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琴


擂琴的历史

擂琴是20世纪20年代由王殿玉根据坠胡改革而成。

擂琴：又名“擂胡”,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拉弦乐器。是我国著名民间艺人王殿玉（1899～1964）在坠胡的基础上改革而成，它较坠胡音量大、音域宽、音色美，最早称之为“大弦子”，“大 擂”。1953年正式定名为“擂琴”。

擂琴音域宽广、音量较大，音色柔和圆润，富有丰富的表现力。既可独奏、重奏或合奏，又可模拟人声，戏曲唱腔、鸟兽啼叫和多种乐器的音响效果。

擂琴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已经积累了一批曲目，所奏戏曲流派唱腔，如京剧“梅派”、“程派”、“谭派”、“马派”、“余派”和评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的著名演员唱段，均惟妙惟肖，颇受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俗称“大 擂拉戏”、“单弦拉戏”、“巧变丝弦”。此外，擂琴还能模拟笙管合奏、军乐鼓号以及民间小调等。


擂琴的结构

擂琴是在坠琴的基础上，加长琴杆，加大琴筒，改蒙蟒皮而成。

擂琴琴杆窄而长，表面为指板。琴头呈铲形，左右各置一弦轴，轴表面刻有瓣纹，轴顶嵌骨饰。

琴筒大而短，采用薄铜板制成，圆形，前口蟒皮，后敞口。置琴码，张两弦。琴弓较二胡弓长，所拴马尾束较宽。

擂琴有大、小两种规格。大擂琴长 110厘米，张钢丝弦；小擂琴全长90厘米，张丝弦。

琴杆、琴头和弦轴用硬木制作。琴杆窄而长，表面作为指板。琴头呈铲形、左右各置一弦轴。弦轴表面刻有花纹，轴顶嵌有骨饰。

琴筒较短，采用薄铜板制成，前口蒙以蟒皮，后口开放。蟒皮上支有琴马。张弦两条。


擂琴的定弦与音域

大擂定弦不统一，里、外弦一般定为e 、a 或d 、a ，音域约三个半八度。
小擂的定弦和音域与大擂相同，发音比大擂高八度。


擂琴常按四度或五度关系定弦。

大擂定弦不统一，多根据演奏者的习惯来定，里、外弦一般定为e 、a 或d 、a ，音域约三个半八度。

小擂的定弦和音域与大擂相同，发音比大擂高八度。

演奏擂琴采用坐势，将琴筒置于左腿上，左手持琴按弦，右手执弓拉奏，指法与二胡相同，但多用食指和无名指按弦，并多用大音程滑奏。
　　
大擂琴用于独奏时通常只用外弦，合奏时演奏低音声部，用以加强乐队的音响厚度。

演奏小擂琴时时，右手执弓，左手握住外弦的弦轴，以改变音高。小擂常用于独奏，一般不参加乐队合奏。

擂琴无明显的音区差别，音量较大，音色柔和圆润。


智斗－－节选于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剧情]
抗日战争时期，沙家浜是常熟县的一个联络站。联络员阿庆嫂，以开茶馆为掩护。新四军一度撤离常
熟时，留下十八个伤病员，由阿庆嫂严密保护。伪“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葵和参谋长刁德一，率军进驻沙家浜，
为日本侵略军搜捕伤病员。阿庆嫂利用曾救过胡传葵的命为由，巧与胡、刁周旋，最后利用胡传葵结婚之日，与新
四军主力配合，将胡传葵、刁德一及日本驻军黑田等丑类，一网打尽,沙家浜又竖起了红旗。

沙家浜，你带者一片深情，走向舞台，向中国亮相
然后，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
《芦荡火种》的前踪后影

《芦荡火种》是有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于１９５８年创作的一个抗日传奇剧。剧本主取材于崔左夫的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刘飞的回忆文章《阳澄湖畔》。这个戏主要讲的是在１９３９年秋，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团为主的将抗日义勇军离开苏常地区后，留下数十名伤病员面对日伪匪顽相互勾结、经营下乡“扫荡“、骚扰民众的险恶环境，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不畏艰苦，重建武装，坚持抗日的斗争事迹。剧本由文牧执笔，最初决定名为《碧水红旗》，1960年易名为《芦苇火种》

为了演好《芦》剧，沪剧团排出了很强的演出阵容。剧组曾经到横泾公社等地采访新四军老战士及地下工作者，听他们讲当年在芦苇荡中坚持斗争的故事；听取农民群众对剧本的意见，参观斗争遗迹和革命文物等。在刘飞将军的关心下，剧组还到浙江某部与战士们一起生活，一起练兵，体验解放军的思想感情和气质。于是娥说：“只有坚持不断地深入生活，十分注意寻找自己和生活中英雄人物的思想差距，才能找到找准自己与所创作的或所扮演的新人物的差距，才能正确地、有深度地塑造新人物。”这话实际上道出了剧组全体人员的执著追求。自1960年首次演出至1963年末，《芦》剧经过了三次大的修改，从而日丁成熟丰满从而日臻成熟丰满，成为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在建团十多年来演出的全部剧目中，连续上演时间最长、上座情况最好的一个剧目。戏剧艺术的成功与否，离不开广大观众的鉴赏，沪剧《芦荡火种》上演后，在戏剧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强烈反响。光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9个剧团对《芦》剧进行移植演出，在全国演出《芦》剧的竟有31个剧团之多。

1964年1月22日，文化部安排上海市人民沪剧团进京演出《芦》，刘少奇、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

《沙家浜》的改编经过

1963年春，沪剧《芦荡火种》的改编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团。北京京剧团迅速成立了创作组。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4人组成。改编后的《芦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赵燕侠饰阿庆嫂，谭元寿饰郭建光，周和桐饰胡传魁，刁德一由一位丑角演员扮演，但首场彩排的效果不很理想。北京市市长彭真鼓励大家说：“我看这个戏能改好，你们不要泄气。”

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对《芦荡火种》从沪剧到京剧的剧本改编，再次进行了认真的定位。他把功夫放在了剧本的文学性上。在编导们重新认真加工剧本的同时，剧团领导又在演员阵容上作了加强和调整。

1964年3月底，彭真等领导人重新审看了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大加赞赏，当即批准他们对外公演。1964年4月27日晚，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一道观看了该剧。

毛主席一锤定音

毛主席也很关心这个戏。他看了京剧《芦》后作了指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英雄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
二是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为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毛主席认为这样处理结尾成了闹剧。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
三是剧名定为《沙家浜》。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式已经不是火种是火焰了嘛！”

一支歌曲和四位作者

　现代京剧《沙家浜》形成的最早源头，是一首名为《你是游击兵团》的抗日歌曲，它由鉴青作词，黄苇谱曲，1943年首次演出后广为流传，至今仍为沙家浜团的团歌。黄苇说《你是游击兵团》实际上是沙家浜团的历史。由于这首歌的作用，引起不少人对那段战斗生活的回忆。

沙家浜故事的第一个作者是崔左夫

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的“芦荡火种”条目写道：剧本取材于崔左夫的《血染者的姓名》1948年崔左夫曾当过战地记者参加采访淮海战役。1957年他在事隔9年后写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沙家浜故事的第二个作者是刘飞

中华民族的八年浴血奋战，曾经发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而在常熟水乡阳澄湖地区36个新四军伤病员同日寇的顽强斗争则是其中之一。刘飞于1957年写了长篇回忆录《火种》。着重描写了当时坚持敌后斗争的36个新四军伤病员的英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1961年刘飞将《火种》中的有关章节取名为《阳澄湖畔》发表。

沙家浜故事的第三个作者是文牧

1959年，上海人民沪剧团编导文牧和党支部书记兼团长陈荣兰准备写一篇反映江南新四军艰苦奋斗的现代沪剧，他们看到了刘飞的回忆录后，认为可以此为基础创作一部抗日传奇剧。于是他们采访了刘飞将军。在刘飞将军的安排下，他们深入部队采访收集素材，并参观了军史展览馆，见到了36个伤病员在战斗中用生命夺得的九六式重机枪……就这样，由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的革命现代化戏《碧水红旗》诞生了。为了使故事更加紧凑，有利于舞台演出，在戏里，新四军伤病员改为18个。或许是受了刘飞《火种》的启发，后来剧本就改为了《芦荡火种》剧组人员先后到沙家浜团和常熟横泾一带农村深入体验生活，在演出中不断修改。作者文牧又善于广征博采，使《芦》剧的思想水平和演出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演出成功后，《芦》剧组被誉为“部队文工团”。修改后的《芦》剧于1964年3月5日在上海重新上演，连续演了370场，观众达56万人次。一个剧目由一个剧团连续演7个月，经久不衰，这在解放15年来的上海戏曲舞台上还属首次。

原福州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烽于1997年在接受《福州日报》记者姚佑波的采访时说：“当初我是伤病员之一，为了保存这批火种，阳澄湖畔的许多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把我们保护下来……”他说戏里说18个伤病员，实际是36个，绝大多数是闽东籍的老乡；戏里的“春来茶馆”，实际是“东来茶馆”，老板是胡广兴，他和侄子胡小龙用开茶馆作掩护做地下交通工作；戏里说的“阿庆嫂”实际上是茶馆老板胡广兴的老婆“阿兴嫂”。文牧在《芦》剧创作札记中谈到：陈荣兰认为戏里男角色太多，建议把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可以让丁是娥来演这个角色。我同意了。谁知把老板该成老板娘，牵一发而动全身，真不简单……老板娘的名字本来取名“阿兴嫂”，后来觉得“嫂“这个音是朝下缩的，当中一个字就必须着重、有力。“兴”字显得平，改成“庆”字便显得重甸、有力，叫起来也响。可见阿庆嫂完全是个虚构的形象。可有人硬要把剧中的几个重要角色与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一一对号入座，有的说郭建光就是新四军第五路军参谋长夏光，也有的说是当时的新四军六团政治处主任刘飞或是该团党总支书记黄烽。其实，郭建光是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整个英雄群体的代表。正如黄烽将军强调的，戏里的人物都是塑造的，对号入座没多大意思。第五路军参谋长夏光在伤病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带领伤病员紧紧依靠阳澄湖人民跟日伪军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作者创作时用了他的“光”字，但与郭建光这位政治干部的形象又不一样，是整个英雄群体的代表。刘飞将军也说：“郭建光是36个伤病员光辉形象的集中表现……我个人不是郭建光。”因此，不能说某人就是“郭建光”，某人就是“阿庆嫂”。

沙家浜故事的第四为作者汪曾祺

1964年，《芦荡火种》在北京参加演出，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观看了演出。负责把沪剧《芦荡火种》移植为京剧《沙家浜》的江苏高邮作家汪曾祺曾在《八小时外》杂志上撰文披露，毛主席对京剧演现代戏一直是关心的，并提出过一些很中肯的建议。比如，京剧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毛主席看了《芦荡火种》后，提出几点意见：兵的英雄形象不饱满；后面要正面打进去，现在后面是闹剧，戏是两截；改起来不困难，不改，就这样也可以，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汪曾祺是遵循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才对剧本进行改编的。

从原先的一首歌，到后来的一台戏，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又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沙家浜》是有生命力的，因为戏的情节和出现的人物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塑造并提高的。