門斯夫人和我的主張實行起來的話，版權就早讓給了出版商了。

　　對他的種種好心好意，種種大力幫忙，我是感激不盡的，而特別感激的是把我的版權保住了──這件事可真是搭救了我和我全家，使我們不致貧困，保證了我們得以長時期地過一種舒適、稱心的生活。

　　當那些人由於職業關係、由於平素的訓練，注定了是瞎了眼。看不到一絲一毫預兆的時候，為什麼他偏偏能看到未來，把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呢？這不過是他心靈的奇異之處的一例罷了，熟悉他的人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的事例來。

　　有關金融方面的事，我從來沒有能給他什麼指點，儘管我也努力試過，盡力而為。我一點兒也打不動他。有一回，仿佛有點兒希望了。美孚石油公司通告分紅，照例會引起怒潮。有一次，它通告一億元資本中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分紅，從而照例又掀起了一次風暴。對於局外的公眾來說，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分紅只能意味著一件事──這一個托拉斯巨人從孤苦伶仃的老百姓身上窮凶極惡地榨取了一筆利潤。事實上並不像它宣布的那樣，那個托拉斯巨人只是從實際投資總額中取了百分之五或六，而投資總額要比一億元多八倍或者十倍。依我這種對金融外行的人的看法，我主張名義資本增至十億元，然後第二年的分紅可以跌到百分之四或五，同年的利潤可以照樣不變，而通常的風暴便不至於發生了。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我記得他提出的反對意見是，稅收增加十倍不免過重了。我回答說，從他那要掩蓋也掩蓋不住的狂喜的眼神來看，我知道他認為我的主張很有價值，他自己正在設想擺脫支付傭金的某種似乎可行的辦法。我往往自告奮勇地給他提一些有關金融方面的新鮮主意，而他反過來也往往──自告奮勇地──給我提一些把文章寫得更好的主意。但是，結果還是毫無所得，我們兩人仍像原先一樣窮困。

　　我們全都不自覺地有一個衡量別人的標準。仔細一看，便可知我們那個標準其實也非常簡單：我們總是由於我們所缺乏的優秀品質而欽佩人家、羨慕人家。英雄崇拜的道理即在於此。我們的英雄們正是幹了我們所不得不加以首肯的事，以及我們所幹不了因而往往暗暗地引以為羞的事。我們在自己身上沒有找到有多少可以值得誇耀的東西，我們總是私下裡希望變得像別的什麼人。要是人人都對自己心滿意足的話，世界上便沒有英雄了。

　　羅傑斯先生天賦有不少優秀的品質；其中有一點是我所最羨慕的，也是我因為缺乏這種品質而經常內疚的，這便是一旦朋友有難，或者事關道義，他顯得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總是挺身而出，排除萬難。而我則是天生懶惰，吊兒郎當，拖拖遝遝，漠不關心。總之是個懶骨頭。因此，對我來說，他就是了不起，叫人喜歡──他這個人從不躲避責任，整日都腦子敏銳，手腳勤快，越忙越快樂，困難越大，負擔越重，心裡越輕鬆。

　　他不怕麻煩；而我最怕麻煩，不論是自己的，或是人家的。凡是足以妨礙我的安閒、舒適的，我都怕得要命，只是躲得遠遠的，即使為此而招來恥辱，也在所不惜。因而，眼看他自找麻煩，年年月月，無休無止，又這麼耐心，這麼安詳，這麼全神貫注──如果事關旁人，也總是這麼真心實意──這些不能不叫我驚歎。也許他從來沒有想到以此自誇；不，他心裡想到的，只是愛慕人家所具備而自己身上所缺乏的優秀品質。

　　克列門斯夫人、克拉拉和我在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五日開始我們的環球演講旅行。在一年又一個月之中，我們一邊演講，一邊掠奪。我寫了一本書，也出版了（即《赤道旅行記》（１８９７）──原編者注）。書款和演講收入一抓到手，我便盡快寄給羅傑斯先生。他便存入銀行，儲蓄起來，以便應付那些債權人。我們懇求他立即償還那些戶頭小的債權人，因為他們等著錢用，但是他不肯。他說，要等我把這個世界擠乾了，然後再總算一下，按比例分給韋伯斯特公司的那幫子人。

　　在一八九八年年底，也可能是一八九九年年初，羅傑斯先生打來一個電報，當時我在維也納：「已如數不折不扣地清償了所有債權人欠款。尚餘一萬八千五百元。如何處理，盼告。」

　　我回電說，「投入聯邦鋼鐵公司。」──他照辦了，只有一千塊錢沒有投入。兩個月後取出，利息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啊，該多麼感謝啊！曾有上百回我試圖把這樁難受的事用筆記錄下來，可就是做不到。總是還沒有寫到一半，便感到厭惡，寫不下去。可是這一回，我發了個狠，一吐為快，但願從此不再提到這件事。

第五十二章

　　在過去三十五年中（寫於一九○六年八月三十日──原編者注），在我從事寫作的船塢裡，沒有一個時候不是停靠著兩條以上沒有完工的船隻，給拋在一邊曬太陽。一般說來，總有三、四艘，以目前來說，是五艘。這仿佛不是認認真真幹事的樣子，其實倒不是毫無目的的，而是存心如此的。只要一本書自己能夠順順當當地寫下去，我便是一個忠實的、饒有興趣的書記員，幹勁也不會衰退。可是一旦這本書試圖把安排場面，設想歷險事跡，進行對話等等苦差使推卸給我的腦袋，我就把它放到一邊，把它忘得一乾二淨。然後，我就把我那些沒有完成的東西撿出來看看，看其中有沒有經過兩年擱置以後，又能重新活起來，讓我作它的書記員的。

　　純粹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一部書往往寫到中間便肯定會叫你感到厭倦，不肯再往下寫了，非得經過一陣休息，才會重新激發起精力和興趣；非得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把已損耗的原料重新補充起來。我是在寫《湯姆．索耶歷險記》寫到一半的時候才有此珍貴的發現的。寫到手稿第四百頁時，故事突然停了下來，堅絕不肯再前進一步了，一連許多天，還是不肯前進。我失望，我難過，我大為詫異，因為我很明白，故事還沒有講完，而我又不理解，為什麼我竟然無法前進。理由很簡單，──我的油箱乾了，空了，儲存的原料用光了。沒有原料，故事是無法前進的，空空如也是寫不出來的。

　　手稿在架子上一擱兩年。有一天，我取出來，讀了讀我寫的那最後一章。只是在這時候，我才有了這個偉大的發現，那就是，當油箱乾枯的時候，就得放下來，等它重新裝滿。而當你在睡覺的時候──以及你在幹別的事的時候，在你不在意的時候，上述無意之中的非常有益的思維活動仍在進行著。等到原料充足了，書便會繼續前進，不費什麼事，就會大功告成。

　　在這以後，每當我寫一本書的時候，只要油箱乾枯，我便毫無顧慮地把它擱置一邊，深知兩三年內不用我費什麼事便會充實起來的，到那時，寫完這本書便是輕而易舉的了。《王子與貧兒》寫到中間便罷了工，因為油箱乾了。在兩年中間，我碰也沒有碰它。再拿《亞瑟王宮廷裡的康乃狄克美國佬》為例，也擱了兩年。我別的一些書，寫到中間，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我寫的一個故事，叫做《究竟是什麼？》，發生了兩次間歇。事實上，第二次間歇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因為第二次干擾一開始，到如今已達四年。我肯定，如今油箱又滿了，我又可以把這本書撿起來，把後半部寫完，中間不用歇氣，興趣也不會衰退──只是我不想這麼幹。筆叫我厭煩。我天性懶惰，口授又使我倒了胃口。我可以相當肯定，我是再也不會碰筆桿了。因此，那本書將永遠完成不了──這太可惜了，因為全書的主旨（實際上）是新鮮的，到結束處準會使讀者領略到美妙的驚詫。

　　另有一本未完成的書，我也許把它叫做《破舟避難記》。書寫了一半，以後也就這樣了。另一本書叫做《細菌歷險記──一個細菌的三千年》，寫了一半，就此算了。另有一本──《神祕的陌生人》，寫了一大半。我很想把它寫完，一想起這一篇沒有能完成，真叫我難過（作者忘掉了此篇業已寫好──原編者注）。這些個油箱現在已經灌滿了，這些書會自動前進、自動完成的，只要我握起筆來。可是我對筆已經厭倦了。

　　另有一篇寫了一半的故事，四年前就寫了三萬八千字之多，然後把它毀了，生怕有一天會把它寫完。哈克．芬是說故事的人，當然作品中的主人公還有湯姆．索耶和吉姆。不過，我看這三個夥伴在這個世界上幹事幹得夠多的了，理當永遠休息了。

　　一八九三年，在魯昂的時候，我把價值一萬五千元的手稿毀了。一八九四年初，在巴黎的時候，我把價值一萬元的手稿毀了──我是指按照雜誌上的文章估的價。我生怕這些手稿留在手邊，不然我會受到誘惑把這些給賣出去。因為我深知這些東西是達不到標準的。按照一般的情況，目前不會存在什麼引誘之類的事，我也不會想到要把沒有把握的東西公開出版──只是我當時正深陷於債務之中，擺脫困境的引誘非常強烈，為了趕走這樣的引誘，便把手稿燒掉了。我的妻子非但沒有阻撓，而且鼓勵我這樣做。因為她關心我的聲譽勝過其他的一切。

　　大致就在這個時候，她幫助我抵制了另一樁誘惑。這就是有人出價每年一萬六千塊錢，以五年為期，只要我同意人家利用我的名字作為一家幽默刊物的主編。她能幫助我抵制這場誘惑，我理應稱頌她。其實這也說不上是什麼誘惑，不過，要是真有什麼誘惑的話，她是一準會幫我抵制的。每當我的想像力良好的時候，我倒是頗能想入非非的，不過再想入非非，也絕不會想到同意擔任一家幽默刊物的主編。我不能不認為那是（對我來說）最不幸的職業了。萬一我擔任的話，我得兼任收屍一職（這裡是通過諧音，以收到幽默的效果。「擔任」為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收屍」為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ｒ，意為如果「擔任」幽默刊物的主編，無異於充當「收屍」的人。），才能使那個職業帶來的悲涼氣氛多少減輕一點。我可以興致勃勃地主編一份嚴肅的雜誌，可就是從來不關心什麼幽默，因而也沒有什麼資格來主編幽默雜誌或者隨便發什麼議論。

　　也有若干本書怎麼也不肯寫出來。它們年復一年，在原地不動，怎麼也不肯聽從勸說。倒不是因為這樣一本書不值得寫──而只是因為故事的恰當形式還沒有主動出現。一篇故事只有一個恰當形式，要是你沒有能找到這個形式，故事就講不成。你也許嘗試過十來種錯誤的形式，不過，每次都維持不久，便會發現自己確實沒有找到恰當的形式──這樣，故事總是會停下來，不肯再前進一步。寫《冉．達克》這個故事時，我開頭六次都開不好，每次我都把結果告訴克列門斯夫人，每次她都報之以致命的批評──一片沉默。她沒有說一個字，不過她的沉默有如雷鳴。到後來，當我找到了恰當的形式時，我馬上就發現這才是恰當的形式。我並且知道，她會怎麼個說法。她果然說了，說得一點也不含糊，一點也不猶豫。

　　我曾在十二年中前後六次試圖講一個簡單的小故事，我知道只要找到恰當的出發點，就能在四小時內講完。我失敗了六次。後來有一天，在倫敦，我把這個故事的本源講給羅伯特．麥克盧爾聽，建議他把這個故事在雜誌上登出來，並且懸賞徵求能講得最理想的人。我變得興趣很高，環繞這個本源講了半個鐘頭。之後他說：「你自己已把故事講出來了。你只要把你剛才說的那一些寫在紙上就行了，此外用不到再費什麼事。」

　　我承認，這話說得很對。花了四個鐘頭，故事便寫好了，而且寫得我自己也很滿意。這樣，這篇小小的故事，我稱之為「喪餅」的，一共花了十二年又四個鐘頭才寫好。

　　起頭起得好，這當然是至關重要的。我無數次的經驗教訓證明了這一點。二十五年前，也許是三十年前，我曾著手寫一篇故事，是有關心理電報學的奇蹟的。某某人有一個發明，能使遠在千里之外的兩個人的思想同步，並且能使他們通過天空互相自由通話，而無需電線的幫助。前後四次，我開頭開得不對路，故事就是寫不下去。有三次，都在寫了一百頁以後才發現了自己的失誤。第四次，已經寫了四百頁才發現──我就放棄了，全部付之一炬。

第五十三章

　　《一六○一》是我在一八七六年左右的一個夏天從誇里農莊的書房裡給特威切爾寫的一封信。當時，我理應把事情做得更好些。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我正在用功閱讀一些東西，以便寫一篇我存心想寫的故事，也就是《王子與貧兒》。我正閱讀古代英國的作品，目的是使自己泡在古代的英語裡，好不費勁地加以模仿。其中有一本古書，我讀到一段簡短的對話，表明古代貴婦人與紳土之間可以說粗話說到何種程度。這給了我非常強烈的印象，可以說是從來沒有過的。我感受非常強烈，是因為這段對話看來是真實的，而在這以前，這類談話我總以為是不真實的。這類談話，我原本以為只是拉伯雷式的【註】──誇張一些，做作一些，是作者為了一時的需要杜撰的。在我看來，莎士比亞筆下讀了使人臉紅的那些話，並不是他真正聽到人家說過的，而是他自己虛構的，是憑了詩人的特權對事實任意篡改得來的。

　　【註】拉伯雷：（１４９５─１５５３），法國十六世紀諷刺作家。

　　可是如今終於見到了這類多麼可怕的對話，而且據我看起來，那是絕對真實無誤的，確實是古代貴族男女日常的談話，而這樣快樂的歲月如今是一去不復返了。我馬上急於想練習一下我所學的古代語言，並且從自己腦袋裡編造一段激動人心的對話。我想我不妨對特威切爾試試看。遠在三十九年以前，我往往一開始便先從特威切爾試起。

　　這樣，我便設想了一段伊麗莎白女王密室裡顯要人物見面的場面以及一段極端生動而露骨的談話。女王的司酒官，一個乾癟的貴族老頭，當時在場，把這些談話都記錄了下來，──倒不是他自己要這麼做，而是女王要這麼記下來，他非這麼做不可。這些人他全都厭惡，因為他們一個個出身低賤，除了腦子特別靈活以外，沒有什麼可稱道的。他盡心盡職地把他們談的每一句話都記了下來，還對他們的言行進行了非常激憤的評論。我讓女王的嘴和其他那些人的嘴說出了除了拉伯雷作品以外哪裡也找不到的粗話。我把他們的冠冕堂皇的談話和上面這些粗話摻和在一起，這一切我覺得很好玩──挺可愛，挺有趣，不過和那位老年的司酒官的評論對我的魅力比起來，便不免相形見絀了。

　　自從我見到《一六○一》以來，已經多少年過去了。如果今天見到的話，會不會還像我寫那個作品時，也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那麼覺得好玩，這倒有點難說了。我那封信搞得鼓鼓囊囊的。我封了起來，郵寄給了哈特福德的特威切爾。到了秋天，我們回到了哈特福德家裡。按照多年來的老規矩，每個星期六，我和特威切爾步行十英哩到塔爾科特塔，再走回來，一路上總是帶著那封信。六英哩路外，路旁有一簇胡桃樹叢。旁邊是這一帶唯一種了龍膽樹的地方。我們從塔爾科特塔轉回來的路上，我們總是撿一些龍膽，然後在龍膽樹落葉鋪成的金色地毯上躺下來，掏出那封信，在這充滿詩情畫意的地方朗讀起來。我們總是為那位司酒官的狼狽相笑痛了肚子。我不知道我們如今還會不會這麼笑？我們那陣子多麼年輕！──也可能那封信裡並沒有像我們過去所設想的那麼多好笑的東西。

　　不過到了冬天，迪安．塞奇來看望特威切爾。特威切爾這個人，當他認為一項祕密理應公開時，他是保不住密的。他把那封信給塞奇看了。塞奇把信帶走了。他自己覺得這封信非常有趣！很想知道別的人看了會怎麼樣。他是下了保證要保守祕密的，不能把這封信給別人看，──可是他仍然想如同演戲一樣地試一試。他仿佛無意之中把這封信丟在吸菸車廂的過道上，然後在附近座位上坐了下來，靜觀結果如何。這封信繞了車廂一週，從這夥人手裡傳到了另一夥人手裡。後來，他走過去把信要了回來。這樣他便深信這封信大有文學價值。他就在布魯克林私下印了十來份，一份寄給布法羅的戴維．格雷，一封寄給在日本的一個朋友，一封寄給英國的霍頓勳爵，一封寄給奧爾巴尼的一位猶太教教士，他是一位博學之士，是對古代文學很有研究的評論家和愛好者。

　　《一六○一》在日本和英國私下印刷了出來，慢慢地我們開始聽到有關它的議論了。那位博學的猶太教教士說，這篇東西在真實性方面。在模仿伊麗莎白時代古老的英語方面堪稱傑作。詩人戴維．格雷對我的讚揚也是很寶貴的。他說，「標上你的名字吧，不用害臊。這是一篇偉大的文學傑作，理應傳下去，一定會傳下去。你的《傻子國外旅行記》很快會給忘掉，可是這一篇會傳下去。不用為此害臊，不用擔心。在你的遺囑裡留下你的要求，要你的後人在你的墓碑上刻下的這樣的字，只要這幾個字就行了：『他寫了不朽的《一六○一》。』」

　　一八九一年我們搭船前往歐洲時，我把這些珍貴的「西點抄本」祕密藏在我書室的抽屜裡，以為這樣一來便安全了。我們一去近十年，在這期間，誰如果說要一份，我都答應下來──說等到我們一回美國便可給他。在柏林，我答應給外交部的魯道夫．林道一份。他還活著，不過我還沒有實現這個諾言。我答應給蒙森一份，給我們的駐德公使威廉．沃爾特．費爾普斯一份。這些人都過世了，不過，要是他們還活著的話，也許並不把《一六○一》掛在心上。我作環球演講旅行時，曾相當慷慨地答應給人家《一六○一》，說一旦回國，這些諾言都會兌現的。

　　在一八九○年，我在《哈潑斯月刊》上發表了一篇小品文，叫做《幸運》。英國一位來美訪問的軍中牧師把文章內容告訴了特威切爾。第二年，在羅馬，一位英國紳士在路上向我作自我介紹說，「你可知道《幸運》這個小品文中的主人公是誰？」我說，「不，不知道。」他說，「啊，那是沃爾斯利勳爵──你如果還愛惜你的頭皮的話，別上英國去。」在威尼斯，另一位英國紳士對我說了同樣的話。這些紳士說，「自從沃爾斯利勳爵英姿颯爽地從桑赫斯特英國皇家軍官學校畢業以來，一直飛黃騰達，吉星高照。這不能怪他，不過他準會認出這個小品文說的是他自己，別人誰都認得出來。因此，你要是膽敢去英國的話，他準會毀了你。」

　　在一九○○年，我在倫敦，去參加七月四日的慶祝會。我到會時已是晚上十一點以後，客人正陸續地離開。喬特在主持會議。一位英國海軍上將在講話，還有兩三百人在場。該輪到我講話了，我便從座位的後邊往喬特那邊走去。這些座位當時是空著的。在我離喬特還有三張椅子的地方，一位英俊的男子伸出手來說，「停一下，這兒坐一坐。我希望跟你認識一下。我是沃爾斯利勳爵。」我幾乎摔倒，是他扶住了我。我解釋說，這是我的老毛病了。我們坐著聊了起來，談得很高興，──他要我給他一份《一六○一》，我能如此輕易脫身，自然很高興。我說，一到家就寄給他。

　　我們第二年回到家裡，可是在房子裡到處找不到這些傑作的影子。因而所有那些諾言至今還沒有兌現。兩三天前，我發現這些東西又出現了，是好好地存放在我們紐約的家裡。不過我還不準備把過去任何一項諾言兌現，還得等我有機會把這些傑作再檢查一遍，看它究竟是不是傑作。我有我的疑慮，雖說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我倒是並無什麼懷疑的。當時我自信《一六○一》是得到了靈感才寫出的。

　　《亞瑟王宮廷裡的康乃狄克美國佬》是一種嘗試，試圖想像出並描畫出英國古代窮愁潦倒的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並且順便以此與當時世俗的和宗教的特權者和富人的生活兩兩對照。我的原意是想把英國的生活，這不只是指亞瑟王時代的英國生活，而且指整個中世紀時代的英國生活，同現代基督教國家和現代文明國家的生活相對照──當然顯得後者勝過前者。這至今還是如此，在基督教國家內到處都令人信服地顯現出來──只是得把俄羅斯和比利時皇宮排除在外。

　　十四年來，比利時皇宮至今仍然保持著老樣子，那是野獸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窩。此人為了錢，每年殘害、屠殺、餓死了剛果孤苦伶仃的窮人達五十萬之多。而他這樣幹，是得到了除英國以外的所有基督教國家的默許的。它們誰也不肯動手或動嘴來制止這些暴行，雖說其中有十三個國家根據神聖條約理應保護和拯救這些受苦的土人的。十四年來，利奧波德故意殘害的生命，比這個星球上一千年來在所有戰場上戰死的人還要多。我提出的這麼一個龐大數字，並沒有說過頭，十之八九有幾百萬條命。奇怪的是，自從開天闢地以來這麼多世紀中，在這個最進步最開明的世紀裡，竟然生出了這樣一個陳腐的、空談虔誠的偽善者，這樣一個嗜血成性的大怪物，這在人類歷史上任何地方都是獨一無二的。等他進地獄時，地獄也會自愧不如──他很快會到那裡去，這是我們的希望和信念。

　　中世紀窮人的生活是夠苦的，不過和十四年來剛果窮人的生活比起來，那還是天堂。我還提到了俄羅斯。中世紀所有基督教國家固然生活很殘酷，很可憐，不過和俄羅斯今天的生活比起來，那就不那麼殘酷，不那麼可憐了。在俄羅斯，三百年來，廣大人民在鐵蹄下遭到蹂躪，而這全都是因為出了一系列戴著皇冠的暗殺者和強盜，這些人本該一個個上絞架的。比之我們所哀憐的中世紀的窮苦人來說，今天俄羅斯的一億三千萬苦難的臣民就要糟得多了。今天我們習慣於稱俄羅斯為中世紀式的，說它仍然在中世紀停止不前，這其實是阿諛之辭。中世紀走在它的前面一大段哩。而只要沙皇制度存在，它是不可能趕上去的。

第五十四章

　　達尼卡【註】聽到了謠傳的那個西方海盜，確實出版了他的書，我的版權律師已經寄給了我一個樣本──一個粗俗的臃腫不堪的本子。上邊沒有作為作惡者的我的名字，而是在封底登了一張火紅色的我的大幅照片。其所以這樣安排，當然是為了表明，我是這項罪行的指使者。從某種意義說來，這本書也是一個頗有意思的珍品。它揭露了一樁令人驚異的事實。我在公眾面前充當了專業幽默作家的四十年間，跟我同行的美國幽默作家有七十八位之多。在這一段時間裡，這七十八位一個個發了跡，成了名，然後逐漸消失了。在他們那個年代裡，不少名字是頗有名聲的，就如同喬治．艾德和杜利在今天的名聲一個樣──可是如今一個個全都消逝了，國內凡是十五歲左右的少年，也許沒有一個人在聽到七十八個人中任何一個人的名字時，眼睛便會閃現出認識的光芒。

　　【註】弗．阿．達尼卡：是出版馬克．吐溫作品的哈珀斯兄弟公司的副經理，這裡提到的是指非法再版《馬克．吐溫幽默文庫》。那是由豪厄爾斯和查爾斯．赫．克拉克編輯的文選集，此書由馬克．吐溫親自主持，並由馬克．吐溫自己的公司首次出版的。

　　這本書是一座墳墓，我匆匆一瞥，便聯想起四年以前（寫於一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原編者注）到密蘇里的漢尼巴爾掃墓的情景。在那裡，每一塊墓碑上記下了一個已經被忘卻了名字，而在五十年前當我還是兒童時，我是很熟悉、很喜歡這些名字的。在這本有關亡故者的書裡，我發現了納斯比、約柯布．斯特勞斯、阿蒂馬斯．沃德、伯德特、德比、伊萊．珀金斯、奧非厄斯．克．克爾、「月伯里新聞界名人」、史密斯．奧布賴恩、喬希．比林斯，和其他的二十到四十來個人。他們的著作、名言，曾經被掛在他們每個人的嘴巴上，而今卻再也聽不到了，再也沒有人講起了。在四十年間，產生一批七十八個著名的幽默作家，這仿佛是不可置信的，不過這本書還沒有把全部人馬開列出來哩──遠遠沒有做到。它沒有提到艾克．帕廷頓，他是一度非常受歡迎、非常著名的人物。也沒有提到多伊斯蒂克斯，也沒有提到帕夫一夥，也沒有提到阿蒂馬斯．沃德的無數很快便消失的模仿者，也沒有提到三位極受歡迎的南部幽默作家，只是這些人的名字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也沒有提到其餘一打曾一度閃閃發亮的過客，只是他們在多少年前便永遠消逝了。

　　他們為什麼會消失的？因為他們僅僅是幽默作家。凡是屬於這類「純」幽默作家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幽默只是一種香味，一種裝飾，往往只是說話或者拼音時的一種花腔，譬如沃德．比林斯和納斯比以及「散夥了的義勇隊」那樣。而這一時流行的時髦的東西很快便過時了，名聲也就隨之而消失。有人說，一本小說純粹只是一種藝術品，如此而已。在小說裡，你絕不要布道，絕不要說教。小說也許是這樣，不過幽默並非如此。幽默絕不可以教訓人者自居，以布道者自居，可是如果它要永遠流傳下去，必須兩者兼而有之。所謂永遠，我的意思是說三十年。不論你布什麼道，看來不大可能超過這個期限。它所布的道，在當時是新鮮的，三十年之後便不新鮮了，變得平庸了。到那時，這樣的布道，誰也不會有興趣了。

　　我總是在布道。這就是我能夠經歷三十年的原因。要是幽默來得自然，不請而自到，我便准許它在我的布道中有一席之地，不過我並不是為了幽默而寫下布道的講稿。不論幽默有沒有申請要來，布道的講稿我總是要寫的。我講這些有點兒自負的話，是非常直率的，因為我是一個從墳墓裡對世人說話的死者。我在世的時候不好意思這麼直說。我看，我們除非死了，不然是永遠不會真正地徹裡徹外地忠誠老實的──除非在我們死了好多年好多年以後才行。人應該一開始便死去，然後他才會這麼早地誠實起來。

　　據我看，評論文學、音樂和戲劇這個行當，是各行各業中最下賤的行當，實在沒有什麼價值──肯定沒有多大價值。當查爾斯．達德利．沃納和我正要把《鍍金時代》拿出去的時候，《每日寫真報》的主編勸說我先給他一本，並保證說，在《大西洋月刊》的廣告登出來以前，有關我的作品的事絕不會在他的報紙上出現。這條爬蟲在其後的三天之內，就登了一篇書評。我又無法提出責怪，因為他只是口頭上提了保證。我本該要他作出更牢靠的保證的。我認為，他的注意力主要不在於那本書的優劣，而在於我對公眾的道義問題。人家指責我利用我的名聲對公眾進行欺騙──說沃納先生寫了全書的一半之多，而我則利用我的名字作招牌，以增加銷路──要不是寫上我的名字，便不可能有這樣的銷路──說我這種行為實在是對民眾的欺詐。《每日寫真報》在任何問題上都說不上是權威。其特色是：它是世界上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有插圖的日報。但是它沒有個性，編得蹩腳，對任何書籍或藝術作品的評價都沒有什麼分量。誰都知道這一點，可是全美國的評論家，一個接著一個都照抄《每日寫真報》的評論，僅僅換些措辭而已，結果使我落得個不老實的罪名。甚至大名鼎鼎的《芝加哥論壇報》這家中西部最重要的報紙，也只是沿用了卑微的《每日寫真報》的觀點，說什麼如何不老實，等等，此外便沒有什麼新東西。還是隨它去吧。這是上帝的意志，規定了我們非有評論家、傳教士、國會議員和幽默作家不可，那我們就得把這包袱背起來。

　　我在這裡說來說去，只是為了說明一點：那位描述了我外貌的第一個評論家犯了愚蠢的、不可原諒的錯誤，描寫得烏七八糟。綜合起來，便是我這個人令人痛心地很不雅觀。這樣的描寫在全國各地的報上傳來傳去，在四分之一的世紀中經常流傳。在我看來，奇怪的是，全國顯然找不到一位評論家肯對我看一眼，並且有勇氣提起筆來，戳穿那個謊話。這個謊話最早在一八六四年，出現在太平洋沿岸，把我的外表說成很像在那裡作過演講的佩特羅廉．維．納斯比。在這以後的二十五年中，沒有一位評論家在描繪我時不是照著納斯比來描繪的。納斯比我很熟悉，他是個好人。不過在我一生中，除了三個人以外，對於說我像納斯比的那些人，我倒並不那麼滿懷惡意地去責難他們。這檔子事最傷我的心。直到今天還傷我的心，有很長時間，我們全家一直都很懊惱──包括蘇茜在內──因為這明明沒有什麼根據，而評論家卻年復一年錯誤地重彈這個老調。甚至即使是存心對我友好和讚賞的評論家，也不敢在除了衣著之外還寫點什麼。他不敢越雷池一步。等到他把我的衣服寫完了，也就算把敢於寫的好話都寫完了。接著，他便回到納斯比這套老調上去了。

　　昨天（寫於一九○六年二月七日──原編者注）我在我古老的筆記本堆裡找到了這份剪報。日期是三十九年前的。當年我剪下來保存起來的時候，憂心忡忡，愁腸百結，而今紙和墨水都已隨同我當年的憂憤而發黃了。我不妨抄錄如下，以資證明：

　　《費城新聞報》一記者在報導斯凱勒．科爾法克斯舉行的宴會盛況時，引用本報駐華盛頓記者的話說：「以妙手馳名的幽默作家馬克．吐溫出席了宴會。他確為一位名士，名不虛傳。馬克至今未婚，趣味高雅。身穿雪白的背心，足見和華盛頓的洗衣婦吵過不少架。但是馬克的英勇氣概是不容置疑的，因為這樣的清潔光滑，過去從未見過。他那副淡紫色的手套，也許是從土耳其後宮中偷來的，因為尺寸那麼纖巧。不過，更可能的是……總之還有別的更大的可能。他的體型和外貌頗有點像不朽的納斯比，不過佩特羅廉是道地的淺黑型的，而吐溫是金色的，琥珀色的，是軟軟的，是白面金髮型。」

第五十五章

　　我在三十九年前第一次認識了韋克曼船長。我兩次和他一起航行，成了好朋友。他體格魁偉、英俊、勻稱，面容飽經風霜，長得強壯有力，頭髮和連鬢鬍子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是叫人家只有服從、不敢還嘴的那一種人。他富於人性，而且是最善良的那種人性。他熱情，有同情心，對人忠誠、仁慈，跟我在別處見到的一樣；而發起脾氣來，有如鬧地震，只是沒有那個聲音就是了。

　　他從頭到腳是個水手，這也理所當然，因為他出生在海上。而在六十五年中，他走遍了所有各大洲和各個群島的沿岸，除了偶然，或者心血來潮的時候，可以說他從沒有待在陸上。他一生中沒有上過一天學，只是東撿一點、西撿一點無數的第二手知識，可就是沒有哪一點是正確無誤的。他健談，妙趣無窮。他在世時，在褻瀆神明方面，這個星球上沒有誰能比得上他。聽聽他這一行絕技，真是我莫大的快樂。他熟讀《聖經》，而且十分虔誠。輪到他到下邊去值班的時候，他總是閱讀《聖經》，而且往往有新的發現，新的體會，出乎意料的喜悅與驚訝──他喜歡談他的新發現，並對不懂得的人仔細進行解釋。他認為他自己是這個星球上唯一懂得《聖經》奇蹟的奧祕的人，能一項一項地作出他自認為是健全而合理的解釋，還喜歡把他的學問傳授給不像他那麼得天獨厚的人。

　　在我的作品裡，我曾好多回寫到了他。有一處講了他怎樣在欽恰群島把一個謀殺了他的有色人種夥伴的那個殺人犯，抓到港內各位船長面前聽候審判，以及在審判以後怎樣盡量克制自己。他本想自己一個人捉拿和處死這個殺人犯的。可是他還是聽從了船長們的勸告，由他們經過正當的程序依法進行了審判。他讓步到了這個限度，雖然做得非常勉強。可是等到船長們主張由他們自己來執行判決的時候，韋克曼認為那太過分了，他就動起手來了。他親自把那個人吊死。他把繩索套在殺人犯的頸子上，把繩子的另一頭從樹枝上拋過去。在此人這麼年輕就被處死之前，還給他朗讀了《聖經》上一些隨便挑選的章節，從而使死者在死前還吃盡了苦頭。

　　他是個可愛的傢伙。在五十三歲上，作為一艘快艇的船長，他從新英格蘭一處港口出發，繞過合恩角，前往舊金山。他當時並不知道他船上還有個乘客，不過那是他自己搞錯了。他從來沒有和愛人旅行過，不過這一回卻正是這樣的旅行。在離開港口幾個星期以後，他為了進行檢查，逛到了船上一處角落裡，發現有一個美麗的姑娘，有二十四五歲，衣著漂亮，正在熟睡，一隻豐滿的手臂枕在頸下。他站住不走了，盯著她看，便給迷住了。後來他說，「一個天使──真是一個天使。要是睜開眼來，是個藍眼睛，我就跟她結婚。」

　　眼睛睜開了，恰好是藍色的，這一對情人一到舊金山便結了婚。姑娘本是要去教書的。她口袋裡裝了聘書──不過船長設法把這件事吹了。他們在奧克蘭造了一所小屋──外面看起來是一所屋子，實際上是一條船，裡面全是船上的設備，羅盤箱啊，船舷上的排水孔啊等等的，應有盡有──在這裡，在航行間歇時間，他和他的小妻子過著理想的生活。他們互相恩愛，互相敬重。後來添了兩個小女兒，海上的天堂便十分美滿了。

　　韋克曼想像力異常豐富。有一回，跟我講起他的天堂之行。我把這個記在心上，一兩個月後，便寫了下來──我想那是一八六八年的第一季度吧。這成了四萬字的小冊子，我把它叫作《斯托姆菲爾德船長天國訪問記》。五、六年以後，我把手稿拿給豪厄爾斯看，他說，「出版。」

　　不過我並沒有出版。我把它改成了一個滑稽戲《大門半開》。在這本書裡，設想了一個約有羅德島百分之十大小的小小的天堂──這樣一個天堂只能容納過去十九個世紀中已死的億萬基督徒中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一。我提高了限額。我建立了一座相應規模的巨大的天堂，把基督徒的人口增加到現代墳地裡總數的百分之十。此外，我額外開恩，准許過去好多世代死去的異教徒中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一進來──這樣放寬限額其實沒有什麼理由，因為這些人在那裡無事可做，不過我出於憐憫與仁慈，還是准許他們待了下來。這本書寫到後來，天堂已在我手裡變成其大無比。對這樣廣漠無垠的土地，我已不能用百萬英哩來衡量，而只能用光年來衡量了！而且不僅如此，一瞬就得用百萬光年來計算哩（光年，這顯然是語言中最驚人的字眼。只用於天文學。我們一年五十二週中，光每秒鐘的速度為十八萬六千英哩──馬克．吐溫）。

　　時間過去了三十八年，我幾次把這份發了黴的舊稿取出來，重新看了看，心裡想把它印出來，可是每次我都決定擱置起來。然而，我現在存心寫進這個自傳裡（三個鐘點以後，我剛把這篇東西後邊的三分之二燒掉──馬克．吐溫他哪一部分都沒有燒掉──原編者注）。那本書在五十年內也許還見不到天日，而五十年後，我已長眠地下，對這事的結果如何，我也不會在意了（一年後，他改變了主意，發表了《斯托姆菲爾德天國訪問記摘錄》。先於一九○七年十二月和一九○八年一月發表於《哈珀斯》，後來作為一本書出版。他並沒有全文發表──原編者注）。

　　三十多年前在哈特福德，我經常對特威切爾講起韋克曼。後來發生了一段怪事。特威切爾出去度假，並且是按照他的度假習慣出去的，也就是說，旅行時化了個假名，以便能同名聲不好的各色人等混在一起，過個快快活活的日子，不會由於有他在場而叫人家不安，因為人家不會知道他是個教士。他搭了一條太平洋郵船，向南朝中美洲地峽開去。這條航線上的客運幾乎完全停止了。特威切爾發現船上只有另外一個旅客。他注意到這另一位旅客可不是個聖徒，他當然馬上和他談起來。聽到這位旅客說了六次褻瀆神明而又繪色繪聲的議論以後，特威切爾（化名為彼得斯）說，「難道你恰恰就是舊金山的內德．韋克曼船長？」

　　他猜對了。在其後的旅途中，這兩個人便形影不離。一天，韋克曼問彼得斯──特威切爾，問他讀過《聖經》沒有。特威切爾在回答的時候說了一些事，一些含糊其辭的閒話，不過總起來給人家一個印象，就是說特威切爾──好吧，不管留下什麼印象吧，總之，這使得韋克曼聽後決心勸說特威切爾讀讀這本書。他還決心要教會特威切爾怎樣才能懂得神跡。除了別的神跡以外，他跟他詳細解釋了艾薩克和巴爾的先知們的冒險事跡。特威切爾可能告訴他說，那不是艾薩克，不過那就不是特威切爾的本色了。他沒有去糾正。這確實是個有趣透頂的故事，能聽到特威切爾講這個故事，真使人高興。我曾把這件事在我的某一本書上從頭到尾講過了──只是記不得是哪一本了。

第五十六章

　　我相信，我們的天國之父創造人類，是因為他對猴子很失望的緣故。我相信，一個人，即使很有智慧、很有文化，如果對一件不是他的專長的事發表意見的話，這種意見往往是非常愚蠢、非常沒有價值的，準會叫天國之父認為人類又叫他失望了，比猴子好不了多少。各國的國會和議會不是由作家和出版商組成的，而是由律師、農業家、商人、廠主、銀行家，如此等等的人組成的。當足以影響這些大企業的法案提出的時候，他們馬上全神貫注起來，因為立法機關中有很多人對這些事有切身的利害，隨時準備起來拼命抗爭。對法案進行解釋，進行討論的人，正是深知其中利害的那些人。一般都公認他們有資格進行解釋，進行討論，並且為不懂得的人提供權威性的資料。

　　結果是美國或者英國的重要法規，也許還不是不可救藥的如同白癡一般的東西，只是這兩個國家的版權法可是例外。各國的國會和議會，如今很像七十五年、八十年前英國議會那個樣子，將來也一定仍然是那個樣子。在當年英國國會開會議事的時候，這些事恰恰對他們全都是陌生的，他們全都一無所知，就如同沒有生下來的嬰兒對神學和版權一無所知一樣。

　　當時在這些議會裡，並沒有鐵路上的人。議員們必須通過史蒂芬生的說明才能懂得一些，而他們認為他是一個幻想家，瘋瘋傻傻的，甚至是一頭笨驢兼詩人。他們對有關鐵路上的事過去既無知識又無經驗，自然不可能了解史蒂芬生。他的那些說明，對他自己來說，是非常簡單的道理，可對那些好心的議員來說，卻是重重迷霧。就他們來說，他講的是謎語，仿佛毫無意義的謎語，仿佛是夢境與妄想一般的謎語。儘管如此，既然是紳士，既然仁慈而高尚，他們便耐著性子、慈悲為懷地聽著史蒂芬生的話。到後來，他的火氣終於爆發了，說話也不那麼謹慎了，他公然宣稱他可以向全世界證明，他能在鐵道上開動蒸汽火車頭，一小時行駛的速度達到不可想像的十二英哩之多！這一下，他就完蛋了。這麼一講，那些制定法律的人便再也不客氣了，乾脆叫他是一個夢想家，一個怪人，一個神經病。

　　史蒂芬生碰到過的這類事，在版權問題上也總是發生。立法者們對他們要制定法案的事一竅不通，再加上教也教不會，而且永遠如此──不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後繼者──一直要到這麼一天，他們自己成了出版公司的股東，弄清楚作家和出版業的事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才行──而在當前這個地質年代來說，這一天永遠也不會來到。

　　作家有時候懂得一些這方面的問題，不過這畢竟是極少的。作家們沒有一個懂得出版商方面的事的。一個人必須既是作家，又是出版商，對這兩種行當都吃過苦頭，才有資格到各國的國會或者議會的版權委員會去，提出一些有價值的意見。在各國的國會或者議會裡，有關大公司利益的、有價值的演講，已經發表過成千上萬次了，因為演講的人在這些重大問題上歷盡艱辛，是有資格說這些話的。不過，就我所知，還從沒有出版界的權威人士到立法機關去，就他那個行當發表過過去或者現在值得記住的演講。就我所知，只有一個作家曾經在立法機關裡就本行發表過值得紀念的演講──那就是麥考利。也許，他的那次演說，就是在今天，還會被作家與出版商稱之為偉大的演說。可是實際上那次演說對有關的題目既那麼無知，其論證又是那麼膚淺，那麼枯燥無味，這在既是作家又是出版商的人看來，不過是又一個不幸的證明，也可以說是一個確證，它證明天國之父當年拋掉猴子而代之以人類，那是對猴子很不公道的事。

　　舉一個簡單事例來看看。要是你能證明以下的事實，即一個世紀中只會生下二十個白癡，而每個白癡，由於特殊的天才，能夠製造出任何別人所不能製造的商品，從而使得這個白癡及其子孫能得到一些微薄的收入，以維持五、六個人的普普通通的生活，那麼，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個國會或者議會，都不會卑鄙到這個地步，竟然把那微薄的收益限制於若干年之內，以便讓那些無權提出要求的人能在這個期限之後享受這個權利。我相信，所有各國的國會或者議會都會幹這種事，因為他們鑒於個人的經歷和遺傳的原因，全都對白癡懷有感情，對他們深表同情。不論是英國還是美國，都沒有能在一個世紀中產生二十個這類的作家，他們的作品的生命力能超過版權法規定的四十二年的（眼下（一九五九年）的規定為五十六年──原編者注）。可是各國的國會和議會拼命窮凶極惡地抓住四十二年這個期限不肯放鬆，仿佛出於一種瘋瘋癲癲的歪理，以為對一百年中產生的二十個作家的家屬稍微掠奪一下，便可以讓什麼人得到某種好處似的。即使最頑固、最愚蠢的人也不會做出這麼愚蠢的事吧；即使是猴子，也不至於墮落到這麼個程度吧。

　　在一個世紀中，我們出了二十二萬本書，至今還有生命的，還有市場的，連一澡盆都裝不滿。即使把版權的期限放寬到一千年，情況仍然不會改變。如果把期限改為一千年，那是完全不會出什麼危險的，而且這樣做既體面，又高尚。

　　七年前（寫於一九○六年──原編者注）我在倫敦的時候，曾被硬拉到上議院的版權委員會去。這個委員會當時正在審議一個法案，要把版權的期限增加八年，增到五十年。主要由上議院裡一位最能幹的人提出質詢──就是思林勳爵──不過對我來說，他仿佛是個突出的例子，足以說明一個人如果要討論一件他既無專門訓練又缺乏經驗的事，那該是多麼不明智。

　　那次談的時間很長，不過我只想提其中一個細節。思林勳爵問我，在我看來，公正的版權期限該是多少年。我說一百萬年──也就是說永久的版權。這樣的答覆仿佛冒犯了他，很顯然是激怒了他。他問我知道不知道人們早已認定，觀念的東西談不到是財產，既然書本只是觀念的東西，就沒有資格當作財產，或者享受到財產所得到的保護。我說，我知道過去某個時候，曾有人作出了這樣荒唐的邪說，而表面上仿佛具有理性的人類，居然起勁地承認了這個邪說，全沒有想到應該研究一下，證明那是虛妄的奇想，是不值得尊重的。我還說，雖然這被看作是事實，並且認為其中含有智慧，可是自從安妮女王以來，沒有哪一個議會或者國會尊重過它。還說，在她那個時代，版權期限由無限期改為有期限的十四年，但作為財產，那是得到了承認的。還說，既然保留一個期限──譬如說，即使是十四年也罷──便是承認了這樣的事實，即書本所構成的那種觀念是一種財產。

　　思林勳爵對這些辯護之詞無動於衷，──當然他沒有被說服。他說，事實仍然是，書本只是由一些觀念所組成，怎麼也不能算是財產，因而也不能作為財產而有權永遠存在，絕不能從掌管國家福利的立法機構手裡得到什麼恩典。

　　我說，我不能不對這個說法進行辯論，理由是永久的版權已經存在於英國，而且已經得到了以維護國家福利為己任的議會的承認。他要求提出證據來。我說，在英國，《新約》和《舊約》被認可為享有永久的版權，還有其他幾種宗教書籍，也被認可為享有永久的版權，這種永久版權不是由窮作家的挨餓的孤兒寡婦享受的，而是成了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財產，那是一個毋需這樣的恩寵而本來就能生存下去的機構。這是無法駁倒的一擊，我非常得意，不過沒有表現出來罷了。

　　我接著以我天生的謙遜態度駁斥那種認為書不是財產的假設，因為書是由觀念組成的，從頭到尾都是觀念的東西。我說誰也說不出有什麼財產不是從頭至尾以同樣的方式以同樣的資料（觀念）為基礎而創造出來的。

　　思林勳爵舉出了不動產作為例子。我說，在這個地球上，任何一尺不動產，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沒有一樣不是觀念的結果，並且除了觀念別無其他。我本來還可以給他舉出一百萬個事例。我本來可以說，一個人如果把一條愚而無用的狗找來，訓練成為一條獵狗，或者一條牧羊狗，那麼這條狗便成了多少有點用處的財產，多少能賣個價錢了，而這樣獲得的價值，僅僅是聰明地、實際地應用觀念所得的結果罷了──應用了觀念，使一條原來沒有什麼價值的狗變得有價值，如此而已。我本來還可以說，熨斗、澡盆、木瓦或是屋頂石板瓦、衣服的發明以及歷朝歷代的種種進步，都是人們的思維並把觀念加以應用的結果。要不是由於這些觀念，就不會有這些財產的存在。所有這一切都追溯到觀念，這些東西都是這樣才變成財產，變得有價值的。

　　我本來還可以說，要不是由於被稱為觀念的那些奇妙的想法，就不會有鐵路，不會有電報，不會有印刷機，不會有留聲機，不會有電話──在整個世界上稱之為財產的東西，有價值的東西，全都不會有。我當時只是說，那個神聖的東西，即不動產，不論在哪裡都享受著永久的版權，它和所有別的財產一樣──其價值來源於觀念。它的價值每次有所增長，都是由於進一步運用了觀念的緣故，此外別無其他原因。

　　我說，要是逢巧有二十個一夥的白人在非洲中部露營，那就很可能全體二十個人都認識到，在他們當時見到的廣漠地段裡，沒有一寸土地抵得上一個被扔掉的蠔肉罐頭。也很可能其中有一個有頭腦，有遠見的人，他能預見到，將來有一天，一條鐵路會經過那個地區，而他們露營的地方必然會成為一座很繁榮的城市，各行各業都很繁榮的城市。這個人非常可能有這樣的聰明，把這一帶各部落的黑人酋長召集在一起，用一打來福槍和一桶威士忌酒，就把整個地區買下來，然後回家去，把契約藏起來，以便日後他的兒女發大財。很可能這樣的城市後來建設起來，土地值錢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那個人的兒女也就富到了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地步。而這樣光輝燦爛的結局，全都是由於這個人的觀念所造成的，此外沒有別的原因。這個世界如果還有什麼真正的公道的話，那麼，一本書中的觀念，應該跟那些為不動產和地球上其他所有財產創造了價值的觀念平起平坐。這樣，人們就應該承認，一個作家的子女，對由他的觀念所產生的東西，理應有權享受，跟英國任何一個啤酒釀造商的子女，或者任何房子和土地所有者的子女，或者享有永久版權的《聖經》的所有者的子女，完全一個樣。

第五十七章

　　口授自傳有一個很大的麻煩，這便是：等你一坐下來，一張嘴，準備開始的時候，好多文章湧到了你的面前。有時候，同時從二十處地方有文章湧來，這樣的尼加拉瓜大瀑布會把你壓垮、淹沒，叫你透不過氣來。你一次只能用一篇，又不知道該從二十篇中挑選哪一篇──可是你還得挑選，這是沒有法子的。你挑選的時候，明明知道那沒有挑中的十九篇，也許永遠也用不上了。因為在這以後，也許永遠也想不起來了。不過這一回，有一篇文章是逼得我非想起不可。這主要是因為這是在一小時中的最後一刻剛出現的，因而還是熱乎乎的，還來不及變涼。這是兩個業餘文學愛好者奉贈的東西。根據老經驗，我知道，業餘作者的東西，表面上是奉贈以求得嚴正的指正和不容情的裁決的，實際上卻根本不是出於這樣的精神。他們真正希望的是恭維與鼓勵。而根據我的經驗，對業餘作者的東西，幾乎全都無法加以恭維與鼓勵──如果能直說的話。

　　我剛才讀完今早上的一對奉贈的禮品，頗感煩惱。要是由陌生人寄來的話，我就根本不用費什麼神去讀這些東西了，只要根據我的老習慣，寄還給人家，推說自己缺乏主編的能耐，因而除了對自己的文章外沒有資格評價任何人的作品。不過今天早上的豐收是從朋友那裡送來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我讀過了，結果還是老樣子：這些不是文學。其中是有點兒肉，不過是半生不熟的。肉當然是有的，如果經過著名廚師之手，便會做成一盆好菜。今早上的樣品中，有一份很接近於文學了，不過業餘作者容易犯致命的差錯，這樣就毀了這個作品。作者的想法是，如果我認為不錯的話，就可以把稿子寄給雜誌發表。

　　這種天真無邪的勇氣，倒是令人欽佩。這是一種高尚的、不顧一切的冒險精神，據我看，這只有在一個領域裡表現出來──在文學的領域裡。在戰爭中，也能發現有點兒類似的情況，不過也只是稍微有點兒接近罷了。沒有接受過專門訓練的普通士兵，往往能自告奮勇，高高興興地甘冒任何危險──不過，比喻只能到此為止。沒有經受過訓練的士兵，即使是最有自信的，也沒有人會自告奮勇地要作為陸軍準將的候選人。可是業餘作者卻偏偏是這樣的人。他揮動了沒有經過操練的一支筆，把粗糙的東西拼拼湊湊，就一個接一個地寄給各家雜誌，──也就是說，他們是自告奮勇要擔負起本來專留給文藝界將軍們的職位，這些將軍們是憑了多年，甚至幾十年艱苦，紮實的磨練，從最下面磨練起，才晉升到那個位置的。

　　我相信，這樣公然侮辱的行徑，除了在我們這個行當裡，別的哪兒也見不到，一個沒有經過製鞋訓練的人不會向領班要求做鞋匠──即使是希望從事文學的新手，也不至於糊塗到這個程度。他會懂得這是多麼荒謬，他會懂得這是多麼不切實際，他會懂得這是起碼的常識，即如果要成為一個錫匠或者泥瓦匠、石匠、印刷工人、獸醫、屠夫、大馬車夫、售票員、接生員，以至人們藉以謀生或者出名的任何職業，都非得先做學徒不可。可是一輪到文學，他的聰明才智便突然被拋到九霄雲外了。他以為幹這一行那是毋需學習、毋需經驗、毋需訓練的，只要憑了自以為具備的才能和獅子般的勇敢便行了。

　　在我們認真審視一番某一客觀事物藉以認識它以前，我們往往認識不到這是多麼奇怪。我們必須設想一件類似的事例──譬如說，一個人希望在歌劇方面獲得名望與薪金。他向經理處提了申請，要求當一個第二男高音。經理處同意了，講好了條件，把他的名字寫在薪金名單上。請注意，這不過是個假設，並不是說真發生過這樣的事。讓我們說下去。

　　第一幕演過以後，經理把第二男高音叫來問個究竟。他說：

　　「你學過音樂麼？」

　　「學過點兒──是啊，是自學的，有時學學，是玩玩的。」

　　「這樣說來，你沒有在名師指導之下，經受過正規的、嚴格的歌劇訓練麼？」

　　「沒有。」

　　「那麼，你怎麼會想到能在《洛亨格林》【註】中擔任第二男高音呢？」

　　【註】《洛亨格林》：著名音樂家華格納所作的歌劇。作於一八五○年。

　　「我想我行的。我想試一試。我仿佛嗓子還不錯。」

　　「是啊，你嗓子不錯，也許在名師指導下，經過五年勤奮的訓練，你會取得成功。不過我得忠告你，你目前還不能做第二男高音。你的嗓子不錯，你儀表不壞，你有高尚而孩子般的自信心，你有了不起的甚至是超人般的勇氣。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東西，這些對你都很有利，不過在這個偉大的行業裡，還有別的一些不可缺少的東西，恰恰是你所缺乏的。你要是不付出必須的時間與鍛煉來獲得這些東西，你還是不用多管歌劇的事。不妨去試試別的那種不需要訓練、不需要經驗的事吧。現在就請吧，不妨試試到別行那裡去找個職業吧。」

第五十八章

　　穆拉特．霍爾斯特德死了（寫於一九○八年七月七日──原編者注）。他是最叫人喜歡的人。他活了近八十歲，其中六十年左右獻身於奴隸一般的勤奮、艱苦的編輯工作。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一八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我父親死的時候，我十一歲。從那時起，到一八五六年年底或是一八五七年年初為止，我也工作過──不是很勤奮，很樂意，而是很煩躁，很懶惰。既抱怨、發牢騷，又厭惡，而且沒有人監視的時候，總是偷懶。統計數字表明我當了十年左右的工人。我現在近七十三歲了。我看，從那以後，我從沒有幹過活──除非在太平洋沿岸充當鼎鼎大名的記者時懶散地幹活的兩三年可以稱之為勞動的話──因此我想，我完全有理由說，當我在五十年或者五十一年前從印刷所逃出來的時候起，我就不再是一個工人了，而且永遠不再是工人了。

　　在密西西比河上當領港，那對我並不能算是幹活，這是玩兒──快快活活地玩兒，精力充沛地玩兒，驚險地玩兒──我真喜歡這差事。在洪堡山銀礦是玩兒，光只是玩兒，因為我什麼活兒也沒有幹，全是我那些要好的夥計們幹的，我只是坐在邊上，欣賞欣賞。我在愛絲梅拉達銀礦裡也不是勞動，因為有希格比和羅伯特．豪蘭幹，我仍然只是坐在一邊欣賞欣賞。我在那邊石英廠幹了鏟礦渣的活兒，那可是真正的活計，非得我自己幹，不過我到第二個星期末便退出了，這不光是我自己願意，而且是付給我工資的人同意的。開礦的經歷一共十個月，到一八六二年九月底結束。

　　然後我成了內華達州維吉尼亞市的新聞記者，後來成了舊金山的新聞記者。過了兩年多領薪水的懶惰生活以後，我從《晨報》的崗位上退出了。那是懇求的結果，是老板的懇求。然後我擔任了維吉尼亞市《企業報》派駐舊金山的記者，前後兩三個月。後來我和吉利斯的夥計們在傑卡斯．古爾奇的小礦洞裡開了三個月的礦。接著到夏威夷群島去，在那裡給薩克拉門托的《工會報》做通訊員，一共五、六個月。一八六六年十月，我突然成了個演說家。並且從這時候起直到今天，我一向可以不幹任何事也能維持生活，因為寫書，寫雜誌上的文章，那始終是玩兒，不是幹活兒。這麼做我很得意，對我來說，那不過是打彈子之類遊戲而已。

　　我真不懂，為什麼穆拉特．霍爾斯特德被罰做六十年的編輯勞役，而我卻免受這個刑罰，一生閒散得這麼快活。看來這也太不公平了──有點兒不公道。不過，人間的法規仿佛有這麼一條，應得的人得不到，而不應得的人卻要什麼有什麼。在我看來，這樣的安排真是太滑稽了。

　　三十多年前的四月十日，我和我的小家庭搭乘「霍爾薩希亞號」到德國去──至少是準備好了要動身，不過到最後一刻臨時決定拋錨在港灣裡，看看天氣怎樣。很多人搭了拖輪來跟乘客告別，到天黑決定啟航的時候才告辭。

　　拖輪開走以後，發現穆拉特．霍爾斯特德還和我們待在一起。他本來是給他夫人和女兒送行的，結果卻不得不留下來，沒有別的辦法。我們立即出海。霍爾斯特德除了身上穿的沒有別的衣服，可是旅途得十四天之久。幸而船上有一個人和霍爾斯特德同樣魁梧，而且只此一人。他只能穿這個人的衣服，別人的不行。有幸巧遇的人是貝阿德．泰勒，他體形出奇的高大，剛好和霍爾斯特德相當。他有的是衣服，樂於和霍爾斯特德分享，兩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和他們在吸菸室裡一直玩到半夜，才弄清楚了一件稀奇的事。他們有十年沒有見面了。一看見對方這麼魁梧，這麼健康，這麼心寬體胖，都為之大吃一驚。好多年來，各人都以為會傳來對方的死訊，因為兩人分手以前，都從醫生那裡得到了死刑判決書。兩人都是害的心臟病，兩年內肯定要死去。曾要求這兩人務必過一個安靜的生活，只能走路，不能跑步。非必要，不要爬樓梯。特別是盡可能不要受驚嚇，不要突然激動。他們都知道，對他們來說，只要一次突然的過分的激動就足以叫他們馬上完蛋。因此十年來，這兩個人一直是輕手輕腳地走路，從來不快步走，從來不跑；上樓梯時像螞蟻爬；他們總是盡量避免過於興奮──而他們一直健康得像一對大象，始終弄不懂怎麼會一直還活著。

　　後來事情發生了。兩個人幾乎是同時碰到了這樣的事。發生的事情使他們突然大吃一驚，緊接著又是一次大吃一驚──吃驚的是怎麼沒有當場死去。這場驚訝發生在「霍爾薩希亞號」輪開船以前大約一個星期。霍爾斯特德是辛辛那提《商報》的主編和老板。一天半夜，他正坐在大樓樓上主編的辦公桌旁，突然一聲猛烈的爆炸，大樓樓基都搖晃起來，玻璃窗全都震碎了。霍爾斯特德還來不及多想，還來不及叮嚀自己不要因為震動而過分緊張，已在三十五秒鐘之內，迅速奔下了六層樓梯，正站在街上直喘氣。心想：「這下完了。」生怕那件事就要發生了，可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而從這個時刻起，他就一直是個解放了的人。迄今一週來，正拼命追回十年間損失的時間，尋求興奮，活像個餓慌了的人狼吞虎嚥一般。

　　貝阿德．泰勒的經歷跟這個差不多。他在鄉下正要轉個彎，跨過鐵路，恰好一部快車開過，刮破了他的褲襠，火車風馳電掣而過，一陣旋風，把他捲到了另一個縣。他一邊呻吟，一邊哀歎，心想這致命的一驚終於來到了。他把手放在心口上，結果又吃了一驚，發現心還在跳動。他站起來，撣撣身上的灰，高興得了不得，讚不絕口，就跟霍爾斯特德一樣，他開始追求更多的興奮，以彌補十年的損失。

　　貝阿德．泰勒正在前往柏林途中，他是我們的新任駐德公使。他是個和藹可親的、天真的人，像有史以來擔任特命全權公使這個顯要官職的人一樣心情快樂。他是個詩人，寫過很多詩，他的《浮士德》英譯本是歌德的《浮士德》英譯本中最好的一個。不過，他所寫的詩，除了兩首寫得非常好以外，如今全都給忘掉了。一首是寫蘇格蘭士兵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戰壕裡唱著《安妮．勞里》的；另一首是一位阿拉伯人對他的情人唱的極為動人的情歌。至今還沒有人收集他零星的作品，弄個紀念館。他要是還活著的話，他是很高興人們這麼做的。

　　他有驚人的記憶力。有一晚，我們在甲板上散步。他說，他在小孩的時候，曾在一次競賽中，把一碼長的紙上一些他學過的離奇古怪而毫不相關的單字，只讀了兩遍便能背得一字不錯，輕易地奪得了勝利，因為別的孩子學了一個鐘頭以後，背起來誰也不能不出錯誤。這一回，他又從記憶深處回憶起這一長串單字來。泰勒說，從那一回以來，他從沒有想起過這張單子了。不過他相信，只要在心底深處挖掘半個鐘點，他準能背得出來。我們在甲板上默默地走了半小時，然後他從第一個字開始背。從這裡順順當當地背下去，一刻也沒有停頓，並且據他說，一點也沒有背錯。

　　他隨身帶了個黑人男僕。這個人上船時穿著很時髦，看起來像條彩虹一般。後來卻不見了，我們有十天或十二天見不到他的影子。後來只見他走上甲板來，一副垂頭喪氣、低聲下氣的樣子，仿佛溫室外或者溫室內一朵枯萎了的花朵一般。很快，祕密揭曉了。原來他上船的第一天，海洋便把他身體的機能搞亂了。他便到船上的醫生那裡要了一服瀉藥。醫生給他十四顆大藥丸，用德語告訴他，每三小時服一顆到治癒為止。但是他不懂德語，一次把十四顆全服了，結果便發生了上面所說的情況。

第五十九章

　　在早年，我很喜歡布雷特．哈特，別的人也跟我一樣，可是不久我結束了這樣的友情，別的人也跟我一樣。他保不住朋友。他不好，太不好了。他沒有感情，沒有良心。他的夫人是一個好女人、好妻子、好母親、好朋友，可是他到歐洲去做領事的時候，卻把她和他的小孩給扔在家裡，從此沒有回過家，一直到二十六年後他死的時候為止。

　　他不可救藥地喜歡向人借錢，他向所有的朋友借錢。要是他償還過借款的話，那就可惜是歷史沒有記載下來。他可以隨時給人家一張借據，可是事情便到此為止了。我們在一八七八年四月十日搭船前往歐洲。在前一天晚上，人家舉行宴會歡送貝阿德．泰勒，他要搭同一艘輪船去擔任我國的駐德國公使。在這個宴會上，我遇到了一位先生，跟他結識是叫人很高興的事，我們便成了朋友，談了起來。他開始談起布雷特．哈特，沒有多大一會兒就顯得對他頗有怨言。他對哈特的作品是那麼推崇，因此很想對哈特這個人有所了解。

　　一熟悉便要借錢。這個人很富，便借得很爽快。哈特總是給人家借據，而且是他自己主動要這麼做，因為人家並沒有要他非如此不可。哈特在東部待了八年之久，其中有些年頭也曾借了些錢，合起來總數達三千塊之多。那個人跟我說，哈特的借據叫他很苦惱，因為他認為，哈特一定為了這些借據感到很苦惱哩。

　　然後，他想出了一個他心目中的好主意。他把借據嚴嚴實實地捆了起來，在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送還了哈特，作為聖誕節禮物，還附了一個條子，說明這樣做是出於兄弟般的熱情，請他俯允。第二天，哈特由郵局把這包借據退了回來，附了一封信，說他這樣做侮辱了人格，因而大為憤慨，正式宣布永遠絕交，但是閉口不談什麼時候還錢。

　　一八七○年，哈特得意洋洋地穿越大陸後，在羅德島的紐波特這個貴族人家的滋生之地──可以說是種馬場──住了下來。那是美國式的貴族人家，也可以說是拍賣的場所，英國貴族到這裡來做交易，以換取美國姑娘和現鈔。在十二個月裡，他把一萬塊錢全花掉了，不久便離開了紐波特，還欠了屠夫、麵包師傅等人的債。他住到紐約他夫人和他的小孩那裡去了。我還要提一句，哈特住在紐波特和科赫塞特的時期，他經常參加時髦人物的宴會，而在這些宴會上，他是唯一不帶夫人的單身男客。在我們的語言裡，有些語言是粗魯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用怎樣的粗話才能恰當地形容這種行徑的丈夫。

　　當哈特在紐約住了兩三個月的時候，他曾到哈特福德來，在我們那裡住了一個晚上。他說他沒有錢，沒有前途。說他欠紐約的屠夫和麵包師傅兩百五十塊錢，他們再也不給他賒賬了。又說他房租還是欠著的，房東揚言要把他的小家庭趕到街上去。他來找我是要借兩百五十塊錢。我說，這樣只能解決屠夫和麵包師傅方面的問題。房東還會逼你，最好還是借五百塊錢吧，他就借了這筆錢。在這次來訪的其餘時間裡，他便對我們的房子、家具和內部的陳設等盡情嘲弄了一番。

　　豪厄爾斯昨天（寫於一九○七年二月四日──原編者注）還在說，哈特是他認識的人中最可愛的人，最機智的人。說他具有一種魅力，能叫人家一時間忘掉了他的下賤，他的卑鄙，他的不老實，甚至還幾乎要寬恕他。豪厄爾斯說哈特聰明機智的話是說得對的，但是他大概從沒有進一步研究一下這種聰明機智的性質。它的性質把聰明機智都糟蹋掉了。他只有小聰明，沒有多方面的才能，只知道譏刺和嘲諷。實在沒有什麼值得他嘲笑的時候，哈特便顯不出才華來，並不比我們一般人更風趣。

　　有一次，他寫了一個有關一個可愛的中國人的劇本──這個劇本，要是別人寫的，肯定會成功的。不過，哈特已經跟紐約的戲劇評論界結了冤，因為他經常隨隨便便指責人家，從來不說新劇本的好話，除非事前給他塞了錢。評論家們正等著他哩。他的劇本一搬上舞臺，他們便興高采烈地群起而攻之，無情地加以糟蹋，加以嘲笑。戲就失敗了。哈特認為是評論家們把這個戲搞垮的。不久，他提議由他和我兩人合作寫一個戲，我們每人介紹幾個角色，把它們寫好。他到哈特福德來，在我們那裡住了兩個星期。他這個人，在信譽完全喪失，錢用得光光，餓狼來到門口以前，總是不肯做一點兒事。只有捱到了那個時辰，他才肯坐下來好好工作──還是指暫時性的救濟到手以前──而且幹得比我所見到的任何人還要刻苦。

　　暫且撇開正題不談。有一回，快到聖誕節了，他到我們家來住一天，以便給紐約的《太陽報》完成一篇短篇小說，題為《忠實的花叢》（《欣慰的花叢》──原編者注）──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這篇小說至少可得一百五十塊錢，不過達納先生說過，如果文章能及早寫好，趕得上聖誕節刊登，便可以得二百五十塊錢。哈特已經寫了一半，不過時限太緊迫，再也打斷不得了，所以到我們這裡來，以便躲開他那些不斷來討債的債主。

　　他是在快吃晚飯的時候到的。他說，時間短促，非得晚飯後立即動手不可。然後一邊吃晚飯，一邊安詳地閒聊。後來又在書房間火爐邊閒聊，一直聊到晚上十點鐘。克列門斯夫人睡覺去了，我那份溫過的威士忌混和飲料已經送來了，給哈特也送來了一份。又繼續閒聊下去。我只喝了一份熱威士忌，喝到十一點鐘。可是哈特喝啊喝啊，不停地喝，一直喝到凌晨一點鐘。然後我告辭了，道了晚安。他問能不能再送一瓶威士忌到他房間去。我們把喬治叫來，他把威士忌送去了。我當時認為，他喝了不少威士忌，幹不成活了，可是事實不是這樣。而且，並沒有什麼現象表明他喝的威士忌已經叫他腦袋遲鈍起來。

　　他到了他的屋子裡去，幹了個通宵，一邊喝喝威士忌，一邊烤烤用木柴燒得很旺的爐火。清晨五、六點鐘，他把喬治叫了去。他的瓶子空了，他又要了一瓶。從那時候到九點鐘，把新添的一夸脫喝了，然後來吃早飯，可是並沒有喝醉，甚至連一點醉意都沒有，而是很清醒，很機敏，很有生氣。小說寫完了，在規定的時間以內完成的，那額外的一百塊錢到手了。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小說是個什麼樣子。一個鐘點以後，我就可以弄清楚。

　　到十點鐘，姑娘們的俱樂部──叫做星期六早晨俱樂部──到我們的書房裡來集合。預定要由我來給小姐們講一講，不過我請哈特代勞，請他讀一讀他的小說。他開始讀了起來。不過很快就清楚了，他跟很多人一樣──他不懂得怎樣讀。因此我就從他那裡接過來，由我自己來讀。小說的後半部是在上面所說的不利條件下寫的。這是一篇我從未見印刷品上提到過的小說。我想它不大著名，不過我確信，它是哈特作品中最好的作品之一。

　　回過頭來再說那次到我們家裡來的事吧。第二天早上，我們走進彈子房，開始寫那個劇本（《啊，星》──原編者注）。我給我的人物起了名字，對他們進行了描述。哈特做他自己的那部分。然後他開始寫劇情概要，一幕一幕地寫，一場一場地寫。他寫得很快，似乎沒有什麼猶豫不決的樣子。他一兩個鐘頭完成的東西，我得苦幹幾個星期才能完成得了，而且完成以後，又沒有什麼價值可言。可是哈特的工作做得好，作品還能用，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場奇妙的表演。

　　然後配臺詞的工作開始了。哈特很快地安上了對話，除了輪到我的角色該說點什麼之外，我沒有什麼事做。這時候，哈特便把該說的話應有什麼特點告訴了我。我提供臺詞，他就寫下來。就照這個樣子，我們幹了兩個星期，每天進行兩三小時或者四小時，寫出了一個好的、準備上演的喜劇。他寫的那部分是最好的一部分，不過評論家們才不管哩。劇本上演時，他們讚揚我寫的那部分，溢美之詞過多，用心不無可疑，而對於哈特的那部分則肆意謾罵。這個戲就這樣葬送掉了。

　　在這兩週中間，在我們家裡，不論早餐、中飯、晚飯或者在彈子房裡──那是我們的工廠所在──哈特對那裡的每一樣東西都盡情嘲笑，仿佛說得漂亮，說得聰明，好讓他自己開開心。為了克列門斯夫人的緣故，我一直忍住了，直到最後那一天。那一天在彈子房裡，他表演了最後一齣，話是針對克列門斯夫人的，說得閃爍其詞而帶有嘲諷的意味。他不承認是針對她說的。當時我如果心情好的話，也可能接受下這個聲明的。不過我心情不好，我情緒太激動了，不可能大大方方地聽取他的辯解。我主要說了下面這些話：

　　「哈特，你的妻子確實漂亮、可愛、美麗。我說她可以跟克列門斯夫人相媲美，就是對她最高的讚美──不過，憑你對待她的種種情形來說，你委實是個卑鄙的丈夫，你一講到她總是嘲笑挖苦，更不要說蔑視了。你對別的婦女，也總是這個樣子。不過，你愛怎麼說總有個限度，克列門斯夫人我可不許你胡說。你根本沒有資格看不起這裡的一切。你睡在這裡是不用付錢的，可是你總是對什麼都挖苦，說俏皮話，其實在這些事上，你還是留些餘地的好。你要知道，十年來，你自己連張床鋪都沒有。你對我們臥室裡的陳設、桌子上的擺設，對用人、對車子、對雪橇、對車夫的服飾──總之，對這屋子裡的一切一切及其主人，都竭盡挖苦之能事。你為了表現一下機智，對什麼都不屑一顧。不過這對你不合適吧。以你的境況，你根本沒有資格發什麼議論。你有你的才能，你的聲望，要不是生來是個懶蟲，是個遊民，本來足以維持你一家，搞得體體面面的。可你是個懶骨頭，無業遊民，穿得破破爛爛的，除了你那條血紅的領帶以外，穿得一點也不整齊。再說，這些還是沒有付錢的。你的收入，十成裡有九成是借來的錢──實際上是偷來的，因為你從來也沒有想到要償還人家。你在你做了寡婦的勤勞的姐姐開的公寓裡吃住，當個寄生蟲，後來你連在那裡附近露露面都不敢，因為債主們在等著你。你過去住在哪裡啊？誰都不知道。你自己家裡的人不知道。我可知道。你在澤西的森林、沼澤地帶，跟別的遊民一樣鬼混，這你自己也承認，一點兒也不害臊。你對這間屋子裡的什麼東西都看不順眼，其實你該厚道一些，要知道這裡每一樣都是規規矩矩買來的，是付了錢的。」

　　當時哈特欠了我一千五百塊錢。後來欠我三千塊錢。他給我一張借據，可我不開博物館，我沒有收下來。

　　像哈特那樣對契約、合同根本不放在心上，可說是少有的。明明面前擺著一張沒有履約的合同，他可以照樣興高采烈的，甚至可以拿來當做笑話講。要是說他曾經為此煩惱的話，可惜誰也沒有見到過。他訂了合同，要給我在哈特福德的出版商布利斯寫本《大天使加布理埃爾．康羅伊》，準備按照訂購的辦法出版。一輪到要履行合同，布利斯就發愁了。寶貴的時間給白白地浪費掉了。布利斯從哈特那裡聽到的諾言倒不少，可就是見不到稿子──至少在哈特身上還有錢或者借得到錢的時候是見不到稿子的。他不會碰一碰筆桿子，除非餓狼已經咬住了他的後腿。這時候，他就會猛地幹它兩三天，交給布利斯，以便預支版稅。

　　一個月中間，總有一回，哈特會搞得山窮水盡。到了那時候，他便會急忙忙趕出一些稿子，好暫時擺脫一下困境，他拿去給布利斯，預支一下版稅。透支數倒從來不很大。不過對布利斯來說，可不是這樣。在布利斯的望遠鏡般的眼裡看起來，不明不白地拿兩三百塊錢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布利斯很快便驚慌起來了。開頭，他認為跟哈特訂個合同，要他寫一本紮紮實實的小說，可是個無價之寶，便冒冒失失地在國內宣傳起來。要是他遇到的是個慣於信守合同的人，這樣的宣傳對布利斯自然是有利的。不過，他並不是在和這樣的人打交道，因此，哈特還沒有寫到一半，宣傳的效果便早已煙消雲散了。而人們的興趣一旦死去，就永遠也不會復活的。

　　後來布利斯終於認識到《大天使加布理埃爾．康羅伊》是如同一隻徒然叫人累贅的大白象。書快寫完了，但是作為預先訂購然後印刷的書，幾乎已經失去了價值。迄今為止，他已經給哈特預支了──我想我的數目字是正確的──三千六百塊錢。他自己也知道，在他能設法彌補這筆錢以前，他是睡不好覺的。因此他把分期刊載的權利以很少幾個錢賣給了一家雜誌──這是一筆好生意，因為連載權其實還不值這幾個錢，書的版權還不值底本的錢哩。

　　據我看，哈特這個人已經不知羞恥了。有一回他跟我隨便講起──只是偶然回憶起──早年在加利福尼亞的事。當時他還少年英俊，前程無量，而又得掙黃油麵包吃，他養了一個年齡比他大一倍的女人──不，是這個女人養著他。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後，當他是駐英國的領事的時候，前後曾有兩個女人養著他──這件事，連同這些女人的名字，都已成為歷史了。他住在她們的家裡，後來就是在其中一個女人的家裡死去的。

　　我回憶起了我跟哈特打交道的一件事，這件事又使我聯想起我旅居在太平洋沿岸期間發生的類似的一件事。當時由於奧里昂小心謹慎，我搞的黑爾和諾克羅斯的股票投機失敗了，只剩下了三百塊錢，連個住處也沒有。我就去了傑卡斯古爾奇，寄住在幾個我的露天礦工朋友的小屋裡。待的時間不長。他們是些可愛的夥計，從各方面說都是可愛的同伴，為人正直可敬。不管是買鹹肉，買豆子，儘管賒賬好了，他們信用好。這是運氣不錯，因為他們幹的開礦這行是危險的行當，叫做挖礦穴。據我所知，挖礦穴在這星球上只限於很小的一個地區，就是在傑卡斯古爾奇附近。

　　一個「礦穴」就是山腰裡一小塊地方有一堆金砂。它離地面很近。雨水把一粒粒東西往下沖，沖到了山腰裡，範圍像扇子一般越來越大。挖礦工人把一盆子沙用水淘，淘出一兩粒金子。然後往右邊或是左邊跨一步，再淘另一盆，又淘出一兩粒，然而再往右或是往左，一直到根據情況判斷，到了扇形礦穴兩側的盡頭為止──也就是再也淘不出金粒為止。其餘的活兒就簡單了──沿著山腰往上淘，一路淘，一路找那個狹長的扇形，最後追到礦床所在。也可能其中只值幾百塊錢，幾鏟子便鏟出來了。也可能是礦藏集中之處，可以發筆大財。他要找的便是這樣一筆大財。只要人還活著，就不死心地千方百計地尋找。

　　我這些朋友，天天在找這筆大財，已經找了十八年了。他們從沒有找到過，可是絕不氣餒。他們深信終有一天會找到的。我跟他們在一起的那三個月裡，他們什麼都沒有找到，可是我們過的是迷人的快樂的生活。我走了以後不久，一個墨西哥人逛蕩到那裡去，找到了一個礦穴，地點是在我的那些夥計們剛巧從未找過的一個山坡上，價值十二萬五千元之多。運氣就是這麼回事！老實、善良、堅韌不拔的人經常在不公道、邪惡的自然手裡得到這樣的款待。

　　我們身上都穿得破破爛爛的，不過這沒有什麼。當時是流行這樣。這一帶人口不多，不過全都是這樣穿戴。夥計們有幾個月連一分錢也沒有，也不需要有一分錢，他們信用好，鹹肉、咖啡、麵粉、豆子、糖蜜，可以隨便賒。要是說有什麼差別的話，吉姆（吉姆．吉利斯──原編者注）是我們三個人中穿得最糟的一個。要是說在耐穿方面有什麼明顯的差異的話，要算吉姆的爛糟糟的衣服穿得最久了。可是他是一表人才，憑了他的風度儀表，穿任何式樣的服飾都挺神氣的。有一天，我們正在破敗不堪的小客棧裡，來了一對演奏音樂的流浪者。一個彈五弦琴，另一個跳木屐舞，唱起滑稽歌曲來，聽了叫人哭笑不得。他們把帽子托在手裡，從在場的一打窮礦穴工那裡湊到了三、四角錢。帽子托到吉姆面前，吉姆以他那種百萬富翁的優美神態對我說：「給我一塊錢。」

　　我給了他兩張半塊的。他不是把錢放進帽子裡，而是從一碼外拋到帽子裡，就像古代小說裡所寫的英國公爵爺賜給乞丐的時候，不是送給他，而是「投」給他，擲到他的腳下那樣，──而這往往是「一袋金子」。在小說裡，旁邊觀眾總是非常感動。吉姆的氣派正是小說裡的氣派。對他來說，兩張半塊的錢正是一袋金子。也跟公爵一樣，他是表現給觀眾看的。不過比喻只能到此為止。拿公爵的事來說，邊上觀眾都知道這袋金子他是花得起的。他們所羨慕的，主要是羨慕這個人能夠如此滿不在乎。如此高雅地把一袋袋金子摔出來。礦工們也羨慕吉姆大方得漂亮。不過他們知道，他這樣辦是超過他的能力的，而這一點，就更使得他們羨慕不已。吉姆抵得上一百個布雷特．哈特，因為他是個大丈夫，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在小小地表現一下虛榮心和做作方面，他暴露出一種類似哈特的特點，不過相似之處僅此而已。

　　我現在再回到哈特的事情上來。等到我們寫的戲可以交給帕斯洛劇院的時候，我碰巧有事到紐約去。我照例住在聖詹姆斯旅館裡。哈特照例又誤了事。這個戲本應該在一兩天前就交到帕斯洛的手裡的，不過哈特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晚上七點鐘左右，他跑到旅館的休息室來，身上穿的是一套古老的灰衣服，褲子破得連屁股都不大能遮住。鞋子也破了，浸著雪水，糊著泥巴。在頭上，稍微向右歪斜地戴著一頂皺巴不堪的小呢帽，對他來說，帽子小了一兩號。閃閃亮的小紅領帶一切照舊，比往常還顯得得意而顯眼。他手裡拿著劇本。到帕斯洛劇院只有三分鐘的路。我原本以為他會說：「來吧──讓我們把劇本送給帕斯洛去。」

　　可是他沒有說。他走到櫃臺邊，把一包東西遞給了管事的，以一位男爵的口氣說：「這是給帕斯洛先生的──送到劇院去。」

　　管事的嚴峻地看了他一眼，以極為難的神氣說：「送去要一角錢。」

　　哈特說，「叫他來。」

　　管事的把送東西的叫了來。小男孩來了，接下了小包，等候著吩咐。管事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惡意的好奇心。哈特轉過身來對我說：「拿一塊錢來。」

　　我給了他一塊錢，他給了小男孩說：「去吧。」

　　管事的說：「等一下，等我找錢給你。」

　　哈特以公爵的氣派，手一揮，說道：「不用放在心上，給小孩吧。」

第六十章

　　愛德華．埃弗雷特．黑爾寫過一本書，引起了轟動，也使人感傷。這本書剛出版的時候，正是陰慘慘的日子，內戰即將爆發，南北兩方都蹲在那裡，準備跳起來卡住對方的喉嚨。這本書叫做《沒有祖國的人》。哈特正是這樣一個人，不過不是那麼明顯而有特色就是了──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沒有祖國的人，不，不是人──人是一個太重的字眼，他是一個沒有祖國的無脊椎動物。他對他的祖國的感情，並不比牡蠣對河床的感情強多少，甚至連這個都不如，我還得對牡蠣道個歉哩。高尚的熱情在哈特身上已蕩然無存。他對高尚的熱情的了解是他從書本上得來的。他把這些寫進他的作品時，那只是贗品而已。往往模仿得很好，能欺騙那些不了解哈特的人。他如同舞臺上硬擠出熱情的演員一般，這些人其實心中並無這種感受，只是按照了一些嚴格制定的程式，以求人為地再現一下就是了。

　　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七日──我想是七日──他突然到哈特福德我家裡來。第二天是選舉的日子，他還留在我家。像往常一樣，他總是鎮定而安詳，是全美國唯一鎮定而安詳的投票人，而別人──在我們國家總是這樣──總是隨著選舉興奮到極點，因為一場政治性的大火正燃燒到白熱的程度，這場大火，不久即將以共和黨對美國人民最冷血的欺騙而告終，即從已經選出的蒂爾登先生【註】那裡把總統寶座偷過來，讓已被擊敗的海斯先生加冕進爵。

　　【註】蒂爾登：（１８１４─１８８６），美國政界風雲人物。一八七六年出任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獲選民的多數票。但選舉人票發生爭議，結果由獲選民少數票的海斯任總統。海斯（１８２２─１８９３），美國第十九任總統（共和黨）。

　　我是熱烈支持海斯的人，那是自然不過的，因為我當時還很年輕。後來我深信，對一個國家的政局的評價，反正沒有什麼意義。要是有一丁點兒作用的話，那也得從老年人中找，不是從年輕人中找。我跟選民們一樣，很興奮，很激動。我聽到哈特說，他準備留在我們這裡，要到選舉以後的第二天才回去。這時我心裡有點詫異。不過也不是十分詫異，因為他是個隨便慣了的人，很可能他把日子搞錯了。好在還有充足的時間可以補救，我建議他回到紐約去，別把他的選票耽誤了。可是他說，他沒有把選舉放在心上。還說他是故意走開的，目的就是為了能躲過投票，而同時仍可以有個正當的藉口對付人家的批評。

　　接著講了他為什麼不想去投票。他說，他通過有勢力的朋友的幫助，已經從蒂爾登先生那裡得到了一個諾言，任命他做領事，並且還從海斯先生那裡得到了同樣的諾言。因此，不論勝負如何，他反正會得到照顧的，他對選舉的興趣無非如此而已。他說，他不敢投隨便哪一候選人的票，因為別的候選人可能會調查出來，從而認為有理由取消過去的諾言。這對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多大的嘲諷！為什麼一個總統要關心一個即將任命的領事是怎樣投的票？領事人員並非政治性的官職啊。一個領事是否夠格，照理應該只看他對這個職務是否適合。在一個政治制度健全的國家，一個人的政黨色彩應該是與此全然無關的事。可是給全國所擊敗了的人竟然被安上了總統的寶座，而一個沒有祖國的人卻撈到了領事的職位。

　　哈特沒有感情，因為他並沒有感受的機能。悲劇家約翰．麥卡洛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一個慷慨大方的人，一個可愛的人，他為人的誠實是沒有人懷疑的。他對哈特的作品非常欽佩。早年在舊金山，他對哈特這個人也很喜歡。後來隨著歲月的推移，他喜愛的感情冷了一些。這該責怪哈特。然而，在哈特擔任領事的這段時間裡，麥卡洛對他的感情只是有些減退而已，決沒有完全消失。不過，不久發生了一些情況，以致連餘下來的一些感情也都喪失了。麥卡洛把全部經過都跟我講了。

　　一天，一個年輕人到他紐約的住處來，說他自己是布雷特．哈特的兒子，剛從英國來，身上帶有他父親的介紹信──他把信給了麥卡洛。麥卡洛高高興興地接待他，說：「我的孩子，我正盼著你來，我已經接到你父親的一封信，知道了你此行的目的。剛好我的地位能滿足你的願望。我已經替你安排好了一個職位，不妨從今天開始立即起薪。」

　　小哈特表示感謝，話說得很得體，「我知道你在等著我，因為我爸爸答應我事先寫信給你的。」

　　麥卡洛口袋裡裝著他父親的信，只是他沒有讀給小夥子聽。信的內容是這樣：

　　「我的孩子是舞臺迷。他要到你那兒來尋求幫助，因為他知道我和你是老朋友了。為了擺脫他的糾纏，我不能不送他渡海而來，身邊帶來請你關照他的一封信，請求你為了我的緣故幫助他實現他的雄心。我不能不寫這封信，我擺脫不了。不過，我這封信是要在事前警告你：不用對另一封信認真看待。我的兒子是舞臺迷，不過是無足輕重的人，也不會有什麼成就，因此不要為他費神，為他浪費時間與心思是不值得的。」

　　約翰．麥卡洛站到了那個孩子一邊，幫他在舞臺上力求上進。他是這個孩子最好的父親。

　　我在上面幾次說過哈特沒有良心。我還說他卑鄙下流。我也許還沒有說他奸詐。不過，要是我漏掉了這一點，我願意在這裡補上去。

　　我們全都不免有時做錯事，說錯話，我也不例外。我自己有過這個經驗。大約十二年前，有一個晚上，我逛進了演員俱樂部，看到有五、六個年輕人正擠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裡舒舒服服地一邊喝潘趣酒，一邊聊天。我也參加了進去。不久提到了布雷特．哈特的名字。這麼一提，就觸動了坐在我邊上的一個年輕人。其後的十分鐘，就只他一個人談話，談他的心裡話。沒有人打斷他，一個個都挺有興趣地聽著。這位年輕人的話洋溢著純正的熱情。題目是讚頌──讚頌哈特夫人和她的幾個女兒。他敘說了她們怎樣住在紐澤西一個小鎮上，她們為了維持生計，工作得怎樣艱苦、怎樣誠實、怎樣熱情、怎樣安分守已……。哈特夫人教音樂課，女兒們靠了練習繪畫、刺繡之類的手藝。我和別的人在旁認真聽著，我知道他講的是實情，並未誇張。

　　可是他一會兒把話岔開，讚頌起這個被拋棄的家庭名義上的家長布雷特．哈特來了。他說，這個家庭的幸福有一個缺點，就是布雷特．哈特不在。他說，她們對他的愛與崇拜，如果能看到、能聽到，那委實是個很美的故事。她們還為他被迫離家而可憐他。他還說，哈特自己因為被迫流亡而感到辛酸，這叫人想起來便覺得是一件很美的故事。還講到哈特的忠於家庭，每一次輪船開到美國，總不忘寄回一封信來，這也是很美的故事。還說他總是渴望假期回家來，可是薪水太低，花不起這筆錢。不過在信上，他總是許願自己能坐下一班輪船回來，或是再下一班輪船回來。看到所說的輪船先後到達，卻看不到他回家，全家那種感到失望的情景，真叫人難過。還說，他的自我犧牲精神是使人感奮的。還說為了每個月把這筆旅費從薪水裡節省下來，以供家裡花用，不像有些自私的人，把錢用來橫渡大西洋，這是表現了男子漢大丈夫的高尚的氣概。

　　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像打撲克牌的人所說「跟進」的。不過到了這一刻，我就發作了，要那個年輕人看牌──如同打撲克牌的人所說的那樣。我委實抑制不住自己了。我知道他聽到的情況並不確實，我覺得我有責任糾正他。

　　我說，「真該死！全非真情。布雷特．哈特拋掉了他的家庭。事實真相便是如此。也可能他給他們寫過信，不過我得看到信才相信。也可能他急切想回到他所拋棄了的家裡來，不過凡是知道他的人沒有人相信。不過有一點我看是不能懷疑的──那就是說，他從沒有寄回一塊錢，也從未打算寄回一塊錢。布雷特．哈特是今天這個星球上最卑鄙的、沒有靈魂的渺小的牛皮大王。」

　　我看到身邊這些人的一些表情，就朦朧地意識到出了什麼事了。問題出在我自己身上，而我還不知道。

　　不過我上面這句話才只說了一半，就有人抓住了我的手，在我耳朵裡輕聲輕氣而著重地說：「看在老天爺面上，閉嘴吧！這個年輕人叫斯蒂爾。他跟他家的一個姑娘訂了婚了。」

第六十一章

　　我確信，一個人的脾性是一項法則，一項鐵的法則，不論你喜歡不喜歡，你非得聽從不可。在我看來，脾性顯然是上帝的一項法則，勝過了人間的一切法則。我確信，人間的每一項法則，其所以存在，是因為有一項明明白白的目的，唯一的目的：要反對上帝的法則，要打敗它，要壓低它，要嘲弄它，要踩死它。蜘蛛小心眼兒地設伏，等候著飛蟲，以便把它殺害掉。我們倒並沒有故意挑剔，把這稱之為暗殺。我們承認，這個脾性，這個天性，並不是它自己創造的，因此依照自然法則的需要和命令幹的事，是無可責備的。我們甚至承認這樣一點：人工再巧，也永遠改變不了蜘蛛的脾性，停止殺害的行徑。我們也並不責怪老虎凶猛的脾性。那是上帝給它的，它非得遵從不可。我們也並不責怪黃蜂殘酷地用螫把蜘蛛刺得半僵，然後把它塞進洞裡，讓它受好多天的罪，在黃蜂的育兒室裡每天供作口糧，凌遲處死。我們承認黃蜂是按照了上帝給它的脾性，嚴格地無可責怪地遵從了上帝的法則。我們並不責怪狐狸以及其他以偷竊為生活的動物。我們承認它們是依照了上帝給它們所規定的脾性，遵從上帝的法則行事的。我們並沒有對山羊說「你不得姦淫」，因為我們知道這是它們天生的脾性，怎麼也改不了的──上帝對它們說的是：「你應姦淫。」

　　要是我們繼續研究動物界無數動物千差萬別的脾性，我們會發現每一類別的動物都是由一項顯著的特性決定的。我們還會發現，所有這些特性，所有這些特性的影子，在人類身上也是有的。在每一個人身上，一打或一打以上的這類特性也是有的，而在很多人身上，則是全部特性的痕跡與影子全都有。在我們所說的低級動物身上，它們的脾性只是由其中的一項、兩項或者三項特性形成的。不過，人是複雜的動物，得用所有這些特性才能拼湊成一個人。在兔子身上，我們往往發現順從、膽小，永遠不會發現勇敢、傲慢、尋釁。因此，一講到兔子，我們總是聯想到順從、膽小。要是它還有什麼別的特徵的話，──譬如說，生殖力特別旺盛──我們總是想不起來。一講到家蠅和跳蚤，我們總是聯想到英勇無畏的束了腰帶的騎士和老虎也趕不上它們。在厚顏無恥、橫行霸道方面，在整個動物界，包括人類在內，數它們第一。要是它們還有什麼別的特性的話，也給上面所說的那一些特性沖淡了，因而我們根本想也想不到。一提到孔雀，我們想到的是虛榮，不是別的；一講到山羊，想到的是淫蕩，不是別的；一講到有些種類的狗，我們想到的是忠誠，不是別的；一講到貓，我們想到的是它的獨來獨往──這是包括人在內的所有上帝創造的創造物中所沒有的，──而不是別的。除非我們愚蠢和無知──我們才會想到背信棄義，這種特性是很多種的狗所具有的，不過對貓來說則不普遍。我們可以在我們冒昧地稱為低等動物的身上發現一兩種明顯的特性。往往總是這些特性使得這類低等動物屬於不同的族。在每一族的動物身上都能找到這樣的一兩種特性，並且是那麼顯著，從而決定了動物界這一分支的永久不變的性格。在所有這些事例中，我們承認，由若干種脾性構成了一項上帝的法則，一項上帝的律令，凡是遵照這項法則所做的事都是無可指責的。

　　人是從動物變成的。他每一項特性都是從動物身上遺傳得來的。他從動物身上遺傳得了全部的特性集中於一體，每一種特性都是上帝的法則的一部分。他跟它們截然不同的是這樣：他沒有哪一項單項的特性是和他同類的成員完全同樣地突出的。你可以說，家蠅無比勇敢，你這麼說的時候，是說的所有家蠅；你可以說，兔子無比膽小，你這麼說的時候，是說的所有兔子；你可以說，蜘蛛無比殘酷，你這麼說的時候，是說的所有蜘蛛；你可以說，羔羊無比天真、溫柔、馴服，你這麼說的時候，是說的所有羔羊；你可以說，山羊無比淫蕩，你這麼說的時候，是說的所有山羊。沒有一樣動物，不能憑了一項單項的特性給以確切的描繪──可是你不能憑了一項單項的特性來描繪人。人並非像兔子那樣全都是膽小鬼；也不像家蠅那樣全都是勇士；也不像羔羊一樣全都是天真、溫柔、馴服的；也不像蜘蛛和黃蜂那樣全都是凶殘的；也不像狐狸那樣全部都是小偷；也不像孔雀那樣全都愛虛榮；也不像扁鮫魚那樣全都是那麼漂亮；也不像猴子那樣全都是喜歡跳來跳去；也不像山羊那樣全都是淫蕩的。

　　人類不能用一句話描述出來。每個人非得一個個加以描述才行。這個是勇敢的，那個是膽小的；一個是文雅、和善的，另一個是凶惡的；一個是傲慢、虛榮的，另一個是謹慎謙遜的。在動物界中，各種各樣的特性是分散的，在同一時間分別具有一兩種特性，而在人類，則每一個成員，無數特性強弱不同地集中成為種種的本能。在某些人身上，凶惡的特性小到幾乎覺察不到，而高尚的特性則特別突出。我們便以這類美好的特性來描述這個人，我們讚美他，我們由於他的德行而推崇他。說來仿佛可笑。他的特性不是他創造的，不是他帶來的，是他出生的時候遺傳得來的，是上帝賜給他的，是上帝把法則賦予了他，即使他想違背，他也違背不了。有時候，一個人生來是個殺人犯，或者生來是個惡棍──像史丹福．懷特──而對他，人們便大加譴責。可他只是遵從了自然的法則，他的脾性的法則。他根本不可能想要違背它，即使想違背，也違背不了。這真是一件稀奇而幽默的事。我們對爬行、飛行、水裡游、四腳走的動物幹的所有壞事都能加以原諒，理由也很充足，認為它們不過是遵照了作為上帝法則的自然法則，因此是無辜的。然後我們調轉身來看一看，明擺著的事實是，我們所有的壞品性都是從這些動物身上遺傳得來的，我們卻溫文爾雅地說什麼我們沒有因遺傳而有免受懲罰之權。並且說我們有責任無視、取消和破壞這些上帝的法則。我看，這樣的議論是站不住的。這不光是有點兒幽默，而且也太滑稽了。

　　從古老相傳的教育和遺傳得來的習慣出發，我把種種抱怨、種種責怪罩在布雷特．哈特的身上。我也深知我剛才說的那些話的分量。不過，當我冷靜下來時，我就不怪他了。他的天性的法則比人的法規要強，他得遵守它。我堅信，人類不應該成為苛刻議論的靶子，唯一正當的感情是對之表示憐憫。自然法則不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品性的軟弱與愚蠢絕不是它有計劃地創造出來的。

第六十二章

　　蘇茜在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哈特福德的家裡去世。臨終時在身邊的有吉恩、凱蒂．利里、約翰和埃倫（花匠和他的妻子）。克拉拉、她媽媽和我在環球旅行中於七月三十一日到了英國，在吉爾福德找了一所房子。一週以後，本該是蘇茜、凱蒂和吉恩從美國到這兒來的，可是我們這時候卻接到了一封信。

　　信上說蘇茜害了小病──沒有多大關係的病。可是我們不安起來，拍去了電報，問最近的消息。那是星期五。整整一天，沒有回信──而船要在第二天正午離開索斯安普頓了。克拉拉和她媽便開始整理行裝，以防萬一消息不好。後來拍來了一個電報，「等明晨電。」這樣的電報不能叫人放心──叫人很不放心。我又去了電報，要求回電到索斯安普頓，因為快天黑了。當晚，我守在郵局裡，直到半夜時分打烊，盼望能有好消息來，可是沒有消息。我們在家裡默默地坐守到清晨一點，等候著──也不知道等候著什麼。然後搭最早的早班車，趕到索斯安普頓時，已來了電報。說要長時間才能恢復，不過肯定會痊癒。我鬆了一口氣，可是我妻子不是這樣。她怕。她和克拉拉馬上登上輪船到美國去，以便照看蘇茜。我留下，以便在吉爾福德另找一個更大些的房子。

　　那是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五日。三天以後，我妻子和克拉拉在海上剛走了一半路，我站在餐室裡，心裡並沒有想什麼特別的事，卻送來了一封電報。電報上說：「蘇茜今日病逝。」

　　這委實是人性的一個祕密：一個人毫無心理準備，突然遭到這樣的雷電轟鳴，卻竟然還能活下來。這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智力給嚇懵了，只是在摸索著字句的含義。幸虧在當時並沒有能充分理解字面的意義，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覺到損失太大了──如此而已。要經過多少個月、多少年，才能完全清楚細節，從而領會到損失嚴重到了什麼一個程度。一個人的房子燒掉了。斷壁殘垣只是表明多年來生息其間、人來客往的親愛的家已成一堆廢墟。後來，一天天一週週過去了，起初他想起這個，爾後又想起那個，以後又是別的什麼。他到處尋找，卻發現東西正在那間房子裡，這往往是不可缺少的東西──只有這樣的一件。是找不到代替的；本來是在那間房子裡的，如今卻永遠丟失了。東西在的時候倒並沒有意識到那是不可缺少的，如今發現沒有了它便什麼都做不成，這才發現是不可缺少的。要等多少年以後，這種缺這少那的感覺才會消失，而在這以前是不可能真正知道災難有多大的。

　　八月十八日給我帶來了噩耗。母女倆正在大西洋中途，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正飛速前往迎接非同尋常的災難。只能靠親友之力，才能保護她們，使之減輕這聲晴天霹靂所帶來的痛苦。他們去到了碼頭上，半夜才接到了輪船。他們到清早才露面，也只見了克拉拉一個人。她回到頭等艙時一言不發，事實上也毋需說什麼了。她媽媽對她望了一下，說，「蘇茜死啦。」

　　當晚十點半鐘，克拉拉和她媽結束了環球旅行，到了埃爾邁拉。搭的火車，坐的馬車正是一年一個月又一個星期以前她們從這裡西行時所坐的車子。這一回，蘇茜還在這裡，──不過不是像十三個月以前揮手告別時那樣，在晨光熹微中招手歡迎，而是在她出生的家裡，帶著她那蒼白而美麗的容顏躺在棺材裡。

　　蘇茜一生的最後十三天是在哈特福德我們自己的家裡度過的。那是她幼年的家，是她最心愛的所在。在她身邊，有一些忠實可靠的朋友──她的牧師特威切爾，從她還在搖籃裡的時候便認識她了。這次特地從遠道來陪她；還有她的叔叔和姑姑西奧多．克蘭夫婦；還有車夫帕特里克；還有從蘇茜八歲時起便給我們幫工的凱蒂；跟我們已多年的約翰和埃倫。還有吉恩在那兒。

　　我妻子和克拉拉啟程回美國的時候，蘇茜尚未病危。三個鐘點以後，突然惡化。腦膜炎發作了，馬上顯出了致命的症狀。那是，八月十五日，星期六。

　　「這晚上，她吃了最後一頓晚餐。」（據吉恩給我的信上說。）第二天，腦袋發高燒。她忍著疼痛與昏迷，在地板上走了幾步，覺得實在虛弱，回到了床上。在這以前，她看到小房間裡有一件她曾見她媽穿過的長外衣。她以為那是她媽，已經死了的媽。她吻著這件衣服，哭了起來。到中午前後，她眼睛瞎了（疾病所引起的），她哭著告訴她的叔叔。

　　我把吉恩信上這句話抄在下面，評論是多餘的：

　　「大約下午一點鐘，蘇茜說了最後一句話。」

　　她講最後一句話時，說的只是一個字，表達了她的熱切希望。她用手摸索著，摸到了凱蒂，撫摩著她的臉，叫了聲「媽媽」。

　　在她遭到滅頂之災的絕望時刻，在死亡的黑影逼近的時刻，還能賜給她美麗的幻覺──這最後的幻影，從她心底深處蒙著雲霧的鏡子裡照出的是她媽媽的幻影。她一生中最後一次激發出的情緒，是由於這想像中幻影的出現而激起了喜悅和安寧。這一切該是上蒼多大的恩惠啊！

　　兩點鐘左右，她神態安詳，仿佛睡著了，從此再也沒有動一下。她喪失了知覺，後來兩天又五個鐘點裡一直是這樣，一直到星期二晚上七點零七分，她才最後解脫了。她的年齡是二十四歲又五個月。

　　在二十三日，她媽媽和她的姊妹們親自看著給她入殮──她一直是我們的寶貝。我們心愛的人。

第六十三章

　　明天是六月五日（寫於一九○六年──原編者注），是我慘遭不幸的一天──我妻子死的一天。這事發生在兩年以前，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我們把她帶到那裡去，本來希望她的病體能夠恢復健康。

　　口授這本自傳本來是在一九○四年初於佛羅倫斯開始的。後來由於愁腸百結，很快便停了下來。在一九○六年一月以前，我從沒有想過恢復口授。因為這個哀痛的事件，以及這段孤獨的時間中不幸的遭遇，和在這以前二十二個月中折磨人的痛苦，這種種細節，我真不知道如何訴說。我現在希望能勾畫出一個輪廓，把這段缺漏之處彌補一下。目前我只能做到這樣。

　　克列門斯夫人從來不是很結實的。以她那個身體，環球旅行十三個月能否頂得住，本來是難說的，可是結果卻很太平。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五日，我們在埃爾邁拉搭火車西行時，一路上正當夏日炎炎，後來還加上熾熱的森林地帶夏季的高溫，如此者一共二十三天──我每晚都發表演講。雖然這麼艱苦，可是克列門斯夫人到達溫哥華時，能和啟程時一樣健康。從這一天開始，她身體好了些，雖說夏季連續了五個月，中間沒有歇過一口氣。在夏威夷群島上時是夏天。十月裡我們到達澳大利亞的雪梨，在赤道以南三十四度，那正是澳大利亞夏季時光。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塔斯馬尼亞停留期間，全都是夏天。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從墨爾本開船時，也還是夏天。至於在錫蘭，那當然是盛夏季節，從來如此。我們在一月份到達孟買時，孟買的英籍居民自稱是在冬季，可是對我們來說，自從七月中旬在埃爾邁拉啟程以來，我們沒有見到氣候有什麼變化。對我們來說，全印度都還是夏天，一直到三月十七日為止。當時傑普爾的一個英國醫生勸我們快快飛往加爾各答，立即離開印度，因為熱天隨時會來臨，對我們會造成危害。因此，我們就在他們所說的「冷天」裡，流著汗，從拉瓦爾品第趕往加爾各答，搭船前往南非──而克列門斯夫人的健康仍然持續地有所改善。在我南非演講旅行的全過程中，她和克拉拉一直陪著我，除了去比勒陀利亞那一回，她身體一天也沒有病過。

　　最後我們的演講旅行在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四日結束，第二天搭船前往英國，三十一日在索斯安普頓登岸。兩週以後，因為得悉蘇茜害病，克列門斯夫人和克拉拉搭船回國去護理，結果發現她在外祖母家，已經躺在棺材裡。

　　家裡剩下來的人不久到英國來和我會齊。我們先後住在倫敦、瑞士、維也納、瑞典，又回到了倫敦，一直到一九○○年十月。我們在那時候搭輪回國，克列門斯夫人的健康和體力是她十六歲遭到上面提到過的不幸以來最好的時刻了。

　　我們在第五街附近的西第十街十四號住了下來，住了一年。在這裡，克列門斯夫人的身體因為過分操勞而負擔過重。屋子大，操持家務很累人──在紐約總是這樣──但是她又不肯請幫工。從結婚那一天起，她一直不聽我的勸說，非得聽從她的意思辦不可。社交應酬也不利於她的健康。在紐約繁忙的冬季社交季節，我來往的書信多到了我和我的祕書對付不了的程度，克列門斯夫人就分擔了我們一部分的任務。有一天我親手寫了三十二封短信，後來發現克列門斯夫人也寫了這麼多，這真叫人不安啊。她本來的負擔已經是太重了，又加上這樣的勞累。

　　她在歐洲過了九年半安靜的生活以後，如今卻過上了這樣的日子，以至到六月份時，就看出影響來了。在阿迪隆達克斯休息了三個月，對她是有好處的。後來我們在哈德遜河谷街住了下來。這是間大屋子，家務又很繁重。一九○二年初，也一度有神經衰弱的危險，不過仿佛很快危險就過去了。

　　到了六月底，我們在約克港近郊找到一個有家具的屋子，以便過夏。羅傑斯先生送來了他的「卡那華號」，是美國水面上最快的蒸汽發動機快艇，把它停泊在我們的河邊。克列門斯夫人、吉恩和我走上了汽艇。在那時候，我才發現克列門斯夫人身邊並沒有帶傭人。這是因為她生怕給羅傑斯先生添加麻煩。這可太糟了。人家原本歡迎她可以全權支配那條快艇的。可是吉恩的身體不好，很需要有人照料。這個任務就落到了克列門斯夫人的肩膀上。我呢，笨手笨腳的，不大懂，幫不了什麼忙。總之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她已經安排好把全部傢什和行李由火車運到約克港。

　　當時是個美好天氣，我們仿佛一隻鳥兒掠過閃著一片片金光的海面，追逐著眼前一艘艘船隻，並把它們一個個拋到後邊。不過這樣的樂趣克列門斯夫人可沒有份。她得待在下邊，照料著吉恩。到夜晚，我們就避到新倫敦港，好躲過壞天氣。因為要護理吉恩，克列門斯夫人休息、睡眠都不足。第二天早上，我們開往費爾黑文。這本是克列門斯夫人的好機會，能在汽艇上躺兩三個鐘頭，而我們其餘的人上岸到羅傑斯的鄉間住處去看望他一家。可是她偏要上岸。她總是這樣、那樣地把自己搞得很累。她還在前往約克港的途中護理吉恩，搞得累上加累。

　　她又有個機會好休息一下，可是她不肯休息。她不能休息。她從不想休息。她以血肉之軀卻具有蒸汽引擎的精神。她總是以無窮的精力折磨著自己的身體，勞累到了超過自己的體力。她的心臟很快給她敲起了警鐘。十二年前，哈特福德兩位有名望的醫生曾經安排她到埃克斯累班去洗溫泉浴。還對她說：如果謹慎小心些，還可活兩年。埃克斯累班的兩位醫生說只要謹慎小心些，她還可活得更長一些。羅馬、佛羅倫斯和柏林的名醫還是提了兩年這個期限──而在瑙海姆（德國），據溫泉官方的醫生名冊上，名次最低的醫生給克列門斯夫人檢查以後對我說，她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病痛，也許還可以活很多年哩。我很生氣。這樣無知的學徒竟然拿人命當兒戲，叫我很憤慨。我付了錢，當場便謝絕了他，也沒有給他一封推薦證明書。可是在一打醫生中，他是所作的預言還有點兒價值的唯一的一個。當我們在約克港住下來的時候，克列門斯夫人已經比其他所有的預言多活了十一年啦。

　　不過，正如我上面說的，在七月初，在約克港，她開始為她的心臟擔心了。很快便越來越擔心了。不到兩週，她便害怕把汽艇開出去。任何比較快速的動作她都害怕。她怕走下坡路，即使坡度小到在夏季暮色中幾乎覺察不到的程度。她請車夫在下小山坡時勒著馬一步步地走。還不止是這樣，她還要滿懷恐懼地看著他才放心。要是馬有片刻步子不穩，她也要一邊抓住我，一邊抓住車身，驚慌得非同小可。整個七月份，就是這個樣子。

　　如今又發生了一件奇異的事。豪厄爾斯住在基特里角，距我們坐電車只要三刻鐘。有一天，在七月或者在八月初，他第二次來看望我們。那是個下午，是克列門斯夫人休息的時候。她在樓上她的臥室裡。豪厄爾斯和我坐在俯瞰小河的遊廊上聊天。他聊到他有一個朋友一生中有一個悲慘插曲的前後經過，其中最最感動人的一兩點竟然很快便在克列門斯夫人身上重現。

　　那天下午，他坐在那兒講說那個奇異的故事的時候，我們倆誰也沒有想到那竟是個預言，可實際上卻確實是如此。我立即以一個故事的形式寫了出來──用假名寄給了《哈潑斯月刊》。

第六十四章

　　約克港是一連串分得很散的獨立小村落，叫做約克、約克港、約克村、約克中心、西約克、東約克、南約克──我記得是這些名字，不過不能肯定，反正這並不重要。合起來就成了這個簡單明了的名字：約克。八月六日左右，在這堆蜂窩裡開始了慶祝活動──慶祝在美洲大陸上實行城市自治兩百五十週年。在兩三天裡，白天舉行邊遠殖民區古老的遊行、群眾大會、演講會等等，夜晚放焰火。

　　克列門斯夫人總是年輕人的性格，對這些事興趣很強烈。她對我的演講比我對自己還要興趣大。三天中，她白天跟在馬後面，晚上坐船，對正在舉行的一切，看不厭，聽不煩，盡情地加以享受。這樣太勞神，超過了她的體力，病症就開始顯露出來了。我費盡口舌，終於勸阻了她沒有去參加最後一晚的節目表演，而是在兩三英哩外的遊廊上觀看了焰火。可是我的勸阻已經為時太遲了。她體力消耗過度，已經遠遠超過了限度了。

　　第二天下午是她一生中最後一次親自參加人世間的活動了，是她最後一次接見和款待來訪的客人了。這次來訪，本來以為是普普通通的，很快會忘掉的，可是由於我天賦那種才能，能幹出種種天真而叫人不愉快的蠢事來，以致這次來訪便成了另外一回事了。來客是位夫人。她寄來過一封介紹信，現在是應我們的邀請，下午來作客，並且在我們家吃晚飯的。她是個美人兒。她說她三十歲，已經結婚十五年。以她的神態以及她的英語，肯定會讓別人以為她的祖輩是個外國人。要是還需要什麼證明的話，她那個人們念不出來的外國姓名，任何一個沒有經驗的基督徒拼不出來的姓名，便是最好的證明。可是她根本不是外國人。她生在美國，父母也是美國人。她的舌頭從沒有唸過英語以外的語言，直到十五歲時在巴黎嫁給了一個名字唸不起來的外國人。她的英語古怪而好聽，優美而易懂，但卻不是英語。

　　她寄來的介紹信是屬於王室獨有的那種大型信封套起來的文書。是羅馬尼亞王后寄來的。信上說，持信人以及她的丈夫──羅馬尼亞的一個貴族，在羅馬尼亞宮廷已有十五年。她丈夫在政府裡擔任的是一個重要職務。來信熱情地講到了他的妻子，還說她是極有素養的音樂家，能勝任音樂教師。說她是重回故國，希望能以教學維持生計。王后陛下希望我能給她這位流亡中的朋友找到音樂課教一教。

　　卡曼．西爾伐的信是用英語寫的，那是她所精通的語言。信上說明了，十五年來安居宮廷。久獲寵信的人，為什麼突然成了流亡者，成了地球上的流浪者，舉目無親，不能不靠一技之長，流下汗水，才能生活。不過，正當我們想了解是什麼事引起了這樣的災難──如果是災難的話──正當我妻子和我急切要找到這個祕密的核心時，王后用法語表述了這個核心。那是個短語──兩三個字──不過合起來便成了我們過去沒有見過的，並且是猜不透其含意的字。王后的話，其實質是──確切的詞我記不起了──她的丈夫不得不辭去職務，退出宮廷，這是因為……然後便是那惡魔般的法國話。我當時氣得但願我過去從沒有學過法語──很顯然，那是一種緊要關頭要誤事的語言。

　　下午三、四點鐘，克列門斯夫人。美麗的美籍外國人和我在遊廊裡坐著閒聊。我手裡拿著《北美評論》，是嶄新的，非常逗人喜歡，一頁頁書裡還散發著印刷廠油墨的香味，使得我熱切地想打開來看看內容。這位深受宮廷熏陶的人觀察力敏銳。她習慣於從人家的體態、煩躁的神情等等外表，看出人家隱藏著的感情與願望。她看出了我的心境，她叫人喜歡地懇求我打開雜誌讀一下。我很感謝她。我打開雜誌，第一眼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奧地利王子寫的《歐洲大陸各國王宮和軍方的決鬥》。我很感興趣，便起勁地讀了起來。這位王子是反對決鬥的風氣的。他講到了奧地利──我記得是特別講奧地利──的將軍和貴族怎樣在採取措施，來消滅這個風氣。他在堅決譴責這個風氣時又提到，在歐洲大陸，沒有一個重要的官員會出於不論何種原因，謝絕一次挑戰，從而使得他自己以及全家蒙受恥辱，並且從此為社交場中，甚至為他的親友所不齒的。

　　這時我恰好抬起頭來──只見這可憐的婦女，臉上像大理石一般的雪白。那句法語翻譯了出來啦！我不讀了，我們急忙換了話題。

　　正如我上面說過的，這是克列門斯夫人一生中最後一次社交生活──這一生，自從她做小姑娘起，她一直是活躍的，一直是全身心地領略其中的歡樂的。這是最後一次了──以此結束了這最後的篇章。並從此開始了她在世上的下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篇章。我想，這一次縱然是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但由於別具特色，我將永遠記住它。何況這一次根本不是普普通通的，根本不是平平淡淡的。這一次的經過在我的記憶裡很鮮明，並將永遠鮮明。

　　第二天早上七點鐘（八月十一日）（一九○二年──原編者注）一聲尖叫把我驚醒。我發現克列門斯夫人正站在臥室的另一邊，靠在牆上，支撐著身子，一邊喘著氣說：「我要死了。」

　　我把她扶回到床上，請來了一位紐約醫生倫納德博士。他說，這是神經衰弱，除了絕對休息、安靜、細心護理，沒有其他辦法。這是開始。在以後的二十二個月中，從廣義上說只有醫生和護士跟她作伴了。

　　其後的六十天是我們焦急的時刻。進入了十月，成問題的是我們還能不能把她送回河谷那邊。我們不敢動用羅傑斯的汽艇。海上顛簸是她所受不了的。後來我們決心試試一項可憐的辦法，就是搭坐送病人的專車。我說這是可憐的辦法，是因為車子雖然寬敞，所有的親友以及必需的護士、醫生都容得下，可就是有一個極大的缺點──病人的床是固定的，不能移動，隨著火車的跳動而顛簸。要是利用具有彈性的繩索，照吊床的辦法，從頂上掛下來，病人便絲毫不會顛簸或者顫動。我們掛上了一列專車到波士頓，並繞過了波士頓。然後掛上了一班普通快車，把我們按時送到了紐約總站。一個火車頭等在那裡，十五分鐘內就把我們送到了家──送到了河谷那邊。

　　身體魁梧的英國廚師把克列門斯夫人送上了樓，放在床上，交給經過訓練的護士來護理。當他把臥室的房門關起來時，他也把真實情況永遠關在了臥室的門外。醫生莫法特博士每天來一兩次，每次待幾分鐘。要是需要什麼醫療方面的謊話，他一定忠實地提供。當那位經過訓練的護士值班的時候，她也提供必要的謊話。克拉拉每天值班三、四個鐘頭，幹的真是苦差使。她每天要把十來個危險的真實情況鎖在心頭，並用神聖的謊話搶救她媽媽的生命，給她以希望和幸福。在這以前，她平生從沒有對媽媽說過一句謊話。我也可以說，從這以後，她幾乎從沒有對她媽媽說過一句真話。在她媽媽的心裡，克拉拉的誠實是她牢不可破的信念，這對我們大家是幸運的事。可以成天地免得我們遇到大災大難。媽媽從沒有懷疑過克拉拉的話。克拉拉可以把很多難以相信的事跟她講而不致引起什麼懷疑，而我要是想推銷哪怕是其中一樁很小的事，就會出問題。我從沒有像克拉拉那樣的信譽。對我來說，這本來可以大有用處的，不過現在才開始想方設法取得這種信譽，那也為時太遲了。因此，在臥室裡我什麼消息也不講。不過幸虧我每天只能進臥室一次，每次只有兩分鐘。護士站在門口，手裡拿著錶，到時候便把我趕出來。

　　我的臥室在克列門斯夫人的臥室邊上，中間隔了一大間浴室。我不能跟她講話，不過我可以寫信跟她連繫。每晚上，我把一封信從浴室門下塞進去，她的床就靠門邊──信上沒有牽涉到當前情況的消息，不會有什麼害處。她用鉛筆回信，每天一至兩次──開頭，寫得較長，不過，日月推移，她體質更弱了，她在小紙片上寫著抖抖的字來每天表達她的愛，這樣一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

第六十五章

　　我提到過克拉拉地位的難處，事實也正是這樣。在那些日子裡，我曾在幾次給朋友的信裡說明了克拉拉的為難之處。有一封信是一九○二年底寫給蘇茜．克蘭的，那是在我們回到約克港兩個半月以後。

　　聖誕節前幾天，吉恩跟年輕的道奇夫婦一起在雪地裡長時間地坐雪橇和滑雪。回來後身上披著皮大衣，坐下時還是全身汗淋淋的，這樣就突然受了寒。馬上請來了醫生，到聖誕節前晚便病得很厲害。是雙肺炎。從這時開始，一直到寫這封信時，情況一直是怕人的。可是在整個兒這段時間，她媽媽從沒有想到出了事。她每天向克拉拉問起吉恩的健康、精神、穿著、做些什麼事，怎樣消遣，玩得高興不高興。而克拉拉便一項一項地細細講給她聽──當然每個字都是假的。她每天得講吉恩穿些什麼。有時候她老講吉恩原來一些衣服講厭了，就在老一套編造之外，搞些新發明，換換口味，憑她的想像給吉恩的衣裳添加些什麼。要不是她媽媽提醒她說，這樣添置想像中那些衣服什麼的，超過了家裡的收入，克拉拉也許會把吉恩的衣服編造得超過兩倍以至三倍。

　　當然吉恩需得有個專門的護士，為此請了一個叫做托賓的婦女來護理她。吉恩的臥室是在房子的另一頭，跟他媽的房間離得遠一些。因此，醫生和護士可以來來去去而她媽媽覺察不到。到一月中旬或者一月底，吉恩能走動了，醫生主張給她換個環境。他說，應該把她送到南方，送到老角療養院去。結果就照這樣辦了。凱蒂和托賓小姐伴著她。她在老角療養院住了幾個星期。醫生規定她待六個星期，不過吉恩也好，凱蒂也好，誰都受不了那個經過訓練的護士，沒有到期便回到了河谷鎮。

　　吉恩不在家的整個兒這段時間裡，克列門斯夫人還以為她在家裡，心裡樂滋滋的；還以為她身體好好的；還以為她跟這一帶年輕姑娘們一樣，玩得快快活活的。克拉拉讓她媽每天都知道吉恩的動向。某一天，她會報告說，吉恩正忙於搞木刻；第二天她會報告說，吉恩正刻苦學習外語；過一天，她會報告說，吉恩正忙著給我的作品打字。隔一段時間，跟先前所說對吉恩的服飾感到厭倦一樣，克拉拉就對這些陳舊的舞臺道具也感到厭倦了。

　　這裡我引一封給蘇茜．克蘭的信。

　　…………

　　克拉拉的一天

　　親愛的蘇茜，兩個鐘點前，克拉拉把她一天的情況講給我聽。當然我對這些還是搞不清楚，細節太多了。不過，以你在約克港的經驗，領略過病房說謊的甘苦，你多少可以了解到那可憐的孩子每天過的是什麼生活，每天得在陷阱叢中小心走路，每小時有兩三回差點兒掉進去惹下大禍。

　　〔今天，吉恩的另一個肺發炎。今晚之前可能惡化……。早晨要去請詹韋醫生。我們的醫生需得整晚照料她才行。〕

　　當然，為了吉恩的緣故，克拉拉今天沒有上紐約去上星期一的課──不過是頗為機靈地把這件事給忘了。在火車開車前，她走進她媽媽的房間（其實她並沒有事，並不是非得進去不可），身上披著睡衣。

　　莉薇：怎麼啦，克拉拉，你不去上課啦？

　　克拉拉：（幾乎露出了破綻）要去的。

　　莉薇：穿這樣的衣服？

　　克拉拉：哦，不。

　　莉薇：嗯，火車搭不上了，來不及了。

　　克拉拉：這我知道，我準備搭下一班。

　　莉薇：是啊，這一班不行了──上課太遲了。

　　克拉拉：不，上課時間推遲一個鐘點了。（原話如此）

　　莉薇：（消除了疑惑。又突然說）可是克拉拉，要是車子、上課都推遲了，你去哈普古德太太家吃中飯便來不及了。

　　克拉拉：不，火車比平常早開十五分鐘。（原話如此）

　　莉薇：（消除了疑慮）跟哈普古德太太說，如此等等（克拉拉也應承了）。親愛的克拉拉，中飯以後──我真不願意叫你麻煩──不過你能不能給我買兩三樣東西？──為了這點子事讓萊昂小姐（馬克．吐溫的祕書──原編者注）跑那麼遠到紐約去，真過意不去。

　　克拉拉：哦，那沒有什麼──我行。（拿了她要買的單子──這單子，她馬上要交給萊昂小姐，要她到紐約去買來。）

　　莉薇：（若有所思地）叫什麼名字來著？托賓……托比……不，是托賓──托賓小姐。

　　克拉拉：（嚇得冷入骨髓，不過沒有表現出什麼來──托賓小姐是吉恩的護士）什麼托賓──托賓小姐？是哪一個啊？

　　莉薇：一位護士──訓練有素的護士。他們說她很好，不多話。你見到過她麼？

　　克拉拉：（極端緊張──在這緊急而變幻莫測的時刻，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見過她？一個叫托賓小姐的？沒有啊。她是誰啊？

　　莉薇：（克拉拉可喘了一口氣）哦，我不知道，醫生講到了她──誇獎她。我看，也許是暗示我們需要增加一個。不過我沒有搭腔，他就不提了。有謝里小姐就夠了，不需要增加了。要是他跟你提起，別支持他。親愛的，該是穿著起來的時候了──記住，把我跟你講的告訴哈普古德太太。

　　〔克拉拉走出去了──還是很機警──見謝里小姐在廳堂裡等著。她們把編造的謊話又重演了一遍，以便相互保護。克拉拉去到吉恩的房間裡，走動了一會兒，照例看望她幾分鐘，可是不許她說話。到下午三、四點鐘，萊昂小姐從紐約帶回了東西，她拿了，想了想她該說什麼，然後走進她媽媽的臥室。〕

　　莉薇：親愛的，你太好了。當然，要是我早知道會下雨雪。路這麼泥濘，我就不會叫你去買了。身上濕了吧？

　　克拉拉：啊，不礙事。

　　莉薇：來回都坐的車吧？

　　克拉拉：從車站去上課，沒有坐──下課以前，天氣很好。

　　莉薇：好，那就跟我講講哈普古德太太說過的每一句話。

　　〔克拉拉講了一長篇謊話──避免講新鮮的叫人詫異的事，以及任何可能引起疑問使人難以回答的。自然詳細講了講菜單，因為這事關五千人的飲食。莉薇堅持要問吃的是什麼樣的麵包，上的是什麼魚。後來講到了別的事……〕

　　莉薇：蛤！──在十二月底。你肯定真是蛤麼？

　　克拉拉：我沒有說「蛤」──我說的是藍角產的蛤（藍角產的蛤，指長島的藍角所產的蛤，可生吃，味鮮美。）。

　　莉薇：（平靜了下來）有點兒怪。吉恩在幹些什麼？

　　克拉拉：她說要打點兒字。〔當然是謊話。吉恩差點兒把命都送掉了。〕

　　莉薇：她今天出去過了沒有？

　　克拉拉：只有一會兒，剛吃過中飯以後。她還要再出去，不過……

　　莉薇：你怎麼知道她出去過？

　　克拉拉：（及時說圓了）凱蒂告訴我的。她還要冒著雨雪再出去，給我勸住了。

　　莉薇：（很為讚賞）──克拉拉，你真了不起！你對吉恩照看的得法，對她的影響好。你就是可愛，可我如今拴在這裡，不能親自照看她。〔她就這樣不停地誇獎不該受誇獎的克拉拉，誇得克拉拉害羞不迭。〕約翰．豪厄爾斯昨天怎麼樣？

　　克拉拉：哦，他很好。當然，這麼大一間餐廳，一桌只有兩個人顯得太孤單了些。

　　莉薇：怎麼只有兩個？

　　克拉拉：〔有點兒傻〕嗯……嗯……爸爸不算。

　　莉薇：但是，吉恩不算麼？

　　克拉拉：（幾乎露出破綻）啊，是的，她當然算的……數目就……不過她沒有說什麼……一句話也沒有說。

　　莉薇：她跟你散步了麼？

　　克拉拉：散了一會兒。接著碰到了道奇夫婦，她就跟他們玩雪橇去了。

　　莉薇：（奇怪地）禮拜天？

　　克拉拉：（為難了一會兒）嗯。他們不是每個禮拜天都去。他們上個禮拜天就沒有去。

　　〔莉薇顯然滿意了。吉恩在幾個星期前說過，克拉拉是唯一能把難以相信的謊話講給她媽媽而她媽媽會信以為真的人。這是因為她過去從沒有對她說過謊話。〕

　　莉薇：馬克．杭柏格什麼時候來的？

　　克拉拉：約翰正要走的時候。

　　莉薇：我老等著聽鋼琴聲。沒有音樂他不覺得沉悶麼？你為什麼不叫他彈彈鋼琴？

　　克拉拉：我是提過的，不過他有點頭痛〔說謊了〕。

　　〔鋼琴離吉恩那裡太近了──會妨礙她。〕

　　蘇姑媽，這是一個很粗略的輪廓，所有微妙的地方都略去了──我是指克拉拉經常碰到的那些事，即逼近了陷阱，差一點就要掉進去，幸而靠種種託辭和說謊才算倖免了。整個兒這件事如果不是那麼悲慘得叫人心碎的話，倒是很滑稽的。

　　我非常想請你來，可就是醫生不會讓你見莉薇的。要是他讓……可是他不會讓的。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六時（快拂曉了），我到了吉恩的房間去，看見一切都太平──吉恩正睡著。托賓小姐低聲地說：「她昨晚上睡得太美了。」醫生（還有克拉拉）晚上去看過幾回，看到一切太平，便回去睡了。

　　　　　Ｓ．Ｌ．Ｃ．

　　　　　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

　　　　　九時倚床書於河谷鎮

第六十六章

　　只要想一想，克拉拉這樣機靈地幹了兩個半月，並且還得繼續幹一年半，天天如此，就可以多少知道一些她幹的差事多麼困難，多麼棘手。我再提供一個例子。

　　給約瑟夫．赫．特威切爾牧師的信

　　…………

　　親愛的喬──

　　現在是上午十點鐘。郵差剛送來你昨天發的祝賀的信。昨天下午三、四點鐘，發生了一件值得紀念的插曲：我在莉薇面前兩分多鐘（訓練有素的護士手裡拿著錶），這是三個半月中第一回。

　　莉薇正容光煥發！（我沒有說「這七天來，吉恩害肺炎，臥床不起」，從而叫她掃興。）

　　〔喬，一週中其餘的生活情況，可在聖誕節的故事《是天堂？還是地獄？》（載於《哈珀斯》）中看到。那主要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是八、九月裡在約克港寫的。〕

　　在這個故事中，母女都病重，由兩個上了年紀的姑母來負責說謊的事──當然有醫生協助，不過我為了寫得短一些，把他那一部分給略去了。在這裡河谷鎮家中，說謊的是醫生、克拉拉和謝里小姐（給莉薇專請的訓練有素的護士）。他們是常備兵。我今天要再次見一下莉薇，為時兩三分鐘。她可能會說：「吃早飯的時候，你跟誰在講話？──我聽到是個男人的聲音。」（這就把我搞慌亂了。）（那個男人是醫生，他晚上是來看吉恩的。要到中午才輪到去看莉薇──他的住處有兩三英哩路遠。）她在吃早飯時派謝里小姐下樓來問了這件事。我們三人便在商量後回話說是一個陌生人。按照莉薇的性格，她會問我是怎樣的一個陌生人。因此，我得準備一個足以應付得過去的人。

　　昨天上午，醫生在九點鐘離開這裡，到揚克斯去巡迴醫療。後來回轉來，照例到中午去看望莉薇。不過，今天上午，他在離此半英哩的地方有一兩個病人。為了免得多跑，他想不妨吃過早飯徑直去看一看莉薇。因此，他就叫人上去先說一說，說他剛走過這裡，能不能現在就上來看莉薇？她說當然可以，他就上去了。他本來應該以沉默為是，可是，不知道哪個魔鬼叫他發了話──

　　「克列門斯先生說，你比他上一次在約克見到你的時候身體好得多了。」

　　她馬上抓住了他的話頭：

　　「怎麼啦──你看到他啦？你昨天下午以後怎麼又見到他啦？」

　　幸虧醫生沒有按著她說的思路接下去，而是鎮靜地說：

　　「我剛走進來時，在大廳上看到他。」

　　這樣，他就得把謝里小姐叫到外邊，跟她講好，要她對我說，他是怎樣知道我對病人的氣色是怎麼個看法。為了保險起見，他設法找到了我，親自對我講了；然後又找克拉拉，囑咐了她。因為，雖然她值班不是在上午，可是每天早上，謝里小姐下去和廚師商量莉薇當天的飲食時，她總是給謝里小姐替一小會兒班。

　　我每天下午去看望莉薇一刻兒工夫，除非她前晚上睡不好。我一直害怕這件事，因為即便我操練過，我自己明白，一旦有什麼緊急情況，我只不過是個笨拙的說謊人，而在病房裡，唯一值得珍貴的是在緊急時刻能夠說謊說得漂亮。

　　啊，喬，你看，信譽是多麼要緊。克拉拉平生只對莉薇講真話，現在可得到了酬報：克拉拉每天對莉薇說三個半小時的謊話，而莉薇一句句都信以為真！可要是我的話，即使對她講的是真話，如果沒有確證，還是值不了多少錢。

　　即使沒有當前的新任務──吉恩的事──克拉拉本來就已經用腦過度了。我們當然不希望吉恩知道她自己病情的危險，也不讓她知道醫生每晚離她只有三十英呎遠。昨天清晨太陽升起時，克拉拉給看護捎去了醫生的囑咐。克拉拉當時實在太疲倦了，腦筋不是最靈，說的時候給吉恩聽到了。吉恩馬上提高嗓子說：

　　「醫生在這裡幹什麼？──是媽媽病情惡化了麼？」

　　「不。他昨天後半夜打電話來囑咐的，說要今天早上六、七點鐘就照這麼辦。」

　　今天早上，克拉拉又一次疏忽了。她當時正在大廳裡，那是跟吉恩的臥室相通的。她為了一件事對凱蒂大聲說了話：「把這個拿到醫生房間裡去！」

　　她趕緊到吉恩臥室去，想對吉恩撒一個謊，把事情搪塞過去，幸而發現吉恩睡著的，並沒有聽到，因而感到很高興。

　　我但願克拉拉不是這樣緊張──能拿起筆來，把在她媽媽房間裡某一個下午發生的情況，一件件詳細地寫下來。以前天（星期一）為例。我們為吉恩嚇得要死，兩個肺都感染了，溫度１０４度（華氏溫標──注），脈搏快，臉燒得通紅，全家人臉繃得緊緊的，急得團團轉──克拉拉內心很痛苦地坐在那裡，表面上還帶著笑臉，告訴她那高高興興的媽媽，說吉恩怎樣玩得很快活，在這個極好的冬季怎樣和道奇夫婦玩雪橇，在雪地裡玩耍！……

　　喬，莉薇要算是你見到過的人中最幸福的人了。整整一週，她精神都很好。可這是怎樣的一週啊！這是充滿了喜劇、悲愴和悲劇的一週啊！

　　吉恩昨晚上睡得很好。她是在目前情況下盡可能地逐步好轉起來。

　　喬，別讓那些人來邀請我──我走不開。我已經把約會全部取消了，並且一年之內不會再接受別的約會。

　　關於那次宴會（我六十七歲生日的慶祝會──馬克．吐溫），會有一個詳細的報告──由哈維上校發表，作為紀念──當然他會送給所有的客人的。他要是忘掉了你──他不會忘的──那就告訴我一聲。

　　馬上要輪到我去看望她一會兒了。我剛上去，在莉薇的門口傾聽著。多少月來我第一次聽到她發出昔日少女時代的笑聲。可我只要一張嘴，便能叫她的血凍結起來啊！再者（１９０２年寫）：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時。多大的失望啊！我坐在莉薇臥室的門外，等著。克拉拉在一分鐘前出來，說莉薇身體不怎麼好，護士今天不讓我去看她了。克拉拉還低聲地說了別的一些事。她裝做是已經讓吉恩下午到紐約一家白天演戲的劇院去，好給吉恩找到一個新的消遣。莉薇很高興，可是馬上要知道戲名。這可叫克拉拉作難了。她怕講戲名──事實上她一時也想不起來。可遲疑是不行的。她便說吉恩沒有說戲名，不過很想再看一看法伊．戴維斯就是了。

　　這樣解釋圓了，事情就結束了。接著……

　　「你爸爸願意明晚上跟你和吉恩一起去嗎？」（是到卡內基劇院去。）

　　「哦，是的。你病了以後，他可改好啦。凡是他認為你要他幹的，他從不抱怨。就是最不稱心的事，他也幹得很乾脆。如今你也會認不出他來了。他正嬌慣他自己──變得這麼自負……」

　　如此等等──為贏得時間而奮鬥──為了能有時間想出些話來。她一週前把戲票寄了回去，附了一張條子，說明我們為什麼不能去。這件事她已經忘了，現在卻能從陳年爛穀中突然躍上心頭，這可是有點兒危險，需要小心對待。（莉薇愛聽的是我那個少年兒童小品《死亡的聖餅》，希望能有目擊過的人講給她聽。）

　　「還有誰去呢？」

　　「瑪麗．富特，還有……伊麗莎白．道奇……還有……我看就是這一些了。」

　　「怎麼啦──吉恩邀請了伊麗莎白，可沒有請她的姐姐麼？」

　　（克拉拉忘了有個姐姐，不得不解釋道，她委實記不清了，不過，好像吉恩是講到過姐姐的。）

　　「嗯，把事情弄牢靠些，跟她講一講。不過她請的只是這一些麼？這個包廂很大，經理處對人很厚道。別弄成稀稀落落的。」

　　這樣，克拉拉又要擔心事了。

　　「哦，媽，還要你管？你放心，吉恩會弄得滿座的。她講過了一些名字，不過我手頭要對付廚房裡的事，沒有注意聽。」

　　話說到這裡，當然，就輪到我，成了我的差事了。因為克拉拉說：

　　「到後天，她會尋根問底，我到時候又說不出細節來，全忘了。明天你須得對我詳詳細細講一遍。」

　　她還得回到莉薇的臥室去，──也許得說明為什麼耽擱得這麼久。

　　這是個難題。莉薇記得這個故事，我卻記不得了。我三年多以前寫的。我想我得提這樣一個梗概──講給克拉拉聽：

　　「先總括地講一講──別忘了總括地講一講──講布景，還有服裝。講那個年老的護國公怎樣直率，怎麼高尚；還有那女孩子又多麼天真，多麼勇敢；那窮困的父母又是怎樣老態龍鍾，怎樣悲愴，還有如此等等。然後講那個倫敦塔看起來怎樣逼真──抓住倫敦塔做文章，莉薇對倫敦塔很熟悉──盡量多講──跟著轉──哪裡絆住了，就說：『哦，可是那倫敦塔啊！啊！倫敦塔啊！』把耳朵伸伸長──你媽媽會在不知不覺中細細地給你補充的。她會講，那個小女孩冒冒失失地爬上克倫威爾的膝蓋──而你便得在中間插話，說，『哦，你一定看過了！』而她就會說：『當那個小孩把紅色的聖餅放到他爸爸手裡的時候……』你就插進去說：『媽，真可憐──你聽到全場都在啜泣。』她就會說：『當那個小女孩飛向克倫威爾，把他拖出來，蹬著腳的時候，演得還逼真麼？』──你就插進去說：『真了不起！當他說，服從吧！她說出了我的心裡話，那個犯人獲得了赦免了──釋放他！你真該在場看啊！真是了不起啊！』（一九○六年七月，克拉拉照這樣講了，效果很好──原編者注）

　　一九○三年一月一日。醫生昨晚上沒有待在這裡。正當我在穿衣服準備吃晚飯時，莉薇的護士來找我，我去看了病人四分鐘。她精神很好──就像二十五年前一樣。

　　她今天早上給我祝賀新年。昨天晚上她睡得很好。

　　瓊昨天晚上睡得很好，神色不像前幾天那麼萎萎的。她一直是睡著的。溫度今天早上下降到接近正常。一切順利。

　　　　　馬　克

　　　　　一九○二年──可說是多難之年──

　　　　　除夕，於哈德遜河上之河谷鎮

　　莉薇昨天略有退步，所以醫生剛才對我說，以後幾天中，不讓我去看望她。這樣做開始可能引起她的煩惱，對她的病體不利。可是將來會看出這樣的決定顯然是明智的。

　　凱蒂不在這裡，跟吉恩一起去老角療養院了，這引起了新的麻煩。莉薇每天要克拉拉給凱蒂傳達她的主意。多少個月來，凱蒂專為莉薇準備菜肴，如今莉薇要她加把勁──幾天來菜燒得越來越馬虎，不夠標準了！啊，我們冒充凱蒂的烹調也冒充不起來啊！

　　　　　你的馬克

　　　　　一月二十八日

　　…………

　　吉恩在老角療養院玩得很好。克拉拉已經要凱蒂上來，我們盼望她會同意。

　　到十月底（一九○三年──原編者注），我們把克列門斯夫人抬上了船，由出色的護士謝里小姐陪同我們。我們在十一月九日到達佛羅倫斯。我們把病人送到了叫人討厭的誇托別墅。克列門斯夫人從一開始便劫數難逃，只是她從沒有疑心到這一點──我們也從沒有疑心到這一點。她一生中害重病害過幾次了，可是由於神奇的復原的能力特別強，幾次安然脫了險。我們一直滿懷著恐懼、焦急、擔心的心情，不過依我看，我們從沒有真正喪失過信心。至少在最近兩三週以前是這樣。她也不是喪失信心的人。我們從沒有想到她會喪失信心──後來，她神色悲愴地望著我說，「你看我能好麼？」這是她過去從沒有過的事，這洩露了她的真情。她的信心在消逝，這我是看出來了。

　　五個月來，我一直在找另一座能叫人滿意的別墅，認為只要能把克列門斯夫人搬出誇托別墅，擺脫和別墅有關的種種惡魔般的糾纏，環境稱心一些，她的身體和精神就會好起來。我發現很多別墅能具備各種應該具備的特色，就只缺一兩樣，而這一兩樣卻總是必不可少的──對病人的健康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不過，在六月四日，星期六，我終於聽說有一處別墅能滿足所有的條件。星期天下午，吉恩和我驅車前往察看，非常滿意地回家來──不只是滿意，而且非常高興。賣價是三萬元現款，立刻可以成交。

　　我們在下午五點鐘到家，我等到七點鐘去報告消息。我每天可以去病房兩三次，一去十五分鐘──最後一次是晚上七點鐘。我還可以在晚上九點進去說聲再見。晚上七點，我到床邊去，描述了一下那座別墅，展示了別墅的平面圖。我說，要是她樂意的話，我們可以明天就買下來。只要她能吃得消，馬上把她搬進去住。她很高興，很滿意。她的臉──這幾週來雪白的，大理石般雪白的──如今容光煥發起來了。

第六十七章

　　一九○四年六月五日星期日晚──十一時十五分。她死了兩個鐘頭了。這是不可能的事啊。那些話已經喪失了意義。不過，那都是事實。我知道是怎麼回事，可是並不能領會。她是我的生命，她去了。她是我的財富，我是個乞丐了。

　　多麼突然，多麼完全出乎意料！只不過是今天下午，克拉拉、吉恩和我還在走廊裡快快活活地講到她。克拉拉說：「她今天比三個月來哪一天都好。」接著，她有點兒擔心害怕，便說：「罪過，罪過！」我們也急忙迷信地跟著這麼說。

　　才只四個鐘點以前，我坐在她床邊，克拉拉和吉恩在吃晚飯，她神情高高興興的──在這不幸的幾週裡，這可是件難得的事──而且她要講話，雖說這是禁止的，因為講話容易把她累垮。她對吉恩和我出去看望人家的事非常感興趣，問到了所有那些看望過的人。這就跟她的老脾氣一個樣。還笑哩！正是她那非常自然的微笑啊。它如同陽光透過了數週以來的層層雲霧和莫名的恐懼。我精神為之一振，就把不可能的事也當作真的了──以為她還會走路，會再一次跟我們結伴同行！她談到了鄉間那個屋子，仿佛她會身體強壯起來到那裡去似的，這可把我嚇了一跳──我們一個月前弄到那個房子時，她差不多當時便放棄了這樣的希望。這叫我再一次精神一振，認為前途還會幸福無量。接著，她感覺到自己身體的衰弱。她說，要是我們去不成的話，不必放在心上，還是安心在這裡。她相信天氣不會熱得受不住的。我也鼓勵她，說以後不會比今天更熱了，她的臥室會和今天一樣涼快的。可憐的，給疾病拖累了的孩子，她多麼熱愛生命！在這被捆住了手腳、萬般孤寂和身體上吃盡苦頭的整整二十二個月當中，她是多麼熱切、多麼渴望地依戀著生命啊！她那從我們眼神裡尋求希望的情景，又多麼叫人悲愴啊！在所有這些辛酸的歲月裡，我們又多麼一本正經地對她說盡了謊話，說她一定會好起來的，可心底裡卻明明知道永遠也好不起來了！只是四個鐘點以前──而如今卻蒼白地、安靜地躺在那裡！

　　她的精神很好，我就上了當了，因而時間待得太久了。本來只許說一句話，吻一下，可是我卻整整待了半個小時。我當時責怪自己，說我做錯了事，不過她說那沒有關係，還像三十四年來的老樣子萬般愛撫我。還說，「你會再來的吧？」我說：「是的，來說聲晚安。」──這是指多少個月來照例晚上九點半鐘來一次。和往常一樣，我在門口站了一分鐘，身子朝裡探，給她個飛吻，她也回了個飛吻。她臉上露出最近才出現的微笑，顯得多麼光彩照人──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我平生最後一次望著這親愛的臉。可是事實卻是這樣。

　　有一陣子，我坐在房間裡，思忖著，心裡深感滿足。很奇怪，我心上的沉重負擔突然消失了。在這麼艱難的歲月裡，我第一次覺得心裡一片寧靜。接著，精神又為之一振，甚至精神昂揚起來了。在這樣的心境下，我做了自從失掉了我們無價之寶蘇茜以來八年中從未做過的一件事。至於蘇茜之死，那給了她媽永遠醫治不好的心靈上的創傷──我走向鋼琴，唱起了古老的歌曲，那支黑人唱的古怪的聖歌。過去我唱時，除了蘇茜和她媽媽以外，誰都不注意。每逢我唱的時候，蘇茜總是過來聽。她死後，我對唱歌也喪失了興趣。沒有她在場的鼓勵，我唱起來也沒有力量和感情。不過，如今洋溢著的力量與熱情又回來了。我又精神抖擻了，仿佛又回到了八年前。在唱到「我主召喚我，我主雷鳴般地召喚我」的時候，吉恩躡手躡腳進了我的房間，坐了下來。這倒叫我很詫異──也很尷尬。我停了下來。她要求唱下去時，我詫異的感覺還未消失，又覺得很高興，覺得受到了鼓舞。我費了很大勁，一點一點回想起了早已忘掉了的那好多曲子的歌詞。吉恩一直待在那裡聽，直到一個傭人把她叫了出去。隔了一會兒，我到我的房間去，現在快到下樓說晚安的時候了，因為已經九點一刻，我絕不能在九點半以後去。可在這個時刻，莉薇快斷氣了。

　　在樓梯口，我遇見了萊昂小姐。她是來找我的。我可沒有想到這一層。我只以為可能我們老凱蒂認為莉薇累了，應該叫她安靜下來，好好睡一晚。下樓的時候，我在路上編好了一句話：「莉薇，吉恩誇我唱得自從我們上次……」不過不，我絕不能這麼說。蘇茜的名字會叫她心碎，那樣她就睡不安穩了。她已經睡著了──這我可沒有想到！

　　莉薇正在床上坐著，頭朝前傾──她有七個月不能躺下來了──凱蒂坐在床的這一側，護士在那一側，都在扶著她。克拉拉和吉恩站在床前，茫然地望著。我繞過去，俯下身來，望著莉薇的臉。我想我跟她講了話，這我記不得了，不過她並沒有對我說話，這就怪了，我不明白。我盯著她看，心裡覺得奇怪，──可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發生了什麼事！這時候，克拉拉說：「這難道是真的麼？凱蒂，是真的麼？不可能是真的啊？」凱蒂嗚咽起來，然後我才第一回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當時是九點二十分。只是五分鐘前，她還在說話哩。她聽到了我的聲音，對護士說：「他在給我唱那支祝晚安的頌歌。」她們沒有想到她已逼近死亡。她很快樂嘛，還在說話哩──一剎那間，她這一生就結束了。我多麼感謝她能免於她一向恐懼的那種掙扎。這也是我替她害怕的事。過去四個月中，她曾先後五次，每次一個多鐘點掙扎著維持呼吸。她生怕窒息而死。仁慈的是她能迅速地、平靜地死去──由於心力衰竭──而這她根本不知道，她永遠也不會知道！

　　她是我所見到過的人中最美麗最崇高的靈魂。可如今她死了。

第六十八章

　　不論是好還是壞，我們反正繼續在給歐洲以教育。我們擔任教師已經有一世紀又四分之一了。我們不是被上蒼選中了幹這個的，我們只是擔任了下來。我們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種。去年冬天（寫於一九○六年九月──原編者注），一個自稱為天涯地角俱樂部的組織舉行了一次宴會，擔任主席的一位退休高級陸軍軍官熱烈地大聲宣告：「我們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種。當我們盎格魯─撒克遜人種要什麼東西的時候，他拿了就是了。」

　　這話引起了熱烈的掌聲。在場的也許有七十五個平民和二十五個陸、海軍人。這樣偉大的感情所激起的暴風雨般敬慕的歡呼聲，要兩分鐘才停下來。與此同時，表達這樣感情的那位通靈的先知──是從肝裡發出的，或者是腸子裡或者食道裡發出的，或者不論是什麼地方發出的──站在那兒，容光煥發，笑逐顏開，從每一個毛孔放射出幸福的光芒。這光芒是這麼強烈，他就活像月份牌古老的畫上那個人像，朝每個方向放射出黃道帶，但見他沉浸在幸福之中，泡在幸福之中，笑啊，笑啊，顯然壓根兒就忘了畫快從中間撕裂了，需得馬上補好。

　　那個軍人偉大的聲音，從他那種表情來看，如果變成平易的英語，那就是說：「英國人、美國人是小偷，是攔路行劫的強盜，是海盜，並且我們以三位一體為光榮。」

　　在場的英、美人士中，沒有一個願意站起來，說他以作為盎格魯─撒克遜人而引以為恥，並且以作為人類的一員而引以為恥，因為人類不得不給印上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汙點。我自己擔當不了這個差事。我可不能發脾氣，吹噓起自己道德高超，搬出禮法來教訓教訓那個幼稚的上等人階級。因為他們不會理解，他們不可能懂得。

　　看到人們對那個軍人先知臭氣熏天的議論發出幼稚而真誠的熱情歡呼，可真叫人吃驚。這仿佛是一種啟示，把國民心理的祕密，突然意外地抖落了出來。因為這次宴會是頗有代表性的。推動民族文明的那架機器，它所藉以形成的主要部件，一個個都在場──律師、銀行家、商人、製造商、新聞記者、政客、士兵、水兵──他們全都在場。這委實是合眾國參加了這個宴會，從而有資格代表全民族說話，把私下裡的道德法則，在大庭廣眾之中亮出來了。

　　對那種異怪的感受如此表示歡迎，這並非是出於一時衝動過後便會後悔的那一類。這有下面的事實可以證明：在這晚上其後的時間裡，演講的人一旦發現自己的講話引不起聽眾的興趣了，疲塌了，他只要把那個盎格魯─撒克遜偉大的格言，在通篇陳腔濫調中提那麼一下，便能再一次掀起暴風雨來。說到底，這不過是給人類舉行個展覽會。人類一向有這個獨特之處：它保留了兩套道德法則──一套私下的，一套真正的；一套公開的，一套矯揉造作的。

　　我們公開的格言是：「我們信賴上帝。」我們一見一元的外貿錢幣（只值六角）上這些箴言時，往往由於一片虔誠而抽抽咽咽地啜泣起來。這是我們公開的格言。而私下的格言則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要什麼東西，只要拿了就是了。」我們公開的道德法則說得堂而皇之，說成了文雅而仁慈的格言，藉以表示我們是由於千千萬萬親如兄弟的人結成了一體──是「精誠團結」的【註】，我們私下的道德法則卻表現於那個神聖的短語：「快，趕快！」

　　【註】「精誠團結」：（ｅ　ｐｌｕｒｉｂｕｓ　ｕｎｕｍ），為美國格言，原意指由各州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統一的政府。

　　我們從專制的歐洲運進了我們的帝國主義，還運進了我們奇異的愛國主義觀念──要是我們真有那種有人能以確切、明白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愛國主義原則的話。要是這樣，那就毫無疑義，我們就該為了這個和我們所獲得的其他教益，回過頭來，好好教訓教訓歐洲。

　　大致一個世紀以前，我們第一次給了歐洲以它從沒有過的自由的觀念，從而大大地推動了法蘭西大革命。其累累碩果，我們是有一份功勞的。從這以後，我們給了歐洲很多教訓。要不是靠了我們，歐洲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什麼叫做進行採訪的新聞記者；要不是靠了我們，歐洲有些國家也許永遠不會享受到重稅的好處；要不是靠了我們，歐洲的糧食托拉斯也許永遠不會找到那種藝術，能為了現鈔而使得全世界受到毒害；要不是靠了我們，歐洲的保險業托拉斯也許永遠不會找到最高明的辦法，能從孤兒寡婦身上榨取利潤；要不是靠了我們，歐洲的黃色新聞，也許不光是一直遲遲出現不了，而且還得推遲到好幾代人以後才出現。我們正穩步地、持續地、堅定地使歐洲實現美國化，並定能按時把這個任務完成得完美無缺。

第六十九章

　　三週以前（寫於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原編者注），從英國打來一個電報，邀請我到牛津去，在下個月二十六日接受一個榮譽學位。當然我接受了，而且一點也不耽誤。兩年來，我一直在堅決地說，我出外旅行的日子永遠結束了，不論什麼事都不能引誘我再一次橫跨大海了。可是這個叫人高興的邀請一到，我就欣然把那個決心撇在一邊，這一點我不覺得驚奇。我完全可以謝絕前去接受倫敦市內的一塊地，這不會有什麼困難。不過，接受大學的學位，那是另一回事了。這個獎勵是我任何時候都願意跑老遠去爭取的。我對一個新的學位，像孩子一般地喜歡，就如同一個印第安人喜歡一張頭皮一樣。印第安人不掩飾他的喜悅，我也不掩飾。

　　我記得，我在孩子的時候，曾在路上撿到一枚踩得扁扁的舊時的小錢幣，當時認為這個小錢幣對我的價值特別大，因為那是我不勞而獲的。我還記得，十年以後，在基厄卡克，我在大街上撿到一張五十元的鈔票。我當時思忖，這張鈔票對我的價值特別大，因為那是不勞而獲的。我還記得，在這八年以後，在舊金山，當時我有三個月沒有工作，沒有錢，而在商業街和蒙哥馬利街交叉的十字街頭撿到一個一角錢的錢幣，認為這個銀角子比一百個賺來的銀角子還要叫人開心，因為那是不勞而獲的。我一生中得到過幾十萬塊錢，因為是我賺來的，所以除票面價值外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至於那些錢是什麼時候到手的那些細節、日期之類，在記憶中便很模糊了，在很多情況下統統忘掉了。反之，我上面說的那三次不勞而獲，在我的回憶中卻永遠是何等鮮明啊！

　　如今，對我來說，大學學位是不勞而獲的珍品，能帶來不勞而獲的財產所帶來的那種歡樂。錢財的珍品和學位的珍品，迄今為止數目是一樣的，三個：兩次耶魯大學的，一次密蘇里大學的。耶魯大學授我文科碩士學位（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ｓ），我高興得不得了，因為我對文科（ａｒｔｓ）一竅不通。耶魯大學後來又授我文學博士學位（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我又一次喜不自勝，因為我沒有能耐醫治（ｄｏｃｔｏｒ）任何人的文學作品，除了我自己的，連我自己也沒有能耐使作品保持健康，非得我妻子從旁幫助不可。密蘇里大學授予我法學博士學位時，我又一次不勝雀躍，因為那是無本生利，我對法律一無所知，只知道如何迴避法律，不給捉住。如今要到牛津大學去接受文學博士學位（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這又是無本生利，因為凡是我對文學（ｌｅｔｔｅｒｓ）所不懂得的地方，要是都能變成現錢的話，我會成為百萬富翁。

　　我有一處祕密的創傷，多少年來，一年一度地害得我疼痛難熬，而牛津恰好可以醫治我這個創傷。私下裡，我非常清楚，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我一直被廣泛地推崇為美國的文壇巨子。我私下裡也知道，拿我這一行來說，在這段時間裡，數我是這一行的頭頭了，沒有人能跟我爭奪這個位置。因此，每年看到我們的大學把總數達兩百五十個名譽學位授予不足道的或者曇花一現的人物──那些地區性的，那些正在逐漸消失中的所謂有名人物，那些在十年中便會銷聲匿跡。永遠不為人知的人物──卻沒有一個學位是給我的，這真叫人心疼！在過去三十五年或者四十年中，我看到我們的大學散出去了九千或者一萬個名譽學位，可是每一次都不理睬我。在這成千上萬的人中，聞名於美國國外的，還不到五十個，而在美國國內至今仍有名望的，也不到一百個。這樣小看人，能把一個不如我壯實的人給害死的，只是害不死我就是了。只能叫我短命些，身子骨弱些。不過如今我又恢復過來了。在那些被授過學位，而又被忘卻了的成千上萬人中，由牛津授以學位的不超過十個人。我相信──美國也如此看，其餘基督教國家也如此看──牛津的學位比大洋兩邊的任何大學的學位享有更高的榮譽，抵得上國內外別的大學的二十五個學位。

　　現在三十五年來鬱積的惱怒與屈辱既然一掃而空，我就把這事擱在一邊不去多談了。我準備懷著快慰的心情，談談別的事。

第七十章

　　十五年前（寫於一九○七年──原編者注）在德國一次小型的宴會上，我遇見了瑪麗．科雷利，立刻就不喜歡她，每上一道菜，不喜歡她的感情就加深一層。等我們分手時，已由開始時的不喜歡發展為強烈的厭惡了。後來我到英國時，一到布朗旅館就收到她的一封信。這封信寫得熱情，情意深，又能言善辯。在這樣的魅力下，十五年的厭惡感消失了。我想當年那種厭惡感大概是自己搞錯了。我想，我肯定錯怪了這女人。我感到懊悔。我馬上回覆她的信──也可以說，她寫的情書──我也報之以情書。她家在莎士比亞的故鄉斯特拉特福。她馬上來了回信，以哄騙的語言，敦促我在二十九日那天前往倫敦的途中，在她那裡停一下，吃個中飯。這看起來仿佛很容易辦。我想，走一段路也算不上什麼，因此便回信接受了。

　　我如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千次──很瞧不起我自己那個傳統的、其中包含有智慧而嚴峻的格言，那就是：「設想是有益的，調查出個究竟則更好。」設想已經設想過了，信也發了，現在得調查出個究竟了。阿什克羅夫特（馬克．吐溫英國之行時的祕書──原編者注）查了時刻表，發現我得在二十九日上午十一點鐘從牛津動身，在下午三、四點鐘離開斯特拉特福，大約在六點半鐘之前到不了倫敦。也就是說，我得有七個半鐘頭一直在外面搞得馬不停蹄的，接著又得在倫敦市長那裡發表講話！我當然呆住了。我大概得裝在靈車上去倫敦市長那裡赴宴吧。

　　接著，阿什克羅夫特和我就開始進行一件毫無希望的事──勸說那位沒有良心的傻瓜，能夠慈悲為懷，取消她那個得意非凡的自我宣傳的計劃。可她卻抓住不放。凡是知道她的為人的，都知道，她準定會這樣幹的。她在二十八日到牛津來，為了把她捕獲的獵物再落落實。我求她放了我，我懇求，我哀求，憑了我滿頭白髮和七十二歲高齡請求她說，整天得在火車上，這班火車又是每三百碼停個十分鐘，這樣，我非垮不可，非得送進醫院不可。可是沒有用。天啊，我簡直是在向夏洛克懇求呢！她說，她不能取消我原來的約會，那是做不到的。還說，「稍微替我想一想嘛。我已經邀請露西夫人和另外兩位夫人、三位紳士了，要是把中飯的約會取消了，會給他們帶來多大的不便。毫無疑問，為了接受這個邀請，他們已經謝絕了別的邀請。就拿我來說吧，為了這件事，我就取消了三個約會。」

　　我說，「究竟哪一件損害大些：是你五、六個客人的不方便，還是倫敦市長三百位客人的不方便？既然你已經取消了三個約會，從而給三起客人以不便，可見取消約會對你來說是很容易的事，為了對一個忍受著痛苦的朋友表示點兒慈悲，還是請你再取消一次約會吧。」

　　可是一點兒效果也沒有。她像一顆釘子一般的硬。我看，監獄裡的犯人也不會像瑪麗．科雷利的心這樣僵硬，這樣冷酷，這樣頑固。依我看，這顆釘子啊，簡直可以一錘子打下去，發出火花來。

　　她大概有五十歲的樣子，不過頭髮倒還沒有灰白。她胖胖的，沒有什麼曲線。她的臉是粗俗的獸臉。她的穿著像十六歲小姑娘那樣。她模仿最甜蜜、最迷人的年齡所獨有的那種天真的文雅與魅力，可憐的是學不像。她的外形可以和內心媲美，渾然一體，結果是──據我看是這樣──成了裡裡外外最惹人討厭的騙子，恰恰是對人類作了黑白顛倒的描繪，是對人類的嘲弄。我本想對她多說幾句，不過這樣做也無濟於事。在今天早上，一切形容詞似乎都是蒼白無力的了。

　　這樣，我們就坐了火車去斯特拉特福，路上換了一兩次車。我們當時不知道走路可以節省時間，減少疲勞。她帶了車來到火車站接我們，準備把我們送到莎士比亞教堂去。不過我把這個取消掉了。她是堅持要去的。不過我說日程已經滿滿的了，不加就已經夠累的了。她說，教堂那兒有些群眾準備歡迎我，他們要大為失望的。不過我正一肚子氣，決心像孩子般地故意叫她不快，因此，我態度很堅決。特別是因為事到如今，我對瑪麗的為人已經很清楚，知道要是我去教堂的話，勢必會落入圈套，非在那裡講一次話不可。不停地講話，已經害得我牙齒鬆動了，一想到又要嘰嘰喳喳亂叫一陣，可不是滋味。再說，瑪麗從不放棄自我宣傳的機會，會把這件事上報，而我則絕不放棄叫她掃興的機會，自然就盡力頂住。

　　她說她買下了哈佛學院創始人住過的房子，準備贈送給美國──她又在做廣告了。她要我在這座房子那裡停一停，領我看一下。她說，那兒有些群眾哩。我說，我不想看那座該死的房子，我話不是這麼說法，意思是這個意思，她也明白。就連她的那些馬匹也明白，為之一驚，因為我看到馬在發抖。她辯解說，要不了一刻兒工夫。不過，我如今已經知道瑪麗的一刻兒工夫有多久，特別是做廣告的場合，我謝絕了。我們走過的時候，我看到了那房子，還看到了人行道上擠滿了人群──也就是說，瑪麗已經安排了要再一次講講話。然而，我們開過去了，對歡呼聲鞠躬致謝。很快就到了瑪麗家那座既漂亮又寬敞的英國式房子前。

　　我說我累壞了，希望能馬上到臥室裡躺下來，休息一下，哪怕休息十五分鐘也是好的。她嘴巴上說得很體貼，說我馬上就能如願，卻又巧妙地把我引到客廳去，介紹給她的客人。這個過後，我求她准許我休息一下，可是她要我看一看她的花園，說只要一刻兒工夫。我們去看了花園，我一邊稱讚花園，一邊在咒罵──嘴上稱讚，心裡罵。接著，她說還有一個花園，又把我拖去看了一下。我累得真要倒下來，但是我像先前那樣一邊稱讚、一邊罵。我但願這樣可以結束了，可以太太平平地死去，可是她又哄著我到一扇有格子的鐵門那邊，把我拖進鐵門，到了一片荒地上。那裡站著五十個軍事學校的學生，由校長帶隊──這是為了再一次做廣告而安排的。

　　她要我作一次簡短的講話，說孩子們正盼著我。我遵了命，簡單地說了幾句，跟校長握了手，說了一會兒話，然後──總算回到了房子裡。我休息了十五分鐘，然後下來吃中飯。快吃完飯時，這個執拗的女人站了起來，手裡拿著一杯香檳酒，發表了一次演講！自然以我為主題。你看，又一次的廣告──以便登上報紙。她講過以後，我說：「我非常感謝你。」──可坐著不動。我這樣的舉動是被逼出來的，因此，非得這麼辦不可。要是我作一次演講，那麼，由於禮貌和習慣，我就得說一堆感謝和恭維的話，可是我當時遍身都找不到一絲一毫這樣的東西啊。

　　晚上六時半，我們在傾盆大雨中到達倫敦。半小時以後，我就躺在床上了──躺在床上，累成了一攤泥。但是一天總算過去了，這是值得安慰的事。這是我七十二歲的一生中最可恨的一天。

　　我已對自己作了自我揭露，揭露自己能隨時伺候一個卑鄙的、醜陋不堪的靈魂，為她招搖過市。我作這樣的揭露，是為了對自己、對我的讀者履行一項責任──儘管如此，我還得說，除了和瑪麗．科雷利打交道以外，我和別的任何人相處時，我的性情是我的祖先，也就是天使所賦予這個星球上的最美好的性情。

　　我當晚在倫敦市長的宴會上講了話，而這次講話是講得最拙劣不過的了。

第七十一章

　　兩三週以前（寫於一九○八年一月十三日──原編者注）埃莉諾．格林在一個下午來訪，我們在圖書室作了一次非常特別的長談。這一章付印時，她可能沒有現今那麼出名，因此我在這裡提供一兩點有關她的情況。她是英國人，是個作家。報上說她訪美的目的是想找一個理想的英雄，作為她打算寫作的一部羅曼史裡的主角。她是在突然出名的時候到我們這裡來的。

　　她的所謂的名聲是由於她的一本小說《三個星期》得來的。在小說裡，主人公是一個漂亮、天賦高、有教養，出身於好人家的英國青年紳士。他自以為愛上了一個教區長的沒有什麼天分而只是普通、平凡的女兒。有一次，他到大陸上去旅行，遇見了一個非常具有外國風度的極漂亮的少女，身上籠罩著神祕的氣氛。後來知道她是一個國王或者一個小國國王的妻子，還沒有生過孩子。那個國王是個粗俗不堪、無情無義的禽獸。她不愛他。

　　她和那個年輕的英國人一見傾心。小說主人公對教區長女兒的愛情原本是蒼白的，雖然不能說是無精打采的。在他對那個神祕女郎的情欲的熔爐裡，早先的愛情很快便燒成了灰燼──情欲是貼切的字。一對陌生人彼此之間的感情，他們認作真正的愛情──唯一的真正的愛情，值得以這樣偉大的字眼相稱的真正的愛情──可實際上正是情欲。至於那個年輕人對教區長女兒的感情則只是一時的偏愛罷了。

　　小王后和那個英國人私奔到山裡去，租下了一座邊遠的孤零零的房子，房間裡陳設華美──然後，正戲就開場了。他們認為，他們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認為他們的情欲是神聖的，是神的旨意把情欲作為他們的主宰，這樣的律令是不可不遵從的。他們立即遵從了，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遵從了，足以引起一部分讀者的喜悅或者另一部分讀者的不滿。作品描寫了遵從的過程，前後有好幾回，幾乎巨細無遺，不過也還不夠充分──每次違犯律令的末了，總有一些細微的事留給讀者自己去想像，在那裡，讀者的想像力自由地馳騁，勾畫出已由星號作了提示的那幅完整的圖畫。

　　這本書沒有明白說出來的主張是：自然的法則是至高無上的，理應優先於人間法規所強加於人生的那些無聊的限制。

　　正如我上面說的，格林夫人來訪了。她真是美如圖畫！苗條，年輕，體型無懈可擊，美得無與倫比──一個美女，藍藍的眼睛，英國人那種可愛的膚色，特別是加上一頭非常少見、非常稀罕、叫人心醉的金燦燦的紅頭髮。她的衣料是最上等的，款式很高雅。她真是個美麗的姑娘，可是她已有一個十四歲的女兒。她並不動人。她沒有魅力，而只有美麗、年輕、優美、聰明、活潑等等這樣的魅力。她的動作迷人並且做得好，事實上做得非常好，但是不能叫人相信，不能叫人脈搏加快，不能深入你的心坎。心還是風平浪靜，沒有激動起來。作為她的英雄的那個英國人也許會非常愛慕她。他也許喜歡坐在那裡看著她，聽她說話。不過他要是想離開那座孤零零的房子的話，他的心可能仍是平靜的。

　　我和她談得直率而大膽，往往直言不諱，而不是轉彎抹角。在她那方面，也同樣直率。這是我和這樣一位美麗的陌生女性進行的一次最該死的談話，說了些我自己本來不該說的話。她要我談談對她那本書的看法，我談了。我說，文字技巧是高的。我很同意她的意見，在性的關係上，人類的法規是對更高的法規，亦即自然的法規的明顯干擾。我還進一步說，就我所記得的來說，不論哪一代，不論哪一本法典，哪一本聖經，凡是人類行為的成文法，從有關殺人一直到不信守安息日，沒有一個不是對自然法規的破壞。這自然法規我認為是最高的法規，一切法規中最具有強制性的法規──我確信，自然的法規很明顯地就是上帝的法規，因為這是祂制定的。是祂，而不是別的任何人。這樣的法規，由於來自神明，就超越人間一切法令。我說，她那對淫猥的情人所遵從的是他們自己天性的法規，因此遵從的是上帝明白宣布了的法規。在上帝的眼裡，他們顯然是沒有罪過的。

　　當然，她要的是我的支持與辯護──這我知道。不過我說，這我無法提供。我說，我們是風俗的奴僕；要不是靠了風俗，我們就活不下去，不論是在野蠻社會，還是在文明社會。我們必須接受風俗，遵守風俗，即使我們不贊成這些東西。至於自然的法規也就是說上帝的法規，顯然它給人類每一個人制定了針對自己的法規。對這些法規，我們必須堅決地拒絕服從才行。我們必須堅決遵守那些無視這些法規的風俗，因為法典給了我們以和平、相當好的政府與安定，因而比上帝的法規來得好一些。要是我們採用了上帝的法規，就會把我們投入混亂、無秩序與無政府。我說，她的作品是對某些古老的、牢固的、聰明的風俗的一擊，這樣的書不會找到很多朋友，事實上也不值得有許多朋友。

　　她說我很勇敢，是她見到過的人中最勇敢的（很大的捧場，要是我非常、非常年輕的話，我就會上當受騙了）。她求我發表我這些見解，可是我說：「不，那是不可想像的。」我說，要是我，或者任何一個有智慧、有智力、有經驗的人，突然把原來保護著、掩飾著他對天下幾乎所有問題上的真實看法的那堵牆給推倒了，那他馬上會被認定是喪失了智力與智慧，應該送進瘋人院去。我說，我跟她談的是私底下的感受，可不是我公開的感受。我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樣，我所暴露給世人的只是修剪過的、灑過香水的、精心美容過的公開的意見，而把我私底下的意見謹慎小心地、聰明地遮蓋了起來。

　　我解釋道，我所說的「公開的意見」這個短語是指印出來的意見，通過印刷而廣為傳播開來的意見。我說，我一向的習慣是在和朋友私底下談話時，對有關宗教、政治、人類的任何意見無所不談。不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要把其中的一條給印刷出來，因為這些意見不論是單一地或是總體地來說，幾乎是和每一個人的公開意見相衝突的，同時又是幾乎和每一個人的私底下的意見愉快地一致的。作為一個例子，我問她有沒有遇到過一個有頭腦的人私底下相信「純潔受胎說」的（在馬克．吐溫所有的作品裡，都把「純潔受胎說」和聖母瑪利亞純潔受胎說搞混淆了）──她當然沒有遇到過。我又問她，有沒有遇到過一個有頭腦的人敢於公開否認他相信這個傳說，並且把這個否認印出來。當然她從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人。

　　我說，我對世界上每一件大事有一大船最有趣、最重要的私下的意見，不過那不是為了印刷發表的。我提醒她說，我們在一生中全都曾經破例過兩三回，把自己私底下的不中聽、不受眾人歡迎的意見給印了出來。不過，只要做得到的話，我們永遠也不會做這樣的事，除非要這樣做的心情實在太強烈了，以致把我們那些冷靜的、平穩的、明智的判斷都給踩了下去，都給壓倒了。她提到了我曾幾次公開站出來，為不受眾人歡迎的主張辯護。她表示，我剛才有關自己的那些話，恐怕與上面這些事實不符吧。但是我說，這些事例恰恰闡明了我剛才說過的那些話。當我公開攻擊在中國的那些美國傳教士以及其他惡人壞事的時候，我所以這麼幹，只是由於一個原因：非幹不可的心理比我玩弄外交手腕的本能要強得多，以致我非得服從不可，一切後果，在所不計。不過我說，我還沒有感動到為她的書公開作辯護的程度。心理上還不是壓倒一切、征服一切的那個樣子，因此還可以使用外交手腕，以靜觀一切，並且也該這麼辦。

　　這位夫人還很年輕，還缺少經驗，以為一個人如果心裡有什麼不愉快的意見，只要它對湯姆、迪克、哈里有教育意義，他就有責任把這點意見給印出來，並為之而鬥爭。我沒能從她腦袋裡掃除掉這樣幼稚的想法。我沒能叫她相信，為責任而責任的事，我們是從沒有幹過的，幹的只不過是能使人感到滿意的那種責任。事實是她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樣，是從牢不可破的愚蠢的迷信中成長起來的，以為世界上有所謂為責任而責任的事，也因此，我只好把她留在黑暗之中。她相信，一個人如果私下裡有一項有教育意義而叫人不愉快的意見，一旦公布出來的話，是會上絞刑架的，那他還是應該公布出來，不然的話，他便是個懦夫。全面來看，這次談話是很愉快的一次談話，是明顯不能公開印出來的，特別是剛才有關這次談話的回顧中已經含含糊糊地暗示過，而不敢直說的那個相當一部分內容。

　　幾天以後，我再一次同她相見了一會兒。她把驚人的消息告訴了我，說她已經把我說過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照我說的原樣寫了下來，絕未修飾得緩和些、潔淨些。還說「棒極了，真了不起」。她說她已經把資料寄到英國她的丈夫那裡。私下裡，我並不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不過我相信，他會感興趣的。她求我同意她印出來。她說，這將大大有益於社會。不過我說，這將使我在生前便受到咒罵，我可不願意花這麼大的代價以有益於社會。

第七十二章

　　幾天以前，我給約翰．豪厄爾斯寫了信，純乎自然地、熱情地誇獎他作為這座房子建築師所做的工作。約翰童年時代的情景，我還記得清楚。仿佛很奇怪的、不可思議的、不可能的是：我一直活著，活著，活著，並且老是這麼頑固地、沒完沒了地活著，以至到了這麼一天，能讓一直在後邊追著我的這個孩子給我造一座房子，讓我頭上有一片瓦。正是這個孩子幹的這件事，讓我至今還弄不明白。我很了解這個孩子。這個孩子長到七歲時，我便很了解他。當時他和他父親（指威廉．迪安．豪厄爾斯──原編者注）曾到哈特福德來，在我們這裡住了一兩天。這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是那個逝世了的黑人廚師，我們的朋友喬治來我們家還不久的那段時間。豪厄爾斯和約翰安頓在底樓我們稱為桃花心木室的那間房間裡。約翰清早起來，在家裡到處尋找，輕手輕腳地踮起腳尖走路，熱心地尋找著什麼。他不習慣和黑種人相處，不過既然已經七歲了，當然對《天方夜譚》是熟悉的。在找東西的路上，他瞧了飯廳一眼，便逃到他父親那裡，把他搖醒，嚇得什麼似的。他說：

　　「起來，爸爸，那個奴隸在擺桌子。」

　　我的本意是要自己對那位建築師說話能說得好些，有力些，周到些。因為在昨天晚上，接到了他父親的信。信上說：

　　承你寫信給約翰，告訴他你住在那座房子裡時的愉快心情。據我看，接到這樣一封信，比擁有最理想的別墅還叫我高興。

　　我還可以從豪厄爾斯的信中再引一段話：

　　我一直在想，那一天，要是奧爾德里奇活著的話，會覺得多麼得意，他會從我們這些老態龍鍾的人身上開些什麼玩笑。再說，希金森上校究竟有多大了？有了他，你就顯得年輕了。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提到年輕的事，使我想起了人們常常對我說的話──「要是按照你的年齡禿了頭的話，你便不會顯得這麼年輕。你是用的什麼法子，把你那亂蓬蓬的頭髮保護下來的？你怎樣叫它不致往下掉的？」我要是回答他的話就得設法提出一套理論來才行，可是我又缺少這方面的知識。我告訴他們，據我看，我的頭髮所以至今還沒有掉，那是因為我保持得乾淨。每天早上，用肥皂水徹底洗一遍，然後沖洗乾淨；然後用肥皂沫塗得厚厚的，再用一塊粗毛巾把肥皂沫擦掉。這麼一來，每根頭髮上都薄薄地塗了一層油──是肥皂上的油。又沖洗，又上油，合起來就使得頭髮柔和、柔軟、滑溜溜的，一整天舒舒服服的，不變樣。雖然不論在鄉下或在城裡，空中飄著這麼多微塵，經過十個小時頭髮不免又髒了，但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還不至於摸起來感到粗糙，或者感到不舒適。不過，話又說回來，經過二十四小時，髒是夠厲害的了，以致洗的時候水上漂了一層汙垢。

　　又有一樁奇怪的事情：聽了我的解釋，人們總是引那句不變的傻話，作為回答。那就是──「水損傷頭髮，因為使髮根腐敗。」說這句話的時候，口氣十分肯定，毫不懷疑──這個口氣表明說話的人是研究過這件事的，對它的各個方面都是懂得的。我就說：「你怎麼知道的呢？」──那個頗自信的人就現了原形。他並不怎麼知道該說些什麼。要是我問他，他有沒有因為弄濕了頭髮而把自己的頭髮弄糟了呢。原來他平常不大把頭髮弄濕，深恐髮根腐爛，因此他講的話，並非是根據自己親身的經驗講的。要是我問他，他所說的頭髮濕了會把髮根腐爛的話，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有這樣的事。結果是這樣的事他一件也舉不出來，當我毫不容情地追問下去的時候，他最後就不得不承認「人家全都這麼說」，說水會使髮根腐爛。

　　多麼奇怪──就跟宗教和政治一個樣！在宗教和政治方面，人們的信仰、信念幾乎每一項都是通過第二手得來的，並沒有考察過，而是得之於有權威的人。這些人自己說的時候也並沒有對此考察過，只是從別的未進行考查的人那裡通過第二手得來的，他們的意見連一個銅板都不值。

　　人類就是這樣一群稀奇古怪而有趣的笨驢。人類老是在洗臉、洗眼、洗耳、洗鼻、洗牙、洗嘴、洗手、洗身、洗腳、洗腿，堅決相信清潔的重要僅次於信奉神明，而水則是在保護健康方面最崇高、最可靠的，完全沒有什麼危險，除了一個例外──對頭髮不適用！你必須想盡方法，保護頭髮免於潔淨的禍害，你必須謹慎小心地讓頭髮保持骯髒，不然就有掉髮的危險。人人都相信這句話，可就是找不到任何一個人是這麼試過的，找不到任何一個人通過親身經歷、親身試驗、親身證明才知道的。永遠找不到一個基督徒，能擁有這樣大有價值的知識，這樣大有幫助的知識，而並不是靠了永恆不變的、不言自明的「人家都這麼說」。在我七十二歲半的一生中，我還從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同人類一樣的驢子哩。

　　人們越是研究這件事，這件事便越顯得古怪。每個人在吃飯以前都用水洗手，擦擦肥皂，洗洗乾淨。人們在吃晚飯以前也洗，在早飯以前也洗，在中飯以前也洗。他知道，他並不是通過猜測而是通過老經驗，知道在所有這些場合，他的手髒，需要洗一洗。如同雙手一樣，整天露在外面。得不到保護的頭髮，難道倒不會整天沾到髒麼？難道他認為，儘管手老是髒的，不過頭髮卻可以一直保持清潔？我因為不論冬夏都穿白顏色的衣服，人家便說我脾氣怪。照這樣的說法，那就是因為我在衣服方面寧願保持乾淨──在一個骯髒的世界裡保持乾淨，成為赤道以北所有基督教國家裡唯一衣服乾淨的人，因而我就是個怪人。我正是這樣的一個人。衣服在一天之中總會弄髒──就如同雙手一樣。如果手一天只洗一次，經過這麼長時間，自然會弄髒。這樣的馬馬虎虎，肯定會遭到任何夫人和紳士的嘲笑。在所有基督教世界裡，人們穿的都是黑色的衣服，第一天穿了一天就會髒起來，以後則一天天、一週週越來越髒，一直到穿破為止。人們在宴會上穿著黑色的衣服，便顯得神氣些。不過，這種參加宴會的禮服，與其說是私人的動產，還不如說是不動產，因為沾了這麼多土，簡直可以在上面播下種子，收起莊稼來了。

　　然而，人類一旦陷進了一項迷信，除非死去，是永遠也排除不了的。多少年來，克列門斯夫人每年害致命的疾病：赤痢。而藥物總是一片熟透而新鮮的西瓜，而且藥到病除，輕鬆愉快，以代替醫生通常開的──而且往往沒有療效的──有毒的烈性藥品。

　　拿克列門斯夫人的情況來說，在漫長的病歷中，只要吃一片西瓜，沒有一次不是立即把赤痢治癒，並能在一年之內不致再犯。可是我從來沒有能說服哪一個醫生或是別的什麼人也這樣試一下。在內戰中，南方部隊裡死於赤痢的很多，只見一班一班地倒下來，可是如果有什麼人把一個西瓜帶進兵營，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畢竟，對西瓜的偏見是建立在理論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實際經驗之上的。醫務界也許需要經過幾個世紀才能發現：理論不過是理論，並無實際經驗作為根據。

第七十三章

　　一九○九年聖誕節前夕上午十一時寫於斯托姆菲爾德。

　　吉恩死了！【註】

　　【註】吉恩．克列門斯於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早逝世。兩天以後馬克．吐溫把下面這段記載拿給阿．比．佩因看，並說，「你如果認為還有價值的話，可以在某一天──適當的時候──放在我的自傳的最後面。這是最後一章。」馬克．吐溫於四個月以後逝世，時為一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原編者注。

　　有誰曾把一位親愛者所有那些小事──在她突然死去以前二十四小時內的事，一樁樁、一件件都寫下來呢？一本書能容得下麼？兩本書能容得下麼？我看不行。這些小事會像潮水般湧上心頭。這是些天天發生的日常小事，往往並不重要，在過去很容易給忘掉──可是如今啊！如今是多麼不一樣啊！這些事是多麼可貴，多麼可愛，多麼難忘，多麼悲愴，多麼神聖，多麼莊嚴啊！

　　昨天晚上，吉恩身體好好的，滿面紅光。我也一樣。從百慕達度假歸來，對身體大有益處。我們手拉著手，從飯桌逛到書齋，坐下來閒聊，一起進行計劃，進行討論，興高采烈的。（一點沒有疑心到什麼意外的事！）一直談到九點鐘──對我們來說，是不早了──然後我們上了樓，吉恩那條德國種的狗跟在後面。到了我房間的門口，吉恩說：「爸爸，今晚上跟你說晚安時不能親你了。我傷了風，別傳給你。」我彎下身子，親了她的手。她很感動──這我在她眼睛裡看到了──她激動地回吻了我的手。然後兩人照例都說「好好睡，親愛的」，才各自走開。

　　今天早上七點半鐘我醒來，聽到房門外有聲音。我思忖，「吉恩又照例騎馬到車站去寄信去了。」接著凱蒂（凱蒂．利里在馬克．吐溫家裡幫工達二十九年之久──原編者注）進來，站在我床邊，全身顫抖，喘不過氣來，後來才說：「吉恩小姐死了！」

　　戰士在一顆子彈打穿他心臟時是什麼樣的感覺，我也許知道了。

　　我那美麗的年輕姑娘如今躺在她的浴室裡，躺在地板上，上面蓋了一床被單。看起來那麼平靜、那麼自然，仿佛睡著了一樣。發生了什麼事，這我們知道。她患有癲癇症。她洗澡時痙攣發作，心力衰竭。醫生得從幾英哩外趕來。他的種種努力，跟我們在這之前的努力一個樣，沒有能救她的命。

　　現在是正午。她顯得多麼可愛，多麼甜蜜，多麼安詳！她的臉多麼端莊。靜靜地躺在那裡的是個心地善良的人。

　　十三年前，在英國的時候，我妻子和我被一封電報像一把匕首一樣刺進了我們的心。電報上說「蘇茜今天靈魂得到了解脫」。今天早上，我得給正在柏林的克拉拉發同樣的噩耗。只是要加上一句必須堅決做到的話：「不要回家來。」克拉拉是在本月十一日跟她的丈夫一起從這裡搭輪啟程的。克拉拉怎能受得住呢？吉恩從小就崇拜克拉拉的。

　　四天以前，我在百慕達度假一個月之後，身體非常健康地回來了。只是由於什麼意外，記者們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從前天起，我陸續收到從朋友和不相識的人那兒來的信和電報。這表明，人家以為我正病重哩。昨天，吉恩要我通過美聯社加以澄清。我說，還沒有重要到這個地步嘛。可是她不以為然，還說我該替克拉拉著想。克拉拉會從德國報紙上看到新聞報導啊。她四個月來日夜護理丈夫，人累壞了，又虛弱，受不住這樣的打擊嘛。這話也有道理。因此我就給美聯社打了個幽默的電話，否認「我正在死去」的「說法」，還說：「在我生前，我不會做出這樣的事來」。

　　吉恩有點兒不安，不喜歡我對事情如此隨隨便便！但是我說，最好這樣辦，因為沒有什麼嚴重的事。今天早上，我把今天這件無可彌補的不幸通知了美聯社。會不會兩條消息在今天的晚報上同時出現呢？──一件是多麼高興，而另一件卻多麼慘痛。

　　我在十三年前失去了蘇茜。五年半前，我失去了她媽媽──她那無人可及的媽媽！克拉拉到歐洲去住了，而如今我又失去了吉恩。我過去多麼闊氣，如今卻多麼可憐！七個月前，羅傑斯先生死了──我平生最知己的朋友之一。作為人，作為紳士，他簡直是完美無缺的。在過去六週之中，吉爾德又去世了，還有拉芬──我很老的老朋友。吉恩躺在那一邊，我坐在這一邊，在一個屋簷下成了陌路人。我們昨天晚上在這個房間的門口親了手，說了聲再會──而今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絕沒有想到啊。她躺在那一邊，我坐在這裡──忙著寫些東西，好讓自己不至於過分傷心。山上陽光多麼燦爛！仿佛是在嘲弄。

　　二十四天以前，是七十四歲。昨天是七十四歲。今天呢？誰能估計得出我的年齡？

　　我再一次望了她一眼。我真不知道我怎麼受得了。她的樣子正跟她媽媽好久前在佛羅倫斯別墅裡死後躺在那裡的樣子一模一樣。死亡所帶來的那種甜美的安靜啊！它比睡眠還要美麗。

　　我親見她媽媽怎樣埋葬的。我曾說，我再也受不住這樣的慘痛了，我再也不願親臨親愛者的墓穴了。我堅持了這一條。他們將於明天把吉恩送到紐約的埃爾邁拉去。我們家中靈魂已經超脫的人埋在那裡。可是我不去。

　　僅在四天前，船進港時，吉恩就在碼頭上。第二天傍晚，我到這座房子的時候，她就在門口，微笑著歡迎我。我們一起玩了牌。她教給我一種新的玩法，叫做「馬克．吐溫」。昨天晚上，我們坐在書齋裡高高興興地閒談著。她不許我看遊廊，她正在那裡為慶祝聖誕節作準備。她說早上可以準備好，然後她那個法國小朋友會從紐約來到這裡──到那個時刻，就可以看到一些叫人感到意外的東西了。為了這些意外的東西，她已經準備了好些日子了。趁她出去一會兒的時候，我不太老實地偷偷張望了一下。在遊廊裡地上鋪了地毯，還有椅子和沙發。那裡還有些沒有做好的準備叫人感到意外的東西：一棵聖誕樹，包著一層銀色的玻璃紙，非常漂亮。桌子上還有不少閃閃發亮的東西，是準備今天掛到聖誕樹上去的。有哪一隻褻瀆神明的手能把這些沒有完工的、確實叫人家吃驚的東西從這裡移走？當然絕不是我。所有這些小東西都是過去四天內做的、「小小的」──是啊，在當時是小小的。可是如今卻不是了。如今她所說的、想的、做的，沒有一件是小的了。多麼幽默啊！──結果怎樣呢？如今只是悲愴。是悲愴啊，一想到這個就叫人落淚啊。

　　所有這些小事都發生在不過幾小時以前──如今她躺在那裡。躺在那裡，什麼都不再操心了。奇異──驚奇──不可思議！我過去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可是即使經歷過一千次，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吉恩小姐死了！」

　　這是凱蒂說的話。我沒有聽到敲門而床頭邊的門打開的時候，還以為是吉恩早上來親我，說聲早安來了。她是唯一不打招呼就進來的人。

　　可是……

　　我到吉恩的起居室去了一趟。亂糟糟地放著一堆堆給僕人和朋友的聖誕節禮物。到處都是的。桌子上、椅子上、沙發上、地板上──到處放了東西，放得滿滿的。好多、好多年前，我曾見過同樣的情景。在好多、好多年以前，到了聖誕節的除夕，克列門斯夫人和我經常半夜輕手輕腳溜進嬰兒室來，看一看存放在那裡的禮物。那時節，孩子還小。如今，吉恩的起居室，那樣子仿佛就像當年的嬰兒室。禮物還沒有貼好標籤──本來今天要貼標籤的手，如今永遠動不了了。吉恩的媽媽總是為準備聖誕節而累垮身子。在昨天和前幾天，吉恩正是幹的同樣的事。疲勞使她送了命。疲勞使她今天早上發生痙攣。她本來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發生了。

　　吉恩是這樣充滿了活力，總是把自己弄得過分勞累。每天早晨七點半，她總是騎到馬背上，然後前往火車站辦理她的郵件。她把信件檢查一遍，然後由我來分：有些信交給她，有些給佩因先生，有些給速記員，有些是給我自己的。她料理她的一份。然後又騎上馬，在一天其餘的時間裡，巡視農莊和養雞場。有時吃了晚飯以後，她和我一起打打彈子，但是她往往太勞累了，玩不下去，早早就上床了。

　　昨天下午，我跟她談了我在百慕達度假時設想的一些計劃，以減輕她的負擔。我們可以請一個管家。她那份祕書的工作，可以交給佩因先生去做。

　　不行──她不樂意。她有她自己的計劃。結果是以折衷告終。我讓步了。我總是讓步的。她不願查賬單，不願讓佩因填寫支票──她要繼續由她自己來管。還有，她要繼續擔任管家，由凱蒂充當助手。還有，她要繼續替我給朋友們回信。這些就是折衷辦法的內容。我們兩人都是用的這個名詞，雖說在我看來，看不出跟過去有多大的改變。

　　然而，吉恩卻很高興。對我來說，能這樣就夠了。她以擔任我的祕書自豪，我總是無法說服她放棄點兒這種不可取的工作。

　　昨天晚上談話時，我說我發現一切都很順利，她要是樂意的話，我準備在二月份回到百慕達去，從吵吵嚷嚷中再脫身開來一個月。她竭力主張我這麼做。還說，要是我能推遲到三月份成行的話，她願意帶了凱蒂跟我一起去。我們就這樣一言為定了。我本打算由明天那班輪船寄信去百慕達，找一所有家具的房子和傭人。我本想今天早上寫這封信的。可是這樣一封信是再也不會寫的了。

　　因為她正躺在這裡，展現在她面前的是另一種旅程。

　　夜幕將臨，山頂上的天際只見夕陽的餘暉。

　　我又一次看著這張臉，我是一天比一天更愛憐這張臉了。這九個月來，我越來越了解吉恩。她長期在外，只是九個月前才回到我們這兒來。她關在好多英哩外的療養院裡。她要是能再一次跨過她爸爸的門檻，那該多好啊！

　　要是我能叫她復活的話，我會不會這麼做呢？我不會。要是一個字就能做到，我但願我有力量卡住這個字。而我是會有這樣的力量的，這我有把握。失掉了她，我就幾乎垮下來，我的命真苦，不過我還是滿足的：她得到了一切禮物中最珍貴的禮物而富裕了起來──這個禮物足以使其他所有的禮物相形見絀，變得微不足道──這就是死亡。自從我長大成人以後，我從沒有希望靈魂已經解脫的我的朋友復活。蘇茜去世的時候我便是這麼個想法。後來我妻子。再後來羅傑斯先生逝世的時候也是這樣，當克拉拉在紐約火車站上接我，對我說羅傑斯先生那天早上突然逝世的時候，我想的是，哦，命運的寵兒啊──終其漫長而可愛的一生，多麼幸運啊──幸運到了最後的一息！記者們說，我流下了悲痛的眼淚。這話是確實的──不過，那是為了我自己流的，可不是為了他。他再也受不到什麼痛苦了。他在這以前一切幸運的事，與此相比，就不足道了。

　　我為什麼要在兩年以前造這座房子呢？是為了讓這無邊的空虛有個藏身之處麼？我多麼傻啊！但是我還要住在這裡。對我來說，死者的亡靈使這個房子變得神聖起來。對我家的別的成員並非這樣。蘇茜死在我們在哈特福德造的屋子裡。克列門斯夫人不會再走進這座屋子了。不過這使得這座屋子對我顯得更加可愛。我進去過一次，那時候沒有人租用，但見一片沉寂，顯得淒涼。不過對我來說，這是個神聖的地方，美麗的地方。對我來說，仿佛死的幽靈就在我的周圍，要是可能的話，想要跟我說話，對我表示歡迎：莉薇、蘇茜、喬治、亨利．魯濱遜和查爾斯．達德利．沃納，他們多麼善良，多麼仁慈，他們的一生又是多麼可愛啊！我在幻想中仿佛一個個見到了他們，仿佛我還能把孩子們叫回來，聽到他們又在跟喬治一起頑皮──他是個無與倫比的黑奴和孩子們崇拜的對象啊。有一天，他到我們家來了──一個忽然走來的陌生人──是來擦擦窗子的，而一待就是十八年。一直到他死去。克拉拉和吉恩怎麼也不肯再走進她們媽媽早年常去的紐約旅館了。她們受不住。但是我還要待在這間屋子裡。今天晚上！這間屋子對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來得可貴。吉恩的精靈將使得這間屋子對我永遠顯得美麗。她那寂寞而悲慘的死亡啊──可是我如今不去想它了。

　　吉恩的媽媽往往要花兩三個星期採買聖誕節的禮物，等到聖誕節除夕來臨時，人總是搞得很累。吉恩真是她媽媽的女兒──最近幾天，在紐約到處設法購買禮物，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佩因剛在她桌子上找到了一長串名單──恐怕有五十個人──她昨天晚上分送禮物的名單。她顯然一個都沒有忘掉。凱蒂還發現那裡有一捲鈔票，是準備送給僕人的。

　　她那條狗今天在場地上遊蕩，顯得孤孤單單、淒淒涼涼的。我從窗戶裡望見了它。她是從德國弄到的。它耳朵長長的，活像條狼。它在德國受的訓練，只懂得德國話，別的什麼語言都聽不懂。吉恩叫它時只用德國話。因此，兩週之前有一天半夜裡防盜器尖叫起來，當那個不懂德語的法國廚師要狗子注意有盜賊的時候，怎麼說，它也不理會。吉恩寫信到百慕達來，還講了這件事呢。這是我從她那個聰明頭腦和她那能幹的手裡接到的最後一封信。連這條狗她也沒有忘掉。

　　吉恩的心地再善良不過了。從童年時代起，她總是把大人給的津貼大部分都用在這樣、那樣的慈善事業上。擔任了祕書，收入增加了一倍以後，這方面的錢也花得更大方了。對我的錢也是一樣，這是我說起來很高興，很感激的。

　　她對待所有的動物都很忠實，她都愛它們：鳥啊，走獸啊，如此等等──甚至蛇──這是我的愛好傳給了她。她什麼鳥都懂，她這方面的知識很豐富。她在做小姑娘的時候便參加了幾個慈善團體──國內的以及國外的──並且一直到最後，始終是個積極分子。在這裡以及在歐洲，她還組織過兩三個保護動物的團體哩。

　　她是個使人為難的祕書，因為她還從字紙簍裡找出寄給我的信件，並且給人家寫回信。她認為，所有的來信都理應去個回信。她媽媽從小培養了她這種為人厚道的錯誤。

　　她信寫得好而且快。只是耳朵聽起音樂來比較差一些，可是學外語學得很流利。她從不讓所學的義大利語、法語和德語荒疏起來。

　　表示哀悼的電報從四面八方的遠處飛來，就像五年半前這孩子的媽媽在義大利結束純潔的一生時的情景。它們醫治不了創傷，但能減輕一些痛苦。吉恩和我昨天晚上親著手在我的房門口分手的時候，怎麼也不會想到在二十二小時以內，會收到這樣的電報：

　　「最親愛的朋友，從心底深處向您致哀。」

　　從今以後，不論我在這屋子裡走到什麼地方，吉恩的種種遺物將會默默無言地跟我講起她來。她的遺物，有誰能數得清啊？

　　她出家在外有兩年之久，原本希望能醫治好她的病──癲癇。她沒有在陌生人手裡，而是在她自己的家愛的氛圍裡結束她的一生，為此，我的感激之情是語言所表達不了的。

　　「吉恩小姐死了！」

　　這是真的，吉恩死了。

　　一個月前，我還在給就要出的雜誌寫些熱熱鬧鬧的文章，可如今卻在寫……這樣的文章。

　　聖誕節，中午──昨天晚上，我隔一會兒就到吉恩的房間去，掀起被單，看看那平靜的臉，親親那冰涼的額骨，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在佛羅倫斯那個洞穴般的沉寂的大別墅裡的傷心之夜。我當時曾多少次輕手輕腳走下樓去，掀開被單，看著和這一模一樣的臉──吉恩媽媽的臉──親著和這一模一樣的額骨啊。而昨天晚上，我又一次見到了我當時見到過的情景──這個神奇而可愛的奇蹟──死亡的仁慈之手，回復了昔日少女的甜美、溫柔的外形。吉恩的媽媽死的時候，過去歲月中一切憂慮煩惱與不幸的痕跡，在她臉上全都消失了，我所看到的，正是整整一代以前我所熟悉與摯愛的那洋溢著青春與美的臉啊。

　　早上大約三點鐘，在一片寂靜之中，我像人們每每在這種場合中一樣，在屋子裡到處遊蕩，默默地感到永遠失去了什麼，再也找不回來了，可還是不甘心，明知徒勞，還是要尋求。這時在樓下大廳裡，我遇到了吉恩的那條狗。我注意到，它並沒有按照老習慣跳起來迎接我，而是慢吞吞地、悲傷地走過來。啊，我想起了，自從發生了那個不幸以後，它還沒有去過吉恩的房間哩。可憐的東西，難道它知道了麼？我看是這樣。吉恩過去在室外時，它總是跟在她身邊。她在室內時，它跟她在一起，夜晚，白天，都是這樣。她的起居室就是它的臥室。每次我在樓底下遇見它，它總是跟著我走。我上樓時，它也去──一路亂躥亂跳的。可現在卻不一樣。我撫摸了它一會兒，走進了書齋──它卻待在後邊。我上樓，它也不跟，只是它那沉思的眼睛瞪著我。多麼神奇的眼睛啊──大大的，既厚道，又富於表情。它能用眼睛說話。它是隻美麗的動物，是紐約警犬的種。我不喜歡狗，因為狗喜歡沒來由地亂叫。不過這條狗，我一開始就喜歡，因為那是吉恩的，還因為它從來不亂叫，除非有什麼緣故──每週不超過兩次。

　　我逛到了吉恩的起居室。在書架上，我找到了我的一堆書。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她正等著我從百慕達回來，等我親筆簽名，然後由她寄出去。要是我能知道她想寄給哪些人，那該多好啊！可是我永遠也無法知道了。我準備把這些書保存下來。是她親手撫摸過的──這如同授予武士爵位之禮一般──如今變得具有莊嚴的色彩了。

　　在壁櫥裡，她藏了一樣東西，是準備叫我吃一驚的──是我一直想添置的：一隻挺神氣的大地球儀。我一見了，就淚如雨下。我為此而感到高興的心情，她是永遠也不會知道的了。今天寄來的信件充滿了對她懷念的深情：「祝吉恩聖誕快樂！」充滿了她極喜愛的這樣古老而仁慈的語言。要是她能再多活一天，那該多好啊！

　　到後來，她錢用光了，又不願花我的錢。她就把她能省下來的衣服──很可能還不止這些──全部寄給紐約一家救濟貧困的姑娘的救濟院去。

　　聖誕節晚上。今天下午，他們把她移出了她的房間。我馬上走下樓來，到停靈的書齋去。在那裡，她躺在棺材裡，身上穿的恰恰正是今年十月六日站在書齋的另一頭充當克拉拉的女儐相時穿的那一套。當時，她因為快樂而興奮得滿面春風。今天，她的臉還是這樣，還增添了死亡的莊嚴與上帝所賜的寧靜。

　　他們告訴我，第一個來致哀的是那條狗。它是不請自來的，後腿站起來，前爪擱在抬架上，對它所摯愛的那張臉久久地最後一次凝視著，然後就像來的時候那樣不聲不響地走開去。它是懂得的。

　　到下午三、四點鐘，開始下雪了。可惜的是──吉恩看不到了！她就是愛看下雪。

　　雪繼續下著。到六點鐘，靈車停到了門口，準備把不幸的人兒帶走。他們把棺材抬起來，佩因奏起了管弦樂舒伯特的《即興曲》，那是吉恩最喜愛的曲子。然後又奏了《間奏曲》。那是為了蘇茜奏的！後來又奏了《緩慢曲》，那是為她們的媽媽奏的。是我請他奏的。

　　我憑窗望見靈車沿著大路曲曲彎彎地前進，在雪花飄飄之中逐漸模糊起來，終於消失了。吉恩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永遠也不會回來了。她從小一起玩的堂兄傑維斯──以及她親愛的老凱蒂──正送她前往老遠的童年時代的家，和蘇茜以及蘭登一起，再一次躺在她媽媽身邊。

　　十二月二十六日──今天早上八點鐘，那條狗來看望我。可憐的孤兒！它顯得很親熱的樣子。從此以後，我的房間就是它的臥室了。

　　暴風雪徹夜不停，還咆哮了整整一個上午。雪大片大片地飄過原野，壯麗而莊嚴──可是吉恩不在這裡，她看不到了。

　　下午二時三十分──這是約定的時刻。葬儀已經開始。是在四百英哩以外，但是我還是能看得清清楚楚，如同我親自在場一樣。地點是在蘭登家的書齋裡。吉恩的棺材停放的地方，正是四十年前她媽媽和我站在那裡舉行結婚儀式的地方，十三年前蘇茜的棺材停放的地方，五年半前她媽媽的棺材停放的地方，也是我的棺材稍遲一些時候要停放的地方。

　　五點鐘──全結束了。

　　當克拉拉在兩週前到歐洲去住家時，那是難受的，可是我能忍受得了，因為我還有吉恩。我說，我們要成為一個家庭。我們說，我們要成為親密的夥伴，要快快樂樂的──就只我們兩個人。星期一，吉恩在輪船上接我的時候，我心裡做著這美妙的夢。星期二晚上，她在門口接我的時候，我心裡做著這美妙的夢。有我們在一起，我們就是一個家庭。夢成了現實──哦，可貴的真實，心滿意足的真實啊！真實了整整兩天。

　　如今呢？如今吉恩已在墓穴之中！

　　已在墓穴之中──我怎麼能相信呢？但願她甜美的靈魂安息吧！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