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從古代到現代　一　人類社會進化中的性的政治
二　肉體的政治學
三　痛苦、快樂與神聖
四　人類對親密接觸的渴求
五　愛情、語言和意識的進化
六　愛情的生物學與化學
七　進化的推動與轉化的挑戰
第二篇　走出統治關係夢魘　一　意識革命與性革命
二　現代史和親密關係史
三　家庭、人權與統治關係夢魘
四　前推力與後拉力
五　個人、社會與性的變革
六　為性、意識和我們的未來而鬥爭
第三篇　做愛還是作戰　一　將暴力帶入色情
二　性、野蠻與人性
三　暴力的男性腳本
四　戰爭與兩性戰爭
五　男性幻想與非人的現實
六　對暴力的雙重標準、巴甫洛夫的狗與男性統治的男人
七　恐懼的正常化與變革的挑戰
第四篇　甩掉白馬王子的小鞋　一　性、女性氣質和權力
二　女孩、王子和肉體
三　我們教女兒學什麼？
四　家庭修女與性吸血鬼
五　自虐、母性與女權運動
六　讓婦女重新獲得性力量
七　色情的再度聖化
第五篇　道德、倫理與快樂　一　道德、倫理與快樂
二　艾滋病與傳統道德
三　人口、避孕與人工流產
四　道德、統治與責任感
五　性標準、性政策與性教育
六　傳統、家庭與價值觀
七　愛、肉體與快樂
第六篇　新的夏娃與新的亞當　一　勇於質疑，敢於選擇，有權去愛
二　我們的創造性歷程
三　重新構造神聖
四　重新學習愛的藝術
五　挑戰、創造性的機遇與真正的文化戰爭
六　重新定義勇氣，再創我們的生活
七　性愛、情愛和快樂的未來

《神聖的歡愛》

麗安‧艾斯勒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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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從古代到現代

一　人類社會進化中的性的政治

　　我們面臨這麼多難題，這麼多個人和社會悲劇，這些並不奇怪；我們建立的關係經常事與願違、功能失調，經常給我們自己和他人造成諸多痛苦，這些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我們長期生活在如此多的扭曲、誤傳、消極的環境和完全的信口開河的重負之下，為何我們竟然還能正常運轉、正常生活？

　　在如此重負之下我們仍能掙扎著相愛，這實在是對人類的能力和耐力的禮讚，因為追求快樂而不是痛苦，追求關心而不是征服，更為重要的是，追求聯繫──相互聯繫以及全體社會成員的聯繫──是對我們自身以及世界的創造和關愛。人類的這種能力和耐力也使我們有了現實的希望，我們能夠在人類歷史上這個關鍵時刻，創造一個更加平衡且不太瘋狂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制度中，暴力、統治，以及性和精神的功能失常，不再被認為「就該是這樣」。事實上，現代歷史上發生了許多掙脫統治關係束縛──掙脫數千年淫威，擺脫慘無人道的壓迫和連綿不斷的流血──的鬥爭，這使我們的希望更有依據了。

　　在此後的章節裡，我們要談談這種鬥爭。我們將看到，眨眼之間──數百年在我們的歷史上不過是彈指一揮間──我們對所有事情包括從性生活到精神生活的看法都發生了巨變。隨著這些巨變，家庭、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結構相應地發生了同樣劇烈的變化。因為最近三百年來，儘管遇到巨大阻力，而且不時地發生復辟，對統治關係已經確立的暴力和壓迫的反抗，取得了越來越大的勝利。現在，當我們即將邁出二十世紀，跨入二十一世紀，進入一個新的千年之際，這種為爭取未來的嚴峻鬥爭，就成為頭等重要的大事了。

　　在第一編我們已經看到，我們既可以建立夥伴關係模式，也可以建立統治關係模式，就連離我們最近的近親，即普通黑猩猩和侏儒黑猩猩，也在社會組織上有著顯著的差別。我們已經看到，我們文明的主流最初是朝著夥伴關係發展的，這對於性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會結構都有著深刻的影響。但是接下來，我們就看到在史前某一個顛簸動盪時期，發生了一次巨大的文化轉型。

　　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看一看我們時代中的強大運動，要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也要看看它所遇到的強大阻力。我們將繼續考察社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人類動機的兩大槓桿：痛苦和快樂。我們將考察一些跨文化材料和同性戀關係，但是重點仍然放在西方主流社會中的異性戀關係上。我們仍將繼續以傳統上的性和性別的固定形式，在環環相扣的政治、經濟、宗教和軍事體制的統治中發揮的中心作用作為考察重點，這些體制使一些國家凌駕於另一些國家之上，一些種族凌駕於另一些種族之上。但是，在這第二編也是最後一編的遊歷中，我們的前進路徑與前一編在許多方面有所不同。

　　目前，我們已經飛快地掠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這就像順流而下，一開始朝著一個方向，可是在一個急轉彎之後，又朝向另一個方向。在往下，我們的任務是開一段河床──使我們能轉向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要穿過驚濤駭浪，巨石險灘，還會受到流向不同的強大水流和漩渦的干擾。

　　我們在考察這些潮流的同時，還要仔細研究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最親密的關係：不僅是性關係，還有兒童和監護人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們正是從這些具有肉體接觸的基礎關係中，得到日後建立夥伴關係或統治關係的磚石。我們將以新的眼光來考察當代社會的發展，不僅考察性與靈的發展，還要考察政治、經濟、技術、教育、交通以及生活中其他重要方面的發展。通過考察痛苦和痛苦的威脅如何在最基本的肉體層面附著於統治關係模式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組織之上，我們將進一步擴展我們的文化轉型理論。

　　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先為下面的章節做一些鋪墊。我想說說這本書的書名，它如何在我不斷變化的意識裡成型，又如何表達快樂和神聖在夥伴關係和統治關係社會裡得到不同的定義。我想簡單地談談我們如今瞭解的有關愛情的生物和化學知識，以及意識的性質問題。我們要將眼下的事情，放到一個更加廣闊的進化環境之中。因為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今天的這種喧囂，都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已經走進一條死胡同：只有徹底改變我們建立人類關係包括我們最親密的個人關係的方式，才能走出這條死胡同。

　　我還想談談在個人和社會變化的討論中一直被忽略的問題：人的肉體。因為社會和人的轉化，說到底是圍繞著這種直接與人的肉體有關的事情而進行的；圍繞著這種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的肉體，包括我們自己的肉體和他人的肉體而進行的；圍繞著誰有權裁定這些看法而進行的；圍繞著別人如何接觸我們的肉體，我們又如何接觸別人的肉體而進行的，最後，它還涉及到意識的徹底改變，涉及到兩種不同的力量──對肉體製造痛苦和帶來快樂的力量──是如何在社會中建構起來的，其中哪一種力量得到了重視和回報，而哪一種力量受到了輕視。

二　肉體的政治學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本人的意識中所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我逐步地明確認識到，我們對人的肉體的看法極大地影響著我們對世界的看法──而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又直接關係到我們如何在與這兩者的關係中看待我們自身。我早就知道，有一些重要的女權主義著作直接或間接地談論了這一問題，從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學》、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論婦女的誕生》，到新近出版的著作，像凱特爾‧海沃德（Cater Heyward）的《我們接觸的力量》以及葆拉‧庫伊（Paula Cooey）、沙倫‧法默（Sharon Farmer）和瑪麗‧埃倫‧羅斯（Mary Ellen Ross）合著的《內化的愛》。但是，現在我從一個新的角度，比以往更清晰地認識到，如果不能理解和改變我們對男人和女人肉體的看法，那麼我們就不可能理解某時某地所形成的關於性、權力和愛的觀念，更不可能改變它們。我也比從前更為深刻地認識到，我們對肉體的看法和做法，以及由誰來決定我們對肉體的看法和做法，都與政治緊密相關。

　　其實，在當代擺脫強大的統治和暴力模式的鬥爭中，這些就是最主要的政治問題。我們如何看待肉體與肉體的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在自己的肉體裡體驗這些關係──這不僅隱喻著政治的最基本的意義，而且關涉到對權力的定義和實施。這就是我們的肉體在傳統定義下的公共環境和私人環境下如何與全部社會關係相聯繫的方式，我們先是不知不覺地瞭解這種聯繫方式，繼而開始不斷地運用這種聯繫方式。

　　如果在早期的長幼關係、繼而在性關係中，我們已經被培養得適應了統治和服從，這些關係就會不知不覺地影響我們所有的關係。反之，如果在早期的長幼關係、繼而在性關係中，我們學會並且不斷地練習相互尊重和關心，我們就會與建立在強制和恐懼之上的統治等級的社會制度格格不入。

　　這就是為什麼在觀念中將女人的肉體從性和精神力量的象徵變為男人的控制對象，是史前時期朝向統治關係社會組織的轉變中所不可或缺的原因。在觀念上將女性的肉體變成由體外某個人控制的對象，產生了幾個重要的結果。它首先為男人找到了統治和剝削女人肉體的理由──不論是將女人的肉體變為繁殖或娛樂工具，還是利用它為男人服務或為男人的家庭幹活，都是如此。它還使女人自己逐漸從統治關係制度所形成的男人視角來看待自己的肉體。因為不論各種文化對女人的肉體有什麼偏愛──喜歡胖或瘦，喜歡拉脖子、纏小腳，還是喜歡摧殘生殖器──這些偏好都不是女人自己的願望和需要，而是符合占統治地位的男人對女人的欣賞口味。更有甚者，在這種新的社會秩序裡，女人自己也逐漸學會了讓自己和自己女兒的肉體服從於男人的要求和口味──我們至今在與這種傳統做鬥爭，它表現在厭食症、貪食症以及其他飲食失調症狀等方面，這些都是女人為了迎合外界潮流，不惜一切痛苦，強制改變體形的結果。

　　但是，這種靠外界影響決定體形，將肉體當作工具的觀點，不僅影響著婦女，也深刻地影響著男人。現在，所有女人的肉體和部分男人的肉體，都是通過一部分人的眼睛來審視的，這一部分人傷害力最強，因此也就能對他人的肉體實行控制。

　　我們已經看到，這是西方古代奴隸社會流行的觀點，所有女人和大部分男人（奴隸）的肉體，是由一小撮人佔有的，這一小撮人對此握有絕對的生殺予奪的權力。而且，在這些高度好戰的社會裡，大部分人只是一小部分精英們進行權力爭奪的工具，誰在爭奪中能給他人的肉體造成最大的傷害，誰就是贏家──這就是我們今天仍在與之鬥爭的另一種統治關係傳統。這就是為什麼如今男性的理想標準是肌肉發達、披盔戴甲、強壯驃悍的武士形象的緣故，他們獻出自己的肉體，而得到的報酬就是被俘婦女的肉體──這一點我們從荷馬史詩和《聖經》中都能讀到。

　　女人的肉體純粹是男人的財產，這種觀點深刻地影響著男女性生活的社會結構，因為如果一個人的肉體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服務於另一個人的肉體──給它以關懷、快樂和後代──這就不僅為所有的上下等級提供了一個基本模式，而且樹立了一種觀念，說明男女的肉體在他們最親密的性關係中應該是一種什麼關係。這種觀念，也是我們至今仍在與之鬥爭的，這就是女人和性「天生地」就要受男人的控制。

　　於是，就需要一些制度來維持男尊女卑的等級。一是我們已經粗略地講過的，對性和女人的糟踐。一是對統治和暴力的色情化──這是現代氾濫的淫穢作品的中心，男人捆綁、鞭笞、刀割女人的肉體，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女人肉體的痛苦。隨後我們將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

　　關於這些作品的爭論，主要集中於他們是直接引發的對婦女的暴力犯罪，還是僅僅使那些因為瞭解這些行為會導致痛苦而永遠記住這些犯罪的人麻木，同時製造一種容忍這些行為的氛圍。但是當代朝向夥伴關係的運動日益高漲，來自統治關係制度的抵制也日益強烈。從這種矛盾的角度來看，這些作品的產生，可以看作是在最基本層次上通過對天然的肉體製造或威脅製造痛苦得以維持的制度，是對夥伴關係浪潮所做出的反應。

　　這些作品描繪了人的肉體，以及兩個肉體如何「好玩地」糾纏在一起，而其中一個肉體要忍受肉體的和/或心理的痛苦，它們生動地表現了一種社會組織，其中最高的力量是由劍的力量來象徵的：導致痛苦和毀滅的力量。更有甚者，它們使我們不知不覺地認為人的關係就是一些人實行統治，而另一些人被統治。

　　但是，男人和女人在社會化過程中並不是只能接受、甚至歡迎壓迫性的統治。我們將會看到，社會調節的方式有很多，它們都會使我們──借用前耶穌會教士D‧H‧約翰遜（Don Hanlon Johnson）的話說──「從感官上，而不僅是從態度上，服從」我們的「上級」。譬如，通過痛苦的權威育兒方法植根於我們的肉體的習慣模式，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討論。嚴格的宗教（約翰遜認為這與性自虐和虐待有關）也是使肉體適應統治和服從的有效方法。有些統治關係宗教裡還有關於永恆的肉體痛苦的恐嚇。約翰遜指出，「天主教專制的深遠根源」即在於「一個人的肉體可能受到永恆的火燒。」他說，「由於害怕遭受這樣的痛苦，民主就永遠無法實現」，因為依靠個人（據說是被「原罪」玷污了）的選擇和知識，遠不如依靠更高的（據說是神授的）權威可靠。

三　痛苦、快樂與神聖

　　下面，我要重複我說過的一點，然後再繼續往下進行考察：基督教和大部分其他世界性宗教在統治關係說教與神話的下面，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夥伴關係的核心。正因為有了這個核心，這些信仰才吸引了許多女人和男人。但是──我們稍後將深入探討這一點──這些宗教裡的統治關係因素，已經並將繼續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手段，使女人和男人接受甚至崇拜不公正的權威。而且，約翰遜指出，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便會直接地影響到一些最基本的事情，譬如我們的肉體、痛苦與快樂。

　　的確，古代更為夥伴關係的社會對神聖的看法與我們對神聖的許多看法區別最大的一點，就同肉體、痛苦、快樂這些最基本的事情相關。因為，我們要是停下來看看統治關係傳統中的神聖形象，就會發現它們的中心不是給予快樂，而是製造痛苦──在奧林匹斯諸神的戰爭中，在印度教男女諸神的血腥決鬥中，要麼是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要麼還有基督教聖徒們的殉道。

　　對痛苦而不是快樂的神化具有突出的政治意義，因為這些形象來自那些統治和摧毀的力量代表著最高權力的社會。它的另一個意義就是，在這些社會中，人們受到的教育就是快樂等於自私麻木，甚至將快樂等同於統治或被統治，我們稍後將深入探討這一點──說到性時，快樂就等於自虐和虐待，等於傷害或被傷害。

　　正是這些使我想到了這個標題──《神聖的歡愛》。這個標題也許一開始會令人吃驚，甚至會令人想到褻瀆神靈。正因為如此，我才決定用這個題目。或者，更確切些說，這就是為什麼當我關於快樂和痛苦的認識在寫作過程中發生了深刻改變時，「神聖的快樂」這個詞彙在我腦海中反覆出現的原因。這是對於快樂和神聖的一種觀念，它與我們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在統治關係和夥伴關係社會中，肉體和權力的社會結構是不一樣的──後者最重要的權力象徵是帶來生命和光明的聖盃，而不是危害生命和毀滅性的劍──同樣，在這兩種社會裡，快樂和神聖的社會結構也不一樣。

　　所以，我說的「神聖的快樂」，絕不是中世紀基督教的善男信女們被鼓勵通過折磨自己、摧殘自己的肉體而得到的那種「神賦的」快樂；也不是弗洛伊德所說的男人在性交中通過污辱和貶低女人而得到的那種「快樂」，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當性對象遭到貶低時，感官感覺便可以重新發揮作用，於是產生可觀的性能力和高度的快感」；也不是人們學會的那種落井下石般的「快樂」，嘲笑那些跌倒的人，臉上挨了一巴掌的人，或是以其他方式受到傷害的人；也不是那種打了勝仗的「快樂」，譬如基督徒（或穆斯林）在聖十字軍東征時期慶祝對不忠的人的屠殺。在今天，海灣戰爭結束後，美國舉國歡慶戰爭勝利──但卻隻字不提成千上萬的伊拉克男人、女人和兒童或死或傷。神聖的概念無論如何還與那些數以千計的表達殘酷和犧牲──人的肉體被刺穿，被釘在十字架上，被燒成灰燼，用簽子插入，或以其他可怕的方式給予折磨──的宗教作品所傳達的那種情況沒有關係，這樣的作品至今在博物館和教堂裡比比皆是。

　　但是，我也得說，我們受到的教育使我們對快樂和神聖產生了一種畸形的看法，這種觀點並不是因為我要寫這本書才有的。它是一種緩慢的覺醒，就像神秘主義者所說的，是將遮蓋靈魂或神性的帷幕一層層揭開的過程。在我的心路歷程中──一種令我時而痛苦、時而快樂的探尋，它沒有帶我走進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倒是讓我有了一種重新看待日常生活的新眼光──我得到的是意外的收穫。

　　我開始認識到，我的生命中那些最重要、最難忘的心靈觸動──我對生命的神秘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敬畏和好奇的時刻──並不是來自我所接受的教育。將神聖與某個萬能的、做出永恆審判的實體相連，只是這種教育不能阻止我心靈的擅動。我也開始明白，心靈的成長與世俗的快樂，譬如性高潮和充滿愛意的觸摸──孩子的或是愛人的，並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我逐漸知道，這些經歷正是我自己心靈成長的核心。我還開始看到，我迫切需要解開我所受的教育中關於快樂和神聖的一團亂麻，它不是停留在理論上，而且要在實際體驗中。

　　但是，直到我開始寫這本書，我才逐步理出了一些頭緒。最重要的是，我開始將我的點滴發現放在一起，形成了另一種神聖：與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關於聖潔的觀念相符合的神聖。這種神聖是此世的，它不屬於虛幻的、彼世的王國──它來自於對生命的敬重，而不是對死後或生前的崇拜。這種神聖不會將我們與我們所謂的神截然分開。更重要的是，這種神聖不會鄙視肉體，因此它並不輕視肉體，而是視之為最基本或最完整意義上的聖潔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因此，我說的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的精神，包含了這個詞的全部意義。世上的事情，我們自己和他人肉體上的事情，與我們所謂更高的自我並不是分離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像卡羅爾‧克賴斯特、馬修‧福克斯、伊麗莎白‧多德林‧格雷和卡特‧海沃德這些神學家關於內在精神的著作，才如此重要。因此我認為，精神既是內在的，也是超驗的，兩者在精神的核心融合為一個整體，如今在從統治關係向夥伴關係世界轉化的鬥爭中，這種整體逐漸地顯現出來。

　　這種夥伴關係精神既表達了人類在肉體上相連──譬如，希望在肉體上與相愛的人合為一體──的願望，也表達了我們與神合一的渴求。巨大的苦難並不是它指引給我們的通向更高的意識的道路，甚至不是神聖的救世主的根本屬性。它教導我們的是如何通過人類在愛和被愛的獨特體驗中所感受到的巨大歡樂，達到更高的意識，從而與我們稱為神聖的事物合而為一。但是，這並不是抽象的愛。這種神性來自聯繫而不是分離，因此。在這種神性中，愛並非存在於另一個世界之中，它就是這個世界的產物。

四　人類對親密接觸的渴求

　　我認為，我們所看到的西方宗教有一個最大的可悲之處，這就是它將人類的體驗割裂開來，尤其是將虛幻的或「精神的」愛置於實在的或「肉體的」愛之上。我們知道，關於人類體驗的這種分裂的觀點，並非西方宗教所獨有。當然，這種觀點也不是宗教所獨有的。譬如，一般人認為（這是古希臘哲學家和中世紀基督教學者留給我們的遺產的一部分），性感覺是「低賤的」，而愛則是心靈的事情，我們所說的更高的意識只是一種思想的而不是肉體的狀態。

　　其實，現代科學研究表明，性慾不是產生於我們的生殖器官，而是產生於我們的大腦。在老鼠身上做的實驗也表明，用電流刺激大腦的某一個區域，可在對生殖器官沒有任何刺激的情況下，直接導致勃起和（或）射精。不僅是科學研究，就連日常生活的經驗和觀察也能證明這一點。我們知道，性畫片、甚至性想像都能撩起人的性慾。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在性上被某人所吸引，不管有多少個體差異，主要還是因為人們大腦中的某個部位發生了作用。我們如何解釋人的性衝動或情感騷動，以及我們接下來做出或不做出某種行為，主要取決於我們學會的思考方式和感覺方式，而不是什麼天生的或機械的肉體衝動或「本能」。

　　愛的情感同樣來自於我們的大腦。事實上，人類所有的感情和感覺──關於性的、精神的或愛的──都是經由心理學家所謂認知或思維而產生的，認知和思維都是在大腦裡形成的。但是，由於我們的大腦是肉體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是在肉體裡體驗所有的感情和感覺，不管從前人們認為它們是高尚的還是低下的。

　　這麼看來，那種精神狀態或恍惚狀態，其實是我們的肉體狀態所引起的。經歷過意識的「高級」狀態的人，譬如瑜伽大師，常常要進行劇烈的肉體鍛煉，他們能以平常人堅持不了幾分鐘的姿勢，坐上幾小時。越來越多的關於意識的超常狀態（縮寫為ASCs）的科學文獻中，也記錄了這種精神狀態的肉體因素。實驗表明，在冥想或恍惚狀態下，腦電圖上可以記錄下可檢測到的腦電波變化。

　　最有趣且與我們的探討關係最大的是，性高潮也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意識的超常狀態──它確實也是。朱利安‧戴維森（Julian Davidson）在《心理生物學》一書中指出，雖然存在著極大的個體差異（其他經歷ASCs的個體也有巨大差異），「所有的性高潮都具有巔峰狀態的ASCs的共同特徵」，包括「時空、認同等感覺」的變化，以及「強烈的情感和肌肉運動迸發等巨大改變」。他還指出，「性高潮被廣泛用來誘發神秘狀態」。

　　無怪乎神秘主義者就像我們在第一編中所看到的那樣，總是用描寫性的語言來描述他們的體驗。也無怪乎在性激情和精神感悟的語言中，最常見、也是最主要的一個詞就是愛。

　　在描寫性與心靈的文字中都出現了愛的主題，這並非巧合。它反映了一種潛在的聯繫，史前文明似乎曾經感知過它，現代科學開始重新發現它。因為我們所受的教育告訴我們，人類的性生活（朝著相通或合一的努力）、愛的情感（仍是朝著相通或合一的努力）和精神上與我們的神相結合或合一的努力，是互相對立、毫不相干的事情，但實際上，它們都源自於人類根深蒂固的需要：我們人類對於聯繫的強烈渴求。

　　在我們這個物種中，這種渴求強烈且持久，我認為這是一種生理需求。並不是說只有人才努力地追求聯繫。這種奮鬥其實是進化過程中經常出現的現象。其根源可以上溯至幾十億年以前，上溯到單細胞經過共生結合形成多細胞機體。生物學家林恩‧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準確地稱這種多細胞機體為我們這個星球上生命形式建立的第一種夥伴關係。蟲鳥魚獸群聚而居，這種對聯繫的需求就在我們所謂群聚的本能中表現出來，許多同類緊密團結，這樣便更安全，更有利於生存。在各種生命形式中，從瓢蟲到小貓，從猴子直至人類，我們都能看到通過觸摸使肉體發生聯繫的需要。這種觸摸所產生的肉體聯繫，與物種通過性的交配而完成的繁殖是不可分的。對於哺乳動物，後代的存活尤其需要觸摸，如果沒有成年獸的保護和照料，幼獸就會死去。

　　儘管對聯繫的渴求並非人類特有，但是在人類中，這種渴求得到了最大發展。這是由人類的特徵所決定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人類的嬰兒依賴別人照料的時間特別長，人類中的女性能夠不分季節地性交，並且能反覆達到性高潮，人類的思維能力遠遠強過動物，這在我們稱之為意識的現象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從這樣一個更廣闊的角度看，人類高度發達的思維能力顯然與流行的看法相反，即它並不是與高度發達的男女間和長幼間聯繫的能力（以及需求）屬於不同的進化層次，其實，它們是相互關聯的進化發展：在我們這個物種出現之初就連在一起的發展。尤其是，這兩種進化發展共同使我們這個物種具有了人類特有的──而且是相互聯繫的──兩個特徵。一種是我們稱之為高級意識的現象，一種是複雜的感情和行為，在精神和性領域中，我們都稱之為愛。

五　愛情、語言和意識的進化

　　很明顯，我們也可能建立沒有愛的、殘酷的、暴力的性關係和非性關係。但是，人類具有高度的潛力，能建立有意識的和關愛的聯繫，我們稱這種聯繫為愛。這種進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基礎，使我們得以能夠以更平衡、更美滿的方式，建立相互之間以及與我們這個星球之間的關係──這種方式是一種能夠接受我們相互之間以及我們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繫的方式。

　　我們這個物種出現後最重要的進化就是人腦的進化。正是因為我們的大腦（以及我們的發音器官），我們才成為唯一能用我們稱之為語言的複雜符號進行交流的物種。但是，生物學家享伯托‧馬圖拉納和弗蘭西斯科‧瓦雷拉指出，我們之所以成為他們所謂「合作以及通過語言協調行為的生物」，最主要的原因是人類的性交是面對面的，而且不受季節的限制（加之性交的產物需要長時期在肉體上依靠他人）。

　　其他學者，譬如阿德里安娜‧齊爾曼和南希‧坦納，也將人類最初的社會關係和語言的起源歸結於母嬰交流的需要，我們這個物種的成熟期實在太長了。他們指出，如果母親能與嬰兒進行語言交流，指導、關照和維持它們的成長，嬰兒成活的機會就更大。他們說，這又會導致進一步的生理變化（譬如較大的腦容量，較小的下頜骨，以及喉腔內較大的空間），這些變化也標誌著從猿向人的轉化，標誌著語言的產生。

　　但是，馬圖拉納和瓦雷拉特別地將語言看作一種工具，認為它使人在性生活中能夠分享感情與合作。他們指出，由於人類的女性全年都能進行性生活，這有助於使語言成為親密關係中的交流手段。這能促使男女之間建立更持久、更合作的接觸，因而就更需要、也有更多的機會進行交流。他們強調說，在許多鳥類、魚類以及許多哺乳類動物和靈長目動物中，雄性也參與照料幼兒，但是人類的男女之間全年都能有性關係，這促使男人更積極地照料他人──對於一個幼年依賴期特別長的物種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

　　因此，與我們在一些社會生物學文獻中讀到的觀點相反，馬圖拉納和瓦雷拉強調，人類的性與動物的性不一樣。他們還指出，人與其他動物在另一個重要方面的根本差別是，我們具有高度發達的能夠意識到自我和他人的區別（同時也意識到內在的聯繫）的能力──也就是說，人有高度發達的意識能力。他們認為，這種進化與人類的性的出現也是分不開的。

　　他們說，在「人與人的反覆交流中，需要用語言區別他人，譬如起名字，」正是在這種「親密關係中，出現了語言中區別於他人的自我」。其他幾種生命形式，譬如我們的靈長類表兄大猩猩和黑猩猩，也具有一點表現自己的能力，然而，用概念進行思考和描述的能力，顯然在我們這個物種中得到了最高的發展。

　　因此，我們在人類身上看到了意識的最高發展，這也就不足為怪了。如果我們在人身上看到馬圖拉納所謂的「愛的生物」的最高發展，這也不足為怪，因為我們有更發達的交流能力，我們一年四季都能有性聯繫，我們的童年更需要有親密的聯繫。

六　愛情的生物學與化學

　　馬圖拉納說，愛總是充滿著詩意──詩歌是最能表達愛意的。儘管「愛的生物學」乍看上去不怎麼順眼，但是，人類對愛的需求顯然是一種生物學事實：沒有愛，沒有一定程度的關愛為聯繫或紐帶，我們人類就無法生存。

　　在嬰兒階段，如果無人照料，無人餵我們飯吃、給我們衣穿，我們就活不下來。如果沒有肉體的觸摸，我們也活不下來──在毫無友愛的觸摸的孤兒院裡，嬰兒有時會在肉體完全正常的情況下死去，對這些不幸嬰兒的研究證明了上述觀點。人類學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驅，他在《觸摸》一書中指出，我們最強烈的肉體和情感的感覺，都是從友愛的觸摸中產生的。我們不僅從觸摸中得到快樂，而且在痛苦時得到安慰，在絕望時得到希望，更從觸摸中得到那種不可或缺的感覺，即我們不是孤伶伶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是與同類中的其他人聯繫在一起。

　　因此，馬圖拉納說，我們人類確確實實「靠愛活著，任何時候剝奪了愛，我們就會生病」。這就是為什麼馬圖拉納認為愛的生物學不僅是人類社會的基礎，而且是深深地扎根於進化的歷史之中的動力。它最初始的形式，就是馬圖拉納所描繪的許多昆蟲鳥獸和其他動物「在自己的領地內容忍其他生物」。而它的最高形式，則是我們這個物種強烈的、有意識的感情，不論是世俗文獻還是宗教文獻，都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如果從心靈的角度說，是最高貴的──人類經驗。

　　如今，科學家們正在研究這種感情為什麼會如此強烈。他們的發現提供了一個引人矚目的新視角，讓我們考察另一個特別的、然而卻常常被忽視的進化發展：快樂的進化。

　　新的研究表明，在進化過程中，大自然開始搞一些化學獎勵的實驗，當我們被愛或愛別人時，體內就產生巨大的快樂。整個過程大概是這樣的。內嗎啡（內生嗎啡的簡稱）一類的化學物質最初主要是用於麻醉，減少傷痛並且（或）在逃避追捕時提供額外的能量。但是，在進化的某個點上，這些化學物質有了不同以往的新功能。現在，它們不僅能夠幫助機體在搏鬥和逃生時減少痛苦，還能誘發快樂，增進照料他人──甚至關愛的觸摸──所需要的紐帶，這是比較複雜的物種的生存需要。

　　心理分析學家邁克爾‧利博維茨（Michael Liebowitz）在《愛的化學》中寫道，我們常說「墮入情網」，我們這個物種從化學物質中所得到的獎賞，也許正是對這種說法的詮釋。因為在這種狀態中的巨大快樂，以及在性愛中的巨大快樂，似乎與某些化學物質的增多有關，這種化學物質可能是苯（基）乙胺，一種類似於苯異丙胺的物質。這種化學獎勵很可能就是使父母和其他成年人（以及兒童）在照料嬰兒時感到快樂的因素，也是相愛的人感到滿足──也就是快樂──的原因。在這裡，化學物質，或許是內嗎啡，再次發揮作用了。

　　儘管這些研究才剛剛開始，結論還不能確定，然而它們或許能解釋神秘主義者所感受的那種喜悅，他們一直認為這是出於對神的愛戴所造成的。這些研究或許還能幫助我們瞭解創造、發現、審美的沉思默想以及在幫助他人時所感受到的巨大快樂。

　　最重要的是，我們所瞭解到的這些關於愛和快樂的進化的知識，使我們需要對進化論做出新的評價。因為這些研究結果認為，愛的進化與性和意識的進化一樣，是我們這個星球上非常複雜而高級的生命形式出現的轉折點。這些研究表明，當我們說到適應時，不能再把愛的能力一帶而過了──事實上，我們這個物種在進化中最具適應性的發展，就是人類偉大的愛的能力，而不是早先的理論家所說的暴力和攻擊能力。

　　此外，這條新的探索路線還表明，人類的愛和性的進化，只是更大的進化的組成部分。這種更大的進化，就是從推崇痛苦的懲罰向推崇快樂──尤其是愛的快樂──的獎賞發展，這是適應行為的主要動因。

七　進化的推動與轉化的挑戰

　　從更大處著眼，當代完成從統治關係社會向夥伴關係社會轉化的運動波瀾壯闊，這似乎正是受了進化的推動力激發的緣故。這不僅是因為在我們這個受到氫彈和臭氧層空洞威脅的高科技時代，維繫人類生命的要求和維繫統治關係社會組織形式的要求發生了面對面的直接衝突；而且因為在任何一個時代，促進而不是阻礙愛與歡樂的夥伴關係模式，看起來總是更符合朝向正常的或可衡量的意義上的高級階級的進化。

　　這種進化運動吸引了許多學者，包括達爾文本人在內。儘管在今天的新達爾文主義者們那裡，進化中由低級向「高級」的運動已成了異端邪說，羅伯特‧J‧理查德（研究達爾文的最高權威）在他的著作中就曾這樣說，但是，達爾文還提出了所謂道德感的四個進化階段，他認為這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最重要的特點」。在第一階段中，動物產生了社會本能，這些本能使關係密切的個體結合在一起。第二階段產生了更高的智力。第三階段有了語言習得。而在第四階段，達爾文認為，某些習慣最終能夠塑造個體的行為。

　　生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在《行為的進化》中也提到「新的可能性」以及「經驗的新品質的出現」。後來，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提出了不同等級的需求，從防衛需求或不足需求（這是所有動物所共有的）到更高級的需求，他稱之為「自我實現」的動機──他認為，這是「人的本質」的潛在性。社會心理學家戴維‧洛耶以達爾文關於道德感的起源和發展的觀點，以及現代大腦研究為基礎，建構了一種新理論，認為我們這個物種的潛力是向著他所謂道德敏感性在逐漸進化。

　　我得說，這些學者的觀點與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和其他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觀點大相逕庭，後者將我們控制物理和社會環境的能力視為進化的頂峰，並以此來美化十九世紀那些殘酷的工業家的「成功進化」。他們也不同於那些先驗理論家，譬如泰哈德‧德‧查爾丁（Teilhard de Chardin），這些先驗理論家們認為，在進化背後是神預先設定的計劃。譬如星相家埃利克‧蔡森就曾說過，「不要說宇宙的進化在技術上受智慧的或有頭腦的宇宙神的指引，」在他看來，「智慧這種現象從前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是按照宇宙的進化而發展的。」但是，這些學者並未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縱觀地球上的生命發展史，確實可以看到從早期到晚期的變化──我們這個物種對他人的敏感，我們的創造力，我們的審美感受性，以及我們的愛，就是最突出的例子（這也正是文化轉型理論的研究領域）。

　　然而，我們在第一部分中已經看到，在一個以統治關係而不是夥伴關係為主的社會裡，倘若將這樣的系統──這種系統是以強力和對痛苦的恐懼為基礎的等級制度──維持下去，就勢必要扭曲和扼殺這些潛力。因此，統治關係模式並不僅僅是在簡單的生存意義上不適合於我們這個高科技時代。無論一個社會的科技發達與否，維持統治關係系統的要求與我們這個物種充分發展的要求也是相牴觸的。

　　倘若人類性的進化和兒童的長依賴期果真造成了人類獨有的對聯繫的強烈渴望──並由此產生了人類從愛和被愛中得到的巨大快樂──那麼，一個以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為主的社會組織，就更符合我們的生物進化。倘若這果真是西方文明進化的最初方向──從神的形象中可以看出，那裡幾乎沒有奪取生命的形象，給予和養育生命被視為神聖──那麼，我們也應該能夠迎接當代個人、文化和社會的根本轉型中的挑戰。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就一定能成功。根深蒂固的文化模式和制度阻礙著轉變的發生。此外，現代進化論的一條基本信念，就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歷史並非是預先注定的；一個物種的外形並非只有一種可能；一個物種是存活還是消亡，也沒有定數；同樣，人類文化進化的方向，也不是必然的。

　　今天，我們身邊那些牢固樹立的信念和制度已經受到挑戰，舊的統治關係系統正在使我們分裂，使我們走向混亂。但這並不是說一定會出現新的夥伴關係文化。文化轉型理論認為，在社會分裂或系統極度不平衡的時期，社會和意識形態就有可能發生轉折性的變化。但是，也有可能出現另一種結果。統治關係系統有可能重新組合自己，它們貌似採取新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形式，其實不過是篡改了一部分夥伴關係因素，卻仍然保持舊有的基本構型，統治和征服能得到社會和經濟上的好處，痛苦被理想化，甚至被神聖化。因此，和所有系統分叉一樣，不同社會組織的出現，需要的不僅是不平衡。這時需要足夠的轉折性變化的節，以便形成非線性動力學所謂新的「吸引子」，能在系統尚處於變化時，在一個新的基本構型中對之進行重構。

　　在今天的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我們急需改變我們的制度和價值觀，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跡象。但是，要想成功地利用這個充滿危機和機遇的時期，完成從統治關係模式向夥伴關係模式的轉變，使之成為最重要的文化吸引子，我們還需要繼續努力。我們不僅要研究一個社會如何建構它的經濟、政治、宗教和教育制度，而且要研究它如何建構自己的基礎，如性、性別和精神──甚至它如何利用苦樂來維繫自身。

　　在這裡我要說，根本的改變必然帶來許多現有信念和制度的解體，因此，當代為完成從統治關係社會和意識形態組織向夥伴關係社會和意識形態組織轉變的鬥爭，也必然會帶來痛苦──我在後面還會繼續探討這個問題。我還要說，即使我們真的拋棄了一個嚴重地依賴痛苦才能維持得下去的系統，我們也仍然會有痛苦。

　　痛苦與快樂都是進化和生命的一部分。有時痛苦也是非常有用的，它不僅是對我們必須聽從的警告，而且是個人和精神成長的必經之路。但是，在統治關係系統中，我們甚至無法為了這樣的目的而充分利用痛苦，因為長期痛苦的一種結果，就是使感覺和感情變得遲鈍麻木。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說我們不能再否認我們的痛苦，說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的痛苦的原因之一。的確，接下來可能會有痛苦，可更多的將是開心，甚至好玩。

　　當然，從根本上改變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世界──甚至改變我們對肉體、性、權力、快樂和神聖的看法──這種挑戰非常嚴峻。但是，倘若說進化中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那就是變化。變化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進化，不論是生物的還是文化的進化，都是如此。這本書以下的部分只是這個創造性歷險中的嶄新篇章：精彩而有趣的故事，女人和男人如何在我們這個星球的歷史上，第一次自覺地努力創造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愛的方式。

第二篇　走出統治關係夢魘

一　意識革命與性革命

　　二十世紀後半葉，人們開始談論意識的革命：談論我們的世界觀的巨大改變。有些人認為，一九四五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是導火索，它使人們對核滅絕有所警覺。另一些人則說，所有這一切的起因，乃是第一張從外層空間拍攝的地球照片，我們的星球如此美麗，又受到如此之大的威脅。還有一些人說，是技術、社會和經濟令人目不暇接的變化，將我們推入一個「後工業」世界。

　　這一時期人們對性的看法和行為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媒體對此大唱讚歌，稱之為性革命。還有家庭結構的根本變化，婦女運動的復興，全世界的婦女都在反抗僵化的性別角色和兩性關係及由此產生的五千年男性統治的堡壘。

　　這些都是重要的變化。但是，它們只是一場更宏大的戲劇的一部分，只能在更廣大的現代歷史、甚至意識的歷史語境中才能理解。因為，我們將會看到，我們逐漸從數千年來有記載的或統治關係的歷史對我們身心的麻醉中覺醒過來──就像從漫漫長夜的噩夢裡醒來一般。而這些變化，只是我們覺醒的最初階段而已。

　　其實，意識的這些變化──人們對自身，對他們的關係和世界的看法的變化──早在文藝復興時期乃至中世紀末期就已經在西方開始了。但是，直到工業革命後期，這些變化的速度才得以加快。工業革命帶來了技術和經濟的巨大變化，這些變化迫使人們不僅改變了工作習慣，而且改變了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如此根本的變化，又需要新的社會結構，以及對許多長期樹立的「真理」的重新評價。在這個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由於今天的那種倍受誹謗的啟蒙，那時認為不可避免的許多事情──譬如奴隸制，國王的神賦統治權，婦女的性威脅著男人的道德和精神健康的觀點──開始受到重新審視，並且被推翻。

　　總之，三百年前標誌著現代社會開端的重要技術、經濟和社會變化，也為迅速興起的夥伴關係復興運動拉開了序幕，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洶湧澎湃，勢不可擋。因為倘若站在文化轉型理論的視角重新審視西方現代歷史，我們就會看到在複雜的潮流和逆流下面，隱藏著日益強大的夥伴關係和同樣頑固的統治關係之間的尖銳鬥爭。我們也會看到，這不僅是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的鬥爭，也是而且一直是性、性別和家庭關係的鬥爭──其共同的線索，就是對建立在等級之上的制度提出挑戰，而這些等級歸根到底又是依靠強制以及對痛苦的恐懼得以維繫的。

　　倘若這一點還不明顯，那是因為我們所學習的現代史，仍然是只注重男人在所謂公共領域中的關係之故。但是，倘若我們不再將親密關係視為純粹偶然的關係，並從這個角度來重新審視現代史，就會出現一個更寬廣、更現實的畫面。我們便會看到，我們能夠從根本上改變男女之間的關係以及父母（和其他成人）與孩子之間的關係，這種越來越強烈的意識，正是現代人認為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可以發生根本變化的意識的組成部分。我們也會看到，這些親密關係的變化不僅是基礎，而且在許多方面比經濟和政治關係的變化更為重要。

　　因為，即使我們有可能建立一個更公正、更平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倘若我們無視私人關係──其實這些關係並非是「私人的」──我們還是不能得到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實現以相互尊重、相互關心和相互信任為基礎的真正的愛與平等的親密關係。

二　現代史和親密關係史

　　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人類對聯繫的需求──對愛和信任而不是強制和恐懼痛苦的紐帶的需要──遭到了扭曲和壓制。一種嚴格的等級制度要維持下去，只能將男女關係變為「兩性戰爭」，其中婦女被視為低於男人，並且對男人有害，因而只能通過親子關係中的虐待和暴力，讓男人和女人都接受統治，並對之習以為常。

　　但是，對聯繫的渴望並未因此而消除。有時，它會衝破一切阻力，奇蹟般地得到實現。在更多的時候，它表現在無聲的或不那麼無聲的絕望中，在許多浪漫詩歌和歌曲中揮之不去，甚至在強烈的痛苦中也是如此。有時，它又倔強地甚至激烈地出現在我們的所謂精神探求中，存在於東西方以追求與神結合或合而為一為主旨的神秘主義中。

　　但是，直到現代，人類尋求聯繫的渴望才統一起來。當新技術動搖了根深蒂固的習俗、信仰和制度時，就逐漸出現了廣泛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運動，這些運動在近幾個世紀對暴力和統治作為人類唯一關係的觀點，提出了強烈挑戰。

　　十八世紀，最重要的民主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曾經提出，要以建立在責任和信任之上的自由選舉的代議制政府，取代數千年來以強制和恐懼統治的專制君主。也就是在那個世紀，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哲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了自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以解除自上而下的經濟控制。在下一個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建人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描述了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國家將消亡，一切權力歸人民。這個世紀，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索傑納‧杜魯斯及其他反種族主義鬥爭的領袖，對「優等」種族就應該統治、剝削甚至奴役「劣等」種族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也是在十九世紀，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Cady Stanton）、赫德維格‧多姆（Hedwig Dohm）、馬蒂達‧喬斯林‧蓋奇（Matilda Joslyn Gage）、埃米琳‧波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現代婦女運動哲學家，就描繪了一個社會，那裡人類男女兩性不必再被迫接受統治和被統治的等級。

　　十九世紀的廢除黑奴運動與和平主義運動，二十世紀的反殖民運動、民權運動、和平運動和婦女運動，其目標都是要建立沒有痛苦的統治和剝削制度。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還有一些目標相同但規模較小的運動，追求平等仁愛的婚姻，拋棄──通常要頂著世俗和宗教的巨大阻力──長期以來對兒童的痛苦懲罰。換言之，這些運動雖然從未出現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但是，當人們開始意識到強制和恐懼支持下的政治、經濟和種族等級的殘暴和不公時，也逐漸意識到強制和恐懼支持下的親子關係和男女關係的殘暴和不公，雖然後一種意識來得更慢一些。

　　我們已經看到，有史以來，男性家長就對女人和孩子有著絕對的權力，有時甚至是生殺予奪的權力，這已經被看作理所當然的事情。男人對違抗丈夫命令或被懷疑行為不檢點的女人的懲罰，只是被看作一種理所當然的權利。對兒童的體罰──經常採用極端殘酷的形式──不僅被認為有必要，而且按某些宗教著作的說法，這還是上帝的旨意。

　　這並不是說，經過根本重構之後，在第一編裡我們所看到的西方家庭就毫無關心和親情可言了，即使在最嚴格的統治關係家庭裡也不會是這樣。我們在第一編已經看到，即使在古代殘酷的男性統治社會裡，也有真心相愛的男女。那裡也肯定有以養育孩子為樂的慈愛父母。其實，我們這個物種倘若在嬰兒期離開了一定的關心和照料，根本就無法存活，因此關心和照料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這些家庭裡，關心和照料無疑是以服從權威為前提條件的，因此也就自覺不自覺地染上了對某種痛苦具有恐懼的色彩。無疑，也誠如弗朗西斯和約瑟夫‧吉斯在《中世紀的婚姻與家庭》中所說，「夫婦具有同等權威，孩子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平等的家庭生活地位，這是現代發明」──說得更確切一些，是再發明，因為這句話只能針對有記載的或統治關係的歷史而言，而且沒有考慮同時代某些部落社會中的更為夥伴關係的家庭。

　　而且，直到近代（許多地方甚至至今），暴力仍是所謂「傳統」的育兒方法的中心──通常還聲稱這是為了良好的教育。對這種形勢的嚴重性和普遍性，人們眾說不一。但是，我們都知道，孩子倘若不服從，就對其肉體施以嚴厲的懲罰，有時甚至是為了讓孩子改正大人認為不對的行為，也會這樣做，這在家庭和學校裡都很普遍。

　　纏裹嬰兒的殘酷習俗原本是遊牧和放牧民族穿越不毛之地時的不得已「舉措」，可是在德國居然到一八六四年時還很流行。亨利‧梅休在《從今日薩克森尼毛布看德國的生活和習俗》（一八六四年）中寫道，到十九世紀，仍有一些地區將嬰兒「用天知道多少疋布纏裹起來，從腳緊緊纏到脖子」，弄得跟木乃伊似的，一天只鬆一次綁，至多兩次。而這種纏裹（以及肉體在屎尿裡卻動彈不得的煎熬）還不是通過傷害使孩子就範於嚴格限制的唯一方式。勞埃德‧德‧莫斯悲痛地記載了「其他常用的限制手段」──譬如，那個「可怕的折磨機器」（一位婦女這樣稱呼它），她小時候「背部牢牢捆在一根鋼條上，脖子上帶著一個鋼項圈」。

　　根據詹姆斯‧托馬斯‧弗萊克斯納說，就連馬沙‧華盛頓（Martha Washington）也覺得弗蒙特山的女孩子應該帶鋼項圈，使頭抬起來，可見這樣的殘酷並非只有少數特別惡毒的人才施行。拉斐爾‧謝克研究了德國從一七四○年至一八四○年間（那時已經有人懷疑這些做法的正確性了）出生的七十個人的自傳，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他發現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在學校和家裡，嚴酷的體罰是家常便飯（有些人甚至提到他們的兄弟姐妹被家長或教師施暴致死）。

　　也就是說，大量資料表明，這種暴力不是偶然的個人病症，而是一種社會病症──確切些說，是維護統治關係制度所需要的病症。人們從幼年時起就有對肉體痛苦的恐懼，以此使他們服從權威。教育孩子聽話和順從是家長的職責，這種觀點已根深蒂固。坎倫‧泰勒（Kanren Taylor）在研究十九世紀的波士頓和墨爾本的育兒方法時發現，有些人那時雖然已經對日常體罰孩子在教育中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然而就連他們也仍然支持殺一儆百式的懲罰──「讓孩子們知道，父母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甚至有人提出了比毆打稍好的「變通措施」，讓父母將孩子捆在椅子上，或用熱茶燙孩子的手指，使他們養成「聽話的習慣」。

　　很多資料都記載了暴力或虐待性育兒方法的流行。因此，一些歷史學家──譬如菲力浦‧埃利斯、勞埃德‧德‧莫斯和愛德華‧肖特──描繪了這方面的黑暗，讓人覺得父母似乎對孩子的痛苦完全無動於衷。他們列舉的研究表明，貴族家庭和「一般人家」的孩子，都經常被父母推給奶娘；貴族孩子通常由雇來的男女家庭教師帶大；而窮人則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就送去做學徒或做僕人；從中世紀到十九世紀，歐洲的孩子經常被拋在路邊、集市上，或扔到孤兒院，這些孩子只有一小部分能夠活下來。但是，另一些人，譬如弗蘭西斯和約瑟夫‧吉斯，則看得更全面一些，他們指出這些學者認為只有現代之前的父母才對孩子毫無柔情，這是信口開河。但是他們也注意到虐待性的、不注重感情的育兒方法是普遍存在的，並且說在有記載的歷史上，大多數男人和女人生活在艱苦的環境裡，加之嬰兒死亡率極高，因而人們的柔情被磨得粗糙了，甚至對自己的孩子的柔情也所剩無幾。

　　大多數學者進一步發現，在有史以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對兒童的性虐待相當普遍，雖然這令我們很難接受。但是，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曾一度被視為正常。倘若認真想一想，我們在猶太─基督教和古希臘（甚至今天的一些社會）記載中看到把女童賣掉，或是小小年紀就把她們嫁出去，這不是性虐待又是什麼？父母將他們年幼的女兒賣給人家做小，或是賣到妓院，這種做法（在一些社會裡至今仍然存在）不是性虐待又是什麼？還有，古希臘為社會所接受的男妓，成年男人與男孩子的同性戀，這不是性虐待又是什麼？

　　而且，我們不要以為對兒童的性虐待只有古代統治關係社會裡才有，有許多證據表明，對兒童的性虐待直到十九世紀時仍然很普遍。坎倫‧泰勒就在研究十九世紀的醫學著作時發現，醫生發現那些患有性病的父母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經常可以在其生殖器、肛門和嘴部發現存在同樣的病症──這清楚地說明，這些孩子受到過性虐待。

三　家庭、人權與統治關係夢魘

　　泰勒、弗萊克斯納、肖特、埃里斯、德‧莫斯、謝克和吉斯代表著新一代歷史學家，他們所關注的是家庭和性的發展史。這些學者通過法庭記錄、婚姻和出生證明、日記、信件，以及其他公共記錄和私人記錄（通常是「普通人」扔在閣樓或其他不起眼的地方的材料，而不是國王、貴族或其他「大人物」的材料），第一次開始重新構造一部親密關係史──我希望這部歷史有朝一日能夠完全納入我們關於過去的教育之中。

　　我這麼說有幾條理由。一是這種信息本身就很重要，因為和教科書比起來，它更準確地、也更豐富地向我們描繪了過去的生活。但是，主要的原因在於，要瞭解一個壓迫性的、不人道的制度如何維持下去──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改造它，就少不了這一部分。

　　史前從夥伴關係向統治關係的轉變使家庭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倘若要把這種轉變再扭轉回來，就得明白家庭和親密關係的社會構成是所有社會關係建立的一個主要因素。因為這種因素雖然還不是全部因素，但我們看待和對待最親密關係的方式，是我們所有關係的社會構成的關鍵。

　　其實，心理學家已經有了大量記錄，表明我們對自己以及我們與他人的關係的看法，主要地並不是靠所謂政治和經濟這些公共領域而形成的。政治和經濟當然會影響其形成，而且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是不斷交流的，它們都是在社會中建構的，要符合某一特定社會制度的需要。但是，我們最終在與他人和世界的關係中如何看待自己，這多半是在我們的家庭和其他親密關係這些所謂私人領域中形成的。我們正是在這裡，最先獲得了以後成為習慣的思維、感覺和聯繫方式。正是通過我們的親密關係──帶有直接的肉體接觸或觸摸的關係，這些習慣不僅在我們的頭腦裡，而且在我們的肉體裡，在我們的神經和肌肉模式裡，深深地紮下根來。也正是通過這些關係，這些習慣日復一日地得到強化。

　　簡單說，我們正是在這種親密關係中，尤其是在我們得完全依賴成人才能活下來的童年時期，最早學習究竟是尊重他人的權利，還是接受對人權的侵犯，逐步達到在思想上認為「本來就是如此」。儘管自古以來就有叛逆，就有自覺反抗各種殘酷和不公的人，但是，大多數從小就在侵犯人權成為正常環境裡受到熏陶和長大的人，不大可能創造出一個不經年累月侵犯人權的社會。其主要原因，是否認的心理機制──由於恐懼將人類的基本需求、感知和體驗抑制為無意識，這種心理機制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能夠接受、甚至推崇虐待性的和暴力的關係。

　　心理歷史學家喬‧伯格霍爾德（Joe Berghold）指出，一個受虐待的孩子，其心理非常接近於催眠狀態下的夢魘。處於催眠夢魘中的人在思維、感覺和行為上嚴重地受他人暗示的影響──確切些說，這些暗示就是命令，因此他們抑制了自己的感知、感覺，甚至意志。但是，在長期受虐待的孩子身上，一旦他人對現實的看法取代自己的看法已經成為一種習慣，那麼就連自己所受的虐待、自己的痛苦和自己的憤怒，久而久之也就漸漸地變得不真實了，它們被壓到大腦最深處的潛意識之中，或者認為事情本來就是這樣──這正應合了維護統治關係制度的要求。

　　因此，伯格霍爾德認為，只有人民開始從「社會夢魘」中覺醒，真正的進步才可能發生，而這種「社會夢魘」主要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虐待兒童這種傳統的惡果。其他學者也使用了社會夢魘這個概念，譬如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他在《全球換腦》中指出，文化適應在許多方面與催眠是一個道理，他所說的歸順的文化夢魘長期以來影響著人們去接受不公正的制度、壓迫性的統治和扭曲的形象以及角色模式，使之合理化，用他的話說，是使之「合法化」。但是，伯格霍爾德在其心理歷史分析中，將這個概念從理論中拿出來，用來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活動。

　　伯格霍爾德與哈曼一樣，認為我們一旦真正意識到我們在文化上被同化到了何種程度，我們就能學會超越我們的教化。但是，他的重點在於，對一部服從統治、宰制和剝削的歷史，在心理學上可以解釋為那種敏感性從個人擴展到更大的政治領域。他舉例說，在經常施行嚴厲懲罰的家庭中長大的人更易於催眠。他指出，在童年時被迫壓抑自己的慾望，被迫接受權威強加的現實的人，長大以後特別容易接受統治、宰割和剝削。

　　當然也有大量證據說明，在等級森嚴和經常有痛苦懲罰的家庭裡長大的人，學會了壓抑對父母的憤怒。也有大量證據說明，這種憤怒常常被導向歷來無勢的人群（譬如，少數人群、兒童和婦女）。而且，根據心理學家埃爾斯‧佛倫克爾─布倫斯維克（Else Frenkel─Brunswick）在這一領域的權威性著作《專制人格》中的記載，這些人兒時遭受虐待，使自己的意志屈從於可怕的專制父母的要求，長大後也格外容易使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屈從於專制的領導。換言之，他們既學會了將壓抑著的憤怒向他們眼中的弱者宣洩，同時也學會了向專制或「強人」的統治屈服。而且，他們稍有反叛（甚至只是在遭受不公時「還幾句嘴」）就會受到嚴厲地懲罰。這使他們逐漸學會否認童年的遭遇有什麼不對──因而也以同樣的方法對待他們自己的孩子。

　　這種否認的心理機制能夠解釋為什麼──如瑞士心理分析家艾利斯‧米勒（Alice Miller）在《為了你好：育兒方法中隱藏的殘酷和暴力的根源》中所記載的那樣──一代又一代父母和孩子在不自覺地重演著他們自己的不幸遭遇；能夠解釋為什麼這麼多人毫不猶豫地服從「上級」的命令，不論這些命令多麼地野蠻；也能解釋為什麼從古至今專制統治者卻總能享有這麼多人的忠誠，甚至獲得他們的愛戴──這也正是他們在家庭中必須做到的。

　　我在這裡要再次強調，這些家庭不是憑空長出來的。正相反，專制的家庭──包括使用暴力確立權威──對人是一種訓練，能使他們適應於專制的社會制度。為了維護統治等級，在這種社會制度中，虐待和暴力已經被植入整個社會結構之中。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交互心理動力，它從來就不僅與家庭，而且與為使我們將統治關係的「現實」視為必然而進行的終身社會化過程中的其他每一個社會制度都不無關係。

　　另外──這一點也非常重要──這種社會化不僅影響人的思維和情感，而且影響人的心理和肉體。其實，童年的影響在肉體這個層面最有效，也最持久。因為這時專制的控制傷害最大，維護統治關係制度所需要的心身病態模式，也正是從這時開始扎根的。

　　人類學家C‧弗雷德‧布萊克（C.Fred Blake）提供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對中國革命前的數百年間婦女裹腳的做法進行了分析，認為它教導婦女在最基本的自我意識中，依照別人的意志，不僅要接受對自己思想的扭曲，還要接受對自己的肉體實行最痛苦的傷害。從五歲左右到十三四歲，不僅是統治階層，而且全體人口中的大部分小女孩都要裹腳，因而要遭受阻礙她們的肉體自然發育和成長的折磨，她們的腳被嚴重地致殘。從性別的政治學角度看，裹腳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它使男女都認為，女性的基本特徵就是服從男性的慾望，由此形成中國的社會話語（以及思維過程）。但是，在細胞和神經通道這個最基本的層面上，它的作用遠遠超過這些。裹腳行為從小就訓誡著中國婦女的思想和肉體──以及她們視為認同或自我的核心，使之符合權勢的需要，不管這將給她們帶來多大的痛苦。

　　此外──這一點也至關重要──在這個過程中，在表達女孩在社會制度中的地位這種象徵層面上，和按照社會制度的要求而造就肉體這種肉體層面上，主要媒介都是女孩子的母親。也就是說，這個媒介也曾將自己的身體（以及她的自我意識），按照外界的要求來鑄造。於是，布萊克指出，母親們不僅造就了對「女性＝犧牲自己的慾望」這樣一個等式的服從，而且時時告誡女兒，要想找個好丈夫，就得犧牲她們跑跑跳跳、甚至正常行走的自然能力──就得忍受巨大的痛苦，包括「數月甚至數年的劇痛，以及浸了血水，粘了肉痂，變得硬梆梆的裹腳布」。

　　最重要的是，女孩子從母親那裡學會了布萊克所說的「『關心』與『痛苦』的合併」──這樣一來，有朝一日，她們就能以愛的名義，如此對待她們自己的女兒。她們使自己的女兒們知道，能帶來愛與快樂的東西，同時也是強制性地給她們帶來巨大痛苦的東西。除此之外，在纏足以及去掉那塊令人痛苦的裹腳布所招致的懲罰中，女孩子們學會了壓抑，不僅壓抑她們自己的需求和慾望，而且壓抑了對母親和男人的憤怒，她們聽說男人倘若要娶她們為妻，就需要這樣。

　　總之，中國婦女纏足是使她們接受一種角色的方式，在這個角色中，她們要終身遵從男人和男人的慾望，以及所有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的慾望。在這個意義上，裹腳不折不扣地製造了我們稱為統治關係夢魘的東西，這是對伯格霍爾德的概念所做的擴充，即視統治關係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為唯一正確的、真實的和普遍的現實。它還成為婦女宣洩自己的憤怒和痛苦的載體，但不是向她們滿足了其殘酷願望的人，而是向其他婦女──尤其是她們自己的女兒宣洩。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例子，它說明否認是如何維繫人們自己的服從的。而且，它使得這種麻木身心的關心與傷害的混合，以及一種人對愛的需求與對痛苦的順從相聯繫的制度，一代一代地複製下去。

四　前推力與後拉力

　　我們已經看到，關心和傷害的這種混合，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統治關係育兒方法的特點，而且是使人們適應最終建立在怕苦之上的等級制度的有效方法。有時，譬如在革命前的中國，我們會看到更多對小女孩的公開暴力。有時，譬如在今日的西方，對小男孩的暴力或許更多一些。有時，關心和傷害的混合主要在心理領域。但即使那樣，它也仍然會殃及肉體，因為在肌肉和神經模式的發育過程中，我們的肉體會對心理虐待作出反應。正是這些為統治關係社會中性的社會構成提供基礎的模式，進一步強化了一種觀點，即人與人的關係必然以建立在強制或對痛苦的恐懼之上的統治等級為基礎。

　　因此，我們倘若要向另一種社會組織轉移，在其中人類對愛的聯繫的需求，不再與強制以及製造或接受痛苦糾纏不清，因而被扭曲、被濫用，那麼就要制止對這些心身病態動力的複製。我們要杜絕對那種文化造就的思維定勢（用馬克思的話說，是虛假的意識）的複製，它一方面使虐待和暴力顯得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通過諸如羞恥和否認這樣的心理力量，使人對虐待和暴力視而不見。總之，我們在第一編中考察的那些傷害的制度化，已經造成了一種社會夢魘，這不僅是一種比喻，也是一種非常真實的感受。我們要將自己從這種夢魘中喚醒。好在過去三百年中，這種事就時斷時續地發生著，政治和經濟的變化至少在一些地方已經使專制政府為更民主的政府所替代，與此同時，男女關係和親子關係也在發生變化。

　　稍後，我會更詳盡地探討性別關係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性關係的變化──已經並且繼續在不斷變化的意識和文化中發揮的主要作用。但是，現在我還要說說這三百年來、尤其是西方的家庭的重大變化──別忘了，這些變化不能脫離更大的社會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的變化以及性別關係和性的社會構成的變化而孤立存在。

　　這些家庭方面的變化在西方也是從中世紀末就開始了。但是，家庭歷史學家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認為，「現代」家庭是在十八世紀末才出現的。那時，不論在習慣上還是法律上，男人在家裡仍然高於女人。但是在那時的家庭裡，夫妻間和親子間相親相愛的聯繫，已經越來越被看得高於權力的聯繫了。

　　因此，男人統治女人不僅在家庭裡，而且在社會上，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懷疑──這便帶來了性別角色和性別關係的變化，這種變化又深刻地影響著親子關係。譬如，德格勒就指出，當婦女得到更多的尊重時，母親的角色──以及體現出更多溫柔和愛護的理想的教子方法──就能得到更多的重視。同樣，由於年輕婦女不再受到父母的嚴格管束，能夠更多地接觸青年男子，婚姻基礎就越來越轉向浪漫的愛情，而不是父母之命。虐待性的和暴力的育兒方法也日益受到挑戰。就連對性的雙重標準，以及認為婦女的性必須受到男人的嚴格控制的觀念，也遭到公開的非難──對這個話題，我們稍後也要做更深入的探討。

　　我們至今仍能在身邊看到，將親密關係由挑戰向夥伴轉移的努力，並不完全成功。事實上，直到十九世紀末統治關係還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反攻。儘管如此，西方社會和西方家庭的民主化都取得了重要成果。雖然它歷來遭受到強烈的抵抗，它所取得的成果在階段性的倒退中也有損失，然而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當民權、反殖民化、婦女解放和反戰運動愈演愈烈時，對與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裡以統治為基礎的關係的鬥爭，再一次加快了速度。

　　引發這些鬥爭的因素顯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主要是西方工業和城市經濟基礎逐漸取代了農業和鄉村經濟基礎，同時識字率和價格便宜的閱讀材料增加，由此產生了經濟和社會的巨變。此外，隨著以製造為主的經濟開始向經濟學家所說的服務經濟和信息經濟過渡，技術、社會和經濟變化的步伐進一步加快，為意識的更大變化──現在通過電子通訊技術可以更快地傳播──打開了大門。

　　但是，這些巨大變化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從統治關係夢魘中的不斷覺醒──社會科學的出現，尤其是現代心理學成為一門新科學和新療法，進一步促進了這種覺醒。因為這種變化帶來的是對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事情的認識：我們倘若要理解並成功地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感覺方式和行為方式，就需要理解人們童年的痛苦經歷，尤其是要在家庭的心理動力之中去理解。

　　當然，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變化，不能只靠對童年經歷的瞭解。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我們對童年被埋沒的這一面的不斷認識，已經成為現代意識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清楚地認識了他們童年的經歷，在對待他們自己的孩子時，就會拋開那些虐待性和暴力性的「指令」。於是他們對個人和公共領域的統治和野蠻就會有更多的認識（或曰更少的否認）。最重要的是，從昏昏噩噩接受長期以來建立人際關係的痛苦方法中覺醒過來，便會意識到由統治的等級所導致的長期痛苦是可以改變的。

　　近年來，意識革命進入了第二階段。由於婦女權利和兒童權利基層組織的努力（我在後面還要談到這一話題），也由於大眾傳媒和法律對橫行肆虐的針對婦女和兒童的性暴力的關注，人們的思想、行為和制度都發生了更為迅速的變革。家庭療法和自助運動的流行，說明「以控制為基礎的無用家庭」（也就是統治關係家庭）已經全面崩潰，這也加速了上述變革的發生。男人和女人越來越反對固定的性別角色和關係，雖然這種反抗遭到強烈的抵制，但它們仍然使上述變革不斷地加速發展。

　　但是，技術和經濟變革動搖了現有的家庭制度、信念和行為，對所有形式的暴力和虐待──不論是社會的還是性方面的──的挑戰不斷增加，同時，技術和經濟的急劇變革也帶來了巨大壓力。技術變革不僅導致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錯位，而且由於統治關係精英們竭力維護甚至強化他們的統治，貧富差距在全球擴大，這導致了更大的不安定和貧困。那些曾經目睹自己的父輩將煩惱和憤怒向那些無力自衛者發洩的人，這時尤其容易在個人和公共領域施行更大的暴力，尋找替罪羊。

　　這樣一來，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專制、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反猶太主義和其他政治、經濟中固有的暴力和虐待，而另一方面，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古老的仇恨和恐懼又在死灰復燃──譬如，對美國少數民族和窮人（尤其是貧窮婦女）的遷怒，使（南斯拉夫中西部一地區的）波斯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塞族人成為世界關注焦點的族內族外暴力，以及東西方宗教原教旨主義危及生靈的恐怖主義。同樣，大眾媒體終於將打老婆、打孩子和兒童性虐待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公之於眾，可是同時我們也看到未成年母親將自己的疑惑和壓抑，不自覺地而又暴力地發洩到她們的寶寶身上，棄兒和得不到良好照料的兒童加入歹徒之「家」，把自己的痛苦向同夥和社會發洩。

　　因此，一方面，當我們今天進入當代意識革命的步伐空前迅速的時期中時，人民大眾已經不再認為暴力和虐待的關係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越來越注重反對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和虐待──約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和安妮‧威爾遜‧謝弗（Anne Wilson Schaef）的暢銷書和奧普拉‧溫弗雷德（Oprah Winfrey）的脫口秀都能證明這一點，人們在那裡公開談論原來他們自己羞於承認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技術、社會和經濟的變革越迅猛，統治關係精英們就越是想方設法維護甚至擴展他們的權力，於是衝突、剝奪、不安定和壓力也就越大。因此向那些歷來無力的人群的發洩，也就更加變本加厲，在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裡都是這樣──尤其是那些受文化的熏陶，眼裡只有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的人更是這樣。

　　總之，夥伴關係的發展加速了，統治關係的抵制也會增強。包含暴力和虐待的制度要竭力奪回自己的權力，其最徒勞的表現之一，就是加劇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最近突然出現許多男人殺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最後又自殺的事件，其起因只是因為婦女不願意再維持受虐待的關係了。

　　對不斷增長的夥伴關係的強烈抵制，也表現為轟轟烈烈的回歸「傳統家庭價值」運動──這只不過是對專制、男性統治的家長制家庭所給予的一種新叫法而已。這種家庭的目的就是要使男孩和女孩學會服從家長的命令，不論這些命令多麼地不公平，多麼地缺少愛意。這個運動的主要發起人是原教旨主義者和其他宗教團體，他們仍然相信他們的領袖的鬼話，認為男尊女卑是天意。別人這樣告訴他們，他們又這樣告訴我們，聲稱回歸男性為主的家庭裡「傳統的」性別角色和關係，是治療所有社會弊病的方法──可是研究表明，與孩子的成長（包括他或她的犯罪可能性）關係更密切的，不是父母雙全，而是其他因素，如經濟壓力、父母受教育的水平、同伴的壓力，以及兒童成長的大環境。此外，與人們的成見正相反，職業母親對孩子的生活的關心，並不比沒職業的母親少。

　　其實，要恢復以統治為基礎的宗教權力運動，不過是冰山之一角。我們會看到，上千年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組織制度要求對性和婦女施行嚴格的控制，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它對變革的抵制有時並不明顯，但同樣具有欺騙性──有時，它們就像讓人意識不到的催眠術一樣，在心理上和性上對我們所有的人施加影響。

五　個人、社會與性的變革

　　這一切必須從性與我們所有的制度和價值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及本書第二編的主題講起：與統治的性關係做鬥爭──以及這種鬥爭如何融入了當代意識革命的第二階段。因為建立在父母通過強制和恐嚇而控制兒童肉體的基礎上的親子關係，使人們適應了統治關係的社會，建立在女人受控於男人的基礎上的性的社會構成，同樣使人們認為一個或一群人受控於其他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種影響又會再度作用於最基本的肉體層次，通過更多的苦樂──隨之便是關愛和傷害──不分的因素，這正是統治關係而非夥伴關係的性的精髓。

　　其實，育兒方式和性行為方式並非毫無聯繫。我們將看到，有些人由於經歷了家庭、夥伴群體以及其他童年經歷的社會化，以至認為建立在強制和恐懼之上的等級是自然而然的，因而這些人也經常將統治和服從用於性行為方面。但是──這很重要，而且是文化轉型理論中的關鍵因素──這並不是說成年人就不可能改變態度、行為和關係。

　　現代精神病學的整個前提就是，人一旦意識到自己的態度、行為和關係是不健康的，就會在生命的任何時刻有意識地、努力地改變它們。許多人都談到這一點，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當我們改變個人的態度、行為和關係時，我們是如何獲得了自覺改變社會的力量──而社會變革又進一步支持了個人的改變。而且，儘管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分析學家很早就注意到性在人類行為和人格結構中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威爾海姆‧萊希（Wilhelm Reich）、赫爾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和其他少數幾位學者研究了性與社會結構的內在聯繫。但是，即使他們也有所疏忽，他們所忽略的東西，只出現在女權主義的分析中：性的社會構成與性別角色和性別關係的社會構成是不可分割的，它們都影響著所有的社會制度，也受社會制度的影響。然而，這些早期學者雖然認識到對性的扭曲和壓抑是專制社會的基礎，他們的認識畢竟沒有達到今天的水平。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性態度和性行為的改變在個人和社會的治療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因為我們的性經歷與我們童年的早期經歷一樣，從最根本的肉體層面影響著我們。

　　這些都是我們在隨後的章節中要詳加探討的問題，同時我們還將考察一次真正的性革命究竟能為我們的將來帶來什麼個人和社會的希望。但是，在此之前，我要澄清關於六七十年代所謂現代性革命的幾個錯誤概念。

　　首先，西方歷史並非像我們聽說的那樣，而是有那麼幾個時期，性態度和性行為在某些圈子裡，相對而言，非常自由。

　　其次，西方對傳統性道德的現代反叛，從重要的幾個方面說，遠在六七十年代之前就開始了。譬如。早在十九世紀七○年代，就有婦女，如田納西‧卡爾佛林（Tennessee Calfflin）和弗吉尼亞‧伍德哈爾（Virginia Woodhull），向男女的雙重性標準發起詰難，以此同廣泛的社會指責相對抗。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年代，更有亞里山德拉‧科倫泰（Alexandra Kolontai）和埃瑪‧科爾德曼（Emma Coldman）那樣的女性，將新的性關係寫入新社會秩序的基礎。同一時代，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不屈服於政府的騷擾和監禁，從而使美國接受了避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來被稱為性解放的潮流在藝術界和知識界尤為興盛。即使在性（和社會）相對保守的二十世紀五○年代，也有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進行了開拓性的性學研究。

　　第三，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的事情，遠非僅僅是放鬆對性的束縛。其中確有這樣的因素，譬如在公共場合談論性突然得到接受，許多男人和「好」女人開始公開「未婚」同居，西方突然出現了一種性的反文化，使得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甚至年紀較大的人，過起了以前所謂的放蕩不羈的生活。但是，也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威廉‧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弗吉尼亞‧約翰遜（Virginia Johnson）開天闢地的研究表明，女人和男人一樣想要而且能夠得到性享受；對性的雙重標準好像馬上就要成為過去；男歡女愛逐漸「走出了密室」；避孕，包括避孕藥，不僅合法了，而且在市場上大量出售；墮胎不再是犯罪。也是在這二十年裡，女權主義對統治關係的性關係所做的批判──尤其是對將女性肉體非人化、物體化為男人「性工具」的批判──播下了新的性意識的種子，這是像蘇姍‧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蘇姍‧格里芬（Susan Griffin）、貝爾‧胡克（Bell Hooks）、勞拉‧萊德勒（Laura Lederer）、羅賓‧莫根（Robin Morgan）、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和格洛利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這樣的女人，以及像亨利‧布拉德（Harry Brod）、唐‧薩博（Don Sabo）和約翰‧斯托爾坦伯格（John Stoltenberg）這樣的男人努力的結果。

　　由於性受到普通人和學者的高度關注，我們就能看出一些趨勢。一是許多女人和男人逐漸地開始摒棄性──尤其是尋歡作樂的性──不是健康有益而是骯髒罪惡這樣的觀點。二是越來越多的女人在性上獲得了獨立：自由選擇如何性交以及與誰性交，是否要孩子等。三是越來越多的女人在努力地找回性快樂的權利，最終拋棄了（宗教和世俗都支持的）性活躍的女人就是「壞女人」或「蕩婦」的觀念。四是異性性行為不是唯一「正常」的性行為的觀點，越來越普及，一些男女曾經是而且現在仍然是同性戀。五是性行為逐漸脫去了神秘的外衣──這導致了許多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的神話的崩塌，譬如認為自慰是有害行為，女人比男人更為好色，女人喜歡強姦，只有男人才想要而且能真正享受性（統治關係神話向來是這樣的自相矛盾）。

　　七十年代過去，八九十到來，又有一些重要變革發生。女人的童貞不再被普遍地看作是為男人準備的結婚大獎，於是女人和男人越來越認識到，他們可以成為朋友和情人──即使不再是情人，也還可以是朋友。同時，越來越多的女人開始對男性「摘野花」或毫無感情的一夜風流的傳統模式，產生了懷疑──漸漸地，越來越多的男人也開始對此發生了懷疑。雖然性教育每前進一步都會遇到巨大的阻力，但是性教育終於開始進入學校的課程之中。關於避孕的教育也開始普及，這一部分是由於未成年懷孕的人數增加及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懼造成，但是這也遭到強烈的反對。教會女人和男人在性和感情上得到更大滿足的書刊和文章日益激增。人們開始探索性與靈的聯繫，企圖將兩者重新結合起來，這在所謂「新時代」的圈子裡尤其普遍。

　　但是，也有方向完全相反的趨勢。一種是淫穢材料大量出現，將性描述為機械的、毫無感情的活動，其中毫無關愛，甚至不把對方當人看。另一種趨勢，便是對性的這種描述，也擴散到電視中和廣大的電影市場上，只不過不是那麼赤裸裸而已。還有一種趨勢，即性現在越來越與統治和暴力聯繫在一起──說女性或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對他們的遭遇樂在其中──我們將看到，它不是現代性「解放」的產物（經常有人這樣歸罪），而是包含於古代宗教和世俗的統治關係傳統之中的東西。此外，現實生活中的性暴力也有所增加──當然，有關強姦的數據的激增，也反映出強姦報案率的提高，因為人們開始將強姦當作暴力犯罪，而不是由於受害者著裝或行為不檢點而招致了別人的性衝動。

　　也有時候，如米歇爾‧福柯所說，性反叛取代了改變權力不平衡的真正努力。例如，時下得到許可的（福柯認為簡直是氾濫的）關於性的社會話語，大多是由醫學、精神病學，以及新近出現的性學「專家」控制的，他們的說教──倘若我們仔細觀察──就將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說成完全正常的關係。而且，這種氾濫的關於性的話語，還常常變成淫穢語言，表現孩子氣的反叛，於是這種話語充其量不過是青春期以前的男孩子的「髒話」，只會進一步使性變得下賤。不僅如此，這個新開放的性論壇常常還出現一些詞彙和形象，不僅糟賤女人和性，而且將最粗魯的性暴力當成好的、男人氣概的樂趣加以讚美。擁有成千上萬年輕聽眾的搖滾歌詞，就是這樣。同樣，與繁殖無關的性是正常和健康的這種觀點，常常被用作一種借口，打著性解放的旗號，強迫他人性交，不管對方是否願意。

六　為性、意識和我們的未來而鬥爭

　　所有這一切將我們帶到了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使我們能夠斬斷纏繞我們的性混亂和動盪的一切觀念。到目前為止，被籠統地歸入「性革命」之中的，其實有一部分是統治關係在性方面的反革命。

　　對此我要反覆強調。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很容易在性（或其他什麼東西）解放的掩護下，更有效地統治那些失去社會力量的人。從性以外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自由企業」常常是煙霧彈，掩蓋著對經濟上的無力群體，如少數人群和婦女的統治與剝削。在性關係中當然也能看到這一點，「性解放」常常導致更殘酷的性掠奪，因為男人常常僅僅因為帶女人出去吃了一頓飯或看了一次戲，就強迫女人為他提供性服務──有時（譬如，在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約會強姦」中），女人被迫與男人性交。也就是說，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是我們在第一編中就涉及到的問題：統治關係的篡改機制──盜用和歪曲夥伴關係社會潮流，以維護或重建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

　　不僅在現代性革命，甚至在現代意識革命的第一階段中，篡改的問題就已時常出現。譬如，啟蒙運動中許多重要的思想突破，經篡改成為一種使壓迫和破壞更有效的學說──稍後，我們會再次談及這個問題。現代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理論，如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的理論，經篡改成為統治關係政治和經濟復辟的幫兇。就連對統治關係信念、神話和陳規的最重要的解構，也被篡改成了對所有標準和價值的虛無的攻擊──這反而把大門向那些企圖重新將統治關係標準和價值強加給我們的人開得更大了，那些標準和價值屬於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出現的與專制的徹底決裂尚未形成的那個時代。（在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中，出現了與專制的過去的徹底決裂，而這些標準和價值屬於這種決裂尚未形成的時代。）

　　今天，最能看清這種復辟趨勢的，是原教旨主義右派，以及那些似乎被宗教領袖施了催眠術的人。宗教領袖們對他們軟硬兼施，一會兒用最可怕的神的懲罰嚇唬他們，一會兒又哄騙他們說，上帝只選中了他們行救贖──條件是他們得絕對聽話，而其他人都會在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帶來世界末日時遭到毀滅。但是，他們對「傳統的」統治與被統治家庭和性關係的任何改變所做的強烈抵制，只是統治關係復辟和將決定我們未來的夥伴關係復興的鬥爭的一部分。

　　倘若原教旨主義右派奪取了權力，我們肯定會看到極為嚴格的社會控制和性的控制。因為他們要強加給我們的，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法西斯，最強壯的強人將是怒氣沖天的天父，既不喜歡自由也不喜歡平等，他們倚仗最痛苦的暴力恐嚇（並假以行為）來維護他的權力──那些以他的名義施行統治的人也一樣。他們重新加於我們的，是對女人和女人的性嚴格的暴力控制──倘若有「必要」的話，因為這種控制既是其他形式的統治和控制的象徵，也對其是一種轄制。但是我們將會看到，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根本問題的鬥爭，譬如我們如何看待性、性別和我們的肉體，更加微妙和普遍，已經超越了左派和右派、宗教和世俗這些傳統陣營。儘管有倒退，可也有強大的、不斷積累的向前運動──雖說有暫時的逆流。

　　這個運動的成敗至今未有定論。我們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掙脫了數千年統治關係的夢魘，因而我們知道，原來我們視為現實的，其實許多是社會造成的──因此也能被解構和重構。因此決定我們倒退還是前進的因素，就在於我們能否不僅將解構繼續下去，而且把重心移至重構──尤其是重構我們關於性別、性和肉體的最根本信念，這是日常生活──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這個詞用得非常恰當──的民主化的中心。因為只有到那時，我們才有一個堅實的基礎，能夠保持個人和公共領域內的持續變革。

　　解構將採取何種具體形式，現在計劃還為時過早。但是，倘若我們能完成從統治關係向夥伴關係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組織的文化轉型，我們將迎來真正的性革命──性不再與統治和服從相連，而是充分表達人類渴望聯繫和性快樂的能力。那時的性將使我們更多地表達和體驗作為意識的異常狀態的性激情，也會使我們認識到，性快樂也能與內在的、先驗的精神相融合。它將使更大的性自由與更多的同情、尊重、責任和關愛相結合。

　　我這裡所說的性關係中的同情、關愛、責任和尊重，並不等於那種從一而終的性關係。白頭偕老的婚姻中的性關係或許包含有這樣的品質，但它經常缺乏尊重、同情、責任和關愛。我們今天所說的一夫一妻制序列（指連續數次認真的婚姻關係，而不是一輩子只有一次），以及適當的性衝動和性實驗，與關愛、同情及相互負責和尊重的性關係，並不矛盾。

　　認識到性可以是精神的，也不是說等我們轉入了夥伴關係社會，一切性關係都必定包含這一面。但是，在一個充滿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氛圍的社會裡，所有的性關係──從最逢場作戲的到最熱烈真誠的──都將不再是冷漠、機械和/或強制性的。人的肉體，男人的和女人的，在這樣一個社會裡也不再成為僅供人利用的工具，更不會遭受他人的虐待。

　　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建設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我們對充滿關愛的聯繫的渴望，對在與另一個人肉體和靈魂的結合中展現更高的自我的渴望──一句話，對愛的渴望──能夠得到社會的支持而不是遭到扭曲和壓制？我相信，我們能夠建設一個這樣的社會。但是我也相信，我們要建設一個不將性與暴力和統治聯繫，而是與真正的感情──與我們體內和周圍給予生命和快樂的力量──相聯繫，就需要徹底掙脫長期不自覺地將我們捆綁在痛苦的、不健康的神話和現實之中的繩索。我們需要瞭解我在此所說的肉體的政治學，以及它與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學的關係。我們需要進一步瞭解統治和暴力如何以及為何會進入色情，甚至再偽裝成精神，因而受到崇敬。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開始重建性關係和精神，以及我們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因為，我們在第一編中已經看到，在夥伴關係社會和統治關係社會中，建立性關係的方式是大相逕庭的。

　　總之，下面的章節所要探討的是，我們需要從現代意識革命和現代性革命的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過渡，倘若我們想創造有利於而不是阻礙我們這個物種的巨大潛力──包括我們高度發達的愛和快樂的潛力，它使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絢麗多彩的生命中，顯得與眾不同──的話，就必須進行這種過渡。

第三篇　做愛還是作戰

一　將暴力帶入色情

　　我們已經知道，在西方史前史中，對性的看法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變化。性曾經是與神聖、宗教儀式、女神相關的行為，後來變成了男尊女卑的表現。接著，宗教當局說，肉體就像女人一樣，屬於低級層次。於是，控制女人（中世紀一些基督教神學家認為女人是最低賤的，他們甚至說女人或許根本就沒有靈魂）以及所有與肉體有關的東西，使之服從，就成了男人的職責。這一切使男人開始了與自己的肉體的戰爭。這一切也使男人開始了與女人的戰爭──於是就有了「兩性戰爭」這麼一種說法。

　　但是，即使在最嚴格的統治關係社會裡，也並非個個男人都積極地在這場戰爭中充當鬥士。有時，男人反而加入女人的陣營，反對戰爭，也反對兩性的戰爭。譬如，二十世紀六○年代美國的反越戰情緒高漲，婦女解放運動萌生，人們就打出了這樣一條標語：要做愛不要作戰。但是，標語畢竟是標語，它不夠深刻──它沒有指出，在統治關係的頭腦裡，做愛就是作戰。

　　這一點非常生動地表現在我們的語言裡，我們學會的表達仇恨或輕蔑的詞語，有許多都帶有性的意義：譬如母狗、雜種和操（「操你」或「操你媽」）。男人們稱之為「打架用語」，真是準確得很，因為接著就常常是要使人致傷或致死的行為。同樣，對女人有一個非常粗魯的污辱性詞彙，「屄」（對女性生殖器的俗稱），用來表達對女人的仇恨和輕蔑，通常也伴隨著肉體暴力行為。

　　性與暴力的聯繫在軍隊用語中格外明顯：這是用來描述以致傷或致死為目的行為的語言。其實這種語言與性語言幾乎就是一碼事。士兵的目標就是征服敵人的領土，同樣，男人的目標，就是在性上「征服」女人。在性上「戰果輝煌」的男人被稱為女士殺手。在軍隊裡，男人的性器官被戲稱為槍。（我曾經親耳聽見軍人的妻子教她們的兒子把陰莖叫做槍，說是一種「禮貌」用語。）格鬥分析家將新式武器稱為「穿透助力器」──而性交就一直被說成是男人「穿透」女人（只在極少的情況下，才提到男性的器官這時其實也被女性的生殖器所吞噬）。將軍們和政治家們提到核武器時，總愛說它們「為你的威懾」提供了更大的「砰」（bang，意為「攻擊力」或「打炮兒」），（男人們常用banging即「打炮兒」一詞指性交）。

　　但是，兩性戰爭與軍事戰爭不同，後者即使在統治關係社會裡也只是時有發生，而前者與日常生活和思想完全融為一體。軍事戰爭是公開宣戰，公開對抗，而兩性戰爭中的暴力，以前則一直為人忽視，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樣。甚至最野蠻和最赤裸裸的性暴力形象，至今仍在流行，人們認為它們不過是骯髒或淫亂的東西──是人類的性的一個方面，它讓有些人覺得帶勁，而另一些人則覺得淫穢或骯髒。

　　但是，將野蠻和暴力帶入色情，不僅能夠維護一半人對另一半人的統治──這是兩性戰爭的目標，在一些名著裡，如莎士比亞的《馴悍記》，已有很好的表述；也不僅是男人好戰──這也是公然以征服和統治他人為目的的。它還是維持某種生活方式和死亡方式的有效手段。男人和女人在其中學會了接受暴力和強制性的接觸，認為這不僅很正常，而且好玩得很。

　　我又要強調了，並不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被成功地社會化為這個樣子。其實，許多男人，以及許多女人，對暴力和殘酷是非常害怕的。可是，系統地將統治和暴力帶入色情，再加上我們剛才說到的兒童心理，就能解釋全世界的男人──已經習慣於將各種自覺和不自覺的野蠻及暴力與性興奮聯繫起來──為何毆打、折磨甚至殘殺其他同類（不管是政治犯、宗教異端分子，還是婦女），而且好像從中還可以得到無窮的樂趣。

二　性、野蠻與人性

　　寫這一章時──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意識到，我這一輩子的大部分時間也並沒有看到針對婦女的暴力有多麼頑固，性與統治和暴力的聯繫如何加劇卻又掩蓋了這種暴力。我甚至更明確地意識到，否認的心理機制在整個統治關係歷史上，如何使我們接受了野蠻的現實，尤其是當我們認為這一切都不可避免時。因為否認不僅使我們對野蠻和暴力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將我們的感知和體驗擠到大腦的潛意識中去；而且還使我們接受兩種互相矛盾的現實──這兩種現實都強化了統治關係的現狀。

　　一方面，他們說除了少數幾個例外，性與暴力統治的聯繫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他們又說這種聯繫不僅正常，而且不可避免──這就是人性，或確切些說，這就是男人天性中的一部分。

　　因此，只不過就在數年以前，英國著名作家科林‧威爾遜（Colin Wilson）還說，「在性方面正常的人」都有可能做出情殺這樣的事情，因為「性行為與謀殺有非常相似之處」，他認為「謀殺者和受害人的關係，與穿透女人的男人同女人的關係一樣」。這也是羅伯特‧斯托勒（Robert Stoller）的看法，他甚至在《性興奮：色情生活的動力》一書中指出，「倘若不算對肉體性敏感部位的直接刺激產生的明顯效果，那麼激發並加強性激動的是敵意──公開的或隱藏的傷害另一個人的慾望」。換句話說，斯托勒認為「傷害和受苦」是性激動的中心，對「性工具」的糟踐，將之作為戀物癖的對象（非人化和物化），甚至利用性進行「報復」，都是正常的。

　　斯托勒所說的性工具是女人，或在同性戀關係中扮演女性角色的男人。而他那充滿敵意的性描述中的主角，則是男人，儘管他認為女人願意接受性虐待，「因為這是她戰勝男人的方式，她最終控制了男人，因為她才是一切的根源，他們只不過是對之做出了反應而已」。

　　我在這裡要補充的是，發出這種奇談怪論的不僅有男人，也有女人。譬如弗洛伊德的學生海倫‧多伊施（Deutsch）。弗洛伊德認為，「正常的個人也可能有性自虐的傾向」（在弗洛伊德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中，個人就是「男人」），因為「大多數男人的性都表現為攻擊和服從傾向的混合」。多伊施補充道，這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女性性虐待也是非常「正常的」。

　　倘若一個女人承認統治與被統治的性關係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當然要比那些懷疑這種關係的人能夠得到學術界和媒體的更多關注。而且，總有一種新權威對我們說，暴力和殘酷是「人的天性」，在性上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但是，實際情況卻是，殘暴和野蠻在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史前社會裡，並不像後來這麼突出。我們在那個時代也沒有發現將野蠻和暴力引入色情的跡象。我們所看到的恰恰相反，那時色情是一種藝術，它所表現的是對婦女的性力量的崇拜和敬畏。

　　再說，倘若男性的暴力是一種遺傳，我們就不應該看到這種暴力有如此多的文化表現形式。它不僅因時代而異，而且因社會而異。也不應該像現在這樣可以發現嚴格的統治與被統治的性別定式與高度的社會暴力之間存在某種聯繫。

　　不僅如此，倘若男性暴力果真如我們常常聽說的那樣，不過是男性荷爾蒙的作用，那麼，男人就應該都殘酷而且喜歡暴力，至少大部分都這樣，而女人永遠或者很少會這樣──事實顯然不是這樣。有些研究發現，荷爾蒙睪丸激素（男性體內比女性體內含量高得多）與暴力行為之間有一定聯繫，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但是，即使睪丸激素對男性暴力有一定影響，作為一個群體，男性更容易學會暴力行為，社會環境（包括男性是否受到系統的暴力行為的教育）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因為睪丸激素的水平是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起伏不定的，當進攻性行為得到社會的「回報」時，睪丸激素水平就會上升。

　　最近的研究表明，對肉體或情感的喚醒──以及由此產生的行為──的定義，都是由社會環境所決定的。譬如，在一次健康試驗中，對男性受試者說給他們注射了維他命，而實際注射的是腎上腺素，它會導致顯著的荷爾蒙喚醒。然後，這些男人被分成幾個小組，在不同的房間裡等待「維他命」生效。房間裡有試驗工作人員，根據指令做出不同的舉動。對一組受試人員，工作人員製造出試驗者稱為「氣氛條件」的環境，向受試者提出一些冒犯性的或污辱性的問題，並做出冒犯的舉動。對另一組受試者，工作人員則製造「欣快條件」環境，他們和氣友好，行為輕鬆愉快，並邀請受試者共享樂趣。研究者發現，這兩種大相逕庭的社會環境對參加試驗的人的反應有深刻的影響──一組受試者表現出氣憤的情緒和敵意的行為，另一組受試者則表現出歡樂的情緒和輕快的行為。

　　顯然，殘酷和自虐行為並非完全是荷爾蒙喚醒的結果。我們不應該對社會環境──包括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學會如何看待發生在他們肉體內的事情，以及如何對此做出反應──不予考慮。

　　但是，最明顯的一點或許是，倘若男人果真由於荷爾蒙或遺傳因素而天生地喜歡暴力，那麼就不需要時時對男孩子和男人實施暴力教育了。換言之，倘若男人作為一個群體真的比女人更容易學會暴力（面對人類行為如此巨大的差距，以及學習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完全有理由這麼說），就更不應該通過所有可能的社會手段──包括性興奮與暴力和殘酷的系統聯繫，系統地強化這種傾向了。

三　暴力的男性腳本

　　進入色情的暴力並非男人有史以來並且仍在受到的唯一將享樂與暴力相聯繫的教育。享樂性活動，如遊戲和玩具，與暴力的系統聯繫，從童年時期早就開始了。父母在那時就給男孩子玩玩具劍、玩具槍，現在又有了導彈發射器和以殺人獲勝為目標的電子遊戲。這種聯繫一直延續到青春期和成年期──通過歌頌戰士或英雄的征服者的書籍、歌曲、電影、漫畫和電視節目，進行這種教育。婦女在這種教育中積極合作──男孩子哭了，母親會說他「娘娘腔」（也就是文弱的女孩），而女孩子則看不起敏感溫順的男孩，稱他們為「熊包」或「軟蛋」，她們個個都說喜歡粗壯的「強漢」──有時甚至是那些以抽打女人作為表達「愛」的方式的男人。

　　因此，進入色情的暴力只是男性社會化的一部分，這種社會化在不同程度上是以心理學家西爾萬‧湯姆金斯（Silvan Tomkins）所謂強壯男人為腳本的，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超級陽剛社會化。湯姆金斯以其「腳本理論」（該理論認為，人格是在內在腳本和文化腳本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聞名於心理學界。他指出，這種腳本被傳授給男人，使他們為文化規定的角色做好準備。在他的分析中，他首先提出了我們以前考察過的一些東西：生活在資源極度匱乏的環境中的北方遊牧民族，似乎最早發明了湯姆金斯所說的由戰士和「視勇猛與死亡高於生命與團結的男性凶神」統治的社會。他指出，這些社會所形成的男性腳本延續到我們今天完全不同的環境裡──它們代代相傳，「自己證實自己，自己滿足自己」。

　　一九八八年，湯姆金斯與心理學家唐納德‧莫捨（Donald Mosher）合寫了一篇題為《描述強壯男人》的文章，發表在《性研究學報》上。這篇文章分析了強壯男人腳本如何成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種意識形態重男輕女，重男性感情，輕女性感情。莫捨和湯姆金斯指出，這些腳本使男性認為只有一部分感情稱得上「陽剛」，這就是厭惡、氣憤和輕蔑──也就是說，那些居於統治地位的人的感情。它們還使男人看不起「低等的女性」感情，譬如煩惱、憐憫和同情──正如固定的女性社會化使女人覺得那些「男性」感情──她們也被教導說，這些感情更高級（和男人一樣）──高不可及。

　　把我們這一物種如此這般地一分為二，弄出一個「高等」的男性自己人群體，和一個「低等」的女性外人群體，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隨後，又把人類的感情分為「男性的」和「女性的」，也很不簡單。因此一切必須從兒童抓起，貫穿整個人生。正如湯姆金斯和莫捨所說，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使男孩女孩適應統治與被統治等級最成功的家庭裡，對男孩和女孩進行的男性統治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社會化最明顯：在這樣的家庭裡，父母在孩子傷心哭泣時不是安慰他們（培養同情），而是不理不睬，甚至因為哭泣而懲罰孩子（培養冷漠或缺少同情心）。

　　也正是在這樣的家庭裡，我們最清楚地看到男孩子如何接受系統的教育，認為男人倘若表達「軟弱」的情感（甚至有這種情感），就是奇恥大辱，這樣的情感只能是「低等的」女孩或女人（或者同樣低等的「娘娘腔」或「女裡女氣的」男人）的。因為強壯男人腳本裡清楚地規定，男孩子們受到懲罰不完全是因為他們表達了這樣的感情，還因為這樣做使他們變得「女裡女氣」，沒有「男人氣概」。

　　此外，男孩子們很快就發現，表現出「男性」感情是會得到獎賞的──女孩子和女人不能憤怒，但對男孩子來說，憤怒──用莫捨和湯姆金斯的話說──「是保證他們達到預定目標的工具」（也就是說，是有回報的）──從此不難看到，再次借用湯姆金斯和莫捨的說法，在男孩子身上，痛苦傷心造成的排遣不掉的強烈神經刺激，就轉化為憤怒這種「男子漢」情緒。於是，男孩子經過一段時間就自覺不自覺地懂得，男人的文化腳本是：「『別哭，堅強些，哭鼻子的人沒出息』，以及『別哭，發狂吧，讓他們去哭吧』。」

　　為了進一步保證男孩子能夠成為真正的「男人」，還教會他們鄙視恐懼和羞辱這些「女人的」情緒──他們永遠不能承認他們害怕，永遠不能認錯。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莫捨和湯姆金斯強調，人們教男孩子厭惡，倘若他們有了「女人的」情緒，就要厭惡自己。最重要的是，人們教男孩子懷疑「放鬆的享樂」，莫捨和湯姆金斯說，這也是與女人及「女裡女氣的男人」連在一起的，因為「真正的男人」必須控制自己身上被人看不起的「女性的」一面，並且要竭盡全力地去控制他人。

　　於是，成功地社會化了的強壯男人最後剩下的唯一「享樂」，就是擊敗對手──不管這個對手是另一個男人還是女人。莫捨和湯姆金斯指出，在強壯男人「資源匱乏、危機四伏的世界裡」，對他來說唯一的「強烈刺激」就是「勝利的歡樂或失敗的痛苦」。他與女人建立「享樂的」關係時，尋求的也正是這種「強烈刺激」。

　　因此，男孩子在成年儀式上必須首先表明他不怕別的男人，而且能夠在性上主宰女人。在這個過程中，他學會了強壯男人腳本中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性不是雙方的快樂，更不是關心，而是暴力統治。所以兄弟會（以及匪幫）常常要求男孩子在進入成年的儀式上不僅展示其兇猛和承受痛苦的耐力，而且要當著同伴的面展示他們對女人的性「力量」──直到最近才被定為暴力犯罪，而不僅是「男孩子的惡作劇」的兄弟會群姦，就是這樣的例子。

　　男人（和男孩）正是在這些男性團體──從軍隊和都市匪幫到運動隊和兄弟會──中接受教育，學會了向外人（女人，或者「低等的」和（或）「危險的」男人）施展他們的力量。我們會看到，也正是在這些男性團體中，「得分」（也就是在性上征服女人）成為證明男人的男性氣質所不可少的因素。

　　因此，我們再借用莫捨和湯姆金斯的話，對女人的「四F理論」──「找、騙、操、甩」──不僅「囊括了強壯男人的性哲學」，而且，參與群姦和其他性徵服、性騷擾或在男性朋友面前調戲婦女，或當著他們的面講述這些事情，「使男性團體緊密團結，形成一種超級的陽剛的同志關係」──最終導致「社會的強弱分層摻入了性的差別，強就是男性氣質，弱就是女性氣質」。因為儘管強壯男人或男孩必須服從上級，因此在群體內可能接受服從的角色，但是對於「低等的」群體中的男人或女人，他們是絕不會這樣做的。

四　戰爭與兩性戰爭

　　既然這種男性腳本是從古代武士社會流傳下來的，也就難怪在以訓練殺人為目的的地方：軍隊，我們能夠最清楚地看到進入色情的男性暴力如何激發了戰爭和兩性戰爭。在整個統治關係歷史上，軍隊（不久前仍被視為貴族的唯一高貴的職業）訓練男人，使他們不僅要殺那些「危險的」和「劣等的」部落的人，而且要殺自己的同胞，倘若當權者認為這些人威脅到他們的統治的話。因此，過去和現在都必須教這些男人不要屈服於那些「軟弱」的情緒，譬如同情、憐憫和關心。除了使用對「真正的」男人最惡毒的污辱──倘若他們這麼做了，他們簡直就像娘兒們──以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能教男人壓制這些情緒呢？此外，除了系統地把殘酷和暴力與性和女人連在一起，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訓練男人，讓他們真正喜歡那些可怕的事情呢？

　　當然，過去也好，現在也好，並不是說這一切都是軍事或政治戰略家們坐在那裡有意策劃出來的。可事實就是，根據社會科學家威廉‧阿肯（William Arken）和林恩‧多布羅夫斯基（Lynne Dobrofsky）在研究美國軍事訓練時的觀察，直到現在，「男性氣質與暴力以及男性氣質與性的關係，在正規和非正規的軍事社會化模式中，仍占主導地位」。

　　他們發現，在步兵營的訓練中，「軍規用陰莖與力量的聯繫，對新兵進行羞辱和警示，新兵必須一手持槍，一手握襠」，大聲說：

　　長官：

　　這是我的長槍

　　這是我的短槍

　　這桿用來作戰

　　這桿用來尋歡！

　　空軍飛行員把以女性名稱命名的戰鬥機，譬如「貝蒂‧布伯」上的控制桿叫做「快樂棍」（俗語中對陰莖的稱呼），同樣，步兵的專用語中也把性與暴力相聯繫。這兩者的關係實在太緊密了，就連那些在人的胯部這樣的高度爆炸的炸彈，也經常取女性的名字，譬如「彈跳的貝蒂」，利用了男性對閹割的普遍恐懼──也使男人對女人的暴力統治合理化了。

　　阿肯和多布羅夫斯基說，在基礎訓練中，男人系統地接受鼓勵，將性徵服視為男人氣概──用他們的話說，視女人為「男性性服務的工具」。男人當然要用同一套詞語來談論性暴力和軍事暴力──又刺激又好玩。打老婆和對婦女的其他形式的暴力，當然也就從古至今是軍隊家庭裡的主要問題。

　　我並不是說軍隊裡的所有男人都虐待妻子，也不是說所有經過軍事訓練的男人都成功地成為兩性戰爭、甚至一般的戰爭中積極的鬥士。但是，軍隊的腳本將「真正的男性氣質」與暴力和征服（包括性徵服）聯繫起來，無疑是通過戰爭和兩性戰爭維護統治關係的等級。有一些男人也確實將這種腳本內化了，他們學會了蔑視所有與他們被教導視為軟弱或女性的東西，而且壓抑自己身上的這一方面──也就是愛與同情，甚至對自己的同情──並且將性等同於野蠻的征服，甚至殺人。

　　倘若我們讀讀一些最新出版物的節選，這一點就變得非常明顯了，作者都是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個交戰國：德國和美國。他們揭開舊傷疤，給我們看那種可怕的男性社會化，它將暴力和殘酷系統地與性和女人聯繫起來。

　　這些材料讓人不忍卒讀，因為它們暴露了作者的獸性。這些人的確是惡魔，他們喪失了人性，無法將其他人看作有生命、有感覺能力的存在，無視他們的痛苦。那些德國人就是殺人魔鬼，克勞斯‧斯韋萊特（Klaus Theweleit）在《男性幻想》一書裡對他們的作品做了仔細分析。他們是納粹志願軍的精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三年間成為希特勒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的核心──這支精良部隊不僅在短命的威瑪共和國時期在德國搞恐怖主義，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恐怖活動中，包括希特勒對上百萬猶太人、波蘭人、俄國人或被視為異己的人的殺害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這些人寫到女人的肉體（更確切些說，是女人的性部位，他們就是這樣描述婦女的）時，毫不掩飾他們的厭惡和鄙視。斯韋萊特寫道，對他們來說，女人的性感是「獸性的」、「危險的」，會「奪去他們的性能力」──對他們的男性氣質是一種威脅，而且常常危害到他們的生命。在許多故事裡，他們殺死女人正是出於這樣的理由。其實，有關志願軍的故事提到性交，大都也要提到死亡（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女人的死亡）。即使在極少數例外中，譬如，貝弗科隆中尉與紅色瑪利的故事，閃現了一絲人與人的關係，最後的結局卻仍是這樣。「可憐的貝弗科隆若要施行他的仁慈計劃，就必須謹慎從事。」可是，他的「仁慈計劃」也不過是辜負愛人對他的信任，從而欺騙她說他會救她，好讓她不用整夜擔驚受怕而已──清晨，她信任地、雙眼充滿希望地看著他，他卻命令手下朝她開槍。

　　從有關志願軍的這些文字裡，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性關係在他們的頭腦裡與戰爭中的搏鬥完全一樣。在這些故事裡，女人和男人的唯一關係，也的確是建立在男人的殘酷和暴行之上的，建立在男人對女人的棒打、鞭笞、燒灼、踐踏、槍擊之上，以及撕裂女人的肢體，尤其是女人的性器官、臀部和胸部──或者，如斯韋萊特所說，建立在將女人的軀體弄成「一堆血肉模糊」的行為之上的。正是這一過程──「心滿意足地看著女人變成血肉模糊的一堆」──斯韋萊特說，「似乎帶來了」這些男人尋求的「真正滿足」。

　　「好像有兩種男性衝動以同等的力量在撕扯著女人，」斯韋萊特寫道。「一種力量想要推開她們，把她們推得遠遠的（防衛）；另一種力量想要穿透她們，把她們拉得近近的。這兩種衝動似乎同時在殺戮中獲得了滿足，這時男人推開了女人（奪去她的生命），同時又接近了女人（用子彈、刺刀、棍棒等物穿透她）。」最後他總結道：

　　只有在這種狀態下，她的美才能得到容忍並且似乎受到欣賞。她的性的「紅玫瑰」只有在她死去、被支解、被打開的肉體的傷口上才能綻放。美婦人使這些男人激動的因素是內在的，在她的皮膚以下。這些殺戮看起來就像補救措施，它們改變女人的假象，使她們「真正的本質」暴露出來給人看。

　　那麼，這種「真正的本質」是什麼呢？當然，就是「血肉模糊的一堆」。因為在這些統治關係的幻想裡，在現實中也常常一樣，婦女的肉體和婦女的性不是讓人聯想起生命和快樂，而是毀滅後的「血肉模糊」，是殘酷和統治的「滿足」，最終是肉體的腐朽，是死亡。

　　另一群很不一樣的人也寫了同樣的主題：美國空軍第七十七戰術戰士中隊（Tactical Fighter Squadron）年輕的飛行員們，在半個世紀以後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題為《賭博者的歌曲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本書「集中了我們七十五年的傳統，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歌，以及我們的遊戲」。這本七十五年軍事傳統歌曲集中有一首叫做《我操了一個死妓女》。開頭的一段是這樣的：

　　我在路旁操了一個死妓女

　　我馬上知道她是一個死妓女

　　她的肚子沒有皮

　　她頭髮掉了成禿驢──

　　另一首歌被作者稱作《這些蠢事，讓我想起你》。歌詞中有這樣的話：

　　出租車上那一槍放得實在差，

　　屄上儘是大大小小梅毒留下的疤，

　　這些蠢事讓我想起你。

　　在這些歌裡，女人的肉體也是讓男人既興奮，又討厭。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這裡和在納粹的幻想中一樣，女人不過是一堆肉──比這更壞，是一堆讓人厭惡的肉，腐爛變質，沒有生命，像第一支歌裡所唱的那樣。總之，正如瓊‧史密斯（Joan Smith）在其傑作《厭女症》中所指出的，這些歌把婦女，尤其是婦女的性，當作死亡與痛苦，而不是當作生命和快樂的象徵。而且，倘若看一下另一首歌《天上的操屄者》（講述強姦一個「斜眼婊子」的故事），就會發現這些歌總是把性與暴力──具體說，與男人對「敵人」（女人）的暴力統治聯繫起來，對他們來說，只有死人的陰部是甜蜜的。

五　男性幻想與非人的現實

　　面對這樣的恐怖，人們會說這些幻想是心理變態，是大腦面對戰爭的恐怖進行自我保護的產物。但是，這些幻想並非野蠻的法西斯分子所獨有，也不是美國的戰鬥機飛行員所獨有。在黃色書籍、電影和錄影帶中，我們也能看到同樣的幻想：婦女被捆綁，被加上索鏈，被刺傷，受到性折磨，等等。這些書籍、電影和錄影帶如今在全美國，在全世界，大批大批地賣給男孩和男人。倘若想看這些東西，甚至都不用到淫穢品商店或成人影院（這些地方和軍隊一樣，只對男人開放）去，許多報攤上的黃色雜誌裡就有。

　　人們會認為這不過是一些淫穢品，是骯髒的大腦的產物。可是在事實上，我們的整個文化都充斥著對婦女的色情殘酷和野蠻，對此我們已經見慣不怪了。

　　我們可以在電影裡看到它，在美國各地的劇院裡看到它，並可從中看到世界，看到男人對女人的強姦、鞭笞、捆綁、折磨和殺害。這些東西被成批地推向市場，供人娛樂。這些電影不是在色情場所裡，而是在大街上的劇院裡放映的──阿爾弗萊德‧希區考克的褒貶不一的婦女謀殺片《精神病患者》（這是「砍殺者」影片的鼻祖）；薩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對婦女遭到的毆打、鞭笞和強姦不厭其煩的描述；票房價值極高的《鏈鋸屠殺》和《亨利：一個系列殺手的肖像》（教你在性謀殺後如何逃脫，讓人毛骨悚然）──沒完沒了地把男性暴力與性拉在一起。經典影片也不例外，譬如盧道夫‧瓦倫提諾的《酋長》。那些具有「強壯男人」形象的電影明星，像漢弗萊‧博加特、馬龍‧白蘭度、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傑克‧諾科爾遜和阿諾德‧施瓦辛格（都是扮演又打又殺，或以其他方式強暴婦女的角色而成名的），都是比較婉轉地但同樣有效地進一步傳達了這一信息，即：性和暴力同在。

　　將性與暴力和統治連在一起的音樂錄影，更是電視台最普通的生財之道。兒童和成人每天坐在家裡的電視螢幕前，就能看到成千上萬的謀殺、毆打和其他野蠻行徑。在這些行徑中，男性氣質就等於暴力和統治。還有其讀者數以千計的小說，譬如佈雷特‧埃斯頓‧埃利斯的《美國精神病患者》，書中的主人公尋找性刺激的方法，就是割去一個女人的手指，往她的陰道裡灌酸液，割斷她的喉嚨，最後當著另一個女人的面，鋸下她的腦袋，然後把他「硬得發紫的傢伙放進那具屍體滿是血污的嘴裡」。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其中許多人還只是孩子，聽的錄音帶也毫不遜色──譬如，像「生龍活虎隊」之類的歌手錄製的錄音帶（他們在一九八九年錄製的《他們想要骯髒的東西》中就涉及到性暴力，歌詞裡淨是「搗爛你的屄」、「打斷你的脊樑」和「我要看你放血」，卻被認為「不下流」）；NWA（他們在一首名為《叩擊聲》的歌曲裡，有節奏地講述一個女人被綁在床上，被強姦，然後被人用一支四四口徑手槍殺死，這首歌的另一個名字叫《又少了一個婊子》）；還有坎尼鮑爾‧科普斯（他們有一首題為《從一個處女的陰道裡掏出來的下水》，歌詞中唱道，把一個小女孩開腸破肚，「綁在我的床墊上/用我的刀子取走她的童貞」，最後，她的「肉體向外淌著血/陰道分泌著粘液/血淋淋的陰唇被我吃下」）。

　　甚至在廣告裡，男性暴力和統治也經常作為性魅力加以宣揚，只不過有時婉轉，有時直露而已。一九八九年的雷夫倫（Revlon）廣告傳達的是這樣的信息，弗蘭克‧西納特拉（Frank Sinatra）抓著一個女人脖子上的珍珠項鏈，把她拉向自己，兩人臉上都僵滯地微笑著。影集和影集廣告傳達的是這樣的信息，無數影集的封面把性自虐裝扮得光彩耀人，還有影集的廣告，譬如一九七六年好萊塢落日綵帶廣告牌上，畫的就是一個女人被捆綁著，渾身青一塊紫一塊，雙腿劈開，下面是一行字：「我被滾石樂隊搞得渾身青紫，太棒了！」有時甚至時裝廣告也傳達著這樣的信息──譬如，在某一期《時尚》雜誌中，對女人的性虐待被包裝得無比優雅，作為性感甚至時髦的形象，在市場上出售。

　　對於這些，人們也許會認為，這只不過是近些年來的變態，是「過度的性解放」的副作用。但是在事實上，這是古老的主題最新、最暴露的展現。倘若仔細想想，我們就會發現男人的性與暴力統治之間的等式，是許多最受尊敬的作家最喜愛的話題。

　　列夫‧托爾斯泰被他的一些傳記作者認為是最偉大的現代作家，甚至是現代聖人。他給我們留下了《克盧茲‧索納塔》（Kreutzer Sonata），這本略加掩飾的自傳體作品象徵性地通過一個男人為了擺脫他對女人和性的極度厭惡而殺妻的故事，講述了他與妻子索菲（Sophie）之間的性虐待關係。傳奇人物D‧H‧勞倫斯則企圖讓我們相信，他在《逃跑的女人》中虛構的女主人公在明白自己就要被半裸的野人殺死時，竟然產生了性慾。著名詩人羅賓遜‧傑弗斯在《雜色牡馬》（Roan Stallion）中幻想一個女人想要和一匹大馬交配，全然不顧大馬有可能會把她撕碎。還有亨利‧米勒（他曾狂想地貶低婦女）和諾爾曼‧梅勒（他在《美國夢》裡的主人公從殘忍的殺妻中找到了榮耀和自尊）這樣的「重要的」當代作家，他們所傳達的中心意思，也是能激發男人性慾（因此對女人一定也一樣）的不是給予快樂，而是製造痛苦──具體地說，就是對婦女的踐踏、折磨、污辱、統治甚至殺害。梅勒的書中的某些段落與弗雷科普斯（Freikorps）成員以及死亡本質歌，譬如《掏出來的下水》的歌詞驚人地相似，聽上去令人作嘔。

　　直到今天還有些人說，婦女的肉體遭強暴的這些形象，以及性、殘酷和暴力的這種聯繫，已沒有什麼實效，它們只不過是一些幻想而已，並不是現實。倘若真是這樣的話，軍隊裡為什麼特意用性暴力來教人殺人？倘若性與暴力的聯繫果真對性和社會行為毫無影響，那些聰明的媒體人怎麼會把他們要賣的所有東西──從汽車到可口可樂──都和性搭上鉤，以便左右人們的購買行為？

　　倘若戰爭宣傳能夠有效地將「敵」國的人都非人化，使得一些人傷害、殺戮和踐踏另一些人成為可能──這是不爭的事實──那麼，把婦女醜化為供男人使用和虐待的部位的形象，怎麼就不會達到同樣的效果？！那些把婦女非人化的故事和形象，怎麼就不會像其他戰爭宣傳一樣，使人們對婦女的苦難視而不見？！

　　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在於，這種宣傳太有效了，許多男人和女人至今沒有看到這種其實很明顯的聯繫。倘若這種宣傳不是這麼成功，那我們早就會看到在第一章裡就提到的事實：「兩性的戰爭」其實就是指針對女人的、其暴力程度不可想像的戰爭──一場傷亡遠遠高於公開的武裝衝突的戰爭。

　　全世界針對婦女的暴力規模大得驚人，幾乎無法想像。直到最近這種暴力才有官方記錄，也才得到更廣泛的瞭解和報導，這一事實同樣令人矚目。

　　據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記錄，一九八九年──僅僅一年──在美國遭到強姦的婦女，其人數比整個二戰期間受傷的海軍陸戰隊隊員還要多。一九九○年，美國的外科綜述報告說，美國婦女致傷的唯一主要原因是家庭暴力──比車禍高出許多。最後，我們再從性別角度看看暴力犯罪。聯邦調查局宣佈，四分之三（七十五％）的美國婦女一生中有可能要遭受到至少一次暴力犯罪。

　　在地球的其他地方，針對婦女的暴力或許更多。在許多地方，男人打老婆依然得到社會的接受。在一些國家，甚至蓄意殺害有性獨立嫌疑的女孩和女人並不算犯罪，而是男人的「臉面」問題。根據一九九一年聯合國的報告，由於人為的營養不良、焚燒新娘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印度有二十五％的女孩活不到十五歲。新聞界近年對我們已經看到的古老的性別暴力──人為地殺死女嬰──也開始有所報導。但是，這種暴力成為「重要的」封面新聞，卻是因為它發生在中國，而美國政府恰好發起一輪反共和反控制人口的征伐──並不是因為受害者是女嬰。

　　可悲的事實是，倘若針對女孩和女人的暴力真的被認為有新聞價值，那每天的頭條都會是這個──而且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就會是這樣。因此，新聞界人士、社會科學家以及全世界的男女終於開始認識到兩性戰爭的本質和恐怖──以及這種戰爭暴力如何幫助維持一半人對另一半人的統治，這確實是現代意識革命的一大進步。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一篇篇揭露世界各地法庭和其他權力機關對施行這種暴力的罪犯不予懲罰的文章，我們對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地方以傳統的名義公開宣揚這種暴力的瞭解，至今主要還是來自女權主義報刊。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在西方的傳統中，法律和法庭也不能保護婦女免受這種暴力危害。這能解釋為什麼直到最近婦女普遍地不對這種暴力提出舉報的原因。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釋為什麼這種變化正在逐漸發生我們卻仍能看到暴力犯罪的數字大幅度上升的緣由。因為，我在第一章已經說過，倘若一個人打了一個陌生人，他就會被關進監獄──但是，倘若他打了一個和他有性關係的女人，那麼警察通常不予理睬，說這是「家庭爭吵」，最多也就是把那個男人帶出門，拐個彎，讓他「冷靜冷靜」。

　　因此，也就難怪至今還有一幕又一幕的悲劇，美國婦女向警察報告說有男人威脅要打她們或殺她們，得到的回答卻是她們無法得到保護，直到那個男人真的「做了什麼」──到那時，當然就為時晚矣。法律和法庭至今仍在保護男人不受警察和法律的制裁──卻不能保護婦女免遭男人的暴力──警察為避免暴力實行的保護，也有一個雙重標準，這實在令人震驚。

　　一個非常可怕的例子，是幾年前發生在加利福尼亞的事情。一個男人在殘暴地強姦了受害者後，割斷了她的手臂，把她撂在荒野的路上等死（她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後來，那個犯罪的男人因為「表現良好」被釋放，卻受到鄰居們（他們當然不願看到這個惡魔在自己家周圍）的威脅，於是他反倒得到警察每天二十四小時的保護──花的全是納稅人的錢。

六　對暴力的雙重標準、巴甫洛夫的狗與男性統治的男人

　　對於野蠻的暴力行為（尤其是強姦和性謀殺）與當代暴力形象在媒體、音樂和文學中的公然氾濫之間到底有沒有聯繫，人們正爭得不可開交。暴力行為和人類的其他行為一樣，不可能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最近對丹麥四千二百六十九人所作的研究表明，從總體上看，童年得不到應有的照料和難產對形成有暴力傾向的男人有很大影響──儘管這些因素被分別觀察時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因此，問題不在於暴力形象與暴力行為是否有直接聯繫，這種聯繫在一些「照貓畫虎」的性謀殺和強姦中已經有了。問題在於，這些暴力形象是否造成了一種文化氣氛，使人們，尤其是那些由於心理或生理原因已經有暴力傾向的人，將這種傾向付諸實施的可能性更大。另一個問題是，這種文化氣氛如何影響人們對暴力，尤其是針對婦女的暴力的一般看法。

　　臨床試驗表明，在那些觀看暴力淫穢製品的男人中，認為「強姦是對婦女的傷害」的人所佔的比例比較低，而說「倘若能夠逃脫，自己也要強姦」的人所佔的比例比較高。事實上，根據丹尼爾‧林茨、愛德華‧唐納斯特恩、史蒂文‧彭洛耶的研究，看過五次將性與暴力扯在一起的X級電影的男人，通常「對這種電影的反感就少得多了，對這些電影中的暴力的感受要下降許多，而且認為他們自己對婦女的踐踏程度也小得多」。因此，暴力淫穢製品即使沒有直接引起對婦女的暴力，但是看過這些製品的人對婦女的苦難就麻木了，於是他們就更容易容忍對婦女的暴力，認為這些苦難並不是真正的痛苦，而是性激動。

　　這又有助於形成一種社會氛圍，那些不只是停留於幻想，而是確實對婦女施暴的男人，也就更加輕而易舉地被放過了。正如在專制統治下，只需相對少數的人對人民實行殘暴的恐嚇，就能使人民俯首貼耳，維護男性的統治地位也只需要一部分男人殘暴地對待婦女。因為在兩種情況下，都只要間或用暴力恐嚇服從的群體，就能有效地壓制改變現狀的企圖。

　　不僅如此，而且使男女都把對婦女的性暴力看作是喚醒和興奮──因此，不僅可以接受，而且還求之不得呢──使得他們認為，單對婦女的殘酷和暴力，與也對男人施暴和殘酷，這不是一碼事。換一種說法，這使得許多人認為，對婦女的暴力僅僅是「婦女問題」──與當代反對對包括男性在內的群體施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但是，暴力的色情化不僅僅能夠維持男性統治。它還使人們認為，對婦女的肉體施行的暴力微不足道，並且（或）者非常性感，這有力地強化了男性對各種暴力的社會化──這就是為什麼暴力的色情轉化為軍事訓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原因。因為倘若能夠成功地教會男人把暴力甚至殺人與性激動等同起來──那他們在傷人和殺人時，感覺到的也是性興奮，不管傷害或殺害的是女人還是其他男人。

　　我在為本書作研究的時候，已經明白這是如何通過一種機制而發生作用的，對於這種機制，心理學家已經研究了很久，企圖搞清人是如何獲得情感，甚至心理反應的。這種機制通常被稱作條件反射，是俄國科學先驅伊萬‧巴甫洛夫首先通過試驗記錄下來的。巴甫洛夫在他著名的試驗中，每次給狗餵食時都搖鈴。過一段時間，他光搖鈴但不給食。結果發現那些狗已經習慣於將食物與鈴聲聯繫在一起，每次搖鈴牠們都分泌唾液──即使周圍並沒有食物。也就是說，巴甫洛夫通過他的條件或第二刺激，獲得了與第一或非條件刺激相同的情感，甚至心理反應。

　　同樣道理，男人由女人的肉體（第一刺激）而產生的性興奮，在統治關係文化裡常被與統治、殘酷和暴力（第二刺激）聯繫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即使沒有性感的女人或其他性形象來引發性興奮──殘酷、統治和暴力本身也就可以導致相同的情感和心理反應了。林茨、唐納斯特恩和彭洛耶寫道，接下來就是一個「張冠李戴的過程」，當事人誤認為他們的興奮是性所致。

　　也不是所有接受這種條件反射的人都會有這種反應。但是，反覆將性快樂與暴力和殘酷聯繫在一起，會使人特別難以克服這種傾向，對於已經有暴力傾向的男人來說，就更是如此。這就是倫納德‧伯科維茨（Leonard Berkowitz）的「刺激─反應聯繫模式」的意思，與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對示範的研究也相符。示範是一個雙向的、相互強化的過程，使人將性與暴力聯繫的條件反射，本身就是一個使他們傾向於暴力的因素。

　　對男人和男孩──他們是將對婦女的殘忍和暴力與性相連的現代色情業瞄準的市場──的這種條件反射作用，在也教人視殘酷和暴力為不人道和不道德的社會裡尤為重要。因為這種社會不同於更荒蠻或「純粹」的統治關係社會，需要有選擇地只強化能夠維持社會最基本的統治等級的殘酷和暴力：男人對女人，「優等」群體對「劣等」群體（這些群體，譬如，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和被科威特打敗的伊拉克人，常進一步被貼上「陽氣不足」的標籤）的暴力。

　　因此，在我們這個夥伴關係蓬勃復興的時代，我們就更應該抓住要害，消滅將性與暴力相聯繫的形象，不僅在淫穢製品中，而且在包括音樂、廣告甚至動畫片和連環畫在內的大眾傳媒中，消滅這些形象。因為這些形象不僅提醒婦女說，倘若她們不回到「傳統的」角色就會有何種下場，而且不斷地為性激動與暴力和統治間的聯繫提供廣泛的社會環境。我們已經看到，人如何解釋生理上的喚起（即伴隨生理上的興奮而大量出現的化學物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環境。

　　然而，我要再一次強調，性與暴力的這種聯繫並非新鮮事。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我們整個「文明」史上，它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男性和女性的性的形成，使我們一代又一代地把性喚起的快感與施加和忍受痛苦連在一起。有人說，性自虐是近代從薩德（Marquis de Sade，英文中的施虐狂sadism這個詞即源於其姓氏，這個詞也是從這兒才開始出現的）才開始的，稍有古代歷史知識的人居然能夠接受這種說法，真是讓人吃驚。

　　在薩德之前兩千年左右，蘇埃托尼烏斯在對羅馬皇帝生活的描述中，就講到卡利古拉這類人對性殘酷和暴力似乎永無滿足。從羅馬的檔案中我們也能看到，在性虐待中經受折磨最後被殺死的婦女，常被帶到羅馬的大公共娛樂場，當眾剝光衣服。倘若看看那時基督教的文字，我們就會發現，不只是羅馬人「喜歡」這些折磨，盼望看到這些婦女被剝得赤身裸體。那些記錄和閱讀這些婦女受到折磨的人，也有同樣的願望。瑪格麗特‧邁爾斯（Margaret Miles）在《性慾的認知：基督教西方的女性裸體及其宗教意義》中說，「女性的肉體和女性的赤裸常常出現在馬戲之類的小節目和流行小說中，這說明觀眾和讀者想要這樣的細節，但他們似乎很少注意男性受難者的裸體。」

　　不僅如此，我們在基督教的宗教藝術中，也能看到許多與現代淫穢製品完全相同的性虐待形象：赤裸的女人受到折磨，被肢解、被殺害，儘管原教旨主義的基督徒指責淫穢作品是現代人遠離宗教的一種表現，那也無濟於事。在詳細描繪女聖徒受難的基督教繪畫中，我們能看到赤身裸體的女人，和衣冠齊整，揮鞭持刀的男人，與現代淫穢作品中的一模一樣。芬蘭國家博物館藏有繪畫大師弗蘭克（Master Franke）作於十五世紀的一幅作品，上面是赤裸的聖徒芭芭拉被綁在一根柱子上（與現代淫穢作品中的婦女形象極為相似）。她右邊站著一位持鞭男人，左邊另一個男人正一手握著她的乳房，一手持刀欲割。在另一幅畫裡，聖徒艾格尼絲（Agnes）也遭受著同樣的命運。邁爾斯描述道，「她的乳房已被割下，她在畫中常常手托呈有自己碩大、結實的乳房的盤子。」

　　邁爾斯接著說，為了對肉體的罪孽做出道德的警示，基督教藝術經常表現「罪人」按照一定程序遭受折磨，以示懲罰的畫面。「那些受到詛咒的人，」她寫道，「常在與他們的罪惡相關的部位受到折磨；譬如，『耽於肉慾的女人，她們的乳房和肚子被癩蛤蟆和令人噁心的蛇吸吮』。」這裡與現代淫穢作品一樣，婦女總是以被繩索或鐵鏈束縛的形象出現，對性折磨大加渲染。譬如在《地獄》這部作於一三九六年而至今仍保存在義大利聖吉米尼阿諾（Gimigniano）的作品中，一個帶面具的魔鬼正把一根鋒利的竿子，捅進一個被捆縛的女人的陰道。在中世紀描繪被指控為女巫的婦女受審的蝕畫和雕刻裡，我們可以看到與現代淫穢作品非常接近的形象，婦女被捆綁，被加上枷鎖，或全裸，或穿著很少的一點衣物，受到男人的折磨。

　　只不過我們所看到的並非是男人的幻想，而是男人製造的現實。因為這些藝術品大部分是受教會委託而製作的，是男人為那些在現實生活中虐待婦女的男人創造的藝術品。

七　恐懼的正常化與變革的挑戰

　　有些人可能會說，殘酷和暴力的色情化已隨處可見，因而也就成為正常的事情了。然而，人類行為有極大的伸縮性，從生理角度來說，幾乎沒有什麼行為是不自然的。這與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從常規的角度定義的正常大不一樣。我們所說的這些行為，是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被認為是正常的──儘管是要不得的。譬如，五千年來戰火不斷，這一事實被大多數人視為正常，儘管大多數人並不認為這是件好事。同樣，在美國歷史上，奴隸制曾被視為正常。在中國歷史上，男人看到女孩子被父母逼著把腳弄得變形，使之無法自然長大，看著這樣的小腳使她們無法自然地行走，就覺得性慾上升，這被視為正常。

　　換言之，何謂正常，這是隨著人類社會的不同而不斷改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學來的。說得更明白些，它是可以改變的，就像現在，全世界的男女都開始反對暴力，挑戰色情，並且隨之反對永遠得不到感情上滿足的生活和「愛」的方式──甚至有效地將殘酷和暴力的恐懼惡魔化，認為它可憎而不是可愛，就是很好的證明。

　　當然，我敢說，即使有朝一日，我們從視性暴力和殘酷為正常的條件反射中解脫出來，也總還會有人由於暴力和殘酷而激發性慾，也還會有人做出這種行為。而且，不管那時的社會規範是什麼，一定程度上對恐懼的幻想，無疑也會依然存在。

　　我們人類天性好奇，不熟悉的東西對我們總有吸引力，即使它奇形怪狀，恐怖萬分。而且，恐懼本身就是肉體和情緒上的一種喚醒狀態，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興奮。當然，怪異和可怕也是對自然世界的某些現實的反應，一些物種生吞另一些物種，自然災害譬如地震、風暴和傳染病，有可能而且常常實際地帶來可怕的後果。

　　但是，看到這種恐懼，甚至為之吸引，是一回事。特意使之制度化，甚至性化，把它作為一種條件作用的手段，使人們認為它是正常的，這就是另一回事了。

　　正因為這樣，在西方古代一些嚴格的男性統治和專制社會裡，當眾折磨被認為是正常的，對罪犯、叛徒、異端分子或當局想要折磨的任何人（譬如，羅馬人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進行最可怕的虐殺，也是正常的。對犯有通姦罪，有時僅僅是離婚後想要再嫁的女人以亂石砸死（有時需要數小時），在曼谷和宗教法庭勢力極大的穆斯林世界等嚴格的男性統治和專制地區，至今依然存在。據說，在科威特（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以後，那些幫助過伊拉克人的人還被梟首，把其腦袋插在竿子上示眾），至今偷竊的人還要被砍斷手。不過，在數百年前，基督教國王和神職人員還下令對被指控為女巫的人當眾開膛破肚，活活燒死──這就和古羅馬的角鬥一樣，成為眾人取樂的一道景觀。

　　面對如此嚴重的恐怖，人們自然對苦難已無動於衷，沒有感覺──不管是對別人的苦難，還是對自己的苦難，均是如此。倘若恐懼居然被得以性化，那麼人們就不僅對他人的痛苦沒有感覺，而且把神經的喚醒與性喚醒連上了──這樣就進而維護了需要痛苦或對痛苦的恐懼才能維繫的制度。

　　但是，這種制度並不是我們這個物種唯一的可能性。儘管有史以來（歷史上充滿了不同程度的統治關係社會組織）麻木不仁和痛苦就被視為正常，女人和男人仍然努力建立了關心和快樂的聯繫。即使被仇恨、殘忍和暴力全然包圍著，我們仍然一次次給予和接受了愛，不僅在性的激情中，而且在最簡單的人類動作中，在某隻手的觸摸中，在一個吻中，在友好的微笑中，找到了歡樂。其實，我們人類對快樂有很強烈的需要，即使在最恐怖的時代，我們也能從最普通的自然事件中尋到快樂：一次日落，一朵花開，一個月夜。

　　直到現在，我們才明白了我們在何處，以及我們是如何到達這裡的。我們逐漸視之為正常的恐怖，直到現在才真的有可能結束。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與眾不同之處，我們在以後的章節裡將會看到，就是女人和男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自覺地、堅定地攜起手來，共同挑戰殘暴──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從最基礎的地方開始，即我們如何定義性和愛，甚至作一個女人或男人意味著什麼。

第四篇　甩掉白馬王子的小鞋

一　性、女性氣質和權力

　　我的童年是在古巴度過的，後來又到了美國。我常常覺得自己不是這個世界裡的人。我想這是因為我是個兒童難民，納粹侵佔奧地利，我便被迫離開了我出生的國家。這當然是個重要因素。但是，現在我知道，我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們今天看到有些女孩子十幾歲就失去了自尊，有些也是這種原因造成的。因為我在學校裡學到的所有東西，幾乎沒有一點兒是和我一樣生為女子的人寫出來或想出來的，我從小就在意識深處知道，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我的確是個與之格格不入的「外人」。

　　許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男性權威──從一個男神開始──如何規定了我的一切：從我的體型如何愉悅他們的眼睛，到我可以做什麼，甚至可以想像什麼。他們從來不告訴我，女性數千年來是強大的世俗和精神的象徵，一切愛情、快樂和生命的原型──是女神在人世的代表，一切生命皆來自女神，一切死亡皆歸於女神。我也無從得知，我所瞭解的那點有限的女性氣質，是一次社會和意識形態根本轉變的結果。

　　從來沒人對我說，在古希臘，曾經強大的女性神靈，譬如赫拉，這位現在仍被稱為眾神之母的女神，在這次轉變中變成了更強大、而且經常使用暴力的宙斯的屬下。也沒人對我說，希伯萊聖典中索性不寫任何女神──連生命的締造也完全交給一位男神來完成。在我所受到的教育中，沒有一個字提及數千年來人們如何崇拜女神或女創世者，更沒人說她的性能力是她被奉為神明的一個原因。

　　我倒是看到了西方最大的宗教形象，現在我明白，他們是將古代女神的性能力和哺育能力交給了兩位顯然處於從屬地位的人間女子。一位是「未被玷污的」聖母瑪麗亞，基督教的男人需要一位母親來生上帝的聖子，因此把她抬出來，她生下了聖嬰，但這不是男神和女神性結合的產物，而是一位凡世女子以無性的方式接受了一位萬能的男性造物主的種子。另一位體現女神的性能力的，也是一位人間女子而不是女性神靈：夏娃，她和黛利拉（Delilah）一樣，誘惑了男人，也毀了男人。

　　在西方歷史上，這些就是最主要的女性原型。即使在今天，當我們說到「性女神」時，意思也和古代體現著神秘的性和生育力的女神很不一樣了。因為她們儘管仍然具有性力量，但是那些電影明星，諸如瑪利蓮‧夢露、麗塔‧海沃絲和布麗吉特‧巴達特，不過是男人的性工具罷了。而且，與這種女人的性結合對男人來說不是聖婚，而是男性至高無上的力（在銀屏上下）的象徵──是從杜木茲的婚姻到伊南娜的遙遠的迴響。

　　正如那些將男兒本色等同於征服和統治的原型對健康的男性氣質有害無益一樣，這些原型對健康的女性氣質也沒什麼好處。但是，它們的確適應了那種在男女關係方面的固有權力不平衡的社會。女性的原型將女性分裂，她要麼是理想的母親和妻子，要麼是遭到鄙視的誘惑者和婊子，這就有效而直觀地告訴女人和男人，像瑪麗亞這樣的好女人（無性的人），是被動地接受男性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像黛麗拉和夏娃這樣的壞女人（性感女人）才會左右男人，結果她們卻招致大禍。不僅如此，我們的大多數女性形象都否認女性是獨立的存在，對女性進行評判的唯一依據就是，她們是促進還是阻礙男人定下的目標。最重要的是，這些女性形象剝奪了女性的合法權力，不論是世俗的還是宗教的，概莫能外。

　　如今，全世界的婦女都開始認識到，這種性別歧視的形象和種族歧視的形象一樣，其目的就是為了維持建立在統治關係之上而不是夥伴關係之上的關係。她們意識到，在我們的幼年，這些形象就被灌輸到我們大腦的無意識層之中，像金字塔一樣，不斷地以不同的形式複製著，抵制任何根本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婦女又一次把目光轉向史前女神的強大形象──譬如，小說家艾麗斯‧沃爾克就讓傑邁瑪姨媽從奶媽的象徵變成了現代的布萊克‧莫唐納（Black Modonna）。

　　總之，今天的女性正在努力地把力量賦予宗教、民間故事和神話故事中那些使人喪失力量的形象──倘若這一點不能奏效，至少可以還她們以自己的本來面目。在這一過程中，她們極大地改變了長期以來所宣揚的關於肉體、性和精神的觀點。

二　女孩、王子和肉體

　　和一些宗教神話一樣，許多神話故事中也包含著遠古時代的印記。其實，在我們最熟悉的一些神話故事裡，其主角都是女性，這和那些宗教神話和文學（其中的主角通常是男性，除非是愛情故事和其他專為「女性市場」撰寫的東西）大不一樣。不僅如此，這些女性人物，譬如《灰姑娘》裡的好仙女、《白雪公主》和《睡美人》中的壞女巫，還會施魔法──這些都是只有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時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儘管有這些史前傳統的遺風，我們給孩子們講神話故事時，傳達給他們的卻不是女性的力量，而是女性的無力。

　　有時，我們甚至能看到這些故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譬如，民俗人類學家阿蘭‧鄧德斯（Alan Dundes）告訴我們，我們所聽到的故事《小紅帽》，也就是在三百年前才由法國作家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改寫成的道德寓言，提醒女孩子不要聽信陌生人的話，免得被狼吃掉（狼的形象也許是一種性的象徵，因為到二十世紀五○年代，搞性襲擊的男人還被稱作「色狼」）。據鄧德斯說，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本來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她戰勝了惡棍。但是，到一八一二年雅各布（Jacob）和威廉‧格林重新改寫的故事中，也就是在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版本中，一隻陰險的狼先吃掉了她同樣無能為力的祖母，接著又把她囫圇吞下（連同紅帽子和其他所有東西）。後來她出來了，但不是因為她自己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一個勇敢的獵人砍開了狼的肚子。

　　主動的男性營救被動的女性，這也是《灰姑娘》和《睡美人》的主題。只是在這兩個故事裡，男女主人公的關係是性關係，因為女主人公最終嫁給了男主人公。但是，這裡的婚姻與古代的聖婚不是一碼事。在聖婚中，女性具有神力，男女的性結合是一切的中心。

　　而在這些故事中，首先，男女主人公之間沒有接觸，他們只是跳跳舞或者接接吻而已。其次，故事強調的是女孩子的肉體魅力，而對女性的性能力與精神或世俗的力的聯繫則絲毫沒有涉及。它們說的又主要是男性掌握所有的力──或者因為他具有某種神奇的潛力（王子用他的吻喚醒了睡美人），或者因為他是世俗統治者稱霸一方（譬如《灰姑娘》的故事）。如此一來，女孩子就只能等著白馬王子來找她，希望他覺得自己可愛，選中自己。

　　因此，灰姑娘別管多苦，也別無他計，甚至別無他想，只能等著王子來娶她、救她。在這些經典神話故事裡，還有一個信息，更加使人失去力量，那就是倘若女孩子想要在苦難的生活中獲得拯救，她的肉體必須符合一定的規格。倘若她達不到這些規格，就得有意殘害自己的肉體──像灰姑娘同父異母的姐姐們那樣，削足適履，卻是白費工夫。

　　我也想說，這只不過是神話故事，是一些與現實生活無關的奇思怪想。但是，在革命前的中國有裹腳致殘的風俗，因為男人們發覺這樣對他們有性刺激，非洲和中東許多文化中現在還流行著割陰，因為男人不娶沒割陰的女子，這說明婦女數千年來一直做著神話故事中所說的事情──並且人們還常常勸說、甚至逼迫自己的女兒自殘，以適應男性的性慾望和期待。其實，西方許多婦女至今仍在做著這樣的事情──有人把腳擠在「時髦的」尖頭高根鞋裡，導致腳趾和背部受傷，有人患上可能餓死自己的厭食症，患上威脅生命的暴食與吐瀉交替出現的食慾過盛或叫貪食症。

　　在當今社會，食慾過盛和厭食症的流行一定還有其他原因。但是，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老式的統治關係神話故事所傳達的信息被強化了上千倍。如今它不斷地朝我們咆哮，通過上十億美元的化妝品、食譜和時裝工業告訴婦女，要想吸引一位白馬王子，先得讓自己的肉體符合這些工業制定的規格──身材要弱不禁風才符合理想，理想的臉蛋只有極少數女人才能有，至於她們要如何辛苦地節食，要買多少美容品，那就不在話下了。

　　要好看，喜歡某人的肉體，這些都是普遍的、健康的慾望。但是，廣告和這些故事通過錢能買到的那些最好的作家和藝術家，用誘人的形象和詞語組成迷魂陣，不斷地向女孩和女人灌輸，除非她們不斷地重塑自己──除非她們以畢生的精力（和大把大把的錢）不斷地「改進」她們的體型和臉蛋──否則，她們就別想讓那些惟有他們的品味和願望才重要的人──男人──接受，更別說被他們愛上了。這種自卑、逃跑主義以及女人只能靠取悅男人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觀念橫行於市，但廣告並非其唯一途徑。和其他出版物譬如《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或《紳士》這樣的專給男人讀的雜誌不同，婦女雜誌要面對的實際做法倘換成其他雜誌，準要被說成是干涉新聞自由了。因為廣告商們要婦女雜誌登一些關於化妝品或服裝之類的產品的「有信息量的」文章──這是他們在雜誌上登廣告的條件。更有甚者，一位編輯曾經說過，他們要雜誌「展示幸福的臉蛋」──因此，（《女士》雜誌出版商發現，他們一旦犯規，廣告馬上就被撤消，或者不再和他們簽約了）這些雜誌對於婦女的真正需求和問題，譬如家庭暴力、工作和種族歧視、貧困和生育選擇，只能一帶而過。

　　這也就難怪對這些問題──以及對一半人口所進行的被動的和自卑的洗腦給女孩子和婦女造成了巨大傷害──的深入討論，只有在那些編輯自由不受這類嚴格限制的女權主義雜誌上才看得到。也只有在這裡，我們才看到有人認識到對婦女進行社會化，使其取悅於男人成為她們唯一的目標，以及對形體美──更確切些說，是男人規定的女性美的標準──的過度強調，其實妨礙了它們原來想要達到的目標：幫助女子找到並留住一個男人。

　　對婦女來說，最大的諷刺──而且對婦女和男子來說是最大的悲劇──就是充斥著婦女雜誌的廣告和文章所傳達的文化信息，恰恰使男女關係變得更不美滿。男人永遠不可能達到對他們的期望，即為女人的生活帶來一切意義、內容和目的。女人也永遠不可能達到（她們自己和男人）對她們的期望，即永遠保持美貌、年輕、溫順、可人。因此，我們在一本又一本的心理學暢銷書和自助書裡，就看到婦女和男子都長期地感到失望、挫折和迷惘──因為婦女和男子最基本的情感和性慾望都沒有得到充分的滿足。

　　但是，繼續劈頭蓋腦地向婦女們灌輸她們還不夠完美的信息──要完美就要不斷地重塑自己，以爭得男性的讚許和愛慕──儘管瘋狂，倘若從統治關係性別關係的角度來看，倒是可以理解。因為為了維持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就必須讓婦女（以及其他從屬群體，譬如，美國黑人和印第安人）學會自我貶值。而且必須讓婦女認為，取悅男人是其最重要的事業──最要緊的是，讓她們別無選擇。

三　我們教女兒學什麼？

　　這個問題直接引出了父母不斷講給孩子聽的看似無害的神話故事所傳達的另一個信息：關於性和女性肉體的非常下流的信息。因為這些故事不僅講述被動、無助的女孩子如何要依靠男子的拯救才能活命（就像諺語中所說的，被綁在鐵軌上的少婦），教給小女孩幻想有人來救她，而不去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它們還在小女孩的頭腦裡植入一種女性腳本，教她們將自己的肉體視為換取安全、幸福和──倘若她們找到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王子──地位、財富的商品。更有甚者，它們暗示男人就是派這個用場的；聰明的女孩不要努力建立什麼愛的關係，而要獲取經濟上和（或）政治上最有勢力的男性的歡心。因此，像《灰姑娘》這樣「天真」的神話故事所傳達的最終信息，竟是女子──而且應該──把自己的肉體賣給男人，最好是賣給那些有權有勢的男人（像神話故事中的王子那樣），不僅妓女是這樣，而且全體婦女都是這樣。

　　當然，倘若父母明白他們向孩子可塑性很強的頭腦裡灌輸的竟是這麼一些思想，他們中大部分人會大吃一驚。我以前就不知道這些故事教給我女兒的是一些什麼東西。直到現在，我還會突然發現一些非常明顯但以前卻從未注意到的東西。

　　譬如，我最近才覺得灰姑娘面目可憎，因為她的所作所為等於對無以數計的小女孩說：好孩子對不公正要忍氣吞聲，不要反抗，悄悄地哭泣，從早到晚地幹活，接受日復一日的殘酷剝削。這故事我以前讀了許多遍，竟沒有發現這也是對小女孩的一種訓練，使她穿得進王子的鞋──亦即符合百依百順的賢妻標準。

　　灰姑娘的故事裡還給女孩子和女人傳達了另一個信息，我也花了很長時間才讀懂：女人不應該也不能相信其他女人，更不能指望從她們那裡得到保護。因為故事裡唯一的成年女人不僅對灰姑娘很不好，而且淨給自己的女兒出餿主意，讓她們削掉肉體的一部分，去適應故事裡寓意深長的小鞋。這個至今非常流行的故事的另一方面，是我到現在才明白的。那就是，《灰姑娘》通過描寫女人們急赤白臉地取悅於王子和他的使臣，不僅告訴女孩子要「幸福地」適應王子的鞋（也就是說，以他規定的方式，變成他想要的樣子），還告訴女人要為虎作倀，維持自己的無力。

　　或許應該有人寫一本新版的《灰姑娘》：在這個故事裡，灰姑娘也和現在的許多女孩子和女人一樣，爭取自己的權力。但是，《灰姑娘》當然不是唯一標榜女性的美德就是被動接受日復一日的剝削、長期的苦難和令人髮指的不公正的故事，也不是唯一給情感上（以及肉體上）戕害婦女──以及出賣自己的肉體（也就是性），以換取為某個男人提供性裡性外的服務的特權──塗上浪漫色彩的故事。

　　還有希赫雷扎德（Sheherezade），一位東方奴隸（有些版本裡說是公主），她在故事「幸福的」結局裡，總算靠著那一千零一個故事救了自己一命──以後就被囚禁在一個男人後宮裡度過餘生，而那個男人取樂的方式，就是每夜換一個女人睡覺，然後把她殺掉。還有一大堆中世紀的騎士故事，她們總是在危難中解救毫無辦法的女士。倘若有人想聽現代故事，更有成千上萬的歷險電影、卡通片和電視劇，其中女主人公（穿得總是盡可能地少）被從魔鬼的嘴裡（或其他危險中）救下，並不是因為她有什麼作為，而是因為她很性感──又是用她的肉體作為貨幣，付給解救了她的強壯男性。

　　可以與之抗衡的東西幾乎沒有，因為臨危不懼，行動果敢的女主人公──譬如，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蒂亞（Portia），路易莎‧梅‧阿爾考特《小婦人》裡的喬，以及丹尼爾‧笛福的《羅克斯納》（Roxana，女主人公不僅沒有因為性獨立而受到懲罰，反而因此得到好處）──簡直稀少得如同鳳毛麟角。幸好更多的出版商和製片人正在推出一些故事，講述的是那些有主意、有活力、有精神的女人：譬如威拉‧卡瑟《我的安東尼婭》中的安東尼婭，邁爾斯‧弗蘭克林的《前程似錦》和《前程斷送》中的希碧拉‧麥爾維恩，更多的是自傳中的真實女性，譬如索傑納‧特魯斯的《索傑納‧特魯斯自傳》、貝里爾‧馬克海姆的《夜幕西沉》、艾瑪‧戈德曼的《我的生活》以及朱迪‧芝加哥的《穿過鮮花》。但是，這些故事同時也受到數量空前的統治關係故事和形象的抵制，這在近代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後者要使婦女「歸位」，不僅把那些「過於獨立」的女子描寫得憂慮、孤獨，毫無女性味兒，而且還通過圖像，說明那些性活躍（甚或僅僅是「在性上具有挑逗性」）的女子，最後都不得好死。

四　家庭修女與性吸血鬼

　　我不只一次提到近代史，因為十九世紀出現了第一次有組織的婦女運動的現代浪潮（儘管大多數歷史、文學和藝術課程對此仍置之不理），因此西方開始了一場公開的反對婦女的意識形態戰爭──一場適時地常常將在性上毫無生氣（有時確實如此）的女人描繪為唯一的好女人的戰爭。參戰的男子多為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這些人，以及與他們同心同德的宗教和科學權威、政客、律師和哲學家，自視為進化新時代的先鋒。文化歷史學家布拉姆‧迪克斯特拉（Bram Dijkstra）在他的著作《離經叛道的偶像》中寫道，「科學已經向他們證明，男女的不平等猶如種族的不平等，是一條簡單而不變的自然法則。」因此，「當婦女以進步和進化的名義，日益抵制男人們對她們指手劃腳，教她們在文化中循規蹈矩，男人對其配偶進行教誨的文化運動，由於女人『天生離經叛道』，不願服從，就爆發為──一場文字和形象的戰爭。」

　　為了告訴女人她們應該怎樣做（同時為了趕上隨著中產階級的興起和工商業社會取代農業社會而產生的對商業和工業的重視），這些男人描繪的「有德行」的女人小心翼翼地守著她們的貞操，除了婚姻，沒有任何別的東西能換取她們的貞操。迪克斯特拉對流行於十九世紀的這類女主人公有一個非常精闢的稱呼，「家庭天使」。因為這類女子即使婚後也保持著自己的「純潔」──在那個時代的藝術裡，這類女子幾乎總是面色蒼白，了無生氣（也就是說，虛弱得無力抵抗任何人）。

　　一方面，十九世紀的這種好女子是男人樹立的一種空靈的形象，其基礎是想像中的另一個世界的美德。根據那時的風尚，她得把束腰帶緊了又緊，自然會變得面色蒼白，了無生氣，只能符合（用迪克斯特拉的話說）「克制的典範」的理想女性。根據十九世紀女子使男人變得文明的觀點，這位面無血色的人兒還要在她丈夫經過一天資本積累的掠奪回到家裡時，給他一個避護所，和「溫柔的」良知（儘管這聽上去唐突之極，矛盾之極）。同時，她還把自己的肉體給他，為他生兒育女，全不顧多次生育會損害她的健康。在適當的場合，她還得充當展示架，珠光寶氣地幫他顯示他在人世中的成就。

　　十九世紀文學和藝術中還有另一種女子形象，與理想的賢妻良母相對應，並且在後期愈見流行。這種女子形象所代表的不是無暇的聖潔，高貴的溫順，和「女性應有的」本色，而是體現著一切危險和非人的動物所具備的狂野和下賤。她充滿了動物的慾望和形同返祖的殘忍，不顧一切地將男子從崇高的精神世界拉下來，她是邪惡的誘惑者的原型，是夏娃和潘多拉的後代，是一切邪惡的肉體根源。

　　像潘多拉著名的「盒子」（俚語中仍以之代表陰道）一樣，女人的性這次又被說成男人一切弊病的根源。十九世紀發起了討伐婦女的戰爭的詩人、小說家和藝術家，和幾個世紀前寫下《除惡利器》用來當作獵巫和燒巫指南的那些男人何其相似，他們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女人的性上──具體地說，是女人的性力量──並把女人的性說成是男子面臨的最大危險。在仿照古希臘羅馬神話的形象中，婦女化為嗜血的西布莉（Cybele），在遠古時代，人們必須向她進獻公牛的陽具，才能滿足她對精子的貪戀。婦女化為戴安娜（Diana），「具有無數乳房的偶像，代表著淫亂的、毫無結果的、低賤的生育力。她化為「巴比倫殘忍的婊子」，把男人奉獻給她殘忍的女神，或是巴克斯的女祭司，將男人大卸八塊。在十九世紀末，她又化為性吸血鬼，不僅吸乾了男人的精液，也吸乾了他的生命之血脈。

　　迪克斯特拉寫道，「如今四處都是女吸血鬼」。她們不僅在男人詩意的想像中充當猙獰的魔鬼，也是基普林（Kipling）筆下的「掘金人」那樣的凡人，既令人討厭和愚蠢，又貪財和嗜血。女吸血鬼用來代表婦女，成為現代統治關係世界上一切的可鄙、暴力和恐怖。有時，這種吸血鬼女人被明確地指認為「現代女性」，免得人家不清楚她到底是誰：「仇恨男人」的女性運動者，她們（像維多利亞時代的流行小說《德拉庫拉》中的人物露西）在性上是獨立的。

　　男人便一定要這種女子為其反叛付出代價，他們對露西就是這麼做的。而女人則必須一生忍受這種做法。因此，迪克斯特拉說，在一個又一個故事裡，性獨立女子（或「多夫的潑婦」）被男人改造成「十九世紀中期守婦道的尤物：沒有生氣的女人」。其實，沒有生氣的女人和理想的女人就是一回事，艾德加‧艾倫‧坡的詩裡就是這麼說的。

　　其實，家庭修女或是性吸血鬼與現實生活中的她們及她們的生活都毫不相干。歷史學家芭芭拉‧坎納寫道，「研究表明，維多利亞時代推崇的那種百分之百的閒散、百分之百的擺設、百分之百的無助和依賴、除了供人仰慕和生兒育女就一無所長的中產階級妻子或女兒」，其實並不存在，婦女，尤其在職業階層，有時與丈夫建立了非常強的個人夥伴關係，並在他們的事業和政治生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有些婦女甚至選擇了終身不嫁，以保持更多的獨立。當然，大多數婦女──窮人──別無選擇，只能家裡家外地操持，幹繁重的體力活兒。但是，有了這種好女子的力量，就能使那些不能或不願遵從這種理想的婦女，感到不自在，甚至不正常。

　　繪畫，譬如伊萊休‧維德（Elihu Vedder）的《海邊的斯芬克斯》（暗指食人，或更確切些說，「吃男人」）和其他關於女人的性的危險的形象，同樣是有效的手段，使婦女感到自己的性慾是一種恥辱，使男人感到馴服婦女「野獸般的伎倆」是他們的責任。總之，這些和其他反對婦女的宣傳──譬如，十九世紀宗教權威說，婦女的服從是上帝的旨意，那時的科學權威則說，婦女的智力普遍低於男子，甚至說從生物的角度講，父愛比母愛更重要──結合起來，就非常有效地使男人和女人都相信，男性的統治是智慧，是不可避免的。

五　自虐、母性與女權運動

　　在歷史上，有許多婦女超越了對她們的這種自卑、被動和無力的社會化，找到了一種意志和方式，至少部分地表達了自己和自己的願望，這確實是對婦女身心和靈魂的內在力量的證明。另一方面，婦女和其他社會無力群體一樣，也學會了認同那些統治她們的人，這毫不奇怪。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一部分家養奴隸為他們的主人而戰，保護主人們奴役他們的權力。同樣，許多婦女也仍然認為挑戰男性統治是沒有女人味兒。在中國，婆婆在媳婦進門時總要給她來個下馬威，她當媳婦的時候也有這樣的遭遇。婦女經常自己充當男性至上的衛道士。她們還常常幫著維護，至少是利用對其他婦女的經濟剝削，尤其是對異族、其他種性和其他階級的婦女的剝削，就像美國的白人婦女對待以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為主的僕人，印度高級種性的婦女對待低級種性的印度僕人，以及沙特阿拉伯婦女對待來自中東其他地區的僕人一樣。婦女有時也贊同，甚至積極參加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統治關係實施的其他形式的迫害。同時，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婦女自己也常常維護統治關係的男性氣質定式，詛咒那些被人視為過於有主見、過於主動，而不是（順從女性氣質的定式）逆來順受的女子，說她們「沒有女人味兒」。

　　譬如，女子常接受這樣的觀點，即那些敏感的男人，或者不接受「真」男人必須具有攻擊性甚至必須用暴力才能證明自己的男性氣質的男人，就是弱者。而女人說起其他女子不道德、沒規矩時，比男人還挑剔。

　　儘管許多女子都根深蒂固地接受了女人不應該統治他人的觀點，她們也常常根深蒂固地接受了統治他人的力量具有最高價值這種價值觀念。因此，一旦社會角色允許，女子也會變得頤指氣使──譬如，那些生活在認為肉體和感情虐待是育兒良方的文化裡的母親，或者像代替小王子攝政的母后那樣有機會扮演統治角色的女子，就是如此。

　　在歷史上，女子並不總是被動的受害者，這一認識非常重要。它不僅能防止我們簡單地把男女分為受害者和壓迫者兩個極端，從而使我們認為我們這裡講的是一個普遍的壓迫制度，而且使我們認識到婦女和男子一樣深受這種教育的影響。此外，它還能使我們認識到，婦女並不是天生地比男子被動、服從、好支配。

　　在歷史上，婦女也和男人一樣，常常主動參與對自己和他人的統治和壓迫，認識到這一點，也就是認識到我們一旦看清了真實情況，就會有力量改變這種情況。的確，只有那時，我們才能有這種力量。正如十九世紀女權主義哲學家C‧P‧吉爾曼所說，「只有知道我們在何處，才能向我們的目標邁進」。

　　我們在這裡無法深入討論女權主義解構和對女性氣質的重構。關於這方面，有許多好書，我也已經引用了一些。我們在這裡無法多講女權主義者在理論和實踐上對迫在眉睫的需求的認識，或是討論建立在性別歧視、階級歧視、種族歧視和以其他形式制度化了的壓迫之上的相互聯繫的統治制度。我們在這裡也暫且不看女性運動對統治關係政治經濟的挑戰同性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轉變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在後面單有一章討論這個問題。在這裡，我要簡單講述一下當代一種意識的轉變：身為女人意味著什麼，它能有什麼意義。

　　首先，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男性統治社會對男性的偏愛，已經使人類付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代價。在這種社會裡（尤其是在那些較嚴格的男性統治的地區），倘若生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孩，連父母都會覺得倒霉背運。在中國、印度和孟加拉那樣的地方（那裡的母親有時在女嬰出生後的第一、二天就把滾燙的雞湯灌進其喉嚨，把她殺死作為獻祭，以求得一個兒子，由此可見她們自己的地位、甚至生存，都得指望兒子才能得到保障），其代價常常是女孩子的生命。即使在不那麼野蠻的地方，女孩子生下來，對她的歡迎辭也常是一句「但願下回是個男孩」，人類為此付出的代價仍是巨大的。因為女孩子和婦女在這樣的文化氣氛中，如何能有堅實的基礎培養自尊？她們怎能充分發揮其人的潛能？又怎麼可能對男子的特權不生出嫉妒（譬如，弗洛伊德著名的陽具妒嫉說），並因此不自覺地怨恨他們？她們怎能不接受這些反面信息，最終相信倘若她們受苦，那一定是她們做錯了什麼？

　　從厭女信息的內化，我要說到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意識的重要變化的第二個領域：認為婦女以苦為樂，甚至自找苦吃的觀點。人一旦被貶值，肯定會產生各種心理問題。但是，這是婦女自虐的偽神話源遠流長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婦女開始看到這一點。有時，女子似乎的確自願選擇服從和受苦，但實際上這是為生存所迫。

　　譬如，女子有時忍受對她們的虐待，是因為她們已經非常習慣於將苦難歸咎於自己，並且希望倘若她們改一改，不惹惱虐待她們的人，一切都會好起來。在最極端的情況下──譬如，集中營裡的犯人，最近有一個研究對這些婦女與集中營犯人的心理作了比較──，她們會保持殘酷虐待的關係，因為她們不斷被告知她們一無是處，加上有條有理的暴力和虐待，她們心中殘存的那一點點獨立意志，最終也被摧毀了。但是，婦女保持肉體和（或）精神上的虐待關係的主要原因，更多的不是心理上的，而是客觀的。她們之所以保持這種關係，是因為她們害怕一旦離開，男人就會把要殺死她們的威脅兌現（他們的確常常這樣做），也（或者）因為她們就是覺得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因為許多女子和她們的孩子倘若想要逃避虐待性的關係，就只能靠救濟勉強維生，或者露宿街頭，我們身邊這樣的景象越來越多。

　　當然，男子也常常選擇一些使自己痛苦的事情。譬如，部落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男性組織入會儀式上，男子必須心甘情願地忍受痛苦，以證明其男兒本色。但是，男子忍受痛苦就是剛強，到了女子這裡，就成了自虐。

　　因此，就有了今日婦女對我們受到的關於女子地位和生活教育的另一種懷疑：為人之母。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在《生為女人》中寫道，女子為人母的經歷，與流行至今的為人母的社會構成，有著巨大的差異。

　　里奇認為，在我們的社會裡，人們總愛將孩子的過錯，甚至他們犯下的罪行，歸咎於母親，這有時與理想母親的形象相反，有時卻正是因為理想母親的形象造成的。一些心理學家，如菲利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和帕拉‧卡普蘭（Parla Caplan）指出，現代心理分析理論就是誣蔑母親的理論。這並不是說母親們，尤其是那些接受了社會化，要把統治關係的常規傳授給孩子們的母親，沒有不自覺地、有時是自覺地做出虐待的和暴力的行為，傷害她們的兒女。在嚴格的統治關係社會裡，母親常對自己的女兒喜怒無常，充滿敵意，以此表達身為「下等」女人的自我仇恨，她們同時也不自覺地、有時是自覺地在與她們唯一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合法行使權力的男子──她們的兒子──的關係中，發洩對男人的怨毒和愛恨交加的感情。

　　但是，主流心理分析理論並不研究這些問題。那裡只有一些心理分析結構，諸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和愛列屈拉情結──它們自以為描述了親子關係，其實說的是一個年輕男子定期取代老年男子成為統治者，婦女只能通過控制男子而間接行使權力的社會裡交織著的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因此，弗洛伊德說每一位兒子都企圖殺死父親，以便奪取他的權力，並和他母親發生性關係。他還說每一位女兒都想殺死母親，以便取代她，和自己大權在握的父親發生性關係──全然不顧那些找他看病的婦女訴說父親的性虐待使她們深受其害。

　　從這裡，我們又能走進另一個重要領域，其中也發生著重要的意識的變化。婦女開始意識到男性權威規定我們的現實，掩蓋了她們的真實體驗，同時她們也開始意識到今日婦女所表達的並不是什麼新東西──戴爾‧斯彭德（Dale Spender）寫道，「婦女有著數百年悠久的抵制和抗議男人和他們的權力的光榮傳統」。斯彭德的《女性運動理論家：三百年來主要的婦女思想家》和其他類似書籍，使我發生了轉變。在關於阿夫拉‧貝恩、瑪格麗特‧富勒、露西‧斯通、馬蒂爾達‧喬斯林‧蓋奇、埃瑪‧戈德曼和赫德威格‧多姆這些女人的生活和思想的記錄中，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我自己的感情、思想和靈感。在震驚和憤怒中我開始明白，我的基本體驗被嚴重地剝奪了。最重要的是，讀了這些書，我開始明白，要保證相信自己的觀察、體驗和感覺，而不是淹沒在千百年來別人灌輸的有關婦女的聲音當中，有多麼重要。

　　到現在為止，每一代婦女都得從頭開始，因為，斯彭德指出，「婦女抵抗的這種傳統」沒有被看走眼，它威脅到那些「有權隱藏和銷毀證據的人」的統治──亦即現有的宗教、哲學、科學、政治和經濟制度。因此，我們不該吃驚，正因為有這麼多婦女今天已經起來反抗統治關係的女性氣質定式，我們這個時代對厭女形象的複製，才比十九世紀來得更猖獗──從代表性不強的媒體婦女運動者形象，她們毫無魅力，仇恨男性（她們因為自己醜陋無比，穿不上白馬王子的小鞋，就硬說那些更有女人味的女子是「婦女解放運動的激進分子」、「被閹割的母狗」），到《致命的吸引力》（其中婦女的性力量危害的不僅是男子，還有他全家）和《把海倫納裝在箱子裡》（其中一個男子砍下一個女子的四肢，把她放在一個箱子裡──根據這部電影裡男性對女性的絕對權力的病態、噁心的浪漫渲染，他由此得到了她的愛）那樣的電影。不幸的是，那些自由主義組織和主流出版界對這樣的宣傳不僅不嚴厲抵制，反而常常忽略婦女的需求、問題和靈感。

　　結果，婦女（和男子）今天又一次像十九世紀那樣，相信婦女運動是不好的、危險的。西方婦女每一點權利和自由──從選舉權、參政權、避孕權和流產權，到接受高等教育、不經丈夫同意而外出工作和工作所得歸自己所有的權利──都要歸功於婦女運動者們的英勇奮鬥，但是整整一代年輕婦女所接受的教育，又教她們遠遠地躲開那個「沒女人味兒」的標籤。

　　但是，即使如此，當代對女性氣質的解構和重構，也仍然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這個過程中，在最根本的事情上有了重要突破，即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肉體，規定這種觀點的權力由誰掌握，亦即如何描述女性肉體和男性肉體的關係。

六　讓婦女重新獲得性力量

　　二十世紀七○年代，隨著婦女爭取平等工作權利的鬥爭節節勝利──譬如制定了法律，禁止在招聘廣告中搞性別歧視，把高工資、高地位的工作機會統統留給「需要幫助的男士」──人們開始思考把婦女的肉體僅僅當作從男子那裡換取一點特權的籌碼的觀點。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婦女為權利而不是別人想收回就收回的特權而鬥爭的時期），人們開始思考在西方習以為常的另一種定式。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大批女孩子當上了運動員，這時她們開始懷疑並反對那種認為婦女唯一需要鍛煉的肉體部位就是胸部──換言之，性感的女子肉體不能強壯──的觀點。

　　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提出婦女意識的群體中的女子開始看到，她們接受的關於自己的性教育，都來自錯誤的信息。譬如，婦女開始交流性感覺和體驗時，發現女子性快感延續時間長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她們性慾過於旺盛，而是由於她們具有多次性高潮的能力，這是這種能力的一種正常、健康的表現。婦女也開始更自然地接受兩性性關係和同性性關係。對強姦和亂倫這類過去難於啟齒的話題，她們也不再沉默了。

　　婦女運動者迫使法官和執法官員將強姦視為對婦女的暴力犯罪，而不是婦女自己招惹的麻煩，因此關於強姦的舉報多起來了。當婦女運動專家開始認真研究亂倫時，便發現對兒童的性虐待──男孩女孩都有，但女孩居多──多得嚇人。戴安娜‧拉塞爾在《隱蔽的傷害：女孩及婦女生活中的亂倫》一書中指出，她在舊金山採訪的九百三十位婦女中，三十八％的人記得曾經受到性虐待。

　　這個消息證實了婦女早先的訴說，這些訴說後來被弗洛伊德視為歇斯底里的幻想──至今在心理分析中還以此為理由，否認婦女經歷的真實性──而受到忽視。它也使人們看到性虐待如何成為維護男子對女子的性統治的機制。倘若想讓女孩子和婦女認為在性上對男子性統治的絕對服從，是她們生存下去的一個條件，就得讓本應關心、保護她們的那個男人傷害她們的肉體，以及她們的信任，還有什麼辦法比這更好呢？

　　甚至婦女的性幻想，尤其是所謂婦女的強姦幻想，現在也有人認真研究了。女性氣質的定式就是軟弱無力，與此相應，人們對婦女說，她們天生地有這類幻想，因為她們天生地想要受人統治。但是，莫利‧哈斯卡爾（Molly Haskall）一九七六年在題為《強姦幻想：二○○○年的誤解》一文中指出，當婦女開始交流她們自己的體驗和觀察（而不是接受別人告訴她們有什麼或應該有什麼感覺）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幻想從某些方面來看，表達的是性力量，而不是軟弱無力。婦女幻想的不是陰道撕裂或遭到強姦者毆打、殘害或殺害的可怕痛苦。恰恰相反，她們幻想的通常是，用哈斯卡爾的話說，能讓男人「想得發瘋」──也就是說，是她們自己的性力量。

　　女子和男子一樣，顯然也常在幻想中受到性即暴力和統治的影響，我們在前面已經考察了這種影響。而且，在一個男子掌握一切權力的社會裡，男女的性關係中總是或明或暗地含有強迫成份。但是，婦女現在意識到，倘若在性幻想中，女子對性根本沒有抵抗力，如卡羅爾‧卡斯爾（Carol Cassell）博士在《席捲：為什麼婦女害怕自己的性》一書中所說，她們就會認為自己自然的性感覺是對的，而且會按照這些感覺行動。

　　最為重要的是，她們開始看到，這些幻想不是與生俱來的。譬如，南希‧弗賴迪（Nancy Friday）在寫《頂尖女性》一書時，採訪過上一輩許多獨立性較強的女士，她們中許多人都曾有過幻想，其中男人充當自虐的角色──在一個統治和服從長期與性劃等號的社會裡，有如此的角色倒置不足為奇。但是，在婦女的幻想中，總的說來，性試驗和冒險越來越多，而不是單純的角色倒置。

　　早先，所有關於性的書籍（包括性手冊）都是男子寫的，現在則今非昔比了，女子也開始撰寫大量直接討論性的著作和文章了──譬如，在這方面的著作中，有希爾‧海特（Shere Hite）的《海特報告》，以及芭芭拉‧埃倫萊希、伊利莎白‧赫斯和格洛利亞‧雅各布合作撰寫的《重鑄愛巢：性的女性化》。甚至宗教右派的婦女也開始在文章中公開談論性，建議婦女積極主動地享受性快樂──當然，她們念念不忘這樣做是為了使「一家之主」高興。

　　但是，在過去三十年中，當婦女重新獲得自己的性力量時，並不僅限於更公開地談論性和撰寫有關性的文章。當她們獲得更多的個人、經濟和政治力量時，就開始更公開地、更主動地參與性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過去三十年所發生的性革命，不是男子性行為的革命，而是女子性行為的革命。

　　主流媒體對此充其量也不過捎帶著提一句。譬如，一九八四年《時代》週刊刊登了一篇關於性革命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歷史學家維恩‧布洛（Vern Bullough）的話，「二十世紀男子的性模式沒有改變」。我以為這話太極端了。可那篇文章裡說，「研究表明，自三○年代以來，男性婚前性行為變化不大」，而「女子婚前性行為自三○年代至一九七一年增加了一倍多，到一九七六年再次達到一個高峰」。

　　倘若我們想到在統治關係歷史上，男子的性自由已經得到確認──即使在基督教最激烈地反對性（和婦女）的時代，大多數男子，包括一些教皇，在性上也沒受多少約束。因此，當我們談到二十世紀六○和七○年代的性革命時，應該更具體一些，這很重要。

　　現代的性革命第一階段的最重要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削弱了那種認為婚姻中除了以繁殖為目的的性以外，一切性都是惡的老教條。埃倫萊希、赫斯和雅各布反覆指出，變化最大的──因而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男女性關係的──是婦女重新獲得了自己的性力量，開始時還是試探性的，後來就毅然決然、果斷行動了。其核心是，婦女要重新獲得性快樂的權利──這是與婦女重新獲得至少一定程度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同時發生的。

　　或許對此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弗洛伊德的所謂陰道高潮神話的破滅。回首往事，居然有那麼多人相信女子達到高潮與陰蒂毫無關係，看起來真奇怪。但是，陰道高潮神話的徹底破滅，是在威廉‧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維吉尼亞‧約翰遜（Virginia Johnson）合作進行的研究在臨床上證明陰蒂（而不是陰道壁，那裡的神經末梢較少）是女子性激動的主要來源──以及其他人的調查，譬如，希爾‧海特得之於婦女自身的體驗和觀察的結論，證實了這種觀點──之後。

　　有一種說法是，倘若女子在性交中達不到高潮，那她不是不正常，就是不成熟，這種教條與老式的男性中心的性觀點倒是非常相符的。大部分性手冊中還說，雖然陰蒂是女性性敏感的最主要部位，但其刺激充其量是一種引子，是「正事」的前奏，男子一般在這一階段達到高潮，因此海特就給它取了這麼個片面的名字。如此看來，婦女當然只有在拋棄這種明顯的錯誤觀點以後，才能重新獲得自己的性愛。這種錯誤觀點，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在《弗洛伊德的失誤》一文中尖銳地指出，他「鑄成了千千萬萬受過教育的，或『開明』女士的期望」，她們看了一批心理醫生和報刊及結婚手冊上的文章後，就自認為不正常了。

　　擺脫這種錯誤觀念，對婦女來說，就是一種巨大的幸福。它對男子來說，也是一種巨大的幸福，因為它延長了性快感，使之更自由，更強烈，更富於激情。

　　但是，只有在今天，即現代的性革命已開始進入第二階段時，我們才能對古爾德稱之為「陰道高潮假象」的另一個基本方面有科學的認識。那就是科學權威倘若不能充分地認識陰蒂的重要性，也就不能充分認識人類女性產生性快感的中心（陰蒂）與她們進行性交（或曰繁殖所不可缺少的行為）的陰道口，是相互獨立的兩個結構。因此，他們助長了一些宗教組織至今竭力宣揚的那種錯誤觀念，以為純粹為享樂的性是低賤的或獸性的──事實上，正是因為人類女性將純粹為快樂的性與為生育的性區別開來，我們這個物種才得以區別於其他大多數動物。換言之，他們沒有認識到，純粹為生育的性，才應該是純粹的動物本性。

　　不僅如此，那些為我們規定現實的人因此還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以生育為目的的性是我們與其他以性交為繁殖手段的物種所共有的，但是人類的性有其獨特的方面──包括女人不分季節地進行性活動的能力，以及女人和男人長時間地具有性激情、性愛和精神性或靈性的能力。而這又使學者們不易看到我們人類獨特的性──包括千百年來在傾向於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的社會裡發揮著關鍵作用的靈與肉的聯結──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七　色情的再度聖化

　　在第一編裡我們已經看到，有一些神秘傳統流傳至今，它們認為我們人類常年長時間獲得性快樂的能力，是通往精神啟迪的道路。但是只有在今天──更多的女子和男子為使他們的親密關係從統治關係向夥伴關係轉變而奮鬥──人們才再次普遍地重新發現了靈與肉的聯結。

　　探討這種聯結的著作，有些出自男子之手──譬如，喬治‧福伊爾斯坦（Georg Feuerstein）著有《神聖的性》，彼得‧雷德格羅夫（Peter Redgrove）著有《黑女神與看不見的現實》，威廉‧歐文‧湯姆遜（William Irwin Thompson）著有《失身的肉體被輕看的時代》，羅伯特‧安東‧威爾遜（Robert Anton Wilson）著有諷刺意味的《巧合》。但是，這一類著作的作者大多數是女性，婦女關於性的寫作正在成為一種新體裁：這些寫作將性與充滿色情快樂的全身心的精神聯繫在一起。

　　這些文字與現在一些婦女所寫的更公開談性的書比起來，在一些重要方面與傳統離得更遠了。因為它們談論的，是重新恢復婦女在遠古的性力量──以及史前女神的強大形象。

　　這些文字有許多出自神學家（有些人喜歡自稱為神學研究者）之手，譬如卡羅‧徹斯特、伊麗莎白‧多德森‧格雷和朱迪思‧普拉斯科。另一些作者則是詩人，譬如奧德雷‧洛德和芭芭拉‧莫爾；還有一些是藝術家，譬如朱迪‧芝加哥和莫妮卡‧斯州；以及一些藝術史學家，譬如埃利諾‧蓋頓和格洛麗亞‧奧倫斯坦。有些作者是同性戀者，也有些是異性戀者。更有些作者是諸如維基‧諾布爾、斯塔豪克、盧薩‧泰施和唐納‧威爾希爾那樣的婦女，她們自發地恢復了古代治療者、薩滿、儀式主持人或女祭司的角色。她們大多數都寫女神是色情力量的源泉，但也有少數人，譬如卡特‧海沃德，筆下仍把她寫成神。不過，不管使用什麼稱呼，她們的焦點是再度聖化女性和色情──她們筆下的色情包括色情被描寫為力量的源泉，而不是排除了性。

　　這些女作者提到的力量，不是通過恐懼和強迫而統治和控制他人的力量，而是給予和養育生命的力量，給予和接受愛的力量。最重要的是，這種力量不是製造痛苦的力量，而是給予和接受快樂的力量，是以快樂為紐帶弘揚生命中的一切的力量。

　　洛德（Lorde）在一部作品中說，色情是「我們內心的女性和精神層面上的資源」：

　　分享快樂，不論是肉體的、情感的、心理的抑或精神的，都會在分享者之間架起一座橋樑，成為他們理解對方無法分享之物的基礎，也會減少他們之間所存在的差異的威脅──當我們生活在自己以外時，我的意思是，當我們依靠外界的指導，而不是自身內在的知識和需要而生活時，當我們遠離自身色情的引導而生活時，我們的生活就受到外界和異質的限制，我們服從某個結構的需要，而這個結構根本不是以人類需要為基礎的，更不考慮個人的需要。但是，當我們開始自內而外地生活，緊貼著我們自身色情的力量，讓這種力量引導和啟迪我們對周圍世界的行為時，我們就會開始真正地對自己負責。因為當我們開始認識我們最深的感覺時，才能夠而且也必然不再滿足於受苦和自我否定，不再滿足於麻木，而現在麻木似乎是我們的社會裡僅有的另一條路。我們反抗壓迫的行動會與我們的自我合而為一，具有發自內心的動機和力量。

　　諾布爾在一段話中講到了古代婦女的性力量與薩滿或治療傳統的聯繫：

　　內心的家園是聖廟，在那裡我們把女神、深層的女性氣質以及陰間女性的力量和表達的源泉相互聯繫起來。我們再一次深深地植根於那片土地，在那裡力量和性是天衣無縫的整體。這就是古代女性俑像明白無誤地傳達的整體觀念。我們曾是蛇和鳥、地和天、肉和靈。我們可以請男性同去那片土地，而他確實來了。

　　蓋頓也講過類似的話，即要「重新恢復我們色情本性的神秘」。而海沃德在文章中稱色情為「生命的力量」、「創造的力量」，甚至是「智慧的守護者」，並且提出「通過性體驗而深入神聖──探索神聖的國土」。

　　這些作者像史前女神崇拜社會裡的藝術家一樣，認為女性的肉體既是內在的又是超驗的，它象徵著給予生命、愛和快樂的力量──倘若女人和男人要得到精神治療，就必須重新樹立這種象徵。其實，對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來說，精神和社會治療的關鍵，正是重新恢復婦女的力量：這也是創造世界的關鍵，女性所具有的那些具有創造力的性力量的神秘和美在這個世界裡將受到尊敬，而不是被視為罪孽而遭到貶抑，或是被視為供男性消費的商品。

　　總之，這些女性作者不僅解構了性愛，而且建立了新的性愛。在這一過程中，她們並不是孤軍奮戰。我們在後面的章節裡會看到這一點，我們將繼續進行探索，看看現代的性革命與現代意識革命如何成為一個整體──它們如何在我們的時代同時進入一個新階段，對我們最根本的觀念和關係進行重新審視，重新組織。

第五篇　道德、倫理與快樂

一　道德、倫理與快樂

　　有句老話說：「愛和戰爭中沒有公平不公平。」可見，人們認為親密關係與公平不搭界。這也充分說明，我們今天把性與倫理相提並論，已經是前所未有的創舉了。

　　我們在《聖經》中就曾讀到大衛王如何與拔示巴（Bathsheba）通姦，又如何把她丈夫烏利亞（Uriah）派到前線，而且一准派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好讓他不能生還──結果，事實果真如此。大衛照樣當他的國王，可是根據《聖經》的法律，女子有了婚外性關係，卻要以亂石砸死。

　　這些都是很極端的例子。但是，我們從前人繼承的統治關係中的確包含不公正而且麻木的強制的道德。依這種道德，法則對當權者和無權者是完全不同的。

　　說到性，有時人們以自然為借口，為這種雙重的道德標準辯護──既然女人有了性就會有身孕，而男人則不會有身孕，那麼在婚外性關係中懲罰女子而放過男子，也便情有可原。但是，如果真是為了防止婚外生育，那麼對婚外導致女子懷孕的男子嚴懲不怠，同樣能達到目的。而且，在道德的幌子下，統治關係社會中的婦女在要不要孩子這個問題上往往沒有發言權──也就是說，生孩子不是可以由她們自己的意願所決定的。所有這些都使我們回想起在第一編中所看到的：為了嚴格控制婦女的性生活而制訂的種種條條框框，並不是要捍衛道德，而是要確保男子擁有女子的性服務和性以外的服務，以及她們生育的所有孩子。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傳統性道德的真正基礎。因此，我在這裡特意使用了性倫理一詞，以示區別。我並不認為，我們應該完全拋棄道德這個詞。我們需要的是重新界定道德──正如我們需要重新界定其他一些基本概念（包括愛）一樣。但是，性道德一詞帶有太多的統治關係烙印，要對之重新界定尚需很長時間。我們現在又迫切需要制訂新的性準則，這不僅是為個別的女子和男子，而且是為社會政策的制訂者所制訂的──我們現在面臨著一種由性傳染的致命疾病，這種疾病已經在大肆蔓延，因而這種需求就更緊迫了。

二　艾滋病與傳統道德

　　有人說，右派宗教狂熱者誇大了艾滋病的危害，為的是嚇唬民眾，使他們回歸傳統道德。然而，即使那些宗教狂熱者想這麼幹，艾滋病的危害也並沒有被誇大。如果說對艾滋病的危害有什麼不實之詞的話，倒是有時候對它過於輕描淡寫了。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預測，一九九一年全世界的艾滋病患者將達到一百萬例，此外還將有二點四九億其他性病患者，其中包括二千五百萬淋病患者，三百五十萬梅毒患者，二千萬生殖器皰疹患者，以及一點二億滴蟲病患者──國際衛生組織主任弘熙中島（Hiroshi Nakajima）博士說，這些疾病會大大增加感染艾滋病的機率（甚至能增加兩倍）。但是，一九九二年人們發現，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預測仍然是太保守了。由哈佛公共衛生學院喬納森‧曼（Jonathan Mann）博士率領的一個研究小組發現，艾滋病病毒正在以「令人震驚的速度」擴散。

　　哈佛大學的研究沒有採用政府提供的官方消息（喬納森‧曼說，政府往往扣壓關於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報告），而是對全世界數百個計劃進行分析。研究表明，到一九九二年初為止，至少有一千二百九十萬人已經感染了HIV（傳播艾滋病的病毒），其中七百十萬為男性，四百七十萬為女性（婦女是增長最快的感染人群，兩年中從二十五％增至四十％），還有一百十萬兒童（有些是因輸血感染的，但大部分是在母親懷孕期間感染了病毒）。感染者中五分之一患上了艾滋病，約二百五十萬人已經死亡。根據預測，三年後患艾滋病的人數將超過自有傳染病以來患傳染病者的總人數。

　　但是，即使暫且不提艾滋病的流行是否可以避免，反正靠回歸傳統道德來阻止艾滋病的性傳播是不可能的──在十九世紀梅毒肆虐世界時，傳統道德對之就束手無策。正是由於傳統道德的力量，全世界的政府和宗教領導人才袖手旁觀，一任艾滋病蔓延──因為要阻止艾滋病的傳播不僅需要公開地談論性，而且還得建議大家採取保護性的避孕方法。譬如，哈佛大學艾滋病研究所通過對三十八個國家的調查發現，三分之一的領導人從來不談艾滋病，另外三分之一也只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才偶爾提起這個話題。這些領導人其實違背了最基本的倫理原則，他們使公眾無法瞭解他們所面臨的危險以及避免這些危險的方法。

　　如今，人們已經普遍瞭解，不論男女，預防艾滋病通過性傳播的最有效手段，就是使用乳膠避孕套，並且大量使用殺精劑。而宗教領導人，包括教皇，仍然對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施加壓力，阻止公眾接受性教育和使用避孕技術。最令人震驚的是，一九九三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訪問非洲時──那時盡人皆知，非洲大陸上已有數百萬的男女成為HIV攜帶者，整村整村的人因染上艾滋病而死去──居然仍在宣講，凡是他足跡所及之處，避孕就是犯罪。譬如，他在烏干達（儘管該國八分之一的人已經感染了HIV，天主教和英國聖公會的主教仍然竭力反對政府和其他團體推廣使用避孕套）就曾對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說：「約束性慾，保持忠貞，這是結束艾滋病悲劇性的肆虐唯一安全有效的方法。」

　　這種從宗教上制服艾滋病流行的唯一可行的方法，不知給人類帶來了多大的災難，對人的生命造成了多大危害。無數非洲──截至一九九○年非洲大城市，如馬拉維的布蘭太爾和盧旺達的基加利，已有二十％至三十％的孕婦受到感染，非洲艾滋病毒傳播的主要途徑是異性傳染──女子（包括婚後從丈夫那裡感染的）生下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如果教皇和其他宗教領導人換一種做法，敦促政府官員對人民進行避孕教育，推廣使用避孕套，這些只能痛苦地死去的嬰兒（以及成年男女）有許多是能夠得救的。

　　此外，如果世界上眾多宗教領導人不再把艾滋病說成神對性道德敗壞的懲罰，我們也不會在國際新聞報導中讀到對艾滋病患者的虐待。一九九二年二月，尼泊爾一家報紙報導了一位名叫吉塔‧丹奴瓦（Geeta Danuwar）的年輕婦女的故事。她被自己的親兄弟賣到孟買一家妓院，三年後逃回家鄉，只想「靜靜地」、「不受打攪」、「不受侮辱」地死去，而村民們卻「對她戳戳點點，說她罪有應得」。在舊金山這樣的地方也有類似事情發生。那裡艾滋病最初是在同性戀者之間傳播，男同性戀者緩慢地、痛苦地死去時，往往還要受到侮辱。非洲的報導更令人毛骨悚然，男子為了報復，竟剜去感染了HIV的妓女的陰道，他們一點也不考慮這些女子像成千上萬（據某些估計達到百萬）受到感染的亞洲妓女一樣，顯然不是在真空中染上了病毒，她們中有許多人其實是由於和被感染的男子發生性關係而受到感染的。

　　不用說，我並不是要把艾滋病歸咎於搞異性戀的男子，替妓女和男同性戀者開脫。我是說，靠傳統道德或找替罪羊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找替罪羊是統治關係制度維繫自身的一種辦法。它使人在宣洩恐懼和沮喪時，去找那些無權無勢的人，卻不找那些掌握著權力、能夠解決引起這些痛苦情緒問題的人。世俗和宗教當局以傳統道德的名義對艾滋病袖手旁觀，世人卻不向當局發洩憤怒，而是把罪過一股腦兒地推到妓女和同性戀者身上，專和他們過不去。而且，人們認識不到艾滋病肆虐正是統治關係社會經濟結構和宗教態度的產物，反而繼續浪費時間和精力，侮辱和迫害那些受苦最多的人。其實，這些人大部分對這種疾病一無所知，而且毫無自我保護能力，譬如大部分受到感染的妓女。

　　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性旅遊產業是得到政府允許的。幹這一行的地區和國家，以及負責這一行的官員，都因此而大發橫財。泰國和印度那些地方導致艾滋病迅速傳播的人，主要是有權的男性。但是，世界各地的宗教領袖只知道詛咒賣淫的邪惡，卻對性旅遊業不聞不問，既不著力譴責對妓女（有些人還是孩子）的剝削，也不敦促政府和國際機構追究那些從中漁利最多者的責任。

　　非洲艾滋病迅速傳播同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健康素質低下造成的──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極度貧困和缺乏保健的結果──真正要對艾滋病在非洲大陸上愈演愈烈負責的，其實是那些當權者。因為這是一片悲慘的土地，來自北方的外國工業和南方的本地精英無恥地勾結，殘酷地剝奪和統治著它。後者和前者一樣，似乎對自己同胞的苦難無動於衷。但是，世界宗教領袖提起經濟不公正時又只是泛泛而談，避開導致這種不公正的政治和經濟基礎，也不認真地向國家和國際機構指出真正要對此負責的是從中漁利最多的人（就與他們在其他事情上一樣）。

　　正是這種無動於衷進一步助長了艾滋病的傳播。因為導致HIV傳播的原因雖然很多（譬如，輸入已經被污染的血液和使用已被污染的針頭注射毒品），但是，完全可以說，其根源不僅是統治關係的政治、經濟和道德，還有統治關係的性──即有性卻沒有同情、責任和倫理。

　　我們先來看這樣一個事實：只有當病毒通過體液──通常是通過軟組織傷口──進入肉體時，艾滋病才會經由性傳播；於是我們能看到艾滋病傳染過程中一個非常震驚但很少有人提及的因素。儘管HIV的傳染往往由男女生殖器官上的傷口（譬如，性病軟下疳、化膿性瘍潰）引起，但是，這並不是造成艾滋病流行的唯一原因，不論在美國的男同性戀中，或在亞非一些地方的男女之間，都是如此。同性戀者之間傳染艾滋病主要是由於隨意的（有時連當事人都不知道）和粗暴的肛交，這時（與更溫柔、更加互相體貼的異性性關係截然相反）軟組織很可能被撕裂。艾滋病在亞洲的性旅遊業中迅速傳播，主要原因也是粗暴的性行為──在這種性行為中，往往沒人關心軟組織是否會被撕裂，譬如，電影上亞洲妓女表演用陰道拾取雙刃剃鬚刀，以此「娛樂」顧客。醫學研究者也從艾滋病在非洲的傳播中發現，導致生殖器損傷和潰瘍的其他性病迅速蔓延的原因，除了貧困和缺少保健之外，還有一個因素，這就是《紐約時報》稱之為「不為人知但卻可能提高傳染率的性行為」。

　　譬如，據《紐約時報》報導，在非洲中部，包括贊比亞、扎伊爾、津巴布韋和馬拉維（都是一些艾滋病患者激增的地方），「有些婦女實行『乾燥性交法』」──這種做法的「目的是增加性交過程中的摩擦」，或使陰道腫脹而變窄。S‧K‧海勒博士發現，贊比亞的婦女使用草藥、化學藥物、石塊和布片減少陰道的潤滑，導致陰道腫脹（顯然是為了縮小陰道，取悅男子）。由於這樣陰道更易被擦傷，所以也就更易被感染。

　　除此之外，宗教和民族風俗（因為如果女子不受這樣的摧殘，就沒有男子娶她為妻）中挖陰蒂、封鎖陰部及其他傷害陰道組織的做法，也使非洲許多地方的婦女在性行為中更易受傷。其他一些傳統做法也是如此，譬如，把小女孩嫁給年紀較大的男子，也很容易導致小女孩性器官的撕裂。

　　人們早就知道這些行為在肉體上和心理上給女孩和婦女造成問題。但是，或許正像弗蘭‧霍斯肯（《婦女國際網絡新聞》編輯）所說的那樣，如今艾滋病氾濫成災，我們也應該換一種新眼光來看待這些做法。早在一九八六年，霍斯肯就在給《紐約時報》編輯的一封信中寫道，非洲傳統的性行為加速了艾滋病通過異性性交的傳播，「包括穆斯林（以及其他一些文化）新婚之夜要見紅，以證明新娘的純潔，以及挖陰蒂、毀陰、童婚和普遍的性暴力及強姦」。

　　粗暴的性行為顯然不僅限於非洲或亞洲的異性性關係中──美國強姦案發生率極高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認為，我們應該討論的不是性行為上的偏好，不是地理，更不是種族特徵。我們要探討的是性交中的統治關係特徵。換句話說，問題不在於性本身，而在於統治關係的性。

　　但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高層領袖紛紛對粗暴性行為保持緘默──就連毀陰和強姦這樣的極端行為他們也置若罔聞，任其自然。他們不是敦促世俗領導人向男性追究強姦的責任，反倒花費大量資源，阻止男女犯下避孕和人工流產的「罪孽」。於是，面對波斯尼亞婦女遭到群姦，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不是支持人們最終將群姦定為戰爭罪，相反，保羅二世卻為那些受到侵犯的婦女祈禱，希望她們不要做人工流產。

三　人口、避孕與人工流產

　　說來很可悲，那些以各種神聖的名義，自稱為絕對的道德權威的男子（如果是教皇，那就還要加上絕對正確），卻如此地不瞭解人民的實際生活──由於他們權勢極大，這點兒小事自然不會讓他們覺得良心不安。他們也不是有意跟人民過不去。世界上各大宗教都以減輕人民的苦難為己任。因此，富於情感的男女才嚮往宗教生活，尤其敬佩那些給人民提供食物、創辦學校、孤兒院和醫院的宗教團體。可惜，宗教一旦和政治高層領導勾結在一起，這些行動本身便摻入了野蠻和麻木不仁──譬如，教會派出的傳教團在美洲成為奴役甚至滅絕「異教的」印第安人的工具。許多事例證明，這些宗教所宣揚的「傳統的性道德」不僅不能促進，反而會阻礙各國和全世界制訂講道德的政策。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由於沒有搞好計劃生育，世界人口每年增長九千萬。倘若繼續以這樣的速率增長，預計在一九八五年至二○○○年這十五年間，世界人口將增加十五億（一百年前世界總人口也就這麼多），而到二十一世紀末，人口將達到一百至一百四十億這樣的天文數字──如今，世界上這五十六億人口已經給地球造成了很大負擔，而那時人口將是現在的兩倍多。人口這種呈指數的增長已經造成森林和耕地的毀壞，使許多物種滅絕，並嚴重污染了地球的空氣和水。人口過剩也是內戰和征服性戰爭的主要起因。在工業發達地區，不算太快的人口增長在高消費的共同作用下，也會危及有限的世界資源。不僅如此，地球上人口過剩最嚴重的地區，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幼兒（也有成年男女）眼睜睜地餓死。飢餓、貧困和疾病最嚴重的地方（譬如，撒哈拉非洲）也是婦女最不易計劃生育的地方。

　　因此，以任何人道的、理性的標準來看，盡一切可能迅速降低出生率，才是當今世界世俗和宗教領袖們的最高道德──如果考慮到那些未實行避孕和人工流產的地區，婦女們被迫生下孩子又根本沒法養活，因此，母嬰死亡率高踞世界之首，世界領袖們就更加責無旁貸。但是，這些位於世界宗教權力之巔的男人，不去努力推廣安全有效的節育手段和性教育，反倒極力反對這些措施，真是令人不可思議。他們中最好的也充其量只是消極地任其自生自滅。譬如，民意測驗顯示，美國八十七％的天主教徒認為夫妻應該自主選擇是否避孕，八十三％的人認為教會應該同意使用避孕套，以防止艾滋病的傳播，但是，雷蒙德‧博蘭主教在最近召開的全國天主教主教大會上卻硬說，教會反對避孕的立場有《福音書》為據──其實《福音書》裡壓根就沒提這檔子事。

　　有時，他們也老調重彈，譬如美國穆斯林會議的法里德‧奴曼（Fareed Nu─man）就說，「這件事歸上帝管」，因為「如果人口真的多到了地球無法承受的地步，自然秩序當會通過饑荒和疾病之類加以調節」。教皇近年的說法，則是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長根本不會造成環境問題，說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調整「消費，改善財富分配」。其實，這兩種辦法都行得通──事實上，天主教會重要的官方聲明也提到應該更公正地分配財富，而梵蒂岡卻一直沒有重新分配其巨額財富，曾參加過這類基層鬥爭的教士可以作證。但是，教皇的言論卻一直在積極支持許多天主教國家裡反對這樣做的人。

　　儘管人口專家指出降低人口增長（以及人工流產）的唯一途徑是解放婦女，教育婦女，使之在作母親之外還有其他選擇，但是──像教皇這樣有權有勢的宗教領袖卻從未支持過婦女平等。梵蒂岡反倒一如既往地說避孕與女權主義是一條籐上的兩個惡瓜。於是，天主教會與美國組織嚴密的新教原教旨主義團體沆瀣一氣，不僅不遺餘力地阻止計劃生育，而且還不遺餘力地阻撓提高婦女的地位──教皇於一九九四年就曾宣佈，婦女擔任神職的事連提也不要提。

　　反對女權主義和提倡生育的宗教力量還真發生了不小的作用。一九八五年，美國政府停止向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捐款。該組織為婦女兒童提供保健，並為發展中國家需要幫助的家庭提供人口信息和幫助。雷根和布希政權有計劃地剝奪美國婦女受到憲法保護的人工流產權，同時禁止美國出錢支持提供計劃生育和保健服務的組織。

　　推動這一切的人聽信了教會當局的話，還以為自己在保護生命。但是，就像統治關係的宗教注重的不是現世的生命，而是遙遠的來世的生命一樣，反計劃生育運動的領袖們看重的僅僅是出生以前和死亡以後的生命──他們把生前和死後的生命看得高於一切。譬如，研究表明，美國頑固地反對人工流產的政客大部分也反對控制槍支，他們贊成對康斯托拉斯（Constras）的軍事援助，還贊成削減保健、教育和福利基金（甚至連學校為困難生提供的午餐也要砍掉）──可見，他們對離開娘胎的人的生命有多麼漠視。他們無視現實：他們看不到對大多數婦女來說，人工流產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也看不到以法律禁止人工流產只能使它成為犯罪，卻不能阻止它。

　　即使認為胚胎和卵子精子一樣，只是有可能成為一個有生命的人（我就這麼認為），也不能說人工流產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但是，女權主義神學家R‧R‧盧瑟指出，只有「改善環境，使婦女不再被迫懷孕」，才能真正減少人工流產。

　　自二十世紀七○年代以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取消了對人工流產的限制，那裡的人工流產率卻不斷下降，因為那裡不僅廣泛推廣了避孕和性教育，而且政府還制訂了養育兒童和提高婦女地位的政策。與之相反，不允許人工流產的國家，包括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國家，人工流產並沒有被阻止──反而成為高生育死亡率的一個主要原因。譬如，哥倫比亞四分之一的孕婦通過非法人流終止懷孕，造成該國生育死亡率高達六十％。

　　總之，減少人流，有效地控制人口過剩，最迫切的是要制訂政策，使婦女有選擇生育的自由，並擺脫維持男性控制所需要的傳統束縛。然而，這樣的政策恰恰違背了傳統的性別「常規」，這種「常規」根本就是為了男性能控制女性而設計的。

　　一九九二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首腦會議就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世界首腦濟濟一堂，商討如何阻止環境不可逆轉的惡化以及世界上許多地區愈演愈烈的貧困化。由於梵蒂岡從中作梗，一項研究安全避孕方法的提議沒有通過，所有關於計劃生育的提議也沒有得到重視。梵蒂岡之所以能夠阻止人們把人口過剩當作破壞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加以認真考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南半球領導人擔心人口問題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掩蓋北半球過度消費和經濟不公正而導致的環境問題。不過，梵蒂岡反計劃生育的行動能夠得逞，是因為它成功地建起了一條統一戰線：與梵蒂岡站在一起強烈反對真正改變婦女的「傳統」角色的不僅有許多天主教國家，還有許多穆斯林國家。也正是這樣一條統一戰線，使得梵蒂岡得以在一九九四年於開羅召開的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大會上與其他勢力聯手打出「道德」的旗號，轉移媒體對全世界由於缺乏保健和計劃生育而遭受苦難的婦女兒童的關注──而且忽視了國際性的人口交流所指出的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所遭遇的每一個社會、經濟和生態問題，都與世界上人口呈天文數字的增長有直接關係。

四　道德、統治與責任感

　　說到這兒，我要插入一點：我之所以老是盯著天主教會不放，是因為它在西方歷史上的勢力非常強大，還因為我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國家居住多年，對它比較瞭解──但是，絕不是因為這種對道德不負責任的行為只有在天主教會中才存在。世界上那些身居高位卻用道貌岸然的詞彙（諸如道德或愛國主義）為鼓勵生育的政策辯護的人，當然不止教皇保羅二世一人。

　　今日，世界上有諸多證據表明，這些政策只會給地球帶來災難。但是，諸如此類的政策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具體到教皇，據說他擔心若承認有一條教義不正確，就會降低宗教的威信──這也是為什麼人人都知道教會反對伽利略的發現錯了，而教會非要花好幾百年才承認的緣故。地球面臨人口危機，而政策卻在不斷地鼓勵生育的另一個原因，是領袖人物（不論世俗的還是宗教的）控制的人口越多，其權力越大──如果那位領袖只需對人們的所思所為指手劃腳卻不用對其結果負責，那就更是如此了。世界上許多宗教領袖至今如此，他們擁有神權，充當著道德權威，而在民主社會裡，這早已不能成為政治權威的基礎了。

　　責任感問題──確切地說是缺乏責任感的問題──是我們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一個制度裡只有自下而上的單方面責任，那麼，在這個制度裡如何能有公正的道德呢？而統治關係社會組織只需要這樣的道德，「上級」從來不用對「下級」負責──這種「下級」可能是某個男子的妻子、孩子（舊時代還包括奴隸），也可能是某位男子世俗或精神王國裡的「臣民」或「羔羊」。

　　戴維‧洛伊在《道德轉變》和其他即將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種關於道德轉變的新理論。通過對比統治關係的道德和夥伴關係的道德，他探究了其中最根本的不道德。他還指出這種統治關係的道德觀──以及其中對當權者和無權者的雙重標準──在我們中間至今存在，其主要功能就是反覆地向無權者灌輸，服從統治，甚至幫著別人治自己就是唯一的道德。

　　這種「道德」往往在政治關係中被當作借口，對那些反抗野蠻和不公正的統治的行為實行暴力鎮壓──這一招非常靈驗，儘管那些實施這種暴力的兵士和警察，很多就是從要求更多政治責任感的群體中招募的。它在經濟關係中也有類似的用場，教會和國家正是以之為借口，縱容有錢人及其走狗（往往出自經濟上受剝削的群體）壓制為爭取經濟上更大的平等而進行的鬥爭，以及任何要求有錢人多負責任而改變現存經濟狀況的企圖。在性關係中，這種「傳統道德」使婦女被名正言順地剝奪了自由和平等，甚至使針對婦女的暴力也變得名正言順。被統治群體中的成員再一次在「道德」的幌子下成為實施對自己統治的工具──譬如，「有德的」女子對那些被視為過於性解放的女子侮辱謾罵，甚至進行懲罰，同時又替男子的性剝削找借口，甚至景仰備至。

　　從一九九三年震驚美國的一起性醜聞中可以看到這種性「道德」的影響有多大。事情發生在加利福尼亞萊克伍德一個保守的中產階級信教者小圈子裡。一群中學男生，大多數人愛打橄欖球，在一起搞了一次比賽：每同一個女孩兒發生性關係就得一分。事後一個男孩說，女孩在這裡不過是一些數字。但是，據《人物》雜誌題為《胴體統計者》的報導，當這些女孩子終於有人站出來告他們的時候，許多男孩的家長認為男孩子們不需承擔什麼責任，因為他們「不過是率性行事」，「真正的壞人是那些道德敗壞的女孩」──賊倒喊起捉賊來了。有個男孩的父親甚至當著記者的面誇自己的兒子「有種」。結果，那些男孩毫無悔改之意，像英雄般地回到學校，受到許多人的歡迎，而那些指控他們強姦和性騷擾的女孩反倒成了「蕩婦」，有位女士甚至說她們是「垃圾」。

　　關於傳統性道德的更大諷刺，是近年來所暴露出來的天主教會的性醜聞。越來越多的人控訴教士和嫫嫫，甚至教會的高級官員──如後來辭職的新墨西哥大主教──有性騷擾行為。研究社會學的安德魯‧格里利（Andrew Greeley）神父說（轉引自《時代週刊》），僅在美國就有近十萬兒童可能受到教士的性騷擾，而這數千名涉嫌性騷擾的男子在公眾面前受到教會的庇護，既沒有被開除教籍，也沒有一人被送交世俗權力機構進行審判。但是，紙總歸包不住火，教會最終只得承認，這些教士通常只是被轉到另一個教區──於是，又有父母放心地把孩子交給他們，還以為交到了安全、有愛心的人手裡。

　　總之，教會儘管一再宣講性道德，自己卻與雞姦者和騷擾兒童的人串通一氣，它保護的是這些人而不是教民的孩子。更有甚者，一九九三年一個叫做「六十分」的電視節目裡播出梵蒂岡派來解決這些性醜聞的發言人，他所關心的似乎仍然是如何「補救」教會的公共形象──即保護教會的等級制度及其權威，而不是如何追究襲擊者的責任，保證婦女兒童的安全。

　　我一再強調，我們所說的並非單單天主教體系或其他宗教制度的問題。在所有嚴格的男性統治和專制制度中──不管是家庭、政治、經濟還是宗教──都有這些問題，而梵蒂岡和原教旨主義團體至今仍採取這樣的制度，它們是全世界自上而下實行專制統治的最後堡壘。

　　換言之，與性一樣，問題並不在於宗教，而是統治關係的宗教。不幸的是，世界上各大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它們的組織形式源於統治關係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宗教領袖歷來就是通過強制和恐懼實行統治，或者與暴君勾結（如教會與康斯坦丁大帝的聯盟），否則就會像耶穌那樣，被視為對既成秩序的威脅。既然如此，也就難怪世界各大宗教的核心（譬如，耶穌的教誨）是責任感、同情和愛，而實際上這些往往被忽視、被歪曲，甚至那些成天將這些掛在嘴邊的人也不例外。加之被社會化，以適應統治關係社會的男子一心以為關愛的道德是一種「柔弱」的教育，只需對女子進行，因此視之為女性，也就是缺少陽剛之氣，而那種強制道德的暴烈教育更適合世俗和宗教中嚴格的父權所規定的男性模式。

　　而一些宗教領袖如今正企圖通過強制的道德而不是關愛的道德──或者說作為夥伴關係的核心、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宗教之中心的愛、同情和責任感──來建立新的性道德。舉個例子，儘管目前主流宗教對性道德的定義並沒有什麼根本改變，但是，一九九一年長老派教會就人類的性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會上提議教會對性要更寬容一些，承認婚前性關係、兩性性關係和同性性關係──只要這種關係符合「公正和愛」的原則。這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把緊張、強制和懲罰的性道德甩在了後面，而接近了關愛、同情和責任感的性倫理。在同一份報告（題為《使靈與肉結合起來：性、精神與社會公正》）中，還提出了只有在「自我與他人建立起正常關係」的情況下，才可能有真正的性自由。

　　在傳統宗教體制內部出現這樣的提議，這是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諸如（由基督教和猶太教重要領導人組成的）「生育選擇宗教聯合會」和統一的「選擇牧師會」也是如此。最有意思的是一九七三年成立的「自由選擇天主教」，他們宣揚採取非強制性手段，來降低全世界的出生率，並對天主教的官方教規作了根本的修改──它指出，天主教教規在歷史上就曾多次改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對奴隸制和高利貸的看法）。但是，在整個天主教範圍內修改如此基本的教規不僅是為了改變梵蒂岡禁止人工避孕的立場，而且是對梵蒂岡專制地位的一次挑戰，也是對梵蒂岡長期壓制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力的反抗。

五　性標準、性政策與性教育

　　這些團體對教會當局直截了當的批評特別有意義，因為僅僅數百年或更短的時間以前，有些人曾因為遠不如這樣嚴重的事情而被冠之以異端罪名，被折磨致死。譬如，「自由選擇天主教」的刊物《良知》，於一九八七年七、八月號刊登了一位婦女對教皇失職的大膽指責。文中寫道，她要質問教皇「為何不到各國去阻止男人強姦婦女」，為何她在五十八年的天主教徒生涯中從未在布道時聽到過此事，也不曾聽到布道的人反對家庭暴力，或承認「女性的肉體、尤其是她們的性浸染著邪惡」這種說法是不道德的。

　　自此以後，先是加拿大，接著是美國的主教紛紛就家庭暴力問題發表講話。儘管這個問題至今不是教會關注的重點，但已經有一部分教士如此對待它了。此外，不僅在基督教徒，而且在猶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中，越來越多的婦女和男子，不論他們是否受著宗教的統治，開始公開反對傳統宗教關於性與婦女的教義了，認為它不講同情心和責任感──儘管在某些地方，這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譬如，曼谷的原教旨主義牧師懸賞殺死新派人物塔斯里馬‧納斯雷恩（Taslima Nasreen，小說家）──甚至揚言，如果政府不把她絞死（還有，如果不取締在婦女中推廣教育、保健和計劃生育的組織），就要發動內戰，其起因只是因為納斯雷恩對「打著宗教的名義」壓迫婦女進行了批判。巴基斯坦詩人阿比達‧卡奴姆（Abida Khanum）因為質問伊斯蘭教法的那些壓迫性規定到底是不是「神的語言」而遭到逮捕和折磨，不得不背井離鄉。她說，在性關係中，榮譽這個詞到了伊斯蘭教裡有時竟成為最野蠻、最不道德的行為的偽裝。伊拉克作家卡南‧馬基亞（Kanan Makiya，他以薩米爾‧阿─卡利為筆名撰寫了《恐懼之邦》）也批駁了傳統伊斯蘭教關於男子必須控制女子肉體的教義。他寫道：「只有當年輕一代的阿拉伯人對世界上無法忍受的殘暴感到憤怒時，阿拉伯世界才會向好處轉變。」阿爾及利亞有一群著名的知識分子成為原教旨主義者的刺殺對象，只因為他們寫了一封公開信，通過《生活在穆斯林法律下的婦女》這一刊物四處散發，控訴當局協助謀殺他們的同事，「企圖建立一種以（伊朗的）集市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並對婦女實行法西斯統治。」

　　越來越多的文字對傳統宗教的性道德進行批駁，甚至把對婦女的性壓迫與普遍的壓迫社會或法西斯社會直接聯繫起來。不僅如此，當今越來越多的文字提出了新的性標準，以取代老的性標準。這些文字大多出自女權主義作家，這不足為奇，只是在說到這種新的性倫理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形式時，女權主義者們也莫衷一是。

　　有些作者，如人類學家蓋爾‧魯賓，認為新的性倫理應該主要圍繞性是否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發生。但是，她又補充道，對可接受的或好的性和壞的性，傳統的區分是看它是否是異性間的、婚內的、一夫一妻的、生兒育女的，只有這樣的性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壞的，而新的判斷標準應該是看「性夥伴如何對待對方，是否相互體貼，是否有強迫的行為，以及他們給予對方多少快樂」。

　　另一些人則認為，新的性道德應該遵循「女性」價值（少數人認為女性價值與婦女的生理構造有關，但是大多數人認為這些價值是文化賦予的）。譬如，H‧K‧特拉斯克在《厄洛斯與權力：女權主義理論的前景》一書中，主要探討的就是她所謂女權主義厄洛斯，她認為，這是異性及同性性關係中的指導原則。特拉斯克與徹里‧馬拉加、奧德雷‧洛德以及羅賓‧莫根一樣，沒有把性與其他親密關係──尤其是親子關係──割裂開來。她說，性愛最初是從母嬰紐帶中學到的，尤其是從「肌膚相親的肉體照料」中學到的。

　　然而，如此強調性愛，卻遭到其他一些理論家的批評，例如，卡羅‧范斯和艾麗絲‧埃科爾斯就擔心這樣做會「神化」束縛婦女的性選擇的浪漫主義。埃科爾斯認為，這種觀點與那種「反對婦女努力對性進行自我定義」的「傳統價值觀」只有一小步之遙了。也有一些人從另一個角度激烈批評這種觀點，例如，瑪麗安娜‧瓦爾弗德在《性、權力與快樂》一書中就指出，唯一的性倫理就是滿足。她說，「性解放主義」在一個權力分配如此不均的社會裡過於強調個人自治了。

　　這些林林總總的文字雖說在許多方面意見不盡一致，但也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尤其是新的性標準需要什麼樣的社會變革來支持。這也正是家庭療法專家、律師和醫生提出的問題。他們明白，一種新的性道德不僅僅意味著改變個人關係，而且需要改變社會條件──不僅需要改變與兩性關係相關的條件，而且需要改變與社會階層、族屬、年齡、性傾向以及種族相關的條件。

　　因此，當今許多關心新的性標準的作者也在積極工作，企圖使國家和國際政策發生變化。稍後，我們還要談到這個問題。現在，有許多人在努力改變禁止性教育的公共政策，這就是一個例子。譬如，弗蘭‧霍斯肯通過她的「婦女國際網絡」宣傳她的《全球生育圖冊》（這本圖冊目前已有西班牙語、法語和阿拉伯語譯本）；一些組織也在努力，如SIECUS（聯合國性信息和教育委員會）多年來一直努力在學校推廣性教育。但是，右翼宗教團體也在竭力阻止這些努力，他們的理由仍是老一套：對青年進行性教育是不道德的。

　　其實仔細想想：不對青年進行性教育，那才是真正的不道德呢。因為對生活中其他重要方面，不會有人喜歡無知，而性顯然也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再說，人人都知道，一切壓迫都是以無知為基礎的；歷史上各種各樣的權力不均，又都是靠壓迫來維持的。

　　然而，反對性教育的宗教壓力非常之大，雖說年輕人並未因此而停止各種性實驗，但是，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現代」國家，人們對性也是驚人地無知。譬如，一九八六年對美國青少年進行的盧‧哈里斯調查表明，有些青少年認為，女孩子只有在性交時仰面朝天才會懷孕，或者只有達到高潮才會懷孕，或者她第一次性交不可能懷孕。一九八九年金賽研究所對大量美國成人進行了一次性知識測試，該研究所所長瓊‧賴尼希說，美國人不及格。

　　但是，仍有人反對性教育。可笑的是，最反對性教育的人，也是最痛恨所謂「青少年私生流行病」的人，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性教育會導致青少年發生性關係，倒是有不少跡象說明，性教育使他們推遲性關係，至少也能讓他們在發生性關係時更加小心。

　　還有更為可笑的事。這些人以「家庭價值」為名，敦促學校開設《聖經》閱讀或其他形式的宗教教育課程，卻沒有看到世界宗教最主要的神話其實並不珍視家庭關係。我也是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這一點的。

六　傳統、家庭與價值觀

　　在本節開頭，我先要重申，我們所探討的不是一般的宗教，而是宗教傳統中的統治關係因素。還有一點，即世界幾大宗教中都有明顯的夥伴關係因素。我熟悉的猶太教傳統就很重視家庭關係，並宣揚愛和同情。各種宗教的信徒中都有許多人熱愛自己的家庭，並用充滿愛心和同情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感情。然而，我們的宗教神話和教義也的確表現出對家庭和家庭關係驚人的仇視。

　　譬如，佛陀為了得道竟拋妻棄子，四處遊蕩，儘管據說他後來又回到他們身邊，向他們宣講自己心靈的新發現。基督教關於耶穌出生和長大的故事問題更多，因為耶穌的聖父與耶穌的母親從沒有過家庭關係。不僅如此，《新約》中還說耶穌自己離家出走。這還不算，還讓別人向他學習。

　　因此，《馬太福音》中就提到耶穌說過的話：「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親、母親、妻子、兒女、田地的，必要──承受永生。」在《路加福音》中他又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兄弟、姐妹，──，就不能作我的門徒。」按照這些經文的說法，耶穌從來沒有與任何女子發生過性關係（不過屬「異端邪說」的諾斯替福音可不這麼說，許多傳說認為耶穌的妻子名為瑪麗亞‧瑪達琳，還有些傳說認為，耶穌在聖婚中生有一子）。此外，在基督教正式文獻中，婚姻常被說成兩種邪惡中較輕的一種：略強於「罪惡的」婚外性關係，但不如保持獨身好──在《新約》中，保羅的一句話常被引用：「結婚總比燒死強。」

　　在許多宗教故事中，我們看到對性親密的這種不信任和貶低，常伴隨著對婦女的病態的不信任和貶低，二者的病態不相上下。常見的說法是，與女子產生親密關係對男人來說是危險的──參孫和黛利拉的故事家喻戶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聖經》中最有名的故事當然也隱含著這樣的意思：《創世紀》中夏娃引誘亞當，結果導致了人類的墮落。

　　也有一些宗教故事並不詆毀性和婦女。在那些故事裡，婦女品行端正，家庭紐帶受到重視。可是，這些故事裡所講述的家庭模式，正是今天成千上萬的女子和男子努力拋棄的模式：男性統治的專制家庭，婦女和男女兒童都要嚴格服從男性家長，他的話就是法律。

　　保羅有一條戒律，女子要少開口，當然正是這個意思。他說夫妻關係正如我主耶穌與教會的關係一樣，也是這個意思。甚至一些沒有貶低性愛的宗教神話也在傳達同樣的意思，如穆斯林教關於穆罕默德對其愛妻阿以莎的性愛的著名故事。因為穆罕默德顯然是後宮當仁不讓的統治者，後宮不過是一個統治關係的家庭──只不過是個一夫多妻的統治關係家庭，和亞伯拉罕及其妻妾組成的家庭一樣。就連關於施瓦（Shiva）和夏克提（Shakti）的性愛的著名印度神話也不例外，儘管故事裡說施瓦的力量來自夏克提，但是施瓦仍然掌握著更高的權力──最強烈的表達就是在宗教形象中，施瓦常在夏克提上面，有時其個頭兒有兩個夏克提那麼大。

　　這些故事被當作神聖的或聖潔的標準教材，講給全世界的兒童聽，其中的家庭關係不僅是專制的，還常常充滿暴力。印度教的許多故事就講述兄弟之間的暴力，揭示了野蠻的家庭關係。最著名的印度教故事講述偉大的神維史奴（Vishnu）要遭親生父親的殺害，後來犧牲了一位女童，救了他的性命。這個故事也說明家庭關係不是相親相愛，反而可能非常危險，還說明婦女的生命毫無價值。無獨有偶，聯合國一九九○年的報告顯示，印度二十五％的女孩在十五歲之前就死去，而印度正是這種宗教最流行的地方。

　　基督教神話裡則有一位「全能、博愛」的天父，他為了替人類贖罪獻出了自己唯一的兒子。這同樣暗示著家庭關係，特別是父子關係，是非常可怕的。家庭暴力──即打老婆──甚至是穆斯林經書中規定的。我們在前面也看到了野蠻的《聖經》故事，例如，大家都熟知的洛德的故事：父親把自己的女兒交給一夥暴徒，讓他們群姦；《舊約》中的其他故事，如《出埃及記二十一：十五》和《申命記二十一：十八─二十》，講的則是兒童由於打了家長，或僅僅由於長期不服從，就被處死。

　　如果多看看這些──研究宗教的學者和作者竟然大多對此不以為意──那麼世界主要宗教首領在反對家庭暴力和虐待時的不堅定就不足為奇了。這也難怪這些人向我們宣講愛的時候，講得如此空洞。

七　愛、肉體與快樂

　　的確，如果我們最基本的親密關係──父母與子女、女人與男人之間的關係──都不外是自下而上的服從，地位低的必須服從，地位高的偶爾示愛，那麼這些男人又怎麼能想到人類除了專制以外還能有別的關係？如果人類的這些親密關係在所謂精神面前相形見絀，他們又怎麼能認識到我們人類最需要的、最渴望得到的不是抽象的愛，而是具體的愛──是詩人世世代代唱出的那種愛。再者，如果肉體不論如何都是低賤的，他們又怎麼可能認識到我們的親密關係──那種使肉體參與其中的關係──能夠成為人性、成為至善至尊的最高表達呢？

　　最關鍵的是，如果這些男人自己就得擯棄一切親密關係，視之為真正高尚的男人所不齒的東西，我們又怎麼能指望他們真正瞭解具體而不是抽象的愛之歡樂與哀傷呢？如果他們從來沒有愛撫過，從來沒有接受過愛撫，更沒有過激情的擁抱，他們又怎麼能真正懂得通過我們的肉體，通過與相愛的人的肌膚之親表達愛意有多麼重要？

　　這些男人在現實中當然也就不可能做到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東西：一種親密（包括性）關係的倫理。因為親密關係倫理的核心應該是對人的肉體（自己的與他人的）的珍重，以及對所有人的需求和慾望的同等珍重。這與宗教對親密關係的看法正好相反，因為宗教是把親密關係當作確立並服從於等級的手段。而且，它與我們受到的教育也相反，我們接受的教育讓我們鄙視肉體（我們自己的以及他人的，尤其是女人的），甚至讓我們覺得肉體的快樂是低賤而且危險的。

　　因此，這些男人便拿不出別的東西了，他們只有已經給予我們的那些：強制而不是關愛的道德。這樣的道德，用瓦爾弗德的說法，把肉體或「低級」慾望看作一個「滑坡」：黑暗勢力必須通過懲罰或懲罰的威脅對之嚴格加以控制，否則，它就會驅使人們「沿著螺旋形的通道──不可逆轉地墮落，情慾變得愈來愈反常，愈來愈怪誕，最終達到萬劫不復」。

　　這並不是所有的教士都這麼想。也不是說，當我們完成了向更加夥伴式而不是統治式的社會轉型之後，就不再需要所謂自我約束了。但是，心理學家如今常把衝動稱為自我調節。我在第十九章還會探討這個問題。因為學會不去簡單地追隨一時的衝動，正是人類成熟過程中的一部分，是從兒童到成人的過程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會了延緩，必要時甚至放棄對慾望的滿足。暫時的禁慾，甚至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或良知的過程中選擇痛苦，這些選擇能帶給我們巨大的滿足。但是，珍惜自律和對良知而非一時衝動的服從，完全不同於宗教對肉體快樂的全盤否定，甚至詛咒，視之為危險和卑賤的貨色。

　　說了一圈，我們又回到了起點。從另一個角度看看痛苦和快樂這些最根本的話題，這也是貫穿本書的內容；並且看看這些話題如何教我們把快樂與享樂主義、自戀、自我中心和自私這些詞聯繫起來，甚至認為一個人的快樂必須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其實，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徹底感受快樂。也只有有投入，才能產生同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別人的感受。換言之，那些人之所以覺得折磨別人是件樂事，是因為人類同情他人的能力在他們身上被磨蝕了，有時甚至蕩然無存。否則，不論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他人，他們都會盡力幫人解脫痛苦，而不是給人帶來痛苦。

　　在這裡，我們還得回到前面說過的話：這並不是說如果發展（而不是消磨）這種能力成為基本的社會化的一部分，這個社會裡的人就永遠不會互相傷害。當然，也不是說人們做愛時再也不會激情蕩漾，性再也不會粗暴，也不是說感覺在濃情中變得格外強烈之時，痛苦與快樂的界限不會變得模糊。也不是說，再不會有人感受或讓別人感受失戀的痛苦。但是，不同的是，人們會發現刻意傷害他人，尤其是與他們有著親密關係的人，是沒什麼快樂可言的。

　　當然，首先必須改變我們所有的制度，才能獲得這些根本的改變。但是，同時我們也能開始培養並宣傳性關係中新的夥伴關係倫理，不論是婚內還是婚外，同性性關係還是異性性關係，都得講究公平。

　　這樣一種倫理會使男孩女孩懂得，性本身並不骯髒，骯髒的是剝削、侮辱、傷害他人的性；性暴力不能顯示男子漢氣概，只能說明一個人心術不正。它能使男孩女孩以神聖、尊重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肉體，並要求別人也這麼看。它會使人明白，懷孕需要最嚴肅的思考和審慎的選擇。如果不是雙方都想要並有能力養活一個孩子，就一定要採取避孕措施。它還能幫助人們適應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愛。

　　根據這種性倫理，性激情沒有錯，而是人類持久、強烈的感知能力，因為全身心地──通過音樂、藝術、詩歌、舞蹈或做愛──體驗一種感覺是人類特有的能力。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性倫理不應該束縛或壓制這種能力，而應該幫助我們順從它，並與我們這個物種高度發達的另一種品質相結合，即我們感他人之所感的能力。

　　朝向新的夥伴關係的性道德邁進一步，用這種新的夥伴關係性倫理取代舊的統治關係道德，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嗎？我們如何才能保證這種新倫理不再蛻變成又一套抽象原則，變成光說不做的東西？怎樣才能把這種新的充滿同情的性倫理和其他親密關係倫理納入我們整個的社會制度中去？這些是下兩章我們簡要地說明性、經濟和政治的關係時，所要涉及到的幾個最基本的問題。

第六篇　新的夏娃與新的亞當

一　勇於質疑，敢於選擇，有權去愛

　　我們都喜歡聽故事。故事裡有我們的慾望，有我們的感覺和目標。故事教我們判斷身邊所有事物的是是非非──從我們自己的肉體到一切宗教的或世俗的、好的或壞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和故事裡的人物比試，向他們學習，崇拜他們，或是鄙視他們。我們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按著故事裡的樣子去塑造我們的生活。

　　然而，我們大多數人和我們的父輩一樣，對此無知無覺。所以我們只是把我們聽來的，或是從暢銷書、雜誌、電影或電視中看來的故事，又講給我們的孩子。我父母給我講的是這些故事，我給我的孩子講的還是這些故事。因此，現在，他們和我以及我們大多數人一樣，需要把那些擾亂了我們的想像力的故事重新審查一遍，好好整理一番：先要找到我們自己布下的線索，然後去發掘或創造故事和偶像，擴大我們的天地，而不是對它們加以限制。

　　因此，人們目前對新老神話故事都非常感興趣。有時我們稱之為「新時尚」，其實這不單純是時尚問題。這是因為我們對神話故事有了新的認識，我們發現許多神話故事和我們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格格不入，甚至會使我們對人類的未來產生誤解。更因為我們的意識在逐步覺醒，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塑造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式不僅會深刻地影響我們自己的生活，而且會深刻地影響我們周圍的人們的生活。

　　這並不是說，我們只需要簡單地改寫那些神話故事。隨手翻一翻史書，我們就會看到，正是由於那些為數不多的勇敢的女子和男子敢於描繪新的政治、經濟和兩性關係──敢於向那些由來已久的制度挑戰，譬如奴隸制，譬如神授君權，譬如「強姦逃不過，倒不如放開來享受一番」和「不打不成器」之類的說法──我們才能一點一點地改變現實中許多的痛苦和不人道。

　　我們已經看到，這便是當代意識革命的主要目的：逐步解構和重構神話故事，它們長期鉗制著我們的思想、肉體和靈魂，使之順應一個由懲罰、恐懼和痛苦驅動的制度。我們還看到，今日的意識革命已進入第二階段，我們日益清醒地意識到，我們能夠做出選擇，我們能夠改變世界。在當今這個受著核炸彈和生態災害威脅的高科技時代，這樣的改變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不一定成功，不一定能擺脫那些至今束縛著我們，使我們生生死死都那麼痛苦、不平、不得和諧的神話故事和結構。然而，這種努力本身就是一次不尋常的探險：這是一次既向內心又向外界的旅行，它帶領我們進入意識的更深層次，同時也引導我們走上更寬廣、更美好的生活之路。因為在塑造我們的生活時，我們愈趨於完整，就愈能更多感受到意識的變化。就像處女地上的探險者，我們愈是敢於闖新路，就愈能開闢更新的道路，愈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體驗生活。

　　我寫這些時，感到信心百倍，因為在過去三十年裡，我的意識和我的生活發生了巨變。痛苦當然會有──只要我們不再麻木不仁，不再渾渾噩噩地走過統治關係社會為我們鋪設的生活之路，不再對我們從過去背負至今的痛苦無動於衷，不再無視身邊其他人的苦難。有時，那種痛苦使人無法忍受，我甚至曾經懷疑這種奮鬥的價值。然而，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它開啟了我的頭腦，我的心胸，還有我的靈魂──我們所有人的真正進化都是在靈魂中進行的。更因為它為我打開了愛的大門，並且使我能以更多的愛心接納自己。在這條路上我並不孤獨，因為尋找新的出路已是全世界的共同追求。

　　然而，只是不久以前，在這條路上踽踽獨行的人們才開始緩慢地建立起彼此之間的聯繫。他們在努力地證明，他們是一個正在形成的新社會的一部分。這樣的追求當然不會體現在當今大講特講的神話故事中，這一類故事裡充斥著暴力、喪失人格的性愛、異化、獸性和犬儒哲學，正是這些導致了今天的權力失衡。喬治‧哥本那和其他人早已指出過這一點。不過，只要我們堅持到底，只要我們勇於質疑，敢於選擇，決心為我們和我們的後人找回愛與被愛這種人類特有的能力，我們的故事終有一天會成為新故事的基礎：這種新故事裡講的是新的夏娃和新的亞當，他們衝破重重阻礙，為一種社會結構奠定了基礎，這個社會結構能激發而不是扼殺人們從仁愛中獲得快樂的能力。這種仁愛本身便是造物主賜予我們的一種快樂。

二　我們的創造性歷程

　　自人類這一物種出現以來，我們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變化幾乎都是人類所為。環顧我們四周，這一切便昭然若揭──我們不僅創造了我們居住於其中的城鎮，創造了我們乘坐的火車和飛機，創造了供我們坐於其上的椅子，創造了在上面寫字的桌子，創造了燒飯盛菜的鍋碗碟盤，還創造了政府、宗教、學校、商業和法律，當然還有神話故事、象徵和偶像。所有這些都是人類的創造物，它們還可以被再創造──在人類歷史上，不同地方的人在不同時刻確實進行了再創造。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聽到人們大聲疾呼，再造一切──我們的社團、政府、學校，甚至我們的愛情和性愛──以迎接時代的挑戰。但是，我們若要再造基本價值觀念和制度，就不能不再造我們的創造力。

　　目前，所謂創造力仍是統治關係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的產物。首先，創造力被定義為高於「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能力，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少數奇才才能獲得，而他們創造出來的也只是一些擺在博物館或別的什麼特別場合供人觀賞的稀罕物，或者是一些用來革新生產技術或破壞技術的玩藝兒。沒人區分那些能擴大人們的生活空間，提高生活質量的發明，和那些限制人們的生活空間、甚至能更快地殺人害命的發明（譬如納粹發明的屠殺營）。也沒人注意創造力的社會環境（戴維‧洛伊稱之為社會制度中哺育創造力的「女性」基質）或協作的創造力。

　　這樣一種處處受阻而又處處阻礙他人的定義，在一個男性高於女性，少數男人高踞於所有人之上的社會中是合理的。但是，在一個以夥伴關係為中心的社會中就行不通了。因此，人們對創造力有了新的理解，那些著力培養創造力的創造力研究者、藝術家和管理人員是如此，那些千千萬萬的「普通」女子和男子亦復如此。

　　這種新觀念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創造力，只是每個人的創造力各有不同（和人類的其他能力譬如舉重和跑步一樣），人們可以發展它，也可以扼殺它。此外，正如阿爾封斯‧蒙突利和依莎蓓拉‧龔迪在其著作中所說，創造力可以體現在各行各業中，不僅僅限於藝術家的工作室或火箭科學家的實驗室。這樣一來，什麼是「創造力的產物」，什麼不是，就有了新的劃分標準──當代藝術中已體現了這樣的新標準──「普通」的創造力，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發明，才是最偉大的創造力，因為它能夠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更多的意義，甚至使我們的生活更神聖。創造力一詞也不再不分青紅皂白地用於一切發明，人們不再用創造力來稱呼那些以加強統治、幫助屠殺為目的的發明。創造力專指那些具有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發明。

　　但是，這種新觀念的真正重要性在於，它強調創造力的社會環境，強調幫助或妨礙我們發揮創造力的因素。不僅如此，它還強調我們今天所謂的社會創造力：對於社會制度、信仰制度和神話故事的創造。換言之，這種新觀念認為，人類在地球上的探險從一開始就是社會發展的共同創造者。這種觀點為我們的研究和實踐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人類從誕生伊始便開始了探險的歷程，然而人類學會計時（人類的又一項發明）才不過二萬五千年左右。在二萬五千年以前，我們的舊石器時代的祖先創造了西方第一件偉大的藝術品，成雙成對的雌雄動物和人物是那時最重要的主題。大約在二千五百年前，女神和她的神界的情人終成眷屬的神話故事，以及女性創造力的神聖偶像，漸漸地從西方文化意識中消失。

　　如今，我們的神話故事和偶像更多地宣揚著死亡、懲罰和痛苦，而不是性愛、生育和快樂。陽春三月，我們不再歡慶生命的復甦，我們也不再將陰門和陽具視為神聖的偶像。在現在的宗教神話故事中，晝明夜暗，暑往寒來，特別是大地上的植被衰而復榮，這一切都不再與人類的生死循環相聯──萬物生長於其上的地球曾被描述成一位偉大的母親，萬物皆歸於她的子宮，而後獲得再生，就像植物的循環；然而，我們不再有這樣的神話故事。

　　但是，近二十年來，我細讀了西方最古老的偶像和神話故事，不禁對這樣一個事實驚詫不已：我們這個時代湧現的新思潮，其實大多植根於遠古以夥伴關係為中心的文化之中。這樣看來，「新精神」不再將男性捧上天，女性及自然受到尊重，這一切並非前所未有的創造。不僅如此，人們日益覺悟的性愛與情愛之間的聯繫，也是古已有之。

　　同樣令人吃驚的是，我們的祖先視我們的大地母親為活生生的、有著奇妙的內在聯繫的整體，同樣的觀點如今又在大眾意識、乃至科學理論中重現，譬如「蓋亞假說」──蓋亞是創造女神的希臘語名字。在一個更大的語境裡，那些鋪天蓋地的標語，像「熱愛你的地球母親」，還有「尊敬我們的地球母親」，如果同視地球為神聖母親的遠古信仰相聯繫，便會獲得更深遠、更實在的意義。甚至那些環保招貼畫也與遠古的藝術形象存在著相似之處──克諾索斯壁畫中美麗的海豚酷似我們常見的海豚圖案。

　　總之，無論是在我們祖先的生態意識中，還是在他們更加以自然和肉體為中心的愛情中，西方史前社會似乎早已有過我們現在為之奮鬥的以夥伴關係為中心的世界。然而，古時對於女性肉體的崇拜並非憑空而生，同樣，今天新的更符合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社會結構的信仰、偶像和神話故事，也是在我們耳聞目睹的個人、文化、社會和經濟的變化中產生的。

　　在過去三個世紀中，世界上至少一部分地區的人們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然而，問題在於，在我們的主流文化中，神話故事和偶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統治關係而不是夥伴關係。這一部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新思想和新發現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被已有的知識和真理所接受。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在於，舊的統治關係模式的神話故事和偶像牢牢地箍制了我們的想像力，尤其是箍制了眾多文化守門人──學術、宗教、經濟和教育機構，特別是書籍、雜誌、報紙的出版商以及電視和電台的新聞、娛樂節目以及電影製作人──的想像力。

　　結果，我們的主流文化中大多數偶像和神話故事仍以維繫統治關係社會結構的因素為中心：肉體的痛苦或這種痛苦的威脅。不幸的是，在一個由男性統治的時代，一個視暴力為天命的時代，我們的宗教偶像也無一例外地都是這樣。

　　因此，我們的宗教偶像很少讓人覺得平易可愛，這實在不足為奇──儘管我們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便會大驚失色。在我們的神像中找不到性愛或性的快樂，因為只有以生育為目的的性關係才勉強得到神父們的寬恕。基督教的許多宗教形象所表達的不是快樂，而是痛苦和殘忍，理想化的甚至是被神化的磨難（基督教裡有無數殉難的先知，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宣揚的也是這種磨難）。在我們的宗教裡，即使親子關係和兄弟之情也不免染上暴力的色彩（譬如該隱和亞伯的故事），或是機械地服從父母的至上權力（耶穌順從地引頸就死，亞伯拉罕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兒子獻給上帝，這常常成為畫家的題材）。不僅如此，我把從中世紀早期到當代的聖母與聖嬰畫像細細地看了又看，卻發現從許多繪畫中絲毫看不出母子之間的溫情。

　　由此看來，我們的時代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為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創造更符合夥伴關係，而不是符合統治關係社會結構的神話故事和偶像。在這些神話故事和偶像中，唱主角的應該是給予和接受快樂與仁愛，而不是製造痛苦，也不是忍受痛苦──在我們這個時代裡，統治和征服的老傳統已經越來越功能失調，甚至即將自取滅亡。如果我們想在這樣一個時代裡將人類探險繼續下去，這便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它會遇到來自外部以及我們自身的重重阻力。然而儘管如此，人們已經在世界各地行動起來了。在這些人中，有神學家，有教士，有嫫嫫，有拉比（猶太教牧師──譯者註），更有眾多的「普通」女子和男子。

三　重新構造神聖

　　維護不公和痛苦的宗教神話故事受到挑戰，這並非我們這個時代的創舉。早在十九世紀，伊利莎白‧凱蒂‧斯湯頓就編寫出《婦女聖經》，把那些說婦女墮落、婦女是附屬品、婦女無足輕重的段落從《聖經》中挑出來，進行了尖刻的批評。然而，那時人們僅僅反對現有的神話故事，因為它們將我們束縛在統治關係生活方式上。他們呼籲「進行比世界上一切宗教書籍都更感人、更崇高的教育」。也就是說，現代意識革命的第一階段主要是批判現存的神話故事，或者說是解構現存的神話故事。只有到現在，當我們已進入意識革命的第二階段時，革命的重心才逐步轉向重構。

　　今天，有些人在古老的傳統中工作，一磚一石地為夥伴關係的社會和兩性關係奠定基礎。他們說，我們犯不著扔掉所有的宗教神話故事和偶像。他們認為，我們的宗教中有許多不同因素，我們可以保留並加強那些能使我們生活得更公正、更和平、更完美的因素。不錯，在我們的猶太─基督教神話故事和傳說中，確實有很強的夥伴關係因素。譬如，有許多神話故事講述耶穌的善良和仁愛，還有的講述他如何蔑視那個時代的道統，自由地和女性（包括近來發現的一些女門徒）交往。不僅如此，有些神話故事和儀式在其統治關係外表下還有早期夥伴關係傳統的痕跡。

　　回顧我自己的猶太教傳統，那首美麗的希伯萊歌謠《迎新娘》，就很可能反映了敬奉女神的祈禱儀式和神聖婚姻。還有我自幼愛看我母親做的那些儀式：每到星期五晚上，婦女們都要燃起安息日蠟燭。現在，當我也像我母親一樣，在搖曳的燭光上做著那些手勢時，我發現如果把它們放慢，簡直就是一種冥想儀式。

　　猶太傳統裡還有感謝大自然恩賜的節日，譬如，每逢住棚節，兒童們便在樹枝、水果和蔬菜搭成的涼棚下載歌載舞。究其根源，這個節日大約也是由居住在近東的農耕民族的女神崇拜儀式發展而來的。

　　《舊約》中也有許多道德戒律體現了夥伴關係。有的戒律規定人們應該照料孤兒。譬如《利未記》十九：十八中有這樣的教喻：「要愛鄰人如愛自己」。《詩篇》裡的許多章節向我們展示的是一位仁愛寬厚的神靈和一群頂禮膜拜的猶太民眾，他們虔誠地為神賜的福佑和歡樂，包括富饒美麗的自然而感謝上帝。在《以賽亞書》六十六：十三裡，我們甚至聽到上帝充滿母愛的聲音：「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看看我們的那位在天之父聲色俱厲地做出威脅，要懲罰那些不服從他的人，這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啊。在基督教傳統裡，耶穌也有許多像同情他人和免用暴力這樣通常被視為女性特點的教喻。在此，我們同樣能夠找到遠古節日的遺跡。譬如，復活節（以伊奧斯特拉命名，她是古代北歐的春之女神，以蛋和野兔作為其多產的象徵）便是在每年春天慶祝生命的復甦。伊麗莎白‧道森‧葛雷在其著作中寫道，聖誕花環和作為代表新年的聖嬰的神秘降生都有可能追溯到「舊教」，最初人們是在冬至時節慶祝聖嬰的誕生，後經改造才成為現在的聖誕節。

　　許多神學家，譬如羅絲瑪利‧拉德福特‧盧瑟、海倫‧科尼克、托馬斯‧巴利、利塔‧N‧布羅克、沃爾特‧溫克、朱迪斯‧普拉絲高、馬修‧福克斯以及其他許多人，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都試圖強化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之內的夥伴關係因素。福克斯有一種說法很感人，他試圖強調「原佑」而不是「原罪」。可是，也有許多人到這個傳統之外去尋求一個更公正、更和平的世界所需要的神話故事、偶像和儀式。有些人開始研究東方文化中的教喻，譬如達賴喇嘛、瑜珈以及其他形式的冥想。傑斯汀‧澳布萊恩寫道：「他們在其中發現了一種轉換過程，它能有條不紊地喚醒、協調並實現人類嚮往和平生活和徹底的自我意識的潛能。」有些人從古今關於古代女神的神話故事中尋找精神，有些人，像研究儀式的斯塔霍克和路易莎‧泰施，甚至把威卡（對基督教之前某些巫術宗教的稱呼）和非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以母親為中心的遠古儀式也挖掘出來進行現代化改造。

　　還有那些「普通的」女人和男人，他們再造了慶祝降生的儀式，並把女孩子的月經初潮當作人生的一件大事加以慶祝。他們正在恢復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神性，使我們的日常家務（從燒飯到灑掃，更重要的是照料他人和自己）變得更圓滿、更有意義。

　　人們再造了婚姻的聖禮。他們寫下自己的誓詞，甚至用彼此的愛的誓約（而不是宗教的言詞）來宣告他們神聖的結合。最重要的是，他們重新賦予性愛以神聖──包括性愛中無限的溫柔和無限的激情──這些曾被統治關係的宗教踐踏，淪為神秘，現在它們回歸了，被帶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來。

　　神學家卡特‧海沃德曾這樣寫到：

　　「當我們體驗神聖的性愛之時，我們會意識到我們是神聖的，會想像我們創造著彼此和彼此共同的幸福。當我們在愛人、朋友和我們自己的臉上看到神聖之時，我們會坦然地接納我們的肉體──性感，彼此相通，而且充滿力量。我們彼此為對方帶來前所未有的智慧和快樂。

　　「當我們超越了小我之後，我們會明白上帝就在我們中間。她在我們中間誕生，在我們中間體現。她是大地，也是大地哺育的生命，是力量，也是被賜予力量的人，這創造的精靈，我們的共同生活和最大願望的根源，如海風拂過洋面，喚醒海裡的生靈，使它們翻騰，使它們改變。性愛也這樣拂過我們，改變了我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經這神力的點觸，我們終於獲得了新生。」

　　我相信，還我們的肉體和我們的親暱關係以神聖，是建造新的夥伴關係愛情的重要環節。這種新愛情既是內化也是超越：它將至上的歡樂而不是贖罪的痛苦理想化。我還相信，創造一個新的神話故事體系，使性愛神聖化，使我們改變自己和社會，這將給我們帶來新的神話故事，包括適應更公正、更民主的新世界神聖家族的神話故事。這又一次有悖於我們從古老的統治關係社會繼承下來的遺產。然而，變化還是一點一滴地發生了──各路專家、藝術家和小說家紛紛以神性重寫聖母，這便是一個例證。

　　我們要拋棄那種以父子為中心的家庭模式，這顯然使重申瑪麗亞的神性變得格外重要。當然，在神聖家族的寶殿裡還應當加上聖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所有家庭成員得到同樣的重視，受到同樣的尊重。

　　有些故事經過改造可以適應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的社會結構，有些神話故事卻應該徹底拋棄。譬如，在印度教裡有一個故事，講偉大的神毗濕奴如何被他父親賜死，又如何由一個女嬰替死而得以存活。猶太─基督教裡的一個故事講述洛特為了保護他的天使客人，把他的女兒送給一群強盜，供他們姦淫。還有神學家沃爾特‧溫克稱之為救贖暴力的神話故事──上帝讓他的兒子耶穌以死替人類贖罪的故事，基督教士兵列隊廝殺的寓言，還有「英勇的」騎士、牛仔、警察殺人如麻的故事，以及最新的宇宙小子為保衛他們的國家、社團或星球用他們的「超人」能力大開殺戒的故事。

　　我知道，有人會認為扔掉這些神話故事是不對的，甚至是瀆神，是不道德的。但是，夥伴關係社會裡的神聖和道德與統治關係社會裡的神聖和道德是不一樣的──這就像這兩種社會對於正常和不正常有不同的標準一樣。我也知道有人會說，不管多麼需要，宗教神話故事是不可能改變的。然而，改寫宗教神話的先例在歷史上比比皆是。肯定會有人說，我們的宗教和世俗神話中關於英雄暴力的故事不過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宇宙間善與惡，上帝與魔鬼，光明與黑暗，或者用榮簡斯的說法，「人與他的影子」之間的搏鬥──這些神話故事只是反映了人類的現實。

　　然而，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看待邪惡的現實。猶太神秘學者巴姆‧閃姆‧托夫說，就全宇宙來看，最好把惡視為缺乏善，而不是反過來看。我要補充一點，就全人類來看，最好把惡視為缺乏那些使人之為人的品質：我們擁有的意識、選擇，更重要的是，同情和愛的巨大能力。

　　愛是人性和神性的精華，偉大的精神導師如耶穌和佛陀的一切教誨都是圍繞著愛進行的。但是，儘管耶穌和佛陀言傳身教，宣揚同情和愛（耶穌給病者以治療，給哀者以慰藉，給饑者以麵包，他將被指控為通姦的女人從亂石砸身中解救出來，他號召我們遠離暴力，教我們以待己之道去待人），這種愛的教導卻在統治關係社會裡被歪曲和遺忘了，甚至經常被用來充當最野蠻行徑的借口。

　　所以，我們這個時代最艱鉅的任務，就是剔除過去幾千年的統治關係歷史掛在愛這個字眼上的所有殘酷意義。這件事情已經開始了，這真讓人激動不已。

四　重新學習愛的藝術

　　我們常說，我們愛父母，愛子女，愛同伴，愛朋友，我們說，我們愛莫扎特，愛玫瑰，愛落日，愛跳舞，愛唱歌，愛烹飪，愛園藝，我們還說，我們愛吃巧克力，或者愛看富於激情的書。我們用愛來涵蓋一切使我們感覺良好的事物，尤其是那些使我們感到與同類息息相通的事物。

　　的確，在進化過程中，大自然通過腦嗎啡和其他神經嗎啡（科學家不久前才開始研究它們）等化學物質，使我們這個物種具有巨大的能力從性愛、仁愛和被愛中獲得快樂。如果沒有最起碼的關心，人類便無法生存。科學家最近證明，我們不僅在兒時，而且在整個一生中都是如此。

　　於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醫學論文討論愛的治癒能力。迪恩‧奧尼什醫生在《防治心臟病》一書中引用了耶魯大學醫學院的一項研究。該項研究表明，「較多感受到愛和幫助的人，冠狀動脈硬化的發病率較少」。無獨有偶，一九八八年《科學》雜誌刊登的一篇評論文章援引了六十二項研究，「有力地證明」良好的社會關係（婚姻、朋友、家庭和社團關係）有助於手術後的恢復和慢性病以及傳染病的治療，而缺乏良好的社會關係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也有科學依據證明，關心他人有益於我們的健康。密歇根大學研究調查中心於一九八八年對密歇根州特卡姆瑟的二千七百人進行的一項為期十年的跟蹤調查表明，定期的志願工作能夠有效地延長壽命。在男子身上，效果尤為顯著。男子在家裡通常不太料理家務，然而研究表明，十年來不做任何志願工作的男子，其死亡率比每週做一次志願工作的男子高兩倍半。

　　其實，這一切我們都有親身體驗：善待他人時，我們會覺得很高興。這也證實了神經生物學家罕伯托‧馬特拉那的觀察：我們人類「需要愛，得不到愛，我們的健康就會受到損害」。這甚至能夠證明我們剛剛開始認識到的一個事實：要治癒我們自己，首先要治癒我們的社會。

　　我們從昏睡中醒來，逐漸認識到，幾千年來我們建立的社會結構和制度阻礙、歪曲和遺忘了人類對於愛的渴望。如今，我們從世界上的大屠殺中意識到這一點，這種心狠手辣的屠殺持續了近五千年。我們有史以來第一次從電影和電視螢幕上的野蠻和恐怖中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從揮之不去的統治關係經濟制度和行為中意識到這一點。在這種制度下，人們變得麻木不仁，互相傷害。這樣的行為，如耶穌預言的那樣，會使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兒還難。我們從那些殘忍的、麻木的家庭關係中意識到這一點，這種家庭關係遏制了我們與生俱來的愛的能力。我們也從大眾傳媒，甚至我們最推崇的某些愛情經典裡意識到這一點。

　　我們在電視螢幕上看到，像《娶了一家子》這樣的情景喜劇，以「令人發笑的」打情罵俏和麻木不仁來描寫婚姻愛情。在《那就是愛情》之類的娛樂劇中，主人翁則毫不示弱地污辱、糟賤他們的「摯愛親朋」。再看看我們的經典著作吧，《羅密歐與朱麗葉》，講述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和一個十五歲的男孩的「愛情」故事，他們幾乎素不相識，卻為「愛」而死；《奧賽羅》裡的主人翁為了「愛情」濫殺無辜──幸好沒有把這些當成健康愛情的榜樣。此外，還有無數專門寫給女性看的肉麻兮兮的言情小說，一大堆無望的愛情故事（從《齊瓦戈醫生》到《廊橋遺夢》）以及《鋼琴課》之類的電影，其中的女主角愛上的男人，要麼是冷酷粗野，有性慾狂傾向；要麼是感情脆弱，簡直像緊張症患者。

　　然而，儘管性愛被描寫成面目可憎的樣子，儘管那麼多不健康的暴力行為紛紛打著愛情的幌子──也許正因為這樣──今天，成千上萬的女性和男性不再買舊文化道統的賬了。不過，對於傳統文化所定義的浪漫愛情的批評，並沒有什麼新東西，也沒有人做改變兩性和家庭關係的嘗試。直到今天，我們已從當代意識和兩性革命的第一階段進入了第二階段，焦點才從統治關係轉移到夥伴關係的親暱關係行為模式上來。因為只有現在，人們才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尺度重新衡量並試圖改變社會制度和我們的日常個人行為。

　　新聞媒介所報導的仍然是解構──譬如，隨著科技和社會的迅速變化，離婚率迅速升高。顯然，個人和社會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但對許多人來說，舊制度形式的瓦解所帶來的不是危機，而是新的創造機會──一個展望和創造更健康、更令人滿意的個人和社會關係的機會。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稱之為性關係轉型──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眾多的男女被我們這個時代席捲社會的運動激勵著，自覺地拋棄舊的方式，重新學習愛的藝術。

　　有些人搞起了個人、家庭和小組療法──以自助的方式進行轉變，由從前的助人「適應」，到懷著更大的同情和仁愛，助人找到更健康的生活和愛之道路。另一些人搞起了形式多樣的自助小組，推翻了女性必須忍辱負重，男性不能「兒女情長」這樣的傳統觀念，並且幫助人們學會關愛每個人「內心的稚童」。還有些人依靠數不勝數的書籍，這些書幫助人們學會自尊，進行自我治療，以及改善人際關係。此外，還有數以千計的工作間，如今已形成一種新興工業，旨在幫助人們獲得正確的態度和技能──譬如，積極的傾聽，肯定的態度，當然，最重要的是同情──建立真正友愛的關係。

　　不僅如此，今日進步的教育者在現代教育史上首次提出進行愛的教育──有時稱之為情感啟蒙──幫助學生學習生存和交往的方式，使他們更適應夥伴關係社會，而不是統治關係社會。這種教育能使我在本書中提到的由痛苦向快樂的轉化成為文化轉型的關鍵因素，但是，現在它剛剛以極為緩慢的步伐邁入學校的課程之中。然而，丹尼爾‧哥爾曼在他的《溝通：社會和情感教育通訊》（耶魯兒童研究中心出版）中寫道：「被稱作『情感啟蒙』的以情感和社會能力為中心的」課程正逐步地在私立和公立學校中開設。

　　譬如，在波特蘭傑弗遜中學，奧里根、比爾‧比格羅和琳達‧克里斯坦森數年以來，通過他們稱之為「內心獨白」的教學方法，教育他們的學生在學習文學和歷史時採用移情方法，即他們鼓勵學生從「歷史、文學或生活中」的不同人物或角色的角度來思考。他們設計了「新學習中心」K‧S‧麥科恩（Karen Stone McCown）發明的自我科學課程，以「提高作為整個教育之一部分的兒童的社會和情感能力水平。」他們還設計了另一項計劃來「激勵傳統的學校教育通常所忽視的智力維度：對他人的敏感性、自我理解和直覺、想像和軀體智慧」，現在這項要求已經成為加利福尼亞州聖莫卡十字路口中學六年級至十年級和高級中學的必修課。

　　儘管遭到許多反對，性教育──旨在幫助兒童更好地瞭解他們自己的肉體和親暱關係，並識別和避免性騷擾行為──在學校中也越來越普遍。尊重多樣化教育，以同情和尊重對待與我們不同的人的教育，以及道德教育，樹立新的互相關心而不是互相壓制的道德觀教育，也正在步入我們的課堂。在新開設的課程中，還有兒童護理所需的情感和實用技巧。結果，男生和女生同樣喜愛這門課程。

　　譬如，在一九七九年，學做父母的教育開始在薩利‧斯蓋特古德的立法提案權中提出，因為她被「下述事實所困擾，即養育子女有可能是人類的大多數將要從事的最困難的工作任務，是對於社會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任務之一，然而它卻被我們的學校教育所忽視。」如今在費城九所貧窮的猶太人區公立學校中已開始講授這方面的課程，從幼兒園到中學，所有教育機構都幫助孩子們不僅學習夥伴關係的技藝和樂趣，而且學習與之有關的種種責任。這些班級，正如邁雷姆‧米德齊安（Myriam Miedzian）所寫的那樣，還有助於降低少女懷孕以及一代又一代在身體和情感上虐待兒童現象的反覆出現。

　　人們一貫認為，教養子女是為人父母者，尤其是母親天生就會的，但米德齊安卻發現這種看法不僅是錯誤的，而且非常危險。米德齊安指出：「大多數父母具有愛子女和哺育子女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可能正常發展，也可能發育不良或受到扭曲，這全看我們接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以及我們幼時父母是如何教養我們的。不幸的是，在傳統的兒童教育中，愛常常要以無條件地服從長輩為前提，而且是以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表達出來的。

　　這種教養兒童的方式，只會助長青少年時期和成年時期在性關係上的統治和暴力傾向，因此，向家長和兒童講授為人父母之道，是有效地進行性愛和情愛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也是我們現代的性革命進入第二階段的標誌。這也是建設一個更和平、更公正的社會所需要的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此看來，以各種形式重新學習愛的藝術，是從怎樣作對子女更有愛心的父母開始的。這並不是在基礎課程安排有剩餘時隨手加上的花邊。如果我們真的想建設一個更民主、更少暴力、更加文明的社會，這便是一門必修的基礎課。在經過許多世紀的統治關係社會化之後，任何人如果想要解放我們肉體的每一個細胞、神經和組織，徹底地體驗和表達人類渴望互相溝通的強烈願望，都需要學習這門課。因為根據對愛的心理學研究，我們與我們的養育者之間的關係，將嚴重地影響我們今後的親暱關係。它甚至會影響我們與自身的溝通。新的教育方式教會我們建立夥伴關係的親暱關係而不是建立統治關係，這種新的教育方式現在已經開始有了立足之地，它會幫助我們接受並愛我們的肉體──莉塔‧福雷曼在她的《肉體之愛》中說，這是我們對愛的新理解的另一個方面。

五　挑戰、創造性的機遇與真正的文化戰爭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開闢新的道路，權力所帶來的不再是破壞和征服──不論是真的戰爭還是性別的戰爭──而是帶來創造力和關愛。在人類探險的這一特別階段，運用我們這個物種獨有的進化能力，我們能成功嗎？

　　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是創造一種新文化，並把它帶入主流文化，使之成為一種制度──使它融入我們的家庭、政治、經濟、宗教和教育制度之中。這樣一來，我們的下一代就不必再從頭摸索──這個任務具有歷史意義。我們不僅要推翻幾千年的統治關係的神話故事和偶像，還要抵制像癌細胞一樣擠入夥伴關係神話故事和偶像之中的新的統治關係神話故事和偶像。因此，我們需要有堅強的意志。我們還要有堅強的意志抵制舊制度，這些舊制度仍然在鼓勵違背人道的行為。譬如，我們已經知道，真正仁愛的行為不僅能使我們感到幸福，還能幫助我們戰勝疾病，延長我們的壽命。然而，在現行的經濟制度中，這樣的行為換來的往往是最少的回報。我們甚至需要提一些聞所未聞的問題。譬如，當我們從心底裡感覺到我們的某些想法是一個病態的社會意識形態制度的產物時，我們就應該捫心自問，這到底是誰的想像力？簡言之，我們要有堅強的意志選擇異說，而不是隨聲附和──現代意識革命第一階段的急先鋒們也是勢單力薄，但他們不畏權勢，邁出了通向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的社會意識形態制度的重要的第一步。

　　我們在現代意識革命的第二階段所具備的也正是這種異說的力量──科學實驗表明，這種力量遠遠大於隨聲附和的力量。我們處在一個文化進化的關鍵轉折點上，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制度極度不平衡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文化轉型理論指出，變化有可能發生──甚至有可能在短期內發生。

　　對我們最為有利的是一個物種正在覺醒，正在為生存而奮鬥的意識，以及我們人類巨大的創造力：惟有這種能力能使一個物種實現其最高願望，尤其是我們人類愛的願望，以及創造新制度、新神話故事形式的願望。

　　我們已經看到，神話故事的變化與現實的變化是攜手並進的。人類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變化導致了故事和偶像的變化。而故事和偶像的變化反過來又影響人的行為方式和制度形式，新的行為方式和制度形式會產生意識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新的神話故事和偶像──這又會刺激我們人類獨有的創造力，激發我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變革。

　　忒修斯和其他亞爾古英雄是史前人類的佼佼者，他們將世界推入一個暴力和強人統治的階段──在這個世界裡，就像忒修斯的故事裡所講的那樣，男人最理想的性關係是與愛情無關的。同樣，我們這個時代奮力將世界推向一個新階段的佼佼者們也將被明天的人們所傳頌，成為明天的故事的原型。而這些真事和故事，又會激勵我們改變思維、生活和相愛的方式，這種改變又會產生更多、更新的神話故事和偶像。我們從古老的統治關係社會繼承下來的許多神話故事已經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我們也可以採取同樣的手法對待統治關係的神話故事，為自己掃清道路。

　　譬如說，我們有許多神話故事──從古老的特洛伊戰爭的傳說，到當代的《星球大戰》──都是在講述戰爭。而其中一個永恆的主題，就是以更高超的技術製造痛苦，從亞瑟王的著名寶劍到科幻小說中摧毀肉體的死亡射線和摧毀大腦的神經毒氣。假設我們也編造一些故事，在故事中，人們不是因受傷而無法作戰，而是在某種神經嗎啡的作用下感到非常幸福，所以根本不想打仗。我們的故事不像眾多科幻小說那樣，著力描繪未來的人瓜分星系的場面，而是想像在將來製造一種能產生同情和仁愛的「化學武器」，使人們能夠利用他們的精力和資金廣施博愛，包括他們的「敵人」，於是他們的錢袋和我們的星球都得到了保護。

　　我們也可以改造統治關係社會的經典著作，從《馴悍記》到《藍勃》，剔除其中的糟粕。譬如，我們可以重寫「灰姑娘」，這位灰姑娘不再逆來順受，而是把她同父異母的姐姐爭取過來一個，共同教育那位又自私、又麻木的繼母和那位遲鈍而不稱職的父親（在原來的故事裡，他根本沒有出現，好像這事壓根兒與他無關似的），教他們怎樣作體面的父母──既不嬌慣子女（像舊故事裡的繼母對她那兩個倒霉女兒那樣），也不剝削和虐待他們（像他們對灰姑娘那樣）。當然，新故事裡的三個女孩兒誰也不會去試穿那著名的水晶鞋，他們會讓王子的信使給王子捎個信，告訴他說，他如此看重女子的肉體，竟然覺得她們的某一個部位一定要符合某種既定的規格，這樣的男人永遠不會得到任何女子的青睞。

　　另一個可以加以改造，創造出既有趣又有新意的故事的領域，是性神話故事。過時的心理分析理論和當代色情小說都在對我們說，男人要通過污辱、折磨、謾罵、貶抑或以其他方式踐踏女人，才能得到性快感。弗洛伊德的觀點就是一個例證，他認為男人只對比他們弱的女人感興趣──然而，最新的研究發現，在夫妻雙方都有職業的家庭中，陽痿的發病率要少些，而在這樣的家庭中，女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地位更平等些。不僅如此，據說，這樣的夫妻有更頻繁、更和諧的性生活。

　　還有許多材料能夠揭露對統治和暴力的嗜好，以及其他對性的錯誤觀念。譬如，人們向來認為老年人不能積極地享受性生活，而研究發現，這完全是錯誤的。人們一向認為男人天生地就缺少仁愛，喜歡罵人──但是，現代的性革命第二階段的最大進步，就是女性具有了一向被認為屬於男性的性自由，而同時男性卻在性關係中要求更多的感情因素，而這一向被認為是女性特點。《陳列》雜誌一九九四年發表的一次調查表明，在對各種行業一千人進行的調查中，七十一％的男性說，如果沒有情愛作為基礎，性愛便成為一件很困難的事。

　　但是，在另一些領域，儘管採用某種彬彬有禮但又尖刻和直率的方式去揭露也可能會大有益處，但卻很少有人去揭露。譬如說，宗教界就是這樣一個禁區，人們不敢對宗教領袖開玩笑，也不敢以任何方式批評他們（想想那麼多可怕的、甚至是永遠的懲罰，這也就不足為怪了）。

　　當然，那些打著上帝的旗號，竭力維護統治關係傳統的人，可能會跳出來大喊大叫。然而我要提醒大家，僅僅在幾個世紀以前，針對專制王權的政治諷刺也同樣被視為異端邪說。在民主世界裡，即使是宗教領袖也應該允許批評。再說，小小的不敬總是強於利用宗教權力煽動和激發暴力。目前，就有人利用宗教權力在西方發動了一場所謂「文化戰爭」，他們以一個打著宗教的幌子實施最大的野蠻和殘暴的時代所產生的神話故事為遮掩，進行反民主的宣傳。

　　一些社會評論家說得好：原教旨主義產生的最主要原因──美國的基督教也好，世界其他地區的穆斯林或印度教也好──是有些人無法適應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所以他們產生了恐慌。通過痛苦或痛苦的威脅植入統治關係心理的僵化，使具有這種心理結構的人難以適應任何變化。從這個更廣泛的角度看，原教旨主義者為了重新控制一切，必然對女性施加更嚴厲的束縛──尤其會更嚴格地束縛婦女的性愛。因為這種束縛是維繫統治關係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如果我們站在這個角度來看今日世界上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暴力行為──從伊朗、阿爾及利亞和索馬里，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庫爾德斯坦，到所有那些婦女因為真真假假的「不道德」行為而慘遭迫害甚至被殺害的地方──我們立刻會聯想到中世紀末期和現代社會初期歐洲對女巫的追捕與審訊。我們會在兩個時代裡同時發現動盪時期的恐懼和憤怒，而發洩這種恐懼和憤怒的方式，在這兩個時代裡，同樣是對人類中歷來被視為軟弱的一半施暴，有時，小宗教、小種族以及其他任何敢於向統治關係神話故事質疑的人，也會成為發洩對象。在這兩個時代，社會的弊病都統統歸罪於女性的「縱慾」。

　　因此，今天發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三百年前反對西方啟蒙運動的重演。在某些地區，過去三百年中席捲西方的意識革命和性革命才剛剛開始，這些地區受到的阻力也就更大。在西方，暴力也在不斷增長，那些死抱著統治關係神話不放的人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革命的第二階段，他們意識到這種革命威脅到被他們視為神定的制度的根基。

　　由於這種原因，西方當代「文化戰爭」的領頭人和經濟上的支援者，無疑都是一些危險人物。他們企圖退回到「過去的好時光」，在那個時代，所有女人和大多數男人都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一個男人凌駕於女人之上，男人凌駕於男人之上，國家凌駕於國家之上，人凌駕於自然之上的制度下自己所處的位置──他們一旦得逞，我們就將進入一個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的時代，因為那些人將要控制一切，並認為這是「天命」。因此，我們要更積極、更率直地自衛，反對這種宗教法西斯主義，要警惕他們的靜悄悄的戰術，要調動法律、經濟和媒介等各種手段來阻止它。但是，我們並非要用同樣的謾罵和暴力來迎戰那些帶著一群教徒進行挑釁的人。我們的目標是那些追隨者，他們來自恐懼和痛苦之鄉，因此我們要以同情之心對待他們──要揭露原教旨主義極右領袖的文化陰謀和他們造成的巨大破壞，使人們不再相信他們，要讓那些追隨者們知道，他們完全可以以創造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方式對急速變化著的環境和社會條件做出反應。

　　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戰爭」其實並非宗教價值觀與「異教」價值觀的戰爭，而是企圖把我們徹底毀滅的不協調、不人道的制度，與正在破土而出的新的夥伴關係制度之間的戰爭──這些都依賴於千千萬萬人民的英勇奮鬥，他們已不再接受《創世紀》裡亞當和夏娃的神話，不再相信我們人類注定要永遠生活在恐懼和痛苦之中，永遠沒有愛。

六　重新定義勇氣，再創我們的生活

　　提到勇氣，我們不禁要談談意識中的另一個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同樣沒有在主流文化的故事和偶像中反映出來。主流文化倒更像一面反光鏡，它反映著我們的統治關係的過去，卻無法精確地反映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在舊模式裡，勇氣產生於憤怒、恐懼和仇恨。我們更意識到，還有另外一種形式的勇氣，那種勇氣來源於仁愛──不論是對我們所愛的人，還是對萍水相逢的陌路人：那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氣。講給孩子們聽的故事裡總愛說，勇敢就是殺死毒龍和怪獸。然而，我們現在意識到，以非暴力的手段與不公正的權勢抗爭，比殺死所有毒龍和怪獸，需要更大的勇氣。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受到過這樣的啟蒙，就曾經看到過以愛的勇氣而不是恨的勇氣抵抗淫威。我的第一課是在維也納上的，那時我還是個小姑娘。那是在「水晶之夜」，納粹第一次在德國和奧地利大批搜捕猶太人，他們砸碎了所有猶太教堂和猶太人家的玻璃窗。一個蓋世太保帶著五個人闖進我家，「沒收」了我們的財產，抓走了我的父親。這時我母親勇敢地站了出來，譴責他們的可恥行徑，痛斥他們的野蠻掠奪和他們對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的暴行。然後，奇蹟發生了。不知是由於她言行中的威嚴（經統治關係塑造的人格對威嚴總是卑躬屈膝），還是由於他們的貪婪（因為那個小頭目說，如果我母親拿些錢到蓋世太保總部去，他就替我們說情，放了我父親），她救出了我父親，也救了我和她自己。如果我父親那晚和許許多多猶太人一樣被送進集中營，我們也會和許許多多猶太母親和孩子一樣，在無望中等著他獲釋──直到我們自己也被抓起來殺掉。

　　我母親的舉動需要極大的勇氣。她的生命受到威脅，而她除了愛一無所有，這需要勇氣；一般的道德標準認為，「好女人」應該無條件地服從，「好女人」只能低聲細語，不能發號施令，而我母親把這一切都置之腦後，這也需要勇氣。

　　我想，這種以愛而不是以恨來反抗淫威的勇氣，是一種精神力量。有了這樣的勇氣，我們就有了懷疑貌似神聖、外強中乾的道德標準的力量──兩千多年前，一位名叫耶穌的年輕猶太人，正是憑著這種勇氣，反抗他那個時代的宗教和世俗權威。今天，各行各業成千上萬的女人和男人，也正是憑著這種勇氣，以他們的生命和行動，與數千年頑固的統治關係傳統進行著抗爭。

　　這些人中有教師，他們不願再向學生講授「隱藏著」服從和從眾觀念的課程，他們要幫助學生們識別和抵制各種各樣的壓迫，幫助他們學習更有建設性、更和平的生活所需的知識，幫助他們參加社會活動，以此建造一個更公平的社會──逐漸走人學校的非暴力解決衝突和冥想小組就是這類新型課程。教育領域內的另一項革新，是使教育更平等地對待不同性別和不同文化，這不僅僅是婦女研究和美國黑人研究，而且還包括從根本上改變學校的課程，以及通過媒體的非正式教育。

　　如今，統治關係傳統也受到其他行業的挑戰──譬如，心理學家亞瑟和艾蓮‧阿侖夫婦，他們的著作把我們帶入愛的新天地；社會學家羅伯‧高吉爾，他正在編寫一套夥伴關係教育叢書；哲學家閔家胤，他是北京中國夥伴關係研究小組的組織人；還有經濟學家迪華基‧傑恩，尼爾馬拉‧巴納吉，以及其他數不勝數的人，他們在為消除南北之間，白人與黑人之間，以及各民族男女之間的分配不均而不懈地工作著。

　　今天，在有勇氣挑戰統治關係傳統的人中，有許多是藝術家。朱迪‧芝加哥就是一個突出的榜樣。她是當代最傑出的藝術家之一，她的代表作《晚宴》和《降生》，謳歌了女性的性愛和她們給予生命的能力。走在通往夥伴關係的道路上的先鋒，還有不計其數的社團組織者和社會與環境活動家，他們也認識到了新的偶像和故事對個人和社會變化的重要性。此外，還有故事家、傳記作家、自傳作家、音樂家和作家，有青年人，也有老年人。有的人在創造新的神話故事，更有人在幫助人們創造他們自己的新神話故事，還有的人以幽默為武器，打破統治關係的神話體系，鼓舞我們畫出我們自己的生活圖卷。

　　在以精神力量挑戰統治關係道德標準的人中不乏知名人士。但是，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默默無聞，不像那些動輒驚動新聞媒介的政治家、將軍、搖滾明星、社交明星、體育明星和其他顯赫人物，這些人非同尋常的個人和社會創造力並不引人注目。所以，我們還面臨著另一個艱鉅任務，那就是要讓人們更加廣泛地關注他們。

　　這些不同種族、不同國籍、不同信仰的女子和男子，正在努力地創造新的神話故事，新的制度和新的信仰，他們也在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正是他們為我們時代的個人、文化、社會和經濟轉變提供了迫切需要的角色模式。他們的奮鬥，他們的痛苦，他們所經歷的磨難和取得的勝利，將成為新故事的素材。在那些新故事裡，新的亞當和夏娃們，將會在我們的地球上孕育出一個新的夥伴關係文化。

七　性愛、情愛和快樂的未來

　　本書已接近尾聲，而我卻自始至終為沒有足夠的篇幅來容納這眾多個人和團體而苦惱。他們為我們的未來創造著新的夥伴關係文化。能夠通過我的工作看到這麼多的進步和希望，我不禁感到無尚榮幸。我也不禁回想起，在我的生命中曾有過那麼一段時間，我對發生著的轉變一無所知，也不知道這三十年來我自己生活中的深刻變化。然而，當我親身經歷了這種變化，而且目睹了這麼多人正在努力地改變著他們自己和我們的世界，我覺得對未來充滿信心，我們能夠為我們和我們的後輩開闢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道路，儘管這絕非易事。

　　如果在成功之時回顧我們現在的科學和宗教神話故事，我們會感到十分吃驚。我們會驚問，科學家告訴我們說，人類大腦的潛能只有一小部分被開發出來，我們的許多社會生物學故事卻大講特講那些遠不如我們的生命形式──讓我們覺得我們人類比我們想像的還要無能，因為我們是進化過程中的遲到者，這是為什麼？最著名的講述人類起源的故事，即《創世紀》裡亞當和夏娃的故事，對性愛、愛情和快樂沒有一句讚美之辭，人類對於更高意識的追求成了詛咒而不是幸福，對我們人類擁抱或觸摸到我們所愛的人時油然而生的那種戰慄和玄妙感受，它居然隻字不提，我們會覺得這簡直不可思議。

　　我告訴戴維，我要在這最後一章談談這個故事。他寫了一首詩給我──十八年前我們第一次相逢，到現在為止，他給我寫了很多詩。詩的題目是《新的亞當和新的夏娃》，這首詩以寥寥數行告訴我們，現在活生生地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將來有一天也許會變成夢境，抑或變為惡夢。

　　真可怕，她說，我做了個夢。

　　你現在很安全，他擁抱著她細語呢噥。

　　不，這太可怕了，她說，我無法再入夢鄉。

　　我看見那美麗的園子裡有鳥兒飛翔，

　　樹上果實纍纍，小溪清清流淌，泛著小水泡和

　　綠色的魚兒在遊蕩，

　　我看見你在那花園中，那是多麼美好的時光，

　　突然，那可怕的老人過來對我講，

　　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接著蛇也把口張

　　──他啞然失笑。蛇也把口張！

　　不要笑，請不要笑！她渾身發抖好緊張。

　　這夢境比現實還真實，就像真的一樣。

　　那蛇給了我一副大腦和思想，

　　老人這時衝進來，兩眼放寒光；

　　他不斷咒罵，樣子很驚慌；

　　如狂風怒吼，將我們逐出天堂。

　　而你將一切歸罪於我，她淚水漣漣好不哀傷。

　　我們掙扎在悲慘世界裡，五千年光陰多漫長。

　　太陽爬上窗稜，陽光灑在

　　她的長髮上：他輕撫在她頸背上

　　那金色的陽光，微微歎息，

　　她轉身與他久久擁抱，然後起身。

　　快來看啊，她歡呼著推開前窗！

　　清晨的絢爛朝霞從窗外傾入，

　　那朝陽映紅了天空，還有雄雞在遠處高唱，

　　那河邊飄來的淺笑低語多麼清脆，

　　那田野送來沁人肺腑的清涼芬芳。

　　多好的白天，他露出微笑。

　　還有晚上，她補充道。年復一年，他們

　　就這麼想著，就這麼想著度過了漫長的時光。

　　希望戴維的詩能成為一種預言，希望我們真的有一天能夠忘記那些使我們曲解情愛、性愛以及我們的肉體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故事和真事。在久已被我們忘卻的故事中，性愛是神聖的，女性的肉體受到崇拜。在將來的故事中，這也並非不可能。這種變化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而且即使在此之後，我們也不會完全忘記，我們要記住這一切，才能防止它們重演。

　　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當我們勝利完成從統治關係向夥伴關係轉化時，我們的神話故事和現實都會與現在大不相同了。我們能夠在這個世界上更充分地利用我們的感覺和能力──包括那些我們未曾意識到的感覺和能力──去創造新的制度形式和神話故事，淋漓盡致地表達我們在愛中合為一體時的奇蹟、神秘和歡樂，表達千百年來神秘的神聖真理。

　　世界上仍然會有神化磨難的故事，因為痛苦和死亡也是自然和生命的循環。但是，更多的故事將表達我們的敬佩、驚歎和狂喜，包括我們從性愛中得到的歡樂、敬佩、驚歎和狂歡。

　　我們的故事將描述歡天喜地的人類，而不是罪孽深重的人類。我們的偶像將賦予性愛以靈性，而不是一味追求暴力和統治。我們會有救贖的故事，但是，通過仁愛與快樂，而不是通過暴力與痛苦。

　　世界上仍然會有關於神聖的造物主的故事，甚至比以前還要多──聖母與她神界的情人結合，繁衍了所有的生命。我們的故事會昭示隱含在吉爾加美什史詩裡的觀點，我們的性愛是使我們之所以為人的重要因素。我們甚至會有講述女人和男人天各一方的時代的故事，就像雅各布‧波伊姆寫的《聖經》裡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不過，在我們的故事裡，傷口已經癒合。

　　在我們的故事裡，不會出現要求奴性、受難和自卑的神靈。掌管宇宙的力量將以人的形象出現，它既是慈母，也是嚴父。它將歡樂賜予我們，而不會嫉妒我們的快樂──它是慈愛的長輩，從我們的快樂中得到欣慰。這神聖的父母不會獨佔知識，而是鼓勵我們去追求。他們會為我們生命中的喜悅歡呼，而不是去翦除它。他們會教導我們珍視每一天的生活──並且幫助我們身邊的人這樣做。

　　由於精神和物質不再分離，在我們的經濟神話中，我們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我們對於意義、公正以及從互相關心中得到巨大樂趣的需求──都將得到考慮。兒童比現在要少一些，真正被視為珍寶，所以關於家庭的神話故事裡，除了講生身父母之外，還要講許多充滿愛心照料他們的人。這些故事在孩子們的嬰兒時期就會講給他們聽。

　　這個世界裡會有各種各樣的儀式，使我們的日常生活富有意義。在這些儀式裡，有鮮花、燭光、音樂和美酒。這些儀式讚美我們的精神和肉體的結合，因為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某些儀式是慶祝男女之間的結合，這將是神奇和狂歡的盛典。然而，我們祖先的性儀式一定是從人們的性經驗中發展而來的，這種性經驗是另一種形式的意識，是與我們所謂的神聖相連的一種方式。我們的這些儀式也應該來自於這種親身的經歷──而不僅僅是機械地套用瑜珈密宗儀式，或者我們今天從書本上讀來的方法──一個人的肉體只會成為另一個人愛情的寓所。

　　在這些儀式裡，最神聖的接觸應該是那些給人以快樂的接觸。所以，某些儀式應該專為我們接觸我們的孩子、我們的朋友和我們自己的肉體而設。這些儀式不應該用可怕的懲罰來嚇唬我們，而應當讓我們自由地流露出我們的同情和仁愛的自然能力，使我們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看到神聖。

　　我們面前的道路漫漫無盡，但是我們終將進入一個世界，在那裡，情愛可以化為性愛，性愛也可以化為情愛；在那裡，性可以昇華為神聖，而我們的肉體便成為聖殿；在那裡，我們從每一天的生活中，而不是從片刻的精神幻覺中得知，通過愛，我們能把自己擴大到六合八方，當我們擁抱時，我們便融為一體，進入一個神秘的境界，共同體驗戀人們常說的那種至柔的激情和至美的寧靜。

　　通往這個世界的道路是全世界眾多女子和男子的選擇：那是一條情愛、性愛和社會的愈傷之路。也許我們這一代有許多人永遠看不到那個世界，然而，這種希望支撐著我們在生活中創造我們人類未完成的故事，向著未知的王國進發。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